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9-21 17:53:57
序论：在您撰写社会经济因素时，参考他人的优秀作品可以开阔视野，小编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这些建议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热情，引导您走向新的创作高度。
关键词：教育经济理论；教育经济效益；教育投资
一、教育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地位
1）教育是兴邦之本，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教育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先导性，基础性，全局性的作用，教育在国民经济系统中的这种战略性地位，决定了我们今后必须优先发展教育。2）教育是经济增长之源，由于中国以农业为中心的科学技术取得了世界领先地位，使中国从公元前3世纪起，就进入了农业发达的社会成为封建大帝国，唐宋时期，科学文化博大精深，全面辉煌，几乎在所有科学文化的领域中都有重大成就，四大发明对当时的科学文化与经济繁荣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3）科教兴国战略的提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是我们党在面对科技技术迅猛发展和综合国力剧烈竞争的挑战的必然选择，知识经济时代对科技和教育事业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归根结底是要靠教育，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教育做支撑，不但使科技产业发展所需的高素质人才的供给遇到困难，而且还将使未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者与日益减少的体力劳动岗位之间形成尖锐的矛盾，进而引发社会问题。4）人才强国战略，21世纪新阶段人才工作的根本任务是实施人才强国战略，人才资源能力建设是人才培养的核心，树立大教育，大培训的观念，加快构建现代国民教育体系，更好地为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培养人才。
二、教育经济的相关理论
1.人力资本理论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在1959年发表的《人力投资――一个经济学家的观点》一文中，阐明了人力资本理论的主要观点：教育能够提高人的认知技能，提高劳动生产率，教育投资市人力资本投资的核心要素，并首先提出估算教育经济效益的余值分析法来对投资的收益率进行测算。
2.劳动力市场划分理论
劳动力市场划分理论是在20世纪70年代初出现的，它采用制度经济学的观点指出劳动力市场由于制度性的力量影响划分为不同部分的，通过教育将人们分配到不同的劳动力市场，不同的部分里，教育与工资的关系是不同的，两个市场之间具有相对封闭性，他们之间的人员很少相互流动。
3.教育学派
前教育经济学研究者斯特鲁米林1942年在“国民教育的经济价值”中提出三个论断：1）劳动者受教育程度越高，劳动能力就越高，学历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成正比2）学历高的劳动者从事的是复杂劳动，对国民经济贡献比较大，因而学历与工资收入成正比。3）发展教育需要支付经费，但发展教育也可以节约成本，他的经济效益是较高且较快的。
三、教育经济效益分析法
1）定性分析法。教育经济效益定性分析法主要是凭借历史经验，高度概括和抽象的论述教育能客观的产生经济效益，教育以及受教育的程度高低不仅影响着一个国家的社会效益，而且还影响着受教育者个体自身的经济利益。
2）定量分析法。具有代表性的教育经济效益度量方法有1）舒尔茨的“投资增量收益计算法”，舒尔茨对1929～1957年美国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关系做了定量研究，得出以下结论：各级教育投资的平均收益率为17%；教育投资增长的收益占劳动收入增长的比重为70%；教育投资增长的收益占国民收入增长的比重为33%。2）丹尼森的“经济增长因素分析法”，丹尼森进行经济分析的目的，就是通过量的测定，把产量增长率按照各个增长因素所做的贡献，分配到各个增长因素上去，把分配的结果用来比较长期经济增长中各个因素的相对重要性，丹尼森得到的结论是，知识进展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重要的增长因素，他强调管理知识的重要性，管理和组织知识的进步更可能降低生产成本，增加国民收入。
四、教育对经济增长的原因
1.抚养子女的教育消费。不仅是高等教育消费，即便在初等，中等教育阶段，我国的教育也大大依赖家庭的努力，无论怎样的家庭结构，教育费用占消费支出的比例都在增加。1）从学历造成的终身收入的差异当做”学历”的收益来思考教育成本，因为教育花费时间，如果进入大学学习，就不得不停止工作，这些放弃的收入也是教育成本大部分的，家庭期待高学历的投资回报，宁愿放弃这些教育成本，让子女继续深造，于是家庭的教育费用负担正越来越高。2）从子女的数量来思考教育费用支出，由于计划生育的提出，家庭加大对教育的关注很大一个原因是考虑到孩子出生数量的减少，相比中国封建社会时期，每个家庭孩子数量多，无暇顾及教育问题，而是关注吃穿生存问题上，现代社会的生活水平的提高，让家庭把更多精力投放在提高生活质量的问题上，于是孩子数量的减少促使家庭把教育当做一项投资考虑。3）教育费用的其他相关支出，比起在学校进行的教育费用支出，为补习学校，同伴活动学习所支付的费用金额更多，家庭对教育的期待也大幅提高，根据学校阶段的差异，在小学生低年级时课外活动费用支出达到顶峰，然后减少，到初中生时急速下降，另一方面，家教费用和补习班费用，从低年级开始徐徐增加。美术、音乐等课外活动学习的消费充分显示出父母期待开发自己孩子才能的心情，在与邻居的孩子的攀比和很强的从众心态的消费行为下，紧接着将精力转移到应试学习中，为了孩子比什么都优先的心态支撑着我国强烈的教育需求。
2.职业教育的发展。职业教育就是对受过一定基础教育的公民传授某种职业或专业知识和技能，培养从业能力的教育职业教育的发展，提高了劳动者的工作技能，适应了产业结构调整 ，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弥补了普通教育和高等教育对劳动技能培养的不足。1）职业教育与制造业，当前经济的主导产业仍是制造业，而制造业的发展需要数以万计的高素质工人，尽管生产自动化，信息化水平不断提高。会使某些领域对技术工人的需求量有所减少，但整个工业经济的增长，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还是受制于技术工人的素质状况，国外有一项研究：在工业社会里，一个好的，有效率的工人，要比一个一般的工人多生产20%～30%的产品，由此提醒我们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的重要性，以及一定要避免单纯盲目追求高学历的倾向，做到各类人才合理配置，人尽其用。2）职业教育与农村经济发展，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收入的提高需要解决好两类问题：一是发展高效农业，走农业可持续发展之路，二是引导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而这两个方面都需要提高农村劳动力的职业素质和职业技能，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培养是当前推动中国农村经济发展和提高农民收入的有效途径。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产业。
3.女性受教育机会的增加。一般的，教育能够改善收入不均等的情况，由于受教育程度的差别，导致男性与女性劳动者在收入水平上也存在明显差异，女性受教育机会的提高不经能改变妇女的生育观念和健康观念，对于提高控制人口的数量，提高人口素质，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都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在过去，男尊女卑的旧思想禁锢和左右人们的行为，很多父母只重视对儿子的教育投入，是很多女性丧失了教育机会，当然，目前，这种状况随着经济与社会的进步，男女性别不同所导致的教育机会的差别正在逐步缩小，教育的效益不仅影响个人，还会波及他人，这叫做外部效益。在此要谈的是教育对婚姻的影响，丈夫的预期收入会因妻子的学历不同而产生变化，这叫做婚姻带来的间接经济效益，对女性高等教育的扩大投资直接影响着女性学历的提升，而学历能够左右结婚的机会，取得学历的一个重要理由是为了取得更好的结婚机会，夫妻双方的学历基本上是丈夫的学历与妻子的学历相同或更高，而学历的提升有助于提高投资收益率从而实现学历的经济价值。
4.教育投资的效率。教育既然是一种投资，是一种社会生产过程，那么他就必然与物质生产过程一样，存在一个资源有效配置，即效率问题。教育的发展最终是要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速度与规模，因此，以经济的发展指标来衡量教育的投资，是世界各国所普遍重视的教育投资规律，从我国目前的教育投资实际来看，主要是考虑到以下原则：一、能力支付原则。教育投资在显示生活中，长期遵循的原则基本上是一种能力支付原则，无论政府还是个人，能否发展教育或接受教育，主要是依据自身经济基础。二、获益原则。随着教育民主化的发展，以及教育市场化的拓展，教育投资的市场性质逐渐得到社会认可，由此出现教育投资的市场性准则，即利益获得原则。三、管理原则。“三个增长”是我国教育投资实践中所坚持的基本准则，1985年教育投资体制改革中，为了使各地重视教育投资，确保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国家确定了教育投资的基本标准，即教育投资的增长比例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增长的比例，使在校学生人数平均的教育费用逐年增长，在这两个增长的基础上，后来又提出来使教师工资和公用经费逐年增长的原则，这就是对我国教育财政影响深刻的三个增长原则，对推动我国教育的发展有重要作用。教育投资的比例随着国民经济的增长而增长，并体现“经济要发展，教育要先行”的原则。
5.教育创新。广义的教育创新是指对人的创造力的影响、开发、培养活动，主要是创造技法和创造性思维的训练，狭义的教育创新是指在学校教育中面对学生的创造品质和创造性思维能力的培养，从历史上来看，任何一个时代都需要有与之相适应的教育和领先的教育潮流，在世纪之初，随着工业经济的发展，就有一批教育学家、心理学家注意到了对人的创造力的研究，并于20年代开始了“创造教育”的实验研究，在过去近百年里对创造力的研究逐渐繁荣，推动了教育的改革，在20世纪末，国家已经制定出将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在未来10年内提高到15%的计划，15%是一个临界点，它的实现不但代表着中国的高等教育跨上了一个台阶，也是中国经济实力增强的反映，由于知识经济社会的来临，我国将面临更加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知识和科技创新的竞争，这种方法竞争不但会激活学校管理者和学生的活力，也会促使整个教育事业充满活力。
五、结语
综上所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教育追求经济效益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提高教育经济效益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它牵扯很多因素，但无论如何，提高我国教育经济效益的根本途径就在于教育制度的创新，要深化与改革现行的教育体制，努力提高办学效益，只有受教育人群的全面提高的基础之后，才能最终实现一个国家的教育经济效益最大化，因此，不仅要重视基础教育，还要重视继续教育，更要重视高等与职业技术教育，重视引导民办教育的发展，更好地缓解我国教育经费短缺的矛盾，使社会资源合理运用，民办教育部分属于个人投资因此更重视教育的投资效益，利于满足人们对教育的各种需求，总之我们需要主义教育的经济作用，但不能忽视教育的整体目标和功能，在教育目标实现的基础上提高教育效益，不仅要顾及到受教育之后的就业形势，也要考虑到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的需求。
（作者单位：西华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夏丽萍.教育经济效益轮的理性思考[J].云南社会科学，2004
[2]彭久麒.教育经济理论的价值观和方法论比较[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
[3]王金星 陈志丹.教育经济的理论释义与价值实现[J].东南学术，2009
[4]明航.对教育经济主义思潮的评析[J].教育探索，2003
[5]杨克瑞 谢作诗.教育经济学新论[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关键词:大气污染;社会因素;经济因素
一、影响大气污染的社会因素
1．人口因素人口因素包括人口规模与人口素质两个维度，以下对二者对大气污染的影响机制进行详细分析。首先，从人口规模来看，当人口规模增大时，生产和消费的规模会随之增加，这会从供给侧和需求侧两个渠道增加大气污染物的排放水平。因此，一般而言，人口规模对大气污染物的排放水平具有正向影响。从人口素质方面来看，当人均受教育年限增加时，人口素质会随之提高，这对于改善要素禀赋结构大有裨益。而要素禀赋结构的改善有助于促进技术密集型产业和人力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降低产出的能源消费强度。由此可见，人口素质的提高有助于抑制大气污染物的排放，改善大气质量。2．社会公众的环保意识社会公众的环保意识是影响大气污染物排放水平的内生因素。社会公众的环保意识影响大气污染的机制包括以下几个:第一，消费者环保意识的增强有助于培育与壮大绿色消费。如果消费者环境保护意识强烈，注重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则会注重绿色消费，积极消费绿色产品。显然，这有助于从需求侧抑制大气污染物的排放。第二，消费者环境保护意识的增强有利于推动企业和产业向绿色化方向发展。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围绕市场的主流消费需求开展研发和生产活动，消费者的消费观念对企业的生产决策和研发决策具有重要的影响。如果消费者注重生态利益，注重绿色消费，则有利于培育和壮大绿色消费需求，引导企业生产绿色产品，开展绿色生产技术研发活动。显然，这有助于促进企业产品结构和产业结构向绿色化方向调整，进而有利于遏制大气污染物的排放。反之，如果消费者不注重或漠视生态利益，则难以培育和壮大绿色消费，企业的生产活动和产业发展不利于大气质量的改善。第三，从供给角度来看，生产者的环保意识会影响其经营决策和环境治理决策。伴随着生产者环境保护意识的增强，生产者会增加绿色生产技术的研发投入，不断提升污染治理的效率，推动产业向绿色化方向发展。最后，伴随着社会公众环境保护意识的增强，社会公众对环境质量的要求会逐步提高，对环境保护更为关注。这可以为环境规制政策措施的制定和实施提供良好的外部条件。
二、影响大气污染的经济因素
大气污染受众多经济因素的影响，明晰影响大气污染的经济因素对于改善大气污染的治理成效具有重要的意义。依据环境经济理论和国际经济理论，总体而言，影响大气污染的经济因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
1．经济增长
关于环境污染水平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学界最有影响力的观点当属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依据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可知，在经济增长水平较低时，经济增长会加剧环境污染，但是当经济增长水平跨越门槛值后，经济增长会降低环境污染的水平，也就是说，环境污染水平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关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成因，学界存在不同的解释，相关解释聚焦于“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所谓“规模效应”是指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生产规模的扩大所引致的环境污染物排放量的变化;“结构效应”是指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生产结构的变化对环境污染物排放量的影响;所谓“技术效应”是指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污染物排放强度的变化对环境污染物排放规模的影响［6］。经验研究方面，关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是否存在，学界并未形成共识，对于不同地区和不同环境污染物而言，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存在情况往往并不相同。尽管如此，学界主流观点认为，经济增长是影响环境污染水平的主要因素之一。因此，在治理大气污染的过程中，经济增长因素不容忽视，降低产出的能源消费强度，实施绿色增长战略是实现经济增长与大气质量改善双重战略目标的有效路径。
2．城市化
长期以来，城市化是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典型特征，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流向城市，城市人口规模日益扩大，资本、技术等其他生产要素也逐步向城市汇聚。城市化对大气污染的影响既有正向的，也有负向的。城市化对大气质量的负面影响主要是通过以下机制实现的:首先，在二元经济结构下，城市化的加快会导致工业规模的扩张，从而会引致大气污染物排放量的增加［7］;其次，城市化导致城市面积不断扩大，通勤成本随之提高，居民的汽车保有量大量增加。这使得汽车尾气的排放量明显增加，从而加剧了大气污染［5］。当然，城市化也会通过特定的机制对大气质量产生正向影响，具体而言，相关机制主要包括以下两个:第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会导致劳动力、资本、知识与技术等生产要素在特定区域的高度集中，促进产业集聚。依据空间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可知，产业集聚会促进知识和技术在集群内的企业之间进行扩散，促进产品创新、技术创新以及管理创新，这有助于降低产出的能源消费强度，抑制大气污染;第二，城市化的加快会推动经济增长，提升人均收入水平，进而会提高社会公众对环境质量的需求层次［7］。这有助于培育和壮大绿色消费，引导企业开展绿色生产活动，促进产业结构向绿色化方向调整，从而有助于遏制大气污染。
3．产业结构
一般而言，产业结构的变动主要体现为以下两个方面:其一是三大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的变化，其二为不同产业内部行业结构的演进。首先，诚如我们所知，第二产业是环境污染物的主要来源，第二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的变化会显著影响大气污染物的排放水平。因此，伴随着第二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的提高，单位增加值的能源消耗会随之提升，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这会增加大气污染物的排放量。反之，伴随着第二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的下降，单位增加值的能源消耗会随之降低，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这有助于降低大气污染物的排放水平。其次，从第二产业的内部结构来看，高能耗、高排放行业在第二产业中所占的比重越高，第二产业产出的能源消费强度越大，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这会提高大气污染物的排放量。反之，低能耗和清洁行业在第二产业中所占的比重越高，第二产业产出的能源消费强度越低，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这将有助于降低大气污染物的排放规模。由此可见，降低第二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和优化第二产业内部行业结构有助于改善大气污染治理的成效。
4．能源消费结构
能源消费结构是指各类能源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从能源消费的环境效应来看，能源可以分为清洁能源与非清洁能源。所谓清洁能源是指在消费过程中对生态环境不具有明显负面影响的能源，而非清洁能源是指在消费过程中对生态环境具有明显负面影响的能源。众所周知，煤炭、石油等化石能源是典型的非清洁能源，其在消费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环境污染物，降低环境质量。风能、太阳能以及生物能等能源是典型的清洁能源，其消费不会引发环境质量的显著恶化。因此，当清洁能源在能源消费总量中所占的比重提高时，大气污染物的排放量会下降。反之，当非清洁能源在能源消费总量中所占的比重提高时，能源消费对大气质量的负面影响会加大。由此可见，优化能源消费结构，提升清洁能源在能源消费总量中所占的比重有助于抑制大气污染物的排放。
5．出口贸易
国际经济学家认为，出口贸易与环境质量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出口贸易是影响环境质量的内生因素。Copeland和Taylor将出口贸易影响环境质量的机制归纳为“规模效应”“结构效应”与“技术效应”。所谓“规模效应”是指出口贸易引致的经济规模的变化对环境质量的影响。“结构效应”是指出口产品结构的变化对环境质量的影响。“技术效应”是指出口贸易引致的技术变化对环境质量的影响。从理论上来说，出口贸易的发展会引致经济规模的扩大，从而会增加环境污染物的排放量，即“规模效应”对环境质量的影响效应为负;通过学习效应、竞争效应等机制，出口贸易会促进一国和地区的技术进步。因此，通常而言，“技术效应”对环境质量的影响为正向;如果清洁产品在出口贸易中所占的比重提高，则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出口贸易的发展有助于降低环境污染物的排放规模，反之，若污染型产品在出口贸易中所占的比重提高，则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出口贸易的发展会增加环境污染物的排放量。由此可见，“结构效应”对环境质量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其取决于出口产品结构的具体变化情况［8］。总体而言，出口贸易对环境质量的影响是“规模效应”“结构效应”与“技术效应”综合作用的结果，其对一国和地区环境质量的净效应具有不确定性。因此，在发展开放型经济的过程中，应加强出口贸易环境效应的评估，积极推动出口贸易绿色转型，逐步改善出口贸易对大气质量的影响效应。
6．外商直接投资
伴随着全球投资规则的逐步完善以及各国政府的积极推动，国际资本流动日益加快，国际直接投资已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内容和驱动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力量。依据国际经济理论可知，外商直接投资活动不仅包括资本流动，还涉及技术、管理经验以及人力资本等其他生产要素的流动。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对利用外资国家和地区的产业结构、技术进步以及经济增长等具有重要的影响，并会通过特定的机制对利用外资国家和地区的环境质量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借鉴盛斌和吕越的研究，将外商直接投资对利用外资国家和地区大气污染的影响机制亦归纳为“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所谓“规模效应”是指外商直接投资进入引致的经济规模的变化对大气质量的影响;“结构效应”是指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引致的生产结构的调整对大气质量的影响;“技术效应”是指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引致的技术变化对大气质量的影响［9］。通常来说，“规模效应”对大气质量的影响效应为负，“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对大气质量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具体而言，如果外商直接投资导致生产结构趋于绿色化，则“结构效应”为正，反之，“结构效应”为负。如果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改善了生产技术和治污技术，则“技术效应”为正，反之，则“技术效应”为负。显然，外商直接投资对利用外资国家和地区大气质量的净效应是“规模效应”“结构效应”以及“技术效应”综合作用的结果。
7．环境政策
环境政策是影响大气质量的外生变量，一国和地区环境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情况会影响大气污染物的排放水平。环境政策对大气污染的作用机制主要包括以下两个:第一，环境政策的实施有利于促进环境成本内部化。当环境政策缺乏时，由于市场失灵，存在环境成本外部化的现象，其不利于环境污染的防治。当科学合理的环境政策被实施时，企业会将环境成本纳入产品的生产成本，环境成本内部化，这有助于降低单位增加值的能源消费量，抑制大气污染物的排放;第二，适度的环境规制有助于推动企业创新。Poter和Linde认为，科学设计的环境规制政策措施的实施有助于促进产品创新和生产过程创新，提升资源生产率［10］。显然，这对于抑制大气污染物的排放大有裨益。
关键词：社会经济因素 生育率 相关分析 回归分析
社会经济因素对生育率的影响既包括直接影响又包括间接影响，西方的生育率转变理论是从也主要是研究社会经济因素对生育率的影响效果。在对生育率进行宏观分析时，西方学者从生产力发展水平、城市化等角度分析了生育率的变化情况，并建立起了各影响因素的因果关系[1]。他们认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以及城市化的进行，促使了人们生育观念和生育行为的改变。同时，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小孩给父母带来的效用也有所下降，这也在一定的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生育行为[2]。
一、社会经济因素对生育率的影响
对总和生育率有影响的社会经济因素包括受教育水平、医疗卫生状况、城市化水平、新生婴儿存活的概率、妇女的就业水平、物质生活水平、生产力水平等。反映这些社会经济因素的指标为：大学入学比例（y）、每千人医疗床位数（张/千人）、城市人口所占比重（%）、新生婴儿死亡率（‰）以及妇女劳动参与率（%）、人均国民收入（美元）、农业占国民收入的比例（%）等。
二、研究方法
我们采用的统计分析方法为双变量相关分析法以及逐步回归分析法。在相关分析中，我们分析了总和生育率和大学入学比例（y）、每千人医疗床位数（张/千人）、城市人口所占比重（%）、新生婴儿死亡率（‰）以及妇女劳动参与率（%）、人均国民收入（美元）、农业占国民收入的比例（%）等因素之间的相关关系，通过相关分析我们可以知道各社会经济因素分别对生育率的影响程度。为了说明总的社会经济因素对生育率的综合影响，我们对总和生育率和社会经济因素做了多元回归分析。由于社会经济各变量之间存在较强的多重共线性，因而本文采用能够消除共线性的逐步回归分析法。
三、研究结论
本文选取世界银行的数据，对1980-2010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和社会经济各指标之间进行双变量相关分析，得到的结果如下表1所示：
从表1可知，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城市人口所占比重、大学入学比例、每千人医疗床位数正相关，与农业占GDP的比重、婴儿死亡率负相关，这都与上面论述的各社会经济因素对总和生育率的理论影响相符。这些社会经济因素中又以农业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城市人口所占比例以及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这三个变量对总和生育率的影响最大。在表1中，妇女劳动参与率与总和生育率成正比，这与前面的理论分析不符，这可能与中国妇女劳动参与率计算时所用的数据以及中国妇女的职业转变有关。
为了分析社会经济变量对总和生育率的综合影响效果，对1980-2010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和社会经济各变量之间进行了逐步回归分析。通过SPSS进行数据处理，排除具有较强共线性的几种情况（VIF≥10），得到的有效结果如下表2所示：
模型2的预测变量：（常量）、农业所占比重、大学的入学比例
模型3的预测变量：（常量）、大学的入学比例、城市人口所占比重
从表2给出的三个模型的回归结果可知：这三个模型都通过F检验、t检验以及共线性检验，则这三个模型得到的结果都是有效的。同时，这些模型中又以第三个模型的R?都很高，因而我们选取第三个模型得到的结果。在第三个模型中R?=0.958，说明大学入学比例和城市人口所占比重已经很好的对因变量做出了解释，从而也说明了社会经济因素对中国生育率的影响非常的显著。
参考文献：
耕地资源关乎到人类的基本生存，是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其重要意义在于保障粮食安全。中国的耕地资源不足、后备数量有限、耕地状况堪忧。但近年来，中国人口增长和消费升级引发的粮食需求逐年增加，与此同时，土地城市化冒进导致耕地资源的稀缺性日益突出。耕地压力过大，并影响到粮食安全。因此，对中国耕地压力议题的研究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并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中国耕地压力存在显著的空间分异特征是普遍共识。学者们基于不同的空间尺度分析了中国耕地压力差异格局，主要体现为东中西差异和省际差异。这些实证研究成果为科学认识中国耕地压力格局提供了重要基础，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但显然，省际尺度的研究单元偏大，容易忽略省份内部耕地压力的时空差异性。因而函待需要更为细化的行政单元分析中国耕地压力时空格局。而县级尺度的研究需要将市区与县共同比较，但二者的城乡地域结构差异较大，使其在耕地压力方面的可比性不高。因此，地级单元可作为分析中国粮食安全差异格局较为恰当的研究尺度。
尽管对耕地压力的研究视角多样，但其核心出发点依然是粮食安全。因此，基于粮食生产与粮食需求相互关系的耕地压力指数是学术界评价区域耕地压力水平的首选方法，该评价方法综合考虑到人口一耕地一粮食的相互关系，被广泛应用于区域粮食安全的评价。中国耕地压力的时空分异必然有其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以往研究更多关注自然灾害、气候变化、耕地生产力、农业生产投入、粮食生产成本、粮食价格、粮食贸易、种粮积极性等自然因素和粮食生产因素，对经济发展、产业结构演变、劳动力结构变动等因素关注稍弱，未来应更加注重社会经济发展因素对耕地压力的影响。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耕地面积逐年减少，而人口不断增长，人地矛盾增大。进入21世纪，尤其是2003年以来，粮食产量和粮食播种面积逐年增加，粮食安全形势好转，但耕地压力的区域间差异逐渐增大，并呈现南北分化趋势。因此，有必要系统分析21世纪以来中国耕地压力分异的新格局与新特征，以及社会经济因素对耕地压力分异的影响。
基于此，以地级行政区为研究单元，分析2001-2013年中国耕地压力空间格局的时空演变和分异趋势。在此基础上，以粮食生产和社会经济的双重视角，建立“耕地质量+要素投入+经济环境+农民收入”的影响因素评价体系，分析耕地压力变动的主要影响因素。相比于已有省级尺度数据的研究，采用地级单元面板数据的分析将得到更多信息和更精确结论，为该领域提供最新的实证研究参考;在影响因素分析方面，更加突出社会经济要素对耕地压力及其粮食安全的影响。
一、广州市写字楼开发简述
广州是我国最早进行改革开放的城市之一，写字楼随着商务办公职能的发展而逐步发展。初期主要服务于外贸、法律、保险、广告等行业，因此，建筑沿袭解放前的爱群大厦以酒店形式为主，但增设银行、商务办公、娱乐、停车场等，逐步成为综合服务性楼宇，如白天鹅酒店、中国大酒店、花园酒店。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写字楼开发建设随之跌到谷底，直到2002年才逐步回升，写字楼开发也由综合性转为专业性商务办公职能为主，年均写字楼施工量在300万平方米以上。近年，随着2010年广州亚运会的举办，广州的知名度进一步提升，珠江新城逐步建成对其他商务地块的开发起到了重要的示范作用；随后的白云新城、白鹅潭地区、国际金融城等商务地块的开发，使得广州市写字楼建设迎来了一个新的高峰。
二、广州写字楼开发与城市化的关系
1.写字楼年开发量与城市化水平无关联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城市化成为广州发展的主旋律，伴随着广州市工业化的发展以及商贸经济的发展，广州城市化水平逐步提高。从1949年到2000年，以及2002年以后，广州城市化水平都是呈现年均0.1%的稳定增长态势，到2007年城市户籍人口773万人，城市化水平达到89%，可以说广州市城市化水平已经十分成熟。然而，对比1995-2007年城市化水平与全市写字楼每年施工量（图1），可以发现两者没有任何关联关系（斯皮尔曼秩相关系数R为0.0005≈0），而且写字楼的开发量在2001年与2007年出现大面积的突然性萎缩。这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7年次贷危机等区域性经济危机有着明显的时间关联。这说明在写字楼年开发量上具有较大的波动性，与周边经济发展关联性较大，但很难与城市化的发展水平、国内生产总值等稳定性的增长指标存在必然联系。
2.写字楼成交总量与城市化水平关联性较弱
将广州市的写字楼建筑每年成交面积进行叠加形成成交总量（可弱化每年的波动性），观察成交总量与城市化关系（图2），可以看出写字楼是从1999年后才进入每年100～200万平方米快速增长的成交速度，之后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这说明广州的城市化水平在进入83%后才达到明显的增长阶段，可见写字楼的快速发展是城市化积累到一定水平后才会出现的。虽然两者的相关系数仍然表明没有直接的关联性，但表现出相同的增长趋势。这也说明与写字楼相关的生产业人口增长与整体非农业化人口发展（城市化）进程没有必然联系，是产业结构大调整导致非农业人口结构质变的表现。
三、广州写字楼开发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从图1可以看出，写字楼的施工量超前于地区生产总值的增长，并对国际金融危机表现出较为灵敏的反映，说明写字楼建设资金与国外资金联系密切。对写字楼开发与地区经济的联系进行进一步研究，总结1999-2009年广州市批准的写字楼预售面积与广州市国民生产总值以及第三产业增加值之间的关系（图3），可以发现预售面积与当年生产总值关系密切，相关性系数R达到0.85，尤其是第三产业的相关性系数更高达0.86。可见写字楼开发与住宅开发表现类似，都与当地经济总量有着密切联系；但写字楼的建设量比预售量变化的浮动更大，说明总体上写字楼会超前建设，而后按照市场规律待价而沽进行销售。另外由于写字楼造价高，且开发后大部分以出租为主，直接销售的面积比例相对住宅低，这也导致了写字楼开发资金需求高，一旦资金不足会严重影响写字楼开发。
四、结论与建议
从以上分析可以发现写字楼开发与住宅及地区经济发展联系紧密，但写字楼开发与城市化的关联性较弱，在城市化后期才呈现出相同的增长趋势。此外，也不同于住宅开发的是，初期很难形成城市化与写字楼相互促进的动力机制。因此，我们在写字楼开发时应该注意以下几点：
1.不能以写字楼建设推动新城开发
写字楼建设与城市化发展关联性不大，在新区中大量规划拍卖办公用地，由于这些以办公为主的创业孵化园、高科技园区等地处偏远，以较低租金吸引企业入驻，但公共设备不完善、居住条件差等，对外来居民迁入新区的吸引力不强，导致园区出租率不高。即使已迁入的企业，也会由于员工生活满意度低而导致员工流动性大，企业经营困难。新区写字楼的开发应该符合市场规律，尽量靠近老城区，借助已有的设施条件才能支撑其不断发展；或在写字楼开发同时，超前性投资相应的生活及配套设施，才能形成良性互动，而不是靠一些标志性的写字楼建设推动新城区开发。
2.写字楼的开发需要符合经济与产业发展的规律
写字楼开发与经济发展联系密切，切莫拔苗助长，否则事倍功半。在广州珠江新城从1992年至2001年的近十年时间中，由于写字楼开发面积过量，虽然已拍卖用地有99宗，但拍卖后未能建设的多达69宗，占2/3还多，被称为珠江新城“荒芜的十年”，值得引以为鉴。
3.写字楼开发需要避免市场的短期行为
由于写字楼开发对短期经济非常敏感，在金融条件差时容易出现大量的烂尾楼，政府可以采用一些手段进行调控。例如，拓展相应的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等融资平台进行支持，或择机进行一定量写字楼的逆回购等，一方面可以利用政府信誉稳定市场，支持生产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可以减少烂尾楼的出现，改善城市景观等，弥补写字楼开发过于市场化的短板。
关键词 农村居民点；土地利用变化；社会经济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 F30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2)03-0006-07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2.03.002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高速的经济增长和快速的城镇化进程产生了对建设用地持续迫切的需求，建设用地扩张，尤其是城镇用地空间拓展成为我国目前土地利用变化的最主要特征［1］，而农村居民点用地在自身经济发展和城镇用地扩张的双重压力下呈缓慢增长趋势。然而同期农村人口不断减少，缓慢的用地规模增长意味着快速的人均用地增加，农村居民点土地利用日益粗放，出现“农村减人不减地”的奇特现象，对我国耕地资源保护造成了巨大的压力［2］。
对于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影响因素的研究，国内学者在全国，区域和个案城市三个尺度都有所涉及［3］，定量分析以对区域和个案城市为主［4-5］，在全国尺度上则多为定性分析和定量描述［6-7］。总结已有的研究，影响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的因素主要有以下五类：自然因素，如坡度、海拔、耕地资源；人口和家庭因素，如人口规模、家庭结构；社会经济因素，如工、农业产值、农村居民收入因素；交通因素，如交通运输水平、与河流或者公路的距离；政策制度因素，如农村土地政策、社会保障制度、宅基地政策。上述研究从不同视角揭示了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的影响因素，但是对我国快速工业化和城镇化背景下城镇空间扩张和乡村自身发展对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的双重作用缺乏足够的重视。本文立足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在分析我国农村居民点用地转换来源和流向的基础上，总结影响我国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的社会经济因素，并选择相应指标构建计量模型对来自区域、城镇和乡村自身的影响进行综合分析和比较研究，为制定政策保护有限的耕地资源提供一定的实证研究依据。
1 研究区域和数据来源
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取性和一致性，本文以除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外的22个省、4个直辖市和5个自治区共31个省级行政单元为研究的基本单元，研究时段为2000-2008年。
土地利用类型数据来自于国土资源部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数据，常住人口数据来自于2000年的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2005年的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和2010年各省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户籍人口数据来自于2001-2009年的《中国人口统计年鉴》，社会经济数据主要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同时参考了《中国农业年鉴》和《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2 我国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分析
2.1 农村居民点土地利用趋势分析
总体而言，我国农村居民点用地在缓慢减少，从2000年到2008年共减少了24 985 hm2，年均增长率为-0019%；同期农村人口总量从7.84亿减少到6.83亿，共减少了1005亿人，年均增长率为-1.701%。2000-2008年间我国农村人口减少的速度要远远快于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变化的速度，因此人均农村居民点用地面积持续快速增加（图1），导致我国人均农村居民点用地面积远远超过了相关村镇规划标准中规定的80 m2/人-150 m2/人之间的上限［8］。
2.2 农村居民点用地流转方向分析
从2004年农村居民点用地转入的情况来看，新增的农村居民点用地主要来源于农用地，达到79%，其中45%来源于耕地，34%来源于除耕地以外的其他农用地，其次是来自未利用地的15%，只有6%左右是由建设用地内部除农村居民点用地外的地类转化而来（图2）。从2004年农村居民点用地转出的情况来看，流失的农村居民点用地主要转换为其它建设用地，达到64%，其中59%转为城镇工矿用地，8%转为其它建设用地；转换为农用地的比例也达到30%，转为未利用地的比例仅3%（图3）。
3 我国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的影响因素
上述对农村居民点用地流转方向的分析表明我国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的因素主要来自于以下三个方面：①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和农村自身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农村居住用地需求，推动了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扩张，表现为大量农用地转换为农村居民点用地；②快速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引起的城镇空间扩张吞噬和整合了许多农村居民点用地，阻碍了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扩张，表现为许多农村居民点用地转换为城镇工矿用地；③为提高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保护有限的耕地资源而对利用率不高的建设用地进行的土地利用综合整治对农村居民点用地过度扩张起到了一定的限制作用［9］，表现为一定比例的建设用地转换为非建设用地（图4）。因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对城镇因素和农村因素进行综合分析和比较分析，下文的定性和定量分析围绕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城镇社会经济发展和农村自身社会经济发展三个方面展开，避开不易量化的土地整治。
3.1 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因素
我国的土地利用演变特别是建设用地扩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是经济高速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必然结果，建设用地扩张的过程也可视为生产要素从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转移过程的一个方面［10］，因此对我国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的影响因素分析不能脱离
区域宏观经济和社会背景。固定资产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推动的快速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即是我国当前宏观经济和社会的重要特征［11］，因此经济发展速度（GDP增长）、城镇化速度、产业结构变化、固定资产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强度等都会影响农村居民点用地的使用情况，另一个重要特征则是“城乡二元体制”，其中流动人口的“两栖占地”现象对农村居民点用地扩张具有重要影响。随着从20世纪80年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加速，农村人口向城镇“离乡不离户”的流动随之加剧，产生了大量外出务工者。他们常年在城市工作，但是由于户籍制度、农村土地制度和城镇社会保障体制的束缚［12］，并不能很好的融入城市生活，而是将户口保留在农村原籍。此类流动人口本文称为农村“两栖人口”，他们的父母或者孩子通常生活在农村，自己也经常返回农村原籍居住、参加农业生产，并将城市工作取得的收入积攒下来用于改善在农村的居住环境，此为农村地区“人减地增”局面的重要原因之一。
3.2 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因素
迅猛的社会经济变革发生于整个区域，农村地区经济发展也很迅速，社会变革巨大。驱动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的因素更直接地来自于农村自身。首先随着全社会的发展，农村常住人口规模和家庭规模都发生了变化，其次随着农村的实行以及国家各项惠农政策的出台，农村财政支出和固定投资逐年增加，农业生产效率大大提升，农用地的产出翻番增长，同时农民就业渠道也进一步增多，农民收入大幅度提高，生活与消费观念也发生了深刻变革，农村家庭对住房的改善需求被激发，驱动着农村地区土地利用结构与格局的变化，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呈现扩张趋势。
3.3 城镇社会经济发展因素
中国的城镇过程可分为以城市经济和人口的集聚而呈现的扩展型城市化和以农村非农产业化与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建立农村城市（小城镇）而呈现的集聚型城市化两种模式（即农村城市化）［13］。两种城市化模式都包含着城市用地的扩张和农村土地的城镇化（农用地和农村建设用地转变为城镇用地的过程），城镇用地的扩张在一定程度上直接限制了农村居民点用地的扩张。
已有研究表明，经济发展是城镇用地扩张的根本动力［14］，与经济发展紧密相关的因素，如城镇人口、居民生活水平提高（城镇GDP增长、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加等）、产业结构调整（尤其是二三产业产值的变化）、巨型工程建设或基础设施投资、城市环境等将影响城镇用地扩张［15-16］，从而影响到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
4 我国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回归分析
4.1 分析样本与模型选择
选取全国31个省级行政单元，2000-2008年9个年份共279个分析样本，构成面板数据，构建计量模型分析比较社会经济因素对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的影响。为消除通货膨胀的影响，所有年份以货币单位衡量的指标均以历年各省级单元的GDP平减指数换算成2000年价，在进行回归分析之前，利用对数函数和幂函数对各变量进行正态变换，并进行Z记分标准化处理。
在构建回归模型时，被解释变量为各省（直辖市或自治区）不同年份的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解释变量为受学者们普遍关注的影响农村居民点用地扩张的社会经济因素，包括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因素、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因素、城镇社会经济发展因素三类。
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因素有：区域人均GDP（区域GDP/区域常住总人口），城镇化率（区域城镇常住人口/区域常住总人口），二产比重，三产比重，区域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区域固定资产投资/区域常住总人口），区域人均财政支出（区域财政支出/区域总人口），区域铁路网面密度（区域铁路用地面积/区域国土面积），区域公路网面密度（区域公路用地面积/区域国土面积），农村“两栖人口”数量（户籍农业人口-农村常住人口）。
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因素有：农村常住人口规模、农村家庭人口规模、人均农业产值（第一产业增加值/农村常住人口）、农用地地均产值（第一产业增加值/农业用地面积）农村人均年纯收入、农村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农村常住人口）。
城镇社会经济发展因素有：城镇工矿用地面积（城市用地+建制镇用地+独立工矿用地），城镇常住人口，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城镇居民人均非农业产值（（二产增加值+三产增加值）/城镇常住人口），城镇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城镇常住人口）。
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的基本模型为：
Yit=a+∑bi•Xit+ui+eit
Yit为省（直辖市或自治区）i第t年的农村居民点用地面积，Xit为省级单元i第t年的解释变量。利用stata9.2软件，进行参数估计及相关检验。
4.2 回归分析
区域发展变量固定效应模型（表1-model 1）F值386，通过0.05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模型个体固定效应明显，随机效应模型（表1-model 2）W值194.26，也通过005显著性水平检验，而Hausman统计量48.12，Prob>chi2=0000，表明应该接受固定效应模型。对于省级单元的农村居民点用地扩张而言，区域人均GDP显著为正，而铁路网面密度显著为负，表明区域经济增长推动了农村居民点用地增长，而大运量交通工具的发展大大提高了区域内部和外部联系的便利程度，显著减缓了农村居民点用地扩张，在控制区域人均GDP变量和铁路网密度后，所选的其余区域发展变量均不具有显著。然而此时模型的三种拟合优度指标均很低，表明区域发展变量对于农村居民点用地增长的解释能力非常有限。结合区域发展变量随机效应模型中（表1-model 2）可见，学者们较为关注的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因素，投资和财政政策因素，交通发展水平中的公路网面密度并不具备显著影响，而人口规模，农村“两栖人口”的显著正向作用，城镇化水平的显著负向影响集中体现在区域间的差异上，几乎无法解释区域内不同年份间的差异，在模型中表现为较高的组间拟合优度（R2 between）和极低的组内拟合优度（R2 within）。此结论与前文认为农村“两栖人口”对农村居民点用地扩张具有推动作用的分析矛盾，这种矛盾可以从以下两方面理解：①观察时段内农村“两栖人口”的区域差异也是各区域20多年来人口急剧流动的时序差异的累积，因此对区域差异的解释部分解释了时序差异；②最重要的原因应该是本文采用对“农村两栖人口”的测定难以反映各地区各年份的实际情况，特别是各地区不同年份户籍人口中的分农业和非农业统计即使在短期内也具有很大的波动。
农村发展变量固定效应模型（表1-model 3）和随机效应模型（表1-model 4）均能通过0.05显著性水平检验，Hausman统计量为-3 887.69，然而分别对有效估计量和一致估计量协方差矩阵（sigmamore和sigmaless）检验，Hausman统计量分别为75.96，103.91，均是Prob>chi2=0.000，表明应该接受固定效应模型。对于省级单元的农村居民点用地增长而言，农村常住人口规模、农村居民收入、农业生产人均效率均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在农村居民人均农业产值的情况下，农村居民年纯收入的影响并不显著，说明相比于农村居民的收入效应，农村农业生产的增长更能解释农村居民点用地扩张。然而农村居民点用地主要为居住用地，在外出务工盛行的当代中国，农村家庭的收入中用于住宅建设的资金有很大一部分并不来自于农业生产，因此农村居民点用地扩张应与收入效应关系更紧密，本文农村居民点用地扩张与人均农业生产效率相关性更高的结论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现行的农村居民收入统计可能难以如实反映农村现状。农用地地均产值、农村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对农村居民点用地扩张的影响显著为负，因为农用地地均产值的增加意味着将农用地非农化具有更高的机会成本，将促使农村居民集约利用土地，农村人均固定投资的显著负向作用则表明近年来国家对于农村投资的增加起到了集约利用农村居民点用地的作用。农村家庭人口规模对于农村居民点用地扩张也具有显著负向影响，但在控制农村居民的收入或者生产效应后，并不显著，表明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地区家庭规模的小型化确实刺激了农村居民对住宅用地的需求，而农村家庭规模的缩小与农村经济发展紧密相关，农村家庭规模的缩小对于农村居民点用地扩张的影响没有超出农村经济发展之外。模型的组内拟合优度（R2 within），组间拟合优度（R2 Between）和总体拟合优度（R2 Overall）均比较高，说明农村社会经济因素对于农村居民点用地扩张具有比较好的解释能力。
城镇发展变量固定效应模型（表1-model 5）和随机效应模型（表1-model 6）均能通过0.05显著性水平检验，Hausman统计量为-58.96，分别进行sigmamore和sigmaless检验，Hausman统计量分别为124.31，224.06，均是Prob>chi2=0.000，表明应该接受固定效应模型。如前文分析，推动城镇用地扩张的城镇发展变量（城镇人口规模，城镇居民人均非农业产出，城镇居民可支配年收入，城镇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均对省级单元的农村居民点用地扩张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在控制城镇居民人均非农业产出后，城镇居民可支配年收入和城镇人均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并不显著，说明相比于城镇居民的收入效应和直接的城镇投资驱动，非农业生产的增长更能解释城镇扩张对农村居民点用地的吞噬作用。然而模型的组内拟合优度（R2 within）依然很低，说明城镇社会经济发展导致的城镇空间扩张对农村居民点扩张的解释能力也很有限。
城镇工矿用地与农村居民点用地则是显著正相关，似是说明城镇工矿用地的增长刺激了农村居民点用地的扩张，与前文关于城镇扩张限制了农村居民点用地扩张的分析相悖，实则此处仅说明随着区域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农村居民点用地和城镇工矿用地呈明显同向增长趋势，因为城镇用地扩张对农村用地增长的制约作用需置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下进行综合考察。综合考虑区域发展变量，城镇发展变量和农村发展变量中具有显著影响的因素（区域常住人口，区域人均GDP，区域铁路网密度，城镇人口规模，城镇居民非农业产出，农村常住人口规模，农村人均农业产值，农用地地均产值，农村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得到综合的社会经济因素固定效应模型（表1-model 7），此时可以发现，农村发展变量中，农村人口规模，农村人均农业产值，农用地地均产值的作用方向和显著水平依然稳健，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区域铁路网密度不再显著，区域常住总人口，区域人居GDP，城镇人口规模，城镇居民人均非农业产值依然显著，但作用方向与上文的分析和模型相反，应该是由于模型严重的内生性导致的。根据前文的定性分析，设置城镇工矿用地为内生变量，综合固定效应模型中显著性水平和作用方向发生改变的因素（区域常住总人口，区域人居GDP，区域铁路网密度，城镇人口规模，城镇居民人均非农业产值，农村固定资产投资）设为工具变量，得到综合固定效应IV模型（表1-model 8），经检验Hausman统计量161.28，Prob>chi2=0.000，接受内生变量模型，此时城镇工矿用地对农村居民点用地的影响与前文定性分析一致，变为负向，尽管并不显著，而其余农村变量的显著性水平和作用方向依然稳健。
比较区域发展变量模型，城镇发展变量模型和农村发展变量模型，发现农村发展变量模型的拟合优度远比区域发展变量模型和城镇发展变量模型的拟合优度高，因此，对于驱动省级单元农村居民点用地扩张的社会经济因素而言，来自农村的因素要比来自区域和城镇的因素解释能力更好，即相比于区域和城镇社会经济因素，农村自身的社会经济发展是驱动农村居民点用地扩张更重要的因素。
5 结论与讨论
本文在分析我国农村居民点用地转换来源和流向的基础上，探讨了来自于区域，城镇和农村自身的社会经济因素对农村居民点用地扩张的作用机制，可以得出以下三点主要结论：
（1）农村居民点用地扩张受到城镇和农村自身发展的双重作用，一方面区域和农村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农村居住用地需求，推动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扩张，另一方面快速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引起的城镇空间扩张吞噬和整合了许多农村居民点用地，缓解了农村居民点用地扩张趋势，在此“一增一减”双重作用下，农村居民点用地缓慢增长。
（2）对于驱动省级单元农村居民点用地扩张的社会经济因素而言，相比于来自区域和城镇的因素，农村自身的发展更为重要。农村社会经济因素中，农村常住人口增加，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和人均农业生产效率提高，农村家庭人口规模减小都将促使农村居民点用地扩张，农村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和农用地地均产值增加则对农村居民点用地扩张有显著的限制作用。城镇社会经济因素中，城镇常住人口增加，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提高，城镇居民人均非农业产值增加，城镇居民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增加推动的城镇空间扩张对农村居民点用地扩张起限制作用，然而在控制农村社会经济因素后，限制作用并不显著。
（3）不论是对于来自区域，城镇或是农村的社会经济因素，产出效应都比投资和收入效应更明显，在控制人均产出的情况下，来自于区域和城镇的投资和收入效应不再显著。城镇居民人均非农业产值与城镇工矿用地扩张相关性更高，应该是因为总体上城镇空间扩张的直接目的即是扩大非农业生产；农村人均农业产值与农村居民点用地扩张的相关性更高，则应该是由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指标不能如实反映农民的收入状况所致。
综上，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显著推动了农村居民点用地扩张，快速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推动了城镇空间迅速扩张，对农村居民点用地扩张的限制作用不够明显。为保护有限的耕地资源，引导农村居民点用地节约集约利用，控制农村居民点用地过度扩张，应该同时从城镇和乡村两方面着手：一是实施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加大土地开发整理和复垦力度，充分发挥城镇空间扩张的限制作用；二是积极投资农村，推进新农村建设，提高农用地地均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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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Social Economic Factors of the Land Use Changes in
Rural Residential Areas of China
FENG Changchun1 ZHAO Ruoxi1 GU Weiying2
（1College of Urban and Environment Science,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2.Center of Planning and Land Affairs,Pingshan New District,Shenzhen Guangdong 518118,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landuse and socioeconomic data of each province from 2000 to 2008,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rural settlement land expansion are discussed from regional, urban and rural aspects. On the one hand, regional and rural development boosts the expansion of rural settlement land. On the other hand, rapid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leads to urban land expansion, which relieves the expanding trend of rural settlement land. As a result, the rural settlement land expands slowly under the double effects. Compared with regional and urban factor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ural area is much more important for rural settlement land expansion. And either to the regional, urban or rural factors, the production effect is much more significant than the investment effect and income effect. The investment effect and income effect from regional and urban factors are no longer significant when the production effect is controlled. In order to control rural settlement land expansion, the government should implement the coupling policy of increasing and decreasing land for urban and ural construction.To promote the economical and intensive utilization of rural settlement land, the government should put more effort on land consolidation and land reclamation, enlarge rural investment and increase the output of agricultural land.
Key words rural residential areas; land use changes; socialeconomic factors
收稿日期：2011-11-22
作者简介：冯长春，教授，博导，主要研究方向为城市与区域规划、土地与房地产经济。
【关键词】 饮食习惯；社会经济因素；因素分析，统计学；学生
【中图分类号】 R 179 R 15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9817(2007)03-0252-02
饮食行为与许多慢性疾病如肥胖、糖尿病等相关，青少年时期形成的饮食行为往往持续并影响终生，从小培养良好的饮食行为是疾病预防控制的一个重要内容。通过分析江苏省中学生饮食行为及社会经济影响因素，为制定营养政策和进一步的营养干预提供科学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抽样方法，按经济发展水平高低将江苏省13个省辖市排序，随机抽取4个市（苏州、徐州、南通、泰州）的市区和郊区各1所中学，各市1个所辖县的1所县城中学和1～2所农村中学的17所学校。每所学校再随机抽取初一至初三，高一至高三各1～2个班，班级中所有愿意参加调查的学生为研究对象。共收回问卷5 169份，获得12～18岁有效问卷5 089人，其中男、女生分别为2 714名和2 375名。
1.2 方法 问卷由研究者自行设计，现场调查时教师回避，由统一培训的调查员组织学生在教室匿名独立填写调查问卷，当场收回。内容主要包括基本情况、各种食物近7 d内的食用频率等。
1.3 统计分析 数据用Access软件进行录入,用SPSS 11.5
进行统计分析。计数资料的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不良饮食习惯的多因素分析采用Logistic回归方法进行。
2 结果
2.1 基本情况 5 089名中学生的基本情况见表1。
2.2 饮食行为 见表2。
2.3 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学校所在地、性别、年龄、家庭经济状况、母亲文化程度是吃汉堡/炸鸡等洋快餐饮食行为的危险因素。不吃水果的习惯与性别、地区、家庭经济状况、母亲文化程度有关；不吃蔬菜与家庭经济状况、年龄相关。见表3。
3 讨论
江苏省青少年喝饮料、吃薯片/薯条及吃洋快餐等不良饮食行为较为普遍，其中有12.4%的中学生在1周内吃过洋快餐4次及以上，与国内一些调查结果［1］比较，食用的频率较高。洋快餐与肥胖的关系已被许多横断面研究所证实，美国的一项队列研究也已证实洋快餐是肥胖、糖尿病发生的危险因素［2-3］。学校所在地为城市、男性、较低年龄组、家庭经济状况好、母亲文化程度高是青少年吃洋快餐频率高的危险因素，而家庭经济状况好、母亲文化程度高的青少年吃蔬菜、水果频率也高。高收入家庭、高学历母亲对孩子的饮食行为可能更为关注，蔬菜、水果的重要性已逐步被高收入家庭和高学历母亲所认识，但洋快餐的危害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说明在今后的营养教育中应加强洋快餐对健康危害的认识。
蔬菜水果的摄入对人体健康十分重要，它在预防肥胖、肿瘤等方面的作用已被确认［3-4］。目前我国学生不良饮食行为调查研究中，对不吃蔬菜和水果关注较少。本研究显示，有相当比例（17%）的学生每周吃蔬菜水果在3次以下。而目前比较一致的观点是蔬菜水果每天的摄入应该在500 g以上［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