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9-24 15:13:33
序论：在您撰写经济学概念解释时，参考他人的优秀作品可以开阔视野，小编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这些建议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热情，引导您走向新的创作高度。
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以下简称《导言》）生产一节的开头，这样写道：“摆在面前的对象，首先是物质生产。”这里就涉及到两点，一个是摆在面前的“对象”，一个是作为首先要考察对象的“物质生产”。在马克思面前其实有很多对象，从哲学的角度讲，就是有很多种不同类型的生产可以作为“对象”进行考察，而马克思则是首选了“物质生产”作为对象进行考察。物质生产是一种看得见、摸得着的“实在”，是可以被人的经验观察到的。这就区别于以往哲学家所关注的“意识”生产或“精神”生产，难以被经验知觉。比如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的自我生产运动，虽然在他那里也提到了物质生产，但是仅仅是作为精神生产的物质表现形式而存在的；比如以达尔文进化论为代表的有关纯粹自然的生产，如今纯粹自然的生产我们已无法直接观察了，纯粹自然对人来说是一个永远无法还原或观察的未知领域。
那么马克思选择作为第一考察对象的“物质生产”含义是什么，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出发点呢？马克思紧接着就解释道：“在社会中进行生产的个人——因而，这些个人的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当然是出发点。” 这句话也有两点需要注意。
首先要注意的就是关于出发点的问题。在《导言》第三节中马克思提到，“例如在经济学上从……人口开始，似乎是正确的。但是，更仔细地考察研究起来，这是错误的”，因为“抛开构成人口的阶级，人口就是一个抽象”，就算是“阶级”概念，“如果不知道这些阶级所依据的因素，如雇佣劳动、资本等等”，“阶级又是一句空话”。其实，从“人口”着手，这本身在形式上是没有错误的，但是我们要意识到此时的“人口”只是一个关于整体的混沌表象。那么如何处理这一“关于整体的混沌表象”呢？在第三节接下来的部分，马克思给出了他认为科学正确的应对方法：我们要通过借助“更切近的规定”来分析这一混沌整体，逐步达到“越来越简单的概念”。这个过程概括起来就是“从表象的具体达到越来越稀薄的抽象，直到我达到一些最简单的规定”，然后在经过一个简单概念的综合过程，这时的“人口”概念已不再是“关于整体的一个混沌的表象”，而是“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了”，从“表象整体”变成了“思想总体”，在我们的思维里进行了概念式的具体再现。经过以上的分析，由彼及此，同样的思路也可以用来理解“物质生产”是“当然的出发点”的含义了。既然是作为当然的出发点，“物质生产”如果仅仅是停留在整体表象的层面上肯定是不行的，必须借助“个人”、“社会”这些更加“切近”的简单规定作为达到最简单概念的桥梁，从而为“物质生产”最终成为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做好准备。只有当“物质生产”不再是关于整体的混沌表象，而是整体在思维上的具体再现时，其才能够被当作是一个“当然的出发点”。
其次需要注意的就是这个作为“桥梁”的“切近”概念——“个人”。第一，“个人”是“在一定社会中的进行生产的个人”，物质生产是“人”的一系列现实可感的生产活动。人类是自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人的物质生产就是宇宙物质生产某种形式的发展和继续，只有达到了一定的阶段，生产才能以人的物质生产这一高级形态展示出来。那么，当下的人的物质生产对于我们理解包括第一生产在内的以往的生产有什么样的意义呢？维科对此有一个观点，历史是由人创造的，那么人当然能够理解他所创造的历史。马克思十分赞同并且对此观点进行了发挥，人们可以在物质生产过程的不断循环创造中理解把握当下的高级阶段的生产形式，并且这种理解对于人们了解和把握以往的生产形式，甚至是终极的第一生产都有很大的帮助。所以马克思说：“低级动物身上所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第二，在马克思眼中，“个人”是一个具有历史张力的概念。这个概念从一定的时代中产生，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其所指代的意向对象也就有了相应时代的维度和界限，不可轻易跨越。所以，“个人”概念不能够像文化史家那样随意使用，对其理解要遵循其产生的时代的原则和各种细节上的契合。在马克思看来，以往文化史家对于“个人”的理解和运用类似于编造神话，他们的错误在于把“这种个人”当作了“历史的起点”，而不是“历史的结果”。在马克思看来，文化史家所理解的有关于“人性的观念”，“合乎自然的个人”并不是自然造成的，而是从历史中产生出来的。马克思认为，我们应该如此理解个人概念：“个人”，而且是“18世纪的个人”，“一方面是封建社会形式解体的产物，另一方面是16世纪以来新兴生产力的产物”，“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从而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只有到18世纪，在‘市民社会’中，社会联系的各种形式，对个人来说，才表现为只是达到他私人目的的手段，才表现为外在必然性”。只有明白了产生“孤立个人”的时代条件，我们才能在此基础上了解“物质生产”的时代规定性，理解到只有“这种”物质生产才是“我们研究的本题”，即“某个一定的历史时代”下的生产——现代资产阶级生产。
二、“生产一般”与各个现实的历史生产阶段的关系
马克思提到的，生产总是“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社会的个人”的生产，也就是被特定时代规定的生产。但是生产是从人类出现之后就伴随着的存在，所以在马克思眼中，“生产的一切时代有某些共同的标志，共同规定”，被称之为“生产一般”。当然那种完满、能够将所有时代的生产的共同点都提取出来的纯粹“生产一般”概念并没有实际出现过。对马克思来说，“生产一般”只要是一个能够真正把“共同点提出来，定下来，免得我们重复”，它就是一个“合理抽象”。而且，这个“生产一般”概念有它的内在结构，它“经过比较而得出的共同点”，有些内容是属于一切时代的，而有些则是几个时代所共有的。虽然我们永远无法到达绝对纯粹的“生产一般”，这也是通过归纳法所得到的概念的先天缺陷，但这个缺陷并不妨碍“合理抽象”发挥作用，“没有他们，任何生产都无从设想”。在马克思眼中，像“生产一般”这类合理抽象概念构成了我们设想或表述研究对象的一个基础。
不过，在马克思看来，这个“合理抽象”对于人们认识和把握对象的价值也就止于此。在《神圣家族》一书中，马克思承认铜矿、铁矿等可以被归纳为一个“合理抽象”——矿石，但是我们不能把“矿石”当作所有具体矿石的“真理”和“原则”。一个渊博的矿物学家的水平肯定不是指他知道对于新发现的矿石都用“矿石”来表达，而是能够比较出具体的差别，哪怕是细小的不同，他们对各种矿物的“特殊性”都有一个充分而具体的认识。再举一个例子，在刚到异国他乡时，我们会感觉外国人的相貌和举止神态都差不多，肤色上要么全白，要么全黑，难以分辨麦克和吉姆。但是待的时间久了，我们就会越来越感觉到他们之间的差异所在，脱离了之前关于他们相貌的混沌表象认识，走向每一个具体的人。人们之所以常说马克思的学说是历史的、现实的，就是因为马克思并没有把历史看作是某种“合理抽象”的展开——一种“非历史”的描述方式，而是表现为“合理抽象”不断地在历史的进程被否定，被充实进更加丰富的规定。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学者都认同马克思的这一观点，很多同时期或稍前的资产阶级学者就是在追求那个“合理抽象”，并力求这一“合理抽象”契合一切时代。此处那些学者所追求并最终提出的一些“合理抽象”，其实在马克思看来，已经不再那么合理了，他讽刺道，“那些证明现存社会关系永存与和谐的现代经济学家的全部智慧就在于忘记这种差别”，并且这些“现代经济学家”在一定程度上致力于把“资产阶级关系”这一“特殊”趁机当作“社会一般的颠扑不破的自然规律”悄悄塞进“合理抽象”中去，就好像这些资产阶级关系是“与历史无关的永恒自然规律之内的事情”。在马克思看来，大多数“现代经济学家”所做的工作就是“在生产中提出一些共同的规定来”，从而把一切历史差别“混合或融化在一般人类规律之中”。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看，那些经济学家到底是如何看待生产，并得出了哪些关于生产的一般的、普遍性的规定。“一切经济学家在这个项目下提出了两个要点：财产，司法、警察等对财产的保护。”马克思对于第一点的反驳是很容易理解的，那些经济学家对财产存在形式的描述在他看来是“一步就跳到财产的一定形式，如私有财产”，但是从人类学所得出的证据表明，私有财产只是人类近来才发展出来的财产存在形式，而财产作为共同财产的形式存在却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而对于第二点规定，马克思则批评这些经济学家错误地把“有机联系着的东西看成是彼此偶然发生关系的、纯粹反思联系中的东西”。这些对生产来说似乎不可缺少的警察制度其实只是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作为历史的结果出现的，经济学者却将它们当作起点。他们忘记了生产在“强权”下进行生产的历史，也看不出他们所推崇的司法警察制度只是“强权”存在的另一种形式。
经过以上两点的批驳，最后对于“生产一般”和现实的、历史上的生产的关系问题，马克思给出了自己的批判性总结，首先他承认一切生产阶段所共有的、被思维当作一般规定而确定下来的规定是存在的，即“合理的抽象”是可以被人们所发现提取出来的，但是我们要正确地对待这个“生产一般”，要认识到这些所谓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不过是这些抽象要素，用这些抽象要素永远无法帮助我们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生产阶段。
三、结语
一、文学传播媒介的静态含义
文学传播媒介在静态呈现上包含符号和物质载体两部分，二者相互区别又实为一体。符号媒介是内容和意义的物化载体，表现为按照一定规则和方式排列起来的语言文字序列;物质媒介是符号的物理载体，表现为书籍、纸张等物质形式。符号媒介用线性排列的方式表现为时间结构，物质媒介以一定的空间体积表现为空间结构，二者统一起来构成文学传播媒介。在符号媒介和物质媒介的相互关系中，一方面，物质媒介之所以成为文学媒介是因为文学符号，一本书被看成是文学书籍还是科学书籍取决于书的内容，只有书中的文字被作为文学话语来解读时，这本书才成为文学媒介。另一方面，符号无法自我肯定、自我实现，符号的实现必须依托特定的物质媒介，文学符号只有固化为一定的物质形式才能称得上是文学作品。把文学传播媒介看作符号媒介和物质媒介的统一符合文学传播的现实情况，而且只有把符号和物质载体结合起来，我们才能对文学传播整体过程中信息传递的规律进行连贯性考察，而不是把文学的物质载体与创作(编码)和接受(解码)割裂开。
从文学媒介演变进程来看，文学符号媒介和物质媒介都是人自身能力的体现和延伸。媒介的发展是基于人的需要，麦克卢汉认为媒介是人的延伸，不同的媒介可以满足人不同的感知需要，并且这种满足逐渐走向融合。文学传播媒介也经历了由简单到复杂、由体内到体外化、由单一到融合的过程，每个时代的文学传播媒介在符号和物质载体上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和组合。口语和文字在媒介历史上出现的时间相隔很远，口语传播时期，人自身就是物质媒介，在时间流里和人捆绑在一起的声音是得天独厚的工具。面对面的口语传播是一种“全媒体”的传播，因为语言符号的抽象性需要多方面的补充，所以在口头传播活动中，人除了用语言之外，还通过声调、表情、姿态、动作等来补充和加强语言信息，甚至表达语言所无法表达的内容。人将自身变成物质媒介，调动自身所有的器官和表达手段参与到传播活动中，使自身感知能力发挥到传播环境允许的最大可能。但是自身媒介毕竟受到生理条件的限制，所以文字和书面媒介的出现就成为一种补充，语言是听觉的符号，使人类把某种声音和与之相对应的东西分离，而文字是视觉的符号，使人类进一步把声音固化，使之和发出这种声音的人分离，不用再依附于人的身体器官而传播，从而突破了时空局限。文字是人类发明的第一套体外化传播系统，沃尔特•翁认为:“文字和印刷术需要各自的物质材料和工具……它们把语词从其自然栖息地迁徙出来，使参与性的语词退居到或明或暗的地位，使之等同于一个符号或一个平面，在文字和印刷术中，真实的口语词是无法存在的。”［3］(P41)文字进一步发展了口语的抽象特性，突破主体的生理局限实现体外化异地、异时传播，从而使文学文本脱离人自身成为自足的存在，标志着文学走向独立发展的道路。书面文学并不是口语文学的记录，而是完全不同的活动，因为它们的载体或者说媒介发生了变化。从以语音为媒介到以文字为媒介，从以自身为媒介到以各种书籍纸张为媒介，口语传播的互动性、随意性、生动性、明确性都丧失了，但同时文字媒介也弥补了口语媒介的不稳定性、依赖性等不足，文学获得了自足的独立性，脱离创作主体的文本获得了多种阐释可能性。“人类的传播活动只有过渡到写一读阶段，严格意义上的文学活动才算开始，才有了现代意义上的作家、作品和读者，人类才开始借助文字的魔力建构神奇的文学空间，文学交流才与人的日常活动拉开了距离，进入审美的国度”［4］。语言和文字这两种抽象符号媒介具有极强大的生命力，尽管物质媒介在技术推动下发生了巨大变化，语言和文字却始终存在。几千年的历史演变说明这两种媒介必然有其存在的理由，原因也许是因为人的抽象能力的需要和体现。保罗•莱文森认为言语和文字都是人类抽象思维能力的产物，同时也是人类抽象机制存在的理由。虽然当代媒介越来越走向视觉化、形象化，但是始终无法完全取代语言文字，因为这些媒介都无法满足我们创新思维和抽象能力的要求。到了大众传播时代，各种电子媒介进入文学传播活动，对文学的符号媒介和物质媒介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时的符号媒介虽然仍以文字为主，也出现了很多不同于传统文学文本的表达方式，物质媒介则走向多元化和交互式，传统的纸质媒介受到冲击，影视、网络等大众传播媒介成为主流媒介，新兴的以目标用户为中心的网络“终端”媒介终端是网络社会的触角和节点，如今正在走向智能化，终端本质上是人类自身的延伸，从收音机、电视、一直到ipad、笔记本电脑等，终端经历着不断更新、覆盖的跨越式前进，追求人机合一的体验目标。
二、文学传播媒介的动态结构
当我们把文学传播看作动态的信息传递过程时会发现，文学传播媒介是贯穿始终的能动性活动因素，它在不同的信息传递阶段作为不同形式的中介发挥作用，通过多重媒介化把创作主体、传播主体、接受主体组织成一个交互式的媒介结构。文学传播活动的主体是人，人在文学传播过程中的不同位置和作用决定了不同的主体定位。从文学活动的整体来看，创作主体、传播主体和接受主体构成人的主体性的不同形式，这三种形式并不是绝对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会出现不同的交叉，在不同的文学传播过程中也会有不同的重叠。媒介进入文学传播活动意味着创作主体和接受主体之间产生了依托媒介的结构性关系，不同时代出现并使用的媒介塑造着不同的创作与接受之间的互动关系。就像文学传播媒介并非一个单一、固定的所指而需要从多重层次上去分析阐释一样，文学传播媒介也是多重媒介化的结构过程。
文学创作是人内传播的过程，体现了文学传播媒介结构中的第一重媒介化过程。创作主体以自身为媒介，通过感知、思维器官与自身以及外在世界进行信息传递。在这个人内传播活动中，主体和现实世界之间产生互动交叉关系，现实世界进入主体感知范围，成为主体的对象化存在，进而被主体内化为主观心灵世界，主体必须以自身为物质媒介实现外部世界的主体化，通过感知自身来感知外部世界。这是一个逐渐积淀的过程，并非一蹴而就，外部信息在主体感知和意识作用下，经过主体自身这个媒介的改造和过滤成为主体信息网络中的节点，从而被主体媒介化，所以客体的主体化是通过主体自身的媒介化实现的。主体在感知和思考外部世界的同时，也把自身客体化，以顺应外部世界的信息要求，表现在主体的感觉器官不再是纯粹的生理器官，而成为被外界信息所期待的媒介化器官，要依据外部信息系统的要求而做出相应调整，通过适应客体获取信息，比如光影信息，我们要用视觉器官去获取，而气味信息要用嗅觉器官去获取。主体不仅要以自身感知器官为媒介获取外部世界的表层信息，同时还要以自身思维器官为媒介获取外部世界的内在信息，二者共同形成主体的心理现实，所以主体的客体化也是通过主体自身的媒介化实现的，主体的视觉、触觉、味觉、嗅觉以及情感、抽象思维、潜意识等众多因素参与这个主体自身媒介化的活动。在这个过程中，主体既是信息传播的主体，也是信息传播的客体，还是信息传播的媒介。
人教版小学数学四年级上册第64～65页。
【教学目标】
1.认识认识平行四边形及其特征。
2.认识平行四边形易变形的特性。
3.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观察能力和分析能力。
【教学过程】
一、激情引趣，导入课题
1.（课件出示两条平行线）
师：前面我们学过了平行与垂直，用我们学过的知识说一说下面两条直线是互相（平行）。
师：如果在这两条直线中再添加两条直线，与它们相交，想象一下，可能会围成什么封闭图形？
生1：长方形；生2：正方形；生3：梯形；生4：平行四边形。
师：三年级我们初步认识了平行四边形，这节课我们继续学习平行四边形。
2.读了课题，你认为这节课我们要学习什哪些知识？
3.师：带着这些问题我们一起走进平行四边形的世界，探索平行四边形的奥秘。
【设计意图】通过播放多媒体图片及提问导入新课，激活学生已经积累的及对四边形的回忆，引起学生进一步探索平行四边形特征的愿望。
二、探究验证，揭示本质
1.认识平行四边形及特征
（1）猜想
师：（指着平行四边形）请同学们仔细观察平行四边形，认真思考，大胆猜测，平行四边形可能有什么特征呢？
生1：对边平行。
生2：对边相等。
生3：对角相等。
师：一个伟人说过每个大胆猜测的背后都有可能是重大发现的开始，平行四边形是否具有对边平行、对边相等，对角相等这样的特征呢？接下来我们一起去探究、去验证。
（2）探究活动（教师巡视，了解情况，指导方法）
【设计意图】这个环节的设计，是在前面学习了平行的知识，掌握了长方形两组对边平行且相等的基础上教学的。有了这些基础及知识储备，让学生大胆猜测，犹如有鱼得水，如虎添翼，给学生提供了无限想象的空间。
（3）汇报
组1：我们验证的是1号平行四边形，我们用尺子量对边的长度，由此得出平行四边形对边相等。我们用量角器量角的度数，由此发现对角相等。我们在上下两条边之间做了垂线段得出了对边平行。
师：俗话说，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人帮，团结就是力量，掌声欢送他们小组。
师：其他测量1号图形的也有这个特征吗？向老师招招手。
师：1号平行四边形有这样的特征，其他几号平行四边形也有这样的特征呢？
组2：我们这个小组验证的是2号图形，我们验证对边相等对角相等的方法跟他们是一样的。验证平行是不一样的。（师：哦，那就介绍不一样的，我们拭目以待。）
生：我们验证对边平行的时候与他们不一样，我们小组是延长两条直线的方法，永不相交得出了对边平行。
师：这个小组真是单刀直入，直奔主题演示平行四边形对边平行。（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把掌声送给他们。）
师：2号图形与1号图形虽然形状不一样，但验证的结论是一样的，3号平行四边形也有这样的特征吗？
生：有。
【设计意图】这个环节的设计，本着以学生为主体的思想，敢于放手，让学生的多种感官参与学习活动，让学生在操作中体验平行四边形的一些特点；既实现了探究过程的方法，也突出了师生之间、学生之间的多项交流，体现了以学生为本的理念。
师：通过验证，谁能用一句话来概括平行四边形的特征。
生：平行四边形具有对边平行，对边相等，对角相等的特征。
（课件出示平行四边形的概念）
师：怎样理解“两组对边”“四边形”“分别平行”？
生：（上边和下边，左边和右边叫对边，四边形是四条边。）
（课件演示对边平行。）
（4）应用平行四边形的特征判断
（课件出示，1号，3号平行四边形、2号五边形，4号梯形、5号6号长方形和正方形。）
下面图形，哪些是平行四边形？（用手势表示）
师：刚才我看到判断5号、6号图形时有的同学用对的手势，有的同学用错的手势，长方形和正方形到底是不是平行四边形呢？静心想一想，同桌轻轻说一说。
生1：是平行四边形，因为长方形和正方形的两组对边分别平行。
生2：它们的对角相等。
生3：长方形和正方形具有平行四边形的特征，所以长方形和正方形是平行四边形。（老师手拿长方形和正方形图片）说他们是平行四边形，但他们与一般的平行四边形又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
生1：长方形和正方形是正正的，平行四边形是斜的。
生2：四个角是直角。
师：从这个意义上说，长方形和正方形是特殊的平行四边形。
【设计意图】有了前面知识的铺垫，学生能利用平行四边形的特征判断一般平行四边形和多边形，但对于长方形和正方形学生还有犹豫，引发冲突，在辨析中突破难点，正确处理了长方形、正方形与平行四边形之间的关系。
（5）师：生活中哪些物体的表面是平行四边形呢？
生1：桌面。
生2：黑板的表面。
生3：窗户的表面。
生4：数学书的表面。
【设计意图】这个环节设计蕴含了“猜想―验证―发现―应用”这样一个科学的探究方法。给学生提供了充分的探索空间，引导学生先猜测特点，再放手让学生自己去验证和交流，使学生在思维的碰撞和交流中最后得出结论。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充分展示，在交流与倾听把自己的方法与别人的想法进行了比较。
2.学习平行四边形易变形的特性
师：老师用板条做了一个平行四边形框架，（示意）漂亮吗？睁大眼睛，要变魔术了。（拉着对角向相反的方向拉）你发现了什么？
生1：变大。
生2：变小。
生3：无论怎样变，都是平行四边形。
生4：易变形。
师：是的，平行四边形具有易变形的特性，那你能说说生活中哪些地方应用了平行四边形的这种特性？生说。
（图片欣赏）电动推拉门、衣架、放缩尺、保护网。
马虎毛病就这样被改掉.学生姓名张**年级初二辅导科目数学辅导效果经过3个月的辅导，由之前的因马虎而丢20分到认真审题，将会做的期中考试得了113分（满分120分）辅导前学生情况：经常做题马虎，之前还因马虎丢过20分学员辅导经过：针对孩子的马虎问题，我尝试采用以下方法进行改正：1、在课堂上时，我会让孩子在白板上面做题，一方面是方便孩子自己检查错误，另一方面便于我及时给与提醒改正；2、在做试卷时，要求孩子在每个题目上面留下记号，圈出重点数字和词语，防止看漏题目；3、合理利用草稿纸，建议每次将草稿纸折叠分成两部分使用，从左到右，从上到下，标明序号，方便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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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索洛针对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过度地追求一般均衡和数学形式主义的抱怨。19 世纪初，托马斯马尔萨斯也有过同样的批评性论述: 对我来说，现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存在错误和分歧的主要原因是近乎鲁莽地简化和概括。这是马尔萨斯针对亚当斯密之后的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等人在经济学研究中越来越追求公理性的演绎主义方法，并试图从少数一般性命题中得出一般性结论的批评。
另一方面，大卫休谟认识到，科学的一个主要目标是因果解释，而一系列事实本身不可以验证事件之间的任何因果关系。这表明了一种观点，任何科学的一个主要目标是解释，解释包含了对于因果关系的理解。而任何经验性的探索不可能自己建立因果关系，原因是不可以被察觉到的，数据不可能为我们表明原因和结果。一系列事件之间的相关性并不必然是原因和结果的指示，相关性并不是因果关系。因果关系需要事先假设，经验本身不能提供因果解释。卡尔门格尔的观点是，经济学发展的初始或者全部过程都不能仅仅依靠事实。描述必须依赖于先前的理论概念，而且描述本身不能对经济现实进行解释。
一、历史史实的重要性
亚当斯密最大的贡献在于提出劳动分工。劳动分工导致专业化，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使财富增加。劳动分工起源于交换能力，交换能力的发展源自市场范围的扩大。亚当斯密的这些观点是从历史的考察中得出的，从对学徒制的细微观察到扣针工厂作业的经典分析，以及对货币制度起源的论述，都反映了亚当斯密对现实和历史过程的关注。吴承明说: 早期的古典经济学家都是结合历史实际来提出他们的经济理论的，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第三篇就是讲经济史。
马歇尔被认为是新古典经济理论边际效用理论的公认先驱之一，均衡价格论是马歇尔经济理论的核心和基础。对于许多经济学家而言，马歇尔对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做出了极大贡献，但人们忽视了马歇尔对历史现实问题的关注。在《经济学原理》第一版序言中，马歇尔说:经济学的职能是收集、整理和分析经济事实，并用从现象和经验中得来的知识，去决定各种原因的眼前和最终的结果。经济学家格里高利曼昆在教科书《经济学原理( 第4 版) 》前言致学生的信中引用马歇尔的话说，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一般生活事物的学问。
约瑟夫熊彼特认为，经济学的内容，实质上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独特的过程。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所谓历史经验，他就不可能指望理解任何时代( 包括当前) 的经济现象，他说，我相信目前经济分析中所犯的根本性错误，大部分是由于缺乏历史经验。创新经济学创始人之一，英国学者克里斯托弗弗里曼说到，熊彼特认为理论、统计、历史和社会学应该卓有成效地结合起来。在《商业周期》中，熊彼特开宗明义说到，历史对于理解我们面临的问题具有最重要的贡献，他在《经济分析史》中指出，经济学的主要研究方法是历史，然后是统计，接着是理论。张培刚在熊彼特的《经济分析史》中译本序言中说到: 熊彼特的著作强调并采用历史的方法，强调追根溯源，查明来龙去脉，重考据和历史事实，治学严谨，注解详明。对于书中涉及的某人、某事、某种著述、某种学说、某种分析方法或分析工具，熊彼特无不力求对其历史渊源和发展现状，旁征博引，阐述清楚。有时在正文里不能尽其详，则辅之以详细的注解，务求把事实弄明白，或把问题搞彻底。
熊彼特之后的创新经济学者、制度主义学者、演化经济学者以及主流经济学的部分学者针对新古典主义一般均衡和过度的数学形式主义，表达了对历史过程和现实问题的关注。演化经济学家，欧洲老制度学派学者杰弗里霍奇逊说过，由于摒弃了以前的历史研究倾向，经济学在整体上变形了。它不再将重点放在对于真实社会经济系统的研究上，而是追求对于个体选择进行演绎主义的探讨。
在谈到新制度主义经济代表人物道格拉斯诺斯后期研究思想的转变时，弗里曼说到，诺斯长期致力于研究人类历史核心之谜，解释不同的历史变迁路径，他特别注重研究制度的形成与演化。诺斯的研究主题与老一代历史学家接近，由此使他怀疑新古典假设的适用性，并最终得出结论: 新古典假设实际上是理解制度存在、形成和演化的绊脚石。对制度的考量要求放弃过于简化的理性原则，需要探讨环境的复杂性。诺斯后期放弃了将制度视为有效经济单位的早期观点，也不再用简单的交易成本模式表示制度，这样他更接近老历史学派。将制度纳入历史可以使我们讲述的故事更为精彩，围绕制度建立起来的经济史学为我们提供了一副制度存续与变迁的图画，也就是一个演化的故事。
另外，弗里曼在他的《光阴似箭》中还部分总结了演化经济学处理史实的问题。演化经济学家对整合历史和经济学的必要性做出了响应，经济学演化不能脱离历史，必须将经济学涉及的因果关系理解为复杂的决定过程而不是决定论。人为推理必须让位于对分析和决策具体、翔实的研究和推敲，以恢复经济学的本来面目。弗里曼呼吁要回归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回归经济学本质，回归古典经济学的目的，回到历史和统计方法的共同发源地。他强调经济学不能脱离历史，只有这样，经济学才能够探究其本来目标，即处于不断演化，不可逆转的复杂进程中的现实经济。
弗里曼直言: 历史就是过渡，经济学是研究过渡的科学，经济学一开始就是并且仍将是一门历史科学，因为只有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下才能理解经济主题，还因为经济学与历史学相得益彰。
二、经济理论的重要性
中国经济史学者吴承明说: 经济史是研究各历史时期的经济是怎样运行的，以及它运行的机制和绩效。这就必然涉及经济学理论。李剑鸣指出，现代史家大多重视理论对治史的意义。傅斯年、顾颉刚等学者强调史料的核心地位，但他们并不否认理论的意义。吕思勉敏锐地看到了社会科学理论对历史研究的重要性，在20 世纪40 年代初就强调要学习这些理论。李剑鸣强调了吸取不同学科理论知识对于治史的重要性，他说: 考据与义理并重，即在掌握翔实可靠的历史史料的前提下，参照一定的理论和概念来阐释史实的意义，以求得史识。史识的获得需要理论介入，需要用理论在史实中考察，才能发现史识。他说，史学自身的理论资源并不丰富，需要从其他学科，如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语言学中汲取理论的滋养，以烛照史实，分析具体问题，建立解释框架。其中，社会学理论之于社会史，经济学理论之于经济史等，都是很有说服力的例证。因而，要提高理论修养，在其他学科中吸收相关学科的知识，包括理论知识，以求得史识。
英国历史学家科林伍德评论说，历史学家们满怀热情地投身于实证主义纲领的第一部分，从事研究他们所能确定的一切事实。结果是详尽的历史知识大量地增加起来，根据对证据的精确的和批判的考订而达到一种史无前例的程度。历史学的良心把自己认同于每一桩孤立的事实都出之以一种无限谨慎的态度。单纯为了事实而确定事实是无法令人满意的，它的合理性的证明是远在它自身以外的某种东西之中，那是这些已经被确定的事实所能够做到或者是应该做到的。实证主义在它那工作的这一方面所留给近代历史编纂学的遗产，就是空前的掌握小型问题和空前的无力处理大型问题这二者的一种结合。而且不能对这种或那种政策是一种明智的政策吗? 这种或那种经济体系是健全的吗?进行判断。
西方经济学家在强调要重视历史事实的过程中，并没有否认理论的作用。亚当斯密明智地试图将归纳与演绎进行结合。在重视经验研究的前提下，马歇尔认识到，获取知识还需要额外的、理论上的努力。他说: 虽然经济学家一定要对事实充满渴望，但是一定不能仅仅满足于事实。他一定要对过去能对现代问题直接做出解释这样的念头表示怀疑。对于马歇尔来说，历史事实是基本的，但是它们本身并不能为我们提供答案，单纯了解一系列的事实并不能解释任何问题。事实本身是静默的。观察本身并不能直接揭示事物的原因，它只能发现一系列事物。在经济或社会问题上，没有一件事情是另外一件事情的绝对先例。人类的生活环境是如此多变，每一个事情都是众多原因的复杂结果，这些原因如此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以至于过去绝不会为未来提供简单的、直接的参考。
马歇尔认为事实不能自我解释，经济学不能仅仅靠事实前进，他承认经济学不可避免地会利用一些普遍的原理和概念。同时，马歇尔把经济理论中心的、普遍的内核看为不是具体事实本身，而是发现具体事实的工具。
三、经济理论和概念作为分析工具的重要作用
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中论述了理论的重要作用。他认为科学的经济学家在于掌握三类技术: 历史、统计和理论。当他在讲到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所谓的历史经验时，他在其后的注释中明确解释说: 这样说并不会使下面将要解释的理论成为不可能的东西或无用的东西经济史本身就需要理论的帮助。但熊彼特给理论打上了引号，意指有别于其他人的先验性假设的理论概念。对于熊彼特，经济理论是所有的概念( 例如: 边际替代率边际生产力乘数，加速因素) 之间的关系，以及处理这些关系的方法，是这些零星用具的总和( 包括关键性有用的假定在内) ，是一个工具箱，用以解释和阐发历史史实。
这种观点类似于约翰希克斯在《经济史理论》中有关历史和理论的论述，许多人说理论和历史是对立的，情况最好也不能兼而有之;一个历史学家的本行不是以理论术语来进行思考，或者顶多承认他可以利用某些不相连贯的理论作为前提来解释某些特定的历史过程，仅此而已马克思从他的经济学中确曾得出某些总的概念，他把这种概念应用于历史，因此他在历史中发现的模式在历史以外得到了某种支持。
霍奇逊在《经济学是如何忘记历史的: 社会科学中的历史特性问题》一书中指出，任何事实陈述的建立都需要概念和理论，任何科学解释都包含关于因果关系的假设，而这是在经验数据中找不到的，它们必须被事先假设，经验数据本身不能提供因果解释。他在总结自己的论点时提出，科学不能仅仅是对经验细节的描述，描述自身，不论是显性的还是隐性的，总是要运用理论和概念。科学不可能在没有一些一般性或者普遍性陈述和原理的情况下前进。解释真实因果机制的解释性统一是进行科学研究的目标。这里，霍奇逊的观点强调了理论知识作为对史实进行阐发的逻辑框架作用以及概念工具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离开某些较为一般性的概念，我们就无法讨论一个特定的社会经济系统。在任何涉及延绵的历史研究中，使用一些非历史的理论概念是不可避免的。针对德国旧历史学派的部分学者在研究中仅关注经验现实的方法，霍奇逊评论说: 由于偏好对于特定现象做简单描述而拒绝理论，这种生硬地诉诸历史事实的方法，典型地出现在许多旧历史学派经济学家的著作中。他们认为单纯描述具有可行性，似乎事实本身就能够自我解释一样。但是，如果之前没有概念框架和理论知识基础，做出这种描述也是不可能的。
在总结旧历史学派在方法论问题上的失败中，霍奇逊总结性地指出，所有对事实的描述都是充满理论的，所有的描述都要运用先前的理论和概念框架，如果没有一些先前存在的概念框架，就不能确定任何事实，就不能进行识别和分类，也不能赋予它们任何意义。而且，如果没有因果关系假设，那么对任何现象都不会有足够的科学解释。
卡尔门格尔指出，在经验现象能够被描述或理解之前，理论框架和概念工具是必要的; 庞巴维克谈到: 如果不稍微谈到一般性的理论和概念前提，我几乎不可能就一个经济问题做出报告，更不要说讨论它了。
四、经济史中的史论结合
吴承明指出，史料考证过程中，综合观察在于判断吾人可认识事实间之关系，以及其与演化上之整个及一般间之关系，免致忽视极有价值之史料或误采不良之史料。侯外庐于其书自序中说他研究中国古代社会有三个步骤: 第一是花费精力研究理论，得出答案; 第二是谨守考据辨伪方法，订正史料; 第三是将史料与社会发展规律统一成文。吴承明指出，历史学的首要任务是探求历史的实况，史料考证和文本诠释都十分重要。
但历史学不是史料学，理解历史还需要理论，须借助于抽象思维和理性判断，用科学方法分析历史是完全必要的。他认为，在经济史研究中，一切经济学理论都应视为方法论，任何经济学说，在历史长河中，都会变成经济分析的一种方法。他说，史无定法，要根据时空条件，所研究问题的性质和史料的可能，选用适当的经济学理论作为分析方法。针对如何运用理论，他说: 任何经济学理论都要假设若干条件或因素是不变的或者略去，否则不能抽象出理论来。这种假设是与历史相悖的，因而，应用时必须用历史学的特长来规范时间、地区特点和考察范围，使理论在小环境内起分析方法的作用。
马克斯韦伯倡导为了研究经济现象，有必要吸收借鉴大量学科和分支学科，用理论概念来理解和解释社会经济现象。张培刚在熊彼特的《经济分析史》中文版序言中还提到，在熊彼特的其它几本最有代表性的围绕创新理论而建立他自己的学说体系的著作，即《经济发展理论》《商业周期》《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这三本著作里，熊彼特都明显地采用了历史分析方法，并始终意图把历史分析和理论分析二者结合起来。这种意图和作法，在《经济分析史》里以及在传记著作《从马克思到凯恩斯十大经济学家》里，也是有明显的体现的。熊彼特总是试图把不同学说的形成和发展，不同分析工具的产生和运用，与各自所处的历史环境和背景联系起来。总之，熊彼特无时无刻不是试图把历史的发展和理论的探究二者融合在一起。
李剑鸣指出，如何处理理论与历史的关系，具有方法论的意义，以史实俯就原理，不是历史研究的正途，理论只是史家用来关照历史的工具，而不是历史本身的一部分。运用某种理论，其目的在于寻找最佳的切入点，进行更深入的分析，从而揭示史实的意义，建构叙事的框架。因此，理论必须服从于历史解释的需要，而不能让历史来迁就理论。他总结说: 在处理论和史的关系时，最好是史论结合，切忌生搬硬套，堆砌概念。归根结底，在史论关系中，史是基本的和核心的，而论则依附于或服务于史，论必须与史实密切结合在一起。
五、结语
关键词：反按揭；社会目标；和谐社会；新制度经济学
当城乡统筹改革方兴未艾时，人们对于养儿防老的担忧有所下降，但城乡统筹并没有消除对房价急剧上升的恐惧，于是，人们对养儿防老的担忧突增。究竟怎样解释城乡统筹、养儿防老和反按揭之间的因果关系，还找不到最好的解释办法和理论依据，次优的选择是新制度经济学的部分原理，首先用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分析三者的关系，当新制度经济学不能很好的解释事物现象时，就足以说明新制度经济学是不自恰的。
一、新制度经济学原理的社会目标适用性纵览
新制度经济学是在与凡勃伦、康芒斯经济学者研究的旧制度经济学相比较而言的，从凡勃伦的制度分析――“本能”和“习惯”技术和礼仪“机器利用”和“企业经营”康芒斯的“集体行动”“交易”“法律调节”加尔布雷斯的“丰裕社会”、“新工业国”和“新社会主义”，再到科斯的“企业分析”“交易成本”“产权安排”威廉姆森的“组织纵向一体化”等，直至诺斯的“制度变迁”和近年来的“制度演化博弈”，这条发展路径充分说明了新、老制度经济学的血缘关系，二者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总体上是一脉传承的[1]。沿着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发展路径中的社会目标（相对于经济目标而言），以及这个社会目标中城乡统筹价值、养儿防老因素和反按揭之间的关联成分，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和制度演化博弈中包含了大量的“制度因素”，其定义的“正式制度”是指各种宪法、法律、法规、规则以及经济活动主体之间签订的契约等,必须由权威机构予以颁布实行,拥有国家强制力作后盾，一旦触犯，会受到相应的惩罚；“非正式制度”通常被指为在社会发展和历史演进过程中自发形成的，不为人们主观意志所转移的文化传统和行为规范，包括意识形态、道德观念、风俗习惯、行为准则、自行强制的操作规则等，非正式制度“会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及选择偏好，形成一种无形的压力令人不得不随众和随大流。新制度经济学也许在这一点上吸收消化了著名哲学家和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的理论并加以发现” [2]。
20世纪80年代中期，诺斯等新制度经济学家广泛吸收了人类行为理论、社会学理论中最新发展的学科，结合产权理论、交易费用理论，创建了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的基石，形成制度分析的基本范畴和分析框架，这就是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吸收人类行为学、社会学的有关理论就大大超越了古典经济学或新古典经济学涵盖的领域和对问题的分析力、解释力，极大的拓展了经济学对社会问题的解决力度和深度，当科斯本人及威廉姆森、张五常、德姆塞茨、阿尔钦、诺斯等经济学家仅仅把目光集中于交易费用经济学、产权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分析等所谓主流经济学认可的研究领域时，新制度经济学将如何解释个体的逆向选择问题？又怎样解释“形成一种无形的压力令人不得不随众和随大流”的社会现实？我们认为新制度经济学与古典经济学等主流经济学相比本质变化可以概括为：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领域使社会目标取代经济目标成为主旋律，实现由经济目标主导向社会目标主导的回归，当然社会目标中一定包含经济目标，那么我们就要用新制度经济学具体分析其社会目标中城乡统筹、养儿防老和反按揭之间的血缘命脉，以此衡量新制度经济学是否是自恰的。
二、新制度经济学对城乡统筹、养儿防老和反按揭的解释
1.新制度经济学对城乡统筹发展的阐释
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费用理论、产权理论、制度变迁理论，是从新古典正统理论那里继承了市场、供求、边际主义、生产要素等概念，是古典、新古典统经济学的扬弃，当新制度经济学分析市场的有限理性和制度变迁相结合的原理时，他们就注重了整个社会变迁的“和谐”过程，准确地说是“自然过程”，因为“自然过程”往往是“和谐的”（虽然不是绝对的），但新制度经济学把经济学引向了社会化的方向，指出制度和政府支持对市场运行的重要性足以解释为什么城乡统筹改革是在国家的推动下产生的“自上而下的”的经济变革形式，这种变革符合法国学者戈特曼1957年提出“大都市连绵带”概念，这个概念就是城乡统筹的核心所在，“经济制度的组成和转变只能在选择政府的基础上作解释，现在制度的存在都是在局限条件下人们选择的结果，……中国的整个产权制度结构就会发生巨大的变化。”[3]
新制度经济学在勉为其难地解释了乡统筹发展的政府作用和制度变迁的必然，一定程度上是符合中国现实中“三农问题”、城乡发展寻求突破的现实，但研究发现，城乡统筹不仅仅包含经济目标，恰恰相反，是为了寻求整个中国社会城与乡村和谐的社会目标，这个目标中包括经济繁荣、政治文明、文化发达、精神富足的“四化社会”,四大直辖市统筹改革试验的不同重点却被一个城乡统筹吸纳了所有需要积极融合的要素。对此，新制度经济学如何解释城市反哺农村？如何解释有差别、分阶段、分层次性的城乡和谐？又如何解释农民“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非经济、非理？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视角是大市场，甚至不自觉的以城市的市场为模板，企图把农村抛除在新制度经济学解释的范畴之外。这不得不说这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个缺憾。
2.养儿防老是新制度经济学对社会问题解释的盲区
新制度经济学立足于西方社会，西方社会对于养儿防老的概念几乎等于零，在中国社会中却远远无法解释其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角色（注意不是作用）；从心理学角度讲，老人的主观幸福感与拥有的财富、金钱并不成正比，在满足了基本的物质生活之后，老年人的精神需求却往往得不到满足，秉持“养儿防老”观念的老人，一旦社会角色发生转变，如退休、失去工作，就会有权利丧失的失落感，自卑感、孤独感等负性情感随之而来，他们会希望从儿女身上得到补偿。“非正式制度”中的道德观念、行为准则当然能够涵盖“养儿防老”这个习俗，然而“养儿防老”在很多场合、很多领域、很多过程、很多作用上都远远高于市场对社会的推动力，新制度经济学的意识形态、道德观念、风俗习惯、行为准则、自行强制的操作规则等只不过是为了其制度的决定性作用作铺垫，并非是适时分析历史现状、社会现实的，只是理论本身的需要而已。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社会意识形态的变化，如一些新制度经济学家认为美国奴隶制废除，其主要原因在于人们的意识形态发生了变化，认为奴隶制不符合人性，与‘天赋人权’相悖；受文化的自身影响，社会习惯自身发生的变化”[4]。中国社会的“养儿防老”属于哪种社会价值目标？我们用制度经济学自然无法断定，“一方面，经济学仍旧是非历史的；另一方面，当涉及历史、社会关系和现实的矛盾时，经济学就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以不同的文化和政府为中心的解释”[5]。养儿防老就是典型的历史、社会关系和现实矛盾的交集节点，在一定程度上高于任何正式制度、法律法规、市场经济规律，这就是为什么新制度经济学解释“养儿防老”时总是苍白无力，这也证明了新制度经济学的不自恰。
3.新制度经济学与反按揭谁解释了谁
新制度经济学与反按揭之间的关系是什么？经济学家们又是怎样求证的，它们之间的经济学原理是什么？是交易费用原理的运用还是制度变迁的需要？是产权经济学的使然还是非正式制度的推动？新制度经济学怎样给与解释？“反按揭的内涵‘按揭’一词，对今天的广大消费者来讲已不陌生，它是一项在消费者购买商品房等高档消费品时，只要预付一定比例的首付款，即可拥有该消费品，剩余款项由银行支付，消费者在约定年限内按月向银行归还一定数额货币的贷款业务……，在约定的年限内，消费者仍享有该房的正常居住权，期满后银行拥有该商品房的所有产权，并进行处置，从中赚取利润的一项特殊的信贷业务。”[6]由此可见，反按揭的经济学原理是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市场经济原理的运用与拓展，当然新制度经济学也能对此分析，但这不能说明示新制度经济的本身理论结构的自恰性，倒是一种继承性。这就无法证明新制度经济学在解释反按揭时是自恰的。如果交易费用是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那么反按揭难道比按揭的交易费用更高？金融机构反按揭的实际交易费用（耗费和盈利）并不比按揭的金融机构在交易费用方面有很大改善，那么为什么还要推行反按揭呢？中国的现状是起源于、适应于西方社会的新制度经济学能解释的么？我们只能认为起码在中国新制度经济学解释反按揭时也存在着不自恰。
总之，新制度经济学分析城乡统筹、养儿防老和反按揭时是不自恰的， “中国经济学发展的现实迫切需要我们的经济学家重新考察世界上一切有利于经济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系统达到功能最优的理论，不仅在于资源配置方面，也在于生产关系方面。” [7]
作者单位：重庆文理学院
参考文献：
[1]黄少安，张卫国.新老制度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比较――从“本能、习惯”到“交易成本”[J].江海学刊，2006，6：53.
[2]刘学强.新制度经济学的解释力[J].特区经济，2001，5：47.
[3]李重芬,徐元康.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与中国经济研究[J].当代经济研究，2001，7：43.
[4]王寅.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进展[J].南京经济学院学报，1998，6：13.
[5]张红凤，高歌.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缺陷[J].国外理论动态，2004，4：33.
摘要：从多国企业经济理论的发展脉络，更能明显地辨识出交易成本经济学的发展轨迹。本文以交易成本概念、科斯交易成本思想和威廉姆森交易成本理论为线索，对多国企业理论发展的学术脉络和内在联系进行了重新梳理。威廉姆森于2009年成为交易成本理论学界又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得主，源自其使有关治理问题和企业边界问题的研究在过去30年中成为经济学研究热点和理论前沿的贡献。
关键词：交易成本，多国企业理论，威廉姆森，学术脉络
威廉姆森的交易成本经济学以交易作为分析单位，将制度作为考察对象，可以轻易地应用于其他能够以制度作为解释变量或被解释变量的研究主题，其应用与影响范围之广泛，无疑是其获得认可和殊荣的重要原因之一。整个20世纪70年代，多国企业经济理论的发展明显带有交易成本经济学的烙印，科斯与威廉姆森的概念、框架和思想的影响在多国企业理论内部的竞争中更体现出解释力和竞争力。
多国企业理论，俗称跨国公司理论，确立于上世纪60年代，时属国际经济学范畴，研究多国企业的存在并用以解释国际投资的方向和动因。此阶段的多国企业理论属于新古典方法的产业组织理论范式时期。
一、交易成本与新古典方法的内部化理论
上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交易成本概念已经明确地进入了多国企业理论的构建和发展。Buckley&Casson（1976，1998a，b）和Rugman（1981，2003）是多国企业内部化论的领军人物，他们在其各自的内部化观点中都承认科斯的影响。虽然，事实上，他们从科斯那里继承的只是交易成本的概念内涵和分析模式，并非交易成本经济学的理论方法。
（一）交易成本概念与Buckley&Casson的内部化理论
Buckley&Casson（1976）在论述其“市场内部化经济学”时认为，由于“在一定条件（如规模收益非递增）下”，通过完全竞争市场配置资源最有效率，因此企业以寻求效率为动机进行市场内部化的必要条件是外部市场不完善。内部化规避了不完善的外部市场，避免了因市场不完善导致的低效率，进而产生了内部化利益，但同时也存在着一定的成本会抵消潜在的利益，因此，企业的最优规模被确定在进一步内部化的成本与利益相等的那一点。企业跨越国界进行内部化时创造了多国企业。这就是他们解释多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基本逻辑。
学术渊源上，Buckley&Casson的内部化观点源于科斯在《企业的性质》（1937）-文中将企业解释为节约交易成本所产生的组织形式。他们也承认其“市场内部化的经济学”得益于科斯等人的经典分析，同样以“企业替代市场”的逻辑为基础解释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照此逻辑，他们的内部化理论是将跨国公司解释为出于节约交易成本的效率动机而产生的经济组织。
（二）交易成本概念与Rugman的内部化理论
Rugman（1981）将经济理论应用于国际投资问题，其内部化观点建立在极强的假设之上，他认为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与国际贸易纯理论相反，自由贸易被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不完善所破坏，并由多国企业取而代之。在Rugman看来，针对外部市场交易成本过高或外部市场的缺失，相应的解决方案是以管理指令制定内部（转移）价格，以内部市场替代外部市场，即所谓的内部化。他指出“科斯（1937）在其原创论文中显示国内公司可以规避常规市场并利用内部价格以克服外部市场上过度的交易成本，为避免这些成本，企业的管理团队可以使用管理命令确定内部（转移）价格。”
（三）内部化理论中的交易成本概念
内部化学者Buckley&Casson（1976）和Rug-man（1981）虽都认为多国企业的存在即是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导致企业替代市场，但他们所说的企业在内涵上只是作为外部市场替代物的内部市场。尽管科斯的交易成本概念和分析模式在他们的理论构建中都有使用，但科斯意义上的企业概念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二、科斯思想传统下的多国企业理论
（一）Hymer的多国企业理论介绍
Hymer作为多国企业理论的开创者，其早年博士论文（1960）的观点早已进入教科书，并被冠以产业组织方法的标签。然而，Hymer（1968）的交易成本思想被世人发现至今仅20年，且尚未得到充分的关注和传播。Hymer是最早将科斯（1937）的交易成本观点应用于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研究的。在沉寂了大约30年之后，该论文最初的法文版被Horaguchi&Toyne（1990）与Casson（1990）等人发现并刊行英文版译文。至此确立了Hymer作为直接投资理论交易成本方法先驱的地位。例如Horaguchi＆Toyne（1990）指出，“通读Hym-er的博士论文和其有关科斯的著作”可以发现Hymer运用“科斯的企业与市场理论”并同时考虑“管理资源”的作用以解释多国企业。
（二）Hymer交易成本思想的学术渊源
从以上回顾可以看到，科斯思想和分析模式在Hymer的多国企业理论中体现得非常完整。也不难看出，在学术渊源上，Hymer的内部化观点同科斯（1937）的思想联系密切。虽然Hymer在其博士论文中并未明确提及科斯（1937），但提出的观点“企业将市场内部化或取而代之”与之类似；而Hymer（1968）后来则明确引用了科斯（1937）的观点，并将其文章第一部分的标题命名为“企业是节约市场成本的工具”。可见，Hymer沿袭了交易成本经济学的“市场与企业”二分法，也基本遵循了科斯（1937）从企业“是否有利可图”的角度选择交易模式的思路，明确指出从企业的角度研究问题。总之，同科斯（1937）-样，Hymer（1968）体现出原始粗糙的交易成本思想。这同Hennart的多国企业理论所体现的威廉姆森思想具有显著的差异。
三、威廉姆森思想传统下的多国企业理论
（一）Hennart的多国企业理论介绍
Hennart是跨国公司理论内部化／交易成本方法论的主要倡导者之一。他在早期的时候使用“内部化”一词（1982），后期则改作“交易成本理论／方法”的提法（2000）。其观点以交易作为分析单位，对给定的交易进行分析。Hennart认为，对于给定的交易，不同制度（市场或企业）以不同的方式（价格或等级结构）组织交易会经受不同的成本，内部化理论应当解释为何企业在组织交换上是更有效率的制度。Hennart指出，价格制度可以无成本地完成任何组织制度都必须完成的三个任务，即告知每个人以他人的需要、补偿其生产性质的行为和抑制议价。
为减少上述成本，尤其是减少机会主义导致的“欺诈”动机，需要以等级结构的指令替代有瑕疵的市场价格，切断产量与业绩之间的联系，即市场不完善的解决方案是以等级结构作为组织方式，这是因为内部化转移了动机并提供了“正确的”信息。
当然，等级结构作为一种与价格不同的激励结构会引发“偷懒”，这就成为利用企业制度的成本。而可能的企业失灵与等级结构失灵同时存在意味着显著的交易成本本身并不是内部化的充分条件。由于使用单一的组织方式（价格或等级结构）受到收益递减规律的制约，二者兼用是最为现实的组织方式。在Hennart看来，多国企业的边界最终由此决定。
（二）Hennart多国企业理论的学理特征
Hennart对多国企业的解释是强调基于“自然的”市场不完善所导致的交易成本。具体地讲，是指信息成本、执行成本、议价成本等形式的交易成本。从学理上看，虽然Hennart同样注意到确立、执行与转移产权的成本，但根据其理论对产权的确定与执行成本的重视，可以判断Hennart的理论体系中所讲的主要的交易成本属于产权学派的交易成本概念，即确定与维持产权的成本。虽然Hennart在其理论中运用威廉姆森类型的交易成本概念，同属产权学派的交易成本观点，而且对交易成本的解释同威廉姆森（1975，1985）-样基于“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概念，分析模式如出一辙，但是Hennart（2000）强调其理论并不完全依赖，只是时而取用“资产专用性”这一标志威廉姆森版本的交易成本经济学特征的概念。因此可以认为，Hennart的理论虽是威廉姆森的思想传统，但也有明显的区别。
四、交易成本理论对多国企业理论的影响
（一）交易成本理论对多国企业理论发展的贡献
Hymer（1968）吸收并明确运用了科斯（1937）的思想，即所谓企业理论，也将企业视作协调生产活动的组织，企业家的“管理”与“市场”是相互替代的协调方式。Hymer指出“只有当市场不完善且企业规模大到足以意识到诸（市场）不完善时，才需以多国企业的管理结构替代市场联系。”简言之，Hymer以企业作为解决方案是基于企业的管理结构能够更好地协调生产活动这一认识。
总之，科斯与威廉姆森的交易成本经济学思想进入多国企业理论后，Hymer与Hennart轻松地回应了内部化论中瑕疵明显的观点，有力地推动了多国企业理论的发展和进步，从协调和激励两个方面，清晰地解释了多国企业的存在。
（二）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出现的挑战与理论的发展
交易成本理论推动了多国企业理论的发展，解决了多国企业经济理论发展中遗留的问题，使得该领域的理论发展在20世纪80年代初便迅速达到鼎盛。然而，理论顶峰的到来也往往伴随着挑战的出现和衰落的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