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9-17 14:53:03
序论：在您撰写古代科举文学常识时，参考他人的优秀作品可以开阔视野，小编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这些建议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热情，引导您走向新的创作高度。
其实，只要我们对这道题目的真正含义、命题背景、取材范围、记忆方法等稍加研究，就能找到科学有效的应对之法，并最终能让我们扫除困惑、充满信心、轻取三分。
一、真正含义
关注含义，首先必对这个知识点或考题进行概念界定。这道题称之为“文化常识”，而非“文学常识”；又因它出现在文言文阅读题目中，并取材于文言文阅读文本，故而为求准确，我们当称之为“古代文化常识”。
什么是古代文化常识？古代文化常识是指中国古代称谓、习惯、历法、礼仪、科举制度等悠久文化的常识性知识。少数同学若误以为是文化常识、古代文学常识，甚至极少数同学若误以为是文学常识，那么势必在无形中扩大了我们的复习范围，也在较大程度上偏离了对题目内涵及外延的正确理解，也自然会大大增加我们备考复习的任务和难度。
二、命题背景
这道题我们之所以准确地称之为古代文化常识，正是立足于特殊的命题背景的。笼统地说，此题取材于文言文阅读，不可能涉及现当代文化常识，也极少涉及文学常识；具体而言，此题所选文言文主要集中在记叙类文言文中，甚至很多年的文言材料都源自于《二十四史》。而正确分析认识历史类文言文本的写作对象、特定内容、表达特征等，都有利于我们划定符合史传类文言文本所常出现的文化常识知识点。
三、取材范围
就近几年的高考文言文阅读篇目而言，基本上都是文言文史传类文本，并且更倾向于人物传记。这些倾向于人物传记的文言文本，大多遵循了从姓名籍贯到科举考试，从官职任免到主要政绩，从主要精神品质到最终结局的叙述模式。在这种叙述模式中，所选主要人物都有官职在身，他们既有广泛接触其它官员甚至是面见皇帝的经历，更有接触地方官吏百姓、民情风俗、人文地理等等诸多机会。既如此，该题考查点要出自文本，那么所考文化常识点自然与历法、官职、朝廷机构、科举制度、称谓（含人物、地理、风俗、礼仪等）等密不可分。
以2016年全国高考语文试题I卷、Ⅱ卷、Ⅲ卷为例，我们都能发现此种规律。
例如：2016年全国I卷【答案】A
5. 下列对文中加点词语的相关内容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 首相指宰相中居于首位的人，与当今某些国家内阁或政府首脑的含义并不相同。
B.“建储”义为确定储君，也即确定皇位的继承人，我国古代通常采用嫡长子继承制。
C. 古代朝廷中分职设官，各有专司，所以可用“有司”来指称朝廷中的各级官员。
D. 契丹是古国名，后来改国号为辽，先后与五代和北宋并立，与中原常发生争端。
例如：2016年全国Ⅱ卷【答案】D
5. 下列对文中加点词语的相关内容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 中宫是皇后所居之宫，后来又可以借指皇后，这与东宫又可以借指太子是同样道理。
B. 陛下指宫殿中立有护卫的台阶下，因群臣不可直呼帝王，于是借用为对帝王的尊称。
C. 吏部是古代六部之一，掌管文官任免、考核、升降、调动等，长官为吏部尚书。
D. 移疾指官员上书称病，实际是官员受到权臣诋毁，不得不请求退职的委婉说法。
例如：2016年全国Ⅲ卷【答案】A
5. 下列对文中加点词语的相关内容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 礼部为六部之一，掌管礼仪、祭祀、土地、户挤等职事，部长官称为礼部尚书。
B. 教坊司是管理宫廷音乐的官署，专管雅乐以外的音乐、歌舞的教习等演出事务。
C. 致仕本义是将享受的禄位交还给君王，表示官员辞去官职或到规定年龄而离职。
D. 历史上的“两京”有多种所指，文中则指明代永乐年间迁都以后的南北两处京城。
综合三套2016年全国高考语文试卷，不难发现，三道题中的四个选项，实际有三个选项都与官职有关。我们切不可认为这只是一个巧合，或是命题者有意而为。即使是有意，也是有意保持三套试题难度与考查内容的一致性；而不是不约而同地都重点考查到与官职相关的文化常识。理解这一点，还是应该回到这篇文言文文本的取材。《二十四史》是典型的官方历史，亦谓之正史，所记载人物怎么可能是普通百姓？事实上只要对中国正史稍加浏览便知，任何一部正史，无一不是皇族、官吏或反皇权官吏的历史。那么这类文言文本，可能常常必然出现的就是官职、官僚机构、官员交际等或与此相关的文化常识。
虽然如此，但我们断不能以2016年高考试题推断2017年高考也要围绕官职这个核心命题。也许明年的文化常识还会涉及到科举制度、天文历法、风俗习惯、人物称谓等；但无论如何命题，都是这类文言文本所无法避免的古文化常识。
四、复习方法
古代文化常识，尽管是常识，但毕竟是古代的，有些我们可能接触较多，有些我们可能仍然生疏或者根本不了解。从复习方法和能力考查层级而言，建议还是以记忆为主。
但记忆并非死记，也不是滥记，更不是没有系统、没有章法、没有条理地记忆。下面，拟结合文化常识本身的内容特点，介绍几种行之有效的记忆方法。
首先，为保证记忆的有效性、时效性，首先我们务必理解文化常识形成的原因，力求理解性记忆；第二，不是所有的文化常识，都是我们必须掌握的，我们要突出对常见文化知识的记忆；第三，在记忆时，我们还要借助具体的情境或语境，文化常识不是孤立的知识点，它必然渗透于人物及故事的叙述和描写之中；第四，为保证不经常遗忘，我们还要反复记忆易混淆、易错误的文化常识知识点；第五，也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分类、要比较、要排序、要联系地记忆和突破。
（一）分类记忆
整体分类：我们可以将史传类文本所常有的文化常识进行分类。例如，出现在文言文本中常见的无非就是科举制度、古代官职、人物称谓、天文历法、古代地理、风俗礼仪、饮食器用、音乐文娱等几个主要文化内容。
除了整体分类，我们还可以进行细致分类。例如，对科举制度，我们可以按照朝代特点或时间顺序分类。
（1）汉代科举制度文化常识分类。
例如：“察举”汉代选拔官吏制度的一种形式。察举有考察、推举的意思，又叫荐举。由侯国、州郡的地方长官在辖区内随时考察、选取人才，推荐给上级或中央，经过试用考核，再任命官职。察举的主要科目有孝廉、贤良文学、茂才等。其它汉代科举制度文化常识还有“征辟”“孝廉”等。
（2）明清科举制度文化常识分类。
例如：“童生试”也叫“童试”。明代由提学官主持、清代由各省学政主持的地方科举考试，包括县试、府试和院试三个阶段，院试合格后取得生员（秀才）资格，方能进入府、州、县学学习，所以又叫入学考试。应试者不分年龄大小都称童生。 除此之外还有“乡试”“会试”“殿试”等。
（3）明清科举制度考试结果分类。
例如：“及第”指科举考试应试中选，应试未中的叫落第、下第。《祭妹文》：“逾三年，予披宫锦还家。”古时考中进士要披宫袍，这里“披宫锦”即指中进士。《祭妹文》：“大概说长安登科，函使报信迟早云尔。”“登科”是及第的别称，也就是考中进士。除此之外，还有“进士”“状元”“会元”“解元”“连中三元”“金榜”“同年”等。
（4）明清科举制度学校分类。
例如“乡学”与国学相对而言，泛指地方所设的学校。其它还有“太学”“国子监”“书院”等。
（5）明清科举制度学官分类。
①学官：古代主管学务的官员和官学教师的统称。如祭酒、博士、助教、提学、学政、教授和教习、教谕等。
②祭酒：古代主管国子监或太学的教育行政长官。战国时荀子曾三任稷下学宫的祭酒，相当于现在的大学校长。唐代的韩愈、明代的崔铣（《记王忠肃公翱事》的作者）都曾任过国子监祭酒。
③博士：古为官名，现为学位名称。秦汉时是掌管书籍文典、通晓史事的官职，后成为学术上专通一经或精通一艺。
④学政：学官名。“提督学政”的简称，是由朝廷委派到各省主持院试，并督察各地学官的官员。学政一般由翰林院或进士出身的京官担任。《促织》：“又嘱学使俾入邑庠。”学使即学政的别称。《左忠毅公逸事》：“乡先辈左忠毅公视学京畿。”指左光斗任京城地区的学政。
⑤教授：原指传授知识、讲课授业，后成为学官名。汉唐以后各级学校均设教授，主管学校课试具体事务。
⑥助教：学官名。是国子监或太学的学官，协助国子监祭酒。
⑦监生：国子监的学生。或由学政考取，或地方保送，或皇帝特许，后来成为虚名，捐钱就能取得监生资格。《祝福》中的“四叔”就是“一个讲理学的老监生”，《儒林外史》中的严监生则是一个吝啬鬼的典型。
（二）比较记忆
比较记忆，适用于易混淆、古今差异大、朝代差异大的古文化常识。
（1）同类比较。
①太师：指两种官职，其一，古代称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公”，后多为大官加衔，表示恩宠而无实职，如宋代赵普、文彦博等曾被加太师衔。其二，古代又称太子太师、太子太傅、太子太保为“东宫三师”，都是太子的老师，太师是太子太师的简称，后来也逐渐成为虚衔。
②太傅：参见“太师”条。古代“三公”之一。又指“东宫三师”之一，如贾谊曾先后任皇子长沙王、梁太傅。
③少保：指两种官职，其一，古代称少师、少傅、少保为“三孤”，后逐渐成为虚衔，如《梅花岭记》中“文少保亦以悟大光明法蝉脱”，文天祥曾任少保官职，故称。其二，古代称太子少师、太子少傅、太子少保为“东宫三少”，后也逐渐成为虚衔。
（2）内部比较。
三省六部：三省为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隋唐时，三省同为最高政务机构，一般中书省管决策，门下省管审议，尚书省管执行，三省的长官都是宰相。尚书省下辖六部：吏部（管官吏的任免与考核等，相当于现在的组织部）、户部（管土地户口、赋税财政等）、礼部（管典礼、科举、学校等）、兵部（管军事，相当于现在的国防部）、刑部（管司法刑狱，相当于现在的司法部）、工部（管工程营造、屯田水利等）。各部长官称尚书，副职称侍郎，下有郎中、员外郎、主事等官职。六部制从隋唐开始实行，一直延续到清末。
（3）古今比较。如古今纪时的方法。
①天色纪时法。古人最初是根据天色的变化将一昼夜划分为十二个时辰，它们的名称是：夜半、鸡鸣、平旦、日出、食时、隅（yú）中、日中、日i（die）、晡（bū）时、日入、黄昏、人定。
②地支纪时法。以十二地支来表示一昼夜十二时辰的变化。古天色纪时、地支纪时与今序数纪时对应关系见附表。
③现化纪时法。23-1点 1-3点 3-5点 5-7点 7-9点 9-11点 11-13点 13-15点 15-17点 17-19点 19-21点 21-23点。
④五更：我国古代把夜晚分成五个时段，用鼓打更报时，所以叫作五更、五鼓，或称五夜。
（三）排序记忆
（1）官职的任免升降。根据任命、提升、调动、贬官、辞官的顺序来记忆。如：①拜：用一定的礼仪授予某种官职或名位。②除：拜官授职。③擢：提升官职。④迁：调动官职，包括升级、降级、平级转调三种情况。⑤谪：降职贬官或调往边远地区。⑥黜：“黜”与“罢、免、夺”都是免去官职。⑦去：解除职务，其中有辞职、调离和免职三种情况。⑧乞骸骨：年老了请求辞职退休。
（2）二十四节气。根据节气及月份的先后顺序来记忆。
正月：立春、雨水 二月：惊蛰、春分
三月：清明、谷雨 四月：立夏、小满
五月：芒种、夏至 六月：小暑、大暑
七月：立秋、处暑 八月：白露、秋分
九月：寒露、霜降 十月：立冬、小雪
十一月：大雪、冬至 十二月：小寒、大寒
为了便于记忆，人们编出了歌谣：“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古诗文中常用二十四节气来纪日，如《扬州慢》：“淳熙丙申至日，予过维扬。”夏至白天最长，冬至白天最短，因而古人称夏至、冬至为至日，这里指冬至。
（四）联系记忆
（1）联系文句。联系文言文中所学的句子来记忆。
①王公即位年次纪年法。以王公在位年数来纪年。如《左传・骰之战》：“三十三年春，秦师过周北门。”指鲁僖公三十三年。
②年号纪年法。汉武帝起开始有年号。此后每个皇帝即位都要改元，并以年号纪年。如《岳阳楼记》的“庆历四年春”、《琵琶行》的“元和十年”、《游褒禅山记》的“至和元年七月某日”、《石钟山记》的“元丰七年”、《梅花岭记》的“顺治二年”、《后序》的“德v二年”、《雁荡山》的“祥符中” （“祥符”是“大中祥符”的简称，宋真宗年号）等。
③干支纪年法。如《五人墓碑记》：“予犹记周公之被逮，在丁卯三月之望。”“丁卯”指公元1627年。《〈黄花冈七十二烈士事略〉序》：“死事之惨，以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围攻两广督署之役为最。”“辛亥”指公元1911年。《与妻书》“辛未三月念六夜四鼓”，“辛未”应为辛亥。近世还常用干支纪年来表示重大历史事件，如“”“”“庚子赔款”“”“”。
④年号干支兼用法。纪年时皇帝年号置前，干支列后。如《扬州慢》的“淳熙丙申”，“淳熙”为南宋孝宗赵Y（shèn）年号，“丙申”是干支纪年。《核舟记》的“天启壬戌秋日”，“天启”是明熹宗朱由校年号，“壬戌”是干支纪年。《祭妹文》的“乾隆丁亥冬”，“乾隆”是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年号，“丁亥” 是干支纪年。《梅花岭记》的“顺治二年乙酉四月”，“顺治”是清世祖爱新觉罗・福临年号，“乙酉”是干支纪年。
（2）联系生活。联系现代生活来记忆。
关键词：传统文化；文化常识；教学实践
《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中明确指出：要分学段有序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高中阶段要以增强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性认识为重点，引导学生感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增强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心。在“大语文”教学的背景下，语文教育目标的实现一大重要根基就是对文化常识的积累和掌握。笔者针对文化常识在高中语文教学中具有的重要地位，对“文化常识”题的备考提供一些建议，以请教于方家。
一、文化常识的社会学内涵与概念范畴
“文化”是“人文化成”一语的缩写，出自《易经》贲卦：“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所以，我们可以把“文化”理解为能被传承的国家历史地理知识、民族风土人情、传统生活习俗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文化常识就成为传承中华民族传统价值观的载体，可以陶冶、教化学生，影响学生的思维习惯与行为方式，帮助他们成长为有知识修养和道德信仰的“文化人”。
二、对高考语文“文化常识”考查的梳理
1981年，高考语文试卷中首次出现“文学常识”题；1983年将“文学常识题”改为“语文常识题”，除“古代文化常识”外，还包括默写、文体知识、作家作品常识、汉字构字知识等。1984年以后历年高考都有文化常识题，逐渐涉及历史知识（1986年）、历史典故、传统故事、对联（1987年）、史地知识和古代文献知识（1989年）、古诗中描写到的传统节令（1993年）、传统礼貌称谓（1994年）、古代人物称谓（1995年）等中国传统文化常识。①
从近三年高考试卷来看，2014年大纲卷考查“解褐”、“南面”、“故事”、《春秋》。
2015年新课标卷Ⅰ考查“登进士第”“兵部”“庙号”“太子”；新课标卷Ⅱ考查“男子名、字”“谥号”“嗣位”“阙”。
2016年全国卷Ⅰ考查“首相”“建储”“有司”“契丹”；全国Ⅱ卷考查“中宫”“陛下”“吏部”“移疾”；全国Ⅲ卷考查“礼部”“教坊司”“致仕”“两京”。
可以看出，全国大纲、课标卷侧重对古代传统文化常识中“官职称谓、继承制度、科举司法、古籍常识、历史地理、风俗节日”的考查，内容广泛，范围不定，考查内容不具规律性，内容零散细碎，对考生的知识储备量和识记准确性的要求很高。
三、文化常识积累在高中语文教学中的现状
一直以来，文化常识因在高考内容中占比有限、内容庞杂不易总结规律而在教学中被忽视，只有个别内容会因高考涉及而被从教材中截取出来进行割裂语境的识记掌握。由于各个知识点内容孤立，且不定时出现在各篇章中，教师教起来蜻蜓点水，学生记起来费时费力，且成效不大。
四、文化常识积累在教学实践中的方向和思考
《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明确规定：“高中语文教学应让学生阅读中国古代优秀作品，体会其中蕴含的中华民族精神，为形成一定的传统文化底蕴奠定基础。”因此，在教学实践中，在必修的五册教材及选修教材《中国古代诗歌散文欣赏》的古诗文教授中，应注意挖掘古代文化知识，注意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并适度讲读其与现实相关的深刻内涵。
高中阶段涉及的文化常识可作如下细致划分：
（1）制度与职官：宗法制、分封制、禅让制、客卿制度、古代官员的俸禄、退休、三省六部制、九品官人法、三公九卿等。
（2）教育科举：察举、征辟、孝廉、院试、童试、乡试、会试、殿试、进士、举人、秀才、连中三元等。
（3）经济制度：井田制、屯田制、占田法、均田制、均输、平准。
（4）古籍常识：纪传体、编年体、起居注、方志、类书、善本、十三经、二十四史、《四库全书》与七阁。
（5）历史地理：“华夏”“中国”“九州”由来，四大名镇、洛阳史话等。
（6）古代礼仪：封禅、宗庙、丧葬习俗、五服、夺情、冠礼、笄礼等。
（7）风俗节日：元旦、人日、元宵节、花朝节、上巳节、社日、寒食、清明、端午等。
对于以上这些细致分类的文化常识，教师应该对其进行纵向分析和横向比较，梳理出各概念之间内在的关联性，努力探索学习积累文化常识的方法并总结有益经验，教会学生积极主动探索发现其内在深刻文化意蕴，了解感悟其时代意义，摒弃死记硬背，采用灵活记忆、分类识记，条理清晰，提高效率。希望通过本篇文章的探讨，对高中语文教学中文化常识的积累提供一些可行性建议，为大语文教育目标的实现贡献一丝微薄之力。
注释：
①⒅一.文化常识：社会主流价值观念的载体[J].社会科学论坛，2009（12下）.
参考文献：
1.沈霞.在古诗文教学中渗透文化常识的实践与思考[J].文学教育，2010（7）.
2.任浩之.国学常识全知道[M].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0（9）.
一、文化常识题考查回顾
高考对文化常识题的考查是社会选择的结果。高考初创与探索时期（1952-1965年）以作家作品常识为主，文体知识（1956年）和表达方式（1957年）各出现一次。恢复高考后，自1981年始，文学常识题再次被纳入高考考查内容，1983年改“文学常识”题为“语文常识”题，考查内容愈加丰富，包括默写、文体常识、作家作品常识、古代文化常识、汉字构字知识和文体知识。
到2001年止，历年高考都以文学常识的考查为主。其中有几年涉及古代文化常识，如1992年考查对“太行山、江表、关西和百越”四个地理名词解释的正误辨析，1993年要求考生判断王建《十五夜望月寄杜郎中》这首诗的传统节令，1994年考的是传统礼貌称谓“令和家”的正确使用，1995年又是考古代人物称谓“名和字”的解说，这四年连续考查某一文化现象，而1998年则同时涉及古代的教育科举、职官沿革和纪年纪时等文化现象，真题如下：下列有关文化常识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九品中正制是我国魏晋南北朝时期实行的一种官吏选拔制度。
B.国子监的掌管人员为祭酒、司业，进国子监读书的统称为监生。
C.“六部”中吏部主管的事有官吏的任免、考核、升降及科举取士。
D.天干和地支循环相配得60组，古代既可用来纪年，也可用来纪日。
此题考查的的文化常识较以前有很大变化，因没有上下文可供参考，难度较大，但不能不说这是对古代文化常识考查的一大亮点。
遗憾的是，1998年后的几年又只是考查文学常识而不见文化常识题了，而且2002年以后直到2013年全国卷乃至各省市高考试卷基本上都没有出现对文学文化常识的直接考查。
二、古代文化常识命题特点
为了更好地提高学生的文化修养，传承中华传统文化，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014年全国大纲卷终于有了古代文化常识的身影，2015年和2016年的新课标卷继续出现。较以前不同的是此题放在了文言文中，需要结合具体语境解读，而非像1998年的单独命题，这就要求学生既要有相关的文化常识的积淀，又要能结合给定的文言文作出正确的判断。综观这三年的命题，大致呈现以下特点：
1.考查形式固定不变
古代文化常识题都是放在文言文中考查，该文言文都选自《二十四史》，如《新唐书・韦凑传》（2014全国卷）、《宋史・孙傅传》（2015课标Ⅰ）、《北史・来护儿传》（2015课标Ⅱ）、《宋史・曾公亮传》（2016课标Ⅰ）、《明史・陈登云传》（2016课标Ⅱ）、《明史・傅传》（2016课标Ⅲ），所选材料都是正面历史人物的传记文章，篇幅在700字以内。四个选项的词语都出自该文言文，以客观题的形式出现，位于三道客观题的第二题，要求判断错误选项，分值三分，题干措辞没有变化，是“下列对文中加点词语的相关内容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
2.考查内容稳中有变如表
（1）三年的古代文化常识题都考了职官沿革这一内容。（2）对姓氏称谓的考查频率较高。
（3）古代典章制度多有涉及。（4）另外还考了文化典籍名词。
3.考查范围广而有据
中国古代文化博大精深，包括天文地理、历法乐律、典章制度、职官沿革、文化典籍、行政区划、教育科举、宫室建筑、礼仪习俗、姓氏称谓、衣食住行等方方面面，名目繁多，而且由于年代久远，社会变迁，很多历史事物已难于理解，这对广大考生来说的确是一道难于逾越的沟坎。不过高考对古代文化常识的考查虽然很广，但是还是有据可循的，@连续三年的六套真题的考查点基本上和教材都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
（1）见于教材课文的
故事（2014年）：“下而从六国破亡之故事”（《六国论》）；
名/字、谥号（2015年）：必修五“梳理探究・古代文化常识・姓名字号”；
两京（2016年）：“衡乃拟班固《两都赋》作《二京赋》”（《张衡传》）；
教坊（2016年）：“名属教坊第一部”（《琵琶行》）；
有司（2016年）：“召有司案图”（《廉颇蔺相如列传》），“宜付有司论其刑赏”（《出师表》）；
陛下（2016年）：“且陛下春秋高，法令无常”（《苏武传》）。
（2）见于教材注释的
春秋（2014年）：《烛之武退秦师》注释①，“《左传》是我国第一部叙事详细的编年史著作，它依孔子修订的鲁史《春秋》的顺序”；
嗣位（2015年）：《虞美人》注释①：李煜，字重光，南唐中主李Z之子，公元961年嗣位，史称南唐后主；
兵部（2015年）/礼部（2016年）/吏部（2016年）：《狱中杂记》中有“余在刑部狱”，注释为：刑部，六部（吏、户、礼、兵、刑、工）之一，掌管全国刑法、狱讼之事，是清代最高司法机关；
太子（2015年）：《陈情表》中有“当侍东宫”，注释为：东宫，指太子，因太子居东宫。
（3）跟教材内容有联系的
解褐（2014年）：《廉颇蔺相如列传》中有“乃使其从者衣褐”句，注释为：穿着粗布衣服，意思是化装成百姓。按：“解褐”指脱去平民穿着的粗布衣服，换上官员服饰，比喻开始进入仕途；
南面（2014年）：《鸿门宴》中有“项王、项伯东向坐，亚父南向坐，……沛公北向坐，张良西向侍。”按：按古代礼仪，宾主之间宴席的四面座位，以东向最尊，次为南向，再次为北向，西向为侍坐，故项王座次最尊，张良座次最卑。又古代以坐北朝南为尊位，故帝王诸侯见群臣，或卿大夫见僚属，皆面向南而坐，所以“南面”用以指居帝王或诸侯、卿大夫之位；
诣阙（2015年）：《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中有“城阙辅三秦”，《水调歌头》中有“不知天上宫阙”，《满江红》中有“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按：“阙”是宫门两侧的高台，又可借指宫廷；“诣阙”既可指赴朝廷，又可指赴京都；
庙号（2015年）：《过秦论》中有“一夫作难而七庙隳”，《伶官传序》中有“入于太庙，还矢先王”。注释为：七庙，天子的宗庙；太庙，帝王的祖庙。按：“庙号”是皇帝死后，在太庙立室奉祀时特起的名号，如高祖，太宗，钦宗，庄宗；
登进士第（2015年）：《师说》注释①言韩愈“25岁中进士”，《书愤》注释①言陆游在“宋孝宗时赐进士出身”。按：登进士第，又可称为进士及第，指科举时代经考试合格后录取成为进士；
致仕（2016年）/移疾（2016年）：《张衡传》中有“上书乞骸骨”，注释为：封建社会，大臣年老了请求辞职为“乞骸骨”。按：“致仕”指将享受的禄位交还给君王，表示官员辞去官职或到规定年龄而离职；“移疾”指官员上书称病，实际是官员受到权臣诋毁，不得不请求退职的委婉说法；
中宫（2016年）：《长恨歌》中有“六宫粉黛无颜色”“后宫佳丽三千人”“西宫南苑多秋草”。按：“六宫”指古代皇后的寝宫，正寝一，燕寝五，合为六宫。“后宫”指天子或诸侯的宫室，此处当为“後宫”，指妃嫔所居的宫殿。“西宫”指离宫，别宫。“中宫”指皇后居住之处，因以借指皇后；
契丹（2016年）：高适《燕歌行》中有“汉家烟尘在东北”，注释为：“东北”是指开元十年至天宝初，唐与东北奚、契丹的战争持续不断。按：“契丹”是古国名，后来改国号为辽，先后与五代和北宋并立，与中原常发生争端；
首相（2106年）：《论语・侍坐篇》中有“愿为小相焉”，注释为：相，诸侯祭祀或会盟、朝见天子时，替国君主持赞礼和司仪的官。相分卿、大夫、士三个等级，小相是最低的士这一级。《张衡传》中有“出为河间相”，注释为：相，汉朝王国的相，职权相当于郡的太守。《蜀相》中有“丞相祠堂何处寻”，丞相，古代辅佐君主的最高行政长官。按：首相，谓宰相中居首位者；
建储（2016年）：《陈情表》中有“当侍东宫”，注释为：东宫，指太子，因太子居东宫。按：太子，指封建时代君主的儿子中被预定继承君位的人。周时天子及诸侯之嫡长子，或称太子，或称世子。秦因之。汉天子号皇帝，故其嫡子称皇太子。金元时，皇帝之庶子亦称太子，如金有四太子兀术。明以后皇帝之嫡子称皇太子，亲王之嫡子称世子。因为太子是被皇帝封为储君的儿子，所以建储就是立皇太子。如宋苏轼《范景仁墓志铭》：“公在仁宗朝，首开建储之议。”
三、古代文化常识备考策略
由上文分析可知，近三年高考文化常识题的考查点基本来自所学文本，有的来源于课文，如“有司”；有的来源于注释，如“太子”；有的跟教材某知识点密切相关，如“南面”。考生们若要取得古代文化常识题质的飞跃，则需立足文本，夯实基础，适当拓展，由点及面，联系现实，深化认识。
首先，要精益求精，深挖内涵。例如，“陛下”一词在必修一《荆轲刺秦王》中就已经出现，荆轲携秦武阳来到秦国，“至陛下，秦武阳色变振恐”，书中注释为：“陛，殿前台阶。”那么“陛下”则是帝王宫殿的台阶之下。汉蔡邕在《独断》中作如下解释：“汉天子正号曰皇帝，自称曰朕，臣民称之曰陛下……陛下者，陛，阶也，所由升堂也。天子必有近臣执兵陈于阶侧，以戒不虞。谓之陛下者，群臣与天子言，不敢指斥天子，故呼在陛下者而告之，因卑达尊之意也。”可见“陛下”是对帝王的尊称。此词又见必修四《苏武传》，“且陛下春秋高，法令无常。”此虽为李陵的劝降之词，对朝廷的不满之意，但“陛下”的称呼则流露出自己仍为大汉之臣，且对大汉帝王之忠诚，不言而喻。
其次，要勾连相关，比较归纳。某一文化常识的出现往往不是单一孤立的，我们在学习的时候一定要学会比较归纳，勾连相关知识点，形成一知识网络。必修五的古代文化常识部分就天文地理、纪年纪时、姓名字号和礼仪制度等方面作了一些探究梳理，给我们提供了一定的借鉴。但是中国古代文化浩如烟海，皓首穷经亦只能见其冰山一角。虽然如此，我们在梳理探究某一文化现象的时候，还是要尽量尽可能多的掌握，知其一一定要知其二。比如教材中抛出这样的问题，“河内、河外、河东、河西、河南、河北，要分清楚是指黄河流域的那个地区”（见必修五“古代文化常识・天文地理”），我们就一定要明确：“河内”，古代指黄河以北的地区；“河外”，春秋晋人指河西与河南地区；“河东”，黄河流经山西省境，自北而南，故指山西省境内黄河以东的地区；“河西”，春秋、战国时指今山西、陕西两省间黄河南段之西；“河南”，指黄河以南地区，具体所指范围广狭有异，秦汉时代称今河套以南地区；“河北”，泛指黄河以北的地区。这样“将军战河北，臣战河南”（必修一《鸿门宴》），以及“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必修三《寡人之于国也》）中的相关概念就迎刃而解了。
第三，要温故知新，联系实际。必修二《游褒禅山记》中，有“所谓华阳洞者，以其乃华山之阳名之也”句，此处“华山之阳”是指华山的南面，因为古人以“山南水北为阳，山北水南为阴”，可是如此记忆，有些学生反而容易混淆，这时最好的做法就是唤起学生的回忆，以故记新。学生初中学过范仲淹的《渔家傲・秋思》，中有“衡阳雁去无留意”，此处“衡阳”就是衡山之南。又《愚公移山》中，一开篇就有“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万仞，本在冀州之南，河阳之北”，此处“河阳之北”即黄河北岸的北边；该文结尾处是“自此，冀之南，汉之阴，无陇断焉”，此处的“汉之阴”，即汉水的南岸。水之阴阳就是水之南北，一目了然。其实今天我国很多地名都与此文化现象有关，如湖南的衡阳市（衡山之南），陕西的华阴市（华山之北），无锡的江阴市（长江之南），武汉的汉阳区（汉水之北）等。如果学生能够将书本所学和现实生活联系起来，则难者亦易矣。
参考文献：
[1]刘汉军 《高考文学文化常识命题特点及应试对策》 临沂教育学院学报（综合版） 1993年第1期。
文学常识内容多，而且比较零散，只有用巧妙灵活的方法，才能化繁为简、化多为少，轻松而又高效地记住。具体说来，可以采取以下方法：
一、纵横结合记忆法
古今作家生活时代不同，从而形成纵的联系；同一时期不同作品又有各自的特点，从而又形成了横的联系。将这些纵横联系的知识点组合起来，在脑中形成几条线或几个面，是一种快速而牢固的记忆方法。如果能据此自己动手制作几张图表，印象就更加深刻了。如我国古代戏剧史有三个高峰，一是元杂剧四大家加上王实甫，二是汤显祖的《临川四梦》，三是清代的“南洪北孔”，这样纵横结合加以记忆，中国古代戏剧史又何愁记不住呢?
二、举一反三记忆法
如由《战国策》的国别体联想到《史记》的纪传体和《资治通鉴》的编年体；记忆屈原时，由屈原想到他的作品《离骚》，又因《离骚》是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源头想到西方浪漫主义三大家：雪莱、雨果、拜伦。这样触一而发十，就能较系统地记住许多文学知识了。
三、分门别类记忆法
即在分类的基础上把某些有相同点的知识按一定顺序集中在一起强化记忆。可以以考点为分类标准，如(1)时代国别，可以借鉴古代史书体例中的编年体和国别体的方法，按不同时代和不同国家来记忆。(2)风格流派，如“山水田园诗派”、“边塞诗派”、“婉约派”、“豪放派”等。(3)地位评价，如四大名著，世界三大短篇小说巨匠等。(4)文章体裁，如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等。(5)题材人物，如《范进中举》、《孔乙己》都取材于受封建科举制度迫害愚弄的旧知识分子。(6)作家作品，如苏轼的诗、词及文等。(7)字号称呼，如柳河东、杜拾遗、诗仙、太史公等。
四、点面结合记忆法
复习既要注意全方位复习，又要注意突出重点。有的文学常识关键就在某一要点，抓住了要点，其他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如教材所选鲁迅的若干篇小说，要记每篇出自何处，很难，若记住了除《祝福》出自《彷徨》外，其余均出自《呐喊》，便省时易记、事半功倍。
五、形象特征记忆法
转贴于
即抓住文学常识在外部的共同特征进行快速记忆。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1)关于“最”或“第一”的，如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等。(2)关于地位独特的，如丹麦的安徒生、挪威的易卜生、西班牙的塞万提斯等，他们都是所在国家能在世界文学史上排得上号的大家。(3)关于“数字”的，如“三言二拍”、“四书五经”、“汉字六书”、“建安七子”、“唐宋家”、“九歌”、“九章”、“十天干”、“十二地支”、“二十四史”等。(4)关于对联评价的，如“一门三父子，都是大文豪，诗赋传千古，峨眉共比高”、“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等。(5)关于成语轶事的，如洛阳纸贵、江郎才尽、屈原投江、曹植七步诗、朱自清不吃美国救济粮、高尔基当面包师傅等。
语文按照字面意思来进行解析即为语言和文学，其正确性较早即已经被大量研究实践所证明，已成为定论，无人会再对此进行置疑。当前，在全球教育领先的国家与地区当中，如欧美、加拿大、澳大利亚等，都十分重视本国的母语文学教育，并作为一门重要的学科来进行学习。而在我国中学阶段的教育当中，语文即为语言和文学，作为一种常识性的理念，也同样为社会所普遍接受。培养中学语文教师的师范大学中文系，即为中国语言文学系。
但是，在我国教育界长期以来对于中小学语文的认知方面，并不认可语文即为语言和文学此一常识性认知，并将此认知视为违背传统理念的片面看法，而“什么才是语文”这一常识性问题，竟然成为了困惑了我国教育界50余年的难题。众多的语文教育方面的专家与学者所诠释的“什么才是语文”，大多背离于人们的常识性的认知，并不乏失实之处。
中华民族具有博大精深的古代文学传统，但是，由于在历代封建王朝，出于稳固自身统治的需要，将儒学置于社会教育的最高地位，而无一例外的都会对文学进行边缘化，而《诗经》作为自西汉以来至清代末期，一直是我国2000余年的儒学重要教材，《诗经》仅仅是自隋唐“开科取士”以后古代科举的入仕之书、以及进行封建伦理道德教育之书，其自身作为文学作品的知识性与艺术性，大都被封建社会的主流思想所歪曲。《诗经》之所以被奉为我国长期的儒学教育教材，正是佐证了我国在古代缺乏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教育传统。
清朝末年，清政府在发展的影响下，废止“以儒入仕”的科举制度，由“效法西洋教育”的现代学校取代了私塾教育，意味着我国开始了教育现代化的进程。而在当时，源自于西方近现代教育的现代学校教育模式，正是完全学习西方教育的产物。由于传统的封建教育当中，多只是注重于儒学的学习，近现代教育课程当中的化学、美术、生物、音乐等多元化的课程，都是古代封建教育所不具备的。因此由西方引进现代化的教育，从编定教学大纲，学科设置、教材内容，都有着学习西方教育的厚重痕迹，所以在当时能够较快的使得我国教育与世界接轨，并且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传统儒学教育的核心内容是以封建伦理纲常为核心道德，其目标为科举入仕，所设置的是近似于文科综合课。现今，在“国学”教育兴起的背景下，许多学者提倡以《弟子规》《千字文》等古代“蒙学”知识作为当代语文教育的基础教材。
其次，是基于现实的原因。上个世纪曾进行过两个阶段的语文教学改革：50―70年代初期为第一阶段，其主流的教育理念为，语文应具有宣传教育的使命，是传播思想政治的主阵地之一。因此当时的语文课也异变成为了政治教育课。例如在60―70年代初期的中学语文课程当中有鲁迅的多篇短篇小说，名义上是文学课，但是由于当时的时代特征决定了其实质是政治教育课，《呐喊》当中的人物都被政治化的划分成不同的政治面貌，泛政治化下的文学作品，也异变成政治文章，从而与作为文学作品的《呐喊》的思想意识相去甚远。这是由于在当时“阶级斗争生活化”的特殊的年代所造成的问题。
70年代末期―当代为第二阶段，其主流的教育理念为：确定了语文的工具性作用，当时教育界提出了语文教育的工具论。而在70年代早期及之前更早的时代，将语文泛政治化，其中也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其存续了语言教育。当工具论开始发展起来时，由于的开始，工具论被废止。因此在60年代―70年代初，工具论的主流理念地位并未能完全树立起来。直至70年代末，语文教育开始蓬勃发展，才将工具论正式确立为语文教育的主流理念。当时的语文教育专家学者倡导开展“人文性的语文教育”的思想意识发展大讨论，对于语文教育界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古今作家生活时代不同,从而形成纵的联系;同一时期不同作品又有各自的特点,从而又形成了横的联系。将这些纵横联系的知识点组合起来,在脑中形成几条线或几个面,是一种快速而牢固的记忆方法。如果能据此自己动手制作几张图表,印象就更加深刻了。如我国古代戏剧史有三个高峰,一是元杂剧四大家加上王实甫,二是汤显祖的“临川四梦”,三是清代的“南洪北孔”。这样纵横结合加以记忆,中国古代戏剧史又何愁记不住呢?
2.举一反三记忆法
如由《战国策》的国别体联想到《史记》的纪传体和《资治通鉴》的编年体;记忆屈原时,由屈原想到他的作品《离骚》;又因《离骚》是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源头,想到西方浪漫主义三大家:雪莱、雨果、拜伦。这样触一而发十,就能较系统地记住许多文学常识了。
3.分门别类记忆法
即在分类的基础上把某些有相同点的知识按一定顺序集中在一起强化记忆。可以以考点为分类标准,如:(1)时代国别,可以借鉴古代史书体例中的编年体和国别体的方法,按不同时代和不同国家来记忆。(2)风格流派,如“山水田园诗派”“边塞诗派”“婉约派”“豪放派”等。(3)地位评价,如“四大名着”“世界三大短篇小说巨匠”等。(4)文章体裁,如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等。(5)题材人物,如《范进中举》《孔乙己》等都塑造了受封建科举制度迫害愚弄的旧知识分子形象。(6)作家作品,如苏轼的诗、词及文等。(7)字号称呼,如柳河东、杜拾遗、太史公等。
4.点面结合记忆法
中国传统的文学教育，历代有不同的特点。先秦诸子的学术传授中蕴涵着文学教育的成分。两汉时期，太学的教学中文学教育作为经学教育的附属物而存在。魏晋六朝，文学教育存在于贵族文学团体内部以及家族成员的创作、品赏、评论中，文学的审美教育功能受到重视。唐宋时期，科举制度促进了文学的兴盛，文学教育得以发展。元明清时期，不管是各级官学、书院，还是民间的义学、私塾，文学教育大都服从科举考试的需要。虽然中央与地方、都邑与乡村、庙堂与民间各有不同，地域的发展也具有不均衡性。但是，从总体上看，政治伦理色彩与大的文化教育理念、教学内容上的经学中心与广义的文学观念相关联，是传统文学教育的主要特色。
到了清代，科举制度的弊端越来越凸显。王士祯曾记载进士不读《史记》的怪事:某一前辈老甲科见一孩童读《史记》，问知作者是司马迁，竟问“渠是某科进士”。事或夸大，但是也能说明问题。科举考试讲求以八股文体作文章，文章题目从四书中来，因此文学教育的功利色彩极强，一些读书人甚至缺乏基本的文化常识。清末，从开始，经历运动、第二次、、、、八国联军侵华，可谓内忧外患。面临这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有识之士进行了、等寻找出路的努力，促成了教育方面的变革。为培养操办实际事务所需要的人才，洋务派开办了新式学堂，特别注重外语、军事和专业技能教育。1862年创办的，主要开设外语、天文、科技等课程。维新运动时期，康有为、梁启超等对八股取士制度进行了激烈的批判。1898年梁启超草拟的《京师大学堂章程》得到光绪皇帝的批准，这一章程初步建立了分科教学的体系。1901年，清政府颁布诏书，鼓励各地设立学堂。1902年由管学大臣张百熙拟定的《钦定学堂章程》(即壬寅学制)颁布，对学堂的目标、年限、课程设置等制定了规范。1903年，张之洞、上书，提出废除科举制。张之洞会同张百熙、荣庆等人，在壬寅学制的基础上进行修订，形成《奏定学堂章程》，亦称癸卯学制，这一学制得到光绪皇帝批准并在全国推行。随着各地学堂的开办，1905年清政府最终废除了科举制。
二、古代文学教育的转型
(一)古代文学教育地位的变化
癸卯学制对学堂的招生、课程设置、考试等都进行了详尽的规定，将教育分为普通教育、师范教育、实业教育三类，又按程度高低将整个教育过程分为三段七级:一是初等教育(含蒙养院、初等小学堂、高等小学堂)，二是中等教育(中学堂)，三是高等教育(高等学堂、分科大学及大学选科、通儒院)。蒙养院教学内容中的“歌谣”一条，初等小学堂教授科目中的“中国文字”，高等小学堂、中学堂及高等学堂教授科目中的“中国文学”，均与文学教育有关。高等学堂按照学生日后预备入学的方向，将学科分为三类，中国文学属于三类共有的必修内容。大学堂中，文学科大学分为9门，其中“中国文学门”的主课有理论性质的“文学研究法”，还有“说文学”“音韵学”等专门学问，另有“历代文章流别”“古人论文要言”，相当于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课程，还有“周秦至今文章名家”“周秦传记杂史周秦诸子补助课”“四库集部提要”，以及中国及西方的历史、外国科学史、外语等相关内容。“研究文学之要义”共41则，对授课内容作出了细致规定。由于中国古代传统中没有纯文学的观念，文学教育往往附属于经学、史学等，明清时期更成为科举考试的工具。癸卯学制第一次从制度上将“中国文学”与“读经讲经”并列，作为初等教育、中等教育中一门独立的学科，大学文学科还设立了“中国文学门”，这是我国中小学开设“国语”“国文”“语文”课、大学开设“中国语言文学系”的开端。然而，古代文学教育获得地位并非顺理成章，而是来之不易的。癸卯学制的主要起草者张之洞是洋务派的代表人物，本就以提倡实学著称。加上清末强烈的忧患意识和迫切的富国强民愿望弥漫朝野，在这种救亡压倒一切的语境下，出于经世致用的需求，科学被赋予崇高的地位，文学则无容身之处。但是癸卯学制参照日本学制，而日本又是学习西方的，不管西方还是日本，学制中都存在文学这一学科。
也许正是基于此，中国文学终于挤进了新教育体系中。在这种功利主义的倾向下，传统文学教育必须证明自己“有用”，才能被社会接纳。癸卯学制的纲领性文件《学务纲要》中专门有一条指导意见:“学堂不得废弃中国文辞，煞费苦心地为中国文辞找出了存在的合理性。首先，中国的经书，“即是中国之宗教”，如果不读经书，那么就失去立国之本，“安有富强之望乎?”这样的解释巧妙地将儒家经典与外国的宗教比较，又将读经与民众追求国家富强的诉求联系在一起，赋予了读经令人信服的意义。这样一来，学习中国文辞自然也就有了价值与意义。按照“中小学堂，宜注重读经，以存圣教”的精神，“读经讲经”一科在初等小学堂、高等小学堂和中学堂的课时设置中，分别占周课时的五分之二、三分之一、四分之三。其次，中国文辞还有一个重要的现实作用，那就是写奏议、书札等实用文章。与之相应，在各级学堂具体的授课内容中，也一再强调学习中国文辞“以备应世达意之用”“适于实用”。这里并没有提到对科举的作用，应该是废除科举制酝酿已久，因为第二年也就是1905年就正式下诏实施了。这样古代文学教育实际上陷入了某种尴尬的处境中。文学被正式立为一科，第二年科举制又被废除了，摆脱了桎梏的文学教育本该获得自由。但其赖以论证自身存在合理性的理由，恰恰是对经学的助益。也就是说，古代文学教育以丧失独立性为代价，得到了独立的地位。而废除科举制，固然打碎了文学教育的桎梏，却也部分消除了文学教育存在的依据。实用的文体，虽然是传统文学教育的一部分，但是往往缺乏文学性。一味追求实用，文学教育将走向偏狭。等到十余年后文化精英大力推行言文一致的白话文，连“奏议、公牍、书札、记事”也开始使用现代汉语，慢慢和古代文学脱离了关系。这时候连实用性的理由也变得不能服人了。再后来“人格教育”“美育”等教育思想兴起，由于古代文学被视为旧思想的载体，这些任务自然又落在了白话新文学上了。概言之，中国文学自癸卯学制以来，固然得以被专门列为一门学科，但是中国古代文学教育由于长期受制于实用主义的功利化思想，教育的审美功能未能得到充分发挥，这一问题一直延续至今。
(二)古代文学教育的目的、内容和方式的根本变革
培养写作者是传统文学教育训练的主要目的之一，也就是说训练的内容除了阅读，还有实践性创作。授受的双方一般都参与文学的创作，所以文学是动态的，作品是不断累积的，既包括过去的文学，也包括现在的文学。癸卯学制中虽然有写作一项，但是已经不再那么强调了。大学堂的课上也不进行传统的诗赋训练，中小学堂更是有“学堂内万不宜作诗，以免多占时刻”的规定。1905年为保证学堂的发展而废除科举制后，以文言文或古白话为创作语言的传统写作方式失去地位，随着白话文运动兴起，逐渐被现代白话文写作取代。这意味着，古代文学教育不再是从古至今的文学教育，而是“古代的文学”的教育。“现代文学教育”“当代文学教育”等也先后从文学教育中分离出来，成为与古代文学教育并立的门类。古代文学教育的目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培养写作者已不再是主要目的，培养学术研究者以及提升普通接受者的文学素养成为最重要的任务。这样一来，授受双方往往缺乏相关的写作经验，并且随着古今语言文字的演变，普通民众与古代文学作品之间的隔阂越来越严重。因此，古代文学研究和教育也面临脱离现实需求、成为少数研究者群体内部的话语游戏的危险。
从内容看，古代文学教育也有重大变化。癸卯学制中大学堂“中国文学门”的“中国文学研究法”称“务当于有关今日实用之文学加意考求”，对“历代文章流别”指出以仿照日本的《中国文学史》，编纂讲义授课。1904年，时任京师大学堂国文教习的林传甲，将为授课需要而编写的讲义以“中国文学史”为题刊行，这是“第一本中国文学史”。林传甲在卷首题记中表示“将仿日本笹川种郎《中国文学史》之意以成书”，又说“查《大学堂章程》中国文学专门科目所列研究文学众义，大端毕备，即取以为讲义目次”。可见，此书一则受国外文学史编写的启发，二则忠实贯彻了癸卯学制的要求。林著文学史分16篇，目次与癸卯学制的“研究文学之要义”的前16条完全一致。此后出现的一系列文学史教材，大抵也都是基于高等学府中的教学需要而编写。这意味着从传统的文学选本到系统的文学史著作，教材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与以前强调实践的教学方法不同，新的教学方法似乎更侧重知识的系统传授，这也适合现代学校的课堂教学。虽然初等和高等教育不以系统的文学史为授课内容，而是选择“雅正铿锵”“有益风化”的诗歌等。但是，癸卯学制规定中小学堂教学方法“以讲解为最要”，特别提出对记性太差无法背诵的学生，“若强责背诵，必伤脑力，不可不慎”，又规定中小学堂读古诗歌“遇闲暇放学时，即令其吟诵，以养其性情，且舒其肺气”。这实际上也就规定了课堂教学以讲解为主的方式，明显不同于传统官学和书院“执经叩问”的发问答疑式、私塾的诵读玩味式、家庭教育的互相启发式这些非系统性的教学方式。
三、癸卯学制对古代文学教育的影响
(一)古代文学教育的西化与现代性问题
癸卯学制从一开始就带有强烈的中体西用色彩，是中国儒家思想和外国教育制度的结合体。这一学制是学习日本的结果。日本学习西学大有成就，其文化又与中国接近，加上路途不远，往来相对容易，所以考察日本成为当时的潮流。张百熙拟定壬寅学制前曾派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吴汝纶前往日本考察，张之洞也在1901年12月派罗振玉等人去日本考察。这些人的调查访问及对日本学制相关资料的编译，为后来癸卯学制的拟定打下了基础。日本学习西方思想的同时能保存自己的思想传统，这一点正符合中体西用的观念，是理想的学习对象。学习的结果是癸卯学制以儒家思想为不可变的根本，其中又特别重视宋儒理学。另外，只设外国文学，不设外国哲学。王国维1906年在《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中对此提出批评:“其根本之误何在?曰在缺哲学一科而已。”他主张从哲学意义上而非仅从道德伦理方面研究理学，指出哲学、美学与文学的关联，并且主张开设印度哲学和西洋哲学课程。癸卯学制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也遇到了对自己本民族文化作何处理的问题。无疑，制定者对于西方思想带有某种疑虑，竭力维护传统思想的统治地位。但是从学习西方的技术，到学习西方的制度，再到利用西方的思想否定自我的传统，近现代文化史上的这一出戏已经拉开序幕。对于中西文化的争辩及文化认同的问题，余英时在《越过文化认同的危机》中指出，现代西方已经成为“普遍的现代性”的象征，于是现代化往往也就意味着西化。在古代文学教育中，采用的教材、使用的研究理论，乃至教学方法都曾有过西化的倾向。
时至今日，在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和教育中，如何做到既吸纳其他民族优秀文化又不失落本民族文化传统，仍旧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与中西学术思想冲突问题同时浮现的还有传统教育与现代教育思想冲突的问题，只不过在癸卯学制颁布之时，还没有发展到后来尖锐对立的程度。所以这一学制规定仅限于“习通行之官话”，练习写作时“愿习散体、骈体，可听其自便”，不过“不宜太数”，诗赋“听学者自为之，学堂勿庸课习”。当然，这里的写作指的是文言文写作。后来，随着白话文运动兴起，中国文学科目中，文言文和现代文的冲突日益激烈。以1906年筹建的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即后来的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为例，一开始的中国文学课是按照癸卯学制的要求。1915年，校长经亨颐实行改革，推行白话文教育，编写国文课本，收入大量时文，以白话文承载现代社会伦理与经世致用之说，以贯彻他的“人格教育”理论。这种现象是普遍的。文学教育的内部，现在我们称之为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的两部分力量的消长，以及古代文学教育内部，传统思维和现代思维之间的冲突，也一直都存在。
(二)古代文学教育的均衡发展问题
传统的文学教育中，资源的配置相对均衡。特别是科举制度完善以后，从蒙学到太学，讲授的内容是相通的。乡村的社学、义学、私塾起着辅助各级官学的作用。在士大夫家庭内部互相切磋的文学活动中，文学的审美教育得以进行。像《红楼梦》中所写的结诗社的情形，以及香菱学诗的经历，是有现实基础的。这样，各个层次的文学教育形成稳定的结构，缔造了一个延续不断的文学教育传统。癸卯学制的颁布以及继而废科举的举措，打破了这种相对均衡的状态。首先，新式学堂虽然大量涌现，但是这些新式学堂往往在都市，加上学费昂贵，乡村的大批寒门弟子实际上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文学教育在乡村自然也面临着这样的断层，诗书传家的家庭教育传统，以及苦读诗书博取功名的文学教育模式，都在新的历史时期难以为继。其次，癸卯学制对高等教育、中等教育和初等教育中的“中国文学”一科的教学，有较明确的分工规定。这开启了后世语言、文学分科的论争，也开启了“工具性”和“人文性”之争。癸卯学制规定初等小学堂教授科目有8种，第三种为“中国文字”。“中国文字”一科的“教育要义”是识字以利于读书，能够用“俗语”表达自己的意思，能够写“日用简短书信”，其最终指向是“供谋生应世之要需”。而高等小学堂的“中国文学”一科内容是“读古文，使以俗话翻文话”“习楷书”“习官话”。对照可知，这其实是“中国文字”科的延续。中学堂虽也有讲授“文章流别、文风盛衰之要略”的要求，但仅仅是出于作文的需要，重点还在于识字、写字等语言文字的训练。从癸卯学制对中小学堂“中国文学”的学科描述来看，显然是侧重语言知识。
这样一来，语文就变成了实用的工具，其人文价值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这对大学的古代文学教育并没有产生很大影响，大学可以通过语言和文学的分学科教学，使两者各司其责。实际上中学也曾经做过类似的尝试。20世纪50年代，关于语言与文学关系的讨论成为语文教育的热点问题。讨论的结果是模仿苏联教育，实行汉语和文学分科。1956年4月2日，教育部发出通知，将中学、中等师范学校的语文分汉语、文学两科教学，于1957年秋季统一实施。然而仅仅半年后，1958年3月，中央宣传部宣布取消分科教学，将汉语、文学合并，成为语文科。这样一来，语文就必须要面临语言与文学两方面的问题。语言教学侧重于工具性，文学教学侧重于人文性。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学语文教学界进行了激烈的人文性与工具性之争，其开端其实在于癸卯学制最初的分工，是50年代分科讨论的进一步深化。这一论争的结果是，教育部于2001年出版的《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规定:“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延续了这一说法。对比1986年版《全日制中学语文教学大纲》中“语文是从事学习和工作的基础工具”的说法，“人文性”显然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