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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贸易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各个国家为了确保自身健康、长久发展不断调整战略，应对国际市场的各种挑战和机遇。在国际文化贸易体系中，文化贸易额的比重分配并不均匀，其中发达国家的比重为3/4，发展中国家占不足1/4，转型经济国家所占份额甚微。发展中国家文化产品的进口额远低于发达国家。文化贸易不均衡的格局在1996-2006年间稍有变化。从2005年起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世界文化产品的出口方面的差距逐渐减小，表现在出口份额方面，发展中国家的比重开始稳步上升。以中国为例，在进口额度上中国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比重较小，这便加大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中国在国际贸易市场中处于特殊的地位，不同于普通的发展中国家，又一时无法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它自身政治、经济的特殊性决定了在国际贸易市场中具有特殊的影响力。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发达国家集中着当前的国际文化贸易中主要的部分，美国一枝独秀地引领者国际文化贸易。之所以国际文化贸易中自由贸易与捍卫文化这两种理论具有很大的争执，是因为贸易格局严重失衡成为文化贸易领域最突出的难题，而全球文化产业结构的变动又直接地导致了贸易格局的失衡。总体上来说，在国际贸易体系的整个脉络中保护主义贸易理论和自由贸易理论是其中最主要的两个分支。下面从文化贸易学的理论、发展历史为基础对文化贸易保护和文化贸易自由进行分析和探讨。
一、国际贸易理论简介
（一）古典的贸易保护主义
欧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生和发展最直接的原因在于重商主义（Mercantilism，也称作“商业本位”）和重农主义（Physiocracy，也称作重农学派）的诞生。这两种理论导致了欧洲各国的资本开始大力扩张。斯密作为绝对优势理论的提出者，他之前的贸易保护主义形成具有一定的历史背景和特殊条件。首先，在内部需求上来看，在资本主义初级阶段，国内产业发展对资本积累具有很大需求。这为古典贸易保护主义的出现提供了历史的时代背景；其次，从外部市场需求来看，对海外的市场就当时的欧洲各国而言，并未认识到其重要性和前瞻性。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产品可以自给自足；再次，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稳固，为资本主义经济市场带来繁荣，为此制定的政治策略也是为发展现代工业积累财富；最后，从国际市场的角度来看各国贸易往来较少，没有形成一个完整、规范的国际贸易体系，产生了一系列问题如：各国分工程度较低，替代性和互补性不强。由此各国把重点放在保护本国经济利益，用贸易保护的理论来保护本国的市场，将积累的资本用于国内的经济建设，最大限度发展国内经济产业。这就形成了资本主义的经济贸易保护。
（二）古典到新古典的贸易自由主义
自由贸易思想的出现和发展经历了以下的过程：斯密（Smith，1776）是最早提出自由贸易思想的人。李嘉图（ Ricardo，1817）在绝对成本（优势）理论基础上提出了比较成本（优势）理论。赫克歇尔（Heckscher，1919）和俄林（Ohlin，1933）最终提出了H-O理论。这些都是市场经济理论在国际贸易理论中的具体体现。各国应该遵循贸易政策，即重视市场在贸易中的作用这也承认保持了国际市场的自由。在自由资本主义盛行时期形成了自由贸易基本思想，由于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为资本主义工业带来更广阔的发展前景，扩大了生产的规模，产量也不断扩张。贸易保护理论开始逐渐地阻碍了贸易发展，约束了经济自由。为了宣扬自由贸易的巨大贸易利得，李嘉图便以比较优势的理论来驳斥保护主义。在北欧的一些国家由于资源稀缺，赫克歇而和俄林以分工体系为基础创立了他们理论的基础框架。由此可见，自由主义是在国家立场上而形成的理论产物，这便是同正义主义或者博爱主义最大的差异。
通过对以上两种国际贸易理论历史演进和现实争论的回顾，可见“保护主义”与“自由主义”理论都是以国家利益为基础进行分析的。各个国家都是根据自己国家的切实利益和具体政治经济现状来制定贸易保护或者贸易自由的贸易战略。因此很难单纯地规范判断两者的“好”与“坏”，只有“保护”多少、“自由”多少之分。“保护”和“自由”如若抛开国家的基本利益，在理论上便是不切实际的和虚幻的。
二、国际文化贸易的现状
（一）国际文化贸易的大背景
当今文化渗透文化强权问题较为明显，持有强势文化的发达国家对文化贸易开展相对滞后的国家及地区带来的威胁更为学界所普遍公认。随着全球化在各个领域的广泛深入，强势文化裹携着异质化的、充斥着西方意识形态的、夹杂着作者的主观思考和理念涌入发展中国家。这让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产业创造者们不自觉地产生了文化被入侵的危机感并要改变被入侵国的价值观念。
在西方强势文化中，美国的负面影响最为明显，影响范围之大涉及明显身处弱势地位的国家和地区，同时还包括一些在文化贸易领域发展较好的国家。鉴于这种趋势愈发明显，许多国家和地区逐渐认识到“文化例外原则”的重要性。
文化例外原则是一种为了保护本国的文化不被其他文化侵袭而制定的一种政策。“文化例外”这个词最早源于上世纪90年代初，在关于关贸总协定的谈判中，法国人敏锐地意识到国家和民族文化独立的重要性，坚决而果断地提出反对把文化列入一般贸易。①
加拿大是较早在文化例外原则方面对美开展行动的国家，加拿大在此领域里危机感一直很强，担心本国文化被同化。因此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即提出，文化不能视为一般的国际贸易品，要将文化与其他传统贸易区别开，并制定相应的细则，对文化例外的坚持最终有了积极的结果，《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前身——《美加自由贸易协定》，其中规定了涉及 “文化例外”的内容。如免除文化产业产品的关税，如照相机、磁带、乐器、摄影器材等等；如果在加拿大的美国公司因为资本的国别限制，不得不将资产出售给加拿大公司，加方要按合理的市场价格收购；加拿大还专门成立了一个版权委员会，制订了相应的缴费制度来解决当加拿大的有线电视台和广播公司转播美国的节目时，加方要支付版权税。②随即，墨西哥在1992年加入《美加自由贸易协定》，与美、加两国一同签定《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其间保留了文化例外的原则。之后以此为范本在与智利等拉美国家签署贸易合作协定时，也都加入类似条款。
文化例外原则的作用虽被广泛肯定，不过文化贸易的形式依旧在不断发展更新，因此相应的理论也需不断调整校正以适应形势的变化。就在这种挑战和变化中，我国于本世纪初也加入了世贸组织，当时我国业界人士对其普遍表现出担忧和恐惧，文化领域更是一片忧虑之声。但是经历了这么长时间的努力与改变，之前的担忧并未成为现实，我国的文化产业还是经历住了国际市场的考验，并在国际文化产业中赢得一席之地，中国文化产业蒸蒸日上，引领者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在国际浪潮中乘风破浪。
中国的文化贸易在世界贸易组织中的确经历着严峻的考验并受到一些负面的影响。但是中国文化贸易在全球的比例经历了一个由逐渐降低转为逐渐上升的V型的发展走势。尤其在电影产业方面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电影的进出口逆差也经历了由逐步扩大到逐步缩小的发展趋势。我国的文化贸易经过了一个波动的过程不仅在全局上还是从某个局部中我们都在努力向更好的方向发展前进。所幸波动幅度不大，这也使得我们更乐观，积极地去应对更多的挑战。在中国入世初始，我们维持了比较高的文化贸易壁垒，对那些最易冲击我国文化产业的贸易方式以及最缺乏竞争力的文化部门，我们做出的承诺很有限，且大多附带着一定的条件，这些保护的措施起到了缓冲作用，以备接下来更好地应对更多风险。
在中国，出版单位和影视摄制单位是行政性的文化贸易壁垒主要针对的对象。在自由贸易中，文化领域的壁垒通常来源于监管，对报刊杂志、图书、电影电视都是从源头上就开始监控，在体制上设立出版社对其监管，同时利用国有化的媒体、宣传机构、行业组织共同组成了一个纵横交错的立体网络对文化产业进行控制。
（二）中国文化贸易壁垒的实际效果研究
在我国现有的文化管控体制中，依然存在有待改进的方面，如不成体系、管控部门散乱等问题都没能找到有效的改进办法。如与文化有关的的部委多达4家（文化部、宣传部、新闻出版局、国家广电总局），加之省级以下的文化部门实为繁杂，不利于形成系统、统一部署。同时随着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传媒技术的发展，网络新媒体逐渐取代传统宣传方式，博客、微博等为我国监控带来了巨大的挑战。由于我国的文化管制主要针对传统媒体进行，对新媒体的监管并未及时作出可行性的方案和政策管制，新媒体庞大的受众群也逐渐吞噬取代了传统媒体，导致文化管制的“盲区”越来越大。新媒体最大的目标受众群是广大的青少年，很多不良文化产品对青少年的思想带来了负面的影响这也是我们文化管制的主要方向。由于传统媒体监管方式并不能完全应用到新媒体的管理中，这就难免造成管理上的错位。
我国文化贸易一度出现内忧外患的处境，这是由于我国的文化贸易壁垒在应对新媒体出现的时候并未及时作出应对措施，监管方式和保护壁垒尚未坚固，与此同时，中国的市场受到外国传媒集团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侵入，大幅度地渗透到我们的核心阵地—广播影视、图书报刊、互联网、音像这些传统媒体中，他们切入中国文化市场采取了一系列的方式措施主要可归纳为前期铺垫和渗透。可见，中国建立的文化贸易壁垒仍然留下来某些缺口，在应对国际市场的竞争中我们不但要做好保护措施更要积极地应对一切可能存在的隐患，及时处理各种问题并作出相对的措施，出台政策，允许一定的条件下的中外合资与合作。
三、基本结论
由以上分析可见，单纯地进行贸易保护或者贸易自由都无法给世界市场中的各国带来贸易共赢，各国都是以本国最基本的利益作为基本出发点。世界各个经济体都都是寻求各自利益并不断调整实现财富的手段，这就使得在一个阶段做出的保护措施到下一阶段未必能够同样适用，需要适时地格局国际环境和所处阶段作出调整。没有长久的保护主义也没有完全的自由主义，发展中国家为形成稳固的产业基础制定一些列贸易保护措施对产业中薄弱、落后的环节适当地进行保护，以此促进产业健康，迅速发展。这种保护措施的确保证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文化各领域稳定发展，同时也对发达国家造成了一定的竞争压力。发达国家也积极应对发展中国家的文化贸易壁垒，并在缺口中突破，寻找一切可利用机会进行渗透入侵。所以，自由是暂时的，保护是永远的。贸易自由尽管一直被世界各国倡导，但贸易保护不可能彻底消除。任何国家都无法仅仅用贸易保护的措施去应对国际贸易市场的竞争与挑战。发达国家也只是其保护的范围、程度上较小地运用贸易保护的措施。各个国家如今想要在国际市场中健康、快速地发展，就要在机遇与挑战中及时地做好应对措施，贸易保护主义亦或贸易自由主义都是为应对国际贸易市场竞争所产生的理论基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兼顾国内、国际经济政治的具体条件实施调整战略，在国际贸易市场中乘风破浪。（作者单位：辽宁大学广播影视学院）
注解
①http：///view/6719927.htm
②国际文化贸易中文化保护所面临的局限性，？张斌，湖北社会科学，2011.3
参考文献
[1]张斌.当前的国际文化贸易格局之研究，学术论坛，2010（4）
第一，贸易自由主义理论建立在各国经济发展相对平衡的基础上，但现实情况是，亚非拉等后进国家在被发达国家压榨和压制了几百年后，相对优势已经所剩无几。
第二，贸易不是独立存在的，它首先与政治紧密相连。国家首先面临的是生存和自治的问题。贸易自由主义固然有很多好处，但国人必须首先安全的生存下去，完全依赖他国的生产，必然会导致在国家发生危急情况的时候无法自处。
第三，贸易自由主义忽视了财富与财富生产力的关系。德国的经济学家李斯特曾经说过:财富的原因与财富本身完全不同。一个人也许很穷，但是他如果据有那份生产力，可以产生大于他所消费的有价值产品，他就会富裕起来。由此可见，财富的生产力比之财富本身，要重要得多，它不但可以使已有的和已经增加的财富获得保障，而且可以使已经消失的财富获得补偿。个人如此，对于整个国家来说，更加是如此，而财富的原因就是生产力。
贸易保护主义，是指在对外贸易中实行限制进口以保护本国商品在国内市场免受外国商品竞争，并向本国商品提供各种优惠以增强其国际竞争力的主张和政策。贸易保护主义由来已久，它的支持者认为贸易保护主义有利于保护幼稚工业、促进民族产业的发展、维持国际收支平衡，甚至是维护国家安全以及增强民族自信心。对于正在进行工业化建设的国家，政府的干预和恰当地利用保护手段会非常有助于企业增强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能力。贸易保护主义也存在着无法避免的局限性。对于保护幼稚工业，首先政策制定者无法确定哪些幼稚工业值得保护，即将来一定会有盈利，人们在确定保护项目时往往根据该产业给人的印象有可能是有效益的，但是承担幼稚工业低效益产品的额外费用却是普通民众，保护幼稚工业导致的资源浪费也要全民来负担。而且，我们通常不了解哪些民族产业是需要保护的，往往是在决策者的振臂一呼下，某些产业就成为了民族产业，必须得到保护。至于保护就业，我们完全可以提出反问，为什么本国具有优势的产业不能扩大生产，而是把大笔资金投入到不具有优势的产业，以浪费资源和国民资金来保障其工人的就业。在国内政治中，保护主义总是容易成为某些集团谋取私利的工具。
关键词：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广东；东盟
20101年1月1日，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如期全面建成，这是中国第一个对外自由贸易区，在中国对外经济关系中具有里程碑意义。在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框架下，中国与东盟国家已经签订了三个主要协议，即《中国一东盟货物贸易协议》、《中国一东盟服务贸易协议》、《中国一东盟投资协议》。根据协议，2010年1月1日，中国与东盟六个老成员(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尼、菲律宾、文莱)间的93％贸易商品关税降为零，实现货物贸易自由化。中国与东盟四个新成员(柬埔寨、老挝、缅甸、越南)则将在2015年实行零关税。同时根据协议，中国与东盟之间不仅在要实现货物贸易自由化，而且还要实现服务贸易自由化和投资自由化，这将进一步深化了中国与东盟经济关系。随着自贸区内生产要素流动障碍的减少和消除，自贸区的市场会进一步扩大。这种市场范围的扩大会促进企业生产的发展，扩大生产规模，降低成本，享受规模经济的利益。此外，区域内资金、技术、商品的流动更加自由便利，有利于企业优化配置要素，提高生产效率，同时也可便利投资者根据不同国家的比较优势重新安排生产布局，寻找更有效率、更具竞争力的合作伙伴，从而更好地发挥比较优势，增强国际竞争力。
一、中国一东盟货物贸易自由化对广东一东盟货物贸易的影响
《中国一东盟货物贸易协议》于2004年11月签订、2005年7月20日起正式实施，共有23个条款和3个附件。《货物贸易协议》规定，除已有降税安排的早期收获产品外，其余的全部产品分为正常产品和敏感产品两大类。在正常产品中，产品又分为一轨产品和二轨产品两类，区别是二轨产品在取消关税的时间上可享有一定的灵活性。二轨正常产品的关税在按降税模式降到5％以下时，可保持不超过5％的关税，在比一轨正常产品更晚的时间降为零。对中国和东盟六国，应在2012年1月1日取消二轨正常产品的关税，对东盟四个新成员，应在2018年1月1日取消二轨正常产品的关税。但是，二轨产品的数目有一定限制，中国和东盟六国的二轨产品不得超过150个六位税目，东盟新成员二轨产品不得超过250个六位税目。
因此，2010年1月1日，只是一轨商品实现了零关税，加上2004年已实施降税的早期收获产品，至此，中国一东盟之间实现零关税的商品比重约为93％，基本实现贸易自由化。这对于广东来说，将产生以下几方面的影响：
(一)贸易壁垒的消除会带来贸易创造效应，一定程度上促进贸易规模扩大自由贸易区除了要求削减关税外，而且还要求最大限度地消除非关税壁垒，这样，双方的产品和服务能够比WTO更优惠的条件进入对方市场，部分原先不可能发生的贸易被创造了出来，产生贸易创造效应。广东与东盟不同国家在不同结构产品上具有互补性，双方都从贸易扩张中获益。
2005年，中国与东盟《货物贸易协议》开始实施，并启动降税进程，这对广东与东盟的贸易扩大带来了积极的效应。2005～2008年广东对东盟出口增速分别为24.9％、26.7％、39.8％和20.3％；同期，进口增速分别为10.0％、16.4％、20.3％和7％。尽管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但2009年前9个月广东对东盟的出口仍保持正增长，进口降幅也大大低于全省进口降幅水平。
但是，贸易规模的扩大可能只是限定在一定程度上，原因在于：一是由于这次实现零关税的商品在2009年都已达到5％或以下(见表2)，在自由贸易区建成后税率相对降幅也不是特别大，所以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刺激货物贸易规模的提高。二是因为中国和东盟国家各自都规定了敏感商品，敏感商品的进口额不超过各自进口总额的10％。中国提出的敏感产品主要包括大米、天然橡胶、棕榈油、部分化工品、数字电视、板材和纸制品等；东盟国家则提出了橡胶制品、塑料制品、陶瓷制品、部分纺织品和服装、钢材、部分家电、汽车、摩托车等敏感产品。而广东的出口优势主要分布于纺织、服装、机电产品等，这些恰好是属于东盟划定的敏感商品，不利于广东刺激这些商品的出口。因此，短期看，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只是在一定程度上促进贸易规模的扩大，但长期看，随着零关税覆盖面越来越广，贸易创造效果也越来越大。
(二)优化出口结构，减少对发达国家的市场依赖广东与东盟贸易规模的扩大有利于广东优化出口结构。目前，广东出口产品中19.1％依赖美国市场，15.6％依赖欧盟，只有6.1％输往东盟。由于受到政治、经济等多种因素的干扰，广东产品常常受到欧美不少国家反倾销、技术壁垒、绿色壁垒等贸易壁垒的限制，贸易风险很大。与东盟贸易自由化后，有助于广东产品拓展市场空间。虽然短期内东盟难以替代欧盟成为广东的第三大出口目的地，但所占比重肯定会提高。同时，东盟国家承认中国是完全市场经济地位，有利于广东的产品规避反倾销风险。而且在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框架内可改变原材料进口地、加工地，减少贸易战。
(三)广东在资源类商品、农产品、机电产品方面的贸易逆差可能会进一步扩大从表1可以看出，2000～2007年，广东与东盟贸易逆差额持续扩大，2008年才略有降低。2000～2008年，广东与东盟的贸易逆差累计额达1007.13亿美元。从主要贸易国别看，马来西亚是广东与东盟贸易中的最大逆差国，累计逆差446.89亿美元，占广东对东盟贸易逆差总额的44.37％，其次是泰国，累计逆差305.88亿美元，占30.37％，第三是菲律宾，累计逆差254.26亿美元，占25.25％。广东与印尼贸易的多数年份是逆差，累计逆差57.09亿美元，占5.69％，但2008年与印尼的贸易实现了顺差3.36亿美元。
逆差的原因主要在于，第一，资源禀赋差异使得自然资源匮乏的广东从东盟国家进口大量的煤、天然橡胶、石油等资源密集型商品。第二，东盟国家的农产品贸易上具有竞争优势，使得广东的农产品逆差扩大。第三，广东的加工贸易方式所导致，广东处于国际产业转移链的下游，即发达国家将部分产业首先转移到东盟国家，然后再将低附加值的生产环节转移到广东。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欧美、日本以及亚洲“四小龙”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将在东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珠三角地区，使广东成为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世界性生产基地，由此形成了广东从东盟逆差方式进口原材料及零配件，在国内进行加工组装，然后再以顺差方式出口到美国、欧盟等国家、地区的格局。
广东正在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打造先进制造业基地，对东盟资源型产品和电子元器件产品需求日益增长。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建成后，我国降低关税同样对东盟各国产生出口刺激作用。未来资源短缺的广东会进一步扩大对这些国家石油、石化、木材、纸浆等产品的进口。此外，东盟国家也会继续发挥农产品优势，如印尼、马来西亚和泰国的咖啡、棕榈油、椰子油、榴莲等，广东是进口较多的省份。
二、中国一东盟服务贸易自由化对广东——东盟服务贸易的影响
2007年1月，中国和东盟签署自由贸易区《服务贸易协议》，2007年7月1日起正式实施。《服务贸易协议》是规范我国与东盟服务贸易市场开放和处理与服务贸易相关问题的法律文件。根据《服务贸易协议》规定，中国在WTO承诺的基础上，在建筑、环保、运输、体育和商务服务等5个服务部门的26个分部门，向东盟国家做出了新的市场开放承诺，具体包括进一步开放上述服务领域，允许对方设立独资或合资企业，放宽设立公司的股比限制等内容。东盟各国也在其WTO承诺基础上做出了新的开放承诺。《服务贸易协议》的实施会对广东产生以下影响。
(一)有利于双方服务部门的互利合作，增强竞争力，扩大服务贸易在《服务贸易协议》的制度框架下，中国与东盟各国的市场开放承诺都高于WTO，这有利于进一步拓展双方服务部门的互利合作，实现优势互补，增强竞争力。目前，广东与东盟各国都在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发展服务业、扩大服务业的对外开放，成为必然选择。根据钱纳里等人的研究，当人均收入达到2000美元以上，经济进入工业化后的稳定增长阶段，进入“高额消费阶段”第三产业比重上升，甚至可能超过第二产业，而且第二产业内部，资本密集型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比重逐步下降，知识密集型产业的比重逐渐上升，技术先进的产业成为主导产业，经济增长出现平稳的趋势。广东与东盟老成员之间的人均GDP都超过2000美元，正是服务业大发展的时候，这无疑会给双方的服务提供者带来好处，促进服务提供商的合作。广东与东盟各国的服务贸易也将有望大幅增长。特别是双方在货物贸易和其他产业领域的投资不断增加，必然进一步增大对物流、金融、保险等服务的需求，会给双方的服务贸易带来新的机遇。
(二)广东可能在与东盟的服务贸易方面存在逆差目前，关于广东与东盟在服务贸易上的数据比较难以搜集，但在服务贸易的产业基础上，东盟大多成员好于广东，在相互开放市场准入的情况下，可能会导致广东的服务贸易也存在逆差。根据广东统计年鉴的数据，2008年，广东服务业产值占GDP的比重为42.9％(详见表2)，而根据东盟秘书处的数据，东盟成员中除文莱、老挝和缅甸数据不详，越南和柬埔寨的数据低于广东外，东盟其他5个成员服务业产值占GDP的比重都高于广东，其中新加坡高达68.2％，居于领先地位；马来西亚为53.5％，菲律宾为49.2％，印尼44.3％，泰国43.2％。目前，在承接国际服务业转移尤其是服务外包方面，东盟各国具有较强的竞争力。虽然《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要求2012年珠三角地区的服务业比重达到53％，而且广东政府大力推动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广东的服务业竞争力也将提升，但广东与东盟的服务业差距难以在短期内消除。
三、中国一东盟投资自由化对广东一东盟投资关系的影响
在2009年8月15日举行的第八次中国一东盟经贸部长会议上，中国与东盟签署了《中国一东盟投资协议》，为中国与东盟各国间相互投资提供了制度性保障，标志着双方成功完成了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的主要谈判，为2010年建成中国一东盟自由区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投资协议》是要在中国一东盟之间“建立一个自由、便利、透明及竞争的投资体制”，促进双方区域内的相互投资。因此《投资协议》提出了用“投资促进”的方式来实现“投资便利化”。所谓的“投资促进”就是鼓励中国与东盟组织投资促进活动，比如每年一度在广西举行的投资促进活动，以后可能还会在中国和东盟各地增加各类商贸配对活动。《投资协议》还比较明确地规定了“便利化”的具体措施，要求中国和东盟间在四个方面开展投资便利化合作：(1)为各类投资创造必要环境；(2)简化投资适用和批准的手续；(3)促进包括投资规则、法规、政策和程序的投资信息的；(4)在各个东道方建立一站式投资中心，为商界提供包括便利营业执照和许可发放的支持与咨询服务。据估计，《投资协议》生效后，中国与东盟的相互投资将有望增长60％。《投资协议》的实施将对广东与东盟的相互投资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一)有利于广东吸收更多的东盟国家投资及其他国家(地区)资本在改革开放初期，东盟就开始了对广东投资。根据2009年广东统计年鉴有关数据，1979～2008年，东盟对广东的直接投资项目累计4021宗，合同金额129.9亿美元，实际投资74.4亿美元，实际外资利用率57.4％，占同期对华实际投资额(520亿美元)的14.3％，占同期广东吸收实际外资总额3.48％。尽管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2008年东盟对广东的实际投资额仍增加到7.69亿美元，占同期对华实际投资额的13.9％，占当年广东吸收实际外资额的4.01％(详见表3)。2009年1～10月，东盟对广东的直接投资项目92宗，合同金额2.8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7.1％；实际投资5.8亿美元。目前，东盟作为一个整体，已经成为广东吸收外资的一个重要来源地。
目前东盟十国中，除了老挝之外的九个国家都对广东进行了投资，但投资额仍然主要来自东盟老成员。2002～2008年，新加坡对广东实际投资58.19亿美元，占东盟对广东投资总额的73.06％％，占首，位，其次是文莱，占6.32％，马来西亚占7.79％，泰国占6.91％，印尼占4.62％。
广东与东盟各国在自然资源和产业结构上各有所长，产业互补合作有较大的空间。东盟新兴工业化国家，如新加坡、马来西亚的电子电器、石化、汽车等产业，以及金融、航运等服务业水平较高，积累了比较先进的技术、人才和经验，具备较强的对外投资能力。广东正在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全力建设包括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和高科技产业在内的现代产业体系。此外，广东还加大电力、能源、高速公路、城际快速交通等重大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的建设，今后几年上述领域投资将超过1500亿美元，涉及200多项重点项目。大量的投资机会将会吸引更多的东盟资本前来投资。而且，广东经济发展快、市场广阔，增加对广东的投资也为东盟国家的产业转移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和契机。
(二)有利于加速广东企业投资东盟广东对东盟投资起步晚，但是发展速度快。截至2008年年底，广东累计在东盟设立企业162家，协议投资额达15.38亿美元。其中，112家企业是在2002年后设立的，占广东对东盟投资企业数的69.1％，涉及协议投资14.7亿美元，占广东省对东盟协议投资总额95.6％。
投资模式上，广东资本也在进行积极探索。从最初的单一企业对东盟投资开始向设立贸易合作区、集群投资方向发展。2006年，总书记访问越南时，确定在越南北部和南部建立中国与越南经贸合作区，广东省深圳市成为中国第一个获得参与中越经贸合作区建设资格的城市。2008年10月22日，深圳一海防经贸合作区在北京签约，规划占地面积800公顷，总投资约40亿美元，是广东在越南投资的最大项目。深圳一海防经贸合作区，作为中越两国经贸合作的典范和重要载体，将会带动广东内企业集群式“走出去”，成为广东省开拓东盟市场，提高合作水平的重要平台。
《投资协议》的实施有利于广东企业到东盟投资。实际上，根据《投资协议》原则和宗旨，东盟国家已经纷纷行动起来，准备迎接广东的资本。如泰国政府于2009年11月23日启用为投资者提供便利的一站式投资服务联络中心，中心由20多个政府重要部门组成，将为外国投资者提供信息与指导，并方便快捷地与政府各部门联络。2009年11月，当书记访问泰国时，泰国工业部长参差明确希望广东投资者成为该中心首批服务的外国投资者。此外，新加坡、菲律宾也建有类似的投资便利机构。
四、推进广东与东盟经贸关系发展的对策建议
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是中国的第一个对外自由贸易区，也是东盟的第一个对外自由贸易区，它的建成将会给双方带来极大的期待，机遇与挑战并存。广东作为我国的开放前沿阵地，应在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中有所作为，积极推进与东盟的经贸关系，实现互利共赢。
(一)扶持优势产业，提升“广货”在东南亚市场形象中国一东盟货物贸易自由化后，为广东具有竞争优势的产品出口提供了更好的机遇。一方面，广东要扶持和扩大既有优势产品的出口，如纺织服装、鞋类、陶瓷、灯具、鼓励机电产品等。另一方面，要培育具有发展潜力和较高的技术含量的产业和产品，在更高层次上推动出口结构升级和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扩大“广货”在东盟市场占有率的同时，广东省政府相关部门还应该引导企业树立“广货”在东南亚市场的形象。相对于欧美日、韩国等大型跨国公司的产品，中国产品在东南亚市场被认为是低质量的象征。中国摩托车被越南人形容为“过不了两坑水”而退缩山区农村市场。随着越来越多的发达国家资本进入东盟新四国市场，这些国家对产品的认同观也在发生着改变，广东企业在开辟这些新兴市场的时候不能轻视，无序竞争，不能继续以原有的低价低质的营销模式，要重视产品质量，要树立好“形象”。
1990-2007年，全球实际贸易额的增速平均为GDP增速的2倍;但从2009年开始，全球贸易额增速急剧放缓;到2011年，其增速与GDP持平。
劳伦斯・萨默斯提出的“长期性经济停滞”理论对于理解全球贸易增速放缓十分重要。该理论认为，储蓄过多、投资过少是拖累发达经济体增长的主要因素。由于利率接近于零，储蓄和投资之间的关系难以平衡，投资低迷成为定局。
投资低迷影响了贸易走低，并且贸易疲软又影响了跨国投资的不景气。贸易约有80%是商品交易，亟需投资支撑。2010年-2014年，发达国家的私人投资同比增长为2.1%，远低于经济危机前的3.3%水平。随着投资放缓，发达国家进口减少，影响了新兴市场的出口放缓，进一步导致了新兴市场投资的减少。过去两年中，巴西、俄罗斯、印度与中国等新兴市场的投资占GDP比例经历了严重下跌。由此，无论是发达经济体，还是新兴经济体，都不可避免地受投资影响陷入到衰退的阴霾中。
支持自由贸易协定推动贸易增长，世界能够创造大量的投资机会，逆转经济下滑趋势。从这个角度来看，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与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的出现正是时候。这些大型区域协议将创造新的商机，提升私人领域的投资。同时，随着贸易的扩大，投资机会还有可能在区域内扩散。因此，贸易自由化将是解决目前经济增长困境的方案之一。
南南合作国家需统一合作理念认知
德国发展研究中心《南南合作的全球推动力及其不确定性》（4月11日）
2016年3月，印度成功举行了第二次南南合作全球会议，标志着南南合作已经成为国际发展合作的重要方式。
但是南南合作仍存在不确定性。各国在对南南合作理念与定义的解读以及如何采取集体行动方面仍存在较大分歧。中国和拉丁美洲国家选择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公共资金的方式促进其发展;但印度与其他国家政府则更倾向于更加综合性的手段，例如技术转让、开放贸易、采取和平行动以及向私人领域提供贷款等。拉丁美洲国家倾向于制定统一的行动框架合作，亚洲国家却认为合作的形式应该趋于多样化。
只有南方国家达成了对南南合作理念、目的和定义一致的认识，南南合作才能切实为实现世界的可持续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社交媒体成为美国大选利器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在脸书上跟踪大选情况》（4月13日）
数据显示，2016年美国大选的政治资助将达到114亿美元，其中流向数字媒体的为10亿美元，约是2008年的50倍。利用社交媒体进行个人营销、争取选民的方式最早始于奥巴马。2007年和2012年，奥巴马成功通过推特、脸书与选民互动对话，争取到“千禧一代”或少数民族等难以触及的选民的支持。自那以后，社交媒体在大选中成为争取目标群体和中间投票人的有效工具。
2016年大选中，几乎所有候选人都注重利用社交媒体与选民沟通，彰显其个性和主张。研究者们收集了2016年2月28日以来脸书上两党排名前三的候选人与选民的互动数据，试图分析候选人通过社交媒体与公众互动的方式及其对大选成败的影响。
研究发现，候选人发帖量与帖子的点赞、转载和评论数量并没有太大关联。其次，帖子的形式有照片、视频、状态、链接，但形式的多样化未必能吸引更多的选民。对于更新选举状态的帖子，选民喜欢点赞或留言评论;对照片和视频，选民喜欢分享。分析显示，特朗普在脸书上与选民互动的活跃度（包括互动人数以及点赞、分享和评论的数量）3倍于希拉里和桑德斯，5倍于党内竞争对手克鲁兹。而在内部，希拉里和桑德斯在脸书与选民互动的活跃度相当。
相较于选民无法与电视竞选辩论赛中的候选人沟通，在社交媒体平台上，选民可以同时与多位不同党派的候选人交流讨论关注的议题和帖子。
社交媒体已成为政治家与公众沟通的新途径，人们在平台上与候选人就具体议题进行政治讨论。关注社交媒体在总统竞选中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可帮助我们理解政治全局的动态变化。
这只是经济复苏的开始
徐高 光大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中国经济今年在1季度末开始了复苏进程。3月投资增长进一步加快，带动工业生产明显加速，制造业景气明显回升。地产与基建投资继续成为复苏的引擎。
尽管各方对高库存压力下的地产行业一直心存疑虑，对地产投资前景持谨慎态度，但今年1季度的地产销售、新开工、投资数据均表现出了类似于前几轮地产周期那样的强劲复苏势头。地产投资前景看起来愈发乐观。而考虑到政策对基建投资的扶持作用刚开始显现，基建投资前景看好。今年1季度出口虽然不理想，但从历史经验来看，人民币汇率近期的贬值将对出口有明显带动作用。
将这些因素综合起来看，中国经济刚刚进入复苏的早期，2季度复苏势头将会更加强劲。
在这一过程中，资金将继续脱虚入实，从而给包括股市和债市在内的资本市场带来压力。（4月17日）
非典型经济周期
彭文生 中信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
投资加速、信贷大幅扩张预示着新一轮经济周期已经启动。到底该如何理解本轮经济周期呢？本轮周期与以往的周期有何异同？背后的驱动因素是什么？未来会如何演变，需要警惕哪些风险？
一、房地产和基建双发驱动宏观经济企稳，背后则是金融部门信贷扩张的大力支持。信贷大幅扩张主要受益于宏观审慎监管放松和债务重组。
二、与传统的经济周期不同，当前的经济回暖发生在金融周期下半场。
三、在金融周期还处在下半场调整的早期阶段。展望未来，有几个可能的因素诱发政策紧缩，包括担心泡沫过度膨胀和通胀风险。在结构日益失衡、信用风险加大、债务调整压力大的背景下，政策紧缩将对经济产生较大的负面冲击。
四、金融周期下半场的理想的宏观政策组合是“紧信用、松货币、宽财政”，2014-2015年基本是这样的路径。
五、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增长，需要优化宏观政策组合、加大结构性改革力度。宏观政策应回归“紧信用、松货币、宽财政”，尤其应避免通过宏观审慎监管放松来刺激信贷扩张。
宏观审慎监管是稳定金融系统的工具，不应成为逆经济周期的调节工具。结构性政策方面应推进财税等体制改革，降低贫富分化，提升消费率;同时应大力促进生育率回升，提高少儿抚养比，中短期增加需求，长期提升供给。（4月20日）
债转股应与供给侧改革相适应
沈建光 瑞穗证皇紫经济学家
近日有关中国即将推行债转股的话题引发不少热议。
其实，债转股并非新鲜话题，早在17年前，由于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当时国有企业面临亏损和银行信贷不良资产增加，政府便通过债转股方式化解银行债务危机，即将国家开发银行和四家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一部分贷款剥离给四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将银行对企业的债权转为公司对企业的股权。其中，国家开发银行的一部分贷款直接转为对企业的股权。
2013年1月，青岛市委、市政府规划布局西海岸经济新区，将保税港区行政管辖范围扩大至65.73平方公里，实现了由单纯政策功能区向综合经济区的跨越转型，特殊功能政策的辐射带动作用进一步增强。
经过20年时间的建设发展，青岛保税港区的管理水平国际接轨，经济质量不断提升，带动作用持续放大，已由昔日的盐碱荒滩演变成辐射环勃海、服务沿黄流域的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外向型经济新区，成为山东省投资强度最密集的区域。累计吸引40多个国家和地区5000多家企业投资兴业，世界500强企业38家，被海关总署誉为“全国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发展的一面旗帜”，为向自由贸易港区方向转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青岛保税港区于2008年经国务院批准设立，是全国唯一一家按照“功能整合、政策叠加”要求，以现有的保税区、保税物流园区整合邻近港口转型升级形成的保税港区，规划面积9.72平方公里。
保税港区的成功获批来之不易，回顾保税港区的发展历程，可以从中一窥青岛保税港区在理论和实践上，厉兵秣马、创新发展的奋斗轨迹。
位卑未敢忘忧国
1992年11月19日，青岛保税区获批设立，规划面积2.5平方公里。创办初期，青岛保税区建设投资热情高涨，但后期受体制机制等因素影响，从1995年开始，逐步走上了发展的慢车道。到1999年底，已设立7年的青岛保税区各项经济指标落到全国15个保税区末位，被称为荒废了土地、荒废了功能、荒废了政策的“三荒区”，社会也戏称“保税区内长青草，牛羊吃得饱，厂房盖半边，企业往外跑”，面临被国家取缔摘牌的尴尬境地。
1999年底青岛市委、市政府做出重大决定：保税区实行新的管理体制，独立运作。面对七年徘徊停滞的土地，摆在保税区管委会面前的是一条从零开始的历程，一条荆棘密布却又必须前行的路。青岛保税区率先理顺体制、理顺关系、理顺思路、理顺情绪，确定“一年打基础、树形象，二年有突破，三年跨入全国先进保税区行列”的工作目标，自力更生，开拓奋进，用汗水、泪水甚至是生命的代价，拉开了激情创业的序幕。
2001年，中国加入WT0，改革开放的进程开始迎接世界的脚步。这一年，青岛保税区也经历涅槃重获新生，主要经济指标和综合实力跨入全国保税区第六位、第五位。
面对国际口岸尤其是东北亚国家和地区口岸问的激烈竞争和由于政策功能不到位而导致的我国口岸巨大利益年复一年的流失，青岛保税区，一个面积只有2.5平方公里“弹丸之地”的特殊区域，在国家有关开放政策有着诸多空白和有待完善的情况下，不等不靠，义无反顾地走上了艰难而又充满风险的探索之路、创新之路，带头冲击“自由港区”理论的敏感地带。一个关于自由贸易港的梦想正在悄然觉醒。
2000年初，青岛保税区在全国保税区中率先提出“保税区向自由贸易港区转型”的建议，作为课题的发起者和推动者，青岛保税区在长达8年的时间里，进行了大量艰苦繁重的准备工作和卓有成效的实践与探索，转型的步伐铿锵有力。在全国保税区中第一个设立了“区港联动”办公室，集中研究世界各国自由贸易区发展的成功经验，着重进行“区港一体化”的探索和功能开发，开创了国内保税区“区港对接”工作的先河，由此引起了国家的高度重视。2001年4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设立应急课题，对保税区管理体制与管理机制进行了专题理论研究。同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也以青岛保税区为案例进行《保税区功能转型研究》，探讨向自由贸易港区过渡和试点的方案。
从保税区到自由贸易港，一个新的梦想蓝图，在青岛保税区人的视野里渐渐清晰。2003年，梦想的征程又向前迈进一大步，这一年，《青岛保税区向自由贸易港区功能转型试点方案》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编制完成，同年底“中国保税区管理与发展研讨会暨工作会议”在青岛保税港区召开。
会议明确中国保税区向自由贸易港区转型的发展方向，确立了“三步走”的路径：实施区港联动一建设保税港区一向自由贸易港转型。
三步走的国家战略，恰恰正是青岛保税区人一直酝酿在心中的蓝图。
与此同时，青岛保税区把发展港口物流项目作为工作重点，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努力。2003年12月10日，总投资超过5亿美元，集保税功能和码头港口服务功能于一体的“青岛保税物流园区与前湾招商国际码头”项目的隆重奠基，标志着青岛保税区“区港联动”工作取得重大突破，向自由贸易港区转型迈出了关键性的第一步。
事实证明，这一根据青岛西海岸口岸实际情况选择的突破口，不仅成为青岛“自由港区”建设的启动点，也为后来的以整合前湾港区资源为主要方式的“青岛保税港区”的规划申报，做了有力的基础准备。
试点“区港联动”
“区港联动”事关山东、青岛发展大局，青岛保税区积极做好“区港联动”试点申请工作。
2004年4月，国家首个“区港联动”试点——上海保税物流园区封关运行。6月4日，国务院联合调研考察组对青岛“区港联动”试点准备工作进行实地考察评估。8月16日，国务院进一步扩大“区港联动”试点范围，青岛保税区凭借理论优势成为全国第二个“区港联动”试点区域。
作为实施“区港联动”的有效载体，“保税物流园区”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这一新的探索性的园区，拥有国际中转、国际配送、国际采购和国际转口贸易四大功能，成为继保税区、出口加工区之后，中国对外开放度最大的政策特区。
2005年3月29日，海关总署正式批准《青岛“区港联动”试点方案》。至此，青岛保税区“区港联动”工作进入实质性操作阶段。2005年8月，青岛区港联动试点项目——青岛招商局国际集装箱码头工程项目，获国家发改委批准并全面开工建设；11月11日，面积1平方公里的青岛保税物流园区正式通过海关总署等八部委联合验收，开始封关运营，青岛口岸“区港联动”由此向前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青岛模式”的创新与示范
就在“区港联动”试点加快推进之际，自2005年起，国内以“保税港区”的形式，展开了“自由港区”规划、申报、建设的新一轮角逐。
2005年6月，上海洋山保税港区首先获批，标志着在经过青岛保税区四年多探索论证后，中国保税港区正式由理论走向实践。
青岛保税港区的申办之路并不平坦。2006年，青岛保税港区请示件上报国务院，由于规划面积过大、缺乏国家战略支持、国家土地政策调整等一系列因素的制约，与本轮获批失之交臂。2007年，青岛保税区人带着遗憾、心怀不甘地踏上了新的申办之路。青岛保税区重新调整思路，不失时机地奔走、协调，成功地使国家各部委接受了“与日韩港口竞争的严峻现实迫切需要给最具条件的青岛港以相应政策支持”这一战略诉求。至此，青岛申办保税港区之路终于豁然开朗。
2008年，青岛保税区准确把握我国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发展方向以及保税区改革脉搏，审时度势，提出了走“功能整合、政策叠加”的道路，并立即得到海关总署及各部委的一致认可。海关总署提出：保税区的转型发展对全面推进区域整合工作意义重大，国务院有关部委和全国保税区已形成共识，对条件成熟的保税区可以按照整合的方式转型升级为保税港区或综合保税区。
青岛最终找到了一条真正符合自身实际和科学发展要求的保税港区建设之路，形成了特有的保税港区建设的“青岛模式”——将现有的青岛保税区、保税物流园区整合邻近港口转型升级为保税港区，再次走在了全国保税区的前列。
守得云开见月明
2008年5月19日，青岛保税港区请示件上报省政府。8月21日，海关总署正式将青岛保税港区审批文件上报国务院，历时94天完成了国家11个部委征求意见和会签两轮关键程序，创造了全国保税港区申办工作的“青岛速度”。
9月7日，国务院正式下发了《关于同意设立青岛前湾保税港区的批复》，批准设立青岛前湾保税港区，总体规划面积9.72平方公里。青岛保税区再一次站到了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最前沿，为青岛乃至山东的对外开放增添了浓重的一笔。
青岛保税港区的获批，标志着青岛在扩大开放、拥湾发展、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方面抢占了政策的制高点，在环渤海经济圈“大（连）青（岛）天（津）”支撑发展的格局中赢得了先行先试的开放优势。
从保税区到保税港区，一字之差却有天壤之别，而三步走的战略也从此迈出了坚实的第二步。
挺进“自由贸易港区”
2011年，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战略正式实施，作为中国海洋资源最丰富的区域之一，青岛保税港区探索建立海洋经济对外开放新模式、促进海陆统筹区域一体化发展，推动半岛蓝色经济区和黄河三角洲开发建设、打造环渤海经济圈对外开放统一平台。
青岛保税港区开始向建成国际一流自由贸易港区转变。
封关运营实现新跨越。青岛保税港区积极优化封关区域通关环境，加快产业升级步伐，充分发挥税收政策优惠、进出境手续便捷、贸易管制宽松等功能政策优势，努力打造蓝色经济区核心政策功能区。2012年，青岛保税港区二期封关区域正式开关运营，运营面积位列全国前三。集装箱、杂货泊位全部享受保税港区政策，南港区、北港区的互联互通终于实现，推动青岛港由“单一装卸港”向“复合增值港”转型。封关运营以来，港口货物吞吐量大幅增长，通关时间大幅缩短，单个集装箱物流成本下降50%左右，有效吸引3000多家国内外高端物流商开展业务。2012年，实现生产总值110亿元，外贸进出口96亿元，完成各项税收51亿元，单位面积产出率位居全国同类园区前列。
着力开放带动。发挥特殊区域窗口示范作用，辐射带动腹地经济协调发展，青岛保税港区创新实施区区联动，通过园区启动、项目带动、信息互动、产业拉动等方式，积极搭建山东乃至沿黄流域内外联动、互利共赢的开放型经济平台。在全国率先提出构建以保税港区为龙头，保税物流中心、出口加工区为枢纽，保税仓库、监管仓库为网点的保税物流网络体系，发展保税监管和加工贸易优化整合的保税经济，被海关总署誉为“山东模式”。近年来，先后为周边及山东中西部联动区域引荐项目投资总额超过20亿元，与周边地市建立了紧密程度不同、形式多样的协作关系。分别与潍坊、德州、临沂及青岛市内的胶州、平度等地合作建设保税港区功能区，实现开放园区与内陆腹地的资源共享、政策联动、双赢发展。同时，青岛保税港区与省内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和多数港口建立了紧密程度不同、形式多样的协作关系，引导内陆腹地近千家企业利用“属地报关、口岸放行”政策开展业务，打造与青岛港口业务关联的“无水港”和“旱码头”，构筑港港联动的发展格局，促进港口资源的优化配置。
“四个中心”引领新飞跃。建设东北亚重要的国际贸易中心，集中建设一批国际贸易功能性项目和功能性平台，重点强化贸易总部营运与控制功能，形成区域性贸易订单中心、品牌营销中心、采购分销中心、转口贸易中心。建设东北亚重要的国际物流中心，推动传统物流企业转型升级，大力拓展高附加值物流服务，构建信息化、国际化、现代化的物流链网体系。建设东北亚重要的临港国际航运服务中心，重点发展船舶交易、船舶检验及注册登记、航运保险金融等高附加值航运服务产业，形成临港国际航运服务集聚区。建设大宗原材料国际交易定价中心，积极发展期货和远期现货交易，建成全国最大的棉花、矿权交易市场，发展成为橡胶、棉花、黄金等大宗商品国际交易和定价中心，推进农产品、塑料、建材、燃料油、铁矿砂、纸浆等市场建设，成为国内各专业领域重要交易市场。
打造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是实现科学发展的新坐标。做足蓝色经济这篇文章，成为青岛保税港区谋求科学发展的最迫切愿望之一。
当前我国的加工贸易大多由外商投资所主导，2009年我国外商投资企业加工贸易项下的贸易顺差高达2228亿美元，相当于当年我国对外贸易总顺差的1.1倍，2010年我国外商投资企业以加工贸易方式进出口9707亿美元，占同期我国加工贸易进出口总值的83.9%，这些数据充分说明了外商投资企业已成为我国加工贸易的主导力量，形成对加工贸易的实际控制。事实上，外资主导下我国加工贸易的发展面临诸多隐忧，这些隐忧正逐渐成为加工贸易进一步发展的瓶颈和制约。
隐忧一：丰产不丰收
虽然从数据上看，我国外贸顺差基本来自于加工贸易，但正如日本经济学家关志雄所形容的中国加工制造业是“丰收的贫困”，也就是说，中国加工贸易巨额顺差却没有带来丰厚的利润，处于“贫困化增长”状态。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状态，原因是：第一，主要是因为当前我国加工贸易从事主体是外商投资企业，其在中国所生产的产品出口到国外，出口值算在中国头上，而创造的利润却归外商所有，中国的实际收益微乎其微。数据显示，2010年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16003.1亿美元，占全年中国外贸进出口总值的53.8%。同时，加工贸易主要是外资企业顺差，如从2000年开始到2009年，外资企业占加工贸易顺差比重从64%提升到84%。因此，巨额顺差计在中国头上，而实惠却由西方发达国家所获。
第二，内资企业绝大多数都是为外商做代工，为争取订单大打“价格战”。加工贸易企业对外签订加工贸易合同的目的就是通过加工使进口料件增值，从中赚取加工费，因此加工增值含量的高低直接影响企业的利润状况。尤其在当前用工成本上升、原材料涨价的情况下，大多加工贸易企业仅仅在微利状态下运转，陷入了丰产不丰收的状态，据统计，目前代工企业的毛利润率一般在5%左右。据权威市场调查机构iSupply的报告显示，“一款售价499美元的iPad，其平均成本为260美元左右。其中苹果开发的A4处理芯片每个26.8美元，16G的存储芯片为29.5美元。最贵的元件是9.7英寸的触摸显示屏，由韩国LG公司制造，每个95美元。其中与中国有关的，仅仅是每台11.2美元的组装费。”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即使是代工巨头台资企业富士康也不过如此，更别说国内众多的中小加工企业了。
第三，加工贸易出口退税政策使很多企业即使亏损也要生产。目前我国为了鼓励出口，对加工贸易生产实行出口退税政策，这使得加工贸易企业有了降价的资本，很多企业一再压低加工费，甚至靠出口退税过日子，而把真正的利润让给了外商，也就是说，我们用中国人的钱补贴了外国人的腰包。
隐忧二：转型升级步履维艰
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内涵，其一是指加工贸易主体由以外资企业为主向以本土企业为主的转型，其二是指由劳动密集型行业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转型，其三是指向最关键的上游技术研发和下游销售渠道转型升级。这是因为只有更多的本土企业从事加工贸易的配套、加工、生产，才能提高加工贸易的国内采购，延长加工贸易的产业链，将更多的利润留在中国，只有本土企业从事更多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制造，才能提高加工贸易产品的附加值，只有本土企业具有了自主品牌和研发基地，在市场上才能够取得主动权和竞争优势。
目前，虽然我国加工贸易结构优化升级的趋势正在逐渐形成，但这种转型升级依然表现出一定的微弱性和不确定性，外商投资企业依然是我国加工贸易的主导力量，并控制着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的加工贸易，主要从事来料加工贸易，收取加工费，在研发和市场销售两大环节上，严重依赖跨国公司，在进料加工中，仅有8%的贸易额是由内资企业控制。这是因为，长期以来，外资是从事加工贸易的主体，外资主要是利用我们低廉的劳动力资源来进行劳动密集型生产谋取利润，并不把供货渠道、技术开发、产品营销等经营环节带到我国，而是牢牢把握在跨国公司内部。国内加工贸易企业大多是在为洋品牌做贴牌生产，无须进行研发，也没有自己的品牌和销售渠道，产品销售完全依赖外资企业，因此转型又谈何容易？
另外，国内加工贸易企业走的是以“多快好省”为主要手段的代工之路，这种模式虽然可以降低企业的经营风险，但也存在利润过低、易受外部变化影响、抗风险能力弱等缺陷。而自主研发和创立品牌是需要大量时间、资金、人才和技术支持的“慢工出细活”之路，在当前加工企业极低的利润率之下，要想迅速转型首当其冲的遇到了资金、人才、技术等方面的瓶颈。因而中小型内资加工企业无力转型，即使是一些有能力进行研发和市场销售的大企业也由于对成本和风险的考虑而不愿转型，毕竟“隔夜的金不如到手的铜”。以上诸多现实原因导致我国加工贸易转型升级步履维艰。
隐忧三：环境成本外部化与能源消耗
发展加工贸易之初，为解决我国技术、资本极度缺乏的状况，国家制定了包括低价使用土地、水、电力等资源的一系列针对外资的优惠政策，其价格并未反映由于使用环境资源而造成环境资源减少的环境成本。一些外资正是基于我国的环境偏好低，环境标准相对宽松等方面考虑，倾向于选择劳动密集度高、技术含量较低、占用土地多、能耗物耗高、环境污染重等产业转移至我国。据统计，近年来我国外商投资的生产企业中属污染型的占30%左右，在污染型企业中严重污染企业占40%以上。中国加工贸易发展中，存在着“产品出口了、污染留国内”的问题。2008年2月，原国家环保总局就公布了第一批“高污染、高环境风险”产品名录，共涉及6个行业的141种“双高”产品。
环境保护部公布的《2010年全国环境质量状况报告》显示，2010年，四大海区中，东海近岸海域海水为重度污染。9个重要海湾中，渤海湾、长江口、杭州湾、闽江口和珠江口为重度污染。全国酸雨集中分布于长江以南的浙江、福建、及长江、珠江三角洲等加工贸易发达地区。另外，加工贸易重点聚集地区环境污染状况堪忧。我国加工贸易最为发达的珠三角地区，广东省98%的加工贸易业务集中在这里，其环境污染尤为突出。2010年2月公布的《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公报》显示，珠三角佛山、深圳、东莞、广州和中山五市工业污染源占全省比例为65.2%。《广东省海洋环境质量公报》自2001年起已经连续7年将该地区列为“严重污染区域”。
工业在中国所有产业中能源消耗总量和能源消耗强度均为最高，其中又以制造业为高。2006-2009年，外商在华直接投资3202亿美元，其中55.5%投向了制造业。2010年，我国以加工贸易方式出口机电产品5906亿美元，增长26.6%，占同期我国加工贸易出口总值的79.8%。另外，以加工贸易方式出口服装及衣着附件，纺织纱线、织物及制品，鞋类，家具，玩具和箱包等6大类商品637.2亿美元，增长12.7%。这里面都包含着大量能源消耗，可以这样说，随着大量“中国制造”走向世界，中国等于是直接或间接地出口了大量能源。这种大量的能源消耗以及环境污染，没有全部或者没有计入商品价格中通过市场来补偿，而是大量地被外部化，透支了未来的发展空间。
隐忧四：国际分工中固化在全球产业链底端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形势下，跨国公司往往是将劳动密集型产业及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转入我国，导致我国加工贸易企业被置于全球产业链的底端，根据隆国强的研究，中国三分之二以上的加工贸易企业仍然从事着劳动密集型的生产加工，加工贸易的增值率一直在50%上下徘徊。而劳动密集型加工贸易的发展非但对我国其他企业和地区的辐射作用不大，很难带动我国相关工业的发展及实现产业结构的改善和升级，反而使国内的粗放型经济模式有进一步固化的危险，使我国的工业经济发展严重依赖外资，产业结构严重依赖劳动密集型产业，在这样的经济发展路径下，即使已成为“世界工厂”的中国无非是“世界加工厂”而已，整体经济被固化在全球产业链的底端。
另外，自1992年实施“以市场换技术”的引资战略下，各地政府为了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对投资项目是否有利于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很少予以考虑，乃至出现了“引进、过时，再引进、再过时”的现象，而即便外资带来了先进技术，其关键技术也是由外商牢牢掌控，严格保密，很少掌握在中国人的手上，导致了今天“市场让出去了，技术却没有换来”的尴尬局面，同时也阻碍技术型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的步伐。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报告指出，中国每个已开放产业的前5名都由外资公司控制。在中国28个主要产业的三资企业中，外资在21个产业中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在39个工业行业中，“三资”企业在19个行业的销售额超过30%以上，超过了20%的国际警戒线，影响我国的独立经济决策，威胁我国的产业安全，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造成不利影响。
因此在当今国际分工主导权被跨国公司掌握的情况下，我国不过是跨国公司全球产业链条上的“打工者”，外资主导的加工贸易发展对我国产业结构在国际分工中优化的影响力大打折扣，增加了我国摆脱在国际分工中被低端“锁定”和被困低附加值陷阱的难度。
隐忧五 ：加剧贸易摩擦和争端
以外资为主导的加工贸易在中国的发展，在给中国带来巨额贸易顺差的同时，也给中国带来了越来越多的贸易摩擦，使中国出口资源和环境受到污染，甚至威胁人民健康，这也给一些国家采取反倾销等贸易壁垒政策提供了借口。从1995年-2009年，在世界遭受反倾销调查的国家和国家集团排行榜上,中国已经连续15年名列第一。商务部的《国别贸易投资环境报告2011》显示，2010年，中国出口产品共遭受66起贸易救济调查，涉案总金额约71.4亿美元，贸易救济调查案件已经从单一产品向某一产业领域乃至整个产业链延伸。2010年全年，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共发起58起337调查，其中有19起调查被诉方涉及中国企业，调查总数及涉华案件总数均达历史新高。
贸易摩擦的根源在于双边贸易不平衡，而我国的顺差主要来源于加工贸易。据统计局公报显示，我国2010年全年货物出口15779亿美元，货物进口13948亿美元，顺差1831亿美元。全年一般贸易存在逆差，而加工贸易出口7403亿美元，进口4174亿美元，顺差3229亿美元，比全国外贸顺差高出1398亿美元。由此可见，目前我国双边贸易不平衡主要来源于加工贸易的大额顺差，但由于外资企业是加工贸易的最大经营主体，外资才是顺差的主要获利者，我国实际仅赚取了少量加工费。所以，加工贸易的迅速增长，实际上已成为导致我国遭受国际贸易摩擦的潜在诱因。
尽管外资主导下我国加工贸易的发展面临以上隐忧，我们却不能因噎废食，而是应该谋求突破困境之良策。针对以上隐忧，笔者以为我们应在以下方面下工夫：鼓励和扶持国内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发展进料加工贸易，延长加工贸易产业链，改变当前以外资为主导的格局；改善加工贸易的收益现状，鼓励具有足够实力的国内企业进行核心技术自主研发、自创品牌、开拓国外市场，占据微笑曲线高增值的两端，鼓励没有相应实力的企业为有实力的国内企业进行配套、贴牌加工，即为国内品牌企业代工生产，国内加工贸易企业如能抱团打天下，共谋发展，将会创造巨大的利润空间，将利润留在国内，使肥水不流外人田；鼓励国内企业通过国际合作，打造具有竞争实力的中国跨国公司；建立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制度，严格界定外资准入的行业及规模，限制高污染、高耗能加工贸易的发展，适当抑制加工贸易顺差，了解WTO规则和贸易投资壁垒的相关知识，增强维权意识，建立应对贸易摩擦和争端的有效机制。
参考文献：
[1] 郑晓舟.苹果与“伟大”渐行渐远[N].上海证券报,2010-05-28.
[2] 唐涛等.加工贸易实务[M].北京:中国海关出版社,2004.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居民收入大幅增长,但分配失衡的问题也日益凸显。
今年全国“两会”以来,收入分配不公的话题成为各方热议的一大焦点,专家献计献策,有关部门也陆续配合出台诸如上调最低收入工资标准等相关政策,并有消息说“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可能年底出台。
要改变扭曲的收入分配现状,无疑是好消息。
但就目前出台的相关政策而言,基本都围绕职工工资做文章,这是远远不够的。工资问题只是收入分配中的一个微小方面,学术一点说,它是初次分配的重要体现。
工资问题是市场层面的问题。首先,政府明令涨工资无疑有干预市场之嫌;再者,涨工资不是说涨就能涨的。
我们看看哪些人能在“涨工资”的一纸令下享受到实惠。公务员可以涨、事业单位员工可以涨、国企员工可以涨,概括说,就是处于垄断性质单位的员工可以涨。
但是,一般的民营企业则不然。正常市场环境下,员工收入与公司盈利成正比。不排除有部分经营效益不错的企业,有给员工加薪的可能。但总体而言,当下的不少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可谓是负重前行。税负本就很重,再强行让他们涨工资,就太强人所难了。如若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背负的重压得不到缓解,给员工涨工资就只能是一句空话。对这些中小企业的员工而言,收入“倍增”就只能是“被增”。
简单操作,容易引发恶劣后果。要求涨工资的结果只能是:工资差距越来越大,导致更大的不公。
涨工资固然重要,但它不是收入分配不公的全部,甚至说,它只是很小的一块。说要解决收入分配不公问题,却将矛头指向“涨工资”,这种做法有偷换概念之嫌,其掩盖了真实的社会矛盾,也掩盖了政府不作为。拿涨工资说事,将社会矛盾转化为员工与雇主之间的劳资矛盾,规避了问题的实质。
我们不可被这样的言论遮住眼。我们希望通过理清纷纷扰扰的现象,探求到导致收入分配不公的本质,并邀请专家支招,探讨解决之道,这是我们做本期选题的核心所在。
收入分配问题是一个综合性问题,涉及多个层面。因而,要解决这一问题也必须进行综合性改革。
要调整收入分配不公,当首先明辨收入分配不公的本质,抓主要矛盾、从根本入手,才是解决问题的正道。否则,做表面文章,非但解决不了问题,反而很可能转移了矛盾,贻误了改革良机,致使问题越积越多,收入分配不公的现象越发突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