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9-14 17:2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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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供给侧改革；经济增长；劳动力投入；资本投入；技术进步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255（2017）01-0010-04
在2015年11月首次提出“供给侧改革”的概念，指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我国在“十三五规划”中再次强调要实现结构调整突破，需要供给侧和需求侧同时发力。可以预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在我国当前及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处于一个突出位置上，将对我国经济的稳定健康发展发挥重要作用。大力推进供给侧改革不仅能够增加资源要素的有效供给，而且能促进技术进步、优化结构等。[1]因此，实施供给侧改革将会释放经济增长潜力，促进经济发展。在此背景下，本文首先分析了安徽的经济发展状况，然后分别对劳动力投入、资本投入、技术进步与安徽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定量分析，得出安徽大力推进供给侧改革将有效促进经济增长的结论。
一、安徽经济发展状况
（一）增速放缓
安徽的GDP在过去十年里一直保持两位数增长，2010年安徽省GDP增幅高达14.6%，而2015年全省GDP增长8.7%，经济增速创下了多年来的新低，但增速放缓是经济结构调整的必然要求，表明安徽的经济发展进入了换挡期，应该将经济发展
的中心从数量转移到质量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二）结构优化
一是产业结构方面，2015年三产比例是11.2∶51.5∶37.3，可以看出，工业仍然是安徽三次产业的重中之重，但与东部沿海发达省份相比，安徽的工业经济发展还不够充分，工业化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二是需求结构方面，消费需求逐步成为主体，随着信息消费、健康养老、文化娱乐、体育健身等消费热点的持续升温，安徽经济有着巨大的增长空间。三是城乡区域结构方面，城乡区域差距逐步缩小，安徽省城镇化发展目标是：2015年城镇化水平已达到51%，2020年将达到58%，2030年将超过70%。安徽省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因此通过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拉动经济增长的空间和潜力很大。四是收入分配结构方面，居民收入占比上升，2014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4839元，增长9%，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7.2%。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9916元，增长12%，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0.3%。与之相对应的是，全年居民消M价格同比仅上涨1.6%。
（三）活力增强
随着简政放权、国企改革、财政金融、现代市场体系等重点领域改革的扎实推进，安徽省积极落实国务院取消下放的行政审批事项，省级行政审批项目精简30%；
省级政府权力清单出台，精简约60%；安徽省地方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出台，省级核准事项同口径减少1/3。
二、安徽经济增长的动因
（一）劳动力投入与经济增长
1.测算方法
劳动力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常用就业弹性系数这一指标来衡量。就业弹性系数是就业人数增长率与GDP增长率之比，即GDP增长1个百分点带来就业增长的百分点。就业弹性系数系数越大，吸收劳动力的能力就越强，能够带动就业的人数就越多，反之则越弱。其计算公式为：
其中，E是就业弹性系数，L是就业人数，Y是国内生产总值GDP。这种测算方法虽然简单方便，但是如果进行三次产业间就业弹性的比较，由于三次产业就业弹性波动较大，这种方法就不恰当，此时通常用对数线性模型对E进行测算，方程为：
其中，β为就业弹性系数，L和Y分别为就业人数和GDP。
2.实证分析
是安徽1978-2015年就业弹性趋势图，可以看出就业弹性呈现三个阶段的特征：（1）从改革开放初期到80年代末期，就业弹性系数大多在0.2左右，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2）到了90年代初期，就业弹性显著提高，尤其是在1991年达到最高；（3）进入新世纪以来的这十几年，就业弹性均在0.1左右，而在此期间安徽的经济增长率大多在10%左右，这表明经济增长对就业的吸纳能力越来越低。
接下来用对数模型测算安徽三次产业的就业弹性，本文选取2004-2015年的数据进行计算。由于数据不平稳性会造成虚假回归，因此本文先对数据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2]经检验，数据取对数后的序列不平稳，经过差分后得到平稳序列，再用OLS进行估计，回归结果如下：
可以看出，安徽第一产业2000-2015年就业弹性为-0.237，这说明经济增长带来的是就业减少，第一产业不具备吸纳就业的能力；第二产业的就业弹性为0.329，即第二产业经济增长1%，就业人数增加0.329%；第三产业的就业弹性为0.348，是三次产业中数值最大的，说明第三产业吸纳就业的能力最强。
（二）资本投入与经济增长
当前，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资本形成的速度也日益加快，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越来越显著。从供给侧来看，资本投入有利于扩大再生产，从而增加社会产品的供给。本文采用固定资产投资来近似表示资本投入量。
其中，T为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z为资本投入增量，GDP为报告期国内生产总值增量，GDP0为基期国内生产总值。我们选取安徽2000-2015年的数据代入计算，结果如图3所示。
显著下降，至2011年下降到最低点；（3）从2012年至今，安徽经济增速虽然有所放缓，但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一直保持在0.2左右，呈平稳态势，这充分体现了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
总体来看，自2000年以来，资本投入对安徽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是在增加的。可以预测在未来较长时期内，资本投入仍然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安徽经济增长对资本投入的依赖会继续保持在较高的水平。在供给侧改革推动下，安徽需要改变过去依靠大规模资本扩张来驱动经济增长的做法，换之以优化资本内部的结构，依靠提高资本投资效率来形成有效驱动。
（三）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
技术进步不仅能够促进生产力发展，而且能够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因而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首要因素。一般而言，技术进步通过两种方式推动经济增长：一是技术进步通过影响生产力三个要素，进而提高生产率硗贫经济增长；二是由于技术进步形成高技术产业，其产值直接是GDP的组成部分，从而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来源。是安徽2000-2015年的科技投入和GDP数据表，可以得出：（1）纵向比较，2000-2015年间，安徽的研发经费逐年在增加，呈递增趋势，并且在2008、2009、2011、2012年增幅较大，年名义增长率在30%以上；（2）横向比较，除个别年份外，安徽研发经费支出的年名义增长率大多高于同期GDP的名义增长率，这与国际惯例（研发经费支出的增长率应高于同期GDP增长率）一致[3]，为安徽的技术进步、科技创新提供了较好的环境；（3）从研发经费占GDP的比重来看，虽然自2000年以来稳步上升，2015年达到了历史最高1.96，但与我国平均水平相比仍有差距，我国2015年该指标为2.07。这表明安徽应加大对科技的投入，特别是对研发的投入。（4）从科技活动人员来看，2000-2015年安徽的科技活动人员数总体呈增长的趋势，个别年份存在着波动。科技活动人员是技术进步、科技创新的核心，是科技要素中最活跃的要素。安徽应在保持科技活动人员稳定的前提下，做好科技人员投入工作，更好地发挥他们在技术进步中的作用。
三、主要结论与对策建议
（1）从数量上来看，安徽的劳动力人数已进入递减通道。近年来，安徽的就业人数增长率不断降低，2015年就业增长率下降到0.72%，低于当年的人口增长率。这说明当年新就业人口数量少于退休人口数量，劳动力数量增长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力在减弱。在劳动力数量无法维持经济增长的情况下，提高劳动力质量就变得至关重要。因此，安徽要着力提升劳动力质量水平，在培育中高端劳动力的同时吸引更多人才聚集，用高质量的劳动力供给来推动经济增长。（2）资本投入在将来仍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但是其在GDP中比重会逐步降低。十三五期间，安徽应将工作重点放在优化资本内部结构、提高资本投入效率上，而不能再依靠资本大规模扩张来推动经济增长。（3）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会不断增强。安徽的经济要稳定增长，需要在要素投入上，由原来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投入向增加创新环节和要素投入转变。一方面，人力资源作为科技创新的第一要素更是需要加大投入。另一方面，安徽要加强科技成果转化，突出企业在创新和成果转化中的主体地位，让企业成为科技成果转化的主体。
参考文献：
[1]，等.中国经济增长动力及前景分析[J].经济研究，2006（5）：4-12.
[2]肖林.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中国经济增长趋势预测[J].科学发展，2016（5）：18-22.
[3]钟德华，段丽华.资本投入、技术进步与省区经济增长[J].科技管理研究，2008（6）：161-162.
[4]安徽省统计局.安徽统计年鉴1978-2016[Z].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6.
Analysis on the Cause for Anhui Economic Growth
XU Jin-jing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Party School of CPC Anhui Provincial Party Committee， Hefei 230022， China）
摘要：通过选取1985-2011年大连市经济增长总额（GDP）、固定资产投资（FAI）、净出口（NX）三个变量，对这三个时间序列进行取对数处理，再对其进行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来分析大连市经济增长的动因。研究结果表明，大连市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固定资产投资，而拉动经济增长的另一个因素，即净出口，它在大连市经济增长的过程中没有起到应有的促进效果。促进大连市的经济增长应加大对技术类企业的扶持；优化投资环境；加强高端人才的培养。
关键词：国内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净出口
中图分类号：F7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13X（2013）02-0027-02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大连市作为中国重要的港口、工业、商贸、旅游城市，因其独特的地理优势，经过20多年的发展，已基本上形成了与国际经济接轨的具有较强城市功能的外向型经济格局。作为辽宁省沿海经济开发的龙头老大，大连市的经济发展对全省有很强的贡献作用，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大连市经济快速发展，其增长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
李占风，袁知英（2009）以我国1978到2009年的经济数据位基础，通过建立联立方程模型对我国发展进行实证分析，脉冲响应结果说明，我国消费、投资和净出口对经济增长具有拉动作用。[1]黄万阳（2009）运用协整方法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方法对进口与大连市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进口对经济增长拉动效应极强，FDI 对经济增长拉动效应较强，国内投资对经济增长拉动效应较弱。为了保证经济增长，政府应重视进口。[2]胡兵，乔晶（2009）利用 LA-VAR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我国的出口增长及其结构变化对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产生全方位的影响。[3]李玲慧（2010）运用理论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进行研究，实证结果表明，经济增长、就业、消费、投资、政府支出、进口与外贸出口增长具有相关性，外贸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非常大。[4]
本文通过构建计量经济模型，运用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来研究大连市经济快速发展的动因，并在研究结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剖析大连市经济发展方面存在的问题，并结合这些问题，提出一些切合实际的对策建议，以促进大连市经济的发展。
二、数据的选取及统计检验
（一）变量的选取与数据的处理
文章主要选取三个变量：大连市生产总值（GDP）、大连市净出口额（NX）以及大连市固定资产投资（FAI）。其中净出口额代表外需，固定资产投资代表大连市内需。实证分析中选取1985-2011年为数据样本区间，所有数据由“大连市统计局的历年统计公报”以及《大连统计年鉴》整理出来，由于1985年之前的数据极少，数据的收集工作有一定的困难，所以选取1985年为样本数据的起始点。为消除异方差影响，更好地说明变量之间的关系，提高模型拟合效果，对变量进行取对数，得到新的序列Lngdp、Lnnx、Lnfai；取对数同样会缩小变量的取值范围，使得估计值对变量的异常观测不太敏感。
三、促进大连市经济增长的对策建议
（一）加大对技术类企业的扶持
由以上的实证结果可知，大连市的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并不明显，因此，必须实现大连的贸易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而在这一目标实施中技术必然会扮演极为重要的角色。这样，经过五到十年的发展，再结合大连现有的服务外包优势，大连技术类企业的软硬件、网络管理水平都将提升至全国的领先、乃至亚洲领先的水平。
（二）优化投资环境
资本在经济发展、技术水平提高中的作用已经为历史所证实，而中国和大连的改革开放实践也证明外商直接投资对于中国以及大连市的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因此，进一步优化大连市的投资环境，已经成为保证大连市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
（三）加强高端人才的培养
人才已经成为竞争力的主要组成部分，是经济发展中不可或缺的因素。而人才正是使得大连造船、服务外包等产业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的重要因素。这得益于大连市内有大连理工大学、东北财经大学和大连海事大学等国内较为著名的高校的存在。
参考文献：
[1] 李占风，袁知英.我国消费、投资、净出口与经济增长[J].统计研究，2009（2）：39-42.
[2] 黄万阳.进口与大连市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J].大连海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4）：60-64.
关键词 经济增长 经济驱动因素 实证分析
1 主要经济增长理论综述
经济增长通常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由于生产要素（劳动和资本）的增加，技术进步和经济组织制度改进等原因引起的经济总产出规模和总量的扩大。经济增长是一个动态范畴，它反映社会经济活动规模的变化方向和程度。历史上对增长理论的研究有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在20世纪50年代晚期和整个60年代，第二个时期在80年代晚期和90年代早期。在20世纪60年代，增长理论主要由拉姆齐（Ramsey，1928）、索洛（Solow，1956）、卡斯（Cass，1956）和库普曼斯（Koopmans，1956）建立的新古典模型组成。
第一个时期的研究创造了新古典增长理论。新古典增长理论集中注意力于资本积累及其储蓄决策等的联系。罗伯特·索洛的最显著贡献在于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圆满地解释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观察到的许多现象，而且它在数学上也比较严密，因此它得以统治经济思想长达30年。然而在80年代后期以来，人们在理论和经验两方面都对该理论产生了不满。新古典增长理论将长期增长归因于技术进步，但未能解释技术进步的经济因素。它对经济增长与储蓄率在稳定态是否无关联的预言出现经验性的偏差，数据表明，各个国家的储蓄率与经济增长是正相关的。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增长理论家们认识到模型的这种缺陷，他们通常的修补办法就是假设技术进步以一种不可解释的方式（外生方式）出现。这种方法能够使理论符合人均增长率长期为正而且可能不变的事实。
解决新古典理论在理论上与经验上的问题，修正原先假定的生产函数，一定程度地容许自我持续——内生的增长，由此形成了内生增长理论的雏形。当时的内生增长理论研究工作致力于为长期增长提供一种曾被遗露掉的解释。这种方法主要提供了技术进步理论，而技术进步理论正是被新古典模型忽视的关键因素之一。内生增长理论着重考虑了社会选择如何导致技术进步;与此同时，内生增长理论也考虑了新思想的产生和生产方式的创新，这对于解释长期增长非常重要。保罗·罗默（Paul Romer1986， 1987，1990）和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1988）对此作过重要贡献。保罗的智能性突破在于将资本的私产报酬部分地与社会报酬分离。内生增长理论依赖于可积累要素的规模报酬不变，产生持续增长。作为内生增长理论基础的微观经济学强调当厂商不能取得某些投资收益时社会报酬与私产报酬的差异。然而当前的经济证据表明，内生增长理论在解释增长率的国际差异方面不是很有力。正是存在这方面的不足，近期更多的内生增长理论学家主要关注经济增长的跨国经济分析，特别是跨国技术扩散与产业集群这方面。
综观这两大学派的优劣势，不难看出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和内生理论均有各自的适应范围，起到相互补充的作用。因此这两种理论模型在西方发达国家广为应用，同时对处于转轨中的中国经济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2 中国经济增长中主要驱动因素的实证分析
这里采用索洛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对我国（1980~2003）的经济增长因素进行实证分析。
(1)模型、变量设定与数据说明。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是以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如果用G表示经济增长率，用GL表示劳动增长率，用GK表示资本增长率，用λ表示技术进步率，G＝λ＋aGL+（1-a）GK，这就是技术进步条件下索洛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的基本公式。它表明经济的增长是由技术进步、资本增长和劳动力增长带来的。其中，由劳动力增长带来的份额为a％，由资本带来的份额为（1-a）％。通过索洛基本公式间接推导可得：λ＝G－aGL+（1-a）GK。这使得以往难以估算的技术进步贡献率由此得以估算。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形式如下：
Y＝A0emtLαKβ （1）
【关键词】经济增长 ；消费 ；投资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江苏经济在转型升级中保持了平稳较快增长，经济总量规模不断扩大，经济综合实力明显增强。全省地区生产总值由1985年的651.82亿元增加到2011年的49110亿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由1985年的1053元增加到2011年的61649元，经济总量位居全国各省第二位。然而，在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复杂多变的情况下，江苏省经济发展面临着极大的挑战：投资、消费、出口需求增幅不同程度回落、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经济转型升级任务依然艰巨。对此，掌握江苏经济发展的总体态势，探析其经济波动的内在规律，积极寻找其经济增长的驱动因素，对于科学地制定江苏的经济发展战略及实现“十二五”规划具有重要意义。
二、经济增长驱动力现状的实证分析
（一）变量的选择、样本数据的来源与处理
为了更好地分析江苏省经济增长的现状，本节采用四部门经济中的国民收入决定理论来建立模型。该理论认为，在开放经济中，一国均衡的国民收入不仅取决于国内消费、投资和政府支出，还取决于净出口。依照国家统计局的核算方法：消费、投资和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它们各自的增长率与其所占权重之积。在这里，我们根据国民收入决定理论，区别于国家统计局核算方法，将GDP由消费、投资和净出口三部分细分为四个部分：S，I，X，N，得出经济增长率的核算方程：
gGDP=gs（S/GDP）+gI（I/GDP）+gx（X/GDP）+gN（N/GDP）
其中，gGDP、gs、gI、gx、gN是采用支出法表示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居民消费（S）、投资（I）、政府支出（X）、净出口（N）的增长率。S/GDP、I/GDP、X/GDP、N/GDP分别是S、I、X和N占GDP的比重。
具体研究江苏省的经济增长，江苏省GDP，消费（S）采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投资（I）采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政府支出（X）采用财政支出，进出口贸易净额（N）。其中，进出口贸易净额为出口与进口的差值，而进口值和出口值分别采用当年平均汇价（中间价）换算成以人民币为单位的进出口值。各项数据均来源于历年《江苏统计年鉴》。
为了消除物价变动的影响，使数据具有可比性，我们以1985年为基期，对样本考察期1985-2011年内的名义数据都除以GDP平减指数使之变成实际数据。GDP平减指数的计算，借鉴司春林（2003）的做法，按公式（1.1）进行换算：
Deflstor= ； ； ； ；（1.1）
其中，Deflator代表GDP平减指数，GDPi代表第i年支出法计算出来的名义GDP值，GDPiindex代表第i年的GDP指数，GDP1985index代表1985年的GDP指数（等于100），GDP1985代表1985年的GDP名义值。本文实证分析中用到的所有数据都是根据各名义数据除以GDP平减指数计算得出的。
（二）经济增长驱动因素的描述性分析
图1 ；各支出占GDP的比重
在样本考察期1985-2011年，如图1，消费占GDP的比重基本呈现缓慢下降的趋势，其中2007年消费占GDP的比重为整个样本考察期的最低值30.69%；投资占GDP的比重从1989年之后逐步上升，2010年达到最大值55.97%；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基本保持稳定，在7%―12%之间；净出口占GDP的比重则由最初的平稳波动到2004年呈现出加速上升趋势直到2008年达到最大值18.79%，2008年之后由于国际金融危机以及欧洲债务危机的影响，净出口占GDP的比重上升受阻下降至2011年的11.24%。
从年均增长率这个指标来看（见表1），在样本考察期1985-2011年，GDP的年均增长率为11.08%，消费的年均增长率为10.17%，相对于其他各项支出偏低，可能由于其占GDP的比重持续下降导致的；政府支出的年均增长率略高于GDP年均增长率；投资的年均增长率和净出口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3.57%和14.19%，均高于GDP和消费的年均增长率，反映了江苏经济增长受投资和出口驱动的特征。
表1 ；各支出部分的年均增长率及其对GDP的贡献率
注：支出部分V从t1到t2年均增长率计算方法为：〔（Vt2/Vt1）1/t2-t1-1〕*100%， 各个支出部分对GDP的贡献率的计算公式为：（Vt2/-Vt1）/（GDPt2/-GDPt1）*100%
从各支出对GDP的贡献率来看（见表1），在样本考察期1985-2011年，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最大为55.05%；消费对GDP的贡献率为31.76%，仅次于投资，这主要由于消费占GDP的比重较高抵消了消费年均增长率相对偏低的影响；由于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基本保持稳定，政府支出对GDP的贡献率也稳定在其年均增长率附近；净出口的年均增长率较大，但由于其占GDP的比重相对偏低，对GDP的贡献率相对较低。若对整个样本期进行分段考察，1985-1990、1990-2000、2000-2011，经过测算，净出口和投资贡献率都呈现出持续攀升的特征，而消费的贡献率则呈现走低态势。
综上所述，江苏省经济增长呈现出投资和净出口驱动的特征，消费对经济增长的驱动力趋弱，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平稳。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通过以上实证研究表明：江苏省经济波动主要源于自身因素，在各支出成分中，消费和投资冲击是造成GDP波动的最重要原因，但相对投资而言消费的贡献度较弱。改革开放后江苏省经济为投资和出口驱动型，出口拉动经济增长在很长一段时期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净出口作为外生需求，外在的不确定所带来的风险是明显的。相对来说，消费的经济稳定性作用还是具有解释力的，因为消费具有“棘轮效应”，扩大居民消费更有利于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尤其是在当前世界经济复苏前景不明朗、外需可能的负面冲击会加大经济下行的风险，继续依靠高速增长的出口驱动经济已不现实的背景下，扩大居民消费更具有重要意义。1985-2011年，江苏省消费占GDP的比重基本呈现缓慢下降的趋势，消费增长也慢于GDP增长，说明总体上居民并未充分地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再加上收入分配不合理的存在使得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并没有充分发挥，在当前复杂的国际经济形势下，政府需要从相关的制度创新入手，构建居民消费增长的长效机制以利于加快形成消费、投资和净出口协调驱动经济增长的新局面，推动江苏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第一，加快发展服务业。这是扩大内需、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是推动江苏经济结构调整、实现产业升级的重要内涵。要重点支持现代物流、金融服务、科技服务、信息服务、电子商务等生产业的发展，构建生产业和生活业相均衡协调的现代服务业体系。为广大消费者提供更多的消费品种，丰富消费内容，完善消费产品供给结构。加快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满足消费者对交通运输、仓储、金融保险、信息咨询等服务的需求。
建立健全农村现代服务体系。大力发展科技推广、专利应用、农机服务、农资供应、加工流通、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等农业专业服务，加快实施农业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三新”工程，努力构建和完善以科技、营销、信息、金融和技能培训等服务为主体的农业产业化服务体系。积极发展休闲观光农业。大力推进“万村千乡市场工程”和农村市场改造提升工程，积极开展农产品现代流通综合试点，加快建立传统交易市场与新型商业业态相结合、实体市场与虚拟市场相结合的现代农村流通体系。加大对农村村镇建设、交通通信、安全饮用水、文化、教育、卫生、体育、环保等公共服务业的投入，完善农村社区综合服务中心服务管理功能，进一步改善农民居住、出行条件，丰富农民物质文化生活。
第二，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在全球经济减速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欲实现“逆周期”运行，只能激发“三驾马车”中投资和消费的活力，以消除外部经济疲软带来的出口不畅。而城镇化对内需的拉动作用显著，将成为新的内需发动机，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持续动力。健康的城镇化要均衡发展，在发展大城市群推进城市化的同时，要做大县城发展农村城镇化，实现城镇化均衡发展。具体而言，一要实现信息化、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深度融合，提高城镇化质量；二要推动沿海产业向中西部转移和农民工向流出地的回流，缩小地区差异，缓解特大城市的人口膨胀；三要把城镇化建立在坚实的产业基础之上，实现工业化与城镇化的良性互动，不能搞“空城计”和农民“被上楼”；四要使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
第三，营造良好的消费环境。混乱的市场经济秩序会恶化消费环境，要进一步健全法律法规，切实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政府要整顿市场经济秩序，加大市场监管力度，坚决打击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的行为，提高违法和丧失职业道德的“犯罪”成本，为消费者创设良好的消费环境，使群众放心消费。制定有利于增强居民消费意愿，提高居民消费能力的政策，刺激消费者潜在需求，带动和引导消费需求。要创新金融服务，积极发展消费信贷，不断扩大消费信贷规模。
第四，培育新的消费业态。要积极培育信息消费需求，拓展新兴信息服务业，大力发展移动互联网产业，鼓励企业设立移动应用开发创新基金，推进网络信息技术与服务模式融合创新。丰富信息消费内容，大力发展数字出版、互动新媒体、移动多媒体等新兴文化产业，促进动漫游戏、数字音乐、网络艺术品等数字文化内容的消费。加快建立技术先进、传输便捷、覆盖广泛的文化传播体系，提升文化产品多媒体、多终端制作传播能力。加强基于互联网的新兴媒体建设，实施网络文化信息内容建设工程，推动优秀文化产品网络传播，鼓励各类网络文化企业生产提供健康向上的信息内容。拓宽电子商务发展空间，完善智能物流基础设施，支持农村、社区、学校的物流快递配送点建设，各级政府要出台仓储建设用地、配送车辆管理等方面的鼓励政策。大力发展移动支付等跨行业业务，完善互联网支付体系。加快推进电子商务示范城市建设，实施可信交易、网络电子发票等电子商务政策试点。
参考文献：
[1]高铁梅. 计量经济分析方法与建模――Eviews应用及实例[M].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0.
[2]刘东皇，孟范昆.中国经济增长的消费驱动力研究：1952-
1999[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 2012，（7）.
关键词:投资需求;消费需求;最终消费率;社会保障
中图分类号:F1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22-0001-02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保持了平稳较快的增长态势。从最终需求的角度看,投资和出口是推动新一轮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特别是投资的增长支撑起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与经济增长的轨迹基本一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速度也是从2000年开始加快,由10.3%持续上升到2003年的27.7%。之后政府针对投资和经济增长偏快的局面,分别是2003年下半年至2004年上半年、2005年上半年以及2006年4―9月,三次比较集中地出台了一系列宏观调控措施,使得投资增长速度有所降低。但由于投资增速一直保持较高水平,所以投资需求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明显,一直都高于消费需求对GDP的贡献率和拉动作用。
一、经济增长的内因与外因:“拉动”与“推动”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中国日益外向的经济也不可避免地被危机波及,但中国政府果断决策,4万亿的投资决策对稳定民心和实体经济都起到了显著的作用。政府新增的投资和强有力的实施手段都是宏观经济外在的推动作用。若实施得当,则促使经济转危为安并良性循环;若实施不当,则很有可能会造成流动性过剩及通货膨胀预期。那么从中国宏观经济本质上对症下药,我们更加需要经济内在的拉动力量。从推动到拉动,实质上是变被动为主动。中国当前主要有投资与出口驱动的增长模式,实际上反映出经济中的双重失衡:一方面是内部失衡,主要表现为投资和消费比例关系失调;另一方面是外部失衡,也就是国际收支不平衡,突出表现为贸易顺差过大,而其实质是国内储蓄大于投资,并进一步表现为储蓄与消费比例关系失调。因此综合来看,内外失衡的根本症结在于消费需求的相对不足。因此在中国具体的情况下,研究和制定合理的消费政策、进行消费结构的调整,如何从消费的角度入手,提高消费率进而提高中国居民生活质量,就显得十分重要和迫切了。
二、中国的消费与消费经济
中国的消费。从宏观经济学的经典理论来看,根据欧拉方程:消费增长率=[r(t)- ρ-θg] /θ。消费增长率是一个内生性的增长变量,消费者的理最终决定消费率水平。而在这其中,影响最大的因素ρ值是指效用的贴现率,反映的是当前消费和未来消费之间的权衡问题,若该值较大则说明一国居民倾向于当前消费。从中国居民的消费理来看,ρ值较小,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这与中国增长缓慢的国民收入水平、提倡节俭的传统文化美德以及尚未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不无关系。因此,与国际相比,中国的最终消费率明显偏低。世界平均消费率为79.1%,其中低收入国家为80.2%,中等收入国家为72.6%,高收入国家为80.3%。而中国的消费率一般不足60%,近年来随着投资的迅猛增长,曾一度低至不足50%,比世界平均水平低了近30个百分点。从消费需求的组成来看,最终消费率偏低主要表现为居民消费率过低。此外,政府消费率也相对较低,近年来,中国政府消费率平均仅为14%左右,低于亚洲国家25%的平均水平。
三、影响中国消费增长的因素分析
1.收入因素。影响中国最终消费率的因素主要有国民收入及其划分的比例、人口数量及增长速度、产业结构状况、政府相关政策以及人们的消费心理等,其中最根本的制约因素还是国民收入。收入水平高,则消费领域广,享受性、发展性消费较多,从而消费结构层次较高;收入水平低,则消费领域窄,较多地集中于基本生活消费方面,从而消费结构层次也较低。而在收入构成中,工资性收入是比较稳定和持久的部分,这部分收入在消费支出投向中的基本功能在于满足人们日常基本生活需要,非工资性收入即一时性收入(如,各种奖金、兼职收入等)在消费支出投向中则更倾向于用来满足非日常基本生活需要和发展性需要。不仅如此,近来来,宏观收入分配结构向非居民部门特别是政府部门倾斜的趋势较为明显,导致居民部门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地位趋向下降,这也制约了居民消费进一步快速增长。另外,持续走高的房价已成为阻碍消费快速增长的重要因素。由于房价增幅过大,超出了部分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居民的购买能力,从而抑制了其他消费需求的释放。年轻居民的消费欲望较强、消费观念超前,有潜力成为推动商业发展乃至经济增长的主力军。但为了积累购房能力,不少城市家庭被迫进行储蓄,有时是两代人甚至几代人进行储蓄,这就使得住房消费以外的当期其他需求受到较大制约。
2.传统因素。勤俭节约的消费文化传统是导致中国消费率不高的另一个重要因素。中国居民的储蓄率水平一直都很高,尽管近年来由于居高不下的通货膨胀率使得很多金融学者一直在提醒大家中国“负利率”时代的来临,但这依然不能改变中国高储蓄率的现实,可见崇尚节俭的传统文化影响之深。在这种文化的熏陶下,中国居民的自发消费意愿不强。尽管国家采取了各种刺激消费需求的政策,但中国居民的储蓄率水平依然很高。而现在中国人口结构的现状愈加推动了储蓄率的提高。众所周知,中国目前已步入老龄化社会,中老年人口的占比在逐年提高。中年人的收入水平较高且大部分自身并没有住房的压力,但代代相传的“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思想在这部分人群中根深蒂固,因此他们的自发消费意愿不强,更多的收入都是用来储蓄以满足下一代求学、购房等需求。
3.社会因素。社会保障具有稳定社会、促进经济发展的双重功能,就社会保障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而言,它是国民收入再分配政策的重要手段,引导和控制社会及其成员的消费需求和消费结构变化,从而促使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良性循环,社会保障正是通过对消费需求增长和需求变化这一环节的调节,以促进消费结构的合理化,最终促进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在原有的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解体后,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尚在进一步建立和完善之中。中国目前已经初步建立以“三条保障线”和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为主要内容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农村社会保障事业也已取得较大进展,救灾救济制度、农村五保供养、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农村救助医疗制度等初步展开,中国社会保障体制改变已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是,在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的同时,中国社会保障实践还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比如,社会保障覆盖面窄,只有部分城镇居民享受到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障,而数量庞大的农民工并不能享受到这些待遇。社会保障体制的基本目标是实现对需求者的有效保障,而中国社会保障水平过低制约了这一目标的实现。中国的社会保障并不能给被保障者充分的帮助,特别是在农村,低水平的社会保障让农民感到并没有真正的实惠。另外,社会保障制度监管不力,很多社会保障资金并不能真正到位发放到居民手中。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进一步加大了居民未来支出的不确定性,导致居民储蓄倾向上升,消费倾向下降。
四、结语
总体来看,中国宏观经济增长势头强劲,发展平稳而迅速。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主导作用依然显著,外贸经济虽然在金融危机期间稍有波动,但中国贸易顺差的局面在今后较长的一段时间内不会改变。然而从长期发展规划来看,通过提高消费率从而改变居民消费倾向和消费结构才是宏观经济增长的本质性推动因素和长远发展的保障,促进消费需求,才能最终促进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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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发育劳动力市场增加就业
目前，解决中国就业问题的唯一可能出路是加快劳动力市场的发育。
随着50年代资本密集型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格局确定下来，一系列相关的制度安排把资本和劳动力的配置，按照地域、产业、所有制等分类人为地画地为牢，计划之外的生产要素流动成为不合法的现象。其中把城乡人口和劳动力分隔开的户籍制度，以及与其配套的城市劳动就业制度、基本消费品供应的票证制度、排他性的城市福利体制等，严重地阻碍了劳动力这种生产要素在部门间、地域间和所有制之间的流动。
在80年代改革以前，我国不存在劳动力市场。原因有两个方面：首先，城乡之间劳动力配置的分割，即统购统销政策、制度和户籍制度这一传统体制的三套马车，把城乡劳动力人为地分割开，城乡之间的人口迁移和劳动力流动几乎从不发生。在这期间，中国的工业化特别是重工业化的速度虽然较快，但没有以相应的速度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第二个原因是城市就业的刚性特征。为了保持社会稳定，城市居民的就业在传统体制下得到充分的保障，由劳动部门或人事部门按照整体经济计划和资源配置优先顺序安排就业和岗位。一旦这种就业被安置妥当，一个职工几乎就不再有机会改变就业单位，也没有被解雇和失业之虑。因此，寻求就业者并不面对一个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只需要具有城市户口，就会自然而然的得到就业安置。
为此，改革以前的城市就业机制有两个特点：第一，就业者面对的机会是均等的，就业的过程大同小异，因而劳动力配置在城市内部是一个一元化的过程；第二，这种就业机会是绝对排他性的，即只要一个人没有本地的户口，无论其人力资本如何，无论企业有何等迫切的需要，只要不是在计划安排之内，雇佣关系就不会发生。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城乡劳动力市场应该说有所发育。农村实行家庭承包制以来，农村剩余劳动力经历了离土不离乡的阶段之后，开始大规模地向城市部门转移。由于户籍制度尚未彻底改革，这些劳动力形成了一种流动人口。据估计，这种流动中的劳动力的人数大约在7000万左右。经过了大约20年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村经济增长、结构变化以及城乡劳动力市场发育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具体来说产生了三种效果。
第一，居住在农村的劳动力不再局限于从事农业劳动，而其就业已经广泛地分布在城乡各种行业中。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劳动力的就业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超过20%的农村劳动力已经转移出农业，在工业、建筑业和第三产业等部门就业，其中超过一半转移到本乡以外。按照这个比例，目前农村劳动力的行业和地域分布大致是：农村劳动力总数约5亿人，大约1亿人转移到非农产业，其中约7000万人转移到本乡以外包括城镇地区的非农产业就业。虽然根据我国经济结构转变的要求，这种农村劳动力转移仍然是不充分的，但与改革以前的情况相比，我国农村劳动力就业结构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第二，城市职工现在不仅不再享受传统就业体制的"铁饭碗"，而且面临着与外地劳动力的竞争。国有企业劳动制度的第一轮改革开始于1987年。当时针对的是固定工的雇用政策改革，第一次动摇了存在了几十年的终身雇用制度，即"铁饭碗"。同时，从80年代后期开始，农村劳动力中的一部分转移到城市，参与了城市就业机会的竞争。虽然这些外地劳动力大多从事那些城市居民不愿意接受的工作，但潜在的工作竞争毕竟已经出现，劳动力市场开始发挥其职能。
第三，国有经济不再是劳动者就业的唯一渠道，国有经济吸纳劳动力的比重大大下降。随着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对劳动力需求越来越大，吸收了大量城市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就业者和农村转移劳动力。而随着国有经济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趋于下降，其就业比重也相应下降。例如，在1978~2000年期间，国有企业雇用劳动力比重从占城市全部就业的78.4%下降到38.1%；城市集体经济就业比重从21.6%下降到7.0%；其他城镇非国有经济的就业比重则从无到有，2000年达到54.9%。正是在国有经济和传统集体经济就业比重下降这个背景之下，城乡劳动力市场开始形成。
政府还要发挥积极作用
当前，要想真正发挥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的功能，必须注意两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解决失业问题，归根结底需要依靠社会总需求的扩大，而农村市场的开拓，对于启动总需求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目前中国农村人口占全国的7成左右，而其实现的社会零售商品总额却不到一半。原因没有别的，只因为农民收入水平提高缓慢，导致农民这一庞大消费群体的需求严重不足。而且，农民收入中相当大一部分来自于外出打工收入，一旦这个收入来源被断流，我们不难预期我国的消费总需求的进一步萎缩。
第二，解决失业问题，还要靠劳动力市场本身的调节功能。我们需要问一问，在城市存在失业现象的情况下，为什么外地劳动力反而比本地职工更具有竞争力？原因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外地劳动力愿意接受相对低的工资，而符合雇主降低劳动成本的意愿。靠人为的保护，无异于提高了劳动力价格。如果与增加劳动相比，提高企业的资本构成更为合算，谁又能阻挡得住企业家这样做？结果是事与愿违，劳动力市场上的总需求反而因就业保护而降低了。
但与此同时，信贷增速放缓，政府投资驱动力开始弱化、经济增长动能逐渐减弱的现实，也令市场担忧经济复苏能否持续。在此背景下，能否有效启动民间投资，已成为促进经济持续向好的关键之举。
日前，有消息显示，由相关部委起草的进一步鼓励和促进民间投资的若干意见，即“鼓励民间投资20条”已于8月上句上报国务院，有望于年内出台。专家表示，若未来随着财政刺激计划逐步落实和减弱，私人投资和民间投资能够全面启动并复苏，及时接下目前政府投资拉动增长的“接力棒”，中国经济将有望实现政府预期的全面复苏。
民间投资将获全面支持
据悉，“鼓励民间投资20条”的内容包括扩大民营资本的市场准入范围，削减行政许可事项、改进对民营企业的金融服务，减轻民企税费负担等若干方面。这当中包括一系列政策亮点，比如研究制定《放贷人条例》、适当放开中小企业债券市场、民企税后利润进行再投资和技术研发可享受税收抵免等。而根据国务院要求，在“鼓励民间投资20条”出台前后，国家各相关部委还将依据各自职能分工，分别拿出旨在贯彻“鼓励民间投资20条”的鼓励民间投资的操作性政策。其中，最令市场关注的是，“鼓励民间投资20条”草案在“扩大市场准入范围”上，提出进一步打破行业垄断，放宽股比限制，降低民间投资准入门槛，并明确划定民间资本准入的五大范围，即基础产业、基础设施，金融保险、文教卫生和公共服务领域五大领域。
东北证券金融与产业政策研究所所长袁绪亚评价说，鼓励民间投资20条措施上报国务院，意味着促进民间投资的政策性条例最终的决策程序。放开市场准入范围和民间金融领域，均是刺激民间投资，提高民营资本投资积极性的关键性措施，对促进和拉动民间投资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相关条例的出台值得期待。
现阶段，民间投资面临很大的问题。很多想进的领域进不去。即使进去了也要承担很大的风险和很高的成本。对于拉动民间投资，放开市场准入是关键。某券商研究机构表示，政府投资主要偏向于民生工程、基础设施等大项目，一般规模比较大，民间投资很难进入，鼓励民间投资最重要的是要让政府投资把一部分市场空间让出来。“鼓励民间投资20条”中扩大了民营资本的市场准入，放开的这些领域可能包括基础产业、基础设施，金融保险，文教卫生和公共服务。市场机制中很重要的是竞争机制，把这些领域对民营资本放开，有利于在这些领域引入更完善的竞争机制，从而促使经济社会的发展。同时放开民营资本的市场准入，有利于民间资本的拉动，从而推进产业结构升级，扩大民间投资，拉动内需。
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综合看，驱动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能够在一季度率先触底，从第二季度步入回升的力量，主要来自于政府投资以及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实施。而及时启动民间投资，对于巩固前期政策的成果，促进经济持续向好，实现由政府投资主导向民间投资广泛参与的动力转换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能够为经济发展再次注入强大动力。
不久前，央行副行长苏宁在上海表示，在这次危机中，政府引导投资先行是必然的，否则短期内想扩大内需刺激经济回升是比较难的。但“要真正克服金融危机，使经济走上良性循环，必须有社会投资、民间投资的发展。”苏宁指出，社会投资、民间投资能否跟上是经济复苏的关键。
上半年和7月份，投资和信贷数据已经预示政府投资高增长不可持续。西部证券指出，经济能否持续复苏取决于民间投资的快速增长。政府投资见效快，但受制于财政约束注定不可持续；消费持续增长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基本上是个确定事件，但要实现消费快速增长的可能性也不大，因此单独依靠消费增长也不能保证经济持续复苏。因而，经济能否持续复苏取决于民间投资的快速增长，更为重要的是民间投资对消费的拉动远远大于政府投资的效果。
从数据看，自4月份以来，在政府4万亿元投资带动下，民间投资已有启动的迹象，但总体看还不是很明显。据四川省统计数据，上半年，四川民营企业投资2328.9亿元，占全社会投资的比重由去年同期的53.7％下降到41.9％，下降了11.8个百分点：湖北省发改委数据显示，上半年该省民间投资增长46％，比去年同期低13个百分点；广东省发改委的数据也显示了相同的趋势。
专家表示，上述数据虽然令人沮丧，但也从另一个角度表明，启动民间资本拉动经济增长有着巨大的空间。一旦在政策的鼓励支持下，民间投资的积极性被迅速启动起来，民间资本有望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关键看政策能否真正落实
“鼓励民间投资20条”是在遭遇此次百年一遇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提出的，对于促进中国经济持续复苏增长，对于提高民间资本投资热情无疑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不过，鉴于2004年旨在鼓励民间投资的“非公36条”出台后，民营资本的活动范围仍然是戒律重重这一前车之鉴，有专家表示担心“鼓励民间投资20条”是否会重蹈“非公36条”无法落地的覆辙?
从实际情况看，“非公36条”的出台并未能取得预期成效。从现实来看，推动民间资本投资面临的阻力依然强大。专家表示，之所以现实中推动民间资本投资很难，最大阻碍在于现实中强大利益集团与相关政策的博弈，导致政策落实存在打折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