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9-18 17:2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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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上半年，浙江经济运行稳中有进、稳中向好，转型升级取得积极进展，实现了“半年红”。 蔡荣章 摄
浙江经济“半年红”
“上半年，全省生产总值（GDP）20762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7.7%。其中，第三产业增长较快，对GDP的贡献率超过62.6%，新经济动力增势较好。”2016年7月18日下午，浙江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会，通报了浙江上半年的经济成绩单。而此前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同比增幅为6.7%。两相对比，浙江上半年经济增速高于全国，实现了“半年红”。
“今年以来，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省政府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重大决策部署，做了大量工作，全省经济运行呈现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的态势，转型升级取得积极进展。”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撰写的《关于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的调研报告》（以下简称调研报告）指出。
经济数字密密麻麻，但老百姓最为关心的还是自己的“钱袋子”有没有鼓起来。
数据显示，上半年，全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0388元，同比增长8.7%，在全国31个省、区、市排名第三，位于上海、北京之后。其中，农村居民收入增速继续领跑城镇，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倍差1.88，同比缩小0.01。
省统计局的分析师指出，收入增速环比回升，主要有几个方面原因：工资涨了；受到房价上涨因素影响，房租收入提升了；还有打零工及技术工工资持续增长等，加上新农村建设、五水共治、迎接G20峰会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吸纳了大量农村闲散劳动力，上半年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增速为10%。
“经济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服务业支撑作用进一步提升，工业回升态势较好，投资保持较快增长，出口份额继续上升，自主创新能力持续增强，公共服务保障有力。”参与调研的省人大财经委相关同志介绍说。
调研报告显示，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2.6%。1―5月，事关补齐短板和长远发展的重大基础设施项目、重大产业项目、高新技术产业、生态环保投资增速均高于15%的预期目标。新开工项目投资快速增长，经济发展后劲进一步增强。
另一项值得“表扬”的是进出口。数据显示，上半年出口增长2.6%，增速比一季度回升6.7个百分点，占全国的出口份额升至12.8%。调研报告指出：“外贸质量提升，高新技术产品和部分机电产品出口较快增长，市场采购贸易、外贸综合服务平台等新型贸易模式对扩大出口发挥了重要作用。”
而“互联网+”等新业态的蓬勃发展，促使网络零售额迈入4066亿元大关，同比增长了35.4%；省内居民网络消费2183亿元，同比增长28.7%。同时，网络购物也带动了快递业务的快速增长，快递业务量突破24.7亿件，增长65.0%。
未雨绸缪：风险和压力不容忽视
从一季度GDP增速7.2%，到上半年的7.7%，浙江经济稳中有进，稳中向好，上半年的经济成绩单鼓舞人心。
“不过，当前宏观经济形势仍然严峻复杂，不确定因素增多，我省经济运行中还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需引起高度关注。”调研报告写道。
首先面对的问题是，新旧动能转换尚不到位引致的经济分化加剧。调研报告直击问题：“在新旧动能转换过程中，资源和市场加速向新动能增长基础和优势好的地区、行业和企业集中，旧动能经济部分比重较高的地区、行业和企业加速收缩，引致经济分化问题加剧。”
从地区看，得益于信息经济快速发展、人才集聚优势显现等多种因素，一些地区经济表现出色，如杭州市上半年生产总值实现两位数的较快增长，1―5月份贡献了全省51.1%的税收增量。与此同时，有的地方传统产业比重偏高，转型升级步伐不快，面临的困难较多，原本综合实力靠前的一些地区，今年以来发展速度较慢。
从行业看，1―5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主要集中在汽车、电力、电气机械等六大行业，其新增利润占比达77.4%，而化纤、运输设备等9个行业利润为负增长。
从企业看，上市企业、大型骨干企业，以及技术含量高、产品附加值高的企业发展态势较好，但大量的中小微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局面仍在延续，1―5月小微企业亏损面达20.6%。调研中，许多企业反映，用工用地成本居高不下，人才引进难、应收账款回笼难、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仍然比较突出。
另一个不容忽视的现状是，民间投资增速和比重同比回落幅度较大。调研显示，虽然上半年民间投资增速逐月回升，但增速仅为4.5%，同比回落4.5个百分点。民间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下降为55.6%，同比回落4.2个百分点。
在调研中，不少企业向省人大财经委调研组反映，“信心不足、预期谨慎，投资意愿偏低”。省发改委万家样本企业监测显示，二季度仅15.3%的企业表示未来三个月有投资计划。
同时，一些领域的潜在风险和压力也不容忽视。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全省不良贷款余额和关注类贷款余额继续双升。5月末，我省不良贷款余额比年初增加226.5亿元，不良贷款率上升0.2个百分点。另外，企业“两链”风险仍然较大，恶意逃废债现象仍然多发，个别地区的信用环境建设有待加强。此外，随着减税减负力度持续加大，“营改增”全面扩围，税收收入仍有较大的不确定性，民生保障等刚性支出不断增长，财政收支平衡压力加大，有效防范和化解政府性债务风险任务仍然较重。
砥砺前行：培育壮大经济新动能
“半年红”虽已过去，却仍将激励着未来更好前行。
为顺利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实现“十三五”良好开局，省人大财经委建议，下半年，“要更加重视培育壮大经济新动能，更加重视投资的有效性，更加重视补短板各项措施的落实到位，更加重视为企业提供精准服务，更加重视防范和化解各类风险”。
互联网的应用，让在线预约平台“火”了，为居民生产生活提供便利。以特色小镇为引领的大众创业热潮风起云涌，成为我省新旧动力成功切换的典范，为新常态下浙江经济的发展增添动力。
省人大财经委建议，要更加重视培育壮大经济新动能。要着力提升引导新需求和新消费，为新动能发展壮大提供更大空间；重视研究区域、行业、企业加快分化问题，加强分类指导，运用好改革、人才、资金、项目等政策措施，加快解决在培育新动能、推进转型升级中的突出问题，特别是加快传统产业的转型和增强中小微企业的活力，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绍兴新昌县，天姥山脚下的一个小平原上，一片欧式现代化厂房和高楼傲然伫立，这里是万丰航空小镇。在这个集研发、生产、生活为一体的园区，一条800米长的飞机跑道正在加紧建设中。借助国际并购，万丰奥特快速切入航空制造领域，在我省，这样的例子不在少数。
从需求侧来讲，中国经济过去的高增长主要是由高投资带动的，而高投资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主要是三个步伐，基础设施占比大概20%到25%，房地产投资占比25%到30%，制造业投资占比30%以上，这三项合计占中国投资的85%左右，剩下的15%，就是农业或者其他服务业，而在制造业投资中又直接依赖于基础设施房地产和出口，所以可以简单的说中国高投资主要是有三大需求，出口、基础设施、房地产，所以这个高投资要触底，这三大需求我俗称的是“三只靴子要落地”。
供给侧来讲，关键是去产能要到位，当需求侧三大需求往下走的时候，供给侧主要是重化工业包括像煤炭、石油、石化、钢铁、铁矿石、建材等等重化工业也是在挑战，但是调整的速度相对比较慢，于是出现严重产能过剩。
市场经济要关注价格信号，2015年12月份的时候我已经注意到了，像钢铁行业，国企最好的是宝钢，民企最好的是沙钢，他们作为上市公司的主营业务都出现了亏损，一个行业里面最好的企业主营业务都出现了亏损，这个价格还能再低吗，所以我们的判断就是像煤炭、钢铁、石油这些大宗商品的价格最低点就在这一个周期中间，应该说它已经过去了，过一段时间估计像煤炭钢铁的价格会有所回落，但是会有调整，不会比前一段低点更低了。
这个也就说明供给侧的调整，是接近底部了。当然接近底部和真正触底还不是一回事。真正要实现触底，大概还需要一两年的时间，今后一两年是中国经济触底的大概率的事件，但是触底的过程不会一帆风顺，是会有波折的，可能有几个来回，需要多次验证。
所谓触底的含义，确切的说就是不再下滑，稳住了，然后逐步走出一个中速增长的平台。但是也有人有疑问，认为中国经济还得往下滑，但是我们说触底这个点是叫中速增长的均衡点，这个均衡点找到了以后，根据日本、韩国的经验是能够稳定住的。日本、韩国的经验大体上增长速度就5%―6%之间。
当然我们现在“十三五”期间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要实现，到2020年实现两个翻一番，是要求今后几年GDP增长速度是不低于6.5%的。最近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召开了，现在就是说讲GDP已经是不能再挂帅了，速度我以为就是我讲的中速增长，现在我们用的词还在中高速增长，我以为过去6年的时间在转型期还可以算中高速增长，真正是触底以后进入到一个新的增长平台就是中速，没有中高速。而且中国比如说能搞个5%―6%的增长速度是很不错的，难度也相当大，我们这个平台能够稳得住的话，参照国际经验可以稳5年、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这样我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或者更长远的目标都是可以实现的。
当然有人说L型的增长不是一个好的状态，是相当负面的，这个看法是不对的，L型就是一个正常的状态，它才是经济发展新常态，经典意义上的新常态。
国际形势不确定性也大大增加，比如英国脱欧等包括全球化过程中，一些很复杂的因素。
还有一个就是政策导向，我们现在经济接近底部，也不排除某个时候会出现下滑，我们的预测就是大概房地产投资的增长速度在今后一段时间会逐步的下来，速度下来以后会影响后边一大堆的产业，增长速度也会下来。所以到2017年年终左右的时候，这个增长速度可能会有一个不大不小的冲击。但是估计力度也不会太大，2017年更重要的是触底期。
最近有两个意外的冲击我们需要关注。
一个是一线城市房价暴涨，我以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现在城市化发展出现分化。城市化是中国发展的一个大的趋势，但是得注意它的特点，这两年已经出现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分化，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还有内地一些大的都市圈加速增长，各种要素特别是人，年轻人是朝这些地方跑的、集中跑，因为这些地方，简单来说是能挣到钱，稍微用经济学的语言来讲就业创业的机会多。再从城市发展规律来讲是城市的聚集效应突出，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发展城市化的原因，但是有一部分的城市正在相对的衰落，比如说现在中西部的地区和东北地区，当地省会城市应该是当地一线城市，政府的压力也很大。
一方面大都市人口还进一步的聚集，在一个过于拥堵的城市是要向外疏散的，将来大都市圈应该是核心城市加上一大批小城镇，是一个大集中小分散。
再看现在土地财政的模式，卖地成为相当多的政府收入的来源，有的达到一半甚至三分之二，这是不可持续的，但是有了这个卖地的收入，地方政府就有动机如何把地价炒高，解决的出路在什么地方，将来还是要搞房地产税的，房地产税将来是各级地方政府越来越重要的来源。
这些问题就是城市的房价问题，最终实际上是很简单的问题，是供求关系的问题，但是背后一定要解决包括财税制度问题、土地制度问题、对城市化发展规律的认识问题、货币政策问题等。
中国经济总体上来说，今后一两年是会触底的，如果进入中速增长的平台，能够走稳还是很不错的。但是这一两年估计还会有一些因素的冲击，如果触底成功以后，中国经济应该说还是有比较好的前景，触底以后进入中速平台，稳下来也差不到哪去，所以从基本面来讲的话，人民币基本上不存在大幅贬值的基础，这是其一。现在是美国主动升值，所有的货币跟美元相比，都是在贬值，但是我们经济基本面不支持人民币大幅度的贬值，人民币从中长期来讲还是有一定升值潜力。对中国经济不要太悲观，所以这两年关键是要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稳中求进的总要求。这样的话，就是国际国内一些大的风险挑战我们都是可以应对的，还会走出一个比较稳定的、未来中速增长的新的格局。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日前的报告认为，在世界技术进步放缓的背景下，挖掘旧动能，构建新动能，将是我国实现长期持续增长的关键。同时，改革也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宏观环境，在长短期平衡中稳步推进新动能的转换应当成为短期政策的着眼点。
短期政策应着力于七个方面新动能转换
9月17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经济学院、中国诚信信用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的“中国宏观经济论坛（2016年第三季度）”报告会在人民大学举行。本次论坛的主题是“全球技术进步放缓下中国经济新动能的构建”。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院长刘伟在致辞中表示，中国宏观经济论坛创办10年来，始终坚持“四个维度”的研究方法，即改革维度、政治经济学维度、世界维度及多重周期叠加维度，逐渐在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领域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和优势，影响力日益扩大，已经成为中国人民大学的重要学术品牌，也是人民大学建设“国家高端智库”的重要成绩和标志。
中国人民大学人事处处长、经济学院教授刘凤良代表课题组了论坛主报告《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2016年第三季度）――全球技术进步放缓下中国经济新动能的构建》。
报告指出，2011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率逐步放缓，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长期潜在增长率的下滑。为此，我们需要挖掘最有潜力的增长源泉，构建中国经济的新动能，以实现两个一百年的长远目标。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潜在增长率在不同时期的推动因素不同。随着人口红利的逐渐减弱，劳动力的推动作用一直呈现下降趋势，从改革开放之初能够贡献1个百分点的潜在增长率到2015年只能贡献0.14个百分点。资本的贡献相对稳定，改革开放以来，平均年贡献3.7个百分点的潜在增长率。不过，随着资本边际报酬逐渐下降，2011年以来，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在逐年下降。在资本和劳动投入之外，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是潜在增长率波动的最主要原因。对外开放带来的向世界技术前沿学习模仿推动的快速技术进步、改革释放的资源配置效率提高和需求持续扩张产生的规模效应对全要素生产率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中尤为重要的是开放进程中对国际前沿技术进行的吸收和模仿。近年来，随着技术模仿空间缩小和第一次系统性改革的红利逐渐减弱，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持续下降，赶超进程趋于萎缩。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因为主动调控还是外部冲击，当经济的总需求疲弱时，在1988―1992和1998―2002这两个时期，全要素生产率增速都较慢，国内消费高涨和外需上升时期，全要素生产率都呈现了上升的态势。由于需求具有重要的作用，随着外需增长空间越来越小和消费为代表的内需仍有待启动，需求相对不足也降低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因此，传统模仿性技术进步、改革红利、需求扩张所产生的规模效应，都呈现弱化趋势，导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放缓，加之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和资本边际效益递减，增长的传统动能渐趋消失。
传统动能消失之后，就需要寻找替代动能。国际经验主要指向三个方面。第一，技术模仿替代动能是自主研发。第二，代替对外贸易的主要是国内消费。经济增长带来的收入提高创造了中产阶级，这些人是未来市场需求的源泉。第三，通过研发向国际价值链高端攀升。
在世界技术进步放缓的背景下，挖掘旧动能，构建新动能，将是我国实现长期持续增长的关键。基于我国国情并借鉴国际经验，近期我们应着力于实现下面几个方面新动能的转换：（1）以技术前沿创新代替技术模仿：（2）以人口质量红利代替人口数量红利；（3）以技术创新导向的民间资本设备投资取代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投资；（4）以质量提升为导向的农业现代化和深度工业化代替原来数量扩张为导向的农业产业化和工业化；（5）以攀升国际价值链的新型开放和提升国内居民消费水平取代外需的数量扩张；（6）以城市群一体化为代表的深度城市化代替简单数量增加的城市化；（7）以新一轮结构性改革红利提升原有改革红利。实现这7大动能转换，技术创新是先导，改革是基础。
实现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的关键取决于新动能的构建
以技术前沿创新代替技术模仿在我国新动能的构建与形成过程中必将起到引领作用。到目前为止，信息技术以外的领域所取得的技术新突破还远远不够，加之从技术到产品设计和成熟往往也需要较长时间，这就意味着，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世界上引领产业革命的技术进步仍然最有可能体现在与信息技术相关的领域内。据此，我国的前沿创新也应该集中在这个领域。幸运的是，相对于世界前沿水平我国在这一领域恰恰具有基础和比较优势。中国的企业在信息通信技术相关的4个技术类别中拥有技术优势，包括“电信、数字通信、基础通信和计算机技术”。这是与我国这些年来在这些领域进行的广泛研发有着密切关系的。
在世界技术发展的大背景下，凭借我国在信息技术领域的技术优势，加速提升该领域的制造技术，通过扩散效应推动整体技术进步；同时，积极推广信息技术的应用，构建数字经济，发展与此技术相适应的新业态。在信息技术领域中，电气与光学设备对我国经济影响最大，通过模拟我们发现，电气与光学设备技术变化的影响如下：当电气与光学设备的技术向前沿面靠近10%，使得GDP比原来多增长0.290%；靠近20%，使得GDP比原来多增长0.573%；靠近30%，使得GDP比原来多增长0.850%，靠近50%，使得GDP比原来多增长1.383%；完全达到时，会使得GDP比原来多增长2.612%。与信息技术应用相关联的数字化所产生的新业态对潜在增长率也会有重要贡献。2016―2020年间，智慧农业预计能够提升GDP增长率0.010―0.011个百分点；第三方物流预计能够提升0.008―0.013个百分点；网上零售业预计能够提升0.471―0.742个百分点；文化新业态预计能够提升0.023―0.098个百分点；在线医疗预计能够提升0.001―0.006个百分点；在线旅游预计能够提升0.006―0.236个百分点。在这六大新业态中，网上零售业对GDP的提升作用最大，在线医疗对GDP的提升作用相对较弱。总体而言，以智慧农业等为代表的六大新业态预计在2016―2020年间将帮助中国提升0.662―0.919个百分点的GDP增长率。这意味着，以互联网和信息技术为载体所催生的新业态将对我国经济增长起到重要作用。
基于上述分析，在我国劳动力数量和外部环境等趋势不发生重大变化的前提下，启动新动能，未来五年我国潜在增长率在基准情况下可以达到6.5%至6.6%，在较为乐观的情况下能够达到6.8%―6.9%，在技术全面处于世界前沿水平这种最为乐观的情况下则可以达到8%。
实现经济增长新动能的转换
需要推进新一轮的结构性改革
当前，世界形势的急剧变化超人预料，其前景更是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特别是欧美债务危机的影响日益加深，世界各国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在这个特定背景下，中国经济的未来之路何去何从?国家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把重点更多放在改变收入分配，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上来，就是剑指矛盾要害，抓住了“牛鼻子”。
中产崛起曾经是发达国家的中坚力量
在全球范围内，中产阶级是一个尚没有确切定义的名词，通常依他们的收入、教育、专业，以及职场影响力、社会活动能力等方面来界定。由于中产阶级是拥有一定程度上独立的经济地位、安逸的生活条件、较高薪酬的工作以及在社会发展中起稳定作用的社会中间阶层，因此，中产阶层崛起成为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
统计数据显示，在美国、日本、欧盟等国家和地区，中产阶层占全社会家庭总数的比重都在70％以上。中产阶层是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是市场消费的主体，具有强劲的购买力，是消费需求持续扩大的主要来源。2001～2005年，发达国家平均消费率已达到78.3％。同时，中产阶层的形成，是推动社会结构由“金字塔型”向“橄榄型”转变、促进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中产阶层是发达国家经济持续发展的“稳定器”，对人均GDP向更高阶段跨越发挥了重要作用。发达国家中产阶级出现“集体塌陷”
然而，这种趋势近些年来却发生了逆转。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导致收入两级化趋势的不断加剧以及社会发展不平衡性的增强，全球中产阶级规模出现T--定程度上的萎缩趋势，特别是金融危机以来，不断攀升的失业率以及沉重的债务负担使全球中产阶级正在面临坍塌的危机，橄榄型社会有向“M型社会”(指的是在全球化的趋势下，强者恒强。随着资源重新分配，中产阶级因失去竞争力，而沦落到中下阶层，社会的财富分配，在中间这块，忽然有了很大的缺口，跟“M”的字型一样，整个世界分成了三块，左边的穷人变多，右边的富人也变多，中间就忽然陷下去形成了坍塌)演变的趋势。经济增长的收益流向了富人阶层尤其是富人中的巨富阶层，西方国家出现了“集体向下沉沦”。
美国中产阶级危机重重
对于美国中产阶级的判定标准而言，最主要的判定标准是收入，此外是自我评价。通常而言，家庭年收入从3～5万美元都属于中产阶级，中等水平应在8万美元左右。华盛顿智库“第三条道路”经济学家吉姆・凯西尔则把家庭年收入4.9万美元以上列为中产阶级。
二战后，随着工业化的完成及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变，美国社会结构演变主要体现在蓝领工人数量锐减，而白领阶层不断扩大。然而，上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中产阶级面临两方面的严峻挑战。
一是收入增长放缓。到上世纪90年代后期出现停滞甚至实际收入水平的下降。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显示，自1979年到2007年，美国家庭收入的中数增长了13％，也就是说中等收入人群的收入增加了。但扣除通胀因素，实际可支配收入反而下降了。
二是中产阶级内部出现明显分化。一部分上升为高收入者(主要是通过企业股票期权等资本收益)，更多的中产家庭生活日益窘迫。根据纽约州立大学的研究，自1979年以来，美国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程度加剧，1％人口占有了80％的新增收入。另一最新研究表明，从1999年～2004年间，90％的美国家庭通胀调整后的收入只增长了2％。而10％的最富有的家庭收入却增长了将近57％。
不断上升的经济压力使得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家庭靠负债维持超出其支付能力的生活水平。而上世纪80年代以来，华尔街不断翻新的金融产品也刺激美国中产阶级选择了高负债、高消费的生活方式。从1983年到2004年，美国中产阶级的负债，收入比率从0.45上升到1.19。可以说，过去二三十年来美国经济的景气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中产阶级靠信贷支撑的过度消费基础之上。而此次以次贷泡沫破裂为标志的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与美国中产阶级的这种消费模式有着直接关系。
此次经济危机给中产阶级带来更加沉重的打击，累计失业人数超过800万人，多达200万美国家庭由于无力支付房贷而失去住房。此外，中产阶级面临的困境除了来自经济衰退因素以外，还与联邦和地方政府财力不足，公共服务投入减少有关。自1970年以来，虽然美国中产阶级花在衣服、食物、生活用品和供车上的费用有所减小，但在教育、医疗、住房和税收费用的增长大幅增加。特别是子女抚养和教育费用成倍增长。近30年以来，美国的大学教育费用增加了43.5％，是中等收入者收入增长的3倍。而自2000年以来，普通四年制公立大学的学费和其他费用上涨了7.6％。三分之二的大学学生需要通过贷款完成学业，学生贷款中值为1.93万美元。39％的35岁以下的欠款人需要至少十年才能还清贷款，四分之一因为欠债而推迟看病，14％的人为此推迟结婚。
经济学家普遍担心，失去中产阶级的消费动力，美国经济复苏将遥遥无期。陷入困境的美国中产阶级把希望寄托在中产阶级出身的奥巴马总统。而奥巴马政府在应对经济危机的同时也着手“拯救中产阶级行动”。2009年2月，奥巴马政府组建了由副总统拜登领导的专门机构“中产阶级劳工家庭特别小组”，研究为美国中产阶级特别是下中阶层提供支持。2010年奥巴马在国情咨文中，再次提出将他的经济政策重点转向创造就业、改善社会福利，以帮助陷入困境的美国中产阶级。其政策能否实施并取得成效还需要关注。
欧洲中产阶级困境难解
美国的情况同样在欧洲上演。近些年来，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导致收入两级化趋势的不断加剧以及社会发展不平衡性的增强，德国中产阶级规模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萎缩趋势。2006年，以收入水平衡量的德国中产阶级群体所占比重已由2000年的62％下降至54％。
法国由于在过去三四十年内中产阶层收人上涨速度落后于住房、水电、燃油等物价上涨速度，导致目前中产阶层每月身负的“强制性开支”比重提高，进而使得他们可自由支配资金比重下降，严重影响其生活质量。“强制性开支”包括每月偿还贷款、各种税收、保险、房租、水电、煤气等无法缩减的开支。调查结果显示，1979年“强制性开支”平均占法国下层中产阶层月支出的21％，但2009年时这一比例上升至38％。对上层中产阶层而言，“强制性开支”比例也在这段时间内从20％上升到32％。
金融危机和愈演愈烈的欧债危机导致欧洲失业率居高不下，家庭资产持续缩水，一路攀升的负债表使西方国家的消费总需求急速下跌，家庭资产的去杠杆化严重影响到欧美等国的负债型消费模式。中产阶层群体的频频告急，让各国政府意识到，这一阶层的
危机可能导致经济复苏后继乏力，受到经济长期低迷的威胁。
台湾面临中产日益萎缩
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台湾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到90年代，中产阶级已上升为台湾社会的主体，在整个台湾社会结构中占到33.6％，超过半数的台湾民众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级，并对个人现况的认识、对向上流动的社会机制充满信心。可以说，这一阶段的台湾社会基本实现了“均富”，呈现出“中间高，两边低”的倒“U”型社会经济结构。
然而，2000年之后，代表社会富裕与安定的台湾中产阶级人数日益萎缩。伴随资源的重新分配，中产阶级逐渐失去竞争力，一部分甚至开始向下沉沦为中下层阶级，而富有者在全球化大趋势下，却能运用原有优势更加迅速地积累财富。于是，在整个社会的财富分配中，低收入者和高收入者越来越多，中间的中产阶级却越来越少，中间层的缺口不断扩大，台湾社会结构面临着从倒“U”型向“M”型加速转变的危机。
从2001年开始，台湾所得分配不平均日益加剧。家庭收入五等分差距倍数从20世纪90年代的5倍多骤然拉大到2001年的6.39倍，为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的最高水平，之后虽有所回落，但2006年仍然高达6.01倍。在此过程中，基尼系数同样居高不下，从2000年，的0.326上升到2006年的0.339，2001年更是一度升至0.350，贫富不均程度已经十分接近国际标准中0.4的严重恶化水准。
由于经济持续低迷，2000年以来台湾整体薪酬水平停滞不前，成长乏力。从总体薪资来看，到金融危机前的七年间台湾经常性名义平均薪资(即工业及服务业名义人均月薪)总共只增加了2169元新台币，年均增长仅0.84％。
“M”型社会来临，社会整体沉沦，经济的不景气又加剧了这一衰退趋势。政党轮替之后的七年中，台湾经济即由稳定的中速增长迅速陷入低速甚至负增长的衰退低谷，经济年平均增长率大幅下挫到2.36％，经济发展荣景不再。连续几年的经济低迷，台湾竞争力亦如昔日黄花。
促进中产崛起方能释放中国增长新动力
当前，在西方中产阶层深陷债务与危机的大背景下，全球都将中国等新兴市场的中产阶层视作全球安全与繁荣新时代的潜在基础。中国的中产阶级能否成为全球经济的中坚力量将是当前亟待解决的战略性议题。
中国为何没有形成庞大的中产阶层
在2000年之前，中国社会阶层结构中已经出现了中产阶层崛起的趋势。2001年的全国调查表明中产阶层的规模已经达到15％左右。而在2000年之后，中产阶层崛起的速度在加快。根据200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全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GSS)的综合分析，如果按照中国中产收入标准为11800～17700美元／年(约合人民币79945～119918元，年)的标准，中国中产阶层的规模比例为23％左右。尽管如此，我国仍远低于发达国家甚至是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平均水平，我国为何没有形成庞大的中产阶级呢?
首先，在整体收入分配差距逐步扩大背景下，很难形成一个中等收入群体快速增长的趋势。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上世纪80年代为0.21～0.27；从2000年开始，我国基尼系数已越过0.4的警戒线，并逐年上升；2006年已升至0.496，2007年达到0.48。目前，中国基尼系数为0.5左右，无疑已超过了国际上惯例的警戒线。而国家统计局的调查数据也同样验证了我国收入分配不断扩大的现状。根据数据显示，城镇居民最高和最低10％的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从1985年时的2.9倍，上升至2005年时的9.2倍，而目前这一收入差已达到惊人的20倍之多。
其次，与经济结构密切相关。在以投资、工业化为主导。而不是以服务业为主导的经济结构中，很难产生大批的中等收入者。高收入群体主要靠投资性、风险性收入，中等收入群体则主要靠人力资本和人力资源要素获得收入。在服务业比例较低、结构严重不合理的情况下，中等收入群体快速增长很难做到。
第三，没有有效的社会保护网，很难造就中产阶级的成长。比如，中产阶级在高房价的压迫下正在“无产阶级化”。一般而言，国际通行的居民住房开支应占家庭收入的20％～30％左右，房价收入比(一套家庭平均居住面积的住房价格与一个家庭的年平均收入之比)则在3～6之间。当房价收入比高于10时，居民收入水平不足以负担高水平的房价。尽管经过严厉的房地产调控后房产价格有所松动，但与居民可承受能力相比，依然相当沉重。
培育壮大中产阶层是向“橄榄型”社会转型的首要议题
其一，完善私有财产保护的法律制度。“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完善私有财产保护的法律制度是我国中产阶级壮大的前提条件。创造“国家创基业，企业创财富，百姓创家业，能人创企业”的大格局，保护私有财产有助于创造出良好的市场投资环境和有效的激励机制，促进民营经济的发展壮大，进而催生新的中产阶级。
其二，在完善收入分配调节机制和收入稳定增长机制方面，将初次分配与二次分配视为有机整体，强化“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我国再分配机制的“逆向调节”问题较为突出，所以，深层次改革不仅需要从再分配环节即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等总体水平及其合理结构人手，还要扩展到初次分配环节包括“工资、保险、福利”三位一体的薪酬体系和税制的改革，实施“调高、扩中、提低”的战略，以扩大中产阶级的比重。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获得了飞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众所周知的是，这种高速增长是一种“消耗体力”式的增长，是一种建立在牺牲资源（人力资源、自然资源、环境资源……）基础上的增长。这种“自损”性的增长不仅潜伏着危害，更是不可持续的。在这场经济长跑中，中国体力不支的苗头似已显现。
对于这种“后发”国家体力渐衰的现象，富有前瞻性的经济学家们提出了一个词来概括――“中等收入陷阱”。百度百科对此解释说：“新兴市场国家突破人均GDP1000美元的‘贫困陷阱’后，很快会奔向1000美元至3000美元的起飞阶段；但到人均GDP3000美元（即中等收入）附近，快速发展中积聚的矛盾集中爆发，自身体制与机制的更新进入临界，很多发展中国家在这一阶段由于经济发展自身矛盾难以克服，发展战略失误或受外部冲击，经济增长回落或长期停滞，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阶段。”如同在跑道上疯狂加速跑一样，这种经济“加速跑”也必然会给“奔跑者”的机体带来一些难以避免的伤害和难以协调的问题。发达国家走了几百年才走完的路，被心急如焚的中国压缩在短短的几十年去走，自然会在创造巨大财富的同时也“创造”巨大的问题。这些问题不仅日渐凸显在经济上，也日渐反映在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等方方面面。而早在2012年，中国的人均GDP就已达6049美元，进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似乎，在继续前进的路上，“中等收入陷阱”正等着中国纵身跳入。
况且，体力渐衰的中国经济还身背着房地产这个越来越沉重的“包袱”！
房地产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曾因其强大的产业集聚能力和投资聚拢能力而在促进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其对GDP的贡献曾一度超过13%。然而细细想来，这种贡献是建立在牺牲资源基础上的、是十分粗放的。对于房地产的过度“依赖”导致中国经济在很大程度上被房地产“绑架”。从历史节拍上看，房地产似乎更适于“经济加速跑”时期，而不适于也不应适于经济转型和跳出“陷阱”时期。目前来看，房地产所制造的供给远大于其创造的需求。某知名经济学家就认为，房地产供给的“远行”和需求的“滞后”、人口结构的变化和贫富差距的拉大，最终极有可能使房地产的“蛋糕”以“改革再分配”的方式切割分享。此外，国家也正竭力摆脱“地产型”经济模式――利率市场化改革的背后，是鼓励人们选择更为多样的投资产品，不再仅仅把钱投资在地产上；土地制度改革，旨在打破土地供应的垄断，加大土地流转；房产税的改革就更是直指房地产了。地产者也许会陷入“好景不再”的悲凉情绪里，但经济原本就是一场不讲情绪的游戏。
倘若如此，经济新的增长点在哪里？或许有很多，但其中一个应该是新能源汽车。作为国民经济重要支柱的汽车产业，同样有着极强的产业集聚和资本集聚能力，而且其投资和消费的灵活性都远大于地产。在过去三十多年间，中国的汽车工业其实远没有肩负起其在促进经济发展上应担当的责任来。可以说，很多国家的崛起，都离不开汽车工业的“助力”――德国的崛起、美国的崛起、二战后日本的崛起、以及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韩国的崛起……是时候该让汽车产业发力了。
关键词：高新技术开发区；聚类分析；因子分析
中图分类号：F12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09)02-0019-06
1.引言
从1991年国务院批准第一批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以下简称高新区）建立到现在近十八年间，国家高新区经历了从无到有的初始建设与快速发展两个时期。1991~2000年的十年间属于国家高新区的初始建设时期，在此期间高新区的发展主要依靠国家与地方政府的综合配套政策及地方财力的支持，各国家高新区基本上采取了“土地开发与招商引资”的方式。在高新区发展的初期，依靠土地与园区内政策的优惠等措施，高新区形成了我国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重要基地，成为聚集创新资源、发展先进生产力的有效载体，为推进产业结构调整、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积蓄了力量，为我国建立比较完整的高新技术产业体系打下了基础。初始建设时期，在梯度推移理论的指导下，东部地区的高新区抢先一步得到发展，1992年国家在全国兴建高新区时，中、西部地区才有了同样的发展机会。高新区发展初期，国家级高新区呈梯度发展，东部地区优于中、西部地区，大城市优于中小城市，经济特区得到优先发展［1］。
从2000年开始，国家高新区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土地与政策的优惠对投资者与技术拥有者已缺乏了吸引力，更多的高新区越来越重视园区内软硬环境的建设，特别是服务环境与创新环境的建设，以吸引世界500强等知名企业入区。这一阶段高新区发展的核心是对孵化器的建设，以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与中小科技企业的培育；技术改造与技术引进已成为企业科技创新活动的辅助形式，强调自主创新能力在高新区发展中的作用，园区内的企业更注重自主创新能力的培养；注重对尖端人才的引进。构建起以企业为主体的高新技术产业技术创新体系，为新时期国家和区域创新体系建设提供了有力支撑。2000年进入快速发展时期以后，国家级高新区的经济发展是否仍旧沿袭了初始建设时期的规律，是否有新的发展态势，以及下一阶段的发展趋势如何？这些问题的回答需要将国家级高新区进入快速发展时期以后的发展历程作一个整体性的、跨度较大的研究。本文针对我国53个国家级高新区，采用聚类分析对我国高新区的增长模式进行分类，在分析各类高新区个体特征的基础上得到高新区发展的动态演化情况。通过分解指标并用因子分析法，对53个国家级高新区的发展能力进行了详细的定量分析。通过以上分析，揭示我国高新区的发展规律、阶段性特征及其发展能力与潜力。
2.研究方法及模型
对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能力进行研究可选择的方法很多，既有定性分析，又有定量分析。定向分析直观，而定量分析可靠、科学。本文将定性与定量相结合进行分析。首先利用各高新区增长的实证结果，用聚类方法对其进行客观分类，然后进一步讨论各类高新区的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
2.1研究方法
聚类方法选用Ward’s法，即最小方差法，分类后，使每类方差最小，对应的测算距离的方法选用欧比米德距离，即:
EUCLID(x,y)=∑xi=1(xi-yi)2
由于参与聚类的变量存在数量级上的差异，所以采用Zscores来消除不同变量的数量级差异，标准化后的变量值平均值为0，标准差为1。
在聚类分析的基础上，采用因子分析法对各项详细指标因素的动态演变进行了分析。在因子分析之前，通过计算相关系数矩阵及进行KMO的检验，测试了各项指标是否适合于做因子分析。通过KMO检验后，在因子旋转方法中选择了斜交旋转法，并且用回归法计算出因子得分系数。
2.2指标体系的构建
本文分析的样本是53个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根据国家火炬计划（2000~2004年）以及科技部网站（2005~2007年）公布的数据，建立了53个国家级高新区经济发展能力区划及评估的指标数据库①。该数据库由8个表构成，每个表是一个53*12的矩阵，横行表示53个高新区，纵列表示每个指标变量。纵列除高新区的名称外包括11个指标，顺序依次为企业数、工业总产值、营业总收入、出口创汇、净利润、上缴税额、企业平均出口额、企业平均利税额、劳动生产率、市场占有率和出口产值率。
3.聚类分析
3.1聚类分析过程
首先进行系统聚类分析，采用层次聚类法进行聚类，聚类的指标选取企业数、工业总产值、营业总收入、出口创汇、净利润和上缴税额等6个指标。以上6个指标基本反映了高新区的经济增长情况。由于类间距离的测定是聚类中的关键要解决的问题，所以先采用Ward’s法进行层次集群分析，将相似的高新区归为一群，并且观察各个群合并时凝聚系数的变化率，如果凝聚系数增量变化率剧增，显示组内误差突增，应停止凝聚程序。由图1、图2可以看出，随着类的不断凝聚，类数目的不断减少，类间距离在逐渐增大。在聚成10类之前，类间距离增大的幅度较小，形成极为“陡峭的山峰”，但到5类之后，类间距离迅速增大，形成极为“平坦的碎石路”。根据类间距离小形成类的相似性大，类间距离大形成类的相似性小的原则［2］，可以找到“山脚”下的“拐点”碎石，即以4类作为确定分类数目的参考②。每类高新区分布如（表3）所示。
3.2聚类分析的结果
根据表1，可以得到2000~2007年中53个国家高新区如下的动态演化情况及特征：
3.2.1四类高新区的比较分析。第一类和第二类高新区主要是那些发展较成熟、发展速度较快、环境改善效应已不再明显的高新区。这些高新区基本位于我国经济发达地区，其自身的发展已经度过初期积累的阶段，靠粗放增长的潜力已不大，因而需要转变增长力式，例如依靠改进投入增长的环境，推动技术创新带动增长，从而提高增长的质量。第三类高新区属于我国高新区的中等水平。这些高新区应该主要是那些发展一般、发展速度稍高、还主要依靠外部投入增加而增长的高新区。第三类高新区增长主要依赖于当期的投入增长。与第一类和第二类高新区相比，该类具有更明显的粗放型增长特征。第四类高新区数量最多，说明我国高新区的发展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3.2.2龙头位置优势明显且稳定。2000~2007年共8年中有6年第一、二类高新区集中在北京，南京，无锡，苏州，上海，深圳等6个城市。其余两年的入选对象也集中在这6个城市，只是数目发生了变化。以上分析说明，上述6个城市的高新区与第三类高新区有着较大差距。第三类高新区短期内还不能够加入或取代以上6个高新区的“龙头”位置。
3.2.3长三角地区的高新区发展稳定。
从地域分布来看，第一、二类高新区共6个城市中，长三角地区的高新区占据4个（南京，无锡，苏州，上海）。这说明了随着上海浦东的开发开放，上海金融中心地位的确立，长三角整体呼应上海市取得了较好的发展，外资的有效引入，给这一地区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尤其苏州和无锡两市成为跨国公司本土化生产的生产制造基地，发展特别迅速。由于高新区的带动，美国新闻周刊将苏州市列为全球“信息时代重要角色”的新兴技术城市行列，在全球城市发展体系中占据了一席之地［3］。
3.2.4第三、四类高新区动态变化背后隐藏着规律。从上面动态演化（表3）可以看出，第三类高新区无论从数目还是对象上看各年的情况处于动态变化中，与第四类高新区进行着交换。但是，动态变化的背后也有稳定的个体。长春、成都、大连、天津、武汉、西安、广州、杭州等8个城市的高新区在2000~2007年共8年中有7年以上始终在第三类中，可见这8个城市的高新区发展比较稳定，实力相对较强。另外，惠州、青岛、厦门、中山、珠海等沿海城市的高新区长期处于第三类中，但是在2007年却滑向了第四类。这是因为2006年春季开始的美国“次贷危机”于2007年开始冲击美国、欧盟和日本等世界主要市场，我国沿海地区经济的对外依存度较高，因此危机爆发严重影响了该地区的出口企业，进而影响了该地区高新区的绩效指标。
4.因子分析法对高新区发展能力进行评估
在对2000~2007年的全国高新区进行聚类分析后，为了从经济效益、发展潜力、创新能力、企业效率等方面更详细、全面地分析高新区的发展能力，有代表性的选择2004年及2007年的数据进行因子分析。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能力除了与聚类分析中采用的主要指标密切相关外，还与高新区的经济效益、效率及发展程度都有关联，所以在因子分析中选取了更完备的指标体系，包括前述数据库中全部11个指标。
4.1因子评估过程
4.1.1首先对高新区评估体系原始数据求出相关矩阵，并对相关系数矩阵计算特征值、贡献比例值和累计贡献比例值，如下（表2）所示。按照特征值大于1的准则，前面三个因子解释了原有11个变量总方差的96%，另外根据（图3）中，横坐标为因子数目，纵坐标为特征根，根据碎石图可以看出，第一个因子的特征根值很高，对解释原有变量的贡献最大；第三个以后的因子特征根值都很小，对解释原有变量的贡献很小，可以忽略，所以提取三个因子是合适的。
4.1.2由于原始数据之间的有些变量的相关系数较大，因此，进行了斜交旋转，得到了因子载荷矩阵、因子图形矩阵和结构矩阵，如（表3）所示：
从上面的因子载荷矩阵表中可以看出，第一主因子在工业总产值、营业总收入、劳动生产率等变量上具有较大的载荷和解释能力，主要反应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能力在产业规模与经济实力方面的主要指标。第二主因子企业平均利税额及劳动生产率上具有较大的载荷和解释能力，反映了企业的经济效益。第三主因子则在高新技术产业产品的出口总额及出口产值率上有较大的载荷和解释能力。
4.1.3计算因子得分
根据（图4）可写出以下因子得分函数：
F1=0.175企业数+0.151工业总产值+0.178营业总收入+0.048出口创汇+0.181净利润+0.190上缴税额-0.041企业平均出口额+0.024企业平均利税额-0.032劳动生产率+0.178市场占有率-0.039出口产值率
F2=-0.176企业数+0.043工业总产值-0.025营业总收入-0.054出口创汇+0.052净利润+0.109上缴税额+0.177企业平均出口额+0.491企业平均利税额-0.392劳动生产率-0.025市场占有率-0.120出口产值率
F3=0.047企业数-0.075工业总产值-0.031营业总收入-0.336出口创汇+0.037净利润+0.138上缴税额-0.276企业平均出口额+0.149企业平均利税额-0.043劳动生产率-0.031市场占有率-0.476出口产值率
利用上述计算方法对各个高新区的发展能力进行综合评价。这里采用因子加权总分的方法。三个因子的权重分别为0.35，0.33，0.32，于是计算公式为：F=0.35F1+0.33F2+0.32F4.2高新区发展能力评估结果分析
因此，根据因子得分及综合得分得到了高新区发展能力评估的结果，如表4、表5所示：
4.2.1关于三类因子得分的解释。根据2004年的数据统计结果，并且结合三类因子的解释，对这些高新区进行了分析，由于第一主因子表示在工业总产值、营业总收入、劳动生产率等变量上具有较大的载荷和解释能力，主要反应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能力在产业规模与经济实力的主要指标，那么由表5可知，北京、上海、南京、长春、深圳在这些指标上均有较高的贡献，其中北京是上海的1.75倍，是南京的4.95倍。第二主因子企业平均利税额及劳动生产率上具有较大的载荷和解释能力，反映了企业经济效益，上海、深圳、南京、青岛、佛山、厦门、惠州等在该指标上具有较高的贡献。第三个因子则在高新技术产业产品的出口总额及出口产值率上有较大的载荷和解释能力。在这些指标上较高的高新区有苏州、无锡、上海、深圳、青岛、厦门、惠州、中山、威海、珠海、天津等。其中，上海、深圳、苏州、无锡、威海、珠海、厦门、青岛、天津、中山是国家科技部、外贸部共同认定的我国第一批16个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基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
图52007年中国53个高新区发展能力因子评估综合得分排序
图62004年中国53个高新区发展能力因子评估综合得分排序4.2.22004年到2007年数据的综合比较
从图5、图6可以看出按照发展能力因子评估综合得分从高到低的排序53个国家级高新区出现了“聚类现象”。即尽管53个国家级高新区因子评估综合得分相差悬殊，但是53个国家级高新区大致可以分为几类，同类中高新区差距不大。例如，2007年中国53个高新区发展能力因子评估综合得分排序中，昆明、郑州、太原、大庆、厦门和佛山等6个城市的高新区得分都在0分附近，得分差距微小。
从图5、图6可以看出，排序靠前的高新区2007年下降的趋势比2004年下降的趋势缓和，说明排序靠前的高新区通过几年的发展差距不断缩小。2004年，排序靠后的高新区差距不大，但是到了2007年差距突然增大。从图5可以看出，2007年排序靠后的高新区为大连、广州、杭州、中山、惠州、珠海和苏州等。这些高新区几乎全部处于东部沿海地区，且2004年排名比较靠前。之所以2007排名靠后是由于“因子3”的得分相对其他高新区太低。“因子3”的得分反映的是高新区的出口增值能力，由于受到“次贷危机”的冲击，原本排序靠前的外向型高新区名次跌落。
5.关于高新区未来发展的对策建议
从以上聚类分析和因子分析的结论可以看出，国家高新区2000年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后，早期经济实力较强的高新区仍旧保持了较好的经济增长态势，但是与其他高新区的差距越来越小；从地域分布来看，北京和长三角地区高新区经济实力优势明显，珠三角地区高新区由于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经济实力下滑，其他地区形成了几个核心的、经济实力较强的高新区为主的结构特征。如西部地区高新区主要是以西安、成都和绵阳这三个高新区为主；东北地区高新区以沈阳、大连、吉林和哈尔滨四个高新区为主。
通过总结进入快速发展时期以来国家高新区的发展规律，可以更有效地指导高新区的下一步的发展战略。首先，在因子分析中看到同类高新区差距不大，趋同性明显。因此，高新区需积极发展特色产业、支柱产业，形成合理的生态链条结构和布局。我国高新区在产业建设上，出现了高度重复的现象，高新区内的产业布局不合理，各高新区在产业布局上基本趋同，总体体现出以电子信息为主，新材料、生物医药为辅的布局。几乎所有的高新区都把电子装备与信息产业、生物技术项目等列为重点发展和支持的产业。高新技术园区要结合自身特点形成鲜明的产业特色，扩大集聚效应和扩散效应，才能不断提升自身的竞争实力。
其次，通过对2007年国家高新区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东部沿海地区外向型高新区受到国际金融危机冲击较大。其根本原因在于区内企业绝大多数是外部植入的，而很少是内部自行繁育而成的。只有具有内部繁育能力的高新技术企业群才能有效地形成企业间专业化分工与协作，使每个企业都处于生长和创新的“最佳生态位”。这样的高新技术企业群才有较高的稳定性，才能更好地抵御外部冲击。因此，面对国际金融危机高新区要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实现园区企业类型的多元化，加强企业间的分工与合作，充分利用国内市场。
最后，通过聚类分析将经济发展规律相似的高新区分成了四类。因此高新区在制定未来发展战略时，就可以先判断自身的位置，以及借鉴其他类型高新区的发展经验，以制定合理的发展战略。长期处于第一集团即第一、二类国家高新区应实现由主要依靠政策驱动逐步转入功能驱动。政策过去、现在、将来仍然是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技术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但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建设不能完全依靠优惠政策，而必须要靠自己探索形成的灵活有效的融资机制、市场体制、管理体制、创新机制，以及高起点、高标准的城市功能配套系统以获得长远的发展。长期处于第二集团即第三类高新区基础设施等硬环境已比较完善，重点应注重软硬投资环境的综合创建，由注重招商引资、基本建设向注重创新质量和优化配置科技资源转移，由扩大建设项目向优化创业、创新环境转移。长期处于第四类的高新区，制度环境和非制度环境均较差，经济环境只需取得较小的改善就能产生更大的增长效果。例如从2007年各地区高新区的发展情况看，营业总收入增长率增长幅度最大的是绵阳高新区，达到66.8%；工业总产值增长率增幅最大的也是绵阳高新区，为70.7%［4］。可见，此类高新区虽然现阶段经济实力较为落后，但是有很强的后发优势。通过借鉴其他规模较大的高新区的发展经验，积极改善制度环境和非制度环境，此类高新区将会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
注释：
①宁波高新区2007年1月经国务院批准升级为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国家级高新区变为54个。但是为了数据保持前后一致，2007年的研究数据并没有包含宁波高新区。
②2000~2007年中，其余年份的聚类分析碎石图也表现出相同类型的特征，文中就不再显示。
参考文献：
［1］屈驳韵，张树斌，李春林.我国高新区发展水平综合评价［J］.经济论坛，2003，(20)：84.
［2］薛薇.统计分析与SPSS的应用（第二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340.
［3］李灿.苏州的探索――杨卫泽市长访谈［J］.决策与信息,2004，(12)：18.
［4］科学技术部发展计划司.2007年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经济发展情况［EB/OL］(2008年7月15日).most.省略/kjtj/tjbg/200811/t20081104_64782.htm.
［作者简介］魏政（1983―），男，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政府政策与公共管理系博士生，研究方向是宏观经济、民营经济、产业经济。
9月28日，国务院总理对来访的欧盟副主席卡泰宁表示，2015年中国经济运行仍保持在合理区间，就业比较充分，居民收入持续增长，环境有所改善，“新的增长动能正在形成”。
而正在形成的新动能已经呈现可量化的指标。市场主体新增态势强劲，消费以及服务业占GDP比重、高技术产业增速等统计数据，反映出中国经济稳中向好的变化。
“形有波动，势仍看好”，所谓的中国经济“崩溃论”在事实面前不攻自破。
经济新常态下，中国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现代化，要解决方方面面体制机制弊端和结构性矛盾的“拦路虎”，必须以创新释放经济增长新动能，推动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优化、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进。从这个意义上说，能否形成并有效释放经济增长新动能是关键中的关键。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2015年前9个月，国务院和国家部委层面密集出台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相关政策数十项，用前所未有的力度鼓励以“双创”为代表的一系列创新：如建立国家中小企业发展基金，促进“一次分配”作用更好发挥;修订《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助力科技创新走出低效泥潭;深入推进“互联网+”与传统产业融合发展，打造中国竞争力新优势与新格局。
与此同时，政府通过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为“双创”清障搭台。从商事登记制度改革，到面向小微企业的定向降准，创新企业和创业者获得政策扶持、舆论倡导与社会认可的多层次全方位助推。
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增长成为世界经济的稀缺品，在对中国经济形势的种种议论声中，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今日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的贡献仍是第一，中国市场对全球跨国企业来说仍是吸引力最大的市场。与此同时，“一带一路”倡议等新的发展方略，也为周边国家提供巨大的投资机会和发展机会，为更多国家搭上中国发展的顺风车创造了新的条件。
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智造”、从“中国市场”到“中国需求”，一手抓资本输出，一手抓技术革新，中国早已不再仅仅是重要生产者，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大国更是一个参与构建新规则的新兴消费者。即使在“换挡爬坡”过程中，事实也证明中国决非世界经济的风险之源，而是稳定之锚、增长之源。
正是基于对世界经济的巨大影响力，中国经济新动能的形成不仅有利于中国自身转型升级，也正在为全球经济体系建设贡献中国力量。
为善其身，中国需以创新为经济结构战略调整扩宽空间、积蓄动力，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要素驱动、投资规模驱动为主向以效率驱动、创新驱动发展为主的转变。
兼济天下，在对世界经济增长总体贡献稳中有升的前提下，创新升级贡献方式，这是负责任、敢担当的国家对互利共赢发展理念的踏实践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