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9-22 15:31:40
序论：在您撰写社区发展集体经济的思路时，参考他人的优秀作品可以开阔视野，小编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这些建议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热情，引导您走向新的创作高度。
自坪山新区城市化依来，社区集体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在政策上依然存在一些问题制约了其发展。探索一条既符合时势发展要求又契合社区发展实际的路径，是社区集体经济实现科学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审视和探寻坑梓集体经济的发展路径，必须置身特区一体化与坪山新区大开发大建设的重要背景，加快集体经济管理与运营体制机制的创新，着重在转变发展思路和探索多元经营上寻求突破。
第一、体制政策
首先要把社区股份合作公司与社区综合党委、工作站、居委会从机构设置、人员、职能、账目、经费等方面严格划分开来；并且要理顺好社区工作站、居委会、社区股份合作公司的职责和关系，明确社区工作站就是办事处的派出机构，主要职责是承担社区公共服务的职能；居委会是居民自治组织，主要职责是社区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社区股份合作公司实行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剥离社会管理职能，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化道路，这是体制机制突破的基本方向。关于现阶段的社区集体经济发展重点要考虑两个因素：一是社区股份公司一旦剥离了社会管理职能，即意味着社区股份公司就无需再承担公共管理费用支出的义务，但是市、新区财政能否全盘承接此笔费用，需要慎重考虑。据坪山新区发财局“以2009年实际支出数为测算基础”统计，社区一年经费支出约为1.3亿，这对于深圳市、坪山新区财政而言也无疑是多增添的经济负担。二是坪山新区的集体经济开发与建设还处于起步阶段，城市化路程还有很远的路程，还有相当艰巨的土地整备等中心任务，如果社区股份公司完全按市场化运作，缺乏政治因素的制衡，那么势必影响党委政府决策在基层的落实成效。所以基于以上原因，可考虑每年推出一至二个条件成熟的社区进行试点，再着手推广，逐步释放改革压力，当前更为重要的是加强集体资产管理，实施财务相互独立核算制度，健全集体资产的管理机构，做到制度健全，监管到位，为改革做好准备。
第二、技术政策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升经济发展的技术涵养是破解土地、资源及人口紧约束矛盾的重要途径。从坑梓社区的实际出发，一方面，可考虑做大做强物业经济，注重促成现有物业的转型升级，从单一的收租型向可以提供专业物业管理与服务的路径转变；另一方面，抢抓坪山大开发大建设的历史机遇，介入发展投资风险较低的实业经济，逐步实现从“物业经济”单腿走路向“物业经济与实业经济”双腿走路的模式转型。在技术要求上制定相关政策能对集体经济发展指明正确的方向，如宝安区2009年就制发了《关于扶持股份公司发展的指导意见》，内容涉及土地利用、旧屋村和旧工业区改造、实业投资、物业管理和服务、交流与合作等方方面面，极大推动了社区股份合作公司持续健康发展。对于技术方面的政策制定重点要做到四个引导：一是引导社区集体经济对那些建成年代较为久远的破旧厂房实施功能再造，以提高物业的收益水平，切实利用好每一块地，投入到新型的集体经济中来。二是引导坪山新区社区集体经济通过独资、合资或合作等形式，结合公司所在片区的产业规划及功能定位，开发建设一批投资风险小、管理经营难度不大的商住酒店等实业项目。如老坑社区可以利用毗邻新区中心区的地缘优势，可考虑合资或合作开发一批高档酒店项目，吸引投资者或者由政府投资建设，不仅能吸引外来人员的人口流动，增长经济，也能为当地的经济发展和城市面貌做改善；再如秀新社区地处圩镇中心，可考虑合作开发中心商务项目等等，把经营方式放远，为本地经济发展创造更多的机会。三是引导社区集体经济以土地入股或利用征地资金参与新区基础设施建设，重点参与新区工业园区的物业开发，及为工业园区企业提供配套性生产服务，重视基础设施的建设，为展开经济发展铺开一条更加广的道路。四是引导社区集体经济引进有实力的社会资本对旧屋村或旧工业园区进行合作旧改，改善被拆迁户的居住条件，加快城市面貌的改善和产业升级。
第三、财政政策
要加快坑梓社区集体经济发展，就必须在政策与资金方面有所突破，重点考虑四个方面：一是建立政府财政补贴与社区集体经济共同负担户籍居民社保的保障机制，并减免土地税、房屋出租费等相关税费，通过让利于民，让居民享受改革与发展的成果。二是建立社区集体经济转型发展的保障机制，帮助社区股份合作公司走出当前困境。一方面，对各社区现有出租厂房及工业企业，相关部门要开通绿色通道，在企业年审、土地办证等方面予以支持。另一方面，在引导优化产业升级和土地整备的过渡时期，对社区集体经济的厂租收入实行财政补贴，确保社区集体受益不受损害。三是加快整备社区集体土地资源。在我们的调查研究过程中，课题组工作人员还专题对各社区经济合同进行了核查清理。审查数据表明，辖区各社区违规签订需要取消的土地合同共145份，涉及面积约133万平方米，金额约3亿元。政府可考虑利用政策或资金杠杆，将这部分土地收归国有或集体所有，实行集约高效利用。四是将社区股份公司长期承担的城市社会管理职能，逐步剥离给政府相关职能部门，为转型打牢基础。
近年来如皋农村“三大合作”快速发展，累计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946家，合作联社24家、农地股份合作社305个、农村社区股份合作社23个，有效地促进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搬经镇土山村、丁堰镇刘海村等村通过建立果蔬专业合作社，不断加强合作社内部管理，提高管理水平和运营效益，在确保农户保底收益的基础上，每年增加集体收入20多万元。经济技术开发区（城北街道）志勇村抢抓扬启高速等重点工程经过该村的机会，吸引本村能人范存建投资数千万元，盘活取土坑水面100多亩，成立了“南通市黑沙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合作社以养殖乌渔为主，年销售近一个亿，利润达2000万元，村集体年收入80多万元。
二、发展资源开发型经济
通过开发集体有效资源，走集体、农民互利之路。据统计，全市332个村，共盘活经营性资产4700多万元，盘活村组集体土地27023.5亩，水面27852.7亩，新增集体收入1100多万元，为村级集体经济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吴窑镇立新社区将集体拥有的国有河堤岸边资源对外发包，年收入10多万元。东陈镇万富社区利用建造高速公路在社区留下600多亩废塘，引进嘉定客商与本村能人合股建设淡水白鲳养殖场，增加村营收入近20万元。经济技术开发区（城北街道）花园桥社区发展多个农业项目累计流转土地3379亩，达到总面积的81%，其中属于社区集体所有的路、渠、沟、塘等公共面积241亩，每年村集体可获收入24.1万元。
三、发展资产经营型经济
充分利用土地集体所有、集体统一规划的优势，通过盘活闲置场地、集体闲置货币资金，找准市场需求点，开展资产经营，实现资产增值。如城街道城南社区充分发挥资源区位优势，因地制宜，大力发展物业经济，使资金向资产转化，资产再产生收益，从而确保资金、资产的保值、增值。利用集体积累4238万元购置经营性资产10905平方米，年租金收入达183.9万元，实现了组组有资产、年年有收益、户户有分配、人人有享受的目标。磨头镇磨头社区以186万元的价格整体购买占地12亩的金磨综合市场产权，由居委会统一管理经营，村级集体年实现收入70多万元。
四、发展物业带动型经济
通过推进农民集中居住，强化村级物业管理，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搬经镇湖刘社区大力推进农民集中居住区建设，现已形成入住300多户的农民集中居住区，通过小区物业管理及房屋出租每年可增加村集体收入20多万元。搬经镇中心社区在农民集中居住推进过程中，社区统一对外发包代建，将小区的服务配套用房对外发包，既保证项目的整体推进，又为集体增加收入50多万元。
五、发展服务创收型经济
关键词：村改居社区；管理；苏州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34-0157-02
23）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村改居社区大量涌现。村改居社区，顾名思义，就是由农村社区转换为城市社区的过渡性社区，因村委会变为居委会而得名。相对传统意义上的农村社区与城市社区，村改居社区面临的社会问题更为复杂，社区管理难度更大。本文在苏州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对村改居社区管理的相关问题加以研究。
一、村改居社区的特点
作为一种过渡类型的社区，村改居社区有着自身特点，这些特点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半熟人社会
村改居社区是“半熟人社会”，不同于农村社区与城市社区。传统的农村社会是“熟人社会”，人与人相互熟识，交往基本是全面化与人格化的。现代的城市社区是“陌生人社会”，人们之间基本是陌生的，交往基本是片面化与匿名性的。村改居社区一般都伴随着集中居住的过程，即由原先各个村庄迁移合并组成，人与人之间是“半熟人社会”性质，即大多数人之间认识但不熟识，人们的交往不可能是全面化与人格化的，但也不像是城市社会那样的片面化与匿名性，而是处于二者之间。“半熟人社会”性质决定着村改居社区管理手段的特殊性，即村改居社区既不能像城市社区那样主要依赖制度进行管理，也不能像农村社区那样主要依赖道德进行管理，而必须制度与道德并重，不可偏颇。
（二）集体经济仍旧保留
村改居社区不同于纯粹的城市社区，它有集体资产实体作为自己的经济支撑。在苏州，“村改居”之前，不少农村社区就有一定的集体资产。集中居住村庄合并“改居”后，各村集体资产也被合并。一般而言，“改居”后，社区以集体资产股份合作社的形式，对集体经济进行资本化运作，以现代经济管理与发展模式进行集体资本最大化操作，优化资本形式，促进集体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收益用于分红与集体福利。集体经济发展了，社区各项事业的建设也就有了经济上的支持与保障。
（三）过渡性较强
村改居社区是农村社区向城市社区发展的过渡阶段，“边缘效应”比较强，一方面，其保留着农村社区的“基因”，另一方面，也具有城市社区的“基因”。从管理体制到人的行为方式，都是如此。以管理体制而言，尽管实现了村委会向居委会的转变，但村改居社区开展工作的思路，基本上还沿用村委会的模式。
（四）空间的城市化与人的城市化之间相对脱节
在村改居社区中，空间的城市化与人的城市化之间相对脱节，空间的城市化要远远快于人的城市化。在空间的城市化方面，由于村改居社区是政府推动城市化战略的重要组成，政府往往投入较大，在小区建筑与基础设施方面，村改居社区与城市社区差别不大，甚至局部还要好于城市社区。但在人的城市化方面，则相对滞后，居民的文化程度、生活习惯、现念以及行为方式等，还远远落后于城市居民。
二、村改居社区管理的难题
由于处于过渡状态，村改居社区目前情况较为复杂，在管理方面面临诸多难题，经过分析，主要有以下方面。
（一）居民适应新环境问题
在村改居社区中，很多居民难以适应新的空间环境。在“改居”以前，不少居民住的是平房，而且有自己的土地，“改居”后，住进了楼房，而且也失去了土地。空间变化与居民生活习惯之间的发展是不同步的，空间可以在短时间内发生变化，但居民原有的生活习惯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转变，因此居民对空间出现了不适应，尤其在中老年人身上体现得比较明显。
在村改居社区中，很多居民也难以适应新的社会环境。在“改居”以前，居民之间是“熟人社会”，人与人之间形成了熟人交往模式。“改居”后，出现了大量的“半熟人”，甚至是“陌生人”，人际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很多居民还局限于以“熟人社会”的思维处理人际关系，显然在新环境下是行不通的，因此不少居民还存在人际磨合问题。
（二）失业问题
伴随“改居”的过程，村改居的社区经济模式发生了巨大变化。“改居”以后，社区已经基本上没有土地。这种变化对部分年轻人影响不大，因为很多年轻人在“改居”前，就已经在附近工厂打工。这种变化对老年人影响也不大，在苏州，“改居”中土地与拆迁补偿，再加上社区的集体福利，使多数老年人晚年生活有所保障。
比较尴尬的是40—50岁的人（即“40、50现象”），他们不能再像以前一样靠土地生活，同时文化素质不高，适应环境比较吃力，难以像年轻人一样到工厂打工，再就业存在着一定的困难。
（三）外来流动人口问题
“村改居”社区往往是城市外来流动人口的聚居地，吸引大量的外来流动人口，尤其经济发达的苏州，更是如此。原因在于：首先，村改居社区一般都位于城乡结合部，对于外来流动人口而言，租金相对较低。其次，村改居社区往往是农民拆迁集中居住后形成的，之前都进行拆迁补偿，由于居民原居住面积比较大，因此住房补偿面积也比较大。把多余的一套或者几间住房出租出去，是许多村改居社区居民谋生的重要方式，但这样一来导致外来流动人口的大量涌入。外来流动人口不像当地人口那样对社区有责任心与归属感，同时生活习惯与当地人口又有所不同，因此给社区管理带来了很大难题，造成不少治安问题与环境卫生问题。
关键词：社区建设；社区治理；参与模式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2）03-0052-02
上世纪90年代初，国家民政部借鉴国外社区发展的理论和实践，提出了“社区建设”的口号和思路，我国的社区建设随着城市经济发展不断深入，在当前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中，肩负着促进社会结构转型的重要历史使命。社区发展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其发展过程包括由政府启动、主导阶段；政府推动和社区参与并存，实现社区的自我管理阶段；社区自治、自理等三个阶段发展。二十多年来，在政府的积极推动支持下，我国的社区建设正逐步由第一阶段的政府主导向政府推动与社区参与并存的阶段过渡。目前在社区建设理论研究中，居民参与模式正成为研究热点。
1 社区治理的涵义和社区参与理论
1.1 社区治理的涵义
“治理”一词源于古希腊语，原意是控制、引导和操纵。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政治学家赋予“治理”以新的含义。治理理论的主要创始人罗西缁认为，“治理是一种由共同的目标支持的活动，这些管理活动的主体未必是政府，也无须国家的强制力来实现”。库伊曼也认为，“治理所要创造的结构或秩序不能由外部来强加，它之所以要发挥作用，是要依靠多种进行统治的以及互相发生影响的行为者互动”。1995 年，全球治理委员会发表了一份题为《我们的全伙伴关系》的研究报告，说明治理的四大特征：治理是一个过程；治理的过程是协调；治理既涉及公共部门，也包括私人部门；治理是一种持续的互动”。由此可以看出治理的核心理念是突破单纯强调政府管理的理念，主张政府、公民以及其他组织共同来参与对社会的管理，强调参与主体间的协调、沟通与交流，治理的本质在于公民参与。社区治理是指以地域为基础，政府与社区组织、社区居民共同管理社区公共事务的活动。社区治理的四个特点包括：主体多元化、机制扁平化、过程互动化、资源内生化。所谓主体多元化是强调要整合社会资源，要与利益相关方合作；机制扁平就是原来纵向的自上而下的管理向横向的网络化管理转变；过程互动和资源内生是将社区居民视为社区建设的主体并参与到各项社区建设服务。
1.2 社区参与
“参与”的基本含义是指人们参与了对某一领域发展计划的制定与实施或直接参加了这一领域的整个发展过程，以及发展成果的分享。社区参与是指“政府及非政府组织介入社区发展的过程、方式和手段；是指社区居民参加社区发展计划、项目等各类公共事务与公益活动的行为和过程，以及对社区发展成果的分享”。社区参与是社区居民作为社区管理的客体与主体，自觉自愿地参加社区各种活动或事务的决策、管理和运作的过程和行为。社区参与主体指的是在社区发展运动的宏观背景之下，居民群众、政府组织、单位组织和中介组织都作为主体参与社区的发展和建设。
我们在社区建设研究中发现，中国城市社区建设过程中存在几个普遍的问题：一是在当前的社区建设中政府往往占主导地位。二是社区居民参与率不高，缺乏相应的表达机制和参与渠道。三是从社区公共参与的类别来看，居民的社区参与内容多为非政治事务参与，如文体健身活动、环境整治活动、治安巡逻活动等，而对社区选举等政治性事务很少参与。四是社区居民参与以被动的、执行性参与为主要形式。这种社区管理模式使得居民的需求与社区治理组织的供给之间存在着巨大差距，社区治理的事情居民漠不关心，而居民上心的事却得不到很好的解决，社区治组织没有很好发挥其自身的功能与职能导致居民参与热情低、参与实效性差、社会效益低下。因此我们需要在实践中寻找出一种有效的社区参与机制和组织形式，推进社区建设和基层民主的顺利运行。本文以成都市Q社区的参与式治理为研究实例，重点考察这一社区建设模式的居民参与形式、组织机构和运作模式，进而对我国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新型社区的建设及治理提供一些理论支持和启示。
2 Q社区参与式治理的模式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市化快速推进，城市空间不断扩张，人口、产业和要素资源不断向城市集聚。许多大城市逐渐向周边乡村地区拓展，出现了许多城乡一体化的社区，这些社区保留原著居民，同时也增加了大量的外来打工者和城市新移民。地域和文化上的差异，增加了社区治理的复杂性。成都市Q社区正是这样的一个新型城乡一体化社区。
2.1 Q社区简介
Q社区位于成都市青羊区西北部，占地面积1.84 平方公里，共有居民1万多户，3万余人。社区交通便捷，设施齐全，环境优美，区位优势十分明显，原来是典型的农村社区，由于城市扩展，现在属于城乡统筹新型社区，是青羊区三个新型的城乡一体化过渡社区之一。该社区人口聚居密度较高、异质性程度高，社区居民教育程度参差不齐。社区成员主要由本地拆迁户农民，外社区安置农民，商业楼盘居民和外来的打工人员构成。成都市青羊区是2009年国家民政部命名的全国和谐社区建设示范区之一，而Q社区是青羊区在探索实践居民社区参与模式的实验田。尽管该社区的居民在生活方式和生活需求具有相当的复杂性和多元化，但近两年来，Q社区坚持以人为本，改进管理方式，注重居民参与，创导自愿互助，探索出了一种新型的参与式社区治理模式，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应。
2.2 Q社区的参与式治理模式
Q社区在建设过程中为了改善居民的参与积极性，采用了两个重要办法：一是对公共空间的让渡和社会赋权；二是公众对公共空间的争取和公民精神的培养。经过这几年的社区治理建设，社区工作方方面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其社区建设治理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1）建立完善的社区组织体系。
好的社区组织体系是社区参与治理的保障。Q社区统一构建了完善社区居民大会、居民议事会、民主监事会、社区公共事务所等社区自治组织和服务组织。同时，2007年10月，社区与省总工会家属区等小区物管公司、灵通汽修公司、省工会、中铁八局等8家单位，探索组建了全市首个“社区共建理事会”，建立了完善的社区建设组织体系。
（2）注重人才队伍建设。
社区党委和社区居委会成员，通过“公推直选”的办法产生。社区公共事务所人员实行公开招聘，鼓励社区“两委”兼职。社区直接实施的特殊服务项目所需专业人才，由居民议事会通过向社会公开招聘。每年年终，由街道组织社区居民代表、党员代表、社区企事业单位对社区公共服务人员进行民主评议和绩效考核，并将考核结果与绩效奖金挂钩。社区治理主体参与民主评议和绩效考核进一步转变了政府职能、转变工作作风，提升社区自治功能、发挥自治组织的作用。同时测评活动对政府工作队伍考核体系进行了重大变革，把过去由部门单位考评为主，变为以社区居民考核为主，使得社区管理工作人员不仅要对部门负责，同时也要对广大民众负责，“两个负责”的结合，促进了社区管理工作与人才队伍的建设。
（3）搭建议事平台，拓展参与空间。
Q社区努力改变政府包办社区建设的局面，在改革社区组织上有新突破。社区成立社区议事会，监事会，物管共建理事会等，发挥社会各界人士、社区居民参与社区事务协商、监督、评议等，拓展社区各类力量参与社区建设的空间。
Q社区在社区服务中心成立了议事厅，在体制上和程序上体现了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主导地位。居民按一户一票的原则，采取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21位议事会代表，成立了社区议事会，议事会成员每两年进行换届选举。议事会成员代表社区所有居民行驶管理社区公共事务，商讨社区内的所有治理问题。同样由居民代表选举组成社区民主理财组，负责社区的财政运营。社区同时成立了由各个阶层居民21名代表组成的监事会，负责监督议事会的一切工作和社区财务状况。议事厅设置以来，为居民自治搭建了良好平台，它紧紧抓住社区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建言献策，积极协商讨论，充分集思广益，极大程度地拓展了社区建设的参与空间。
（4）搭建沟通平台，拓宽参与渠道。
为了沟通社区信息，拓宽参与的信息双向反馈渠道。在社区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事务中，按照合法、公开、民主、便民、实效的原则，实行民主咨询、民主决策、民主监督和民主评议。通过问卷调查、上门走访、召开会以及“两上两下三公示”的方式完成项目初选、项目修订、项目确定以及实施情况的监督。社区除了使用传统在院落粘贴公示的方法，还利用了方便快捷的网络技术――手机民情信使。将社区将要商讨的议题，会议时间等信息发送到每个居民的手机上，让居民第一时间了解，确保他们的知情权和参与权。
（5）发展社区集体经济，提高社区经费保障。
Q社区是一个城乡过渡社区，这里城乡统筹规划后，部分土地被化作城市规划地，社区保有集体用地108亩。社区的发展经费主要包括20万元/年的财政专项补助及社区自筹经费。如何利用本地资源优势来搞活经济，增加创收，同时解决居民就业是社区工作的一件大事。社区利用农产品资源优势，联合青羊区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共同将部分集体用地打造了“Q社区菜园”，为成都市区提供物美价廉的时令蔬菜。同时社区大力发展“农家乐”等特色餐饮娱乐项目，在壮大集体经济的同时又合理利用了闲置流转土地。Q社区还成立了自己的物管服务公司，将社区内的车位租金，物管费，门面租赁费等收入列入社区集体经济，这些社区配套项目为失地农民创造了就业岗位，同时发展了社区集体经济。
（6）丰富社区精神文化生活，增强社区居民归属感。
引导和支持社区建立多种多样的兴趣娱乐组织：如舞蹈队、合唱团、读书会、书法绘画俱乐部、运动俱乐部等，这些自愿组织或团体为社区成员提供了沟通的媒介和互惠环境，有利于丰富人们的业余精神生活，促进社区成员间的了解和交流，增强社区成员的归属感，从而激发社区成员参与社区活动的热情。2009年以来，社区每年都要开展丰富的社区文娱活动。2009年的活动主题是社区的和谐与幸福。该活动通过议事会的提议讨论，由社区公共服务人员在社区内发起，组织了包括党支部成员，社区物管公司，学校师生，社区机构人员，新老居民共同参与的文娱节目。这种活动加强了社区各团体、居民的融合，提升了他们的社区意识与归宿感。
3 参与式治理社区建设的启示
几年来，Q社区的参与式治理，从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方面均取得了很大的成效。Q社区居民参与式社区治理模式对我国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新型社区的建设具有重要启示及指导意义。参与式治理的前提是社区居民的积极参与，它要求社区建设中需构建完善的社区组织体系，提高社区管理队伍素质，拓宽、拓展广大居民参与渠道与参与空间。充足的社区运营经费，是进行社区治理和丰富居民精神文化生活的保障。只有坚持“以社区居民为本”的原则，立足于提高社区服务能力与服务质量，提升居民的凝聚力与归宿感，才能激发社区成员参与社区建设的积极性，达到共建共荣的良好社会效应。
总之，在我国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社区的良好建设与治理是和谐社会的重要体现之一。新型社区建设必需开拓思维，理顺“参”与“治”之间的关系，加强人才培养，完善管理制度，积极探索适宜的参与方法与途径，提升居民的凝聚力与归宿感，才能有效构建一种可持续发展的和谐社区。
参考文献
社区生活共同体实现多方共赢
经过十几年的发展，桃源居社区探索出以“十个统一”为特色的社区生活共同体。
区域界定和功能的统一。建设社区生活共同体的前提是社区要有统一的地域范围和功能定位。有了一定地域范围，还要有准确的社区功能定位。桃源居社区成立十多年来，不断增强社区功能，确立了“以商业为龙头、以教育为中心、以环境为依托、以文化为内涵”的发展思路，形成了集居住区、教育区、商贸区、旅游区四个功能区为一体的综合性社区。
规划平衡与开发的统一。规划平衡，就是在社区功能定位准确的基础上，公建设施的指标体系在规划上力求平衡，兼顾不同时间、不同空间，合理配置资源，体现社会、经济和环境三者的统一，确保社区秩序健康、持续和协调发展。
政府主导与企业管理的统一。桃源居社区公建设施营运机制的建立，完全由政府主导。分清职责后，政府又把自己所有的公建产权，以契约方式委托开发商统一经营管理。党政机构履行对社区的领导和监督职能。桃源居社区党委、社区工作站、社区发展服务中心、物业公司、居委会和业主委员会相继成立，形成完善的社区组织体系。
物业管理与业委会利益的统一。在桃源居，物业管理公司主要扮演社区服务的参与者和组织者、社区业主决策的执行者，以及政府和企业对开发商的监督者职能。同时，社区还建立了物业管理与业委会的统一服务监督机制，使全体业主在同一个业主公约下共同参与社区建设。
社区组织管理与居民自治的统一。桃源居社区建有老人艺术团、少儿艺术团等十余支文艺组织，这些组织在倡导社区文明与进步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增强了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凝聚力，形成了共同的文化群体意识和家园意识。
人居环境与商业环境和谐统一。开发商在参与社区公建营运的过程中，坚持效益与公益相统一的原则，把部分营利反馈社区公益事业，建立良好人居环境与商业环境相统一的社区一体化机制。
社区企业化运作与社区服务型供给的统一。由社区基金会为社区企业注入社区资本，交由社区服务中心来发展社区经济。社区组织架构中，社区党委为最高行政机构，社区理事会为最高决策管理机构，实现了社区公共服务体系与政府公共服务体系有效对接。
社区福利与民生需求的统一。社区就业是社区民生之本，是社区福利的重要体现。社区借鉴国外社区管理和社区福利保障经验，建立了社区失业再就业保障体系，优先解决和保障社区居民就业。
社区公约下的业利与义务的统一。为了鼓励居民积极参与到社区业主共建家园活动中，桃源居首创社区义工与社区银行机制，拥有我国第一张“银社一卡通”――“桃源人家”会员卡。这是一张桃源人的身份卡，也是一张义工、社工共有的银行卡，通过该卡以社区公约契约形式，把全体居民的社区权利、义务统一起来。
社区服务模式与社区发展的统一。在社区开发初期，按照产权归政府，管理归企业，由企业代替政府为社区提供公共服务。按照这样的营运模式，政府拿出部分国家与集体资产，开发商拿出部分企业资产，形成较为雄厚的共有资产，在此基础上成立社区发展服务中心，为社区居民提供社区公共服务。
“十个统一”为特色的社区生活共同体，使桃源居社区变得富裕而和谐。多年来，桃源居社区先后荣获联合国“全球理想人居社区”、“国际花园社区”、“全球商业示范社区奖”等荣誉，并被中央12部委授予平安家庭、健康社区、绿色社区、学习型社区及中国人居社区范例奖，被广东省委省政府授予“平安和谐红旗社区”称号，实现了政府、开发商和居民多方“共赢”。
5万人共建共享社区服务与福利
社区资本与资产富有，社区的公共服务就会不断完善，社区自身的福利就会越来越好。桃源居模式的核心，在于健全的社区公共服务体制与公共福利体系。
以一体化和社会化的社区服务体系带动，桃源居社区形成了“政府引导、企业投资、居民自治、各司其责”的社区公共管理服务模式，近5万名社区居民在同一个社区公约下，共享社区发展的福利和成果。
首先，社区依据“政府支持我支持、政府奖励我奖励”的原则，为积极参与社区共建家园的义工和社工设立奖励机制；其次，社区开发商将捐赠给社区的资金与一些公共设施用于公益性和福利，创建社区资本与资产，社区服务中心在开展社区公益事业与公共服务运作中，催生社区集体经济发展；再次，社区的公共服务由过去的政府大包大揽，逐步转变为政府公共服务、企业市场服务与社区民间组织、慈善救助机构服务融为一体，共同支撑的发展道路。
在这些非政府组织中，桃源居社区发展服务中心是一个动力强劲的“引擎”，它是桃源居社区在深圳首创的非营利性社区经济发展组织，是整个桃源居社区公建设施的运营机构。该中心是为达成社区公益性与福利性目的，成立的非盈利组织机构，收入全部用于社区公益事业和福利事业的发展；社区服务中心职能与运作模式的设立既借鉴西方国家经验，又结合中国社区实情。桃源居社区公共服务组织实行紧密型的管理，即：把社区生活共同体作为一个实体企业，管理和协调若干社区民间组织，共同为社区提供服务。社区服务中心的收入负责平衡若干社区团体经费。
目前，桃源居社区服务中心已有社区资本近1000万元，社区资产近千平方米约2000多万元，社区经营组织七八个。根据发展计划，每年收益大约是300万元，各种民间组织日常办公费用部分占1/3；1/3由中心按特定社区服务组织的发展计划拨付其经营费用；剩余1/3的收入，用于社区资产积累长远发展基金。
亿元基金保障社区体系长效运行
关键词：社区参与；旅游发展；民俗文化；积极影响
在旅游业迅速发展的今天，人们越来越关注旅游发展带来的许多负面影响，例如地方经济的不稳定、环境的破坏和传统文化的变异和衰退等，这些日益突出的问题促使人们重视旅游与社区关系问题的研究。自从墨菲(P.E.Murphy，1985)首次将“社区参与”的概念引入到旅游发展研究中以来，社区参与被认为是实现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并在以后的国内外旅游研究和旅游规划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在这个过程中，很多具有传统特色的社区旅游开发引起人们更多的关注。因为发展的要求和经济利益的驱动正在改变着很多传统社区的面貌，社区参与与社区利益的问题在旅游发展的过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旅游发展对社区的影响是多方面的，经济效益只是其中最直观也是最受关注的一种，而且旅游发展对社区传统文化的影响也是多元化的，在很多情况下是正面影响和负面影响并存。本文通过对中国潍坊杨家埠民俗旅游开发的发展经验总结和笔者从事民俗旅游开发设计实践体会，探讨社区参与对传统民俗文化保护的积极影响。适时的、合理的旅游开发是“复活”传统文化的重要手段和有效途径。社区参与可以使社区居民正确对待自己的文化，增强社区的认同感，促进传统文化的延续。
一、社区参与对传统民俗文化保护的积极影响
中国潍坊杨家埠是一个至少有600余年历史的古老村落，这里是中国民间四大木版年画(潍坊杨家埠、天津杨柳青、苏州桃花坞和四川绵竹)之一――杨家埠木版年画的产地。杨家埠木版年画兴起于明代，全以手工操作并用传统方式制作，清代达到鼎盛期，杨家埠曾一度出现“画店百家，画种过千，画版上万”的盛景，产品流布全国各地。在现代社会中，由于社会生产和经济结构的变化，年画也和其他传统文化艺术一样，面临着衰落和消失的危险境地。传统民间艺术面临着后继乏人及人逝艺绝、人去歌息的危险境地。潍坊杨家埠民俗旅游的成功开发，使得木版年画作为一种传统的民俗资源有了新的用武之地，传统的民间艺术在新的历史时期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
1.传统民间艺术得以生存和发展
杨家埠民俗旅游的开发是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的，当时旅游开发的主体――政府主要是出于挽救传统民俗文化、振兴传统民间工艺的需要开始民俗旅游开发的。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杨家埠在山东省旅游局的扶持下以“民俗家庭”为主体开展走访式的民俗旅游。沉寂了多年的民间作坊又兴旺起来，老艺人们重操旧业，古老的民间艺术因为旅游者的到来而获得新生。美术工作者和民间艺人深入现实生活，对年画进行了抢救性的挖掘、整理与研究工作，引发了社区居民对本民间艺术的学习和继承，年画艺术新一代的传人出现了。他们利用木版年画的旧形式，创作了很多具有现代时尚信息的作品。虽然他们很多参与制作年画的直接目的是为了赚钱，但在客观上却起到了恢复传统、维持传统的作用。同时游客们走街串巷，进入民间作坊，入户观摩，现场参与体验年画的制作工艺，寓教于乐，亦游亦学，不仅感受到浓厚的乡土气息和朴实自然的亲和感，增加了对地方特色的感知和认知，也使年画这种古老的传统工艺在民间得以真正推广和传承。
2.社区的文化归属感增强
当旅游地的文化作为商品出售的时候，现实的经济利益会强化他们的文化认同，使其具有更强的文化归属感。借此认同与归属，旅游会产生出一种出人意料的文化修复功能。同时，当为迎合旅游者趣味而对自身文化的某些成分进行挑选时，这些被挑选出来的文化成分往往具有文化身份的象征意义。杨家埠在发展旅游业之前，当地居民对这些再也熟悉不过的木版年画早已失去了兴趣，没有哪一个年轻人愿意学习这门手艺。随着木版年画带来的旅游效应，当地滋生出一种前所未有的文化认同与归属感，他们无不为其独有的文化感到荣耀和自豪。社区居民对于自己的文化有了清楚的认知,文化由“自在”状态转为“自觉”状态。“文化自觉”指的是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同时，旅游者深入社区，甚至生活在社区，与社区居民进行真正的交流，也促使社区居民对自身文化的“自省”，诱发社区居民对自身文化价值的认定。
3.社区参与的不同方式对民俗文化保护的阐释
旅游社区无论在何时，以何种方式介入到旅游开发中，他们的参与欲望、参与能力是一步步发展起来的。因利益的驱动，村里办起了以集体经济为主体的“民俗大观园”,把民俗博物馆、木版年画作坊、风筝扎制作坊和风筝放飞场等集中到一个封闭管理的、收取门票的园区内，游客买票进入“大观园”后可以集中地观赏当地的民俗演示。这种类似舞台剧和舞台表演的文化表达方式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当时年接待游客达20万人次，全村旅游收入过亿元。此时，旅游开发资金多由政府投资（各级政府的财政支持）和集体投资，社区参与杨家埠旅游业发展的意识、机制、途径还很不完善。经过一段时间后，一种危机正在悄然显现――旅游的“符号化”倾向越来越明显，原本源于社区生活过程和生活空间的民俗文化变成了脱离生活、专门提供给游客观赏的舞台展演和场景式的“符号”。旅游者在这里只是一个旁观者，是一个观赏者，仅仅限于对旅游地的文化符号表象的理解或“舞台化”理解，对社区文化浅尝辄止。传统文化的内涵被简单化、表象化，文化的内在精神被忽略。同时，舞台化的表演和场景，使社区居民逐渐丧失了传统文化创新的动力，这会促使当地旅游业迅速衰落，传统民间文化的精神希望通过旅游业带来复兴的计划也将会落空。
在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后，省、市各级政府和主管部门、乡村组织和村民们开始探讨调整之路。2002年，潍坊市旅游主管部门邀请文化、旅游、民俗及遗产保护等方面的专家对杨家埠民俗村进行重新规划，解决问题的重点之一就是传统文化的回归――从舞台上重新回归到生活中去。新的规划方案提出“以‘村民参与’、旅游者‘入户’为手段，开发具有深刻体验感的参观与参与相结合的民俗旅游产品”，即鼓励村民的广泛参与和介入，走社区旅游的发展之路。游客的活动区域由集中展示制作工艺的“民俗大观园”，回归到以家庭为单位的、分散的传统手工作坊里去；游客走街串巷，入户体验，在家庭年画作坊中，亲自刻印年画，亲自张贴年画或把自己刻印的年画带(买)回家。经过几年的“改良”，稳定可观的经济收入促使村民们积极参与到旅游业中来，一度衰落的民间手工作坊再度兴盛起来，传统文化在新的土壤中得到了真正的“复兴”。
二、尊重社区的“自主性”
伴随着杨家埠旅游发展的进程，各利益群体对社区参与共识的达成经历了从被动的“社区参与”到主动的“社区自主”的过程。在杨家埠旅游业发端之初，社区及其居民并没有进入人们的视野，这方面的工作是缺失的，社区参与的进程是一种“自上而下”推行的政府行为，这就使得最初的旅游发展与社区、与当地居民相脱离。问题的产生引起了政府和学者的关注，在后来的旅游开发中对于社区参与给予了越来越多的重视，社区被当做旅游规划的重要要素加以考虑，社区参与的理念在规划中确立并得以实施。目前，伴随杨家埠民俗旅游开发的深入，政府和研究学者对旅游所带来的经济增长和对传统民俗文化保护的认同是源于居民对社区发展责任的分担和对社区发展成果的分享。因此，社区参与对于杨家埠旅游开发和传统民俗文化的保护是一种思路和方法的演进，是促进社区经济、文化和生态可持续发展的必要选择。
社区旅游作为一个可持续的旅游规划方法，它只能建立在个人拥有公民权的机会和责任的现代公民社会中。社区发展有赖于“自下而上”尊重社区居民意愿，社区居民的主动性参与是社区旅游发展的内在动力。社区参与应尊重社区的“自主性”，使其为了自身的发展在外界指导下寻找适宜的发展道路。“社区自主”会提高社区对旅游开发的控制能力和对旅游业的参与、进入能力，同时也会使“社区视传统民俗文化保护为自身发展需要和居民责任”，从而实现“全民地、自觉地参与到旅游发展进程中去”。当然，也有人担心社区居民从此会丧失其原有特色，传统文化逐渐会被现代文明所取代，原汁原味的地方文化将被弱化或歪曲，甚至会逐渐消失。实际上，我们应该理性地看待社区居民自身的发展诉求，社会的发展本身就是一个“扬弃”的过程。传统民俗文化首先是属于当地社区的，社区有权力决定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文化选择。社区为了应对旅游的冲击，会形成一些新的传统。这是充分利用人类的智慧探知传统民俗文化自身的生命力和扩张力，为维护传统而发展创新传统。
作者单位： 贾衍菊山东教育学院政法分院
李宁济南市中山公园管理处
参考文献：
[1]张素梅.旅游发展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影响[J].旅游经济,2007,(22):163.
[2].全球化过程中的文化自觉[J].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1,(1):144.
【关键词】城中村；社区权力结构；政府管理
目前，城中村以其低廉的租金吸引到的多为失地农民、外来务工者等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人群，而高密度居住带来的脏乱差问题也愈发突出，城中村的改造很早就提上了政府日程，但没有取得较好的社会反响。学术界也对城中村中的非正规部门和城中村改造问题做了很多研究，但缺乏一个整合的理论视角。
一、关于城中村的研究成果
（一）城中村与非正规部门问题
国际劳工组织对非正规部门作出了明确的概念性界定，即“特指那些没有被记入国家账目内，不受契约、许可证、劳动力审查、记录和税务等正式规则约束的经济活动”。这一界定为许多国家和学术界所广泛采用，但也有学者对其在实际统计中的可应用性提出了质疑。
经营空间或土地的可获得性对非正规经济的运作无疑是最为重要的。由于受土地、户籍、人口、行政管理等城乡二元体制的影响，导致城中村“享有”较大自发性的发展和相对宽松的管制状态，为非正规部门的集聚创造了有利的空间条件。
城中村非正规部门的总体特征为：总体规模大而单体规模小；沿“城中村”内主要道路呈线状集中分布；经营活动以低端服务业为主。总之，“城中村”非正规部门以其就业门槛低，商品和服务档次低，服务半径小等特征而使其所附着的低收入外来人口聚居区――“城中村”构成城市的一个低级别的中心地。
（二）城中村的改造
2010年9月27日，广州首个完成改造的“城中村”，即地处珠江新城的猎德村，经历三年的旧村改造，顺利走过了改造之路，为广州在城市发展进程中推进城中村改造树立了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里程碑，开启了广州城中村改造的“破冰之旅”。此次城中村的改造的主要思路为：政府主导+以村为主+市场参与、采用“市、区政府主导，以村为实施主体”的组织形式（广州大学“城中村”改造课题组，2011）。改造的最关键一步就是拆迁补偿，猎德村在改造中采取了原位安置、拆一补一的拆迁方案，改造同时尽可能降低对村民利益的损害，实现了零上访和零强拆。
二、对城中村研究的社区权力结构分析
经过多年的城中村改造实践，很多经验都指向了缺乏一个整合的理论视角来面对城中村改造过程的问题，而关于制度性因素如何影响社区发展的理论无疑就是社区权力结构方面的各类成果。
为什么城中村的非正规部门房屋租赁如此活跃？城中村廉租屋与流动人口聚居区，主要是自发市场化的产物，缺乏足够公共理性导入，当中所彰显的传统空间依赖与自发个别理性行动，让社区陷入了整体非理性状态，“类贫民窟”现象是在这一状况中被打造出来的。有关政府部门通过接受非正规部门的税务申报或采取罚款的方式表明对非正规部门存在管理，实质上也是对它们的存在和经营活动的一种默许。在这个过程之中，政府职能缺失了，开放了进入城市的渠道，却没有提供基本的住房服务和正规部门市场准入服务。
就城中村改造而言，社区权力结构则更为复杂。以广州某J社区为例，存在社区居委会、村公司两个对社区事务起着重要作用的权力主体，它们在体制和功能上分别属于不同的行政、市场和社会的范畴，围绕着社区权力的界定和配置，形成了城中村特有的权力模式。两者在进行社区管理时，前者要想得到村公司的帮助、居民的认可，则必须“让度”部分社区管理权，留出部分空间，反过来说，村公司作为一种集体经济形态，不管是出于需要政府支持，或者出于管理成本，社区建设能力不足等多方面的考虑，也会“让度”出部分社区空间给前者。这样的权力格局下充满双方为各自利益争夺的张力，而社区服务和管理则放到了第二位。这是一种类型的城中村改造――社区原来的管理阶层在改造后依然位处中心，利用上级政府的不作为和默许牟利，虽然体现为一种精英统治，但实则受上级政府制约管辖，双方的委托关系实为下级讨好上级关系，下级的牟利空间和权力范围受制于上级政府的行政作为。正是政府不计成本、不与民争利的反经济理性行政，才使得猎德村的改造一帆风顺，事实上，这项工程也被认为是政府履行责任、关爱民生的典范。
三、讨论
非正规部门的活跃“得益于”政府在吸引外来劳动力的同时没提供对应的基础服务，同时，正规部门的市场准入过高，而活跃的背后存在很多风险和隐患，非正规部门受到较为复杂的权力结构的管制，更限制了其自身发展的能力。城中村改造过程中貌似为村民、村集体、开发商、政府等相关方的博弈，实则改造的结果受政府行政影响最大。综合而言：精英论或多元论都不适用与描述具体的城中村问题，该问题的发展曲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执政方式，这一点与中国较为封闭的政治结构直接相关。但较为封闭的政治结构下决策的随意性、不受问责等特点也给了社会基层组织与之博弈的空间。
参考文献
[1] 蔡禾，卢俊秀.制度变迁背景下的社区权力与秩序――基于广州市一个城中村的研究[J].广东社会科学，2007（6）： 175-1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