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9-24 10:5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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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法；社会经济；功能
经济法与国家经济政策的联系紧密相联，社会性显得极为突出。经济法的功能主要体现在社会关系问题上，一个是社会经济主体影响着社会经济，一个是反映经济主体经济行为的影响考察，对整个社会经济活动的要素加以集中规范。
一、经济法的社会经济功能的内在涵义
经济法从不同的方面具有不同的功能，其中从内容来看，它是与社会经济的关系最为紧密，与经济基础有更明显的、更直接的关系。在经济生活中充当了调整两个主体之间的第三者，起着调整的作用，带有经济性的特点。经济主体作为主要要素直接决定着社会经济的平衡与失调，实现经济法的社会功能，对整个社会经济带来影响。因此只有通过调整影响经济主体与社会经济之间的关系，才能实现经济法的根本目的。
二、完善社会经济法的社会经济功能之探析
经济法的社会经济功能从两个层面进行剖析，一个层面是经济法影响社会生活的有机体，反映的是经济法的社会职能，另一个层面是对人的经济行为的约束，反映的是经济法的规范职能。从社会职能上看，它具有以下的功能特点：
（一）权利和义务的分配功能
权利和义务是贯穿法律和部门之间的纽带，是法律社会价值的一种实现方式，是法的核心内容，其处于主要的、决定性的地位。两者的对立统一关系决定了它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人们的根本利益。社会经济分配有两种，一种是以市场为主的对不同经济活动在社会资源使用的权利，这是直接的促进，是经济法功能的起点。另一种是国家政府以及其他主体对资源和资本的强制干预配置，这是间接的促进。是在市场分配基础上的查漏补缺，对国民利益再分配。部分人有权力从事资源的支配，同时也要在利益平等的基础上，承担着一定程度的义务和责任。倘若他的活动结果对局部不造成损害，但会间接的对整个经济的破坏，这种利益偏离了公平的筹码，就会有国家政府或其他主体这些市场外的力量进行干预分配，使社会利益分配在经济法的权衡筹码之下，保持相对平衡状况，利益基本维持在一个水平之上，以求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和谐安定。比如食品安全问题，食品企业在赢取利益权利的同时，要保证完成食品的安全责任义务，否则，中国保监会就会采用管理机制，依法进行查处。
（二）经济信息传递功能
作为社会活动的有意识形态的有机体――人来说，在参加任意经济活动之前，都会事先考虑事情的发展顺序和达到的最终结果、影响最终结果达成的多种内外在因素和交流信息，加上法律的可为与不可为行为的规定，当在事情的结果大于成本估计值时，并且这一经济活动能够带来盈利时，经济主体就会决定实施这一计划，做出正确决策。
在整个经济活动发展过程中，经济主体人都是相互之间发生经济往来活动，没有这种来往，自然也不会形成经济过程。因此在与另一经济主体发生经济活动前，会有意识的探听获取有关他人的一切相关信息，在法律的范畴内，最终实现经济活动所要的结果。经济法的经济信息传递功能，就是有效的将经济主体之间的信息给串联起来，达成一座桥梁作用。例如产品《龙牡壮骨颗粒》，人们在购买它之前，并不了解产品制造者的具体情况、产品性能及生产过程，而在法律认可的途径，如电视广告、海报等形式，使人们信任这一产品，并进行购买，形成了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的交易活动。如果没经济法的保证与存在，人们对产品的信任程度不一定那么高，交易活动不会存在或者成功的概率很低。
（三）激励功能
利润最大化是每一个从事经济活动的主体的最大愿望。经济主体从事经济活动都在追功逐利，出于自利的愿望，借助法律的激励力量，调整行动方向，达到经济目的。比如改革开放初期，国家为了引进外国投资者在中国的投资，加快中国的经济发展，增大就业渠道，制定了外资在国内投资五年内享受免税的优惠政策，当地的政府也对外商投资企业给予了最大的赠地等措施，这一法律激励效能，大大促进了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果。相反，国家为了抑制环境污染的扩大，对于有重污染的企业进行了叫停和重罚等措施。这都是经济法中对社会的激励作用的体现。
（四）节约交易费用功能
在任一个经济活动过程中，发生费用是在所难免的，没有无本的经济活动。也就是说，要发生经济交易，必须在行动之前就会有成本的投入，有费用的支出。比如寻找交易伙伴、弄清伙伴地址、产品设计及质量确认成本等都必须有费用的开支。经济法在这个过程中，充当了最好的节约能手作用，提供有效的人际关系，缩减经济主体的经济交易费用，提供有效的传播媒体，减少经济主体的探索费用。比如消费者权益保障法和电视媒体的广告宣传，都为经济活动和消费活动提供了节约成本的功能。
经济法的功能取决于经济法的本质，它对社会经济生活产生机制效能，对市场经济起主导和调节作用，在符合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下，运用国家强制干预，以协调为基础，保证维护市场经济正常有序的运作，促进市场机制的完善，对市场机制矫枉过正，消除或缓解个别交易对整体经济的反弹，实现经济主体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最大化，全面推进我国总体经济的向前发展。
参考文献
[1] 石文龙.论经济法对国家功能与形象的培育与塑造――基于杨紫@《国家协调论》的法理分析[J].金陵法律评论，2010（02）.
关键词学科对话，冲突
引言
我们正处于一个非常需要学科对话的时代，然而人为因素导致学科之间彼此分隔甚至于冲突乃至歧视，这种学科间的互动关系往往造成两败俱伤而非双赢。立于经济学此岸，因而对与其关系极为密切的社会学彼岸充满好奇，期望到达彼岸而不是隔岸观花。本文主要探讨经济学与社会学三次重要对话。
第一次对话：从“学科一统、不分你我”到“我中有你、你中有我”
经济学与社会学尚未独立之前并不存在沟通问题，当时呈“学科一统、不分你我”之势，此后分别从统一体中分化出来并开始了长达近200多年的冲突—对话—冲突—新一轮对话。实际上，从两者的源头就开始了学科冲突。现代经济学开山祖师亚当•斯密，其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即《国富论》，1776年）成为现代经济学源头，社会学开山祖师奥古斯特•孔德的代表著作《实证哲学教程》（第四卷，1839年）要晚63年，尽管这一段时间也曾有过一些沟通，但更多的是冲突。
当第一次工业革命席卷西方世界时，人们看到的现代工业具有六个特点：
（1）工业建筑在科学的劳动组织上并以获得最大效益为目的，而不是按照习俗进行组织；（2）由于科学组织劳动人类得以大量开发资源；（3）工业生产要求在工厂和城镇集结大量工人；（4）职工与雇主、无产者与企业主或资本家之间潜在或公开的对立开始显现；（5）财富由于劳动的科学性而不断增加，生产过剩危机日益增多，物质丰富的同时伴随着贫困；（6）与劳动组织工业化和科学化相联系的经济制度表现为自由贸易和商人追逐利润。1
奥古斯特•孔德紧紧抓住第一、二、三个特点，认为工业是科学的劳动组织，然后才是财富不断增加和工人在工厂集结。他指责自由经济学派过高估计贸易或竞争机制在财富增加中的效力，同时还指责自由经济学家为形而上学者。自由经济学派则紧紧抓住第六个特点，认为自由贸易和经济调节的竞争手段是经济进步的决定性原因；斯密从经济人的假定出发导出放任的自由市场制度，指出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自由地调节着，使得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神奇般达到了统一。马克思则以第四、五两个特点为基础创建资本主义理论并对其作出历史性阐释。这些分歧导致社会学家对经济学家持敌视态度，尤其在法国的大学里。
在熊彼特和韦伯时代出现了一次大转机，经济学与社会学有了一次对话，他们分别使用“经济社会学”和“社会经济学”之名，熊彼特使用“经济社会学”旨在说明经济分析的“基础学科”，他认为有四门：经济史、统计学与统计方法、经济理论和经济社会学，他所认为的“经济社会学”与后来的新制度经济学类似；韦伯使用“社会经济学”，并非从经济学角度研究社会问题，而是与当时德国的历史背景有关。19世纪末，英美等国“政治经济学”被“经济学”取代，而德国更多的使用“社会经济学”一词，韦伯是大力推广者，因此才有这一门分支。同为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的韦伯不仅在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研究方面取得成就，而且成为从社会学角度研究经济和社会问题的典范。概而言之，熊彼特和韦伯完成了经济学与社会学的第一次对话。在此阶段，形成了“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格局，用熊彼特的话说，“无论经济学家或社会学家，他们走不多远就会互相踩着脚跟”。
第二次对话：从“你在里头、我在外头”到“你在这头、我在那头”
在帕森斯时代，社会学由于帕森斯的贡献而如日中天，他本人及其学生斯梅尔瑟实现了经济学与社会学的第二次对话。然而此前经济学在当时的主流经济学家们看来已然尽善尽美。在19世纪50年代，经济学者开始了其“经济学帝国主义”的扩张行动，既有“社会经济学”的研究，又有“经济学的社会学化”，大大拓展了经济学疆土；社会学的研究空间却非常狭小，原因在于世纪之交两门学科对大学位置的竞争，结果社会学惨遭失败，并被迫与经济学家达成协议：社会学者必须满足于经济研究以外的剩余领域，如婚姻、家庭、犯罪等，故社会学有“剩余科学”之称2。帕森斯不满于当时社会学学科地位之现状，开始涉足所谓的，于1932年著有《经济学与社会学：马歇尔同时代思想的关系》，1956年与及其学生斯梅尔瑟合著了《经济与社会》一书，试图用其结构功能理论框架分析经济问题，后斯梅尔瑟又于1964年发表了《经济生活社会学》一书，详细分析了社会学对经济问题研究的各方面贡献。第二次对话并没有引起主流经济学的认可，其原因主要在于帕森斯等构建的社会大系统仅把经济作为一个子系统，令主流经济学家们大为光火，并认为帕森斯及其社会学是在进行“社会学帝国主义”扩张。相互之间的学科扩张行为导致都企图包容对方，形成“你在里头、我在外头”之格局，但结果却是渐行渐远，冲突日甚，形成“你在这头、我在那头”的态势。
第三次对话：经济学的“社会学化”和社会学的“经济学化”
后帕森斯时代，现代西方经济学有两大发展趋势：其一为经济学的数量化趋势，其二为经济学的“社会学化”趋势。1969年首届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经济计量学奠基人拉格纳•弗里希，是学术界肯定经济学数量化趋势的标志；1974年瑞典人冈纳•缪尔达尔荣获第六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则是学术界肯定经济学“社会学化”趋势的重要标志，后者是“新制度学派”创始人，提出经济学者分析一国的经济发展过程时不宜将该国的历史源流、政治文化与意识形态、经济结构与活动水平、社会阶层与社会组织等各项非经济因素视为孤立变数，而应将彼此相互依存的关系列入考虑之后再行研究才有意义；他还提出“社会过程理论”，认为经济关系变化与发展过程是社会关系变化与发展过程的一部分，是科技进步及其诱发的文化、社会与经济等因素所共同孕育而成的。另一位1992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贝克尔则突破传统经济学的局限性，将经济分析从物质产品延伸到非物质产品，并发表了家庭经济与人类行为分析的研究成果。此后社会学者不再沉默，开始将触角伸入经济学领域，如1970年代中期，美国哈里森•怀特首先尝试用社会学观点解释市场，认为市场是社会网且首先是社会关系，“社会网是经济交易的基础”；他关于角色结构的市场分析是一种开拓性的社会学研究。3诸如此类的经济学与社会学的交叉融合不胜枚举，可见两门学科的新一轮对话已然开始并将深入持续。我们有理由相信，经济学与社会学可以也必须对话，因为“不同学科的不同学术观点之间的自由竞争，能够形成有效的矫正机制，完全有助于学科的进步。”4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塔•森曾指出，经济学未来的发展方向要“融合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甚至是文学和文化研究，更不用说哲学方面显现出来的经验是非常重要的。这不是为跨学科研究辩护，那是（注：指非跨学科研究）是一种机械的研究。我非常喜欢在每个学科内部进行的学科训练。”5如有可能，相关领域的研究者理应作这方面的努力。主要参考文献
[1][法]雷蒙•阿隆著，葛智强等译，社会学主要思潮，华夏出版社
[2]朱国宏，经济学与社会学的对话：意义及其可能性，复旦学报社科版1999/05
[3]宋林飞，经济社会学研究的最新发展，社会学2000/05
这里的“欠发展”是发展不够或发展滞后的意思，不同于“欠发达”，欠发达是不够发达，但含有发达的成分，而“欠发展”是一个更普遍而沉重的现实。这里的“区域”更多是指县域或县域毗邻区，因此，“欠发展区域”的定义是指发展不够或发展滞后的县域或县域毗邻区，即一个以上的欠发展县或欠发展地区，是以发展地区作为参照物。“欠发展”区域教育的不适应主要表现在：
1.区域教育的方向性偏离
在欠发展区域，基础教育是教育的主体。由于基础教育的特征是应试教育，忽视职业技能培养，严格与高考对接，为高等教育输送人才，也几乎是在为城市培养人才，城市有更强的吸引力，回流的比例较低，教育对区域社会经济的贡献率很低。二元的社会经济结构导致了二元的教育与人才结构，欠发展地区人才严重流失，而人才流失制约了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观念的落后与经济发展的滞后形成了贫困的恶性循环。
2.区域教育结构和教育体系的严重缺失
目前区域教育体系基本以基础教育为主，区域发展所需的职业技能教育发展很慢，而且很不规范。职教的目标也是为了劳务输出，为地区培养技能型劳动者；农民科普与素质教育几乎被荒废；区域党政决策者及各层次干部的管理与决策教育没有列入区域教育体系，而他们担负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决策，决策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于继续教育的程度与有效性；企业家队伍和企业家精神是影响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但是企业家的培养与教育完全被忽视，依赖土生土长。应按科学发展观和建设学习型社会的要求，以区域发展为目标，建立完整的区域教育结构和教育体系，特别重视决策者教育、企业家教育、职业教育和农民科普教育。
3.二元社会经济结构和二元教育投资结构
二元社会经济结构导致了二元的教育投资结构。目前，国民收入分配的格局不利于农村和农民。为什么农村的义务教育问题长期解决不好？其根源就在于现有的义务教育经费分配格局严重不利于农民和农村。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调查，现在农村的义务教育经费中央只负担2%，省地两级负担11%，县级负担9%，78%的经费要由乡镇这一级来负担。既然是实行义务教育，就应该是城乡一体的，都应该由国家来承担，或主要由省级财政来承担，不能往下压。国家每年的卫生经费支出是几千个亿，但是85%给城市，只有15%给农村。这种文教卫生的二元投资结构，严重地制约了教育的发展，区域的财力只能勉强支撑基础教育的发展，根本无力发展区域所需的教育，无法完善区域教育体系。
二、
教育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是科学发展的根本要求。科学发展观就是“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推进各项事业的改革和发展。科学发展观虽然没有直接提及教育与区域社会经济的协调问题，但是已经隐含或涵盖了这一点，这是区域内部第二层次的协调问题。区域协调发展就是区域社会与经济的协调发展，在这一层次的协调中，教育作为一个重要角色，不仅影响区域经济的发展，也影响区域社会发展，还影响区域社会与经济的协调发展。教育影响观念的形成和转变，影响人力资源的形成，从而影响区域的制度变迁。实践证明，教育发达和适应的地方，相应地是社会和经济较发达；相反，社会经济欠发展的区域，凸显教育的落后与不协调，并严重制约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教育与区域社会经济不协调的问题，已经成为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但并没有引起区域的足够认识。目前，区域教育结构和教育体系已经不能适应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不能适应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必须按科学发展观的要求，重新定义区域教育的发展方向、结构和体系。区域教育的首要目标是促进和服务区域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
三、欠发展区域教育与社会经济发展协调的措施
1.调整教育方向
从区域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高度，重新认识教育的功能与作用，把握区域教育发展的方向，教育的结构、质量和数量必须满足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以区域的发展为依归和出发点。
2.完善教育的结构与体系
按学习型社会和学习型组织的要求，逐步完善区域教育的结构和体系，以基础教育为重点发展，完善各层次教育，尤其是决策者教育和企业家培养。在为城市和发展地区培养人才的同时，立足区域，培养人才。
3.改变二元教育投资结构
在改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的同时，按“多予少取放活”要求加大对区域教育的投资，有效改变二元的教育投资结构。
4.建立区域人力资源战略与规划
人力资源是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第一资源，区域党政应建立这一共识，从区域长远发展出发，建立区域人力资源战略与规划，在经济改善的同时，改善人才就业环境，逐步留住本地人才和吸引城市人才、企业家和投资者。
5.改革区域教育体制
把教育看作是区域发展的重要工作，加强党和政府对教育工作的重视；致力于改善区域教育体制，提高教育的效率、质量与活力。促进教育的多元化、市场化，充分引进市场竞争机制，激化教育的活力。
6.引入社会资本，扩大教育的投入
完全靠中央政府来办好区域教育是不现实的，只能在充分挖掘现有投入渠道潜力的同时，使教育投入结构多元化。其中，重要的是要引入社会资本，而要完成社会资本与区域教育的多元化，就必须改革办学体制和产权制度，促进办学模式的多元化。
四、结论
教育如果适应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教育形成的人力资本将促进经济增长，并使其它发展目标得以实现，否则，将导致人力资本投资浪费，阻碍整个发展过程的展开；教育也将对收入分配和消除贫困产生影响。应改善教育内部结构和二元教育投资结构，使教育更好地服务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大力发展区域所需的职业教育和农民业余科普教育，培养学习型社会的氛围。通过产业发展，改善就业环境，引进发展所需人才，抑制人才流失，遏制落后与人才流失的恶性循环。政府应从区域发展的战略高度重新认识教育与人力资本。
关键词:和谐;社会;经济学
一、构建和谐社会的经济学依据——市场失灵
无论是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还是在市场经济不发达国家，完全依靠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都不可能实现一般均衡的帕累托最优状态。这种情况的存在被称为市场失灵。
1.微观经济缺乏效率
市场经济中的调节机制并不一定促使微观经济提高效率。
（1)市场不能满足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另外，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些投资金额大、回收周期长、经济效益低，同时对国计民生具有重大影响的项目，如果只是通过市场来供给，同样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
(2)外部效应问题的存在。由于价格体系受到的影响是外来的，存在没有经济报偿的经济交易。这种外部性对消费者和生产者都会产生影响。似乎外部性能够通过双方的讨价还价来解决，但是当交易成本存在时外部性则被视为市场失灵的根源。
(3)自然垄断市场的存在。当提供某种商品的固定成本超过可变成本时，生产者为了长期保证获得稳定的生产资料，就会与上游产业联合或干脆将其兼并入自己的企业中，也就是说在市场的运作下生产必然导致联合，从而导致自然垄断。
2.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性
在经济周期的作用下，国民经济仅靠市场来调节，尤似“孤帆航海”。在市场经济的大海中，一旦面临狂风暴雨般的经济危机、股市崩溃、投机泡沫、金融危机，给予国民经济的打击就可能是致命的。这种不稳定性有时也表现为重复出现的通货膨胀和失业，或消费和投资不平衡。在把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手段的条件下，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稳定性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一旦国内外市场上有些风吹草动，市场调节机制可能失灵的情况下，如果政府又缺乏有力的宏观调控手段，就有可能引起国民经济发展的较大波动。
3.社会分配缺乏与效率相适应的公平性
一个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始终存在着效率与公平的问题。市场机制不能充分发挥作用，不仅会引起效率低下问题。也可能引起分配不公问题。具体观察我国经济领域的实际情况，一方面存地在比较严重的下岗失业问题、城市居民贫困、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甚至绝对降低的问题；而另一方面又存在腐败、不法收入、税收体制不完善导致高收入阶层没有及时足量纳税，社会分配不公等问题。城乡差别、区域差别、行业差别仍然广泛存在。近年来，在经济和国民收入快速增长，居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正在不断地下降的同时，同期基尼系数却在不断攀升。这表明我国收入分配的差距已经拉大。
二、构建和谐社会的主体——政府
现代市场经济是市场经济与公共经济的混合经济。公共经济就是政府经济，它研究的是政府部门为弥补市场缺陷的职能活动。也就是说，政府是弥补市场失灵的主体，而市场失灵又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依据，因此，政府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主体。
1.政府经济是弥补市场失灵的主体
(1)政府是提供公共物品的经济主体。通过基础设施建设以保证整个国民经济有良好的“硬件条件”。同时，政府可以承担那些投资规模大、资金回收期长而又是对经济发展起重大影响作用的项目，如国防建设、教育、医疗卫生等。这样，既解决了市场不能提供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问题，保证了国民经济正常运行。同时，政府投资在过程中还可以解决相当一部分下岗工人的再就业问题，也可以带动其他相关产业的投资和生产，从而推动经济的繁荣。
(2)政府可以通过建立良好的政治、经济、法律等制度和具体的运行体制，制定各级各类中长期的发展规划，降低交易成本，为经济的发展创造良好的“软条件”。制度或体制是一个国家经济正常运行的基本保障，如缺乏良好的激励制度，个人或企业的勤奋劳作未能获得应有的报酬，就会降低其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小而言之是企业的损失，若社会的大气候如此，损失的就是国家了。
(3)政府可以利用利率、国债、汇率、税收、预算等经济调控手段来“熨平”经济周期，使经济导入持续稳定的发展。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使西方世界走出了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1998年以来我国政府的积极财政政策的稳健的货币政策支撑，我国顺利走过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岁月，而且7年来一直保持7%以上的GDP的增长率，成为世界经济的“一枝独秀”。(4)政府可以通过收入政策、税收政策和其他相关政策，努力缩小地区、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差距。通过加强对区域发展的协调和指导，积极推进西部大开发，有效发挥中部地区综合优势，支持中西部地区加快改革发展，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鼓励东部有条件地区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在收入分配方面，政府要进行效率与公平兼顾的导向，通过政策的倾斜，对不同地区的社会成员之间进行公平与否评价和调整。
2.政府经济是不和谐因素的主体。目前，我国存在众多的不和谐因素，主要表现有以下几方面。
(1)就业问题严重。据有关部门估算，在宏观经济运行三大指标中，就业指标最不理想，城镇真实的人口失业率从2003年的10.99%上升到了2005年的11.45%.
(2)国内的不平等程度加剧。2004年虽然农民收入增速达近几年的最高点，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势头却没有得到有效遏制，贫富差距严重。
(3)“三农”问题依然是最大的发展难题。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推进，部分处于城市边缘地带的郊区镇、村逐步被划入城市市区管理，农民变身市民。如果城市不能为他们创造就业岗位，他们就会变成城市贫民，这种情况应引起警惕。
(4)社会安全网问题。中国的问题不仅仅在于失业率高和社会差距不断拉大，而在于缺乏一个覆盖全社会的安全网。第五教育不平等将影响我国长期发展与和谐。在当前形势下，教育问题必须从社会发展中单独分离出来研究和解决。现在看来，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教育产业化、卫生产业化甚至社会事业产业化的目标和政策实际上是很模糊的，其模糊性主要表现在缺乏对于目的和手段的准确界定。
以上不和谐因素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导因素是政府，因为这些问题都是微观经济主体所无能为力的社会问题，其解决当然也就应当具有社会经济管理职能的政府担当此任。
三、构建和谐社会的关健——政府改革
政府既然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主体，而在现实社会中又存在众多的不和谐因素。那么，如何加快政府改革就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关健。
1.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完善制度建设
从现阶段的实际出发，逐步制定和形成不同层次的、系统配套的法律法规体系。通过建章立制。为政府自身行为、社会活动和公共事业的发展提供科学的规则，为公共管理的社会化和公共服务的市场化提供制度安排。在制度的保证之下，应重点提高政府自身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和政府引导管理其他组织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
(1)要强化公共服务能力，健全公共服务体系。
(2)不断提高社会管理水平的能力，完善人口和就业管理，加强社区管理，改进社会管理方式。
(3)要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能力，搞好市场监督和管理。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强化政府对社会秩序特别是市场秩序的监管功能。四是加强政府部门的专业化建设，依法行政。科学行政，提高行政效率。
2.推动建立统筹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的体制机制
按照统筹方略，结合实际，从根本上解决社会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的问题。构建现代化国民教育体系和终身教育体系。在保障基础教育的同时，要不断提高高层人才的培养能力，加快培育高水平专业技术教育体系。要加强基础研究和高技术研究，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进一步改革公共卫生管理体制，提高地区公共卫生服务水平和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能力。尽快建成覆盖城乡、功能完善的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救治体系。注重改善农村医疗卫生条件。深化文化体制改革，逐步建立党委领导、政府管理、行业自律、企事业单位依法运营的文化管理体制。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逐步理顺收入分配关系，最大程度地降低社会风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步入快速增长时期，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储蓄余额不断增长，个人消费支出稳定增加，社会消费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由供给制、半供给制消费向市场化消费转变。改变了传统的、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下，对居民消费采取“包”和“统”的办法，城乡居民消费的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
由生存需要为主向享受、发展需要转变。从90年代开始，居民用于吃、穿、用等实物性消费比值下降，而用于文化教育、休闲度假、观光旅游等精神文化的消费比值不断上升。据统计，在农村，恩格尔系数由1990年时的58.8%下降到2003年的45.6%。在城镇，从1990年的54.2%下降到2003年的37.1%。
由传统型消费向超前型消费变化。随着小康社会的到来以及社会对财富和利益分配格局的重构，一个优越、富裕有足够消费能力的社会新富群体正在形成，他们的超前消费与世界消费潮流相一致。这些新富们享受到了更高的生活水准，成了消费潮流的创造者和引导者。
由国内消费向国际消费迸发的趋势。随着国际交流日益频繁，信息传递速度加快，消费国际化趋势越来越明显，尤其是大城市居民在对国内名牌商品消费获得满足的基础上，开始热衷和追求世界各地的时尚和流行。而且越来越多的居民也乐于接受国际流行的时尚、款式和消费方式。
近几年来，我国社会上涌现了一些畸形消费、流行铺张浪费甚至奢靡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有的是超越现实条件、盲目攀比，有的是斗富摆阔的奢靡消费，还有的是过度包装的蓄意浪费。据全国环境统计公报报告：2004年，全国废水排放总量482.4亿吨，其中城镇生活污水排放量261.3亿吨，占废水排放总量的54.2%。既浪费了资源又污染了环境。
我国经济发展模式，基本上沿袭传统的大量消耗资源的数量粗放经营型低层次方式。经济增长速度主要依靠增加资源、能源、资金的投入来推动，经济发展在总体上没有改变高投入、高消耗、低效益的局面。2004年，国家统计局统计科学研究所通过大量的对比分析表明：以2001年为例，我国单位产出能耗比单位产出能耗较高的美国高出2.3倍，比单位产出能耗较低的日本高出5.1倍，比韩国、马来西亚、泰国、巴西等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高出58%。钢铁消耗代表了一个国家的资源消耗水平，我国单位产出的钢铁消耗是美国等发达国家的9倍，是印度、巴西、俄罗斯等国家的两倍以上。2003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不到世界的5%，但煤炭消耗约占世界的30%，电力消耗占13%左右，钢材消耗占25%，水泥约占50%。用科学发展观引导消费方式的变革
“十一五”期间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十一五”规划明确指出，“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把经济社会发展切实转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而消费模式的转变是发展模式的主要内容之一，没有科学消费观的支持，科学的发展观也不可能彻底和牢固树立起来。因此，要实现科学发展模式必须进行相应的消费方式变革。
树立适度消费的理念。适度消费是指在满足生活需要范围之内，不过度地欲求。现代经济学把物质消费分为满足需要的消费和满足欲求的消费，“需要”是人们为了生活必须消费的东西，而“欲求”则是在需要之外，由追求心理上各种满足（如追求地位上的优越感、满足感、嫉妒、攀比和炫耀等等）而形成的一种需求。需要是有限的、相对稳定的；而欲求则是无限的。满足需要的消费是一切社会共同具有的，而满足欲求的消费则是工业社会所独有的。“欲求消费”在本质上是一种“异化消费”，它使消费与“需要”、“使用价值”相背离，过度地去追求不必要的欲求满足，势必造成巨大的浪费。对于普通人来说，适度消费由支付能力决定，超过支付能力的超前消费和过度积累的滞后消费都不可取。
培养“文化人”，用先进文化引导消费。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文化教育是第一消费力。要充分发挥第一生产力和第一消费力的作用，提高全民的政治思想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从根本上体现以人为本。而文化是发展的摇篮，用先进文化来引导消费活动，丰富消费生活的文化内涵，使人们物质需要不断得到满足，精神文化生活更加充实，从而使人的本质力量不断发展和提升，使人成为具有丰富文化内涵的“文化人”。这样，就可以不断提高消费中的科技含量和文化含量，促进人的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促进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生态文化的发展，促进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协调。
实行循环消费。这就要求消费品生产所需资源是可再生的，使用不可再生资源生产的消费品应能够循环利用。这种消费理念是由美国经济学家K•波尔丁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来的，意旨在人、自然资源和科学技术的大系统内，在资源收入、企业生产、产品消费及其废弃品的全过程中，把传统的依赖资源消耗的线形增长经济转变为依靠生态型资源循环来发展经济，努力做到在消费的同时就考虑到废弃物的资源化，以及坚持消费代际公正与代内公正的行为准则：当代人的发展及其需求满足不能以牺牲后代人或者同代人中一部分人的利益为代价。
消费方式与社会经济发展的检视
生存消费方式与传统农业经济社会
生存消费方式的诠释。生存消费方式是指为了维持家庭成员生命的延续和满足家庭成员生理需要的基本消费方式。满足生存需要的家庭消费过程包括满足生命的生产和生命的再生产需要两个方面，具体表现为人的生理需要。生存消费可分为简单的生存消费和扩大的生存消费。前者是指家庭已有人口生命再生产的消费（补偿），后者则是指满足家庭新增人口生命的需要和生命生产与再生产质量提升的需要，其消费对象伴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具有很大的相对性。
传统农业经济作为一种处于长期均衡状态的特殊类型的经济，是完全以农民世代使用的各种生产要素的相对静态的经济，它的经济结构则由特定传统要素（土地、劳动、生产工具和技术等）组合成的一个有机结构体系，它包括土地所有制结构、农业种植结构、农产品加工贸易结构等。它具有技术状况长期大致保持不变和把生产要素作为收入来源的特点。但是，传统农业的农民是理性的，对生产要素的配置是有效率的（舒尔茨）。因此在传统农业经济社会，人们的消费是为了满足基本的需要——吃、穿、住等，是一种较低层次的需求。
现代消费方式与市场经济
在市场经济社会，现代的消费方式是主要指工业社会的消费方式，它与农业社会“生存型”的消费方式不同。人的需要不仅是量的增加而且发生了质的变化，即由基本型需要发展到享受型需要。市场经济不仅造就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且使人的个体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目标是利润最大化，一方面，要扩大现有消费量，把现有的消费推广到更大的范围：另一方面，要生产出新的需要，发现和创造出新的使用价值。这样，就必然大规模地深入探索整个自然界，以便不断发现自然物的新属性以及加工自然物的新方式，以不断开发和满足社会的新需要。
特别是二战以后，美国和其他工业化国家在凯恩斯消费主义理论的主导下，“大量投入、大量生产、大量消费”不断循环。这样，一方面，使发达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步入了新的持续增长时期，物质消费水平达到了惊人的高度。另一方面，生活中巨大的浪费和高度的物质消费导致资源耗竭、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例如，用过即扔的"一次性"消费商品和过分包装的商品，既浪费了大量资源又造成大量生活垃圾。据统计，在美国，仅用于食品的包装就达到城市固体废弃物的1/5，人均达130千克。同时，目前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推进工业化进程中，效仿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及其派生的消费方式，使得过度消费方式向全球扩展。
由于工业社会的发展模式是单纯追求经济增长，刺激消费成了必不可少的手段。在市场经济社会中，生产经营者为了在生产中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不断地推出超越人们"当前需要"的新产品，即创造一种新的消费时尚，使它最终扩展为整个社会生活的价值尺度，成为衡量人生价值的尺度之一。可见，现有的消费方式源于现有的发展模式，单纯追求经济增长必然产生过度的消费方式。
倡导资源节约型消费。节约型消费是尽可能少地消耗资源，保证全社会有较高的福利水平的科学合理的消费观念。首先，这里的“节约”与其传统意义有根本的区别：节约并不是吝啬，不是该花的钱不花，而是花尽可能少的钱获取更大的效益。节约不是过苦日子，消费不是铺张浪费，要科学、适度地消费。消费既要量入为出、量力而行，又要以人为本、扩大消费、公平消费。消费不是浪费，节约型消费要避免浪费。消费是必需的，但要绿色消费、环保消费。其次，这里的“节约”并不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节约。它是按科学发展观反映节约型社会的要求：人们在科学、合理、有效地消费后，应当而且必定将目光和富余的资源投向许多新的、陌生的消费领域，不断延伸出新型的消费种类，从而真正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
一般来说，节约有三个层面：决策政策层面、技术支持层面和资源使用层面。不同的层面，内容各不相同，又互相联系，甚至相互制约。三者协调，节约的内涵才能完整，节约的效用才能更大。因此，推行节约型消费需要全社会力量的参与：通过政府消费、政府购买等方式，优先选用绿色产品、再生产品，制止资源过度消耗和奢侈消费的现象，为人们的日常消费作示范和引导；在消费领域全面推广和普及节约技术，鼓励消费能源资源节约型产品，倡导社会循环式消费，努力实现废弃物资源化、减量化、无害化，逐步形成节约型消费方式；大力加强消费教育，动员全社会力量广泛开展多种形式的能源资源节约活动，努力营造建设节约型社会的良好氛围。
随着全面小康社会的到来，人类的需求由物质到精神，由商品到服务，由有形到无形的不断提升，要用科学发展的消费理念引导消费方式的变革，在全社会逐步形成文明、节约、与国情相适应的消费方式，使之既符合人的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又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进步。
内容摘要：本文从消费方式的变化与经济社会的发展入手，分析了现有的经济发展模式如何产生现有的消费方式，导致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不协调。因此，要用科学发展的消费理念引导消费方式的变革，促进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
[关键词] 和谐社会 经济发展 良性互动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物质财富极其丰富，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从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出发而提出的一项重大历史性任务。和谐社会，最核心的问题是人和社会以及人和自然的和谐。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最根本的目的是贯彻科学发展观，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而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又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一、问题的提出
当前我国的经济社会既处在高速发展的黄金时期，又处在一个各种矛盾开始凸显的转型时期。经过20多年的改革发展，我国经济建设取得显著成就，GDP总量增长了10倍，年平均发展速度为9.4％，成为世界上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综合国力大大增强，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但是由于我国的基本国情所决定，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人均GDP和收入水平尚有很大差距，现有经济发展能力与水平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还不相适应，社会上还存在因为经济原因导致的诸多不和谐现象。比如，卫生经费、教育经费、环境保护经费等支出太少的根本原因就是经济没有发展上去；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步伐加快，农村大量富余劳动力向非农领域转移，劳动就业压力越来越大；实现经济较快增长的同时，也消耗和浪费了大量能源资源，给环境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同时，社会上已经出现的一些不和谐的因素，如城乡、地区差距扩大、收入分配不均、违法征地、拆迁等，如果不立即加以重视和解决，将会影响到我国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最大阻力，甚至威胁着我国的改革稳定大局以及发展成果的取得和享有。因此，厘清经济发展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关系，建立二者的协调互动机制，对于我国来说是一件关系改革兴衰成败的头等大事。
二、经济发展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前提和基础
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表明，物质财富的匮乏以及因此导致的生活贫困，是造成社会发展不和谐的根本原因。反过来讲，一个物质财富极其贫乏的社会，我们很难奢望其是一个和谐相处的社会。正如马克思曾经指出的，生产力的这种发展之所以是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还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夺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要实现以人为本、协调发展、充满活力而又稳定有序的社会。社会的发展首先决定于经济的发展，经济的发展是推动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物质财富的生产和发展既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又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首要前提，物质基础来源于经济发展，离开经济发展，和谐社会就等于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从根本上取决于经济发展的总体进程。在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发展进程中，要防止因强调各方面的全面发展，而忽视了经济发展在社会发展中的基础地位。“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历史的发展规律，经济的和谐发展是构建和谐社会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因此，要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必须有坚实的物质基础。经济健康发展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只有经济全面、健康、持续的发展，才能使社会各方面协调发展，促进和谐社会构建。这也正是恩格斯所说的，未来社会主义社会首先就是要“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实的物质生活”。经济增长不仅奠定了和谐社会必要的物质基础，还提升人们的道德观念，这为和谐社会构建提供了社会基础。和谐社会的构建人人有责，取决于全体公民的自觉行动，每个公民都应自觉遵守国家宪法和法律，积极践行基本道德规范，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
要实现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协调发展，必须转换传统经济发展观念，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统筹兼顾地区、城乡、内外、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等五个方面，促进经济全面、持续发展。在主要政策上，必须认真实施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培养创新型科技人才。在此基础上，大力提高我国自主创新能力，要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首要推动力量，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作为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国家竞争力的中心环节。要大幅度提高我国的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水平，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力争用尽可能少的资源消耗，创造出尽可能多的社会增加值，来缓解和解决我国经济增长目标与资源环境条件严重不协调的问题。
三、和谐社会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
和谐社会必须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发展基础上，但不意味着社会和谐完全依赖于经济的发展。一些物质财富已经极为丰富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以及西亚石油输出国国内的混乱局面就是一个很好的反面典型例证。因此，诸如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自然就能够实现社会和谐,或者说必须等到足够发展时才能构建和谐社会等观点是完全没有科学依据的。经济发展只是为和谐创造条件,但不等于甚至不意味着社会和谐。对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我国来说，不仅要把和谐社会理解为追求的社会理想,而且要认识到它同时是经济发展的根本保证,我们要通过建立和谐的社会环境和经济机制推动经济发展。随着我国经济总量的增加，经济发展模式以及目标发生改变，从最大限度地增加供给转向更大程度地满足需求，这客观上要求实现各尽所能，各得其所的协调发展。
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取得较大发展，但是，诸如收入差距过大、城乡区域发展失衡、环境污染严重、就业难等问题严重威胁、制约着我国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所以,要想继续保持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协调发展,必须着手解决经济社会中的不和谐问题,想方设法协调各种社会矛盾,平衡利益关系,使社会绝大多数成员普遍地享受发展的成果,愉快地创造和生活,共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和谐社会包括社会关系的和谐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两个方面，因此，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有针对性地构建社会各个层面的和谐，努力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具体来说，在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必须大力促进城乡结构、区域结构、社会阶层结构、就业结构等方面的改革，协调各方利益，减少摩擦，增强社会凝聚力，以此推动经济建设更快更好发展，从而实现和谐社会与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
四、构建和谐社会与经济发展关系中必须注意的问题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速发展经济过程中，在综合平衡、协调各种矛盾同时，应重点解决当前矛盾最为突出、影响最大问题，具体讲，我们必须重点处理好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过去我们一直强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使得不少利益群体为了整体经济的发展，做出了牺牲或让步，但是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必须重新定位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十七大”做出了重大战略思想调整，即将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过渡到“效率、公平统筹兼顾”的阶段。可以说，这种调整是党和政府及时顺应经济社会的发展潮流，满足人民群众改革呼声的战略性举措，必将对我国的经济发展以及社会和谐产生重大积极影响。人的发展和人类福利才是目的，发展的最高价值标准就是公平与公正。因此，在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必须协调、处理好各种社会关系，公平、公正地对待各种合理的诉求，尤其要使弱势群体受到保护，并有机会享受更多的社会福利。
第二，缩小收入差距。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以人为本的社会,落脚点在于使全体人民共享社会进步成果。分配公平催人奋进,拼搏向上,分配不公则可能引起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针对当前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趋势，必须采取措施均衡利益分配。具体讲：首先,加大政府调节力度,以社会公平作为政策导向，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制定和贯彻各项方针政策的着眼点,正确兼顾社会不同群体人民的根本利益,加大政府调节再分配的政策力度,合理调整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尤其注意农村和城市弱势群体的利益,使他们能够分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其次,建立一个公平合理的社会保障体系网，加强立法保障,使社会保障制度法律化、规范化,让所有城乡居民都成为保障的对象,努力扩大社会保险的覆盖面,特别关注低收入群体、困难群体的生活和生产,使全体社会成员都能享受到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实惠。
第三，积极解决“三农”问题。由于受地域条件以及国家政策的影响，“三农”问题在我国一直较为突出，尤其是近年来，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部分处于城市边缘地带的郊区镇、村逐步被划入城市市区管理，农民变为市民，一些人正逐渐变为城市贫民，使得“三农”问题更趋复杂。我国的农民占人口的绝大部分，因此，农民的增收，农村的发展最终决定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成效，必须予以重视。笔者认为，对于当前因为城市扩张而引发的新型“三农”问题，解决的关键就在于正确认识发展与和谐社会的关系，实现社会和谐与发展的协调，在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基础上逐步推进城市化，适当控制城市化进程与规模，防止失地农民规模进一步扩大。而解决传统的“三农”是一个浩大的工程，目前实际情况决定了其不能一蹴而就，应对之综合分析，根据问题的轻重缓急分阶段采取措施予以缓解和解决，尤其要重视当前较为突出的农民工医疗保障问题、拖欠工资、农民工子女入学难等问题。
第四，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循环经济是一种大力倡导人与自然和谐的经济发展模式，发展循环经济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尽管过去我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但是经济增长方式是粗放型的，消耗了大量的自然资源，自然环境、自然生态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可以说，我国经济发展的成就相当部分是通过透支生态环境取得的，如不尽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缓解人与自然资源的紧张关系，经济的发展必定是有限度并要为之付出惨痛代价。因此，必须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的协调。实践中，各级政府要把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与要求，纳入到发展循环经济的战略规划中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统筹城乡区域协调发展；规范发展循环经济的政策体系、建立完善相关制度法规、评价指标以及技术措施等，最终建立一条生态环境不断得到改善,资源利用率显著提高,人与自然关系更加和谐的经济发展道路。
第五，转变政府职能。受传统全能型政府管理体制的影响，我国政府对经济社会干预过多，严重制约了社会、市场主体的创新性，抑制了改革发展的动力。当前，必须积极推进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加快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职能转变。政府在继续维护社会公平公正，提供公共服务和产品，满足人民群众需要的同时，加大对第三部门的培育力度，发挥各种社会组织的协调作用，实行有步骤的职能转移和职能委托，减少政府对市场机制、微观主体的直接干预，创造一个有利于各个市场主体平等竞争的环境。只有充分调动政府、社会组织以及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建立良好的沟通、协调机制，才能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加速经济发展的同时，减少和消除各种障碍，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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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数据类型和来源社会经济统计数据（废污水排放量）来自海河流域涉及的张家口、廊坊、保定等25个地级市以及北京、天津两个直辖市1985-2009年统计年鉴，其中人口数据包括总人口、非农业人口，宏观经济数据包括GDP、三次产业产值，废污水排放量包括生活污水、工业废水排放量。土地利用类型数据由海河流域1985年、2005年遥感影像解译获得，土地利用分类参照《土地利用现状分类》（GB/T21010-2007），并根据实际需要进行必要调整，将流域土地类型划分为林地、草地、农田等11类。水文、水质数据由海河水利委员会提供，包含88个站点2005年逐月监测的CODMn、NH3-N、TN、TP、Pb、Hg等水质指标。监测站点分布于海河流九大水系，覆盖了海河流域主要河流，具置见图1。
1.2数据处理方法
1.2.1经济和人口变化表征将流域范围内所有县级行政单位统计数据加和得到流域人口和经济，分析人口及经济变化趋势。将各区县工业产值及城市用地比例导入ARCGIS9.3，结合区县面积，计算工业产值密度和城市用地密度，分析流域范围工业生产强度及城市用地空间分布特征和演变过程。
1.2.2土地利用动态度计算在ARCGIS9.3支持下，对流域土地利用矢量文件进行分析。通过土地类型所占比例确定流域土地类型结构，采用单一土地利用类型动态度模型（王秀兰等，1999）分析1980年至2005年土地类型数量变化。模型计算如式。式中，K为研究时段内某一土地利用类型动态度；Ua、Ub研究初期和研究末期某一种土地利用类型的数量。
1.2.3水资源利用强度计算水资源利用强度表征土地类型变化对流域水环境影响。水资源利用强度计算如式。式中，P为某一土地利用类型水资源利用强度，∑Qi为该土地类型所有水资源利用量之和，S为土地类型面积。
1.2.4统计分析方法对流域主要城市废污水排放量变化和经济人口增长进行相关分析，明确经济和人口增长流域水环境影响；基于主成分及多元回归统计方法，综合分析经济社会指标对河流水体污染物影响程度。由于河流监测断面水质状况是上游范围内社会经济活动累计作用结果（Shoemaker，1994），水质数据需要同累计社会经济指标对应。同时，上游不同区域对监测断面影响因监测点距离扩大而减弱，采用（Kingetal.，2005）距离权重求和方法计算监测断面对应的累计社会经济指标。
2结果与讨论(ResultsandDiscussion)
2.1人口和经济产值与废污水排放规模海河流域经济产值和人口数量都有明显增长，二、三产业增长速度明显高于第一产业，非农业人口增长明显快于农业人口增长（图2）。1985～2007年，第一产业产值由204亿元增长到2565亿元，第二产业产值由478亿元增长到1.55万亿元，第三产产值由246亿元增长到1.51万亿元。流域三次产业结构显著变化，二、三产业年均增长率明显高于第一产业，第一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比例逐渐缩小。1994年到2007年，第一产业所占比例由21%下降到9%，第二产业维持在46%左右，第三产业由32%增长到45%。流域非农业人口由1985年的1890万增长到2007年的4620万，非农业人口由1985年的6270万增长到2007年的8400万。从变化趋势上看，农业人口在20世纪80年代末出现大规模增长，但90年代中期农业人口进入平台期；非农业人口一直呈现增长趋势，增长速度明显高于农业人口。流域工业产值密度发生了很大变化，近二十年来工业生产强度大幅提高，工业生产聚集区明显增加（图3）。1988年流域工业生产活动主要集中在京津地区，其中北京工业产值密度最高，最高6万元km-2左右，其它地区处于相对较低水平。2005年流域主要工业区域已经由京津地区扩大到京津唐地区，该区域工业产值最高达到14万元km-2，且北京、天津及唐山形成大规模工业聚集区。另外，河北石家庄和山东聊城-德州区域出现小规模工业聚集区，其中石家庄地区工业产值密度最高超过10万元km-2，聊城-德州最高达到7万元km-2。总体上，流域工业生产强度呈现出明显增强趋势。水排放量由1985年的3.3亿t增加到2007年的23.9亿t，城市生活污水排放量由1985年的8.3亿t增加到2007年的25.9亿t。流域工业产值及人口数量与废污水排放规模具有明显关联性（图4C，D）。北京、天津、石家庄和唐山工业产值较高，其工业废水排放量也显著高于其它城市，工业废水排放量与工业产值之间相关性显著（p<0.01），复相关系数超过50%（R2=0.51）。生活污水排放量与非农业人口数量之间相关性更加显著（p<0.001），复相关系数高达97%。流域工业发展和人口扩张造成废污水排放量增加，已经成为河流水质恶化的直接驱动力。
2.2土地利用变化与河流水资源利用随着人口快速扩张和经济的高速发展，流域城市用地明显扩张。流域土地利用动态度（表1）显示，1980年至2005年，林地、草地和农田变化不大，荒漠面积有一定比例减少；城市用地和农村聚落分别增长85%和19%；湿地面积变化不大，但不同类型湿地变化明显，其中沼泽和河湖滩地减少12%，近海湿地和内陆水体分别增加121%和12%。主要水系土地利用变化程度存在较大差异，城市用地在北三河水系增长比例最高，其次为永定河水系及大清河水系；农村聚落增长主要分布在子牙河和黑龙港运东水系，增长比例超过30%；近海湿地大清河水系增长7倍，黑龙港运东水系增长79%，而滦河及徒骇马颊河水系均呈现出减少态势；黑龙港运东、海河干流及大清河水系河湖滩地较大比例减少，其它水系变化幅度不大；盐田在大清河水系增加10倍以上，而其它水系变化相对较小。城市扩张是流域土地利用变化最显著特征，近几十年来流域城市用地规模扩大，城市群数量显著增加（图5）。1980年，城市用地主要集中在北京、天津和唐山地区，且城市核心相对孤立，其它地区城市用地仅零星分布，不成规模。2005年城市用地面积比例明显提高，以北京、天津和唐山为核心的城市群逐步形成，其中北京主城区城市用地比例50%以上，天津和唐山主城区城市用地比例在20%～50%；保定-石家庄、邯郸-安阳-焦作以及聊城-德州等地区都形成了小规模城市聚集区，城市用地扩张趋势明显。土地利用变化改变水资源利用方式，尤其是城市用地扩张造成流域水资源开发利强度加剧。2005年流域农村聚落总面积1.3万km2，用水量24.6亿m3，农田面积16万km2，城市用地面积7687km2。结合用水总量，流域农村聚落和农田水资源利用强度在17万m3km-2左右，城市用地水资源利用强度为116万m3km-2，是农田和农村聚落的6倍以上。农业用水代表第一产业用水情况，工业用水和城镇生活用水分别代表第二和第三产业用水情况。根据海河流域三次产业发展趋势，用水强度大的二、三产业规模不断扩张，流域水资源开发利用结构发生显著变化。尤其在城市用地高度集中的京津地区，城市用水的集聚效应非常显著。高强度水资源利用一方面造成河流径流量减少，同时形成大量废污水排放，造成河流污径比过高。流域平原河流平均污径比由1980年的0.25上升到2007年0.37，北京地区河流污径比甚至超过2。流域自然径流匮乏改变河流水文节律和水化学过程，降低河流自净缓冲能力，对河流水环境造成极大冲击。
2.3经济社会发展与河流水质统计关联流域影响河流水质因素分解为农村、城市和自然三个方面。表3为社会经济指标因子分析结果，提取有效因子3个，原始变量比例合计81.3%。根据因子荷载矩阵，因子1载荷主要分布在农业人口、第一产业产值、农业总产值、化肥施用量、农村聚落面积等指标，表征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因子变量2载荷组要分布在非农业人口、第二产业产值、第三产业产值、城市用地面积等指标上，表征流域城市化发展过程；因子变量3在林地面积、草地面积、河湖滩地面积等指标上载荷系数较高，表征自然属性强弱程度。城市化过程和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对河流水体污染物有显著影响。以三个因子变量因子得分（SPSS计算）作为自变量，水质数据作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4。复相关系数显示，水质指标回归结果均在p<0.01水平显著。从因子变量标准化回归系数看，CODMn与因子1显著正相关（p<0.01），氨氮、总氮与因子1和因子2均显著正相关（氨氮p<0.05，总氮p<0.01），总磷、汞和铅仅与因子2显著相关，铅显著水平（p<0.01）高于总磷和汞（p<0.01）。总体而言，因子1和因子2与污染物都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说明流域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城市化过程使得河流水体污染物浓度水平提高，是流域水环境质量恶化的主要驱动因素。
3结论(Conclusion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