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9-19 18:2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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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布迪厄的社会学理论和实践中，反思既是一个基本的理论概念和范畴，也是一个有效的实用技艺和武器。它不仅使之与以前的社会学区别开来，而且形成了自己独到的分析框架和理论特色。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反思性是布迪厄社会理论的“出类拔萃的单一特征”。
在中国的古藉中，反思一词与反省、反躬的含义相近，系指自我省察，反身自省，反求诸已，如反躬自问。在《礼记 乐记》中就有这样的记述，“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这样的反思主要用于个人的修身养性。
在哲学和社会科学理论中，反思的概念使用很广。洛克曾经使用过反思概念，把对意识的内在活动的观察称作内省经验。在黑格尔那里，反思更占据了其哲学的特殊地位，反思就是自我意识，专指思想本身进行的反复思索，即思想的自我运动。到了近代，倡导反思性观念，提出“反思社会学”的学者也不是布迪厄一人，有现象学和阐释学的，有民族方法学或常人方法学的，还有其他“后现代”形式的。但在反思的主体、反思的对象、反思的目的、反思的作用、反思的方法等方面，都与布迪厄有着明显的差别。
从反思的主体来看，与仅仅把个人(“私人”或“主我”)作为反思主体的其他学者不同，布迪厄的“反思性回归自身”，既把个人作为反思的主体，又认为反思社会学是一项集体事业(第44页)，反思性概念所要求的“返回”超出了经验主体的范围，而要延申到科学的组织结构和认知结构，因而，“反思的主体最终必然是要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科学场域”(第48页)。
从反思的对象来看，与反思的主体相对应，“反思社会学的基本对象不是个别分析者，而是植根于分析工具和分析操作中的社会无意识和学术无意识”(第44页)。因为，每一个社会科学家不仅受到他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即社会出身和社会标志)的影响，而且为其在学术场域中的位置所左右，同时，每个人都带有天生的唯智主义偏见，这种偏见一方面会使学者在构建自己的研究对象时，不自觉地将其与对象的关系投射到对象之中，另一方面又使其陷入“学究式的谬误”之中，对深深嵌入我们对世界的思考的事实中的、内化于概念、分析工具和经验研究的实际操作中的预设缺乏警醒，以至用理论的逻辑代替和否定实践的逻辑。因此，布迪厄的反思要求和引导社会科学家去认识那些“支配了他们的深入骨髓的特定的决定因素”(第54页)，对作为文化生产者的社会科学家进行分析，对社会学工作的社会历史条件和特定形式进行反思。
从反思的目的来看，布迪厄的反思社会学不是要破坏社会学的认识论保障，而是要巩固它，不是要削弱它的客观性，而是要扩大社会科学知识的范围，增强它的可靠性。这充分表现在布迪厄的反思在社会科学进步中所起的作用上。
首先，反思能够增强科学的自主性。社会科学实践要使自己不受任何粗暴无礼的干预和潜移默化的左右，避免成为社会力量的玩偶，就要增强和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如果存在着一批共享的反思性手段，能被集体性地掌握和运用，这本身就是争取自主性的一种强大武器”(第198页)。当然，要保持自主性，不仅要有自主性的社会条件，而且要有自主性的科学资本(包括各种防御、建构、论辩的手段，以及得到认可的科学权威)。不过，社会学的特殊性质总是使其受到外来需求压力的支配，在社会场域内，总有很多人自以为拥有对社会世界与生俱来的知识，拥有天赋的科学；在科学场域内，总是存在着一些受异治性支配的兜售常识的人，所有这些人的机会主义行为，也起着劣币驱逐良币的作用。反思虽然不能完全消除这些人，但却可以减少他们的危害。
其次，反思能够推动科学的进步和知识的增长。社会学进步的重要障碍是，错误地认为自己有能力探究人类的所有实践，包括象科学、哲学、法学、艺术等实践，因而具有“元”科学的性质；社会学家这门职业，其无意识的动机之一就在于它是一门力图成为“元”科学的职业。布迪厄认为，社会学的“元”科学性质，“始终应当是针对它自身来说的”，它必须利用它自身的手段，对自己进行反思，确定自己是什么，自己正在干什么，努力改善对自己立场的了解。这样就能消除由于无反思所引发的各种偏见，努力探寻各种机制的知识，一方面推动科学的进步，另一方面进一步改善反思的条件。
再次，反思能够祛除幻象，使知识份子获得更大的自由。知识份子往往自以为有知识而自视高明，认为自己全无幻觉，尤其是对自己全无幻觉。其实，由于社会决定机制无所不在，由于符号性的支配和对社会世界的信念式理解，知识份子同样存在着偏见和幻觉，不仅有对社会世界的幻觉，而且有对自己的幻觉。与此密切相关，知识份子喜欢独立思考，喜欢从个性解放中寻求自由，却忘记了“知识份子自由”背后存在的一种政治学。布迪厄认为，对于个人来说，无意识与决定论是彼此契合的，同样，知识份子的集体无意识是其与支配性的社会政治力量间契合关系的特殊表现(第208页)。将反思社会学用于自身，可以产生更多的知识，发展自觉意识，扩大自由空间，从而把各种历史可能性都包容在理性所及的范围之内，有助于知识份子走出他们的幻觉；同时可以使知识份子确定和识别自由的真正所在，即明白在哪些场所自己切实享有一定程度的自由，在哪些场所并没有什么自由，从而减少在自由问题上的盲目性。
从以上概述和分析可以看出，布迪厄的反思社会学有两个非常鲜明的特点：第一，它是反自恋症式的，既不是诉诸内心，谈论自身，自我欣尝、自我陶醉，也不是寻求知识份子的时代精神，它把自身作为研究对象，是要对社会学家和塑造社会学家的世界进行反思；它对社会学的反思，是要对人们面对的诱惑和自己陷入的诱惑进行剖析。第二，它不是“认识中心论”或“科学家群体的自我中心主义”，而是实践中心。在反思的引导下，社会学家不仅会关注任何“实践性”的事物，而且会重视理论实践的技艺和方法，学会把高度抽象的问题转化为实践上完全可行的科学操作。因此，布迪厄的反思理论不仅是一种有关理论实践的理论，而且将其纳入实践理论的核心，在发现理论逻辑的同时，也发现了实践的逻辑。
要进行反思，首先就要消除对反思的抵触情绪。布迪厄认为，对反思产生抵触的真正根源更多是社会性的，而非认识论的，因为，反思是对个(人)性神圣性的正面抨击，是对知识份子的自我观念(即把自己看作是不受社会因素限定的、“自由漂移的”、被赋予某种符号尊严的人物)的直接批判，是对知识份子所陷入的种种幻觉的无情揭示。其次要提倡理解和容忍。在学术的讨论和思想的交流中，人们关心的往往不是彼此理解，而是超过和压倒对方，反思社会学是一种领会和理解自身和他人的手段，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和容忍以往不能容忍的事情。最近，在讨论学术反思时，也强调了这一文化自觉的思想，并将其概括为四句话：“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跨文化的“席明纳”—文化价值再思考之二”，载《读书》1997年第10期)。再次要使反思性在培训、对话和批评性评价机制中制度化，真正培养和树立起反思性的科学惯习。
二
从布迪厄反思社会学的启迪中，我们需要而且可以对经济学的理论和实践进行反思。这对于推动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和现代化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与其他近代科学一样，经济学也是“西学”。但是，在中华古代文化中，也不乏经济学的传统和精神。到了近代，西学东渐以后，中国的一些知识份子开始学习西学，会通中西，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和分析中国的社会经济问题。本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农村经济学派，南开经济研究所等，就是其中有名的代表。到了本世纪50-70年代，随着政治的变迁，中国的经济学脱离和抛弃了西学的主流，而确立了政治经济学的正统地位。随着对西方经济学的全盘否定和彻底抛弃，经济学的中国传统也逐渐丢失。改革开放以后，现代经济学又回到了中国。由于经济实践的巨大需求，经济学在中国成为显学，经济学家也成为时代的宠儿。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同时出现在中国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的身上，使得中国经济学陷入危机之中。然而，对此有清醒认识和足够自觉者不多，笔者也是糊里糊涂，渐有所悟。
从理论的反思来看，我们面临的任务是多方面的。我们既需要对经济学以及立足于此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反思，也需要对现代经济学进行反思，还需要对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进行梳理和阐释。因为我们的目标是要解决经济学的本土化，建立中国的经济学，以便对中国的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作出自己的解释，不对所有这些作出认真的反思，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就会受到很大的限制。
经济学是一个博大的体系，从其把生产力(即人与物的关系)和生产关系(即人与人的关系)都纳入自己的理论框架，并注重于生产关系的分析来看，就体现着古典经济学的传统和精神，而与注重于研究人与物关系的新古典经济学有别。但是，马克思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劳动价值论，是一种典型的客观价值论，强调的是成本和供给，而对分配和需求在其中的作用有所忽视。其对主观价值论的批判不仅加剧了主观和客观、精神和物质的二元对立，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走到了自己的对立面，即否定了价值是人与人的关系。马克思经济学的成就和失误都与此有关。另一个重要问题是，马克思关于哲学不只是解释世界，而更重要的在于改造世界，经济学是无产阶级解放的锐利武器，就使哲学和经济学面临着巨大需求压力的支配，为其发展设置了巨大的障碍。其实，社会科学改造世界的作用都是间接的，正如布迪厄所说，“符号权力通过陈述某个被给予之物来构成它，通过影响世界的表象来影响世界”(第158页)。马克思经济学既然是科学而不是信仰，就要用科学的态度来对待，一是要学习，二是要反思，三是要质疑，四是要超越。
立足于马克思经济学之上的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自成一体。虽然其理论逻辑在主要方面能够贯彻到底，但其假设前提却是与现实相背离的。传统经济学的最大失误在于它并没有继承马克思经济学的思想精华，而是发展了它的某些片面之处。然而，它终究影响了我们一代人的生活和思想，至今仍然是很多学者安身立命之本，也是官方指导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也有某些合理的成分。因此，简单地将其抛在一边是不行的，必须对其作出一番认真的批判和清理，才能进一步明确中国经济学的前进方向。
现代经济学是在西方文化背景和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和演进的，我们对它不曾作过认真的、科学的反思，而是采取了全盘吸收和全盘否定的错误态度和作法，不得不自食其果。由于西方发达国家先于我们进入现代化进程，其经济理论也处于一种强势地位。这就使得人们易于采取一种急功近利的作法来对待。很多人并不了解它的文化背景和历史发展，因而把握不了它的真髓精义，不是拾起了它的皮毛，就是拣到了它的糟粕，更无法用其解释和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现代经济学派别林立，每一学派都有自己的特殊角度和独到的贡献，也有自己的片面性，就是目前处于主流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其完全信息、完全竞争的假定与现实经济生活相去甚远，其片面性也更加明显。但是，各个学派之间争论、批评和交流，也促进了它的不断发展。因此，对现代经济学的反思要从尊重和理解出发，在了解它的文化背景和历史发展的基础上，博采各家之长，破除门户之见，作好创造性解读和批判性吸收工作。
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经济学传统和精神的反思也是一个重要的任务，这就需要对中华传统文化有一个全面而又深刻的把握和理解。目前经济学界的同仁，国学基础普遍很差，通古博今者了了，有的抱着民族虚无主义态度，也有的取民族优越主义作法，使得中国经济学的探索和发展脱离了自己的土壤。对传统文化进行反思，需要的是科学的重新阐释，作好创造性地转化工作，使之成为中国经济学的宝贵资源和前进的基础。
总之，要做好经济学和社会科学的反思，需要一代会通中西、会通古今、会通文理的专家学者，需要对我们的教育来一番根本的改造。
经济学理论的反思本身就是经济学学术实践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与经济学实践的反思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为，在经济学理论上出现的种种问题，都可以在经济学家的学术实践中找到它的根源。
对经济学家学术实践的反思，首先需要对中国经济学家的生存条件和社会状况有一个恰当而清醒的认识。随着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成为中国社会生活的中心，中国经济学家的社会地位似乎有了很大的提高，行动的自由度似乎很大，有的成为某个政府部门的顾问，有的成为某家公司的高参，今天这里请去开会，明天那里邀去座谈，经济学家的自我感觉也不错。其实非也，这只是经济学家的一种错觉。经济学家的社会地位与其他科学工作者的状况无实质差异。从历史上来看，学问特别是社会科学学问，主要是有闲阶级酒足饭饱之后用以消遣的事情，其繁荣发展必须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和物质条件。今天，如果仅靠工资生活，经济学家也许离贫困线并不太远，很多人在思考学问的同时，不得不为生计筹谋。很多人其所以不得不去从事那么多的社会应酬，也与此有关。如果不能过上一种体面安定的生活，对于大多数学者来说，学问之事也许有些太奢侈了。另一方面，社会又对经济学家提出了巨大的需求(包括政治宣传、政策咨询、经营策划等)，似乎经济学家都可以提供现成的答案；经济学家意咨气使，高谈阔论，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似乎思想可以自由骋驰，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被人牵着鼻子走。这一切就造成了经济学家个人的无意识和学术的无意识。无论研究对象的构建，还是理论结论的提出，上述的一切都会渗入其中，发挥作用，因此，经济学家的真正自由是非常有限的，这也许还不是一个造就大学问家的时代。经济学家需要对自己生活的社会条件作出认真的反思，才能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和行动自由。
其次，要对经济学的科学场域进行反思。目前，中国社会科学的科学场域是一个比较混杂的场域，只要是在报刊上发表了某种讨论经济问题的文章的人，似乎都成了经济学家，而官方和业界的一些人士也纷纷谋求一个学者的头衔。因而，在经济学的科学场域内，同样也是假冒伪劣充斥。随着改革的推进，民间研究机构的出现，中国经济学界打破了原来的一统天下，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科学场域和子场域，开始形成一种竞争的态势。这对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无疑是件好事。但是，由于学术批评和学术评价的制度和规则尚未完全建立，没有有效的评价、激励、筛选、淘汰机制，学者们的学术实践和行为不仅会有很多失范之处，而且也缺乏必要的制衡和自觉。各个子场域之间的竞争，学者们在学术场域内的相互争斗，不仅与在社会场域中的地位有关，而且也为其在学术场域中的地位所决定，因为很多事情都与经济学家的利害相关，使其难以自拔。再加上经济学帝国主义和中国经济学的显学地位，不仅影响到经济学家的内部交流和沟通，而且造成了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之间的紧张关系。特别是近半个世纪以来教育上的失误，很多经济学家知识领域狭小，专业训练和功力很差，很难出现会通中西、会通古今、会通文理的权威和大家。
[关键词]福利经济学；社会救助
一、引言
福利经济学是一门研究如何增进社会福利的西方经济学分支，主要研究如何进行资源配置以提高效率、如何进行收入分配以实现公平以及如何进行集体选择以增进社会福利。社会救助是指公民因各种原因导致难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时，由国家和社会按照法定的程序给予款物接济和服务，以使其生活得到基本保障的制度。一个真正具有生命力的制度不仅仅是一个技术设计完美无缺的制度，更重要的是把握住它的思想来源和精神基础。社会救助制度的设计与实施，从福利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就是要在公平和效益的博弈中最大程度地改善穷人福利的问题。在福利经济学的 历史 演进中，我们要汲取思想营养，为社会救助制度的设计提供理论 指导 ，并在实践中对社会救助的实施提供价值规范。
二、福利经济学历史演进中的主要思想
传统经济学对福利经济学的思想都追溯到边沁的功利主义上，而真正意义上将福利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来看待，并首次建立了福利 经济学理论 体系的是庇古在1920年出版的《福利经济学》。二战结束后，一大批福利经济学家的出现和大量的福利经济学文献的出版，极大地拓宽了福利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与内容。因此，经济学界一般将福利经济学的发展分为新旧两派。旧派以英国庇古为代表，新派导源于意大利著名经济学家帕累托，为英国的卡尔多、希克斯与美国的勒纳、萨缪尔森等所倡导。
1.庇古及其边际效用价值论
庇古以边沁的功利主义 哲学 及马歇尔的基数效用论和局部均衡论为理论基础，以完全竞争为前提，系统地论述了福利概念及其政策应用。庇古认为个人的福利可以用他所享受的物的效用来表示，整个社会的福利应该是所有个人效用的简单加总。在此基础上，庇古论述了社会福利与国民收入之间的关系：国民收入水平越高，社会福利就越大；国民收入分配越平均，社会福利越大。进而针对如何衡量和增进社会经济福利问题得出“收入均等化”的观点，针对如何才能实现生产资源最优配置的问题得出了政府应当干预经济的结论。社会福利之所以会因收入分配均等化而增大，其依据是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他认为，同一英磅的收入对穷人和富人的效用是不相同的，穷人一英磅收入的效用大于富人一英磅收入的效用。因此，将富人的一部分收入转移给穷人会使社会总效用增大。
2.帕累托及其最优理论
新福利经济学采用序数效用论和无差异曲线作为分析工具，否认个人间效用的可比性，排除旧福利经济学的收入均等化理论，消费者追求的并非最大满足的总量或最大效用的总量，而是最高的满足水平，即最高的无差异曲线。对于资源配置的评价以帕累托最优为标准。帕累托最优的概念是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提出，指的是这样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不可能通过资源的重新配置，在其他人的效用水平至少不下降的情况下，使任何个别人的效用水平有所提高。
3.补偿原理
西方福利经济学家们认为帕累托标准太苛刻，在现实生活中很难达到，应予以改进与修补。卡尔多首先提出虚拟补偿原理，为在一项社会变革中，如果受益者在补偿受损者后仍有剩余则这种变革应该肯定，应认为其提高了社会福利。希克斯对卡尔多的评判标准又进行了补充和发挥，提出了假定补偿原理，认为判断社会福利的标准应该从长期来观察，只要政府的一项经济政策从长期看能够提高全社会的生产效率，所有人的境况都会由于社会生产率的提高而“自然而然”地获得补偿。西托夫斯基对上述两种补偿原理的标准均不满意，认为这两种标准只进行了顺向 检验 ，不能作出社会福利是否改善的结论，而要同时进行逆向检验。也就是说，只有当某项变革能增加福利，而再回到变革前不能增加福利或较少增加福利时，此项变革才可取。
4.社会福利函数理论
伯格森认为补偿原理将效率与公平对立起来是错误的，萨缪尔森等人对此进行了进一步的阐述，形成了社会福利函数理论。萨缪尔森等人认为应从个人的主观感受出发，应该把福利最大化放在最适度条件的选择上，应将所有分配方面及其他支配福利的因素一并列入，编制一种“社会福利函数”，当这个函数取最大值时，社会福利就达到了最大。他们认为在一定的收入分配条件下，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在于个人对各种不同配给的选择，个人的自由选择是决定个人福利最大化的重要条件，而社会福利又总是随着个人福利的上升而上升。
5.阿马蒂亚·森与福利经济学的新发展
阿马蒂亚·森认为传统福利经济学理论过分强调经济的一面，认为财富的增长可以解决社会中出现的贫困、不公平等问题。而实际上经济增长之所以重要并不是因为增长本身，而是因为增长过程中所带
来的相关利益。因此， 经济 学 不应只研究总产出、总收入，而应关注人的权利和能力的提高。阿马蒂亚·森的能力福利理论试图把贫困与能力结合到福利经济学的框架中来，认为创造福利的不是商品本身，而是它所带来的那些机会和活动，而这些机会和活动是建立在个人能力的基础上，要形成达到最低可接受的基本生活水平的能力，可能需要有不同的最低充足收入来适应。
三、 社会 救助制度的福利经济学解释
从福利经济学的发展 历史 来看，新旧福利经济学的差别不在于结论而在于分析工具的不同，旧福利经济学即是以基数效用论为分析工具，而新福利经济学则是以序数效用论作为分析工具，两派一直都是以追求福利的最大化为目标、围绕着公平和效率两大主题展开论战。福利经济学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些基本精神，如社会中的贫困者需要救助、公民的生存与发展该有所保障、社会的潜在危险应该排除、由于非自我原因的损坏应该得到补偿等，不仅为人们普遍认可，也为社会救助制度的存在及不断完善提供了理论支持和可操作的建议，并且在实践中对社会救助政策的实施提供了“以人为本”价值规范。
1.旧福利经济学思想与社会救助
庇古的福利经济学采用了边际效用分析法，在理论上论证了社会救助在增进一国福利方面的作用，其收入均等化、国家干预论等观点及转移支付主张，对世界各国以社会公平为出发点，实行有利于穷人的社会救助政策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在现代社会中，尤其是在经济、社会转型的变革时期，从总体上看，造成贫困的原因中社会因素大于个人因素，所以，对于国家和社会来说，社会救助是其不容推卸的社会责任，社会救助制度通常被视为纯粹的政府行为，是一种完全由政府运作的最基本的再分配或转移支付制度。因此，社会救助是每个公民应该享有的受 法律 保护的基本权利，受助者不应该受到任何歧视和惩罚。此外，庇古还对穷人享受富人转移的福利提出了一些原则要求，他认为，不论是直接转移收入还是间接转移收入措施，都要防止懒惰和浪费，以便做到 投资 于福利事业的收益大于投资于机器的收益。庇古反对对穷人实行无条件的补贴，认为最好的补贴是那种“能够激励工作和储蓄”的补贴，在实行补贴时应有以下条件，即先确定受补者自己挣得生活费用的能力，再给予补贴。否则，那就会使某些有工作能力的人完全依靠救济。这些原则也是各国在设计社会救助制度和对传统社会救济措施进行改革时所追求的目标，为了防止养懒汉，社会救助制度提供的仅仅是满足最低生活需要的资金和实物，采用 “需经家庭经济 调查 ”的资格审查手段，审核 申请 救助的公民及其家庭的经济收入是否低于贫困线，使真正有需要的公民得到政府的救助，将有限的资源用到最需要的人身上而不被滥用。
2.新福利经济学思想与社会救助
虽然新福利经济学更多的是关于效率问题的研究，但它与强调公平分配的社会救助不仅不矛盾，而且新福利经济学能从更为宏观的角度为社会救助提供了理论支撑。以效率为目标，从宏观经济稳定和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研究社会救助问题，进一步揭示了社会救助政策的经济意义。由于价值规律的作用及资源的稀缺性，在 市场 经济进程中及社会转型变革时期产生了收入分配不公、贫富的两极分化、贫穷等社会现象，并且市场在资源配置上强调物资资源的配置，而忽视了 人力 资源 的配置，社会救助作为一种补救模式与手段是对帕累托无优状态的一种改进，可以弥补市场分配的缺陷，提供安全稳定的保障机制，对摆脱贫穷进行帮助，同时社会救助对提高经济效率起独特的作用，“是从人力资本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来保障对经济发展必要的要素投入，是更宏观的意义上促进人力资源的有效配置”〔1〕。因此，社会救助制度不仅有助于实现收入再分配中的公平问题，而且还有助于提高经济发展中的效率问题。
另外，新福利经济学同样支持社会救助制度的设立应防止“养懒汉”和国家应当承担社会救助责任的思想。根据序数效用论，救助对象是否愿意退出社会救助，取决于救助对象对退出社会救助前后所能得到福利的比较，如果救助对象参加就业后并不能增加其福利或只能增加很少的福利，就会大大挫伤他们参加工作的积极性。因此，社会救助制度的设计应能防止受助者形成长期福利依赖的思想，鼓励受助者自立。补偿原理认为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会出现一方得利、一方受损的现象，因而国家应通过赋税政策来予以调节，从受益者那里取走一部分补偿受损者。社会福利函数理论也认为，要使社会福利最大化，政府应当保证个人的自由选择进入“合理的”收入分配。因此，补偿原理和社会福利函数理论均为国家通过经济干预措施来获得社会救助的资金提供了理论依据。
3.阿马蒂亚·森的福利经济思想与社会救助
根据阿马蒂亚·森对新福利经济学发展，我们不仅可以分析出传统社会救助的缺陷，且能为社会救助制度的改革提出新的原则。森认为传统的贫困指数(以一国处于贫困线以下的 人口 份额作为衡量指标)仅仅反映了多数人生活状态的平均数，忽视了贫穷群体内部的不
同贫困程度和福利分配的状态，难以科学地反映许多人仍然一贫如洗的事实。根据森的见解，传统的 社会 救助制度是“使一定的资源就象经过漏斗一样进行分配”的制度〔2〕，既没有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也没有遵循福利最大化的分配原则。因为，这种制度针对的是所有的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穷人，但是最贫穷的穷人却无法从中收益。导致这种结果的主要原因是福利扩散了，而对最悲惨的特殊群体的救助却远远不足，因而，应该实行具有“选择性”和“瞄准性”的救助政策，对贫困进行更为直接的打击。由于消除贫困是社会救助的根本目标，而贫困的显著表现是收入的缺乏，因此以往消除贫困的社会救助政策也主要体现为各种形式的现金收入再分配，这种做法仅仅保障了救助对象的生存。现实中，贫困者的问题不仅仅是收入低下，他们还可能面临“许多其它的问题：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决策自由，丧失了其他人可以享受的一些机会，包括 经济 和参与社会活动的机会；由于长期脱离工作造成技术生疏和信心低下；体弱多病甚至死亡；丧失积极性；人际关系及家庭生活损失；社会价值与责任感下降；等等”〔3〕。而社会参与能力的下降实际构成了社会排斥，并有可能陷入长久的恶性循环。现金收入再分配只能维持现状，而不能打破贫穷的循环。因而十分有必要区别收入贫困与能力贫困的差异，将社会救助的目标从克服收入贫困上升到消除能力贫困，救助与发展相结合，提升救助对象的社会参与能力，协助他们自立、自强，最终消除社会排斥，实现社会整合。
四、结论与启示
根据以上分析，现阶段我国社会救助制度的目标应界定为兼顾收入安全和社会公平，要体现“以人为本”，有利于社会和谐；在救助责任上，政府应该充分承担对最困难的社会群体进行救助和提供服务的责任，同时，鼓励富人和社会团体的慈善行为，在财富总量不变的情况下，增加了社会总福利；在救助理念上应强调责任和权利的基本对等，对受助对象增加工作要求，即“无责任便无权利”，防止福利依赖；在救助方式上不仅要转变社会救助就是一次性或几次性现金帮困的陈旧观念，更应体现对受助对象“能力”和“机会”扩展的帮助，“机会”扩展可以解决我国当前劳动力数量过多而造成的贫困，“能力”扩展可以解决劳动力质量低下而造成的贫困，；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我国可用于救助的资源是有限的，因此在救助对象资格的确定上应具有“选择性”和“瞄准性”，在制度的输送渠道上要防止救助资源分散甚至流失，以至于救助的瞄准机制失灵。
能够给予一个制度灵魂的东西，是它的思想来源和精神基础〔4〕。社会救助制度改革的历程，从福利 经济学 的角度来说，其实就是如何处理政府与 市场 、公平与效率关系问题及如何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的问题，改革的推进过程也是对福利经济学认识的不断深化的过程。与前几年相比，目前对我国社会救助制度改革的研究在数量上有所增加。但是，对这一制度思想来源的研究却很不够。面对现阶段依然严峻的贫困及贫富差距问题和社会救助制度自身尚存在的缺陷，社会救助制度改革尤其要从庇古的福利经济学思想、新福利经济学的帕累托最优及补偿原理、森的以“能力”为核心的福利经济学思想中汲取营养，为我国建立新的社会救助制度提供使它真正具有生命力的精神基础。
[参考文献]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经济思想的提出极大促进了我国社会主义特色市场经济的发展，并且对于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发展也产生着相应的积极影响。新时期，我国全面推进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基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探索的全新改革理念和改革发展思路，能提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展的现实基础，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新时代背景下进入到全新的发展阶段。
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标
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角度进行分析，我国全面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目标为实现经济的高效增长和可持续增长，在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促进经济增长效率和质量得到进一步增强，为经济社会的发展注入不竭动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目标的设定涉及到多方面的任务，即对经济增长潜力和活力的有效释放，促进资本、创新、劳动力等资源实现多元化供给的目标，从而促使资本、创新、劳动力等资源逐步达到充分发展状态，实现对生产要素价值的层层转化，在释放经济活力的前提下保障能最大限度的激活市场主体的发展动能，增强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综合盈利能力。与此同时，重点进一步强化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促进经济发展高效性和共享性能得到显著的增强，促使人民群众共享发展的成果，在供给和需求得到有效匹配的情况下，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消费升级需求。在此基础上，要认识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对生产结构实施科学化的调整，保障能激活产业发展活力，借助技术创新促进企业发展效率和水平得到进一步增强，加快经济、生态等的整体性发展水平，促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能进入到全新的发展状态。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需求侧管理的协同创新
对于我国当前经济社会的发展进程进行分析，在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指导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工作的科学化发展不是对原有的制度和秩序进行完全的摒弃，而是在对原有制度进行改革创新的前提下，针对一些在改革发展方面形成的经济问题或者经济危机等实现关键性的制度调整和优化，按照需求侧管理需求的变化对现有制度结构进行优化和创新，保障管理效能得到显著的提升。在全面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础上，要坚持中长期的发展目标，有效推动多种改革要素的有机协同，从而提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发展效能。在实际工作中，一方面要发挥需求侧管理方面的积极影响作用，支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科学化发展；另一方面要按照需求侧管理要求的变化制定全新的管理方案，从而形成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带动作用。在拉动消费升级、促进供给创新的情况下，逐渐解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面遇到的问题，促进投资效率得到显著的增强，对社会经济发展方面的短板性问题实施科学化的处理，從而为产品或者服务的创新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增强改革的稳定性和长效性，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真正发挥出应有的价值和作用。
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内生变量
按照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指导，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践中应将要素供给作为内生变量，并以此为基础使经济发展获得持续增长的内在动力，寻求资源利用的最大化提升。在具体开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过程中，要注意从生产、分配等环节践行所有制思想、竞争体系建设，并从全局着眼，全面分析涉及到的问题，协调推进各项工作的优化开展，从供给侧内生变量角度制定建设措施，彰显内生变量的作用，突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综合发展效能。在工作实践中，要将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为首要工作，结合劳动力资源要素、技术资源要素和资本资源要素的提升需求，夯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动力源泉，并以此为根本出发点开展各项工作，实现对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使社会生产方面劳动力的参与度、技术支持度以及资本的协调度都能有所提升，实现产业高端迈进的目标。在此基础上，优化资源配置工作，改善传统资源配置情况，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效果。在工作实践中，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发挥市场资源配置的作用，对资源的利用潜能进行充分的挖掘，实现对经济发展活力的有效释放，从而保持经济发展的后劲动力。在组织实践中，要将促进生产结构的调整、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等作为重要的措施，倒逼产能过剩企业改组和创新，发挥市场主体作用，实现企业经营自主化，促进企业发展竞争力得到不断的提升，为新时期企业建设活动的开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工作机制
受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影响，我国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过程中，将主要工作机制定位于寻求经济运行效率的高效化发展。在具体工作实践中，要重点结合制度保障和机制的运行进行分析，形成结构供给、制度供给和政策供给的全新发展模式，在资源要素供给充分和市场配置优化发展的前提下，使经济运行效率保持持续稳定提升的发展态势。
1.结构供给。借助结构性改革有效推进经济转型升级，实现对体制矛盾问题的合理化处理。结构的优化和创新是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改革工作的科学化发展能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打造全新的发展空间，消解经济发展方面涉及到的主要矛盾，避免资源要素市场割裂、中国转变发展方式进程缓慢、产业发展不均衡等因素的影响，实现对资源要素价值的进一步释放，从而有效推动资产供给和配置效率得到不断的提升。
2.制度供给。即发挥制度作用促进政府职能的合理化转变，突破市场束缚促进制度安排的贯彻落实。在工作中，要将资源要素有效供给市场制度以及资源要素有效配置市场制度进行完善，发挥市场经济制度的支撑作用，提高市场经济发展成效。
3.政策供给。即为了能实现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问题的合理化处理，应构建整体协调的政策体系，从宏观层面、微观层面发挥政策支持作用，在科学财政政策、活力政策、产业发展结构引导政策、市场主体导向政策、政府公共服务政策、防范风险政策等的共同作用下，发挥政策供给的效能，推动政府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能取得显著的成果。
[关键词] 社会政策经济学 社会健康保险政策 养老金经济学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of the Economics of Social Policy and the Effects of Social Policy
Personnel Bureau，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bstracts] Professor Rosner uses the set of microeconomic concepts and tools to analyze the
cause of social policy， the extent of social policy， the objectives of social policy， some political science aspects， and the effects of social policy. It provides a new paradigm for the analysis of social policy. We introduce the findings to Chinese scholars.
[Key Words] Economics of Social Policy， Social Health Policy， Economics of Pensions
前言
社会政策一直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社会政策针对贫困、失业和社会供养等等问题规划蓝图，因而能让人们对未来充满希望。社会政策的制度设置应当被视为对具体社会问题的回答，要理解一项社会政策制度设置的应力，我们必须理解它为什么要建立。一个国家的制度选择要考虑它的历史传统、政治体系和社会结构。对于探询在不同制度结构下，社会政策产生什么样的后果，经济理论是一个有用的分析手段。维也纳大学经济学系罗斯那先生（Rosner，2003）[1]的专著《社会政策经济学》，运用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对社会政策的研究基础进行了深入的探索，为社会政策研究提供了新的范式。笔者将其中主要研究成果介绍给国内学者，以期拓宽我们社会政策研究的视角。
1、社会政策经济学的基本范畴和计量方法
1.1社会政策的范围：
社会政策范围不仅覆盖资助贫困人口，还包括帮助人口中的其他社会弱势群体。从实践上讲，社会政策的内容应当包括：（1）健康保险，（2）退休人员和老年人的供养，（3）帮扶失业者，（4）有关家庭的政策，（5）贫困。这种限定不是基于任何理论界限，而是基于需要限定和大多数国家现存的制度安排。
1.2社会政策的目标：
为了评价社会政策的效果，我们必须清楚所提出的社会政策计划的原因，否则，我们无法评价社会政策的福利效果。社会政策的目标有：（1）反贫困，（2）防止意外事件（保险），（3）再分配，（4）规定有利于弱势群体的契约结构（例如，劳动法、租金管制）。
不同的社会政策计划，其目标的重要性是不同的。反贫困计划不是为全体人口提供公共健康保险的主要目的，尽管反贫计划对减少贫困有贡献，对于贫困人口来说非常重要。基本养老金是反贫非常重要手段，但几乎不适合防止风险的计划，特别是对于私人退休供养。我们并不清楚建立社会保险计划的原因，个人要面对许多风险，其中一些风险可以通过商业保险避免，如防止火灾、汽车被偷等等。社会政策计划则不涉及防止火灾和汽车被偷遭受的损失。但大多数国家针对一些不测事件，建立了社会政策计划。因此，我们将思考，为什么一些风险被纳入社会保险计划，而其他的则没有被纳入。社会保险计划赖以设立的最重要的风险有：（1）失业，（2）疾病，（3）残疾，（4）与退休有关的财富损失，（5）寿命超过个人资产和财富承受力，（6）照料需求。
“再分配”概念通常指从富人征收财富转付给穷人，这个概念太狭窄，不能很好地说明社会政策计划的范围。我们需要区分四种再分配类型：（1）垂直的：由于不同水平的收入和财富，在个人或家庭户之间进行的再分配。（2）水平的：在相同收入水平的群体内，根据个人或家庭户的具体特征进行的再分配。（3）个人所处的生命周期阶段：将个人或家庭户在某个时点的钱挪到相同个人或家庭户另一个时点上使用。（4）在不同的同批人之间的再分配：如果在某时刻出生的人必须支付给先于他出生的那些人多于（或少于）他从之后出生的人得到的，这是有利于先他出生（之后出生）的同批人的代际再分配。第一、二、四种类型是人与人之间的再分配，第三种类型是个人自身的再分配。
1.3社会政策的经济学方法
经济学家们用经济学的方法分析社会政策。这种分析的基本要素是：经济学家探讨人们面对不同的选择，将如何行动。经济学家把社会现实看作是个人选择的结果。但社会政策涉及到不可忽视的危险局面，在这种局面下，理性个人不可能做出连续的选择。而且，对于一些人，理性选择假设不适用，例如，精神有障碍的人。限制选择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例子是法律框架，尤其是社会政策的背景。
社会政策分析使用微观经济学的概念和技术分析工具。它假定在某些限制下，家庭户效用最大化。这些限制包括预算限制和现存的管制。例如，最长工作时间限制。形式分析使用适当的数学，即受约束的最优化技术。如果做一般的了解，图表分析通常足够了。
1.4政治科学方面的问题
就社会政策来讲，存在着不同的政治结构。按照个人受影响的方式进行区分，社会补助金有：（1）只针对贫困或首要针对贫困的社会援助计划；（2）对所有那些主要通过与工资收入相关联的支付缴费款的人员的计划；（3）针对所有公民的计划。如果第一种方式是社会政策的核心，减少贫困是它的主要目的。这种类型社会政策的意图可以与自由思想相联系，即支持穷人，把其他的事情交给市场。在第二种方式社会政策中，保护工人的收入是重要的目标。第三种类型的社会政策希望为每一个人提供最低限度的保护，同时，保护工人的收入。有人认为，社会民主思想支持这种类型的政策。20世纪90年代，这三种类型政策的区分越来越模糊。当评价不同社会政策体系的实际运行情况时，这些区分就更加模糊了。
我们同样需要对国家作为社会政策的管理者和国家作为社会政策计划的组织者的差异。我们也可以区分不同的社会政策的组织结构：（1）国家组织健康服务等活动。国家按照中央或地方的水平，直接提供服务。如果服务的平等性被认为是必不可少的话，国家组织活动是一种切合实际的供给方式。（2）国家为社会政策建立特别机构，使之为社会政策提供基本的框架。这些机构通常有法律限定的组织领域和活动范围，在这种情况下，机构之间不存在针对顾客或活动领域的竞争。这些的机构通常按照职业界限来划定。（3）国家强制公民操心自己的福利，并可能补贴付款，但把组织的机构留给市场。
2、社会政策的经济学分析
2.1一般均衡、帕累托有效与福利经济学定理[2]
讨论社会政策计划的效果，必须提及比较的标准，否则，不可能阐述一项计划的引入以及它的实施范围是否有利于或者减少福利。
前面已提过，人与人之间的收入再分配是社会政策一个重要的目标，经济学家的任务是发现如何用最低成本实现这些目标，以及这样的政策的效果是什么。但其它社会政策计划怎样呢？用保险防止不测事件和确保个人自身的再分配？人们能自我照料吗？社会政策对市场经济是一个有意的、必要的补充。为了理解这种背景下社会政策，我们需要探讨介入市场体制的运行。第一个问题是：商品和服务只通过市场分配给个人，这种经济的后果是什么？这是一般均衡理论所探讨的。有两个问题需要提及：（1）有均衡吗？均衡是价格的向量。（2）如果有，这样的均衡从社会想望的意义上讲，是件好事吗？有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对社会政策特别有意义，在一些情况下，自愿合约不被社会接受，不被法院受理，如卖身为奴。在什么情况下，认识均衡在特殊意义下是件好事，这就需要引入“帕累托效率”概念。
帕累托有效分配不必是一种值得想望的分配，它可以是一种极端不平等的分配。关于“帕累托效率”，一般均衡理论的有一个强有力的定理：在某种经济状态下，市场均衡是帕累托有效。我们从一般市场均衡理论导出福利经济学的两个定理。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不可能使某人改善而不损害他人。第二定理：在稍加严格的条件下，通过再分配资财可以实现每一个合理的帕累托有效分配，而把其它的分配叫交给竞争的市场。第二个定理能用于社会政策的背景吗？这有一个很大的益处，因为这样，国家可以把它的活动限定在再分配。这个命题的基本内涵是政府征税，以资助特殊群体。不幸的是，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在大多数情况下，征税和转移支付产生大量的分配效应，因此，没有任何分配效应的再分配是不切实可行的选择。
2.2不确定性分析
冯纽曼-摩根斯坦（NM）效用函数：经济学中分析不确定性问题，最重要的一个概念是预期效用函数或者叫冯纽曼-摩根斯坦（NM）效用函数。NM效用函数不是处理不确定性问题唯一的效用概念，但却是一个最重要的概念。从数学上讲，NM效用函数的优越之出在于他容易操作，并且经过适当修正，均衡分析（包括福利经济学定理）的基本结果有效。不确定性对于社会政策具有重要意义，即使在帕累托意义上不存在外部性，一些人在不确定性得到解决后，情况变得相当糟糕——一些人可能失去工作能力，得病，或者寿命超过他们的预期和他们积累的财富资源，解决这样问题的一种方法是保险。不测事件有关的涉及社会政策的基本问题是：为什么可以通过市场来保险来防备有些不测事件的发生，而对其他一些不测事件，则不存在市场保险，必须由社会政策来补充？
是否存在与不确定性相联系的特定的市场失灵？从帕累托意义上讲，保险市场有效运行的条件是什么？均衡有效的条件有两个（1）事件的独立性，（2）不存在信息不对称，与不对称信息相联系，导致非帕累托最优均衡的两个问题：一是逆向选择（事前机会主义），另一个是道德风险（事后机会主义）。这些都是研究社会政策经济学的重要概念。
2.3.制定社会政策的经济原因
首先是风险分离与保险金供给不足。在不同的保险计划中，风险分离不被社会想望，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规范方面的原因：为什么具有不同风险的人要支付不同的保险费？二是如果出现信息不对称，风险分离可能导致保险金供给不足。避免风险分离的一个办法是建立社会保险。当社会保险建立后，它不可与以能够分离风险的保险公司为竞争对手。因为保险公司会拿走风险很小的保险对象，而把风险很大的保险对象留给社会保险。这并不是说就没有竞争，但风险分离必须被抑制，抑制的办法是，强制保险公司为申请人提供一份合约。另一个办法是，竞争的社会保险机构之间横向补贴，即拥有风险很小的保险对象的社会保险机构必须给拥有风险很大的保险对象的社会保险机构提供补贴。一种风险，由于它产生恶劣后果的概率很高，市场保险公司不愿为它保险，而社会保险机构可以为它保险。社会保险是在一种制度安排内保险和再分配收入的设置。
第二个方面是经典的市场失灵观点，即信息不对称。由于信息不对称，市场分配的结局是非帕累托有效，从这个意义上讲，出现市场失灵。这可以不是社会政策一个重要的问题，因为它是没有被覆盖的风险很小的保险对象。然而，如果抑制个人所属的群体产生成本，可以看到，在这种情况下，高风险群体被约束在市场中，那就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了。[3]
2.4 社会政策的效应
不管社会政策的意图是什么，我们必须考虑社会政策所产生的经济效应。有时候，这种考虑会被拒绝，因为一些人认为社会政策颁布的目的是应当将经济考虑置于一边。但社会政策经济学探讨的是：经济学家要做的事情不是讨论一项社会政策计划是否应当实施，而是分析社会政策应当怎样实施，并有收效，即以最小的成本达到社会政策的想望的效果。
社会政策计划有两种类型的效应：一是A型分配效应（allocative effects），二是D型分配效应(distributive effects)。这两种分配的意思几乎一样。之所以做出区分，是为了分析两种不同的问题：A型分配问题是分析社会政策计划怎样影响资源的使用，即在引入养老金制度后，总的储蓄是更高了还是更低了，以及劳动供给由此受到怎样的影响。自由地享用健康服务如何影响社会政策计划的供给，这是总的福利问题，不考虑在不同人群之间如何分配。对D型分配后果的分析是探讨既定的福利总量如何被分配。它探询的是谁受惠和谁支付的问题。尽管在许多情况下，这两个问题不可能被明确地区分，但为了分析的方便，必须做出区分。
2.4.1 A型分配效应（Allocative effects）：A型分配效应最重要的原因是通过实施社会政策计划，相对价格改变。价格变化是因为某种商品或活动变的便宜了，以及资助计划需要缴纳保险费改变其它商品或活动的相对价格。为了了解税收或收益如何通过改变相对价格影响经济活动，我们可以使用标准的微观经济学分析工具。在家庭户理论和公司理论中，有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之分（具体分析略）。这些A型分配效应是目前许多国家社会政策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在社会政策背景下讨论的最重要的A型分配效应包括：（1）劳动力需求和劳动力供给（如养老金计划、失业保险、贫困减少等）。（2）储蓄和消费（如养老金计划、健康保险等）。（3）使用免费和（或）补贴价格供给的商品和服务（如健康服务、住房补贴、贫困减少等）。
2.4.2 D型分配效应。分析一项社会政策计划的收入分配的效应时，我们必须对下列问题做出判断和假设：
（1）、比较分配的标准是什么？我们是使用“历史上既定的分配”还是使用“理论上解释性的分配”作为标准呢？一个现存的制度的D型分配效应的理论分析，使用理论标准更可取，不应把这条标准看成规范标准——一个公平的分配或非常不公平的分配，而是在具体假设下的奏效的分配。经济学可以分析一项社会政策计划产生什么样的变化。
（2）、计算再分配的使用什么样的计量单位？一方面使用以个人、家庭户或家庭为计量单位的数据，会使研究的结果产生差异；另一方面的问题是数据的可得性。在一些国家，关于家庭户的收入数据很难得到。
（3）、再分配或保险？我们不能从理论上区分一项社会政策计划是提供保险好还是再分配收入好。有时候，把再分配计划看作保险是一个有用的方法。因此，当探询一项计划的垂直再分配的问题时，我们把收入流看作是既定的；而当探询一项计划的水平再分配的问题时，我们把某些特征看成是既定的（如家庭规模、发生疾病的概率等等）。
（4）、缴费和补助金的归属，即：谁得到补助金，谁缴费？社会政策法规只从形式上规定谁必须纳税和缴费，谁接受补助金，而不决定谁实际承担税收负担和谁实际得到补助金。 “税收归属”探讨这些问题。
（5）、应用研究，使用解释性的案例，还是使用真实数据，哪个更好？在大多数研究中，研究者更喜欢用实际数据，但研究社会政策时，使用实际数据会出现问题的。这些问题是由于在终生框架和在同批人之间的再分配中，分析收入再分配出现的。首先，研究者会需要几十年个人化的数据，这样的数据很难得到，因为缺乏对过去几十年数据的系统处理，另外，还因为被分析的制度设置存在的时间不够长。其次，在使用经验数据的时候，研究者可能混淆社会政策计划的效应和结构变迁的效应。例如，分析垂直再分配，研究者需要生命周期过程的收入数据，但由于不同的时间环境，收入发生变化了。由于经济增长，对于特定的同批人来说，收入增加对分析一项社会政策计划的垂直再分配是无关紧要的。 3、应用分析
在这部分，我们重点介绍社会健康保险政策和养老金政策。
3.1社会健康保险政策
3.1.1研究卫生健康政策的两种方法
在研究卫生健康政策的文献中，通常有两种方法：一是精选的假设方法，另一个是社会政策方法。精选的假设方法把健康看作一种资本储存，这种资本存量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下降，并增加健康支出。以这种方法为基础进行的研究所使用的工具是那些标准的微观经济学理论。社会政策方法是建立在这样一种假设上：就卫生健康问题来说，只有在技术的可得到的情况下，才有特殊服务需求在卫生健康与其它商品消费之间没有多少替代的可能性，这种方法不探究卫生健康效用，但是探究卫生健康服务的效用，不考虑卫生健康服务消费与其它商品之间的选择。这种方法是大多数涉及卫生健康的社会政策立法的基础。这两种方法只有在事实的和规范的假设下才切合实际。精选的假设方法假定关于自己的卫生健康服务消费，人们能够并且应当做出决策。社会政策方法则拒绝这种观点，并假定哪有疾病，那里就有服务。我们可以把这两种方法与事前和事后的观点联系起来：经济方法采用事前的观点，它考虑预期效用；而社会政策方法关心实际结果，采用事后的观点。每种方法都不全面，因为一种方法忽视的重要方面往往被另一种方法包含。概括地说，精选的假设方法忽视了需求问题，而社会政策方法没有考虑提供卫生健康服务的经济问题。
3.1.2公共健康保险的目标：规范方面的问题
（1）贫困。让一些收入太低买不起保险的人能够得到健康服务。（2）维护人口健康。一项成功的政策不仅减少疾病发生率，还要提高健康水平，这是一种定位于输出型的目标。还有一种定位于输入型的目标，即保证良好的健康服务的供给。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人口健康并不随着医生和医院床位数量的增加而提高。（3）社会健康政策要覆盖没有被商业保险的风险。（4）实行有利于家庭的再分配计划。（5）实行有利于高风险人群的再分配计划。
3.1.3 A型分配效应
社会健康政策具有A型分配效应，它影响一个国家经济资源的使用。我们要关注的问题是社会政策是否导致更高的效率或更低的效率。随着人均GDP的增加，人均健康支出也增加，健康支出成本增加的原因归结于（1）价格上涨。我们必须对价格上涨与质量提高做出区分，因此可以说，成本的增加不一定就是由价格上涨引起的。（2）政治和社会的因素。许多国家越来越多的人得到良好的卫生健康服务，部分归结于政治和社会因素，即越来越多的人享受服务、健康服务延伸到都市以外、过去被认为是偏离行为现在被看作是健康问题。（3）人口演变。人口参数的变化会影响健康支出：预期寿命增加和人口构成的变化。（4）技术进步。由于技术进步，许多医疗服务变得便宜了，但同时刺激新的医疗产品的研制，增加医学研究成本。
3.1.4D型分配效应
社会健康制度具有许多D型分配效应：人与人之间垂直的、水平的和代际的再分配，以及个人在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再分配。评价人与人之间的再分配的基础是公平保险。评价再分配的数量，必须假设收益和成本的归属。我们还必须进一步假定在社会健康政策体系中没有赤字或剩余。假设社会健康政策体系仅仅是一项以健康服务成本为标准的保险、别无其它，把分析D型再分配效应建立在这样的假设的基础上是明智的。健康支出还要考虑社会地位和教育等问题。
3.2养老金经济学
3.2.1养老金制度的理论基础：与基金制度比较，非基金制度的长处
要了解养老金制度的运行情况，我们很自然地假定人们追求效用最大化，即探讨最优的储蓄量是多少。为了方便起见，通常把养老金制度放在一个特殊的框架内，即迭代模型中来分析。假定把一个人的一生分为两个时期，每个时期有两代人，一个人在第一时期工作，在第二时期不工作、如果没有公共退休制度，只能消费储蓄金。再假定他只关心自己的消费，不打算留下遗产，进一步假定死亡的时间是确定的，那么:
max U(c1， c2)
c1是第一阶段的消费，c2是第二阶段的消费。如果没有公共养老金，他必须考虑以下限制：
c1= w-s
c2=s(1+r)
s为储蓄，r是利息率，结果是最优储蓄数量为s*。在封闭经济中累计的储蓄决定资本存量。
为了讨论公共养老金引入后的效应，需要区分非基金制和基金制。在基金制下，如果缴费比率不大于人们自愿选择的储蓄率，那么，限制不会改变（b：对养老金制度的缴费比率）。
c1= w(1-b)-s
c2=s(1+r)+bw(1+r)
如果义务储蓄挤出自愿储蓄，那么最优储蓄量s*(=s+bw)，。如果引入非基金制计划，并且缴费比率定为β、养老金为p，那么个人面临不同的限制，假定非基金养老金制度既没有赤字也没有剩余，β决定p，反之依亦然：
c1= w(1-β)-s
c2=p+s(1+r)
可以看到，如果两个时期消费的都是正常物品的话，∂s/∂p
通过引入非基金制确保所有几代人更多效用的另一个假设是：什么时候通过要素W，一代人与下一代产生捐赠，W相当于劳动生产率的增加。那么如何比较两种养老金制呢？如果缴款率不超过最优储蓄率，那么基金制养老金计划的引入不起什么作用。为了比较两中制度，我们需要比较两种收益率。假定缴款率b不变，如果（1+w+n）>1+r，或(w+n)>r，其中，w表示劳动生产率（W=1+ w），n表示人口增长率（N=1+ n），r表示收益率。那么PAYG制比基金制有更多的收益，因而更优。如果利息率低于人口增长率和生产率增长，那么引入PAYG制将确保帕累托改进。从长远来看，我们不得不假定利息率不比人口增长率和生产率增长低，这就是为什么非基金制通常不是帕累托改进的原因。概括地说，将PAYG制转为基金制通常不会产生帕累托改进。
3.2.2 A型效用：劳动力供给
大多数国家的有效退休年龄在下降，分析这个问题必须假定养老金制度不改变个人财富，即这种养老金是一种公平养老金。尤其是如果一个人提前退休回推后退休，财富不变。如果有公平养老金，是什么原因刺激在某个具体年龄退休？假定一个人的效用函数分为消费和闲暇两部分，U(ct) + V(lt) 。其中，ct表示消费，lt表示闲暇。他从t=0工作到N；储蓄率为s；缴款率为b。那么c+b+s=1。终身效用是（T为最大生命跨度，c为一年的消费）：
U(c)N+[(U(c)+v)(T-N)]= U(c)t+(T-N)v
人们最大化效用：
Max:TU(c)+(T-N)P
N， c
s. t. Tc≤N(1-b)+(T-N)P P:养老金
养老金制度是公平的，因此：
P=bN/(t-N)
预算限制减少到Tc≤N
如果没有遗产，他消费所有工作期间所挣，养老金不影响退休时间。如果有借贷限制，情况就不同了。如果贷款的利息率明显高于储蓄利率，那么养老金制度会影响退休决策。C*表示工作期间最优消费量，如果C*>1-b，他不能有最优的消费，因此他在工作期间的消费是1-b，。最优化问题变为（Cr表示退休期间的消费）：
max NU(1-b)+(T-N)[U( Cr)+v]
Cr， N
s. t. N(1-b)+(t-N) C*≤N
可以看到∂N/∂b
3.2.3 D型分配效用
没有养老金制度的D型分配效应的一般理论，养老金制度的D型分配效应完全取决于制度是如何被解释。许多养老金制度慎重地再分配收入，通常是低收入人群受益，但也有意外的再分配效应，主要是由于收入与生命预期的相互作用。与低收入人群相比，高收入人的预期寿命更高，因此由于生命预期的差异，有利于低收入人群的有计划的再分配通常被削弱。而且，比较不同养老金制度的再分配效应，必须考虑其他社会政策计划，如社会援助、健康服务等。
影响再分配总量的三个重要方面是：（1）性别。女性预期寿命长于男性，平等对待男女的公共养老金制度，收入再分配有利于女性。（2）收入。由于高收入人群预期寿命更长，公共养老金制度的收入再分配有利于高收入人群。（3）婚姻状况。大多数养老金制度支付幸存者养老金，主要接受者是女性，因为女性预期寿命比男性长。如果幸存者养老金制度根据经济状况调查结果确定补助，那么幸存者养老金制度的再分配有利于单身有工资收入的家庭户，如奥地利。
3.2.4人口变迁与同批人之间的再分配
预期寿命的增加和总和生育率的下降减少劳动人口，这两种人口学要素的变化对养老金制度产生的影响有：（1）从绝对数和占GDP上讲，加重养老金负担。（2）为了保持养老金制度收支平衡，必须增加缴款比率。（3）缴纳的保险费的收益率显著下降。（4）不同的同批人之间的再分配规模发生变化。 4、评论
罗斯那先生的研究成果至少给我们这么几个印象：
第一、多学科交叉研究问题。罗斯那先生不仅使用了微观经济学的概念和方法作为分析社会政策的原因和效果的基础，还在分析过程中，涉及了政治科学方面的问题，将经济学与政治学巧妙地结合起来。另外，将人口学的变量（如预期寿命、生育率、人口增长、抚养比等概念）纳入到分析中来。当然，这在西方学者中并不希奇，但对于我们研究社会政策来说，仍然是富有启发性的。我们国内的有些学者一般比较熟悉或习惯于局限于自己的研究领域，很少或甚至不太愿意关注去他学科的研究成果，但在研究中如果需要运用相关学科知识的时候，知识结构不合理的缺陷就暴露出来。常常是研究经济学的不熟悉社会学，研究人口学的不熟悉经济学和社会学。错用、误用其他学科概念、理论和方法的现象时常发生。单一的知识结构是远远不能社会政策研究的，社会政策研究需要大量的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人口学、统计学等学科甚至是自然科学的知识背景，不仅如此，还需要在研究中把这些知识综合起来，作到融会贯通，只有这样，社会政策研究的根基才会厚实。从我们阅读的大量的西方经济学、社会学、人口学等社会科学的文献来看，多学科的交叉研究已经成为学术研究和政府政策研究的一种趋势，我们需要补课并迎头赶上。
第二、社会政策的理论基础。经济学有新古典主义、后凯恩斯主义、制度经济学和经济学等学派，大多数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体现了新古典学派的思想，罗斯那先生的社会政策经济学也不例外，很自然地让人想到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贝克尔的研究[4]。但不管怎样，罗斯那先生为我们研究和制定社会政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他提示我们社会政策不仅仅是对社会问题简单的描述和提出解决的办法，社会政策更是一门学问，需要有理论基础。广泛地说，在经济学内部，不仅新古典主义，其他学派同样能够为社会政策提供理论基础，其他学科的理论如社会学理论、政治学理论等也是如此。我们国内的有些学者做社会政策研究，习惯于就某种社会问题和现象提出问题、进行就事论事的分析，不太注意基础理论的阐释，使得政策建议显得单薄、空泛，缺乏说服力，往往是一项社会政策研究学术论文不象学术论文，政府工作报告不象政府工作报告。象中国这样一个国情复杂的国家，一种社会问题涉及许多方面，更有必要采用多种学科的理论、从不同的角度对社会政策的原因进行阐述，并在研究中总结出一套有效的理论。
第三、社会政策的研究范围。一般来讲，社会政策应当有其研究的范围，不能将其外延泛化。罗斯那先生总结了发达国家的经验，将社会政策限定在五个方面，并指出这种限定不是基于任何理论界限，而是基于需要限定和大多数国家现存的制度安排。对这种限定可能会有争论，但我们认为这种限定具有一定合理性。我们需要做的是，根据我们国家的社会结构和制度安排，中国社会政策的范围和研究领域，在外延是否需要扩大或缩小，在内涵上是否需要增加或减少，值得进一步探讨。时下，学术界和政府界关注的农村养老保险和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以及计划生育政策等等，他们与社会政策的关系如何，都需要深入研究。
第四、社会政策的效应。罗斯那先生区分了社会政策两中不同的效应，我们的理解是，A型分配效应主要从物的或者说是资源总量方面反映社会政策的效应，D型分配效应则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的这种划分为我们评价社会政策的实施效果提供了新的范式。他启示我们进一步分析：除了这两种经济学的效应，是否还有其他效应呢？比如，社会政策的政治学效应是什么、社会学的效应是什么，这些都需要我们发挥空间思维能力，认真思考。罗斯那先生的两中划分对于我们建立和实施一种崭新的社会政策评价体系和评价的手段也是很有意义的，而且评价体系和评价手段也应当是多样化的。如果一项社会政策研究有理论基础，恰当的方法，细致的实证分析和可行的评价体系，那是再好不过了。
第五、社会政策的适用性。罗斯那先生明确指出，他的社会政策经济学的研究是针对发达国家的，对于东亚国家和穷国几乎没有涉及。西方发达国家实行的是资本主义制度，市场化程度、城市化水平比我们高得多，由于是一元化的社会结构，他们的社会政策主要针对城市人口的，他们没有也不会涉及农村人口。而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城乡差别仍就很大，二元结构还要持续很多年，我们的社会政策显然与西方国家既有相同的地方，更多是存在很大差异。通常我们做社会政策研究时，对城市和农村问题是分别论述的。所以，我们必须考虑西方社会政策经济学在中国的适用性。我们借鉴西方研究的最新成果，但决不能盲目地追随，盲目的追随会使我们失去方向。我们借鉴要善于从社会政策经济学中体会其活跃的思想火花和开放的学术精神。我们研究和制定一项社会政策时需要考虑中国的历史传统、政治体系和社会结构，发现有关社会政策的制度结构的信息，从中发展出中国的社会政策经济学。
参考文献
[1]Rosner，Peter G.. The Economics of Social Policy[M]，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 Cheltenham，UK·Northampton，MA，USA， 2003. 1-21.
[2]Myles， Gareth D. Public economics.[M] 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1995.10.
社会网络与关系嵌入说是新经济社会学的主要代表性学说。它们假定，个体的经济社会行动是嵌入在人际关系网络之中的，人们正是通过对关系资本的建构与利用达至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目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各种社会关系与社会网络是屈从于个体理性的，关系人其实是理性人，关系嵌入本质上是一种弱嵌入，它并未否定经济理性的客观事实。在新经济社会学领域，格兰诺维特的探索最具代表性，其方法论关系主义原则的立论基础是在被其称之为“低度社会化”和“过度社会化”两种视角间展开的。格氏指出，社会学家将个体的经济行为视为一种社会化和制度化的过程，个人行为屈从于共有的价值与规范系统，受到文化与价值观念的支配。这是一种过度社会化的观念，持这一主张的典型代表人物是帕森斯。格氏反对帕森斯的社会学传统，“十分贬抑对符号、价值、规范以及文化等等的学术关怀”。他试图“帕森斯所强调的模糊的社会系统概念，而将个人行动理论及如何链接他人行动的方式置于新理论的核心位置”，这个核心便是关系网络，它使个人行为和总体的社会形态的链接成为可能。与过度社会化相反，新古典经济学在认识人的经济行为时，将人视为理性个体，个人行为独立于社会关系之外，人类的一切文化与制度行为均可从理性个体的自利动机中得以理解，这便是“低度社会化”观点。该观点假定，生产、分配与消费行为完全不受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影响。格氏指出，无论是低度社会化还是过度社会化假定，都将社会性孤立的行动者作为行动与决定的中心，没有处理好社会网络与社会行动的关系。因此，对人类经济行为的分析应当尽量避免过度与低度社会化的孤立问题。行动者有目的的行动实际上是嵌入在真实的、正在运作的社会关系系统之中的，社会网络通过多种形式和途径影响着人们的经济行为。而嵌入性的基本内涵是：“经济行动和经济绩效以及所有社会行动和社会绩效，都受到行动者动态的社会关系和全面的关系网络结构的影响。”［1］格氏以职业流动为例，比较了社会学和经济学在分析个体经济行为上的差异。他指出，这两个学科在看待劳动力市场中行动者的跳槽行为时，都坚持方法论个体主义原则，从个人行为及其动机入手，来分析求职者通过何种手段来达致跳槽和转业的目的。不同之处是，社会学强调个人的求职流动嵌入于社会关系之中，受到社会网络的限制，而经济学则坚持社会孤立性假说，认为个人的经济行为可以脱离于社会关系网络的限制，强调是受雇者的个人倾向、经济动机、人力资本、升迁机会等因素决定了其跳槽或转行。格氏认为，经济学的解释不符合真实情况，个人的职业生涯及工作流动是嵌入在社会关系中的，一个人的求职及跳槽经历取决于他认识的人的数目及在工作中同这些人的关系状况。同样，经济学中的隐形契约、有效工资论将劳工行为视为一种社会孤立，将员工和雇主视为陌生人，将他们的关系从社会组织网络中抽离出来，忽视了两者之间可能存在的熟识关系。在企业中，通常情况是，那些靠着关系获得职位的人已建立了工作上的非正式关系，这种关系促进了双方之间的信任。从社会学视角看，职位升迁的决定与行动嵌入在非正式的交换网络中。格氏关于关系人与职业生涯的经验研究是其方法论关系主义原则最具代表性的尝试，被视为新经济社会学的第一个范例，体现了他将个体经济行为与网络关系、微观层次与宏观层次加以链接的理论野心。他力求解答的基本问题是：人际关系如何建立和维系，如何利用这种关系传递信息、关系人如何从网络中获得信息，这种关系是强的还是弱的，其本质是什么。基本观点是：人际关系在求职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个人高度依赖其现存的个人关系特别是由弱关系构成的关系链来获取求职信息。个人关系是寻找工作的主要方法。大多数被访者指出，更好的工作是通过弱关系即工作关系和其他关系找到的。在个人求职经历中，弱关系往往比强关系更有效。弱关系比强关系更有利于信息传递，对个体的经济行动更为有利。强关系是群体内部的纽带，组成者之间的相似度高，他们之间的信息的重复性也高，通过强关系传播的信息更可能限制在较小范围内；而弱关系是群体间的纽带，其中的信息传播由于经过较长的社会距离，能使信息流行起来，弱关系充当了信息传递的桥梁。在群体关系中，弱关系更能扩大自身的关系网络，连接不同群体的成员，从而能获得更多的求职机会并找到更好的工作。弱关系的引入建立了一座链接微观至宏观、个人经验与社会结构的桥梁，形成了一条解释个人经济行为的因果链条。
二、社会资本理论中的形式主义传统
以普特南、林南等为代表的社会资本理论，强调将关系视为一种结构性社会资源，当作一种能为行动者带来价值增值的新型资本形态。这种资本嵌入在社会关系、社群组织、社会群体、权威关系之中。与新古典经济学中的人力资本相比，社会资本突出个体行动与社会关系的链接，强调社会关系对个体行动的意义。与格兰诺维特等为代表的嵌入性关系相比，社会资本理论更明确地将人情关系作为一种能够带来价值增值的社会资源凸现出来，彰显了行动者的主体性与目的性。社会资本理论从个人及其行动出发，探讨行动者如何利用各种社会资源来实现自身利益。这些学者认定，在社会行动中，行动者是理性人，其行动的目的是在确保“资源损失最小化”的基础上，谋求“收益最大化”。林南是社会资本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以个人及其理性选择为出发点，在个人行动和社会结构互动的基础上，试图回答：行动者为了在工具性行动中获得回报，如何在社会关系中投资，如何获取和使用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资源。林南指出，社会资本是“行动者在行动中获取和使用的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资源。”它是在关系中获得并能带来更好回报的资本形态，包含两个重要组成部分即嵌入在社会关系而不是个人中的资源、这些资源的获取和使用取决于行动者。同人力资本一样，社会资本是行动者提高目的性行动成功的可能性的投资。不同之处是，人力资本是通过教育培训等方式对个人能力的投资，而社会资本则是在社会关系中的投资，通过社会关系可以使用和借取其他行动者的资源。林南的社会资本概念包含了三个基本含义：社会资本植根于社会关系之中，不能离开社会关系谈论社会资本；社会资本是可以增值的资源；社会资本不仅是嵌入在社会关系中的资源，而且是人们为了获取各种效益的投资行动。［2］行动、社会关系和资源构成了社会资本的基本结构要素。首先，资源及其利用是社会资本理论的核心。一般而言，行动者即个体或由个体组成的集体都会采取行动维持和获得有价值资源，促进自我利益。维持和获得有价值资源是行动的两个主要动机，而且维持资源比获得资源更重要。其次，这些有价值的资源是嵌入在等级制结构和网络结构之中的。资源的嵌入性与社会位置、权威关系、互动规则和位置占据者等结构要素相关，它们形成了一个密切相连的连续体，共同对行动者动用社会网络资源产生影响。第三，行动是社会资本得以运转的动因。行动者建立和维持社会资本、加强社会互动的目的在于从行动中获得益处并增进其福利。行动者通过行动直接或间接地从社会关系网络中获得社会资源。林南更关注目的性行动对行动者的意义，因为这种行动指导着社会互动。为评价互动在社会行动中的意义，林南将行动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分为“同质互动”与“异质互动”［3］45－46。前者以拥有相似资源的两个行动者之间的关系为特征，揭示了情感、互动与共享资源的三角关系，这些资源包括财富、声望、权力和生活方式等。行动者之间的共鸣与共同关心促进了同质互动。异质互动表述的是拥有不同资源的两个行动者之间的关系。与同质互动相比，异质互动要求付出更多努力。行动者参与异质互动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回报，这意味着要超越自己的社会圈子，需要高代价的互惠承诺并向搭桥人提供资源。最终，林南的社会资本理论关注的是：“嵌入在个体的社会网络中的资源，以及如何获取和使用这些资源使个体获益。”［3］54资源是投资活动的对象，关系网络是投资活动的场所，而个体及其行动则是投资者及其活动。林楠认为，社会资本包含了三个过程：社会资本中的投资、对社会资本的获取和动员、社会资本的回报。社会关系包含了宏观的结构位置和中观的网络位置。行动者依靠行动和社会互动同嵌入在关系网络中的资源连接在一起，通过动员社会资本，使其实现资本化的转化，最终为其带来资源的增益与回报。林南沿着微观———中观———宏观自下而上的分析路径，从微观的个体有目的的社会行动开始，逐渐上升至社会网络和社会结构层面。微观层面上，社会资本是行动者在工具性行动中用来获取嵌入性资源的实际联系。中观网络层次上，强调的是个体如何获取嵌入在集体中的资源。宏观层次上，强调的是工具性或表达所具有的结构意义，并受到结构性位置的限制。
三、新经济社会学的范式反思
新经济社会学始终将关系或社会网络视为个体经济行动的重要资源看待，从个体行动的关系论立场出发，力图超越政治经济学对人类经济行为的认知局限，拓展人类经济社会行动研究的新视野。新经济社会学试图将行动者的微观行动与宏观的社会结构链接起来，以弥合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之间的鸿沟。它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超越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对于人类经济行为的认知？要回答这个问题，有必要从理论硬核、知识论、价值论和方法论等层面对新经济社会学进行范式反思，并在这种范式反思的基础上，培养我们的“范式自觉”意识，进而推进中国经济社会学的发展。我们将再次以新经济社会学的主要开拓者格兰诺维特的理论观点为典型范例，来说明这门分支学科在认知人类经济社会关系时所陷入的范式困境。之所以选择格兰诺维特作为典范，是因为其经济社会思想在新经济社会学范式中最具代表性。甚至可以说，认清了格兰诺维特思想的误区，也就在一定程度上认清了新经济社会学面临的范式困境。格兰诺维特试图从关系主义方法论视角，展开对个体经济行为的研究，其理论抱负是超越“低度社会化”与“过度社会化”视角，建立经济行为分析的“第三种”研究思路。然而，格氏对上述两种视角的处理存在简单化倾向，甚至为了论述其关系主义的合理性，故意歪曲经济学与社会学的一些基本理论观点。如他将斯密视为低度社会化的主要代表。但斯密在谈到个体的经济行为时，强调了经济行为的道德与社会基础。同样，格氏在认识帕森斯的观点时，同样也存在着简单化和片面化倾向。在帕森斯思想中既包含着个人自主的社会基础，又包含着社会秩序的多元基础，行动既是个体的，又是社会的。帕森斯的理论是在与各种理论传统，特别是在同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传统进行激烈对话的基础上形成的，他一直未放弃整合两者的努力。帕氏一方面强调集体规范对个体的渗透，一方面又突出个体自发意志的意义，认为规范的相互渗透作用是由两个个体分享共同符号并使之内化的过程造成的。帕森斯认为，就像离散的个体是一种不可能发生的社会事实一样，无序的社会行动也是不可能发生的。符号的相互渗透意味着，个体之间必然会存在着某种确定的秩序要素。个人行动受内化于其中的规范制约，服从于个人意愿的调整。
格氏在对帕森斯的思想进行批判时，并未认真对待帕森斯的理论精神，他对过度社会化问题的解释十分草率。格氏所说的关系嵌入本质上是一种形式嵌入，从未否定方法论个体主义中关于理性个体、经济理性与市场自主性的假定。他关于经济行为的嵌入性分析强调的是行动者如何利用各种关系来实现自身的行动目的，关系是为个体理性行动服务的。在他笔下，求职者是自由人，是能够为了达致经济目的而建立、维系和利用关系的经济理性人。不论是强关系还是弱关系，均为个人的经济需要与目的而存在。因此，如果说新古典经济学说中的理性人、经济理性、市场自主性等要素，构成了市场经济的“硬核”。格氏所修正的，其实仅是市场“硬核”之外的保护带，没有从根本上动摇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根基。格氏在个体行动的基础上，引入了社会网络变量，并探讨了社会网络如何影响经济行动、社会结构如何产生经济绩效等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补充和修正了形式经济学的一些假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贝尔特认为，格氏的嵌入性思想与其说是对经济学的批判，不如说是对经济学的补充，他似乎在提醒经济家，在考虑经济行动时，应当关注社会网络。他的理论并未没有提出一种目的性与策略性行动的理论，仅仅补充了经济行为分析的某些变量。［5］斯威德伯格也指出，“网络分析方法并没有形成一个关于到底何谓市场的完整理论，而是构建了一个探索社会关系的一般性方法。人们为什么从事交换活动，市场在何种情况下被建立等，都没有被包含在这一理论当中。”［6］Krippner指出，格氏试图超越原子化个人的假设，但却陷入了经济学设定的模型中，将经济从社会中分离出来了。嵌入性观念假定，市场世界可以脱离社会而存在。但即便从理想类型看，市场也不可能不受时空限制，它本身就是一种典型的社会制度，反映了一种复杂的政治、文化和思想的炼金术。因此，以格氏为首的网路理论家尽管清晰地验证了市场，但社会内容却从社会结构中蒸馏了。他指出，格氏试图在低度社会化与过渡社会化之间寻求一条认识经济行为的中间道路，但却坚持将经济与社会的本质分割开。这个问题在经济社会学领域产生了一种悖论现象：研究者既可以放弃市场领域而研究社会领域中的经济过程；也可以将市场视为一个自治的理论实体来研究，而清除所有社会因素。因此，嵌入性概念对提升市场社会学的理论化水平贡献甚微。［7］倪志伟等指出，虽然格氏为经济生活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但他对人际关系和网络结构本质的片面认知限制了经济社会学的分析视角，无法解释与经济相关的国家、法律、规则、契约、产权等制度，也无从解释维系交易的各种组织制度和与社会规范相关的各种非正式制度。如果缺乏制度性因素的考虑，这种网络嵌入的观点在解释力度上就会受到限制。格氏试图为个人行动建构一种社会基础，但他对网络与制度之间关系的理解是肤浅的。在倪志伟等看来，个体的关系网络除了正在进行的社会互动外什么也不是。这些网络牵涉到动态的社会过程，而不是静态的社会结构。格氏的嵌入说缺乏对行动机制的阐释，这种机制可以解释为什么经济行动者有时候为了获取经济利益而脱离持续的网路。
最后，格氏忽视了经济形式的多样性，忽视了文化因素和社会因素对经济行为的影响。虽然他也提及社会因素，但它基本上等同于社会网，显然简化了社会这一概念的丰富内涵。对此，格兰诺维特曾进行了认真检讨和反思，他指出，社会网络分析犯了两个致命错误：一是将很多精力放在追求网络分析的细枝末节和因果性分析上，却对社会理论面对的重大社会问题缺乏敏感性，忽视了经济关系中的文化、政治以及制度框架的重要性。实际上，社会网络不可能独立于社会建构和权力结构之外，经济行为是嵌入于特定的政治、文化和历史脉络之中的；二是，嵌入性理论未能有效分析较大的文化及政治力量如何影响个人的行动与网络。格氏的理论认知局限表明，新经济社会学的关系主义方法论本质上是沿着个体主义的思路展开的，其理论分析的基本单位是理性个体，没有实现对形式主义经济学的超越和替代，而且缺乏对重大问题的理论关怀。关系人本质上是理性人，是为追逐私利而利用关系的人。社会关系一旦建立，似乎便成为了一种客观的、静态的网络结构，一种可以用数理方法进行演绎推理、按照因果逻辑加以认识的资源。正如塞勒尼等指出，嵌入性观点将社会结构萎缩成关于网络的“方法论个人主义”，所有这些智识上的选择，都包含了对理性选择理论和新古典经济学的含蓄让步。在有限理性的假定下，模仿是理性的，网络是被理性个体操纵的资源，而嵌入性不过是在理性选择旁边加了个括号，亦即假设所有其他的东西都是平的。因此，格氏所主张的嵌入性观念不仅忽视了阶级的差异，而且忽视了社会转型和社会变迁的历史意义，收缩了经济社会行动的时空范围。
但实际上，建立在人际互动基础上的社会关系本质上具有理性与情感、工具性与表达性、历史性与共时性、流动性与易变性等特征，受到特定的文化传统与社会制度的限定，更难加以量化和客观化。因此，关系所能提供的仅仅是对纷繁的日常生活的一种可能的分析方法。［10］总之，新经济社会学明确以方法论关系主义为取向，来弥合方法论个体论与整体论、低度社会化与过度社会化之间的内在张力。关系存在于个体与社会、个人与集体、经济与社会之间，是开启个体与社会、行动与结构之张力的中间路径。然而，通过分析发现，这些学者主张的关系、网络和社会资本，本质是建立在微观基础上的人际互动产物，是经济人为谋求私欲而与他人互动的结果，是一种工具理性关系。当这些学者将关系视为一种客观结构、一种资源和资本时，表明这种分析理路已经陷入形式分析所追求的强调客观性、普遍性和一般性的思维困境之中。依照新经济社会学的理解，关系本身是一种客观性资源，这种资源能超越时空限制，无论在什么样的社会制度中，其发挥作用的机制都是一样的。所不同的仅是其表现形式而已，即在有的社会中发挥作用的是弱关系、而在其他社会中可能是强关系。在新经济社会学的理论表述中，关系成为了理性行动者谋求自身利益而启动的社会资源，是嵌入在经济社会行动之中的资本形式。因此，新经济社会学非但未否认经济理性与经济交往的客观事实，反而赋予了这种理性更丰富的现实基础，如关系理性、社会资本等。它强调的嵌入性，更确切的表述方式是：关系是嵌入在经济社会行动之中的，是理性行动者实现个人私欲的工具。这种嵌入性观点未从根本上动摇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基础。
四、实现中国经济社会学研究的“范式自觉”
以社会资本、经济社会行动和关系网络为关注对象的新经济社会学，已沦为了“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女仆”。该学科几乎不加质疑地将形式主义作为其学科基础，去探究人们之间的经济社会关系。从格兰诺维特开创的社会网络理论到以普特南、林南等为代表的社会资本理论，这些学者一以贯之的主线，便是将个人主义的价值承诺和方法论个体主义原则蕴涵于其理论分析之中，从个体理性与行为出发，展开对人类经济行为与社会关系的探讨。他们坚持以个人利益和关系理性为中心的分析取向，认为个人的经济行为是一种指向他人、并在社会互动中谋求利益的社会行为。新经济社会学并未从根本上修正、颠覆和取代政治经济学的知识传统。在对个体经济社会行为进行分析时，这些学者自觉或不自觉地陷入政治经济学的学术理路，沦为了其附庸和陪衬。新经济社会学研究范式并非是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其本身是存在认知局限的。这种局限既反映了西方理论范式本身的认识论困境，也为中国本土经济社会学的重建提供了新的历史契机。面对新经济社会学理论传统，我们一定要清晰认识到这种理论的知识论、价值论、方法论背景和各种理论之间承前启后的关系，弄清这些理论传统的社会文化与制度语境，把握理论的适应性、时间性与空间性问题。中国经济社会学的发展既要吸收和借鉴西方的知识体系，注重与西方学者进行对话。尤为重要的是，我们应当立足本土实践，直接面对中国的经验世界，深刻理解中国经济社会关系的本质内涵，重视自身的理论知识传统的积累，熟悉本土社会理论的知识传承与延续关系，而不是对西方理论亦步亦趋，去创造一些完全脱离本土经验、没有现实基础的新概念。只有这样，中国经济社会学才可能突破西方的理论边界，并最终从知识论、价值论、方法论和理论硬核等层面实现自身学科的复兴与重建。要实现这种复兴与重建，当前最为紧迫之事，乃是我们应当具备一种“范式自觉”的素养。
1.人力资本理论不能作为社会主义体育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人力资本理论是西方体育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我们不能不加分析地把这一理论引进社会主义体育经济学，更不能把它作为社会主义体育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对这一理论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吸取其中合理的因素，摒弃其中非科学的成分，对于建立体育经济学是十分必要的。
按照西奥多舒尔茨等西方经济学家解释，人力资本是“以较大的工艺、知识等形态体现于一个人身上而不是体现于一台机器之上的资本，人力资本是通过人力投资，主要是用于教育、卫生保健、体育等支出的费用形成的；也就是说，人力资本是为提高人的能力进行投资而形成的资本，是对人的知识、技能、健康等过去投资的现行价值。人力资本不仅表现于劳动力的数量，而且表现于劳动力的质量，包括劳动者的工作能力、技术水平、知识积累量、劳动熟练程度、身体素质等。舒尔茨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国民经济的增长，只有20%是由于物质资本投资的结果，其余80%是由于教育与科学技术的作用，即来自人力资本投资的结果。他以此为根据强调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有很大作用：当代高收入国家的财富是由什么构成的？主要是人的能力。他认为形成人力资本的教育、卫生保健等投资能给社会和个人带来经济上的利益，所以这些投资应视为生产性投资。他高度评价人力资本的作用，主张重视人力投资，并提出了一套人力资本收益的计算方法。西方的体育经济学正是以这种人力资本理论为基础的。
人力资本理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及其矛盾发展的产物。人力资本理论竭力鼓吹人力资本的作用，主张由政府和劳动者增加人力投资，负担大大增长了的劳动力培养费用。西方经济学提出的人力资本理论是出于资产阶级自身利益的需要，但也作一些切合实际的研究；因此，其内容中也有一些科学成分可供我们借鉴和参考。例如，关于重视人力投资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的观点；关于教育、卫生保健等投资是生产性投资的观点；关于强调重视提高人的素质，提高劳动力质量的观点；关于教育政策是一国经济发展政策重要组成部分的观点；关于重视人力投资经济效益的观点。这些观点对于发展我国经济和实现现代化目标是有参考价值的。
人力资本理论尽管有其合理的成分，但它是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一部分，许多内容与政治经济学存在着严重冲突，而政治经济学是我们建立社会主义体育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例如，人力资本理论认为，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一样都可以产生一定的收入，都是利润的源泉，抹煞劳动创造价值，否认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雇佣工人的劳动创造剩余价值的事实，把工资说成是为劳动者付出的“教育成本’带来的合理后果，是其‘教育成本”的收益。经典理论认为，资本主义工资是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是工人创造的价值的一部分，并不是工人创造的全部价值，其中并不包括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现在，工资被说成是“教育成本”的收益，而不再视为工人创造的价值的一部分。既然工人创造的价值都作为‘教育成本的收益”而被工人获得，那么资本家哪里还有剥削呢？可见，人力资本理论是一种掩盖资本主义剥削实质，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理论。
由此可见，在建立社会主义体育经济学时，应当借鉴和吸取人力资本理论中科学的、有用的成分，这是因为我国的国情不同，社会制度不同，也是由人力资本理论的阶级本质所决定的。
2.准确界定体育产业内涵是制定体育产业政策的重要前提
关于体育产业的定义及内涵目前在学术界和体育部门中对此理解很不一致。学者们对体育产业概念的讨论不但不妨碍发展体育产业的新举措的出台，而且有助于深化对体育产业的认识，有利于体育产业的发展。
欧美学者认为，“体育产业是以满足消费者和其他行业对体育需求的生产经营和社会服务等部门的总和，其领域涵盖一切与体育运动有关的生产经营活动”。目前体育部门的相关领导和部分学者将我国的体育产业分成三大类别：第一为体育主体产业，指发挥体育自身的经济功能和价值的体育经营活动内容，如体育竞赛表演、训练、健身娱乐、咨询、培训等方面的经营；第二是为体育活动提供服务的体育相关产业，如体育器械、体育服装等体育用品的生产经营等；第三类是体育部门开展的旨在补助体育事业发展的其他各类产业经营活动。按照对体育产业的这一界定去研究和制定产业政策，容易产生以下几个问题：第一，“体育相关产业”和体育部门办的“第三产业”究竟包括哪些？边界十分模糊，有人说除了运动服装、运动器材夕卜，还包括运动营养食品、体育书籍报刊、体育场馆建设、体育广告等。至于体育系统为创收而兴办的第三产业更是种类繁多。可见，如此定义的“体育产业’是一个跨多种经济部门、多种产业的大杂烩，内容十分庞杂。面对这样一个“大杂烩”，怎么能制定出一个有效的“体育产业政策”呢？第二，运动服装属于服装业，体育器材属于文化用品工业，运动食品饮料属食品工业，体育报刊、书籍属新闻出版业，体育场馆建设属建筑业。作为国务院主管体育工作的部门，有职责和权利为这些部门研究和制定产业政策吗？第三，制定产业政策不是一项简单的工作。产业政策是指一个国家的政府根据产业发展规律的客观要求，综合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以及必要的行政手段，调整产业组织结构、产业结构、产业分布结构，以实现社会资源的最优配置，推动产业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的政策体系。作为主管体育工作的行政部门，显然无力承担也不应该承担制定跨部门，跨行业的“体育产业”政策。
出现这些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上述对体育产业包涵内容的界定，违背了经济学关于产业的原理和产业分类的原则，把体育产业界定为一个不切实际的横跨多种产业的超级产业。这种“大而全”的产业结构的缺陷，主要表现在主体产业发展不够大，没有形成支柱性优势。体育产业的支柱产业应该定位于竞赛表演业、健身娱乐业和无形资产开发经营业，这三大支柱性本体产业有巨大的市场潜力，但目前规模有限，其市场运作也不够规范。另外体育产业的缺陷还表现在有缺位的本体产业市场，如体育劳务市场和体育技术市场，虽然目前也存在一些交换交易，但真正意义上的体育劳务市场和体育技术市场并未形成，少有的一些市场行为，如运动员转会也不够十分规范。由于对体育产业的概念和构成范围在国内学术界存在明显的分歧，徐本力对此进行了调查研究，结果表明：将上述三类产业简单地组合在一起，统称为“体育产业’的观点，支持率仅为47.4%，而反对率却为526%；将发挥体育自身功能，为全社会提供服务性、非实物性形态的体育本体产业才是真正的体育产业的观点获得543%的支持率；专家们普遍认为，作为体育产业的一个重要条件是它必须是体育部门经营管理或由体育事业牵动的产业。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体育产业的定义如下：体育产业是以体育运动自身生产和提供财富的产业；是以生产、提供和运动直接相关的财富和服务为工作内容的产业”。体育产业是一个以健身娱乐市场、竞赛表演市场、体育无形资产市场和体育人才市场、体育咨询市场为本体的市场。重点应该是加快引导健身娱乐市场的扩张，把健身娱乐、竞赛表演两类市场作为龙头，体育部门根据体育市场发展的现状，当务之急是要加快高层次的立法，建立健全体育市场管理的相关法规。首先建立体育市场服务标准是体育市场依法管理的前提；同时建立公平、公正、公开的市场经营秩序；在此基础上健全相关的配套法规，形成体育市场运行的游戏规则，使体育产业和体育市场的发展真正有法可依。
3.体育无形资产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是薄弱环节
体育无形资产是指不具备实物形态但能为体育部门和体育组织使用，具有使用价值并带来经济效益的资产和资源。体育无形资产是体育产业经营和开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广泛及合理地开发体育无形资产，用好和管理好无形资产，关键是制定科学的政策，这对于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近几年来，体育无形资产的开发和经营主要为以下几个方面：1）体育比赛、活动和体育组织冠名权的开发；2）体育比赛、组织的标志、专利以及使用权的开发；3）体育赛事转播权的转让；4）体育组织和运动员名誉肖像权的投资经营和广告活动。
3.1 体育无形资产的特点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体育无形资产具备提供体育服务和体育劳务的必需条件，体育无形资产的供求关系受市场经济规律的调节。体育无形资产的作用在于可以促进体育服务的实现，产生经济效益。体育无形资产价值可以用货币计量，这是因为进入市场的体育无形资产属于可交易的商品，而商品的价值就是通过货币数量来表现的。体育无形资产的形成具有不确定性，供给的有限性，占有和使用上的时效性，因此体育无形资产是一种稀缺的体育经济资源。
3.2 体育无形资产的种类
体育无形资产是相对于有形资产而言的，是指没有实物形态的资产或者经济资源。体育无形资产可以分为4类。第一类为知识产权，主要包括专利权、商标权、冠名权、体育品牌、体育倶乐部名称和体育团队标志等；第二类为技术秘密，指体育经营活动中使用的、未公开的且未申请专利的知识和技巧。它包括各种体育技术资料、图纸、数据、体育训练规范、方法和作业流程、体育营养配方、体育食品制作方法等；第三类为经营秘密，指体育部门或企业所掌握，不为公众所知晓的信息和资料，能为拥有者在同行业的竞争中取得优势地位，带来的收益能超过本行业一般收益水平；第四类为特许经营权，一种是由政府或国际体育组织授于特许经营权，另一种是由企业授予的特许经营权，包括体育项目经营权、体育场地使用权、体育运动空间和区域管辖权及使用权等。应该特别指出的是运动技战术和管理、训练方法和手段是重要且易被忽视的体育无形资产。体育运动技术是一种特别重要的体育无形资产，这种特殊的体育资源的获得要有大量的经济性或非经济性投入。因此运动员的转会的实质就是运动技术这种稀缺的体育经济资源的交易，是运动技术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转移，而不应该被认为是体育人力资本的经营。在我国，优秀运动员都是由国家出资培养而成的，因此在无形资产的产权问题上与国外运动员不同，既有运动员个人的成分，又有国家的成分。因此在运动员无形资产的经营过程中，既要合理合法地保护国有和集体的权益，又要合理合法地保护个人权益。
4.结束语
一、社会学角度影响价格的因素分析
社会学方面，影响价格的主要因素是社会网络的制约。社会网络制约价格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通过市场规模影响价格。当产品达到一定的市场规模后，市场规模逐渐会形成市场网络，从而影响市场价格。比如，市场规模较大的产品往往在销量和品牌上占据优势，价格是对外公开且恒定的，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产品的价格，避免销售者设定欺诈性价格。二是可以制止欺诈性定价。著名的经济社会学创始人格兰诺维特认为，社会网络一般通过终止未来交易制约欺诈性定价。从社会学角度分析，格兰诺维特的理论很好理解，即第一个购买者被欺诈后会通过社会关系传播，形成阻止被第二次欺诈的朋友圈，并不断扩大，防止商人长期欺诈消费者。这在当前信息网络共享时代，该特征表现的非常突出。三是关系影响。主要可以从嵌入关系和距离关系两方面分析，前者对产品价格有着副作用，主要是指人与人之间信息共享，从而使后来者按照前一个的交易价格进行交易，大大减少了交易成本；后者则是市场关系，主要通过市场已经公开的信息了解价格。一般来讲，两种关系是同时存在的，尤其是在当前移动互联网高速发展的年代。综上所述，社会网络的形成能够有效制约商品价格，保证公平公正的等价交换。
二、经济学角度的价格与社会学的关系
（一）价格来源于社会学
从社会建构角度来看，价格是社会建构的产物。首先，价格的形成和体系与社会统治阶级具有密切的关系。虽然当前市场经济中，政府介入的越来越少，但从历史渊源来看，权力始终是决定价格的一项重要因素。著名的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马克斯•韦伯曾经说过：“价格体系是人与人斗争的产物，是利益争斗中的计算工具。”的确，在当前世界经济秩序中可以看出，政府往往会通过补贴来压低商品价格，或者通过直接通过市场手段影响价格，这也是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另一个角度分析，在一个企业的内容，商品价格的定价也是由企业权力层决定，比如商品的质量和价格定位等等，都是考虑的主要因素。其次，价格的定价体系是社会资源动员的结果。众所周知，商品的定价由市场决定，而市场则是由人组成的，是社会资源的一部分，因此，社会资源动员可以直接决定一项商品的定价。比如，对于某品牌的手机，在刚刚上市时往往通过电视、网络等媒体进行大量宣传，从而形成社会效应，形成自己的社会资源。当然有很多人都会认为商品的定价是在社会资源形成之前，但忽视了商品的价格直接影响着社会资源的形成，小米手机销售模式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再比如一个较为极端的例子，在我国电力、水、天然气等群众生活不可或缺的产品则是一个恒定的价格，但通过社会资源的动员，通过听证等方式可以对价格进行调整，从而满足需求。另外，各地的出租车罢工事件也是社会资源动员直接影响价格的范例。再者，社会竞争影响价格。良性的社会竞争可以促进社会进步，恶性的社会竞争可以给人类的日常生活带来灾难。在市场中，商品的生产者不仅仅只有一家，否则是垄断，市场经济是不允许的。而就是因为这样，投资者再聚集一定社会资本后，就会利用银行、中介或媒体等社会资源与其他竞争对手进行抗衡，而抗衡的基础则是商品的价格。社会竞争有利于制约价格定位，保护好消费者的权益。此外，社会竞争的另一个表现就是投机泡沫，商品的价值在市场中早已定位，但通过投资者的投机取巧可以将某商品企业的社会价值估值超过合理范围，从而形成泡沫，导致有人获利、有人亏损。
（二）价格作用于社会学
什么是价格？从商品交换开始，用物品A衡量另一个物品B则可称为以A物品为基数的价格。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更加密切，商品交换越来越多，从而产生由社会稀有物品金、银、铜等构成的中间交换媒介，并又发展成由国家意志力掌控和保障的纸币替代物。简单来讲，价格是用来判断一个商品的价值的。由于衡量商品价格需要由市场因素决定，也会导致真实价格与公布价格的区分，前者是指商品制造花费的人力、物力以及其在市场中的价值体现，后者则受销售者意志力控制，结合销售市场确定的价格。我们作为消费者一般得到的都是公布价格，但无法根据自己的判断去衡量价格，从而要求我们消费者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如何理解价格的含义？最好的选择是选择历史文物或艺术家的艺术品进行解释。对于一般人而讲，历史文物和艺术品的价值非常昂贵，但懂得欣赏的人会愿意拿更多的钱抬高价格，不懂的人则不会赋予其很高的价格。从经济学理论方面分析，艺术品的价格体现出了艺术价值，历史文物的价格则是对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了解价值的体现。因此，在每一件古董或艺术品价格的背后，价格还能体现收藏者的社会地位和身份，促进社会部分商人成为历史和艺术的保护者，这也是价格在社会学中的作用。
三、结束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