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9-18 17:2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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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学科对话，冲突
引言
我们正处于一个非常需要学科对话的时代，然而人为因素导致学科之间彼此分隔甚至于冲突乃至歧视，这种学科间的互动关系往往造成两败俱伤而非双赢。立于经济学此岸，因而对与其关系极为密切的社会学彼岸充满好奇，期望到达彼岸而不是隔岸观花。本文主要探讨经济学与社会学三次重要对话。
第一次对话：从“学科一统、不分你我”到“我中有你、你中有我”
经济学与社会学尚未独立之前并不存在沟通问题，当时呈“学科一统、不分你我”之势，此后分别从统一体中分化出来并开始了长达近200多年的冲突—对话—冲突—新一轮对话。实际上，从两者的源头就开始了学科冲突。现代经济学开山祖师亚当•斯密，其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即《国富论》，1776年）成为现代经济学源头，社会学开山祖师奥古斯特•孔德的代表著作《实证哲学教程》（第四卷，1839年）要晚63年，尽管这一段时间也曾有过一些沟通，但更多的是冲突。
当第一次工业革命席卷西方世界时，人们看到的现代工业具有六个特点：
（1）工业建筑在科学的劳动组织上并以获得最大效益为目的，而不是按照习俗进行组织；（2）由于科学组织劳动人类得以大量开发资源；（3）工业生产要求在工厂和城镇集结大量工人；（4）职工与雇主、无产者与企业主或资本家之间潜在或公开的对立开始显现；（5）财富由于劳动的科学性而不断增加，生产过剩危机日益增多，物质丰富的同时伴随着贫困；（6）与劳动组织工业化和科学化相联系的经济制度表现为自由贸易和商人追逐利润。1
奥古斯特•孔德紧紧抓住第一、二、三个特点，认为工业是科学的劳动组织，然后才是财富不断增加和工人在工厂集结。他指责自由经济学派过高估计贸易或竞争机制在财富增加中的效力，同时还指责自由经济学家为形而上学者。自由经济学派则紧紧抓住第六个特点，认为自由贸易和经济调节的竞争手段是经济进步的决定性原因；斯密从经济人的假定出发导出放任的自由市场制度，指出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自由地调节着，使得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神奇般达到了统一。马克思则以第四、五两个特点为基础创建资本主义理论并对其作出历史性阐释。这些分歧导致社会学家对经济学家持敌视态度，尤其在法国的大学里。
在熊彼特和韦伯时代出现了一次大转机，经济学与社会学有了一次对话，他们分别使用“经济社会学”和“社会经济学”之名，熊彼特使用“经济社会学”旨在说明经济分析的“基础学科”，他认为有四门：经济史、统计学与统计方法、经济理论和经济社会学，他所认为的“经济社会学”与后来的新制度经济学类似；韦伯使用“社会经济学”，并非从经济学角度研究社会问题，而是与当时德国的历史背景有关。19世纪末，英美等国“政治经济学”被“经济学”取代，而德国更多的使用“社会经济学”一词，韦伯是大力推广者，因此才有这一门分支。同为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的韦伯不仅在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研究方面取得成就，而且成为从社会学角度研究经济和社会问题的典范。概而言之，熊彼特和韦伯完成了经济学与社会学的第一次对话。在此阶段，形成了“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格局，用熊彼特的话说，“无论经济学家或社会学家，他们走不多远就会互相踩着脚跟”。
第二次对话：从“你在里头、我在外头”到“你在这头、我在那头”
在帕森斯时代，社会学由于帕森斯的贡献而如日中天，他本人及其学生斯梅尔瑟实现了经济学与社会学的第二次对话。然而此前经济学在当时的主流经济学家们看来已然尽善尽美。在19世纪50年代，经济学者开始了其“经济学帝国主义”的扩张行动，既有“社会经济学”的研究，又有“经济学的社会学化”，大大拓展了经济学疆土；社会学的研究空间却非常狭小，原因在于世纪之交两门学科对大学位置的竞争，结果社会学惨遭失败，并被迫与经济学家达成协议：社会学者必须满足于经济研究以外的剩余领域，如婚姻、家庭、犯罪等，故社会学有“剩余科学”之称2。帕森斯不满于当时社会学学科地位之现状，开始涉足所谓的，于1932年著有《经济学与社会学：马歇尔同时代思想的关系》，1956年与及其学生斯梅尔瑟合著了《经济与社会》一书，试图用其结构功能理论框架分析经济问题，后斯梅尔瑟又于1964年发表了《经济生活社会学》一书，详细分析了社会学对经济问题研究的各方面贡献。第二次对话并没有引起主流经济学的认可，其原因主要在于帕森斯等构建的社会大系统仅把经济作为一个子系统，令主流经济学家们大为光火，并认为帕森斯及其社会学是在进行“社会学帝国主义”扩张。相互之间的学科扩张行为导致都企图包容对方，形成“你在里头、我在外头”之格局，但结果却是渐行渐远，冲突日甚，形成“你在这头、我在那头”的态势。
第三次对话：经济学的“社会学化”和社会学的“经济学化”
后帕森斯时代，现代西方经济学有两大发展趋势：其一为经济学的数量化趋势，其二为经济学的“社会学化”趋势。1969年首届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经济计量学奠基人拉格纳•弗里希，是学术界肯定经济学数量化趋势的标志；1974年瑞典人冈纳•缪尔达尔荣获第六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则是学术界肯定经济学“社会学化”趋势的重要标志，后者是“新制度学派”创始人，提出经济学者分析一国的经济发展过程时不宜将该国的历史源流、政治文化与意识形态、经济结构与活动水平、社会阶层与社会组织等各项非经济因素视为孤立变数，而应将彼此相互依存的关系列入考虑之后再行研究才有意义；他还提出“社会过程理论”，认为经济关系变化与发展过程是社会关系变化与发展过程的一部分，是科技进步及其诱发的文化、社会与经济等因素所共同孕育而成的。另一位1992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贝克尔则突破传统经济学的局限性，将经济分析从物质产品延伸到非物质产品，并发表了家庭经济与人类行为分析的研究成果。此后社会学者不再沉默，开始将触角伸入经济学领域，如1970年代中期，美国哈里森•怀特首先尝试用社会学观点解释市场，认为市场是社会网且首先是社会关系，“社会网是经济交易的基础”；他关于角色结构的市场分析是一种开拓性的社会学研究。3诸如此类的经济学与社会学的交叉融合不胜枚举，可见两门学科的新一轮对话已然开始并将深入持续。我们有理由相信，经济学与社会学可以也必须对话，因为“不同学科的不同学术观点之间的自由竞争，能够形成有效的矫正机制，完全有助于学科的进步。”4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塔•森曾指出，经济学未来的发展方向要“融合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甚至是文学和文化研究，更不用说哲学方面显现出来的经验是非常重要的。这不是为跨学科研究辩护，那是（注：指非跨学科研究）是一种机械的研究。我非常喜欢在每个学科内部进行的学科训练。”5如有可能，相关领域的研究者理应作这方面的努力。主要参考文献
[1][法]雷蒙•阿隆著，葛智强等译，社会学主要思潮，华夏出版社
[2]朱国宏，经济学与社会学的对话：意义及其可能性，复旦学报社科版1999/05
[3]宋林飞，经济社会学研究的最新发展，社会学2000/05
这里的“欠发展”是发展不够或发展滞后的意思，不同于“欠发达”，欠发达是不够发达，但含有发达的成分，而“欠发展”是一个更普遍而沉重的现实。这里的“区域”更多是指县域或县域毗邻区，因此，“欠发展区域”的定义是指发展不够或发展滞后的县域或县域毗邻区，即一个以上的欠发展县或欠发展地区，是以发展地区作为参照物。“欠发展”区域教育的不适应主要表现在：
1.区域教育的方向性偏离
在欠发展区域，基础教育是教育的主体。由于基础教育的特征是应试教育，忽视职业技能培养，严格与高考对接，为高等教育输送人才，也几乎是在为城市培养人才，城市有更强的吸引力，回流的比例较低，教育对区域社会经济的贡献率很低。二元的社会经济结构导致了二元的教育与人才结构，欠发展地区人才严重流失，而人才流失制约了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观念的落后与经济发展的滞后形成了贫困的恶性循环。
2.区域教育结构和教育体系的严重缺失
目前区域教育体系基本以基础教育为主，区域发展所需的职业技能教育发展很慢，而且很不规范。职教的目标也是为了劳务输出，为地区培养技能型劳动者；农民科普与素质教育几乎被荒废；区域党政决策者及各层次干部的管理与决策教育没有列入区域教育体系，而他们担负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决策，决策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于继续教育的程度与有效性；企业家队伍和企业家精神是影响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但是企业家的培养与教育完全被忽视，依赖土生土长。应按科学发展观和建设学习型社会的要求，以区域发展为目标，建立完整的区域教育结构和教育体系，特别重视决策者教育、企业家教育、职业教育和农民科普教育。
3.二元社会经济结构和二元教育投资结构
二元社会经济结构导致了二元的教育投资结构。目前，国民收入分配的格局不利于农村和农民。为什么农村的义务教育问题长期解决不好？其根源就在于现有的义务教育经费分配格局严重不利于农民和农村。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调查，现在农村的义务教育经费中央只负担2%，省地两级负担11%，县级负担9%，78%的经费要由乡镇这一级来负担。既然是实行义务教育，就应该是城乡一体的，都应该由国家来承担，或主要由省级财政来承担，不能往下压。国家每年的卫生经费支出是几千个亿，但是85%给城市，只有15%给农村。这种文教卫生的二元投资结构，严重地制约了教育的发展，区域的财力只能勉强支撑基础教育的发展，根本无力发展区域所需的教育，无法完善区域教育体系。
二、
教育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是科学发展的根本要求。科学发展观就是“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推进各项事业的改革和发展。科学发展观虽然没有直接提及教育与区域社会经济的协调问题，但是已经隐含或涵盖了这一点，这是区域内部第二层次的协调问题。区域协调发展就是区域社会与经济的协调发展，在这一层次的协调中，教育作为一个重要角色，不仅影响区域经济的发展，也影响区域社会发展，还影响区域社会与经济的协调发展。教育影响观念的形成和转变，影响人力资源的形成，从而影响区域的制度变迁。实践证明，教育发达和适应的地方，相应地是社会和经济较发达；相反，社会经济欠发展的区域，凸显教育的落后与不协调，并严重制约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教育与区域社会经济不协调的问题，已经成为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但并没有引起区域的足够认识。目前，区域教育结构和教育体系已经不能适应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不能适应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必须按科学发展观的要求，重新定义区域教育的发展方向、结构和体系。区域教育的首要目标是促进和服务区域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
三、欠发展区域教育与社会经济发展协调的措施
1.调整教育方向
从区域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高度，重新认识教育的功能与作用，把握区域教育发展的方向，教育的结构、质量和数量必须满足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以区域的发展为依归和出发点。
2.完善教育的结构与体系
按学习型社会和学习型组织的要求，逐步完善区域教育的结构和体系，以基础教育为重点发展，完善各层次教育，尤其是决策者教育和企业家培养。在为城市和发展地区培养人才的同时，立足区域，培养人才。
3.改变二元教育投资结构
在改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的同时，按“多予少取放活”要求加大对区域教育的投资，有效改变二元的教育投资结构。
4.建立区域人力资源战略与规划
人力资源是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第一资源，区域党政应建立这一共识，从区域长远发展出发，建立区域人力资源战略与规划，在经济改善的同时，改善人才就业环境，逐步留住本地人才和吸引城市人才、企业家和投资者。
5.改革区域教育体制
把教育看作是区域发展的重要工作，加强党和政府对教育工作的重视；致力于改善区域教育体制，提高教育的效率、质量与活力。促进教育的多元化、市场化，充分引进市场竞争机制，激化教育的活力。
6.引入社会资本，扩大教育的投入
完全靠中央政府来办好区域教育是不现实的，只能在充分挖掘现有投入渠道潜力的同时，使教育投入结构多元化。其中，重要的是要引入社会资本，而要完成社会资本与区域教育的多元化，就必须改革办学体制和产权制度，促进办学模式的多元化。
四、结论
教育如果适应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教育形成的人力资本将促进经济增长，并使其它发展目标得以实现，否则，将导致人力资本投资浪费，阻碍整个发展过程的展开；教育也将对收入分配和消除贫困产生影响。应改善教育内部结构和二元教育投资结构，使教育更好地服务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大力发展区域所需的职业教育和农民业余科普教育，培养学习型社会的氛围。通过产业发展，改善就业环境，引进发展所需人才，抑制人才流失，遏制落后与人才流失的恶性循环。政府应从区域发展的战略高度重新认识教育与人力资本。
1.1数据类型和来源社会经济统计数据（废污水排放量）来自海河流域涉及的张家口、廊坊、保定等25个地级市以及北京、天津两个直辖市1985-2009年统计年鉴，其中人口数据包括总人口、非农业人口，宏观经济数据包括GDP、三次产业产值，废污水排放量包括生活污水、工业废水排放量。土地利用类型数据由海河流域1985年、2005年遥感影像解译获得，土地利用分类参照《土地利用现状分类》（GB/T21010-2007），并根据实际需要进行必要调整，将流域土地类型划分为林地、草地、农田等11类。水文、水质数据由海河水利委员会提供，包含88个站点2005年逐月监测的CODMn、NH3-N、TN、TP、Pb、Hg等水质指标。监测站点分布于海河流九大水系，覆盖了海河流域主要河流，具置见图1。
1.2数据处理方法
1.2.1经济和人口变化表征将流域范围内所有县级行政单位统计数据加和得到流域人口和经济，分析人口及经济变化趋势。将各区县工业产值及城市用地比例导入ARCGIS9.3，结合区县面积，计算工业产值密度和城市用地密度，分析流域范围工业生产强度及城市用地空间分布特征和演变过程。
1.2.2土地利用动态度计算在ARCGIS9.3支持下，对流域土地利用矢量文件进行分析。通过土地类型所占比例确定流域土地类型结构，采用单一土地利用类型动态度模型（王秀兰等，1999）分析1980年至2005年土地类型数量变化。模型计算如式。式中，K为研究时段内某一土地利用类型动态度；Ua、Ub研究初期和研究末期某一种土地利用类型的数量。
1.2.3水资源利用强度计算水资源利用强度表征土地类型变化对流域水环境影响。水资源利用强度计算如式。式中，P为某一土地利用类型水资源利用强度，∑Qi为该土地类型所有水资源利用量之和，S为土地类型面积。
1.2.4统计分析方法对流域主要城市废污水排放量变化和经济人口增长进行相关分析，明确经济和人口增长流域水环境影响；基于主成分及多元回归统计方法，综合分析经济社会指标对河流水体污染物影响程度。由于河流监测断面水质状况是上游范围内社会经济活动累计作用结果（Shoemaker，1994），水质数据需要同累计社会经济指标对应。同时，上游不同区域对监测断面影响因监测点距离扩大而减弱，采用（Kingetal.，2005）距离权重求和方法计算监测断面对应的累计社会经济指标。
2结果与讨论(ResultsandDiscussion)
2.1人口和经济产值与废污水排放规模海河流域经济产值和人口数量都有明显增长，二、三产业增长速度明显高于第一产业，非农业人口增长明显快于农业人口增长（图2）。1985～2007年，第一产业产值由204亿元增长到2565亿元，第二产业产值由478亿元增长到1.55万亿元，第三产产值由246亿元增长到1.51万亿元。流域三次产业结构显著变化，二、三产业年均增长率明显高于第一产业，第一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比例逐渐缩小。1994年到2007年，第一产业所占比例由21%下降到9%，第二产业维持在46%左右，第三产业由32%增长到45%。流域非农业人口由1985年的1890万增长到2007年的4620万，非农业人口由1985年的6270万增长到2007年的8400万。从变化趋势上看，农业人口在20世纪80年代末出现大规模增长，但90年代中期农业人口进入平台期；非农业人口一直呈现增长趋势，增长速度明显高于农业人口。流域工业产值密度发生了很大变化，近二十年来工业生产强度大幅提高，工业生产聚集区明显增加（图3）。1988年流域工业生产活动主要集中在京津地区，其中北京工业产值密度最高，最高6万元km-2左右，其它地区处于相对较低水平。2005年流域主要工业区域已经由京津地区扩大到京津唐地区，该区域工业产值最高达到14万元km-2，且北京、天津及唐山形成大规模工业聚集区。另外，河北石家庄和山东聊城-德州区域出现小规模工业聚集区，其中石家庄地区工业产值密度最高超过10万元km-2，聊城-德州最高达到7万元km-2。总体上，流域工业生产强度呈现出明显增强趋势。水排放量由1985年的3.3亿t增加到2007年的23.9亿t，城市生活污水排放量由1985年的8.3亿t增加到2007年的25.9亿t。流域工业产值及人口数量与废污水排放规模具有明显关联性（图4C，D）。北京、天津、石家庄和唐山工业产值较高，其工业废水排放量也显著高于其它城市，工业废水排放量与工业产值之间相关性显著（p<0.01），复相关系数超过50%（R2=0.51）。生活污水排放量与非农业人口数量之间相关性更加显著（p<0.001），复相关系数高达97%。流域工业发展和人口扩张造成废污水排放量增加，已经成为河流水质恶化的直接驱动力。
2.2土地利用变化与河流水资源利用随着人口快速扩张和经济的高速发展，流域城市用地明显扩张。流域土地利用动态度（表1）显示，1980年至2005年，林地、草地和农田变化不大，荒漠面积有一定比例减少；城市用地和农村聚落分别增长85%和19%；湿地面积变化不大，但不同类型湿地变化明显，其中沼泽和河湖滩地减少12%，近海湿地和内陆水体分别增加121%和12%。主要水系土地利用变化程度存在较大差异，城市用地在北三河水系增长比例最高，其次为永定河水系及大清河水系；农村聚落增长主要分布在子牙河和黑龙港运东水系，增长比例超过30%；近海湿地大清河水系增长7倍，黑龙港运东水系增长79%，而滦河及徒骇马颊河水系均呈现出减少态势；黑龙港运东、海河干流及大清河水系河湖滩地较大比例减少，其它水系变化幅度不大；盐田在大清河水系增加10倍以上，而其它水系变化相对较小。城市扩张是流域土地利用变化最显著特征，近几十年来流域城市用地规模扩大，城市群数量显著增加（图5）。1980年，城市用地主要集中在北京、天津和唐山地区，且城市核心相对孤立，其它地区城市用地仅零星分布，不成规模。2005年城市用地面积比例明显提高，以北京、天津和唐山为核心的城市群逐步形成，其中北京主城区城市用地比例50%以上，天津和唐山主城区城市用地比例在20%～50%；保定-石家庄、邯郸-安阳-焦作以及聊城-德州等地区都形成了小规模城市聚集区，城市用地扩张趋势明显。土地利用变化改变水资源利用方式，尤其是城市用地扩张造成流域水资源开发利强度加剧。2005年流域农村聚落总面积1.3万km2，用水量24.6亿m3，农田面积16万km2，城市用地面积7687km2。结合用水总量，流域农村聚落和农田水资源利用强度在17万m3km-2左右，城市用地水资源利用强度为116万m3km-2，是农田和农村聚落的6倍以上。农业用水代表第一产业用水情况，工业用水和城镇生活用水分别代表第二和第三产业用水情况。根据海河流域三次产业发展趋势，用水强度大的二、三产业规模不断扩张，流域水资源开发利用结构发生显著变化。尤其在城市用地高度集中的京津地区，城市用水的集聚效应非常显著。高强度水资源利用一方面造成河流径流量减少，同时形成大量废污水排放，造成河流污径比过高。流域平原河流平均污径比由1980年的0.25上升到2007年0.37，北京地区河流污径比甚至超过2。流域自然径流匮乏改变河流水文节律和水化学过程，降低河流自净缓冲能力，对河流水环境造成极大冲击。
2.3经济社会发展与河流水质统计关联流域影响河流水质因素分解为农村、城市和自然三个方面。表3为社会经济指标因子分析结果，提取有效因子3个，原始变量比例合计81.3%。根据因子荷载矩阵，因子1载荷主要分布在农业人口、第一产业产值、农业总产值、化肥施用量、农村聚落面积等指标，表征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因子变量2载荷组要分布在非农业人口、第二产业产值、第三产业产值、城市用地面积等指标上，表征流域城市化发展过程；因子变量3在林地面积、草地面积、河湖滩地面积等指标上载荷系数较高，表征自然属性强弱程度。城市化过程和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对河流水体污染物有显著影响。以三个因子变量因子得分（SPSS计算）作为自变量，水质数据作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4。复相关系数显示，水质指标回归结果均在p<0.01水平显著。从因子变量标准化回归系数看，CODMn与因子1显著正相关（p<0.01），氨氮、总氮与因子1和因子2均显著正相关（氨氮p<0.05，总氮p<0.01），总磷、汞和铅仅与因子2显著相关，铅显著水平（p<0.01）高于总磷和汞（p<0.01）。总体而言，因子1和因子2与污染物都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说明流域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城市化过程使得河流水体污染物浓度水平提高，是流域水环境质量恶化的主要驱动因素。
3结论(Conclusions)
[关键词] 和谐社会 经济发展 良性互动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物质财富极其丰富，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从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出发而提出的一项重大历史性任务。和谐社会，最核心的问题是人和社会以及人和自然的和谐。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最根本的目的是贯彻科学发展观，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而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又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一、问题的提出
当前我国的经济社会既处在高速发展的黄金时期，又处在一个各种矛盾开始凸显的转型时期。经过20多年的改革发展，我国经济建设取得显著成就，GDP总量增长了10倍，年平均发展速度为9.4％，成为世界上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综合国力大大增强，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但是由于我国的基本国情所决定，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人均GDP和收入水平尚有很大差距，现有经济发展能力与水平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还不相适应，社会上还存在因为经济原因导致的诸多不和谐现象。比如，卫生经费、教育经费、环境保护经费等支出太少的根本原因就是经济没有发展上去；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步伐加快，农村大量富余劳动力向非农领域转移，劳动就业压力越来越大；实现经济较快增长的同时，也消耗和浪费了大量能源资源，给环境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同时，社会上已经出现的一些不和谐的因素，如城乡、地区差距扩大、收入分配不均、违法征地、拆迁等，如果不立即加以重视和解决，将会影响到我国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最大阻力，甚至威胁着我国的改革稳定大局以及发展成果的取得和享有。因此，厘清经济发展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关系，建立二者的协调互动机制，对于我国来说是一件关系改革兴衰成败的头等大事。
二、经济发展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前提和基础
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表明，物质财富的匮乏以及因此导致的生活贫困，是造成社会发展不和谐的根本原因。反过来讲，一个物质财富极其贫乏的社会，我们很难奢望其是一个和谐相处的社会。正如马克思曾经指出的，生产力的这种发展之所以是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还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夺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要实现以人为本、协调发展、充满活力而又稳定有序的社会。社会的发展首先决定于经济的发展，经济的发展是推动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物质财富的生产和发展既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又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首要前提，物质基础来源于经济发展，离开经济发展，和谐社会就等于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从根本上取决于经济发展的总体进程。在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发展进程中，要防止因强调各方面的全面发展，而忽视了经济发展在社会发展中的基础地位。“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历史的发展规律，经济的和谐发展是构建和谐社会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因此，要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必须有坚实的物质基础。经济健康发展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只有经济全面、健康、持续的发展，才能使社会各方面协调发展，促进和谐社会构建。这也正是恩格斯所说的，未来社会主义社会首先就是要“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实的物质生活”。经济增长不仅奠定了和谐社会必要的物质基础，还提升人们的道德观念，这为和谐社会构建提供了社会基础。和谐社会的构建人人有责，取决于全体公民的自觉行动，每个公民都应自觉遵守国家宪法和法律，积极践行基本道德规范，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
要实现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协调发展，必须转换传统经济发展观念，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统筹兼顾地区、城乡、内外、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等五个方面，促进经济全面、持续发展。在主要政策上，必须认真实施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培养创新型科技人才。在此基础上，大力提高我国自主创新能力，要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首要推动力量，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作为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国家竞争力的中心环节。要大幅度提高我国的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水平，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力争用尽可能少的资源消耗，创造出尽可能多的社会增加值，来缓解和解决我国经济增长目标与资源环境条件严重不协调的问题。
三、和谐社会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
和谐社会必须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发展基础上，但不意味着社会和谐完全依赖于经济的发展。一些物质财富已经极为丰富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以及西亚石油输出国国内的混乱局面就是一个很好的反面典型例证。因此，诸如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自然就能够实现社会和谐,或者说必须等到足够发展时才能构建和谐社会等观点是完全没有科学依据的。经济发展只是为和谐创造条件,但不等于甚至不意味着社会和谐。对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我国来说，不仅要把和谐社会理解为追求的社会理想,而且要认识到它同时是经济发展的根本保证,我们要通过建立和谐的社会环境和经济机制推动经济发展。随着我国经济总量的增加，经济发展模式以及目标发生改变，从最大限度地增加供给转向更大程度地满足需求，这客观上要求实现各尽所能，各得其所的协调发展。
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取得较大发展，但是，诸如收入差距过大、城乡区域发展失衡、环境污染严重、就业难等问题严重威胁、制约着我国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所以,要想继续保持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协调发展,必须着手解决经济社会中的不和谐问题,想方设法协调各种社会矛盾,平衡利益关系,使社会绝大多数成员普遍地享受发展的成果,愉快地创造和生活,共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和谐社会包括社会关系的和谐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两个方面，因此，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有针对性地构建社会各个层面的和谐，努力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具体来说，在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必须大力促进城乡结构、区域结构、社会阶层结构、就业结构等方面的改革，协调各方利益，减少摩擦，增强社会凝聚力，以此推动经济建设更快更好发展，从而实现和谐社会与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
四、构建和谐社会与经济发展关系中必须注意的问题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速发展经济过程中，在综合平衡、协调各种矛盾同时，应重点解决当前矛盾最为突出、影响最大问题，具体讲，我们必须重点处理好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过去我们一直强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使得不少利益群体为了整体经济的发展，做出了牺牲或让步，但是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必须重新定位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十七大”做出了重大战略思想调整，即将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过渡到“效率、公平统筹兼顾”的阶段。可以说，这种调整是党和政府及时顺应经济社会的发展潮流，满足人民群众改革呼声的战略性举措，必将对我国的经济发展以及社会和谐产生重大积极影响。人的发展和人类福利才是目的，发展的最高价值标准就是公平与公正。因此，在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必须协调、处理好各种社会关系，公平、公正地对待各种合理的诉求，尤其要使弱势群体受到保护，并有机会享受更多的社会福利。
第二，缩小收入差距。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以人为本的社会,落脚点在于使全体人民共享社会进步成果。分配公平催人奋进,拼搏向上,分配不公则可能引起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针对当前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趋势，必须采取措施均衡利益分配。具体讲：首先,加大政府调节力度,以社会公平作为政策导向，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制定和贯彻各项方针政策的着眼点,正确兼顾社会不同群体人民的根本利益,加大政府调节再分配的政策力度,合理调整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尤其注意农村和城市弱势群体的利益,使他们能够分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其次,建立一个公平合理的社会保障体系网，加强立法保障,使社会保障制度法律化、规范化,让所有城乡居民都成为保障的对象,努力扩大社会保险的覆盖面,特别关注低收入群体、困难群体的生活和生产,使全体社会成员都能享受到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实惠。
第三，积极解决“三农”问题。由于受地域条件以及国家政策的影响，“三农”问题在我国一直较为突出，尤其是近年来，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部分处于城市边缘地带的郊区镇、村逐步被划入城市市区管理，农民变为市民，一些人正逐渐变为城市贫民，使得“三农”问题更趋复杂。我国的农民占人口的绝大部分，因此，农民的增收，农村的发展最终决定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成效，必须予以重视。笔者认为，对于当前因为城市扩张而引发的新型“三农”问题，解决的关键就在于正确认识发展与和谐社会的关系，实现社会和谐与发展的协调，在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基础上逐步推进城市化，适当控制城市化进程与规模，防止失地农民规模进一步扩大。而解决传统的“三农”是一个浩大的工程，目前实际情况决定了其不能一蹴而就，应对之综合分析，根据问题的轻重缓急分阶段采取措施予以缓解和解决，尤其要重视当前较为突出的农民工医疗保障问题、拖欠工资、农民工子女入学难等问题。
第四，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循环经济是一种大力倡导人与自然和谐的经济发展模式，发展循环经济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尽管过去我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但是经济增长方式是粗放型的，消耗了大量的自然资源，自然环境、自然生态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可以说，我国经济发展的成就相当部分是通过透支生态环境取得的，如不尽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缓解人与自然资源的紧张关系，经济的发展必定是有限度并要为之付出惨痛代价。因此，必须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的协调。实践中，各级政府要把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与要求，纳入到发展循环经济的战略规划中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统筹城乡区域协调发展；规范发展循环经济的政策体系、建立完善相关制度法规、评价指标以及技术措施等，最终建立一条生态环境不断得到改善,资源利用率显著提高,人与自然关系更加和谐的经济发展道路。
第五，转变政府职能。受传统全能型政府管理体制的影响，我国政府对经济社会干预过多，严重制约了社会、市场主体的创新性，抑制了改革发展的动力。当前，必须积极推进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加快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职能转变。政府在继续维护社会公平公正，提供公共服务和产品，满足人民群众需要的同时，加大对第三部门的培育力度，发挥各种社会组织的协调作用，实行有步骤的职能转移和职能委托，减少政府对市场机制、微观主体的直接干预，创造一个有利于各个市场主体平等竞争的环境。只有充分调动政府、社会组织以及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建立良好的沟通、协调机制，才能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加速经济发展的同时，减少和消除各种障碍，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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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顾光青:《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载于上海经济研究,2004.11
关键词：和谐社会；经济学
Abstract: Constructing harmonious society is the current focus of the society, this paper from the angle of economics analyzed harmonious society; from the deep presents put out the economic connotation of harmonious society and economic measures.
Key words: harmonious society; economics
中图分类号：F0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2095-2104（2012）04-00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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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和谐社会，就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协调发展的社会，也就是各种社会资源在地区之间、产业之间、部门之间进行合理有效配置，使生产力不断、可持续发展，所有社会成员公平分配、占有和享用社会财富的社会。和谐是市场经济的一种均衡状态，它要求在不损坏他人利益的前提下，按照价格机制来追逐自己利益的最大化。经济学的均衡却是一个动态的均衡，包括自由竞争均衡和垄断均衡。自由竞争均衡的形成是基于价格机制的作用（即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理论）使供求刚好相等，既没有短缺也没有过剩的状态。此时，消费者的效用和生产者的利润同时达到最大化，没有无谓损失，社会福利达到最优，从而实现个人和社会的和谐统一。但是，这种均衡是以市场为基础，价格规律为主导，以此实现以人（包括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最大化为归依。因此，和谐社会的经济学内涵应包括：
――和谐社会是资源优化配置的社会。社会资源是创造社会财富的基础。社会资源集中的地方，往往是社会财富增长最快的地方。从经济学角度分析，在相互竞争的需要之间配置资源，应将它的生产和消费单位组织得使社会能够得到最大数量的所需物品；在整体经济中使用资源，应在现行习惯、法律和制度的范围内，使资源得到最充分的利用。和谐社会应是各种资源在地区之间、产业之间和部门之间得到优化配置的社会。
――和谐社会是经济结构合理的社会。目前，影响中国经济结构变动的主要因素是资源短缺、城市化步伐加快和居民消费上升，还有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全球产业转移步伐的加快也将对中国经济增长和结构变化产生重要的影响。资源短缺和环保等可持续发展问题将是贯穿今后中国经济发展过程最重要的约束条件，其中尤以能源问题最为突出；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这一时期往往是居民消费结构变化最快，带动经济增长速度快速提升的重要时期。因此，通过技术进步突破资源约束瓶颈，通过城市化和消费结构升级带动产业发展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条件。
――和谐社会是公平而有效率的社会。社会公平就是社会的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和其他利益在全体社会成员之间合理而平等的分配，它意味着权利的平等、分配的合理、机会的均等和司法的公正。从社会分层的角度说，公平的规则包括社会阶层之间的相互开放和平等进入；各阶层应当得到有所差别且恰如其分的回报；各阶层之间应当保持一种互惠互利关系等。这样的社会公平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之一；是衡量社会进步的重要尺度；也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深厚基础。
――和谐社会是稳定有序的社会。社会的稳定应该是动态的稳定，和谐社会要正确处理激发社会活力与维护社会稳定的关系。一方面，我们要通过改革，激发社会各阶层的创造性活力，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另一方面，也要注意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在保持社会生机和活力的前提下谋求社会秩序的和谐稳定。此外，还必须高度重视和妥善解决改革中因利益调整引发的社会矛盾，避免体制转轨、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矛盾的激化。和谐社会又是稳定有序的社会，这种稳定有序主要表现在社会流动上，它既为人们提供更多的上升机会，又让人们的这种上升或下降都是持之有据的。
――和谐社会是制度科学合理的社会。从经济学角度分析，科学合理的制度分析方法包括：权力分析、利益分析、规范分析以及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分析等，而科学合理的价值判断标准则是生活质量。一切正统的经济学往往以国民生产总值的大小或增加的快慢作为判断标准。而国民生产总值只是一种经济价值，它只是各种社会价值中的一种。除了经济价值以外，价值还应包括社会的平等、生态的平衡、都市的整洁以及美、尊严、生活的乐趣等等。不能允许由于追求经济价值而牺牲了其他的价值，要考虑经济增长的代价。经济价值以外的其他价值，称为文化价值。如果把经济价值和文化价值综合起来用一个价值来表示，这个价值标准就是“生活质量”。构建和谐社会就是要通过一种制度的设计来提高社会福利水平，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
基于经济学研究，构建和谐社会应采取以下对策：
第一，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强化权力约束。政府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无可替代，问题是政府并非万能。即使在不同时期，政府的职能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但服从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政府职能必须有明确的定位，总的是要按照“小政府，大社会”的原则，减少过多的资源和所有权垄断，不再充当经济发展的第一推动力，主要是生产和提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所必需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包括建立秩序、规范行为、搞好保障、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垄断资源的利用和保护等。只要市场能做的，就要让市场去做。当市场失灵时，政府才需要发挥作用，为企业营造一个能够按照市场规则运行的环境。政府应减少直接干预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致力于创造一个有利于各市场主体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
第二，坚持以人为本理念，调整经济发展目标。经济发展是一个利用资源满足社会需求的过程，经济发展也确实需要有一个较高的速度。因为没有一定的速度，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就不可能实现。但是必须指出，经济增长应该考虑市场与资源约束、需求合理性问题、长期的增长能力以及未来的消费需求等因素。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就是要明确“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将发展、增长与人民群众的真实需要结合起来。
第三，妥善处理城乡、区域、民族发展和产业结构的演进升级等问题。从社会结构的层面来说，构建和谐社会，必须针对我国城乡差距、区域差距、民族发展差距和产业结构问题等特殊国情，构建城乡结构、区域结构、民族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和谐。中国目前最大的不和谐是城乡之间不和谐，这种不和谐涉及的范围之广、程度之深、消除之难，比其他许多不和谐都大得多。因此，构建和谐社会当前最关键的就是构建和谐的城乡关系。当前城乡关系不和谐的核心是农民和市民的权利不和谐。必须在制度设计中把统筹城乡具体化、人格化，即统筹农民、市民权利。农民是我国最大的弱势群体，其弱势源于经济贫困、精神贫困和权利贫困，而权利贫困究其实质是农民的权利和政治决策脱钩的产物。我国区域之间发展和收入差距大，也是一种特殊国情。但问题是目前这种差距的扩大还在继续，较发达地区的收入增长水平仍然快于欠发达地区。因此，应当通过对欠发达地区在税收返还和财政转移支付上的倾斜，逐步扭转这种区域差距继续扩大的趋势。
第四，正确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导致社会不和谐的根本原因是社会差异的失控和社会公平的缺失。差异的失控使得社会成员丧失互助互利的基础，无法建立利益的共同点和结合点；而公平的缺失，又使得社会无法合理地协调利益关系，使利益关系不断走向对抗。构建和谐社会，就是要使现实的社会差异转换为一种互助与合作的动力，使差异建立在可调节和公平调节的基础上。公平主要包括起点公平、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其实以上三种公平观，从狭隘的立场出发都存在缺陷。首先，单纯强调起点公平，而忽视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的做法，不仅不可取，也将使公平的追求置于不可实现的境地；其次，狭隘的过程公平由于过于重视规则而轻视结果，必然走向两级分化的失衡状态；最后，如果单纯强调结果公平，必然走向平均主义的陷阱。因此，科学的公平观应该是一种统合的公平观。统合公平观认为，公平应在基于非歧视的规则约束下来保障过程公平，并在可行的范围内去调整结果失衡和缩小起点差异使社会分配收敛于结果公平。
第五，推进制度创新。体制创新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作用是现代经济学界探索经济发展规律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对我国构建和谐社会而言，需要在体制上进行创新，制定更为科学合理的政策、制度，促进社会的和谐。其中包括：
一是以完善的收入分配制度求和谐。构建和谐社会，必须突出解决好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重点是通过市场效率和政府公平分配两大手段，调节个人收入分配领域中的行业、企业、阶层、群体和体制内外间的收入差距。一要继续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原则，从政策设计上完善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激励机制，鼓励通过团队效率和个人效率取得、增加个人收入；二要充分利用财政、税收和工资等分配工具，从制度设计上制定调节政策。用财政支出工具调节体制内外、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差距，用税收工具调节高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差距，用工资工具规定最低工资水平保证低收入群体增加收入；三要加快政治体制改革，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和收费制度，取消预算外制度，从体制和制度上消除权力参与分配。
二是以积极的就业政策促和谐。就业是民生之本，民富之源。要把扩大就业放在经济社会发展更加突出的位置，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努力改善创业和就业环境。一要大力发展吸纳劳动力容量大的产业、企业及经济类型，让尽可能多的人有参与就业的岗位；二要建立和完善劳动力市场，健全就业服务体系，落实就业扶持政策，让尽可能多的人有参加就业的机会；三要坚决落实九年制义务教育，大力发展各种形式的成人教育，特别是各种形式的、有针对性的职业培训和再就业培训，让尽可能多的人有参与就业的能力；四要在全社会加强就业观念教育，培育竞争和开拓意识，让尽可能多的人有参与就业的愿望和动力。
一、经济法价值的内涵
经济法的产生体现了经济法的公平价值。经济公平价值的内容，是由价值主体的主观需要与客体的功能属性相互作用决定的。国家不能任由纯粹司法保护自由竞争，因为自由竞争的任意发展导致市场失灵，市场失灵使市场机制失去了其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因而降低了经济运行的整体效率。当不受限制的自由竞争导致市场的公平竞争规则遭到破坏，进而影响经济发展的时候，国家必然要干预经济，为了用法律的方式控制国家的不当干预，经济法便产生了，显然，经济法就是以追求经济公平价值而出现的。
经济法价值的公平是制度、规则和习惯的公正、合理和有效。首先，经济公平指的是机会均等和规则公正。从这一点讲，公平和效率不是一对矛盾，而是公平决定效率，效率是公平的必然结果。因为公平的规则和合理的制度，可以使人们形成有效的预期，增加或减少各种投入，降低生产成本，带来规模效益。其次，从更深的层次讲，公平指收入分配公正，这是对收入分配的尺度标准而言的，即等量劳动获得等经量报酬，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如果收入分配不公平，投入生产要素多者不能获得较多利润，投入少者反倒获得较多利润，那么，劳动、技术、资本、土地就不可能被更多地投入，社会资源就不可能得到充分有效的配置。
经济法的实施体现了经济法的正义价值。正义，是一切良法的共同追求。民法追求交易双方的自由、平等；行政法追求国家公权力行使的合理性。在市场领域，经济法产生之前的法有民法和行政法，即私法和公法作用于经济，民法要保障市场主体的平等、自由，行政法要维护国家统治秩序。在没有经济法的情况下国家可能会出于维护统治秩序的需要以全社会利益代表者的身份运用行政法干预市场。然而，在市场不正义出现时单靠行政法不能规制市场的正义。所以既然要协调国家与市场的关系，就只能是中立于其间的法，这个法就是经济法，经济法一方面以维护私法的合理存在为己任，但又超越个人的私权，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宗旨；另一方面，既赋予国家适当的干预权，又防止国家公权力的滥用，以实现经济民主。
经济法树立以人性全面实现和人的全面发展为最终价值目标的，可持续发展观是经济法实现自身价值和发展的需要。经济法的价值如果离开了人，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因为价值目标本身并没有意义，只有当目标与人的发展结合起来时才有了其存在的价值。因此，经济法的最终价值目标应当是也必须是人性的全面实现和人的全面发展。一切政治、法律措施，一切社会活动，只有当其有助于实现人类解放和人的自由与能力的全面发展时，才是有价值的。鉴于此，经济法的各个部门法，如企业法、税法、金融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环境保护法、资源法、人口法等，就必须摒弃传统经济法的价值观，不能各自为政，互不协调甚至相互抵触，单纯为促进经济发展而存在。各部门法从立法到司法必须在为了人的全面发展这一最高价值目标的指导下来制定和实施，使经济法成为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法。
二、和谐社会的内涵
和谐社会，是指一种美好的社会状态和一种美好的社会理想，即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以和谐理念为主导，经济繁荣，社会稳定，人们和平相处、安居乐业，是和谐社会的一般特征。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内容，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条件。它是建设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实现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使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
和谐社会的构建，是在把握经济社会发展新变化，为适应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和文化多样化，推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发展进程中，提出的新型社会治理模式。这是对社会发展规律理性认识和经验总结的新成果，是对社会建设理论的新发展和人类追求美好社会理想的新贡献。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民主法治，就是社会主义民主得到充分发扬，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切实落实，各方面积极因素得到广泛调动；公平正义，就是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社会公平和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诚信友爱，就是全社会互帮互助、诚实守信，全体人民平等友爱、融洽相处；充满活力，就是能够使一切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创造愿望得到尊重，创造活动得到支持，创造才能得到发挥，创造成果得到肯定；安定有序，就是社会组织机制健全，社会管理完善，社会秩序良好，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社会保持安定团结；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就是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和谐社会的这六个特征，实际上包括三层基本关系，即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这三层关系的核心或称为和谐社会的本质内涵，是以人为本，即和谐社会就是要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为人的自由发展提供最大的空间。
和谐是市场和国家共同追求的理想境界，社会效益最大化是和谐的必然结果，也是评价和谐的一个重要标准。作为经济法价值追求的经济和谐，指以市场调节为主，在充分尊重市场规律的前提下，国家针对市场缺陷，对经济进行干预、排除社会经济正常运行的障碍。最终实现促进社会经济协调、稳定、发展的目标。经济法作为规范国家干预经济的法，它追求经济自由与经济秩序的统一、社会效益与个体效益的统一、实质公平与形式正义的统一、经济民主与经济集中的统一、国家调控与市场配置的统一等。
三、如何完善经济法以构建和谐社会
取消城乡二元分割的政策限制，加快建立城乡居民地位平等的经济社会制度。一是统筹城乡就业，加快建立统一规范的劳动力市场，形成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的制度。逐步实现农民工劳动报酬、子女就学、公共卫生、住房租购等与城镇居民享有同等待遇，改善农民工劳动条件，保障生产安全，扩大农民工工伤、医疗、养老保险面，建立农民工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制度。支持农民有序外出就业，鼓励农民就近转移就业，扶持返乡农民工创业。二是以户籍制度改革为主线，促进城乡人口合理流动。给农民以平等的公民权，把依附在户籍制度上的各种不合理制度规定全部剥离出去，让农民享有自由进城和自由迁徙的权利。当前重点是放宽中小城市落户条件，使在城镇稳定就业和居住的农民有序转变为城镇居民。三是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按照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的原则，加快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创造条件探索城乡养老保险制度有效衔接办法，完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切实保障农民基本的生存权。
由于我国长期以来受二元经济结构的影响，市场还未真正成为配置城乡资源的主要手段，工农之间、城乡之间在资金、人力、土地、技术等生产要素流动中存在着很大的障碍。因此，必须进行以市场为导向改革，取消政府对市场不合理的干预和管制。建立城乡沟通、统一、有序的产品和要素市场，重点是统筹城乡劳动力就业市场、统筹城乡土地市场、统筹城乡资金市场等。只有形成统一城乡市场，促进城乡间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才能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城乡经济的良性互动，从而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在建设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政府应继续运用法律手段来完善宏观调控。宏观调控法包括产业政策法律制度、国有资产管理法律制度、财政法律制度、税收法律制度、银行法律制度、政府采购法律制度、对外贸易法律制度等内容，这些法律规范的基础是市场和责任。从根本上说就是要把宏观调控建立在市场的基础上，让市场能够发挥或者更好地发挥作用。
关键词：经济活动；生态系统；民族文化；资源；发展
人类社会的存在方式注定了人类不仅是社会性动物，也是一种靠消耗生命物质和生物能而生存的动物。人类只有在社会实践中实现人与自然的有机统一，通过社会实践这一中介，人与自然才能实现具体的依存统一。因而，人类的一切科学技术发明从终极意义上讲都仅体现为利用资源能力的提升，而决不能制造任何形式的资源。①然而，这个关系纽带是基于人类社会实践的最基本形式就是通过生产劳动过程来实现的，从人、生产工具、劳动对象三要素的结合过程来看，首先是自然界为劳动提供对象（资源），劳动把资源转变为财富②，实事上就是人与自然界的物质转换过程，就在这种物质变换的同时也实现了能量和信息的变换，从而促进人类的生存和发展。
在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实施运行的过程中，人类显然是生命有机体的最高形式，对生态的需要显然是要利用人类文化的最基本生存环境作为基础，这并非文化能给人以其所有的一切万能理想和需要，关键在于各民族利用所掌握的生计策略和特长，去操纵掌控好各民族的文化去作用和指示人类以创造和改观各种物质形态之后，发挥人类特有的智能水平，以新的产品和物质为目标去实现和提高人类所需的各种需求和生存的舒适度。正因为人类的一切经济活动都必须在自然条件下展开，自然条件的优劣与持续稳定，必然直接影响经济活动的实施成效。因为任何一个民族所处的生态环境并非纯客观的自然空间，而是经由该民族文化作用意识下的加工改造结果。在这一活动中，为了保证民族经济活动的运行成功，民族文化作用的构建和选择除了依附人类社会先天赋予的自然资源以外，从反思民族文化作用下的资源配置、利用方式以及与民族文化相并存的环境等方面的作用和影响下的各种社会发展关系，对我们的社会存在和发展即充满了各种探索，同时也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开拓了崭新的研究领域。
然而，人类的需要又总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具有时代性、社会性和历史性的特点，在人类的生存需求中，也存在永恒不变的需求，只是这种需要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表现出来的需要程度有所不同罢了。诸如生存背景下的自然环境就客观的存在差异，相关民族对各种资源的利用程度、取用的方式、方法都会不尽相同，因而从认定的价值上也就各不相同。在一定范围内的自然资源，对相关民族来说可以较为丰富，所遭受到的生态环境破坏程度可能较小甚至没有被破坏的情况下，人类则感觉不到自然环境存在的重要性，因而对环境的依存度往往会在无意间偏离所处环境甚至是酿成灾变，在这样的无意识干预下，人类对资源取用的便捷度和需要往往会偏离所处社会环境的使用初衷。因而，就会在不知不觉中忽视对自然资源的需要，对生态环境的无意识破坏也会由此相伴随出现。人类社会的存在方式注定了人类不仅是社会性动物，也是一种靠消耗生命物质和生物能而生存的动物。然而，人类的实则存在，不仅要把对自然资源的需要当成生存的基本需求，同时又是人类的享受需要，更是人类追求经济利益的保障。具体体现在：其一，自然资源所能提供给人类的生存空间，都将直接或间接的为人类的生存提供生活资料，没有自然资源，人类就不可能存在。其二，自然资源都能提供给人类的享受需要，它包含了人类的物质享受和精神需求，归结到底就是对自然界的享受。其三，当今人类对自然资源的便捷开发和利用，几乎可以囊括在对自然资源的最大限度开发和综合利用当中，但同时也要受到相关民族文化左右的偏好和作用，对一些自然资源的价值认定和过度利用，会造成对生态环境的暂时损毁和破坏，甚至影响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了。
然而，人类的一切科学技术发明从终极意义上讲都仅体现为利用资源能力的提升，而决不能制造任何形式的资源。自然资源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其中一部分是在人类没有出现之前就已经存在的自然条件。自然资源对人类经济生活的重要性在于它是人类经济活动的加工和改造利用对象，没有人类的经济活动，自然资源就只是个客观存在的自然物，说不上任何意义的人类效用和价值。纵观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它都掌握着一定的自然资源，只要相关的民族文化能够妥善充分地利用它所拥有的自然资源，相关民族都会得以正常延续和发展。但历史和现实证明，人类会启用文化机制来进行妥善的调节，因为人类是以民族为分野的，具体体现为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生存法则，其并存文化间会很自然地形成对资源价值认定上的信息隔膜，信息隔膜的存在又使得文化制衡机制的运作将比生物制衡更为复杂而多变。这样，文化制衡以生物制衡为蓝本，但却获得了比自然生物制衡复杂程度的超越，这种超越却恰好是人类与自然生态系统之间的特殊寄生并存关系。既有生物性的寄生性一面，又有并存稳定的社会特性一面。因而，人类与自然生态系统的偏离与包容体现为能动地谋求生存与种群的社会性适应以保持稳定延续。要改变这种发展困境，就要坚决的把人类对自然环境的需求置于人类发展需要的中心环节，并使其与经济利益的需求具有同等地位。只有这样，资源要能成为各民族的经济优势，就得经过劳动的改造和加工形成产品。因此，资源无一例外的都是被相关民族的文化用意后才赋有特定意义的，资源是具有特定民族文化产品用意的物化表现形式。一些民族生存于地球表面，会感觉到自然资源的匮乏，并不是它没有自然资源，而是它们对某些资源的消耗已经超过了当地所能提供的资源量或是利用资源的方式未加转变。从特定意义上说，没有哪一个民族完全具备发展生产的一切资源，一切都在于相关民族从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文化的等方式转变利用资源的产品方式。也就是资源是被相关民族的文化所赋予用意的，资源是具有特定民族的文化产品用意的。
由此可见，从民族经济发展的角度来思考自然资源的开发与转换问题时，不仅要看到这些物质资源是否得到了充分的开发，更重要的是要看到资源的利用方式和利用条件是否可以实现各民族利用经济资源和生态效益的统一，只有将达成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高效性和合理性，才是真正为了保证民族经济活动的运行成功，因而笔者试图从反思民族文化作用下的资源配置和利用方式以及民族文化的并存关系研究入手，目是想偿试拓展研究的视觉和领域新思想。从经济人类学视野下的资源配置来关注民族文化产品用意的各种物化表现形式，目的则不仅提高了各民族生存所需的物质基础和舒适度，同时更是保证了民族经济活动的运行成功。
作为劳动对象的自然界，是由人的本质对象化了的或是人化的自然界，劳动资源则是人的知识力量的物化表现形式。尽管人类的生产过程是一个使其从对自然力的直接依赖，向能动的运用自然力而过渡的过程，但人在借以使自身获得独立的经济过程，始终得依托于自然界的基础资源。经济发展的这一自然基础，不仅为人的经济活动提供了对象和手段，而且就是人类整个经济活动的生存空间，如何利用资源来发展或制约经济，使同一劳动在不同的自然条件下得到多寡不一的劳动成果，或在不同的自然条件下投入等量的劳动所得到的经济效益仍然多寡不一。主要是是由劳动的自然条件决定劳动的自然生产率，不能由一定的投资创造出来，自然资源的优势或制约成为影响劳动生产率的重大因素。同时，技术变化也是增加各生态系统可能性作用发挥的因素，技术的并存拓宽使各种资源的开采率和变化幅度以及活动成本都将成为新的经济作用因素。然而，自然资源的优势只是一种潜在的优势，它仅表现为一种生产要素的存在。如不能把这种潜在的要素开发转换为现实的生产优势，就不能把潜在的要素转变为现实的经济优势。从而更不能直接把自然资源的丰歉度与经济水平的发展相等同。一方面是技术手段的发展将使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和非再生性突破限制和约束条件。由技术进步带来的物资资源的相互替代性来促进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技术结构的高度发展，还会赋予自然资源一定程度的再生性。这就表明技术结构的状况不仅决定着人们对已开发资源的有效利用程度，而且扩展着人类对自然资源开发的新领域。它不仅表现为人们对自然资源的双层利用，还表现为人们对物质资源的替代使用和创新改造。但从终极意义上讲，人类的一切科学技术发明都仅体现为对所处自然资源利用能力的提升，而决不能抛开自然环境这一依存的基础资源存在。
诚然，经济社会发展是文化的决定性因素，文化对经济社会发展反过来又会有推动作用，二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文化又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它制约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可以说有什么样的经济社会发展状态，就有什么样的民族文化随之相伴，文化是不能脱离经济社会的发展而独立存在，没有无文化的社会经济形态，也没有无社会经济的文化存在。③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文化充当决定性因素，文化成其为促进和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基础，亦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驱动力。从四方说明：
首先，从历史形成的过程分析，一个民族或国家在长期的发展中，需要经过文化的积累、沉淀、改造、利用和创新文化机制牵联的多种因素考虑对自然生态资源作出合理的挖掘和资源整合，调适过程不是一蹴而就，得综合熟知各种资源的属性和外在复合因素的制约，必然会形成该民族特有的活文化，这种特有的活文化并存和存在，将成为支撑该民族壮大、发展的力量。其次，从民族凝聚力来讲，一种具有民族特色的活力文化，其引导力会增强和丰富该民族的社会内涵、提高民族素质、展示一个民族或国家的精神、能够团结和凝聚民族的力量，成为该民族的精神动力，同时会鼓舞民族人心，激励民族斗志；再次，从国际民族的竞争力剖析，它能够优化和吸引外来投资者的趋动动力，吸引人才引进，促进对外交流的窗口，扩大民族信仰和对外的影响力、凝聚力；最后，从生产力面探讨，文化资源开发可直接转化为经济资源，如区域民族特色促使旅游和经济特区开放，能够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推动新兴产业的发展与牵动多产业的复合兴盛，同时拉动经济产业增长的链条，实现文化与经济的共同繁荣。
资源要能成为经济优势，首先就得形成产品和经过劳动的加工。可见，从民族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考察自然资源的开发转换问题时，不仅要看这些物质资源是否得到了充分的开发，更要看到资源的利用方式和利用条件可以实现资源的合理利用。由此可见，这种经由具体文化加工改造后形成的自然资源，是特定社会的产物，不但具有了特定的社会性，也打上了民族文化的烙印，而获得了特定的民族性与文化性。
物质资源是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自然基础。无论哪个民族在对自身所处环境的改造时，其意图都是要进行有利于本民族物质、经济、文化、环境等为利进步的生产、生活方式去发展而进行的社会生产活动。
首先，人们要进行物质生产劳动的对象资源是自然界提供的。它作为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础资源，通常是由人类及其相关的人类民族文化来界定利弊的，是人类的文化起着主宰社会的、经济的活动干预与制约。在任一时段内，关于资源基础没有单一的定义，在一种社会形态生活中，当时在相关民族认为具有很高资源价值的定义，其实只不过是相关的民族及其民族文化人为扣上的象征而已。即人为界定的这种价值高昂的东西在相关人类社会及其民族文化中适用。转而换成其他人类环境及其民族成员，就可能只是中性材料。④终极作用的活动目的受制于特定的民族和文化，以及与之匹配的生存环境等多重因素的制约和认可。由此引发的系列民族文化及文化事实体系会干预支配相关的民族文化实现他们认为可利经济的、政治的、宗教的、文化的等主持者的意图。然而，任何一个民族所处的生态环境并非纯客观的自然空间，而是经由该民族加工改造的结果。文化是指导人类生存发展延续的信息体系。⑤不同的民族（人群）所面对的自然环境不同，所经历的历史过程不同，所处的社会环境也大有差异，在这样的过程中不同民族创造出了各自有别、丰富多彩的相关文化事实体系。这些相关的文化事实体系在各民族作用中体现优劣，被人为的扣上优劣的价值界定，即民族聚落仅是文化事实之一的表呈现象。这既是社会的需要，又是文化的产物，体现为民族文化与它建立的民族生境耦合关系。就这个意义而言，没有什么“原生态文化”可言，保持与创新并存，保持是文化事实体系的常态，而创新则是对环境变迁的文化适应。文化遗产是文化事实保持的样态，也是创新的基础与源泉。民族文化的保持与创新在民族文化与民族生境的耦合中延续。因为一个民族的生存环境是特定的，为了适应不同的生存环境，每个民族都具备其特有的传统生计方式和对资源的取用、加工和改造利用办法。一个民族的本土文化与生态知识能适应当地的生态环境，并具有规避民族生境中生态脆弱环节的禀赋。⑥因此，在生态资源的取用中应当充分借助与利用民族传统知识、资源和技能来认识和维护生态系统的循环运行，促使人们在高效利用自然资源的同时，更好的维护人们生态区域内的资源，在模塑中促进人类与生态的和谐。
其次，鉴于特定的生态环境。生息于特定生态背景下的民族，其文化建构必然受制于该生态系统的调适和模塑，并突出的表现在直接调适和制约该民族的生存与发展。鉴于我国复员辽阔的生态系统复杂多样，因而不同地区、不同生态系统的生态建设必然要做出有针对性的研究思路和对策，切不可都整齐划一。从事生态人类学研究的目的是与本土性的生计经验打交道，是希望发掘和利用各民族的传统知识和技术技能来维护人们的社区资源。因而从事生态人类学研究的学仁都一贯主张需要通过文化去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资源利用方式。其主要内容就是把人们生活的社区资源合理的规范到舒适度较高的人与社会的和谐共荣，以实现对“资源配置”的有效性。⑦如风俗、宗教、组织、语言、生计方式等的差异性存在，加之地球资源的分配不均，那么人们就会很自然的根据所处环境的差异迥别去实现更为舒适的生活所求。因而各民族社会所动用的文化策略就会不同。在这样的人为建构起来的信息系统指导下，由于其具体社会与自然环境的不同而产生出了呈差异性的文化事实体系。⑧显明例证，诸如武陵山区土家族对牲畜厩肥的加工处置和利用办法与其诸如高原寒漠带厩肥处置、利用和操纵办法显然不同，这就是生境存在的两个面，即自然和社会环境的差异性所导致的文化事实体系不同。例如粪便是由各类动物排泄的客观存在物，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效用价值评判就各不相同，在侗民族看来，可作为施用鱼田的饵料，在其他民族看来，取用方式和效用可能大不相同，无论是把粪便资源化还是垃圾化，其研究目的是更多的关注生活社区周围的一个个文化事实，要从这个文化事实的例案中去关注其后的本质问题，那就是各民族传统经验对所处环境资源经长期模塑和总结经验的特长，认为生态建设的关键不在于工程，也不在于投资，而是在于如何利用文化改变资源的利用方式。
再次，鉴于人类社会的生物性与社会性并存。人类是地球自然生态系统中的一员，既具有生物性也具有社会性。人类除了拥有生命遗传信息系统外，还有专属于自己的社会信息系统，但这种系统的建构前提是人类必须寄生于自然生态系统为其提供物质、能量和信息。但与此同时，人类又能将专属于他自己的物质形式渗透到生态系统的生态空间之中，与地球表面各种各样的自然生态系统相并存，因而人类社会的生物性在发挥着终极作用。所以，人类在建构社会与文化时始终得以人类的生物性为蓝本，以便人类能以遵循生物原则的角色去参与自然生态系统的运作。加之人类的特殊性在于它具备了能动认识外部世界的禀赋，并可以将认知的结果加以整合，建构专属于自己的信息体系――即人类特有的文化信息，它不是先天获得的，而是后天习得的。区别在于文化信息不像生命遗传信息那样可以代代相传，只要人类世代沿袭生命遗传就可以世代沿袭，但文化的世代沿袭却不同，趋于人类的建构蓝本为意图，有可能丧失旧内容而获得新的内容，还可能通过文化重构的方式能动地修改和新生更为复杂的新内容，且有其可能文化信息系统与自然生态信息并行但不重合，更有可能是用不同的文化信息系统架构、诱导出了差异的文化类型和文化样式来。正因为这些具有差异文化信息的类型和样式的体现，根据不同的文化类型规约出不同的民族来。这样，由人类文化建构塑造的人类社会也就会像自然生态系统那样凭借人类特有的文化信息建构起一个多种因果关系交互制衡的复杂稳态延续系统。只不过也有多层次的结构，如从人类社会的总体到并行的族系，再到族属，直至到一个个单一类型的民族和不同民族类型下数目不等的民族成员，以及含下属支系、宗族、社区和家庭等。⑨可以说，人类社会结构层次的复杂性与自然生态系统相仿，同样具有自组织能力，能生长、发育和壮大。但这些子系统具体到对适应外界的环境和自我修复、能动调适的能力时都迥然有别。
总之，人类社会是自然生态系统派生的产物，没有自然生态系统就不可能有人类社会。人类也是自然生态系统中的一个特定物种，它在自然生态系统中仅仅占据一个结构功能点。区别仅在于人类具有他自身独特的创造物――文化。但同时要兼顾到人类的生物性和社会性，这种双重性自然会使得文化自身的结构、文化与文化之间的关系表现得更其复杂化。为此，显然有必要从文化的视角去反思人类社会与自然生态系统的关系。这种关系的最终表现就是人类的一切经济活动都必须在自然条件下展开，自然条件的优劣与持续稳定，必然直接影响经济活动的实施成效。（作者单位：吉首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
基金项目：2011年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生态研究”（课题编号：11AZD071）阶段性研究成果。
注解：
① 杨庭硕等《生态人类学导论》[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5：109.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01.
③ 孙叔平，《论社会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构成和发展的规律》[J].学术月刊，1957.08：4～12.
④ [英]丽斯著，蔡运龙等译：《自然资源DD分配、经济学一政策》[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21～22.
⑤ 杨庭硕、罗康隆、潘盛之：《民族.文化与生境》[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31～32.
⑥ 罗康隆著：《文化适应与文化制衡――基于人类文化生态的思考》[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59～60.
⑦ 罗康隆著：《文化适应与文化制衡――基于人类文化生态的思考》[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28～32.
⑧ 罗康隆著：《文化适应与文化制衡――基于人类文化生态的思考》[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33～35.
⑨ 罗康隆著：《文化适应与文化制衡――基于人类文化生态的思考》[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46.
参考文献：
[1] 罗康隆：《文化适应与文化制衡――基于人类文化生态的思考》[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
[2] 杨庭硕、罗康隆、潘盛之：《民族.文化与生境》[M].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
[3] 罗康隆、黄贻修：《发展与代价――中国少数民族发展问题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116.
[4] 陈庆德：《资源配置与制度变迁DD人学学视野中的多民族经济共生形态》[M] 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93.
[5] 田红：《喀斯特石漠化灾变求治的文化思路探析――苗族复合种养生计对环境的适应为例》[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6）：40～46.
[6] 谢贻发：《我国竹类资源综合利用现状与前景》[J].热带农业科学，2004（6）：46～52.
[7] 罗康隆、田广：.《论经济人类学中国本土化实践及理论贡献》[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3）：57～66.
[8] 李正荣：民族经济利益的相对独立性[J]甘肃政法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03，（3）：123～1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