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9-18 17:03:55
序论：在您撰写法律法规合集时，参考他人的优秀作品可以开阔视野，小编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这些建议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热情，引导您走向新的创作高度。
第一条为完善×,×公司重大经济活动决策程序，规范重大经济活动法律监管制度，保证对外签订重大经济合同的合法性，维护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公司工作规则》等有关法律及有关规定，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本规定适用于以市公司名义对外签订的经济合同以及市公司所属各单位对外签订的标的额30万元以上经济合同的法律审核。
市公司所属各单位应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本规定制定本单位有关合同审核的规定，加强对本单位对外经济合同的法律审核及合同管理工作。
第三条本规定所称“合同”是指买卖、借款、租赁、担保、保险、建设工程、技术开发、咨询、服务等方面的经济合同。
第四条市公司法规处负责市公司经济合同的法律审核。
第五条合同法律审核坚持依法、及时、准确的审核原则。
第二章审核内容
第六条合同审核部门对下列合同事项依法进行审核：
（一）合同形式。合同形式应采用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当事人约定的形式。国家规定采用标准合同文本的，应采用标准合同文本。
（二）合同实质性条款。合同的实质性条款由合同当事人双方约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合同实质性条款包括以下内容：
1、当事人的名称或者姓名和住所；
2、标的；
3、数量；
4、质量；
5、价款或者报酬；
6、履行期限、地点和方式；
7、违约责任；
8、解决争议的方法。
（三）合同效力。签订合同应主体适格，意思真实，目的合法，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同时，合同中不得含有无效条款。
第七条业务部门对经审核的合同有实质性条款变动的，应将合同送交合同审核部门再审。
第三章审核程序
第八条合同的受理。业务部门应及时将拟签合同送交合同审核部门进行审核。送交拟签合同文本时，应附送下列材料：
（一）合同项目立项审批意见；
（二）财务部门关于项目预算审批意见；
（三）签订借贷合同的，附担保物的有关说明；
（四）签订担保合同的，附主合同原件或复印件及有关情况说明；
（五）授权他人签订合同的，附授权委托书；
（六）欲变更、终止、解除合同的，附原合同文本及书面变更、终止、解除合同的说明材料。
（七）其他相关材料。
附送有关材料不全的，合同审核部门应要求业务部门及时补全。
合同审核部门应对送审的合同进行登记，送审人和受理人应在登记表上签字。
第九条审核意见审批。合同审核部门确定专人负责审核工作并提出审核初步意见，经本部门负责人复核后，报市公司领导审批。
第十条审核意见反馈。经市公司领导批准后，合同审核部门应及时将审核意见书面反馈至业务部门，并将送审合同文本原件、相关材料退回业务部门。
审核重大经济合同开合同审核部门专题会议，实行集体审核制度。
第十一条审核期限。合同审核部门原则上应在受理合同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完成对送审合同的法律审核。对于重大复杂的合同可延长至五个工作日。
第四章档案管理
第十二条合同审核部门应明确专人负责送审合同的接收、登记备案，并将送审合同及相关材料、审核意见的复制文本予以归档。
第十三条合同及档案管理实行分类编号管理，按照合同名称分类归档，并按照审核顺序制定编号，做到管理规范。
第五章附则
关键词：集合理财产品信托金融
当前，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等金融机构都在积极推出各类集合理财产品。2004年，我国商业银行加快推出人民币理财计划；2005年，券商集合资产管理计划面世；2006年，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和券商专项资产管理计划进入快车道，集合理财竞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目前，金融市场上交易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工具都是体现一定权利义务和责任关系的合约，明确金融产品的法律关系是金融活动有序展开的基础。对同一类产品应该统一立法，为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和责任风险进行明确划分和适当分配，目的是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防范风险。把当前众多金融机构开展集合理财产品统一到信托轨道上来，可以满足投资安全和投资效率的双重需要，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维护金融秩序。
信托的扩展运用
上世纪初，我国模仿英美法系国家导入信托业，信托投资公司即脱胎于银行业，其功能定位的争论从未停息。改革开放以来，信托业继续被引入金融投资领域，之后信托投资公司虽然历经五次整顿，甚至《信托法》颁布实施多年，我国信托业的定位问题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理论兼实践问题。
事实上，信托与公司、委托-等一样，属于一种制度性“公共物品”。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尤其理财市场的竞争加剧，出现了对信托制度进行拓展运用的客观要求和趋势，从而信托制度的内在价值和功能在世界范围内开始有所张扬。在我国，证券投资基金制度的确立是信托制度拓展运用的典型。此后，企业年金等引进信托制度，社保基金、保险基金、住房公积金、产业投资基金、房地产信托基金以及资产证券化产品等都有运用信托制度的要求。银行集合委托贷款以及券商集合理财计划限于委托制度框架内，不过是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管制结果。
信托制度拓展运用可以看作金融混业的一种因素或征兆。同时，表明信托业已经朝着打破“制度垄断”和“行业垄断”的方向迈进，信托公司面临的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不同机构之间、不同金融行业的竞争，还面临如何运用信托制度的竞争。具有典型意义的是，中国证监会于2004年10月21日《关于证券公司开展集合资产管理业务有关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在《证券公司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试行办法》原则规定的基础上，对证券公司设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开展集合资产管理业务的具体操作及监管事宜进行了详细规定。2005年3月，经证监会批准的光大证券“光大阳光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和广发证券“广发理财2号集合理财计划”相继成立。
《通知》内容在多方面出现了与信托公司的资金信托管理办法内容相似，甚至接近的地方，为防范道德风险和变相融资，设置了明确而详尽的规则。该产品实际上是基金产品与信托产品的共生物，形式上偏重于基金，实质上则是信托关系，而名义上却是委托关系。从设立专门的资金账户和证券账户来看，集合资产管理业务具有信托特征。资金账户和证券账户，不管是以证券公司的名义设立，还是以集合资产管理组合的名义设立，标的所有权都发生了转移，从而超越民法对于委托理财的规定，符合信托法的规定。因此，如果对集合资产管理业务按信托法的要求进行规范，更有利于发展。
从监管层面来看，如果将信托定位于信托投资公司从事的信托业务，而否认社会上已经存在的以委托面目出现的信托样态，容易人为制造制度性风险。在我国当前金融经营分业管理的模式下，不能以主体身份判定营业特征，其他金融机构从事的信托业务也应该划定为信托范畴，防止剥夺他们存在的合法基础，尤其是信托机制本身就具有极强的脱法功效，管制之间的空白和冲突反而为其所用，这就可能酿造普遍的脱法行为，令大量交易行为处于非法与合法之间的灰色地带。应当允许信托的多元化，否则这种“地下”信托容易引发新的交易安全问题。
立足信托关系的集合理财产品
我国金融机构选择信托模式竞争理财市场的最重要也是最简单的原因，即信托模式本身就是“好用”的金融工具。“好用”主要是说信托产品具有灵活性和规避管制的“自由基”，具有高度弹性空间，在打通不同金融市场以及金融与实业领域的间隙方面具有特别深刻的穿透力，同时又具有良好的集资效应，可以迅速覆盖社会的机构投资者和自然人投资者。金融机构的金字招牌，吸引众多停留在存款认知水准的百姓大众的注意力。
在各类金融产品推出之际，监管机构应预先以法规形式明确禁止不当行为，防止和最大限度地减少逆向选择的可能性。例如，防止假债券回购、假委托存款委托贷款、假信托业务等。否则，一旦问题暴露了时寻求解决办法，往往代价沉重。尤其是利用信托机制集合投资或集合理财类的产品，因其规模大且善于规避管制，如果不强制安排交易结构和规范标准的法律结构，否认其信托性质和潜在的巨大风险，等待证券业、银行业的将是信托投资公司已经走过的重重困难。
作为表外业务的理财产品本来应当由投资者承担投资风险，但前提是金融机构作为受托人已尽法定和约定的善良管理和诚信义务。如果金融机构未尽义务，则应承担信托责任或者最低也是违约责任、过错赔偿责任，由表外强制转化为表内。金融企业的表外业务并不一定是无风险的业务，事实证明，大量的表外业务可能是风险过大或者在一定触发因素、诱导因素出现时容易转化为现实风险。我国普通投资者对投资风险意识比较淡薄，同时，他们并不能有效区分表外和表内金融产品的风险度，在选择金融产品时往往是依据金融从业人员的解释和广告，甚至仅仅凭借金融机构的看板和条幅来购买。而事实上，很多银行集合理财产品从一开始就已经走样，例如规定收益率；券商的集合理财产品亦未脱此窠臼，例如在文件中规定“客户在封闭期内可优先获得3%的净值增长率，低于部分管理人用投入资金补足”，在措辞上使用“优先获得”，也就是对投资者在封闭期内的收益作出保证，实为隐性保底条款。
信任制度下的集合理财产品满足投资安全和投资效率的需要
集合理财产品按照信托法所规定和塑造的信托关系进行规范，不仅仅是因为我国已经颁布了《信托法》，引入了信托制度，而是因为信托制度所固有和特有的功能以及制度张力可以满足集合投资所必需的投资安全和效率的要求。相反，基于委托关系的制度，则不如信托制度提供的安排更加具有安全性和效率性。
信托制度对投资安全性的保障
信托财产独立性是信托制度的最重要法律原理。信托财产的独立性原理，使得信托财产与委托人、受托人、受益人以及其他的信托财产之间的风险隔离开来，大大减少了信托财产所面临的法律风险，是一种有效的破产隔离财产保护方式。
在信托制度确立的权利架构中，受托人虽然是以自己的名义对信托财产进行投资运作，但是受托人所拥有的权限并不是无限度的。委托人可以在信托合同中明确规定受托人管理、运用、处分信托财产的方法，或者对受托人运用信托财产提出明确的风险保障标准，对受托人的管理权限作出明确规定和限制。委托人对信托财产运用标准的限制，可以大大提高投资的安全性。
在信托制度确立的义务架构中，信托关系中的受托人法定义务比委托关系中的受托人法定义务严厉，受托人管理信托财产，必须恪尽职守，履行诚实、信用、谨慎、有效管理的义务。信托法要求受托人将其个人财产与信托财产分离，使信托财产形成一个独立的财产实体，免受当事人（委托人、受托人、受益人）的债权人追索，保持其相应的独立性和稳定性，这是委托制度所不能具备的。
信托制度对投资效率的保障
信托法规范为信托当事人进行交易提供了订立信托契约的标准，并为建立信托关系提供了“一套强制性的标准化约款，可以大大降低缔约的交易成本。”通过提供受托人义务，包括忠实义务和善良管理义务等信托法的默示规则，为交易主体提供了效率。信托法中，许多任意性条款为当事人确定权利义务提供了极大便利。而投基资金领域信托契约的标准合同形式，大大减少了基金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成本。
信托法以信托财产的独立性为核心，整体安排与信托财产有关的诸多法律关系，以便实现设立信托的目的。信托法不但使信托当事人通过信托合同的方式，建立信托结构妥善处理，相互间权利义务变得相当方便，并且对当事人与信托财产、各当事人自己的债权人与信托财产，及信托财产与交易第三人之间复杂的责任体系作出了整体妥当安排。尤其是信托通过受益权的分割、分层等与证券市场有机结合起来，在资产证券化领域巧妙运用，促进了金融资产的交易效率。
委托关系中的委托人并不是以所有权人身份运用的信托财产，因而在交易时往往需要提交授权文件等，并履行必要的确认手续，这样做往往持续时间较短，往往是一事一委托，受托人的自在委托法律关系中十分脆弱，受托人常常缺乏对受托财产中长期投资盈利的战略考虑，因而交易效率不高。在信托制度中，受托人运用信托财产时，是以所有权人名义进行交易，而且受托人往往是基于受托财产的中长期战略目标进行管理、运用、处分，故交易效率显然高于制度。
受托人的管理运用权和财产托管权能分化，产生了投资基金的法律架构。此外，账户管理的职能也可以由专门银行负责，出现了年金分权制衡模式。这种法定化和定型化结构是市场长期选择的结果，也是法律强制拟制的产物。将金融市场上出现的集合投资或理财计划规范为信托，有利于更好地利用信托法原理调整和规范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保护当事人权益，并促使监管部门统一监管信托业务。
随着我国普通民众财富的累积，人们日益要求金融机构丰富和发挥代客理财的金融功能。信托与证券、公司、等最普遍的交易手段日益结合，融入现代金融市场，成为规范和引领投资、融资和理财行为的基础性制度单元。因此，运用信托完善我国集合投资制度是一种优质的选择。目前，券商理财、银行人民币理财尚游离在信托之外，反映了在分业经营格局下不同金融监管机构的监管关系协调性尚嫌不足，各监管部门应摒弃过去作为行业代言人的角色，将监管目标始终定位于保护投资人利益之上，从界定集合理财的信托关系入手，抛弃分业监管门户之见和利益之争，统一对集合投资行为定章立制，防范金融风险。
参考文献：
1.盛学军.中国信托立法缺陷及其对信托功能的消解[J].现代法学，2003（11）
2.王文宇.新金融法[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
关键词:集合理财产品信托金融
当前,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等金融机构都在积极推出各类集合理财产品。2004年,我国商业银行加快推出人民币理财计划;2005年,券商集合资产管理计划面世;2006年,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和券商专项资产管理计划进入快车道,集合理财竞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目前,金融市场上交易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工具都是体现一定权利义务和责任关系的合约,明确金融产品的法律关系是金融活动有序展开的基础。对同一类产品应该统一立法,为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和责任风险进行明确划分和适当分配,目的是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防范风险。把当前众多金融机构开展集合理财产品统一到信托轨道上来,可以满足投资安全和投资效率的双重需要,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维护金融秩序。
信托的扩展运用
上世纪初,我国模仿英美法系国家导入信托业,信托投资公司即脱胎于银行业,其功能定位的争论从未停息。改革开放以来,信托业继续被引入金融投资领域,之后信托投资公司虽然历经五次整顿,甚至《信托法》颁布实施多年,我国信托业的定位问题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理论兼实践问题。
事实上,信托与公司、委托-等一样,属于一种制度性“公共物品”。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尤其理财市场的竞争加剧,出现了对信托制度进行拓展运用的客观要求和趋势,从而信托制度的内在价值和功能在世界范围内开始有所张扬。在我国,证券投资基金制度的确立是信托制度拓展运用的典型。此后,企业年金等引进信托制度,社保基金、保险基金、住房公积金、产业投资基金、房地产信托基金以及资产证券化产品等都有运用信托制度的要求。银行集合委托贷款以及券商集合理财计划限于委托制度框架内,不过是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管制结果。
信托制度拓展运用可以看作金融混业的一种因素或征兆。同时,表明信托业已经朝着打破“制度垄断”和“行业垄断”的方向迈进,信托公司面临的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不同机构之间、不同金融行业的竞争,还面临如何运用信托制度的竞争。具有典型意义的是,中国证监会于2004年10月21日《关于证券公司开展集合资产管理业务有关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在《证券公司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试行办法》原则规定的基础上,对证券公司设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开展集合资产管理业务的具体操作及监管事宜进行了详细规定。2005年3月,经证监会批准的光大证券“光大阳光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和广发证券“广发理财2号集合理财计划”相继成立。
《通知》内容在多方面出现了与信托公司的资金信托管理办法内容相似,甚至接近的地方,为防范道德风险和变相融资,设置了明确而详尽的规则。该产品实际上是基金产品与信托产品的共生物,形式上偏重于基金,实质上则是信托关系,而名义上却是委托关系。从设立专门的资金账户和证券账户来看,集合资产管理业务具有信托特征。资金账户和证券账户,不管是以证券公司的名义设立,还是以集合资产管理组合的名义设立,标的所有权都发生了转移,从而超越民法对于委托理财的规定,符合信托法的规定。因此,如果对集合资产管理业务按信托法的要求进行规范,更有利于发展。
从监管层面来看,如果将信托定位于信托投资公司从事的信托业务,而否认社会上已经存在的以委托面目出现的信托样态,容易人为制造制度性风险。在我国当前金融经营分业管理的模式下,不能以主体身份判定营业特征,其他金融机构从事的信托业务也应该划定为信托范畴,防止剥夺他们存在的合法基础,尤其是信托机制本身就具有极强的脱法功效,管制之间的空白和冲突反而为其所用,这就可能酿造普遍的脱法行为,令大量交易行为处于非法与合法之间的灰色地带。应当允许信托的多元化,否则这种“地下”信托容易引发新的交易安全问题。
立足信托关系的集合理财产品
我国金融机构选择信托模式竞争理财市场的最重要也是最简单的原因,即信托模式本身就是“好用”的金融工具。“好用”主要是说信托产品具有灵活性和规避管制的“自由基”,具有高度弹性空间,在打通不同金融市场以及金融与实业领域的间隙方面具有特别深刻的穿透力,同时又具有良好的集资效应,可以迅速覆盖社会的机构投资者和自然人投资者。金融机构的金字招牌,吸引众多停留在存款认知水准的百姓大众的注意力。
在各类金融产品推出之际,监管机构应预先以法规形式明确禁止不当行为,防止和最大限度地减少逆向选择的可能性。例如,防止假债券回购、假委托存款委托贷款、假信托业务等。否则,一旦问题暴露了时寻求解决办法,往往代价沉重。尤其是利用信托机制集合投资或集合理财类的产品,因其规模大且善于规避管制,如果不强制安排交易结构和规范标准的法律结构,否认其信托性质和潜在的巨大风险,等待证券业、银行业的将是信托投资公司已经走过的重重困难。
作为表外业务的理财产品本来应当由投资者承担投资风险,但前提是金融机构作为受托人已尽法定和约定的善良管理和诚信义务。如果金融机构未尽义务,则应承担信托责任或者最低也是违约责任、过错赔偿责任,由表外强制转化为表内。金融企业的表外业务并不一定是无风险的业务,事实证明,大量的表外业务可能是风险过大或者在一定触发因素、诱导因素出现时容易转化为现实风险。我国普通投资者对投资风险意识比较淡薄,同时,他们并不能有效区分表外和表内金融产品的风险度,在选择金融产品时往往是依据金融从业人员的解释和广告,甚至仅仅凭借金融机构的看板和条幅来购买。而事实上,很多银行集合理财产品从一开始就已经走样,例如规定收益率;券商的集合理财产品亦未脱此窠臼,例如在文件中规定“客户在封闭期内可优先获得3%的净值增长率,低于部分管理人用投入资金补足”,在措辞上使用“优先获得”,也就是对投资者在封闭期内的收益作出保证,实为隐性保底条款。
信任制度下的集合理财产品满足投资安全和投资效率的需要
集合理财产品按照信托法所规定和塑造的信托关系进行规范,不仅仅是因为我国已经颁布了《信托法》,引入了信托制度,而是因为信托制度所固有和特有的功能以及制度张力可以满足集合投资所必需的投资安全和效率的要求。相反,基于委托关系的制度,则不如信托制度提供的安排更加具有安全性和效率性。
信托制度对投资安全性的保障
信托财产独立性是信托制度的最重要法律原理。信托财产的独立性原理,使得信托财产与委托人、受托人、受益人以及其他的信托财产之间的风险隔离开来,大大减少了信托财产所面临的法律风险,是一种有效的破产隔离财产保护方式。
在信托制度确立的权利架构中,受托人虽然是以自己的名义对信托财产进行投资运作,但是受托人所拥有的权限并不是无限度的。委托人可以在信托合同中明确规定受托人管理、运用、处分信托财产的方法,或者对受托人运用信托财产提出明确的风险保障标准,对受托人的管理权限作出明确规定和限制。委托人对信托财产运用标准的限制,可以大大提高投资的安全性。
在信托制度确立的义务架构中,信托关系中的受托人法定义务比委托关系中的受托人法定义务严厉,受托人管理信托财产,必须恪尽职守,履行诚实、信用、谨慎、有效管理的义务。信托法要求受托人将其个人财产与信托财产分离,使信托财产形成一个独立的财产实体,免受当事人(委托人、受托人、受益人)的债权人追索,保持其相应的独立性和稳定性,这是委托制度所不能具备的。
信托制度对投资效率的保障
信托法规范为信托当事人进行交易提供了订立信托契约的标准,并为建立信托关系提供了“一套强制性的标准化约款,可以大大降低缔约的交易成本。”通过提供受托人义务,包括忠实义务和善良管理义务等信托法的默示规则,为交易主体提供了效率。信托法中,许多任意性条款为当事人确定权利义务提供了极大便利。而投基资金领域信托契约的标准合同形式,大大减少了基金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成本。
信托法以信托财产的独立性为核心,整体安排与信托财产有关的诸多法律关系,以便实现设立信托的目的。信托法不但使信托当事人通过信托合同的方式,建立信托结构妥善处理,相互间权利义务变得相当方便,并且对当事人与信托财产、各当事人自己的债权人与信托财产,及信托财产与交易第三人之间复杂的责任体系作出了整体妥当安排。尤其是信托通过受益权的分割、分层等与证券市场有机结合起来,在资产证券化领域巧妙运用,促进了金融资产的交易效率。
委托关系中的委托人并不是以所有权人身份运用的信托财产,因而在交易时往往需要提交授权文件等,并履行必要的确认手续,这样做往往持续时间较短,往往是一事一委托,受托人的自在委托法律关系中十分脆弱,受托人常常缺乏对受托财产中长期投资盈利的战略考虑,因而交易效率不高。在信托制度中,受托人运用信托财产时,是以所有权人名义进行交易,而且受托人往往是基于受托财产的中长期战略目标进行管理、运用、处分,故交易效率显然高于制度。
受托人的管理运用权和财产托管权能分化,产生了投资基金的法律架构。此外,账户管理的职能也可以由专门银行负责,出现了年金分权制衡模式。这种法定化和定型化结构是市场长期选择的结果,也是法律强制拟制的产物。将金融市场上出现的集合投资或理财计划规范为信托,有利于更好地利用信托法原理调整和规范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保护当事人权益,并促使监管部门统一监管信托业务。
随着我国普通民众财富的累积,人们日益要求金融机构丰富和发挥代客理财的金融功能。信托与证券、公司、等最普遍的交易手段日益结合,融入现代金融市场,成为规范和引领投资、融资和理财行为的基础性制度单元。因此,运用信托完善我国集合投资制度是一种优质的选择。目前,券商理财、银行人民币理财尚游离在信托之外,反映了在分业经营格局下不同金融监管机构的监管关系协调性尚嫌不足,各监管部门应摒弃过去作为行业代言人的角色,将监管目标始终定位于保护投资人利益之上,从界定集合理财的信托关系入手,抛弃分业监管门户之见和利益之争,统一对集合投资行为定章立制,防范金融风险。
参考文献:
1.盛学军.中国信托立法缺陷及其对信托功能的消解[J].现代法学,2003(11)
2.王文宇.新金融法[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
3.张天民.失去衡平法的信托——信托观念的扩张与中国《信托法》的机遇和挑战[M].中信出版社,2004
关键词:国际法;核能风险;法律法规
引言
新时期下，人类社会对核能的开发与利用效率逐年增加，这在缓解资源短缺问题方面发挥巨大应用价值。现如今核能开发利用过程中衍生出的核风险问题日益严重化，国际法的建立健全，在加强世界各国核能风险治理职责与协调性方面发挥的功效均是显著的。正因如此，文章在对核能风险治理进程中存在弊端论述的基础上，对核能风险国际治理体制的建设提出了几点建议。
1核能利用过程中存在的风险
1.1放射性污染
核污染是指多样化因素导致核泄漏问题或者是爆炸现象出现的，最终有放射性污染生成。其破坏范围是巨大的，对周边建筑物危害程度也是深刻的，延续时间长，在解决上存在极大难度。
1.2核事故
核事故(NuclearAccident)，泛指所有的或者带有系统化特征的，但是源由是相同的、最终是致使核危害事故生成的这一结果。通常来讲，核电厂这类型核设施内部出现突发状况，导致放射性物质向外部环境泄露现象衍生出来。在上述局势下，工作人员与社会公众接收到超过规范限定的最高值，此时便称之为核事故。由此可见，核事故造成的危害性是极大的。
1.3核武器
核武器也被称之为核子武器或原子武器。从宏观上讲核武器是指具有投掷或发射功能的核武器系统的统称;而站在微观的角度对核武器进行探究，其是由核战斗部和制导，突防等装备整体导进弹头壳体构成的核弹［1］。
2核能的国际法律法规
2.1核国际管理
2.1.1国际原子能机构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构建与推行其宗旨在于激励与引导核资源的深层次开发与全面应用，编制核安全与卫生规范绝非是国际原子能机构组织成立的主要目标。但是自从切尔诺核反应堆事故的酿成之后，构成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成员国在强化成员国之间信息沟通环节这一问题上达到共识，从而能够广泛的吸收促使核能开发利用安全与核事故爆发经验信息，编制具有详实性的安全指南，与此同时强化国际原子能机构在满足成员国发展需求基础上核能开发利用安全评价与监管能力。2.1.2其他国际规制机构为了使核能风险得到有效的防治，仅仅创设国际原子能机构是不够的，其他一些国际组织推动核能安全开发利用进程上发挥一定的应用价值。具有代表性的有欧洲核能组织、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上述两类区域性组织的编制与推行在强化地方性一致性核能开发利用安规则上体现巨大应用价值［2］。
2.2关于核安全的国际协议
《核安全公约》与《联合公约》两类公约的编制与推行，首次给予了核安全法范畴内的某些国际原子能机构基本标准一定的束缚力，强化其国际位置，上述基础性规则的编制与推行在强化民用核反应堆、管控放射性废物扩散范畴以及循环利用等环节上产生了巨大影响效应。但是，现阶段世界各国均在力争编制本国的核安全规范，再加上上述两项公约在核风险预防与管治方面存在一定局限性等因素，就在构建一个完善性“规制体制”过程中遇到层层阻碍，也未参照“一次型交易”的共识落实协议。
3国际法视野下完善核能风险的法律规制及治理的对策
3.1依靠核能风险全球化治理体制的原有基础
全球化核能风险治理体制的建设，对世界规则的建设与优化表现出强烈的依赖性，否则体制的协调性与紧密性就缺乏［3］。为了确保核能开发利用环节治理的实效性，对原有核能风险活动范畴内现存国际法规则与规范构造进行科学应用是极为必要的，在此基础上丰实核能风险全球化治理体制，优化其内涵，强化束缚作用。现存的与核风险相关的多样化国际条约等国际法文件中，明确了国内治理与国际协调性的责任规则与义务，其与国际法委员会编制的有关条例之间存在一定的统一性，正因如此其也演变成核能风险全球性治理体制的关键性要素。例如《核安全公约》内第7、8、9条对国内立法与监管方面的框架内涵与规定做出规范;第11条明确了核设施财政与人力资源安全保障问题。总之，国际委员会对核能风险活动范畴国际责任的编制与应用均和核能安全标准确定、评审导向工作落实等环节存在紧密的联系，此时与核能风险相关的治理体制在有限的条约缔约国也体现强烈的适应性，也就是说该体制彰显出全球性色彩。
3.2建立健全核能风险国际治理体制
首先，强化核能开发利用环节中权利与治理义务两者之间的内在构造关系。这主要是因为国际法规则上并没有对核能开发利用过程中多样化内在风险活动进行管理与约束，也就是说国家对核能风险活动推行的行为方式和国际义务两者存在强弱的结构关系。所以在满足核能风险极端危害与治理特别需要的基础上，削弱风险治理随意性程度上极为必要的，强化核能风险治理的国内与国际义务的法律位置与作用，从而达到平衡核能开发利用权利与风险治理义务两者结构关系的目标。“对一切义务”理念的提出，也使核能风险范畴的国内治理义务与国际协同合作义务均带有“对一切”色彩。其次，建立并推行一致性、具备束缚特征的安全国际规范。国际法视野下对核能风险实施这一管治对策，是对核能风险全球性治理活动运行需求的迎合，具体是参照世界各国核能风险治理实况，编制个性化的安全规范以及与之相匹配的立法、司法、行政等对策的最低层准则与规定［4］。强化与核能设施构建和发展方面有关的国际原子能机构应该编制大批量模范性安全规范与导向规则的约束性，国家务必要履行核能风险治理责任与义务。当然，上述目标的实现并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面临与处理的问题是多样化的，所以在编制防治体制环节中应该结合多样化因素，例如发展中国家的实际需求、特殊状况与效益，以严谨的态度编制相关准则，以达到强化这些标准在世界上某些国家的适用性的目标，同时也强化了这些标准在上述回家运行的效率。在国际视野下为了强化核能风险治理效率，使世界各国主动遵守落实核能风险义务，上述目标的实现又对不同国家构建与保护一个完善性行政机构与治理体制表现出强烈的依赖性。这是一个合格型政府机关任何行为方式运转应该遵循的准则，但是其务必保证人力资源的充足性、政府机制的健全性。与最基本的行动规则相匹配，这是世界各国家政府应该履行的责任。与此同时，应该深刻认识到履行防治合作义务的程度与核能风险活动危害性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也就是说越是被禁止的核能风险活动就应该严加管控与治理。在国际法视野下，国际社会应该建设并推行实效型支撑保障体制，从而为一致性带有约束力的核能安全国际规范的推行进程注入活力，这一规范的推行，满足世界不同国家间互利共处的发展原则。再次，参照国际原子能机构确定的相关标准建设带有强制性特征的国际监察机制。上述目标的实现是一个循循渐进的过程，一是修整《核安全公约》等多样化国际公约中涵盖的激励性质，把世界核能风险治理义务演变成国际责任，建立与之相对应的监察的条约机构。参照世界不同国家交际形式，明显的发现上述进程的运行存在较大难度。所以积极探寻新兴渠道是极为必要的，例如强化增强原子能机构在核能风险治理方面的职责与权利，这样是就不必在国家的申请下推行评估、问询以及导向工作内容，此时上述环节的运行带有强制性色彩。对国际原子能机构规章进行整改，达到构建完善性核能风险治理特殊协议的目标，以及与核能风险治理环节相关的附加性协议书［5］。最后，国际视野下国际社会应该建设与核能风险治理相关的国际协作与利益调和体制。这一治理核能风险法律规章的编制，是对零散化、孤立式风险治理上的流程与实质规则的有机整合，达到建立健全稳定型、世界各国肯定的核能风险治理框架结构。《国际核事件分级表》的编制与推行，对核能风险现实后果严重程度，以及隐在风险进行阐述，使有关国家在开采与利用核资源之时，最大限度的规避了跨境核事件出现的概率，进而也强化了世界各国之间合作的密切性与互动的协调性。
4结语
福岛核事故的出现，又一次对人类社会做出警示，其也说明了核能风险处理的迫切性与必须性，所以在国际事业下强化核能风险法律规章内容的完整性是极为必要的，从而使其约束作用切实的发挥出来，此时世界各国也将会主动的履行职责与义务，确保信息交流的顺畅性以及合作的密切性，并在相关技术的协助下，使核能产生最大的效益，为国际社会的稳定发展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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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成明，于丽婷.基于日本核事故对我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完善必要性的探讨［J］．四川环境，2015，02:138－144．
和谐社会无疑是一种美好的社会，它必须具有所有美好社会都具有的高品质特征：公平正义，民主法制，安定秩序，诚信友爱等等。和谐社会所特有的最本质、最主要的特点应该是“和谐”，这种和谐是以宽容为基础、平等为条件、协商为手段的。社会的和谐，既不能靠强权来建立，也不可能靠强权来维系。构建和谐社会惟一有效的途径，只能是法治。因为，作为和谐社会的基础的宽容，只能由法律来确立和维护，而强权与宽容本身就是不相容的；作为社会和谐条件的平等，也只能由法律来确立和维护，而权力本身就是为不平等而设置的；作为达致和谐的手段的协商，更需要法律来规范和调整。所以，只有通过法治，才能构建出和谐社会。
和谐社会离不开政治、经济、文化的高度文明，市场经济也同样如此。如果在经济领域中市场的准入、公平竞争以及资源共享等方面发生机会不均等情况，将会出现社会不公，而社会不公是社会不和谐的主要根源之一。因此，要达致和谐社会，就必须以经济法作为保障。虽然经济法是为弥补市场经济体制下民法调控能力不足而产生的，但绝对不能因此把经济法看作是民法的补充。经济法产生于民法之后，从民法中汲取了相应的经验材料，但却在理念上完成了对传统民法的超越。经济法也起着弥补行政法规范国家权力干预社会经济生活不足的作用，但经济法同样不是附属于行政法的分支部分。所以，经济法具有不同于民法和行政法的、也不可以被它们替代的价值理念和功能作用，而且它保证了民法的基本价值理念得以顺利实现，同时又与现代行政法的基本价值理念相衔接，从而为市场经济的运行提供了一个完整的引导和保护的链条。
我国经济法的缺陷
法律体系不完善，重要法规久而未立。到目前为止，我国虽然在经济法主体、市场规制、宏观调控方面颁布了大量的经济法律，初步形成了一个经济法律群落，但仍然存在立法层级不高并且体系不完善等情况，而且直到现在还没有出台单独反垄断法、国有资产法，所以，加强经济立法步伐不能不是我们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从目前情况看，以笔者拙见，我国经济立法及其实施中仍存在这样一些缺憾。
法律范畴不同，司法权被迁移。法学界对经济法调整的对象和范围始终争论不休，随着1999年合同法的颁布施行，以及原来的经济合同法、涉外经济合同法、技术合同法同时废止，宣告了合同制度对经济法体系的排斥，也发出了一个初步的信号：经济法的理论和实践出现了脱节的迹象。而在法院进行机构改革的过程中，更是把原来的经济审判庭改为民事审判庭，从实践情况看，这不仅不利于经济法被社会所重视，也不利于经济法的实施。
尚未形成真正独立的第三部门。西方在“社会国家化”和“国家社会化”的相向运动中，冲破了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藩篱，虽然产生了一个既不是纯粹私人的也不是真正公共的领域，但在社会层面上并未出现权力真空或者权利真空。其主要原因是在西方还有一个与政府和市场这两种力量相平衡的“包括各种社会团体、民间非营利组织、宗教团体等不以营利为目的民间组织”之第三部门存在。这些组织具有组织性、志愿性、非营利性、民间性、自治性和公益性的特点，它们是协调个人利益和个人利益、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共）利益的社会中坚力量。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非政府组织在从事经济社会发展事业中异军突起，发挥了政府和市场难以替代的巨大作用，填补了社会经济发展领域上的一些空白，诸如环境保护，消除贫困和落后地区的教育。虽然很多工作政府也在做，但事实证明，非政府组织往往比政府做得更好，更有效率。
而且市场经济发展的实践日益证明，政府和市场的力量固然重要且不可或缺，但政府与市场之外的领域越来越突显，它是与社会的多元化相伴而生的并生发出政府与市场都无法有效解决的新需求。这一空白点迫切需要一种新的社会力量去填补。特别在我国由计划经济体制逐步转为市场经济体制后，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正处于转变和调试之中，新兴市场主体的经济权利尚待进一步确认和伸张，政府和市场两方面的力量都存在“缺位”和“越位”并存的现象，发展新兴社会力量以填补需求空缺，抑制各方“非法越界”的问题便显得更加突出和迫切。
在我国改革开放的20年中，国家通过缩小控制范围、改革控制方式、规范控制手段，逐步扩大了社会的自由活动的空间，促成了国家与社会间的结构分化，尤其是以产权的多元化和经济运作市场化为基本内容的经济体制改革则直接促进了一个相对自主性的社会形成。它表现在社会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提供发展和机会的源泉，个人对国家的依附性明显降低，相对独立的社会力量逐步形成；民营企业以及较为独立的企业家阶层、个体户阶层以及知识阶层，都有明显的发展；民间社会组织化程度增强，工会、商会、保护消费者协会等一些中间组织已开始在经济活动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但是，我们还不能乐观地认为，中国已经形成了独立的第三部门，经济法等以社会为本位的法就此具有了广泛的社会基础。因为“与西方第三部门的生存与发展空间相比，中国第三部门生存发展空间具有很大的不同”。所以，同西方相比，我国的第三总部门还没有成形，更谈不上从整体上与政府和个人有效配合，发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作用了，从而造成目前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国家对一部分社会（公共）利益难以维护、有心无力的“缺位”状态。
虽然我国经济法存在着种种不足，但并不妨碍其作为独立部门法在法律体系中占据日益重要和突出的地位。因为经济法是适应变动着的社会现实和社会观念而处于不断发展中的部门法，代表着法律根据经济发展规律对经济生活能动反作用的建构性力量，也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法律保障。
健全和完善我国的经济法
到目前为止，我国已经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接下来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就是如何理解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指出的改革要“注重制度建设和体制创新”精神，进而确立经济法在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中的位置，不断健全和完善我国年轻的经济法。
首先，应当尽快制定并颁布《反垄断法》等经济法体系中的重要法律，加大金融法、税法、竞争法、企业法等具体经济法律制度的研究深度，一方面加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另一方面抽象出共同的原理，反过来检验和探讨经济法总论的基本问题。“经济法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融合，应当成为我们的一种积极的选择，也是一种挑战。”我们尤其应当加快运用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其他社会科学门类的最新研究方法，进行跨学科的创新性研究，并同法学固有的传统研究方法相融合。
其次，国家机关要转变经济立法的思路，突显原则规定与灵活规定并重的方针，提高重要经济法律的立法层级，改善经济执法的分歧和冲突，加强对经济执法和司法过程的全方位监督。特别要进一步调整司法改革和审判制度，或者在现行三大诉讼法的基础上对各诉讼程序进行相应的修改，满足日益迫切的社会公益诉讼和其他含有公共因素诉讼的需要，或者参照国内的经验对法院的审判分工进行专门设置，完成符合各新兴法律部门要求的审判方式专业化、配套化的改造。
最后，应当加快促进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团体组织的发展。要从政策上加以倾斜和扶持，争取让一些发展比较成熟的组织通过国家法律授权获得正式的地位，在一定范围内行使原来政府的某些权能，或者代为行使一些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衍生出的管理职能。同时，要设置这些组织处理相应问题的准司法程序，赋予它们代替公众提起社会公益诉讼的权利，并完善相应的监督机制。
当然，这些都需要我们的思维顺应时代的潮流进行转变，在立足于我国的现实经济生活的基础上进行更有创新性的法律实验和更有前瞻性的制度建设。
要学习法律法规提升自己
现场有隐患，自己发现不了，检查不出来，这是基层安全员，尤其是刚刚从事安全管理工作的安全员面临的普遍问题，也就是大家说的能力不足的问题。按理说，安全员自身能力欠缺，是不能从事安全管理工作的。由于企业对安全生产工作重要性认识不足，重视程度不够，通常以应付凑合的态度，安排一个人或几个人担任安全员就可以了。企业负责人很少过问安全员的知识、能力问题。
我从2007年起兼任单位安全主管。当时由于自己对安全生产管理了解不多，还感觉不到安全生产的压力，总以为把上级的安全生产文件传达到位，自己多下几趟现场就可以了，就可以保证单位的生产安全了。
但事实却远非我想得那么简单，在赴任不久，单位的一个工人就被剪板机切断了手指。从那时起，我就开始下决心学习《安全生产法》等有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知识，并对照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现状，查缺补漏，建章立制，从管理层面上杜绝安全隐患，并将安全操作规程汇编成册下发到班组，督促班组开展安全培训学习，检查并纠正一线工人的不安全行为……。
通过近十年的努力，自己才逐步提升了自身的管理能力，解决了生产一线违章指挥、违章作业问题，使单位基本实现了安全生产。
用法律法规推动企业制度建设
有隐患不整改，这是企业对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执行力不够的问题，也是安全员最为挠头的问题。怎么办？作为基层安全员，一要有法律意识、红线意识，要根据新《安全生产法》赋予自己的权限与职责，健全企业隐患排查治理制度，明确隐患排查治理的责任部门、责任人、整改措施、整改期限，落实整改所需资金与整改不力的处置措施，学会用制度管人管事。二要严格执行制度，对超过整改期限仍未整改的，要及时向上级领导或企业负责人反映，联合单位有关部门，实行停产整顿，实施处罚措施，在关键时刻要敢于扮演“黑脸包公”角色，不怕得罪人。
笔者从2008年起，对单位所有施工项目实行了备案交底制度。其目的是将安全培训、安全防范措施落实到位。起初，大家对这项制度不理解，很少有出工前主动备案登记的。为了将这项制度贯彻下去，一是同生产部门积极沟通，要求他们进行项目备案登记；二是与财务部门实行连锁制度，对超过一周不进行项目备案登记的，立即停止借款停产整顿；三是对备案交底制度超过一周贯彻不到位的，对生产部门负责人实行3000～5000元额度的罚款。如此三管齐下的保障措施，才使单位备案交底制度得以贯彻执行。
学会用法律法规保护自己
其实最让基层安全员头疼的问题，并非是安全员的能力和现场隐患整改问题，而是企业主要负责人对安全生产工作认知程度、重视程度和对国家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的执行力度，尤其是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劳动防护问题，当需要企业拿出一部分资金完善安全设施，配齐劳动防护用品时，企业主要负责人往往会一推再推，总会以企业资金紧张来搪塞我们基层安全员。这时基层安全员怎么办？我们能否用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标准规定说服上级，说服企业主要负责人，则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笔者在基层十余年间，也遇到过类似问题，也曾为此类问题头痛过、退缩过，也有^放弃安全管理这个岗位的想法。但退缩并不能解决问题，即使自己撂挑子不干了，企业也得有人干这项工作，同样也面临此难题。
(一)格式条款的优点格式条款具有突出的优越性。其无须与个别相对人逐一逐点磋商合同内容，可以避免交易谈判的麻烦，节省交易成本和时间。同时，其标准化使得条款漏洞少，切实保护了缺乏相关知识的一般消费者的利益;其形式的固定化体现了一种强制的平等，对格式条款不加拒绝地所有被要约人都平等无差别地按照条款的规定享受权利、承担义务，不受政治资历、行政级别等因素的影响。①(二)格式条款的固有弊端1．背离契约自由而格式条款的出现，致使缔约自由受限制、缔约对象的选择自由受限制、契约内容的决定自由被剥夺、契约变更与解除自由被限制这些都是对契约自由的背离，这也是格式条款的显著弊端。2．导致合同权益失衡格式合同在发挥着其优点的同时，也日益暴露出格式合同恃强凌弱、合同权利失衡的弱点。表现为:其一是风险分配不合理。其二是制定霸王条款。制定霸王条款，是格式条款是权益失衡的集中表现。
二、我国《合同法》对格式条款的规制
(一)提供格式条款当事人的义务《合同法》第三十九条规定:“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二)格式条款内容无效格式条款无效是指格式条款中含有法律禁止的内容，或者在订立合同时违反法律规定而导致格式条款无效的情况。《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和五十三条均对此作出了规定。(三)对格式条款的理解有争议时如何处理的规定《合同法》第四十一条明确规定:“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四、我国格式条款规制的完善我国的对格式条款的规制尚有诸多不足，有必要在借鉴国外相关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着手:(一)立法完善纵观世界，格式条款立法体例，无外乎两种形式:其一是规制格式条款的有关条款散见于各单行法中，并由一部位阶较高的法律如民法予以统摄。其二是在有位阶较高的法律对格式条款作出抽象规定之外，又制定出对格式条款予以专门规范的法规。(二)行政模式行政模式，是指格式条款由行政监管机关负责制定、审核、监督、修改或撤销，是对格式条款最早的规制方式。行政模式又分事前规制和事后规制。(三)加大社会监督和控制除了借助公权力的介入来实现对格式条款的规制，还必须需求其他途径来加以补充。社会团体应当在此发挥积极的作用。在我国应充分发挥消费者协会等社会团体的作用，对严重侵害消费者利益的格式条款，消费者协会等社会团体有权要求格式条款提供方予以纠正。同时，赋予消费者协会以公益诉权，以自己的名义向人民法院，请求法院判决宣告某个行业、企业使用的某个格式条款无效。
三、结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