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9-24 10:50:27
序论：在您撰写旅游文化感知时，参考他人的优秀作品可以开阔视野，小编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这些建议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热情，引导您走向新的创作高度。
关键词：旅游文化;影响;三亚
旅游的社会文化影响是旅游者与东道主日渐接触产生的各种特定社会关系的结果。旅游活动中，不同文化背景的旅游者交融碰撞，必将对旅游客源地和旅游目的地的生活方式、民风民俗和价值观念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其中尤以外地旅游者对旅游目的地的居民产生的冲击最大、影响最为深远。旅游目的地居民对自身居住空间范围内旅游业发展过程中的主客关系、人地关系及文化环境改变产生的主观认知，就是旅游地居民旅游文化感知，旅游因其复杂本质，对目的地文化的影响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对于旅游目的地多数居民而言，旅游发展对于当地文化的积极效应有目共睹，基础服务和公共服务的不断完善，本土传统文化的修复、关注和保护，生活方式和选择的多元化。与此同时，负面效应也随之而来，犯罪率的增加，赌博、的侵入，社会道德和自我认知的悄然变化……因旅游产生的正反两面的复杂影响，既可以彰显、巩固原有的文化认同，也可能打破原有的认同心理，逐步模糊旅游地的标签和特色。旅游地居民对文化的感知结果因旅游发展阶段、居民个体差异而各不相同，不同的文化感知决定其对旅游发展的态度。三亚作为我国海岛型旅游度假目的地的典型城市，凭借独特的自然条件、优良的滨海旅游资源和悠久浓郁的民族风情已经发展成为我国的旅游重镇，在海岛型旅游城市，居民既是社会经济活动的主体，也是社会文化的主要载体，因此，考察三亚居民对旅游的文化感知，要以社区居民为核心，构建居民、旅游业和社会文化三者的关系。
1调查分析
本文以三亚实地问卷调查的方式进行样本分析，在三亚市主要社区和主要景区发放问卷300份，回收279份，有效率93%，问卷包括两部分内容，第一部分为问卷调查者的主要社会文化特征(表1所示)，第二部分为三亚市居民对发展旅游的态度评估，以此作为一手资料分析本地居民对发展旅游的感知及影响因素。由表1可知，从年龄构成上看，问卷调查者遍布各个年龄阶层，但以中青年阶层为主，年龄主要集中在18～45岁，占整个调查问卷总人数的77.4%，这一群体属于当前社会的主流人群，了解海南旅游发展情况并参与到海南旅游发展的过程中来，基本可以代表主流群体的看法和认知；从教育构成上看，初中高中文凭达到79.6%，占受访人数的绝大部分，说明本地教育水平还处于相对落后的阶段；从职业分布上，涵盖社会上多数主流职业，其中尤以从事服务业人员和农牧民比例最高，这也体现出海南旅游大省和农业为主的特点；从收入情况看，2000～2999元群体占比最大，其次为3000～4999元和2000～2999元，这三部分收入构成占整个调查人数的92.8%，由此可见，三亚居民的收入整体仍处于偏低的状态。本调查运用里克特量表的使用方法，将调查表的每一子项分成五级评分项，针对认同程度，在1～5分之间打分，1表示极不赞成，5表示非常赞同，最后将问卷结果汇总并计算每一项的最终平均分，即为均值。若等级评分值为1～2.4分表示反对，2.5～3.4分表示中立，3.5～5分则表示赞同。在积极影响感知的10项因子中，均值都在3.5分以上。其中在提高本地知名度、学习外来文化、保护文化传统、促进观念进步和提升自豪感等方面的感知强烈，大多数居民予以肯定，均值在3.6分以上，这体现出旅游开发对于丰富居民社区文化内容并吸纳外来文化方面的积极贡献。负面感知的5项因子中，居民普遍持中立态度，旅游发展带来的信任度降低以及引发不良社会现象两个子项里，均值在3.2分以上；对于旅游导致的本土语言流失、传统民俗受到冲击、服饰的改变和信仰的淡化等方面，均值在2.9分以上，可见居民对此感知并不十分强烈，但对于这些消极影响，居民之间存在一定的感知差异，所以对于持负面感知的居民，也应予以足够重视。在外来文化的强势冲击下，旅游地居民对外来文化会产生或多或少的认同心理。但总体而言，三亚居民对旅游的感知是积极正面的，且正面感知明显强于负面感知。具体来说，居民对旅游正面社会文化影响感知强烈且较为认同，而对负面影响的感知明显不一。究其原因，不同群体的感知结果受到旅游地经济发展的阶段、居民个体的文化背景等许多因素的影响，是各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2情况分析
分析居民对旅游文化影响的感知，其受各种影响因素的共同作用，Harrill把居民旅游影响感知的因素划分为个人特征因素、空间因素与社会经济因素。具体到文化影响上，结合三亚实际情况，可以从旅游地发展阶段、个人特征因素和居民与旅游相关度三个层面进行分析。首先，旅游地发展阶段是影响旅游文化感知的要素之一，不同的旅游发展阶段居民群体的感知迥然不同。根据巴特勒提出的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将旅游地的发展演化分为起步、发展、稳固、停滞、衰落或复兴六个阶段。基于这一理论可知，三亚旅游起步较早，开发水平较高，对旅游相关产业的带动作用明显，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三亚本地经济基础薄弱的局面，旅游产业处于稳固期，经过旅游起步期和发展期的磨合和市场的逐步成熟，旅游的文化效应开始凸显，大量游客的探访越来越深刻的影响到居民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旅游者与旅游地居民的关系成为主要矛盾，主客文化关系处理得当旅游的正面文化效应明显，如果游客和居民的矛盾激化则会引发一系列的社会文化问题。三亚在旅游发展进程中能够兼顾景点建设和社会文化发展，较少出现激烈的文化冲突。其次，居民的个人特征对其旅游文化感知也起到重要作用。旅游文化感知的结果因受访群体的年龄、教育程度、职业和收入等个体情况的差异而有所不同，18岁以下和19~25岁年龄层的人群正处于世界观和价值观形成期，对外来事物抱有强烈的好奇心和探索欲，易受到外界各种因素的干扰，对外来社会文化的传入较为敏感；26~35岁、36~45岁是社会的中坚力量，看待问题更趋于理性，看待文化的传入和发展的角度相对客观；50~60岁的居民对社会文化影响的感知最强。教育上，居民受教育程度越高，对社会文化正面感知越强烈，从问卷样本可知，海南的整体教育水平相对落后。收入水平的差别也影响旅游感知的结果，收入水平越高，对正面感知越强烈。最后，居民与旅游产业相关度也会影响旅游文化感知的结果。居民与旅游业的相关程度如参与程度、对旅游产业熟知程度、与旅游者接触频率、与旅游地居住距离、依赖旅游程度等与居民的旅游影响感知及态度有很大相关性。章锦河认为直接从事旅游行业的居民对旅游的正面感知强于那些间接从事旅游业和从事其它行业的居民。同时，距离旅游中心越近的居民对旅游的支持态度越明显，实质体现的是经济利益分配不均对居民态度和决策的影响，距离旅游中心越近，从旅游行业中获益越大，支持态度也更加明显。无法与旅游产业直接接触的居民群体难以获得直接效益却承担同等的社会成本和环境成本，导致正面文化感知弱化。
3结语
旅游地居民是旅游地重要的建设者和旅游行为的参与者，其对文化的感知关乎旅游地整体发展的成败，如何在强化本地传统文化认同和吸纳外来文化间找到平衡，是旅游经营者要考虑的重要问题。三亚市作为我国海岛旅游的热门目的地之一，取得本地社区居民的包容态度和积极配合是十分必要的。基于本文问卷调查的结论，在今后的旅游发展中应更加注重居民的文化感知并分析影响因素，在实际旅游决策中寻求居民和游客协调发展的模式，将负面感知降到最低，促进地方文化的保护和平稳发展，使居民成为旅游发展的忠诚支持者和拥护者。
参考文献
[1]戴凡,保继刚．旅游社会影响研究——以大理古城居民学英语态度为例[J].人文地理,1996,11(02)．
[2]GeoffreyWall,AlisterMathieson.旅游:变化、影响与机遇[M].肖贵蓉,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3]HarrillR.Residentsattitudestowardtourismdevelopment:aliteraturereviewwithimplicationsfortourismplanning[J].JournalofPlanningLiterature,2004,18(03).
[4]章锦河.古村落旅游地居民旅游感知分析——以黟县西递为例[J].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2003(02).
摘要：随着经济的发展，旅游成为人们进行文化体验和文化实践的重要方式，成为影响海岛与大陆之间文化传播和扩散的重要人文因素之一。并在经济、环境和社会文化三大方面对旅游目的地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不同于经济影响可以准确计算，旅游的社会文化具有滞后性和抽象性并难以量化，无法制定出衡量影响大小的标准尺度。本文通过考察三亚居民对旅游文化影响感知及其影响因素，洞悉旅游行为对于目的地文化的深刻作用，探讨旅游地居民、旅游活动开展和文化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据此制定相应的文化保护政策和调控办法，对于探索旅游地的文化机理和旅游发展策略的实施都大有裨益。
关键词：旅游文化；影响；三亚
旅游的社会文化影响是旅游者与东道主日渐接触产生的各种特定社会关系的结果。旅游活动中，不同文化背景的旅游者交融碰撞，必将对旅游客源地和旅游目的地的生活方式、民风民俗和价值观念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其中尤以外地旅游者对旅游目的地的居民产生的冲击最大、影响最为深远。旅游目的地居民对自身居住空间范围内旅游业发展过程中的主客关系、人地关系及文化环境改变产生的主观认知，就是旅游地居民旅游文化感知，旅游因其复杂本质，对目的地文化的影响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对于旅游目的地多数居民而言，旅游发展对于当地文化的积极效应有目共睹，基础服务和公共服务的不断完善，本土传统文化的修复、关注和保护，生活方式和选择的多元化。与此同时，负面效应也随之而来，犯罪率的增加，赌博、的侵入，社会道德和自我认知的悄然变化……因旅游产生的正反两面的复杂影响，既可以彰显、巩固原有的文化认同，也可能打破原有的认同心理，逐步模糊旅游地的标签和特色。旅游地居民对文化的感知结果因旅游发展阶段、居民个体差异而各不相同，不同的文化感知决定其对旅游发展的态度。三亚作为我国海岛型旅游度假目的地的典型城市，凭借独特的自然条件、优良的滨海旅游资源和悠久浓郁的民族风情已经发展成为我国的旅游重镇，在海岛型旅游城市，居民既是社会经济活动的主体，也是社会文化的主要载体，因此，考察三亚居民对旅游的文化感知，要以社区居民为核心，构建居民、旅游业和社会文化三者的关系。
1调查分析
本文以三亚实地问卷调查的方式进行样本分析，在三亚市主要社区和主要景区发放问卷300份，回收279份，有效率93%，问卷包括两部分内容，第一部分为问卷调查者的主要社会文化特征(表1所示)，第二部分为三亚市居民对发展旅游的态度评估，以此作为一手资料分析本地居民对发展旅游的感知及影响因素。由表1可知，从年龄构成上看，问卷调查者遍布各个年龄阶层，但以中青年阶层为主，年龄主要集中在18～45岁，占整个调查问卷总人数的77.4%，这一群体属于当前社会的主流人群，了解海南旅游发展情况并参与到海南旅游发展的过程中来，基本可以代表主流群体的看法和认知；从教育构成上看，初中高中文凭达到79.6%，占受访人数的绝大部分，说明本地教育水平还处于相对落后的阶段；从职业分布上，涵盖社会上多数主流职业，其中尤以从事服务业人员和农牧民比例最高，这也体现出海南旅游大省和农业为主的特点；从收入情况看，2000～2999元群体占比最大，其次为3000～4999元和2000～2999元，这三部分收入构成占整个调查人数的92.8%，由此可见，三亚居民的收入整体仍处于偏低的状态。本调查运用里克特量表的使用方法（见表2），将调查表的每一子项分成五级评分项，针对认同程度，在1～5分之间打分，1表示极不赞成，5表示非常赞同，最后将问卷结果汇总并计算每一项的最终平均分，即为均值。
若等级评分值为1～2.4分表示反对，2.5～3.4分表示中立，3.5～5分则表示赞同。在积极影响感知的10项因子中，均值都在3.5分以上。其中在提高本地知名度、学习外来文化、保护文化传统、促进观念进步和提升自豪感等方面的感知强烈，大多数居民予以肯定，均值在3.6分以上，这体现出旅游开发对于丰富居民社区文化内容并吸纳外来文化方面的积极贡献。负面感知的5项因子中，居民普遍持中立态度，旅游发展带来的信任度降低以及引发不良社会现象两个子项里，均值在3.2分以上；对于旅游导致的本土语言流失、传统民俗受到冲击、服饰的改变和信仰的淡化等方面，均值在2.9分以上，可见居民对此感知并不十分强烈，但对于这些消极影响，居民之间存在一定的感知差异，所以对于持负面感知的居民，也应予以足够重视。在外来文化的强势冲击下，旅游地居民对外来文化会产生或多或少的认同心理。但总体而言，三亚居民对旅游的感知是积极正面的，且正面感知明显强于负面感知。具体来说，居民对旅游正面社会文化影响感知强烈且较为认同，而对负面影响的感知明显不一。究其原因，不同群体的感知结果受到旅游地经济发展的阶段、居民个体的文化背景等许多因素的影响，是各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2情况分析
分析居民对旅游文化影响的感知，其受各种影响因素的共同作用，Harrill把居民旅游影响感知的因素划分为个人特征因素、空间因素与社会经济因素。具体到文化影响上，结合三亚实际情况，可以从旅游地发展阶段、个人特征因素和居民与旅游相关度三个层面进行分析。首先，旅游地发展阶段是影响旅游文化感知的要素之一，不同的旅游发展阶段居民群体的感知迥然不同。根据巴特勒提出的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将旅游地的发展演化分为起步、发展、稳固、停滞、衰落或复兴六个阶段。基于这一理论可知，三亚旅游起步较早，开发水平较高，对旅游相关产业的带动作用明显，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三亚本地经济基础薄弱的局面，旅游产业处于稳固期，经过旅游起步期和发展期的磨合和市场的逐步成熟，旅游的文化效应开始凸显，大量游客的探访越来越深刻的影响到居民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旅游者与旅游地居民的关系成为主要矛盾，主客文化关系处理得当旅游的正面文化效应明显，如果游客和居民的矛盾激化则会引发一系列的社会文化问题。三亚在旅游发展进程中能够兼顾景点建设和社会文化发展，较少出现激烈的文化冲突。其次，居民的个人特征对其旅游文化感知也起到重要作用。
旅游文化感知的结果因受访群体的年龄、教育程度、职业和收入等个体情况的差异而有所不同，18岁以下和19~25岁年龄层的人群正处于世界观和价值观形成期，对外来事物抱有强烈的好奇心和探索欲，易受到外界各种因素的干扰，对外来社会文化的传入较为敏感；26~35岁、36~45岁是社会的中坚力量，看待问题更趋于理性，看待文化的传入和发展的角度相对客观；50~60岁的居民对社会文化影响的感知最强。教育上，居民受教育程度越高，对社会文化正面感知越强烈，从问卷样本可知，海南的整体教育水平相对落后。收入水平的差别也影响旅游感知的结果，收入水平越高，对正面感知越强烈。最后，居民与旅游产业相关度也会影响旅游文化感知的结果。居民与旅游业的相关程度如参与程度、对旅游产业熟知程度、与旅游者接触频率、与旅游地居住距离、依赖旅游程度等与居民的旅游影响感知及态度有很大相关性。章锦河认为直接从事旅游行业的居民对旅游的正面感知强于那些间接从事旅游业和从事其它行业的居民。同时，距离旅游中心越近的居民对旅游的支持态度越明显，实质体现的是经济利益分配不均对居民态度和决策的影响，距离旅游中心越近，从旅游行业中获益越大，支持态度也更加明显。无法与旅游产业直接接触的居民群体难以获得直接效益却承担同等的社会成本和环境成本，导致正面文化感知弱化。
3结语
旅游地居民是旅游地重要的建设者和旅游行为的参与者，其对文化的感知关乎旅游地整体发展的成败，如何在强化本地传统文化认同和吸纳外来文化间找到平衡，是旅游经营者要考虑的重要问题。三亚市作为我国海岛旅游的热门目的地之一，取得本地社区居民的包容态度和积极配合是十分必要的。基于本文问卷调查的结论，在今后的旅游发展中应更加注重居民的文化感知并分析影响因素，在实际旅游决策中寻求居民和游客协调发展的模式，将负面感知降到最低，促进地方文化的保护和平稳发展，使居民成为旅游发展的忠诚支持者和拥护者。
参考文献
[1]戴凡,保继刚．旅游社会影响研究——以大理古城居民学英语态度为例[J].人文地理,1996,11(02)．
[2]GeoffreyWall,AlisterMathieson.旅游:变化、影响与机遇[M].肖贵蓉,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4]章锦河.古村落旅游地居民旅游感知分析——以黟县西递为例[J].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2003(02).
关键词：三亚；旅游；居民感知；分析
一、导言
“旅游的社会文化影响是旅游者与旅游目的地居民在旅游活动过程中产生”的各种特定社会关系的结果②。旅游行为的发生势必导致来自不同地域、不同群体和不同背景的旅游者相互交流、影响，进而带来文化的冲突和融合，文化冲突本身就意味着文化的融合，互不关联的社会文化之间自然也就无所谓冲突和矛盾了。所以，这种地域差异和群体差异必将对旅游客源地和旅游目的地的生活方式、民风民俗和价值观念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目的地居民化感知主要体现在本土文化的保存现状、基础服务和公共服务的能力、生活方式的选择、价值观念的变化等几大方面。对于旅游目的地大部分居民而言，旅游发展对于当地文化的积极效应显而易见，基础服务和公共服务的不断完善，传统文化受到更多的关注和保护，生活方式的多样化和选择的多元化等。与此同时，负面效应也随之而来，原有的生活节奏被旅游者扰乱，犯罪、赌博和的侵入，社会道德、价值观念和自我认知的悄然变化等等。因旅游产生的正反两面的复杂影响，既可以彰显并巩固原有的文化认同，也可能打破原有的认同心理，逐步模糊旅游地的标签和特色。旅游地居民对文化的感知因旅游发展阶段、居民个体差异而各不相同，不能一概而论，不同的文化感知决定其对旅游发展的态度。三亚作为我国旅游发展的前沿重镇和海岛型旅游度假目的地的典型城市，凭借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优良的滨海旅游资源和古老浓郁的黎苗风情一直在滨海旅游城市中占据重要席位。居民既是社会经济活动的主体，也是社会文化的主要载体。因此，考察三亚居民对旅游的社会文化感知，要以社区居民为核心，构建居民、旅游业和社会文化三者的关系。
二、调查与分析
作者分别于2016年6月11日、12日和7月9日在三亚进行实地问卷调查，这一时间段外地旅游者人数较少，可以有效减少调查问卷的误差。在三亚市主要居民区（临春社区、儋州社区、商品街社区、金鸡岭社区）和社区居民集中休闲区域（解放路步行街、三亚湾、海月广场）发放问卷300份，回收279份，有效率93%，问卷包括两部分内容，第一部分为问卷调查者的主要社会文化特征（表1所示），第二部分为三亚市居民对发展旅游的态度评估，以此作为一手资料分析本地居民对发展旅游的感知及影响因素。由表1可知，从年龄构成上看，问卷调查者遍布各个年龄阶层，但以中青年阶层为主，年龄主要集中在18岁～45岁，占整个调查问卷总人数的77.4%，这一群体属于当前社会的主流人群，了解海南旅游发展情况，也是海南经济发展的积极参与者，基本可以代表主流群体的看法和认知。从教育构成上看，初中高中文凭达到79.6%，占受访人数的绝大部分，相较于国内多数地区，本地教育水平比较落后。从职业分布上，涵盖社会上多数主流职业，以从事服务业人口和农牧民比例最高，符合海南旅游大省和农业为主的特色。从收入情况看，2000元～2999元群体占比最大，其次为3000元～4999元和2000元以下，这三部分收入构成占整个调查人数的92.8%，由此可见，三亚居民的收入整体仍处于偏低的状态。
三、相互影响和作用
居民对旅游文化影响的感知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Harrill认为，“把居民旅游影响感知的影响因素划分为个人特征因素、空间因素与社会经济因素③。”具体到文化影响上，结合三亚实际情况，可以从旅游地发展阶段、个人特征因素和居民与旅游相关度三个层面进行分析。首先，旅游地发展阶段是影响旅游文化感知的要素之一。三亚旅游发展处在巩固期，旅游地知名度越来越大，游客数量居高不下，经过旅游起步期和发展期的磨合和市场的逐步成熟，旅游的文化效应开始凸显，大量游客的探访越来越深刻地影响到居民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旅游者与旅游地居民的关系成为主要矛盾，主客文化关系处理得当，则旅游的正面文化效应凸显，如果主客矛盾激化则会引发一系列的社会文化问题。三亚在旅游发展进程中能够兼顾景点建设和社会文化发展，文化冲突并不强烈。其次，居民的个人特征对其旅游文化感知也起到重要作用。旅游文化感知的结果因受访群体的年龄、教育程度、职业和收入等个体情况的差异而有所不同，18岁以下和19岁～25岁年龄层的人群正处于世界观和价值观塑造期，对外来事物抱有强烈的好奇心和探索欲，对外来社会文化的传入较为敏感，26岁～35岁、36岁～45岁是社会的中坚力量，看待问题趋于理性，能以更加理性客观的角度对待这一问题。教育上，教育水平与旅游感知是正相关的，从问卷样本可知，海南的整体教育水平相对落后，也这是海南居民感知的一个负面影响因子。收入水平的差别也会影响旅游感知的结果，收入越高，正面感知越强烈。最后，居民与旅游产业相关度也是影响旅游文化感知的因素之一。章锦河认为直接从事旅游行业的居民对旅游的正面感知强于那些间接从事旅游业和从事其他行业的居民④。实质体现的是经济利益分配不均对居民态度和决策的影响，距离旅游中心越近，从旅游行业中获益越大，支持态度也更加明显。无法与旅游产业直接接触的居民群体难以获得直接效益却承担同等的社会成本和环境成本，导致正面文化感知弱化⑤。就三亚而言，截至2015年底，三亚市的旅游企业已超过两千家，旅游业从业人口总规模达10.5万人，占三亚常住就业人口的21.5%⑥。由此可见，三亚居民的旅游参与度是非常高的，这也可以佐证上述结论，即与旅游产业相关度越高，旅游的正面感知就越强烈。
四、结语
旅游目的地形象(TourismDestinationImage)指人们对一个目的地的信仰、观念、印象以及期望的总和,它是目的地吸引游客的关键因素之一,是目的地形成竞争优势的最有力工具(Crompton,1979)。旅游目的地形象的构建是游客、旅游地和信息渠道相互作用的结果,是游客决策的重要影响因素。学术界和业界都开始意识到旅游目的地形象的营销和推广已成为旅游地发展的重要环节,旅游地拥有清晰、明确、独特的目的地形象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有力保障(刘国华,王红国,2010)。从各旅游城市如火如荼地策划、制作目的地形象宣传片,并斥重金投放电视、平面广告的现象中也可看出目的地形象对旅游地发展的推动作用和影响效应不可忽视。游客对目的地形象的感知有复杂性、多样性、相对性、可变性等特征(Gallarza,etal.,2002),受客观要素、社会差异、心理特征、文化背景、距离远近等诸多因素的影响(Walton,1966;Hunt,1975;Fakeye,Cromptom,1991;Fesenmaier,2000)。而文化是影响目的地形象感知的重要因素,游客不同的文化背景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其对目的地形象的感知(Beerli,Martin,2004;Richardson,Crompton,1988)。但文化究竟是如何影响游客对目的地形象的感知,尚未有充分的文献论证,鉴于文化差异的量化测量存在难度,本文拟以张家界为例,采用Hofstede“国家文化维度”中的“不确定性规避”单一维度,参考Hofstede的研究思路,划分出高不确定性规避游客和低不确定性规避游客两个群体,测量不确定性规避高低程度对国内游客的旅游目的地形象感知的影响。
2研究进展
2.1旅游目的地形象感知及其影响因素一般认为,旅游目的地形象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1971年美国学者JohnHunt探讨了旅游目的地开发中形象因素的意义,他认为旅游形象是纯粹主观的概念———是人们对非居住地所持有的印象。但究竟旅游目的地形象的概念如何界定,学术界并未达成共识。多数研究者认为目的地形象是人们对某地认知和印象的总和(Crompton,1979;Baloglu,McCleary,1999)。国内有学者认为目的地形象是人们对旅游地总体的、抽象的、概括的认识和评价(宋章海,2000)。不同学者对目的地形象概念的描述不尽相同,但对目的地形象的本质认识基本是相同的,即目的地形象属于认知心理学范畴,是旅游者对目的地认知形成的整体印象和心理反应(杨永德,等,2007)。目的地形象感知具有复杂性、多样性、相对性、可变性,影响旅游目的地形象感知的要素众多,旅游目的地形象感知影响因素的研究,应结合旅游心理学、消费者行为学、社会学等进行综合分析(吴小根,杜莹莹,2011)。在早期的形象研究中,Walton(1966)认为人不可能完全理性,在感知、决策的过程中受到理性分析和感性态度两方面的影响,感性态度受文化、消费者的受教育水平、公共舆论导向、个人偏好、收入水平等多方面的影响。学术界目前较为肯定和接受的是根据Echtner和Ritchie(1993)、Baloglu和McCleary(1999)提出的目的地形象形成模型,综合考虑认知、情感、心理等方面分析目的地形象形成的影响因素(Beerli,Martín,2004)。Baloglu和McCleary(1999)认为影响目的地形象构建的因素主要包括刺激因素和个人因素。Beerli和Martín(2004)在其提出的旅游形象影响因素模型中,将旅游形象感知影响因素分为信息来源(一手和二手)和个人因素(动机、旅游经验和人口统计学特征)两大方面;在此基础上还通过研究提出旅游动机、积累的旅游经验、文化价值观、年龄、国籍、性别、受教育程度等对旅游目的地形象感知会产生影响。本研究试图从文化差异和文化价值的角度出发,探讨文化对目的地形象感知的影响,但文化因素如何衡量和量化一直是旅游研究所面临的难题。
2.2文化差异的测量维度及其在旅游研究中的应用文化是个多维概念,学术界至今没有形成对“文化”定义的统一意见,Kroeber和Kluckhohn(1985)总结的文化定义就多达160多种。“文化”的定义尚且不确切,如何对“文化差异”进行测量就更加困难了。Victor(1992)认为文化维度包括语言、环境、社会组织、状态设定、权威、非语言行为和时间概念。不同的学者对文化的理解和其构成有不同的理论分析,Delobbe和Haccoun(2002)指出没有一种文化测量工具能准确且无遗漏地涵盖所有文化特征。目前关于文化差异的测量维度,跨文化研究者引用最多的是Hofstede的国家文化理论,该理论将国家文化分为5个维度:个体主义/集体主义、不确定性规避、权力距离、刚柔性以及长期/短期导向。个体/集体主义表示个人与群体间的关联程度;不确定性规避被定义为某一文化的成员对不确定和未知情境的恐惧程度;权力距离表示人们对组织或机构内权力较少的成员对权力分配不平等这一事实的接受程度;刚柔性表示人们对男性和女性社会角色如何分配的认识。旅游学术界由于现象多样、方法缺少而对跨文化缺乏有力研究(Dimanche,1994),相对而言大部分研究主要集中于旅游动机、目的地决策和行为影响方面(Mackay,Fesenmaier,2000)。但是对于旅游中的跨文化现象进行研究无法避开文化差异的测量。从现有文献看,对旅游者文化差异的测量主要有5种维度,一是地域空间维度,如乌铁红等(2010)对比分析了区内和区外两个地域文化组旅游者的草原旅游地意象的认知、情感以及整体意象感知的变化和差异;二是国籍维度,如Yu和Ko(2012)比较在韩的中国、日本以及本国医疗旅游者的感知行为;三是Hofstede的国家文化理论,如Ressinger和Mavondo(2005)检验了文化定位与国际旅游动机、旅游安全、旅游焦虑等方面的关系;四是中西二元文化维度,如薛熙明(2005)以此维度对中西方游客生态意识做了对比研究;五是语言维度,如Turner等(2002)比较5个语言组和澳大利亚东道主在文化价值观、社交规范、服务感知、交往形式和满意度之间的差异。从文献分析看,在旅游跨文化研究中,由于采用国籍和Hofstede的国家文化理论作为文化维度区分不同游客群体可操作性强,因此采用的频率较高。不确定性规避和个人/集体主义两个维度与游客感知行为的相关程度大,个体/集体主义表示个人与群体间的关联程度,例如西方人的个体主义普遍强于东方人,西方人在旅游行为上会更为独立和个性;不确定性规避指某一文化的成员对不确定和未知情境的恐惧程度,低不确定性规避群体对未知情境和模糊状态的可接受程度要比高不确定性规避群体高,低不确定性规避群体在相应的旅游活动中会更具冒险精神,对模糊情境的恐惧程度较轻。基于不确定性规避和个人/集体主义两个文化维度与旅游者的行为特征联系较为紧密,多数文献中采用上述两个维度进行相关研究。如Funk(2007)依据该文化理论比较澳大利亚文化相似组和澳大利亚文化差异组游客旅游动机的差异;Prebensen等(2003)从个人主义角度研究前往挪威的德国游客的自我形象感知;Money和Crotts(2003)考察不确定性规避对美国的日、德入境游客的信息收集行为的影响,发现高不确定性规避的消费者倾向使用旅游中介。本研究采用Hofstede“国家文化维度”中的“不确定性规避”单一维度来划分游客群体,在单一维度上分析游客对目的地形象的感知差异。鉴于旅游研究领域中单一文化差异维度的影响研究较少,本文在文化差异测量维度上的研究说明主要从整体进行阐述。
2.3文化对游客旅游目的地形象感知的影响Triandis(1972)认为处于同一文化中的群体拥有相似的信念、态度、传统、意图、行为规范。不同的文化价值结构通过生活方式、工作、休闲和消费行为模式得以体现(Richardson,Crompton,1988)。文化差异对游客的认知形象存在影响,Chen和Kerstetter(1999)研究了美国国际学生对宾州乡村地区的感知形象,发现来自不同地区的学生对旅游基础设施、乡村氛围的感知存在差异。由于认知形象对目的地情感形象产生作用(Baloglu,McCleary,1999),部分研究表明文化差异对目的地情感形象感知也存在影响作用,Martín和Bosque(2008)研究验证了文化价值观会影响旅游目的地情感形象。除认知形象和情感形象外,研究表明文化差异在形象感知维度上也存在差异,如Mackay和Fesenmaier(2000)使用图片和多维尺度分析技巧研究台湾和美国学生对旅游目的地形象的评估,得出两个文化群体在形象评估维度和对维度解释上均存在差异的结论;贾跃千等(2009)通过研究检验了日、韩和欧美游客民族文化对旅游目的地形象因子感知结构差异的影响,得出目的地形象因子存在明显的结构性差异的结论。综上所述,旅游目的地形象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学术界关于目的地形象影响因素的研究仍在继续,文化差异对游客的目的地形象感知究竟是如何作用,并不十分清楚。上述研究多数以国籍为游客划分标准并结合Hofstede的文化维度,进行不同文化群体的对比研究,目前国内从文化价值角度研究目的地形象感知的相关研究少,研究步伐较为滞后(白凯,等,2011;乌铁红,等,2010;贾跃千,等,2009)。
2.4不确定性规避维度不确定性规避维度是文化差异的重要指标和体现,指某一文化的成员对不确定和未知情境的恐惧程度。不确定性规避是指一个社会受到不确定的事件和非常规的环境威胁时是否通过正式的渠道来避免和控制不确定性:处于高不确定性文化的人更倾向建立正式的规则,相信能通过绝对知识和专家评定等手段来避免这些情景(李文娟,2009);处于低不确定性规避文化环境中的人更有冒险的精神,容许有不同意见和模糊情境的存在。通过文献分析,不确定性规避维度是旅游文化差异研究中常用的维度(Litvin,2003),本研究认为不确定性规避不仅在信息收集行为和旅游方式的选择方面存在影响(Money,Crotts,2003),还可能对目的地形象感知,如住宿条件、人身安全、交往活动、服务质量等方面的感知产生影响。因此,本研究考虑国内游客群体的文化价值差异,选取Hofstede文化维度中的第二个维度,利用不确定性规避维度指数得分划分高/低不确定性规避游客群体,探究其对旅游目的地形象感知的差异。
1引言
旅游目的地形象(TourismDestinationImage)指人们对一个目的地的信仰、观念、印象以及期望的总和，它是目的地吸引游客的关键因素之一，是目的地形成竞争优势的最有力工具(Crompton，1979)。旅游目的地形象的构建是游客、旅游地和信息渠道相互作用的结果，是游客决策的重要影响因素。学术界和业界都开始意识到旅游目的地形象的营销和推广已成为旅游地发展的重要环节，旅游地拥有清晰、明确、独特的目的地形象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有力保障(刘国华，王红国，2010)。从各旅游城市如火如荼地策划、制作目的地形象宣传片，并斥重金投放电视、平面广告的现象中也可看出目的地形象对旅游地发展的推动作用和影响效应不可忽视。游客对目的地形象的感知有复杂性、多样性、相对性、可变性等特征(Gallarza，etal．，2002)，受客观要素、社会差异、心理特征、文化背景、距离远近等诸多因素的影响(Walton，1966;Hunt，1975;Fakeye，Cromptom，1991;Fesenmaier，2000)。而文化是影响目的地形象感知的重要因素，游客不同的文化背景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其对目的地形象的感知(Beerli，Martin，2004;Richardson，Crompton，1988)。但文化究竟是如何影响游客对目的地形象的感知，尚未有充分的文献论证，鉴于文化差异的量化测量存在难度，本文拟以张家界为例，采用Hofstede“国家文化维度”中的“不确定性规避”单一维度，参考Hofstede的研究思路，划分出高不确定性规避游客和低不确定性规避游客两个群体，测量不确定性规避高低程度对国内游客的旅游目的地形象感知的影响。
2研究进展
2．1旅游目的地形象感知及其影响因素一般认为，旅游目的地形象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1971年美国学者JohnHunt探讨了旅游目的地开发中形象因素的意义，他认为旅游形象是纯粹主观的概念———是人们对非居住地所持有的印象。但究竟旅游目的地形象的概念如何界定，学术界并未达成共识。多数研究者认为目的地形象是人们对某地认知和印象的总和(Crompton，1979;Baloglu，McCleary，1999)。国内有学者认为目的地形象是人们对旅游地总体的、抽象的、概括的认识和评价(宋章海，2000)。不同学者对目的地形象概念的描述不尽相同，但对目的地形象的本质认识基本是相同的，即目的地形象属于认知心理学范畴，是旅游者对目的地认知形成的整体印象和心理反应(杨永德，等，2007)。目的地形象感知具有复杂性、多样性、相对性、可变性，影响旅游目的地形象感知的要素众多，旅游目的地形象感知影响因素的研究，应结合旅游心理学、消费者行为学、社会学等进行综合分析(吴小根，杜莹莹，2011)。在早期的形象研究中，Walton(1966)认为人不可能完全理性，在感知、决策的过程中受到理性分析和感性态度两方面的影响，感性态度受文化、消费者的受教育水平、公共舆论导向、个人偏好、收入水平等多方面的影响。学术界目前较为肯定和接受的是根据Echtner和Ritchie(1993)、Baloglu和McCleary(1999)提出的目的地形象形成模型，综合考虑认知、情感、心理等方面分析目的地形象形成的影响因素(Beerli，Martín，2004)。Baloglu和McCleary(1999)认为影响目的地形象构建的因素主要包括刺激因素和个人因素。Beerli和Martín(2004)在其提出的旅游形象影响因素模型中，将旅游形象感知影响因素分为信息来源(一手和二手)和个人因素(动机、旅游经验和人口统计学特征)两大方面;在此基础上还通过研究提出旅游动机、积累的旅游经验、文化价值观、年龄、国籍、性别、受教育程度等对旅游目的地形象感知会产生影响。本研究试图从文化差异和文化价值的角度出发，探讨文化对目的地形象感知的影响，但文化因素如何衡量和量化一直是旅游研究所面临的难题。
2．2文化差异的测量维度及其在旅游研究中的应用文化是个多维概念，学术界至今没有形成对“文化”定义的统一意见，Kroeber和Kluckhohn(1985)总结的文化定义就多达160多种。“文化”的定义尚且不确切，如何对“文化差异”进行测量就更加困难了。Victor(1992)认为文化维度包括语言、环境、社会组织、状态设定、权威、非语言行为和时间概念。不同的学者对文化的理解和其构成有不同的理论分析，Delobbe和Haccoun(2002)指出没有一种文化测量工具能准确且无遗漏地涵盖所有文化特征。目前关于文化差异的测量维度，跨文化研究者引用最多的是Hofstede的国家文化理论，该理论将国家文化分为5个维度:个体主义/集体主义、不确定性规避、权力距离、刚柔性以及长期/短期导向。个体/集体主义表示个人与群体间的关联程度;不确定性规避被定义为某一文化的成员对不确定和未知情境的恐惧程度;权力距离表示人们对组织或机构内权力较少的成员对权力分配不平等这一事实的接受程度;刚柔性表示人们对男性和女性社会角色如何分配的认识。旅游学术界由于现象多样、方法缺少而对跨文化缺乏有力研究(Dimanche，1994)，相对而言大部分研究主要集中于旅游动机、目的地决策和行为影响方面(Mackay，Fesenmaier，2000)。但是对于旅游中的跨文化现象进行研究无法避开文化差异的测量。从现有文献看，对旅游者文化差异的测量主要有5种维度，一是地域空间维度，如乌铁红等(2010)对比分析了区内和区外两个地域文化组旅游者的草原旅游地意象的认知、情感以及整体意象感知的变化和差异;二是国籍维度，如Yu和Ko(2012)比较在韩的中国、日本以及本国医疗旅游者的感知行为;三是Hofstede的国家文化理论，如Ressinger和Mavondo(2005)检验了文化定位与国际旅游动机、旅游安全、旅游焦虑等方面的关系;四是中西二元文化维度，如薛熙明(2005)以此维度对中西方游客生态意识做了对比研究;五是语言维度，如Turner等(2002)比较5个语言组和澳大利亚东道主在文化价值观、社交规范、服务感知、交往形式和满意度之间的差异。从文献分析看，在旅游跨文化研究中，由于采用国籍和Hofstede的国家文化理论作为文化维度区分不同游客群体可操作性强，因此采用的频率较高。不确定性规避和个人/集体主义两个维度与游客感知行为的相关程度大，个体/集体主义表示个人与群体间的关联程度，例如西方人的个体主义普遍强于东方人，西方人在旅游行为上会更为独立和个性;不确定性规避指某一文化的成员对不确定和未知情境的恐惧程度，低不确定性规避群体对未知情境和模糊状态的可接受程度要比高不确定性规避群体高，低不确定性规避群体在相应的旅游活动中会更具冒险精神，对模糊情境的恐惧程度较轻。基于不确定性规避和个人/集体主义两个文化维度与旅游者的行为特征联系较为紧密，多数文献中采用上述两个维度进行相关研究。如Funk(2007)依据该文化理论比较澳大利亚文化相似组和澳大利亚文化差异组游客旅游动机的差异;Prebensen等(2003)从个人主义角度研究前往挪威的德国游客的自我形象感知;Money和Crotts(2003)考察不确定性规避对美国的日、德入境游客的信息收集行为的影响，发现高不确定性规避的消费者倾向使用旅游中介。本研究采用Hofstede“国家文化维度”中的“不确定性规避”单一维度来划分游客群体，在单一维度上分析游客对目的地形象的感知差异。鉴于旅游研究领域中单一文化差异维度的影响研究较少，本文在文化差异测量维度上的研究说明主要从整体进行阐述。
2．3文化对游客旅游目的地形象感知的影响Triandis(1972)认为处于同一文化中的群体拥有相似的信念、态度、传统、意图、行为规范。不同的文化价值结构通过生活方式、工作、休闲和消费行为模式得以体现(Richardson，Crompton，1988)。文化差异对游客的认知形象存在影响，Chen和Kerstetter(1999)研究了美国国际学生对宾州乡村地区的感知形象，发现来自不同地区的学生对旅游基础设施、乡村氛围的感知存在差异。由于认知形象对目的地情感形象产生作用(Baloglu，McCleary，1999)，部分研究表明文化差异对目的地情感形象感知也存在影响作用，Martín和Bosque(2008)研究验证了文化价值观会影响旅游目的地情感形象。除认知形象和情感形象外，研究表明文化差异在形象感知维度上也存在差异，如Mackay和Fesenmaier(2000)使用图片和多维尺度分析技巧研究台湾和美国学生对旅游目的地形象的评估，得出两个文化群体在形象评估维度和对维度解释上均存在差异的结论;贾跃千等(2009)通过研究检验了日、韩和欧美游客民族文化对旅游目的地形象因子感知结构差异的影响，得出目的地形象因子存在明显的结构性差异的结论。综上所述，旅游目的地形象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学术界关于目的地形象影响因素的研究仍在继续，文化差异对游客的目的地形象感知究竟是如何作用，并不十分清楚。上述研究多数以国籍为游客划分标准并结合Hofstede的文化维度，进行不同文化群体的对比研究，目前国内从文化价值角度研究目的地形象感知的相关研究少，研究步伐较为滞后(白凯，等，2011;乌铁红，等，2010;贾跃千，等，2009)。
2．4不确定性规避维度不确定性规避维度是文化差异的重要指标和体现，指某一文化的成员对不确定和未知情境的恐惧程度。不确定性规避是指一个社会受到不确定的事件和非常规的环境威胁时是否通过正式的渠道来避免和控制不确定性:处于高不确定性文化的人更倾向建立正式的规则，相信能通过绝对知识和专家评定等手段来避免这些情景(李文娟，2009);处于低不确定性规避文化环境中的人更有冒险的精神，容许有不同意见和模糊情境的存在。通过文献分析，不确定性规避维度是旅游文化差异研究中常用的维度(Litvin，2003)，本研究认为不确定性规避不仅在信息收集行为和旅游方式的选择方面存在影响(Money，Crotts，2003)，还可能对目的地形象感知，如住宿条件、人身安全、交往活动、服务质量等方面的感知产生影响。因此，本研究考虑国内游客群体的文化价值差异，选取Hofstede文化维度中的第二个维度，利用不确定性规避维度指数得分划分高/低不确定性规避游客群体，探究其对旅游目的地形象感知的差异。
3研究方法与案例地概况
3．1案例地张家界概况张家界位于湖南西北部，属武陵山脉腹地，是中国最重要的旅游城市之一。1982年9月，张家界成为中国第一个国家森林公园;1988年8月，武陵源被列入国家第二批40处重点风景名胜区之内;1992年，由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索溪峪风景区、天子山风景区三大景区构成的武陵源自然风景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
3．2研究方法问卷设计。针对研究的问题，本调查问卷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调查游客对张家界旅游景区的形象感知，通过参考目的地形象测量文献，结合张家界实际情况并通过专家访谈的方式确定感知形象问卷题项，采用Baloglu和McCleary(1999)的旅游目的地形象感知模型，利用7级语义差异量表(完全不同意－1，非常不同意－2，不同意－3，一般－4，同意－5，非常同意－6，完全同意－7)从认知形象、情感形象和总体形象三方面进行测量，认知形象的测量共包括37个题项，在参考Echtner和Ritchie(2003)提出的目的地形象测量维度基础上根据张家界景区的实际情况进行修正，认知形象的测量涵盖旅游资源、交通情况、基础设施、服务质量等方面。情感形象用“这次旅游让我很愉快，这次旅游让我昏昏欲睡，这次旅游让我很兴奋，这次旅游让我很烦恼”4个题项来测量(Baloglu，McCleary，1999)。总体形象用包含1个题项的7级语义差异进行测量。第二部分采用Hofstede的文化维度测量题项，问题来源于Hofstede做国际研究时所用的VSM94(ValuesSurveyModule，1994)。该部分的题项由以下4个问题组成“工作时您会感到紧张的频率(从未、很少、有时、通常、经常);好的老板不会下达明确的命令，给员工自由发挥空间;员工间的竞争通常弊多于利;无论出现什么情况，任何时候员工都不应该破坏公司规矩”。用李克特5分值量表测量游客对上述问题的同意程度，Hofstede的研究针对公司职员开展，但鉴于游客调查中精确的分层抽样存在较大难度，本研究采取方便抽样，同时尽管部分游客并不处于正式明确的职场环境，但每一个体都有对理想工作环境的态度和想法，因此本研究以被调查者对理想工作环境的评分为标准。第三部分调查游客的人口统计特征，包括被调查者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和职业等基本信息，共10个题项。本研究利用SPSS18．0统计分析软件对问卷数据进行信度和效度分析，利用因子分析提取认知形象和情感形象的感知维度，根据Hofstede的文化维度计算公式计算游客不确定性规避得分，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法分析高/低不确定性规避游客群体在认知、情感和总体形象感知方面是否存在差异。
3．3数据来源与初步分析调查组于2010年8月1日至10日在张家界市实地派发问卷。以在张家界旅游景区内、外派发问卷为主，张家界市内的火车站、飞机场派发问卷为辅。随机派发，现场填写，现场收回。调研时间从早上8:00(景区6:00开门)到下午18:30(景区18:30闭门)。调查对象为景区内外及张家界各交通要道的游客。共派发文本问卷170份，回收170份，有效问卷145份，有效率85．29%。2010年8月11日到22日在问卷星网站(http:∥www．sojump．com/jq/376789．aspx)上问卷，通过旅游QQ群、人人网、博客、旅游论坛等渠道问卷信息，回收问卷69份，有效问卷69份，有效率100%。通过各渠道共派发问卷239份，回收239份，有效问卷214份，有效率89．54%。根据SPSS18．0对调查问卷的统计，本文调查样本年龄集中在18到35岁之间，男(48．1%)女(51．9%)所占比例相近;居住地以城市为主，占样本总数的81．8%;受教育水平较高，以大专/本科为主，占样本总数的71．5%;64．0%游客首次到张家界游览，11．2%的游客是第二次重游;旅行方式以旅行团和自助游为主;游客来源广泛，其中来自湖南(27．6%)、广东(15．9%)和长三角地区(江浙沪三地，15．4%)的游客较多;多数游客与家人/同事出游;旅游动机呈现出多元化特征(见表1)。样本人口统计特征信息与张家界旅游景区的游客现状基本一致，可以认为此次抽样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区18:30闭门)。调查对象为景区内外及张家界各交通要道的游客。共派发文本问卷170份，回收170份，有效问卷145份，有效率85．29%。2010年8月11日到22日在问卷星网站(http:∥www．sojump．com/jq/376789．aspx)上问卷，通过旅游QQ群、人人网、博客、旅游论坛等渠道问卷信息，回收问卷69份，有效问卷69份，有效率100%。通过各渠道共派发问卷239份，回收239份，有效问卷214份，有效率89．54%。根据SPSS18．0对调查问卷的统计，本文调查样本年龄集中在18到35岁之间，男(48．1%)女(51．9%)所占比例相近;居住地以城市为主，占样本总数的81．8%;受教育水平较高，以大专/本科为主，占样本总数的71．5%;64．0%游客首次到张家界游览，11．2%的游客是第二次重游;旅行方式以旅行团和自助游为主;游客来源广泛，其中来自湖南(27．6%)、广东(15．9%)和长三角地区(江浙沪三地，15．4%)的游客较多;多数游客与家人/同事出游;旅游动机呈现出多元化特征(见表1)。样本人口统计特征信息与张家界旅游景区的游客现状基本一致，可以认为此次抽样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4研究发现
4．1张家界旅游景区形象感知构成因子使用KMO样本测度和Bartlett球体检验分别验证旅游目的地认知形象和情感形象是否适合进行因子分析，其结果显示认知形象Bartlett球体检验显著性概率Sig．＜0．001，其中认知形象KMO值为0．909，表明量表的结构效度好，适合做因子分析。情感形象的显著性概率Sig．＜0．001，情感形象KMO值为0．630(见表2)。根据统计学原理，情感形象变量样本进行因子分析可以接受，累积方差贡献率56．165%，可基本解释原有变量信息(见表4)。对游客目的地认知形象进行因子分析，利用最大正交旋转法提取旅游地认知形象维度。以特征值大于1和因子载荷大于0．40作为确定因子的条件，其结果显示认知形象构成因子分为食宿条件、信息与交通、经营管理、交际活动、游览娱乐活动、景区环境、购物活动和拥挤程度共8个因子。认知形象因子累计方差贡献率66．053%，较好地解释原有变量的信息(见表3)。问卷对认知形象设置的调查题项多，部分添加题项未能在前人的研究中得到充分验证，本研究中信息与交通因子中的“景区内比景区外气候舒适”题项与其他题项的逻辑联系不强，但其旋转后因子负载值为0．616，不能简单地将其从题项中做删除处理，本研究将该题项作为游客对景区信息的感知，该因子的解释水平不会因此产生较大影响。调查问卷中四个情感形象自身能较好地解释原有变量信息;因子累计方差贡献率56．165%，能基本解释游客情感形象的感知情况(见表4)。
4．2不确定性规避指数对张家界形象感知影响Hofstede(1994)在《ManualVSM94》中不确定性规避指数(UVI)计算公式如下:UAI=+25m(感到紧张的频率)+20m(好的老板不会下达明确的命令，给员工自由发挥的空间)－50m(员工间的竞争弊大于利)－15m(无论出现什么情况，任何时候员工都不应该破坏公司规矩)+120在Hofstede的研究中“m”表示对应题项的均值。UAI指数值的计算为:测量题目的均值与其对应系数的乘积之和，再加上一个常数后所得的数值。UAI得分越高，表示接受不确定性能力弱，规避不确定性倾向强，反之，得分低，表示接受不确定性能力强，规避不确定性倾向弱。括号里表示不确定性规避对应的测量题项内容。本研究的计算公式与Hofstede原有计算公式不同在于Hofstede首先计算出所有测量题目的得分均值再乘以系数，而本研究关注个体的不确定性规避指数，因此直接用调查问卷中个体对应的李克特量表中测量题目的得分分值乘以系数，以计算出个体的不确定性规避指数，操作方法本质和逻辑上与Hofstede是相同的。得出个体UAI指数后，依据Hofstede在CultureandOrganizations:softwareofthemind”一书中74个国家和地区的不确定性规避指数平均值67．5，对样本个体进行分组，低于平均值的重新赋值为1，高于平均水平的赋值为2，从而确定低不确定性规避游客样本人数为139，高不确定性规避人数为75。从表5中看出，游客不确定性规避指数的得分均值为46．54，指数的标准差较大，极值差的绝对值也较大，说明不确定性规避文化维度的分布较为分散，样本在该维度上具有差异。运用ANOVA分析高/低不确定性规避游客在目的地形象感知方面的差异，UAI指数差异下信息与交通感知差异的显著性概率值Sig．=0．007＜0．05(见表6)，即高不确定性规避和低不确定性规避两个群体的游客在信息与交通感知方面存在显著性差异。UAI指数差异下对其他认知形象的因子方差分析结果的显著性概率值Sig．均大于0．05，即高/低不确定性规避的游客对认知形象其他因子的感知不存在显著性差异。由于高不确定性规避游客对存在的不确定性接受程度较低，在旅游行程的安排和信息获取方面所做的工作更多，因此对景区信息与交通渠道的了解较不确定性规避低的游客更加深入，并由此给出较为积极的评价。低不确定性规避游客因为接受不确定性和模糊状态的程度较高，相较高不确定性规避游客更有冒险精神，较少关注景区交通以及信息获取渠道方面的内容，不能全面了解这些方面的信息，仅凭着对景区交通与信息渠道的片面认知而做出评价，形成认知形象，因此高/低不确定性规避游客对该因子的感知差异明显。对高/低不确定性规避游客的情感形象的因子得分进行ANOVA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见表6)UAI差异下情感形象感知差异的显著性概率值为Sig．(UAI)=0．969＞0．05，不同程度不确定性规避的游客对张家界旅游景区情感形象感知不存在显著性差异。调查数据显示高/低不确定规避的游客对张家界情感形象高度认同。高/低不确定性规避的游客对张家界情感形象感知相近，大部分游客游览完张家界景区都是愉快的。UAI指数差异下总体形象感知差异的显著性概率值为Sig．(UAI)=0．572＞0．05(见表6)，即高/低不确定性规避的游客对张家界旅游景区总体形象感知不存在显著性差异，大部分游客对张家界旅游景区的总体形象感知是正面的。
5结论与讨论
[关键词]地域文化差异；旅游者；旅游地意象；草原旅游地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0)06―0066-07
1 引 言
旅游地意象是个人对目的地持有的信仰、观念和印象的总和，其研究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初，是旅游学和旅游地理学研究的重点领域之一。在国外的旅游地意象研究中，学者们一直较为重视地域文化差异对旅游地意象感知的影响。很多学者试图分析由文化因素导致的意象差异，研究涉及了不同地域文化背景旅游者和旅游地居民的旅游地意象感知，主要集中于以国别、地理来源或语言为分类标准划分的不同地域文化组之间的感知差异研究。由于在个体对独特的文化价值反应中，国家通常被认为代表着不同的文化因素、属性差异，来自不同国家的旅游者持有不同类型的文化价值观，并对同一个目的地产生不同的感知，因此在国外的相关文献中，研究国别形成的文化差异对旅游地意象感知影响的成果颇多，集中在个体的国家来源对目的地认知意象的影响研究上。少数研究关注了距离变量对旅游地意象的影响，主要是对不同旅游客源地样本进行比较，以此评估地理位置和意象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距离对意象形成的影响程度随距离衰减，附近居住的居民和远距离的居民对旅游地的感知意象是不同的。此外，学者们也考虑到文化的界线与国家的地理界线是不同的，不能以国别或国籍来代替文化的差异，转而以语言作为文化差异的判别指标，分析地域文化差异对旅游地意象的影响。或者按照文化的地域差异，分析隶属不同世界文化分区感知主体的旅游地意象感知差异。从文献检索分析来看，国内有关地域文化差异对感知主体旅游地意象影响的研究远落后于国外，现有的研究涉及了距离对旅游地意象的影响；也有学者针对入境旅游者，分析了不同民族文化组持有的旅游地意象的结构性差异。
中国幅员辽阔，各地区之间既存在着统一性，也存在着巨大的文化差异。在中国这个同一文化体系内部，数量众多的国内旅游者背负着不同地域文化的烙印，但不同地域文化差异对国内旅游者的旅游地意象感知的影响尚不明晰。本文拟通过实证研究来对比分析不同地域文化背景旅游者的旅游地意象感知差异及其特征，以使旅游地更好地明晰旅游者的感知，为旅游地意象营销提供参考。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研究案例地
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民族文化特征，在中国文化区划方案中往往都被列为一个独立的文化亚区，自治区内外的旅游者拥有着不同的地域文化背景，本文试图分析对比区内外旅游者对草原旅游地的意象感知及其差异，借以揭示同一中华文化体系下地域文化差异对旅游地意象感知的影响。
调研案例地选择为希拉穆仁草原旅游区和格根塔拉草原旅游中心。这两处草原旅游区距离首府呼和浩特市分别为90公里和130公里，是呼和浩特市周边知名度高、接待量大、交通便利、距离旅游中心城市近、旅游活动项目丰富、旅游基础设施完善的两处旅游区，这两处草原旅游区草原景观特色明显、特征突出，其中格根塔拉草原旅游区是国家4A级旅游区。
2.2 模型选择和研究方法
本文以旅游地意象形成模型为地域文化差异对旅游地意象影响分析的模型。旅游地意象形成模型又被称为旅游地意象情感模型，其基本理念是基于人的认知过程，旅游地意象由感知／认知意象(perceptual／cognitive image)、情感意象(affectiveimage)和整体意象(global image)构成，旅游地意象对比分析时可以从认知意象、情感意象和整体意象三方面进行。
本研究利用SPSS统计分析软件中的信度分析、基本统计分析、主成分分析和方差分析等定量分析方法处理数据，对问卷进行信度和效度分析，提取认知意象的感知维度，分析不同地域文化差异对旅游者旅游地意象感知的影响。
2.3 数据的来源与处理
本研究采用市场调查数据。调研组利用方便抽样方法于2008年7月在希拉穆仁草原旅游区和格根塔拉草原旅游中心进行游客抽样调查，现场发放问卷500份并回收，回收有效问卷426份，有效率为85.2％。问卷设计时参考了奥里瑞和迪根(O'Leary和Deegan)的流程，在相关文献回顾、旅游地背景分析的基础上，设计了36个认知意象感知项目，使用了5点李克特量表量测，刻度从1―5分别表示非常不同意至非常同意。情感意象的测量包括2个项目，非常不愉快至非常愉快、令人昏昏欲睡至令人兴奋，由7级语义差异量表量测。整体意象的测量项目有1项，由5点李克特量表进行量测，1～5分别代表非常不好至非常好。
样本中男女性别比例接近，男女比例分别为51.9％和48.1％。以25～44岁的中青年人为主(占50.3％)。多数旅游者是在城市长大的(占53％)。以大专和本科学历(69.3％)、月均收入1000～3000元的工薪阶层(占55.7％)为主，主要为学生(占28％)、专业／文教技术人员(占27.8％)和企事业管理人员(占11.8％)。65.9％的多数旅游者是初次来草原旅游，对草原熟悉程度不高(47.7％)。问卷还显示出草原旅游者中本地旅游者最多，区内旅游者占22.9％，其次是长三角地区的旅游者，为10.8％，然后是山西籍旅游者，为5.9％，以及京津冀地区的旅游者，为2.3％。旅游者的这种地理分布既与国内旅游发展的大背景相符合，也与内蒙古旅游发展的实际情况相吻合。旅游者的抽样与内蒙古草原旅游市场统计数据显示的市场特征具有很大的一致性，具有草原旅游客源市场的代表性和典型性。样本情况详见表1。
问卷的信度和效度分析显示问卷达到了要求。利用SPSS中Scale模块中的信度分析和主成分分析功能，在剔除了影响认知意象项目量表的效度(单项与总和之间的相关系数低于0.3的项目)和不易于解释主因子(因子载荷小于0.4的项目不 易于解释和识别)的2个感知项以后。得到由34个认知意象项目组成的量表。量表总的克朗巴哈a系数为0.9397，大于0.5，意味着评估项目有较高的相关性，内在信度较高。单项与总和之间的相关系数在0.3809-0.6363之间，而每一个感知项目在其所在维度上的单项与总和之间的相关系数在0.3910～0.6363之间(见表2)，在0.01显著水平下相关，达到了内容效度的要求。因子分析的结果表明，KMO指数为0.930，大于0.9，当其大于0.7时因子分析的效果较好，越接近1，变量的偏相关性越强，分析效果越好；巴特勒球形检验用于考察变量间的相关性，巴特勒球形检验值为6501.810(df=561，Sig=0.000)，表明不但量表的结构效度很好，而且适合于做因子分析。同时本研究的样本数量也满足了进行因子分析的适用性条件，即进行因子分析的一个问卷项目至少应对应5个样本，本研究中最低样本数应为170个，而实际拥有426个，满足了因子分析的条件。
经过信度和效度的两轮分析，旅游者的旅游地意象感知问卷达到了问卷的信度和效度分析要求。
3 实证研究结果
3.1 不同地域文化背景旅游者的草原旅游意象感知特征
对旅游者的34个旅游地认知意象感知项目作因子分析。采用因子分析中的主成分分析方法，利用最大正交旋转法，提取旅游地意象属性维度。以特征根大于1、因子载荷大于0.40作为确定因子的条件时，共提取7个主因子(见表2)，7个因子的累积方差贡献率为60.398％，解释了原有变量的大部分信息。
因子1包含10个项目，反映了旅游者对草原旅游地极富吸引力的草原民俗旅游资源的感知；因子2包含了5个项目，反映了旅游者对草原旅游地良好的草原旅游地社会人文环境的感知；因子3包含4个项目，反映了旅游者对草原旅游地优良的草原旅游地资源和环境的感知；因子4包含3个项目，反映了旅游者对草原旅游地良好的购物环境与服务价格的感知；因子5包含了4个项目，反映了旅游者对草原旅游地草原旅游资源的价值和知名度的感知；因子6包含了5个项目，反映了旅游者对草原旅游地完善而有地方特色的旅游服务的感知；因子7包含了3个项目，反映了旅游者对草原旅游地通畅有效的旅游信息与整洁卫生的感知。
对自治区区内外两个地域文化组的草原旅游地意象感知均值进行分析发现，根据托森(Tosun)的观点，5点李克特量表的均值在1―2.4之间表示反对；2.5～3.4之间表示中立；3.5～5之间表示赞同，区内和区外不同地域文化背景旅游者的草原旅游地意象感知都是积极正面的。从认知意象维度的整体角度来看，7个主因子的感知均值在3.28―3.65之间，旅游者感知均值最高的是因子5“草原旅游资源的价值和知名度因子”(M=3.65)，感知均值最低的是因子4“良好的购物环境和服务价格因子”(M=3.28)，认知意象因子的评估都是积极正面的。从感知项目属性角度来看，旅游者的草原旅游地认知意象的34个认知意象项目的感知均值都在3.13～3.88之间，绝大多数项目的感知均值都大于3.5(见表2)，显示出旅游者的旅游地认知意象是积极正面的。旅游者的草原旅游地情感意象的两个感知项目的感知均值都较高，愉悦感为4.95，兴奋感为5.02，高于3.5的中间值，旅游者对于草原旅游地的整体印象的感知均值是3.49，说明旅游者感知的情感意象和整体意象也是积极正面的。
3.2 不同地域文化背景旅游者的旅游地意象感知比较分析
由表3可以看出，区内外不同地域文化背景下旅游者的旅游地意象感知差异。区内旅游者除了对于认知意象因子2“良好的草原旅游社会人文环境”和因子3“优良的草原旅游资源和环境”的感知评估低于区外旅游者以外，其余的认知意象因子的评估都是区内旅游者高于区外旅游者。区内旅游者的草原旅游地情感意象评估低于区外旅游者，但区内旅游者比区外旅游者拥有更积极的整体意象。
而从区内外两个地域文化组各自对草原旅游地认知意象因子的评估上，可以看出两者之间也是存在着一定差异的。区内的旅游者对因子5“草原旅游资源的价值和知名度”感知评估最高，而区外的旅游者对因子2“良好的草原旅游社会人文环境”评价最高；但是区内外的旅游者对因子4“良好的购物环境和服务价格”的感知评估都是最低的，所以草原旅游地要关注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旅游商品的开发、购物环境的建设以及旅游价格的合理性。
3.3 区域文化差异对旅游者的旅游地意象感知影响程度的显著性分析
单因素方差分析是用来研究一个控制变量的不同水平是否对观测变量产生了显著影响。本文以地域文化差异为控制变量，以旅游地意象感知为观测变量，来分析不同地域文化差异影响草原旅游地意象感知的显著程度。根据单因素方差分析的结果(表4)，区内外旅游者对草原旅游地的认知意象因子、情感意象和整体意象都不存在显著差异，相应的概率B值在0.056―0.771之间。都大于显著性水平(a=0.05)，说明国内旅游者的不同地域文化背景并没有显著影响到旅游者的草原旅游地意象感知。
4结论与讨论
本文利用主因子分析、单因素方差分析等研究方法来分析对比不同地域文化旅游者的旅游地意象感知特征及其差异，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1)从具有不同地域文化背景旅游者的草原旅游地意象感知特征来看，区内和区外两个地域文化组旅游者的草原旅游地意象感知都是积极正面的。这个结果表明：在旅游市场上，内蒙古草原旅游地拥有着正面、统一稳定的意象，对旅游地的宣传促销、吸引旅游者的到来正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2)从对不同地域文化背景旅游者的旅游地意象感知的比较来看，区内文化组旅游者的整体意象感知高于区外，但区外文化组却拥有比区内文化组更高的情感意象。在7个认知意象维度中，区内文化组的旅游者仅对于认知意象维度――良好的草原旅游社会人文环境和优良的草原旅游资源和环境的感知低于区外文化组的感知，其他认知意象维度的感知都是区内文化组高于区外文化组。究其原因可能是：
第一，区内的旅游者处于内蒙古草原文化氛围之内，接受草原文化的熏陶时间长，因此草原旅游地给予他们的兴奋感和愉悦感相比于区外旅游者就弱了一些，而区外旅游者在看到与居住地的文化和景观迥异的草原景观时，会很兴奋和愉悦，因此区外旅游者的草原旅游地情感意象高于区内旅游者的感知。第二，区内外两个地域文化组不同的地方依恋感(place attachment)和恋地情结(topophilia)影响了他们的旅游地意象感知高低。地方依恋由地方认同(place identity)与 地方依赖(place dependence)两个维度构成，地方依赖是人与地方之间的一种功能性依恋，而地方认同是一种情感性依恋。区内的旅游者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对草原旅游地的自然景观、社会经济文化等感知意象属性有更为深刻的了解，并带有浓郁的地方依恋感。对于区内旅游者而言，内蒙古草原不但是旅游地，而且还具有“家园”的情感特性，这种感情正是美国著名人本主义地理学家段义孚(Tuan Yi-fu)所提出的“恋地情结”。恋地情结指的是人类与物质环境的情感纽带，这些情感纽带从强度、微妙性和表达方式上看彼此都有很大的区别。对环境的反应也许主要是审美的――这种反应会在从风景中感到的短暂愉悦到突然显现出的美所给予的同样短暂却更加强烈的愉悦之间变化；这反应也许是触觉上的――感觉到空气、流水、土地时的乐趣。更持久却不容易表达的感情是一个人对某地的感情，因为这里是家乡，是记忆中的场所，是谋生方式地所在。对于区内外旅游者来讲，由地域文化差异所诱发的地方依恋感和“恋地情结”的强弱会影响到其对草原旅游地意象的感知。
(3)从不同地域文化对旅游者的旅游地意象感知的影响程度来看，地域文化的不同没有显著地影响旅游者的草原旅游地意象感知。其原因可能是：
城市记忆的形成、发展和演化是一个被集体不断创造、修正、重构或遗忘的过程。作为集体记忆的重要类型［2］，城市记忆更强调在城市空间中产生的对历史的记忆，是反映城市中的社会群体对城市各个时间断面内所有有形物质环境和无形精神文化的共同记忆。城市记忆是城市主体和城市客体在时空交汇中产生的相互作用过程［27］。在城市建筑和文化景观的演化过程中，地方信息的传递、改变和遗失促使城市主体形成特定的地方感知，从而建构了具有特定场所精神的城市记忆。城市记忆还受到来自社会性要素的深刻影响，作为展现城市创造力和文化精神的重要载体，城市记忆受到社会群体的理想、信仰、制度、伦理和价值观等的深刻影响。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城市记忆反映的正是城市的集体记忆，二者具有重合性。事实上，在西方研究语境中，城市记忆与集体记忆、社会记忆等概念往往不存在较大意义的分歧，研究者多根据自己的习惯，选择性地使用或混用［28］。在此，本文沿袭这一观点，将城市记忆和集体记忆的概念视为内涵一致、相互可以替代的概念，将城市记忆界定为处于特定时空范围内，对城市发展具有纪念性或重要意义的事件或人物及其相关历史文化信息的集体性记忆。从记忆综合角度出发，深入挖掘城市记忆蕴含的多维要素和多重价值，对构建和谐发展的文化城市具有重要意义。
2研究区概况
南京夫子庙秦淮风光带位于南京老城南，以夫子庙建筑为中心，以秦淮河为纽带，东起东水关淮青桥秦淮水亭，越过文德桥，直到中华门城堡延伸至西水关①的内秦淮河地带，集古迹、园林、画舫、市街、楼阁和民俗民风于一体，还有闻名遐迩的金陵灯会、传统民俗、秦淮风味小吃等，可谓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旅游局和南京市人民政府对夫子庙秦淮风光带进行了整饬和修复，逐步恢复了明清江南街市商肆风貌，秦淮河再度成为中国著名的游览胜地。2010年，被正式确定为国家首个开放式5A级旅游景区。总体来看，该地见证了古城南京自六朝以来兴衰变迁的发展历程，具有重要的城市记忆功能，对其开展研究具有较好的典型性和代表性。
3研究设计
3.1城市记忆要素分类
基于城市记忆的研究视角，构建主客双方对夫子庙秦淮风光带游后感知维度的概念模型，应建立在对该地存蓄的城市记忆要素系统分类和梳理的基础上。为此，本文主要从物质和非物质形态两个层面，对夫子庙秦淮风光带存蓄的城市记忆要素进行分类(表1)。
3.2问卷设计与调查
调查问卷分两部分。第一部分用于测量主客双方对夫子庙秦淮风光带集体记忆的维度，在参考相关研究者量表设计的基础上［29－32］，结合上述城市记忆要素的分类，设计了22个测量题项作为主客双方游后感知维度的观测变量(表2)。其中，10个题项测量物质要素的游后感知维度(X)，包括4个潜变量的测量，即休闲生活设施(X1)、历史建筑景观(X2)、遗存故居(X3)和传统美食店铺(X4);另外12个题项用于测量非物质要素游后感知维度(Y)，包括4个潜变量的测量，即市井民俗活动(Y1)、地方传统美食特色(Y2)、历史文化氛围(Y3)、街巷生活氛围(Y4)。由此形成从1表示“完全不赞同”到5表示“完全赞同”的李克特(Likert)5点量表。第二部分为调查对象的人口统计特征，包括性别、年龄、职业、月收入、文化程度、本地居民的居住年限和到访频次，外地游客的客源地和游览次数等内容。问卷调查对象为已经游览过夫子庙秦淮风光带的本地居民和外地游客。其中，对本地居民采用景区实地调研和滚雪球抽样相结合的方式;对外地游客则采用景区实地调研和旅行团跟踪调查相结合的方式。为确保调查问卷设计的科学性和合理性，事先进行了预调研，分别向本地居民和外地游客发放预调查问卷各50份;之后，将受访对象有疑惑或有歧义的题项进行了修改和删减，同时还请旅游行业专家对预调查问卷提出优化建议，由此形成正式的调查问卷。2012年8～10月，调研小组成员分别到夫子庙核心景区、瞻园景区、白鹭洲景区、泊秦淮景区和明城墙景区展开调查。向本地居民和外地游客发放调查问卷各800份，分别回收问卷731份和659份，剔除无效样本，最终有效问卷分别为665份和553份，问卷有效率分别为91.0%和83.9%。此外，分别选取了36位本地居民和28位外地游客进行深度访谈，从性别、年龄、职业、月收入、本地居民居住年限、外地游客游览次数等方面对访谈对象进行多向度选择，以提高访谈对象的代表性和覆盖面。
3.3样本概况
样本结构中，男女比例基本适宜;年龄层次中，18岁以下的本地居民(R=6.8%)和外地游客(T=6.0%)样本量相对偏少;职业构成中，农民(R=3.2%，T=0.9%)、医生(R=1.4%，T=1.6%)、律师(R=0.9%，T=1.1%)3类人群的样本量相对较少，其他都基本适宜;文化程度中，本地居民以具备大学(R=37.7%)和硕士及以上(R=37.4%)学历的居多，外地游客则以具备高中(含中专和技校)(T=29.8%)和大学(T=37.6%)学历的居多;月收入构成中，以2000元及以下(R=43.8%，T=38.9%)的中低收入阶层居多;此外，本地居民在居住年限和游览频次上，分别以“30年以上”(R=30.4%)和“一年来几次”(R=35.5%)的最多;外地游客在游览次数上，以第1次(T=41.8%)到访的居多。客源地构成中，以江苏省内(不含南京本地)的游客居多(T=34.2%)，其次为中国大陆其他地区的游客(T=29.3%)，而来自浙江(T=11.9%)、上海(T=14.1%)和港澳台(T=10.5%)等地区的样本量相对较少。整体来看，研究样本结构合理，适合用于分析研究。
4结果分析
4.1探索性因素分析(exploratoryfactoranalysis，EFA)
首先，运用SPSS16.0软件对测量量表进行信度和效度分析。分析发现，主客双方测量量表的克朗巴哈信度系数(Cronbach’sα)分别达到0.850和0.813，说明测量量表的信度较好。量表的结构效度可通过下面的因素分析得到检验。运用KMO抽样适度测定值(Kaiser-Meyer-Olkinmeasureofsamplingadequacy)和巴特利特球形检验(Bartlett’stestofsphericity)进行因素分析的适用性检验。经检验，KMO统计量分别为0.826和0.796，均大于0.7，Bartlett球形检验发现变量间均在0.0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相关，因而适宜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依据因子载荷≥0.5的标准选取测量指标因子，发现“Y43街巷生活氛围优良”在两组群体中的检验结果均未能达到0.5的因子载荷标准，删除该题后再次进行因素分析。利用主成分法提取公因子，经方差最大正交旋转后分别提取了两组群体各8个公因子(表3)。累计方差贡献率显示8个公因子分别解释了主客双方83.527%和82.287%的信息，说明提取的8个公因子是合理的。由此可知，预设的物质要素和非物质要素游后感知维度潜变量即X1、X2、X3和X4和Y1、Y2、Y3、Y4均成立，主客双方的游后感知存在维度结构特征，同时也表明量表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
4.2假设关系模型构建
就目前关于城市记忆和游后感知维度的关系而言，可供参考和借鉴的研究成果较少，仅有卢威科等(Lewicka，etal．)学者就城市记忆和地方依恋和地方认同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33］。为此，本研究在借鉴其研究经验的同时，基于上述EFA的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参考游后感知的相关研究内容［24，32，33］，构建主客双方对夫子庙秦淮风光带游后感知维度的假设关系模型。
4.3测量模型检验(confirmatoryfactoranalysis，CFA)
运用AMOS18.0软件，分别对主客双方的样本数据进行拟合检验。结果表明，潜变量X1、X2、X3、X4之间和潜变量Y1、Y2、Y3、Y4之间相互影响的假设关系不成立。从理论上讲，物质或非物质要素游后感知的各个分维度之间，应是一种平行的关系，由此才能较准确反映单个维度的影响程度，并尽可能避免因不同维度间的相互影响而对游后感知不同维度产生交叉影响，这表明模型分析结果是合理的。主客双方的测量模型分析结果显示，基本适配指标中，估计参数都未出现负的误差方差，误差变异均达到显著水平(t＞1.96)，观测变量的标准化负荷都介于0.5～0.95之间，基本达到模型拟合的标准，模型的基本适配度良好。潜变量的组合信度和平均方差抽取量(AVE)分别大于0.7和0.5(表3)，都符合检验标准，模型的内在质量较好。整体适配度检验结果表明，本地居民(R)和外地游客(T)的绝对适配度指数(如RMSEA、GFI、AGFI)、增值适配度指数(如NFI、NNFI、RFI、IFI、CFI)和简约适配度指数(如PGFI、PNFI)，除了AGFI略低于0.90的检验标准外，其他均达到了相应的标准，说明整体模型适配良好。此外，AIC值和CAIC值均小于独立模型值和饱和模型值，说明整体模型拟合较好(表4)。
4.4结构模型检验
采用极大似然法(maximumlikelihood，ML)分别对主客双方的样本数据进行结构模型检验，潜变量间的路径系数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其中，物质要素和非物质要素游后感知各个分维度的潜变量路径系数均大于0.50的参数标准，其C．R．值和P值检验结果也呈显著性，而XY(R=0.52，T=0.57)的二阶潜变量路径系数检验结果也呈显著性，因而预先的假设关系H1、H2、H4、H5、H6、H7、H8和H9都成立。唯有X3对二阶潜变量X的路径系数(R=0.41，T=0.32)小于0.50，其P值检验结果也不显著，因而H3不成立。究其原因，笔者认为，快速城市化发展中现代西洋元素和商业文化在冲击旅游地传承的本土地域文化同时，修复重建的历史建筑景观，也因城市记忆要素、原真性文化内涵及地方性特色等因素的缺失，无形中弱化了主客双方的游后感知。
4.5游后感知维度均值分析
为进一步探究主客双方对夫子庙秦淮风光带游后感知维度的差异特征，运用均值计算和专家打分的方法，分别对物质和非物质要素4个分维度的各观测变量都赋予一定权重，具体分别为X11(0.3)、X12(0.3)、X13(0.4)，X21(0.5)、X22(0.5)，X31(0.4)、X32(0.3)、X33(0.3)，X41(0.5)、X42(0.5)，Y11(0.3)、Y12(0.4)、Y13(0.3)，Y21(0.4)、Y22(0.3)、Y23(0.3)，Y31(0.4)、Y32(0.3)、Y33(0.3)，Y41(0.5)、Y42(0.5)。然后，分别将各分维度所属的测量变量权重与其对应均值的乘积加总，得到每个分维度均值(表3)。从中看出，主客双方对物质要素游后感知基本一致，都表现为“休闲生活设施(X1，R=4.89/T=4.61)历史建筑景观(X2，R=4.74/T=4.18)传统美食店铺(X4，R=4.41/T=3.56)遗存故居(X3，R=4.17/T=3.24)”依次递减的特征。但是，对非物质要素游后感知却存有差异，即本地居民呈现“市井民俗活动(Y1，R=4.72)地方传统美食特色(Y2，R=4.33)历史文化氛围(Y3，R=3.91)街巷生活氛围(Y4，R=3.76)”逐次降低的特征，而外地游客则呈现“地方传统美食特色(Y2，T=4.21)历史文化氛围(Y3，T=3.88)市井民俗活动(Y1，T=3.73)街巷生活氛围(Y4，T=3.07)”依次减弱的特征。该结果为客观审视主客双方游后感知维度分异的影响因素提供依据。
5游后感知维度分异的机理解析
基于上述分析，深入探究主客双方物质要素游后感知维度分异一致性和非物质要素游后感知维度分异差异性的机理，发现以下主要影响因素:
5.1物质要素游后感知维度分异一致性分析
5.1.1城市化发展中的现代元素有机融入伴随城市化快速发展，主客双方对传统文化旅游地的需求呈现多样化的发展态势，本地居民希望增加更多便利的休闲、生活、交通等设施，外地游客除了具有求知和审美的欲望，还希望在旅游地体验丰富多彩的休闲娱乐活动，包括夜间旅游、夜间休闲等活动。因此，两类人群对“休闲娱乐设施丰富齐全”(X11，R=4.86/T=4.61)和“旅游交通便利”(X13，R=4.92/T=4.82)的感知评价都居于前列，而本地居民对“居民生活设施便利”(X12，R=4.88)的感知评价值也很高。因此，“休闲生活设施”(X1)就成为主客双方对夫子庙秦淮风光带物质要素游后感知的焦点。5.1.2建筑景观的价值弥足珍贵人的记忆在特定的场景或氛围中能够被再次唤醒。历史上的夫子庙秦淮风光带曾是一个庙市街景繁华的场所，而十里秦淮、城河相依的景观格局也成为表征南京城市记忆的标志性景观。本地居民尤其是居住年限在30年以上的周边居民对该地的历史景象记忆深刻，而外地游客通过各种现代信息传递媒介也对此有所认知。当他们到达该地并对其进行“在场”的即时体验时，亲眼看到保存完整的历史建筑和文化景观，就会唤起他们对历史景象的回忆，并再次强化对建筑景观存有的较好感知。因此，主客双方对“历史建筑风貌古朴”(X21，R=4.72/T=4.33)和“沿袭城河相依景观格局”(X22，R=4.75/T=4.02)的游后感知评价都相对较好，而“历史建筑景观”(X2)也成为主客双方游后感知较好的内容。5.1.3自我“造血”和外来“补给”功能的匮乏夫子庙秦淮风光带的传统美食店铺，在经历商业利益驱动下的文化资本和空间权利快速置换的同时，其自身的内外生存环境堪忧。一方面，因其相对落后的传统手工艺、家庭作坊式的经营模式，使其自身缺乏“造血”功能;另一方面，快速城市化中衍生的经济价值驱动、旅游地原先存蓄的文化资本被更多的外来与商业资本置换，这些都使得传统美食店铺的经营状况每况愈下，逐渐退出景区的核心范围，取而代之的是用餐环境更加舒适、食品供应更加便利的西洋美食和现代连锁餐饮企业。因此，主客双方对“老字号美食店铺多”(X41，R=4.36/T=3.73)和“传统家庭式美食店铺经营有特色”(X42，R=4.45/T=3.39)的游后感知和评价都较低，也使得对“传统美食店铺”(X4)的游后感知相对较弱。6.1.4单一静态的陈列展示方式历史上的夫子庙秦淮风光带曾是古代科举考试的最大考场，当时的号舍数量多达2万余间，因此也成为全国各地文人雅士荟萃之所。如今，本地居民和外地游客都感到陈列展示的遗存故居与记忆中的名人故居形象存在较大落差，因而未能激起较大游兴，这从主客双方对“遗存遗迹丰富”(X31，R=4.23/T=3.38)、“名人故居保护较好”(X32，R=4.22/T=3.06)和“遗存故居的宣传展示到位”(X33，R=4.05/T=3.22)的较低评价中可以看出。由此，“遗存故居”(X3)也沦落为主客双方游后感知中的最低维度。
5.2非物质要素游后感知维度分异的差异性分析
5.2.1非遗传承载体和方式的弱化市井民俗活动本身隶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畴，而当下景区非遗传承载体的缺失，传承方式的弱化，都无形中降低了人们对历史上夫子庙秦淮风光带呈现的市井民俗繁华景象的感知。从游后感知角度看，如今的夫子庙秦淮风光带，除了本地居民大多每年春节期间到此观赏的秦淮灯会风俗依然沿袭外，其他的民间曲艺家、民间艺术家大多搬离景区，而以前这里定期举办的民俗活动、民间绝技表演也逐渐淡出，加之相对滞后、单一被动的宣传推广方式，除了一些本地常住居民对其还存有较深记忆和较好感知，多数外地游客没有机会体验那些颇具金陵地方特色的市井民俗活动(除非在节庆假日到访)。因此，造成主客双方对“民俗活动丰富”(Y11，R=4.68/T=3.67)和“民间艺人表演精彩”(Y13，R=4.52/T=3.31)的感知评价差别较大，对“秦淮灯会热闹”(Y12，R=4.89/T=4.09)的感知差别稍小。整体来看，本地居民对“市井民俗活动”(Y1)的游后感知较好，外地游客则感知较差。5.2.2地方传统美食颇具特色夫子庙秦淮风光带保存至今的金陵风味小吃、秦淮八绝等地方传统美食，享有较高的知名度。因此，多数本地居民和外来游客对“风味小吃纯正”(Y21，R=4.41/T=4.31)、“金陵美食有特色”(Y22，R=4.39/T=4.02)和“秦淮小吃制作技艺高超”(Y23，R=4.17/T=4.26)的游后感知与评价都较好，也使得“地方传统美食”(Y2)游后感知排序相对靠前。但是，在深度访谈中也了解到，部分本地居民，特别是居住年限在30年以上的本地居民对如今的秦淮小吃存有抱怨，认为其缺乏原汁原味，和儿时记忆中的味道比起来差了很多，而一些老字号店铺也正在逐渐消失，这些都值得学界的反思和重视。5.2.3经济利益驱动下的文化涵化进程加快基于快速城市化和经济利益的驱动，夫子庙秦淮风光带作为南京城市发展的中心区域和重要节点，其呈现的浓厚西洋与商业文化氛围是中西文化涵化的结果。各种外来和商业文化，经由本土化的包装和精心设计，较好满足旅游者体验休闲、娱乐和餐饮美食等多种需求，在强烈冲击文化旅游地历史文化氛围的同时，也在强化本地居民和外来游客对其游后感知和印象。因此，主客双方对“儒学文化鼎盛”(Y31，R=3.92/T=4.15)、“科举文化兴旺”(Y32，R=3.83/T=4.08)和“名人雅士氛围浓”(Y33，R=3.99/T=3.32)的感知评价都较弱，从而使得“历史文化氛围”(Y3)的游后感知排序整体靠后。5.2.4街巷生活环境遭受“挤压”和“形变”现代旅游者对传统文化旅游地的需求不断增加，由原先的单一观光旅游需求发展为对休闲、娱乐、购物、文化体验等多层面的需求，而当夫子庙秦淮风光带的原空间形态、结构、布局与功能已经不能满足现代游客的多种旅游需求时，就会采用借取空间的方式，此时，原街巷空间就会遭受“挤压”和“形变”，将原先的“生长”空间被迫出让。因此，老地名开始流失，传统街巷空间的生活气息开始减弱，从主客双方对“街巷老地名丰富”(Y41，R=3.73/T=3.02)和“街巷生活气息浓郁”(Y42，R=3.79/T=3.11)的最低评价值即可看出，这也使得“街巷生活氛围”(Y4)的整体游后感知排序居于末端。
6结论与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