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2-07 06:51:48
序论：在您撰写女性主义文学论文时，参考他人的优秀作品可以开阔视野，小编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这些建议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热情，引导您走向新的创作高度。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首次出现了女性主义教学法这一概念，女性主义教学法又分为广义和狭义两方面，广义的女性主义教学法指的是只要与女性主义相关的知识传授与学习，都归为女性主义教学论中的一部分。女性主义教学论尽管具有多样化的特点，但其在发展过程中却始终坚持一个目标，即通过对社会和教育领域进行批判与改造来实现公正与平等。在课堂教学中，女性主义教学法属于狭义的层面，即该教育不仅要将知识进行传授，更重要在于让学习者能够成为知识的拥有者。女性主义教学法使课堂中学生主体地位更为突显，同时也打破了教师的只是权威形象，强调了课堂教学平等与合作的理念。女性主义教学法最初只运用在妇女研究项目中，而近些年来则逐渐成为了高校的学科教学中的一部分。在女性主义教学法中主张释放学生主动学习的潜能，较为注重知识产生的过程，其教学方式主要通过参与、对话以及经验传授等方式进行，学生的个体学习体验是女性主义教学法的重点。同时女性教学法还是分注重多元文化，提倡教师创设课堂气氛，加强师生互动，通过互动来增加学生的知识，同时锻炼其创造与批判能力。教学课堂中的民主与开放氛围也是女性主义教学法的主要特色，教师运用女性主义教学法是为了给学生创设一个思维锻炼与积极反馈的良好课堂氛围，使教学能够持续进行并取得良好的课堂教学效果。
在教学过程中，学生很容易将女性主义与女权主义的概念混淆，在对英美文学作品进行分析的时候也就容易出现错误的观点见解。女性主义教学法注重的是对男性作品中所呈现的女性形象以及社会历史形象进行深入分析，并就女性形象与作用进行细致的探寻。在英美文学中，男性文学作品占据了大多数，而这些作品中往往存在着大量的不平等观念，男作家在对女性形象进行刻画主要有两方面，一是过分理想化女性形象，作家笔下的女性往往具有完美的性格，或温柔或美好，二是过于极端刻画女性形象，将女性视为社会异类，刻画成恶魔。而这两种形象显然都不是真实的女性形象。在教学的过程中也容易产生理解的偏差。随着英美文坛的发展，一些女性作家开始提出了女性主义这一说法，他们以女性群体为背景来书写女性的文学，由于女作家在创作上的人物刻画、主题思想、叙事手法等方面与男作家并不相同，其在一定程度上给女性带来了解放，并且使女性主义从女性文学中被挖掘出来，并作为了一种教学方式逐渐融入了高校的外语文学专业课程中。
2女性主义教学法在英美文学课堂上的运用
2.1女性主义教学法三大核心在英美文学的课堂上运用女性主义教学法教学时，教师应注重女性主义的三大核心讲解，让学生对女性主义观点有一个正确而全面的认识，便于其进一步学习和分析英美文学作品。第一核心是学生。就目前英美文学作品课堂的教学现状而言，教师仍然是课堂的中心，对于文学具有较好的鉴赏与理解能力的学生能够积极参与到教学中，而英语程度较差，口语表达不够流畅的学生，尤其是女生，却容易受到教师的忽视，无法在课堂上保持一个良好的学习兴趣。而在英语专业中，英美文学占据了很大的一部分比例，学生如果没有在课堂上获得应有的教学知识，就容易拖拉后续的知识点学习，难以跟上教师的教学进度，并产生抗拒和厌学心理。因此，教师应当适当运用女性主义教学法，全面的关照和教授每一位学生，使课堂形成互相尊重与合作的学习氛围，削弱学生自我态度，共同进步。第二核心是增加学生课堂权利。在传统教学活动中，教师往往过分强调学术的权威性，学生被动的吸取知识往往难以取到良好的课堂教学效果。而英美文学课堂上，主要是为了提高学生对作品的鉴赏与分析能力，如果单纯的采用教师讲解的方式是无法完成教学目标的，同时也会一直学生的思维活跃性与创造能力。而运用女性主义教学法则能够改变课堂的教学氛围，使学生的主体角色得到了强化，教师将课堂还给了学生，学生能够主动参与进教学活动当中，从而促进其个人能力的激发。第三核心是培养学生领导能力，对于高校学生而言，采用女权主义教学方式进行教学实践，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使其认真聆听自身的想法，同时培养学习经验的独立性。尤其是在英美文学课堂上，教师对于作品的讲解除了进行一些基本方法的传授以外，还应当充分鼓励学生自己去寻找和解开作品赏析的规律，对于一些较为内向的学生，应当利用女性主义理念积极鼓励其走上讲台，与同学分享自己的学习经验，从而锻炼其领导与学习能力。
2.2女性主义教学法在教学中的应用在高校英语专业课程中运用女性主义教学法是对传统英美文学教学的一种创新和颠覆，其与传统的教学方式相比，更为注重课堂中师生的平等，强调课堂上教师与学生的相互作用。对于女性主义教学法在英美文学教学课堂中的应用，笔者将以教材《新编英语教程4》（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为例进行应用说明。在教材第一单元中有两篇课文和互动练习、角色扮演以及写作部分四大板块，对于写作部分教师可以进行单独的教学，其余教材内容则在课堂上分为八课时进行教学。在课文的教学中，教师首先进行导入，并以课文题目为主要内容要求学生展开讨论，同时派出代表讲述论点。然后在课堂上运用女性主义教学法，鼓励学生对教学中的重难点进行提问，教师重点讲解文中的语法和段落讲解。关于课文内容的讲解，教师可以采用对话方式进行，并要求学生对文章进行细读，自主翻译。教师在此环节应当充分鼓励处于英语弱势的学生进行发言，使其能够学会主动表达自身见解。课文讲解完毕后，教师引导学生对文章内容进行回顾，仍旧采用师生对话讨论的方式进行课文赏析，并在课后布置基础词汇练习。角色扮演板块部分，教师可以安排学生分组进行练习，对话时间控制在二十分钟以内。学生小组可与教师进行互动问答，从而完成课文问题部分，教师布置练习内容之外，可让学生进行自由提议，并就学生的建议进行部分内容的再次讲解。这样一来，既能够保证课堂氛围的活跃性，同时又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加上师生之间的良好互动，也能够促进学生进行群体合作，从而使其主动地参与到教学活动中来，并逐步培养和提高自主学习能力。
3结语
论文关键词：女性，动作片，女性主义
“动作片又称为惊险动作片，是以强烈紧张的惊险动作和视听张力为核心的好莱坞影片类型。”[1]作为类型片的一种，动作片通常都具备有巨大的冲击力、持续的高效动能、一系列外在的惊险动作和事件，常常涉及追逐、营救、战斗、毁灭性灾难，比如大自然带来的洪水、大火等灾害。其一系列核心动作段落的设置，如搏斗、逃亡、激烈的动作，惊人的节奏速度和历险的英雄等，都是为观众提供一种视觉上的享受。因此，好莱坞动作片中的女性也往往被设置成视觉观看的对象。当然，从纯粹花瓶式的存在到“男性化”角色的设置，再到近年来隐约显现的女性主义意识，动作片中的女性也有着丰富而多变的角色内涵。
一
在早期经典“历险”动作片（20世纪20至50年代）中，女性大多只是男性的附庸品和相互争夺的战利品，她们的存在更多地是为了突出男性地位的高尚、体现他们拥有浪漫情怀的见证。如《人猿泰山》中的女主角简，虽然有女主角的身份，但她从头至尾都只是扮演着被坏人抓住等待英雄来搭救因而凸显英雄超凡能力的有力证明。
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和世界地位的提高文学艺术论文，表现英雄主义、美国梦等好莱坞主流意识形态的动作片逐渐增多并形成主流，其代表就是持续到今天还在继续拍摄的赫赫有名的“007詹姆斯?邦德系列”。这个时期的好莱坞动作片中，主角永远被设置成一个白人男性，他足智多谋、沉着冷静、身手敏捷、勇往直前、帅气风流并且有着拯救世界和人类的正义感与责任感，他代表了西方世界“白人至上”和男权主义，而第三世界和非主流种族以及女性永远都只能成为陪衬。因此，女性在此类动作片中一般都是花瓶，最典型的就是“007詹姆斯?邦德系列”。最早第一部是由肖恩?康纳利主演的《铁金刚勇破神秘岛》，其中乌苏拉?安德丝饰演Honey Rider饰演了第一代邦女郎，在电影后半段以当时认为性感尺度的泳装现身，从此奠定了邦德女郎性感花瓶的地位论文格式模板。詹姆斯?邦德是永远的詹姆斯?邦德，而邦女郎却是走马观花地不断变化着，其中包括雪莉?伊顿、霍纳尔?布莱克曼、戴安娜?瑞格、郎伊莎贝拉?斯科露波、苏菲?玛索、哈里?贝瑞，甚至包括中国的杨紫琼。“邦女郎”的变化，既能用固定的詹姆斯?邦德的魅力来满足观众对类型电影的模式需求，也能用不断变化的新鲜女性面孔来满足观众对创新元素的需求。
劳拉?穆尔维曾经分析过好莱坞电影中的三种“窥视”模式，按照她的观点，女性在好莱坞电影中或者被影片中的男性窥视、或者被站在摄影机位置的观众为了满足其“窥癖”而窥视、或者作为一个客观存在的对象而被窥视，永远处于弱势地位。这种现象，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好莱坞动作片中，尤其严重。所以，此时期好莱坞动作片中的女性，总是以“天使面孔、魔鬼身材”出现，而且性情柔弱，完全符合男性的传统审美观。
二
当然，随着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和女性主义理论的兴起，不管是影视制作者、影视评论者还是观众，都慢慢注意到这种“花瓶式”女星的局限性，开始对动作片中的女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人们渐渐发现，邦女郎开始有头脑、有肌肉了。风情万种兼阴险冷酷的苏菲?玛索出现在银幕上，成为公认的“最成功的邦德女郎”，这从某种意义上给传统的007时代划上了句号。然后，我们又看到了杨紫琼，这位用枪和肌肉说话的女性出现在007中，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主流社会意识形态的转变。而这些文学艺术论文，也只是个开始。随着女性意识的逐渐觉醒，越来越多的女明星朝着武打女星的方向奋斗，除了要有天使的面孔、魔鬼的身材，如男性一般勇猛的凶狠打斗也成了众多女星的追求。
女星男性化的角色设置意味着女性地位一定程度的提高，但是按照女性主义的观点来看，这种抹杀了女性性别特征的设置仍然是对真正的女性精神的背离。当吉娜?戴维斯站在海盗船上手执利剑、梅丽尔?斯特里普在《狂野的河》中疾速迎击对手、莎朗?斯通一副《你准备死吧》的气势、辛迪?克劳福特从飞驰的火车上跳上跳下……我们发现，往昔只对动作男星要求的“无限放大自己的肌肉和力量、永不言累的精力和一板一眼的打斗”，现在同样也适应于这些想要进军动作片的女星身上，她们要做的，就是把自己练得和那些大块头一样，在银幕上要会狠会打，而她们的女性特征却荡然无存。在这些动作片中，女性代替男性成为拯救世界的主导，但遗憾的是，她们走的却是在模仿那些男性英雄同样的道路，在这个以男性规则为最高准则的世界中，女性的“自我”在不断迷失。
三
20世纪90年代以后，世界影坛兴起一股“暴力”动作片的浪潮，这一美学思潮不仅赋予好莱坞动作片更刺激的视觉效果，更为动作片中的女性开辟了新的发展空间。女性暴力动作电影作为一个电影研究对象首次进入人们的视野应该是从90年代初的《末路狂花》说起，在这部女性动作电影的经典中，两个女人以纯粹的暴力方式自我表达，她们结伴抢劫、杀人，一路逃亡，直到最后毅然驱车冲下悬崖，最为对社会最后的抗议，而引发这一连串暴力行为的是男性对她们的，这也成为了女性暴力的一个成因——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20世纪初英国的一位伟大女性就提出：“有一间自己的屋子，女人就可以平静而客观地思考，然后用小说、诗歌的形式写下自己这一性别所见到的像蛛网一样轻轻地附在人生之上的生活。”[2]弗吉尼亚?伍尔芙的预言终于在今天实现了，女性在动作片中终于也可以真正凭借自己的优势来控制男性、战胜男性。更为重要的是，在和男性的对抗中，动作片中的女性展示了自己性别的特点和优势：《黑客帝国》系列打造出的崔妮蒂，将多伦多的顶级模特凯丽?安妮?摩斯调教成一位外形冷酷到了极点的女战士文学艺术论文，相对于她的骁勇善战而言，观众更认可的，是她作为女性的柔韧和坚持。《霹雳娇娃》中，男性被摆在了一个需要天使来营救的弱小地位，影片中那位年过四十的堕落天使既能在关键时刻一袭黑衣黑裤、手持双枪从屋顶一跃而下，完成“美女救英雄”的使命；也会在闲暇时开着跑车去海滩冲浪、或是穿着裘皮在家中评品红酒。而在昆汀?塔伦蒂诺的《杀死比尔》系列中，冷艳性感的好莱坞女星乌玛?瑟曼饰演一个不远千里执行复仇计划的血腥新娘，本片的成功，不仅让乌玛?瑟曼咸鱼翻身，再尝走红滋味，同时也让她成为影迷心目中最冷艳最冷酷的银幕女英雄。然而即使是这位最冷酷的杀手，就在面对自己一直寻找的仇敌比尔的时候，一声女儿的喊叫“妈妈”，让这位冷酷的杀手顷刻扔下了手里的刀，重归了一位温柔的母亲论文格式模板。女性不但是女性，同时，女性还兼有母亲这一伟大的角色，而这一点是最能体现女性自我的身份。所以说，真正的女性在动作片中的发展，不应该仅仅只是可以替代男人的女人，同时也更应该是女人自己。“成为自己”，越来越成为动作片中女性的追求，她们不但要具有能与男性相对抗的外在，更要坚持的是女性的自我真实。
四
女性主义经历了“从女权主义到女性主义再到现在的女人主义”的发展，女性在动作片中的地位也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纯粹的血腥与暴力已经不能成其为动作片占领电影市场的制胜法宝，女性的加入无疑是给动作片注入了不一样的活力。在女性动作片中，女性独有的温柔和人性暴戾的矛盾将会是一个不同的亮点，如果能在动作片中很好的将这一矛盾结合起来，让女性既能拥有完成不可能任务的超凡能力又能不失女性独有的温柔、体贴、品味生活，这样兴许是动作片中的女性能够继续走下去的一条道路。
21世纪的女性已经深刻地体会到，女性解放的目的是为了寻求自由、独立和幸福感，而不是为了把男性贬为“第二性”，更不是为了给自己戴上一个虽然闪烁着光环却是枷锁的“女权主义”的笼头。同样，在动作片的发展过程中，女性意识要追求的并不是要练就与男性一样的发达肌肉和不死的健身文学艺术论文，在充分运用自己智慧的同时，女人还是要做回到女人自己。女人有懂得享受的权利，也有用自己双手去为自己打拼的义务。现代女性主义追求的是一个没有成见、没有歧视、更为公正、更富于人性的理想社会，建立起更为和谐、健康的两性关系，开创一个适于女性发展的社会环境，争取建设一个平等的、体现人道主义精神的新世界。所以，动作片要继续发展，必须得在结合女性意识的发展前提下，赋予动作片中的女性不一样的性格和魅力，让她们的生活变得更有意义，更具有人性。
需要注意的是，作为视听艺术的代表，电影永远不能抹杀的一个内在要求就是对“视觉享受”的追求，正如劳拉?穆尔维所说，“看本身就是的源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女性在电影中的存在首先就要满足观众视觉上的审美需求，尤其是在特别看重视觉刺激的动作片中，女性很难改变自己“被观看”的属性，这就使动作片中的女性主义追求永远成为一个悖论。
[参考文献]
[1]蔡卫，游飞.21世纪中国影视艺术系列丛书—美国电影研究[M].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4.
[2][英]弗吉尼亚?伍尔芙.一间自己的屋子[M]. 王还，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立论于某种主观建构的女性形象与自然之间深奥和奇妙的关系，并随之对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和自然进行夸奖和称赞，或者对男性漠视和践踏并剥削女性和自然的批判，是生态女性主义文评中存在的非常广泛的思维方式。比如：“我们（女人）知道自己是由大自然创造的———我们就是大自然。我是观察大自然的大自然。”苏珊•格里芬的这句话道出了一种天然的不加修饰的亲近性存在于女性和自然之间，这也是生态女性主义者的观点。以女性与自然之间的神秘联系作为生态女性主义评论的立论原点是十分值得探讨的。生态女性主义在理论建构和政治实践方面的不成熟主要体现在意识形态方面，绮丽的自然现象中的类比刻画轻而易举地进入到意识形态领域。生态女性主义是经过生态主义和女性主义之间的团结协作形成的，根据各自的政治目的，进行战略性合作。属灵的“外衣”被披在这个结合上或许是对其联盟的合理性的证明与对其稳定性的巩固，但实际上，它存在着斧凿牵强之嫌而且也没有必要这样做。
女性主义能够成为显学的去中心语境是一种后现代语境，在这样的环境背景下，不可证其伪的话语是不存在的，都是机缘际会的话语间合作。从生态女性主义的案例上来看，这一观点很容易理解。由于生态危机没有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使得生态主义对其具有包含了全部物种在内的普遍意义的关注，批判和排斥在种族、物种、性别之间做等级划分和区别对待的观点。对整体观的强调是生态批评的主要内容，而女性批评与其明显的差别和不同之处是批评的侧重点，排除人类中心的是生态批评的关键，排除男性中心的则是女性批评的关键。在发展的道路上，女性主义和生态主义选择结盟都是以发扬自己作为宗旨的，因此，二者进行的都是在一定程度上有所保留的结合。香港树仁大学陈诗洁女士曾感慨道：“不要以为女性与自然同样受父权文化压迫，生态主义就会较着重性别的问题，即便是深层生态学也无暇顾及于性别的议题……”生态女性主义的两个母体理论合作与角力的动态过程就是其未来的发展轨迹，但是，倾向于生态方向、女性方向或是一边倒的靠拢方向还需要观察和分析。事实上，女性和自然在人类发展的过程中开始逐步迈入下风的不利趋势，通过女性主义和生态主义的协作，二者合作进行抗议和申辩是不可避免的情况。但并不能因此认为女性主义与生态主义的亲缘关系就是天经地义、天长地久的，这种被生态女性主义者作为构筑理论基础的超验观点与“以理服人”的学术原则相矛盾，违背了其学术规则。这是由于该理论者对两种同时发出的声音没有认真辨析，实际上，其诉求的表达是一致而又冲突的。
二、“受迫害情结”的强化
对男女关系的揭示是女性主义的紧要任务，即揭开男女不平等的关系。由于很多文学评论过分地剖释阐述受伤害的女性，夸大了其受摧残受压迫的地位，让人们觉得受压迫的女性形象是女性主义为其创造和描绘的，更有甚者对此称之为“受害者的哲学”。后来出现并逐渐成长起来的女性主义阵营之中的“后女性主义”，对该种情况有着十分深入的理解，认为“女性主义对男女问题的过分强调和夸张以及将其政治化”等方面的观点存在着一定的误区。因为反对“受迫害情结”导致很多人对女性主义产生误解，将其定义为是极端的，个人中心的，令人难以忍耐的女性主义，不愿意接受女性主义。而一些女性主义不满甚至是厌烦“受迫害论”，觉得女性群体和自然都受到了男性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的伤害和摧残。这些理论主张更是对女性主义的接纳造成了一定困扰。例如：“从对待环境和自然的方式上来看，男性和女性有着相同和类似的地方，都将双方看作是能够掠夺和占据的资源。”这是生态女性主义的观点之一，福尔斯对其进行了详致的描绘，通过刻画萨拉悲惨的遭遇和痛苦不幸的人生，表达了对文明摧残下的自然的怜惜以及对生活在坎坷窘境中的女性的同情，显示了在西方工业文明社会的背景下，男权占据着主导地位，自然和女性的境况和遭遇有着极度的相似之处，即以他者的形式存在。但本文认为，在人类中心主义的受害者的立场上，不能将女性与自然共同搁置其中。
首先，把女性与自然共同放在人类中心主义的受害者的立场上的这种做法非常笼统，不符合真正的实际情况。从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方面来看，它的积极影响惠及到了部分女性，并没有明确地排挤女性，而且，迅速发展的科技所引发的诸多环境恶化乃至生态灾难也影响到了男性群体。然后，在保证所有女性内部各成员的发展处于一个层面，遭受的歧视迫害程度相当的条件下，才能把全体女性和自然放在人类中心主义的对立面。但这种划分忽视了地域、民族、阶级和年龄等系统内部的个体差异，划分过于简单。由于西方是生态女性主义的诞生地，而中国还停留在将其引进的时期，没有属于自身的本地化色彩使得其观点和评论缺少创新性思维，而是较多地进行源理论的阐释。因而，对该理论发展进程的关注十分重要。再次，通过在一定程度上对古代、近代以及现代的审视，发现天人同一、人定胜天和天人和解是人类中心主义进程中的三个主要时期，三者之间既相互交织并行，又有一定的重复和叠合。因而，人类中心主义不断变化的没有固定形态的发展及其丰富多样的表现形式，使得不能将其笼统地与女性和自然的对立面混为一谈。
三、二元对立思想的依赖
从结构主义观点出发，对人类思想文化和语言进行探寻和分析的有效措施是采用二元对立思想。法国知名哲学家德里达率先突破这种思维禁锢，将这一观念形式打破，随后迅速兴起大量后现代学派，将能指与所指之间的不固定关系从多个角度进行揭示。通过对父权社会正当性以及人类社会优胜于非人类社会的批驳，使得生态女性主义获得了一定程度上的逐步发展，重现调整和修复了本应属于女性和自然的地位。但由于积重难返的二元对立思想，一些研究人员未经认真思考就迈入了这一观点。五、后现代是一种勇气生态女性主义始终是在与其他理论，特别是男权把持的各种理论的争辩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并在这一历程中获取自身的发展机遇。但是，如果仅仅通过和其他理论之间的交织和争锋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对自身的反思、审判以及批判，将二者结合统一，才能实现理论的发展。性别平等、众生友爱是生态女性主义的目标，这一探索是非常值得肯定的。根据一门先锋理论必须具备的勇气，对自己的理论缺陷要进行客观的看待，对自身要敢于剖析和重组，进而实现自我完善以及自我发展。对此，面对由不合理的人类发展方式导致生态环境恶化的现状以及人与自然逐渐疏远的关系，生态女性主义要敢于直面这一现实并勇敢地指出问题。
立论于某种主观建构的女性形象与自然之间深奥和奇妙的关系,并随之对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和自然进行夸奖和称赞,或者对男性漠视和践踏并剥削女性和自然的批判,是生态女性主义文评中存在的非常广泛的思维方式。比如:“我们(女人)知道自己是由大自然创造的———我们就是大自然。我是观察大自然的大自然。”苏珊?格里芬的这句话道出了一种天然的不加修饰的亲近性存在于女性和自然之间,这也是生态女性主义者的观点。以女性与自然之间的神秘联系作为生态女性主义评论的立论原点是十分值得探讨的。生态女性主义在理论建构和政治实践方面的不成熟主要体现在意识形态方面,绮丽的自然现象中的类比刻画轻而易举地进入到意识形态领域。生态女性主义是经过生态主义和女性主义之间的团结协作形成的,根据各自的政治目的,进行战略性合作。属灵的“外衣”被披在这个结合上或许是对其联盟的合理性的证明与对其稳定性的巩固,但实际上,它存在着斧凿牵强之嫌而且也没有必要这样做。
女性主义能够成为显学的去中心语境是一种后现代语境,在这样的环境背景下,不可证其伪的话语是不存在的,都是机缘际会的话语间合作。从生态女性主义的案例上来看,这一观点很容易理解。由于生态危机没有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使得生态主义对其具有包含了全部物种在内的普遍意义的关注,批判和排斥在种族、物种、性别之间做等级划分和区别对待的观点。对整体观的强调是生态批评的主要内容,而女性批评与其明显的差别和不同之处是批评的侧重点,排除人类中心的是生态批评的关键,排除男性中心的则是女性批评的关键。在发展的道路上,女性主义和生态主义选择结盟都是以发扬自己作为宗旨的,因此,二者进行的都是在一定程度上有所保留的结合。香港树仁大学陈诗洁女士曾感慨道:“不要以为女性与自然同样受父权文化压迫,生态主义就会较着重性别的问题,即便是深层生态学也无暇顾及于性别的议题……”生态女性主义的两个母体理论合作与角力的动态过程就是其未来的发展轨迹,但是,倾向于生态方向、女性方向或是一边倒的靠拢方向还需要观察和分析。事实上,女性和自然在人类发展的过程中开始逐步迈入下风的不利趋势,通过女性主义和生态主义的协作,二者合作进行抗议和申辩是不可避免的情况。但并不能因此认为女性主义与生态主义的亲缘关系就是天经地义、天长地久的,这种被生态女性主义者作为构筑理论基础的超验观点与“以理服人”的学术原则相矛盾,违背了其学术规则。这是由于该理论者对两种同时发出的声音没有认真辨析,实际上,其诉求的表达是一致而又冲突的。
二、“受迫害情结”的强化
对男女关系的揭示是女性主义的紧要任务,即揭开男女不平等的关系。由于很多文学评论过分地剖释阐述受伤害的女性,夸大了其受摧残受压迫的地位,让人们觉得受压迫的女性形象是女性主义为其创造和描绘的,更有甚者对此称之为“受害者的哲学”。后来出现并逐渐成长起来的女性主义阵营之中的“后女性主义”,对该种情况有着十分深入的理解,认为“女性主义对男女问题的过分强调和夸张以及将其政治化”等方面的观点存在着一定的误区。因为反对“受迫害情结”导致很多人对女性主义产生误解,将其定义为是极端的,个人中心的,令人难以忍耐的女性主义,不愿意接受女性主义。而一些女性主义不满甚至是厌烦“受迫害论”,觉得女性群体和自然都受到了男性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的伤害和摧残。这些理论主张更是对女性主义的接纳造成了一定困扰。例如:“从对待环境和自然的方式上来看,男性和女性有着相同和类似的地方,都将双方看作是能够掠夺和占据的资源。”这是生态女性主义的观点之一,福尔斯对其进行了详致的描绘,通过刻画萨拉悲惨的遭遇和痛苦不幸的人生,表达了对文明摧残下的自然的怜惜以及对生活在坎坷窘境中的女性的同情,显示了在西方工业文明社会的背景下,男权占据着主导地位,自然和女性的境况和遭遇有着极度的相似之处,即以他者的形式存在。但本文认为,在人类中心主义的受害者的立场上,不能将女性与自然共同搁置其中。
首先,把女性与自然共同放在人类中心主义的受害者的立场上的这种做法非常笼统,不符合真正的实际情况。从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方面来看,它的积极影响惠及到了部分女性,并没有明确地排挤女性,而且,迅速发展的科技所引发的诸多环境恶化乃至生态灾难也影响到了男性群体。然后,在保证所有女性内部各成员的发展处于一个层面,遭受的歧视迫害程度相当的条件下,才能把全体女性和自然放在人类中心主义的对立面。但这种划分忽视了地域、民族、阶级和年龄等系统内部的个体差异,划分过于简单。由于西方是生态女性主义的诞生地,而中国还停留在将其引进的时期,没有属于自身的本地化色彩使得其观点和评论缺少创新性思维,而是较多地进行源理论的阐释。因而,对该理论发展进程的关注十分重要。再次,通过在一定程度上对古代、近代以及现代的审视,发现天人同一、人定胜天和天人和解是人类中心主义进程中的三个主要时期,三者之间既相互交织并行,又有一定的重复和叠合。因而,人类中心主义不断变化的没有固定形态的发展及其丰富多样的表现形式,使得不能将其笼统地与女性和自然的对立面混为一谈。
三、二元对立思想的依赖
古往今来，社会都是由男性和女性共同创造的，缺少任何一方的努力和奉献，都不可能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和飞速发展。“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人类文化的整体，产生出这居间于男性和无性中的所谓‘女性’。”“军功章啊，有你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这一中国家庭的普遍观点，不也正说明了男性和女性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没有孰重孰轻之分吗?如果男性和女性不能和谐共存，如何推动人类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在生态女性主义者普鲁姆德(ValPlumood)看来，“对二元论的划分既不是中性的，也不是随性的，而是由具有鲜明对比的两组概念构成的————统治的概念和屈从的概念，即相互之间形成了相互对立和排斥的关系。”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正是立足于对文学研究的多角度结合，着眼于女性的自然性别和社会性别的统一，不仅把女性和大自然的联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而且对男权思想的“二元制”社会给予了批判，同时为女性争取社会的政治和经济方面的要求而尝试探寻新的文学批评理论构建。而在生态学中，环境主义者认为人类奴役自然、破坏环境，自然环境成为被男权社会统治的人类社会压迫的对象;而在人类社会内部，女性主义者则持女性思想被男权奴役，女性生活被男性世界操纵掌控，成为“失语者”，也成为男权社会的牺牲奉献者的观点。由此可看出，“环境”和“女性”两者之间的确有着很多共通之处，同为男权社会被统治和被奴役的对象，这样就使得“同病相怜”的两者惺惺相惜，仿佛两个亲密无间的“闺蜜”。而大自然往往在许多文学作品中被比喻成母亲，也常常被用第三人称“她”来指代，这更使得生态女性主义者情不自禁地把两者纳入到共性范围内进行研究，把女性争取自由的权利和自然获取救赎的渴望作为研究的最终目标。生态女性主义是站在女性的立场来分析和解决现代人类社会刻不容缓的环境问题，因此生态女性主义理论相对于生态主义学说而言，更具有女性敏感、细腻的独特研究角度和审视点。如果说生态主义理论者们是主张以人类中心主义对生态环境的种种危机进行展开研究，那么生态女性主义者则主张从两性和谐的前提下，从女性细腻、敏感的眼光透视男权社会解构“二元式思维模式”的人类中心主义，指出生态社会的种种自然危机后的罪魁祸首就是男权思想的独霸地位。“生态女权主义把道德观建立在关心、爱护和信任上，把人(包括男人和女性)在私人、家庭和政治上的关系视为平等，也把人类与非人类的自然视为平等伙伴，而不是控制和统治的关系。”生态女性主义并不是主张用女权思想代替男权，而是用一种更理性的方式，反对男权思想的压迫和束缚，争取妇女话语权和地位的平等，不再以二元式的思想模式和世界观来统治世界，让男性和女性之间形成一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因为这一点也正是体现了对和女性有着密切相似性的自然世界的解放和拯救，众生本应平等，让自然世界和人类社会合作共赢。可以看出，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立足于男权社会里男性与女性的相互关系，但却从另一个角度洞察了深深藏于人类统治主义理论中的人与环境之间也存在隐形的相似关系。以此为着眼点，生态女性主义可以说有了在生态环境学理论上的合理性。
二、沐浴在清洁理论思想下的生态女性主义批评
生态女性主义文学的春天不应该是寂静无声的，死气沉沉的;她的春天应该是万物复苏的，生机盎然的。美国海洋女生物学家蕾切尔卡森早在其《寂静的春天》(SilentSpring，1963)一书中，通过描写一个绿色美丽的小镇由于生态环境遭受人类社会严重污染而沦为一个黑色死亡之镇的生态事件，揭示了地球上的生态系统正在被人类的生产和生存活动而破坏的现象，因为杀虫剂DDT等农药的滥用使得地球环境受到了长期的危害，使得人类生存也受到了相应的威胁，人与大自然的关系变得越来越不和谐，春天不再像春天了。“我们生活在一个无处可逃的有毒废弃物、酸雨和各种导致内分泌紊乱的有毒化学物质污染的世界了，这些物质影响了生态界性激素的正常机能，使雄性的鱼和鸟逐渐变性。城市的空气里混合着二氧化氮、二氧化硫、苯、二氧化碳等许多污染物。在高效率的农业经济的背后，是地表土的天然功能已被彻底破坏，谷物的生长完全需要依赖化肥。用死家禽制成的饲料喂养牲畜，造成了导致中枢神经系统崩溃的疯牛病，而后又再次传播给人类。”英国生态批评理论的代表性人物乔纳森贝特(JonathanBate)教授对生态社会的这段描述恰恰反映了一个健康绿色和谐的生态社会不仅是一个无污染的清新干净的世界，更是一个没有等级压迫和奴役的绿色春天般的新世界。女性和自然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概括为两种:一种是女性与自然本身之间的联系，另一种是人类社会对妇女统治和对自然统治的关系。生态主义者只能孤军奋战，为反抗人类社会对自然环境的破坏，遭遇了各种艰难险阻，为争取人与自然的平等之路变得十分艰辛。而“女性主义在运动初期，平等问题是女性思想关注的中心。当时的中产阶级女性，受当时社会革命潮流的冲击，她们从自身的感受出发，对束缚女性造成男女不平等的各种现象进行抨击，鲜明地树立起女性摆脱束缚的旗帜。”同样，女性主义运动也由于“势单力薄”，在反抗男权，争取解放的道路上，会遇到纷繁复杂的斗争形式，这样，反抗之路就会变得更加漫长，胜利的希望就会愈发渺茫。虽然女性主义运动经历了几个世纪，确实发展和壮大了，但如果能找到“同盟军”，建立统一战线，一定能更快地更有效地获取最终的胜利。可以说“自然环境”就是“女性”在反抗男权社会运动中最好的“闺蜜”，生态女性主义者正是从绿色生态思想角度，思考女性在男权社会里不平等和被压迫的现状，用全新的双重视角和战略的眼光，审视自然和女性的相似之处，将这对盟友共同的遭遇和使命相结合，开辟出了一条新型的可持续发展的解放女性之路。生态女性主义批评文学是一种新型的“绿色清洁”文学批评，是生态主义蓬勃发展的生动体现，是从生态学的角度对女性主义文学的新角度的阐释。如果说生态主义运动是生态主义者保护自然的绿色运动，那么生态女性主义文学之路就是女性主义者用绿色理论捍卫自己合法权益和地位的春天之路。
三、可持续发展模式下的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论文关键词: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困境
在上个世纪80年代．随着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传人，我国的女性主义文学创作与批评开始真正意义上“浮出历史地表”．到了90年代．两者共同创造出了空前繁盛的文学景象。然而作为21世纪中国女性文学批评的主流，西方女性主义批评在中国语境中逐渐显露出一些问题与局限，造成当代女性文学批评与研究的困境。
一、传统境遇下的历史困境
母系社会之后的历史，毋庸赘言是男性的历史，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妇女始终是一个受强制的、被统治的性别”…，她无处言说，也无人倾听，更无人评说，她是灿烂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缺席者，女性作为一个性别群体在封建社会中只是被抹杀与被掩盖的对象。她们“势必生于黑暗、隐秘、暗哑的世界．生存于古代历史的盲点。”在同样的历史境遇中．西方为反抗菲勒斯中心的压迫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女权主义运动浪潮，使女性主义发展和成熟起来，同时它也是西方人权运动的一个分支．它是在西方人文思潮的发展中所派生出来的，它完成了从人的自觉到女性的自觉，从人的解放到女性的解放，所以西方的女性主义是合乎历史发展规律的产物。而中国的女性解放总是同各时期的社会问题和革命目标相联系，妇女的求解放、求独立、求自由、求平等诸意识始终同被压迫的阶级意识、革命意识交融在一起。
民族解放和阶级斗争是女性解放和性别问题的大前提。中国从封建社会直接过渡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又承受着落后就要挨打。受人侵略和民族兴亡的巨大压力。随后又处于反抗阶级压迫的动荡的社会变革之中．也就是说女性的自由与权力问题是男性也没有解决的，整个民族都没有独立的人权．又何谈女性呢?解放后，虽然民族独立的问题解决了．但中国一直倡导的理论认为阶级是超越性别的，“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阶级的解放又成为了妇女解放的必要前提．因此妇女问题还是被阶级的问题所覆盖。到了90年代，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的召开为中国的女性问题提供了新的契机，也掀起了女性文学创作与研究的浪潮．但这次女性热潮仍不以解放为目的，基本不触及体制。而是以文化的启蒙和研究为特征，主要表现为学术界对西方女性主义思潮的介绍。可以说在中国从来没有一个独立的妇女解放运动，它缺少像西方女权运动那样的一个历史契机，或者说是政治契机。它缺少一个把女性问题相对充分展开的时间和空间，它与中国的妇女生活实况是基本脱节的。刘思谦在《“娜拉言说”——中国现代女作家心路纪程》一书中就说：“我国有史以来从未发生过自发的、独立的妇女解放运动。妇女的解放从来都是从属于民族的、阶级的、文化的社会革命运动。”所以无论我们是否承认，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无论在过去还是今天。始终都游离于“主流批评”之外，套用西蒙·波伏娃的《第二性》，我们或许可以形容女性文学批评为“第二批评”。因为它始终只是西方的舶来品。历史缺失的困境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大背景。
二、西方霸权下的理论困境
由于西方的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经过长时间的建构，系统性强。覆盖面广。发展的比较成熟，而中国的女性文学研究一直就缺少产生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的背景和土壤，所以她从西方获得的女性主义文学的体系、概念，几乎是关于这门学科的全部内容。不止女性文学批评，20世纪的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都与西方的文学理论相联系。刘若愚在其著作《中国文学理论》中说：“除了那些纯粹由传统批评家所主张的理论之外，我将不涉及20世纪中国理论．因为20世纪的中国理论受西方影响的主宰，不是浪漫主义、象征主义．就是。20世纪的中国理论与具有独立批评思想的传统中国理论没有相同的价值和兴趣。”随着中国社会向西方的全面开放与学习。西方理论进入中国也成为了一种文化的必然。到了20世纪末．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一些理论话语已经为中国女性文学研究者所运用到文学研究中，出现了大量的研究论文，在这些文章中充满了缄默、缺席、疏离、身体写作等女性主义的经典专用术语，用女性主义批评者陈晓兰的话来说：“对于今天从事妇女文学研究和教学的人来说，如果不懂得西方女性主义批评．或者不从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的角度和立场来对待她(他)的研究、解说对象，那就意味着落后、缺乏新意、传统或者不够深刻。所以在论文或论著的前面，以西方某位女性主义批评家的观点、名言为开场白，或者概述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的要义，似乎成了中国许多女性主义写作必不可免的一环。”
批评界出现这种现象是有一定的原因的，中国本土没有产生女性主义文学理论，只能全盘吸收西方女性主义现成的批评理论。但是中国的女性主义批评在短短的几年中便接受了西方几十年发展经历的成果，实际上是很难消化的。一方面，对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译介至今仍缺乏完整性。除了《第二性》、《一间自己的房间》、《女性的奥秘》、《性政治》、《女太监》等几部经典之作有完整的译介，其它大多都是摘要，或文选，完整的译著较少，系统的介绍更为缺乏。所以我国对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的完整理论尚未全面认识。就难以在此基础上有新的发展和建树。另一方面，我国对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生搬硬套的现象也比较明显．无论它是否适合于我国的国情。对很多不很恰当的文学现象也加以分析套用，还有很多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基本上是用西方的理论在寻找中国文学中可以对应的文本例子，结果只是为西方的理论增加例证，对本土理论没有实质性的突破。我国在女性文学理论方面缺少建设性和创造性．完全没有形成自己的理论结构体系。
更为堪忧的是。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的本土缺乏正好迎合了西方霸权话语的入侵。“李小江认为．西方女性主义自以为放之四海而皆准，实际上是一种霸权话语，中国的女性问题一旦被西方女性主义化就成为被西方文化整合的一部分。而中国女性主义的发展并不是为西方女性主义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操作经验的。因此我们必须觉悟到，当代中国文化困境。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一样，在进入现代化、走向世界的过程中。种族的遭遇和女性的性别遭遇同西方世界巨大的经济和文化渗透的遭遇是一样的。”她说：“就像我们女人要对过去男性中心社会所有的价值观念进行检验一样，对西方的东西我们也要检验。女权主义对男性的东西处处留心审查，总持批判和怀疑的态度，与我们对西方的态度相似。”因此，对西方的女性主义理论我们应该取其精华，谨慎的借鉴和使用，更要勇于质疑，得到启发，提出自己独特的本土化性别文化视阈．建立起从我国女性创作和女性生活实际出发的符合中国国情的女性主义批评理论体系与框架，摆脱在理论上的困境。
三、女权意识下的社会困境
这个问题主要体现在中国社会中对于“女性主义者”的认同尴尬上。
女性主义理论虽为中国许多批评者及作家在批评创作上广泛使用．但很少有人对自己是否认同女性主义作出明确的表态，除了极个别的批评家，如戴锦华公然宣称自已是个女性主义者，大多数批评家虽然是进行着女性主义的研究，但却不肯承认自己是女性主义者。就连女性主义研究领域旗帜性的人物李小江，也不止一次的声明自己不是女性主义者，她在2000年出版的访谈集《女性?主义——文化冲突与身份认同》，设问的就是一个身份、立场的命题的取舍和认同问题。不愿承认自己是女性主义者，是全世界多数人的选择。也是不招致非议更安全的做法，可是作为中国女性主义批评的领军人物，李小江的声明却让很多人失望并无法理解。甚至大多数的女作家，也对女性主义不予认同．最为突出的是被女性主义批评者视为女性主义创作典型的陈染公然宣称自己的写作是“超性别写作”，明显地针对加于她的“性别写作”评价。林白也称，她的写作不是从女性性别出发的，她没有强烈的使命感。
是什么原因造成了社会对于女性主义者认同的困境呢?美国理论家贝尔胡克斯曾在《女权主义理论：从边缘到中心》中谈到美国社会对“女权主义者”称号的反感，“说自己是一个女权主义者．通常被限制在事先预定好的身份、角色或者行动之中，而这种身份角色或行为在人们的常规判断中，往往等同于同性恋者，激进政治运动者、种族主义者等。”而在中国．女性主义者也给人一种仇视男人、强硬、激进、男性化的感觉，甚至有可能还会被误认为是同性恋者。大多数人都容易将女权主义看做一种对于性别的偏见．害怕遭到社会的非议和不理解，甚至歧视。其实，女性主义之所以让社会对其形成这样一种印象。也是有原因的．有些女性批评者对于性别近乎过敏的关切将女性主义理论完全归结为对性别歧视和男性压迫的批判和控诉．将与男性的对抗和斗争视为获得解放的唯一手段，认为女性的一切都是美好的，不懂得自省和自我批判。张抗抗在接受访谈时曾经说：“女作家为什么不愿承认自己是女权主义，其实深层原因是怀着一种恐惧感，对于矫枉过正的极端女权主义带给我们的伤害确实很害怕。”“女性主义将性别立场强调的太极端了，实际上是将我们封闭起来。一天到晚想女性意识。用女性主义标尺去鉴别一切的问题。”
当然这些只是小部分女性主义者的做法以致造成了社会和人们对于女性主义认识的一个误区。偏离了社会主流的中心。因此，中国女性主义批评者应该端正态度。走出误区，不断自省，发挥出女性主义的积极作用，将女性主义作为一种基本立场。将它视为在一切社会阶层与一切民族中存在的全球性的女性谋求进步、解放的意识和行动．从而达到真正意义上的女性主义，消除社会的偏见。
四、性别视野下的创作困境
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最为普遍的女性文学主题是私人化写作与身体写作，它来源于法国女性主义批评家埃莱娜西苏创立的“女性写作”理论，她的“写你自己，必须让人们听到你的身体”，…成为那时期女性写作的至理名言。
女性主义批评者们十分认同这种充满女性意识的写作方式。认为“她们的作品中确确实实有和男人不一样的东西有一些不同于男人的话语方式，比如情感世界、心灵世界感受方式……”然而有些批评家却将性别写作泛化和绝对化了．她们强调每一种写作、阅读和批评都必须联想到性别，女作家必须自觉的运用女性意识，性别立场去写作，甚至要求作品必须写女性的独特经历与体验，女人一定要用女性的视角对传统价值观念保持警惕。对男性至上的东西进行批判。“把很多个体生命和那种日常生活的价值观念突现出来，对传统的宏大叙事产生颠覆作用，是更加深刻的。张抗抗对此提出了疑问：“那女人为什么要把自己定位在一种很细碎、很细微、很局部的一个写法上呢?”“没有谁去定位．因为她的生活就是这样。”女性主义批评家这样回答。
关键词：中西；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差异
中图分类号：I0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0）24-0017-01
一、中西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产生差异的原因
（一）二元对立与阴阳调和
二元对立，是西方传统思维方式。德里达曾指出，西方从柏拉图以来的理性传统，是奠基于一系列的二元对立之上的：“从柏拉图到卢棱、从笛卡尔到胡塞尔，所有的形而上学家，因此都认定善先于恶，肯定先于否定，纯先于不纯，简约先于繁复，本质先于意外，蓝本先于摹本等。它并不仅仅是许许多多形而上学的姿态中的一种，而是形而上学的迫切之需，是那最是恒久，最为基础的，最具有潜能的程序。”这样的二元对立，不仅表现于哲学中，还表现于宗教中。
阴阳中和，是人地四时之气和人的阴阳之气运行的最佳状态，是天、地、人最美好的道德和规律。所以，君臣、父子、夫妇的关系，尤如阴阳的关系，有贵贱、尊卑之分，但归根到底也要体现阴阳中和的法则。至此，正统儒家以赋予阴阳这组概念双重性格(既具有对立统一的辩证性，又具有阳尊阴卑的道德属性)的方将其纳入自己的理论体系。这使得阴阳互补、调和的观念进一步深入人心。
（二）中西不同的家庭观念
各个民族对家庭关系的理解都有其独特之处。在中国，作为女性最主要的活动舞台就是家。中西对于家庭的理解有很大的不同，并在各自的演变中，差距越来越大。中国人的家庭关系从上古时代起，就带有温情脉脉的色彩，而西方家庭成员之间一开始就以对抗为主要特点。
在西方文明源头的古罗马时期，家庭就带有很大程度上的血腥统治。罗马人的“家庭”一词即“奴隶”的意思。所有的家庭成员都是家长的奴隶。德国学者缪勒利尔说：“在那里，家长也是全家财产的所有者，是他的妻子的身体与灵魂的主人。……他的妻子、儿子和他的牲畜一样没有提出反对的权利。家庭之于个人的希望与快乐，正如坟墓般的土牢一样。”罗马人的家庭关系充满着骨肉相残的悲惨故事，这是讲究“孝”与“慈”，重视“家和万事兴”的中国人所无法理解的。
（三）中西不同的社会个人价值取向
中国文化传统与西方文化传统大相径庭，如果说西方现代文化传统强调个人主义，那么中国历史文化则具有集体主义的特征。在中国这个社会里，个体只是社会网络中的一分子，女性臣于丈夫，丈夫臣服于王权，同样无独立的主体性。他们都是民族群体中的构成部分，而不是超越于社会的独立个体。这与自由主义传统的西方个体将个人意识，自然权利置于社会之上大不相同。因为个人与集体息息相关，中国人一向注重集体主义，将对于个人利益的追求置于对集体利益的追求之中，这样一种民族的集体无意识源远流长。
在这种传统观念的影响下，中国人的个体意识甚为薄弱。尤其是女性，并未经历过严格意义上的职业化，所以她的文化独立、精神独立较西方女性就带有很大的形式主义也就是虚假性。因此，对于人类意识和个人意识都没有充分发展的中国女性来说，确立女性自我意识就显得尤其重要。也使得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不同于西方。
二、中西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功能和意义上的不同
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60年代末欧美兴起的新女性主义话语的一部分，是当代西方文学理论与实践中的一支充满活力与生机同时又是自强不息的生力军。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不仅以文学文本和妇女文学为其研究的对象，更重要的是它重新审视西方文化传统的实践。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强调写作的政治性，认真研究文学和批评的社会与文化语境，向传统文学史和美学概念提出挑战，女性主义批评在文化话语中的深透改变了而且正在改变人们从前习以为常的思维方式，使传统的性别角色定型观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这段话概括了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肩负着三个方面的功能：它对传统文学史观或者说对传统的批评模式提出了挑战；它对传统性别观念提出质疑。
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理论立场和精神品格上也秉承了西方女性主义。但是在具体的批评实践中，却有些自己的路径，因为它所要担负的功能与西方不同。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兴起和妇女解放运动相联系，具有鲜明的社会革命色彩。因此，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很大程度上是妇女解放运动和外来影响的双重作用的产物，担任着双重功能，展现在当代的景观就是女权的、女性的、反女权的和“女性中心主义”等各种成份的共融和共存次。
三、中国特色的女性主义批评者：男性同盟的加入
在西方，妇女的解放无疑是妇女自己的事，女性面对整个的男性世界孤军奋战。即使是倡导“天赋人权”的卢梭，对妇女解放也持坚决反对的态度，更不用说与女权运动相伴而生的主要来自男性的反女权主义思潮了。在作为女性平等思潮发源地的18世纪90年代的法国，玛丽・戈兹发表了第一个女权宣言，主张自由平等的公平权利不能仅限于男性，然后不幸的是惨遭杀害，她的组织也遭解散。在以后的年代里，妇女组织一再重组，但是总是遇到男权社会的敌意，有时甚至激起暴力冲突。
在中国解放妇女已经成为天经地义的事情，无论男女，自从倡导之日开始，都没有公开反对过。如果说西方的女权主义是从敌阵中冲杀出来的，那么我们中国女性所赢得的一切，则是和平解放的结果。20世纪初，随着资产阶级男女平等思想的引进，随着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在中国的传播，西方的女权学说开始大量输入中国，而中国的文人学者也纷纷响应，其中不乏男性。时期，根据观点，剖析了中国妇女受压迫的根源是农业经济基础上的以父权为中心的封建大家族制度，提出了我国妇女解放的目标和任务是消灭私有制、所采取的策略是通过妇女的联合，途径是掌握科学文化知识。还把妇女的解放看作是衡量民主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可以说，中国女性解放的道路上，几乎看不到敌人，明目张胆歧视妇女的言论和行为已经很少看见，在我们这片土地上进行的解放妇女的运动中，我们应当看到中国的男性确实帮助了中国的女性。因此这为中国男性学者从事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研究提供了传统。
而作为中国的女性，在寻求解放的过程中也从未将男性看作异己力量而与之对立。对于中国女性骨子里与男权世界的拖鞋、以自我压抑求生存，张爱玲有这样的描述：“看见一个男人，也穿得相当整齐，无论如何，是长衫阶级，在那儿打一个女人，一路扭打着过来，许多旁观者看得不平起来，向那女人叫道：送他到巡捕房里去！女人哭道：我不要他到巡捕房里去，我要他回家去呀！又向那男人哀求道：回去吧――回去打我吧！”这在某种程度上体现出了中国女性的生存状态，我们“不树敌”，我们拒绝西方那种女权主义立场。原因在于女权主义与中华民族女性传统的美德不相容，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里，中国女性在儒道互补的文化框架下一直扮演着惹人恋爱，小草伊人，宽容仁爱的角色，一代代传承儒家文化，同时达到了“无为”的境界，心安理得地成为了一个无知无欲、无追求、无信仰的存在。她们的职责就是避免与男权社会的冲突与斗争，奉行儒家所提倡的“以和为贵”的思想。因此女人不能与男人争夺权利，因为男人曾经帮助过女人。有了男人的解放，也就有了女人的解放。因此，中国男性没有来自女性世界对他们的挑战而带来的危机感。在这样一种“讲信修睦”崇尚伦理的文化氛围里，注定不会形成激进的女性主义，也使得中国的男性讲解决女性的问题视为己任，这就为中国男性学者从事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研究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
参考文献：
[1]李小江著.女性主义[M].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
[2]林照树.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M].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
[3]张京媛.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4]鲍晓兰.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评介[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