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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论：在您撰写经济危机的周期性时，参考他人的优秀作品可以开阔视野，小编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这些建议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热情，引导您走向新的创作高度。
一、转型的历史和现实依据
从1788年英国发生第一次生产过剩经济危机到2008年的200多年中，资本主义世界发生过28次生产过剩经济危机。回顾这些危机，尽管每次都各有特色，各有其不同于其他危机的表现形式，但本质特征基本上是相同的，这就是：经济危机的基础都是生产过剩；金融危机往往是产业危机的先导；都伴随着经济活动的极度投机；多数危机在自然状态下总是首先发生于那些对世界经济具有支配地位国家中的那些对国民经济具有绝对影响力的行业或部门；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经济危机的形态也在发生转化。
19世纪之前，由于英国主导着世界经济，所以绝大多数危机首先发生于英国。20世纪美国主导了世界经济，危机发生的重心也就自然转到了美国。19世纪20年代之前，英国的主导产业是毛纺织业，生产过剩也往往突出地表现在这个行业，经济危机发生后，这个行业往往是重灾区。20年代之后，棉纺织业取代毛纺织业上升为主导产业。整个19世纪上半叶，纺织工业（包括与它有直接联系的部门）较之其他所有工业部门有绝对优势，所以这个行业始终是那个时代生产过剩危机的主要发源地，它总是最先发生危机，又总是最先摆脱危机，对周期各阶段的更替起着主导作用。19世纪下半叶，大机器工业和铁路建设的大发展，极大地刺激了矿产开采、金属冶炼和机器制造工业的发展，使这些行业逐渐上升为可以与纺织工业并列的主导产业，并在19世纪末最终取代纺织业，成为占绝对优势的产业。于是，这个行业成了生产过剩危机的主要发源地，同时对经济周期各阶段的发展起着主导作用。进入20世纪以来，这些在国民经济中占绝对优势的行业或产业，在二战之前主要是冶金、水泥、机械制造、煤炭等行业;二战之后到70年代主要转向汽车制造、造船、发电、石油、化工、电器等行业;20世纪80年代以来主要转向房地产业、金融业、IT产业等行业。随着这种转移，生产过剩危机的发源地也随之转移到相应的行业或产业。总的看来，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危机史表明，每当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时，尽管伴有程度不同的金融危机和数量不等的银行倒闭事件，但总的说来危机还是最突出地表现在产业领域，生产下降、企业破产倒闭、工人失业是最主要的现象，而金融危机仅仅是伴随现象，带有附加性质。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系列重大的金融危机事件逐渐与产业危机融合起来，使周期性世界经济危机由原来突出地表现为产业危机演变为金融危机。90年代以来，世界接连发生了多次金融危机：1990年日本地产泡沫破灭引起金融危机，1992年英镑危机，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俄罗斯金融危机，2000年以来的阿根廷和委内瑞拉金融危机。从2000年4月开始，以美国纳斯达克股市泡沫破灭为起点，美国主要资本市场的股票指数出现狂泻，金融风暴席卷了美国金融业。从2007年开始的美国次贷危机，一路演变成世界金融风暴和全面的世界经济危机，已经给美国金融系统带来了百年一遇的冲击，造成美国五大投资银行全军覆灭，AIG、房地美、房利美被政府接管，政府注资救助花旗银行……，等等。在这些危机中，除了1992年英镑危机、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属于单纯的货币危机之外，其余的基本上是建立在产业危机基础上的金融危机，这些危机尽管形式上各具特色，但其发生机制、伴随现象、本质特征有很大的相同性，即：（1)产业扩张与信用膨胀相互推动，在一些成长性较强的行业（例如房地产、新技术产业）形成投机热，并推动其极度泡沫化。（2)信用经济畸形发展，造成实体经济虚拟化，虚拟经济泡沫化，使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严重失衡。（3)生产过剩是危机的起点，生产过剩危机引起金融危机，金融危机以更加猛烈的方式反过来推动生产过剩危机走向深入，并使整个危机突出地表现为金融危机。（4)主周期的长度逐渐向古典周期回归，同期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总之，这些新现象的出现，给世界经济释放出一个强烈的信号一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出现了转型。
二、转型的原因及转型后的基本特征
从本质上说，金融危机属于信用危机的类型之一，它是由信用关系中断引起的强制性恢复。由于金融业建立的基础是信用关系，当一个国家的金融业成为国民经济核心的时候，一旦这个领域发生信用危机，往往以金融危机的形式表现出来。当然，如果一个国家发生了能够对整个国民经济带来严重影响的金融危机，说明这个国家金融业的发展程度已经很高，已经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与此相适应的信用关系也已经相当发达。当今社会，资本主义周期性世界经济危机越来越突出地表现为周期性金融危机，这种情况表明，金融业已经发展成为世界经济的核心，信用关系已经成为影响世界经济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之_。
信用关系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的渗透和发展，使交易关系逐渐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即经济活动的交易媒介以货币为主逐渐转化为以信用关系为主，这种变化意味着商品经济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一信用经济时代。在这个时代，信用关系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了支配地位。马克思曾经说过：“人们把自然经济、货币经济和信用经济作为社会生产的三个具有特征的经济运动形式而互相对立起来。”马克思虽然不同意把上述三种经济形式对等并列，他指出能够和自然经济并列的只能是商品经济，但认为货币经济和信用经济是商品经济发展中的不同阶段，并且认为：“货币经济只表现为信用经济的基础。”而信用经济则是商品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
商品经济在它几千年的发展中，如果从交换方式的发展来划分，可分为三个阶段，即物物交换阶段、货币经济阶段和信用经济阶段。在物物交换阶段，产品所有者之间的劳动交换关系不借助任何媒介而进行，这种交换方式固然突破了自给自足的局限，扩大了生产的社会性，但它无法解决交换次数难以确定和交换目标难以实现的矛盾。货币经济阶段的到来克服了物物交换阶段遇到的困难，拓展了社会分工和交换关系，推动商品经济的发展，但是它遇到了在缺乏货币而又需要交换时无法交换的矛盾。随着信用经济时代的到来，这个矛盾得到了解决。信用是商品交换中的延期付款或货币借贷，是以偿还为条件的价值的单方面运动，体现着交易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在信用经济时代，信用关系已经渗透到了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从交易工具、交易手段到交易行为，无不体现着信用关系。在信用经济时代，信用关系也同样渗透到了世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国际信贷、国际汇兑、国际债券、国际商业信用、国际银行信用、国际消费信用等等，总而言之，从民族国家发展起来的信用关系，正在随着全球化的迅速发展而向世界扩散，它使货币经济让位于信用经济，它最大限度地动员了社会资源，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促进了资源配置的国际化和资本的国际性流动。
信用经济时代的到来，拓展了商品经济的活动空间，增加了其内容，提高了其交易效率。因为货币和信用本身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所以对货币和信用关系的创新本身能够对象化为商品。在实物货币时代，充当一般等价物的无论是一般物品还是贵金属，都是商品，只是因为充当了一般等价物而具有了特殊的地位。随着经济生活中信用关系的出现，有了包括信用货币在内的信用产品，随着信用关系的不断创新，有了股票、债券、期权、票据以及名目繁多的金融类衍生产品，这些信用产品，多数作为资本商品进入交易市场，成了社会经济越来越重要的交易对象。
信用经济时代的到来，也为资本积累开辟了道路。资本家可以利用信用创新为资本找到更多有利可图的投资场所。如果说，在货币经济时代资本积累的出路和资本家消化过剩资本的基本途径是资本输出和技术创新，而在信用经济时代则主要转向信用创新。信用创新推动了信用扩张，而信用扩张一方面表现为信用种类的增多，另一方面表现为信用链条的延长。前者增加了信用原生产品；后者增加了信用衍生产品。由于金融领域是信用创新的主战场，先进的创新手段、庞大的专业创新队伍，再加上多年的高强度创新，使这一领域的信用关系变得越来越复杂，信用产品的种类越来越多，数量规模越来越大，以至在今天的世界经济体系中，多数国家的信用产品市值规模远远大于同一经济体的实体经济规模，已经成为国民经济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了绝对支配地位。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信用关系的发展转化为资本的生产和扩张能力。它促进了利润率的平均化，节省了流通费用，缩短了流通时间，促进了资本的集中和股份制的发展，加速了资本的积聚，充分动员和利用了社会资源。只要信用创新能够带来足够的收益，资本主义就会尽其所能地推动其发展，就会不断地创造出新的信用形式。创新是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基本途径，也是经济周期性波动的技术基础，它-般包括技术、制度、组织、管理、金融创新等多种形式。对资本而言，创新是一把双刃剑。它一方面通过生产效率的提高使个别资本获得超额利润；通过技术发明和延长产业链形成新的产业集群、增加就业；通过延伸信用链条创造出更多衍生产品，促进了投资，分散了风险；通过放大杠杆的撬动作用使更多的大资本控制在小资本之下，等等。它在另一方面，因为技术创新本身的周期性波动，造成经济增长的周期性波动；由于信用形式的创新，为实体经济虚拟化、虚拟经济泡沫化创造了条件；经济的虚拟化和泡沫化带来的财富效应，增加了社会购买力，形成良好的收入预期，而这又进一步刺激消费欲望，形成消费热；消费热拉动实体经济迅速扩张并形成泡沫，而这又为虚拟经济及其泡沫化创造了条件。
这些年来，在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相互推动中，虚拟经济的交易规模大大地超过实体经济，金融衍生产品不断被创造出来，杠杆交易使信贷规模极度放大，周期性地形成泡沫，又周期性地破灭，形成周期性金融危机。本来，周期性金融危机的背后是实体经济危机，它之所以首先表现为强烈的金融危机，是因为虚拟经济的泡沫化程度大大地超过实体经济，当泡沫破裂时，其强度也大大超过实体经济。
虚拟经济泡沫的破裂往往表现为剧烈的金融危机，危机使股市、债市、汇市、期市狂跌不止，财富大量蒸发，恐慌蔓延，赔本效应凸显，消费急剧缩减，结果使起初不甚明显的实体经济危机浮出水面，这时真正的危机才开始了，原来的金融系统已经被拖垮，正在进行重组，实体经济进入破产、倒闭或重组阶段，下一个需要度过的阶段是萧条。萧条阶段往往是新一轮创新的开始阶段，固定资本的大规模更新即是经济周期的物质基础，也是新一轮创新的物质基础。由于新周期的物质基础无论在规模还是在技术含量上一般都高于上一周期，所以随着复苏阶段的到来，实体经济不仅对技术创新、制度创新提出了更高程度的要求，对虚拟经济创新也提出了新的要求。由于金融市场是虚拟经济存在的主要领域，所以虚拟经济的创新也主要表现为金融创新，而金融创新又主要表现为交易方式、金融产品的创新，近些年来，尤以金融衍生产品的创新最为突出。实体经济是虚拟经济发展的基础，虚拟经济的发展不仅能够为实体经济的发展提供资本支持，还能为实体经济的发展创造社会购买力。但是，虚拟经济的发展不完全受实体经济发展的制约，它可以独立发展。从这些年来的发展情况看，由于期权交易、合约交易、杠杆交易等交易形式的创新，以及多层级多种类金融衍生产品的创新，使虚拟经济有了更大的独立发展的空间。由于虚拟经济的参与者、交易方式、交易对象的特殊性，交易中经常伴有“羊群效应”、“博傻现象”和“多米诺骨牌效应”的出现，这意味着当事人受非理性行为的支配，很容易忽视系统风险，过度投机和使用金融创新，过度使用杠杆交易，造成虚拟经济的极度泡沫化。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实体经济触顶回调，就会引起信用链条初始环节的中断，进而引起整个信用系统危机，形成剧烈的金融危机。
三、转型后经济危机的发生机制和传导机制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由“产业危机周期”向“金融危机周期”的转型，虽然也受到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变迁的影响，但主要还是因经济形态的演变引起，所以转型后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没有发生根本性质的变化，其根源依然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一经济个体活动的有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经济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资本无限积累与扩张的趋势与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本来，进入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后，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的发明和使用，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使传统意义上的周期性产业危机趋于缓和。但是，由于资本主义在最近30年来竭力推行了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和政策主张，使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再一次趋于尖锐激烈。无独有偶，这一过程恰巧与信用经济时代的加速到来相重合，结果使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在加速转型的同时，其频率和周期长度再一次出现回归的趋势，其程度也在逐渐加重。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转型前，固定资本更新、商业与产业之间的相互推动是高涨走向繁荣的基本形式，尽管信用在其中的推动作用非常重要，但由于信用链条短，信用关系较为简单，信用产品的泡沫化较为有限，而且多数间接地通过股市非理性暴涨表现出来。萧条时期，随着固定资本大规模更新的启动，技术创新与信用创新同时进行，信用资金起初主要流向那些成长潜力大、风险小的产业。到了高涨阶段，信用资金开始重点流向那些成长势头较为强劲、财富效应较为突出的产业，并且与这些部门的产业形成相互推动之势。高涨阶段，信用资金在继续大规模流向热点产业的同时，开始全面出击，既支持产业扩张，也支持商业繁荣，直至热点产业严重泡沫化，并最终走向破灭为止。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转型后，产业、商业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信用在其中的推动作用，与转型前基本相同。但是，由于信用链条的延长和信用种类的增多，再加上杠杆交易的放大作用，使信用规模逐级放大，衍生产品的数量也成倍增加，形成一个倒立在实体经济之上的金字塔。这个金字塔是否稳定，外来冲击有一定的影响作用，但关键在于实体经济是否稳定。
上世纪90年代初发生于日本、美国的金融危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及随后发生的美国网络经济泡沫的破灭；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世界金融危机，这三次转型后处于逐步完善过程中的周期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尽管其具体层面上的发生和传导机制存在差异，但其一般形式已经基本相同，即：第一阶段，金融系统深度介入扩张潜力较大的产业，例如房地产和处于发展初期的房地产业，使这些产业在金融机构、开发商、投机者、游资的合力炒作之下形成泡沫，与此同时，建立在这一产业扩张基础之上的信用链条也在延伸，数量在逐级放大，形成一个巨大的虚拟经济泡沫体。在这一阶段，经济加速走向繁荣，整个经济活动表现出普遍的财富效应，当事人经济行为的非理性化取向比较明显。第二阶段，极度泡沫化的实体经济开始出现拐点，泡沫开始破灭，随着物价下跌、利润减少、产品滞销，投资开始缩减。第三阶段，建立在实体经济之上的信用链条沿着当初延伸的方向开始逐级断裂，庞大的虚拟经济开始倾斜、倒塌。第四阶段，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相互影响，使危机进一步放大，并沿着金融系统、贸易系统向其他国家扩散，这种扩散带来了普遍的恐慌心理，无论个人还是组织纷纷采取避险行动，从而出现了“羊群效应”和“多米诺骨牌效应”，使危机迅速蔓延、加速见底。
当然，以上说法是就一般意义而言的，由于引发危机的直接因素有两类，即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上世纪90年代初日本金融危机和亚洲金融危机是由外部因素的冲击引起，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是由内部因素自发作用引起。内部因素的作用主要表现为经济泡沫的自动破灭，而外部因素的作用则主要表现为国际游资的剧烈冲击。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在美、英等国的推动下，出现了金融全球化的浪潮，国际金融寡头裏挟长期以来用虚拟经济创造的庞大货币资本，像洪水猛兽一样在世界各国的金融市场上横冲直撞。这种现象从日本资产泡沫破灭过程和亚洲金融危机的发生过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
四、基本结论
周期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展的历史表明，在自然状态下，经济危机的发源地往往是那些对世界经济拥有支配地位和重要影响作用的国家，以及这些国家国民经济中的那些占绝对优势的产业、行业或部门，它们对经济周期各阶段的更替起着主导作用，总是最先发生危机，又总是最先摆脱危机，从而使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表现为突出的周期性金融危机。
经济周期与银行运行
银行运行的亲周期特点
2009年,金融稳定论坛发表了解决金融体系亲周期性的报告,报告中指出,亲周期性是指金融部门与实体经济之间动态的相互作用(正向反馈机制)。简单来讲,就是银行信贷在经济复苏阶段扩展,推动经济进一步高涨;在经济衰退阶段收缩,导致危机进一步恶化。银行的这种亲周期行为会推动经济周期的形成和加剧宏观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从而最终危及到宏观经济和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
银行运行亲周期的原因
银行运行亲周期的内生性。借贷双方信息的不对称是导致银行亲周期行为的重要内生性原因。由于借贷双方信息不对称,在经济衰退时期,即使是那些没有风险、能够获利的项目也难以获得融资,这将会造成经济状况的进一步恶化。而在经济处于上行期时,银行对经济前景预期良好,更乐意发放贷款,对抵押品的要求也放松了,信贷评审标准也有所降低,企业更容易从银行获得贷款,宽松的信贷环境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银行运行亲周期的外生性。一是银行资本监管加剧银行的亲周期行为。自1999年新巴塞尔协议第一轮征求意见稿以来,很多学者、实务界人士以及监管官员都对新巴塞尔协议提出了很多意见,其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就是亲周期。即要求银行在经济紧缩期配置更多的资本,而在经济上升期配置较少的资本,使经济紧缩期的信贷更加紧缩,而在经济上升期的信贷更加宽松,进一步强化了经济周期波动,而不是缓和平抑经济周期波动。二是贷款损失拨备具有补充银行资本的特性,其计提充分与否,直接影响银行资本吸收损失的能力,进而影响银行的放贷行为。在经济高涨期,贷款违约率下降,银行会相应减少计提的拨备,表现出更高的利润水平,分配更多的利润,并进一步提高放贷的积极性。在经济萧条期,贷款违约率上升,银行需要计提更高的拨备,财务状况恶化,放款能力降低,使经济萧条更加严重。三是公允价值的影响。采用公允价值的计量方法过于强调真实和迅速地反映金融机构财务状况,这严重加深了次贷危机的影响。面对急剧下跌的资产价格,需要将价格下降的影响及时反映在财务报表中,导致与抵押有关的证券资产巨额减值,而这反映不了这些资产的长期价值或真实价值,在某种程度上还加剧或放大了金融危机的影响。
应对银行亲周期行为的基本思路
由于银行的亲周期行为对次贷危机带来严重的影响,各国监管当局普遍建议应采取积极的措施,以减轻亲周期行为对经济的波动。
提出前瞻性的资本充足要求
根据经济周期变化,调整最低资本要求。采用这种方法要求商业银行在计算最低资本金要求的时候,应随着宏观经济的周期性波动而变化,在经济扩张时期增加持有资本金,从而为随后衰退到来时的大量损失提供足够的缓冲;相反,在经济衰退时期银行应减少持有资本金,增加贷款投放,从而刺激经济尽早走出低谷。这种方法可以保证银行在经济繁荣的时候积累足够的资本金,以缓冲衰退来临时所带来的损失,同时也可以防止经济过热或经济的进一步衰退。
研究逆周期的风险权重调整方法。监管部门可设计一个逆周期的风险权重调整方法,达到适当提高经济上升周期的资本要求、降低经济下降周期的资本要求的目的。如在经济高涨期,如果监管当局发现银行贷款迅速向特定高风险行业聚集,可以增加对特定高风险资产或行业的风险权重,尽管资本比率要求没有发生变化,但是计算风险资产的方法发生了变化,导致银行监管资本要求上升。
要求银行进行严格的压力测试,评定资本的充足性。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强调压力测试,要求采用IRB内部评级法的银行建立合理的压力测试过程,包括一般性的压力测试以及信用风险压力测试。通过压力测试,可以帮助采用IRB的银行分析不利市场情形下可能发生的资产组合损失,从而平滑资本充足率的波动性,缓解资本监管的亲周期效应。
更加审慎地计提贷款损失准备
建立前瞻性的贷款拨备计提体系。在完整周期内,对风险状况进行测度,即考虑贷款在整个贷款周期内可能会由于出现经济衰退而导致未来的贷款违约增加。贷款损失拨备的计提比例应该以贷款期内的平均损失率为基础。这样,尽管经济上升时期的损失率小于平均损失率,但按照平均损失率计提的超额拨备可以用来抵消经济衰退时贷款损失的大量出现,减轻了贷款损失对银行利润和资本的侵蚀,从而对信贷紧缩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
建立动态损失拨备制度。目前在平滑拨备计提亲周期性的具体实践中,最复杂的方法就是采用动态拨备的方法,这种方法运用的典型国家就是西班牙。动态拨备的基本运作思路是要求银行在经济繁荣时期多计提贷款损失拨备,以提高未来偿债能力和银行的风险管理意识;而在经济收缩时可少提拨备,以增加银行的利润和维持资本充足率水平,同时有更多的资金用于放贷,以刺激经济的复苏。动态拨备是按照统计模型根据长期预期贷款损失来提取拨备。在动态拨备体系中,银行除了拥有一般拨备和专项拨备外,还建立了统计拨备,总拨备就是这三种拨备之和。其中统计拨备是根据预期的经济周期变化产生的风险来提取的拨备,其计量是建立在资产的预期损失基础上的。当经济处于上行期时,
一般拨备和专项拨备通常都是低于其长期平均水平的,而统计拨备会增加。也就是说从当前利润中为经济衰退期的预期损失计提了拨备,利润的减少会使银行资本规模下降,从而影响到资本充足率。在不增加资本的情况下,银行必须削减贷款,从而缓解了经济过热。而当经济处于衰退时期,由于专项拨备与总贷款之比上升,则会减少统计拨备,因为银行此前已经提取了一部分这种拨备了,这样就会有更多的剩余资金用于放贷,缓解信贷紧缩对经济的恶化作用。
配合存款保险的政策组合设计应对亲周期性
有研究表明,通过建立以风险为基础计收存款保险费的存款保险制度可避免系统性风险的发生,以减少资本监管的顺周期影响。在经济萧条期,对银行要求更高的存款保险费,并通过移动平均的存款保险合同安排,监管者可以要求银行较少的资本调整。当然,存款保险费的上升会造成存款的下降(通过较低的存款数来支付较低的存款保险费用),也会造成贷款供给的下降,但这种安排带来的亲周期影响要比仅存在资本监管情况下要小得多。
中国银行业逆经济周期监管实践
坚持以风险监管为本
银监会成立以来始终坚持审慎有效的微观监管原则,重点关注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公司治理、资本充足率、大额风险暴露、流动性、不良资产、拨备覆盖率和透明度等传统指标,做实做细“三查”等基础性工作,不断加强银行内控检查,坚持“准确分类―充足拨备―做实利润―资本充足率达标”的持续监管思路,不断要求商业银行提高贷款拔备覆盖率,提出了“风险可控,成本可算和信息充分披露”,以及“管产品、管业务、管机构和管行为”的金融创新监管原则等,使得审慎监管理念真正成为规范和指导商业银行行为的准则,对银行抵御风险能力的提高发挥了重要作用。
坚持宏观审慎的监管
在过去几年,中国经济正值高速增长时期,房地产和股票市场空前繁荣,银监会审时度势及时采取了多项审慎举措,防止银行在此期间过度积聚风险。为防止资本市场风险向银行体系的传递,严禁银行信贷资金进入股市,并严密监测用于抵押品的股权价格变动情况,始终坚持银行业体系与波动性较强的资本市场的风险有效隔离;加强资产证券化业务监管,引导银行业金融机构审慎开展资产证券化,防止房地产信贷风险通过证券化被放大;要求银行充分利用盈利水平高的契机,提足拨备,核销坏账,以丰补歉,有效防范系统性风险。并按照新的呆账核销办法,根据“账销、案存、权在”的要求,加大不良资产的核销力度。
面对经济危机的严重影响,银监会明确提出保持合理的容忍度,坚守风险底线,增强监管的科学性、灵活性、针对性和有效性;提出了“有保有压”的信贷方针,适时对有关监管规定和监管要求作出调整,加大信贷监管政策支持力度,在并购贷款、贷款展期、存贷比、信贷资产转让、贷款责任追究等十个方面进行了明确或调整;督促银行业金融机构严密防范票据风险,使新增贷款真正用于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中去;禁止部分银行放宽授信标准,对客户超额授信,要求银行及时关注企业生产经营变化;加强对贷款风险集中度的管理,努力优化贷款结构,鼓励银行在信贷产品、贷款重组、期限配置以及支持小企业和“三农”发展等方面进行金融创新。
坚决避免银行短期行为
始终重视高激励机制的科学性和合理性,积极督促银行不断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健全监督与制衡机制,正确认识和处理业绩与薪酬之间的关系,制订合理的薪酬激励机制,防止股东短期内过分追求自身利益而给高管层下达过高的经营目标,有效防范道德风险和经营风险的发生;综合考虑机构自身的发展战略、资本实力、风险管理能力和业务专长,并结合对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合理确定业绩考核指标,同时,强调将合规性、内审情况、审慎监管指标、贷款预期损失及其他风险成本因素充分体现在考核指标中,而且要赋予一定的考核权重,使当期业绩尽可能反映未来可能的损失,促进一线信贷营销人员高度关注贷款风险,也使审贷人员更加重视风险控制,避免以长期风险为代价的短期行为。
更好地运用逆周期监管的保障
完善风险预警体系
确定逆周期是普通的经济周期还是资产价格周期,依据不同的周期采取不同的方法。依据的周期不同,需要解决的问题也不同。在实践中,关键是要做到确定周期的主体明确、信息准确、指标灵敏、处置有效,将预警信号与监管行为联系在一起,提高预警信号对监管实践的指导作用。
完善宏微观部门的协调机制
银行监管部门要加强与宏观经济调控部门的沟通,统一各部门的判断和认识,降低部门判断的差异,避免可能导致实行的不同政策在目标上的冲突。同时为建立更加科学合理的贷款损失拨备制度,还需要加强与税务部门之间的协调,争取对贷款损失拨备的会计税收处理政策,有利于建立审慎的拨备体系,例如对拨备的税收处理可以给予一定的优惠,以便鼓励银行及时足额地提取专项准备,以及核销坏账。
完善独立的监管体系
完善基于明晰规则的立即干预措施,当银行行为不符合监管规定,监管机构应自动采取相应的干预和处罚措施,从而避免政治干预和监管宽容。同时,进一步提高监管决策、行为和结果的透明度,将监管置于公众监督之下,提高监管的独立性和权威性。
加强国际监管合作
金融机构和金融制度已成为全球金融一体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在国家层面加强宏观和微观的监管合作,以稳定全球金融。但由于各国所面临的情况不同,在逆周期监管问题上的主张也必然会有差异,因此国家间的争执与博弈在所难免。应充分利用巴塞尔委员会和金融稳定委员会成员的优势,参与国际逆周期监管统一标准的制订,发出符合中国银行业发展实际的政策声音,尽快清除法律障碍以促进合作,创建更多信息共享平台,提高监管政策的有效性。
不断提高监管人员素质
关键词：新欧洲；经济危机；FDI；启示
中图分类号：F1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94(2009)10-0029-05 收稿日期：2009-05-13
随着20世纪90年代中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巨变，其经济开始不同程度地向私有化和市场经济过渡，并逐步走上欧盟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道路，社会经济取得飞速发展，被誉为“崛起的新欧洲”。但是2008年下半年以来，全球金融危机通过出口萎缩和信贷紧缩严重打击了新欧洲国家经济的发展，多数国家货币加速贬值，短期外债违约风险持续上升，国内资产价格急速下降。曾经广受赞誉的“高出口、高外资、高举债”的新欧洲经济发展模式开始受到质疑。过度的贸易开放、无保留的融入泛欧洲供应链、与国际资本市场完全接轨以及根据加入欧盟的程序实施激进的经济改革方案等等都导致新欧洲国家在面临外部冲击时，既无本土市场作为后盾。也没有对银行体系和资本市场的有效监控为保障，其宏观政策的实施还受制于欧盟的约束，政府对经济崩盘式的下滑束手无策。由于新欧洲国家在对外开放的政策导向和路径选择上同包括我国在内的一些新兴经济体具有相似性②，因此，本文从FDI角度入手，分析新欧洲国家的开放进程和危机成因，探讨其对新兴经济体开放的相关启示，对于我国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
一、新欧洲国家开放的进程
对于新欧洲国家而言，无论是在其私有化进程或是融入地区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外国资本尤其是外国直接投资(FDI)毋庸质疑是推动其经济发展最为活跃的因素。总体而言，外资进入这些国家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至2002年前后的私有化高峰阶段，FDI增长迅猛。这一阶段，新欧洲国家迅速确定了由传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发展方向，采取了以私有化为核心的一系列改革措施。由于国内经济总量和自有资金有限，FDI成为了其转型时期最现实的投资资金。引资规模最大的国家如波兰、匈牙利、捷克共和国也正是私有化程度最高的国家。截至2000年底，上述三国FDI存量分别比1990年时增加313、186和204倍(见表1)。第二阶段是2002～2003年的私有化尾声阶段，FDI有所下降。受世界经济运行情况以及部分国家私有化改革接近尾声的影响，2003年流入该地区的FDI规模环比下降41.4％，其中捷克共和国、斯洛伐克以及立陶宛下降幅度均超过70％。第三阶段是2004～2007年的入盟阶段，FDI达到峰值。包括匈牙利、波兰在内的lO个中东欧国家分别于2004年和2007年加入欧盟。与欧盟统一大市场的接轨增强了这些国家对全球FDI的吸引力，中东欧地区甚至一度取代亚洲成为吸引外资最多的新兴市场。截至2007年底，欧盟10名新成员的FDI存量达到5308亿美元，FDI存量占国内生产总值的平均值超过50％，其中保加利亚超过92％，爱沙尼亚78％，匈牙利70％(见表1)。第四阶段是2008年以来的危机阶段，FDI增速放缓。受世界经济放缓及自身经济恶化的影响，新欧洲地区FDI增速放缓，部分国家甚至出现负增长，如2008年匈牙利、波兰的FDI降幅分别达到39.5％和7.7％。2009年，这一地区的投资规模还将进一步缩水。
从FDI来源国看，由于地缘优势和历史宗教传统等原因，来自欧盟15国的FDI一直在新欧洲国家居主导地位。2004年，德国和挪威两国占这一地区FDI存量的40％，奥地利、法国、意大利紧随其后。除上述传统的欧洲国家以外，日本、韩国、美国等地的企业将新欧洲国家作为进入欧洲统一市场的跳板，加大了对这一地区的投资，如2007年，AIG以15亿美元收购保加利亚电信。在引资排名方面，从20世纪90年早期开始，波兰、捷克共和国、匈牙利名列前茅。到了后期，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FDI流入量保持高速增长。2007年，仅波兰、罗马尼亚、捷克共和国和保加利亚四国的FDI就占这一地区当年FDI流量的3／4。
从FDI产业分布来看，新欧洲国家凭借其廉价的熟练劳动力、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以及日趋完善的投资环境逐渐成为跨国企业特别是生产制造商的理想投资地，在产业的分布上主要集中于传统的汽车产业和新兴的电子制造业，金融、服务外包等服务行业也逐渐成为投资热点。以汽车工业为例，从20世纪90年初期开始，西欧多家跨国公司陆续在匈牙利、波兰以及捷克共和国等地开设生产线。到2005年，该地区1／10的FDI存量集中在上述三国的汽车行业。随着大众、菲亚特、标致、起亚等公司在中东欧地区设厂，汽车零部件供应商、下游配套商相继进入，形成强大的产业集群，这一地区的汽车产出从2000到2007年翻了一番。除此之外，伴随着私有化和人盟进程的加快，以金融、产品研发为代表的领域开始受到FDI关注，特别是IT后台支持和客户服务支持等外包项目蓬勃发展。如2007年8月，汇丰银行在捷克共和国建立客户支持中心，同年德州仪器又在捷克首都布拉格建立客户支持中心。
二、新欧洲危机爆发及成因分析
私有化和入盟进程为新欧洲国家打开了吸引外资的大门，使其获得了充足的发展资金与广阔的市场空间，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瞩目的成绩。然而，2008年底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让新欧洲国家曾经成功的改革开放模式广受质疑，促进过去10余年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变成未来发展的障碍，其开放模式的固有弊端彻底暴露，归纳起来，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经济体总量较小，外资依赖过度
新欧洲国家普遍存在人口较少、储蓄率较低等实体经济的内在不足。因此，外资成为推动其私有化进程和促成经济发展最为现实的力量。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大量的外资开始涌入这些国家，FDI流入量占全社会固定资产的比例大幅提升(见表2)。在表2所示的三个时间段中，新欧洲10国FDI流量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比例呈上升趋势，均值依次为10.93％、20.18％和25.33％。在90年代前期，该比例超过20％的仅有3个国家，到2002年后，则
增至6个，其中保加利亚接近60％。高外资的发展模式导致不少中东欧国家对跨国公司投资和决策的依赖性增加，政府对本国经济的自和控制力进一步下降。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外资抽逃和欧盟市场萎缩，使得这些国家失去了经济增长所需的资本动力和市场拉力，经济出现大幅下滑。2008年，匈牙利国内生产总值仅增长0.3％，失业率高达8％。有专家估计，外资突然撤走将使得今年新欧洲的经济产值暴跌10％。
(二)经济结构不合理，产业集中度过高
目前。新欧洲国家已经成为泛欧洲乃至全球供应链的一部分，但是过高的外向型产业集中度，使其深受全球性危机之害。一方面，危机前，马太效应导致经济资源逐步流向效益较好的外向型部门，国民经济发展极其不平衡，工业部门之间尤其是以外资占多数的现代工业与传统产业之间差距拉大，如匈牙利外资居多的9个部门占据其全国工业部门销售额的半数以上。另一方面，这些国家产业融合度最高的消费电子和汽车行业恰恰也是具有高度周期性的行业，当产业发展跌入低谷或者遭遇危机时，经济将遭受重创。虽然从理论上讲，金融危机蔓延将迫使跨国生产制造商削减成本，整合资源，把制造环节保留在具有大量廉价劳动力的中东欧国家。然而，实际上迫于国内压力，这些跨国巨头不得不收缩海外生产线，纷纷撤资或停产。这直接导致新欧洲国家实体经济受到巨大冲击。
(三)出口结构单一，外贸依存度过高
新欧洲国家依附式出口型经济增长模式导致这一地区外贸依存度长期居高不下。其中，捷克共和国、匈牙利和斯洛伐克的出口甚至占到其GDP的80％～90％，连最低的波兰也略高于40％。同时，新欧洲国家的出口结构存在两个问题，使其出口增长乏力，无法应对经济周期转变。一是出口商品结构单一。截至2008年末，交通运输设备占中东欧国家所有出口的50％以及全部工业增加值的10％。二是出口目标市场单一。这些国家的出口经济高度依赖于其他欧洲国家贸易。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公布数据，2006年，斯洛伐克向欧盟成员的商品出口产值比重为86.8％、捷克85.6％、匈牙利79.2％、波兰79％。因此，面对全球经济衰退、外部需求萎缩，特别是2008年下半年以来商品价格出现暴跌，新欧洲国家的商品出口遭受沉重打击，贸易收支失衡加剧，集体陷入出口危机。
(四)银行控制权丧失，金融安全缺乏保障
在20世纪90年代初，中东欧国家开始对银行体系进行改革，并借助外资参与国有银行改造。向外国战略投资者转让银行股权。入盟之后，银行私有化的进程提速，西欧银行大举入驻中东欧地区，通过收购当地银行作为贷款的窗口，这使得外资对新欧洲国家的金融市场乃至实体经济的主导作用越来越明显。根据穆迪评级，意大利、奥地利、瑞典等国的银行甚至拥有这些国家银行股份的80％左右，其中斯洛文尼亚、爱沙尼亚的银行系统几乎完全由外国银行控制(见表3)。在这一过程中，新欧洲国家没有针对可能出现的风险设计审慎的防范措施，银行控制权旁落，国家银行融资功能丧失。危机发生后，全球去杠杆化的过程让这些国家进入全面信贷收缩，外资出逃现象严重。国际金融协会预计，2009年，流入欧洲新兴国家的投资资金将从2008年的2540亿美元剧减到300亿美元，西方银行还将从东欧国家撤出约610亿美元资金。与此同时，由于欧盟内投资国对新欧洲银行业的巨额投资失败，新欧洲银行业的问题还将波及欧盟15国。比如，奥地利银行在中东欧国家持有的资产超过其GDP的60％，瑞典和比利时为20％，意大利和希腊则在10％左右。
三、对新兴经济体开放的启示
曾经被奉为经典案例的新欧洲国家，如同许多新兴市场国家一样，期冀凭借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获得经济的腾飞和发展。然而，衰退的世界经济、动荡的全球金融以及失衡的发展模式给许多新兴市场国家惨痛的教训。因此，研究新欧洲的发展模式在危机中暴露的问题，对于如何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更加审慎有效、风险可控的利用外资极为必要。
(一)立足长远，参与全球战略性分工
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的加深，越来越多的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体融入世界经济，成为国际生产体系的组成部分。新欧洲国家凭借其廉价的熟练劳动力、便利的地理位置以及传统的工业基础，成为全球FDI的理想流入地。然而，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导致各国在产业链分工上获取的利益不均衡。正如众多新兴经济体一样，多数新欧洲国家只能从事全球生产链中附加值较低、技术含量不高的中低端环节，被动的参与国际生产网络；在产业的选取上，也多是参与周期性较强的电子设备、汽车等产业分工，产品结构较为单一。以出口为基本导向、以外资为根本动力的发展模式为这些国家带来了长达10余年的高速增长，但同时也隐藏了经济结构失衡和对外依赖严重等问题。实践表明，对于多数的新兴市场国家而言，在参与国际分工，有序承接国际产业转移之时，要加强战略规划，适时进行经济结构调整，促成产业升级；同时，应避免过度依赖高周期性的行业，实施产业多元化转型，大力发展服务业，不断培育自身的核心竞争力。
(二)以我为主。发挥国家的主导调控作用
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一直主导着新欧洲国家经济转轨以及入盟的经济政策调整过程。这些国家普遍认为正是由于原有经济制度不如西欧，才导致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与同处欧洲大陆的邻国相距甚远。在这种思想的推动下，许多国家完全否定和摒弃原有经济制度，全面模仿和复制西欧的制度和政策。政府对经济改革和社会发展采取放任的态度，不加选择的仓促进行市场开放和内部改革，简单认为搞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就能尽享全球化带来的好处，很快弥合与西欧国家在发展水平上的差距。其广泛推行新自由主义的结果是贸易赤字逐年加大，外资控制国内战略性经济部门，政府决策对国民经济的主导权逐步丧失。在国家职能不健全的情况下，冒然进入全球化会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崔宏伟，2002)，特别在经济危机的冲击下，可能还会引发更加严重的经济社会连锁反应。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必须高度重视政府在改革和开放过程中的宏观管理和协调作用，有效保护涉及国家经济安全的特定经济体利益，严格监管跨境资本流动所带来的系统性风险，充分保证国家经济安全和开放效益最大化。
(三)内外兼修，注重培育民族产业的竞争力
全球化让民族经济、民族产业的概念日益模糊，外资的作用被片面夸大。新欧洲国家囿于国内资源和内部市场等原因，其经济发展完全建立在对外贸易的基础之上。在马太效应的推动下，资源逐步流向效益较好的外贸部门和跨国公司，而国内生产部门进一步萎缩。对国内民族产业的长期忽视使得国内竞争性产业和竞争性产品缺失，国内企业无法与外资抗衡，外资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导致国家利益得不到有效维护。此次危机是这些国家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的一次集中释放，是由外部危机和内部失衡引发的系统性危机。因此，发展中国家要重视民族产业的发展，通过加强科技创新和自主研发能力，支持技术进步和自有品牌建设等方式，增强民族产业的生产效率以及对关键市场的控制能力，并在此基础上培育有国际竞争力的生产部门，实现本土产业经济的科学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危机；公允价值；顺经济周期；副作用；启示
公允价值会计计量的产生源自经济环境的不稳定性和经济虚拟化带来的不确定性，2006年我国的新会计准则体系中，金融工具、债务重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等17项具体准则中，按国际会计准则引入了公允价值会计计量概念。新准则明确地将公允价值作为会计计量属性之一，改变了我国以历史成本作为单一会计计量属性的传统。公允价值会计计量在国际范围的推行虽然几经波折，但一直被认为是会计计量的发展方向。而2008年爆发的美国金融危机暴露了其顺经济周期效应，一些金融业人士将矛头指向美国会计准则，认为公允价值会计准则夸大了次债产品的损失，放大了次贷危机的深度和广度，对加重危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副作用，公允价值一度成为了众矢之的[1]。公允价值是否已经不适应时代要求，是否需要新的会计计量方式代替公允价值计量，我国正在推行的公允价值会计是否应该止步等等一系列问题成了我们亟待解决的课题。
一、公允价值顺经济周期与金融危机的关系分析
（一）公允价值计量的涵义
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在2006年正式《财务会计准则公告第157号――公允价值计量》，根据公告，公允价值是指在计量日，在市场参与者之间进行的有序交易中，销售一项资产所能获得或转移一项负债所需支付的价格。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B）认为公允价值是指在公平交易中，熟悉情况的当事人自愿据以进行资产交换或者负债清偿的金额。公允价值估价的确认依据有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交易价格，指在活跃市场上存在相同的资产或负债报价时，使用该报价对公允价值进行估价。第二层次是类似资产报价，指活跃市场上虽然没有相同但有相似资产或负债的价格信息，根据相似资产或负债价格确认估价。第三层次是模型定价技术，指市场上不存在关于资产或负债可观察到的相关信息时，应用本层次的定价方法估价，包括矩阵定价法、现值技术等[2]。可见，以活跃市场报价确定公允价值能反映金融资产的真实价值，符合公允价值的经济实质，也具有可操作性。但是，在市场发生突变时，例如由于金融危机导致市场信心丧失，出现恐慌性“贱卖”资产的时候，资产卖方处于非理性状态下，其交易地位很难与交易对手保持平等。此时，市场报价类似于资产快速变现时的“清算价格”，不符合“持续经营”的会计假设前提，市场报价就不再是确定公允价值估价的最优选择。
（二）公允价值顺经济周期对金融危机的加剧作用机制
从经济发展周期角度来看，随行就市的公允价值会计助长了经济周期性的波动。法国银行联合会曾警告说，公允价值计量在泡沫时期可以增强幸福感，在危机时期会使恐慌情绪不断放大升级。尤其在经济周期中的特殊阶段或者临界拐点处，其有显著放大作用。公允价值会计使资产负债表的扩张或者收缩速度明显加快，从而促使泡沫膨胀或萧条加剧。
在本轮金融危机中，公允价值会计的顺经济周期效应加剧了金融危机的深度和广度。从理论上说，在一个信息对称且市场有效的环境中，会计信息不会对市场产生任何影响。但是，现实的金融市场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投资者也并非完全理性，市场常常受心理、情绪等行为因素影响。在信息传递的过程中，公允价值会计已成为一个市场趋势的追随者。在金融危机中，会计信息完全可能引发市场恐慌气氛，短期内引发市场大幅波动，对金融市场造成致命的冲击。美国金融危机爆发过程中，60名国会议员联名写信给美国证监会，要求暂停使用公允价值计量。他们认为，失灵的市场常常意味着没有什么价格可以让银行作为基准来“盯住”，如果银行不必按市值给其资产定价的话，金融危机就会消退。这种说法虽然不一定符合事实，有其片面性，但一定程度上却说明在有限理性的市场中，公允价值会计信息可能存在很大的负效应。
金融危机中涉及的主要产品为场外产品，既缺乏活跃的市场价格，也缺乏相关产品价格。根据公允价值会计规定，不具第一层次与第二层次的价格信息，可以根据模型来定价。然而，当某一金融机构出现危机，需要卖出相关资产，由于缺乏相应活跃市场，通常采用拍卖的方式。而一旦拍卖价出来，就为同类资产提供了参考价。而根据谨慎性原则和公允价值会计准则，企业须在报表中迅速反映，相应计提大量的减值准备。这样账面遭受巨额损失，又降低了金融机构的资本充足率。为了达到监管的要求，他们不得不收缩信贷规模并在短期内加大资产抛售，进而又对金融工具的市场价格带来新的下降压力[3]。面对天文数字般的账面损失，投资者的预期被降低，纷纷抛售手中的债券，导致金融产品的市场价格新一轮的下跌，企业也被迫再次确认减值损失。如此往复，便陷入了“价格下跌--资产降低--预期下降--恐慌性抛售--价格进一步下跌”的恶性循环，金融产品和投资者信心均因此而螺旋式下降。次贷危机也随着资产价格和投资者信心的下降恶化成全球性金融危机，最终演变成经济危机。
（三）金融危机中显现的公允价值会计的优势
公允价值会计准则加强了财务信息的透明性，特别是在经济下滑期间公允价值的信息更为重要，取消公允价值只会打击投资者的信心，并带来更大的不稳定性。虽然公允价值会计在金融危机的蔓延中充当了“催化剂”，“助推器”作用，金融危机中也暴露了公允价值计量的一些弊端，但不能因此而放弃公允价值计量方式，公允价值会计计量仍然是未来会计计量方式的发展方向，它的优势仍不可埋没。
首先，公允价值会计更好的坚持了会计计量的相关性原则，能够即时反映企业存在的风险。对金融工具采用公允价值计量可以有效地避免和减少金融机构及其交易人员故意掩盖投资过程中的成败得失。如果金融产品的市场价格已下降，根据公允价值会计准则，会计报表中披露的是当前市场价格而非成本价格。在金融危机中，公允价值会计计量迅速的反映了金融产品市价下跌的事实，向市场传达了泡沫和危机存在的信息。其次，公允价值会计计量更好的适应金融创新的需要[4]。衍生金融工具的杠杆性特征使得其交易只需要很少的甚至不需要初始净投资，历史成本计量对其无能为力，只有公允价值才能对其进行准确的确认和计量，而且新的金融产品的成本用历史成本也无法衡量，因此用公允价值对新兴金融产品进行估价，使得金融创新有了可靠地计量依据。
二、危机中公允价值会计顺经济周期的矫正
公允价值会计确实在金融危机中有一定的副作用，但绝不是金融危机的根源所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最新发表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global Financial Stability Report)对于这一问题也给出了答案。报告指出，如果市场的透明度高，参与者能够及时得知财务状况的情况下，较高的公允价值波动性不一定会带来问题，所以说归根结底金融危机的产生主要是市场的透明度不高，信息不对称现象严重等问题所造成的。相比其他计量属性来说，公允价值仍然是目前更优选择。但金融危机的爆发也是对它的一场考验，说明其在运用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修改完善。我国的公允价值会计计量应根据市场发展状况继续完善推行，不断提高会计信息披露的可靠性和相关性。
市场与会计准则本身就是一个相互影响的过程，一个更相关和适合的会计准则能更好地促进经济的发展，市场运行过程中与之出现的各种摩擦反过来又促使准则的反思和完善。金融危机发生后，为加强市场约束和促进金融稳定，削弱公允价值会计在危机中顺周期效应，各国开始采取措施修订和改善公允价值会计准则的框架。
2008年9月，针对非活跃与非理性市场情况，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了采用公允价值会计处理方式的指导意见。该指导意见要求企业在为资产确定其公允价值时，如果该类资产缺乏活跃的公开市场交易，则可以通过内部定价，包括合理的主观判断来确定其公允价值。这意味着SEC允许公司可以更大程度运用合理判断来确定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2008年10月，IASB也宣布修改会计准则相关条款，允许会计主体在异常情况下可以对非衍生金融资产重新分类。对债券资产的重新分类意味着如果公司有意愿且有能力持有到期，可以按分类当天的市价入账，而不必随波动的市值计算浮动盈亏。IASB和FASB在2008年底分别在伦敦、诺沃克和东京召开了三轮圆桌会议，会议围绕金融资产减值、公允价值的选择权、公允价值计量以及相关披露问题展开了讨论，并识别出关于公允价值计量中哪些是趋同项目需要立即进行调整，哪些需要留作长期项目的一部分[5]。国际IMF在《全球金融稳定报告》中也指出，公允价值计量应采取诸如改进估值技术、采用频率高的简短报告，提供有的放矢的风险披露等手段进一步改进公允价值会计准则。2009年4月FASB投票决定放宽按公允价值计价的会计准则，金融机构在使用公允价值方法对金融资产进行估值时，可拥有更大的自主判断空间。允许金融机构在证明市场不流动价格不正常的情况下，用其他合理的价格估算方法来估算自己的资产价格。从而使这部分资产不至于因为股价模型导致的价格偏低而造成过多的资产减记。FASB同时表示，如果一家机构认为自己持有的资产只有在资产到期后才会出售，而不会用作交易来投机，那就不需要根据“非暂时性损失”原则来进行减记。这样在金融危机中价格大跌之时，银行可以通过认定部分资产为持有至到期资产，而避免用市值计价，以避免大规模减记的发生。
三、目前我国采用公允价值会计计量的约束条件分析
（一）市场环境尚不成熟健全
公允价值计量属性的引入，解决了我国会计计量中资产、负债由于采用历史成本计量所导致的账面价值与实际价值背离，会计信息缺乏决策相关性的问题。然而该计量属性应用的前提是存在较为成熟的资本市场。近几年我国经济虽取得了飞速发展，然而市场化程度不高，公平的交易环境尚在建立和完善的过程中。二级市场发展相对落后，流动性较差、监管存在诸多漏洞，基于其市场信息获取公允价值的可靠性相对较低，对绝大多数资产和负债而言，很难找到可以观察到的市场价格。盲目推行公允价值会计不但难以达到公允，反而可能导致会计信息在丧失可靠性的前提下，也丧失了决策相关性。
（二）高素质会计人员匮乏
公允价值会计要求会计人员不但要精通会计，还应熟练掌握计算机、财务管理、金融等相关知识。我国目前的会计从业人员的职业素质参差不齐，大多数会计人员仅仅停留在熟练地进行账务处理这一层次。在新准则体系下的财务人员不但是报表的编制者，还应该是合格的评估师。新准则的推行和公允价值的应用赋予会计人员更宽泛的职业判断空间，增加了会计人员基于自身经济利益或迫于企业管理层压力而违背诚信原则的可能性，客观或主观的影响公允价值会计的可靠性和相关性。
（三）公允价值计量理论模型可操作性差
根据新会计准则的规定，公允价值可依次根据活跃市场价格、同类或类似资产的活跃市场价格或估价技术评估来确定，即公允价值的确定，除受人为因素影响外，主要受制于市场的活跃程度与估计技术水平的高低。对于缺乏相关市场价格的资产和负债，确定其公允价值需要依赖于第三层次的方法进行计算。但是，对于风险特定相似的金融工具，估价模型计算出的公允价值有可能产生较大差异。如果不同机构根据不同的假设使用不同的模型，其公允价值及对损益账户的影响在不同机构之间可能不可比，并且为管理层留下很大的操纵空间，与公允价值会计的目标相违背。对于外部审计、评级机构及监管机构来说，证实通过模型获得的公允价值是否可靠将极其富挑战性。花旗银行2007年在估计金融工具的公允价值时使用了800多个估价模型。随着金融工具日益多元化，确定公允价值过程中隐含的不确定性定也越来越多【6】。我国普遍采用的将未来现金流折现的方法，公允价值根据未来各期的现金流量，折现率和折现期计算，这三个因素在判断时都存在较大的弹性，难以保证其估计结果的合理性。
（四）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
要有效运用公允价值会计计量必须消除操作过程中的人为操纵问题。目前，我国上市公司仍存在严重的“内部人控制”的问题，“内部人”为了实现其自身的利益，利用“内部人控制”进行上市公司与其大股东之间不正常的关联方交易，公允价值会计计量成了关联方之间随意制定价格的工具。在粉饰经营业绩报告、伪造盈利的行为中，上市公司会在资本市场中利用债务重组、资产置换、投资行为调节利润，使其公司瞬间扭亏为盈。这些行为极大地扰乱了资本市场的秩序，违背了推行公允价值会计计量的初衷。
四、后危机时期完善我国公允价值会计的对策建议
从长远上看，公允价值会计能较好的反映企业的市场价值和盈利能力，体现会计信息质量可靠性与相关性的统一，促进我国会计准则与国际准则之间的协调。应借鉴国际经验，做到未雨绸缪，最大限度的降低公允价值会计计量的顺经济周期效应，缓和危机发生时对我国经济体系的冲击。
（一）健全公允价值计量的市场环境
积极培育各类资产市场，建立健全健康、有序而又丰富、活跃的市场体系是实施公允价值计量的基础和重要保障。公允价值的可靠性问题一直是公允价值计量的最大弊端，市场环境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公允价值会计计量时可获得相关价格信息的充分性和计量结果的可比性，最终影响到公允价值的可靠性。我国应继续推进市场化改革，加强政策扶持，建立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完善资本市场结构，丰富资本市场产品，拓宽资本市场的广度和深度。只有建立更有效的活跃的资本市场，才能为各层次尤其是第二三层次的公允价值估价提供环境保障。
（二）审慎运用，建立非常时期应急竞争机制
公允价值会计计量在我国会计准则中的运用还处于初期阶段，所产生诸多的经济后果还还未完全显现，因此应当采取措施防患于未然。通过这次金融危机可以看到，对于公允价值会计计量，即使是曾经运用得游刃有余的西方国家，在危机中也还是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无论是国际会计准则体系还是美国会计准则体系，公允价值所涉及的重要概念以及许多实际重大问题还没有得到完全解决，并且它的实施确实会对银行业乃至整个金融体系产生重大影响和冲击。我国在推行公允价值时，必须加强对其认识，在与国际上关于会计计量的理论、实务和准则规范的发展趋势接轨的同时，还应充分考虑我国具体国情，研究市场经济状况以及会计计量实务中存在的问题，建立应对非常时期下的应急竞争机制，在类似金融危机的非常事件发生时，使资产负债表泡沫不致因公允价值的顺经济周期作用而被放大，维护市场信心和稳定参与主体情绪。
（三）建立独立的第三方公允价值评估
我国的资产评估业经过十多年发展，执业标准和管理制度不断完善，业务领域和服务对象不断扩大，社会监督作用不断加强。对公允价值会计实施独立的第三方评估能够为公允价值计量的客观真实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持，可以有效解决不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造成的“内部人控制”问题。资产评估所确定的价值通常能够真实地反映企业资本保全状态，能够从计量单位与计量属性两方面完善会计的配比原则，真实反映企业的价值，能够合理反映企业的资产状况，提高财务信息的相关性可以更有效地提供会计信息。
首先，资产评估是一种专业活动，从事评估业务的机构应由一定数量和不同类型的专家和专业人士组成，评估活动专业化。评估机构及其评估人员对资产价值的估计判断，都是建立在专业技术知识和经验的基础之上，所作估价是一种专业判断，只要误差在一定范围内，都可认为是市场均衡价格的反映。
其次，第三方公允价值评估的独立属性提高了评估意见的公正性。独立性是资产评估的基本特征，也是资产评估的灵魂。独立性原则使资产评估师免于利益冲突，从而奠定正直与客观的执业基础。因为是与公允价值评估没有利害关系的第三者，评估活动服务于资产业务的需要，而不服务于资产业务当事人任何一方的需要。既保证了评估的公允性，又起到了监督作用。
（四）加强对公允价值会计信息披露的监管
公允价值会计在我国的运用还处于起步阶段，公允价值会计准则的框架还不完善，公允价值计量的经济环境和市场条件还不成熟，所以公允价值会计计量的认为操作空间较大，必须对公允价值的运用应持适度、谨慎的态度。在公允价值计量的信息披露方面，应要求会计主体增加对公允价值信息的表外披露，包括公允价值是如何确定的，所用估值方法预计存在的变动、所用模型的假设、导致价格变动的原因以及风险披露[7]。加强对公允价值会计信息披露的监管，从制度监管等外部环境上保障公允价值准则计量的可靠性，有利于保证公允价值会计的合理使用，保障其在我国的有序推行。
（五）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培养高素质会计人才
继续深化体制改革，实现彻底的政企分开，让企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竞争主体。建立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真正纳入到法律框架内，严格依照《公司法》的要求规范运作。借鉴国际通行做法，对《公司法》中有关公司运营的具体规则进行完善和修订，使其更臻完善。公司组织体制和领导体制，要严格按《公司法》运行，要完善董事会的组成和董事的行为规则，包括健全董事会的组成规则、完善董事会的产生规则、推动董事会运营的合理化，尤其是要强化董事会的监督职能等。三是监事会的监督必须到位，这包括加强监事会的组织、充实监事会的职权，切实发挥监事会的作用。在国家法律、法规范围之内，公司董事会职权内决策事项，政府不进行干预和审批。
通过多途径引进和培养高素质的复合型会计人才。在加强对现有会计从业人员的再培训再教育的同时，改革高校教育方式，为未来培育符合现实需要的创新复合型人才。或者从国外发达国家引进相关人才，直接借鉴引用发达国家的经验和技术。
参考文献
[1]夏雪,张孝友.会计公允价值计量问题研究[J].现代会计,2009(3):12-16.
[2]李金秀.暂停抑或修订公允价值计量――基于次贷危机讨论[J].财会通讯,2009(9):73-76.
[3]章承涛,陆丽琴.金融危机下的公允价值研究[J].管理观察,2009(5):186-187.
[4]宋文秀.金融危机下对公允价值的再认识[J].财会研究,2009(12):37-39.
[5]李杏梅.在金融危机中审视公允价值[J].商场现代化,2009(5):324-325.
[6]周英.金融危机引发的公允价值之争及其最新发展趋势[J].会计研究,2009(6):21-25.
[7]张妍,何玉润.金融危机下的公允价值:美国的经验、教训及其借鉴[J].会计之友,2009(6):74-76.
作者简介:
[关键词] 中波周期 短波周期 主动城市化 结构转型
中图分类号:F1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369(2010)2-0001-12
背景分析和理论回顾
金融风暴冲击下的世界经济处于前所未有的困境。2009年前三个季度,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 分别同比下降了3.3%、3.8%和2.6%,失业率从2008年初开始一直呈上升趋势,其中在2009年 第二季度最为严重,4月份超过600万人,6月份更是达到了690万人。美国金融机构也陷入困 境,2008年9月15日雷曼兄弟宣布破产,道琼斯指数同日下跌504点;9月29日下跌777点,居 美国证券史跌幅榜之首。在世界性金融危机冲击下,中国经济也遭遇了自改革开放以来最严 重的危机和考验。作为经济晴雨表的中国证券市场,上证综指自危机前的6124点飞 流直下,跌至2008年10月前后的1664点。
这场全球危机的罪魁似乎是次贷危机,但根本原因在于支撑欧美经济体发展的科技动力日渐 式微,是全球经济进入长波下滑阶段的必然结果。中国作为技术追赶型国家,技术进步还有 很大空间,产业结构升级和城市化仍然有较长的路要走,因此并不存在长波周期下行的压力 。但全球范围内的中波周期衰退和中国经济的结构转型相互叠加,从而加剧了中国经济的调 整力度。
理论及投资界关注的周期分别有存货周期、产能周期、建筑周期和技术进步的周期。基钦发 现了基于存货调整的周期性变化,二战以后的经验研究表明,短波周期的平均长度为40个月 ,其上升阶段比较明显,而顶部及下降阶段则不明显,往往受到所处中波周期大背景的影响 。然而,过去对短波周期的观察可能受到了中波周期的干扰,实际的短波周期可能更短。法 国经济学家朱格拉基于银行贷款、利率和物价的统计资料,研究了英、法、美等国家工业设 备投资的变动情况,发现了9―10年的周期波动。这就是中波周期,也称设备投资循环,马 克思在其《资本论》里详细论述了设备周期。熊彼特认为中波周期反应了经济在特定技术和 制度 环境下的“自然兴衰”。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兹认为经济中存在长度为15―25年不等的长期 波 动。这种波动在美国的许多经济活动中,尤其是建筑业中表现得特别明显,所以库兹涅茨周 期也称为建筑业周期。前苏联经济学家尼古拉•康德拉季耶夫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产业革命 以来,全球经济周期非常有规律,基本上每过五六十年就有一个长周期:前面三四十年经济 增长速度较快,后面二三十年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注:刘崇仪.经济周期论.人民出版 社,2006]从早期经验来看,长波周期的长度为30 ―50年。如果技术革命加速,制度灵活性越来越大的话,长波周期则有变短的趋势。
对后危机时代我国的经济形势认识存在较大分歧。国家信息中心认为,2010年对全球经济复 苏是极其关键的一年,也是真正考验各国政府宏观调控智慧的挑战年。影响全球经济复苏的 三个主要因素是宽松政策的退出、部分国家财政危机演化和美元走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 MF)发表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测2010年将增长3.1%。但复苏将是缓慢的,因为金融体 系目前仍处于受损状态,公共政策提供的支持将逐步减小,一些经济体还将面临高失业率。 巴曙松认为我国经济将进入一个十分重要的结构转型和政策调整期。[注:巴曙松.2010 年我国经济走势的三条主线.半月谈,2010(3)]继2008年的危机和20 09年的刺激之后,势必留下很多后遗症,2010年正是清理后遗症的年份,问题不断,但终将 在发展中解决,经济增速难以超越9%,但经济增长的质量有所提高。[注:孙建波.在过渡中寻找突破.广发基金2010年宏观策略报告,2010-01]从各大投行对2010年 经济增长的预测来看,在9%―11%之间都有分布,充分体现了对2010年的分歧之大。
经济发展模式的过渡:步入主动城市化阶段
2009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以扩大内需特别是增加居民消费需求为重点,以稳 步推进城镇化为依托,优化产业结构,努力使经济结构调整取得明显进展。调结构并不仅仅 是经济矛盾加剧之后的被动选择,更是我国迎接主动城市化阶段的战略举措。
过去30年的城市化是工业化推动下的被动城市化。我国借助高效率的工业用地审批制度快速 承接了全球加工制造业的转移,出口导向发展战略获得了极大成功。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 业生产率的提高和工业化的发展,我国城镇人口比重从1978年的17.92%上升到2008年的45 . 68%。特别是1995年以来,城市化加速,城镇人口比重从29.04%起步,年均增长1.28%。主 动 工业化的典型特征是重工业的增速高于工业整体,尽管我们只有2000年以来的数据,但过去 的经验表明重化工业发展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主基调。
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转型是一个重要的历史命题。从国际经济学的视角来看,中国成为“世 界工厂”表明中国已经走过了初级的出口导向阶段,目前正处于进口替代的中后期阶段,未 来的发展目标是要完成进口替展阶段并形成具有自主技术优势的“技术溢价”型出口导 向 产业。从发展经济学的视角来看,工业发展进入进口替代中后期阶段的典型特征是重工业化 基本达到顶峰,国民经济积累率也基本达到顶峰,工业化的外延式扩张基本达到了一个临界 点,工业化推动的被动城市化动力开始弱化。
主动城市化是工业化完成外延式扩张之后的必然趋势,而其基础正是农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夯实三农发展基础”,没有农业的发展,农民就不可能从土地 上 解放出来,农民工也难以成为真正的产业工人和市民。主动城市化的显性目标是要实现人口 就业结构的转型,其中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让这些农民工将逐步融入现代工业生产和城市生 活,成为真正的产业工人和市民。从区域结构来看,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唐地区的城镇人 口比重已经超过60%,而西部地区省份仅为35%左右,部分省份低于30%。我国城市化的整 体水平与区域经济结构类似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的状况。在这一城市化水平和区域经 济结构下,今后的任务是通过提高中西部地区的城市化水平,推动全国范围内的均衡城市化 。人口就业结构的升级带来的是收入结构和消费结构的升级,从而最终实现人民生活模式的 转变。我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制造业产能完全能够满足中国消费结构升级所需要的产品生产; 而正在推进的产业升级也将不断满足更高层次的消费需求。
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的1997―2007年是中国参与全球分工快速工业化的黄金十年,中国资本市 场得益于“世界工厂”演绎了波澜壮阔的行情。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重压之下,我国工 业 化进入集约化发展阶段,主动城市化势必开启中国大内需的黄金时代,中国人口结构、产业 结构、收入结构及消费结构的变迁将开启大内需的广阔市场,包括传统行业中的新应用以及 各类新兴行业。2010年正是中国向新增长模式过渡的关键年份,调结构也必然成为今年经济 增长和政策调整的关键词。
从中波周期底部向全面复苏过渡
中国经济不仅面临着增长方式转型的压力,这一压力同时与中波周期谷底相叠加,从而加大 了产能更新的难度。中波周期是反应产能变化的周期,产能变化是总供求相互作用下的扩张 、收缩及价格变化的结果,也就是马克思所强调的设备周期。2000年后全球经济迅速扩张, 在世界分工体系内,总需求和总供给空前繁荣,加之金融工具的使用,催生了生产和消费的 双重泡沫,2007年达到顶峰后破灭,在2008和2009年完成了价格体系重建和低价格均衡形成 ,体现 了一个完整的中波周期图景(图1)。而当前,全球经济包括中国经济已经在低价格均衡中 ,距离复苏阶段尚有一段距离,是从典型的中波周期底部向全面复苏过渡的阶段。
1.低价格均衡水平的形成
中波经济周期主要由四个阶段组成(图1):第一阶段是低价格均衡,包括低要素价格、低 利息、低消费。这种低价格均衡为经济复苏及繁荣打下坚实的动力基础。第二阶段是经济复 苏,表现为生产扩张及消费扩张,而且这两种扩张在低利息及杠杆作用双重影响下持续扩大 ,经济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推动各种价格不断创新高;全社会信心膨胀最终推动经济进入 高价格均衡阶段,表现为高要素价格及高消费价格,此时企业扩张的财务成本也就更高;然 而高价格均衡是难以持久的,收入分配的改革往往滞后于生产扩张,消费能力往往跟不上价 格的提高,总供求的量价均衡遇到消费约束,从而打破生产和消费量价螺旋式上升的链条。 量价向上的预期被打破之后,企业产能投资和存货投资的过剩问题也就充分暴露出来。社会 进入消费调整期;企业迅速去除存货,同时消化过剩产能,去杠杆;经济又进入新的低价格 均衡,当然这也是下一个经济周期的起点。
尽管经济危机必然导致金融不稳定,但并不是每次经济危机都伴随着金融危机。危机之下, 社会不同主体资产负债表的资产项出现系统性贬值,偿债能力受到影响,部分主体陷入破产 境地。 [注:黄旭平.公司金融中介行为形成机制与次贷危机.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9(1):53 -56]局部的破产并不足以引发金融危机,但金融衍生产品往往在范围和幅度两个层面放 大这些债务。从图1我们可以看出,本轮危机较之以往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消费者行为 成为危机的源泉之一,次级贷款的违约导致消费收缩较之历次危机更为严重;二是衍生工具 的冲击特别大,衍生产品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总需求的收缩加剧了生产领域的危机,而 衍生产品的危机则直接冲击着金融体系,生产领域和金融体系同时受到冲击则使得市场经济 的资金流受到严重影响。
全球在生产和消费领域的过度扩张乃危机之源,在实体经济中表现为制造业产能过剩和居民 消费在高位难以为继。低价格水平的均衡已在2009年初形成,并在年中稳定下来。金融体系 已经从休克的状态中有所缓和,金融在经济中的“血液循环”功能重新启动:无论是TED利 差 ,还是LIBOR-OISTED利差都从2008年第四季度的创记录高水平回落。这些迹象表明,尽管 全球经济仍然处于去产能去杠杆的调整期,但金融冲击的洪峰已经过去。
从中波周期的视角来看,当前中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已经从危机中迈进低价格水平均衡,政 府政策的使命是如何通过影响存货变化、产能调整、经济活动杠杆率和消费意愿来推动经济 走出低价格水平均衡,走向复苏。然而,可以预期的是,2000年以来全球总供求高度膨胀以 及全球分工的畸形发展,导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产能扩张结构不平衡加剧,以中国为代 表的发展中国家加工制造业产能面临长期调整的压力,而以美国为代表的消费型和财富型经 济体则面临着过渡消费的压力,世界需要重新调整生产和消费结构。
2.对全球和中国经济所处中波周期阶段的判断
2008年以来,对全球经济周期做出明确判断的有周金涛和波涛。周金涛认为全球经济进入了 新一轮长波衰退,但他对中国经济抱有乐观的态度,提出“起飞萧条”将使得中国目前面临 最 困难的局面。[注:周金涛.明年可能呈现双底.中国证券报,2008-11-11]波涛 认为,世界经济1982―2006年的平稳发展期已经结束,世界经济正进入 以“动荡”为特征、长度大约为10―20年的历史发展时期。[波涛.世界经济进入动 荡的历史新时期.中国证券报,2009-01-09]本次国际金融危机标志着新的世 界经济动荡期的开始。全球于2008年第四季度进入中波周期的底部,来自金融的压力在2008 年 下半年把中国经济迅速地推向了调整的最低点。2009年全球经济虽然还处于中波周期的底部 区域,但短波向上将是主旋律,2008年第四季度或2009年第一季度成为可以预见的绝对低点 。 [注:孙建波.主动城市化或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新引擎.上海证券报,2009-12-23]中 国的城市化水平和工业化阶段都表明经济仍有着持续发展的空间和动力,中国经济长期增长 仍有较大空间。 [注:张明之.全球金融危机与中国战略性发展机遇――基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审视.南 京政治学院学报,2009(1):46-52]
2010年将是复杂的过渡年,已经进入低价格均衡的经济很难快速走上全面复苏的轨道。全球 经济经历了2008年的危机和2009年的刺激,必然要面临很多后遗症。但总的基调是向好的, 后遗症毕竟是解决一个少一个,这就是过渡期的基本特征。我们正是要把迪拜世界债务危机 、中国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困境以及欧洲债务危机等问题放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中来解读,要清 醒地认识到,问题暴露一个就能解决一个,解决一个就少一个。从中波周期来看,已经明确 地走出底部;从短波周期来看,经历了2009年的补库存,短期缺乏大幅向上的动力,但在中 波周期向上的大背景下,短波不会表现为明显的向下,而是在当前的平台上等待社会信心的 积累,酝酿走上新台阶。一句话概括就是:中波出底,短波震荡等待走上更高平台。
3.过渡期的政策使命:稳定信心
过渡期的政策面临两难,刺激力度过大容易滋生泡沫风险,而刺激不足或退出过快则有可能 阻碍复苏进程。从中波周期底部向复苏过渡的时期,宏观政策一方面要治理危机和过度刺激 的后遗症,另一方面要致力于促进长期经济增长。在千头万绪中,政策的关键是要稳定社会 对经济健康发展的信心。
首先,要控制宽松的货币状况。从政策角度来看,2009年的货币状况是过度宽松,货币政策 制定者面临的关键问题是何时开始紧缩以及如何调整庞大的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在紧缩货 币政策时机方面,先进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面临不同的挑战。新兴经济体必须考虑外部冲击 。如果对国内需求和资产价格的担忧加大,政策制定者应考虑通过引入有助于稳定经济的审 慎宏观工具来补充通胀目标。
其次,要在保障财政可持续性的同时维持财政支持。尽管许多国家都已拥有巨额财政赤字和 日益增加的公共债务,但是,在复苏奠定坚实基础之前,必须维持财政刺激计划。如果经济 增长的下行风险转为现实,那么现行计划可能需进一步扩大或延长。一旦复苏奠定牢固基础 ,他们需承诺大规模削减赤字,并开始着手解决长期财政挑战,必须推进改革以便使公共财 政更加可持续。金融体系面临的主要挑战是持续的资产质量恶化问题。政府需逐步撤销计划 ,同时利用以市场为基础的激励机制来鼓励减少对公共支持的依赖。
进入2010年以来,在春节之前的短短一个月里,中国政府连续两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节奏 之紧凑,幅度之大,远远超过市场和全球观察家的预期。这表明货币政策的过度宽松是不可 持续的,但经济复苏的基础和信心尚未稳固,从政策的角度来看也就面临两难抉择。不过, 信心的积累是大方向,认识到这一点,政策也就能够从容一些,对中国的“提前紧缩”也就 能 多理解一些。基于此,美联储在上调贴现率之后反复强调货币政策宽松的基调没有改变。我 们认为,态度没有变,但力度肯定变了。
过渡期的中国经济展望
后危机时代,中国的复苏更是一个缓慢的结构转型和信心重建过程。
1.经济复苏节奏的基本判断
中国经政府的资源调动能力和政治号召能力是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难以比拟的。在2008年全球 金融风暴来袭之际,4万亿投资计划把中国迅速从快速下滑的趋势中拉出,2009年中国经济 实现了率先反弹,主要经济指标在第二季度出现了明显的回升。然而经济复苏却有可能需要 较长时间。原因主要有:
第一,欧美复苏是我国出口部门复苏的前提条件。尽管中国经济社会已经面临着发展模式的 转型,但不容否认,我国当前的主要制造业部门仍然是出口导向型的。对于一个出口导向型 的经济体来说,目标市场尚未完全复苏,我国何来率先复苏?因为,中国经济的坚实的复苏 必须具备一个必要条件,那就是欧美市场的先行复苏。
第二,4万亿投资势必挤压了未来投资。李嘉图等价告诉我们一个基本的道理,政府当期举 债等同于未来征税。一方面,4万亿投资所需要的财政资金形成了未来财政的压力;另一方 面,4万亿所投的项目在未来的2―3年到期后能否有民间投资接续,才是判断经济是否复苏 的关键。
第三,结构调整必然以牺牲增长率为代价。当前经济调结构已经成为共识,而调结构势必要 淘汰一些原有的产能,建设一些新的产能。新产能形成生产能力是需要周期的,而旧产能的 淘汰是立即影响当期生产的。为了未来增长的动力而进行的结构调整,也就必然对当期增长 带来压力。从这个角度来看,中波周期危机和经济结构调整的叠加决定了经济复苏的长期性 。
2.后危机时代经济形势前瞻
进入2010年,在全球经济仍然低迷的前提下,我国仍将维持适度宽松的财政货币环境,但政 策效应也将有所减弱,企业收益下滑带来的居民消费力增速下降也将逐渐显现,2009年内需 强劲增长的势头将有所降低。与内需相反,外需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将由负转正,会 部分弥补内需减弱的影响,但其拉动作用不会太大。预计2010年我国经济增速将维持2009年 的水平,经济增长不高于9%。其他宏观预测指标如表1所示。
第一,工业生产平稳运行。随着物价水平的逐渐复苏,企业经营效益继续改善,工业生产将 继续保持平稳增长态势。但由于目前全球经济复苏力度不大,企业的谨慎性预期加重,扩大 再生产投资难以全面启动,预计2010年工业企业增加值增速在11%左右。
第二,固定资产投资保持快速增长。由于2009年新开工项目和在建项目较多,投资增长惯性 较强,2010年投资仍将保持快速增长。尽管政府投资增量仍然较大,但由于新增贷款规模不 会出现2009年的高速增长,以及政府对投资取向和产业结构的调节,预计固定资产投资增速 在25%―30%之间。
第三,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增幅下降。在大规模促内需政策的刺激下,2009年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实际增速一直在“红灯区”内运行。随着经济信心逐步恢复,以及国家刺激消 费 政策的持续推行,居民平均消费率有望逐年提高,2009―2010年有望扩张至83%左右。假设2 010年CPI为3%,居民收入实际涨幅为10%―13%,则2010年社会零售总额的增幅大致为15%―1 7%。
第四,对外贸易小幅改善。从货物数量上看,2010年的进口与出口总量将维持8%左右的增长 ,这一判断是基于全球3%左右的产出增长率预测,以及中国在全球贸易中的市场份额保持不 变的估值。由于我国进口商品多以初级原材料和高新技术产品两端为主,预计2010年初级原 材料价格对比2009年将有超过10%的平均涨幅,而高新技术产品小幅下滑,其他工业品与我 国出口指数相当,进口价格指数约为5.5%左右的涨幅,出口价格指数约为4.5%。
第五,物价水平将继续小幅回升。从我国的物价环境来看,由于基数原因,CPI/PPI将呈现 出前高后稳的运行态势。预期2010年1季度将形成同比增速的高点,全年稳中趋降;绝对价 格水平维持小幅上扬态势。预计CPI增速在2.5%―3%之间,PPI的增速在5%―6%之间。
过渡期的投资环境及资产配置
经济的过渡期也意味着投资的过渡期,资产配置也必然要适应过渡期的基本特征。一方面要 遵守投资时钟的基本规律,在向复苏过渡的过程中把资产从固定收益资产调整到权益类资产 ,另一方面要顺应中国结构转型的需要,把资金配置在最能推动经济调结构的领域。
1.投资环境
首先,市场推动力从预期修复向盈利增长过渡。2009年股市波澜壮阔的表现不仅仅是因为经 济复苏和政策刺激,危机来临之时的恐慌所导致的超跌留下了更大上涨空间也是一个重要原 因。也就是说,市场的修复型上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盈利增长推动的内涵并不意味着 市场不再拥有投机因素,对盈利增长推动所应该给予的估值仍然是一件非常艺术的事情,需 要理性和公正地把握。但盈利增长推动之下,借着盈利增长的名义,投机的气氛或将比估值 修复阶段淡得多。
其次,市场风格变化从劫后狂欢向平稳运行过渡。为什么会有劫后狂欢?因为经济从最底部 上来的时候,相对数所反映的环比和同比增长都掩盖了绝对数的质量低下,显示出危机实不 可怕,从而不愿意接受“复苏总是漫长的过程”这一事实。而现实也似乎为狂欢提供了足够 的 支撑:强劲的补库存掩盖了产能利用率的不稳定,强劲的扩张政策推动掩盖了经济结构失衡 的加剧。我们认为全球经济增长在2009年中期至2010年上半年是从环比高增长向同比高增长 过渡的阶段,相应地,我们认为这一阶段也将是劫后狂欢的疯狂区间,此后市场将稳定下来 。
第三,流动性从外生冲击向内生平衡过渡。流动性因素是股市的一个不老话题。从M1/M 2的 角度来看,当前正处于从M2高点向M1高点过渡的阶段,而M1也正处于从环比高点向同 比高点 过渡的阶段。从M1、M2的性质来看,M1更多地反映了企业和居民户的真实经济活动, 具有更多的内生性特征。市场的流动性推动因素逐步趋缓。
第四,政策冲击向强调平稳过渡转变。政策冲击也是市场的一大心病,症结在于如何退出, 或者说是退出的节奏。悲观者或者是不信任政府宏观调控能力的人往往担忧政策随着数据动 荡。我们认为,保持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和确定性事件,不必担忧政策退出的冲击性影响 。而退出的原因则不一定是被动的。例如加息,除非滞胀将被动加息;如果社会有能力承担 更高资金成本去扩张,则主动加息,主动加息意味着复苏,意味着更高的盈利。
第五,市场特征表现为前震后稳。2010年上半年,特别是第一季度,宏观经济稳步上行,同 比数据由于基数原因大幅增长,主要物价指数跳空走高,这些都将刺激市场产生乐观预期。 然而宏观政策仍存在不确定性,基于平稳性的控制有可能被解读为紧缩,这些因素将加剧市 场波动。预期5月份之后,全年经济态势基本明晰,宏观政策的基调也将基本确定,市场中 的预期,无论是经济运行预期,还是政策方面的预期,都将稳定下来。市场运行也将随着经 济运行和政策方向的稳定而稳定下来。
【关键词】生命周期 科技型小微企业 融资
“互联网+”时代，科技型企业的成长和发展成为全球经济的热点，科技型企业对社会生产力的巨大推动作用和经济发展的巨大贡献是毋庸质疑的。但长期以来，融资难题已成为制约科技型小微企业成长和发展的瓶颈。如何选择适合自身发展的融资路径也逐渐成为科技型小微企业融资的重要课题。
一、科技型小微企业融资特点
融资也称资金的融通，是资金使用人为支付超过现金的购货款而采取的货币交易手段，从而将货币资金在持有者和使用者之间进行交换，以期达到资金双向流动的目的。简单来说，融资即是企业根据自身发展状况和生产经营状况，采用科学合理的决策方法，通过内部积累、外部筹资等特定的渠道，组织资金的供应，以保证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管理需要的一种经济行为。企业的发展离不开资金的支持，企业要从自身特点出发，选择资金资源配置合理且适合自身发展的融资方式。一般来说，根据不同的标准，可将企业融资方式分为内源融资和外源融资、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债券融资和股权融资三大类。
科技型小微企业具有区别于传统企业的特征，具体体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资金需求规模大，回报周期长
科技型小微企业的发展依赖于研发能力和科技创新，它不同于以往的传统企业，其研究和开发费用的投资比例大，投资回报周期长，在投资风险较大的情况下却不能够保证可观的投资收益，盈利能力和营运能力在企业开展初期相对较弱，在企业初创期需要大量的资金来保证企业的正常营运，只有当企业逐渐成熟和稳定，投资者才能看到理想的投资回报。
（二）融资风险高
科技型小微企业投资周期长，融资需求高，在企业的成长阶段若没有足够的资金投入，企业现金流不稳定，就很有可能导致企业在没有研发出高性能产品的时候就已经夭折了。此时，之前用于科技研发的筹集资金就很有可能会化为炮灰。除此之外，科技型小微企业融资的高风险性还体现在市场对新兴产品的认可度上，因为科研成果得到市场的检验和认可也需要一个比较长的时间，万一得不到市场主体的认可，那么所有的资金归零。
（三）不同生命周期阶段，具有不同的融资需求
科技型小微企业具有自身的生命周期特征。在企业发展初期，市场对企业产品的认知度不高，企业品牌尚未形成且研发技术尚未成熟，企业无法得到外界投资主体的认可，此时企业只能依靠内部融资来解决资金短缺的问题;当企业逐渐发展进入到成长期后，技术相对成熟，产品在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此时便可开展风险投资、天使投资或者是创业板上市等更为多样的融资渠道来吸收资金，以推进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当企业稳步进入成熟期后，盈利能力明显些增强，此时为缩减科技型小微企业融资成本，管理层们便更乐意采用商业银行贷款、企业债券融资等等低成本的融资模式来。
二、影响科技型小微企业融资路径选择的主要因素
认真分析影响企业不同融资路径选择的主要因素，帮助科技型小微企业在其生命周期的每一阶段做出正确的融资决策，高效完成企业发展所需的资金融通需求，是每一个企业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
从总体上来看，目前我国科技型小微企业融资路径选择的主要影响因素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企业的内部因素，包括企业制度、企业资源、商业机会或项目、经营者领导力和内部控制。其中，企业资源中的人力资源状况、财务资源状况、技术创新能力和市场预测和营销能力显得最为重要。第二个部分是企业的外部因素，具体包括宏观经济、产业政策、金融环境、法律环境、信用文化环境和科技六个方面。其中，金融环境当中的资本市场环境、银行体系、风险投资和民间金融又更为重要。在科技型小微企业传统的融资路径下，企业的内部融资渠道集中于企业创建资金和企业的留存收益，外部融资渠道则主要依赖于股票债券市场、信用担保借贷和政府贴息或免息贷款等政策性融资渠道。创新无处不在，科技型小微企业在进行融资路径的选择时，除了参照传统的融资路径进行选择之外，还应当大力拓展现代化创新融资路径，为解决科技型小微企业融资瓶颈开辟新模式。目前天使投资、风险投资、融资租赁、产业投资基金和私募投资基金的融合以及中小板和创业板市场的发展为科技型小微企业融资开辟了新的道路，也为选择适用于自己企业发展的有效融资路径增加了空间。
三、科技型小微企业融资路径的选择与优化
如前所述，科技型小微企业对资本的需求发生在企业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每个不同的阶段所需资金的性质与规模又不尽相同。一般来说，科技型小微企业对资金的需求通常与企业的发展速度及其所处的生命周期阶段相关联。相对于一般传统企业而言，科技型小微企业的成长值较高，高速成长的科技型小微企业达到盈亏平衡点的时间要长于一般传统企业。也就是说科技型小微企业相对于传统企而言对资金的需求量要大的多。
（一）科技型小微企业成长生命周期的融资路径
对于科技型小微企业来说，不同的发展阶段企业的融资需求和融资风险也是不一致的。企业多元化的融资路径要与其成生命周期相匹配。不同的融资路径在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会发挥不同的作用。
1.种子期。此时科技型小微企业规模较小、风险较大、缺乏盈利，商业银行出于对资金安全的考虑往往不会考虑对企业提供资金支持。所以，该阶段企业主依靠政府科技资金和风险投资等途径来注入资本来为其提供资金支持。
2.创立期。此时企业规模不断扩大，市场认知度和产品市场占有率逐渐提高，盈利能力有所增强，内部融资和风险投资的方式是该阶段资金来源的不错选择。
3.成长期。该阶段科技型小微企业的科技研发风险明显下降，生产能力逐渐增强，产品市场得以拓展，经营管理日益规范，这一阶段的主要融资路径为二板市场融资和银行担保贷款。
4.扩张期。这一阶段企业技术风险、市场风险有所降低，产品迅速抢占市场，大规模生产随之而来，企业的融资工作有了新的挑战。债权性融资和股权性融资都较为容易。科技型小微企业可以通过抵押或质押取得贷款，也可以通过创业板市场在资本市场上获得直接融资。
（二）科技型小微企业融资路径优化建议
基于企业成长生命周期理论和我国科技型小微企业的融资需求特点，在分析研究影响科技型小微企业融资路径选择因素的基础上，提出了优化科技型小微企业融资路径的四点建议：
首先，完善法律法规体系和政策支持体系。科技型小微企业需要长期的、大量的资金投入，为了保证持续不断的科技投入能够给企业和社会带来不断增长的经济效应，政府应建立健全科技投资法、创业投资基金法、科技风险补偿法等法规体系，加大政府支持力度，优化金融服务，颁布并实施财税扶持政策等一系列税收优惠政策和措施，从而为科技型小微企业融资提供保障。
其次，优化以商业银行为核心的融资体系。银行是我国科技型小微企业主要的融资途径，我们要发挥银行间接融资对科技型小微企业发展的支持作用，完善银行行运作机制，改进银行对小微企业的信贷管理办法，健全小微企业担保融资途径，进一步健全科技型小微企业的间接融资体系。
再次，建立多层次、多元化的资本市场体系。迅速做大做强我国交易市场，完善现有主板市场，鼓励和引导科技型小微企业直接上市，减少资本市场对上市企业在所有制差别方面的限制，加强创业板市场制度建设，为科技型小微企业提供畅通的上市融资渠道，从而保证其能够顺利通过资本市场获得直接融资。
最后，建立健全风险投资机制。建立以政府财政资金为引导，政策性资金、商业性资金投入为主的风险投资融资机制，设立和完善各种产业投资基金，引导机构投资者资金进入风险投资领域，充分发挥风险投资对科技型小微企业的资金支持和智力支持作用，加强风险投资环境建设，从而促进我国的风险投资业早日走上市场化、国际化的轨道。
参考文献
[1]李建林.我国科技型小微企业金融支持体系探析[J].当代经济，2013（01）.
[2]李名梁.科技型小微企业发展环境及政策支持体系研究[J].科技管理研究，2014（03）.
[3]汪卫芳.金融价值链视角下科技型小微企业发展的金融支持实证研究[J].宁波教育学院学报，2015（01）.
内容摘要：青少年婚前性行为一向是社会关注的焦点。大量的研究注重的是现状调查和原因分析，我们的研究则深入了一层：考虑情感体验的内容。在此基础上考察这一问题，更具有心理学的背景和意义。我们发现在婚前性行为发生时，男生比女生更多地感到，而高中生比大学生更多的感到害怕，大学生则是害羞。这些行为发生后，更多的人选择向朋友而不是家人倾诉，而咨询热线还没有被广泛接受。
关键词：青少年 婚前性行为 态度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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