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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发展;民商法;法制
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地区国家之间经济交流变得日益密切和频繁，为了为经济交流提供保障，民商法所发挥的价值越来越突出。为了保证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建设的实际需要，并推进社会法制体系的不断健全，必须要保证民商法符合新时期的需求，推进民商法的改革进程。本文对新时期下经济发展过程中民商法的变化发展进行探讨。
一、民商法的定义
所谓民商法，即是民法和商法的总称，民法和商法存在着紧密的联系，我国目前民商法主要有两种体系，第一种是民商相结合的法律形式，主要是商法包括在民法当中，民法具有商法相关的法律内容，能够对商法进行指导。目前世界采用民商合一的民商法形式主要有瑞士和意大利等国家。第二种是民商分立的一种法律形式，在这种情况下，民法和商法的法律部门和法律体系相对来说较为独立。一般而言，民法典建设之后还会设立商法典。它能够对法律的内容和应用范围进行规范和明确，并让法律体系能够更加健全和完善，从而让法律能够更好的服务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并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价值。
二、目前对民商法变化的研究价值
想要清楚目前民商法变化的意义，就要掌握经济发展对民商法的影响，包括对民商法价值的影响以及民商法价值体系的影响。首先是针对民商法的价值影响。因为民商法的主要功能是保证安全，能够对社会经济财产带来保障和监督，但是过去的民商法主要重视的是其本身的公正性，在安全性方面不是很重视。虽然公正是法律的内在特征，也是法律的精髓所在，在宪法精神下的所有法律都要具备公平性，但在这个过程中，法律的安全价值就会受到极大忽略。其安全价值不仅仅是局限在法律对个人财产乃至社会资本的保障，特别是在信息化经济时代下，它需要对信息、信用安全乃至交付方式上都要有所保证。随着我国信息化技术的不断提高，信息化应用在经济领域已经是一大趋势，我国目前网路环境存在剧变，主要是互联网的深入和普及以及移动互联网中第三方交易平台、电子商务等的兴起，这就更加需要依赖民商法的法律属性。在现实交易下，交易受到信息的影响很小，第三方平台难以获取交易的实际情况，更不会威胁到交易的信息安全。但是在互联网时代，信息安全很容易受到威胁。因此为了适应新时代，调整民商法并保证其有效性和科学性很有必要。其次是民商法价值体系构造的实际需要。也就是不断调整民商法，让其在完善之后能够适应社会经济建设发展。民商法的价值体系中，最为重要的是自由、公正、平等、安全等内容。其中自由处于价值体系核心部位，市场经济影响下，创业不断增多，保证民商法的自由能够体现法律精神，并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引导。另外是平等，民商法和其他法律一样，都要具有平等性，随着经济活动的日益频繁，保证民商法价值系统的平等，能够体现法律的公正，对人们的经济活动加以规范和监督，让社会经济态势保持良好。
三、目前民商法发生的变化
首先针对民商法基本原则而言。民商法的基本原则中，主要是平等原则、安全原则以及效益原则在发生变化。其一是平等原则的变化，我国目前商业活动越来越多，商业行为也越来越广泛和负责，在这个环境下，就必须保证民商活动的主体在立场上能够平等，不能对任何一个主体表现出偏爱和徇私的情况。就目前的电子商务来说，其主要要求交易媒介要平等，也就是说，通讯设备和网络交易平台要具有平等性。另外，实施要平等，要对电子商务的法规和行为要严加规范，针对目前物流、价格乃至电子商务体系等因素，消费者的权益一定程度上受到了电子商务平台的侵犯，就更需要落实好民商法所具有的法律效力以及监督能力。除此之外，民商法针对电子商务的技术、物流设备乃至数据库要一视同仁，不宜偏私。其二是安全原则的变化。在互联网电子信息时代，民商活动很容易受到网络安全的影响。这种安全性主要为民商活动中各主体技术数据的安全以及信息资料的安全，这都需要民商法采取法律形式来进行维护，从而保证主体的利益不被侵犯。其三是效益原则的变化。法律之所以存在不只是保证社会公平和正义，其主要价值是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法律必须要具有效益性，才能保证社会经济的发展。民商法不仅要保证民商活动的公平，还要从网络信息时代这个客观环境出发，按照变化之中的经济形式来采取措施，推动民商活动经济效益的提升。其次是民商法基本范围的变化。在目前互联网社会和市场经济环境下，民商法的范围也要有所拓展和变化。其一是信息库的专用权，在目前，对信息的应用时民商活动的主要内容，因此在民商立法时，需要对开发和投资信息库的人给予支持，对其劳动成果和权益进行保护。其二是域名专用权，域名是互联网及计算机连接的虚拟地址，用户可以应用域名来掌握网络信息并进行通信联络。目前的民商体系内，域名作为一种知识产权受到了法律保护。其三是版权变化，版权涉及到影视、图书、网络以及音乐等方面，原创网络信息在网络发展中也开始受到民商法立法保护。
四、目前促进民商法适应经济发展的优化措施
首先要坚持依法治国，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保证民商法能够更加科学和有效，充分适应我国目前经济的变化，就必须坚持依法治国并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依法治国的系统落实能够为民商法提供良好环境。坚持法律之上，以人为本，不断修正和完善法律，提高法律的有效性。另外，民商法要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通过法律形式来对民事活动进行规范和监督，让民事活动能够更加具有公平性和安全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成熟稳健能够保证民商法的发展，所以加强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能够为完善民商法提供现实意义。其次要发展科学技术，通过技术来保障民商法的效益。现如今互联网、电子商务等度不断兴起无不与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有较大关系。现如今，只要科学技术不断发展，社会经济发展不断推进，技术更快更新，民商活动日益复杂，民商法才能发挥更强的监管作用。所以在商业活动中，特别是电子商务活动，民商法要将电子平台、信息安全、第三方支护乃至知识产权都有进行立法保护，建立相关法律文件，从而保障民商活动更加安全有效，推动民商活动加快发展。
五、总结
我国社会经济在快速发展过程中，民商法已经成为重要的因素。所以在今后的经济发展中，要切实落实民商法的有效性和科学性，采取手段保障活动主体的合法权益并维护法律的威严，从而推动社会的不断发展。
作者:张萃萃 单位:中国政法大学
参考文献:
［1］陈少华．社会经济发展中民商法的变化与发展［J］．法制与社会，2012，08:16－17．
［2］佀玉杰．社会经济发展中民商法的变化与发展［J］．法制博览，2016，05:119－120．
［3］吴兰．试论经济发展中民商法的变化与发展［J］．法制与社会，2016，02:23－24．
一、如何正确理解“新常态”与“三期叠加”
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一个重要标志是经济增长逐渐回落到中高速增长区间。这是一种可持续的经济发展速度，有利于优化配置和充分利用各种资源，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真正使经济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经济增速换挡只是相对于以往高速增长的适当降低，我国经济增速仍然大大高于发达国家经济体和很多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增长速度。通过深化改革，我国经济结构将会更加优化，能进一步促进全面、协调、可持续增长。当前，我国正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重要发展阶段，对于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准确判断说明中央敢于面对改革发展攻坚中的各种问题，善于抓住经济发展的重要矛盾和关键环节。可以预测，在未来10年，我国经济增长将会对全球经济增长作出更大的贡献。
从经济发展规律的角度来看，要求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GDP保持年平均近10%的高速增长，2013年经济总量达到58.8万亿元人民币。我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总量巨大，保持高速增长面临生产要素供给约束。以劳动力要素为例，我国人口结构和劳动力供求状况已发生根本变化，2012年首次出现劳动力数量和占比双降，人口老龄化趋势还将进一步加剧，难以支撑两位数的高速增长。从国际经验看，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各国经济增长速度都出现不同程度回落。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韩国先后经历了23年和36年的高速增长时期，GDP年均增速分别为9.7%和8.02%，其后经济增速约下降一半。面对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我们必须深入研究和自觉遵循经济发展规律，在经济增速换挡中把握好调整的合理区间，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加快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是应对经济形势深刻变化的迫切需要。长期以来，制造业是我国经济发展的“火车头”，为创造中国经济奇迹提供了重要支撑。但我国制造业发展模式总体上较为粗放，带来一系列问题。例如，产能过剩问题突出。2013年前3季度工业企业产能利用率处于2006年以来的历史低位，也低于国际公认的正常水平。其中，钢铁、水泥、电解铝、焦炭、船舶、光伏等行业主要产品产能利用率不到50%。制造业产能过剩，导致资本回报率下降和边际产出下降。同时，制造业粗放发展还带来大量资源、生态、环境问题，单位GDP能源消耗较高，水、大气、土壤污染严重，生态环境恶化。如果现在不拿出壮士断腕的决心和勇气，将来付出的代价就会更大。面对发展形势的深刻变化，我们必须加快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把经济发展与结构调整、改善民生、生态文明建设有机结合，实现可持续发展。
消化前期刺激政策是维护国家经济金融安全的必然要求。前几年，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我国出台一揽子刺激政策，为我国经济稳健增长和世界经济复苏作出重大贡献。但大规模刺激政策也产生一些负面效应，如金融资本脱实向虚、企业债务偏高、地方融资平台等部分领域和环节潜在风险积聚等。高负债率、高杠杆率条件下的发展意味着对未来的透支，会给经济可持续发展埋下风险隐患。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必须牢牢把握经济发展主动权，妥善处理保增长和防风险的关系，推动经济实现更有效率、更有质量的发展。
二、“新常态”下需要我们深化改革
从“三期叠加”到经济发展新常态，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同志指出：“面对人民群众新期待，我们必须坚定改革信心，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更有力的措施和办法推进改革。”要牢牢抓住大有可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坚持用深化改革的办法破解经济发展中的体制性、结构性矛盾。要通过推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要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我们应该从以下四个方面狠抓落实，使经济政策的改革力度不断加大。
首先，必须坚持让市场起到有效配置资源的作用。要做到以下方面：一是坚持实行简政放权的原则，最大限度地减少许可、审批和资质认定，激发市场主体投资创业的积极性，为经济转型提供不竭动力。二是加快完善有效的现代市场体系。建立公开透明的市场规则，按照负面清单的思路制定统一的市场准入规则。深化要素市场改革，建立能够反映稀缺程度和供求关系的价格体系，把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与促进经济增长结合起来。三是不断增强微观主体活力。依法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公开、公平、公正参与市场竞争，鼓励非公有制经济进入服务业和高技术领域。四是扩大对内对外开放。积极主动地推动资本市场双向开放，有序提高跨境资本和金融交易可兑换程度。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鼓励外资参与境内并购重组，放宽境内居民境外投资限制，确立企业和个人对外投资主体地位。
其次，积极促进市场与企业提高创新活动。一是要不断地深化教育方面的改革，加速人力资本积累。充分发挥人力资本的创新源泉作用，为传统产业升级换代和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高端装备制造等产业夯实基础，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二是要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构建公开透明的国家科研资源管理和项目评价机制。坚持技术创新的市场导向，强化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完善风险投资机制和商业模式，促进科技创新转化为经济发展的动力。三是要促进科技与金融结合。加强知识产权运用和保护，充分发挥资本市场对创新创业的支持作用。
第三，坚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原则。一是加快建立保障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体制机制。建立科学的节能减排指标体系、考核体系和监测体系，严格落实节能减排目标责任制，强化指标约束。二是积极地发展绿色经济和循环经济。推广低碳技术，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加强水污染、大气污染、固体废物污染和城市交通拥堵防治。三是积极地保护生态环境。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继续推进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退耕还牧等生态工程，促进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
[论文摘要]对于资源富裕的区域，伴随资源逐渐开采和技术进步，必然产生就业率迅速下降的问题。如何通过产业内和产业间分工建立一条经济持续增长与发展途径，本文试图从熊彼特竞争的标准演化模型出发，提出一个初步的模型。这一模型强调企业内部和企业之间日越复杂的劳动垂直分工的出现。有助于理解基于知识和自然资源的区域增长与发展的过程。
一、引言
传统经济理论认为，企业和区域应该按照它们的比较优势进行专业化分工。例如，一个有丰富森林资源的地区应该专业化于木材生产。但是，随着木材生产机械化水平的提高，会导致失业率上升。除非能够创造出新的就业机会。在这里，一个首要问题是能否创造出与当地丰富的资源禀赋相关的新的就业机会。
在对这一问题的理论研究和制定政策过程中，在新古典理论、熊彼特的研究及投入－产出分析之间的交叉地带，出现了以资源为基础的增长和发展理论。对于这一被广泛运用于诸如发展经济学、区域经济学和国际经济学的理论而言，它对政策制定并没有很大帮助，相反，在研究地区和国家中以资源为基础的增长问题时产生了当的混乱。
本文概括了上述主要理论，并且试图在演化经济学基础上提出一种新的基于资源的增长和发展理论。得到的一个结论就是，促进增长和发展的资源是知识而非任何自然资源。但是一种自然资源可以作为建立一套复杂的增长能力的起点。这一结论和其它结论可以为制定政策提供新方法。
二、马歇尔的区域发展理论
马歇尔指出：“当一个产业为自己选择了一个地点，它很可能长期待在那儿”。（马歇尔，1949，225）对于这一点，他发展了一个“产业区位”理论。这一理论应当被看作整个增长和发展理论的一个特例。根据这一理论，虽然资源可能是一个产业长期区域化的最初原因，但不是主要原因。企业，作为产业竞争力的基础，应当是技巧、相互依赖的企业网络和支持制度的集合。
区域发展理论最重要的部分是，长期竞争力以技巧和能力的演进为基础。对技巧的持续的市场需求刺激了训练的努力。市场也存在对知识进步的需求。在产业区域内，“机器、生产过程和一般商业组织等方面的发明和改进有着被即时讨论的优点。”因此，创新能够迅速传播：“如果一个人开始尝试一个新想法，这个想法会被其他人吸收并且与自己的想法结合起来；并且因此成为更进一步的新思想的来源。”（马歇尔，1949，225）
虽然马歇尔强调在产业区域内辅助产业的出现，但他并没有进一步研究这一主题的细节。区域中企业间复杂的分工模式可以从两方面来研究。首先，可以在给定的劳动分工条件下集中分析系统的功能，这个分析可以通过标准的投入产出分析来做。其次，可以研究这个复杂系统如何生成。这方面研究必须强调企业专业化决策及创新活动的顺序。但是企业的某些专业化和创新会从根本上扰乱企业静态的投入产出过程。这两个方面显示了研究静态结构的经济学家和研究企业家创新（或打破旧结构）的经济学家之间的分裂。但是只专注于静态或动态特征可能妨害对区域发展的真实过程的理解。
三、演化经济学
上述讨论强调了在研究区域化增长和发展的演化过程时，目前的理论中存在的问题。因此，新演化经济学的两位先驱，尼尔森和温特（尼尔森，温特，1982，19）提出了一个解决办法，它建立在这样的假定之上，“经济演化的文字表达似乎可以自然地转化为一种markov过程虽然它可能处于一个相当复杂的状态空间。”在某一个时间点t，一个产业演化过程的状态用资本存量和每个企业的行为规则来描述。这种状态被用来决定产业的短期行为及在时间t+1时新的资本存量和每个企业新的行为规则。它是企业行为规则的变动，这种变动表明了一个静态markov过程的全部演化特征。
典型的尼尔森－温特模型处理生产同质产品的产业中生产技术和行为规则的演化。这个模型描述了在给定当前阶段的产业状态（资本存量和生产能力）时，这个状态在下一阶段会如何演变。首先，当前状态被用于定义在已知市场份额、价格和企业利润的产业中短期内经济演化过程。其次，投资决策被看作是企业扩张其收益能力。第三，企业的创新和模仿过程。企业持续地寻找新的生产技术，或复制其它寡头竞争者的技术。如果他们成功，就会增强竞争力。创新也可以由产业外部引入。如果创新成为主流，就会不断提高集中度，即使模仿和大企业的垄断会抑制集中的速度。
四、演化经济学和区域发展
很明显，需要特别设计一个演化经济学模型以研究区域中企业间的劳动分工问题。为了建立这个模型，我们以尼尔森和温特的企业理论开始。根据这个理论（尼尔森，温特，1982，chs．4-5），每个企业都是以大量互相依赖的惯例和由职工执行的任务为基础。在熊彼特竞争的尼尔森－温特模型中，所有这些组织内的多样性被简化为一个单独演化的生产技术和一组固定的决策参数。但是他们关于企业内部复杂性的文字叙述实际上可以被用来对企业创造市场进行研究，这里的企业被特别看作演化过程的结果。
在企业层次上模型的动态过程可以用一个简化的案例来描述。一个企业拥有一片森林，产品是木料。起初，企业只能雇用全能的工人，但是逐渐，它发展起了越来越复杂的劳动分工，包括伐木工，运输工人，苗圃工人，制造特殊用途的工具，等等。可以说，它的劳动分工的发展象一棵越来越多分枝的树。如果该区域中其它企业也发展同样的劳动分工，很明显有一个正在扩展的市场，推动企业的专业化，以一种更低廉的方式供给产品或者供给产品比森林所有者能够提供的产品质量更高。当企业建立以后，它们可能要寻找区域以外的市场以实现扩张。
通过这个案例，可以充分描述演化模型的运行方式。这个模型说明了一个产业部门经济“迂回”的变动程度，即在不同类型中间产品的生产者与使用者之间劳动的垂直分工。虽然这个模型是在尼尔森和温特的传统中发展起来的，但是引入“奥地利经济学”的迂回概念极大扩展了研究议题，包括生产结构创新，中间产品市场的出现及功能，应对上游产品市场的不稳定性的方法，一个上游产业创新效果的传播，迂回程度和整体生产能力的测定。
现在，问题是企业的劳动分工为什么及如何出现。从模型的逻辑和后熊彼特学派的观点两方面，可以认为主要的推动力量是涉及特有产品和生产性活动的创新。因此，一次专业化的原因可能是一种方法的创新（涉及一种中间产品生产的劳动生产力的改进），产品创新（一种特定产品质量的改进）和结构创新。
中间产品市场的创造，发展和消亡过程表明生产的迂回过程的演化并不是一个直线向前的过程。一个已经完成一个重要产品或过程的创新的企业家要判断在一种有重大创新作用的中间产品的生产上专业化是否可行。如果一种专业化相当有利可图，则潜在的购买者被要求给出一个最高价格和所需数量。如果总需求量足够利用企业家的能力并且最终购买者的价格也是合意，那么专业化就会出现，并且产品将以最低价出售。此后，企业家的专业化就是不可逆转的，而且，其它企业可能会进入它的“产业”。企业家（及其伙伴）只能进入次级树。
这里提出的模型只是研究产业动态过程的起点，它完全不同于尼尔森和温特的标准模型。在标准模型中，企业在完全相同的小环境中竞争。但是为了理解完全不同类型的经济行为的，我们必须突破这种演化模型限制。在我们的模型中，通过引入大量能够被单独创新的不同的生产任务，创造了一个多空间竞争系统，这个系统允许大量行为变量存在。企业能够专业化的原因在于：当一个企业针对它的一个任务进行创新时，它要决定是否在完成这个任务方面专业化。如果它决定专业化，就会以较大规模开发创新。然而企业创新任务的结果作为中间产品，还面临为之创造市场的问题。
五、结论
基于区域资源的增长和发展理论作为对新古典理论的补充已经发挥重要作用。对于许多地区中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产业就业率迅速下降问题，这一理论有助于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考虑是否及如何改进这一问题。马歇尔一派的理论特别强调发展首先是以知识为基础，其次才是以自然资源为基础。他的理论也有助于将研究聚焦于区域化的劳动市场和企业网络。后熊彼特学派的增长极理论和发展锁定理论有助于促进对企业间的联结进行贴近的观察，这种联结可能在发展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最近的演化经济学理论强调在不同产业中决定创新过程的不同的技术范式的作用，它也聚焦于在促进创新方面产品的供给者和使用者之间联结的作用。
参考文献
经济增长与就业的关系是宏观经济学的核心内容。处理好这二者的关系,是我国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关系到我国经济能否持续、稳定、协调地发展。因此深入地认识它们的关系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经济增长与就业之间的关系,美国经济学家奥肯(Okun,1962)首先用公式进行了表达,这一关系因此被索洛(Solow,1962)称为“奥肯法则”,如式(1):
其中:ut是当期失业率,ut-1是上期失业率,是实际增长率,是潜在增长率。
它也可以表示为失业率对自然失业率的偏离与产出缺口(即实际产出水平对潜在产出水平的偏离)的关系,如式(2):
其中Y是实际产出,Y*是潜在产出。
中国的经济增长与就业的关系如何呢?由于1978年以前,中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我们对中国1979-2007年的统计数据进行了回归分析。
中国经济增长与失业率的实证分析结果
ut-ut-1 =0.0045×gt - 0.1428
(0.161)(-0.510)
R2=0.0013(-0.0486);S.E=0.3997;
D.W=0.802;F=0.0258
资料来源: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08)》、《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08)》。回归模型系数下面括号内的值是该系数的t统计量。
结果表明经济增长率与城镇失业率之间都没有明显的相关性。
因此,从中国的统计数据来看,现有宏观经济学关于经济增长和就业之间关系的论断与中国的实际很不一致。
我们认为中国的失业数据的确可能存在问题,但是并不能因此断定真实的失业数据能满足 “奥肯法则”。另外,该方法在潜在产出水平的估计上值得商榷,因为潜在产出的估计需要假定一个自然失业率,但中国的自然失业率是什么,是多少都不好解决。如果假定它为城镇的非加速通货膨胀时的失业率,那么在既定的城镇失业率下,劳动力由农业向非农业转移而使产出增加,是潜在产出的增加,还是实际产出对潜在产出的偏离?如果通过估算农村的隐性失业率而得出一个总的失业率,那么自1979年以来,该失业率基本处于单边下降的过程,那如何知道什么时候实际失业率偏离了自然失业率呢?所以我们认为用该方法来研究中国的通货膨胀、经济增长与就业的关系并不合理。
由此,我们认为,中国经济与现有理论的不一致,不是现有理论本身的逻辑有问题,而可能是现有理论假设前提在中国不适应。因此,要解释中国的经济增长与就业之间的关系,必须将现有理论结合中国的实际。
二、形成我国“高增长、低就业”的原因
如前所述,虽然我国经济近年来一直保持较高的增长,但就业却并未与之相应增长,而是出现了就业率下降的局势,虽然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体制转轨就是带来大批农村和城市失业队伍的重要原因之一。原有体制下我国农村的过剩的劳动力在户籍制度的掩护下一直没有显现出来,呈隐性失业状态,随着农村土地承包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户籍制度的淡出,农业富余劳动力开始显现,而城市过去在“低工资,广就业”的政策下也掩盖了失业,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原富余人员分离出来成为了现实的失业人口,农村和市场的两支失业队伍加在一起就大大增加了城市就业压力。
此外,造成我国“高增长、低就业”的另一部分原因是“内生”性的,如:第一,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技术水平的提高会带来就业率的相对下降。一方面,有些传统产业已不再适应市场发展的需要,逐渐走向衰落,从而出现失业增加的局面;另一方面,近年来我国产业结构向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发展,这些产业均属于资本密集型产业,资本有机构成高,就业弹性低,就业需求相对下降,这些原因带来了就业压力的双向增加。第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也是造成就业率下降的“内生”原因。我国近年来正处在由粗放型增长方式向集约型增长方式转变的过程中,就业队伍的知识水平和素质能力正在不断提高,企业的组织管理水平也日趋上升,这也是造成管理者失业、下岗增加的重要原因。
从以上分析的几点原因中可以看出,我国近年的经济增长与知识积累、人力资本开发、科学研究、劳动分工和专业化、边学边干等因素的影响密不可分,因为技术的进步、资本的深化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实际上正是“内生”增长的直接表现。虽然目前还缺少这方面的实证研究,但我们可以通过企业研发费用投资水平、产业技术结构的转换及经济活动的组织和管理能力等方面水平的提高来反映内生因素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由于篇幅有限,在此,我们仅以研发费用投资情况为例来说明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据国内权威研究机构的统计调查数字显示,近年来我国行业、企业对技术创新的认识普遍提高,不断加大研发投入,1998年前500家企业集团的研究开发费用比重为0.75%,2001年为1.04%,2006年继续提高到1.05%,分行业看,计算机应用服务业技术创新能力最强,研发费用比例为9.28%,其他几个较高的行业是: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3.58%,武器弹药制造业3.32%,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3.26%,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3.03%。研发投入的增加为企业的持续、快速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增添了后劲。
三、几点建议
关键词：社会环境；内蒙古；经济发展；变迁
一、前言
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因素很多，社会环境就是这众多因素中的一个。社会环境因素包括社会传统、价值观念、行为方式、文明程度等等。它们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普遍重视。一个政局稳定、经济秩序与治安状况良好、文明水平较高的国家或地区，意味着企业经营者有着良好的社会环境，也是区域发展竞争力的一个重要方面。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逐步提高，人均国民收入水平也在不断地提高，人们由满足基本生活需要转向追求文化娱乐、环境质量等精神生活需求。由此，人们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等等方面都会发生一定的变化，而每个人的变化从国家或地区的角度上看就意味着社会传统以及文明方式等等的改变。而上述这些方面的改变又会对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当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一定高度时，社会环境因素也会随之成为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所以，对社会环境因素的研究将会日益得到重视。
二、内蒙古发展环境的改变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内蒙古得以成功实践，自治区的经济社会文化等各领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由于区域社会环境所包括的内容繁多，本文拟从内蒙古发展环境、社会事业的发展和内蒙古社会大局等几个方面对内蒙古社会环境的变迁进行简要的阐述。
（一）基础设施建设成效明显
自实施五年规划以来，在国家的扶持下，在自治区政府的不断努力下，内蒙古的基础设施建设取得较大的成效。目前在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结束后，内蒙古的综合运输体系已初步形成。而“十一五”期间内蒙古的基础设施建设更上一层楼：新增公路里程33万公里、铁路运营里程3100公里，新增民航机场3个，建成8条500千伏电力外送通道。全面加强公路、铁路和电网三大通道建设。累计完成公路建设投资1470亿元，建成赤峰至通辽、呼和浩特至大饭铺至东胜等一批高速公路，开工建设赤峰至承德等9条连接区外的高速公路，公路通车总里程达到157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2365公里，12个盟市全部有了高速公路。累计完成铁路建设投资555亿元，建成临河至策克、包头至西安等30个重点项目，铁路运营里程达到10789公里。开工建设锡林浩特至乌兰浩特、赤峰至锦州等35个重点项目，在建铁路总规模5980公里。累计完成民航机场建设投资50亿元，建成鄂尔多斯、二连浩特和阿尔山机场，机场总数达到12个。为内蒙古的经济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生态建设取得明显成效
在内蒙古经济发展初期生态环境的破坏度较低，随着内蒙古经济的不断发展，内蒙古的生态问题日益突出。因此自治区政府历来都把生态建设作为最大的基础建设来抓，从而使生态总体恶化趋势趋缓。经过多年的努力内蒙古的生态建设去了明显成效：重点治理区明显改善，森林覆盖率提前完成20%的规划目标，草原植被盖度继续提高。“十一五”期间累计投入生态建设资金3228亿元，实施了退耕还林、退牧还草等重点生态工程，草原建设总规模5亿亩，禁牧休牧面积78亿亩，林业生态建设总面积5000多万亩，6000万亩农田和8000万亩基本草牧场受到林网保护。开工建设海勃湾水利枢纽等一批重点水利工程，完成134座病险水库除险加固，解决了农村牧区581万人的安全饮水问题，农田有效灌溉面积达到4500万亩，节水灌溉面积3500万亩。加强重点区域、流域和行业环境治理，淘汰了一大批落后产能。加强国土综合整治和地质勘查工作，煤田灭火取得阶段性成效，新增煤炭资源储量5500亿吨。
三、内蒙古社会事业的发展
（一）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得到加强
和其他地区的经济发展相同，内蒙古在经济发展之初，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作为社会建设重点工作之一的“民生工程”一直未得到应有的重视。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作为自治区政府重要工作内容之一的“民生工程”建设得到了加强。具体体现在：
1.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城镇累计新增就业114.2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稳定控制在4.2%以内，基本实现了“零就业家庭”至少一人就业的目标。
2.财政用于社会保障补助支出累计达1048亿元，各项社会保险覆盖面不断扩大，基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430.7万人和886.4万人，230.9万职工纳入失业保险。优抚对象、农村五保户生活补助标准进一步提高，200多万城乡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得到了保障。
3.全面启动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和棚户区改造，累计用于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投资689.4亿元，建设保障性住房78.5万套。内蒙古还建立了被征地农牧民和事业单位新进人员养老保险制度，出台了“五七工”纳入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政策以及灵活就业人员、被征地农转非人员、关闭破产企业退休人员和农牧民工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基本实现了城镇职工养老保险自治区级统筹和失业、工伤保险盟市级统筹的目标，6个盟市实现了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盟市级统筹。
4.制定了养老、医疗保险关系转移接续以及异地就医政策，自治区本级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全部纳入工伤保险统筹。
5.实施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累计投入建设资金30613万元，如期完成了“九五”、“十五”、“十一五”各个阶段的工程建设任务，实现了20户以上自然村“村村通”广播电视任务目标，解决了295万农牧民群众听不到广播、看不到电视的问题。各项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使自治区居民幸福指数不断提升。
（二）社会事业快速发展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内蒙古的各项社会事业都得到了快速发展。着力推进科技创新体系建设，创新型内蒙古建设步伐不断加快。优先发展教育事业。提前完成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稳步推进中小学校标准化建设，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建设进度居全国前列。民族教育水平明显提高，中等职业教育迅速发展，高等教育质量稳步提高。覆盖城乡的公共医疗卫生体系建设取得新突破，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障体系建设得到加强，城镇社区卫生和蒙中医药事业发展迅速。大力实施人才强区战略，深入推进人才储备制度建设，组织实施“草原英才”工程，人才队伍建设进一步加强。认真做好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低生育水平保持稳定。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协调发展，实现了奥运会金牌零的突破。妇女儿童、老龄、残疾人、气象、人防、档案等各项工作都取得了新进展。
（三）文化产业蓬勃发展
从自治区成立以来，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内蒙古的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也得到了大力发展，进而内蒙古的精神文明建设日益深入，内蒙古的文化氛围日趋浓厚。据了解，“十一五”期间，内蒙古文化产业增加值年增长率达28%，高于自治区同期GDP增速。目前内蒙古已拥有4个国家级、21个自治区级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公共文化设施建设进一步加强，基层文化服务体系不断健全，草原文化整体形象和实力明显提升，涌现出一批具有草原文化特色的艺术精品，其中中国・呼和浩特昭君文化节在以“节庆展示城市软实力”为主题的第七届中国节庆产业年会上被评为“十大品牌节庆”。其次《蒙古学百科全书》出版发行，广播影视、新闻出版、哲学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健康发展，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深入开展，公民文明素质不断提高。
四、内蒙古社会大局保持和谐稳定
从成立之初，自治区党委就深刻认识到内蒙古在国家稳定大局中的重要地位，紧紧围绕构筑祖国北疆安全稳定屏障的战略目标，以深入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执法三项重点工作为抓手，扎实推进平安内蒙古建设，为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和各族人民安居乐业创造了良好环境。全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在全国综合考评中连续6年被评为优秀。
（一）社会矛盾化解深入推进
自治区党委、政府非常重视社会矛盾化解工作。自治区党委、政府多次召开党政联席会议和矛盾化解工作会议，对涉及政策层面的18个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推动化解工作扎实开展。各地把解决民生问题作为减少社会不稳定因素的抓手，实施惠民工程，解决低收入群体的养老、医疗、住房、就业等问题，有力地促进了社会和谐稳定。
（二）社会建设管理成效显著
加快社区服务中心和社区文化站、卫生服务站建设，普遍建立起一站式服务大厅，开展政策咨询、就业指导等多种便利服务。加快苏木乡镇（街道）职能转变，逐步强化基层社会服务和公共管理职责。加强社区党建和社工队伍建设，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队伍不断壮大。大力加强社会组织和非公有制经济组织服务管理，在协同社会管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狠抓公共安全管理工作，认真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建立健全应急处置机制，加强食品药品监管工作，有力地保障了公共安全和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全。
（三）平安创建活动深入开展
加快基层综治组织和服务平台建设，全区苏木乡镇（街道）普遍建立起综治工作中心，嘎查村（社区）绝大多数建立起综治工作站。深化平安创建活动，激发社会各界参与平安建设的积极性。坚持不懈地开展严打整治斗争，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确保全区社会治安形势持续稳定。
（四）政府自身建设不断加强
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政府自身的建设也在不断加强。自治区政府在执政过程中，全面推进依法治区进程，加强行政立法、执法监督和普法教育，努力提高依法行政水平。自觉接受人大依法监督和政协民主监督，认真听取各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意见，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程度不断提高。政务公开取得积极进展，政务服务水平明显提高。加强行政监察和审计监督，重视源头治理，规范资金运行，勤政廉政建设取得新成效。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不断加强，军警民共建和双拥工作取得新成绩。全面贯彻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认真做好宗教工作，民族团结、社会稳定、边疆安宁的局面进一步巩固和发展。
总之，改革开放30多年来，自治区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建设和谐内蒙古摆到重要位置，坚持以人为本，努力实现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把为各族人民谋利益作为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自治区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更加注重社会公平，不断强化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积极促进就业，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在发展生产的同时努力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改善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让全区各族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同时，我们也有理由相信内蒙古社会环境的日益改善也必将对内蒙古的经济发展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从而为内蒙古的经济发展奠定良好的社会环境基础。
参考文献：
1.孙杰,姜滢洁.内蒙古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和启示[N].内蒙古日报,2011-06-08.
【关键词】 经济发展方式 财税体制
为促进工业化、城镇化及现代化的实现，我国提出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就需要系统地整合资源，加大政府支出比重，提高转移支付比例，健全我国税收政策，使之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相适应。具体地讲，应该进一步扩大政府财政支出总量，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大中小科技型企业技术革新的财政支持力度，进一步提高我国自主创新能力，实现经济结构优化升级、战略性调整，推动城乡统筹协调发展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发展；采取切实可行的转移支付措施，促进区域均衡发展，最终实现公共服务基本均衡化，采取有关专项转移支付政策措施，促进人与自然动态协调发展；采取有效的税收优惠措施，进一步支持自主创新和扶持中小企业发展，通过在生产环节、消费过程中设定税收优惠、增设环境税、开设新税种、采取差别税率等相关的政策措施，促进人与社会、自然协调发展。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贯穿于“十二五”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个过程，其中一个核心的内容就是通过财税政策的宏观调控，循序渐进地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财税有一个最明显的特征，即牵一而动百―――其触角能够既延伸到经济社会的微观领域，又涉及到宏观领域。正因为如此，“十二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积极构建有利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财税体制。这意味着在整个“十二五”期间，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是一个主题。在此期间，财税所担负的责任也将是空前的、压力也将是前所未有的，其必然要经历一个深化发展及转型升级的过程。
一、优化产业结构与财税体制调整
到目前为止，我国虽已构建了比较完整的现代产业体系，但产业结构仍然处于非均衡发展状态，主要表现为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比例不协调，尤其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不相匹配，重工业比重偏高，现代服务业比重偏低；经济所有性质也不协调，国有经济控制力过大，而民营经济发展不足。因此，控制制造业尤其是国有企业的重工业产能的盲目扩张，加快民营企业的发展，从主要依靠工业带动增长转变为更多地依靠服务业带动增长，从主要依靠国有经济发展张作为引擎转变为主要靠民营经济发展作为引擎，形成工业和服务业、国有和民营双轮带动增长格局，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一个重要课题。产业结构是否优化成为衡量现行财税体制运行是否顺畅的一个重要标准。而优化产业结构主要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第一，供给结构的进一步优化升级。供给结构主要指的是在价格基本不变的前提下，各种生产要素如资本、劳动力、技术等在国民经济各产业之间合理供应的比例，以及与这种供给关系紧密相联的产业群。第二，需求结构的进一步优化升级。需求结构是指在收入水平基本不变的前提下，政府、企业、家庭三部门之间所能承担的各种产品的消费需求比例。第三，国际贸易的优化升级。国际贸易结构主要是指我国在发展对外贸易的过程中，国民经济各产业的进出口产品或服务之间的合理比例，以及与这种进出口比例协调的整个产业生态的关系。国际贸易结构既包括不同产业间的进出口产品及服务之间合理比例，也包括同一产品在不同国家之间的进出口合理比例。第四，国际投资结构的优化升级。国际投资既包括本国对国外的投资，也包括外国对本国的投资，这两方面应该保持合理的比例，使得国际投资趋向优化。
我国的商品和服务流转领域执行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流转税税种，即执行增值税和营业税，增值税主要适用于制造业，而营业税则适用于服务业。由于流转税具有“中性税”的特征，从1994年分税制改革开始，这两个税种的税负水平一直保持基本的平衡。但是，我国于2009年启动增值税“转型”改革，使得增值税税负水平在一定的程度上就有所削减，营业税的税负水平有所提高。随着增值税税负与营业税税负之间的比重发生改变，制造业税负水平在一定的程度上有所下降，而服务业税负水平则在一定的程度上有所提升。显而易见，因税负失衡而导致产业结构调整受到阻碍，无论从哪个角度、哪个层次来看都是应该改变的。改变目前这种状况的途径主要有两个：第一，让增值税营业税合并到增值税中。在所有的商品以及服务流转各个环节，按照规定统一征收增值税；第二，在容许的范围内调减营业税税负水平，从而使营业税、增值税这两个税种的税负水平大致保持均衡。其实，在税制改革实践中，增值税“扩围”与“转型”是同时进行的，是相互联系且围绕一般流转税进行调整的。
二、调节收入分配与财税体制调整
目前，我国收入分配领域的主要问题表现为居民收入差距逐渐扩大以及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比重逐渐下降。解决收入分配领域的这两个问题，既关系到我国消费结构的升级，又关系到我国产业机构优化。调节收入分配是进一步促进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产业结构的一个重要手段。不管是缩小居民间收入差距还是提高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都同当前财税体制有着直接的关系。
首先，关于缩小居民间收入差距的问题。对于居民收入分配问题，政府应该适时地运用切实可行的调节手段予以调控。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与居民收入分配有直接关系的就是财税，但由于我国正处于转型的关键时期，现行财税体制还不够完善，很难承担有效调节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责任。再者，财税调节属于收入再分配问题。收入再分配问题本质上就是挤出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去补偿低收入群体，主要措施是通过转移支付等方式来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或者采取相对倾斜措施，加大相关项目的支出比例，也就是在存量稳步增长的同时，为低收入群体或者困难居民提供更多有效帮助。在我国财税体系中，主要是通过调节相关的税率比如调整相关的直接税税率来实现的。并且存量环节的直接税如财产税，在我国目前的税制体系中还是十分不完善的，应该进一步完善，发挥其调节作用。从流量和存量两个方面对收入进行有效调节，应该会对缩小收入差距有一定的帮助。目前，在我国的税制体系中，税收所能实施的调节领域主要是流量方面的。为延伸至存量这一层面，我国应该尽快建立和完善直接税。所以，从总体上来讲，伴随直接税改革，税收征管机制改革也势在必行。
其次，关于提高居民收入占比问题。在本文中，提高居民收入占比主要是指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国民收入所包括的项目较多，主要有政府收入、企业收入及居民收入。采取有效的措施进一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是我国政府目前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但是，如果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那么就会减少企业收入或者政府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在这种调整的过程中，会遇到很棘手的问题：一是由于我国目前的政府收入格局还很复杂，财政收入只是政府收入的一个组成部分，其他如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土地出让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等都可以也应当纳入政府收入的统计口径中。面对诸多不同性质的政府收入，应该削减哪一项，又不应该削减哪一项，在当前都是很难权衡的问题。二是在削减政府收入的同时，相对应的也就会缩减政府支出，要不然，支出就大于收入，政府的负担也会随之增加，债务问题就会产生，政府债务达到一定的程度就会很难消化。在体制转轨、经济转型期，无论是扩大居民的收入还是缩减政府收入，都要以增加政府支出为前提。加之改革带来的债务问题还要很长的时间才能消化，削减政府支出这一措施的作用就显得十分有限。所以，至少在目前，我国通过削减政府收入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占比的措施会面临很大的约束。
三、循序渐进地推进城镇化与财税体制调整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我国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支点，那就是在循序渐进推进城镇化过程中动态协调地推动内需与经济增长。但是应当强调，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相适应的应该是，城镇化应该是完全意义上的城镇化，即根据户籍人口统计的城镇化，而不是根据常住人口来统计的半城镇化，这之间的差异就是农民工、失地农民等。农民工、失地农民及其家属虽常生活在城镇，但是不能享受城镇居民的待遇，存在劳动报酬、劳动者后续教育、子女教育、社会保障、住房等诸多方面问题，因此，农民工及失地农民消费模式和生活方式与城镇居民是完全不同的。推进完全意义上的城镇化，就是要实现农民工、失地农民真正市民化，但实现这一目标还有待时日。而完成这一转变，当前最大的制约因素也就是现行的财税体制。
我国目前的财税体制是建立在二元经济基础之上的，具有严重的分割性，对于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及失地农民，财政所担负的职责也是不一样的。所谓农民工、失地农民市民化，就是要比照城镇居民的标准给予农民工、失地农民及其家属相同的财政待遇，这就要求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增加政府公共财政投入。当前二元财税体制之间的巨大差异和所需的较大的财政投入，对当前财政承担系数及财政支出结构调整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在我国目前的税制体系中，间接税占税收收入的比例较大。隐含在商品和服务价格中的各种间接税表面上看是生产或者经营者缴纳，但实际上最终还是转嫁到了所有消费者身上，农民工、失地农民也不例外。企业大多位于城镇，但是企业所缴纳的企业税收主要被认为是工作在企业中的城镇居民所缴纳的，这就掩盖了农民工、失地农民及其家属缴纳企业所得税的事实，割裂了农民工、失地农民与企业所得税之间的联系，并进一步形成了制度“围墙”，也在一定程度上会引发城镇居民同农民工、失地农民及其家属在享受城镇公共服务方面的矛盾。所以，实现农民工、失地农民市民化所需完成的另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让包括城镇居民和农民工、失地农民及其家属在内的所有居民所缴纳的税收与城镇基层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务相衔接，不应该把农民工、失地农民排除在公共服务“围墙”之外，要让所有居民都能看到一个真实、全面的有关政府收支的基本信息。这必然要求对现行财税体制进行改革，尤其是要对税制结构进行动态调整，建立和完善相关的直接税制，进一步增加直接税收入在整个社会税收收入中的比重。
【参考文献】
[1]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重点[M].中国发展出版社，2010.
关键词:社会公正;需要;效率;机会;经济发展;基本原则
中图分类号:F1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01-0005-02
自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长足的进展,经济发展的贡献已经不能再用简单的量化方法去说明了,它已经在经济结构、教育文化、道德观念、家庭决策以及公共政策等诸多社会领域产生深远的影响。但是,伴随着经济发展取得的丰硕成果,我们真的可以高枕无忧了吗?研究表明,社会的冲突和政治的不满往往和社会的不公正具有相当高的相关性,只有让更多的人享有经济发展的利益才是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
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从片面的不协调性向全面的协调性进化的一个逐步实现的过程。人类社会活动系统中的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相互促进、彼此协调的发展是社会全面进步、整体发展的基础。为了确保社会发展的基本宗旨的实现,为了消除社会中实际存在的不公正的现象,为了提升整个社会的发展水准,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公正的理念,更需要实实在在的公平行动。可以说社会公正是人类世代追求的“基本善”,是内在于社会发展中的一个基本的价值目标[1]。
一、需要原则
无论是早期的经济学家,还是哲学家、社会学家以及法学家,都把基本需要作为他们思想体系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和因素加以思考和论述,但是直到今天,许多国家仍然无法完全摆脱社会成员处在急切需要满足基本需要的危机状况,全世界仍然有1 / 7的人口生活在饥饿的状态下,中国人均年收入低于637元的贫困人口约为3 000万,比去年增加了80万,这一原则的实现不是一个简单的直线性的短期过程,而是一个长期的曲折的螺旋式的渐进过程。
基本需要在字面意思上是被作为物质范畴来对待的,基本含义是基本生存所需的基本物质条件。基本需要原则不仅仅要求满足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基本生存要求,而且要在平等的基础上满足所有人,哲学家D. D. Raphael提出要确立平等和基本需要原则的首要地位,他认为,“那些有缺陷的人的基本最少的需要,甚至是所有人的基本的最少的需要是不可能通过个人的努力来实现的。”[2] 同时他认为不能仅仅考虑基本需要原则,还要考虑具有效率激励作用的功利主义原则,“社会公正要求最为基本的社会成员的基本需要的平等满足,只有在这条线以上,剩余的空间才能被用于个人自由发挥。”[3]这与罗尔斯的安排顺序是相同的,在《正义论》中,罗尔斯给予了基本需要相对于其他要素完全优先的地位,但是,一旦基本需要得到满足,就有理由要考虑其他的社会发展的目标。如果相反,仅仅是根据基本需要为原则进行分配,就会窒息社会经济整体的激励机制和活力,这也是需要原则不能作为全社会的分配体系的基础的原因之一,同时却是社会公正所要考虑的基本原则。
社会成员的需要是多方面的,如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归属的需要、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政府有责任制定合适的政策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的需要,而且社会成员之间存在着先天因素以及后天因素造成的具体环境和自身条件的多种多样的差距,对于那些无法改变的因素,社会成员不需要政府进行干预,但是对于那些社会和历史因素造成的不公正的氛围和环境,政府有责任消除社会上的特权因素,制定合适的政策进行彻底的改变,特别是直接对社会弱势群体提供相应的帮助解决他们面临的生计问题,尽力为社会成员营造一个更为公正的规则体系和公正的竞争环境。
二、效率原则
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派把帕累托效率作为效率的最准确的描述,艾伦・布坎南对之作了最准确全面的叙述,“一个给定的体系的某一状态是帕累托佳态,而且仅当该体系没有一种可行的可供选择的状态能令至少一个人的状况变好而不令别人状况变坏。一种状况即是S1,相对于另一状态S2的帕累托优态,而且仅当至少有一个人在S1中的状况好于在S2中的状况,而无人在S1 中的状况劣于S2 中的状况。”[3] 这实质上是从个体福利增进角度也即公正视角去评价效率问题,把市场机制的效率问题和社会公正的实现结合起来,进而要求传统制度的制度创新,以便公正和效率可以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实现结合。保罗・A.萨谬尔森更通俗地解释了这一概念,“在一个经济资源和技术为既定的条件下,如果该经济组织能为消费者提供最大可能的各种商品组合,那么这个经济组织就是有效率的。更确切地说,当不可能通过重新组织生产使每一个人――穷人、富人、小麦生产者和鞋子生产者等等――的情况变得更好,配置就是有效率的。”
经济学许多基本的研究已经表明无论是从总成本,还是从个人成本的角度来看,个人经常寻求剩余的最大化,个人的这一目标被认为是公平的。这也就意味着效率在这个意义上并不必然和社会公正一致,相反,效率本身却是一种类型的公正。美国经济学家McCloskey和Zaller的研究成果显示出效率在目前盛行的经济系统中作为公正的特例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然而,在微观公正层面,怕累托效率原则对于物质利益的规模和他人的产出结果具有高度的灵敏性,这就意味着效率原则必须要与其他的社会公正原则有一个竞争的过程。
三、机会平等原则
机会平等较为确切的定义可以表述为:通过某种类型的行动,个体A至少和个体B享有同样多的机会,当且仅当满足如下条件――如果个体B能够通过某一类型的一次行动达到某一目标,那么下列情形之一成立,(1)个体A同样可以通过采取类似的行动完成目标。(2)如果个体A不具有采取同样行为的能力,那么造成这种差别的因素应当归咎于个体A的在此之前的行为[4]。
机会平等的重要性来自于我们这样一种直觉,即我们怎样判断公正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遗传因素的影响,在多大程度上是个人选择的结果。两个出生在近似相同的家庭中的不同个人虽然享有近似相同的人生机会,但是可能会由于不同的个人选择和个人努力,经历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这就要求我们对机会平等的重要性进行评价。首先,如果把机会和个人的行为联系在一起,那么机会就可以被看做是一种具有经济特征的稀缺资源,对于社会成员的个人潜力的培养和才能的发挥相当重要,机会的不同可能导致不同的个人发展空间以及不同的个人利益的分配状况,所以,机会起到一种事前游戏规则的作用,为个人提供公平竞争的平台,是社会公正机制顺利运行的基础。
四、程序公正原则
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考察程序公正,首先,程序公正作为分配公正的一种应用和具体实施,作为一种应用,程序可以被理解成为完成分配公正所描述的分配分布而采取的方式和手段,在这个含义上,程序具体可以指抓阄、轮流以及排队等分配资源的机制和规则,特别是抓阄在分配社会机会方面具有被大家公认的公平性,这是解决社会机会分配问题的次优方法,也就是说,如果社会环境非常复杂而又无法排除其他干扰因素使得社会成员享有事前的公正,那么,这一原则至少可以在事前机会的享有分配上产生一种让所有社会成员可以接受的随机性的分配分布;轮流规则可以用来解决那些具有非确定性的或者信息不完全的收益问题;排队规则与社会公平和需要原理相关,主流经济学近期的研究表明排队规则可以改进那些更需要帮助的社会成员的境况,所以,程序应当是根源于分配公正并为之服务的,只有如此才能从总体的角度实现社会公正[5]。
其次,程序公正独立于分配公正之外的本身的价值。程序公正的基本点在于规则对于所有人的平等和起点的平等,不仅仅要求相应规则在其产生的时刻就具有合理的正当理由,更要求在规则的制定过程和以后的实施过程中应当是公正的。虽然公正的分配在其本意上应该是结果的公正,但是结果的公正往往具有不稳定和某种程度的不确定性,而程序的确定性是显而易见的,所以我们需要一定的公正的程序规则来实现结果公正。从个人的角度出发,作为社会成员,每个人都希望得到更多的社会收益,但是社会资源相对于人的无限的需要来说总是有限性的,所以任何时候都不可能使所有社会成员都能够得到满意的分配结果,所以,退而求其次,我们只有在程序公正已经获得广泛的社会认同的基础上,通过程序公正来实现结果的公正,并最终由两者的恰当结合保证社会公正的实现。
五、改善社会公正的建议
现代社会生活中无论是经济领域,还是其他社会领域都存在着众多的不确定因素和风险因素,导致社会公正发生扭曲的变化,不利于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影响,社会公正是人类文化中带有终极意义的一个基本命题,它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是根植于人们心目中的一种基本的制度性的理想,成为人们世世代代追求的目标,更为重要的是它有助于人们在现实中寻找更加合理的生活追求。要营造一个高效并且公正的社会,仅仅依靠个体的努力是不够的,政府必须从对全体社会成员负责的角度出发,维护社会公正的理念和准则,保障社会公正体系中各领域内容的之间的协调和具体实施,并且积极创造一些有助于提升社会公正水平需要的条件,因此,政府有责任“平等地发展个人潜力,使每一个人一开始就有足够的权利(物质条件)以便得到相同的能力与所有其他人并驾齐驱。”[6] 政府不仅要制定有利于保护在市场化、现代化以及社会变迁过程中处于不利地位的社会群体的基于社会保障、公共卫生、基础教育和住房等方面的社会政策,更需要通过具体社会政策的实施一方面对社会弱势群体进行一定的补偿,主要是提高弱势群体的“造血”能力,提高他们的人力资本,增强他们在经济、文化以及社会各领域中的能力。
总之,较高水平和更加公平的教育意味着更高程度的社会机会的平等,高水平意味着劳动力的大量和有效的使用,适度的人口增长率意味着妇女能够得到更好的就业机会,儿童能够得到更好的教育,从而为当前和未来几代人提供更为公正的竞争平台,高度的城市化可以产生规模经济,城市和农村的专业化以及更好的更为平均的生活条件,高水平的正规部门就业会产生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和更为广泛的劳动保障机制,大多数国家的社会发展进程都表明,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往往伴随着较高水平的社会公正状况,要从根本上解决社会公正问题必须在经济发展中解决。
参考文献:
[1]郑功成.社会保证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180-192.
[2]Raphael D. D. Justice and Liberty,London,Athlone Press,1980:56.
[3][美]艾伦・布坎南.论理学、效率与市场[M].廖申白,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5-6.
[4]Sven Ove Hansson, What are opportunities and Why should they be equal? Social Choice and Welfare (2004)22: P305-3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