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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文化产业；经济增长；理论
[DOI]1013939/jcnkizgsc201717091
文化创意产业（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是一种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产生的以创造力为核心的新兴产业，强调一种主体文化或文化因素依靠个人（团队）通过技术、创意和产业化的方式开发、营销知识产权的行业。文化创意产业本质上并不是全新内容，它的内容是非常成熟的各个产业分支，比如广告、漫画、设计、演出、建筑设计等，其中广告业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深刻影响着世界各国的经济面貌，同时也对文化施加重要的影响，造成了国际文化秩序的变动和文化格局的重组。文化软实力建设不仅是重要的经济问题，也涉及意识形态，国家安全的层面，所以各个国家都十分重视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和国家品牌的宣传，中国也不例外。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但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远远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也落后于中国GDP增长速度。据中国传媒大学博士后符绍强的统计，文化产业总值占GDP总量的比重，美国是25%左右，日本是20%左右，欧洲平均在10%～15%，我国仅仅在3%左右。文化产业的进出口比例，逆差幅度惊人。
1创新设计是文化创意产业的核心技术
我国目前已经兴起了创意产业，其中就包含了创新设计等具体的内容，这是文化产业的核心内涵，我们以创意经济为支点来推动社会经济的进步，确切地说，是以设计创意经济为支点，以设计这个行业直接影响文化创意产业，改变传统产业和高风险投资行业的经济形式。在发达国家，创新设计带来的经济效益比例是很大的，如去年英国创意设计的文化产业产值达到116亿欧元，约占13%，今年这一数字还将持续增长，相关统计数据显示：工业设计生产价值将会超过15%，这些数据充分表明创意设计在文化产业中的重要作用。根据不久前国家统计局的调查，网络服务、电脑报刊、广播电视和电影的设计服务已经成为文化创意产业的主要方向，虽然在规模、资金、从业人员上还不能与发达国家相比，但就创意文化产业来说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不同的设计行业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和生命力，越来越多的企业已逐渐认识到要在激烈的竞争中取胜，必须有自己的设计，保证其在整个文化行业的前景。许多文化设计企业都想成为下一个三星企业，韩国三星公司在20年前才开始生产电子产品，经过多年的努力，在产品设计和文化创意上都有自己的独到之处，三星公司赢得了更多的市场，跻身为最有价值的品牌行列。
我国创意产业的兴起是不容置疑的，在政府、媒体和社会推动下，创意产业的大船也开启了它的旅程，今后如何走还需要具体细化，这是现代文化产业为经济建设项目的重要作用，成功的创意设计将会促进经济发展和文化创意产业的形成。
2文化产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文化产业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密切的关系，对于这个关系的研究是发展文化产业和经济的主要手段，目前来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联系。
第一，文化产业与生产力理论。在这里所说的生产力理论是一种文化生产力，文化产业通过这个生产力来实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文化生产力具有自我更新的能力，这个概念是基于国家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提出的，国家的生产力也是国家进行经济发展与建设的主要动力，我们也是强调生产力对于经济增长的意义，生产力并不意味着生产力的单一方面的生产资料，文化产业最终还是要满足人民的物质消费和精神文化，过分地追求利润将无法实现艺术价值的超越，艺术设计方向的产品也是文化产业的内容之一，刻板的规范化和程序化要求使艺术品也失去了原有的价值。因此曾经出现过反对经济文化产业化的呼声，事实上文化产业是可以形成工业生产力的。1964年，英国伯明翰大学基于文化创意和法兰克福学派进行整合，从微观政治制度和权力分析角度来倡议文化产业与生产消费文化的重要关系，并主张从辩证的观点保护文化产业，促进大众文化的兴起，文化产业就是工业生产力。文化产业在我国还处于起步阶段，文化生产力具有创造社会财富的能力，学术界对文化产业的理论一直在探索中，对文化生产力的理解还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
第二，文化资本促进人的发展。经济学教授大卫・罗斯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举行的文化资本论坛中明确指出：在经济学中，文化资本是基于特定文化价值的积累形式展示财富，强调文化资本在经济生产和经济增长可以发挥重要作用。文化资本理论主要阐述的是文化资本和个人发展之间的关系，如教育和家庭背景对人的影响，同时在文化产品贸易方面也会产生很大的影响，进而决定产品的价值。文化产品和文化产业在经济文化的基础上与地区企业关联，影响国家经济和文化投资以及资本积累等一系列的价值体系。
第三，文化产业促进经济体系的发展。文化产业的品质对经济增长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是现代经济体系的重要增长点，脱离文化资本的经济制度结构可能更容易崩溃，相反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将会加快工业建设的步伐，更新的产业信息，促进传统产业的经济增长。文化渗透将会提高工业产品附加价值，有些行业的经济与文化传统相关联，新形象文化成为经济发展的重点，文化产业和经济增长密切相关，快速发展的文化产业提高工业产品的竞争力。中国的文化产业与工业产品还在发展过程中，产业链的聚合也正在逐步完善，另外，产业文化的核心价值对于传统的制造业还有更加广阔的合作空间，最大化地发挥文化的载体作用，提高社会经济价值，增加产品的竞争力。
第四，文化产业促进经济的增长。越来越多的地区已经体会到了经济增长对文化产业的依赖，这一观点已经逐渐成为经济发展的规范了，研究表明，文化产业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快速发展的文化产业可以更新资源区并增加吸引力，提升城市的艺术水平和历史文化资源，我国的文化产业与经济发展关系将会更加紧密。
3结论
文化创意产业要以人为本，要创建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产业和中国特色的文创产品，在结合国情吸收西方文化精髓的同时，应充分挖掘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进行继承和发展。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化产业实践也会越来越重要，我们要注意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经济体系与民族文化产业的关系，文化产业与经济增长对于国家实现经济发展与平衡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相关文化产业理论在国内外的经济增长过程中已经得到验证，我们应该支持国家的文化产业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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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Harry Hilman-Chartrand，Claire MccaugheyThe Arms Length Principle and the Arts：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Past，Present and Future[Z].Whos to Pay for the Arts，2011
[6]廖春苗，刘兴高校文化创意产业人才培养初探――学科交叉的文化创意产业人才培养[J].文存阅刊，2017（1）.
【关键词】经济与文化；爱国主义教育；职业素质；现代化手段
在经济学家看来，文化是与制度并列的一种要素，是指一个社会中多数人所共有的价值、观念、偏好和态度。百余年的中国现代文化建设传承中国文明的传统，与西方文明的交汇是我们实现并弘扬自身价值的根本，更是塑造现代中国之精神品格的必由之路。
一、博物馆、纪念馆的自身价值
《人的活动》是文明人必读的经济学《圣经》――罗斯巴德。
博物馆、纪念馆既是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又是精神文明窗口单位，发挥着历史教育和现代文明的双重效应。对外介绍宣传博物馆、纪念馆的讲解工作已逐渐成为一门艺术。它是知识融汇与语言表演艺术的一种内在综合的表象反映，所以博物馆、纪念馆不单单是规章制度的建立，还有职业素质的具备：
一是讲解员应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二是讲解员应具有良好的公众形象；三是讲解员应具有良好的嗓音条件和表达能力，有较强的组织观众的能力；四是讲解员应具有良好的文化素质和知识修养，不仅自身要掌握丰富的专业知识，同时要博览群书；五是讲解员还应具有良好的性格特征、心理素质和反应能力。
声音商标是非传统商标的一种，与其他可以作为商标的要素（文字、图形、数字、颜色、气味）一样要求具备能够将一个企业的产品或服务与其他企业的产品或服务区别开来的基本功能所必须具有显著特征，便于消费者的识别。声音商标是已经为大众所熟识的，有特定的指向性的声音。首先我们知道博物馆、纪念馆陈列展览的最本源组成要素：版面史料、文物等，然后讲解员根据讲解大纲及展览的顺序，将陈列文物蕴含的内容，运用独具风格的讲解语言，传递给观众陈列所不能或无法表述的文化内涵。其次，博物馆、纪念馆设有公开监督电话，观众意见薄、留言薄，使博物馆、纪念馆的社会服务不断规范和完善。
二、博物馆、纪念馆依托资源优势的社会价值
一般来说，一个展览的陈列内容、陈列展品是博物馆、纪念馆实现其社会功能的主要载体，但这并不等于展览的布置好了，把门一开等着观众参观就可以了。博物馆、纪念馆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积极主动、不失时机的宣传，不断拓宽教育的新层面，与学校共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利用节假日和重大事件纪念日，举行各种庆祝、纪念活动，充分实现博物馆、纪念馆的社会效益。
温古知今，止于至善，是人类得以理解生命价值的人文情怀，亦是文明得以传承和发展的精神契机，欲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先培育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每一个展览都有它重要的现实意义。如何让观众了解、理解，以认识到展览的内涵，让文物“说话”，这就需要讲解员在展品与观众之间架起一座桥梁，通过与观众零距离的交流缩短博物馆和观众的距离感，让观众在参观的同时能充分认识、体会到博物馆、纪念馆一流的服务。一场成功的接待，不仅仅需要讲解员要学会收集观众对展览的反映以及他们的兴趣和希望，再经过整理、归类后反馈，以便研究、总结、运用更好地提高服务，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文化活动。这也正迎合了当今社会“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
三、不断创新，利用现代化手段实现教育活动的多元化
全球经济和技术环境的变化如此迅猛，以致使今日的许多从事管理工作的实践者和理论学者都断言，学习能力是能继续保持竞争有利地位的唯一真正的源泉。每一个博物馆都是一个城市、一个地区、一个民族的历史缩影，能否让观众享受到这一精神大餐，能否让观众满意，能否让观众记住博物馆，博物馆除了保证好硬件设施的服务外，还要利用多种宣传载体，多角度、全方位地推介和宣传自己，不断扩大知名度和影响力，增强在广大干部群众中的知晓率。
1.搞好信息资源数字化。博物馆的信息资源存在于藏品本身，利用数字技术将馆藏信息转换为数字信息，并以数字形式存储和交流。
2.建立网络平台，在加强自身建设的同时，又要实施维护。及时与大众沟通并反馈博物馆意见，使其成为博物馆、纪念馆对外宣传活动中的重要窗口。
3.当然，还要加强媒体宣传报道，积极利用报纸、广播、电视等大众传媒集中宣传介绍丰富的革命历史资源，报道教育基地活动的开展情况和效果，逐渐形成规模。
四、加强管理，实现其深远意义
毫无疑问，在一个基本社会里，所有能想到的组织形式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问题在于哪种形式最适用于已确定的任务和社会为达成这一任务所设定的活动范围。在我国颁布的法律法规的基础上，加强博物馆管理以及讲解员队伍壮大。要求讲解员在讲解过程中也要有个性特色。当然，要想通过讲解提高公民的思想道德素质，达到更高的思想境界，毋庸置疑，学习和了解自己国家历史和传统是必须的，根植于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只有不断地从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才能走的更远。综上所述，在经济与文化视野中审视文明，如何让观众热爱博物馆、纪念馆，热爱历史，实现其更加深远的影响是我们今后不断努力的目标。
参考文献：
[1]吴向鹏.文化企业家精神与经济增长.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
【英文摘要】Ethnic minoritys customary law on environment， growing in the marginal areas of the national statute law， is the main form of our countrys customary law culture， meanwhile， is the key vector and realistic expression of our countrys traditional legal culture. Its the eliminating the conflicted and excluded relationship between national statute law and ethnic minoritys customary law on environment， and re-birthing the ethnic minoritys customary law on environment in modern legal system， that is the common goal of returning to the legal cultural tradition of harmonious natural order， rebuilding the spirit of legal faith， returning to the concern of laws valuable reason.
【关键词】民族环境习惯法 传统法文化 法律信仰 价值理性
【英文关键词】 Ethnic Minoritys Customary Law on Environment; Traditional legal culture; Legal faith; Valuable reason
【正文】
在广大民族区域的不同历史分期，民族环境习惯法总是异彩纷呈，生长繁茂，彰显着民族环境习惯法所独有的人文魅力和丰富的法文化内涵。在我国法制现代化进程已被推向深入的今天，国家制定法层面的环境法得到了蓬勃的发展，并获得了强势“话语权”，而与此同时，民族环境习惯法的生存状况却不尽如人意。诚如陈兴良教授所言，习惯法与制定法在各个国度、各个历史阶段，一直处于此消彼长的反向关系状态之中：习惯法越是强大的古代社会，制定法越是微弱；制定法越是壮大的现代社会，习惯法越是衰弱，民族环境习惯法在当代中国也同样处于几乎无人问津的边缘地带。民族环境习惯法的这种生存状态源自迅速发展的国家制定法的挤压和侵噬，而更为深层的原因是现代法律对自然秩序和谐的法文化传统、法律精神信仰和法律价值理性的背弃。试想一下，人类在一套背弃自然秩序和谐的法文化传统、法律精神的信仰和法律价值理性，而仅靠科学逻辑、世俗功利追求和对自然和社会的技术控制而获有生命的法律规则体系的指引下，将会面临一个多么离奇和不可想象的前途，若不及时还回法律应有的精神灵光，等待人类的便是一个罪恶的万丈深渊！现代法律必须迷途知返，找回已远去的法文化传统、法律的精神信仰和价值理性。因此，在这一意义上，民族环境习惯法作为传统法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其所承载的诸多价值和可能贡献并不会因其被边缘化的命运而遮蔽，相反，在相关理论的反思和追问中，民族环境习惯法所蕴含的内在机理及对法律建设生态文明的启示将逐步显现，民族环境习惯法的重生指日可待。然而，民族环境习惯法之“进”必然造成国家制定法之“退”。因此，当国家制定法方兴未艾之时，民族环境习惯法重生面临生死存亡的挑战。仅仅在粗浅层面的认识和论说不仅无法为民族环境习惯法的重生提供充分理由，而且将会加剧与国家制定法之间的对抗和挤压。同样，若不探究国家制定法存在的诸多问题而任其一路高歌，民族环境习惯法的生存状态仍然不会有所改变。这就必然要求不但对国家制定法的弊病进行深度和全面剖析，同时也需对民族环境习惯法的价值贡献进行深掘。基于此，本文将通过回归自然秩序和谐的法文化传统、重回法律精神的信仰和还原法律的价值理性等三方面的思考，反思和批判现代国家制定法并最大限度地挖掘民族环境习惯法的精粹，以实现民族环境习惯法的重生，进而建构一个更为真实和充满人文关怀的现代环境法。
一、回归自然秩序和谐的法文化传统——民族环境习惯法重生的基点之一
西方法文化发展至今，作为主导形态的法律实证主义忠贞不渝于这样一个信条：虽然任何一个社会的法律都可能反映道德和政治选择，但在法律和道德之间没有必然的或者概念上的联系；有效的法律并不需要具有道德性。[1] 不仅西方法律实证主义创始人奥斯丁阐述了“法律的存在是一回事；其优缺点是另一回事”这一基本观点。哈特的思想更是达到极致，认为“对法律概念或涵义的研究不同于对法律产生的原因或起源的历史研究，不同于对法律和其他社会现象的关系的社会学研究，不同于用道德、社会目标、功能或其他标准对法律所作的评判或评价”[2]，因而，法律体系更似一个“封闭的逻辑体系”，其自足性无需摄取体系外因素的养分。不仅如此，在这一自足法律制度体系的“权威下”，习惯被认为从属于立法，因而习惯法可能被法规剥夺其法的资格。[3]缺乏社会道德考量的法律实证主义乐此不疲于其自足的王国，但在面对工业革命迅猛发展中的诸多问题时，却日渐力不从心。法律实证主义只关注经济立法与规制的自足而无视经济立法与规则的外在因素，只关注技术入法的自足性而无视技术的负面之害。经济偏好和科学技术癖嗜继而成为现代文明辉煌的统治与核心。而事实却是，法律实证主义的“功利”性自足规则已在一定程度上将人类引入与自然、社会伦理相决裂的冰火时期。于是，西方后现代话语开始怀疑并逐渐反思“为什么在我们时代给出一种有关社会进步以及我们制度意义的连贯叙得如此艰难？”[4]这种怀疑和反思的结论是，在社会历史生活中，法律不能作为独立自足之物而置身度外。在一个崇尚经济之快与科学技术癖嗜的时代，法律不能是经济、政策、功利、技术的奴仆，而更应坚守其道德之根本性。在倡导逻辑和科学的实证主义那里，“人变成了哑巴，只有科学在讲话”[5]，因而，对道德和传统的忽视注定实证主义“是天真而狭隘的”[6]。“实证主义单纯重视认识对象而无视认识主体、单纯强调逻辑和科学方法的作用而抹杀人的情感和欲望的功能、单纯推崇事实而忽视价值”，必“将带来灾难性的后果”。[7]
在中国，外源型法制现代化的进程使现有法律文化与中国本土文化几乎完全决裂。工业文明的兴起是西方法律实证主义渗入我国的重要条件。因为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之上的中国古代法虽自成体系且在历史舞台上发挥过重大的作用，但在工业文明日盛的现代社会，以“形式的或者经济的‘期待’来衡量，它却是不尽合理的”[8]。而“更重要的是，一向决定着中国法律发展的文化和社会因素，以及中国古代法发展趋向本身，都是与形式法律的发展背道而驰的”[9]。受以形式、自足为特征的法律实证主义的直接影响，通过国家立法产生并标榜经济、科技、效率等价值的法律在我国现代社会发展中获得了绝对权威，而中国古代法因其无法承受助益工业文明之大任而只能被迫退居幕后，直至销声匿迹。结果，悲剧发生。经济偏好和科学技术癖嗜上演了人与自然、社会道德伦理冲突的中国版本：环境污染和破坏日益加剧、功用主义盛行、技术统治主导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利益主体之间的摩擦与对抗有增无减等等。实证主义自身弊端暴露无遗。而要克服中国版本的实证主义在法制领域里的先天不足，只有两种途径可循，即，要么全盘摒弃，重拾作为自然秩序和谐手段的中国法文化；要么通过发掘中国法文化的合理部分来抵制、消弭其漏弊，达到中西法文化的良性互动与协调。而第一种途径显然在我国现今社会历史条件下是行不通的，因为这种全盘性解构必然面临解构之后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制度依赖的空乏，且为市场经济模式下的政治意识形态所不许。这样，只有第二条途径可供选择。而选择第二条途径必将引起中西文化的剧烈冲突和挤压。在这种意义上，“法律改革的命运在根本上取决于文化建设的成败。法律问题最终变成为文化问题”。[10]法律变革的当务之急便是法律的文化识别和选择，无论这种识别和选择的进程如何艰难，扼杀法律实证主义的梦魇而重释社会历史、文化生活的本质及籍以指导我们当如何行为的机制的本质显然十分必要和紧迫。
在识别和选择中，中西文化形态的轮廓逐渐清晰起来。就中国传统法文化言，悠长的历史轨迹勾勒出了一副以人与人、人与自然秩序和睦为轴心的画卷。中国文化关于社会、人生、自然、宇宙等事物都有自己的独到认知。这种认知的核心就是“和”。“和”是“中国历史文化的特征向量、古代先哲的生命信仰和思维基础”。[11] 如，老子提出“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的思想；孔子提出“礼之用，和为贵”的思想；荀子提出“万物各得其和以生”思想；管子提出“畜之以道，则民和”的思想；等等。“和”的思想与西方文化旨趣迥异，构成了中国文化的基本范式和立场，也直接影响并形成中国法文化的基本价值取向和精神——自然秩序的和谐。而就西方法文化来说，一方面主客二分的主导范式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极度紧张，另一方面，强调利益分配、形式正义以及资本主义之后对经济和技术的热衷“追随”使法律飘摇游离，迷失了方向。显而易见，抵制西方法文化的弊端，回归以维护自然秩序的和谐为目标的中国法文化传统是我国法律发展和变革的主要方向。只有如此，才可实现中西法文化的良性互动与协调。然而，传统法文化的回归需要我们置身传统法文化生长的田地之中。曾在中国古代社会籍以生长传统法文化的两块沃土——历代国家制定法和存在于民间的习惯法中，历代国家制定法已全然让位于西方法文化主导下的现代制定法，因而丧失了传统法文化生长的空间。找寻官方颁布的法律中的法文化传统只能寄希望于“死去”的古文本典籍。但令我们欣慰的是，存在于民间的习惯法依然是中国传统法文化再生、延续的沃土。作为民间习惯法的重要形态之一，民族环境习惯法[12]同样在现代制定法疯长和蔓延的缝隙中顽强生存了下来，为我们找寻传统法文化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不仅如此，民族环境习惯法所承载的传统法文化源于各民族地区先民们对自然的体验、认识和情感，直接体现先民对自然万物自有秩序的认知，因而也最为深刻地表达了自然秩序和谐的价值取向和精神。因此，找寻民族环境习惯法中传统法文化的意义更为重大。可以说，回归自然秩序和谐的中国传统法文化，进而建构中国传统法文化主导下中西法文化的良性互动和协调制度形态，民族环境习惯的重生不可或缺。
二、重塑法律信仰的精神品格——民族环境习惯法重生的基点之二
“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人类步入法制文明社会之后，信仰曾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支撑人类对精神和价值王国的虔诚追奉。在西方，两千多年前的希腊人就已开始对伫立于人类社会生活之上的真理王国的发现之旅。在柏拉图那里，法律的合法性正是建立于对终极真理矢志不渝的信仰基础之上。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类社会生活的全部是对宇宙万物的目的性和终极性——善的渴望，因而，法律作为一种工具，应将人类引向普遍的善，即法律的目的必须服从对善的道德性选择，否则将是不正义的恶法。自奥古斯丁开始，神学与世俗权力的结盟引导法律忘我于对彼岸世界的朝圣之途，“信仰启示我们，帮助我们在不同的目标中进行正确的选择，用崇高神圣的目标取代世俗的目标”[13]，因而世俗法律必须符合源自上帝理性的自然法。在托马斯·阿奎那的学说中，真正的法律是上帝给人类的恩典，必须是铭刻在人的心灵和意愿之中。这样，上帝洒向人性的神光指引人类战胜痛苦和恐惧，并达到最终的完满。自托马斯·霍布斯始，上帝之爱因法律的世俗化而被消解，对产生宇宙的能力的敬畏和困惑的情感——自然主义宗教又是利维坦世界中信仰的目标。信仰的自然主义倾向瓦解了上帝的本体论，人类对上帝的敬畏和崇拜进而转变为一种对自然功能的认识和态度，但这种权威的转变丝毫没有影响到利维坦世界中世俗法律信仰自然法则、理性力量的信心。因此，法律尽管是主权者的命令，但必须在符合自然法则——生命、自由和平等的前提下才是可靠的。在康德那里，法律作为人类实践理性的一种方式或工具，必须要服从于自然界普遍的道德法则这一“绝对命令”。只有对道德法则的信仰，人类才能走出“他治”而达到自由的最高境界；也只有对道德法则的信仰，人类才能从强制性法律中解放出来，并最终走向世界范围的人类伦理共同体。[14]黑格尔也同样论述了信仰和理想之于法律合理性的绝对意义。在黑格尔看来，法律发展的推动力量是信仰理性的存在与认识的原则，这是法律的“伦理生命之所在”。只有法律拒绝成为单纯的意义浅显的事实问题，拒绝成为展示强者混乱而武断的意志的空洞工具时，它才能成为合理的法律。[15]在法律发展的这一历史脉络中，信仰始终伴随左右。虽然信仰的内容在不同历史时期各不相同，但不管是纯粹理性、善，还是上帝、自然理性，抑或是道德法则、法之伦理，都为人类生活的终极意义的关切指明了皈依和献身的目标。因此，法律不仅仅是工具理性的产物，而是被深深烙上有关终极意义的各种价值印迹。不乏信仰的法律不仅能凸显其解决纷争、分配权利的工具性价值，也能确保其工具理性不会逾越人类终极关怀所设定的实质理性的边界。
然而，法律功利主义、法律实证主义以及实用主义等思想的盛行不仅宣告了尼采之后上帝在法律王国的彻底“死亡”，而且使实质理性、道德法则等上帝之子被绞杀于须臾之间。代之而兴盛的“现代法律纯是世俗的、合理（即合功利性目标之理——笔者注）的，是用以贯彻特定政治、经济和社会政策的工具，而与生活终极意义一类观念无涉”。[16]法律只关心自己的工具、程序性事务，而上帝、道德、理性均为虚无之物，统统不予关注。法律没了信仰，唯“利”是图。主体与客体、实然与应然对立的二元模式随之产生并主导西方社会人们的认知模式，法律的神圣性丧失殆尽。如此一来，仅凭工具理性的“推导与功利的计算，怎能唤起人们满怀激情的献身？不具有神圣意味的法律又如何赢得民众的衷心爱戴？”[17]缺乏灵魂的纯粹功利性法律在社会治理中的无能日渐凸现。各种严重犯罪行为屡禁不止、愈演愈烈，人们大多急功近利、忽视人性，人与自然的关系更是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面对法律的这般修为，我们怎能有勇气说人类社会尚处不断超越和进步的过程之中呢？
在中国古代社会，儒学对人们心灵的洗涤和行为的引导使儒家思想的伦理精神沉淀为华夏民族社会生活所遵循的普遍性道德律令。中国古代社会的法律也离不开儒家精神的包裹，儒家精神就是道德化的法律，而法律就是儒家精神的道德律令，二者在很广泛的意义上共生共存。就社会个体而言，对法律的道德信仰和对道德的律令服从也同样融为一体。信仰儒家道德精神的中国古代法律在王朝更迭的历史沧桑中始终没有迷失方向，因为它在解决纠纷、分配利益的同时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终极目标追求。儒家思想培养了中国人较为持久的信仰品格。直到今天，我们仍在反思信仰。可是，不久前西方法文化的植入割断了我们赖以信仰的一切基础。在我们今天的法律体系中，没有多少我们的传统体现出来，“这里不但没有融入我们的历史、我们的经验，反倒常常与我们固有的文化价值相悖。于是，当我们最后不得不接受这套法律制度的时候，立即就陷入到无可解脱的精神困境里面。一种本质上是西方文化产物的原则、制度，如何能够唤起我们对于终极目的和神圣事物的意识，又怎么能够激发我们乐于为之献身的信仰与激情？”[18]于是，我们必须穷自己之力以获取信仰的重生，并以重生的信仰改造舶来的法律，使法律始终面向信仰所指的方向。而如何才能获取信仰的重生呢？我们发现，在现有法律体系的边缘，若隐若现的各类民间习惯法依然承载着我们对传统伦理精神的信仰。首先，民间习惯法是中国古代法律生活和法文化思想的现代延伸，是重获基于我们固有文化价值信仰的“活化石”；其次，民间习惯法本身即是人类社会文化生活的过程，这一过程发生在国家制定法辐射不到的广大乡土社会之中。由于乡土社会是一个生于斯、长于斯的社会，[19]乡土居民的世代定居和不变是其主要特点，因此，生长于乡土社会中的民间习惯法历经世代沧桑，仍保有其最原初的文化价值和信仰意蕴。再次，已被抛入历史尘嚣之中的各代法律文本典籍尽管最为逼真地承载了传统文化价值，也在一定程度为本土信仰的重生提供了真实资料，但与民间习惯法这一本土信仰的“活”的承载体相比较，过分依赖法律文本典籍来追寻本土法文化信仰，往往极易转移追寻者的视线而变为对典籍中法律制度本身的狂热，这势必将引起中西法律制度在我国现有法律制度语境下的巨大冲突，从而，对本土法文化信仰的追寻却被遗忘或遮挡在狂热和冲突之外。最后，也是更为重要的一点，民间习惯法在没有中断的历史生活中始终承载本土法文化信仰并获得永生，足以鉴证民间习惯法在西方法文化已经植入的现代社会仍具有顽强的生命力，而沉寂多年的文本典籍曾经承载的本土价值信仰能否在法律范式西化的今天复活则是一件未知之事。毋庸置疑，对民间习惯法的挖掘和整理是我们孜孜以求的本土法文化信仰得以重生的最重要的渊源。在论述本文主题的意义上，生长在广大民族地区的环境习惯法凝结着民族地区的历代先民们对自然环境和宇宙万物的顶礼膜拜和对自然力量的虔诚信仰，无疑是本土文化信仰重生的重要而鲜活的“制度”依赖，对它们的深掘和梳理过程也必将是一次意义深远的发现和重建之旅。
三、祛技术癖嗜之魅，还法律的价值理性——民族环境习惯法重生的基点之三
与17世纪英国爆发的工业革命相伴，科学技术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获得了迅猛发展，为人类社会生产力水平的发展和经济生活水平的提高做出了巨大贡献。20世纪以来，科学技术以前所未有的发展速度和规模逐渐成为社会历史舞台的主角，并受到人们狂热的追随。科学技术以战胜自然、聚集财富，甚至解构传统、无所不为的勇气和能力捍卫了作为第一生产力和当今时代全球统治力量的地位。技术癖嗜取代人文精神，标榜工具理性，成为社会压倒性的评判标准。时至今日，“统治不仅通过技术而且作为技术而使自身永久化并不断扩大，技术为不断扩大的、同化所有文化领域的政治权利提供了很大的合法性”。[20]科学技术作为社会第一生产力的地位已使其完全意识形态化。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化明显具有掩盖意识形态本质、影响更为深远而难以抗拒以及代替政治手段而成为纯技术操作规则等特征，并且更加凸显出宰制大众意识、诱导大众行为的操纵功能和抹杀目的行为合理性、压制人性的压抑功能。[21]同时，韦伯还认为，现代社会因拒绝宗教，拒绝对世界的形而上学或者迷信的解释（即缺乏信仰），而唯独偏爱经验的解释，即对实证主义的痴狂，由此把世界简约为“因果机器”。那么，社会就是以“机器生产技术和经济条件”驱动着现代世界。理性过程的继续前行，就助长了“铁笼”的建造。生活本身变得并不比运动更为严肃，在整个技术运动的过程中找不到真正的目标，即生命的意义和价值。[22]工具理性颠覆了人类传承至今的人文精神。伦理、道德、法律、宗教等在工具理性的横眉冷对中遭受彻底性的现代祛魅，继而要么被划为神秘的形而上学范畴（如伦理、道德和宗教）而被束之高阁，要么在发挥有限作用之时（如法律）皈依科学技术门下，并假工具理性之名而大行其道。
毋庸讳言，法律最普遍、最直接的功能体现在对社会关系的调整上，因此工具理性理当为法律所推崇。但同时，法律应当在解决纠纷、分配权利的同时关切人类生活的终极目的，并以对这一终极目的的持久信仰而铸就自己的伦理、道德和宗教生命，即法律的工具理性不应代替、侵噬法律的价值理性。[23]考察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之间的关系，虽然在把社会生活中的人看作是沟通二者的桥梁的时候，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之间事实和价值的张力在逐渐消退，呈相互包容和交叉之势，故二者之间的分野更似理论视域的“理想类型”，[24]但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各自的侧重点却相去甚远。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在既定的法律制度中仍然清晰可辨。因此，当代社会好的法律应当是体现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相结合，既顺应技术发展潮流，吸纳技术发展成果，适时对技术进步带来的社会关系的变化进行调整，同时又高度重视对人的存在价值的关怀，关注人的发展的长远利益的法律。[25]然而，现代法律以机器般的精妙设计而在任何时代的法律文明中独领，人工智能和专家系统的现实化等“推论自动化”系统的发展已“为法律领域卓有成效地开辟了一个非常吸引人的和收效显著的研究方向”[26]我们已被技术唯理性驱使得太远，我们这个社会的法律化是技术唯理性的一部分，以至于忘记了人类和人类的基本关怀。[27]法律不再具有人文精神的气息，更不用说是人文精神的使者。将民族环境习惯法和环境制定法[28]作为讨论的对象，我们将有更为清晰的认识。
追本溯源，在国家制定法意义上，现代环境法的兴起与工业革命和科学技术引起的环境迅速恶化不无关系。也正是这一独特的社会历史背景，决定了现代环境法自诞生之日起已经具有先天的适应科技并适时反箝科技的技术性本能。这一技术性本能要求现代环境法优先彰显工具理性，成本效益方法、经济模型的指导和套用、环境保护的技术手段、环境科学技术支持环境修复等构成了现代环境法律制度的绝大部分内容。工具理性导向使现代环境法在价值关切方面与传统法律部门严重决裂，现代环境法的灵魂也被形形的科学技术手段和经济策略模型所填充，而应当倡导的人文精神却被排挤于千里之外。不仅如此，环境制定法的技术本能以无所不为的勇气拓展技术统治的疆域，唯一仅存的彰显自然主义宗教精神和人与自然和谐与共思想的民族环境习惯法在环境制定法的浩大声势下几乎无容身之处，只在环境制定法的边缘地带——遥远的民族乡土中顽强地存活了下来。就像其被排挤和驱逐的命运一样，民族环境习惯法所尊崇和传承的价值理性同样受到排挤和驱逐，而无法传播到环境制定法的工具理性所能辐射到的范围。在环境制定法的强势话语下，民族环境习惯法只有在很少有人问津的角落默默品尝孤芳自赏的凄美。在一个热衷法律工具理性、压抑法律价值理性的技术王国里，我们是否曾想到矫正二者之间严重的失衡关系而还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兼备并更加凸显价值理性的法律之原貌呢？
于此情景，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思辨的启示是：首先，民族环境习惯法本身即是人们生活的过程，是人们对自然万物最真实情感的表达，也是人与自然关系的真实写照。民族环境习惯法不但真实存在，而且其所传递出的自然主义宗教思想和对自然的道德认知是民族地区人们行为的最高价值准则。因此，环境制定法的工具理性不能侵扰和试探民族环境习惯法的最高价值准则，否则，环境制定法的工具理性将在民族环境习惯法生存的有限范围内遭致被彻底驱逐的命运。其次，民族环境习惯法崇尚自然、对自然道德关怀以及调和人与自然关系的价值理性能在环境制定法的工具理性所不能及的范围内发挥重要的作用。因此，环境制定法没有理由忽视民族环境习惯法的功能和价值。再次，环境制定法不仅要正视民族环境习惯法的功能和价值，而且应当主动为释放民族环境习惯法的许多功能和价值提供必要的条件，并广泛吸纳民族环境习惯法的价值理性和多种功能以补充和完善自身工具性价值和功能的诸多不足。最后，通过民族环境习惯法和环境制定法之间的充分沟通和选择，消解环境制定法工具理性的鬼魅，拓展民族环境习惯法价值理性的功能空间，从而达到现代环境法的“进化性理性”和“建构性理性”[29] 的最佳平衡。
【注释】
[1] [英]莫里森，《法理学：从古希腊到后现代》，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P6.
[2] H.L.A.Hart.，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1.
[3] [英]哈特，《法律的概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P102.
[4] [英]莫里森，《法理学：从古希腊到后现代》，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P14.
[5] Habermas，J.Towards A Rational Society[M].Boston:Beacon Press，1970.
[6] 刘放桐等，《新编现代西方哲学》，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P465.
[7] 陈学明，罗富尊：《评“西方”对科学技术社会功能的批判》，载《西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P81.
[8] Max Weber，，PP，264--265.
[9] 梁治平，《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P380.
[10] 梁治平，《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P382.
[11] 叶小文，《中国文化“和”的内涵与民族复兴的“文明依托”》，载《理论前沿》，2005年第6期。P12.
[12] 一般认为，民间习惯法包含民族习惯法，包括行业习惯法、团体和社群习惯法、宗教习惯法和地缘习惯法等一切与官方法律相对的民间法律文化现象，而民族习惯法更接近于其中的地缘习惯法，具有中国乡土社会的地域性和封闭性特点，所以民族环境习惯法仅仅是民间习惯法的一种表现形态。参见：梁治平，《清代习惯法——社会和国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于语和，《民间法》，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13] [英]莫里森，《法理学：从古希腊到后现代》，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P63.
[14] [英]莫里森，《法理学：从古希腊到后现代》，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P159.
[15] [英]莫里森，《法理学：从古希腊到后现代》，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P182-183.
[16] 梁治平，《法辨——中国法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P286-287.
[17] 梁治平，《法辨——中国法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P288.
[18] 梁治平，《法辨——中国法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P295.
[19] ，《乡土中国》，北京出版社，2005年版，P2.
[20] [德]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刘继译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版，P134-135。
[21] 崔永杰，《“科学技术即意识形态”——从霍克海默到马尔库塞再到哈贝马斯》，载《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P72.
[22] 周书俊，《技术理性的鬼魅：评施米特的经济技术理性》，载《新视野》，2007年第6期，P85.
[23] 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是一种相关意义上的概念。工具理性又称为技术理性，或形式理性，是关于事实的判断，表现为手段和秩序的可计算性，强调客观合理性；价值理性又称为实质理性，是关于抽象价值和因果关系的判断，表现为目的和后果的终极性，因而强调主观合理性。
[24] [徳]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下）》，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P461.
[25] 范在峰，李辉凤，《论技术理性与当代中国科技立法》，载《政法论坛（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2年第6期，P53.
[26] [徳]阿图尔·考夫曼/温弗里德·哈斯默尔，《当代法哲学和法律理论导论》，郑永流译，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P556.
[27] 转引自：[徳]阿图尔·考夫曼/温弗里德·哈斯默尔，《当代法哲学和法律理论导论》，郑永流译，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P23.
旅游景观的历史、文化、自然资源是支撑景点的核心竞争力。文字是让受众理解地域文化、扩展景观点的游览内容最直接的方式。常见于中国古典园林中的有古建匾额、对联、题字，现代景观装置、雕塑等作品上的说明标示性文字，或将文字直接赋予各类景观小品之上。其应用以直述居多，识读性强。本文所举的松潘县松州古城景区城墙上的汉唐边塞诗长廊即是在文化资源的整合应用上采取直述文学作品的方式创作的景观节点。
二、文化资源的整合应用在旅游景观设计中的现状
近年来我国文化产业、旅游业、基础建设发展较快，旅游投资持续增长，各类旅游景观项目如雨后春笋般得到开发。在参与旅游规划、景观设计项目实践中，感受到文化因素在规划与设计中正日益成为备受关注的问题，甚至成为核心竞争因素，是展开设计的依据。许多遗址类旅游景点直观再现历史场景，对其历史、文化的挖掘重视程度高，还原历史的脉络明晰，其历史、文化价值得以保留，成为成功景点的案例比比皆是。部分新开发景区，对其历史、文化资源的挖掘，整合工作仍有进一步细化、深化的空间。
三、松州古城汉唐边塞诗长廊
据阿坝州旅游发展委员会的2014年12月旅游经济运行情况信息显示，“2014年1-12月，阿坝州共接待海内外游客2876.17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242.74亿元人民币，较2013年同期分别增长25.62%和24.06%。”发展旅游业对于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有重要意义。而其文学资源，是文化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文学资源的整合对于提升区域旅游景观的文化审美功能具有重要意义。位于四川阿坝松潘县境内，地处边陲的松州古城，1992年被列入四川省省级历史文化名城，是整个川西北高原唯一一座兼具军事戍边和汉唐文化的高原古城。汉唐边塞诗长廊为松州古城景区的一部分，作为新开发的景点，目前已经完成了古城墙上有关项目的开发与打造。
位于松州古城北门广场的“汉藏和亲”雕塑，文化背景为公元638年，吐蕃赞普松赞干布向唐朝皇帝求婚未允，遂攻打唐边防重镇松州，即松州之战。贞观十四年（640年）十月，吐蕃大相禄东赞入唐再次求婚，太宗许，终于娶文成公主，与唐联姻[1]56-57。公主入吐蕃途中，凝视昔日战场，感慨道：“兴师相戕罪也，余将和睦唐蕃。”其景观节点与松潘古城文化资源一脉相承，能与游人产生共鸣。可见文化资源的整合是开发旅游景区的基本依据。松州古城汉唐边塞诗长廊，位于几经修建的松州古城城墙上，是文学美学价值体现在旅游景观设计中较为直接的案例之一。我国历史上出现过许多著名诗人、文学家描绘边塞之壮美辽阔，征人之离愁别怨，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文学艺术遗产。曾客居松州的杜甫，心系边防军事重镇松州，就曾写下《西山三首》等不少边塞诗歌名篇。
松潘县为藏、羌、回、汉聚居区，据《松潘县志》记载：松潘，新石器时期已有人类活动。蜀山氏（蚕丛氏）立国后为蜀国领地。夏禹时期，分天下为九州，松潘为梁州西北境。唐高祖武德元年（618年），置松州（治所在今松潘县进安镇）、扶州，隶松州都督，领嘉诚（治地同州）、交川、平康、盐泉4县[2]80。从政区、建置上看，自唐起置松州、松州都督府。松州古城汉唐边塞诗长廊正是取汉唐边塞诗作为整合范围，设计手法以直述文学作品的设计形式，在游客行走于城墙时作为体量较小的景观节点进行欣赏，设计手法较为单一，但直述诗歌的手法使得诗词可读性较强。诗中多处出现的“羌笛”鲜明地勾勒出边塞的主题，提升了对松州古城作为昔日边塞军事要镇历史的感性认知。松州古城汉唐边塞诗长廊在汉唐边塞诗的整合范围内，所选诗歌内容十分丰富。有描绘将士的满怀豪情与西北壮丽风光的――“蕃州部落能结束，朝暮驰猎黄河曲。燕歌未断塞鸿飞，牧马群嘶边草绿”；也有描绘边塞动人春光的――“雪净胡天牧马还，月明羌笛戍楼间。 借问梅花何处落，风吹一夜满关山”。
松州古城汉唐边塞诗长廊共有37组雕塑小品，所整
关键词：发行；文化；价值；经济
中图分类号：G25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10-0-01
一、图书发行中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存在的问题
在图书的发行过程中，强调文化价值固然是好事，而忽视了经济价值到头来也丢掉了文化价值，目前存在两种观念，一是过于强调图书发行的文化价值，二是过于强调图书发行的经济价值。
（一）图书发行文化价值高于经济价值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图书担当着承载文化、传递知识、推进文明发展等社会功能，所以，图书的文化价值是第一位的，出版社是文化产业部门，文化建设是其首要任务，文化品位是其立足的基点，文化产品是其生存的条件，强调出版社的社会责任固然是好事，但是出版社改制后，绝大多数出版社是要自负盈亏的，如果没有经济价值，出版社将难以为继。
图书发行只强调文化价值，是对自己的定位不清，认识模糊，还是老观念。出版社已经迈进了企业的门槛，脑袋还留在事业的观念中，这样是不利于出版社的发展的。图书发行成功的最好标准就是要实现图书的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的最佳结合。在当前的经济大潮中，一些出版社和发行商，只是为了利益而出书，大肆宣扬负面的内容，夸大其词，就是为了博得读者的好感，吸引读者的注意，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像在书名上标新立异，制造噱头，以博眼球，内容上更是不敢苟同。特别是一些明星出书热，文笔一般，甚至他人捉刀，字数不够，用图片、相片凑数。
（二）图书发行经济价值高于文化价值
出版社转企改制后，要“自负盈亏”，要积极地适应市场、融入市场。在图书发行中一些出版社就过于关注经济价值，重视发行利润。但过于重视经济价值往往会忽视了文化价值，有些少儿图书过于注重经济价值，就忽视了少儿书籍应该给孩子传递知识和智慧，应该给孩子的成长带来审美的愉悦和思想的启迪，应该培养孩子健康向上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等。在文学类图书中，书名夸张、噱头惊人、内容低级，这种书卖得火，利润可观，却忽视了对青少年的毒害；一些书宣扬封建迷信、看相、算命，却打着科普类图书的噱头，一些政治类图书歪曲正确的伦理观、世界观、价值观，过于宣传西方的自由思潮。这些现象的出现，都是冲着“一切向钱看”的经济效益而来的，而忽视了文化价值，从而给社会的安定，文化的传播带来了恶劣的影响，是过于追求经济价值而忽视文化价值的结果。
二、正确认识图书发行的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
图书虽然也是商品，但是它不同于一般商品，图书发行要以取得经济价值为目的，但万万不可忽视了文化价值，忘记了图书所承载的文化使命。经济价值是出版社生存的基础，立足的前提，没有实现经济价值的图书发行是失败的发行，只有把两者结合起来，实现双丰收，才是图书发行的成功。
（一）文化价值是图书的“安身立命”所在
出版社是文化产业部门，文化建设是其首要任务，文化品位是其立足的基点，文化产品是其生存的条件，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人类文化的传承离不开书籍的功劳，如果只注重经济利益，书籍的铜臭味太重，对文化，对人类危害巨大。
在图书的发行中，一定要重视文化价值，没有文化价值的图书不是好图书，不管你制造多大的噱头搞宣传，最终是很难实现经济利润的，没有文化价值的图书就像没有灵魂的躯体，就没了内涵，没了灵气，干巴巴的，读起来味同嚼蜡，没滋没味。文化价值是图书的“安身立命”所在，在图书发行中，首先要确定其文化价值，书籍有了灵魂，有了血肉，读者才愿意看，愿意买，在具有文化价值的同时也实现了其经济价值。图书发行中，必须把文化价值放在重要位置，努力满足广大读者的文化需求。提高图书发行的社会价值，向广大读者奉献更多更好的优秀图书，是摆在每一个图书发行工作者面前的重要任务。
（二）经济价值是出版社生存的基础
出版社编写、出版图书，在一定程度上是要取得一定的经济利益，图书销售不出去，出版社将无法生存，所以追求经济利益是出版社出版、发行图书的目的。当前出版社改企已经完成，作为一个独立的经济体，取得经济利润是其存在的基础，企业要生存、要发展、要满足员工的需求，这一切都需要有资金。出版社也只有在资金充盈的前提下，才能出更多的书，出更好的书，才能给社会创造更大的文化价值。一本好书不仅仅是具有社会价值的，只有实现了经济价值，才实现了书籍的双重价值，两者不是对立，而是相互依存，不可分割，如果把两者割裂开来，到头来什么价值都无法实现。
三、图书发行应追求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的统一
当前图书不再是单纯的精神文化产品，而是特殊的商品，出版业不能单纯讲求经济价值，图书发行也要兼具文化价值。只注重经济价值而忽视文化价值，图书就失去了其本质所在，只注重文化价值而不顾经济价值，出版社就可能会亏损，库存积压，读者看不到，也就失去了其经济价值，所以经济价值和文化价值是统一的。在两者的关系中，文化价值是图书发行的前提，经济价值是图书发行的基础，两者之间相互依存，不可分离。经济价值要以文化价值为前提，它不能离开更不能违背这个前提，而文化价值在总体上要以经济价值为基础，失去了这个基础，经济价值就难以实现。
一些好的图书，往往是两者兼具的，颓废的、消极的图书可能一时畅销，但是经不住时间的考验，有的图书可能暂时没有好的经济价值，但其文化价值会使他具有长久的生命力，经受得时间的检验，具有很好的发行前景，时间的长河会使他流传久远，也实现了其经济价值。图书发行应追求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的统一，为读者提供方便，为自己创造了利润，这样既能取得可观的经济价值，同时也实现了图书的文化价值。
参考文献：
[1]于翠玲.从媒介历史看书籍的文化价值[M].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01）.
[关键词]：地域文化；滨河
地域文化元素是一个地方区别于其他地方的重要标志，具有一定的文化的延续性。如陕西的“窑洞”、河南的“地坑院”、福建的“土楼”、内蒙古的“蒙古包”等均显现了当地的民风民俗。著名景观设计师夏建统先生认为，“每一片土地都有属于他们自己的文化，每一片土地都应该有属于他们自己的景观”[1]。
纵观古今中外，河流是一座城市发展兴衰的重要因素，是地域文化的连接者与传播者。在生产力欠发达时期，人口的迁徙与河流改道密不可分，因滨河地带交通便利，生活成本低，人员流动性大，五湖四海的文化都会在此聚集，易形成以地区聚居为代表的独特地域文化，例如“码头文化”、“漕运文化”、“棒棒儿文化”等，这些文化的形成就是因为河流的聚集效应所产生的。但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人们对自然的无限度索取，地域文化符号逐渐消失或变成记忆。所以城市滨河地带的独特文化--滨河景观的设计与修复便成了保留与传承地域文化的当务之急。
1、物质层面的地域文化元素提取策略
在提取物质文化元素前，必须对当地的整体概况有一个充分了解，需要梳理清楚当地的气候、地形、肌理形态等相关要素，并结合当地的历史文化资料如当地的地方志等，将这些文化元素排列开吗，后期根据项目实际按需要使用。
在滨河景观设计中，与河流相关的元素是必须要出现的，例如水车、水闸、水坝、码头、船舶等。一些水利设施在完成使用寿命后并未完全拆除，仍有设备基座或者小型水闸予以保留，一些码头在废弃后仍然存在一定的利用价值。这些与河流相关的设施就是很好的地域文化元素符号，尤其在北方地区，一些废弃水利设施，如果将其重新规划利用，将会发挥非常好的景观效果。例如兰州的水车博览园，就有很好的景观效果。
由于河流的形态多为线性分布的，以及受制因素较多（防洪规范、泄洪闸口）所以与城市的中轴线等城市格局线条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因此在滨河景观设计中城市的格局对滨河景观的影响想多较小，当然如果城市的格局识别性很强，在滨河景观中也可以适当的运用。
乡土植物是当地固有的植物种类，乡土植物可以说是最具代表性的地域元素之一，“可对人类科学发展与历史景观保护起承载、支持、美化作用。[2]”在滨河景观设计中，滨水植物与乡土植物的搭配亦是一大亮点。
黑格尔曾说“建筑是与象征艺术形式相对应的，它最适宜于实现象征艺术的原则，因为建筑一般只能用外在环境中的东西去按时移植到它里面去的意义。”提到小桥流水人们就会想到江南，提到四合院人们就会想到北京，可见建筑是一个地区区别于另一个地区的一大要素。在滨河区域中，沿河分布的建筑或多或少在功能性上都有河流有一定的关联性，这些关联性其实就是一种特殊的地域文化特色元素，沿河分布的建筑在总体形制上与本地区相同，但是在一些节上又有所不同。同时建筑自身的建造特点和建筑材料经过艺术创造加工后可作为景观小品在项目中展示。
2、非物质层面的地域文化元素提取策略
相对于物质层面的地域文元素，非物质层面的地域文化元素更加抽象，我们对非物质文化元素的提取更多的来自于我们自己对该区域的感性认识。
在滨河景观设计中主要将以下几种非物质地域文化元素作为设计实体来表达，历史名人、历史典故、艺术、诗词歌赋、等，这些地域文化元素的表现需要通过后期的园区管理得以展现，由此可见，非物质地域文化元素想要完美的展现出来需要多方面的配合以及技术创新。在3D打印、虚拟现实等技术蓬勃发展的今天，非物质层面的地域文化元素可以得到更加全面的展现，也会给参观者全新的体验。
我国的诗词文化源远流长，从古至今诞生了很多与河流相关的诗词，这些诗词多是触景生情之做，这些诗词可以为我们滨河设计提供一个良好的历史环境还原。诗词歌赋用于景观中的形式多样，常见的有雕塑、诗词景墙等具体应用形式，除了诗词外，与日常生活更相关的顺口溜、歇后语等也是我们可以利用重要元素。
3、石川河阎良段景观设计分析
2012年西安提出“八水润长安”的总体规划，2103年的中央城镇化会议上提出“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石川河综合整治在此背景下展开。
石川河阎良段最具代表性的地域文化元素分别是：山东移民文化、河流水利遗址、特色乡土植物等。场地的总体规划以石川河的特色――鹅卵石为创意目标，通过引入水系、架构生态绿网、营造水利休闲科教园地、溯源阎良记忆几大板块，力求将石川河建设成传承阎良航天人精神，展示石川河悠久的历史文化的主题滨河公园。
在场地设计中，重点针对山东移民文化移民和水利遗址做文章，通过对山东移民文化的分析，确定了山东民居、山东秋千、山东移民历史主题景墙为主要景观元素的设计目标；场地现状存在三处上世纪50年代的水利设施遗址，这些遗址见证了石川河的历史，是周围百姓生活的重要参与者，可以说是当代石川河之魂，因此针对这一遗迹，我们在设计中采取了保留原址，修复展现的设计策略，在具体设计过程中参考了大明宫遗址公园的设计，以现代的钢结构复原主体框架，并以耐候钢板的自身色彩属性来表达对历史的纪念，同时该水利遗址保护设计还兼具景观塔的功能，使前来参观游玩的游客，全方位的感受石川河厚重的历史，感受石川河在中国水利历史的重要地位。
场地的生态设计方面，我们提出了保持现状植物，增补乡土树种的原则，由于石川河当地盛产相枣树，在历史上曾经沿河两岸密布万亩枣林，所以我们在保护场地内的现状枣林外还增设了枣林采摘园、枣木秋千园等有浓烈地域文化特征的场地，使石川河的地域文化在整个场地中得以展现。
4、结语
综上所述，在滨河景观设计的背景下，要做有地域特色的滨河景观，就需要我们深入的挖掘分析场地内的物质与非物质元素，只有将二者结合在一起，才能打造出有内涵有文化的滨河景观。
[参考文献]：
本文阐述了传统文化在城市景观设计中的作用，探讨了在城市景观设计中运用传统文化元素的途径与方法。指出要加强地域性文化传承；增强传统元素与色彩的运用；提高传统文化意境的运用水平。
【关键词】
传统文化；城市景观；设计；应用
中国传统文化是指世代相传的有一定特色的思想、道德、风俗、文化、艺术、制度、技术等等一个外延很广的概念。从静态上看，中国传统文化是指中国封建社会不同时期的文化总和；从动态上看它还包括从过去传承下来的至今还存活于我们内心深处发挥影响的那些习惯、伦理、方法和文化心理。
如何将中国传统文化运用在城市景观设计中，便是本文拟探讨的重要问题。
一、传统文化的运用可以提高景观设计的档次
景观设计指对包括家庭住宅院落，城市的街道、休闲广场、活动公园、桥梁、河流、绿色用地等区域的规划与设计。使之形成科学美观的办公区、居住区、工业区、商业区等。
中国古代早已形成了观点深刻、独具特色的景观设计理论，并创造出了数不胜数的经典案例，如大唐芙蓉园、圆明园、苏州园林等。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直接影响了古代景观设计理念。诸如儒家的“礼制思想”，我们抛开等级观念不说，其中的“中和”思想就对景观设计有很大影响。具体来说就是保持中正仁和无不及无不过的谦谦君子之风。体现在景观设计上就是在进行城市景观设计时要与本地文化、经济、社会的发展相适应，在庄重而不失情趣的设计风格之中体现一种宁静优雅的含蓄之美。道家与自然和谐统一的思想更是在古代景观设计中得到了完美的体现。我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且独具特色，将独具特色的中华传统文化元素运用于景观设计中，能将往昔的辉煌照进当下的现实之中，从而激起久违的民族自豪感与美好的记忆。能使中国的景观设计变得与众不同，使中国的景观设计拥有自己的独特品格。
二、如何在景观设计中运用传统文化元素
传承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中国经过上下五千年的发展，园林的形式与内容颇为繁杂。传承问题在园林中指的是文化的传承（地域性会有很多不同的文化）、意境的传承（中国讲“禅”，在园林中运用较多）、传统美德的传承（比如大树旁是小树，尊老爱幼）、中国艺术的传承（讲究虚实相生，动静结合）等。
1、地域性文化传承
在崇尚人文精神回归的今天，常听见“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这句话，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多年的发展史，我们民族的美是独有的，但美是没有国界的，所以我们民族的美也是世界的美。我们要善于在古典风格中体味现代生活的味道，要在现在景观设计中找寻传统文化的影子，寻找我们或许遗失的美好，从而创造景观的独特品质。例如浙江杭州西湖文化广场，纵览整个广场，我们会发现它是以杭州特有的西湖文化、古塔文化和运河文化为建筑背景，并巧妙的结合了现代文明的瑰丽意象，出色的体现出了秀外慧中的吴越文化本质。再如陕西西安的大雁塔北广场的景观设计，整个广场由水景音乐喷泉、园林景观、休闲文化长廊和旅游商贸设施等组成。广场以大雁塔为中轴分为三大部分，中间为音乐喷泉，左右两侧分别为“唐诗园林区”、“法相花坛区”、“禅修林树区”等景观，南端设置“水景落瀑”、“观景平台”等景观。将一系列诸如中国结、唐诗雕塑、戏曲脸谱、开元通宝、剪纸等陕西传统文化元素穿插其间。从容地烘托出了本地的文化特色。
2、传统元素与色彩的运用
我国悠久的历史孕育了底蕴深厚的传统文化，在这些丰富多彩的文化元素里，有许多独具特色的元素得到了世界范围内设计师的青睐，其中有诸如中国书法、中国结、国画 、篆刻印章、京剧脸谱、观音手、龙凤纹样、祥云图案、太极图等这些寓意深刻的民族图案。许多设计师将其运用到自己的景观设计中，不仅表达出了中华民族深刻的文化内涵，而且向世界介绍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并很好的起到了本民族文化传承的作用，同时又使景观设计的品格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例如，将祥云图案和龙凤纹样等元素通过雕刻或手绘的手法装饰桥梁栏杆或空白墙壁，能将文化中寓意的祈福与祝愿的美好意愿传达给民众，使民众内心油然而生一种自豪感与文化归属感。
景观的色彩是景观表情定位的首要元素，在城市建设、景观设计方面，对于色彩的运用也是多样的。比如明朝以后，在故都北京，只有皇亲国戚才能住在红墙黄瓦的建筑中，百姓的建筑只能是青砖青瓦。但在雕梁画柱方面，色彩的使用也是十分丰富的。民间建筑多为黑瓦白墙。将传统色彩运用到景观设计中，能有效地营造景观的表情。
3、传统文化意境的运用
设计结合自然，中国古代建筑园林设计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统一，力求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这对今天的城市景观设计仍有现实意义。
中国古典园林营造丰富意境的最重要的手法，是采取曲折而自由的布局，用划分景区和空间、以及“借景”的办法。在空间布局方面，通常使用风景开合、空间对比等手法。在借景方面，《园冶》一书中，总结为五种方法，即“远借、邻借、仰借、俯借、应时而借”。利用具有浓厚民族风格的建筑物，如亭、台、楼、阁、廊、榭、轩、舫、馆、桥等，配合自然的水、石、花、木等表现园景的不同情趣。还可运用一些诸如引导与暗示、藏与露、渗透与层次、叠石观水等艺术手法，创造出丰富多彩的景观空间意韵。还会吸取其他艺术领域的优点，比如诗词、山水画等，将其“中和”的思想融入景观设计中，巧妙地将自然与建筑物融为一体。实现写意与写实、自由与规整和谐统一的效果。例如，奥运森林公园以及中心区景观规划设计就是巧妙地运用了传统的阴阳哲学，依据方位设计了3个景观区，分别代表“历史”“现在”与“未来”。并充分吸取了中国古代庭院建筑中门的设计理念，结合现代设计手法在公园的起点方位将奥运五环标志设计成了大门，并巧妙构思了起点和终点，每个空间的设计无不很好的展现了“绿色奥运、科技奥运、人文奥运”的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