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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教育类课题范文

时间:2023-09-25 17:28:08

序论:在您撰写劳动教育类课题时,参考他人的优秀作品可以开阔视野,小编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这些建议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热情,引导您走向新的创作高度。

劳动教育类课题

第1篇

关键词:中学生;劳动;意识

一、中学生劳动能力培养的必要性

劳动创造和发展了人,人类的进步是在不停的劳动中走出来的,如果人类停止劳动,社会必将会停止发展,甚至会发生退化以至灭亡。如果今天不重视对学生的劳动教育,学生将成为不爱劳动甚至鄙视劳动的人,他们就会想“不劳而获,坐享其成”。那时就不单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问题,而是将失去做人的根本。学校的劳动技术教育,使年轻一代的学习和现代生产过程紧密联系、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紧密结合,既能发展他们从事劳动活动的智力水平,又培养了他们实际工作能力,这一切都有助于使学生的体力和智力充分得到发展。可归纳为:劳动有助于发展学生的聪明才智、劳动有利于学生意志和道德品质的培养、劳动让学生感到创造美的体验。

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而在新时期,它的内涵更丰富。辛勤劳动,努力创造,享受收获被深深烙在了人们的心理。我们都知道人类的一些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都是劳动的结晶,祖国的现代化建设离不开各行各业的艰苦劳动,我们的幸福生活靠劳动创造。2006年3月,胡锦同志提出社会主义荣辱观,其内容包括:“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逸为耻”,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提出在社会各界引起强烈共鸣和反响。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基础教育和广大社会对学生劳动技能素质培养的冷淡和迟缓。因此学校的劳动教育刻不容缓。

二、当今中学生现常见的劳动心态

我去年去别的学校参加听课,在教室的墙壁上赫然发现了这样的班级管理规定:1、出现重大违纪事件如:打架、爬墙、吸烟、赌博、偷窃等除了学校处理还要打扫教室一个月;2、出现迟到、早退、旷课等打扫教室一周;3、考试出现作弊者,打扫清洁区一个月;4、考试单科不及格者,打扫宿舍一周;5、其他情况酌情进行劳动惩罚。看到这样的管理条例我的心猛然一颤,浑身禁不住一阵发冷,在回忆这几年在教育教学中看到的一些事情我感觉到:在当今的很多学生,特别是一些乡镇中学的学生的心目中,劳动变成了惩罚,变成了折磨,变成了羞辱!学生不以劳动为光荣,已经意识不到劳动可以陶冶个人情操,更没有认识到劳动可以养成个人良好的品质,所以他们对劳动有着非常厌倦的心态,心理极不情愿的去完成,学习的劲头也慢慢被消磨,这样的现象不能不引起我们广大教育者的关注。

三、中学生形成劳动倦怠的一些原因

首先是家长对劳动教育不重视,从小就剥夺了孩子参加劳动的权利。尤其当今大多数都是独生子女家庭,家长们过多溺爱,特别是一些老人事事包办,总怕累着自己的心肝宝贝,所以小孩在这样的环境中体验不到劳动的艰辛与快乐;其次是社会环境的影响,很多学生都生活在舒适、奢华的空间,直观的看到了一些享受生活的场景,对他们的心理冲击很大;第三是学校教育不重视,好多学校现在已经忽略了劳动技能这门课,学生对劳动的认识模糊,处在朦胧状态,所以往往一些简单的任务都不愿去完成或根本完成不了。

四、良好的劳动品质的培养

1.首先培养孩子爱劳动应该成为家庭教育的一个重要课题,在整个过呈中家长的影响更为重要。家长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1)转变观念,放手锻炼;(2)循序渐进,因时而教;(3)以身作则,树立榜样;(4)具体指导,提高质量。

2.其次学校要重视劳动教育,针对学生的实际情况,与家庭教育紧密结合。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1)纳入课程,传授技能;(2)摸清情况。有的放矢 ;(3)运用典型,因势利导;(4)点滴做起,潜移默化。

总的来说,劳动教育是一个需要长期关注的课程,需要从小抓起,从点滴做起,家长、学校、社会应紧密结合把学生培养成综和能力都很强的社会建设接班人。

参考文献:

[1]《中小学生基本劳动能力与审美素质训练指导》.

[2]《在劳动中成长》.

第2篇

关键词:治事之学;中国古代;士子;实学

作者简介:路宝利(1969-),男,河北省香河县人,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在读,河北科技师范学院研究员,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史、职业教育思想;赵友(1957-),男,河北玉田人,河北科技师范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与传统文化;宋绍富(1958-),河北乐亭人,河北科技师范学院高级政工师,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

基金项目: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民间传统学徒制度与职业人才培养研究”(批准号:HB11JY034),主持人:路宝利;河北省社会科学发展研究课题“中国古代职业教育思想研究”(批准号:201103327),主持人:赵友;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课题“河北民间著名工艺技术传承与人才培养问题研究”(课题编号:JRS-2011-3049),主持人:路宝利。

中图分类号:G719.29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7518(2012)10-0092-05

经学与治事之学共同创造了中国古代教育文明。因经学主宰教育历史久远,与农工商贾实才直接相关的治事之学少有关注。在古代经学教育体系之中,一直流传着士子治事之学,其对于民间技术教育与专才学校具有持久的示范作用。厘清其形态变迁、核心理念、关键特征对于职业教育史研究或现代职业教育实践均有启发。

一、治事之学存在的合理性

(一)“材各异”个体差异性

治事之学存在的合理性源于治事之才的客观存在。非是所有人均是治国之才,多数人乃治事之才。孔子曾言:人有生而知之、学而知之、学而不知三类;其后董仲舒又有“性三品”之说;《墨子·耕柱》记载:“譬若筑墙然,能筑者筑,能实壤者实壤,能欣者欣,然后墙成也”。另以木、铁自然属性不同,说明教人必须因材施教的道理:“夫物有以自然,而后人事有治也。故良匠不能金,巧冶不能铄木,金之势不能,而木之性不能铄也。以为器,木以为舟,铄铁而为刃,铸金而为钟,因其可也,驾马服牛,令鸡司夜,令狗守门因其然也”《淮南子》;傅玄则提出:“为师者”需“大匠构屋,必大材为栋梁,小材为榱橑,苟有所中,尺寸之木无弃也”。即好的工匠在造屋子时,不浪费一寸的木头,使大小木材各尽其用。又以“土与铁”性能不同说明要物尽其用,即“土不可以作铁,而可以作瓦”。傅玄认为:“龙舟整揖,王良不能执也;骥骤齐行,越人不敢御也,各有所能”。又《长短经·知人》记载,人有“九流”之殊,“四德”之异,需认真观察识别才使“执伪者无地而逃”。颜元培养“百职”专门人才,一方面源于“业各殊”的社会分工理论,另为“材各异”的人才差异论断。[1]

(二)农、工、商、虞各致其用

治事之学存在合理性源于社会人才需求多样化。可以说,人类发展的历史也是社会分工不断深化的历史,社会分工基于效率原则。一个社会的良性运行,需要官吏、农夫、匠器、商旅等各式人才。《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司马迁主张农、工、商、虞并驾齐驱,各致其用,但并非每个人均可成为既能治国且能治事之才。由此,孟子提出劳心者与劳力者的阶层划分。孟子主要观点: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大人劳心,小人劳力。且孟子举例以证“禹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虽欲耕,得乎?”尽管存在等级思想,但分工理念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春秋战国时期养士之风盛行。在“士”群体之中并非皆“治国平天下”之材。《吕氏春秋》作为集百家思想于一体的著作,其中涵盖着天文、农业、手工等诸多知识与技术等。“士与百工地位相分”不拘一格尊重人才,极大激发了各种人才脱颖而出,诸如著名工匠鲁班、李冰等皆载入史册。各诸侯国吸纳了各种各样的人才,其中既有治国安邦之才亦有科技人才。以后诸代,傅玄、司马迁、颜元等皆提出多样化人才观。

(三)教育类型多样化与活力

治事之学存在的合理性源于教育类型多样化的需要。人类教育起源于原始社会,主要特征表现为教育寓于原始人群生产与生活母体之中。原始社会劳动教育是普通教育史与职业教育史的共同起点。原始社会末期,古代知识分子开始出现。诸如巫、卜、史、贞人等原始知识分子皆是体脑分工的标志。自此,教育开始分化为培养“劳心者”与“劳力者”两种类型。巫等作为最早脱离物质生产的知识分子,他们成为掌管宗教、巫术、医药、天文历法和文字记录的专业人才。夏商周时期,教育开始以独立的形式存在。但回顾历史,重新考究教育在此时代分离对于人类发展必要性的同时,也导致了体力与脑力的分裂,教育与生产实践的分裂,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分裂。尤其东周以降,三种分裂予以时代的演化。学在官府被打破,私学逐步兴盛,至此,官学与私学,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经学教育与治事之学并存。教育类型的多样化造就了中国古代教育的活力,由此引发了古代教育的丰富与发达。教育类型多样化并非杂乱无章,以经学主导,以培养治国之才为要。治事之学培养始终处于边缘化地位,尽管如此,治事之学始终以顽强的生命力伴随历史变迁,而且更多时候扮演革命性因素。教育史上治事之学一直是以经学批判者身份出现的。

(四)经世致用文化内在需要

治事之学存在的合理性源于经世致用文化的内在需要。中华农耕文明源于独特的地理环境。黄河、长江、珠江、辽河等处早期先民共同创造了伟大的大河文明,其决定了中国先民农业生产方式以及所蕴育的文化特质是经世致用。自古中国以“礼仪之邦”著称,其源于农耕生产方式对于和平、稳定提出了强烈诉求。自上古时代,古之先贤为农耕文明奠定了“协和万邦”的治国理念,自此,“和平”的追求一直贯穿于中华民族的发展史。自大禹治水起,古之圣贤均以国计民生为要,无论政治、经济、教育皆凸显经世致用之取向。先秦诸子,因个性不同而有争鸣。如儒家培养君子,教以六艺;道家培养真人,以自然为师;法家培养吏师,以法为教;墨家培养兼士,以道术为本。但经世致用贯穿于百家之学,无论儒、道、法、墨等皆以现实世界与现实变革为追求。以经世致用之哲学,儒家不器提出“齐家、治国、以平天下”;道家绝巧以为“不争莫之能争”、“无为而无不为”而至“君子南面之术”;墨家兼士“以除天下之害,兴天下之利”;法家“耕战”以求富国强兵。汉代,“独尊儒术”除因文化专制因素以外,百家多样性统一为其内在因素。但治事之学作为诠释中国经世致用文化内在需要,其传统地位边缘化值得深思。[2]

二、治事之学实践变迁

(一)六艺造士

西周以往,六艺造士首创治事之学。周公首倡礼乐制度,对于“六艺”教育贡献颇大。《周礼·保氏》:“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古之“六艺”以“职事官吏”为教育目的:礼乐之教以培养职事官吏修养与规范,射御之教以培养职事官吏的军事技能,书数之教以培养职事官吏才智。“六艺”教育以“实用技艺”为教育内容,如“九数”是指方田、粟米、衰分、少广、商功、均输、盈不足、方程、勾股。从“九数”所包含的内容来看,田地面积的划分、租税的合理摊派、土石方体积的计算,各种工程的求证,几乎处处都要用到它。“独尊儒术”的汉代与“重振儒术”的唐代,经学一度排挤了六艺,但在小学和私学中书、数、武艺传授并未中断。宋代,胡瑗主办学校又出现以“六艺”为教育内容的盛况。理学家朱熹大力提倡读经穷理,但也主张小学教育要学六艺。明代学校比宋代又有发展,《明史·选举制》记载“生员专治一经,以礼乐射御书数设科分教,务求实才,顽不率者黜之”。清代顏元,为补救教育空疏的时弊,大力提倡六艺教育,主张实学实教。其与西方的七艺有所差别,六艺逐步演化为“实用本位”的中国教育体系。

(二)百家实学

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之学皆涵盖治事因子。儒家以君子治国,但有教无类,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但贤人之外,恐怕成为“君子”者甚少,而“器者”甚多。另《论语》之中还包括“多识鸟兽之名”等记载。《论语·学而》提出“使民以时”;《尚书·尧典》记写了“敬授民时”之说;《礼记·月令》开农家月令先声;《周礼·地官·司徒》提出“土宜之法”等。儒家以外,其它诸子治事之学更甚。法家商鞅、韩非力主耕战治国。商鞅把《诗》、《书》、《礼》、《乐》一类著作,划为铲除之列,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商鞅变法的第一道政令便是《垦令》。杂家《吕氏春秋》中有《上农》、《任地》、《辨土》、《审时》四篇。墨家、农家治事之学更为彻底。墨子以“兼士”为教育目标,其目的为把“农与工肆之人”培养成各从事其所能的“兼士”,强调王公大人、士君子、农人、妇人等皆需做好份内之事。农家《汉书.艺文制》载“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播百谷,劝耕桑,以足衣食,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货。孔子曰“所重民食”,此其所长也”。以许行为代表,流散民间,设学收徒,著书立言。[3]

(三)经学载体

秦汉开始,治事之学伴随经学载体传播一直没有停止。汉代经学教育倡导通经致用原则,经师有意识吸收了自然科学知识以充实儒学内容,反映在教育上,就有一师兼教几科的现象。《后汉书·郑玄传》记载郑玄“师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统历》、《九章算术》”。由于经学涵盖天文、历法等科学技术,因此汉代经师多博通科学技术等,如东汉贾逵为经学家与天文学家,对于天文官教育和培养具有一定作用。西汉落下闳与东汉张衡尽管均担任天文官但皆不是世传畴学。在经学教育基础上,通过刻苦自学皆成为成就非凡的天文学家,尤其张衡成为东汉时期人文素养与科学技术素养融合的典范。魏晋教育思想家傅玄、颜之推作为受到儒学教育的大师分别提出了人才九品、劳动教育等治事要务。唐代重视科学知识的传播,著名文人王勃曾说:“人子不可不知医”,并向长安曹元学习医术,在朝的文武大臣有不少从事过医药、化学、建筑、水利、农业、机械制造等方面的工作。据《唐六典》及新、旧《唐书》记载,人们凭借自己的科学知识和技术可以参加科举考试,获得职位,甚至可以官拜尚书。元代历山书院,起初书院以教授儒学知识为主,由于医人匮乏,学员开始兼学医学。

(四)分斋治学

宋代开启分斋治学至清代已彻底改革。宋代胡瑗为分斋治学的开创者,其著名“苏湖教法”核心就是分斋治学。胡瑗在其主管学校中,分“经义”与“治事”两斋,其中“经义”斋基本培养官员;“治事”斋分治民、讲武、堰水、历算等科,为宋代三次兴学奠定了理论基础。范仲淹庆历兴学创建太学,采用分斋教学的形式;王安石熙宁兴学创立“三舍法”,三舍法又比汉唐分经教学、分科教学前进了一步;蔡京崇宁兴学恢复医学,新设算学、书学、画学等专门学校。明代,黄宗羲主张“学贵履践,经世致用”,在他设计的未来市民社会学校体系中,除经师开经学外,还特别开设兵法、历算、医学、射术各科,并各有学官教授。此外,他还提倡所谓“绝学”,如测望、火器、水力等之类的自然科学。清代颜元可谓分斋治学集大成者,规划漳南书院,陈设六斋。在书院分设“文事”、“武备”、“艺能”、“经史”、“理学”、“帖括”等六斋,分斋教习礼、乐、书、数、天文、地理、兵法、战术、历史、时务、诗文、水学、火学、工学、象数、程朱陆王之学及八股举业等知识技能。颜元在漳南书院的办学计划与教学实践,开启了中国古代书院教育向近代实学教育转化的先河。[4]

三、治事之学的核心理念

(一)教育思想—明体达用

治事之学初始仅是经学的一部分,后逐步成为经学中批判性与革新性因素。经学主导之下,治事之学仅是凸显经学明体达用的工具所在。即便如此,其对于改造经学或改造教育意义深远。宋代胡瑗首倡“明体达用”的教育目的即“学以致用”精神,其不仅为此开辟分斋治学,且对新儒学“穷理践行”思想起到了转变作用。程朱理学“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行”的实质为胡瑗“明体达用”的思想演变。朱熹学问体系不仅涵盖对传统儒学知识经学和史学的注解,而且包含作为“科学”的历法、音律、地理等。宋代陈亮、叶适“事功”学派批评理学家空谈“性与天命”,对其“静坐”、“存养”功夫尤为不满,主张习百家之学、考订历代典章名物,以培养对社会有实际作为的人才同样对于“明体达用”思想继承。宋代“明体达用”之思想,为明清两代实学奠定了坚实基础。明代实学学风由丘濬开创,他所著《大学衍义补》一书,放眼“治平”之术,恢复儒学“有体有用”的真精神。此书被明末实学家陈仁锡所辑《经世八编类纂》列为八种“经世”书之首。明代实学强调“体围合一”、“学仕合一”,其中,顾炎武、李颙等代表“义利双行”学派。清代,乾嘉考据学久负盛名的“皖派宗师” 戴震视科技为实学加以提倡,皆是明体达用的体认。

(二)教育目标—百职人才

治事之学突破儒家“君子不器”与“学而优则仕”的人生追求,提出各领域专门人才的重要价值。自汉代,教育史上首先突破“官仕”目标的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傅玄。傅玄提出著名的“九品人才论”,《长短经·量才》曰:“凡品才有九:一曰德行,以立道本;二曰理才,以研事机;三曰政才,以经治体;四曰学才,以综典文;五日武才,以御军旅;六曰农才,以教耕稼;七曰工才,以作器用;八曰商才,以兴国利;九曰辨才,以长讽议。此量才者也”。颜之推继承了傅玄的人才观,提出教育既不是培养清谈家,亦不能培养章句博士,而是要培养国家实际有用的人才。主要包括:“一、朝廷之臣;二、文史之臣;三、军旅之臣;四、使命之臣;五、兴造之臣”等六个方面。宋代胡瑗分斋治学贯彻了傅玄、颜之推的人才思想;清代颜元对此论述最为透彻,认为教育不是培养无益于国家“庸碌”官吏,而是培养“经济臣”,人才需“以经世致用为宗”。由此,颜元提出了著名的“百职”专门人才观。颜元认为,要“经世”治国,仅有“君相”与“百官”不行,必须有“百职”专门人才。其举例“禹之治水,非禹一身尽治天下之水,必天下士长于水学者分治之,而禹总其成”[5](《习斋四存编》之《存学编》)。

(三)教育内容—治事实学

与经学崇道重礼比较,治事之学倡导实学。魏晋颜之推首倡劳动教育与艺能教育。《颜氏家训·勉学》:“谚曰:‘积财千万,不如薄技’在身。‘技之易习而可贵者,无过读书也’”。另外,颜之推强调士大夫子弟要“知稼穑之艰难”,学习一些农业生产知识。《颜氏家训.勉学》言“农工商贾,厮役奴隶,钓鱼屠肉,饭牛牧羊,皆有先达,可为师表,无不利于事也”。宋代陈亮、叶适“事功”学派主张“因事作则”,即教育应该面向社会实际,在博通的基础上,提倡学习兵法、度员等方面的知识。明代实学代表人物张居正、海瑞、焦竑、徐光启抛弃道学家游谈无根的陋习,更多地关注国计民生之事,诸如农田、水利、河漕、盐法等。王夫之提倡实学,要士子学习“天下治乱、礼乐、兵刑、农桑、学校、律历、吏治之理”,否则,国家不能有“可用之士”,其要求“登士于实学”。 颜元主张“实文、实行、实体、实用”,以尧舜周孔所倡导的“三事、六府、三物、六德、六行、六艺”作为“实学”内容,特别强调学习“六艺”以及“兵农钱谷,水火工虞”等生产、军事方面的知识和技能的重要性,以造就德才兼备文武双全或有一技一艺的实用人才。

(四)教育方法—习行教法

与经学明理、玄学尚谈比较,治事之学倡导习行。傅玄认为,玄学家“才辨”是以“悬言”、“空言”而“利口覆邦国”之“败德”行为。颜之推继承了傅玄思想,以邺下俗谚讽刺“博士买驴,书卷三纸,未有驴字”的食古不化的迂阔之习,教育子孙后代通过读书学习来“志于行”。明代王廷相提出掌握知识必须从“见闻之知”始,学生需接触事物,实地学习,才能认识事物,叫做“接习”,其以“闭户学操舟之术”以比喻此理。另说:“讲得一事即行一事,行得一事即知一事,所谓真知矣。”黄宗羲提倡“学用一致”的教学方法,学历者能算气朔,观测天文气象;学医者,根据理论与实践考核,分三等处理,中等者才许继续“行术”。颜元明确提出“习行”教学法,指出“习行之学”贵在“实行”“实践”。认为:“诵说中度一日,便习行中错一日;纸墨上多一分,便身世上少一分”(《存学编》)。主张学一艺必习一科、验一方,手脑并用,切忌纸上谈兵。“觉思不如学,而学必以习”,并将家塾之名由“思古斋”改为“习斋”。颜元说:“读书无他道,只须在行学上著力”。《存学编》以习学琴为例:“今手不弹,心不会,但以讲读琴谱为学琴,是渡河而望江也,故曰千里也。今目不睹,耳不闻,但以谱为琴,是指蓟北而谈云南也,故曰万里也”。

(五)教育方式——各专一事

与经学鸿儒、通儒比较,治事之学倡导各专一事。傅玄在管子四民分业基础上提出“分业壹事”之思想。其《安民》篇曰:分其业而壹其事,业分则不相乱,事壹则各尽其力……认为“分业”为农、工、商三才发挥各自职能的前提。颜之推于《颜氏家训.勉学第八》“人生在世,会当有业:农民则计量耕稼,商贾则讨论货贿,工巧则致精器用,伎艺则沈思法术,武夫则惯习弓马,文士则讲议经书”。宋代胡瑗“治事”斋教学:“一人各治一事,又兼摄一事”,各因其所长而教之。如“治民宜安其生、讲武以御其寇、堰水以利田、历算以明数是也”。颜元主张教育要结合学者的个性进行,教学应根据学者材质和兴趣制定:“凡弟子从游者,则令某也学礼,某也学乐,某也学兵农,某也学水火,某也兼数艺,某也尤精几艺”(戴望《颜氏学记》)。颜元主张各专其业,各得其用,他说“人之于六艺,但能究心一二端,深之以讨论,重之以体验,使可见之施行,则如禹终身司空,弃终身教稼,皋终身专教而已,皆成其圣矣”(《颜习斋先生言行录》)。颜元在自己著作中,列举了许多古今中外的豪杰皆“各专一事”,他常鼓励其弟子各专一艺。因此,在颜元的生徒中,专才甚多,甚至包括“手制小仪器,业者自谓弗如”的巧匠冯雍,善于垦荒种田农技人才齐林玉等。

四、治事之学的相关思考

(一)专才与通才

治事之学丰富了手工时代的人才文化,且使专才与通才的思辨逐步明晰。傅玄主张“用人当其才”,反对求全责备。其在《傅子·阙题》中言:“圣人具体备物德行颜渊之伦是也;……言语宰我、子贡是也;……若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傅玄认为全面发展于一人之身实现困难,因此“教人者要因人而教,不可妄教;用人者也要因人而用,不可妄用”。之后颜之推提出人才需博闻与执一相结合,敏锐的意识到人的精力与天才区域的局限性,要在“博”的基础上求“精”,他说“多为少善,不如执一”。陈亮、叶适反对朱熹的“醇儒”,提出“一艺一能”的“事功”教育。陈耆卿云:士勤于学业,则可以取爵禄;农勤于田亩,则可以聚稼穑;工勤于技艺,可以易衣食;商勤于贸易,则可以积财货。颜元反对“通儒与通才”,其认为只有少数人可为,而众人皆可成为专门人才。学生请教颜元欲想成为“无不知能”的人才时,颜元提出:“误矣!孔门诸贤,礼乐兵农各精其一;唐虞五臣,水火农教,各司其一。后世菲资,乃思兼长,如是必流于后儒思著之学矣。盖书本上见,心头上思,可无所不及,而最易自欺欺世也。究之,莫道无一不能,其实一无所知也。”(《颜习斋先生言行录》)

(二)农圃与小人

《论语》记载“樊迟请学稼”之事,孔子言“此小人也”。孔子旨在希望学生均如自己成为治国、平天下之才。孟子从后提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思想对后世影响至深。管子四民分业以后,农为庶民,但工商一般低于庶民之地位。因此,皆以“小人”相称谓。唐太宗评价书学亦有:“书学小道,初非急务,时或留心,犹胜弃日。凡诸艺业,未有学而不得者也,病在心力懈怠,不能专精耳”的认识可见一斑。古代有明确规定,工商一般不得为仕。其中,匠籍、医籍制度均是技术官守背景下役使专才之手段。以小人称谓另一重要原因是治事之才多被人役使,因此,颜之推一方面告诫子孙“薄技”重于“家财”;另一方面,提出技艺只可兼习,而不可专业,以求得“艺不役人”。但关于小人,诸代皆有明识之士。周灭商,周公教康叔杀违禁饮酒的人,独对违禁的商族手工业者加以宽恕,“勿庸杀之,姑唯教之”。傅玄为发明家马钧写作《马钧传》,以“国之精器,军之要用”,其巧有益于世,绝不可“忽而不察”等语词凸显出对于科技发明重视与对于手工业人才的珍惜。清代颜元对于专才赋予重要地位。批判了把专门人才比作下等卑贱职业的思想,提出“学须一件做成便有用,便是圣贤一流”。(《颜习斋先生言行录》)

(三)崇道与尚艺

古代经学崇道,培养治国之才,治事之学尚艺,培养治事之才。儒家明体达用之改造,凸显出道中有艺方可经世致用。治事之学需艺中有道,方可自成境界。自原始社会末期学校萌芽以后,劳动教育、技术教育、生产实践教育完全与学校教育背离。传统儒家思想,鄙视劳动教育;道家思想追求“君子南面之术”的政治哲学;佛家“性空”、玄学“空谈”皆未把技艺放置于应有的高度,治事之学一直在批判儒学、玄学轻艺以激发经学改造,经学治国之学一直在批判技艺小道以激发治事之学不断升华。魏晋南北朝颜之推提倡“生存求利”教育的同时体现了“全人教育”理念。其中,“德艺周厚”即知识技能教育与道德教育相结合;“技艺兼习”即知识传授与培养技能结合;“博闻执一”即在知识与能力结构体系中达至博闻与精深统一。古代治事之学达至崇道与尚艺的统一是士子治学之追求。

(四)治事与文明

手工时代因经学主导,因此治事之学对于文明的创造久被忽略。治事之学直接推动了物质文明进步,古代农才、工才为直接物质生产者,商才乃物质交换者,其直接推动了人类物质文明进步。《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对此是很好的诠释。没有治事之学,人类就失去了生存的基础,因此治事之学直接推动了精神文明进步。而天文医学、农、工、商贾的诸多经典则丰富了中国文化,劳动教育对于精神文明意义深远。清代颜元认识到劳动的健康价值:常劳动则“筋骨竦,气脉舒”,而久之则“魂魄强”。由于体质增强,学习起来可以“振竦精神,使心常灵活”。对于劳动的德育价值,颜元认为通过劳动,可以杜绝邪念,纯净内心。他说:“吾用力农事,不遑食寝,邪妄之念,亦自不起”。另外,治事之学有效地弥补了经学、玄学之弊端,无论对于政治思想、社会风气、人才结构等均起到良性作用,从而直接推动了社会文明进步。

参考文献:

[1]毛礼锐,沈灌群.中国教育通史:第一卷[M].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268.

[2]毛礼锐,沈灌群. 中国教育通史:第三卷[M].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230.

[3]路宝利.中国古代职业教育史.[M].经济科学出版社,2011:91.

第3篇

一、2020年工作总结

(一)编撰学校文化管理手册,明确“三线”目标。

学校组织各部门,将学校发展概况、章程及发展规划、精神文化、制度文化、课程文化、行为文化、环境文化、教师评价等进行了整合,结合学校三年发展规划做了进一步修订,完成了学校文化管理手册,使之成为全体教职工工作的指南。

1、规范考评机制,画好纪律红线。

构建“532”综合考评机制。对于涉及教职工切身利益的制度修订、评先评优、考核表彰、资金使用等,学校领导班子成员广开言路,商讨谋划,工会、纪检部门履行部门职责,参会讨论监管监督。

2、明确岗位职责,守好安全底线。

构建学校安全网格化管理层级,明确了33类工作岗位职责,提示了22类岗位风险,完善了14个安全事故应急流程,确保30个教职工每周安全点位值守。进一步完善了安全考核细则,提高绩效考核比重。

3、落实常规管理,提升质量生命线。

依据《义务教育学校管理标准》,结合学校实际情况,针对现有问题,进一步完善学校常规管理细则,每月底进行教育教学工作集中检查,统一反馈,及时整改。考核结果进行公示,并纳入学期绩效。

严格落实课程计划,开齐开足体育课,心理健康课、生命安全教育等课程,开展尚美智慧课堂高效课堂建设,依据学区建立公平多元的教育质量监测评价制度;积极开展微课、慕课等新型教学模式和学习方式的研究,增强课堂实效。

学校以“质量提升行动”为重点工作,继续着力推进。要求做到“三清”,即对质量现状认识清,对质量提升目标清,对质量提升做法清。宣传动员全体教师提高认识,按照学校“质量提升方案”,认真落实,逐步达标,建立常规检测预警与期末检测考评机制。对处于考核标准以下且连续落后的教职工予以警示提醒,约谈问责。

规范管理不是无情管理,学校适时依据“尚美教育”办学理念,对教职工予以引导,力图形成“以美引善”的管理文化。

(二)落实“青蓝工程”,促进年青教师快速成长

1、开展教师“品格提升行动”

建立“尚美教师”标准,制定考评细则。与青年教师签订师德师风承诺书,规范自身教学行为。评选出3名“尚美教师”,树立了典型。组织22名中青年教师学习“五星党员”李美玲同志先进事迹,坚持用身边“模范”引领一批人。

2、落实青年教师三年专业发展规划

利用“青蓝工程”,帮助新入职教师尽快熟悉教学、适应教学。帮助35岁以下青年制定三年发展规划,强化目标管理。通过推荐教育类论著、杂志、视频、APP等,加强教职工理论的自学研读,促进教师专业素养的提升。2020年,22名青年教师完成案例、论文撰写近80篇;通过校内外培训、教科研活动,促进教师专业成长。学校选派6名中青年骨干教师,分别到北京、上海、重庆、焦作学习观摩。鼓励青年教师积极参与学区教学研讨活动,仅参与钟小教研活动,就超过160人次,市内参加教科研活动近200人次;结合校内集体备课、研究课、示范课等教研活动,加强对教师的指导,坚持每周二集中听评课,完成了3轮校内教科研活动;通过区内竞赛活动,促进教师成长。积极鼓励、支持教师参加各级组织的教学竞赛活动,1人主讲区级数学研讨课,6人参加区级竞赛课。通过备赛、比赛、总结等过程,让教师得到历练,得到成长。

(三)依托课程开发、社团活动,突出“尚美德育”活动体验

1、完善了尚美德育建设内容

一是进一步修订《班级管理常规工作考核细则》,督促教职工落实学校德育活动;二是建立健全学生文明监督岗,坚持每周开展“五星班级”评比,“六星尚美好少年”评比;三是加强尚美德育评价有效性策略的研究,形成了学生综合评价细则。四是完成了班级文化建设,9个班特色鲜明,美美与共。

2、完成了学校“尚美”校本课程架构(课程、体验区、活动)

一是计划开发“尚美”4个方面(社会美、科技美、自然美、运动美)校本课程,二是完成美育主题区域的设计,围绕“尚美教育”校园文化建设要求,完成美育体验区建设。完善花卉种植基地、农作物种植基地和果树种植基地等4个美育体验区建设。三是推动学生社团建设,落实校本活动。以学校“风筝节”活动为抓手,开展学校特色社团建设,以足球进校园为契机,开展校园足球联赛和足球社团活动,坚持每周三下午开展9个校级社团活动等。

(四)鼓励师生读书,努力打造“书香校园”

1、以建设“书香校园”为平台,培养教师读书的习惯

2020年,学校推荐《做最好的老师》、《教师与家长沟通的技巧与策略》、《小学生主题教育35例(基于核心素养)》、《智慧教室环境下的教学模式与方法》,供教职工精读,并开展2次读书分享会,收集近60篇读书心得。通过读书,拓宽教职工的知识视野,努力让书香溢满校园,不断提升学校的文化品位。

2、以学区“书香班级”建设为切入点,层层推进读书活动

每班建立了图书角,每周固定时间组织学生阅读,让学生时时浸染在“书香”中。继续组织开展“书香伴我行”班队活动和“诗韵飘香”等竞赛活动,评选出4个书香班级,10个书香家庭、18名读书小明星。

二、存在的问题

2020年,学校按照三年发展责任清单,围绕“规范”做了一些文章,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总体上还落后于全区教育的发展。学校当前存在的问题比较突出。

1、教职工结构不合理,合同制教师占比过大,缺编却又得不到补充。偏远薄弱的现状近期又难以改变,人心思动;

2、中青年教师培养左右为难,很难留住人才,学校工作难以持续开展;

3、学校班子配备不足,中层干部岗位少,干部分管事项过多,精力难以为续,顾此失彼。

三、2021年工作计划

2021年,我校将继续认真落实局党委扩大会议精神,围绕“能力发展”这个主题做文章,力促学校教育教学工作再上一个台阶。

(一)继续加强师德师风建设

深入开展“正风除弊”评议活动,严肃查处党员干部作风建设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追责问责,提高周边居民对学校办学的满意度;

1、进一步修订常规考评、民主测评细则,突出纪检、工会的监督作用,营造风清气正的教育环境;

2、收集整理“三育人示范岗”典型案例,坚持用身边人宣传身边事;

3、通过“尚美教师”(即“ 四有教师”)评比,选树一批校级“四有”教师。

(二)继续进行尚美课程开发及社团品牌的提炼工作

落实体育、美育和劳动教育,促进学生全面发展。运用新媒体促进科技环境教育,培养学生综合素质。

1、完成4-5本校本课程开发;

2、完善9个学生特色社团建设;

3、完成美育主题体验区建设。

(三)进一步落实“青年教师三年发展规划”

1、继续鼓励中青年教师参加各级各类教科研活动、培训活动、竞赛活动;

2、继续深化“尚美智慧课堂模式”研究;

3、积极推选年青教师参加区学带、区优青评选。

(四)继续开展学生“品格提升行动”

第4篇

一、更新教育观念,增强责任

传统的应试教育,过于强调学生成绩――学科分数,教师成绩――学生及格率和优秀率;片面追求升学率,忽视德育、体育、劳动教育等。教师热衷于辅导尖子生,而学困生备受冷落歧视,心理自卑,长期处于失败和痛苦之中。越来越多的实践证明,学历仅仅是敲门砖,“特殊”待遇的学生将来不一定成才,被冷落的学生中将来也有优势。作为语文教师,应摒弃陈旧观念,坚持育人第一。课上与学生良性互动,既要注重学生个性发展,又要面向全体,不能单纯地为了考试而教学,要遵循教育规律,因人而异;同时充分运用教材中的优秀作品对学生进行听说读写等方面的训练,全方位、多角度培养学生的学习动机、兴趣、方法,发展学生的健康个性,培养学生具有良好的运用祖国语言文字的习惯,让学生在学习语文的过程中认识人生、丰富知识,开阔视野、增长才干。

二、不断提高师德素质

我认为,教师一以贯之保持良好的师风,对学生来说是一面镜子,其作用不可估量。俗话说“严师出高徒”,比如在纪律方面,以身作则、严于律己,工作上兢兢业业、雷厉风行。要有强烈的事业心、责任心和使命感,要严谨治学、团结协作、尊重家长、乐于奉献,“一生之际在于勤”,勤于备课、辅导学生、改作业、思考问题、钻研业务、总结经验和吸取教训……总之,教师勤快,就会培养出同样风格的学生。再说,大多数语文教师担任班主任工作,还须与学困生建立互相信任的平等关系,切忌用简单粗暴、居高临下的态度压服学生;要弄透学困生的心理障碍和成因,对症下药施展有效的教育方法,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导之以行、持之以恒。此外,农村初中语文教师还应该在艰苦条件下锐意进取、开拓创新。

三、着力提高语言修养

语文教师相对于其他教师而言,更应该“能说会道”,这是职业需求和工作的必备条件。我们经常发现,相同的课时、学生、教学内容等,同龄人、同学历的教师授相同的课程,由于语言基本功的不同,教学效果有时会大相径庭。善于表达的教师,课上口若悬河,把枯燥的课堂演绎得精彩纷呈,学生兴致勃勃,学习效果事半功倍;反之,不善于表达的教师授课则是老生常谈,甚至使课堂面临一潭死水的尴尬境地,学生索然无味,学习效果则事倍功半。所以,要想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语文教师应当在语言修养上多下功夫。

首先,对自己授课内容非常熟练,烂熟于心。同时课上还要注重情感的交流,使学生产生亲切感。其次,语言要简洁生动,通俗易懂;比喻要形象,既有直观性,又有启发性。不拖泥带水,不留口头禅。最后,优美和谐的语言节奏要抑扬顿挫,轻重缓急,语气、语调等都必须在课前认真揣摩。那么课堂上,教师得心应手地运用各种教法,学生的学习气氛活跃、情绪高涨,必然会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所以,平时多看、多思、多听,结合教学实际,不断实践,总结经验,不断提高是语文教师提高语言修养的重要途径。

四、苦练内功,完善自我

在农村初中工作,青年语文教师成长有着先天不足,诸如生源素质差、学校硬件不配套、参加培训机会少、科研气氛不浓等。教学质量的高低与教师的业务有着密切的关系,建设一支高素质的教师队伍,使广大教师善于学习,刻苦钻研业务,促进教学质量的再提升。练好内功贵在坚持,比如阅读报纸、杂志、教育类论著,随时写好教育心得;参加学校的各类教科研活动,如说课比赛、专题研讨会、撰写论文、上公开课、观摩优质课等。在撰写论文时,预先要检索古今中外文献资料,确保资料翔实、数据准确;然后梳理材料,剖析材料的意义;而且选题的角度尽量要小,有价值,有新意,内容的阐述要具有逻辑性、准确性。有机会上公开课时,更要善于表现自己,不怕丢丑,努力在学校搭建的平台上施展才华,甚至可以邀请学生家长或社会各界知名人士参加听课。另外,向有经验的老教师请教,多听课,学习经验,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只有这样,年青教师必然会扩大眼界、转变观念,开拓思路、增长见识,提高课堂的驾驭能力。

五、提高科技素养

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知识量剧增且更新速度快,语文和其他学科联系很紧密,课本中内容可谓包罗万象,学科间的渗透性日益增强。以苏教版初中语文教材为例,说明文单元往往有与生物学、建筑学等方面的知识;八年级上册第六单元主题“高新科技”,网络技术、克隆技术、航天技术简直把学生引入了光怪陆离的世界;九年级语文专题则涉及到物候学、统筹学等。这就要求语文教师不仅要精通本专业的知识,还应当注重跨学科的学习,力争做到“专才”与“通才”的有机结合。实践证明,语文教师多读一些科普读物,成为爱科学、学科学的楷模,不断地把学到的最新科学知识传授给学生,在学生心灵深处播撒科学的种子。总之,要博览群书,以百科知识丰富自己,提高科学素养。

六、具有良好的身心审美素质

第5篇

【关键词】职业院校 工业文化价值观 特点 对策

【中图分类号】G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0-9889(2016)11C-0051-03

所谓工业文化价值观,就是个人和社会群体对人们在工业生产活动中所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成果总和的意义、重要性的总评价和总看法。职业院校是培养高素质工业人才的摇篮,工业文化价值观是人才培养的重要内容。当前职业院校学生的工业文化价值观总体上与新型工业化要求是相符合的,但相当一部分学生存在着不懂、不爱工业,对我国现代工业文化认同和自信度不高,工业文化价值取向、价值标准扭曲等问题。究其原因,有历史因素、社会因素、学校因素、家庭因素和学生因素的共同影响。工业文化价值观教育是个系统工程,需要政府、社会、学校、家庭共同担负起相应的责任,才能收到好的实效。准确把握学生工业文化价值观状况,并探索有效教育对策,提高学生工业文化素养,是职业院校人才培养工作应尽之责。

一、职业院校学生工业文化价值观的特点

课题组于2016年4月在柳州市3所高职和4所中职学校的1000多名师生中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表明,职业院校学生工业文化价值观的现状呈现出以下特点。

(一)相当一部分学生对工业的认知不足,对工业文化的认同和自信度总体不高。调查中,27%的学生认为,自己进入职业院校读书是因为想进企业工作;32%的学生认为,选择就读的专业是因为“自己喜欢”;53%的学生对自己所读专业的对口职业只是“有点了解”,18%的学生完全不清楚,也就是不到三成的学生较为清楚地知道所读专业今后干什么工作的。学生盲目选择就读学校和专业,表明他们对工业的认识是不足的。调查还显示,仅有27%的学生表示毕业后会在柳州工作,65%的学生表示“说不准”,9%的学生表示不会在柳州工作。在表示毕业后会在柳州工作的学生中也仅有42%的学生是因为喜欢柳州这个工业城市。不会在柳州工作的学生,14%是因为不喜欢柳州这个工业城市,22%的学生是因为觉得在企业工作太辛苦,22%的学生是因为工资收入太低了,11%是因为柳州工作、生活的环境太差。在关于工业文化认同和自信度的调查中,当问及“作为一名职业院校的学生,你在别人面前有何感受”时,仅有10%的学生会打内心里感到自豪;32%的学生觉得很正常,没什么特别感受;4%的学生会觉得低人一等,其他的则表示“不好说”。可见,相当一部分学生对工业缺乏挚爱的精神,对工业的情怀不深,对工业文化缺乏足够认同和自信。这部分学生如果得不到正确引导,在校期间往往缺乏努力学习、苦练技能的内生动力,毕业后在工作中往往缺乏敬业爱岗、艰苦奋斗的内生动力,难以成为现代工业化的生力军。

(二)相当一部分学生对职业定位的认知模糊不清。调查中当问及“您认为职业院校的学生毕业后应该怎样发展”时,42%的受访学生选择“不好说”,11%的受访学生认为在企业里当“白领”,10%的受访学生认为在企业里当“蓝领”,17%的受访学生认为先当“蓝领”后当“白领”,8%的受访学生认为无所谓,要根据自身能力和企业需要而定。对当前一些职业院校毕业生在工作后频繁跳槽的现象,20%的学生持赞同态度,32%持不赞同态度,48%的学生则是不清楚。可见,相当一部分学生的职业认知是模糊甚至错误的,这部分学生如果得不到正确引导,其择业和就业势必会受到不利影响,容易缺乏劳动观念,好高骛远,工作不安心,甚至成为“啃老族”。

(三)部分学生的诚信、忠诚意识淡薄。调查中当问及“如果您将来工作的企业因为一时效益不好,给您的薪酬达不到原来的水平,您会怎么做”时,29%的学生选择“与企业同甘共苦”,14%的学生选择“哪怕违约也要另寻出路”,46%的学生选择“还是先留下来,实在不行了再另寻出路”,9%的学生选择“不好说”,甚至有1.3%的学生选择“宁愿回家呆着”。对当前一些职业院校毕业生应聘简历造假的现象,虽然高达65%的学生持不赞同的态度,但也有11%的学生持赞同的态度,还有23%的学生不清楚。可见,相当一部分学生的诚信、忠诚意识是淡薄的。这部分学生的价值观若得不到正确培养,在实际工作就可能出现偷工减料、弄虚作假、敷衍了事、惟利是图等不良观念和行为,这与拼搏实干的工业精神是完全相背的。

(四)部分学生工作价值取向扭曲。受访学生在回答“评价工作有何价值的最重要的标准是什么”时,28%的学生选择“能够给自己带来多少好处”,36%的学生选择“能够给工作单位带来多少经济利益”,26%的学生选择“能够给社会带来多少满足”,还有16%的学生“不好说”。在就业条件方面,25%的学生把工资待遇作为就业的首选条件。可见,相当一部分学生的工作价值取向是有一定程度的扭曲的。

(五)部分学生质量、责任意识淡薄。当问及“如果一件产品在生产流程中在您的这个环节出现了质量问题,您会怎么做”时,虽然选择“如实报告,自己承担一切后果”的学生高达71%,但16%的学生选择“如果对自己不会产生不利影响就如实报告”,2%的学生选择“能瞒则瞒”,还有2%的学生选择“坚决否认”。当被问及“如果您所在单位有违规违法生产经营行为,您知道后会怎么做”,虽然有35%的学生认为会坚决举报,21%的学生认为会极力阻止,但也有17%的学生认为只要与自己无关,决不多管闲事,12%的学生认为会离开该单位,14%的学生觉得不好说。可见,相当一部分学生的质量意识、责任意识是不强的。

二、职业院校学生工业文化价值观特点的成因

(一)历史因素。具体如下:

1.缺乏悠久的工业文化传统的熏陶。我国近现代工业的起步晚于西方国家一个多世纪,广西的近现代工业起步更晚,发展至今还不足百年历史。我国在上世纪50年代开始工业化到改革开放以来,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工业文化,这些工业文化成果成为了工业发展的不竭动力。但相对于迅速发展壮大的工业产业,工业文化的发展相对滞后,中国特色的工业文化尚未被广大群众广泛认知、认同,尤其是工业文化价值观作为工业文化的核心没有得到凝炼和发展,更没有成为人民群众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正是这样的工业文化基因的缺失,成为了当前职业院校学生的工业文化素养缺失的原因之一。

2.深受农耕文化的长期影响。相对于工业文化,我国的农耕文化则相对悠久。职业院校的学生多数来自乡镇和农村。而乡镇工业历来都比较落后,工业文化自然也就没有生根发芽的肥沃土壤,能够代代相传的工业文化价值观也就缺乏其社会存在的基础,学生先天就缺少了工业文化的浸染和熏陶。而相对繁荣的则是农耕文化,这种文化有诸多优良的传统观念,比如敬畏规律、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吃苦耐劳、天道酬勤的劳动观等,但其也有糟粕,比如由小农经济而产生的小富即安、保守落后、自由散漫等思维观念和行为习惯。出生在、成长在乡村的学生继承的自然是这些农耕文化的基因。相当一部分学生存在理想信念模糊、社会责任感缺乏、开拓创新精神淡化、团结协作观念较差的现象,就是深受农耕文化的影响。

3.深受士大夫传统观念的影响。“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等士大夫的文化价值观在中国人心目中根深蒂固。这种传统观念影响着学生对工业文化价值的取向和评价,使他们形成扭曲的工作价值观。比如一些学生把进入职业院校学习作为脱离“劳力者”的途径,尤其是一些高职生总认为自己是大学生,今后理应成为“劳心者”,成为企业的管理者,而不应该成为“劳力者”的工人。但职业院校的人才培养目标和当前严峻的就业形势又使他们认识到,自己毕业后更大可能成为企业一线工人,因此产生失落感。

(二)社会因素。具体如下:

1.受不良社会思潮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一些资金本主义不良思想如享乐主义、拜金主义、自由主义等进入我国,干扰人们的思想观念,职业院校学生也不能幸免。课题组在调查中发现,相当一部分学生功利主义思想严重,只注重专业技能的培养,不注重职业道德的养成。在择业方面,他们往往把工资待遇、工作环境、工作地点作为择业首选条件,收入丰厚、环境优雅、工作轻松几乎成了相当一部分学生择业的共同价值取向。而工作是否与自己的能力倾向、兴趣爱好、未来发展相适合往往关注很少。在职业精神方面,一部分学生缺乏诚信、忠诚意识,没有“干一行爱一行”的工匠精神。调查中,不少学生认为,“如果工作单位待遇不好就会另谋高就”。课题组在企业一线调查时发现,一些职业院校毕业生只是把目前的工作单位看成是“跳板”,一旦有待遇更好的工作单位就跳槽;一些毕业生嫌一线工作累、待遇低、没尊严,工作没有积极性,甚至责任意识、纪律观念、时间观念、效率观念、安全观念、协作观念淡薄,消极怠工,随意迟到早退旷工,稍有不顺就轻易辞职。凡此种种现象,与不良社会思潮的作祟有着密切的关系。

2.受社会对待职业教育的错误观念的影响。长期以来,由于受学历导向的影响,与普通高中和本科相比,职业教育往往被认为是一种更低等级的教育层次,而非另一种不同的教育类型。近年来,国家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但社会上还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对职业教育“低人一等”的看法。加之一些企业招收应届生时过分强调学历,甚至直接把职业院校学生“拦在门外”,结果导致了职业教育陷入很大的困境。当前,相当一部分职业院校学生缺乏工业文化自信,不能不说深受社会对职业教育这种错误观念的影响。

(三)学校因素。具体如下:

1.学校教育出现工业文化教育的空白。长期以来,不管是城市还是乡村的中小学教育,历来缺乏工业文化的启蒙教育,这是职业院校学生的先天不足。调查发现,职业院校作为工业文化教育的重要主体,普遍对工业文化教育也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各学校没有设置专门的工业文化素养教育课程,主要是通过专业入门教育、思想政治课、专业课等以渗透教育的方式开展一定程度上的工业文化教育,但由于没有系统的顶层设计,缺乏明确的教育目标、科学的教育内容、有效的教育方法,教育效果不佳,导致学生在工业文化价值观方面先天不足,后天缺补。

2.相当一部分职业院校教师工业文化素养欠缺。相当一部分职业院校教师尤其是青年教师大学毕业后直接走上教师岗位,他们从学校到学校,从学生到教师,没有足够的企业工作经历,加之长期以来职业院校校企分离的培养模式,使教师对工业文化缺乏深入的了解,导致这些教师的工业文化素养十分欠缺,他们在教学工作中也就缺乏对学生开展工业文化价值观教育的自觉意识,更不可能科学地进行相应的课程和教学设计。这是导致学生工业文化价值观存在诸多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家庭因素。具体如下:

1.家庭教育缺乏工业文化价值观基本要素的培养。当前职业院校的学生是“90后”,中职学生基本上是“00后”,他们多数是城镇独生子女或者农村少子女家庭的孩子。由于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长辈往往以宠溺的方式来爱孩子,过分满足孩子的物质需求,忽视孩子的品德教育、劳动教育,使世代的农耕生活所积淀的勤劳、勇敢、朴实等传统农耕文化没有得到应有的传承和发扬,相反,现代农耕生活形成的某些与工业文化格格不入的观念和意识却深刻地影响着孩子,比如淡薄的时间观念、纪律观念、质量意识、规则意识、安全意识等等。因此,学生进入职业院校后,崇尚劳动光荣、创造光荣的工业文化价值观缺乏了应有的思想基础。

2.相当一部分家长缺乏言传身教的素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然而,有的家长不注重家庭教育,没有家庭教育的自觉意识,有的家长则信奉实用主义的家庭教育,只关注孩子的学习成绩、做事能力,不注重孩子的身心健康和品德修养,有的家长受一些不良社会风气的影响,中华民族几千年积淀形成的勤劳勇敢、朴实节约、谦虚谨慎、诚实守信等优良传统没有变成为他们的自觉自信,也就形成不了他们对孩子言传身教的家庭教育内涵,这也导致职业院校学生工业文化价值观教育的先天不足。

(五)学生因素。职业院校学生的理论基础和文化素养普遍相对较差,学习意识和学习能力不强,对学习缺乏主体意识、自律意识。相当一部分学生对成长成才和职业教育目标的认识有一定的偏差,认为自己进入职业院校只是为了学习一技之长,普遍不重视思想理论学习和品德修养,对思想文化类课程的学习普遍兴趣不大,学习自觉性不强。所以既不会认真接受工业文化价值观的教育,更不会自觉地学习和培养。

三、职业院校学生工业文化价值观教育的对策

由于学生工业文化价值观的影响因素是复杂的,因此学生工业文化价值观的教育是个系统工程,需要政府、社会、学校、家庭共同担负起教育的责任,才能提高教育的实效性。

(一)政府发挥主导和推进的作用。政府要主动行使工业文化价值观教育的管理职能。一是要有推进职业院校工业文化价值观教育的责任意识,发挥好引领作用,引导职业院校在其人才培养过程中高度重视这项工作。二是政府要积极加大工业文化的宣传力度,在城市文化建设中应突出工业文化元素,营造工业文化价值观教育的良好社会氛围。三是政府要创建工业文化价值观教育的基础设施和社会条件。四是政府要动员、支持、鼓励中小学做好工业文化价值观的启蒙教育工作,把工业文化教育纳入中小学素质教育范畴。五是教育主管部门要积极出台强化工业文化价值观教育的相关政策,给予社会参与主体、学校在项目、资金等方面的大力支持。

(二)社会组织积极参与。企业、社区、社会团体、社会媒体等社会主体要积极参与到工业文化价值观教育工作中,主动给学校和学生提供条件、创造条件。首先,企业要正确认识到自己在职业院校人才培养工作中的重要作用,积极参与到职业院校的人才培养工作中,与学校一起共同研究人才培养规格,共同制订人才培养方案,共同开展教学活动,尤其在接纳学生实习实训过程中,主动对学生开展工业文化价值观教育。其次,社区、共青团等社会组织要通过社区宣传窗口、各种团体活动,积极向学生宣传工业文化,潜移默化地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工业文化价值观。再次,报纸报刊、电台、广播、政府门户网站等媒介也要大力宣传工业文化,传播科学的工业文化价值观。

(三)学校担负起组织和领导的重任。学校是工业文化价值观教育的最重要的主体,要承担工业文化价值观教育的领导和组织重任。一是要做好课程设置,把工业文化价值观教育作为一门课程纳入人才培养计划,制定教学大纲,明确课程性质和地位,统一规定学时学分、教学基本内容和教学要求,保证课程教学的规范化、常规化。二是要建设一支具有良好工业文化素养的教师队伍,这支队伍主要由思政课教师、辅导员、专业负责人、企业兼职教师构成,学校要通过理论辅导、实践锻炼等渠道提高这支队伍的工业文化素养,由这支队伍承担具体的课程开发、教学设计、课程教学、信息反馈等具体工作。此外,也要提高其他课程教师尤其是专业课教师的工业文化素养,使他们在其他课程教学中也能较好地对学生进行工业文化价值观的渗透教育。三是在校园文化建设中要突出工业文化建设,使校园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更多地包含工业文化元素,使学生在隐性教育中得到工业文化的熏陶和浸染。四是要依托校内工厂、实训基地、企业、博物馆等建设好工业文化价值观实践教学基地,并把实践教学也纳入人才培养计划和课程教学计划,切实开展好实践育人工作。五是要利用好校园网络、课程网站、广播、校报、板报等宣传媒介,加大工业文化价值观的宣传力度,主动占领思想阵地。

(四)家长做好家庭教育。首先是家长要重视家庭教育,尤其是要重视孩子的品德教育,为孩子树立正确的工业文化价值观奠定思想基础。其次是家长要转变观念,树立现代成才观,农村的家长更要转变小农思想和士大夫传统观念,正确看待子女的成长成才问题。再次是家长要注重言传身教,用优良传统文化尤其是农耕文化中的精髓教育子女,帮助子女树立正确的工业文化价值观。

【参考文献】

[1]欧阳娟.论高职大学生的工业文化价值观[J].传承,2014(1)

【基金项目】2015-2016年度柳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柳州市职业院校学生工业文化价值观教育的理论与实践”(15BRL08)

第6篇

“职业教育”一词在我国首次出现于1904年山西农林学堂总办姚文栋的《山西农林学堂添聘普通教习详文》中,文曰:“论教育理论,与国民最有关系者,一为普通教育,一为职业教育,二者相成而不相背……本学堂兼授农、林两专门,即是以职业教育为主义。”姚文栋在《送农林学生崔潮游学日本文》中又说:“职业教育为东西洋各国所最重,生等出洋后自知之,予不必言也;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相需为用,缺一不可。”(陈选善:《职业教育之理论与实际》,中华职业教育社1933年,35页)可见,某些晚清官员对西方职业教育及其重要地位已经有相当程度的认识和了解。

“职业教育”一词真正被确立并传播则有赖于黄炎培和中华职业教育社的贡献。民国初,黄炎培针对实业教育多理论说教、少实践操作的弊病,提出“实用主义教育”的口号。其后,他则更多地提倡“职业教育”而非“实业教育”。1915年,他考察美国之后更加坚定了“今后之富国政策将取经职业教育”的信念。1917年,黄炎培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弃“实业教育”而用“职业教育”,此为学术界名称的转换。而黄炎培同年在《新大陆之教育》一书中对职业教育概念进行阐释,并与实业教育加以区别,并在《职业教育析疑》一文中进一步完善这种理论认识,则是从学理角度对职业教育的论证。到1922年颁布新学制,正式在国家教育制度中规定用“职业教育”代替“实业教育”,这标志职业教育这种教育类型在中国的正式确立,职业教育学科旋即得以建立与发展起来。

民国时期职业教育译著概述

据统计《民国时期总书目》(北京图书馆:《民国时期总书目(教育、体育)》,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版,555—575页)一书收录1911年至1949年间中国出版的各类中文图书共计12.4万余种,据编者估算,该书目收书率约为民国时期图书出版总量的90%,号称是民国图书的最全书目(王奇生:《民国时期的日书汉译》,《近代史研究》2008年6期,46页)。

该书收录了民国时期关于职业技术教育各种书目资料共计303本。其中有关职业教育理论著作70本,译著6本,编译著作7本。如表1、表2所示。

可见,民国时期的职业教育类著作中,约20%的著作是对外国职业教育论著的翻译和编译。通过研究进一步发现,在其他职业教育理论著作中,约有10%的著作中设有专章讲述各国职业教育,约一半著作都有介绍或研究外国职业教育的内容,余下一半的著作详查其内容,也多有参考外国职业教育论著的书目。由此可见,民国时期职业教育学科的发展充分借鉴了外国职业教育的理论与实践经验,在借鉴的基础上发展。其间,上述职业教育的译介著作为我国职业教育理论提供了参考,对我国职业教育学科理论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民国时期主要职业教育译著例述

《职业教育真义》于1917年出版,是朱元善根据日本学者川本宇之介所著的《职业教育研究》一书编译而成。这是我国最早的成体系的职业教育理论著作。该书以中等教育之农、工、商及家事教育作为职业教育的基本范围,涉及到英、法、美、德、瑞士等国的职业教育情况,并推及我国国情,从国际视角解读职业教育之于世界各国、之于我国发展的重要意义。尽管这本书是继朱景宽的《职业教育论》(1916年出版)之后我国第二本专门论述职业教育理论的著作,但从体系性、完整性来说,可以说其实际上是我国职业教育理论的开篇著作,为我国职业教育学科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其作用不可言喻。

1923年,邹恩润(即邹韬奋)编译的《职业教育研究》出版,此书依据1920年出版的美国希尔博士所著的《职业教育概论(Introduction to Vocational Education)》,并参以其他名家的著作,并斟酌中国国情编撰而成。邹恩润在编译赘语中说,此书内容多取材于先进国关于职业教育之名著,虽间采吾国社会状况,有所论列;然吾国职业教育尚在萌芽时代,可资参考资料甚少;且统计之学向非吾国所注重,关于统计之参考资料,尤属不易搜集。故书中关于统计之叙述,几全偏于美国社会状况,良非得已;然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是在善读是书者(邹恩润编译:《职业教育研究》,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赘语1页)。可知此书主要基于美国职业教育的理论与实况完成,全书十章,分述职业教育的意义、职业心理、职业补习教育、职业教育指导、职业预备、科学的索究法等。此书较《职业教育真义》一书,内容更加丰富和详尽。这本书的确着力于介绍国外特别是美国职业教育的理论精华,目的在于令国人“善用是书”,以开创中国职业教育理论的新局面。

当时的学者特别关注职业指导的理论介绍与研究。杨鄂联、彭望芬于1925年出版的译作《小学职业陶冶》就是根据美国勒维特和布朗所著的“Prevocational Education in the Public School”一书编译而成,所谓“准以吾国之国情,更参以译者之经验,以成是书”。黄炎培在序言中说,“职业教育之于吾国,其为基至薄,诚欲厚培之,必自推行职业陶冶始”((美)勒维特·布朗著,杨鄂联、彭望芬编译:《小学职业陶冶》,商务印书馆1925版,2页)。视职业陶冶不仅是职业教育的内容,更是实行职业教育的“前奏”。邹恩润在为该书所写的序中将《小学职业陶冶》一书称作职业陶冶的“指南针”。可以说,这本书的确为我国职业陶冶理论的形成提供了“模板”,为我国职业教育学科理论的发展和完善奠定了“基石”。

《工作学校要义》一书的作者是德国著名教育家凯兴斯泰纳,他被美国人推称为杜威先锋,对现代教育的发展而言有重要作用。他著述颇多,尤以《工作学校要义》一书为最重要。民国时期,“工作学校”对于我国学者来说是一个全新的概念。译者刘钧在北京大学演讲“德国的新教育”时将“工作学校”概念引介到我国,始被中国学者强烈关注。刘钧本人也高度评价“工作学校”理念,认为是适合于人类整个生活的学校,而《工作学校要义》这本书则是学校施行这种理念的准绳。他认为工作学校合于我国社会的迫切需要,能补救中国社会人生的一切缺陷,为此他翻译了这本书。此书是20世纪职业教育领域的重要著作,在我国职业教育学科起步之时,我国学者便注意到这本书并加以译介,确实难能可贵。这对职业教育学科理论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和作用。

《实业教育》则是1926年王长平翻译美国利克的“Industrial Education”一书。原著于1913年发行。译者王长平在序言中说:“于公务余暇,阅美人利克所著实业教育一书,议论多偏重实际,办法不拘牵成例,其最足称者,主张有一种实业,设一种学校,庶几乎学归实用,人无弃材。译之以供于世,果能采其长而补其短,实于国计民生,两有裨益焉。”(利克著,王长平译:《实业教育》,商务印书馆1926版,1页)此书对我国职业教育实践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以上所介绍各书,为民国时期职业教育译著和编译著作的代表性作品,对我国职业教育学科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有极强的借鉴意义和价值。另外,其他的译介作品,如1925年陆振邦翻译的德国学者培伦子的《德国工商补习学校》,1929年赵仰夫译述的日本学者山田敏一的《欧美的劳动教育》,1926年金振华翻译麦甘佛的《女子职业训练谈》等,同样为我国职业教育学科理论的发展开阔了视野。

职业教育的译介著作对我国职业教育学科的影响

学科是在独特领域、项目和平台上对研究对象、研究范式、研究体系和研究学派的建构。职业教育要发展为一门学科,就应当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领域和研究方法。

以我国学者对职业教育概念的认识与研究作为例证来审视译介著作的影响。在《职业教育真义》一书中,把职业教育定义为“供后来选择职业之便,增进其职业能率以作育善良之公民者,是为职业教育(Vocational education)。即以一定之职业顺应个人之必要,多与以直接之生产的机会者,要之适于生活之教育,即本于勤劳之教育(Education by work),而职业教育即实行勤劳之教育(Education for work)也”。(米靖:《二十世纪中国职业教育学名著选编》,教育科学出版社2011版,20页)很明显,朱氏的定义是采用外国著作对职业教育的解释,认为职业教育是培养职业能力,便于选择职业,同时培养出好的国家公民的教育。

邹恩润在编译的《职业教育研究》一书中详述职业教育的涵义,他认为当时职业教育之于我国是新产物,是故“惟其为新产物,新旧冲突,常不免各走极端,其意义亦因是模糊不明,莫衷一是。吾国自来重士而轻农工商,盖以科举制遗毒,乃愈积重难,谬见牢不可破”(《职业教育研究》,1页)。他通过研究把国外关于职业教育的涵义概述为六种意义:一、视职业教育为狂想;二、视职业教育为狭义的实用;三、以生产与消费为职业教育与自由教育之区分;四、以特殊效率与随境适应之区分为职业教育与自由教育之区分;五、以职业教育为实利教育;六、实用教育与道德理想融合。在分析的基础上,邹恩润将职业教育定义为“职业教育乃准备能操一技之长,从事有益社会之生产事业,藉求适当之生活”。(《职业教育研究》,1—10页)显然也是从个人和社会两方面进行定义的。

民国时期的职业教育学者杨鄂联在其1929年出版的著作《职业教育概要》中,首章首页以“职业教育之意义如何解释?”开篇,作者援引邹恩润对职业教育意义所梳理出的六种意义,根据学理,参酌事实,下一定义为,凡用教育方法,使人人获得生活上之供给及乐趣,同时尽其对于人群之义务,此种教育,名曰职业教育。(《二十世纪中国职业教育学名著选编》,151页)并指出“据云经过许多专家之研究,为全国职业学校联合会所通过者,故比较的以此定义为最确当也” (《二十世纪中国职业教育学名著选编》,151页)。即该定义是为我国当时职业教育界所统一认定的。作为我国职业教育原理中颇具代表性的著作,其对职业教育定义的解释显然对编译著作《职业教育研究》一书有所借鉴。

职业教育的译介著作还对我国职业教育学科理论体系的完善产生了重要作用,使得诸如职业指导、职业陶冶、职业训练、特殊职业教育、职业教育师资、职业学校的课程等方面都为国人所认识和理解。

以职业指导学为例。职业指导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伴随着机器大工业生产的发展首先在欧美兴起的。这一时期,美国的职业指导发展最为迅速,紧接着英、法、德、日等国也都相继开展职业指导工作,掀起职业指导的社会运动。当时黄炎培和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同仁开始对职业指导注意并重视起来。他们做了大量工作,致力于引进和发展我国的职业指导,《教育与职业》出版了《职业指导》专刊,介绍国外职业指导情况,探讨我国开展职业指导理论和方法。1923年时任《教育与职业》主编的邹恩润负责职业指导有关研究资料的译著工作,他先后编译出版了《职业指导》、《职业智能训练法》等专著,对职业指导的贡献非常大。

《职业指导》一书指出,职业指导在我国是最新的教育运动,即便在发达国家形成系统的有组织的实行办法也不过10年左右。初闻职业指导认为不过是指导人如何获得职业,不曾想其与实用心理学、社会学、教育哲学、学校训练、课程编制等都密切相关,切实感到职业指导的重要。邹恩润编译职业指导著作,将其引介给国人,并积极的推行和倡导在我国实行职业指导。该编译著作分3编,介绍职业指导之范围及其效用,欧美职业指导之发达史及其现况,职业指导之机关与方法等,内容系统全面,极大的促进了我国职业指导的理论和实践的发展。除了邹恩润编译的职业指导的论著,还有其他的译介作品,如1924年出版的美国卜龙飞著,王文培译的《青年职业指导》,1937年出版的喻鉴清编译的《各国职业指导》,1935年莫若强编译的《职业指导与职工选择》等,都为我国职业指导提供了借鉴,丰富和完善了我国职业教育理论,也为我国职业教育学学科理论的形成做出了很大贡献。

上举之例旨在说明译介西方的著作是我国学者和国人了解和认识职业教育的一条重要途径。在此基础上,他们结合我国国情,通过大量实践经验,逐渐探索我国职业教育学理论体系,这是一条由翻译、编译到自成体系的道路,实际上是我国职业教育的实践者对职业教育从认识和了解到理解和创新的过程。不难看出,通过职业教育理论的译介和职业教育的实践是我国早期职业教育学科理论发展的两个源泉,共同构成了我国职业教育学科理论形成的基础。

客观地评价国外职业教育理论的引介

中国职业教育学产生和发展基于对世界各国的职业教育理论与实践发展的研究借鉴的基础之上。职业教育学的理论于20世纪上半叶在中国出现,最早的是1916年朱景宽编译的《职业教育论》,之后由我国从事职业教育的学者翻译或者编译外国优秀的职业教育著作,进而部分学者就我国的职业教育理论进行专项研究,从而形成中国的职业教育理论。

纵观这一过程,从1916年第一本译介的《职业教育论》到1941年第一本《职业教育学》的出版,在短短的25年间,我国的职业教育学理论完成了从引介到形成初步系统理论的发展过程。显然,职业教育的译介著作为我国职业教育学科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模板”,帮助我国职业教育理论迅速的成长起来,这种作用不容忽视。

然而,职业教育的译介著作对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并非全为益处。借鉴来的职业教育理论适应其所在国家社会发展的模式,在我国也有着“水土不服”的现象,由于不恰当的借鉴造成我国职业教育指导理论与实际发展不相符的问题,从而影响甚至阻碍了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民国在发展职业教育的过程中,各地实业学校的成效并未如预期设想得那么好,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学校所设学科,未能适应地方需要,所取教材,未能确合地方情形”,造成各地职业教育在发展过程中“殊于设立实业学校之本旨”(米靖:《中国职业教育史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2009版,162页)。可见,职业教育发展中遇到的种种问题,不能不说与指导思想存在一定的问题大有关系。

邹恩润作为国外职业教育理论积极和重要的引介者,也深刻地认识到“各国职业教育皆有其特性,美国有美国之职业教育,英德法有英德法之职业教育,皆参酌本地情形,各适其特殊社会之需要,非徒抄袭成法所能奏功。故实行职业教育者,固宜博考他国之良法美意为借镜,尤宜体察本地之社会状况为基本,庶几因地制宜,不贻削足适履之讥笑” (《职业教育研究》,赘语1页)。这也是我们今天的职业教育研究应当避免的大问题。

第7篇

关键词 职业技术教育;教育硕士;培养

中图分类号 G7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6)27-0041-04一、问题提出:国家新一轮职业学校硕士层次人才培养改革启动

2014年,我国中等职业学校专任教师66.38万人(不含技工学校),其中具有硕士学位及其以上教师4.14万人,占中等职业学校专任教师比例6.24%。在硕士学位及其以上教师中,具有硕士学位教师4.07万人,占硕士及以上学位教师的98%。可见,具有硕士学位教师是具有硕士及以上学位教师的主体,但其在专任教师总量的比例偏低。这与我国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目标不符,需要进一步加快中等职业学校硕士层级教师的培养。

2000年开始,国务院学位办、教育部通过实施职业院校教师在职攻读硕士学位,全国有30多所高校招收职业院校在职教师攻读硕士学位,培养硕士层次“双师型”教师,累计招收教师1.8万余人,毕业1.4万余人。招生人数从首批的982人,到2013年的2579人,增加了近3倍;招生专业从最初的39个增加到100多个,涵盖中等职业学校专业240多个(2010年修订的中等职业学校专业目录包含321个专业),为提高中等职业学校教师素质和学历层次作出了积极贡献。但由于职业院校教师在职攻读硕士学位颁发的是偏重研究的学术学位,而中等职业学校教师职业是一个特定职业领域,应以培养适应中等职业学校教师专业岗位的综合素质,提升教师职业胜任能力为重点,更适合作为专业学位研究生来培养,这需要重新审视中等职业学校硕士层次教师培养工作。

为适应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需要,为中等职业学校造就一批素质全面、基础扎实、技能娴熟、能够胜任理论和实践一体化教学的高层次“双师型”师资,2015年7月28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下发《关于公布教育硕士(职业技术教育)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试点单位确认结果的通知》(学位办[2015]28号),批准45所院校首批开展职业技术教育领域教育硕士培养试点工作。自2016年起,开展职业技术教育领域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和培养工作。职业技术教育领域教育硕士即将考试并入学,需要试点单位进行系统的培养方案的设计,培养出真正适合中等职业技术教育需要的合格教师。

二、历史沿革:我国中等职业学校硕士层次教师培养的路径选择

在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加强各级各类教师队伍建设的背景下,中等职业学校教师队伍建设需要全面提升培养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转型人才的能力,需要改善人才培养方法和手段提高人才培养质量,需要适应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对人才培养目标的新定位,加强中等职业学校教师专业化发展已经成为提升中等职业教育质量的关键。中等职业学校教师一方面要通过继续教育全面提升在职教师专业实践能力、教育教学水平和教科研能力,从而提高职业教育培养质量。同时也需要引进一批专业技能扎实、熟悉职业教育方法论和教学法的新任教师,在源头上保证职业教育教师胜任能力。这就需要建立一个全日制和非全日制相互补充的硕士层次职教师资培养体系。

实施职业院校教师在职攻读硕士学位,借用的是学术性学位。按照学术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培养院校在培养的过程中,基本采用学术硕士所设课程的基础上加几门教育类课程的方式,授予的是不同学科专业的学术学位,侧重学术能力和专业理论水平的培养。而就职业教育的专业属性而言,不是学科性专业,它总是与从事该职业的人的职业活动联系在一起,是对相关职业领域里的职业群或岗位群的从业资格进行高度归纳概括后形成的一种能力组合。职业教育专业的这一职业属性反映在教学中,集中体现为职业教育专业的教学过程与相关职业领域的行动过程,即与职业的工作过程所具有的一致性。这就要求职业教育的专业教学,要以自己独特的视野,构建有别于普通教育或高等教育的专业教学论体系,即职业教育的专业教学论体系[1]。显然,专业学位的性质更符合职业教育教师培养的实际,需要中等职业学校硕士层次教师的培养转到以提升职业能力为导向的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上来。

我国从1996年开始在学位系统中增设教育硕士专业学位(1997年起正式招生),为中小学教师和管理人员获取硕士学位开辟了一条新的渠道[2]。教育硕士专业学位与学术学位不同的是,学术学位重在培养创造知识或技术的能力,为各学科的学术研究储备人才。而专业学位重在培养应用知识和技术的能力。在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实践中,由于定位准确,在1996年分设两个培养方向(学科教学和教育管理)的基础上,逐渐扩展到小学教育、科学与技术教育、心理健康教育、学前教育和特殊教育等专业领域。学科教学从包含6个专业方向扩展到包含11个专业方向,很好地适应了我国教育事业发展对硕士层次优质教师的广泛需求,为我国基础教育输送了大批高素质专业化教师和教育管理人T。职业教育教师培养作为教师教育的一个范畴,从教育硕士专业学位体系完备上来说,教育硕士已经在纵向上包括了中小学、学前教育等领域;在横向上,从普通教育扩宽到同一学历层次的中等职业教育,满足中等职业学校急需提高专任教师和教育管理人员的业务素质和能力的需求。

但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一样,具备完备的体系,纵向上有初等职业教育或在普通院校中的职业技能课程,中等职业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从长远来看,要在探索中等职业学校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的基础上,建立完备的职业教育硕士专业学位制度。中等职业学校硕士层次教师培养制度的建立可以按照“两步走”的路线进行,第一步可以在现有的教育硕士专业类别下增设职业技术教育领域,通过先行先试,探索中等职业学校硕士层次教师的培养规律。第二步在先行先试的基础上,适应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需求,逐步建立符合职业教育特点的职业教育硕士专业学位制度。

三、经验借鉴:德国职业教育教师(培训师)培养实践

德国职业教育榈鹿的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德国经济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并无明显的衰退,前总理施罗德和现任总理默克尔都明确表示,德国经济发展的秘密武器就是职业教育。好的职业教育必须有好的从事职业教育的教师队伍,德国职业教育教师(培训师)培养的实践经验值得我国学习借鉴。

在德国,要想取得职业学校教师资格,必须参加专门的职业教育教师培养。参加职业教育教师培养课程的基本要求是具备高等教育入学资格,必须具备至少12个月的工作经历,这段工作经历要与所学的职业学科相关。职业学校教师培养基本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学习是为期9个学期的大学课程,学习结束后参加第一次国家考试,考试通过后才能进入第二阶段。第一阶段课程主要包括职业领域中的职业科目(相当于我国本科阶段的专业教育)、第二学科和学校中的教学实践。职业科目课程是对职业技术专业科学领域的深入学习。第二学科可以为普通学科,如数学、物理、政治、英语、体育等;或是与许多职业领域都相关的一门科目,还可以是侧重职业教学的教育科学,必修的教育理论和心理学、组织心理学、劳动教育和工厂教育等。第二阶段是实践性教学培训,以预备形式进行,一般为期18个月至24个月。内容主要包括在职业学校听课,在职业学校接受一名有经验的职教教师的指导,尝试独立组织课堂进行教学,以及参加由教育部在师范院校组织的教育理论和与专业相关的教学法研讨课。预备结束后参加第二次国家考试。第二次考试通过,将获得到职业学校从事教学的资格。

德国职业学校教师的培养,从源头上保证了教师既具有职业专业知识和技能,同时也保证了接受系统的教育教学技能和教学方法。但即使是这样,德国在大学实施科学的职业教育教师教育后,还是受到社会各界的批评,主要观点是来源于工程科学知识与工人学习如何工作、生产、操作、维修技术系统或机器的知识基本上是不同的,工程师作为实践者所获得的知识也是不同于他们大学课程中学习到的理论性知识[3]。同时,对专业教学论的学习也存在异议,专业教育论本应是职业教育教师的核心能力,但在大学课程学习时,专业教学论未发挥主导性作用,在实践教学培训过程中学习的是实际的教学方法,没有系统、连贯的学习专业教学论。

20世纪90年代,为改变职业教育教师教育这种情形,德国几家提供技术领域职业教育教师教育的院校开始改革职业教育教师教育学科,在职业教育教师教育中,给予教师实践性知识,注重培养其工作过程中的知识和技能,在工作过程中进行教育教学或培训(行动导向教学)成为职业教育教师教育核心内容,重构了职业专门化学习课程与一般职业教育学、教学法学习两者之间的关系。

德国职业教育教师(培训师)的培养已经取得了很好的经验。一方面,需要满足职业教育的工作特点,突出技术性,强调熟练掌握生产一线工作的实际技术技能,能为学生进行操作示范,能指导学生进行实践;另一方面,需要符合师范教育的特点,突出学术性和师范性,强调教育理论和职业教育实践结合起来,按照职业教育教学规律组织教学。

四、明确方向:职业技术教育领域教育硕士培养相关建议

(一)发挥院校主体作用

培养院校要强化主体和责任意识,统筹整合校内外优势资源,提升研究生培养整体实力。培养院校应加强导师队伍建设,指导中等职业学校硕士层次教师培养的导师通常应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有过工程师工作经历,熟悉技术知识和熟悉技术发展。或建立由校内导师、中等职业学校教学实践导师和行业企业技能实践导师三位一体的导师指导团队。培养院校应拥有必备的教育实践和专业实践的实习实训条件,要建立长期稳定的企业实践基地和中等职业学校教学实践基地。培养院校要加强培养过程各个环节的质量管理,制订培养质量评价标准,定期开展自我评估,培养质量年度报告。建立毕业生跟踪调查与用人单位反馈机制。

(二)实现招生考试突破

职业教育教师要求在职业性、专业性和师范性上三性统一,不仅需要一定的专业理论水平,还需要专业技能和职业经验(生产一线的能力),同时还需要职业教育的教学技能,如果按照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入学考试科目的设置来进行入学考试,从教育学、心理学、教育理论来考察学生的知识和能力要求,显然与培养的要求有一定的距离。因此,在考试上要对全国统一考试科目进行改革,实行综合素质考试、专业知识测试。加大培养院校自主测试和面试的比例,专业知识测试由培养院校自主命题,内容要注重专业知识和实践技能相结合。实施招生计划单列管理,单独录取。在全日制攻读职教硕士研究生中,实施紧缺行业相关专业职教硕士研究生推免政策,吸引专业学科毕业生和在职中等职业学校专任教师报考职业技术教育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

(三)优先重点领域培养

职业教育与经济社会和产业转型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人才的培养既要服务于经济社会和产业转型发展,又要引领经济社会和产业转型发展,在我国转方式、调结构、促民生的战略转型期,国家要加快发展面向现代农业、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社会管理、生态文明建设等领域,重点培养这些领域的中等职业学校专业教师,适应职业教育服务经济发展和产业转型需要。职业教育又是与地方经济发展结合最紧密的教育类型,需要结合地方重点产业、优势产业进行合理布局。这就需要在教师的培养过程中,要结合国家和区域经济的发展,培养能支持国家、区域经济社会和产业结构技能人才培养的紧缺“双师型”教师。

(四)强化两个场所实践

我国普通高等学校和职业技术师范院校的学生,大多接受了严格的专业学科训练,具有较好理论功底和过硬的专业技术。这些学生是中等职业学校教师的主要来源,但由于缺乏与企业生产实践等职业情境保持紧密接触,实践操作技能不够导致教学与产业脱节,培养出的人才不适应企业岗位需求,只有加强实践操作能力的培养,强化到真实生产环节去工作、锻炼、实践,通过到企业实践掌握相关典型工作任务和职业工作过程,强化职业实践的训练,才能为企业培养符合需求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同时,教学技能需要在教学实践中不断提升。这就需要在中等职业学校硕士层次教师培养的过程中,让研究生到职业学校去实践,在有经验的教师的带领下,参与集体备课,单独进行教学设计,单独组织课堂一系列的实践活动,强化教学技能的提升。

(五)突出三个能力提升

中等职业学校教师在专业化发展上需要不断提升教育教学能力、实际操作技能和教科研能力。这就需要培养院校制定切实可行的职教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及实施细则,合理设置专业课程和教师教育课程,注重开展应用导向的教学活动,着重培养研究生将职业岗位工作内容转化为课程与教学资源的能力,促进教育教学能力和操作技能同步提升。建立校内外课题研究、教学实践、技能训练实训实习基地,实施学位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双证书”制度,支持研究生获得相关职业资格证书。

(六)推进四个方面协同

中等职业学校硕士层次教师培养,离不开培养院校、地方政府、行业企业和中等职业学校共同参与。培养院校招生培养要有效对接地方职业教育教师需求,密切与行业企业产学研合作,优化整合教师教育资源,形成职教硕士教育协同培养机制。一个研究生不应该只由一名导师指导,而应该吸收行业企业、中等职业学校优秀人才全方位参与培养过程,协同制定培养目标、设计课程体系、建设课程资源、建设实践基地、开展教学研究、评价培养质量,每个研究生应该有多方参与的导师团队进行指导。地方政府要做好职业教育教师队伍建设规划,科学预测硕士层次教师需求数量,优化调整教师队伍结构,积极委托高等学校开展职教硕士研究生培养,保证职教硕士研究生能够顺利到中等职业学校教师岗位上工作。鼓励支持行业企业积极参与教师培养,为研究生提供企业实践岗位和实习指导。中等职业学校要积极创造条件支持教师攻读职教硕士,要积极引进具有职教专业硕士研究生到学校就业任教,为研究生提供教学实习岗位和教学研究条件。参 考 文 献

[1]姜大源.职业教育专业教学论初探[J].教育研究,2004(5):49-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