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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论：在您撰写社会经济损失时，参考他人的优秀作品可以开阔视野，小编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这些建议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热情，引导您走向新的创作高度。
关键词：主要城市；环境地质
中图分类号：F29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地下水资源衰减与短缺
1.1社会影响
地下水是辽宁省大部分城市的主要的供水水源，地下水资源的大量开发，已引起部分城市地下水位的大幅下降，形成大面积的地下水降落漏斗，造成区内地下水资源的严重衰减与短缺；地下水资源的衰减与短缺已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地下水资源的严重衰减与短缺已引起政府主管部门的高度重视，开始限制部分区域地下水的开发，关闭了部分地下水源地，造成用水紧张，加剧供需矛盾，直接影响城市人口的生活质量和工农业生产，进而制约了当地的经济发展。
1.2经济损失评估
1.2.1评估方法
根据辽宁省主要城市实际情况，本次经济损失评估采用估算地下水的损失量，然后根据当地城市的水价，计算出因地下水资源衰减所造成的经济损失。
计算公式:
S=u・V・M或S=Q超・T・M
式中:S―地下水资源衰减造成的经济损失（万元）；
u―地下水超采区的平均给水度；
V―地下水降落漏斗体积（万m3）；
Q超―地下水多年平均超采量（万m3/年）；
T―计算地下水的超采年数（年）；
M―当地城市居民生活用水的价格（元/m3）。
间接经济损失的评估主要参考项当地政府提供的间接经济损失与直接经济损失的估算参数，结合当地经济发达的具体情况，确定当地的估算参数，从而估算间接经济损失。
1.2.2评估结果
辽宁省14个主要城市中除丹东、抚顺、本溪、铁岭无地下水资源衰减，沈阳市、锦州地下水衰减情况缓解外，其余8个城市地下水资源衰减相对较严重的。根据以上估算方法，计算出8个城市因地下水资源衰减所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66.78亿元，间接经济损失达301.01亿元，总经济损失近367.79亿元。
2 地质灾害
辽宁省主要城市工作区内地质灾害主要对区内房屋、土地、公路和水利设施等造成破坏和危胁。根据对辽宁省14个主要城市区内历史地质灾害造成损失的现状评估结果（见表1-1）的统计资料，地质灾害已造成23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达450573.6万元。
表1-1地质灾害现状经济损失统计表
具体城市及详情如下：
沈阳市：沈阳市已发地质灾害均为地面塌陷、地裂缝，受灾体主要为居民房屋、企事业单位厂房、公共设施、农田水利设施和土地资源。
大连市：大连市区地质灾害类型主要有滑坡、崩塌等，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包括人员伤亡，房屋损毁，土地毁坏，公路受损，河渠破坏及企事业单位损失等。
鞍山市：鞍山市已造成损失的地质灾害点共有9处，主要是2处滑坡、3处崩塌和4处地面塌陷。详见鞍山市区地质灾害现状经济损失汇总表。
抚顺市：
2.1抚顺市滑坡
抚顺市发生的滑坡主要在西露天矿，其次还有榆林青年路滑坡（直接经济损失50万元）和前戈滑坡（直接经济损失5万元）两处小型滑坡。在西露天矿开采过程中，由地质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中，仅滑坡一项就超过5亿元人民币，而且死亡7人。
调查中自然滑坡造成的损失基本发生在1995年“7.29”洪水期间，以小型崩滑为主。发生的区域很广，且受灾点分散，分布在海浪、石文、峡河、救兵、后安、上马六个乡镇共计28处。主要是摧毁掩埋房屋设施和道路，造成损失累计130万元。
2.2地面塌陷（沉陷）、地裂缝
地面塌陷（沉陷）引起的经济损失包括区内其它地质灾害引起的经济损失。如采煤沉陷区包括井采区引起的沉陷、塌陷、地裂缝地质灾害引起的经济损失，露采区包括不均匀沉降、地裂缝、地面塌陷引起的经济损失。
采煤沉陷区：目前遭到破坏的面积近10km2，中型以上企业2家、小型企业多家，居民2000余户，直接损失3亿多元，搬迁费用5.87亿元。总计损失近9亿元。
西露天采区边帮破坏变形区：1993年和1994年汛期，北帮E1000区段发生大规模沉陷滑移变形，面积达12.88×104m2导致14段站场被埋、地面沉陷断裂、多处交通阻断，直接经济损失达1.2亿元。1986年至今发生的北帮W200~W800滑移变形，造成石油一厂的部分工业设施和建筑物严重破坏，并影响西露天矿生产。经济损失和维护费用超过5亿元。南帮坡顶地裂隙变形区居住人囗少，造成经济损失也较小，主要为道路和围墙，直接经济损失5万元。
章党煤矿沉陷区：目前遭到破坏的有一变电所、数十间房屋，表现为地表沉陷、建筑开裂，造成损失近50万元。
除沉陷区、露天开采滑移区内的地裂缝外，还有略阳街和永安台两处楼房开裂带。略阳街有七座楼房开裂，永安台有五座楼房开裂。榆林楼房开裂带的经济损失约3500万元，永安台楼房开裂带的经济损失约2500万元。
2.3 泥石流
泥石流灾害经济损失包括自然型崩滑泥石流造成的经济损失，主要灾害点集中发生在上马、后安、石文、峡河、救兵、海浪等乡镇，时间上也集中发生在1995年“7.29“洪水灾害期间，共有140处发生了泥石流或崩滑泥石流灾害，累计经济损失3.04亿元，死亡31人。其后的1997、7和1999年又在局部地区重复发生了泥石流，但灾害损失小，累计损失200余万元。
本溪市:本溪市区地质灾害类型主要有地面塌陷、滑坡、泥石流、地裂缝、崩塌等。
丹东市:丹东市主要地质灾害灾种有崩塌、滑坡、泥石流、地面塌陷。崩塌、滑坡、泥石流灾害多为小型；地面塌陷规模有所扩大；
阜新市:阜新市主要地质灾害灾种有崩塌、滑坡、地面塌陷。阜新市自1953年发生过85次以上的滑坡和崩塌，造成的经济损失是十分巨大的，但由缺少相关资料，很难作出准确经济损失评估，据初步估算其直接经济损失不下于10亿元人民币。地面塌陷、地裂缝可以根据搜集资料进行详细估算，具体见表
葫芦岛市:根据已有资料，工作区内对人民生命财产和公共设施造成损失的有地面塌陷62个、地裂缝点18个，泥石流点17个，崩塌12个。
陕西省劳动厅：
你厅《关于给企业造成经济损失被企业延缓办理退休手续的职工如何处理问题的请示》（陕劳办函字〔1999〕180号）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
企业职工到达国家规定的退休年龄，即男年满60周岁，女工人年满50周岁，女干部年满55周岁，应按照国家规定办理退休手续。其中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统筹的，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支付养老金。关于职工到达法定退休年龄前给企业造成的经济损失，在退休后如何赔偿问题，应通过有关法律程序解决。
1997年3月3日原劳动部办公厅《关于对超过退休年龄的职工能否开除的复函》（劳办发〔1997〕24号）中的有关内容，与本文不符的，以本文为准。
1地质灾害现状
甘肃省地处青藏高原、黄土高原和内蒙古高原的交接地带，深居内陆，地域辽阔，受青藏高原隆升影响，新构造运动强烈，地震活动频繁，地势起伏大，山高谷深，沟壑纵横，地质环境十分脆弱，是全国地质灾害严重的省份之一。甘肃省特大型、大型地质灾害隐患点分布广、数量多，发生灾害的几率高、险情重、危害大、治理难度大，地质灾害已成为制约社会经济发展的突出问题。全省83个县级以上城市中有65个位于山地丘陵和黄土沟壑区，其中52个城市经常遭受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侵害，防灾形势异常严峻。例如，2008年汶JiI‘5•12”特大地震使全省大部分地区地质环境明显恶化，地质灾害隐患成灾的可能性进一步增大；2010年肃南县“7•29”关山村观山脑大型泥石流、舟曲“8•8”特大山洪泥石流、陇南“8•12”特大洪灾都给当地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了重大损失。
2地质灾害与社会经济脱钩关系分析
2．1脱钩模型构建
根据社会经济指标变化率与地质灾害发育指标变化率的正负及大小，对社会经济发展与地质灾害发育程度之间的关系进行判断，分为6种类型，即相对脱钩、扩张耦合、负向耦合、衰退脱钩、衰退耦合、绝对脱钩，见表1。在地质灾害与社会经济脱钩关系分析中，将地质灾害发生次数(A)和地质灾害直接经济损失(曰)作为地质灾害发育指标，将甘肃省历年常住人口数(C)和GDP(D)作为社会经济指标。为了直观地显示表1所体现的关系，把平面坐标系划分为6个部分，每一部分代表一种关系类型(图1)：I区表示相对脱钩，即经济增长的同时地质灾害也在增长，但经济增长快于地质灾害增长；I1区表示扩张耦合，即经济增长的同时地质灾害也在增长，但经济增长慢于地质灾害增长；lI区表示负向耦合，即经济出现衰退，但地质灾害却在增长；1V区表示衰退耦合，即经济衰退的同时地质灾害也在减少，但经济衰退的幅度大于地质灾害减少的幅度；V区表示衰退脱钩，即经济衰退，地质灾害减少，但经济衰退的幅度小于地质灾害减少的幅度；VI区表示绝对脱钩，即经济增长，但地质灾害减少。
2．2数据来源与处理
根据前面所列指标，选择地质灾害发生次数、直接经济损失、年末常住人口数和GDP等指标，从《甘肃年鉴(20o5—2009)》、《甘肃发展年鉴2OLO)及《甘肃省地质环境公报(2008年度)》¨、(2011年甘肃省地质灾害防治方案》¨、甘肃统计信息网、甘肃省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等资料中获取甘肃省2004-2010年的历年原始数据资料，并进行处理和计算，计算时均以2004年为基准年，其结果见表2、3。其中，受2008年汶川“5•12”特大地震、2010年舟曲“8•8”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害影响，甘肃省2008、2010年地质灾害发生数量有显著增加，因此研究中剔除了上述两年极端灾害事件引发的地质灾害，以消除极端地质灾害事件对该年全省地质灾害统计的影响。
3结果分析
根据上述计算结果，将地质灾害发育指标与社会经济指标的变化率进行对比分析，共分为4种对应关系，见表4。
3．1地质灾害发生次数与常住人口数的脱钩关系分析
以2004年为基准年，2005-2010年的6年间总体地质灾害发生次数与常住人口数之间的关系呈波动状锯齿形分布，2005-2008年为两个“绝对脱钩一扩张耦合”周期，2009-2010年为“绝对脱钩一负向耦合”关系。其中：2005、2007、2009年实现了地质灾害发生次数与常住人口数之间的绝对脱钩，说明这3年地质灾害发生次数相对上年有所减少，而人口数量则在不断增加；2006、2008年地质灾害发生次数与常住人口数之间为扩张耦合关系，说明这两年地质灾害发生次数相对上年有所增加，人口数量也在不断扩大，但地质灾害增长率高于人口增长率；2010年地质灾害发生次数与常住人口数之间为负向耦合关系，说明地质灾害发生次数相对2009年有所增加，而人口数量则在减少。
3．2地质灾害发生次数与GDP的脱钩关系分析
以2004年为基准年，2005-2010年的6年间总体地质灾害发生次数与GDP之间的关系呈波动状锯齿形分布，可分为3个完整的“绝对脱钩一扩张耦合”周期。其中：2005、2007、2009年实现了地质灾害发生次数与GDP之间的绝对脱钩，说明这3年地质灾害发生次数相对上年有所减少，而国内生产总值则在不断增加；2006、2008、2010年地质灾害发生次数与GDP之间为扩张耦合关系，说明这3年地质灾害发生次数相对上年有所增加，国内生产总值也在不断增加，但地质灾害增长率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
3．3地质灾害直接经济损失与常住人口数的脱钩关系分析
以2004年为基准年，2005-2010年的6年问总体地质灾害直接经济损失与常住人口数之间的关系呈波动状锯齿形分布，2005-2008年为两个“绝对脱钩一扩张耦合”周期，2009—2010年为“绝对脱钩一负向耦合”关系。其中：2005、2007、2009年实现了地质灾害直接经济损失与常住人口数之间的绝对脱钩，说明这3年地质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相对上年有所减少，而人口数量则在不断扩大；2006、2008年地质灾害直接经济损失与常住人口数之间为扩张耦合关系，说明这两年地质灾害直接经济损失相对上年有所增加，人口数量也在不断增加，但地质灾害直接经济损失增长率高于人口增长率；2010年地质灾害直接经济损失与常住人口数之间为负向耦合，说明地质灾害直接经济损失相对2009年有所增加，而人口数量则在减少。
3．4地质灾害直接经济损失与GDP的脱钩关系分析
以2004年为基准年，2005-2010年的6年间总体地质灾害直接经济损失与GDP之间的关系呈波动状锯齿形分布，可为3个完整的“绝对脱钩一扩张耦合”周期。其中：2005、2007、2009年实现了地质灾害直接经济损失与GDP之间的绝对脱钩，说明这3年地质灾害直接经济损失相对上年有所减少，而国内生产总值则在不断增加；2006、2008、2010年地质灾害直接经济损失与GDP之间为扩张耦合关系，说明这3年地质灾害直接经济损失相对上年有所增加，国内生产总值也在不断增加，但地质灾害直接经济损失增长率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
1灾害抗御能力变量
灾害抗御能力大小最直接的评估标准就是灾害所造成的人员、经济损失和社会影响的大小。灾害损失和影响越大，区域灾害抗御能力越弱，反之则越强。对于不能直接度量的区域灾害抗御能力，我们使用区域灾害损失和影响来间接度量。莱斯基（Rasehky)认为仅使用直接经济损失数据难以全面描述灾害损失，因此他增加了因灾死亡人数来表示灾害损失。本文借鉴了其研究同时也考虑到灾害的发生会对正常的社会生活造成巨大的冲击，继而诱发社会生活、工作秩序的非正常状态和间接经济损失，因此进一步以受灾人口数来表征灾害对社会生活的冲击以及由此产生的间接经济损失，从而较全面地对灾害人员、经济损失及社会影响做出描述。因灾死亡人数（Death）和受灾人口数（People）分别指在灾害事件中死亡的人口数量和因为灾害事件而致生活受到严重影响的人口数。直接经济损失（Loss）是指受灾体遭受自然灾害袭击之后，自身价值降低或丧失所造成的损失。其基本计算方法是受灾体损毁前的实际价值与损毁率的乘积。具体包括农业损失、工矿企业损失、公益设施损失以及家庭财产损失等。灾害损失变量数据来源于由灾后流行病研究中心管理和维护的紧急灾难数据库（EM-DAT）。该数据库是国际上影响最大、应用最为广泛，并可免费方便获取的灾害数据库，为国际计划、科学研究提供了大量数据。
2社会经济环境变量
为了准确地对区域社会经济环境做出描述，本文借鉴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于2008年所提出的“经济社会指标体系”，依据科学性、系统性、可操作性及合理性原则，同时考虑到资料的可获得性，选择了人均生产总值、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GDP增长速度、第三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公共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和每千人医生数8个指标作为研究变量。这8个指标变量从多个角度完整地呈现出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成果、人民的生活质量、区域经济结构的合理性及社会结构的合理性。
与已有文献相比而言，其划分较为细致，更符合中国国情且具有可操作性，从而有利于完成对中国区域灾害抗御能力与区域社会经济环境关联性的全面考察。在省级区域的划分上，我们遵循传统意义上东、中、西部的划分，仅将重庆的数据并入四川。此外，由于自治区和海南省数据大量缺失，故将此两个省舍去，未进入样本；因此本文所使用的省际数据样本仅涵盖28个省、市、自治区。上述8个社会经济环境变量数据均来源于各省、市、自治区历年统计年鉴中相关数据。
实证模型
为了论证前述表征区域社会经济环境的各因素对区域自然抗御能力的影响，本文收集了中国28省份1991～2010年的数据对如下三个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参数估计：模型（1）、（2）、（3）中，i表示某一区域，t表示时间年份，Deathit则表示i区域在第t年的因灾死亡人数，下同；People表示受灾人口数；Loss表示灾害直接经济损失；Rgdp表示人均生产总值；Pcdi表示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Pcni表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Sfai表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Gdpg表示GDP增长速度；Tior表示第三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Efr表示公共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Ndp表示每千人医生数。fi是个体省份无法观察到的效应；εit是残差项，我们将一些无法量化或未纳入解释变量但却有可能对灾害损失产生影响的因素比如说地理气候等因素归入残差项中，并假定εit～iid(0,δ2)。
本研究所使用的面板数据分析技术，在不同的时间点上选择省际数据作为样本观测值以构造和检验更为真实的模型，从而克服了在考虑区域社会经济因素不同对区域灾害抗御能力影响的时候未能同时考虑社会经济因素自身发展演变对区域灾害抗御能力影响的缺憾。此外，面板数据分析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更多的数据点，增加了自由度，同时减弱了解释变量间可能存在的共线性，使得估计的有效性得以改进。
实证模型的参数估计
本文采用阿雷拉诺(Arellano)和博维(Bover)设计的系统GMM方法对模型进行参数估计，这一方法适用于短时期、大样本的面板数据。为了解决模型中变量量纲不统一的问题，以及改善各变量序列的平稳性，我们取各个变量的自然对数进入模型。模型参数估计结果见表1。
结果分析
我国各区域灾害抗御能力的差异在相当程度上可以由各区域社会经济环境发展程度的不同来加以解释。本文实证研究表明总体而言人均生产总值、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第三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公共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每千人医生数对区域灾害抗御能力有显著地正向影响；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GDP增速对区域灾害损失的影响不明显。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对因灾死亡人数和受灾人口数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对因灾直接经济损失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因而，其对区域灾害抗御能力的影响不能确定。
(1)农村居民纯收入的高低是影响区域灾害抗御能力最主要的因素。
频繁发生的各种自然灾害，不仅会破坏经济发展的基础，而且可以毁坏经济发展已取得的成果。在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中，农业生产受自然灾害的束缚和影响最为严重。农村居民的主要收入来自于农业生产，而农业生产是以有生命的动植物为主要劳动对象，动植物的整个生命过程，从生长、发育到繁殖，都必须首先和外在环境相适应、相协调，因此，农业“受自然条件之影响最为深刻”。由此，农村居民是我国社会各阶层中最具灾害易损性的群体。长期以来，广大农村居民收入偏低，除去日常生活开支之外，一方面难以有剩余资金用于防灾减灾设施设备的制备，另一方面无力接受更好的教育而缺乏基本的减灾、防灾常识。与之相对应的现实是大量的气象、地质等自然灾害往往多发于农村区域，造成重大人员和农作物损失，成为影响城市农产品持续供应、社会稳定的一大隐患。因而，在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的中国社会，提高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强农村居民的灾害抵抗能力意义重大。
(2)区域每千人医生数是影响区域灾害抗御能力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从实证结果来看，每千人医生数较多的省区其因灾死亡人数、灾害直接经济损失以及受灾害影响人数均相对较少。每千人医生数衡量了区域内医疗人力资源的发展状况，被是联合国、世界银行等组织广泛用于平价各地区医疗服务质量和生活质量。WHO在2000年提出要实现全球每千人口医生数为1人的目标。美国社会学家英克斯尔提出的社会现代化标准中，每千人口医生数为1.25人。从世界范围来看英国和美国，其每千人医生数已达到2.2人和2.4人，而按我国目前每千人医生数与世界平均水平持平，还需要25～30年左右才能达到美国和英国的水平。医疗改革是我国目前正在进行中的一件大事，通过对医疗卫生体系的改革将有更多优秀人员进入医疗卫生队伍，这对增强我国自然灾害抗御能力，减少因灾人员和财物损失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3)公共教育经费与第三产业产值占GDP比重高低对区域灾害抗御能力大小有显著的影响。
公共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是教育发展战略研究的一个关键概念，也是衡量一个地区教育现代化水平的重要参数，被用于度量政府对教育投资的努力程度。民众素质体现着防灾抗灾的“软实力”，全面提高民众素质必须从教育入手。“国际减轻自然灾害十年”行动纲领中指出“教育是减轻灾害计划的中心，知识是减轻灾害成败的关键”。通过教育达到一方面全面提高国民素质形成正确的环境伦理意识、价值观和态度，自觉合理开发、有效保护并持续合理利用资源，减少灾害形成的自然诱因。另一方获得更充分的防灾减灾所必须的知识、技能和行为，以减少人为灾害的发生，提高民众面对灾害时自我保护和生存的能力。我们的实证研究结果也进一步验证了教育投资的增加对减少灾害人员和财物损失，维持社会稳定的重要性。第三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反映了一个地区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反映了该地区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第三产业是单位能耗较少的产业，从我国第三产业发展趋势来看，第三产业是最有利于节约能源的产业。经济发展对能 源的依赖性是导致区域气候变化的重要因素，因而是影响区域灾害脆弱性的原因之一。为此，需要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优化区域产业结构，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特别是发展现代服务业，加强生态建设，节约资源能源，减少区域经济发展对工业增长的过度依赖；积极扶持低碳产业和绿色产品的发展，促进产业竞争力的提高，减轻传统产业的锁定效应；积极推进高技术产业的发展，抑制高耗能、高污染行业；提高市场准入标准，逐步淘汰落后产能，有效降低单位GDP能耗的强度等是实现区域低碳经济发展，增强区域灾害抗御能力。
(4)区域GDP增速和区域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对区域灾害抗御能力几乎无影响。
让我们略感意外的是，区域GDP增速和区域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几乎与区域自然灾害抗御能力无关。区域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还有导致灾害经济损失增加的风险，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防灾减灾设施设备的投资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所占的比重严重偏低，无法有效地抵御自然灾害的冲击，提供足够的保护，导致大量的其他固定资产在自然灾害中受损，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保持经济增长是增强国家实力和提高国民福祉的重要因素。
但是，地方政府纯粹为了增加GDP而大干快上的思路和做法已不适合社会经济与自然环境的变化。由人为因素直接或间接所造成的各种灾害，使得大量的投资和多年的积累毁于一旦，形成巨大的国民财富损失。因此，如何在追求GDP增长和进行固定资产投资时，综合考虑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与发展的可持续性以及自然灾害对经济社会环境可能造成的冲击，用更为高远的眼光和开阔的思路来统筹区域经济发展，是当前中国经济转型所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
关键词：基本经济负担；疾病成本；疾病经济损失；意义
中图分类号：R1 文献标识码：A
对于疾病经济负担，我国卫生经济学界作出了含义基本相同的界定。杜乐勋、张爽，曹培文、印石等在他们各自编写的教材中所给出的这一界定甚至是一字不差：“疾病经济负担是由于疾病、伤残、死亡给社会带来的经济损失以及为防治疾病而消耗的经济资源”［1］［2］（以下简称“负担―损失”论及“负担―消耗”论）。这是目前比较流行的界定。“负担―损失”论的主要不足之处在于把病伤、病亡后所导致的经济损失等同于疾病经济负担。其实它们是不能等同的：第一，不仅直接给负主体随患者死亡而不存在，而且治疗疾病的这一致负原因也同时消失，这样，疾病经济负担也就不能存在。人都死了，还说他在添负，这岂不是对死者的冤屈？第二，不论治疗与否，疾病本身与经济损失之间有必然联系。一旦患病，即使不医治，也必然带来降低生产工作效率、减少劳动时间等损失。疾病经济负担只与疾病防治有必然联系，而与忽略治疗的疾病本身没有必然联系。病而不治，只有经济损失而谈不上经济负担。“负担―损失”论虽然对此作出了严格的文字界定，但它还是把与疾病防治没有必然联系的疾病经济损失同与疾病防治有必然联系的疾病经济负担等同起来。“负担―消耗”论恐怕也有问题。其一，它所谓的社会经济资源是指其使用价值还是指其价值？若指使用价值，则不可计量；若指价值，则那些用自采中草药和祖传秘方治病的经济资源是没有价值形态的，因此没有统计口径。其二，这种负担的主体是指社会还是指个人？若指社会，这一界定当然是可取的。但若指个人则有谁会把抹红汞、贴膏药和用草药、土方治病之类的经济资源耗费视为疾病的个人经济负担呢？又有谁把医保报销额度内的资源消耗视为个人的经济负担呢？
我国卫生经济学界还有把疾病经济负担等于疾病成本的界定。“疾病经济负担又称疾病费用或疾病成本”［3］（以下概称“负担―成本”论），这同样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众所周知，成本是生产产品所花费的各项费用总和，它有预付性、补偿性、获利性特点。成本是生产经营开始之前的垫支或预付行为，而生产经营又是人的预定目的性活动，如果说疾病经济负担就是疾病成本的话，那也就是说疾病经济负担是患病之前的预付行为，并且这种预付以生产疾病为预定目的。事实上，疾病经济负担正好与此相反，成本不仅仅是生产经营中的耗费，更重要的是能够得到市场补偿。如果说疾病经济负担又叫疾病成本的话，那么它能获得市场补偿吗？假如它也能补偿回来，那它又怎么成为经济负担呢？成本和利润是相对应的经济范畴，成本预付是为了预期利润。如果说疾病经济负担是疾病成本的话，那岂不是说前者也有预期利润吗？话说到此，可能有人觉得这样的分析只有对被负者所言才是道理，否则对给负者（医院）来说，“负担-成本”说就能成立。医院治疗疾病，需要预付医疗成本，医疗成本可以从患者那里获得补偿且可获得合法利润。但是，即使依了这样的辩解，把疾病经济负担等同疾病成本也有其它问题。其一，从来的经济负担包括疾病经济负担在内，其主体主要是针对被负者而不是针对给负者而言的，我们能把医院为病人治病的收费、敬老院的托养收费等等给负行为看作是医院和敬老院的经济负担吗？其二，把疾病经济负担等同于疾病成本还有使负担缩水之嫌。因为医院给予患者的经济负担不仅是它的医疗成本，还有其相应的利润。假定医院治愈某疾病的总共收费10000元，其中8500元为医疗成本，1500元为医疗利润。我们有何理由认为，只有8500元的所谓疾病成本才形成患者的经济负担，而1500元的医疗利润却不成为他的经济负担呢？可见，医院通过给负能够形成被负者的疾病经济负担的是它的治疗成本加利润的整个医疗价格。
综上所述，目前卫生经济学界关于疾病经济负担的界定存在着过与不及的弊端。所谓过就是“两头宽”，即把包含在工资中的必要的医疗费用和疾病带来的经济损失两因素都计入疾病经济负担；所谓不及就是“中间窄”或者严，是指将疾病经济负担等同于不含医疗利润的疾病成本。这种宽严失度的理论界定，给医疗卫生实践带来一系列不良影响。
首先，降低了健康回报效应程度，给医治疾病的积极心理蒙上不应有的阴影。疾病经济负担无论对于给负者还是对于被负者而言，都是为了提高健康回报的效应程度。从经济的角度看，健康回报效应程度是疾病经济负担和健康产出的比率。在健康产出为一定的条件下，疾病经济负担愈重，效应程度就愈低。在“负担――损失”论的界定中由于存在不实的负担虚张，因而必然降低健康回报的效应程度，进而从经济上降低治疗疾病的心理乐观系数，甚至降低对医疗卫生服务质量和责任的社会评价程度。
其次，不利于整治目前普遍存在的医院看病贵顽症。现行的医疗收费本来比较高，百姓怨声高，但如果按照“负担――成本”论的说法，那就等于说医院给于患者的经济负担仅是医疗成本而不含医疗服务利润。然而，医院获得合法的利润又是无可非议的。既然如此，医院就可能认为它们看病收费是不贵的，给予患者的经济负担是轻的，从而产生提高医疗价格的企图。由于以上两个方面的不良影响，导致不利于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
既然卫生经济学界流行的疾病经济负担的界定有不足之处，那就有重新界定的必要。当然要对它下一个统一的定义，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它包括含义各异的社会负担和个人或家庭负担。疾病社会经济负担是超过社会为适度人口（国民）提供基本医疗卫生保障费用以上的那部分卫生总费用。卫生总费用“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通常为一年）全社会用于医疗卫生服务消耗的资金总额”；其目的和意义在于通过对全体国民（人口）的医疗卫生服务，维护他们的生命健康以实现劳动力再生产。一定国家在一定时期中的人口存在适度与不适度的可能。适度人口就是与社会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相适应，与社会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要求相符合的人口数量，它是任何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和前提。破坏适度人口的再生产必然破坏社会的存在和发展。适度人口的基本医疗保障费用就是保障他们的生命健康，以实现社会劳动力生产与再生产，因而属社会必要生产费用。正如必须通过吃饭等基本生活消费，才能实现有经济产出的人口及其劳动力的再生产，故而不可将吃饭这种必要消费当作个人经济负担一样，也不可将保持和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所必须的适度人口及其实现劳动力再生产的基本医疗卫生费用视为疾病的社会经济负担。从语义上讲，负担就是前进的累赘和包袱，消除负担就意味着轻快前进。假如把适度人口的基本医疗卫生费用视为社会经济负担予以消除的话，那么能否说消除了这种负担也意味着社会更好更快的前进呢？答案必然是否定的。由此可见，只有为过度人口提供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费用，才构成疾病的社会经济负担。因为过度人口本身的存在必然延缓社会经济发展，是社会前进的累赘。当然，承认社会为过度人口提供卫生费用是疾病的社会经济负担与社会平等对待包括他们在内的每一个国民是两个不同的问题。
疾病的家庭经济负担，是指超过实现家庭人口及其劳动力再生产的社会必要医疗卫生费用以上的医疗卫生服务价格，以及为接受这种服务的全部相关费用。构成社会的家庭为数众多，构成家庭的人口有多有少。所谓实现家庭人口及其劳动力再生产的社会必要医疗卫生费用，是指大多数家庭平均的医疗卫生费用。工资作为实现社会劳动力再生产的必要费用，其中必定包含一个用于家庭成员基本医疗费用的份额。在我国目前条件下这一份额和相关的社会筹资及国家拔款一起，形成城乡居民基本医疗卫生保障基金（以下简称 “医保基金”）。医保基金又分为由个人直接支配使用的个人账户资金和由社会互济使用的统筹账户资金。个人账户资金使用完后，再进入社会统筹账户比例报销。由此可见，实现一般家庭人口及劳动力再生产的社会必要医疗卫生费用，在我国目前就表现为个人账户资金和统筹账户中可以报销的资金之和。毫无疑问，居民从这两个账户中支出与报销的医疗服务价格都不构成疾病的家庭经济负担，只有不能从中支出与报销的医疗服务价格才形成疾病的家庭经济负担。至于接受医疗卫生服务相关的全部费用如看病交通费、院外候宿费等，由于在个人向医保基金扣缴的工资中应该包含它的一定份额，又由于这一份额本属于劳动力再生产的社会必要费用，因此，它不应构成疾病的家庭经济负担，但由于它占比例小，操作中又不便于分割单列，加之按现行制度规定这些费用不能从基金账户中支付与报销，所以，就将它全部归入疾病的家庭经济负担之中。如果考虑到我国目前的上述具体情况，又可以将我国的疾病家庭经济负担再定义为：超过个人从医保基金账户中支付与报销的医疗服务价格和为接受医疗卫生服务发生的全部相关费用。
通过对比分析便不难发现，在疾病家庭经济负担的这一界定中，由于剔除了疾病经济损失和从医保基金中支付与报销的费用，因此消除了流行界定对疾病经济负担的负担夸大性，从而廓清了疾病经济负担的真实含义；又由于把本来不等同于疾病经济负担的疾病成本,改写为疾病医疗价格,因此矫正了目前流行界定中成本与价格的偏差,重新确立了给负与应负之间的对应平衡关系，也将使医院由此可能发生的不合理涨价企图失去理论支持。此外，用医疗价格和其它相关费用取代社会经济资源的消耗，如前所述也更显合理。
参考文献
［1］杜乐勋，张爽.卫生经济学基本原理［M］.中国经济出版社，1990.
【关键词】环境保护；社会经济生产；合理利用
自然界物质运动和自然生产过程所产生的各种环境要素，以及它们的有机结合所产生的生态效益都是具有使用价值的物质财富的组成部分。任何一种形态具有使用价值的物质，当它没有得到合理利用而遭到破坏时，都将造成人类社会的真正失。在这种情况下，即经济再生产和自然再生产之间的物质交换使环境资源受到污染和破坏的情况下，我们必须按商品经济的价值规律评价由于该项具有一定使用价值的环境资源，因未能得到合理利用而失去可以获得最佳综合效益的利用方式给社会造成的经济损失。
1 环境资源利用中的价值交换
在自然生态平衡条件下，环境资源虽然是具有使用价值的物质财富，但是在简单原始的经济再生产与自然再生产之间的物质交换中，并不具有商品的社会属性，当然也就谈不上环境资源的价格和价值。人们可以“自由”开发和用取环境资源。在这种不包含价值量的物质交换中，环境资源的拥有者-人类，并不需要付出“社会机会成本”的代价，而只获得利用自然环境资源的好处。
然而严竣的现实是：大片森林的消失，土的的沙化，许多矿物资源的枯竭，地下水位的下降，河流水域和大气的污染，区域环境生态平衡的破坏，使人们已经很难找到那种没有污染和破坏，又能满足人类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自然生态平衡的环境了。这种环境状况严重影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类健康， 使社会付出了巨大的经济代价。
当滥用环境资源物和排入环境的污染物超过了环境的恢复和自净能力，当环境自然生态平衡受到破坏，环境已经成为难以满足人类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的“稀缺性”的资源，这时，也只有这时，环境资源非商品化的经济属性在同商品经济生产之间的物质交换中，开始发生了变化，并以特殊形式的价值交换显示了自己的交换价值..具有了“商品”社会属性的某些本质特征。这一时刻称为某些特定含义范围环境资源开始具有“商品”社会属性的转化点，离开这个转化点笼统地说明自然环境资源的价值是没有意义的。
2 环境污染与破坏是不等价交换的结果
当前环境污染与破坏的严重性，反映着环境资源制约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相当大程度上减少了社会经济生产的效益。从环境经济学角度来说，就是已经具有商品社会属性的环境资源在同经济生产之间的物质交换过程严重地违背了价值规律，而这种交换过程是国家同排污企业在不等价交换条件下进行的。江苏省沿海某造纸厂全年利润十几万元，（其中包括了节省环境污染防治成本这样虚假的利润，但它给社会造成的损失，即社会付出的交换价值，仅其中海水养殖贝类损失一项就四百多万元。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原始森林，正是因为人们只考虑了它的木材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而没有考虑它的并为社会所拥有的森林生态效益在社会和经济活动中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使它的木材交换价值永远抵不上从此变为不毛之地的社会损失价值。这种大量存在的不等价交换的结果，一方面，环境污染与破坏日趋严重，可利用的环境资源日趋“稀缺”；另一方面，社会付出的交换价值，即可以计算的各种形态的经济损失愈来愈大，严重影响了社会综合经济效益的提高。
3 对自然界矿藏资源的开发利用
特别是未来难以可持续开发利用的资源，例如某区域十个铜矿，七个矿山枯竭，凝聚在余下三个矿山生产的单位重量的铜矿和冶炼厂的金属铜中的社会必要劳动量，即商品的价值量并没有改变，但由于资源难以满足传统的社会化生产和消费需求，此时，铜这种商品的社会交换价值却发生了变化。社会交换价值有增加的趋势。这种变化趋势大量反映在稀缺矿藏资源、北方的地下水、中国的木材等难以以传统的交换价值消费中。很显然这个理论的重要性，在于政府需要根据资源是否具有可持续性的实际情况，改进和增加对资源的税收管理，推动资源节约和社会可替代资源开发。
不合理利用环境资源的物质交换中蕴藏着价值交换。环境污染与破坏愈严重，这种不等价价值交换就愈背离社会价值规律。这种不等价交换的后果，即各种形态社会经济损失是生态规律，价值规律发生作用并报复人类的自动调节的必然过程，是被迫性的社会价值交换。
4 环境保护劳动是创造社会价值的经济生产
在社会人口，经济迅猛发展的今天，仅仅依靠自然生态平衡的生产能力已经远远不能满足滥用环境资源的人类对环境资源的需求。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造成的经济损失：一方面，减少了社会可以利用的环境经济效益；另一方面，当一定环境资源质量，如水体和大气质量，作为社会经济生产和社会生活必不可少的物质条件时，为了消除环境污染与破坏的后果，恢复这种环境资源最佳利用目的，社会就必须进行必要的环境保护劳动，调节和合理使用环境资源，并保护环境资源。
环境保护劳动创造社会经济价值就是社会从改善环境所获得各种形态经济收益。环境污染与破坏愈严重，国家（社会）与排污企业之间的不等价交换愈背离价值规律，这时环境保护劳动所创造的生态效益和社会经济效益就愈高。因此，环境保护劳动是创造社会价值的经济生产，只有包含着环境保护劳动的社会经济生产才是符合人类需要的具有全部积极意义的社会经济生产。
【参考文献】
[1]彭近新.试论环境保护与经济建设[J].环境科学与技术，1980（04）.
关键词：数理统计；规律；经济决策；应用
中图分类号：G71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2-7661（2013）05-279-01
一 数理统计学在社会经济领域的作用以及意义
数理统计学是以随机现象中的统计规律为研究对象的数学学科，在经济迅速发展的今天，经济的全球化影响致使数理统计学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运用也日益变得广泛和重要。在现今的社会经济生活中，通过对抽样数据进行分析推断的有效方法来解决社会经济生活中的问题已经成为人们的使用习惯。数理统计学的知识在社会与经济方面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和意义，其本身独特的研究课题存在独到的思想方法，具有异常丰富的深刻内容，与经济研究中的多种学科有紧密联系，是近代的数学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数理统计学的理论方法在工农业发展、军事科学技术以及社会经济等方面都有广泛的应用。尤其是其在经济领域中的应用，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我们的社会是由个体单位的个人组成的，同时也是单个家庭组成的大单位，然而从宏观角度看，我们的组成也可以是地区区域的，这种存在较大差异性的事物不像自然界中一些普通现象存在一定的规律，而社会的现象中很少是有确定规律的，因此，我们在研究社会经济生活时，从数理统计学的角度去观察研究，以大部分人的利益和价值为落脚点，运用数理统计学的知识分析相关的数据和调查结果，得出相应的结论。尤其在经济领域中，从一些商品在未来的销售状况中预测一个城市中此种商品行业的销售情况，甚至是对于我国整个国民经济的状况预测和制定未来的经济发展计划，无一离得开数理统计学的知识。当然，类似的数理统计的知识在社会经济中发挥的作用还有很多，在经济领域，利用数理统计学知识解决经济问题已经成为一种通用的方式。随机过程的统计、人口发展中的动态模拟以及抽样调查等多种数理统计学方法在社会经济中都存在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和价值。数理统计学的思想在经济领域中的分析具有实用性便捷性的特征，为经济的研究提供重要的依据。
二 数理统计在社会经济领域中的典型应用
近些年以来，数理统计学在我国经济领域有着重大的进展，对于社会经济的实际情况中各项数据的资料搜集以及资料的整理结论的分析和多方面的运用，成为现代社会经济建设所必须的一项关键性的工作。这就要求我们熟练使用数理统计学知识解决经济中的各种问题。首先，数理统计在经济管理的决策中有着极其重要的运用。在经济管理中，任何重大决策都需要基础的依据，而依据的根本就是经济中的不同数据，然而经济中存在的不确定性的各种随机因素使得所有的决策存在一定的风险性，只有科学合理的决策才能做到以最小的风险成本获得安全保障的最大化目标。
不仅如此，利用数理统计的方法还可以节省成本，减少投资风险，获得合理正确的决策，从而使经济能够更好的发展。其次，数理统计对于经济领域中的损失评估也有着关键性的作用。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事故类的以外灾害所造成的各类经济损失有着明显的上升趋势。保险的买卖成为单位以及个人解决经济损失的方法之一。利用数理统计的知识可以对各种以外的事故作出有效的可能性评估，也可以对事故发生后产生的经济损失的大小做出统计分析，得出各种有效结果，便于引起社会对于事故性灾难的重视，减少事故的发生。
此外，数理统计的知识也可以帮助企业针对经济中的销售状况分析得到最大的经济利润的方法。如何得到最大的利润，一直是商界中人人追求的目标，数理统计中的随机变量的函数期望值为此提供了新的解决思路。当然数理统计在经济的预测方面的运用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在企业经济的经营中，依据统计原理，根据市场的信息资料，通过对经济现象的分析推测，从而得出经济中未来的出入数据状况。促进经济更好的发展，把握经济的发展命脉，减少经济发展过程中资金的损耗，有效的长久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结语：在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存在各种影响经济决策评估等问题的变量因素，这些问题的存在对于经济的发展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影响，因此，利用数理统计学的知识解决社会经济中的问题对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不仅有利于人们对于经济发展中对商品的供求以及最大利润的把握，同时对于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减少损耗起着积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梁相龙.论数理统计在客观现实中的意义与作用[J].2005（09）.
[2] 高燕.试论数理统计在经济管理中的地位.作用及其发展趋势[J].甘肃农业，201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