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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论：在您撰写经济及社会风险时，参考他人的优秀作品可以开阔视野，小编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这些建议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热情，引导您走向新的创作高度。
关键词：社会经济地位；环境风险分配；垃圾处理；环境公正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1CSH019）；江苏省普通高校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资助项目（CXZZ_0014）
作者简介：聂伟，男，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江苏 南京 210093）
中图分类号：F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169（2013）04-0045-08
一、背景与问题
城市生活垃圾处理问题不但成为制约城市发展的瓶颈，也成为威胁社会安定的隐患。近年来，因有害选址造成的大规模环境抗争事件不断增加[1]，引起社会高度关注。城市垃圾处理场的建设，一方面给城市社会带来了福祉，另一方面却对周边居民的生活环境和生命健康造成潜在威胁，正是由于其潜在危害性，“莫在我家后院”是公众对待有害废弃物处理场所选址的共同心愿[2][3]，这从侧面反映了居民将垃圾处理场、环境风险、社会公平正义直接联系起来，渴望建立公正的社会秩序。环境公正是社会公正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意味着，在环境资源、机会的使用和环境风险的分配上，所有主体一律平等，享有同等的权利，负有同等的义务[4]。本研究关注目前我国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群体是否公正地承担着因垃圾处理带来的环境风险？社会经济地位是如何影响着环境风险分配？
二、文献回顾
自1982年美国北卡罗纳州华伦县居民大规模地抗议建设有毒垃圾填埋场事件以来，相关学者首次将种族、贫困、教育等社会经济因素与垃圾填埋结合在一起，环境风险分配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种族和环境风险分配的关系一直是美国环境社会学者研究的重要议题。种族不平等观点认为，有毒废弃物垃圾处理带来的环境风险，在不同种族人群中的分配是不公正的，少数民族人口密度较高的地方更容易选址为垃圾处理场。相关实证研究显示，美国环保署在1983年通过对美国东南部四个垃圾填埋场周围的社区进行调查，发现其中三个垃圾场附近主要都是非洲裔美国人[5]，自此之后，大量的实证研究发现，种族是影响环境风险分配不公正的核心因素[6]。种族歧视制度限制有色人种抗议污染设施选址的社会资本和政治力量的培育和动员，将有色人种“污名化”，利于将垃圾场合法化地建立在有色人种附近[7]。
收入是社会经济地位的核心自变量，收入水映一个人的风险应对能力。低收入者在经济和政治上处于弱势地位，使得他们在政府中缺乏发言权，难以参与垃圾选址决策并转移环境污染，强势群体很容易将环境风险转嫁给弱势群体；弱势群体在经济上处于贫困状态，对工作的渴求，导致弱势群体对不利于他们的垃圾选址也不强烈反对[4]。实证研究显示，低收入群体与生活在垃圾处理设备周围密切相关[8]，低收入群体承受更严重的水污染和空气污染，在实际工作中，遭遇更严重的化学有毒气体和物理风险[9]。然而还有一些研究发现，经济地位和废物排放并非线性关系——低收入和高收入地区的环境风险明显低于中等收入地区[10][11]。
教育反映一个人获取社会、经济以及政治资源的能力。西方学者研究表明，政府和企业在选择新的设备地点时，不希望周边社区进行反抗进而阻止计划实行，因此在选址时尽量选择贫困社区和有色人种社区[12][13]。布拉德（Bullard）通过实证研究发现，能够组织大规模反抗的社区一般都是具有较高文化程度、较高收入、较少有色人种的社区[14]。其他学者通过多元线性回归和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验证发现，受教育程度低、贫困水平高以及少数民族比较集中的社区，承担更多的环境风险[15]。
国内学者洪大用从国际、地区、群体三个层次上对环境公平进行探讨，指出我国存在环境不公的现象[16]。卢淑华通过对本溪市的环境污染和居民的区位分配调查发现，组织或个人的权力资源与环境风险分配有关[17]。王书明通过三类案例研究表明，目前的环境不公正主要与社会转型期社会分层的变迁有关，强势的经济阶层对于正在上升的弱势阶层的社会排斥，强势的经济社群把环境污染的社会代价转嫁给处于底层的农村社区[18]。陆文聪和李元龙在环境公正的视角下，揭示环境不公情况下农民工健康损害程度与社会经济地位、环境污染暴露等的互动关系[19]。
综上所述，环境风险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美国，他们将环境风险分配与种族、贫困、教育等联系在一起；而我国的社会结构、发展战略等与美国迥异，社会经济地位变量对我国的环境风险分配影响如何？是与美国社会一样，还是有所不同？特别地，其他的社会经济地位变量（如居住地）是如何影响环境风险分配的？对这些问题的经验探讨不仅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同时也可以在理论上与现有解释进行一定的对话。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
笔者结合上述对环境风险研究相关理论和实证研究提出基本假设：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群体承担着不成比例的环境风险，且社会经济地位越高者，承担的环境风险越少。在基本的假设基础上，具体操作假设如下：
首先，基于劳动的性别分工理论。社会期待女性成为家庭的照顾者，相对于男性而言，更容易留在家中照顾家庭，地理流动的机率更小，更容易滞留在风险产生点，承受更多因垃圾处理而带来的环境风险。基于此设立假设1：女性相较于男性而言，遭受或经历更多的环境风险。
其次，基于环境风险分配种族歧视模型的假设。该模型认为制度化的种族偏见致使少数民族群体难以获得政治、社会资源，难以对垃圾处理场建设和运营进行反抗，少数民族群体聚居地容易成为垃圾处理选址地，承担更多的环境风险[13]。然而中国并没有种族歧视，实行的是民族友好政策。基于此设立假设2：中国少数民族群体与汉族群体遭受或经历的环境风险并不具有显著的差异。
再次，基于环境风险分配理性选择模型、社会政治模型的假设。这两个模型强调个体的风险应对能力，理性选择居住地的能力越强，越可能选择在环境质量较高的地方；社会资源动员能力越强，越能抵制垃圾处理选址或迫使污染主体清除污染的可能性越高[13]。收入、受教育程度较高者可能拥有较多的经济、社会、文化资本，可能遭受或经历的环境风险越少。基于此设立假设3：居民的家庭收入越高，所经历（或遭受）的环境风险可能越少。假设4：居民的受教育程度越高，所经历（或遭受）的环境风险越少。
最后，基于环境风险分配合作主义视角的假设。合作主义视角主要从国家的政治体系决策结合和政策安排来解释环境风险分配[4]。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中存在城乡二元体制，相对于农村而言，城市距离政府的权力中心较近，越可能利用政策安排将垃圾处理场建设在农村或城市郊区，致使农村积聚因垃圾处理带来的环境风险。在政府的制度安排中，现代社会垃圾处理模式采取集中在某一地点处理所有人产生的垃圾，把垃圾处理带来的环境风险集中在距离垃圾场较近的居民身上，少数人的利益受损换取多数人的环境收益[20]。基于此设立假设5：居住在城市社区的居民相对于居住在农村社区居民而言，遭受或经历的环境风险更多。假设6：住户离垃圾场的距离越远，所经历或遭受的环境风险越少。
本研究还试图通过数据分析年龄对环境风险分配的影响，以往文献表明，年龄与环境风险分配均呈现正相关[21]，基于此设立假设7：年龄越大，所经历或遭受的环境风险越多。
（二）研究数据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2011年7月份在厦门市开展的“居民生活环境”问卷调查。本研究的调查对象分为两类居民，一类为垃圾场附近的居民，另一类为非垃圾场附近的普通居民。针对垃圾场附近的居民，采用立意抽样，以厦门3个大型垃圾处理场（湖里区后坑垃圾综合处理基地、翔安区新圩垃圾场、海沧区东孚垃圾填埋场）所在地为圆心，分别以3公里为半径立意选取垃圾场周边的社区，在社区内部采取随机抽样方式抽取400个样本综合考虑垃圾场运营状况和周边人口，后坑垃圾场：新圩垃圾场∶东孚垃圾场的样本分配比例为3∶3∶2，在后坑垃圾场、新圩垃圾场、东孚垃圾场周边社区约分别发放150份、150份、100份调查问卷，在调查实施过程中，适当增加了入户调查的户数，以保证最终问卷收回的份数与计划相符。针对非垃圾场附近的居民采用多阶段抽样方法，在厦门市辖区中抽取思明区和湖里区作为调查范围根据厦门市的经济发展状况和城市发展水平，思明区和湖里区的城市发展水平相对较高，与城市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海沧区、翔安区形成鲜明对比，所以非垃圾场周边居民的问卷调查在思明区和湖里区展开。截止2009年，思明区的总人口为81.7万人，湖里区除去垃圾场所在金山街道外总人数为54.69万，两个区的人数比例约为3∶2，为此我们分别在思明区和湖里区分别发放大约180份、120份问卷。，在两个区14个非垃圾处理场所在街道中随机抽取10个街道，再从10个街道中随机抽取1～2个社区，每个社区按照随机原则抽取20个调查户，每户抽取1人作为最终调查对象，抽取300个样本。本次调查对象为18～70岁的居民，共发放问卷700份，回收有效问卷660份，有效回收率达94.29%。
（三）因变量
本研究的因变量为环境风险分配。学术界对于环境风险的理解存在两种争论：实在论和建构论。实在论者主要集中在自然科学领域，他们倾向于把环境问题看作是技术问题，环境风险是由于自然或人为活动等事件引起给人类生活带来的不确定状态及其相关损失，这种不确定性是客观存在的，可以通过概率函数加以计算的[22]。环境风险的建构论者一方面承认环境问题的客观存在及其引发的环境风险，另一方面也强调环境风险也有其主观的面向，认为环境风险是社会建构的[23]。因而自然科学与环境社会学关注的风险分配不同，自然科学强调使用系统科学的方法精确测量风险的暴露程度；而环境社会学则强调使用主观风险评价法来测量不同群体的风险分配，强调风险的实际分配，即已经发生的风险分配情况，从认知过去的风险经历或当前的风险遭遇来测量。本研究在借鉴学者[24][25]对于风险分配的测量基础上赵延东、卜玉梅等对食品风险分配的测量方式如下：“过去两年中是否遇到过食品安全问题”，并对遇到过的受访者追问其“若遇到，其对健康的影响程度如何”。其中，对健康影响程度的测量选项从很小到很大，分别赋值1至5分，分数越高，代表影响程度越大，以此来代表受访者的风险分配。，自行设计了一个环境风险分配量表，我们在问卷中询问被调查者：“垃圾处理过程中会产生一些问题，在多大程度上已经影响到您的生活质量？”并设计了11个指标（如表1所示）考察居民所经历或遭受的环境风险，每个指标答案分为“严重影响”、“有些影响”、“不清楚”、“没什么影响”、“完全没什么影响”五种。描述统计结果表明，在这些指标中，影响居民生活前五位的为垃圾处理滋生病菌、带来臭味、危害身体健康、污染水源，居民经历的健康与物理风险明显高于社会风险。
统计检验表明，该量表具有较高的信度，Alpha系数为0.93，表明这些项目具有较强的内在相关性，根据主成分法对这11个项目进行因子分析，经过变值精简法旋转后，抽取了两个公共因子（如表1所示）。用这两个公共因子来代表这几个变量的主要特征，方差贡献率达到69.20%，KMO值为0.933。根据因子负载，将这两个因子分别命名为：健康与物理风险因子和社会风险因子，健康与物理风险因子包括“垃圾处理带来臭味”、“污染水源”、“发出噪声”、“污染土壤”、“滋生病菌”、“制造心理压力”以及“危害身体健康”。社会风险因子包括“垃圾场附近产业贬值”、“减少工作机会”、“降低收入”以及“人口减少”。
为了把个人所经历或者遭受的环境风险综合用一个变量来表示，笔者把两个因子的值分别乘以其方差后相加，即：个人所经历或遭受的环境风险=健康与物理风险因子值×0.594+社会风险因子值×0.098，我们可以将上述综合变量的因子得分，作为反映个人所经历或遭受的环境风险的指标。为了便于分析，通过公式[26]将其转换为1到100之间的指数转换公式：转换后因子值= （因子值+ B）&A。 A= 99/ （因子最大值—因子最小值）， B= （1/A）·因子最小值。B 的公式亦为，B=[（因子最大值-因子最小值）/99]·因子值最小值。
（四）自变量
本研究的自变量为社会经济地位。社会经济地位是指基于个人的教育、收入、居住地等基础上，个人相对于其他群体而言所处的社会和经济位置，是一个综合考虑社会和经济两方面的综合指标[27]，同时社会经济地位还包含个体的人口学特征[28][29]。基于此，本研究的社会经济地位主要包括个人的人口学特征、经济、社会地位测量，人口学特征主要从性别、年龄、民族进行测量，经济社会地位主要从受教育年限、收入、居住地（城乡社区类型、住家离垃圾场的距离）三个方面进行测量。本研究所涉及的所有变量及其特征如表2所示。
四、模型及分析
本研究以居民所经历或遭遇的环境风险因子得分为因变量，以社会经济地位为自变量，建立多元回归模型，分析社会经济地位变量对环境风险分配的影响。两个回归模型的容忍度（Tolerance）和方差膨胀因子（VIF）结果均落在否定多重共线性范围之内（0
第一，性别在环境风险经历或遭遇上不存在显著的差异，假设1未得到验证。此发现与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结果呈现出不一致性，王朝科研究表明不同性别之间承担的环境风险呈现较大差异[30]。西方学者表明，女性承担的环境风险明显多于男性[31]。调查发现，厦门市是福建省的经济发展中心，是一个重要的劳务输入地，垃圾场周边大部分的居民并未选择外出务工，而是选择在垃圾场周边附近的工业区或商业区务工，形成白天在工厂务工、晚上回家的模式，并未出现“大批男性外出务工，而女性滞留在农村”的局面，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不同性别承担的环境风险不存在显著差异。
第二，年龄与风险经历呈现出负相关，这说明年龄越大者，所经历或遭受的环境风险越少。假设7未被证实。贝克认为风险感知和风险不是不同的东西，而是相同的东西[32]，年龄越大者，其风险感知能力较弱，并未意识到自己所经历或遭受的环境风险，因而呈现年龄与环境风险分配的负相关效应。
第三，民族对环境风险分配的影响不显著，假设2得到验证。此发现与西方研究存在不一致性，西方研究表明，种族是风险分配不公的决定性因素；1983年，休斯敦的25个固体废弃物处置场中有21个位于非洲裔美国人社区周边[37]；2007年，废物设施的3公里范围之内56%的居民是有色人种[13]。
第四，收入与环境风险分配存在负相关关系，且统计检验显著，收入每增加一个对数单位，其经历的环境风险得分降低2.599分，假设3被证实。与以往研究结果保持一致性，西方研究结果表明，低收入阶层承受更多的环境风险[15][33]。一方面，收入越高者，其可动员的社会资源越多，越可能动用社会资源去阻止垃圾场的建立，另一方面，收入越高者，其风险应对能力越强，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减少环境风险；当环境风险积累到难以承受之地步时，其可通过迁移来规避环境风险，而收入越低者缺乏经济支付能力，难以作出理性行动和选择最佳的居住场所，不具备转移风险的能力，承担更多的环境风险。
第五，受教育年限对环境风险经历的影响不显著。在垃圾场周边居民模型中，受教育年限与环境风险具有负相关性，但不具有显著的统计性，假设4被否定。这一点与国内外研究存在不一致性。潘斌指出，社会风险的分配依赖于风险知识、风险治理等风险应对能力，教育程度越高，风险防范知识和风险应对能力越强，承担的环境风险越少[34]。西方学者研究表明，垃圾场选址一般都选择在受教育程度低的地区，受教育程度越低，承担的环境风险越多[14]。我们的调查发现，后坑垃圾场位于厦门市区，垃圾场自1999年运营以来，管理一直较好，没有发生过重大的扰民事件；2008年开始，随着岛内建设重心的东移，厦门市政府计划把周边社区作为城市重点开发区域，改造成厦门新的中心城区，并在后坑垃圾场附件建立了大量的人才保障性经济适用房和公务人员保障性住房，大批本科及以上的人才入住，他们同样经历着较高的环境风险，因而不同的受教育年限者在环境风险经历上不具有显著的差异。
第六，农村社区居民的环境风险经历显著高于城市社区居民，假设5得到证实。回归系数显示，与农村社区居民相比，城市社区居民的环境风险经历低16.672分。同时，城市社区的标准回归系数为-0.399，其绝对值为所有通过检验变量中最大的；表明城乡社区是影响环境风险分配的最终重要因素，大量的生活垃圾和工业垃圾往乡村垃圾场转移，产生环境风险，致使农村居民经历的环境风险明显高于城市居民。
第七，住家离垃圾场的距离对环境风险的分配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假设6得到支持。模型2显示，与居住在离垃圾场1公里范围之内的住户相比，居住在离垃圾场1～3公里和3公里以上范围的住户的风险经历得分分别低6.968分和9.733分。住家离垃圾场的距离越远，经历的环境风险越低，表明垃圾场周边居民和非垃圾场周边居民承担着不成比例的环境风险，环境风险分配以垃圾处理场为圆心向不断递减。
五、结论与讨论
随着我国生活垃圾污染问题日益加重，学者对于环境风险关注日益增多，然而更多的关注只是停留在个案研究上，仍缺乏系统定量的研究探讨环境风险分配。本研究基于数据分析，基本得到以下结论：第一，环境风险并非公正地分配于不同的社会经济地位群体中，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群体承担着不成比例的环境风险，社会经济地位是影响环境风险分配的重要因素。第二，年龄、收入、居住地（城乡社区类型、住家离垃圾场的距离）是影响环境风险分配的显著因素。第三，性别、民族、受教育年限对居民的环境风险经历影响并不显著。
本文关于环境风险分配的研究与西方存在明显区别：首先，西方学者将环境风险分配与“民族”、“教育”、“性别”等社会因素[4][13]联系在一起，而本研究发现这些变量都不具有显著的统计性；本研究认为，在美国，有色人种较多且处于弱势群体地位，政府在垃圾场建设时采取“最小抵抗原则”，有色人种地区易成为垃圾场选址地。而在我国，汉族人口比例达到92%以上，少数民族比例较少；与美国种族歧视制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采取各民族共同繁荣的政策，因而没有出现少数民族承担更多环境风险的局面，民族对我国环境风险分配并不产生显著影响。伴随着保障房政策的实行，人才保障性经济适用房和公务人员保障性住房在各城市全面建设开来，保障房一般建在城市地价比较便宜的边缘或郊区，甚至可能选址在垃圾场周边，因此，受教育程度越高者亦可能承受较高的环境风险。由于选择调查地点的原因，性别对环境风险分配的影响不显著，这一点有待以后的研究进一步论证。其次，与西方尤其是美国的环境风险分配关注的焦点不同的是，我国的环境风险分配不公突出表现在城乡的环境风险分配差异上，城市居民经历的环境风险明显低于农村居民，对此本研究认为这可能与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存在关联。第一，我国采取优先发展城市的战略，出现了城乡二元体制，形成了城市中心—农村边缘的模式，处于城市中心者，在政治及行政的治理活动中有着不可挑战的支配权，面对风险，城市中心者有权做出分配的选择，可以把原先产生于中心地带和应当由中心地带承担的风险分配出去[35]。第二，我国绝大部分生活垃圾污染防治投资基本都在城市，而农村很难得到生活垃圾污染治理和环境管理的资金，缺乏相应的环保设施，致使农村居民经历更多的垃圾处理风险。第三，城市在将大量生活垃圾污染转嫁给农村居民的同时，却没有给环境利益遭受到损害且相对贫困的农村给予风险补偿，消减垃圾处理带来的风险，使得风险积聚在农村居民身上。第四，城乡居民较大的社会经济地位差异决定了他们抗风险能力的不一致性，居住在城市社区者相对拥有完善的社会保障、金融资产总量和较高人均值，能够有效地抵制社会风险[36]，而农村居民其抗风险机制明显弱于城市，难以采取有效措施规避风险，致使风险积聚。
总结起来，社会经济地位对环境风险分配的作用机制如图1所示。垃圾场的建设与运营给周边社区带来一定的环境风险，相关部门采取措施消减环境风险，但难以消除，形成了环境风险的初次分配。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群体的风险应对能力差异影响着风险重新分配。社会经济地位高者拥有一定的经济资本、政治资本、社会资本和话语权力等风险应对能力，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环境风险分配格局。社会经济地位越高者，其拥有的社会网络规模越大或网络规模势力越强[37][28]，其关系疏通能力越强，对环境危害做出各类抗争的可能性越高[37]。若环境抗争失败，社会经济地位越高者，其收入相对较高，具有理性选择居住环境的经济能力，有能力搬离环境风险区域，规避环境风险，承担较少的环境风险。社会经济地位较低者，风险应对能力较弱，若选择沉默和抗争失败，则集聚一定的环境风险。深入访谈发现，当垃圾处理风险严重干扰日常生活时，他们会选择“堵马路、静坐”等原始抗争方式，向制造污染的垃圾处理抗议，然而只要垃圾处理单位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社会经济地位较低者就选择停止抗议，这种接受“以钱补污”的短期维权策略行动并没有彻底消除环境风险，而是积累了环境风险。风险的不平等分配“实际上是一种强权逻辑，即谁有权势，谁就转嫁风险，谁没权势，谁就承担风险”[38]，风险分配呈现出一种阶级或阶层定律，遵循社会经济地位逻辑，财富分配和风险分配存在重合性。因而在以后政策制定中，不仅需要关注不公正的环境风险分配，同时也需要关注环境保护责任和义务的分配。应加强对垃圾场周边居民的补偿机制，降低环境和健康风险，保障垃圾场周边居民和低收入者的环境权益。
最后，值得指出的是，作为一项探索性研究，我们只是初步证实了社会经济地位与环境风险分配之间的关系，但本研究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第一，社会经济地位对环境风险分配的影响应该是长期性和历时性，纵向跟踪数据显然比横截面数据更适合于厘清社会经济地位与环境风险分配的复杂关系，而本研究受条件限制只获取了某一时点的截面数据。第二，社会经济地位与环境风险分配的两者之间的关系实际上非常复杂，其中许多机制在本文中未能充分挖掘，如在社会经济地位与环境风险分配之间可能还存在环境意识等中介变量，这些未能充分考虑到，本研究的观点和结论还有待通过进一步大规模、纵向调查的实证研究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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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风险社会 理性认知 管控机制
DOI：
10.16657/ki.issn1673-9132.2016.01.224
一、我国已进入风险社会
人类文明进入新世纪以来，日益频繁的“天灾人祸”不断加深人们对风险危害程度的认知，“9？11”恐怖袭击、2003年肆虐全球的非典、印度洋海啸带走沿岸15万生命、“苏丹红”食品危机对体制的拷问等，各种各类的突发性事件严重威胁着人类生存安全和社会和谐稳定。现阶段的我国处于转型期，随着社会转型速度的不断加快，复杂的利益格局频繁碰撞、调整，各类突发事件不断发生，各种矛盾的复杂性增加，社会生活中的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危及社会的安全与稳定，给社会带来诸多的风险集聚和爆发。同时，大规模流行病、地震、旱涝灾害、毒疫苗、矿难、地沟油，雾霾等各类突发事件频频发生，风险上升为公共危机。
风险转化为公共危机，意味着社会公众的目光焦点投向那些影响自身安危的各类潜在风险，社会舆论的热点也折射出民众对自身安全的风险焦虑，政府当局也相应地不断调整对生态环境、人文灾难等问题的认识角度和重视程度，来增强社会风险承受能力时，就表明国家已进入了现代化发展的深水区――风险社会。那么如何规避各种风险，追求社会健康稳定的发展轨道，实现人类社会的和谐安全和进步，是我们必须给予高度关注的重大课题。
二、对风险社会的理性认知――社会各类风险转化多角度公共危机
风险社会，一般理解是社会出现的风险逐渐接替经济财富的增长成为社会的主要关注对象。人们对发生危机的一连串加深的后果有了高度的认知。在社会现代化进程的中早期，社会关注的重点是经济增长和财富创造，风险的发生被看做是偶然发生的，很小概率性的事件，和现实利益相比，它造成的损失往往被忽略。然而，当现代化进入后期，风险开始占据主场，国家、社会、民众已不可能只见利益而无视风险，因为一再爆发的风险造成了社会公共危机， 它所带来的经济社会等各类损失超出了社会乃至国家承受的极限。风险社会也是对现有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组织管理的一个极大的挑战，因此政府和机构需要一套新的方法、路径对现代风险进行多方位的管理和控制。
处于深化改革期的中国社会，一直面对着各方面复杂的风险带来的各种挑战，地震洪水和突发性的，还有严峻的国际压力和冲突，所有这些都需要通过社会公共危机风险管理来应对、减少和控制。十七大以来，我国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大量出现，加上别有用心的势力挑唆、片面夸大，很多负面情绪在酝酿在传播，这一切表明社会处在风险高发期。
现阶段，我国处理危机的手段还不完善，各个环节的配合还不协调，许多问题的解决大多采取事后控制的手段，等风险发生才启动应急程序。因此，建立社会风险评估的基本框架，规范社会风险管控的长效机制，把化解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工作做在前位，通过稳妥的决策、慎重的实施，尽可能将社会风险降低到最萌芽的状态、最小的限度，这是直面社会风险高发这一客观事实的科学举措。
三、构建社会风险长效管控机制――形成中国信心的常态化
一切社会都会有矛盾和风险，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缓和与化解矛盾与风险的有效机制。影响转型成本的因素很多，地理环境、资源、人口、技术水平、国际形势等等，但最重要的因素则是制度变革路径的选择和社会风险控制的手段和方式。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中，我们要以攻坚克难的改革思维和依法治国的法治思维，从有关社会风险管控的法律法规建设、制度安排、指挥体系、协调机制等方面不断打造和提升我们应对社会风险的能力和水平。
（一）完善社会风险管控的法律法规和制度安排
从社会风险管理的实践看来，很多国家在构建社会风险管控机制的同时，先后建立和补充了完备的法律条文、法规体系来确立和保证政府在紧急状态下的职责和权限。多年来各国处理各种危机的实践证明，社会风险管理必须纳入法制化的轨道，涉及危机管理的法制越健全，越有利于对突发危机事件应急措施的第一时间应对和处理危机的高效性。
（二）打造社会风险管控的各级核心指挥系统
社会危机管理的成效，关键在于一个级别清楚，分类明确，高度权威，高效率，高协调的核心指挥系统。这个指挥系统要体现一个国家各级领导决策层的战略危机应变能力，担当着风险危机管理核心决策者和指挥各环节协调配合的角色。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就建立了以总统为核心的社会风险管理指挥系统。而俄罗斯，在长期应对各类危机的实践中，也形成了以总统为核心的指挥主体风险管理权力机构。
（三）建立社会风险预知评测报警体系
传统社会中的风险由于局限于一定地域和范围之内，往往是可以直接感知、可以计量和可以预测的。而现代社会的社会风险，就其存在形式而言，有些风险因素可能可以感知到，有很多甚至于根本就不会事前感知到或者预测到。随着当代社会联系的日益增强，一个风险的出现常常会激化和引发其他风险，从而形成复杂局面复合型的风险，加大了针对风险防范和危机管理的实践难度。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发生的风险，都有可能向全球迅速扩展，演化成更大范围、更大影响的危机，这样也使预测风险的难度增加了。因此，我们必须建立一套高效社会风险预知评测报警体系，以应对更加复杂的风险发生情况。
（四）强化国民风险防范意识，理性面对危机
政府风险管理的效果和结果与所辖国民的风险防范意识的强弱有着直接的关系，对一个国家而言，充满理性的国民风险防范意识是整个社会风险、公共危机管理的现实基础。因此，国家不仅仅要加强对公共危机管理者的风险管理意识教育，风险管控能力培养，更加要注重对全体国民经常的进行有针对性的相关风险意识培训，使国民在风险发生时，能够理性应对，配合相关配套措施的开展，减少不良后果。
社会风险管理是各国政府共同面对的现实问题，也是社会各界和公众共同关注的问题，在风险社会下，预防和减少社会风险，是政府职能和公共管理的重要目标和严峻的挑战。健全和完善社会风险管控的法律法规，探索和实践社会风险管理的长效机制，提高公众综合素质和社会责任，应对挑战，化风险为机遇，进入发展的安全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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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环境与社会风险；财务绩效；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国际金融公司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4-2265（2015）09-0055-04
一、引言
1956年，国际金融公司（IFC）正式成立，其运营宗旨是通过 “鼓励成员国，尤其是在欠发达地区的私营企业成长”从而促进发展中国家与地区的私营部门发展。虽然隶属于世界银行集团，但是IFC更像是一个“银行”而非公共投资机构――IFC的投资并不会得到政府担保，完全由自身承担所有投资风险，并从中获取利润。因此，IFC较早地通过不同的金融工具与方法建立了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在实践过程中，将其融入企业文化、政策设计、组织构架、管理体系以及人才培养体系等各个方面，特别是积累了丰富的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经验。基于对全面风险管理的强烈需求，IFC比其他向私人部门融资的多边金融机构更注重投资的可持续性。全面风险管理理念的转变，促成了由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政策、绩效标准以及相关措施组成的可持续发展框架，为IFC开辟了一条可持续发展之路。
为了打破多年来学界以及业界对可持续发展口号式认知的局限，本文将探讨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对IFC商业方面的可持续发展产生怎样的作用，即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如何影响IFC的财务绩效表现以及二者之间的关联关系。
二、国际金融公司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变革的历程
私人投资领域将环境因素纳入考虑范围开始得较晚，并且对于环境问题的认知，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停留在“环境保护超出了商业领域范畴，仅仅是为了政治目的”。同样，在时间上，IFC对环境与社会风险的关注并不占优势。20世纪80年代末，IFC在筛选投资项目时依然以投资回报率等财务指标作为唯一标准；在这一阶段，没有独立的环境、社会政策与流程来管理融资项目，也没有设置专门的环境管理的职能岗位。直到1989年IFC才聘请了第一位专业的环境评估师，正式开启了对环境问题的关注。之后，随着全球范围对环境与社会问题的关注以及外部监管环境的变化，IFC针对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在理念转变、政策建立、内部职能设置、具体管理工具与措施等多方面经历了一系列变革，最终形成了在国际金融领域具备领先地位的可持续发展框架。
变革历程的重要转折点出现在IFC对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理念的转变，即从防御型风险管理理念逐渐向主动寻求可持续发展理念转变。IFC在实践过程中，逐渐意识到对投资项目进行环境与社会风险审查，实际上是以某种合规要求来规范项目，是一种被动的风险防御方式。2001年可持续发展倡议的提出，标志着IFC风险管理理念的转变；2006年可持续发展框架的正式推出，标志着可持续发展理念的配套政策出台，并付诸实践；2012年IFC最新的可持续发展框架。该框架由环境与社会可持续政策（描述IFC如何致力于环境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环境与社会绩效标准（规定客户在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的责任与角色）以及信息披露政策（规定IFC在透明度与可计量性方面的责任）组成。该框架的核心是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的八项绩效标准，这一绩效标准已经成为私人投资部门的最佳实践标准，同时也被公共投资部门所采纳，例如欧洲发展金融协会。
在不断变革与实践过程中，IFC逐渐认识到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与经营宗旨的最好方式是“在商业规则下对私人部门借贷行为中，传播以及实施IFC解决环境与社会问题的专业能力，从而有能力在高风险区域获得盈利；增加IFC金融服务附加值，区别于其他金融机构；激励员工，留住人才；消除贫困与帮助私营部门发展。”
三、实证分析设计
（一）研究方法
本文旨在探讨IFC环境及社会风险管理与企业成长（财务表现）之间的关系，采用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Autoregressive Distributed Lag model， ARDL）进行分析。
[CFPt=α0+i=1mαiCFPt-i+j=1nβjESGt-j+ρtControlVariablest+εt]
[εt?IN[0，σ2ε]] （1）
其中CFP表示财务绩效变量；ESG表示环境与社会风险衡量指标；Control Variables表示控制变量； m、n分别是CFP与ESG的最大滞后期。
ARDL模型由佩萨林和申（Pesaran和Shin）于1996年提出，在之后一系列研究成果中得以推广。ARDL模型的出现为研究变量之间长期关系提供了有效工具。该模型的优势在于，相较于标准的协整模型，ARDL模型不需要各个变量的时间序列一定是同阶单整，即便样本量处于非平稳状态，都可以用ARDL模型来检验变量之间的长期关系，并可以得出有效一致的估计结果。
（二）数据样本
1. 环境与社会风险衡量指标。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的度量是本文研究的关键所在，也是难点所在。这一难点被国际金融公司所建立的项目评价体系所化解。IFC独立评估小组（IEG）及时、无偏向地对该公司投资项目的发展成果进行评价。IEG在项目周期的各阶段对发展成果进行实时跟踪、独立测评，采用27个指标对项目的环境与社会绩效进行测评，所得结果如图1所示。
数据来源：国际金融公司年报（2006―2014）与可持续发展报告（2000―2005）。
图1：国际金融公司环境与社会绩效评分
2. IFC财务绩效衡量指标。当前，用以衡量企业财务绩效的指标可以分为两类：市场类收益指标和会计类指标。其中，市场类收益指标主要基于资本市场的交易数据，反映对股东的回报。如果采用市场收益指标来检验可持续发展与企业财务绩效之间的关系，必须考虑市场有效性问题。如果企业致力于可持续发展的行为确实能够改善企业财务绩效，那么关于企业致力于可持续发展的信息一旦传递到一个有效的市场时，该企业股价应当迅速发生变动。因此，市场收益作为企业财务绩效的指标适用于采用事件研究法来分析可持续发展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
会计类主要基于公司的财务报表数据，反映整个公司的经营成果，而不仅仅从股东角度出发。此外，本文旨在探究环境及社会风险管理行为与企业财务绩效之间的长期关系，因此，本文采用会计指标来衡量企业财务绩效。在企业众多财务指标中，根据格里芬和马洪（Griffin和Mahon）对相关文献进行的梳理，本文选取反映企业盈利能力的资产收益率（ROA）作为主要财务指标变量。
3. 控制变量。控制变量是指可能对企业财务绩效产生影响的不可或缺的变量。本文选取公司规模、资产负债率作为控制变量。其中，总资产取对数（LNTA）表示IFC公司规模。在规模效应理论支持下，通常认为公司规模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是正向的。资产负债率（DTA）是企业调节财务管理的一个杠杆，是反映企业资产状况和经营情况的一个重要指标。本文财务绩效指标与控制变量均可以从IFC年报中获得。
四、实证分析与结果讨论
（一）模型检验与估计
首先，进行平稳性检验，本文采用ADF检验。根据单位根的ADF检验，ROA、LNTA、DTA3个时间序列均是非平稳的，本文采用johansen检验寻求这3个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协整秩的检验结果表明，存在唯一一个线性无关的协整向量，也就是说存在唯一协整关系。
鉴于样本数据量有限，根据不同滞后期回归后调整的可决系数、AIC、SC准则等，得到滞后期数为3， ARDL模型估计结果如表1所示。
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与财务绩效之间的长期协整关系如下：
ROA=1.721+0.182LNTA+0.155ESG+0.357DTA （2）
（15.87） （6.85） （3.21）
[0.0527] [0.0247] [0.0084]
由于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ARDL）引入了被解释变量的滞后期放在方程的右边，所以需要对回归方程的残差序列进行LM检验和White异方差检验等，结果显示，残差序列不存在异方差且接受无自相关的假设（结果见表2）。因此，上述回归结果具有可靠性。
（二）结果讨论
首先，根据长期协整关系以及误差修正模型的估计结果可以确定，IFC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对财务表现具有正面作用（协整方程中ESG系数为正）；其次，DESG当期与DESG滞后一期对DROA均呈现出显著负向作用； DESG滞后二期对DROA呈现正向作用，但是统计结果并不显著；DESG滞后三期对DROA呈现出显著正向作用。也就是说长期来看，IFC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政策以及实施措施对其财务绩效的表现具有正面影响；然而当期以及滞后一、二期的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对财务绩效的正面作用不显著，甚至出现了负面作用，直到滞后第三期才呈现出对企业财务绩效的正面作用。这一结果是容易理解的，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需要耗费公司资源，特别是对具体项目会增加一定的成本，在短期有损直接经济利益，即表现出对财务绩效的负面作用。长期而言，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的实施，全面提升IFC的风险管理能力、人员专业化程度等，这些方面的改善都增强了IFC运营的“软实力”，这种“软实力”的增强往往需要一定的时间积累，难以在短期的经济利益中显现，即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对经济显现正面作用在时间上会有一定的滞后。
五、小结
本文通过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来探讨国际金融公司实施环境及社会风险管理与财务绩效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相关关系，以及前者将对后者产生怎样的影响。通过实证分析结果可以看到，国际金融公司环境及社会风险管理措施对财务绩效的影响为正，而且这种影响是显著的，这些措施在短期内或许是增加成本的，但是从长期来看，其对自身企业的管理、员工的培养，特别是重视对合作企业的帮助，都有利于其财务业绩的提高。特别是，国际金融公司的投资多发生在发展中国家，面临投资环境复杂、项目技术难度大、需要克服困难多等一系列复杂情况，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政策的建立、实施对项目融资的成功是不可或缺的管理手段。此外，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工具的不断尝试和实践，已经使得国际金融公司在全球金融机构中脱颖而出，为其赢得了良好的声誉。在国际项目融资中，国际金融公司的参与常常被作为一种项目可行性的标志，这是自身品牌价值的体现。
综上所述，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由内而外地提高了国际金融公司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对内，打造自身深厚的专业基础；对外，树立良好的品牌形象以及增加公司附加值。国际金融公司的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涉及范围广泛、内容丰富、相关措施翔实规范。加之国际金融公司的宗旨及其特殊角色，使得其在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方面的经验对我国商业银行具有较强的借鉴价值。
目前国内商业银行在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方面与发达国家银行相比，整体处于较低水平。并且，国内商业银行尚未从理念上真正认识到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的重要性，往往只是将其作为口号或者仅仅是为应付监管层面要求而设立的，因此也就没有相应的具有可行性的措施。
本文的研究初衷是为商业银行提供一个内部来实施可持续发展的措施。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与IFC财务绩效的长期正向相关关系，对商业银行是一个重要的激励。虽然短期看，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措施的实施确实增加了成本，对企业财务业绩具有一定负面作用，但是这些成本并不是沉没成本。对商业银行增强竞争力、提升品牌价值从而获得长远利益具有显著作用。因此，商业银行应该将环境与社会风险纳入整个业务流程中，从而增强自身风险管理能力，全面提高经营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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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前上海社会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风险
由于国际国内发展环境的巨大变化，上海社会经济的发展呈现出许多与过去不一样的新情况和新问题。
（一）作为我国重要的外向型经济城市，上海在扩大开放和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面临的国际竞争压力和外部风险不断加大。2007年，上海的外贸依存度达到176.5%，其中出口依存度达到89.8%。这说明上海的经济增长严重依赖于国际市场，面临国际市场的竞争压力越来越大。随着对外贸易持续增长，上海已进入一个基数较大而后增速趋减和贸易摩擦加剧的时期。由此产生的贸易摩擦和潜在的市场风险也可能进一步加大。特别是随着上海金融、证券等服务业领域的开放，资本流动性和市场投机因素也会增加，竞争对手有可能达成默契或形成“战略联盟”，利用产品质量、食品医药安全问题对上海产品进行牵制、压制和遏制。由于上海抵御摩擦、分化遏制、抗衡风险的实力还不够强大，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对上海经济发展的制约也在不断加大。
（二）作为正在建设中的国际金融中心，上海的金融体系抗风险能力弱，世界金融危机波及的风险在不断加大。近年来，上海的银行系统不良贷款比例居高不下，尽管信用扩张使不良贷款比例有所下降，但其比例仍处在较高水平。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传导，经济增速回落和信用扩张后的收缩，有可能使企业兼并、破产增加和还贷能力下降，容易引发企业资金链条的断裂，增大金融风险。
（三）金融危机引发美国经济技术性衰退，使得上海面临金融危机的风险转移威胁，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遭遇严峻挑战。风险不能消灭只能转移。目前，上海面临西方国家采取“策略性衰退”方式转嫁损失的风险。一方面，“策略性衰退”采取多印钞票，投资和投机上海，廉价收购上海资产，加大人民币的流动性过剩。事实上，上海已成为资金寻求新的投资或投机的最佳市场。另一方面，近年来，随着金融机构总部不断聚集上海，各类金融风险也逐步在积累。一些管理制度不完善的机构将上海作为融资平台，将资金风险最终转嫁到上海。随着经济金融全球化发展，上海金融市场与国际金融市场的联系更为紧密，市场风险的跨境传递也更为迅速。譬如，外资银行在沪设立法人银行，我们虽能在监管、税收等方面带来利益，但并不能杜绝金融风险跨境传递。一旦这些机构出现经营危机，其母公司就可将风险转嫁给国内市场。
（四）作为具有雄厚工业基础的创新型城市，上海经济结构转型加快引发“双重经济波动”，使得经济发展面临更大困难。当前，上海面临世界金融危机与发展阶段性转变的“双重挑战”，引发系统性经济风险：（1）受金融危机影响，发达国家经济进一步放缓将使我国出口产品需求增长放慢，从而制约上海的出口增长，使得上海产品的外部需求出现过剩的风险。（2）随着制造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带来了产业替代断裂的威胁。如果服务业的发展速度总是落后于制造业，就不能顺利支撑上海经济未来的持续发展。（3）随着总体产业技术水平提高，越来越难以继续依靠引进技术来支撑新兴产业的发展，自主技术储备不足和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的矛盾暴露无遗，如果不从根本上增强技术创新能力，在未来一个时期内，上海的技术供给将难以适应产业技术升级加快的需要，很可能将面临技术供给的“瓶颈”制约。（4）产业结构升级和新兴产业的迅速崛起，需要进行大规模融资和发展委托关系，但缺乏社会化融资体系所需要的产权保护制度和信用体系。（5）结构升级往往伴随着企业兼并、破产和重组，容易引发企业资金链断裂，加大金融风险。这几方面的问题，有可能引发全局性的经济风险。
（五）作为吸纳就业能力较强的工业城市，上海近年来的就业压力增大，社会矛盾更加复杂。在农业剩余人口向非农产业转移尚未完成、工业部门加快结构升级、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和机器排挤替代劳动以及世界金融危机和上海经济下滑等各方面因素综合作用下，上海创造就业的能力和实际就业需求量将明显下降，使得就业与失业矛盾更加突出。主要表现为：（1）受金融危机和经济下滑影响，部分企业近期有可能出现经营困难甚至倒闭现象，上海将面临新一轮下岗失业大潮的严峻考验。而在未来几年里，上海每年劳动力供给总量将超过150万人，上海劳动力总量庞大和就业不充分的问题更加突出，劳动者的就业心理压力加大。（2）就业的结构性矛盾越来越突出，新兴产业部门拥有更高收入增长弹性和市场需求，而相当数量的劳动力（如职中、高中毕业生、退役军人等）由于不具备相应的素质和技能，表现为“短缺”与“过剩”并存。（3）就业弹性系数的下降。由于世界性的经济衰退，使得部分出口依赖型企业倒闭停产，而经济结构的调整，使得上海挖掘新增就业岗位的难度越来越大。（4）近年来，上海每年的高校毕业生多达15万人，而多数新增毕业生的就业岗位层次趋于下降，高校毕业生面临结构性就业难题。如果这些失业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就会使潜在的矛盾显性化，有可能滋生违法犯罪、请愿、游行等集体行动，危害公共安全，引发社会动荡。
二、上海社会经济的风险产生的背景及其趋势
在社会急剧变革时期，上海存在着各种风险的诱因变量和本因变量。因经济结构失衡与社会结构失衡而长期积蓄的矛盾和风险，可能在这一时期随时找到突破点而爆发出来，由风险转化为灾难，打断社会演进和转变的过程。更为重要的是，受国际金融危机蔓延的影响，国际国内的社会经济形势日益复杂，使得上海引发社会经济风险的隐患不断增多。
（一）上海社会经济风险的本因变量与诱因变量分析。任何社会风险都是本因变量和诱因变量相互作用的结果。从风险理论的角度分析，制度变迁导致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发生的巨大震荡，产生大量不协调性、不适应性(滞后性)、效率损失、公平公正不足而社会代价补偿滞后等问题，这是诱发上海经济社会风险的本因变量；而全球金融危机的蔓延、国内“通胀”与“紧缩”的持续与反复以及经济下滑等因素诱发的一系列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已成为上海社会经济风险的“诱因变量”。本因变量和诱因变量相互作用的结果，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上海社会经济风险的发展趋势。
从本因变量的角度分析，上海社会经济风险主要源于两方面。一方面，经济社会潜伏的深层矛盾及其发展转型过程中诱发的风险。其主要包括：（1）经济发展取得了可观成果，但社会发展相对欠缺，而且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社会需求变化进一步凸现出社会发展不足，导致各种经济社会矛盾比较突出。一是政府职能转变滞后。表现为政府集裁判员和运动员、调节者和经营者的角色于一身，体制性因素使得政府“引火烧身”，而政府将本该由自己承担责任的“公共产品及服务”领域部分或全部让给了市场，政府“缺位”现象严重。二是政府社会性支出的不足。社会事业发展滞后，由此损害了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扩大了社会差距，加剧了社会性的焦虑和紧张。社会事业发展不足最终会积聚人民群众对政府的不满，使得各种社会矛盾集中指向政府，从而对政府的合法性与社会稳定构成威胁，这是上海社会经济诸多矛盾激化的深层原因。三是社会政策存在缺陷。上海的经济发展在为农民提供了非农化和进城就业机会的同时，而政府却尚未建立满足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外来人员”需要的社会服务体制和社会管理体制，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社会摩擦和社会冲突。此外，上海还存在容易被忽视的子女教育、社会承认、职业满足、参与程度和社会选择等一系列不均等问题。这些问题既是经济不平等的后果，又是延续经济不平等的原因，从而构成系列风险的因果链。（2）城乡二元结构调整加速，剩余劳动力转移和社会整合潜伏着矛盾。如果不注重解决这些问题，城乡各类就业群体必然进一步分化，进而发展为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矛盾和抗争。伴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任务艰巨，隐含着一个很大的就业矛盾。一旦农民工长期得不到就业和发展培训的机会，就会在社会经济发展中逐步被推到“边缘”地位，被排斥在社会主导产业和主流社会之外，成为城市现代化的“弃儿”，丧失参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资格和机会，成为社会结构中最不稳定的人群，上海蕴藏着很大的不稳定因素。此外，由于经济结构的剧烈变革，社会结构也将发生较大波动，特别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差别相继产生，各种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加剧，这一阶段往往是经济容易失调、心理容易失衡、社会容易失序的敏感时期。如果处置不当，就必然引发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
另一方面，是由社会代价支付与补偿失衡引发的风险。目前，由于社会发展的成果没有实现共享，而社会发展的代价却主要由社会普通民众特别是贫弱群体来承担，社会代价的支付主体明显错位。（1）随着社会转型的不断深入，上海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社会普通民众的相对社会地位非但没有上升，反而有所下降。主要表现为三方面：一是就业难。失业及下岗人数在上升；进城务工的农民工虽然有工可作，但极不稳定；大学毕业生就业压力开始显现，一些出身普通民众家庭的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其生存处境在急剧的社会变迁中显得越来越艰难。二是就医难。上海居民虽然享受基本医疗保障，由于个人要承担小病医疗部分及大病医疗费用的一定比例，随着医疗价格的迅速上升，也面临着各种困难。三是住房难。近年来，上海商品房价格连番上涨，且经济适用房、廉租房严重缺乏，其结果是普通民众尤其是贫弱群体解决住房不足的愿望变得不可企及。从普通民众承担着社会快速转型时期社会代价的客观事实中不难看出，一方面，下岗失业者、低收入者和收入水平下降者、边缘人群或者弱势人群是社会代价支付的主体，也是对社会现状不满意者的高风险人群；另一方面，社会的高收入人群、主流人群或者强势人群是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赢家。社会代价支付主体的错位，已经变成造成上海社会危机的催化剂，它的迅速积累甚至有可能演化为社会动荡的导火索，或者当出现突发性事件时，这些不满情绪会起到“火上浇油”的作用。（2）社会代价支付方式不断转嫁引发社会冲突。社会强势群体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不仅由于自身所具有的优势使其享有种种实惠，而且通过种种手段，向普通民众转嫁各种社会风险，使其成为社会转型代价的主要支付者。譬如，资方通过最低化投资成本，最低化人工成本，侵害职工的劳动力价格权，延长劳动时间等手段，向普通产业工人或农民工转嫁经营、投资等各类企业风险。（3）强势行业(如垄断行业)、强势产业(如朝阳产业)、强势职业也存在向弱势行业、弱势产业、弱势职业转嫁社会代价的倾向。而强势群体向弱势群体转嫁社会代价这种情况可以视为转嫁情形的集中体现。
从诱因变量的角度分析，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使得上海的经济安全面临严峻挑战。当前，突出表现为全球金融危机持续蔓延，金融危机不断加剧，国内外经济环境中的不确定、不稳定因素明显增多，使得上海面临的经济社会风险更加严峻。（1）金融危机的蔓延使得上海面临日益严峻的经济风险。由于关税或其它贸易壁垒逐步减少，国内产业加速融入国际分工体系中，上海企业面临严峻考验，对部分行业特别是对金融业的冲击力较大。随着外资银行全面介入上海银行业务，高端客户逐渐流失，中资银行的储蓄增速也随之下降，导致中资银行的流动性迅速降低，并有可能发生支付困难，从而在某种诱发因素的作用下引发“挤兑”和社会恐慌。（2）金融危机的蔓延使得国际资本流动的负效应渐现。就长期国际资本流动而言，它寻求的是高回报和低风险，当其大量进入后，往往形成“透明化”和“问责制”的运作模式。一旦国际资本控制公司的大部分股份，这些公司就必须采用国际财务管理方式和信息报告标准。与此同时，事件和行为必须不断向国际社会披露，公司和政府造成的错误和失误将受到国际资本的无情制裁。这无疑加大了受控企业的运营风险。而就短期资本的跨国界流动而言，也会给上海经济埋下不稳定的隐忧。因为，随着上海经济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特别是随着金融业的开放和资本账户管理难度的增大，短期资本流动的自由度将不断增加，从而增加新的金融风险因素。（3）金融危机的蔓延使得上海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矛盾会进一步突出。目前，上海参与国际分工与合作的经济技术基础仍处于劣势，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将面临严峻挑战。面对跨国公司有目的、有步骤、有手段地对上海市场和企业的全面进入，如果上海不能有效提高技术水平，缺乏国际竞争力，就很难有效地应对外资的进入，这就潜伏着很大的经济风险。
（二）关于上海近期社会经济风险的性质界定。从风险灾难的形成过程来看，上海近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风险，不是近期形成的，而是长期积累的结果，是“能量积累型”风险。从经济社会风险的“能量”积累的规律来看，社会经济重大风险的“能量”积累过程，是一个由一般性的社会危机到较为严重的社会危机，最后发展到特别严重的社会危机逐步演变的过程。从风险灾难的后果及其性质来看，近期对上海经济社会发展有重大影响的风险，既不是指一般矛盾，也不是指一般冲突，而是指潜在的、是对上海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有着重大影响、甚至有可能导致严重社会冲突和激烈社会对抗的危机因素。其特点是，多种诱因交织在一起，而且各种诱因经过较长时间的积累、叠加，形成一个临界点，由量变到质变，然后因某个突发事件“引爆”，最终酿成危机。这种突发性因素既可能是外部的突发性因素，如目前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也可能是自然灾害，还可能是政府决策失误等因素。有些本来在局部性的、区域性的、某一个环节上的问题，但是，由于政府官员处置不当或决策失误而迅速扩散，形成全局性、系统性的重大风险，进而演化成具有严重社会危害的危机事件。
（三）上海社会经济风险的可能趋势。风险的诱因变量和本因变量这两类因素可能的变化，决定着上海近期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大风险问题存在着三种可能的趋势：第一种可能趋势是，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大风险诱因变量明显或严重变坏，本因变量大致维持目前状况不变。于是，就几率而言，上海一般性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大风险的发生几乎是不可避免的。第二种可能趋势是，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大风险诱因变量明显或严重变坏的同时，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大风险本因变量也出现变坏的情形。在这样的情况下，上海社会经济发展中有可能会出现较为严重的风险。第三种可能的趋势是，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风险诱因变量全面严重恶化的同时，社会风险本因变量也出现全面严重恶化的情形，于是，上海有可能出现最为严重的、颠覆性的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大风险。应当看到的是，由于上海近期社会经济发展面临金融危机、通货膨胀、经济下滑、失业及其它社会问题的严峻挑战，上海近期发生严重的、颠覆性的社会经济重大风险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如果我们能够未雨绸缪，有效应对，其发生的几率仍比较小。这是目前和今后一个较长的时期，上海不存在发生特别严重的社会经济风险的基本条件。上海民众目前的基本生存条件不存在难以为继的可能性，相应地，民众也不会产生绝望的心理状态，经济秩序不可能完全丧失，政府对于社会的控制能力不可能完全丧失。因此，从目前的状况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基本判断：（1）上海社会经济发展中发生一般性的风险是不可避免的，甚至可以说一般性风险与危机的爆发，是未来上海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种常态现象。（2）较为严重的风险，或者说，上海社会经济发展中比较重大的风险，其发生可能性是存在的，需要引起高度重视和特别关注。（3）上海社会经济发展别严重的、带有颠覆性的重大风险，其发生的几率非常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当然，如果我们对上海近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风险放任纵容，或者处置不当，或者应对不及时，或者措施不得力，等等，就完全有可能导致未来上海发生特别严重的社会冲突和激烈的社会对抗。因此，能否及时识别、积极防范和有效应对上海近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风险，显得特别重要。
三、防范上海社会经济风险的应对策略
防范上海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风险的关键，是要充分把握关系到上海社会经济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突出战略性、宏观性和政策性。当前，防范上海社会经济风险，首要任务是以启动内需为重点，“保增长、保民生”。具体对策思路包括如下几方面：
（一）针对金融危机的可能威胁，对宏观调控进行相机抉择。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转变过分依赖房地产业来拉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厘清政府在这一市场中的地位与作用。要根据借款人的不同信用，分离低收入阶层到房屋租赁市场和廉租市场，健全个人及家庭财产的申报及登记制度、税收监管制度，限制预售期房的按揭贷款及开发贷款。二是完善房地产金融体系设计，重视住房抵押贷款背后隐藏的风险，将遏制房价泡沫与控制银行风险相结合，加强对商业银行的内部控制，严防贷款质量下降。同时，严格保证首付政策的执行，采取严格的贷前信用审核，避免“虚假按揭”现象。三是改革住房公积金组织及管理体制,尽快组建政府支持的住宅抵押贷款银行及住宅抵押按揭贷款证券化机构已经迫在眉睫。四是着力加强对热钱的流入流出监管，控制资本流入，防范投机资本的冲击。
（二）要实行引导科学发展的产业政策。进一步完善产业发展政策，强化产业信息引导和预警，增强产业政策与土地、信贷、环保等政策的一致性和协调性。鼓励新兴产业发展，对节能环保、自主创新的产业和企业进行财政补贴或税收减负，加大服务业特别是生产业发展的扶持力度，提高服务业在上海经济增长中的比重。完善土地一级市场出让制度、住房开发贷款和按揭贷款管理制度，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加快内需启动步伐，鼓励有利于扩大消费的投资需求。主要着力点将放在扩大消费需求上，促进经济增长由过去过分倚重“外需”向“内需”转化。一方面，积极研究国内市场的变化，主动抓住东部沿海产业、资金向内地转移的机遇，结合上海实际情况，培育壮大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提升企业竞争力。着力拓展长江三角洲周边地区、中西部地区消费潜力较大的区域市场，增进区域经济互动，强化区域合作，促进内贸良性增长，以更广阔的市场腹地支撑上海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提升上海的经济辐射和聚集能力。另一方面，加快对城郊商贸一体化建设的步伐，务实地制定鼓励消费的政策，扩大工业消费品下乡试点范围，挖掘不同收入群体的消费潜力，鼓励保护有利于消费的投资需求。
（三）把扩大就业和解决失业问题置于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战略优先地位。把增加就业机会和控制失业率作为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可以采取的措施包括：（1）把改善就业环境、增加就业岗位作为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任务和评价各级政府政绩的主要考核指标。（2）市、区两级政府要利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收入政策调控失业率，增加财政用于公共投资的项目，带动社会投资，刺激经济需求，扩大就业机会。（3）把扶持下岗职工和失业人员再就业的各种税费优惠政策真正落到实处，为多种形式就业提供有利的政策环境。（4）保护就业弱势群体，把工作重点从保障下岗失业人员基本生活转到扩大就业上来。一方面要解决下岗失业人员的基本生活保障问题，另一方面要通过提供有效的培训，提高下岗和失业人员的就业能力，帮助他们尽快重返劳动力市场。此外，要彻底取消针对农民工的不合理规定，并严格防止反弹。（5）鼓励非正规就业，积极发展社区服务、家政服务；发展国际上通行的家庭办公、家庭咨询公司等；扶持受政府或公共机构业务委托的民间机构和非营利团体等。完善相关的法律资格、劳动就业、社会保障、税费优惠等地方性法规、制度、政策等。（6）完善政府就业服务体系建设。继续增加政府对就业培训、职业介绍、岗位购买等方面的资金投入；将扶助就业困难群体和下岗职工再就业的工作制度化，实现就业服务和就业扶持政策面向全社会的公平覆盖和规范统一。
（四）尽快出台民生政策。这些政策包括：（1）通过税费减免，进一步减轻居民医疗、教育、住房等支出负担。（2）增加离退休人员特别是企业离退休人员的退休金水平，提高城市最低收入标准和贫困群体的补助标准。（3）加大对低收入群体的财政转移支付，对低收入阶层发放消费券补贴，凭消费券直接领取实物。（4）加强市场监督，搞好对关系民生的主要食品涨价的备案核准管理，防止生活必需品的过度涨价。（5）进一步加大农副产品的生产和市场供应，全面落实一系列扶持粮食、生猪、奶业及禽类生产的政策，进一步加大对农产品的价格补贴，确保农产品的市场供给，促进郊区农民稳步增收。（6）健全社会保障体系，规范社会代价的补偿机制。一是积极探索建立有利于各类就业人员参加的养老、医疗保险制度，吸纳非国有单位和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完善灵活就业人员、困难企业及破产改制企业职工和退休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办法，构建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制，包括建立补充养老保险体系，完善社会救济、社会互助、优抚安置等社会福利政策等。二是加快建立农村特困家庭医疗救助制度，健全农村初级卫生保健体系，加强农村卫生基础设施建设，逐步提高医疗保障水平。重点扶持郊区县的县医院和中心镇卫生院建设，实现人人享有初级卫生保健的目标。通过多种方式探索建立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以家庭养老为主的同时，以农民自愿为原则，鼓励参加商业保险，探索多种形式的社会保险补充制度。三是关注城市贫困群体，采取有力措施防止城市贫困群体的扩大和在上海城郊结合部出现贫困人口聚集区。主要是关注下岗职工的生活。政府不仅要为城市居民建立最低生活保障线并切实执行，而且要根据经济发展状况和物价上涨的实际，不断提高最低生活保障标准。
（五）抓住政策调整机遇，完善外贸政策，积极支持上海企业参与国际资源投资。一方面，要运用出口退税政策，适度扩大出口退税政策的适用行业，确保出口稳定增长。主要是调整政策导向，由鼓励出口为主向强调进出口平衡转变，由区域性优惠为主向产业优惠为主转变，增加高科技、高附加值的产品出口，抓紧制定与国际接轨的产业标准和出口商品质量标准，完善出口品牌促进体系，引导企业提高国际化经营水平，进一步降低企业“走出去”门槛，简化审批手续，鼓励有竞争力的企业和产业参与国际分工。另一方面，应抓住国家鼓励对外资源投资政策调整机遇，鼓励有实力的大型企业集团，特别是资源加工型企业如宝钢等企业走出去，通过多种方式参与对外矿产资源投资，充分利用国外市场和资源，促进产业链条的国际化延伸，缓解上海工业资源品短缺压力，降低企业生产成本。
关键词 审计质量 审计风险 控制措施
我国注册会计师行业经历过不断的演变，从最开始的有限责任的组织形式，转变为到现在的以合伙制为主的格局。之前是独立的分散格局，现在是全国性的布局。以往是国际四大垄断行业高端市场，现在国内多个异军都可参与到竞争中来，竞争机制更加的合理。新三板、债券等新兴的业务也在不断地成长起来，这些种种既是机遇，但无不给审计工作带来了巨大的挑战，给审计工作增加了一定的难度。因此，从事社会审计工作的相关人员就要重视对审计工作风险的防控，将可能发生的各种风险控制到最少。
一、会计事务所审计风险的成因
（一）社会审计机构模式问题
目前，社会审计机构较为突出的一个问题，就是模式体制的不合理。现阶段事务所大多是有限责任制和合伙制，有限责任制又占了比较大的一部分。这样一来，导致了项目管理人员对风险防范意识比较薄弱这，也是为什么事务所群体在社会公信力差。
（二）审计业务质量控制问题
审计业务质量存在控制上的问题，也会使得审计风险的程度逐渐偏高。具体来讲，首先是目前我国的会计、审计事务所成立的基本条件还是比较低的。容易造成我国的会计事务所中发展不平衡。其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质量控制体系的不完善也会使得事务所群体在项目管理的质量控制制度不完整。事务所直接项目人的考评、项目复核程序只是走形式主义，而没有实质性的复核。
（三）市场恶意竞争问题
某些资质较低的会计师事务所，在竞争日渐激烈的市场下，为了自身的发展，获得更多的收入，产生恶性竞争。变相的降价，用不符合规范的方法获得业务，从而使得审计质量变差，风险加大。这些都是由于国内的管理体制不完善，对会计师事务所设立的门槛不高所造成的。
二、建立防范审计风险的相关措施
社会审计对于国家的经济监督工作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事关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如何加强对审计业务质量的把关，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一）规范业务操作程序
保护公众利益是我国审计准则的制定标准。因此要做到从制度上明确执业人员的责任，严格审计程序，充分展现先进的审计理念和实务，降低投资者的决策风险。这样一来就有利于保证了财务信息的公开性和促进行业的自身发展。作为社会审计最直接、根本的法律依据，每一个单位都要遵守新的审计准则，严格按照规范进行操作。达到建立严格的风险控制制度，减少风险，降低成本，完善审计工作的目的。
（二）建立严格的风险控制制度
风险意识是每一个执业人员都所要具备的。作为审计单位的供需主体，会计师事务所必须建立起一个严格的风险控制制度。规范好每一个环节，确保服务的业务承接、业务的开展、人员的配置合理，明确对顶责任限制、报酬。用高水平的服务质量降低事务所的风险。因为岗位自身的性质、项目审计实务操作、工作程序和人员管理不当都有可能会带来风险，因此会计师事务所要围绕岗位职责、业务流程、制度机制这三大方面来控制审计风险。
（三）制度机制上也有可能会存在风险，因此要在工作制度机制重点寻找，预防因为权利失控和行为示范而带来的风险
在审计方法上面，相较于传统制度导向审计模式，风险导向审计模式会的优点更加突出。这是因为风险导向模式一方面可以贯穿于整个项目过程中，能够多层次、多方位对客户的经营活动风险进行综合分析与属性评估，可以说很大程度上提升了审计人员主动控制审计风险的能力，从而大大降低了审计的风险。
（四）努力提高审计人员的自身素质，增强审计人员的风险识别与风险处理能力
审计人员在做审计工作时应该严格遵循职业道德准则，不、不。
第一，作为一名审计人员，必须具有全面的审计的独立性。事务所本身和被审计单位不能存在相关的利益关系。第二，从业审计人员要有不断增强自身职业技能的意识。为此需要做到不断地更新知识结构，了解相关法律知识，执业能力自然会有所提升。在大多数的单位内部审计业务倾向于采取外包的形式的前提之下，外部审计的发展空间不可不谓是广泛。社会审计机构应该认识到自身是一个服务机构，应该要将提高自身服务水平作为前进的目标。因此，社会审计机构既要顺应社会的发展潮流，更新自身的理念，将审计机构和队伍建设的更加好。审计人员也要不断提高自身的服务意识，全面提升自我的职业道德水平，扩大审计业务的覆盖面。
除此以外，要重视对审计人员的培养，加强引进审计技术及管理经验的力度，使得审计人员的水平不断地提高，更好为审计机构服务。社会审计工作的发展目标主要是国家和地方事业，重点要解决的是地方经济发展过程中，注重的是绩效和责任。要实现这一目标，创新就要从审计的理念、内容、方法、技术各方面展开。实现审计风险的有效防控，全面提升审计质量。 审计人员的认真负责就是审计工作的强有力的保障。
三、各级协会和事务所应做好注册会计师的培训和管理工作
（一）强化注册会计师的风险意识
每一个注册会计师都要具备基本的风险防范意识以及法律责任意识，规范操作，做到将审计风险降到最低。因此会计师事务所就要积极地进行相关宣传教育，分析审计风险在执业中的各种具体表现和由此造成的相应利弊得失和造成的法律责任。不仅让注册会计师能够了解自身的职业，同时认识到审计风险的基本特点。
（二）加强注册会计师的后续教育
注册会计师要不断地学习，在学习中不断提高自身的素质，熟悉理解最新的法律法规，提升自身额职业技能，这样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在不断发展的社会经济中，新事物层出不穷的市场中站稳脚跟，才能更好地为上市公司服务。
（三）严格遵循职业道德和专业标准
我国曾经发生国几例由于源于注册会计师违反职业道德和审计准则造成的社会审计过失。相关人员因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甚者受到了法律的惩罚，戴上了违法的镣铐。因此每一个工作人员都要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遵循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切实，更好地完成审计工作。
（作者单位为宣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参考文献
[1] 池小丽.论审计风险的成因与对策[J].中国科技博览，2014（48）.
[2] 滕凤云.审计中的风险及防控措施[J].现代审计与会计，2013（07）.
【关键词】风险社会;环境冲突;协同治理
环境是指影响人们生活的各种因素总体，它包括水资源、空气、动物资源、植物资源、土壤资源等。一个环境的形成受多种资源因素的影响，它们以复合式的方式呈现。如果环境适合人类生存和发展，这一环境因素呈现的方式就是良性的;反之，就是不良性的，此时社会不可持续发展。
1环境冲突的问题及风险社会理论的提出
风险社会理论是由德国的社会学家贝克首次提出的。他认为如果一个社会呈良性的方式发展，就意味着资源分配比较合理。社会呈良性发展时，公众能以乐观、积极的心态开展劳动生产活动，此时社会环境有序，经济能迅速发展;当环境呈现社会不可持续发展时，公众内心便存在着严重的不安感，社会矛盾冲突将会随时会激化，经济的发展方向则呈现盲目性。环境冲突是风险社会形成的重要原因，当环境因素呈现不良性时，社会风险便会形成。如果一个社会已经变成了风险社会，就要尝试从环境因素去探讨让风险社会形成的根本原因是什么，然后从改良环境因素的角度着手改变当前的社会，令社会呈良性的方式发展。
2在风险社会的背景下我国环境冲突的表现形式
2.1环境资源冲突
我国的资源总量虽然较多，但是由于我国人口数量较多的缘故，因此实际上人均资源的占有量是很少的。当前我国经济产业结构不合理，带来自然资源迅速消耗的问题。比如据2015年数据统计，我国南方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水域面积由原来的4000平方公里减少到至今不足50平方公里;我国西部地区，陕西关中一带有数万个池塘已自然消失。因为我国未能做好环境保护，所以带来生态环境失调的问题，造成大量水资源消失。水资源是开展农业资源的重要资源，我国水资源消失的问题影响了农业生产，带来各类旱涝灾害。当我国的农业经济发展受到影响时，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就会呈现，其中经济收入分配的冲突是比较严重的。
2.2环境分配冲突
环境分配的冲突，是指自然环境资源分配严重不公正，带来的社会冲突。当前较为明显的环境分配冲突问题在癌症村扩散的问题上呈现。癌症村是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后，由于经济发展不合理，因此造成某片区域出现严重的环境污染的问题。在该片区域生活的民众饮受了受污染的水、吃了受污染的土壤生产的食物、呼汲了受到污染的空气，染上了给生命带来严重威胁的癌症疾病。在受到污染的区域中，所有居住在该地的民众几乎都会感染癌症疾病，并且癌症感染的范围还会继续扩散。我国2013年官文文件正式承认有癌症村的存在，非官方的资源统计，认为中国的癌症村约达五百多个。癌症村的出现，是因为城市城污染的物品集中排放到某片区域产生的，因为我国以经济发展未中心，不愿意花费太多成本做好环境保护工作，所以癌症村出现。癌症村的出现展现出环境治理的不公正。当癌症村出现，民众的生命受到威胁时，社会暴力事件就会频出，我国司法体系会受到挑战。
2.3环境管理冲突
在环境资源紧张、环境分配不平衡的前提下，如果政府部门未能做好环境管理工作，便会造成一系列严重的社会恶果，比如，2011年，日本东海岸发生了9.0级地震，造成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1-4号机组发生核泄漏事故。部分不法商人借机制造谣言，蛊惑民众大量购盐。2011年3月16日开始，我国部分民区的民众开始疯狂抢购食盐，大量商场、商店的食盐被一抢而空。商人开始抬高食盐价格，从中获利。2011年3月17号我国发改委紧急通知平息谣言，直至数日以后，各地区的抢盐风波才平息下来。该问题就是民众不信任地方政府能够做好环境治理工作，能给他们带来安全的生活环境带来的社会秩序混乱问题。
3在风险社会的背景下我国环境冲突的因素分析
从前文所述的案例中可以看到，环境问题影响的不仅仅是环境，环境的冲还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风险问题。环境问题给予我国的经济发展、社会秩序的维持、民族的生死存亡深远的影响。从以上的案例可以看到，因为我国政府未能做好社会运营及管理工作，未能解决好当前我国环境冲突的问题，所以使环境冲突的问题演变成风险社会的问题，而我国政府未能做好以上的工作是由于我国政府的运行机制存在问题的缘故。第一，当前我国的政府未能从宏观的角度做好环境资源统筹。我国政府长期应用牺牲自然资源换取经济的发展的经济发展思路，造成了我国环境资源紧张的问题。第二，我国的社会结构存在社会利益表达机制失衡的问题。当前我国资源主要握在政府部门及国有企业部门手中，如果政府部门及国有企业部门不听取其他社会成员的呼吁，一味追求自身的经济利益，就会造成资源分配不平衡的问题。第三，我国的司法体系存在弱势化的问题，由于受到传统及文化的影响，因此我国的法制体系比较薄弱，法制的执行力不足。当民众不能从法律的角度维护自身利益的时候，民众便会以暴戾的态度对待社会，应用破会社会秩序、破法法律的方法提出诉求，造成社会冲突问题。
4在风险社会的背景下我国环境冲突的协同治理对策
4.1以循环经济的发展思路规划经济发展路线
循环经济的路线，是指在保护自然资源的基础上，循环的利用可再生的资源，以此发展经济的思路。当前已经有部分地区应用该种方法发展经济。比如以林业发展为例，过去我国的利业发展思路为砍伐树林，发展林木产业。当前已经有部分地区在保护林木的基础上开发旅游资源、林业副产品资源、利用林业养殖动物、利用林业空余的土地开展农业生产等。在这种经济发展模式中，林木可以成为促进农产品生产的资源、动物可为林木生长及农业生产提供肥料，树木可提供果实资源及菌类资源等。这种经济发展的模式既可恢复自然环境，又可创造大量的经济效益。
4.2从政治的角度考量，重新分析社会资源
《论语・季氏》第十六篇说：“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描述的就是资源分配不平衡会造成社会风险。当前我国政府要深化市场经济改革，把经济发展的主导权交给市场，尊重市场规律。其中国有企业改革是市场经济改革的重要内容。我国要减少扶植国有企业，让国有企业自行迎接社会的挑战;减少宏观调控对市场的影响，尊重市场的发展规律;加大政府对社会的支出，减少对社会个体及民营企业的干扰。应用深化市场经济改革的方法可以优化社会资源分配。
4.3完善我国的法律体系，拓宽民众诉讼的渠道
十以来，主席强调了要用依法制国的方法维护社会秩序的问题。当前依法制国的重点在于约束党及国家的干部。只有党及国家干部带头遵守我国的法律，才能取得“上行下效”的效果。在法律体系公正的前提下，我国一方面要拓宽民众诉讼的渠道，加强民众对法律的信心;一方面要做好社会道德风尚健设，稳定民心，降低社会风险。
5总结
环境冲突如果未能迅速解决，就会造成社会风险，当社会风险持续积累以后，风险社会便会形成。本次研究从风险社会形成的角度说明了我国环境冲突的表现、环境冲突产生的原因，提出政府要从减少环境冲突这一角度着手，减少社会风险存在的协同治理方法。
参考文献：
[1]柯红波.风险社会视域中当代中国政治信任构建的环境分析[J].行政论坛.2013（03）
*刚过，我们就召开全县软环境建设暨机关思想作风建设大会，总结去年机关思想作风建设工作情况，部署今年机关思想作风建设工作要求。刚才，林书记代表县委、县政府作了很好的报告，指出了机关思想作风建设中存在的一些不足，三个单位进行了很好的交流发言。总体上说，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机关作风建设，机关各部门按照县委、政府的要求，与时俱进，不断加强机关作风建设，*发展的软环境越来越好，应该充分肯定。特别是*年，*的经济社会发展取得良好成绩，这是我们机关干部围绕大局、履行职责、认真工作的结果，可以讲，没有全体机关干部的潜心工作、努力工作、忘我工作，*不可能有这样的发展业绩。但是随着经济形势的发展，对机关作风建设也提出了新的要求。面对今年宏观经济趋紧、发展任务更重的新形势，我们机关作风建设要与时俱进，提高水准，营造更好的投资软环境。我们每年都召开机关作风建设大会，重要性显而易见。作为县、镇两级机关来说，既是领导机关、首脑机关，也是服务机关。机关作风建设水平决定着这个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体现了这个地方干部队伍的素质高低，反映了这个地方群众对领导干部的看法。一个地区发展的差异有多种因素，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领导干部的思想作风建设。地区与地区之间发展的差异根本原因在于人，人的差异关键在思想作风建设上。如果一个地方干部队伍思想作风建设过硬，自身要求过硬，这个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就高，发展速度就快；反之，如果这个地方干部队伍的能力素质和作风建设不能与自身责任相匹配，这个地方发展要跟上时展的节拍，那是不可能的。在报告中，林书记对09年度机关作风建设提出了新要求，希望各级各部门包括一区七镇认真学习，积极贯彻，把机关作风建设抓得更实，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实现翻两番目标奠定良好的思想和作风基础。*经济社会发展关键*的广大干部，只有提升干部队伍的思想、素质、水平、能力，*的发展才有保证，反之，*要实现跨越发展是极其困难的。最后，我想强调一点，就是机关作风建设要进一步提升标杆，争创一流的服务环境，为*经济和社会事业的跨越发展提供坚实保证。今天，我讲的主题就是：“不断提升标杆，争创四个一流”。
第一，要有一流的精神状态。
首先，面对严峻的金融危机，我们要有知难而进、迎难而上的精神状态。09年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宏观经济形势非常严峻，对*经济发展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同。宏观经济环境对*发展造成了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我们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冷静分析，在趋利避害中抢抓机遇，另一方面我们更要有良好的精神状态，以有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奋发精神，咬住提前翻两番目标不动摇，在区域发展中力争领先。
其次，面对良好的发展态势，我们要有谦虚谨慎、乘势而上的精神状态。近几年，通过全县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我一直说，如果一个地方只为过去的成绩而自豪，不为明天的辉煌去努力是没有意义的。一个城市、一个地区，只讲辉煌的历史是没有意义的，更重要的创造更加辉煌的明天。*发展取得了一些成绩，各方面表扬多了，我们有些人就自以为上，甚至骄傲自满，这是不行的。作为我们来说，在看到成绩的同时，更要保持冷静，客观分析，理性对待，谦虚谨慎，乘势而上。*发展的成绩来之不易，我们要更加珍惜，不能把取得的成绩作为骄傲自满、小进自满的资本，而要把取成绩作为继续发展的信心和动力，全力以赴地推动*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第三，面对繁重的发展任务，我们要有自加压力、负重奋进的精神状态。09年是我们五年翻两番提前一年实现的决战之年，宏观经济形势复杂多变，发展的任务艰巨繁重，如果没有自加压力、负重奋进的精神状态，要完成各项目标任务是非常不容易。讲成绩是为了树立信心，鼓舞士气，振奋精神，激励斗志。我们取得的成绩只是自己与自己纵向相比的，这是微不足道的成绩，如果横向比就我们和别人的差距就大了。*年，我们一般预算收入超过10个亿，作为*来说是上了一个新台阶，也是历史性的跨越。但是如果我们放眼与发达地区相比，真是没有办法相比较的，昆山*年一般预算收入达115亿，而且增长速度还在20%-30%，一年一般预算收入净增达20-30亿。*人要冷静理智的看待取得的成绩，谦虚谨慎，自加压力，负重奋进，加快发展。
第二，要有一流的服务水准。
要创一流的服务水准，必须要有强烈的服务意识、卓越的服务才能、科学的服务机制、严格的服务要求。
首先，要有强烈的服务意识。领导就是服务、机关就是服务。地区与地区之间的竞争，从政府来说，服务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所以讲，环境是生产力，服务就是竞争力，宗旨是生命力。服务意识是服务水平的基础，如果各级干部没有强烈的服务意识，要提升各级干部的服务能力和水平是不现实的。我们各级干部要增强服务发展、服务企业、服务基层、服务群众的意识，主动服务，积极作为，造就良好的发展环境。
其次，要有卓越的服务才能。有了服务意识还要有服务能力。*要实现加快发展、跨越发展，要争先进位、跨越赶超，就而要比别人更高的服务本领，比别人更卓越服务才能。*人是有这个能力和水平的，但要在服务发展、服务企业上体现出来，我们每个机关工作人员都要把自己卓越的服务才能体现在服务发展、服务企业上。一是各级领导干部、所有机关干部要做到眼界宽、思路宽、心境宽。思维的水平就决定了的服务的层次，为什么有的地方发展引领时代，有的地方发展却一直落后，根本原因在哪里？原因就是这个地方的干部有无远见卓识、宽广思维的能力，当然还有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一个地方领导干部没有水平，那这个地方发展肯定滞后。我们每个干部都是服务者，我们的远见、眼光和水平就决定了*的发展。每个同志、每级组织、每个部门要有强烈的责任感，要以对*人民负责的态度，提升自己能力和水平，真正做到眼界宽、思路宽、心境宽，为*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力量。二是要有精湛的业务能力。少数干部要想一想，自己的业务能力能不能胜任职责要求。我们有些人欲己昏昏，却要想使人昭昭，自身工作不能高标准、严要求，官小架子大，明明该办的而不去办，这些现象在个别地方还存在。三是要有工作活力。一个地区活力有多大，发展能量就会有多大。机关各部门要加强管理，使每个机关干部的积极性、创造性得到充分发挥，进一步增强机关的创造活力。四是要有创新力。要做到在法律范围之内，别人办不到的事情，*人能办到，这是衡量各级干部卓越服务才能的重要标准。*干部队伍是高素质、高水平的干部队伍，还要用更高的标准来衡量，真正体现卓越的服务才能。卓越的才能，在工作中体现在争先创优上，在发展中体现在与发达地区横向对比上。各级各部门、每个同志要以更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推动*更快的发展，使*人民得到更大的实惠，使*人民以生活在*而感到自豪。
第三，要有科学的服务机制。提升服务水平，除了思想意识、服务能力的提升，科学的服务机制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行政审批机制、管理机制、考核机制、监督机制等等，这些机制都要不断完善优化。今年，所有应该进入行政服务中心的部门，必须全部进入，否则造成两头办理，怎么提高办事效率，无论哪个部门都不能找理由不进入。年我们要进一步加强管理、监督机制建设，在选树先进典型的同时，对不负责任的干部，将采取措施，严肃处理。客观上讲，在对干部的监督、管理上，我们以造就宽松环境为主，更趋向于教育，啃硬动真还不够，这一点我是有责任的。我们少数干部把宽松当放松，把尊重当迁就，这是不行的。今年我们要在加强监督、管理机制建设上下决心，出实招，采取措施，树一些反面典型，以此为戒。
第四，要有严格的服务要求。对干部严是爱、松是害。要严字当头，把从严要求与热情爱护结合起来，严格教育，严格管理，严格要求，严肃纪律。现在我们对干部的爱护做的多，严肃处理做的还不够。宽与严是辩证的，我们创造宽松的工作环境，不等于不要严格要求，没有严格的要求和规范就不会有宽松的环境。处理干部的目的不是为了处理，而是为了把我们的工作做的更好，把我们的环境创的更优，使*发展得更好。我们要贯彻从严管理的要求，严格要求，严格教育，严肃纪律，做到一级对一级既要热情爱护又要严格要求。
第三，要有一流的务实作风。
实干兴邦，空谈误国，*的发展是靠干出来的。地区与地区之间，有水平上的差异，有思路上的差异，但最关键的因素是在执行的力度、实干的程度上。实干才是落脚点，一个人水平再高、能力再强，也要一件事一件事去落实。我们是领导者，领导者的概念就是率众达标，带领大家实现目标，是要做实实在在的事情的。我们讲务实，就是要说实话、谋实招、办实事、见实效。说实话。*各级干部总体情况非常不错，但是有个别部门不是积极主动做工作、争挑发展重担，而是遇到问题，就谈困难、讲条件；少数干部对待领导溜须拍马，欺上瞒下，对待群众趾高气昂，态度极差。希望*的干部要讲真话、讲实话，真实的反映方方面面的情况，不能对上一套、对下一套。*要赶超先进地区，*的干部就要有更实的作风，把服务发展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自加压力，严格要求，承担重任，勇担责任，快速高效地完成各项工作任务。谋实招。这对一个地方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我们*的干部要埋头苦干、真抓实干、多谋善干、敢抓敢干，仅仅埋头苦干是不够的，还要真抓实干，有些同志辛辛苦苦搞形式、热热闹闹走过场，这是不行的。谋实招，要体现在工作思路上。要有务实的工作思路，不能脱离实际、好高骛远。工作思路是没有正确与错误的，关键要看工作思路能否适应地区发展实际和时展要求。各级各部门更要有这样的理念，制定的工作思路符合不符合*的实际情况，工作思路对*的发展起了什么样的作用，要做到每个阶段的工作思路都要符合实际。谋实招，要体现在务实工作上。我们要求开会要开短会，讲精话，更要强调讲有用的话，做务实的事，尽量减少正确的废话。比如招商引资，开展梅花节和金秋洽谈会活动，是为了扩大影响，加强对外的宣传，吸引客商到*来考察，但是也是作为招商工作的一个节点，我们强调务实招商，抓好企业服务工作、加大项目落户才是重点工作。现在，抓紧时间、跨越争先非常重要，我们要在有限的时间里做有效的事情，而不能去做无效的工作。办实事。现在工作要求、目标任务都很明确，关键要抓落实，干实事。我们要做到四个“不”，不做表面文章、不搞形式主义、不搞虚假政绩、不搞劳民伤财的事情，要扎扎实实，认认真真，一件事一件事做好。*年机关千人评议存在的大部分问题在07年就已经存在了，每年开机关作风建设大会，却不能解决存在的问题，那是不行的。总体上*的干部非常不错，但是我觉得有些同志要增加敏锐性，主动查找问题，积极进行整改，确保问题的有效解决。我们不能停留能讲上，要提升做实际工作的能力，*要发展需要实干。见实效。发展的成效是检验我们工作的唯一标准。目前思路、目标很明确，关键要有务实的精神。*要保持现有的发展态势，各项指标不仅在南京市名列前矛，还要在全省52个市县中名列前矛，迫切需要务求实效的精神。全县各级干部要把全部的身心投入到求实效上，多干少说、先干后说、干成再说，埋头苦干，真抓实干，把工作一件件地抓下去，把事情一件件地做出来，追求实实在在的发展。
第四，要有一流的自身形象。
领导干部的执政形象就是一个地方的领导力、环境竞争力的象征，至关重要。提升自身形象的要求每年都讲，但今天不是简单的重复，我们要求各级干部要把好的形象转化为老百姓的口碑上。现在处于改革转型期，老百姓各级干部，不仅敬重，而且也有意见，各级干部树好自身形象很重要。我们要进一步提升四个形象，竭诚为民的形象、公平正义的形象、团结和谐的形象、清正廉洁的形象。
首先竭诚为民的形象。总书记曾说“现在我们有些干部不是在为老百姓工作，而是在为自己升官设计一套工作思路”。我们要牢固树立宗旨意识，把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落实到为*41万人民群众谋福祉上。每个机关部门要有这样的理念，不会考核而做事，多为老百姓办实事，多做利长远、打基础的工作。
其次公平正义的形象。一个充满活力的社会，一个老百姓心情愉悦的社会绝对是公平正义的社会。公平正义的社会要靠法制保障，更要依靠领导干部造就好的社会风气。大到用人，小到具体矛盾的化解，能不能体现了公平，是不是弘扬了正义。一个领导干部做到“三正”即勤政、公正、廉政，就是一个合格的干部。有的领导心术不正，认人为亲，在培养亲信的同时疏远了更多的人，*也存在这样的干部。*一定要弘扬公平正义，领导干部在处理任何一件事情包括对部下、对群众，都要讲究公平正义，讲究公道，这对*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再次团结和谐的形象。总体上，*人非常朴实厚道，*也比较和谐。由于种种因素，外面对*有不好的评价，但是我觉得*人是非常好的，除了个别地方的班子以外总体上是非常不错的。我们要树立善良、朴实、简单、淳朴的良好形象。首先要从领导做起。领导要做好表率，要求别人做到自己首先做到。团结和谐对一个地方非常重要，一个班子如果做到团结和谐，大家在一起非常愉悦，对身体健康都有好处。去年我讲过，班子团结和谐，心态是基础，信任是关键，包容是条件，负责是根本。人无完人，班子成员要需要互相理解，要看的到别人的长处。希望*各级班子团结和谐，做到有话当面就讲，有意见当面提，真正做到相互尊重、相互补台，形成团结和谐的良好的氛围。
最后清正廉洁的形象。领导干部既有能力水平又清正廉洁，老百姓才会真正佩服。我们要从内心筑起拒腐防变防线，严于律己，严格要求，廉洁从政，清正廉洁，做到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每个同志要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严格执行廉洁自律各项规定，任何时候都要经得起组织的检查，通得过群众的评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