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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贫减贫的根本动力范文

时间:2023-09-18 17:04:04

序论:在您撰写扶贫减贫的根本动力时,参考他人的优秀作品可以开阔视野,小编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这些建议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热情,引导您走向新的创作高度。

扶贫减贫的根本动力

第1篇

关键词:可持续生计; 生计能力; 生计资本; 生计策略

中图分类号:C9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49(2015)01-0064-08

DOI:10.3969/j.issn.1000-4149.2015.01.006

收稿日期:2014-08-04; 修稿日期:2014-11-04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完善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研究”(11&ZD038);甘肃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甘肃省少数民族地区贫困与反贫困调查和评估:基于可持续生计方法的研究”。

作者简介:赵锋,兰州商学院经济学院副教授,经济学博士;邓阳,兰州商学院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

An Analysis on the Living Capability of The Onlychild Family and Morechild

Household in Gansu Province

ZHAO Feng, DENG Yang

(Institute of Economics, Lanzhou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Lanzhou 730020,China)

Abstract:This project analyses the livelihood capacity between different kinds of peasant household from the prospects of livelihood capital and livelihood strategy using the comprehensive index method.The data we used derive from the survey about the livelihood and development capability of the farmers in about ten villages of Lanzhou located in Gansu province.The research is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Sustainable Livelihood Analysis and refers to the theory of practical ability ,human capital theory, and so on. The analysis concludes that compared with onlychild family, morechild family livelihood capacity is much higher.The morechild family show advantages in the human capital, natural capital, financial capital, social capital, livelihoods strategy. Finally, the paper puts forward several suggestions to perfect the livelihood ability.

Keywords:sustainable livelihood;livelihood ability;livelihood capital;livelihood strategy

一、引言

一直以来,贫困问题都是困扰许多国家发展的主要障碍,因此,贫困问题的研究也就成为国内众多学者研究的重点。尤其是在西部地区,贫困问题的研究更加重要。甘肃省是西部地区的一个多民族的省份,从“十一五”以来,全省人民都以科学发展观作为指导思想,充分利用西部大开发这一优惠政策,抓住这一历史机遇,取得了一系列历史性成就。经济迅速发展,基础设施逐步完善,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有所增强

参见《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甘肃省“十二五”民族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通知》。。但是还有部分地区由于资金限制、教育落后、基础设施不完善、农户就业等权力被剥夺、制度不完善等一系列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仍处于贫困状态,人们收入水平难以维持基本生活,生计能力受到严重影响,农户难以依靠自身力量脱离贫困,因此,对生计能力的研究就有了一定的必要性。

《人口与经济》2015年第1期

赵 锋,等:甘肃省独生子女户与多子女户生计能力的比较分析

生计能力是指一个人利用自身所拥有的知识技能获取并利用社会资源,以满足自身生存所需的能力,而且生计能力的建设能够恢复贫困人口被剥夺的基本能力,使其像其他成员一样,能够获得良好的教育,享受到医疗保健普及所带来的利益,得到有收益的就业机会,获得经济和社会保障等[1];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从可行能力的视角研究生计能力,他认为一个人的“可行能力”指的是此人有可能实现的、各种可行的功能性活动的组合,是实现各种不同的生活方式的自由。我们的生活质量不是根据我们的财富而是根据我们的自由来衡量的[2]。考虑生计能力受限的原因,崔玉玺等人在失地农民可持续生计途径的研究中指出,当前失地农民缺乏可持续生计能力的主要原因是学历低、职业技能差、年龄偏大等主观因素,还有失地农民补偿安置方案不科学、社会保障缺失等客观原因[3];向德平、陈艾以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的两个牧区村庄为研究对象,分析认为洛戈一村和拉恰玛村两个村村民可持续生计能力低的主要原因在于这两个地区的资源禀赋较差、基础设施匮乏、基本公共服务不足[4];李继刚、毛阳海在对农牧区贫困人口生计状况进行分析时指出,农牧区缺乏具备相应知识水平的人力资源,农户受教育程度低,当出现一些新型产业时,由于自身能力有限,不能抓住这些好的就业机会,发现和利用机会的能力较低,因此生计能力受限[5]。

近年来,随着国家扶贫力度的加大,对贫困和生计能力的研究也层出不穷。但是,目前关于农户生计能力的研究文献多是从生计资本的角度进行的整体研究,研究视角略显片面,因此,对生计能力研究的结果有待商榷。笔者在本文中将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将生计策略、生计结果、制度因素纳入影响生计能力的指标体系中,并从农户发现、利用各种机会的角度进行分析研究。

二、理论分析

1.生计资本、生计策略与生计结果之间的关系理论

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是近年来开发的关于贫困人口群体生计发展研究的重要工具,这一框架强调人们在脆弱性环境中,运用自己的各种生计资产,采取不同的生计策略,造成不同的生计后果。因此,生计资本、生计策略、生计后果之间并不是相互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的,它们共同影响生计能力。农户拥有丰富的生计资本,就具有采取多样化生计策略的条件,而多样化的生计策略会降低农户面临的生计风险,从而可以给农户带来良好的生计结果,这些结果显示出农户较强的生计能力。国内学者向德平等人就提出了生计资源、生计结果和可行能力之间关系的理论。他们认为生计资本、生计策略和可行能力之间呈正相关的关系。其所指的生计资本涵盖自然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五大方面。该研究指出生计资源贫乏,可行能力低下,生计后果就会呈现贫困的特征,同样的,生计后果是贫困的还是丰裕的,对农户的生计资源和可行能力也会产生影响[4]。本文重点以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为维度,讨论生计资本与生计能力之间的关系。

关于社会资本与可行能力关系的研究,阿玛蒂亚・森在他的《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中,对社会资本的内涵进行了扩展,他认为权利和制度是社会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改变了以收入评价生计能力强弱的传统测度方法,从可行能力的被剥夺角度研究了贫困问题。他认为我们的生活质量不是根据我们的财富而是根据我们的自由来衡量的。他在书中指出帮助人们更自由地生活并提高人们在这方面整体能力的五种工具性自由主要包括政治自由、经济条件、社会机会、透明性保证、防护性保障[2]6。这五个方面笔者认为可以从自然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人力资本来衡量,从这个角度看,这是阿玛蒂亚・森对可行能力的研究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的融合之处。首先,对权力的研究。在我国女性权利被剥夺的现象十分严重,这是造成农户生计能力不足的原因之一。由于我国根深蒂固的重男轻女思想的影响,女性儿童更可能在幼年时在医疗保健、入院治疗、喂食等方面遭到忽略,随着年龄的增长,妇女在家庭之外就业、拥有财产权、识字等方面也遭到忽视,事实上对这些方面的重视,可以增强妇女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加强其主体地位,更好地理解社会,更好地促进女性抓住各种社会机会[2]190-193,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为缓解家庭贫困、增强农户可持续生计能力作出一定贡献。其次,从政治制度层面来分析。阿玛蒂亚・森认为在判断经济发展时,仅仅看到国民生产总值或某些经济指标的增长是片面的,我们还应该看到民主和政治对公民生活和可行能力的影响。但并不是所有的政治制度都会对经济发展起到正面效应,一些对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起到促进作用的政策,如开放竞争、高识字率、高就学率、对公民政治权利的保障等政策的实施有助于保障经济的自由和生存的自由,从而增强农户的生计能力[2]148-157。

在人力资本与可行能力关系的研究方面,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Schultz)在其人力资本理论中进行了详细的解释。他认为人力资本同物质资本一样都具有资本特征,但是人力资本的收益率更高,它是农户增加收入、增强生计能力的主要因素。在他的《改造传统农业》一书中,他指出传统农业落后的根本原因是资本收益率低,因此,要改变这种现状就要对农户进行人力资本的投资,而人力资本投资中主要的三种手段是教育、在职培训、提高健康水平[6]。

2.自我发展能力理论

在当今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伴随着一系列问题的出现,贫困问题是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造成贫困问题的原因涉及方方面面,例如一些地区自然环境恶劣、交通不便、基础设施不完善、教育落后等。但是,还有一些更深层次的原因值得关注。1993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人文发展报告》提出“发展以人为中心”,而不是人以发展为中心参见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3年人文发展报告》,http://.cn/,发展是为了改进人民生活质量,它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环境的综合的过程,其主要目标是满足基本需要、扩大实质自由、增加选择的机会。从区域发展的角度看,区域的发展既可以依靠区域外部的因素,也可以依靠区域内部自身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要依靠自身的力量,也就是区域的自我发展。无论一个国家还是地区,真正的发展都是要依靠自我发展能力的增强,因为自我发展能力是持续发展的根本动力,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增强,可以从根本上解决造成一个地区贫困的各种问题,可以缓解贫困局面,增强发展能力,实现发展目标,推动地区发展,从而提高该国或该地区人民的生活水平,增强他们的生计能力。

三、独生子女户与多子女户生计能力的定量对比分析

1.调查背景和目的

甘肃省农村贫穷覆盖面广、经历贫困时间长。因此,为了解决贫困问题,加快脱贫致富的脚步,实现富民的目标,甘肃省自2012年提出联村联户扶贫攻坚行动计划以来,一直在全省范围内开展联村联户行动。本次调研就是在这一宏观经济形势的背景下进行的。开展这一调研是为了更好地了解甘肃省贫困地区农户的生计状况,并希望能够为增强农户生计能力提供一些实际有效的对策建议。

2.数据来源

本文选择甘肃省4个市下属的共12个行政村作为调研区域,在2013年7月开展了为期将近一个月的入户问卷调查,主要调查农户的生计与发展能力,总共调查521户,收回有效问卷503份,回收率为96.5%。调查对象涉及面比较广泛,主要包括调查者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健康状康、就业状况等,样本特征情况如表1所示。其中独生子女户52户,多子女户451户,之所以会出现独生子女户与多子女户分布如此不均,主要是由甘肃省独特的地理位置和经济特征决定的。

甘肃省地处青藏高原、黄土高原和蒙古高原交汇地带,境内戈壁、沙漠、盆地、高山等地形都有分布,山脉纵横交错,海拔悬殊较大,属于典型的山地型高原地貌。从经济发展情况看,甘肃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主要分布在陇中干旱地区、陇东地区和陇南高寒阴湿地区,陇中地区包括兰州市、白银市和定西市,本次调研就是在这些贫困人口集中地区进行的。一方面,甘肃省典型的地形特征决定了该地区相对封闭落后,居民大多从事农业生产活动,根据《甘肃统计年鉴》显示,最近10年甘肃省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基本呈上升趋势,务农需要大量劳动力,因此,许多家庭通过多生子女来增加家中劳动力数量。另一方面,封闭落后的地理位置造成了人们思想意识相对落后,很多家庭仍然秉承着传统的重男轻女、男孩传宗接代以及养儿防老等思想,为了得到男孩很多家庭愿意多生孩子,因此,多子女家庭相对较多。而从政策的角度看,计划生育政策在甘肃省这样的偏远地区完全落实较难,宽松的政策限制也使人们在生育子女时放松了思想。由于养老保障以及社会保障体系在该地区不够健全,且老龄化问题越来越严重,人们寄希望于多生子女以使年老时生活有所保障。以上诸多因素都造成了甘肃省多子女户在所有户数中占较大比重的现状。

3.指标体系的构建及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研究不同类型农户的生计能力及影响因素,因为不同地区不同类型农户面临的区位条件、社会经济条件、自然资源条件等有很大差异,因此,生计与发展能力的限制因素也各不相同。

对指标体系中无法获得精确数据的个别定性指标,为了方便进行定量研究,通常采用赋值法将其量化。表2指标体系中各定性指标的处理是参照杨云彦等人在《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下农户生计资本的调查与分析》中所采用的专家意见调查法,并分析了侯成成等人关于农户生计资本、李小云等人关于农户脆弱性以及王立安等人关于生计能力的研究中一些相同及类似指标的赋值情况后,结合对调研地区农户文化程度、健康状况、家庭劳动能力的了解情况以及农户评定的地面建筑材

料、做饭主要能源等的重要程度进行了赋值,将其定量化[7-10]。

为了研究对不同类型农户生计能力的差异,本文参考了王立安、刘升开展的生态补偿对贫困农户生计能力影响的定量分析所采用的综合指数法[10],以上述指标体系为基础,在对各个指标标准化之后,通过变异系数法赋予其相应的权重。最后构筑反映农户综合生计能力的指数R,具体计算依据下列函数:R=Σni=1WiIi。其中,Wi是某一指标的权重,Ii是该指标的标准化得分,WiIi是某指标的综合得分,R为综合生计能力指数。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第一,将问卷原始数据中503户农户的独生子女户与多子女户区分开来进行对比研究。

第二,进行标准化处理,由于调查获取的原始数据具有不同量纲、数量级和变化幅度, 需对每一指标的量化值进行标准化处理。但由于本文选取的指标数量较多,而且许多指标的量化值变化幅度较大,为了尽可能保留原始数据在标准化处理之后的准确性和可比性,因而采用折线型标准化方法。具体公式如下:

Yij=0 Xij

Xij-ab-a a≤Xij

1 Xij≥b

(1)

式中,Yij为i样本j指标的标准化值,Xij为i样本的j指标量化值,b为最大值,a为最小值。

第三,计算各指标的变异系数并赋予权重。其中,X代表某个指标的观测值,具体计算步骤如下:

首先,计算各指标的平均数和标准差,标准差的计算,在EXCEL软件中利用AVGRAGE 和STDEV函数,分别得出和Si。其次,计算各指标的变异系数Vi=SiX―。再次,对各个指标的变异系数加总,并利用下列公式求出各自的权重Wi=ViΣni=1Vi。最后,根据以上方法确定的权重并利用构筑的农户综合生计能力指数的计算公式得出不同类型农户的综合生计能力指数。

4.研究结果与分析

表3为依照上述方法计算得出的不同类型农户的各类及综合生计能力指数。

由表3可以看出,多子女户的综合生计能力值比独生子女户高,表明多子女户的生计能力较独生子女户强,其优势主要体现在人力资本、自然资本、金融资本几方面,而在制度层面其所占优势远远落后于独生子女户。此外,还可以得出,无论何种类型的农户,社会资本对其生计能力造成的影响都是不利的,阻碍其生计能力的提高,但其不利影响主要是对独生子女户,而对于多子女户,其影响却没有那么显著。两种类型的农户生计能力会出现文中的差异,其根源可能主要在于以下几方面。

(1)制度方面。惠农补贴政策是政府在农村政策的具体体现。近几年来,随着惠农补贴力度的加大,政策对农户的生产积极性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在多子女家庭表现得更为突出。原因如下:首先,惠农补贴政策主要包括农作物良种补贴、粮食直补和农资综合直补、能繁母猪直补、退耕还林补助,而多子女家庭劳动力多选择外出打工,因此,对粮食生产不够重视,忽视良种在生产过程中的使用;从事大规模生猪养殖的范围有限,造成在能繁母猪直补方面能享受到的政府补贴额有限;由于家中缺乏劳动力,退耕还林政策在多子女家庭中的贯彻落实受碍,退耕还林补贴额自然减少。其次,政府推行的新农合、新农保政策,主要是为了解决农户面临的看病问题和养老问题,而这些问题在现如今的“4+2+1”模式的独生子女家庭中表现更为突出,因此,这些家庭在新农合、新农保政策方面享受的政府帮扶优于多子女家庭。最后,是否为计生家庭对农户生计能力也有一定影响。传统意义上的计生家庭一般是指独生子女家庭,这样的家庭环境给予家庭中妇女在家庭之外工作的机会,有益于增加家庭可支配收入,提高农户生存发展能力,从而增强其生计能力。

(2)人力资本方面。舒尔茨认为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和劳动力收入增加的主要因素,面向农民投资是农民摆脱贫困的关键,而教育、在职培训、提高健康水平是向农户投资的三种主要手段,政府对多子女户在教育、医疗卫生等方面的投入力度加大,因此,文化程度和健康状况不断改善;家庭劳动力较多,子女帮扶的优势突出,劳动能力较强;由于多子女家庭劳动力较多,面临的就业问题更加严重,因此,政府倾向于向多子女户加大就业服务指导并及时向农户提供更多的就业信息和培训指导,使得多子女中就业问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可以减轻这些家庭因失业问题而带来的诸如心理伤害、身心失调和发病、扰乱家庭关系和社会生活等一系列不利影响。

(3)金融资本方面。多子女户在生产生活过程中,所采取的多样化的生计策略比如非农生产、外出经商打工等需要一定的资金支持即金融资本,而多子女户自身由于子女数量较多,各种费用支出压力大,这样的双重压力造成多子女户的借贷款金额数量相对较多。当前,许多农户面临着养老、医疗、住房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都严重威胁着农户的生计能力,解决这些问题对解决农村地区贫困问题,促进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有重要意义。多子女户在这些方面的问题更加严重,因此,政府应加大对多子女户的各种住房、养老、医疗等补贴额,建立农民最低生活保障,这些措施能够解决多生子女户在医疗住房等方面的资金问题,从而增强其生计能力。

(4)生计策略方面。由于多子女家庭劳动力相对较多,在面临各种生活压力时,家庭劳动力愿意从事的就业领域广泛,就业方式多样,收入来源复杂,生计方式多种多样,因此,与独生子女户相比在生计策略多样化方面优势更为明显。

(5)社会资本方面。社会资本在学者们进行贫困和生计能力研究进程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因此,大力倡导社会资本建设,发展社会资本将成为缓解贫困的重要手段[11]。本研究的社会资本主要体现在政府部门工作人数和人情往来支出两个方面。农村贫困地区能够在政府部门工作的人数有限,人情往来支出自然相对较少,使得农户所拥有的社会资本相对较弱,因此,在社会资本这一层面上削弱了农户的综合生计能力。无论独生子女户还是多子女户在社会资本方面对生计能力的影响都是相同的,与其他因素相比,对生计能力的影响都是负面的,因此,对社会资本的作用要更加重视。

四、结论与建议

文章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将甘肃省不同地区农户分为独生子女户和多子女户,并对其生计状况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与独生子女户相比,多子女户的生计能力较强,二者的显著差异主要体现在制度和社会资本方面。通过比较两种不同类型农户在生计状况方面的优势和不足,这将有利于甘肃省不同地区农户充分利用自身的各种生计资本,采取多元化的生计策略,降低生计风险,从而增强其生计能力;有利于推动甘肃地区扶贫攻坚行动的快速发展,实现富民兴农的战略目标。

农户生计能力的增强,生活水平的提高,可以拉动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然而由于农户自身能力有限,单纯依靠农户自身不能有效增强其生计能力,因此,还需要政府各项政策的支持,笔者基于研究结果,从农户和政府两个层面提出以下建议以改善独生子女户的综合生计能力。

在农户层面,首先,农户要改变传统的生计观念,不能单纯依靠土地生存,要大力发展非农产业、扩大农副业经营范围、积极从事第三产业的工作,实现生计策略的多样化,从而扩展收入来源途径,增加收入,增强其生计能力。其次,农户要积极参加各种职业技能培训,努力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使自身能够适应各种工作岗位包括政府部门工作岗位,从而增强就业能力,实现就业方式的多样化,增强其人力资本,提高综合生计能力。再次,农户要充分利用自身的各种自然资本,发挥其土地、水、自然资源等资源优势,发展优势产业和特色产业、发展绿色农业和生态农业,增加农产品附加值,从而增加农户收入,以便改善家庭生计状况。

在政府层面,首先,由于当前农户整体素质普遍偏低,缺乏在某些特定岗位如政府部门从业所必需的能力,再加上根深蒂固的城乡二元体制的束缚造成了农户与城市居民在就业领域、就业方式等方面上的差异,农户在政府部门的从业机会渺茫,造成了农户政治权利方面的缺失,因此,要打破这种二元体制的束缚,应该完善就业服务体系,着力创新公共服务体制机制,实现就业服务的均等化,使农户和城镇居民能够在就业机会上实现平等,保障就业权利,从而更进一步保障其政治权利,提升其社会资本水平。其次,由于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农户一旦染上疾病,考虑到自身经济条件的限制,不愿到医院就医,健康状况就日渐恶化。因

此,政府要加大惠农补贴力度,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改善农户的医疗卫生条件、住房条件、教育条件,从而改善农户健康状况、教育现状等,提升农户的人力资本水平。再次,当前贫困地区农户由于各种生产资源尤其是金融资本的限制,在农业生产方面,依赖的生产工具比较落后且方式单一,造成农业生产率低,生产经营活动单一,面临很大的生计风险。有鉴于此,政府要千方百计增加对农户的资金支持,向农户提供各种信贷服务和低息免息优惠政策[12],增强其金融资本水平,推动农户生产经营活动的多样化,从而实现生计策略的多样化,避免生计风险给农户造成更大的损失,增强其可持续生计能力。

(本文调查数据全部由课题组成员通过对抽样农户的入户调查获得。调查得到了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杨云彦教授的指导和资助,在此表示感谢。)

参考文献:

[1] 沈茂英.贫困山区农户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与对策[J].安徽农业科学,2006(10):1252-1256.

[2] 阿马蒂亚・森. 以自由看待发展[M].于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29-33.

[3] 崔玉玺,张联社.失地农民可持续生计有效途径的研究[J].安徽农业科学,2013(3):1297-1298,1304.

[4] 向德平,陈艾.连接生计方式与可行能力:连片特困地区减贫路径研究[J].江汉论坛,2013(6):114-119.

[5] 李继刚,毛阳海.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下农牧民贫困人口生计状况分析[J].西北人口,2012(1):79-84.

[6] 西奥多・舒尔茨. 改造传统农业[M].北京:商务印刷馆,1999:165-175.

[7] 杨云彦,赵锋.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下农户生计资本的调查与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2009(3):58-64.

[8] 侯成成,赵雪雁.生态补偿对区域发展的影响――以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为例[J].自然资源学报,2012(1):50-61.

[9] 李小云,董强.农户脆弱性分析方法及本土化应用[J].中国农村经济,2007(4):33-39.

[10] 王立安,刘升.生态补偿对贫困农户生计能力影响的定量分析[J].农村经济,2012(11):99-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