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9-20 16:02:28
序论：在您撰写儒家的传统文化时，参考他人的优秀作品可以开阔视野，小编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这些建议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热情，引导您走向新的创作高度。
关键词：儒家思想；传统；影响
儒家学说是在我国经历了夏、商、周几千年历史之后，由春秋末期伟大的思想家孔子提出，并创立了儒家学派，其弟子曾子、子思、孟子等将儒家学说补充扩大的。从古至今，儒家思想对我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古代中国儒家思想甚至占据了不可替代的统治地位。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传统的责任感思想、节制思想和忠孝思想都是其与封建统治结合的结果。儒家思想对中国的影响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可以说儒家思想对我国古代直到现代的影响力都是不容小觑的。
传统的儒家思想在我国已有几千多年的历史，其中还经历了百家争鸣、两汉独尊儒术、隋唐儒释道并立等，但儒家思想却一直经久不衰，随着时代的变迁，非但没有失掉往昔颜色，反而成为了一颗更耀眼的明星，可见其强大的生命力和影响力。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强大根基，之所以能够在我国的历史上独领两千多年，并且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流，是因为儒家思想能够跟随社会的变迁和改革，不断的吸收其他文化的可取之处，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的得到丰富与改善，去适应社会发展的新潮流。
春秋末年，儒家学说逐渐形成独立学派。在社会的内部矛盾众多且不可调和的时期，孔子提出“仁学”思想体系，以“仁者爱人”的人道主义为出发点，主张仁政，推崇“中庸之道”、“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顺应当时的历史形势，并为儒家思想的发展奠定了基本的框架。汉武帝时期是儒家思想发展的鼎盛时期，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刘彻为帝，关于民族发展做出了一个重大的抉择，进行了思想和政治上的重大改革，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把儒家思想上升到管理国家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从此儒家思想在历史上的发展掀开了一个新的篇章。儒家思想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在这两千多年来的风风雨雨中，儒家思想也经历了发展中的起起落落，包括极力推崇儒家思想的时期，也包括发展步履维艰，受到阻塞的时期。但儒家思想无论是面对外来文化的挑战，还是本民族其他思想的浸润，都没有改变其本身主要的内涵和思想。与此同时，在儒家思想发展的过程中，能够紧随社会变迁、文化的发展，逐渐走向更高的层次。这也是它能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独领的重要原因。
儒家思想能够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占领统治地位，一方面是因为它为中国封建统治阶级提供了系统的治国理念和思想体系；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孔子所提倡的“仁爱”思想能够顺应当时统治者的治国思想，为人类社会的发展起到一定的正向作用。孔子的“仁爱”思想不但是封建时期维持国家安定的保障，直至现代社会也依然是人与人能否和谐相处中的重要影响因素。
此外，我们所提倡的“仁义”、“孝”、“诚信”等都是我国传统儒家思想的精华，这些思想对我国的发展也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我们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的核心思想就是儒家思想。仁义礼孝都是我国传统道德文化中的精华，这些传承深远、意味深长的思想对于我们现代人的人格塑造和情操培养方面都有着深刻的启示。可以说，儒家思想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坚实的基础。除此之外，在政治方面，儒家思想提倡德治，对当代政府官员的为官之道也有着深刻的指导意义，在金钱上，儒家思想提倡“以其义而得之”，唯有遵纪守法，按照正规途径赚来的钱才能久远，这种思想对我国经济健康发展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儒家思想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部分，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在现代社会儒家思想中最基本的内容 “仁”也依然对我们有很大的影响。“仁”既是我们处理人际关系时所应遵守的基本原则，也引导我们在思想上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孔孟都是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从孔子提出的“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到孟子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都在强调为人处世的过程中要以人为核心，尊重每个人的价值。如果每个人都能保持一颗仁义的心，互帮互助，多为别人着想，那么我们的社会就将是一个和谐美满的社会，充满友爱而不是彼此之间的猜疑和不信任。学习儒学仁义思想不仅对当代人自身人格的塑造和培养有帮助，对中国社会风尚的发展也有积极向上的影响力。
总的来说，儒家思想在我国的文化发展史上有着无比重要的地位，对于当代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也起到了不可磨灭的影响。新时期，儒家思想也将不断的与现代社会文化相结合，使传承中有创新，创新中有发展，以新时代的思想对儒家经典进一步的认识学习，取其精华，将适应于现代社会发展的主流思想继续传承，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儒学社会主义道路。（作者单位：陕西中医药大学）
参考文献：
[1] 秦秀莲.儒家思想对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的逻辑性思考[J].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2012.
[2]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3] 赵光贤.先秦儒家思想的几个特点[J].天津社会科学.1982.
一、天人合一理念
儒家思想的核心是天人合一。他们认为天与人之间应该形成和谐、统一的关系，唯有这样，才能达到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理想的境界。儒家文化中的“天”就是自然，可以进一步理解为自然规律。儒家的“天人合一”就是把人与自然放在一个平衡的有机系统中进行思考，儒家认为人与自然是相互影响、相互联系的，天与人和谐共鸣才会产生“天人合一”的和谐状态。“天人合一”一方面强调人的道德，一方面强调自然界的内在规律，更重要的是强调人与天与地与大自然的万类万物的和谐。故而儒家认为人类必须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既不能在自然面前无所作为，听天由命，做自然的奴仆，消极被动的听任大自然的摆布；也不能蔑视自然，把自己当作自然的主宰者与征服者，肆意蹂躏自然；而是要协调好二者之间的关系，和谐相处，协调发展，共容共存，并为了人与自然的和谐而适应自然、改善自然，以达到更高一层的和谐。
“天人合一”思想最早出现在儒家的经典著作《易经》中，《易经》认为人的行为只有符合天道运行的规律，才能趋吉避凶。书中强调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表达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双向影响，对后世起到了振聋发聩的巨大作用。
孔子把“知命畏天”看作是君子才具备的美德，“唯天唯大，唯尧则之”。他认为，四时运行和万物生长都有自身的规律，人不能违背“四时行焉，百物生焉”的自然规律。而应该适应它，改造它，才能取得好的效果。孟子也认为，对待万物应采取友善爱护的态度，天地万物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如果随意破坏浪费这些资源，就会危害人类自身。因此，孟子主张“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把“仁民”与“爱物”联系在一起。认为保护环境，保护自然，就是保护人类自身。
当儒学发展到战国荀子时，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已构成较完整的理论系统。荀子提出了“制天命”思想。他认为对自然界不能盲目崇拜而无所作为，如果充分发挥人的能动性，利用天时、地利、人和等条件，就可以创造财富。这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在当时，极大的促进了自然科学的发展。
二、以人为本理念
儒家文化一直都体现出对人的尊重，强调人的作用，突出人的主体地位，实际上也就是主张以人为本，并想以此为理念构建一种和谐的人际关系，建立一种和谐的美好社会。
所谓“以人为本”就是认识到人民、民众在国家中的重要地位，认识到如果统治者背离了民心，得不到民众的拥护，国家政权就不能巩固，甚至会被人民群众用武力。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发展历史上，民心的向背不仅关系到国家的安危，也制约着社会的全局，因此儒家的民本文化也应运而生。关于以民为本，古代一些重要典籍早有记载，例如《晏子春秋・内问下》中讲到“以人为本”，在《管子・霸业》中讲到“以人为本”，在伪古文尚书《五子之歌》中也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论述。这些概念、范畴一直被儒家沿用下来，并且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形成了系统的思想。民本文化的中心思想就是讲国家的治理应以民为本，为政者应勤政为民。
国家治理以人为本，主要是指应关注为民用权、为民谋利、理顺民心三个问题。为民用权是以人为本理念的基本出发点，国家治理的首要问题就是为民而行使权力，使权力的运作成为民意的体现；为民谋利是以人为本理念的根本宗旨，国家治理的根本宗旨就是为民谋利、为民造福；理顺民心是以人为本理念的理想目标，国家治理的理想目标是顺乎民心，赢得民心，民心的向背关系社会的稳定、国家的安危，要把理顺民心作为治理国家的不懈的追求。
为政者要勤政为民，主要是指当权者要仁爱民众、顺应民心，赢得民心。儒家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提出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的基本认识。他们反对统治者专横暴虐，力戒为政者穷奢极欲，反复强调为政者必须尊民、重民、敬民、亲民、爱民。在中国封建社会，讲勤政为民，指的就是君、臣对民的态度，民为国之根基，民心的向背关系到封建统治权力的稳固，从维护封建统治的长治久安出发，历代思想家和政治家都主张勤政为民，爱民若子，并把协调和处理对民的关系、实现民心的稳定作为社会稳定的核心。
三、大同社会理念
大同社会是儒家和谐社会的终极愿望，它可用《礼记・礼运》篇中“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和“社会公正”来概括。主要内容包括天下为公的社会制度、选贤与能的具体措施、人得其所的社会保障和各尽其力的劳动态度。
天下为公的社会制度主要是指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不是最高统治者的。因而不能世袭，不能作为私有物来禅让。《礼记正义》解释说：“天下为公，谓天子位也，为公谓揖让而授圣德，不私传子孙，即废朱、均而用舜、禹也。”《正义》是以大同为五章故事的，所以举出尧不以帝位传其子丹朱而传给舜，舜又不传其商均而传禹的事例以资证明。所以“天下为公”的口号其性质是与王权根本对立的，是反王权的。保证天下为公的具体措施是选贤与能。管理社会的是被选举出来的贤能，而选举贤能的权力在于“天下”，也就是全社会的民众，所以说权力公有。其所以要明确权力公有，是人们从实践中认识到权力可以改变一切，也可以攫取一切。只有取消权力的个人垄断，才能保证社会的其他方面不受垄断；只有坚持权力的公有，才能保证社会其他方面的公有。
中国传统文化不仅有其传统的文化和历史价值，在当今社会还有着许多现代意义。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儒家思想，因此，笔者拟以儒家名言为例，谈谈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
儒家思想倡导人要有良好的道德情操和人生准则，具体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仁。
孔子以“仁”作为人生追求的最高价值。继孔子之后，孟子、董仲舒、朱熹等人都重义轻利，扬理抑欲，轻视物质方面的价值，重视精神方面的价值，倡导以封建伦理道德为基本内容的价值观。荀子肯定自然界万物“有用为人”，认为人通过裁制万物，就能使它们“尽其美，改其用”，从而获得美。
2.和。
孟子的两句名言“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这是有道理的。“人和”、“和为贵”的思想，在人人心高气傲的今天，更值得推崇。孔子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已成为很多人修身养性的座右铭。
3.义。
《孟子・告子上》：“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这是古代儒家的生死观、义利观、理欲观的集中表现。它要求在个人利益与民族国家利益不能兼顾的关键时刻要敢于牺牲个人，要“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反对“见利忘义”。在日常生活中，要懂得“重义轻利”，做到“行己有心”，反对私欲膨胀，不讲理性。时至今日，古代儒家的价值观仍然有很强的现实借鉴意义。
4.忠。
在儒家经典《论语》中，忠有三层含义：其一是对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关系规范。“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君待臣以礼遇，则臣对君尽忠心。泛化开来，对于上下级关系而言，前者要有“礼”的规范，并受到“礼”的约束；后者则受到前者的尊重与重视，自然激发“忠心”，表现出“忠勇”。其二是对具有普遍性的人的行为规范。“居之无倦，行之以忠。”“居之无倦”是指岗位职责意识，“行之以忠”是指忠于职守、勤勉敬业的态度和行为。孔子对此是大力提倡的，他自己就做到了“发奋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有普遍性意义的是，对于所从事的事业，始终要有这种不知疲倦、奋力拼搏的精神和劲头。其三是对行为主体与社会环境的规范。“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就是说要热爱自己的岗位，用高尚的道德约束自己的行为，勤奋敬业，对人忠诚，在任何地方、任何岗位都能保持做人的本色。
5.信。
孔子推崇“言而有信”，把说话算数、求真务实看成人们立身行事的根本和最基本的道德规范。孔子把“诚信”同“人性”密切联系起来，指出：“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在儒家经典《论语》中，“诚”也有三层含义：其一是就个人的言行而言，要做到“言必信，行必果”，如果不是这样，轻易放言，而又做不到，这是做人的耻辱，自古以来，人们都把说话算数当成做人的基本道德。其二是指人与人的关系，首先是交朋友，“与朋友交，言而有信”；其次是做官，“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这两层意思可以连起来讲，一个没有诚信的人，连做人的资格都没有，怎么可以谈得上交朋友，甚至是做官管事呢？其三，构建和谐的社会，关键在于当政者，只要他们倡导并力行诚信，那末，老百姓就没有不遵礼守法、不忠于朝廷的了。“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这样就可以孕育并建立社会的善序良俗了。
6.孝。
最能体现家庭、家族成员对家长、族长敬重的，就是孝。在孔子儒家看来，人与动物的差别就在于“敬”和“养”之间。在一定程度上讲，孝也就是敬。孝既是一种人伦关系，又是维系家庭、社会、国家秩序的道德基石。孝文化的要意在于，“以孝立人”，“百行孝为先”。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孔子又推而广之，把孝悌作为规范社会秩序的尺度。
7.恕。
孔子的一个弟子来请教他，问有没有一个字我能够终身奉行的。孔老夫子说有，这个字就是“恕”。什么叫恕？人们都知道“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自己也不是圣贤，身上也有很多缺点，当自己犯错误的时候，希望别人怎么对待自己。应该将心比心，推己及人，能够以宽恕的态度来对待他人。
8.重尊严。
孟子提出“所欲有甚于生者”，指的是保持人格的尊严，“所恶有甚于死者”，指的是人格的屈辱。不仅要保持自身的人格尊严，还要尊重别人的人格。孟子所高扬的人的崇高的人格意识和主张培植的浩然之气，对于中华民族精神文明的发展和发扬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论语・子罕》中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这是说连庶民也应该尊重他们的独立意志。
山东曲阜市孔子中学地处儒家文化的发源地―孔子故里曲阜，与著名的“三孔”比邻而建，且以伟大的“孔子”冠名，拥有得天独厚的人文教育资源优势。学校立足于自身实际，充分利用这些优势资源，提出构建儒家传统文化教育德育课程化的目标，并通过学校发展规划和《学校文化建设规划》进行顶层设计和落实，已取得明显的教育效果。
儒家传统文化教育德育课程化，指的是根据当今青少年的道德精神现状，结合他们的发展需求和社会需求，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传统文化为教育内容，实现教育从计划、目标、过程到评价的系列化实施，避免随意性和碎片化。本文主要从理念课程、环境课程、文化课程和活动课程等方面进行探索。
理念课程
办学理念是学校办学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观，是指导学校办学的教育哲学，是学校一切行为的精神引领。多年来，由于体制变迁、校名变更等历史原因，孔子中学尚未形成较为明确且具有特色的办学理念。2014年12月，在面向全体师生征稿和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孔子中学2014年教师大会审议通过了学校的办学理念。这些理念全部出自儒家经典，内容积极向上，表述通俗易懂，传统文化特色鲜明，体现出学校的发展追求。
核心理念：仁爱
学校愿景：和雅竞进诗意校园
学校精神：贵和尚中 弘毅致远
办学宗旨：培德扬善
校训：敦品励学 日新又新
校风：和 雅 竞 进
教风：进德修业 诲人不倦
学风：博学 审问 慎思 明辨 笃行
同时，受娃哈哈集团企业“家文化”建设的启发，结合曲阜当地“诗礼传家”家风建设的传统，我们提出学校“家文化”的建设构想，并形成方案。从此，“家文化”成为学校这个大家和班级小家建设的文化主题。
通过印发学习材料，召开主题班会，组织学习讨论、测试竞赛，开展“家味”评比等形式，“家文化”的理念植入全校师生的脑海，化为行动，真正实现了理念认同，并落地生根。
环境课程
校园，不应只是物质的居所，更应成为师生心灵的栖居地。它特有的育人功能和作用是无可替代的，是重要的课程资源。所以，我们始终如一地用心规划、精细建设能够凸显传统文化教育功能的校园环境。
“戮力弘扬仁爱孝诚传统美德，同心构建和雅竞进诗意校园”，大门立柱上这副醒目的木刻楹联，不知吸引了多少路人的目光。学校三幢教学楼中，师生自撰自写的楹联、字幅，无不彰显出校园厚重的传统文化气息。校园中，高大的汉白玉孔子雕像，面容慈祥温厚，目光深邃坚定，静静地矗立在仰圣广场的中央。楼宇分别冠以“明德”“笃学”“弘毅”之名，道路则以“大成”“大同”“大学”命名。仰圣广场虽面积不大，却有4块绿地景观。古拙粗壮的栾树见证了学校近百年的发展历程，孔子第79代嫡长孙孔垂长先生手植的楷树自然也构成一道亮丽的文化景观。一棵棵绿树枝干上悬挂的物种介绍和配以诗文的“植物名片”，为校园增添了另一种灵动。楼中墙壁系列孔子圣迹图文、儒家文化发展历史、曲阜当地文化风景名胜及师生的一幅幅美术作品，触目皆见文化。一间间教室内外，同一个“家文化”主题但风格各异的文化环境，更是充满灵动智慧的生命气息。
在学校文化环境建设方面，学校着意关注了两点：一是设计一定要成系列、有特色，二是不管文字还是图画，一定要体现更多的师生元素。环境总是在静静地、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教育着人。因此，我们会有意地引导师生关注身边的文化、身边的美，组织学生参观了解校园，以“美丽校园我的家”为主题开展作文竞赛和演讲比赛，以测试竞赛的方式加深他们对学校文化的理解和感悟。
文化课程
《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提出，在中小学语文课程中适当增加传统经典范文、诗词的比重，中小学各学科课程都要结合学科特点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并“鼓励各地各学校充分挖掘和利用本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资源，开设专题的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但这里有一个现实问题：众多教师多年来已经习惯于单纯的学科教学，绝大部分也对传统文化的学习和了解不够，有些还对传统文化教育持怀疑甚至反对的态度。因此，如何有效促进广大教师增强对传统文化教育重要性的认识，提高他们将学科课程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合的意识和能力，是一个不容忽视且急需解决的问题。
目前，我们主要通过两条途径尝试解决这个问题。一是培训学习，聘任著名儒学研究专家、曲阜师范大学教授骆承烈先生为我校首席国学导师，新加坡著名学者、实业家曾繁如博士为我校名誉校长，多次邀请他们来校讲课，并指导传统文化教育工作。而且，我们会选派教师参加校外各类传统文化培训，有计划地安排学校4位对传统文化有喜好、有研究的教师备课，利用每周五教师例会对全体教师做简短而有实效的培训。二是组织赛课，明确赛课的主题是学科课程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合的内容，以便促进各学科加强对此的研究。尽管这项工作做起来并不像想象的那么容易，但我们做了，而且在做中慢慢地改变，现在看来，这都是比较有益的尝试。
孔子中学的师生必须学习儒家经典，慢慢地，这已经成为全体师生的共识。《论语》成为全体师生的必修教材，有明确的学习要求，国学导师王新莹老师精选的《论语》章句被制作成手掌书，变成学生的必修内容。全校学生列队集体诵读，是每天上午大课间活动的一项固定内容。另外，通过寄宿生餐前诵读，不定期“论语考级”，期中期末考试语文学科加入10分《论语》测试等形式，促进学生对《论语》的学习和理解。目前，学校已经着手开发编写有关儒家人物故事和曲阜当地民风民俗的通俗校本教材。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我们非常重视学生的反思自悟，统一配发《省身集》，让他们在每天下午20分钟的统一阅读时间进行自我总结和反思。
活动课程
实践活动是获取知识的重要途径，更是体验感悟成长、培养情感态度价值观的重要途径。基于这一认识，我们一直重视开展各种活动，实施活动课程教育。
一是校本活动课程和社团活动。和许多学校一样，每周我们有两个课时的校本课程活动，开设球类、棋类、书画、舞蹈、科技等20门校本课程。这主要是根据学生的需求、教师的特长及学校的实际状况发动和组织的，要求各门课程必须形成课程纲要，明确课程目标、内容、课时、过程、评价等，避免活动的形式主义和随意性。此外，国学导师王新莹老师还组织了儒学研究会，带领一批批“小儒生”开展儒学研究和教育活动，每每都会有新的发现和感悟，其中两名学生参加济宁市传统文化比赛还获得了“国学小名士”的荣誉称号。
二是仪式教育。中国自古以来就被称为“礼仪之邦”。一直以来，礼作为道德规范的载体，功能主要表现在道德感悟、内化、示范和传承等方面。2015年“百姓儒学节”期间，学校隆重举行了教师“拜师礼”仪式。在仰圣广场孔子像前，21位青年教师向导师递上拜师帖，恭恭敬敬地作揖行礼，郑重“拜师学艺”。2016年9月28日孔子2567周年诞辰日，全校师生在仰圣广场成功举办礼敬至圣先师暨拜师仪式，全体师生向孔子像行鞠躬揖礼，教师当众庄严宣誓，全体学生向自己的老师行鞠躬揖礼，击鼓明志，集体宣誓。自此，学校规定，每年9月28日举行礼敬先师仪式成为定例，每周升旗仪式都要举行学生代表宣誓和教师集体宣誓活动。对新生的入学仪式、军训开闭营仪式，学期开学典礼仪式、毕业班离校仪式、重大纪念日纪念仪式等，学校都非常重视，目的就是要让广大师生在特定的时间、场合和氛围中感受庄严，接受教育。
三是游学活动。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学校每年都会组织广大师生到各地游学，这已成为社会实践教育的常态。春秋天，组织学生去烈士陵园扫墓祭奠先烈，到孔子诞生地尼山，“李杜聚首”“孔尚任隐居”的石门山，“东方金字塔”少昊陵，著名的孔庙、孔府、孔林、颜庙、周公庙、孟母林，感受家乡美和对文化的尊崇，产生作为孔子故乡人的骄傲。夏天，组织师生到北京、上海、杭州等地，感受祖国的山河之美和文化厚重，增强民族文化的自信和自豪。
中国高等教育由“全日制课堂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两部分构成，形成完整的高校教育体系，使接受高等教育的大学生兼具专业技能和良好个人素质。本文关注的“思想政治教育”，在高校教育中以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为主体，思想政治辅导员（后简称“辅导员”）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为辅的形式体现。
高校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对于宣传理论，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起到了关键作用。必须加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改革和建设，以时代为背景，从儒家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增加知识的广度和深度，从而提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这个过程中，辅导员工作具有较大能动性和针对性，不拘于简单的目标和程序设定，可以作为面对新时期高等教育问题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困难的突破口。
2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失位原因分析
现阶段，高等教育中出现诸如学生学业成绩高但能力不足、专业技能强但思想觉悟差、智商高但情商低，因琐事纠纷而引发较大刑事案件等问题实际上是高等教育中思想政治教育的工作失位，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归因：
2.1 不健康的校园文化
受多元文化冲击，又无系统的、实体的优秀积极文化的“保护”，加之网络时代，特别是自媒体的去中心化、核裂变化、交互性、草根性等特点等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带来了严峻挑战[1]。
2.2 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实效性差
虽然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主体、高等教育的一部分，但现实中出现“老师（把思想政治课程）当儿戏，学生当休息”的现象。
2.3 思想政治辅导员的失位
高校辅导员大多兼管理学生事务的工作，缺少必要时间关注思想教育工作，辅导员成为一个“以学生为产品的企业（学校）的管理者和经营者”，而非教育工作者。
2.4 学生自身状况
“90后”大学生思想开放独立，追求自由，在当前我国教育环境比较宽松开放的环境下，大学生们的思想也更加开放。一部分学生总是觉得自己做得最好、最正确，进而我行我素，只会为自己着想，不顾及他人的感受，唯我独尊[2]。
3 儒家优秀传统文化视野下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创新的路径与实践
3.1 将儒家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建立良好的文化环境
儒家优秀文化对当代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有着重要的意义。儒家传统文化作为一种资源，是新时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来源，深入发掘并有效利用儒家文化中有利于大学生思政教育工作的内容是很有必要的。要想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全过程，首先要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3]。
3.2 现在高校中学生自主活动不缺少创造力和激情，但缺少活动条件和思想导向。
辅导员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之一，应将工作重心定位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具体实践中，培养和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思想政治意识。
本人所在学院有着丰富的思想政治辅导员参与学生活动的实践经验。为了响应党的十关于文化建设的伟大方略，笔者所在学院借博雅之名，取其“博闻强识、温文尔雅”之意，打造“博雅系列文化工程”，包括“博雅网”、“博雅讲堂”、“博洋剧场”等子模块，三位一体，有机融合，辅以其他小型文化活动。本工程无意实现博雅教育追求之至高境界，但求能成为西安科技大学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有效补充，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大学生文化涵养素养，提升校园文化品位，强化优良学风，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和精神原则，使其具有身心全面发展的理想人格和丰富充实的健康人性。以“博雅文化系列工程”为例，前期，辅导员通过举办或提供主题活动，加强文化建设，培养学生人文素质；后期，辅导员通过网络媒体工具，提升效果。辅导员在参与学生活动以达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的过程中，有三个主要工作：一是推动活动进行，对学生活动进行方向引导和操作指导，加入中华优秀文化精髓；二是主动举办教育活动，塑造良好校园文化环境；三是充分利用新媒体，增加传播范围，提升活动效果。
3.3 建立与学生家长动态培养教育机制
许多“90后”大学生认为自己既已成年，又考上了大学，终于可以脱离家长的约束，可事实并非如此。高校要与学生家长建立动态培养教育机制，辅导员老师定期和家长沟通学生在校动态，定期和家长们交流有关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方法，从而为学生营造“家庭―学校”两点共线的优良受教育和生活的环境，从而塑造他们良好的人格和品德。
关键词:《弟子规》儒家文化传统价值观现代价值现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主要包括儒、释、道三家。而儒学乃是中华文化中对中国人的人生观、价值观影响最深远的一个方面,是构成中华文化的基础。儒学最大的功用就是教育,是对中华民族乃至人类的素质教育。近百年来,由于在社会的变革中,我们一度提出打倒“孔家店”,对儒学的戕害很大,儒学甚至成了迂腐、保守、不思进取的代名词。近些年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推进,一些人受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影响,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发生了扭曲,大到贪污腐化、生活堕落,小到言谈、举止不文明等不良现象时有发生。在国家大力倡导构建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我们亟须加强社会道德体系的建设。很多仁人志士也认识到,重拾中国传统文化,在大众中倡导“学儒”,让儒学作用于社会,将对社会起到移风易俗的教化作用,从而达到构建和谐社会的目的。这几年出现的国学热原因就在于此。从幼儿园到大学校园,诵读国学经典的热潮正在迅速兴起。早在2004年,河南省漯河市的幼儿园就在孩子中开展了诵经活动,年龄最小的孩子才3岁,但背诵《三字经》、《千字文》、《弟子规》滚瓜烂熟;2007年4月,京城数百名小学生诵读经典迎接世界读书日;2008年,教育部下发通知,在中小学(幼儿园)、高校师生中开展中华经典诵读活动;2009年,在洛阳市教育局的一份关于在全市中小学开展中华经典诵读活动的通知中明文规定:学生在学校要保证每天10分钟的诵读时间,在家保证10到15分钟的诵读时间。《弟子规》、《三字经》、《千字文》、《唐诗》、《增广贤文》、《治家格言》、《大学》、《论语》、《孟子》等成为必读篇目。这些现象说明了社会大众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和对传统价值观回归社会人生的强烈渴求。
在儒家文化的这些经典当中,《弟子规》是儒学教育的基础。《弟子规》根据《论语・学而》篇中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余力学文”为中心编写而成,全文360句,分为总叙、入则孝、出则悌、谨、信、泛爱众、亲仁、余力学文以及附录,共九个部分。它虽然只有千余字,但它是用儒家文化提炼出来的做人规范,是儒家文化在人们生活中的具体体现,是儒家文化的精髓。
以孝为先
儒家认为,德行最根本的就是孝道,所有的道德都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之上,一切善心都是从孝心开始的。整个儒家圣学,讲的都是孝,乃至儒释道三家的学问,一个孝字就可以概括。整部《弟子规》讲的也就是孝。
孝是做人的根本。《弟子规》开篇的“首孝悌”就强调了孝的地位和重要性。古人云:水有源,木有本,父母者,人子之本源也。人之所以能立于天地之间,是因为底下有根,根就是自己的父母。能想到报答父母养育之恩,才能迁移到对社会、单位以及他人的感恩。有了这种感恩之心,个人的成就才能快速、才能扎实、才能长久。
对父母的关怀要从生活中的一点一滴做起,“冬则温,夏则,晨则省,昏则定”,如果能够做到这些,那么走入社会我们也将会变成一个温良受欢迎的人。“出必告,反必面”,没有一个父母不爱自己的孩子,所以不论是离家在外还是回来,告知父母,不让父母为我们担心也是行孝的一种。孝养父母,不仅要养父母之身,在物质方面,要满足父母的需要,让他们能够衣食无忧,更关键的是能够让父母欢乐,养父母之心。“身有伤,贻亲忧,德有伤,贻亲羞”,养父母之心,最重要的就是要懂得孝顺,而孝顺的另一层含义就是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把自己的生活过好,不让父母操心。要修身养性,洁身自好,让父母因自己的德行而骄傲;要勤勉工作,报效社会,让父母因自己的成就而自豪。“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不仅用来指父母,作为一个企业,客户也可以说是你的“父母”,我们常常说“顾客就是上帝”,其实也就是这个意思,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那么这个企业就可以长盛不衰。作为一个企业的员工,如果你对待工作能够做到“应勿缓”和“行勿懒”,那就一定是个有进取之心的人,长期坚持,一定能在自己的领域内受到领导的重视、同行的爱戴,一定能积累起好的人脉、人缘,为自己事业的成功奠定良好的基础。
“国以人为本,人以德为本,德以孝为本。”《弟子规》从个人修为做起,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可操作性。它强调做人要从人性的原点――“孝”出发,首先修养身心,当德行充盈,在家就可以让家庭和谐,全家长幼有序,共享天伦;治理国家就能起到身先士卒、以身作则的表率作用,从而带领并影响自己的团队、国家,共同建设幸福家园,共谋和平安宁。相反,一个对自己的父母都没有孝心的人,更不会爱护别人和社会大众,这样的人即使能力再强也难以担当起社会的责任,说不定还会造成对社会更大的危害。
以信为本
“信”在儒家文化中为五常之一,即所谓“仁、义、礼、智、信”之信,也就是守信、诚实的意思。在《论语》中,信就是不欺诈。践言失约、谋事不忠、负人财物、缓急不周、知过不改等都不是“信”的行为。在中国蒙学教育中,“信”始终是重要的教学内容。《千字文》中说:“信使可覆。”意思是说和人约信,务必诚意,诺言一定要兑现。《左传・宣公二年》:“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贼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所有这些都反映了儒家文化对于“信”的高度重视和“信”在中华民族传统道德文化中的重要地位。
诚实守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做人之本、立国之基、交往之道。《弟子规》更是把诚信当做做人的一个重要的道德指标。“事非宜,勿轻诺,苟轻诺,进退错”,“凡出言,信为先,诈与妄,奚可焉”。儒家认为,在待人接物中,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都要以诚信作为基础,做到“言必信,行必果”,不可轻易许诺。凡是自己做不到的,就不要随便应承,因为“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欺诈和信口雌黄,在儒家的观念里,是最不可容忍的大错。你可以能力不足,你可以不善言辞,这些都不是什么大不了的毛病,但是只要你慎言慎行,诚实守信,就能得到别人的信任。
然而在当今,能坚守诚信并将其发扬的人已越来越少了。在金钱、物质、利益驱使下,一些人已无情地将诚信丢弃一旁,追逐名利,成为他们新的目标。由于缺乏社会信用体系,人与人之间已出现严重的信任危机。“三鹿奶粉”事件、肯德基的“秒杀门”事件等,让我们想到,诚实守信,不仅是做人之根本,也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深刻的教训告诉我们:全社会倡导诚实守信、建立健全社会信用制度,不仅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的基础,也是提高国内外市场竞争力的必然要求。总书记讲的“八荣八耻”中也说道:“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如果一个人能诚实守信,就能打造出可靠的个人品格形象,就能用这种人格魅力吸引一大批有德有能的人合作共赢,小到幸福自己的人生,大到管理一个组织、单位甚至国家;如果一个企业能诚实守信,能对自己的员工负责,能对消费者负责,必然能打造良好的企业口碑,获得良好的声誉。如果全社会都能形成诚实守信的风气,我们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也就容易得多了。
以爱为要
儒家所倡导的爱,通常表述为“仁”。《论语・颜渊》中讲道:“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那么爱哪些人呢?在《国语・晋语》中说:“爱亲之谓仁。”孔子自己也说:“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孟子也说:“亲亲,仁也。”也就是说,“仁”是从爱自己的亲人出发,爱亲人是产生爱的基础。到了《弟子规》中,其所爱的对象除了自己的亲人之外,更是推己及人,成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一种大爱。也就是说,儒家的爱是有层次的。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弟子规》中似乎也可以这么理解,先用“见人善,即思齐”,用“非圣书,屏勿视”的方式提高个人修养,从爱亲人开始,进而爱国家、爱整个天下。当爱推己及人,当朴素的爱亲人的情感进一步升华为爱他人、爱国家、爱世界时,爱的境界也就得到了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变得更加博大。
“泛爱众”就是站在宇宙的高度俯瞰芸芸众生,对人类的生存和相互之间关系中存在的问题产生深深的慈悲。儒家文化认为,要达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最根本的解决途径就是心中有大爱。《弟子规》中还有这样的表述:“凡是人,皆需爱,天同覆,地同载。”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共享一片蓝天,我们有着一样的血肉之躯,爱是我们共同的需要,爱中有我们共同的利益。我们常说“送人玫瑰,手有余香”,就是说爱不仅有益于别人,也有益于我们自己。“行善最乐”、“施比受更有福”都是爱的至高境界。因为有个比喻说,爱就是杯子里的水,溢出来的那一部分才是真正的爱。爱让我们充满力量,爱让我们幸福充盈。当我们有能力的时候,不吝惜自己的才华,不吝惜自己的财物,如果有多余的,及时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让我们杯子里充盈的幸福,自然而然地流向朋友、亲人、社会大众。爱心也是可以相互传递和影响的,给予不但让我们自己得到快乐,还同时在和他人分享快乐的过程中得到爱的回馈。
当今社会,人类已经进入信息化、全球化时代,科技日新月异,物质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然而人们的幸福指数并没有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增长,相反却因为错误的人生观、价值观而造成人人焦虑困惑、心灵难安。因为崇尚物欲、贪婪自私,让人类陷入一种集体无意识的浮躁和癫狂。因为缺乏对自然的爱,科学技术也就成为一些人掠夺大自然和人类同胞、聚敛物质财富的工具。大自然在人类的贪婪索取下已是满目疮痍、遍体鳞伤。生态系统的严重失衡已危及大部分物种的存活,这也将最终危及人类自身的生存。由于缺乏对他人的爱,在利益面前,人与人勾心斗角,兄弟反目,父子成仇,朋友分道,同事拆台。看看电视报纸,这样的闹剧惨剧天天都在上演。
一个社会,如果没有基本的伦理共识,一个人,如果没有基本的道德底线,那将是非常危险、非常可怕的。再严密的法律,也代替不了道德的力量,而只能是道德规范的延伸和补充。因而,重拾中国传统文化经典,让儒家文化中好的做人的道理滋养现代人枯竭的心灵,对于当代社会制度的安排和秩序的设计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有一段文字,后来成了他墓碑上的铭文:“有两样东西,人们越是经常持久地对之凝神思索,它们就越是使内心充满常新而日增的惊奇和敬畏:我头上的星空和我心中的道德律。”康德的星空是自然的天道,康德的“道德律”就是我们中国儒家文化中的“明明德”,是《弟子规》中的“孝悌”、“谨信”和“泛爱”,是人类与生俱来的良知良能,是人类的超越自私自利的天地大爱。有了这些美德,我们的生命才会出现勃勃生机,我们的社会才会安定和谐,我们头顶的星空才能清明静美!
参考文献:
1.吴予敏:《从儒家文化到近性 评萧功秦〈儒家文化的困境〉》,《读书》,1987年版。
2.曾华东、甘筱青:《儒家文化中“和”“同”思想及其发展》,《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版。
3.唐贤秋:《关于诚信若干问题研究综述》,《道德与文明》,2005年版。
4.陈根法:《儒家诚信之德及其现代意义》,《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2年版。
5.钟茂森:《金融危机的省思和出路――大变局下找寻中国精神》
[关键词] 儒家 文化生命 传统 道统
人既是文化的存在又是历史的存在。一旦人的生命进入历史文化空间，人的类本质——人的历史文化生命也就开始了。生命在历史活动中选择、承继并创造着文化，一种特定的文化在历史中延续、演进形成文化传统，一种特定的文化传统（或精神）的承传系统构成道统。对主体生命而言，传统与道统分别指向生命对历史文化的态度和生命在历史文化中的地位，它们共同体现着人类文化生命的历史意识。在儒家那里，人的文化生命是连接传统和道统的生命钮结。
“生命是一条流，有过去、有现在、有未来，过去、现在、未来是一条连续的流。”[1]在生命这条连续的流中，早期儒家更为强调它的历史根源性，他们深信自己的文化生命是承接了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文化生命的存在又表现为一种历史文化生命的存在形态。
孔子自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学而》），并以周礼文化的继承者自居。《中庸》也说：“仲尼祖述尧舜，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在孔子的文化生命里洋溢着一股浓郁的历史文化精神。孔子怡然自得地生活在传统文化中，他“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论语·卫灵公》），一切视听言动完全依据周礼而行动，对传统的诗书礼乐文化一往情深。在道统的承接上，孔子虽然没有明确提出道统观念和传道谱系，但他对尧舜禹文王周公赞不绝口：
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为尧则之。（《论语·泰伯》）
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同上）
禹，吾无间然矣！（同上）
如有周公之才之美……（同上）
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论语·子罕》）
在这些溢美之词的背后，孔子隐隐约约地勾勒出了一个由尧—舜—禹—文王—周公—孔子的道统谱系图，孔子的生命恰好体现了这种历史文化生命的连续性。牟宗三先生也认为，尧舜禹三代一系相承的道统，到孔子时有了进一步创造性的突进。而其开辟突进的关键，是在于道的本质内容的自觉，通过此自觉开辟了一个精神的领域，这就是孔子所立的仁教。以孔子的仁教与尧舜禹三代的政规业绩合起来看，便是所谓“内圣外王之道”。所以，内圣外王之道的成立，正表示孔子对“道之本统”的开发与重建。[2]一方面，正是自觉地承接上了传统与道统，承接上了中华文化的历史命脉，孔子的文化生命才显得光彩夺目；另一方面，孔子开创的“仁学”又重新打开了中华文化的新局面，启迪着一代又一代后继者的文化慧命。
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孟子·滕文公上》）很显然，孟子是把尧舜作为支持他性善论的历史人格原形，尧舜的道德生命和道德传统构成了其性善论的历史依据：
舜之居深山之中，与木石居，与鹿豕游，其所以异于深山之野人者几希。及其闻一善言，见一善行，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也。（《孟子·尽心上》）
尧、舜，性者也。汤、武，反之也。（《孟子·尽心下》）
在这里，孟子把圣贤的道德传统作为人的道德生命的历史证明，赋予天赋即善的道德生命以深厚的历史意识。不惟如此，在文化生命上，孟子要求“闲先王之道”，以“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辞”（《孟子·滕文公下》）作为自我期许，这种以圣贤传统为主轴的历史意识也是他的文化生命的有力支撑。孟子大声疾呼：“《诗》云：‘不愆不忘，率由旧章。’遵先王之法而过者，未之有也。”（《孟子·离娄上》）孟子以捍卫和承继“先王之道”为己任，自觉不自觉地勾画出一个自尧舜禹汤文王孔子的文化发展脉络图：
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若禹、皋陶，则见而知之。若汤，则闻而知之。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若伊尹、莱朱，则见而知之。若文王，则闻而知之。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若大公望、散宜生，则见而知之。若孔子，则闻而知之。由孔子至于今，百有余岁。……（《孟子·尽心下》）
孟子沿着一条历史文化基线以五百年为一个周期从尧数至孔子，异常清晰地勾勒出一幅儒家历史文化的承传谱系，这也是儒家道统论的开端。孟子把自己放在道统的时代承接点上，他豪迈地宣称：“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公孙丑下》）自觉地把自己的文化生命与历史文化对接，表现出较为强烈的历史意识的自觉。
荀子虽然主张“法后王”，但他对“先王之道”同样也是称颂不已：
先王之道，礼乐正其盛者也。（《荀子·乐论》）
古者先王审礼以方皇周浃于天下，动无不当也。（《荀子·君道》）
先王之道，仁之隆也。（《荀子·儒效》）
凡言不合先王，不顺礼义，谓之奸言。（《荀子·非相》）
荀子不仅称颂“先王之道”，甚至还极力主张复古。他说：
声，则凡非雅声者举废；色，则凡非旧文者举息；械用，则凡非旧器者举毁。夫是谓之复古，是王者之制也。（《荀子·王制》）
这种“复古”，实质上就是恢复古者先王之道，恢复先王之政。在这种“复古”的外衣下，荀子实现了其生命与文化传统的对接。就是荀子的“法后王”，学者们也有不同的认知。司马迁、杨倞认为“后王”即是“当今之王”、“当时之王”、“近时之王”[3]，冯友兰、郭沫若等则认为“后王”即周文王、周武王。[4]廖名春则综合了诸家之说，认为，主观上的法古，客观上的重今，这是荀子“法后王”说所具有的双重意义[5]，这一说法较为可信。无论是“法先王”还是“法后王”，荀子的尊古意识是不变的，在他的文化生命中始终贯彻着一种历史文化精神。这一点在荀子的“道统”承接中也表现得相当突出。尽管后儒总是有意无意地把荀子排斥在儒家道统之外，但荀子自己认为其学说承继了上至舜禹下至孔子的儒家文化精神。他主张今世仁人，应“上则法舜禹之制，下则法仲尼、子弓之义，以务息十二子之说，如是则天下之害除，仁人之事毕，圣王之迹著矣”。（《荀子·非十二子》）转贴于
儒家深厚的历史文化意识体现在自身生命里就表现为文化生命与历史文化的高度统一。《中庸》的“道不远人”，“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表达的正是人类历史文化与自身生命的内在一致性。孔孟都把文化生命的发展归宿视为“道”，孔子说“君子学以致其道”（《论语·子张》），孟子也说：“君子深造之以道。”（《孟子·离娄下》）到了荀子那里，道与生命结合得更加紧密，荀子认为：
圣人者，道之极也。（《荀子·礼论》）
圣人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诗》、《书》、《礼》、《乐》之（道）归是矣。（《荀子·儒效》）
圣人是道的极至，圣人是道的总汇，天下之道，百王之道都集中在圣人这里，诗书礼乐文化全都在这里，圣人就是道的化身。正是在此意义上，荀子进一步指出：“圣人者，以己度者也。故以人度人，以情度情，以类度类，以说度功，以道观尽，古今一也”（《荀子·非相》），圣人自身就是天下万物以及古今文化的基本法则。
人是文化发展演化的主体，人的生命始终贯穿在整个历史文化的发展进程之中。因而，历史文化的发展不仅仅是人类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发展，它同时也是人的文化生命的发展。反过来，从人的文化生命的发展演变中我们可以探出文化发展的端倪。正是基于人的文化生命与历史文化的高度统一这一理论前提，有学者认为，孔子提出了文化发展的“文质史观”[6]，它实质上是对汉儒以“文质三统”相互更替的理念解读孔子文化损益观的现代解读。与其说孔子以文质论历史，还不如说孔子以文质论生命，历史文化生命只不过是人的生命的外化，只不过是人的生命的外在形式，正是文质生命的发展展示了历史文化的变迁。后学往往在夏商周三代文化尚文尚质的问题上争讼不休，实质上，对孔子而言，文与质是和谐统一的，文与质的统一，既是人的文化理想也是文化建设的理想。对人而言，文质统一即为文化生命和道德生命的统一[7]，对文化而言则是历史文化精神与道德精神的理想结合。荀子在其《礼论》篇中极为精彩地描述了礼文化的发展历程：
凡礼，始于棁，成乎文，终乎悦校。故至备，情文俱尽；其次，情文代胜；其下，复情以归大一也。（《荀子·礼论》）
意思是说，礼，开始时简单，逐渐比较完备，最后达到满意。所以礼达到最完备的程度，就能把情感和仪式两方面都充分、完善地表达出来；其次是，情感胜过形式或形式胜过情感；再其次，那就是只注重质朴的感情，而符合于太古时代的情况。这里的“情”指人的内在情感，即质。礼的发展就是礼从质到质文互胜到文质俱尽的演进历程。荀子又把“情文俱尽”理解为“礼之中流”，认为“文理情用相为内外表里，并行而杂，是礼之中流也”（同上），文与情（质）互相配合，并行兼用，这就是适中的礼，即礼的比较理想的状态。礼是人的生命的外化，在本质上也是一种生命形态，它的内在结构与人的文化生命结构有着内在的一致性。基于此，儒家还赋予了礼文化以生命的形式，使之成为生命的一部分，贯穿于生命的始终：
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论语·为政》）
人的生命也就是文化的生命，人的生命的延续也就是文化生命精神的历史延续。
注 释：
[1] 牟宗三：《道德理想主义的重建》，郑家栋编，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17页。
[2] 参见蔡仁厚：《孔孟荀哲学》，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4年版，第47页转述牟宗三先生关于孔子“立仁教”，开创“道之本统”的思想。又见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年版，第163—191页。
[3] 参见[汉] 司马迁：《史记·六国年表》，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686页，司马迁云：“传曰‘法后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也。”又见[清]王先谦：《荀子集解》《不苟》（第48页）、《非相》（第80页）、《成相》（第460页）等篇引杨倞注，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
[4] 参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重印本，第353页。冯友兰认为“后王之法，即指周道。……荀子言法后王，孟子言法先王，其实一也”。郭沫若也持此说，参见郭著，《十批判书》，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238页。
[5] 廖名春：《荀子“法后王”说考辨》，《管子学刊》（淄博），1995年第4期，第18—2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