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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利益相关者；民族地区旅游业；发展研究
中图分类号：F59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04-0-01
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特别是西部旅游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以来，民族地区旅游产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近年来，民族地区旅游业发展势头良好。但是，在民族地区旅游规模增长的背后，也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如：利益分配不均、各参与者相关利益不协调、经营组织单体规模小、服务与管理水平低、增收效应不明显、居民参与面窄，参与层次低、产品单一等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是参与民族地区旅游发展的各利益主体在民族地区旅游发展中的地位及利益冲突及诉求不协调所致。为此，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新视角研究民族地区旅游发展路径模式，改变传统的民族地区旅游发展模式，对于促进民族地区旅游由数量型增长向质量型增长转变，正确把握民族地区旅游产业的发展趋势具有重大意义。
一、文献综述
从国外来看，部分学者已经从大众参与、协作旅游、伙伴关系等相关视角研究旅游(Young，1973；Doxey，1976；Rosenow，1979)。1984年世界环境发展委员会(WCED)明确指出在可持续旅游的过程中有必要理解利益相关者，随后旅游领域利益相关者研究逐渐得到学术界关注。目前，旅游领域利益相关者理论已成为旅游目的地政府制定产业政策与发展战略的重要理论依据。
保继刚等(2000)最早将“利益相关者”概念引入旅游规划与管理中；保继刚(2000)、张伟(2002)、张祖群(2004)分别利用利益相关者理论对桂林、乐山和荆州等地区的旅游发展进行了规划或审视了其旅游发展战略；吴泓(2006)指出包含表达机制、激励和分配机制的利益主体协调机制是保证利益主体融合的途径和基本保证；唐玲萍(2008)利用社会交换理论对社区参与旅游的可能性进行了解释；左冰等(2008)提出个人参与应优于社区参与，并探讨了社区参与旅游目的地的增权模式。陈岩峰(2008)则从景区旅游规划机制、生态旅游共生机制、区域旅游合作的平衡机制等三个方面构建了旅游景区可持续发展中的利益相关者综合协调机制。
三、民族地区旅游发展中利益相关者利益冲突分析
1.政府与旅游企业(公司)的利益冲突
政府作为旅游产业发展战略的主体，应考虑旅游企业、社区居民、旅游者及其利益相关者的利益，积极调动企业、社区居民以及旅游者等利益相关者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共同为提升旅游产业发展水平而努力。政府是以促进当地的经济、社会文化与环境的效用最大化作为自身的长远目标，其效用取决于从旅游地获得的财政收入、增加的就业数和带动其他产业发展等综合利益与所付出的成本。
2.政府与当地居民的利益冲突
政府与当地居民的利益冲突主要集中表现在利益补偿和旅游资源产权界定。由于旅游业的发展，政府需要征用、征收、拆迁部分甚至全部当地居民的住宅用地，将他们日常生活的环境设为旅游胜地。但，目前政府对征用居民的房屋补偿标准较低，并很少对他们以后的生存发展进行合理地规划，使得居民在得到一些短期利益后，因其传统的直接利用资源的生产生活方式的限制，缺乏新的替代方式，加之自身综合素质的偏低，理财能力不强，造成了一些居民所得的收益与其所失去的土地等资源的价值从某种角度看不相符，从而居民会由于利益补偿的不满情绪往往引起冲突，造成社会不稳定。
3.政府与旅游者的利益冲突
政府所追求的公共利益最大化，如增加财政收入等。旅游者则是物质或精神上的最大满足。因此，政府与旅游者之间的利益冲突表现在政府如何提供一个如意的旅游地吸引更多的旅游者旅游。要吸引更多的旅游者来旅游，政府则要对其旅游地区进行合理规划、管理、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安全巡逻保障等，而这需要很大一笔资金的投入。
4.旅游企业(公司)与当地居民的利益冲突
在对旅游资源保护与开发过程中，旅游企业与当地居民之间的矛盾冲突主要集中在就业机会、经营商机、利益分配和对其文化的冲击上。当地居民效用取决于旅游为其带来的经济、社会和环境三者效益的最大化。旅游企业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目标，通常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会雇佣技术能力强、综合素质较高的人员进行经营组织。这样一来，旅游企业提供给当地居民的就业岗位和商机大大减少，居民只能从事低层次的旅游经营活动。居民的参与程度低，大量的收益流向旅游企业。即使有些旅游企业会通过不同途径返还居民一定比例的门票收入，但远远低于居民维护资源的付出的成本。
5.旅游者与当地居民(居民之间)的利益冲突
从旅游者的角度看，随着旅游业的发展，以前处于封闭、落后、贫困的旅游社区，居民的生活习俗、价值观念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一些居民经营者为了经济利益，破坏性地开发利用历史环境和文化生态资源来盲目地迎合旅游经济发展的需要，甚至不惜背弃地方淳朴的文化传统，制造伪民俗或是使民俗文化庸俗化来博取宣传效应，增强吸引力和客源市场的竞争力。这些引起旅游者的反感，导致旅游者体验质量下降，重游率下降。
6.旅游企业与旅游者的利益冲突
旅游者利益的最大化是旅游者在支付一定的成本(时间、精力、货币)的前提下，所获得的物质和精神上的最大满足。旅游经营者利益的最大化是在满足旅游需求的同时，取得尽可能大的利益。因此，两者之间的利益冲突在于旅游企业能为旅游者提供怎么样的旅游产品(旅游路线、服务质量等)。
参考文献：
[1]唐玲萍.对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再思考[J].旅游论坛,2008(05).
[2]左冰.从“社区参与”走向“社区增权”——西方“旅游增权”理论研究述评[J].旅游学刊,2008(04).
[3]陈岩峰.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旅游景区可持续发展研究[D].西南交通大学,2008.
[4]保继刚,楚义芳.旅游地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5]崔凤军.风景旅游区的保护与管理[M].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2001.
关键词：土地承包纠纷；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征地补偿
我国是农业大国，农业人口多，农业生产力水平比较低。20世纪末，市场经济的实行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对农村土地、资金、劳动力之间的关系形成了强烈冲击，农村土地争议和矛盾日益增多，土地问题正在成为影响农村地区稳定和发展的一大障碍。因此，如何保护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如何减少及解决农村土地承包纠纷，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为此，我们力图通过实地调研和对中国典型案例数据库中近三年的有关农村土地承包纠纷的案例进行统计与分析，了解农村土地承包情况、对土地承包引发纠纷的原因、种类进行分析研究，并为预防和减少这些纠纷的发生，妥善解决农村土地承包纠纷问题的对策进行了认真思考，并提出解决方案和建议。
一、引发农村土地承包纠纷的主要原因
农村土地承包纠纷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引发纠纷的原因也是多样的，主要原因有：
(1)社会经济的发展,土地效益的大幅提升,国家对农业的优惠政策是引发土地纠纷增多的根本原因。我国的农业生产这几年得到了很大发展,土地效益明显得到提高，加之国家许多惠农政策的出台，一系列扶持粮食生产、促进农民增收的政策措施，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群众发展粮食生产的积极性。许多在外打工的农民纷纷回乡要田要地。原先许多被弃耕的土地开始有人争相耕种,承包户开始收回原先转给他人代耕的土地。农民对土地的渴求成为纠纷发生的现实诱因。
(2)没有切实贯彻执行法律政策是引发农村土地纠纷的主要原因。由于一些地方的乡镇政府、村委会、村干部出于各种利益考虑，不仅没有贯彻落实有关农村土地的法律和国家政策，而且还侵害农户依法享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特别是习惯以行政手段处理土地承包事务，未按土地承包法规定的程序来进行土地发包,甚至还存在着任意侵犯村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行为。而乡镇级以上政府对于村委会或村干部违反法律或政策规定，侵害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行为视而不见，消极对待农户的维权请求，也是引发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的重要原因。因此,渴望真正公开、公平、公正地进行土地承包经营的农民,希望村委会严格按照国家法律和政策公平发包土地、公开补偿办法、保护合法的土地流转。
(3)部分农民法律意识淡薄，甚至不懂法，对土地权属提出没有法律或政策根据的要求，这也是造成土地纠纷增多的重要原因。农村是法治教育的薄弱环节,许多农村土地承包纠纷都是因当事人缺乏法律常识，不注重签订规范的承包合同导致的。村民及村委会的法律基础较差,合同签订很不规范,从而造成法律关系不明确,双方当事人容易对合同权利义务产生不同的理解，而相关行政部门在合同管理上也存在很大的缺陷，农民的经济利益得不到法律的保护。
(4)落后的传统意识和习俗的影响。中国农村地区，传统意识和习惯、习俗影响还相当严重。特别是对妇女土地承包权利的侵害比较普遍，因此引发的纠纷屡见不鲜。
二、减少农村土地承包纠纷的对策
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纠纷能否顺利解决，直接关系到稳定农村、稳定农民、稳定农业的问题，为此，我们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解决农村土地承包纠纷。
(1)立法机关应尽快完善与《农村土地承包法》相配套的法律法规。我国施行的《农村土地承包法》是为稳定和完善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而制定的。该法也是农村实施土地承包制度的主要法律依据，但与之相配套的相关法律法规尚不健全。首先,有关部门应当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土地管理法》,使有关规定与农村土地承包法相互衔接,保障农民承包土地的主体地位,维护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其次，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化保护还应出台相关法律细则，从根本上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尊重和保障农民拥有承包土地和从事农业生产的权利。最后,立法机关应尽快制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法》,规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林地使用权的流转，被征地农民的补偿安置等法律法规,保护农民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过程中的合法收益,促进生产要素优化配置。
(2)强化农村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切实加强农村土地承包管理,规范农村土地承包行为。首先,各级政府和主管部门应加强对农村法制宣传和普法教育的力度，提高乡村干部和广大农民的法律意识，使他们自觉守法、护法,自觉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从而有效防止各种矛盾纠纷的发生。其次，乡镇政府应尊重农业承包合同,规范各种行政行为，切实加强农村土地承包管理工作,规范农村土地承包行为，对农村承包合同的签订、履行予以指导和监督。对于土地资源、承包方案予以公开,对于各种补偿规定也要予以公开，进一步完善各级职能部门对农村承包合同的鉴证和备案,健全合同管理等相关制度。再次，应加快改进土地征用补偿方式,完善补偿标准,规范补偿费管理,妥善解决征地补偿安置问题，切实维护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
(3)畅通解决土地承包纠纷的渠道，健全土地承包纠纷的调处机制。着力化解现实中的各种矛盾，对维护农村社会稳定，营造良好的农业生产、生活环境具有重要的意义。一要完善乡村协商调解，强化村委会和乡镇政府调解的法律效力。在农村，许多人发生纠纷后，愿意通过村委会或者乡镇政府来协调解决，但是，由于这种调解不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往往在当事人翻悔后无法最终得到解决。所以，应该赋予村委会和乡镇政府调解下已经达成的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充分发挥基层组织在调解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中的作用。二要完善土地纠纷解决的诉讼制度。通过诉讼方式解决农民土地纠纷，有利于保护农民的土地权益。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要考虑农民的实际情况，尽可能地为农民诉讼提供便利，比如，尽量适用简易程序，降低农民的诉讼费用等，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保障农民充分利用司法救济途径。三要完善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机制。通过仲裁解决土地纠纷与诉讼相比，无论从成本还是从时间上对农民来讲都更有利一些，但是，必须要完善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机制，大力宣传仲裁制度，健全仲裁机构，并赋予仲裁裁决解决争议的终局效力。这不仅可以畅通仲裁解决农村土地纠纷的途径，而且让农民懂得可以用仲裁来维护自己的土地权益。
作者单位：河北工程大学
参考文献：
[1]刘敏,杨远珍等.对当前农村土地承包问题的调查与思考[J].山东审判,2004,(5):32-35.
一、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及类型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是指当事人之间因承包地的使用、收益、流转、调整、收回及承包合同的履行等事项发生的争议。随着农村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土地承包经营纠纷呈现出一些特殊性:一是纠纷数量上具有扩张趋势。近年来，工业化、城市化的迅猛发展对土地的需求越来越大，不可再生的土地资源增值效应变得更加突出，一旦土地权益受到危害，当事人有较之过去更为强烈的诉求愿望，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逐年上升。二是诉讼主体多元化。伴随农村经济结构由单一性向多元化的转变，纠纷主体也由过去的集体经济组织(发包方)与农户(承包方)发展为各类经济组织、公司等与承包人之间、承包人之间等更为复杂的关系。三是纠纷的类型的复杂性。农村土地纠纷比较复杂，大量纠纷以平等主体间权利义务冲突为主，属于民事法律关系性质，如合同、民事侵权;涉及乡(镇)政府或其他政府部门侵犯农民土地承包权以及政府部门做出错误的行政行为引发的纠纷，则属于行政法律关系性质。［1］四是纠纷规模具有群体性。农村土地纠纷大多涉及人员多，群体性特征明显，若不加以控制则矛盾很容易激化，容易引发或集体上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的类型大致可分为:
(一)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纠纷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纠纷通常是指以集体组织或村委会、村民小组为代表的发包方和以农户为代表的承包方之间因订立、履行、变更、解除和终止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发生的纠纷。如:村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小组与承包户签订不符合《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的的合同;层层转包甚至一地多包，从中渔利而引发纠纷;违法收回已经发包给农户的承包地;强行收回外出务工农民、进入小城镇落户农民及出嫁女等的承包地等。
(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纠纷近几年土地承包经营纠纷逐渐上升，而承包经营权流转纠纷在所有纠纷当中占据了较大比例。主要表现为:参与流转的各方之间采取的方式和签订的合同违反了有关法律规定或国家土地政策，致使流转合同无效;参与土地流转的各方不签订正式的书面合同，不到土地流转管理部门进行报批、备案、登记等不规范流转行为而引起的纠纷等。
(三)土地承包经营权侵权纠纷农民获得土地承包经营权后即享有对该承包地的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我国《土地承包法》中也明确规定了发包人以及承包人享有的权利和义务。实践中发包方的侵权主要表现为:违反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承包合同，调整或者收回承包土地;违规干涉承包方的经营自;强令或者阻碍承包方依法进行土地流转;发包方以妇女未婚、结婚、离婚、丧偶等为由，侵害妇女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的土地权益等。
(四)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内部分配纠纷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承包地补偿费用主要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其中土地补偿费归集体组织所有，另外两种归所有人所有。承包地征收补偿费内部分配时发生的纠纷主要表现为承包地征收中补偿对象的纠纷和分配方案差别待遇导致的纠纷等。
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与民商事仲裁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是一种特殊的经济纠纷仲裁，与普通民商事仲裁相比，有以下不同:
(一)仲裁机构的设置不同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可以在县和不设区的市设立，也可以在设区的市或者其市辖区设立。仲裁委员会由有关部门专业人员组成，办公室设在市、县两级农业部门的经营管理站。而一般民商事仲裁中，仲裁委员可以在直辖市和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设立，也可以根据需要在其他设区的市设立，不按行政区划层层设立。
(二)启动仲裁的前提条件不同农村土地承包纠纷的当事人若想启动仲裁，一般可以采取两种方式。第一种是双方签订过书面的仲裁协议，如果该仲裁协议有效，则当事方只能申请仲裁，而不能向法院;第二种方式是如果当事人没有签订书面的仲裁协议，那么只要其中一方申请了仲裁，仲裁机构即可受理，可见，启动农村土地承包仲裁不以书面仲裁协议为前提，没有仲裁协议也可申请仲裁这种方式是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制度所特有的。民商事仲裁则必须根据双方达成的仲裁协议，具有自愿将有关争议提交仲裁机构仲裁意思为前提，否则仲裁机构无权受理。
(三)裁决的法律效力不同与劳动争议仲裁相比，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并非双方解决纠纷的前置程序。另外，仲裁也不实行“一裁终局”制度，即便经过仲裁，但当事人如对仲裁裁决不服并在收到裁决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法院提讼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裁决不具有任何效力，纠纷重新处理。而一般民商事仲裁依照《仲裁法》的规定实行“一裁终局”制度，裁决做出后，当事人就同一纠纷再申请仲裁或者向人民法院的，仲裁委员会或者人民法院将不再受理。裁决生效后，任何一方不履行裁决义务的，另一方可根据《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四)行政依附性不同根据《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规定，仲裁委员会分别由县级或者设区的市人民政府组织农业、林业等部门和有关农村工作机关组建。仲裁委员会办事机构设在负责农村土地承包管理工作的农业等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日常工作，仲裁经费也由地方财政支付。民商事仲裁则完全实行民间仲裁，仲裁委员会虽然在相关人民政府的组织下由关部门和商会统一组建，但仲裁委员会完全独立于行政机关，与行政机关没有任何隶属关系。基于上述分析，有观点认为，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在性质上应属于行政仲裁。［2］我们认为，虽然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在机构设置、管辖制度、仲裁原则、仲裁程序等方面与普通民商事仲裁有明显差异，但不能因此否定仲裁的本质属性，仍应坚持在仲裁基本法律制度的框架下，结合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的特殊性，完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解决机制。
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的困境
与诉讼相比，采用仲裁方式解决农村土地承包纠纷具有时效上的快捷性、程序上的简约性、成本上的经济性、解纷方式的非对抗性等优势和特点。这些优势和特点与我国农村土地纠纷涉及面广、季节性强、政策性强等具有兼容性和契合性。然而，就当前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的解纷方式而言，仲裁解决并未成为纠纷当事人的首选，仲裁案件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案件中所占比例较小，究其原因，固然有宣传不到位、纠纷当事人仲裁法律意识不强等原因，但更主要的因素还在于农村土地纠纷仲裁机制本身的问题。
(一)仲裁行政化倾向明显首先，从仲裁机构设置来看，仲裁委员会分别由县级或者设区的市人民政府组织农业、林业等部门和有关农村工作机关组建。仲裁委员会办事机构设在负责农村土地承包管理工作的农业等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日常工作，仲裁经费也由地方财政支付。在实践中，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委员会由有关行政单位主管，有林业点的地方，由林业单位主管，非林业点的地方，由农业单位主管。通常由分管农业的副县长任调解仲裁委员会主任。调解仲裁委员会易变成行政单位的附属，集行政管理、仲裁为一体。其次，从仲裁的启动程序看，仲裁程序可因一方当事人的申请而启动，并不以双方当事人之间有书面仲裁协议为必要，带有一定的行政强制性。再次，从仲裁管辖来看，立法坚持属地原则，当事人无权选择仲裁机构。这些都使得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从立法上就带有强烈的行政色彩。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行政化倾向最明显的危害莫过于对纠纷当事人要求公平正义权利的侵害。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机构大都设在行政职能单位，集行政办理权与仲裁权于一身，既具有行政权也具有仲裁权，这种双重性质的机构设置模式，使得仲裁难以依法独立进行，难以彰显公平、正义的仲裁价值，也有悖于仲裁的本质属性。其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仍属于平等主体的民事纠纷，而民事法律关系的调整着重于平等、自愿，应当以意思自治为原则，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只要一方当事人提起就进入到仲裁程序，完全无视另一方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权，这样提起仲裁的体制设计一定程度上已经侵害到当事人的自主选择权，也侵害到仲裁有关公平正义的基本原则，有悖纠纷解决机制应当符合正当性、迅速性和效率性的基本要求。
(二)仲裁机构设置的随意性虽然《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对仲裁机构的设置做了原则性规定，但由于缺乏与之配套的有关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机构设置的具体操作规则，加之对仲裁机构性质、定位的认识不统一，除了上述机构设置中行政化倾向较为明显外，还表现在机构设置上有一定的随意性。《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颁布以后，少数地方至今未设立仲裁机构;有的将仲裁委员会设在县农业局，有的设在县林业局，还有的设置在县农经中心;仲裁机构与行政的依附关系也有所不同，有些地方的仲裁机构实质上就是行政机构的附属单位，有的直接表现为“两块牌子、一套人马”，仲裁与行政职合二为一;［4］在仲裁委员会、仲裁庭的设置及分工上也欠缺规范、统一的做法。
(三)仲裁员准入机制的欠缺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对仲裁员的条件、仲裁员的回避、法律责任等做了明确规定，可见，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员制度是仲裁制度不可或缺的一项基本法律制度。然而，现行规定欠缺对仲裁员准入机制的规定，即仲裁员的遴选程序、遴选机构等。据我们了解，目前实践中的做法大都是经过简单培训即可获得仲裁员资格证。例如，陕西省农业厅关于实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员资格证》制度的通知规定“从事农村经营管理或农村土地承包管理、曾任法官、律师、人民调解工作的人员和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为人公道正派、具备一定组织协调能力的农村干部或居民，可以申请领取《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员资格证》。申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员资格证》，由申领人所在单位提供个人信息资料，报县级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审核发证。”①另外，《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规定的仲裁员条件过于宽泛和原则，对农村土地承包纠纷的特殊性及与此相适应的仲裁员资格缺乏立法针对性。
(四)仲裁与诉讼衔接不畅根据《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第48条之规定，当事人不服仲裁裁决的，可以自收到裁决书之日起30日内向人民法院。逾期不的，裁决书即发生法律效力。即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实行有别于民商事仲裁的“或裁或审、一裁两审”制。笔者认为:“一裁终局”是仲裁的基本特征。当事人若将经仲裁后的纠纷再次诉至法院，法院则完全按照处理一般民商事纠纷的程序，重新立案进行审理，无论从程序上还是实体上，完全不受仲裁裁决的约束。且审理期限长，重复劳动多，审理的结果还有可能完全仲裁裁决，使得执行难的问题更加突出。因此，土地承包纠纷仲裁的“一裁二审”制度不仅弱化了仲裁程序高效率的职能，还使纠纷穷尽所有解决手段，无法体现仲裁便民、快捷的优点，在仲裁和谐功能上大打折扣。此外，仲裁与诉讼衔接不一致还表现在:受理范围不一致。民事诉讼受理的农村土地纠纷主要是承包合同纠纷、承包经营权侵权纠纷及流转纠纷、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和承包经营权继承纠纷等，对于承包经营权的确认纠纷则不予受理;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的受理范围则比较宽泛和灵活，因受案范围不统一，会造成仲裁裁决后当事人不服向法院，法院不受理的情形;适用法律不统一。土地仲裁可以依据法律规定，也可以依据相关政策等进行裁决，而法院判决只能依据法律、法规;证据收集与保全、执行等程序缺乏相互配合与支持。按照《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的规定，仲裁庭如果需要证据保全、先予执行、调查取证等，仲裁机构本身无权进行，必须向法院申请，但在实践中往往得不到法院的支持和配合，而仲裁庭所获得的证据在诉讼中因民事诉讼证据规则限制等因素不能作为定案依据;法院对执行仲裁裁决不予重视;仲裁裁决生效后，若一方不履行裁决义务另一方依据《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时，法院一般不予重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很难通过法院的执行程序得到落实。
四、完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法律制度的思考
(一)厘清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的性质，树立现代化仲裁理念首先，从立法渊源看，1995年颁布的《仲裁法》第77条虽然将劳动争议和农业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农业承包合同纠纷仲裁排除在民商事仲裁范畴外，但其历史局限性已深刻显现。在改革开放之初，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农村实行的，农户通过与具有行政职能的生产大队签订合同，其在性质上属于行政合同，解决纠纷采用具备行政性质的相关方法更为妥当。随着社会的发展，承包主体早已突破集体内部成员，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以外的个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农业科技公司，农村合伙等农村承包主体多元化主体的出现使土地承包更加现代化、国际化，将土地承包纠纷仲裁机制定位于行政很难适应现代化、国际化需求。其次，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所规定的农村土地承包纠纷受案范围也可看出，土地承包纠纷主要包括农村土地承包权发生的权属争议、侵害农村土地承包权以及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流转合同，无论是发生在发包方与承包方之间，还是发生在承包方之间以及承包地的流转双方当事人之间，其在性质上都是民事争议，体现了平等民事主体间的法律关系。农村土地承包纠纷虽然有一些不同于普通民事纠纷的特殊性，但其纠纷性质仍应属于民事纠纷或经济纠纷，作为解纷手段或机制的仲裁，其性质上仍属于民事仲裁而非行政仲裁。再次，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规定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申请和受理、仲裁庭的组成、仲裁庭的开庭、裁决和送达等。其立法框架，内容和程序设计，基本上是以《仲裁法》为“母法”的，［6］因此，我国民事事仲裁的基本理念毫无疑问应该作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的理论支撑。2009年《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的颁布实施，标志着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和仲裁工作步入法制轨道。毫无疑问，将仲裁体制引入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的处理机制中是我国的一大创举，仲裁也因其自身独特的优势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多元化处理机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对现行仲裁制度进行“去行政化”改造，回归仲裁民间性、自主性之本质，在民商事仲裁框架下构建合理的农村土地承包仲裁机制，充分发挥仲裁程序优点，用温和的纠纷解决方式来推动和谐农村的建设，正是和谐社会的追求和体现，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抉择。
一、指导思想
以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稳定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为基础，以保护农民合法权益为重点，以维护农村社会和谐稳定为目的，切实做好我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的调解、仲裁工作。
二、基本原则
（一）确保农村土地承包关系长期稳定。在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以任何理由违法收回、调整农户承包地，不得违背农民意愿强迫承包方流转承包地，不得非法侵占农民承包地，确保农村土地承包关系长期稳定。
（二）按照“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引导农村土地流转。为促进农村土地适度集中，发挥规模经营效益，在坚持“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下，在充分尊重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引导农村土地流转；农村土地流转后，不得改变土地所有权性质和土地的农业用途，流转的期限不得超过承包期的剩余期限，禁止借流转之机将土地打乱重分；流转收益归承包户所有，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擅自侵占、截留、扣缴。
（三）积极化解农村土地承包纠纷。对农村土地承包纠纷问题，要做到发生一起及时调处一起，不能久拖不决，要克服怕麻烦和消极观望等思想，积极主动解决问题，努力做到小矛盾不出村、大矛盾不出乡（镇）。
（四）土地承包纠纷调解仲裁工作要做到“公开、公平、公正”。调解、仲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案件，必须严格依照农村土地承包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文件办事，不枉法、不徇私。
三、领导组织
（一）县级组织
成立县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委员会，宣传贯彻国家有关农村土地承包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指导督促各乡（镇）农村土地承包及土地承包纠纷的调解工作，负责全县农村土地承包纠纷的调解、仲裁工作。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设主任1名，副主任2名，委员若干名。仲裁委员会组成人员由政府办、农业、国土资源、林业、水利、妇联、司法及各乡镇有关人员，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代表，农民代表和法律、经济等相关专业人员组成。仲裁委员会任期为五年。
县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和仲裁庭。办公地点和仲裁庭设在县农业局，郝春峰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仲裁庭为仲裁委员会指定的仲裁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的机构。在受理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时，由委员会指定3名仲裁员、1名书记员组成仲裁庭，并指定一名担任首席仲裁员。仲裁员实行培训上岗制度，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聘请专职和兼职仲裁员5至7名。
（二）乡（镇）级组织
各乡（镇）政府成立农村土地承包纠纷调解委员会，接受县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领导。各乡（镇）农村土地承包纠纷调解委员会由分管副乡（镇）长兼任主任，司法所所长兼任副主任。由司法所负责处理日常工作。乡（镇）农村土地承包纠纷调解委员会聘请专职和兼职调解员2-3名。由乡（镇）负责组建相应村级土地承包纠纷调解组织。
四、工作职责
（一）县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委员会的工作职责
1.负责处理本委员会管辖范围内的农村土地承包纠纷的调解、仲裁工作；2.聘任专职和兼职仲裁员、调解员，并对仲裁员、调解员进行管理；3.指导、监督、管理仲裁委员会办公室和仲裁庭工作；4.组织、交流、总结调解仲裁经验；5.完善和制定调解仲裁规则。
（二）县土地承包纠纷仲裁委员会办公室的工作职责
1.负责处理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日常管理工作；2.负责仲裁员、调解员的管理工作；3.根据仲裁委员会的授权，负责组织仲裁庭；4.管理仲裁委员会的文书、档案、印鉴；5.负责农村土地承包纠纷及其调解仲裁方面的法律、法规及政策咨询；6.负责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的归集工作；7.向仲裁委员会汇报、请示工作；8.办理仲裁委员会授权或交办的其他各项工作。
（三）乡（镇）农村土地承包纠纷调解委员会的主要职责
1.依照法律法规的原则和程序，调解处理本乡（镇）土地承包纠纷，并回访、检查当事人执行调解协议情况，督促当事人认真履行调解协议；2.积极开展土地承包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宣传教育工作；3.建立工作制度，做好调解登记、档案管理和分析统计工作。
一、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及类型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是指当事人之间因承包地的使用、收益、流转、调整、收回及承包合同的履行等事项发生的争议。随着农村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土地承包经营纠纷呈现出一些特殊性:一是纠纷数量上具有扩张趋势。近年来，工业化、城市化的迅猛发展对土地的需求越来越大，不可再生的土地资源增值效应变得更加突出，一旦土地权益受到危害，当事人有较之过去更为强烈的诉求愿望，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逐年上升。二是诉讼主体多元化。伴随农村经济结构由单一性向多元化的转变，纠纷主体也由过去的集体经济组织(发包方)与农户(承包方)发展为各类经济组织、公司等与承包人之间、承包人之间等更为复杂的关系。三是纠纷的类型的复杂性。农村土地纠纷比较复杂，大量纠纷以平等主体间权利义务冲突为主，属于民事法律关系性质，如合同、民事侵权;涉及乡(镇)政府或其他政府部门侵犯农民土地承包权以及政府部门做出错误的行政行为引发的纠纷，则属于行政法律关系性质。［1］四是纠纷规模具有群体性。农村土地纠纷大多涉及人员多，群体性特征明显，若不加以控制则矛盾很容易激化，容易引发或集体上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的类型大致可分为:
(一)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纠纷
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纠纷通常是指以集体组织或村委会、村民小组为代表的发包方和以农户为代表的承包方之间因订立、履行、变更、解除和终止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发生的纠纷。如:村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小组与承包户签订不符合《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的的合同;层层转包甚至一地多包，从中渔利而引发纠纷;违法收回已经发包给农户的承包地;强行收回外出务工农民、进入小城镇落户农民及出嫁女等的承包地等。
(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纠纷
近几年土地承包经营纠纷逐渐上升，而承包经营权流转纠纷在所有纠纷当中占据了较大比例。主要表现为:参与流转的各方之间采取的方式和签订的合同违反了有关法律规定或国家土地政策，致使流转合同无效;参与土地流转的各方不签订正式的书面合同，不到土地流转管理部门进行报批、备案、登记等不规范流转行为而引起的纠纷等。
(三)土地承包经营权侵权纠纷
农民获得土地承包经营权后即享有对该承包地的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我国《土地承包法》中也明确规定了发包人以及承包人享有的权利和义务。实践中发包方的侵权主要表现为:违反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承包合同，调整或者收回承包土地;违规干涉承包方的经营自;强令或者阻碍承包方依法进行土地流转;发包方以妇女未婚、结婚、离婚、丧偶等为由，侵害妇女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的土地权益等。
(四)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内部分配纠纷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承包地补偿费用主要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其中土地补偿费归集体组织所有，另外两种归所有人所有。承包地征收补偿费内部分配时发生的纠纷主要表现为承包地征收中补偿对象的纠纷和分配方案差别待遇导致的纠纷等。
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与民商事仲裁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是一种特殊的经济纠纷仲裁，与普通民商事仲裁相比，有以下不同:
(一)仲裁机构的设置不同
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可以在县和不设区的市设立，也可以在设区的市或者其市辖区设立。仲裁委员会由有关部门专业人员组成，办公室设在市、县两级农业部门的经营管理站。而一般民商事仲裁中，仲裁委员可以在直辖市和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设立，也可以根据需要在其他设区的市设立，不按行政区划层层设立。
(二)启动仲裁的前提条件不同
农村土地承包纠纷的当事人若想启动仲裁，一般可以采取两种方式。第一种是双方签订过书面的仲裁协议，如果该仲裁协议有效，则当事方只能申请仲裁，而不能向法院;第二种方式是如果当事人没有签订书面的仲裁协议，那么只要其中一方申请了仲裁，仲裁机构即可受理，可见，启动农村土地承包仲裁不以书面仲裁协议为前提，没有仲裁协议也可申请仲裁这种方式是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制度所特有的。民商事仲裁则必须根据双方达成的仲裁协议，具有自愿将有关争议提交仲裁机构仲裁意思为前提，否则仲裁机构无权受理。
(三)裁决的法律效力不同
与劳动争议仲裁相比，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并非双方解决纠纷的前置程序。另外，仲裁也不实行“一裁终局”制度，即便经过仲裁，但当事人如对仲裁裁决不服并在收到裁决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法院提讼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裁决不具有任何效力，纠纷重新处理。而一般民商事仲裁依照《仲裁法》的规定实行“一裁终局”制度，裁决做出后，当事人就同一纠纷再申请仲裁或者向人民法院的，仲裁委员会或者人民法院将不再受理。裁决生效后，任何一方不履行裁决义务的，另一方可根据《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四)行政依附性不同
根据《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规定，仲裁委员会分别由县级或者设区的市人民政府组织农业、林业等部门和有关农村工作机关组建。仲裁委员会办事机构设在负责农村土地承包管理工作的农业等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日常工作，仲裁经费也由地方财政支付。民商事仲裁则完全实行民间仲裁，仲裁委员会虽然在相关人民政府的组织下由关部门和商会统一组建，但仲裁委员会完全独立于行政机关，与行政机关没有任何隶属关系。基于上述分析，有观点认为，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在性质上应属于行政仲裁。［2］我们认为，虽然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在机构设置、管辖制度、仲裁原则、仲裁程序等方面与普通民商事仲裁有明显差异，但不能因此否定仲裁的本质属性，仍应坚持在仲裁基本法律制度的框架下，结合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的特殊性，完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解决机制。
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的困境
与诉讼相比，采用仲裁方式解决农村土地承包纠纷具有时效上的快捷性、程序上的简约性、成本上的经济性、解纷方式的非对抗性等优势和特点。这些优势和特点与我国农村土地纠纷涉及面广、季节性强、政策性强等具有兼容性和契合性。然而，就当前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的解纷方式而言，仲裁解决并未成为纠纷当事人的首选，仲裁案件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案件中所占比例较小，究其原因，固然有宣传不到位、纠纷当事人仲裁法律意识不强等原因，但更主要的因素还在于农村土地纠纷仲裁机制本身的问题。
(一)仲裁行政化倾向明显
首先，从仲裁机构设置来看，仲裁委员会分别由县级或者设区的市人民政府组织农业、林业等部门和有关农村工作机关组建。仲裁委员会办事机构设在负责农村土地承包管理工作的农业等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日常工作，仲裁经费也由地方财政支付。在实践中，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委员会由有关行政单位主管，有林业点的地方，由林业单位主管，非林业点的地方，由农业单位主管。通常由分管农业的副县长任调解仲裁委员会主任。调解仲裁委员会易变成行政单位的附属，集行政管理、仲裁为一体。其次，从仲裁的启动程序看，仲裁程序可因一方当事人的申请而启动，并不以双方当事人之间有书面仲裁协议为必要，带有一定的行政强制性。再次，从仲裁管辖来看，立法坚持属地原则，当事人无权选择仲裁机构。这些都使得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从立法上就带有强烈的行政色彩。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行政化倾向最明显的危害莫过于对纠纷当事人要求公平正义权利的侵害。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机构大都设在行政职能单位，集行政办理权与仲裁权于一身，既具有行政权也具有仲裁权，这种双重性质的机构设置模式，使得仲裁难以依法独立进行，难以彰显公平、正义的仲裁价值，也有悖于仲裁的本质属性。其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仍属于平等主体的民事纠纷，而民事法律关系的调整着重于平等、自愿，应当以意思自治为原则，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只要一方当事人提起就进入到仲裁程序，完全无视另一方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权，这样提起仲裁的体制设计一定程度上已经侵害到当事人的自主选择权，也侵害到仲裁有关公平正义的基本原则，有悖纠纷解决机制应当符合正当性、迅速性和效率性的基本要求。［3］
(二)仲裁机构设置的随意性
虽然《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对仲裁机构的设置做了原则性规定，但由于缺乏与之配套的有关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机构设置的具体操作规则，加之对仲裁机构性质、定位的认识不统一，除了上述机构设置中行政化倾向较为明显外，还表现在机构设置上有一定的随意性。《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颁布以后，少数地方至今未设立仲裁机构;有的将仲裁委员会设在县农业局，有的设在县林业局，还有的设置在县农经中心;仲裁机构与行政的依附关系也有所不同，有些地方的仲裁机构实质上就是行政机构的附属单位，有的直接表现为“两块牌子、一套人马”，仲裁与行政职合二为一;［4］在仲裁委员会、仲裁庭的设置及分工上也欠缺规范、统一的做法。
(三)仲裁员准入机制的欠缺
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对仲裁员的条件、仲裁员的回避、法律责任等做了明确规定，可见，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员制度是仲裁制度不可或缺的一项基本法律制度。然而，现行规定欠缺对仲裁员准入机制的规定，即仲裁员的遴选程序、遴选机构等。据我们了解，目前实践中的做法大都是经过简单培训即可获得仲裁员资格证。例如，陕西省农业厅关于实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员资格证》制度的通知规定“从事农村经营管理或农村土地承包管理、曾任法官、律师、人民调解工作的人员和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为人公道正派、具备一定组织协调能力的农村干部或居民，可以申请领取《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员资格证》。申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员资格证》，由申领人所在单位提供个人信息资料，报县级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审核发证。”①另外，《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规定的仲裁员条件过于宽泛和原则，对农村土地承包纠纷的特殊性及与此相适应的仲裁员资格缺乏立法针对性。
(四)仲裁与诉讼衔接不畅
根据《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第48条之规定，当事人不服仲裁裁决的，可以自收到裁决书之日起30日内向人民法院。逾期不的，裁决书即发生法律效力。即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实行有别于民商事仲裁的“或裁或审、一裁两审”制。笔者认为:“一裁终局”是仲裁的基本特征。当事人若将经仲裁后的纠纷再次诉至法院，法院则完全按照处理一般民商事纠纷的程序，重新立案进行审理，无论从程序上还是实体上，完全不受仲裁裁决的约束。且审理期限长，重复劳动多，审理的结果还有可能完全仲裁裁决，使得执行难的问题更加突出。因此，土地承包纠纷仲裁的“一裁二审”制度不仅弱化了仲裁程序高效率的职能，还使纠纷穷尽所有解决手段，无法体现仲裁便民、快捷的优点，在仲裁和谐功能上大打折扣。此外，仲裁与诉讼衔接不一致还表现在:受理范围不一致。民事诉讼受理的农村土地纠纷主要是承包合同纠纷、承包经营权侵权纠纷及流转纠纷、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和承包经营权继承纠纷等，对于承包经营权的确认纠纷则不予受理;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的受理范围则比较宽泛和灵活，因受案范围不统一，会造成仲裁裁决后当事人不服向法院，法院不受理的情形;适用法律不统一。土地仲裁可以依据法律规定，也可以依据相关政策等进行裁决，而法院判决只能依据法律、法规;证据收集与保全、执行等程序缺乏相互配合与支持。按照《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的规定，仲裁庭如果需要证据保全、先予执行、调查取证等，仲裁机构本身无权进行，必须向法院申请，但在实践中往往得不到法院的支持和配合，而仲裁庭所获得的证据在诉讼中因民事诉讼证据规则限制等因素不能作为定案依据;法院对执行仲裁裁决不予重视;仲裁裁决生效后，若一方不履行裁决义务另一方依据《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时，法院一般不予重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很难通过法院的执行程序得到落实。［5］
四、完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法律制度的思考
(一)厘清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的性质，树立现代化仲裁理念首先，从立法渊源看，1995年颁布的《仲裁法》第77条虽然将劳动争议和农业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农业承包合同纠纷仲裁排除在民商事仲裁范畴外，但其历史局限性已深刻显现。在改革开放之初，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农村实行的，农户通过与具有行政职能的生产大队签订合同，其在性质上属于行政合同，解决纠纷采用具备行政性质的相关方法更为妥当。随着社会的发展，承包主体早已突破集体内部成员，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以外的个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农业科技公司，农村合伙等农村承包主体多元化主体的出现使土地承包更加现代化、国际化，将土地承包纠纷仲裁机制定位于行政很难适应现代化、国际化需求。其次，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所规定的农村土地承包纠纷受案范围也可看出，土地承包纠纷主要包括农村土地承包权发生的权属争议、侵害农村土地承包权以及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流转合同，无论是发生在发包方与承包方之间，还是发生在承包方之间以及承包地的流转双方当事人之间，其在性质上都是民事争议，体现了平等民事主体间的法律关系。农村土地承包纠纷虽然有一些不同于普通民事纠纷的特殊性，但其纠纷性质仍应属于民事纠纷或经济纠纷，作为解纷手段或机制的仲裁，其性质上仍属于民事仲裁而非行政仲裁。再次，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规定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申请和受理、仲裁庭的组成、仲裁庭的开庭、裁决和送达等。其立法框架，内容和程序设计，基本上是以《仲裁法》为“母法”的，［6］因此，我国民事事仲裁的基本理念毫无疑问应该作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的理论支撑。2009年《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的颁布实施，标志着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和仲裁工作步入法制轨道。毫无疑问，将仲裁体制引入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的处理机制中是我国的一大创举，仲裁也因其自身独特的优势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多元化处理机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对现行仲裁制度进行“去行政化”改造，回归仲裁民间性、自主性之本质，在民商事仲裁框架下构建合理的农村土地承包仲裁机制，充分发挥仲裁程序优点，用温和的纠纷解决方式来推动和谐农村的建设，正是和谐社会的追求和体现，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抉择。
第一条为了及时、公正调解、处理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保护土地、山林、水利所有权人和使用权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自治区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本条例所称权属纠纷，是指单位之间、个人之间、单位与个人之间发生的土地、山林、水利所有权或者使用权争议。
第三条本条例适用于调解、处理（以下简称调处）本自治区行政区域内的权属纠纷。
第四条各级人民政府依法调处本行政区域内发生的权属纠纷。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水行政主管部门（以下简称有关主管部门）分别负责调解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并负责办理人民政府对以上相应权属纠纷作出处理决定的具体工作。土地、山林、水利的混合性权属纠纷，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指定上述一个部门会同其他部门共同负责调解，并负责办理人民政府对该混合性权属纠纷作出处理决定的具体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设立的权属纠纷调处机构组织协调、督促指导权属纠纷调处工作。
第五条权属纠纷的调处，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考虑历史和现实状况，积极疏导，充分协商，遵循有利于安定团结、有利于生产生活、有利于经营管理的原则。
第六条权属纠纷发生后，当事人应当主动协商，互谅互让达成协议；协商不成的，按本条例规定的程序申请调处。权属纠纷当事人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和县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主管部门必须及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事态扩大。因权属纠纷引发的，当地乡（镇）人民政府和县级人民政府必须及时制止，并按有关规定报告上级人民政府。
第七条在权属纠纷解决之前，任何一方不得改变争议范围内的土地、山林、水利的利用现状，不得破坏地上农作物、附着物或者砍伐有争议的林木。
第八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权属纠纷为借口，寻衅滋事，唆使权属纠纷当事人挑起事端，扰乱社会秩序。不得阻碍人民政府或者有关主管部门调处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
第二章调处依据和证据
第九条权属纠纷的调处，以当事人提出的已经依法确定权属时的有效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为依据；当时的法律、法规、规章未作规定的，以当时的有关政策规定为依据；当时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均未作规定的，以调处时有效的法律、法规、规章为依据。
第十条下列证据，可以作为调处权属纠纷、确定权属的证据材料（以下简称权属凭证）：
（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及其有关规定取得的土地房产所有证或者发证时的档案清册；
（二）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法》规定不发证的林木、林地等所属的土地清册；
（三）合作化时期或者实行劳力、土地、耕畜、农具四固定时，确定土地、林地权属归农民集体所有或者归农民个人使用的决议、决定和其他文件材料；
（四）以后各级人民政府在职权范围内作出的处理决定或者依法生效的调解协议；
（五）《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后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核发的土地、山林权属证书；
（六）以后当事人依法达成的协议；
（七）依法没收、征收、征购、征用土地和依法批准使用、划拨土地（含林地）的文件及其附图，依法出让、转让土地使用权的出让、转让合同；
（八）国有农、林场设立时经依法批准的确定经营管理范围的总体设计书、规划书、说明书及其附图；
（九）1966年前划定的国家建设用地，按照自治区人民政府规定不再办理征用手续，用地单位取得土地使用权的文件、资料；
（十）依法属于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人民政府已经明确属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一级经营管理的文件；
（十一）人民政府依法批准农民建房用地的文件；
（十二）人民法院对权属纠纷作出的生效的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
（十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可以作为调处权属纠纷、确定权属的凭证材料和其他证据。
第十一条下列证据，可以作为调处权属纠纷、确定权属的参考凭证材料（以下简称权属参考凭证）：
（一）依法形成的土地利用现状调查、城镇地籍调查、森林资源清查有关成果资料；
（二）当事人管理使用（包括投资）争议的土地、山林、水利的事实资料和有关凭证；
（三）依法划定的行政区域界线及其边界地图；
（四）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主管部门依法批准征用、使用、划拨、出让土地（含林地）时有关的说明书、补偿协议书、补偿清单和交付有关价款的凭证，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批准规划用地的文件及其附图；
（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可以作为调处权属纠纷、确定权属参考的其他证据。
第十二条下列文件、资料，不能作为调处权属纠纷、确定权属的权属凭证或者权属参考凭证：
（一）以前的权属凭证；
（二）依法划定行政区域界线前测绘行政主管部门绘制的各类地图和军用地图标明的行政区域界线；
（三）涂改、伪造的权属凭证；
（四）以欺诈、胁迫或者恶意串通等手段取得的文件、资料；
（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不能作为调处权属纠纷、确定权属的权属凭证或者权属参考凭证的其他文件、资料。
第十三条对同一起权属纠纷有数次处理决定的，以最后一次处理决定为准，但最后一次处理决定确有错误的除外。
第十四条对同一起权属纠纷有数次协议的，以经过公证的协议为准，没有公证的，以最后一次协议为准，但协议违反法律、法规、规章的除外。
第十五条权属凭证记载东、西、南、北四至（以下简称四至）方位范围清楚的，以四至为准；四至记载不清楚，而该权属凭证记载的面积清楚的，以面积为准；权属凭证面积记载、四至方位不清又无附图的，根据权属参考凭证也不能确定具置的，由人民政府按照本条例第五条规定的原则确定权属。
第十六条同一起权属纠纷双方当事人都出具有相应的权属凭证，按照本条例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十五条规定和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不能作为确定权属凭证的，由人民政府按照本条例第五条规定的原则，确定权属。
第十七条对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所有权争议，依法不能证明属于农民集体所有的，属于国家所有。人民政府按照本条例第五条规定的原则确定使用权。
第三章调处管辖和程序
第十八条权属纠纷实行属地管辖、分级调处：
（一）同一乡（镇）内发生的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的土地、山林权属纠纷，由乡（镇）人民政府调处；
（二）同一乡（镇）内发生的单位之间的土地、山林权属纠纷，由乡（镇）人民政府调解，经调解达不成协议的，由县级人民政府作出处理决定；
（三）同一县（县级市、市辖区）内发生的水利纠纷或者跨乡（镇）行政区域发生的土地、山林权属纠纷，由县级人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调解，经调解达不成协议的，由县级人民政府作出处理决定；
（四）同一地区或者设区的市内跨县级行政区域的权属纠纷，由地区行政公署或者设区的市人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调解，经调解达不成协议的，由地区行政公署或者设区的市人民政府作出处理决定；
（五）跨地区或者设区的市行政区域的权属纠纷，由自治区人民政府的有关主管部门调解，经调解达不成协议的，由自治区人民政府作出处理决定。
因案件重大、案情复杂，经调解后达不成协议又不便作出处理决定的，按照前款规定有处理权的人民政府（地区行政公署）可以提出处理意见，报上一级人民政府处理。上级人民政府认为有必要的，可以直接处理下级人民政府有权处理的权属纠纷。
第十九条当事人对经过依法确定权属后登记核发的权属证书有异议的，可以向登记核发权属证书的人民政府提出重新处理申请。人民政府对于符合本条例第二十条第五项规定的受理条件的，应当受理。根据本条例的规定重新确定权属的，应当注销原权属证书，重新登记核发权属证书。
第二十条受理权属纠纷调处申请，必须符合下列条件：
（一）申请人与权属纠纷有直接利害关系；
（二）有具体的权属请求和事实根据；
（三）有明确的对方当事人；
（四）属于土地、山林、水利所有权或者使用权争议；
（五）争议的土地、山林、水利所有权或者使用权未经依法确定权属，或者虽经依法确定权属，但有证据证明已经确定的权属确有错误的。
第二十一条当事人申请调处权属纠纷，应当递交申请书，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申请书副本。申请书应当载明下列事项：
（一）争议当事人的姓名、年龄、住所，单位名称、住所和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的姓名、职务；
（二）权属争议区域的四至范围、面积；
（三）对土地、山林、水利的权属请求和所根据的事实、理由；
（四）证据和证据来源，证人姓名和住所。
申请调处权属纠纷时应当提供下列资料：
（一）能够证明土地、山林、水利所有权或者使用权归属的有关权属凭证；
（二）权属争议区域图和地上附着物分布情况；
（三）请求确定权属的界线范围图。
当事人书写申请书确有困难的，可以口头申请，由受理申请的人民政府或者有关主管部门将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事项记入笔录。
第二十二条权属纠纷调处申请，按照下列规定提出：
（一）属于本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一）、（二）项规定的权属纠纷，向争议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提出；
（二）属于本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三）、（四）、（五）项规定的权属纠纷，向争议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提出。
第二十三条乡（镇）人民政府或者有关主管部门在接到权属纠纷调处申请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经审查，符合本条例第二十条规定的条件且属于本级人民政府调处权限范围的，应当受理，并书面通知申请的当事人；不符合本条例第二十条规定的条件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的当事人不予受理并说明理由。符合本条例第二十条规定的条件但不属于本级人民政府调处权限范围的，应当自接到权属纠纷调处申请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转送有权调处的人民政府（含地区行政公署）有关主管部门受理，并告知申请的当事人。
当事人对登记核发的权属证书有异议，按照本条例第十九条规定提出重新处理申请的，审查是否受理的期限为一个月。
第二十四条乡（镇）人民政府或者有关主管部门应当自权属纠纷调处申请受理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将申请书副本或者申请笔录复印件发送另一方当事人。另一方当事人应当自收到申请书副本或者申请笔录复印件之日起二十日内，向乡（镇）人民政府或者有关主管部门提出答辩意见，并提供有关权属纠纷的证据材料。
另一方当事人提出答辩意见的，乡（镇）人民政府或者有关主管部门应当将答辩意见告知申请的当事人。另一方当事人未提交答辩意见和有关权属纠纷证据材料的，不影响调处程序的进行。
第二十五条当事人有权委托人代为参加权属纠纷调处活动，有权查阅对方当事人提出或者调处机关收集的证据材料，但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的除外。
申请的当事人可以放弃或者变更权属请求，对方当事人可以承认或者反驳权属请求，也可以提出自己的权属请求。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权属请求，应当在受理权属纠纷调处的人民政府或者有关主管部门规定的期限内，提供有关证据材料。
第二十六条当事人及其人不得毁灭、伪造与权属纠纷有关的重要证据，不得以暴力、威胁、贿赂等方法阻止证人作证或者指使他人作伪证。
第二十七条调处部门、机构的工作人员与权属纠纷的标的或者当事人有利害关系的，应当依法回避。
前款规定工作人员的回避，由其所在部门、机构的负责人决定。
第二十八条乡（镇）人民政府或者有关主管部门受理权属纠纷调处申请后，应当到权属争议现场勘验，并邀请当地基层组织代表参加，通知当事人到场。勘验的情况和结果应当制作笔录，并绘制权属争议区域图，由勘验人、当事人和基层组织代表签名或者盖章。
乡（镇）人民政府或者有关主管部门应当向有关单位和个人调查取证。调查的情况应当制作调查笔录，由调查人和被调查单位、个人签名或者盖章。
乡（镇）人民政府或者有关主管部门对专门性问题认为需要鉴定的，应当交由法定的鉴定机构鉴定。鉴定机构和鉴定人员应当提出书面鉴定结论，在鉴定书上签名或者盖章。
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材料，应当进行调查核实，方可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
自治区人民政府、地区行政公署、设区的市人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受理的权属纠纷调处申请，需要调查、勘验的，可以委托下级人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进行调查、勘验。
第二十九条乡（镇）人民政府或者有关主管部门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分清是非，对权属纠纷进行调解。
自治区人民政府、地区行政公署、设区的市人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受理的权属纠纷调处申请，可以责成双方当事人所在地有关县级人民政府组织有关主管部门对权属纠纷进行调解；经调解达不成协议的，逐级报送上一级人民政府（含地区行政公署）组织有关主管部门进行调解。
调解时，可以邀请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等基层组织协助，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等基层组织应当给予协助。
调解协议，必须由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不得强迫。调解协议的内容不得违反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
调解达成协议的，应当制作调解协议书和权属界线图。调解协议书和权属界线图由当事人和调解人员签名，并加盖主持调解的乡（镇）人民政府或者有关主管部门印章，送达当事人后生效。
第三十条本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权属纠纷，经调解达不成协议的，乡（镇）人民政府应当自受理权属纠纷调处申请之日起四个月内作出处理决定。因案件重大、案情复杂，不能在规定期限内作出处理决定的，经上一级人民政府批准，可以适当延长，但延长期限最多不得超过二个月。
本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二）、（三）、（四）、（五）项规定的权属纠纷，经调解达不成协议的，有调解管辖权的人民政府或者有关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权属纠纷调处申请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处理意见，报有处理管辖权的人民政府（含地区行政公署）作出处理决定。因案件重大、案情复杂，不能在规定期限内提出处理意见的，经有处理管辖权的人民政府（含地区行政公署）批准，可以适当延长，但延长期限最多不得超过二个月。
有处理管辖权的人民政府应当自接到处理意见之日起一个月内作出处理决定；因案件重大、案情复杂，不能在规定期限内作出处理决定的，经上一级人民政府批准，可以适当延长，但延长期限最多不得超过一个月。
经自治区人民政府授权，县级以上水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对属于本级人民政府作出处理决定的水事纠纷（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已作出过处理决定的水事纠纷除外）直接作出处理决定，但案件重大、案情复杂或者影响较大的水事纠纷，在作出处理决定前应当报本级人民政府审核同意。
第三十一条对权属纠纷作出处理决定，应当制作处理决定书。处理决定书应当载明下列事项：
（一）当事人的姓名、性别、年龄、职业、工作单位和住所，单位的名称、住所和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的姓名、职务；
（二）案由、当事人争议的事实、理由和权属请求；
（三）处理决定认定的事实、理由和适用的法律、法规、规章或者政策；
（四）处理结果；
（五）不服处理决定，申请行政复议的途径和期限；
（六）处理决定生效后，履行处理决定的限期；
（七）作出处理决定的人民政府或者水行政主管部门名称和作出处理决定的日期；
（八）其他需要载明的事项。
原核发的权属证书或者作出的处理决定确有错误的，作出处理决定时应当决定予以撤销。
处理决定书应当附确定的权属界线图。作出处理决定的人民政府或者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在处理决定书和所附权属界线图上盖章。
处理决定书作出后，应当按照有关规定送达双方当事人。
第三十二条当事人对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对行政复议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
第三十三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根据生效的调解协议书、处理决定书，及时依法办理权属登记，核发权属证书。
第四章法律责任
第三十四条人民政府和有关主管部门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一）对权属纠纷调处申请应当受理而不予受理的；
（二）在法定期限内不提出处理意见或者不作出处理决定的；
（三）违背当事人意愿，强迫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的；
（四）权属纠纷发生后不及时采取有效措施致使事态扩大，引发的；
（五）因权属纠纷引发不及时报告或者不及时采取紧急处置措施的。
第三十五条人民政府和有关主管部门负责调处权属纠纷的主管人员和其他工作人员在调处工作中、索贿受贿、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六条违反本条例第七条规定，擅自改变争议范围内的土地、山林、水利的利用现状，破坏地上农作物、附着物或者砍伐有争议的林木的，法律、法规有处罚规定的，从其规定；法律、法规没有处罚规定的，由有关主管部门责令恢复原状，没收违法所得。造成经济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三十七条违反本条例第八条规定，以权属纠纷为借口挑起事端，寻衅滋事，唆使权属纠纷当事人扰乱社会管理秩序，或者妨碍调处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由公安机关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八条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当事人及其人毁灭、伪造重要证据，以暴力、威胁、贿赂等方法阻止证人作证或者指使他人作伪证的，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章附则
第三十九条因农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合同引起的土地使用权争议、行政区域边界争议，不适用本条例。
一、__县法院近三年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的基本情况
20__年以来，__县法院共受理各地土地承包纠纷案件146件，审结146件。其中20__年32件，20__年53件，20__年61件，从总体上看，农村土地承包纠纷呈现以下特点：
1、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案件类型日趋多样。在已审结的146件土地承包纠纷中，土地承包纠纷案件54件，占36.9%，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32件，占21.9%；土地承包征用、占用补偿纠纷39件，占26.0%；土地承包合同纠纷21件，占14.4%。从案件类型看，涵盖了土地承包纠纷的方方面面。特别是随着近年来我县新城区的建设和政府“工业强县”政策措施的实施，使我县土地承包征用、占用补偿案件从20__年的占土地承包纠纷案件12%上升至全20__年34%，改变了以往以家庭承包经营权纠纷、土地承包金纠纷为主的土地承包纠纷状态。
2、诉讼主体具有群体性。在我院受理的土地承包纠纷案件中，5-10人的集团诉讼案件21件，占14.4%，10人以上集团诉讼案件11起，占7.5%。也有某些案件起初是由个别主体提起，但此类案件的判决对其余群体具有启发、仿效作用，具有潜在的群体性。这类案件一般大都体现在土地征用、占用补偿纠纷中，我院去年相继受理的青山镇双桥村部分村民租赁土地补偿分配纠纷一案即属此种情况。先是该村村民杨某因土地租赁补偿分配一案与所在村民组产生冲突，诉至法院，待其诉求得到法院支持后，相继又有张某一家、王某一家和刘某等情况联名其所在村民组，此类案件即是由个体的诉讼引发出了潜在的小群体诉讼。
3、争议的土地用途复杂。从争议土地用途来看，过去主要是以耕地为主的农用地，而近两年的土地承包合同纠纷既涉及耕地也涉及鱼塘、林地、沙滩地等承包用地。
二、产生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的主要原因
一是土地承包合同不规范。主要表现在：1、有的只有口头约定而未形成书面合同，有的甚至既无书面约定，也无口头约定。即使形成了书面合同有的也对当事人权利、义务约定不明或没有约定。2、有的对标的物未约定清楚，承包土地、林木等界限表述不明确。3、有的对违约责任约定不具体，只规定按法律、政策处理。
二是土地流转不规范产生的纠纷以及因土地被征用、征收而引起的土地补偿纠纷。主要表现在：1、随着农业税的取消、粮食价格的上涨、粮食补贴政策的实施，部分农民回流农村要求实际耕种人交回土地的情况较具普通性。而实际耕种人在利益面前不愿轻易交回承包土地，引发了一些纠纷。2、由于农村土地承包流转政策不完备，土地流转程序和手续不规定，村委会和乡镇政府土地承包合同管理部门及县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对此缺乏必要的指导，引发了一些纠纷。3、有的村集体不按照法律政策的规定给农民合理的补偿，损害农民的利益，或者工作不到位，致使承包户不理解不接受而引发纠纷。目前，由于我县新城区建设需征用、占用土地，此类纠纷在增多。
三是村集体组织、村干部违反法律政策擅自发包土地，对农民的自主经营权滥加干预，甚至随意解除合同。主要表现在：1、一些村集体组织、村干部对国家的土地政策、法律缺乏正确的认识和理解，因而难以正确规范执行。在我院已审结的本县城关镇大园村村民林某诉其村村委会林地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中，被告大园村村委会在未经村民民主议定的情况下与林某签订栗树承包合同，后其又经合法程序与另一村民曹某签订了一份栗树承包合同，以至于林某的承包合同目的无法实现，遂诉至法院。2、有些村委会负责人不严格执行有关规定分配土地、计收承包金，有的发包人以合同约定承包费为由，单方决定提高承包费，甚至单方终止合同。3、有的村委会因为负责人更换频繁，出现了“新官不理旧帐”现象，新村委对前任村委订立的合同不满意，便否认原合同的效力，私自解除合同或变更合同条款。
四是村民承包方履约的随意性。主要表现在：村民承包方不按照约定履行合同，有的承包户不遵守合同约定，不主动交纳承包金或故意拖欠承包金。如我院已审结的高店乡闫河村泗淮组与刘培喜土地承包纠纷一案中，被告刘培喜已实际承包了7年的土地，但只交了一年的承包金，故原告高店乡闫河村泗淮组遂诉至法院要求解除承包合同并补交承包金。后诉求得到法院支持。
三、关于解决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的建议。
第一、进一步规范土地承包合同的订立程序及合同内容，依法规范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
1、严格严格遵守关于农村土地承包合同订立程序的[文秘站:]强制性规定，按照民主协商，公平合理的原则分配土地。
2、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的形式和内容要符合法律规定。对发包方和承包方的权利、义务、对承包土地的名称、面积、承包期限、承包土地的用途、承包费数额、交纳时间及违约责任等内容的规定要明确、具体。
3、签订土地流转合同，有关部门要加强对土地流转工作的指导，建立土地流转合同的订立、登记制度。对流转合同合乎法律规定的，围绕原流转合同条款做好工作，对流转手续不规范，内容不明晰的，可考虑重新订立协议。
4、土地流转合同签订后，由乡镇农业承包合同管理机关严格登记、签证、备案。
第二、切实抓好农村土地管理，完善农业指导服务体系。政府经营局等相关部门及各乡镇政府，要切实加强农村土地承包管理、切实转变管理方式、手段。要依法搞好土地的划界、规划等工作，依照规定及时办理确权等有关手续，消除土地纠纷隐患。
第三，对农村土地承包情况进行全面执法检查、坚决纠正农村土地承包工作中侵犯农民权益的违规违法行为。1、由有关部门定期对各乡镇土地承包情况进行检查，及时发现并解决问题。2、在承包期间违法收回农民承包地的，要将土地归还给农民。3、将土地对外租赁的要给原承包户合理的补偿，待租赁期届满后，将耕地归还于原承包户。4、对于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要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