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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论:在您撰写社会治理的内涵及意义时,参考他人的优秀作品可以开阔视野,小编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这些建议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热情,引导您走向新的创作高度。
中国历来以“礼仪之邦”著称于世,其周全礼数所蕴含的人品素质和人格魅力,博大精深。在中国历史上,礼仪是伦理政治的核心,是儒家社会的模型,也是一种人格理想。孔子说:“不学礼,无以立。”荀子说:“人无礼则不胜,事无礼则不成,国无礼则不宁”。在现代社会中,礼仪是精神文明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一个人道德品质的外在表现,是衡量一个人教育程度的标尺。礼仪教育不仅是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需要,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而在现代学校中的学生同样要“学礼”,礼仪既是学生的立身、发展之本,又是一所学校的强校之源。
建构“基于社会就业的中职礼仪特色教育体系”是中职学校内涵全面提升的需要
通过建构并实施“基于社会就业的中职礼仪特色教育体系”(以下简称“体系”),实现中职学校内涵的全面提升,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加强职校德育实效。通过实施这一体系,积极发挥“文化育人”的作用,尤其是开展的各项礼仪特色教育活动,不仅使德育规避了空洞说教,更能把德育做到学生的心里去,不但使职校德育实现了贴近社会、贴近职业、贴近学生的目标,而且进入到了学生的生活之中,能与他们的心灵产生共鸣。它既作为一个过程,让学生将外在的礼仪规范及其行为转化为自己的内在需求,并进而再内化为自己的道德,又作为一种心理活动,让学生将自己的信念、态度和接受的价值观内化为自己的品格,从而让学生成为受到社会及用人单位普遍欢迎的人才。
二是促进师资队伍建设。在这一“体系”下,培养专职礼仪教师,提高礼仪教育质量,并让他们带动全校教师都能以德育工作者的姿态和责任心,以身作则、身体力行,在各个方面承担渗透礼仪教育的任务。这一实践过程能够优化教师的职业道德,树立教师的良好形象,从而建成一支具有良好师风师德、身正技高的优秀教师队伍。
三是有利校企深度合作。实施这一“体系”能让礼仪教育与校企合作紧密接轨。学校可以与行业企业合作进行融入礼仪教育的课程开发,把企业的技术、文化、价值观以及管理模式纳入到教学中来,使企业对员工行为的规范早日成为学生的自觉行动,进而培养学生良好的职业能力。同时,在这一校企合作的过程中也能加强职校的专业建设。
四是助推学生顺利就业。该“体系”以就业为导向,以学生发展为根本。这一“体系”十分有利于中职学生毕业后顺利就业和就业后的终身发展,并能让学生终生受益。现代企业十分重视企业形象,相当关注就业人员的个人形象和道德素养,良好的礼仪行为习惯会使中职毕业生具有胜人一筹的就业竞争力。因而,这一“体系”能确保中职学校向社会输送德才兼备的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型人才,并由此打响学校“高素质、高技能”的品牌。
“基于社会就业的中职礼仪特色教育体系”的内涵
绍兴市职教中心建构的“基于社会就业的中职礼仪特色教育体系”的内涵包括以下八个方面:礼仪特色教育原则、礼仪教育系列活动、礼仪养成教育制度、礼仪分层达标方法、礼仪考核评价机制、礼仪师资队伍建设、校本礼仪课程建设和就业礼仪模拟实训。如下图所示。
礼仪特色教育原则。基于社会就业的中职礼仪特色教育的原则有六个,即主体性原则、活动性原则、生活性原则、习惯性原则、就业性原则和开放性原则,它们体现着实施“基于社会就业的中职礼仪特色教育体系”的着眼点、出发点和落脚点。
礼仪教育系列活动。中职礼仪特色教育系列活动分为五大类,即全校性主题活动、专业学区专题活动、班级主题班会活动、日常礼仪操活动和家校共育联合活动。其中全校性主题活动由学校德育处和团委主持,按学期或月组织举行;专业学区的专题活动由学区自行设计和安排,内容包括将文明礼仪知识活化为解决专业学区内、校园内乃至社会上不文明行为的实际问题,创设专业礼仪情境让学生即兴表演如何把文明礼仪付诸实际行动,利用专业技能为宣传和践行“文明礼仪”作贡献等。而日常礼仪操则有两种,一种是中职普适礼仪操,另一种是中职专业礼仪操。中职专业礼仪操中有几节的动作因专业的不同而有所区别。如商务专业礼仪操就包括了整装礼、鞠躬礼、握手礼、引领礼、让座礼、蹲姿礼、转体礼和致谢礼等八个方面的动作。家校共育联合活动则是建立在家长与班主任经常联系的基础上,配合学校礼仪特色教育主题活动而展开的。如在全校进行“孝亲尊师”主题活动期间,同时开展了“感恩父母”家校联合活动。家校联合活动情况及学生平时在家礼仪情况的反馈通过学校校园网上的“家长平台”上进行,平时家长与班主任也可用QQ、手机短信等通讯方式及时联系;而在每学期放寒假或暑假前,各班主任都要到学生家中走访一次,与家长面对面共商教育对策。
礼仪养成教育制度。礼仪养成教育的规范化制度包括《中职在校学生礼仪规范》《中职实习学生礼仪规范》《中职学生礼仪“三字经”》等,均由学校教师自编。例如《中职在校学生礼仪规范》基本涵盖了学生在校园学习与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坐、立、行、说、服装、发型、体态、语言和人际交往等。而《中职学生礼仪“三字经”》不仅朗朗上口,更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和儒家礼仪思想的精髓。学生平时朗诵《中职学生礼仪“三字经”》,定期参与“三字经”背诵赛,修身养性、养成礼仪习惯水到渠成。
礼仪分层达标方法。对学生实施礼仪养成教育所采用的方法是礼仪分层达标法。实施这一方法,首先要使学生在文明礼仪环境中受到熏陶,如在校园里张贴关于礼仪的名人名言、警示标语、书法佳句等,学生进入校门时首先引入眼帘的是电子屏幕上每周更新的礼仪规范宣传语等。同时,向全校师生倡导“微笑待人”和自问“今天,你微笑了吗?”通过“有序推进”,实现“两次转化”。“两次转化”是指先由认知向行为转化,再由行为向习惯转化。而“分层达标”是指分年级层次达到不同的预定目标。例如学生在一年级时,认知部分主要是《中职在校学生礼仪规范》和《中职学生礼仪“三字经”》,行为训练部分以坐、立、行、说为主;二年级第一学期,主要是巩固以上认知部分,行为训练部分以体态、语言、气质、风度为主;二年级第二学期认知部分主要是《中职实习学生礼仪规范》,为以后三年级的实习做好准备,行为训练部分以具有专业特色的职场礼仪模拟实训为主,而与各专业相关的礼仪则有机渗透到各专业课教学中。
礼仪考核评价机制。制定《中职学生校园文明礼仪测评标准》,对学生进行量化评定。评定人为班主任、教师、家长、实习企业相关人员、文明礼仪学生监督岗等,其中班主任在当月进行考核。《中职学生校园文明礼仪测评标准》中的五个测评项目及其子项目为:“待人礼仪”及其子项目“仪容仪表”、“文明言行”、“集会礼仪”、“人际礼仪”,“学习礼仪”及其子项目“文明出勤”、“课堂礼仪”、“实训礼仪”、“自修礼仪”、“课间礼仪”,“环境卫生”及其子项目“校园卫生(含包干区卫生)”、“教室卫生”、“工场卫生”,“生活礼仪”及其子项目“爱护公物”、“文明就寝”、“文明用餐”、“文明回家”、“遵守校规”,“社会公德”及其子项目“乘车(含校车)礼仪”、“交通礼仪”、“网络礼仪”、“笃守公德”。
以上各子项目均有具体测评标准,并量化为分数。学生自评后,由各评定人打分,按权重统计并计算平均分作为测评分。在考核的基础上,每一学期期末评出“礼仪特色班级”“学区文明礼仪之星”“学区礼仪形象大使”“微笑文明星”和“十佳文明礼仪学生”,并通过在校园网和校电视台上的展示,强化礼仪特色教育中优秀班级和优秀学生的表率
作用。
礼仪师资队伍建设。通过建设并健全一支学校礼仪教育的骨干队伍,以专职或兼职礼仪教师的礼仪“示范”带动全校师生的礼仪规范,从而确保礼仪教育顺利开展。各学区由首席教师推荐两名教师担任学区的专职礼仪教师,其中一名为有专业特长、具备良好礼仪素质的职场礼仪教师;各班级原则上由班主任兼任礼仪教师;同时,聘请校外的礼仪专家来校为全体师生讲课。倡导教师人人都是文明礼仪教育的实施者和示范者,也是学生直接仿效的对象,要求学生做到的,教师首先要做到。举办“全校教职工礼仪培训知识考试”,在全校教职工中开展以“美化学区、美化处室”为主题的文明礼仪创建活动,开展“教职工文明礼仪示范岗评选活动”,举办教师文明礼仪演讲比赛,每学年评选学校“教职工文明礼仪标兵”,以强化教师的示范作用。将教师在教学中渗透礼仪教育的经验总结和优秀论文汇编成册。
校本礼仪课程建设。在全校开设文明礼仪课程,任课教师由学校专职文明礼仪教师或兼职文明礼仪教师(班主任)担任。开发编纂了一套全校用《中职学生礼仪读本》,包括《中职学生礼仪读本》《中职学生课堂礼仪(礼满课堂)》和《中职学生职场礼仪》等。这些校本教材均有相应的音像制品,即评选出一批礼仪教育示范课后,将授课视频刻成光盘上传到校园网进行交流,实现资源共享。此外,聘请事业有成的优秀毕业生以现身说法、现场讲解、专题讲座等方式向学生介绍自己礼仪习惯的养成过程和礼仪习惯给工作带来的显著成效。在这些优秀毕业生的故事、业绩中无不闪烁着文明礼仪的熠熠光彩,让在校的学弟学妹们感到格外亲切,更有说服力。
就业礼仪模拟实训。在就业指导中融入礼仪教育,使礼仪教育与就业指导有机结合的基础上,各专业学区都要在二年级的第二学期安排举行就业招聘会的礼仪模拟实训和专业工作岗位上常用礼仪的模拟实训。实训后进行学生自评、互评和教师评议。同时,还要模拟企业情景进行礼仪演练。例如餐饮旅游类专业设置宾馆客房、酒店餐厅等模拟的职业场景,由学生轮换扮演服务员、领班、部门经理和顾客(宾客),按照正常的职业工作过程进行演练,然后由扮演顾客(宾客)的学生按照教师设置的突发事件展开情景表演,表演后再由师生共同评议学生在正常工作过程中和处置突发事件时的礼仪言行是否正确,态度是否妥帖和得体。
“基于社会就业的中职礼仪特色教育体系”在绍兴市职教中心实施后,发挥了文化育人的积极作用,增强了学校德育实效,提升了学校文明指数,塑造了学校的良好形象,推动了学校内涵的持续发展,使学校在打响“高素质、高技能”品牌的同时,向社会源源不断地输送了高素质的劳动者和技能人才。由于在德、智、体、美等诸方面取得的突出育人成就,绍兴市职教中心近年来多次被评为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省、市职业教育先进集体,2010-2011年度绍兴市优秀中职学校,并在2010年11月被评为“首批国家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示范学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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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应急网络组织;治理;内涵;理论基础
中D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ki.1672-3198.2017.03.068
现实背景下,科技进步与互联网的发展以及大国政治力量的角逐,使得全球正发生着复杂的变化,各种力量为了满足自己的利益诉求,或者合作,或者竞争,使得世界在和平与动荡中前行,突发事件已逐步摆脱传统的自然灾害领域,越来越带有人为的特点,群体性冲突以及事件处于多发期,而且破坏性力量愈趋强烈,且带有跨国,跨领域的特点,显然,新形势下,由科层制应急组织向新型应急网络组织治理的转型愈发迫切。通过在知网搜索应急网络组织关键词,仅出现少数几篇相关文献,针对性研究的成果甚少。基于此,笔者将从内涵、意义及理论基础三个维度对应急网络组织治理进行初步探析。
1 应急网络组织治理的内涵
孙国强认为,网络组织治理必须明确其治理主体(网络合作各结点),治理对象(构成组织的各类要素),以及治理过程(基于自觉的弹性管理)。杜军等在结合网络组织、应急管理等概念的基础上,认为应急网络组织是围绕应急事件而建立起来的层次化网状虚拟组织,并由实体形式的应急成员组织以及把这些组织串联在一起的各种联系机制与联动流程构成,当突发事件由常态演变为战态时,需要形成协作应急中心,来进行应急活动的高效执行以及应急资源的合理配置与消耗,进而提升应急产出绩效。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应急网络组织治理区别于一般层级组织管理,是多主体(政府,社区,企业以及非盈利组织)平等参与的共同治理,等级与权威被大大削弱,更多的是权力的分配与共享,同时有着十分清晰的共同目标与共同利益,并为此共同制定一系列能自觉遵守的规则、制度以及非正式安排,并不断的优化治理结构、治理机制、治理过程,减少治理费用,提升治理的可塑性,从而使应急的综合产出最大化。
从应急网络组织治理概念中,可以进一步延伸出几个方面的特性:(1)应急网络组织治理客体是应灾体,即应对自然灾害以及人为灾害的多元主体,而且在灾害应对中表现得较为强势;(2)应急网络组织治理主体是以政府为核心的应急行动主体,政府扮演主导角色,但各主体的地位是平等的,没有互相强制,同时依据应急对象的状态变化,政府和其他应急主体的分工也会动态调整;(3)应急网络组织治理的权力机制发生变化,应急网络中各结点共享权力,权力的分配与使用已专门有相关的制度规定,没有权力垄断的局面,没有单一决策现象,应急决策必须依赖共同而有效率的磋商产生;(4)应急网络组织治理必须依赖各成员组织的互相信任,只有各成员组织间充分建立信任机制,维持信任关系,进而最大程度凸显应急网络组织治理的功能,降低信息传递与磨合成本。
2 应急网络组织治理的研究意义
杜军从交易成本的视角分析了应急网络组织治理的功能意义,认为其能有效的克服科层制组织治理的失效,包括降低应急过程中的交易成本以及应急管理费用,同时在很大程度上能提升治理的有效性基于此,笔者认为,应急网络组织治理的研究意义带有明显的现实性与理论性。
2.1 现实意义
突发事件爆发的复合型、不确定性特征,已对公众安全构成了明显的冲击。传统的科层制应急组织(政府单干或垄断)因其固有的治理缺陷(失效)已越来越无法应对复杂的应急事件(环境),政府需要广泛动员各种组织和力量参与,需要各个方面相互协作、快速联动,需要多层次的支持和保障,需要有法律和政策的依据。所以建立一个政府主导的多主体参与的应急网络组织体系是必然趋势,而且必须建立一整套的治理体系,提升其治理能力现代化,无论应急处于哪个阶段,都能高效运转。同时有利于推动政府主动革新,摆脱落后的应急观念,让更多有能力的主体加入到应急网络中来,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建立由其主导的大应急网络组织体系,并将提升各主体的应急能力为己任,而且政府有必要让渡更多的权力予其他主体,让其协助改造政府内部应急组织架构,进行共同治理。通过建立共同目标与愿景,合理分工,协商决策,成为利益共同体。
2.2 理论意义
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央提出要推动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这是首次提出,这在理论上是一个突破与创新。笔者认为,建立应急网络组织治理体系是与其一气呵成的,应该说是整个国家治理体系的一部分,对于推动和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应急网络组织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也在应急理论上是一个突破与创新,进一步研究应急网络组织治理,是完善应急网络组织治理体系与推动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经步骤,同时对于包括政府在内的各应急主体都具有极现实的理论指导意义,将深化应急理念与应急组织的变革,以及应急能力的提升。同时研究应急网络组织治理也借鉴和拓展升华了其他理论,包括网络组织治理理论,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组织理论,以及应急管理理论等。总之,这一切都会促进应急网络组织治理理论的产生。
3 应急网络组织治理研究的理论基础
应急网络组织治理不是凭空捏造,它需要借鉴吸收一些合适的理论,来指导自身的运作及行为,笔者将用简述的形式来介绍与应急网络组织治理联系较为紧密的几个理论。
3.1 网络组织治理理论
网络组织治理理论研究已相对成熟,可以为应急网络组织治理提供良好借鉴。一是治理边界分析,包括边界的内涵,功能及效益分析;二是治理幅度研究,包括治理幅度的内涵界定,及影响治理幅度的变量分析等;三是治理幅度关键要素研究,以及各要素间的关联性分析等;四是网络组织治理模式研究,包括王忠耀的有核心主导的网络组织和无核心主导的网络组织,以及国外学者提出的空心网络、柔性网络、增值网络和虚拟网络等。最后便是在网络组织治理中用得比较广泛的利益相关者协同理论研究,此理论最早源于企业网络治理的研究,认为企业网络是不同要素提供者组成的系统,其目标便是为要素提供者创造财富,增加价值,同时其中存在一个剩余控制权问题,但是笔者认为在企业网络里面,这个剩余控制权被各利益相关者共同享有,实际上是协同合作,互补共赢。
3.2 新制度经济学理论
新制度经济学是由科斯等经济学家应用宏观、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分析制度的构成和运行而建立起来的一门学科。其对应急网络组织治理具有指导意义的有二种理论:交易费用理论,产权理论。科斯认为,交易费用实际上是在市场交易过程中,交易主体为了克服信息的不对称与不完整性,以及对于契约的监督实施等所担负的成本,实际上,交易费用理论解释了交易费用是如何生成的,怎么去衡量,以及怎么去克服,这些都给予了我们如何去降低交易成本的思考;对于产权,实际上最终包含的是人与人之间所有权关系,物是这种关系的载体,而且产权不是凭空产生的,它与制度紧密联系在一起,进而获得认可与尊重,产权实际上是一种社会工具,或者说是与他人进行交易的筹码,也就说产权是可以让渡的,有的是无偿让渡,有的为了谋取更大利益。对于应急网络组织中个体而言,实际上是存在产权让渡的,但这种让渡是自愿且带有公益性质,一般是其他主体将资源贡献给政府,或者直接反馈给受灾者,为了实现应急产出的最大化,包括政府在内的各主体都会让渡出自己的一部分产权,以达到产权最有效率的配置。
3.3 权变理论
权变理论是一种反对一般管理规则,主张相机行事的理论,它强调对组织所处的环境及内部条件的变化能作出快速反应,并调整相应的组织治理手段。应急网络组织事实上是不断在面临着应急环境与应急阶段的变化,很显然应急网络组织的治理方式是存在动态变化的,必须与应急阶段变化相适应,这样在应急过程中才能赢得主动地位。组织激励理论中比较流行的是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和弗期望理论。马斯洛认为人的需要是有层次的,最先被满足的应该是其基本需要,包括生存需要,安全需要等,比较高层次的需要是被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这往往更激励人;期望理论实际上是设定一个组织目标值,但是并不是随便设定,而是要能使员工的期望值最大化,实际上是要能与员工的利益息息相关,在实现时有一定难度和挑战性,但也不是无法完成的目标。应急网络组织治理是人的治理,是由主体的人员组成的,所以这就存在激励问题,如何更有效的激励,使员工的产出绩效最大化,需要借鉴这些理论。
3.4 应急管理理论
应急网络组织治理与应急管理是有区别的,这一点不能混淆,但是它们之间有很多联系甚至交融的地方,了解应急管理理论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进行应急网络组织治理。应急管理理论实际上是应急机构如何对突发事件进行有效应对及管理的一整套步骤与方法,包括应急规划,减缓与准备,预测与预警,响应与处置,恢复重建,信息与舆情引导,应急社会动员,以及沟通协调等。同时要特别注意的是应急管理的阶段,了解这些阶段,才能作出有针对性的决策。总体来看,应急管理包括预防、准备、响应、恢复四个阶段,预防实际上是预防灾害和减少损失,如推行受灾保险,制定建筑质量标准等;准备是指增强应对各类灾害的能力,包括制定应急预案,进行应急演练,成立协作中心等;响应是指采取应急行动进行突发灾害应对,最大努力挽救生命c财产,降低损失。如启动应急预案,组织疏散与搜救,提供应急救援物资等;恢复,指的两个阶段恢复,一是短期内的灾区受灾群众安置,二是长期内的灾区重建工作。实际上减缓可划分为应急常态阶段,准备则是由常态到战态阶段,而响应则处于战态阶段,恢复则由战态到新常态阶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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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意义哲学;现代社会;内涵;应用
一、引言
意义哲学是我国哲学家刘立井在近年来开创的一个哲学流派,是将人们的哲学视角重新从看待世界拉回到思考现实中来。同时,意义哲学更是诞生于我国本土哲学土壤环境,集合了历史、人文等哲学观点,对于我国人民理解世界、理解现实进而树立正确的哲学观具有积极的意义。
意义哲学诞生的时间相对较晚,从2002年的《世界的意义》出版算起不过短短的十余年,而其诞生的土壤也正是我国改革开放迅猛发展的十余年,故而可以毫不夸张的讲,意义哲学是现代中国人分析现代巨大变革中的中国社会的理想工具,是树立一代人思想武器的有效途径,同时也是实现人生价值飞跃与文明腾飞的根本途径。
从现阶段的研究进展来看,哲学研究最根本的问题在于其对现实社会的抽象与“不寻常”,而意义哲学则在二者之间搭建了一个有效的桥梁进而使得现实社会映射到哲学体系中去,也使得哲学理论参与到社会指导中来。近年来的研究也更多的围绕着丰富意义哲学的理论基础与框架结构层面,相反的对于其对于现代社会的指导相对缺乏。不得不遗憾的讲这是一种退步与“本末倒置”,故而本文立足于其哲学思想探究其能够在现代社会中解决问题的基本途径,为后续的体系发展提供助力。
二、意义哲学的理论框架及其内涵
所谓的意义哲学为人们提供了另一种观察世界的视角,正如其开山之作《世界的意义》中所描述的那样:“世界的意义就是能力与需要的适合圆满”。利用这个基本的定义去描述现代社会就意义哲学的根本关键。
那么什么是能力呢?
能力就是对世间万物“力”的概括。在物理学层面“力”是改变物体运动状态的根本因素,而在哲学层面世间万物均处于不断变化的过程,而变化是需要“力”的作用的,此种产生变化的根本要素就是能力的集合。它可以是来源于外部的压力,也可以是来源于内部的动力。
那么什么是需要呢?
所谓的需要就是一种运动与变化的趋势。春天来了,小草要发芽,生长就是其客观需求;秋天来了,大树要落叶,生存是一种客观需要。而落实到了人类社会需要的范畴与抽象核心也同样适用,无论是一个个体所产生的需求还是一个社会群体共同推进的一个事业都有其内部的需求在其中,而将需求进行集合则成为了哲学层面上的需要。而在现代哲学的角度上来看,需要更是一种多样化元素,利用需要能够解释世间万物的变化,尤其是对社会现状以及社会事件的发展进行评价,通过这个概念对其进行综合概括与抽象是形成意义哲学的理论关键。
那么什么又是适合圆满呢?
所谓的适合圆满既给我们描述了一个基本现状,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深刻思考。从自然协调的角度出发,自然环境中的自我发展无疑是一种能力与需要的高度协调,且具有可持续发展可能,这就可以被称之为适合圆满;而在引入了人为因素后,我们所研究的对象将不单单是自然社会,更多的是一种与人本思想相结合的人文社会。人文社会由于引入了研究主体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客观矛盾,势必会破坏此种适合圆满的状态,使之从现状转变为一种长久的需求,而我们正是应该在理解需求的同时,来满足需求所必备的能力。这就是意义哲学带给我们的适合圆满层面的思考,其包括了二者的相关关系、包括了自然与人文的可持续发展、包括了未来的社会走向、也包括了社会现状的根本因素。故而,可以毫不夸张的讲适合圆满是一种理想状态,是在哲学逻辑的情况下对无限美好的推演,也是在实际社会治理过程中的一种期盼。
三、意义哲学在现代社会中的应用
哲学并不是一个高智商“游戏”,也不是理想主义者基于对现代社会不满而发出的“空想”,它是我们理解世界,适应世界,甚至是改变世界的理想工具。为此,无论是评价一个哲学思想是否具有价值,还是看待哲学思想的长久发展均需要落实在其与当下社会的切合度层面,即哲学对于现代社会的影响以及具体的应用。而落实到本文研究内容方面,意义哲学在现代社会中的应用至少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意义哲学对理解社会能力的应用。社会能力是产生社会变革,推动社会前行的总体需求,是社会各项动力的高度抽象。理解了意义哲学层面上的“能力”内涵,有助于社会能力的提高。在能力内涵的指导下构建社会能力区位。其中最为典型的例子是现阶段的社会分工与专业的精细化。社会价值的来源是人与人之间的分工及联合,而基于社会知识总量产生的精细化专业分工正是对社会能力的意义哲学层面上的进一步理解与应用。
第二,意义哲学对理解社会需要的应用。社会需求代表了社会发展的方向,意义哲学从更深层次上提供了社会需求的概括标准。尤其是在现代社会中,社会需求不仅仅表现为集体诉求,更多时候个人意愿以及小团体的诉求力量也不容忽视,而意义哲学正是提供了多元化的需求表达途径与研究方法,使得我们能够更为准确的抓住社会东向。结合社会能力找到其发生变化的底层因素。众所周知,我国当前的就业问题广受诟病,尤其是大学生就业困难以及较低的同专业就业率更是矛盾的关键点。而利用意义哲学加以分析就业问题的深层次动因是社会需求的“去专业化”与“人本教育性”而当前的社会能力提供则更多的倾向于“专业化”二者的不匹配是产生问题与矛盾的根本原因。
第三,意义哲学对社会治理的应用。意义哲学的应用价值与方式还不仅仅停留在上述分析问题的层面,还能够有效的对社会问题进行治理。在治理应用过程中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基于对问题与深层原因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一定的解决方案,针对问题提出问题解决策略是典型的问题导向思维,配合意义哲学则能够使得其更为丰满、更为有效。当然,此种解决表面问题的导向思维并不是哲学的“强项”也不应该是其努力与应用的方向。透过问题看本质,从根源入手解决一揽子问题才是哲学需要思考的方向。故而第二种意义哲学对社会治理中的应用则是对社会矛盾进行一体化分析,最终从人本视角提出看待问题的不同维度与社会治理的底层因素。如果将社会比作一个电脑或者手机的话,社会治理仅仅是优化了其中的应用程序,而意义哲学则是优化了其底层的操作系统。
第四,意义哲学对社会指导的应用。除了解决具体问题之外,意义哲学还能够通过对需要的分析来对社会的发展方向进行指引。这一点从意义哲学的核心观念中便可以看出,不断的追求社会体系中能力与需要的适合圆满就是未来社会发展的基本方向与必然路径。
四、总结
意义哲学是立足于我国本土的哲学思想对指导我国社会发展具有积极意义。本文从具体的内容及内涵角度入手,探究意义哲学体系在现代中国社会的应用与发展,希望能够为今后意义哲学的发展与哲学思维的推广奠定必要基础与实践指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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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治理;现代化;内涵;时代背景
国家治理现代化包含了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两个内容,这个概念的基础与核心是“现代化”概念与常识,对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指导与概括意义。
一、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化运动
现代化运动发源于1500年前后的西欧,历史上的这个时期发生了许多意义重大事件:东罗马帝国灭亡、地理大发现以及宗教改革等等,这些事件也改变了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时期及一定历史过程中的事物,现代化表明了社会发展的转变过程,它本身具有三个维度:时间维度、空间维度以及价值维度,三个维度分别表明了现代化的三层含义:从中世纪结束到今天一直都是现代化,经历着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现代化发展的范畴与领域是非常广泛的,既有经济、政治、文化,也有生活方式、教育等各领域的内容,关系着社会发展中的工业化、城市化以及信息化等等。现代化社会对传统性与现代性做了一个基本的分野,经济上表现为:从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传统农业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代化工业社会,经济发展日益发达,居民消费水平也日益提高;政治上表现为:国家治理由人治向法治转变、政治由专治向民主转变;社会层面表现为:社会由原来的传统社会结构向现代化社会结构转变;文化上表现为:从原来的迷信愚昧向科学理性转化发展。
二、国家治理体系与能力的现代化
“治理”这个词汇本身就具有现代化特征,这是产生在一个比较现代化的历史时期,与“统治”、“管理”等词汇在含义上有着较为明显的区别,“统治”含义描述为“像君主那样控制、管理国家”。这个词语的解释暗含着权力主体的单一性,人民对其发号施令只有服从与执行的义务,“管理”重点强调政府管控的强制性;而“治理”这个词汇具有非常鲜明的现代化特征:权力主体的多方化、治理主体间权力平等,治理过程就是政府、社会组织以及人民间的利益博弈;治理这个过程不是由某个人单独说了算,而是需要各方协商达成共识,从而建构其符合多方利益,多数人认同的制度政策等,由此看来,“国家治理”是治理概念的扩充与延伸,“国家治理”的内涵也就相对丰富与开放。从全球历史发展与背景来看,一个国家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了反映了国家治理体系以及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发展演变进程。怎样更好地治理国家也是许多有识之士共同思考与探寻的问题。国家治理体系在历史发展进程中,随着各种冲突与矛盾的出现与解决,人们已经将人民、法治精神以及自由等理想作为现代性国家的必要属性与存在的理由。体系与能力是国家治理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与组成内容,两者也是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的。国家治理近代以来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发展图景,其内涵也变得丰富多彩。从根本上来说,国家的贫穷与富裕、先进与落后程度等等,与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因此世界上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都在积极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增强治理能力,这些都是一个国家现代化水平的重要衡量指标。
三、全球性治理危机
上世纪80年代后期我国及全球范围内出现了一些重大变化,从而引发了一些治理危机,其中与人们日常生活、生产关系最为密切的是治理问题更加复杂化及风险化,全球出现了许多新型治理问题,单一治理主体已经无法应对,全球出现了多种新问题如金融动荡、粮食短缺、环境生态破坏、气候变暖及食品安全等等,这些问题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具有跨国性、动态性及不确定性,传统的某个国家或国际组织已经无法独立应对解决问题,解决问题危机更多依赖于各国之间的合作及国家治理现代化手段。各国因为国情遭遇不同的危机种类,危机的“蝴蝶效应”也逐渐明显,全球多个国家都会遭受危机影响,例如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被认为是制度完善的美国首先爆发,之后蔓延到欧洲,许多西方发达国家都卷入了其中,我国也没有幸免。这些事实侧面反映了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各国都要改革制度及治理体系,解决国家治理能力有限性的问题。
我党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我国的全面深化改革大目标是改进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促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我党第一次在其文献中正式提出了“治理”理念,并且将治理与现代化相结合,让人们对现代化又有了一个新的认识与理解。国家治理现代化理念的提出有其环境背景与内在需要,这个治理理念在我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中具有多重解读维度,也是一种全新的发展维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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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钟林.西方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述评[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16(01).
关键词:国家审计;国家治理;免疫系统;辩证关系
一、绪论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日益加快,和谐社会构建中的中国为了更好地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应该立足于政府职能转变和政府能力提升。在履行政府对人民负有的各项职责的过程中,国家审计是一个关键性要素,它代表国家行使审计监督职能,是国家经济运行的“免疫系统”,在国家治理过程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它能够促进政府改进管理和决策、加强监督和增强责任心。
实现国家治理目标关键在于深化国家审计职能,正是围绕着这样一个主题,本文从国家审计及国家治理的内涵上入手,进一步分析国家治理与国家审计的辩证关系,将深化国家审计职能与实现国家治理目标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以期得到一些有意义的
启示。
二、国家治理与国家审计的内涵
(一)关于国家治理的定义及其内涵
国家治理是以国家执政机关为主体、公民社会共同参与的通过一系列体制设置和制度安排的对经济社会公共事务的多元化多向度的协同治理。有以下基本内涵:
一是属于政治学领域的概念,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国家统治的必然选择和转型升级;
二是既体现国家统治的阶级性,也体现公共治理的社会性;
三是既体现国家执政机关治理的强制性,更体现国家执政机关与公民社会治理的协同性;
四是注重引进现代企业治理的相互牵制与相互制衡的先进理念和科学模式,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
(二)关于国家审计的定义以及在国家治理框架内新的内涵
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审计应当体现国家从统治到治理转型的全新内涵。一要实现国家审计的转型升级,实现国家审计工作创新发展。二要体现国家审计的社会性,提高审计工作的开放度和社会公众的参与度。三要加强国家审计的柔性监督和行政指导。四是加快国家审计体制改革,切实发挥国家审计在国家治理中“依法用权力监督制约权力”的“免疫系统”功能。
根据国家治理赋予国家审计的全新内涵,国家审计可以理解为审计机关在社会公众广泛参与下,依法对被审计单位的财政收支、财务收支及其有关经济活动的真实性、合法性、效益性进行审查,评价经济责任,用以维护财经法纪、改善经济管理,提高经济效益、促进宏观调控、保障国家安全的独立性经济监督和服务活动。
三、国家审计与国家治理的关系及其角色定位
只有弄清国家审计与国家治理相互之间的关系,才能准确界定国家审计在国家治理框架内的角色定位,从而科学发挥国家审计在国家治理框架内应有的治理作用。
(一)国家审计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国家治理中,国家审计的本质是国家治理这个大系统中的一个内生的具有预防、揭示和抵御功能的“免疫系统”,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审计是国家治理的一种制度安排,是具有独立性的更高层次的综合监督,以其特有的方式在国家治理中居于不可替代的地位,是国家治理内生的、不可或缺的组织细胞。
(二)国家治理的发展决定着国家审计的发展
国家治理的需求决定了国家审计的产生,国家治理的目标决定了国家审计的方向。因此说,国家治理的发展进程决定和制约着国家审计的发展进程,始终对国家审计起主导作用。作为国家治理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审计必定要在国家治理的框架内开展工作,必须要服从服务于国家治理的大局。当国家治理对国家审计的需求发生变化后,国家审计必须主动调整跟进。
(三)国家审计对完善国家治理具有重要作用
国家审计通过发挥预防、揭示和抵御的“免疫系统”功能,在不断完善国家治理,进而实现国家的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国家审计是强化公共受托责任的监督机制;二是国家审计为国家治理进行科学决策提供及时、客观、可靠的信息;三是国家审计是实现社会公正公平的调控杠杆;四是国家审计是提高经济效率效益的重要工具;五是国家审计是推动党风廉政建设的有效手段。
四、创新审计管理和审计发展,使国家审计在国家治理中发挥积极作用
(一)加强审计监督功能,建立健全审计结果问责制度和审计结果公告制度
1.完善审计问责制度,一是从“问责无序”向“问责规范”转变。
2.加大审计结果公告力度,促进审计成果转化利用。
(二) 完善审计职能,积极发挥国家审计在国家治理中的推动作用
1.积极开展效益审计,考察政府绩效和责任。
2.搞好与宏观管理有关的专项审计调查,评估宏观经济政策。
(三)加强审计队伍建设,增强审计人员综合素质和宏观
意识
为适应宏观经济管理的需要,审计机关必须建立一支知识全面、结构合理的审计人才队伍。随着审计外部环境的变化和审计事业的发展,对审计人员的综合素质要求也将越来越高,它要求审计人员具备良好的审计专业技能,还应该是各方面知识的复合型人才。审计人员还必须具备宏观思维的能力,能够结合审计工作为决策部门提供高质量的信息和建议。
当前,实现国家良好治理、保障经济社会健康安全运行是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惟有以科学严谨的态度研究和理解国家治理的基本问题,审视国家审计与国家治理的关系,才能真正实现国家审计有效参与国家治理,促进国家和社会和谐发展,并寻求国家审计自身的科学发展。
参考文献:
[1]随学深.国家审计与国家治理哲学关系辨析.审计月刊,2012年第8期.
[2]别必爱.国家审计与国家治理的丰富内涵.审计月刊,2011年第11期.
[3]刘家义.国家治理与国家审计.审计学会第三次理事论坛讲话,2011:7.
关键词:地方政府 公共服务 治理 绩效评估
引言
地方政府承担着大量地方性公共事务管理和公共产品供给职能,如交通、公共安全、消防、教育、公共卫生、医疗保健、供水、供电等。地方政府的职能定位在本质上要求地方政府治理应加强公共服务职能、建立多中心的治理结构、提高地方治理的效率等。可以说,地方政府治理绩效不仅影响地方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和质量,同时影响地方公众的生活质量、地方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和谐社会建设与社会稳定。因此,加强地方政府治理绩效的评估对于提高地方政府治理能力,改善公共服务质量,提高地方政府治理绩效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到目前为止,我国在公共部门的绩效评估方面,主要集中政府目标、政府网站及一些职能部门工作绩效与公共服务的评价,对于地方政府治理绩效评估的研究还比较少。倪星(2007)指出在我国绩效评估中存在地方治理过程与绩效评估脱节、对绩效评估的整体设计和系统过程考察不够、多种方法的应用尚欠整合、缺乏原创性研究等问题。
地方政府治理的内涵与基本特征
(一)地方政府治理的内涵
自从1989年世界银行正式使用“治理危机”以来,治理一词频繁出现在行政学、政治学和管理学等学科领域,但是对于治理内涵的界定目前还是模糊且不统一的。例如,Kooiman(2003)认为治理旨在解释社会问题或创造社会机会,建立一套社会规则,为管理活动建立一套标准。我国学者毛寿龙(1998)认为治理是指政府对公共事务管理过程不直接介入,掌舵而不是划桨。俞可平(2001)认为治理是指在一个既定的范围内运用公共权威维持秩序,满足公众的需要。尚虎平(2009)把政府治理界定为:“在一个既定的范围内政府与市场、第三部门、公民社会实现合作、协调,以达到合理分配资源、适当处置各种利益、圆满处理各种关系,从而满足公众需要的一种新型的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第三部门、政府与公民社会的多重伙伴关系”。杨雪冬(2008)指出治理关注的是权力如何行使,并指出从全球到国家,再到地方以及社区都可以发生治理现象,涉及国家、私人部门以及公民社会等众多主体。民主、法治、透明、责任、服务、公平、效率、有竞争力等被认为是治理的基本准则。
对于地方治理,郑志龙(2009)指出地方治理意味着政府与公民社会之间的互动更为频繁,治理关系也更为复杂。英国学者Bovaird和Loeffler(2007)对把地方治理的定义为:“为了影响公共政策的结果,地方利益相关者相互作用的方式”。地方治理已不仅仅是政府自己的事情,而是更多的征求相关利益者的意见基础上形成的协商管理地方公共事务的民主过程。正如Bovarid(2004)所指出的地方政府治理不再仅在政府内部寻找好的管理模式,而是追求外部利益相关者认可价值的管理模式。鉴于此,本文认为地方治理是地方政府在充分尊重公众及其它利益相关者意见的基础上,进行地方性决策、实施地方事务管理、提供地方公共服务的过程。
(二)地方政府治理的基本特征
1.地方政府治理的主体具有多元性。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复杂的地方公共事务仅凭借公共机构难以解决,需要借助非政治的力量。因此,地方政府治理的主体具有多元性,除地方政府外,还包括社会公共机构、公众、企业、第三组织等。
2.地方政府治理的内容具有复杂性。凡是与地方政府有关的事务都在其治理范围之内,如地方公共服务供给、经济增长、地区稳定、相邻地区协调等。并且在不同国家的不同时期,地方政府治理的内容可能具有一些差异。
3.地方政府治理要求具有回应性。地方政府治理要达到共建和谐社会的目标,在客观上要求应具有回应性,及时了解、回应公众多样化的需求。一个具有回应性的政府,应具有透明性、责任性、效率性和公平性等基本特征。
4.地方政府治理的保障是法治。治理下的地方政府是法治政府,这就要求任何地方政府依法行事,其各个部门各司其职,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履行公共服务职责,维护公众的合法权益。
地方政府治理绩效评价的指标体系构建―以公共服务为例
地方政府治理绩效是指各级地方政府在管理社会公共事务、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所取得的成绩和效益。地方政府治理绩效评估,就是根据治理的目标、采用科学的方法,对各级地方政府治理的绩效进行测量、考核,反映其工作的实际效果,从而奖优罚劣,促进政府改进工作,提升管理效率和服务质量(倪星,2007)。
对于地方政府治理的绩效评价,目前文献不多,并且不同的文献从不同角度进行评价,例如透明国际的腐败指数,世界银行的责任与行政执行能力指标,英国国际发展部从人事和民主方面评估治理绩效。对于公众而言,最关心的问题在于地方政府是否改善了他们的生活质量以及是否克守透明、公平的治理规则。英国学者Bovaird(2006)以英国康沃尔(Cornwall)市Carrick区议会公共住房服务为例,从公众生活改善与治理规则的执行两个方面对地方政府治理的质量进行了评估,这对于我国地方政府治理绩效评估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借鉴Bovaird的评价方法,本文从结果评估和过程评估两个维度设计我国地方政府治理绩效评估指标体系。
(一)地方政府治理绩效―结果评估
从结果角度评估政府治理,是对政府治理实施一段时间后效果的评价。近年来兴起的政策科学评估,即是从结果纬度评估公众对于政策执行结果的满意度,进而判断政策是否合理。地方政府治理绩效的结果评估,主要从公众对公共服务与生活质量的满意程度方面来评价。表1给出了地方政府治理结果评估的纬度及内容解释。
需要说明的是,虽然本文建立的地方政府治理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以公共服务为例,但是地方政府治理并不仅停留在公共服务提供层面,而是通过公共服务提供达到所想要的治理效果,如经济发展、政治稳定、社会和谐等。因此,在指标衡量时,都是从公众感知角度,评价公众是否对公共服务满意,而不是对公共服务本身的质量进行评价。如健康和社会福利项中,应从公众感知角度衡量目前的健康和福利服务是否达到满意,而不是从健康和福利服务本身去衡量。在具体指标设计方面,可以进一步细化,如在健康与社会福利方面,可以通过以下几个问题进行主观评价:目前的状况与以前相比是否有所改善?对目前的状况是否满意?同时,还可以用客观性指标,如目前健康与社会福利标准是否低于国际标准或经济发展水平相似国家标准?
(二)地方政府治理绩效―过程评估
对地方政府治理绩效从结果纬度进行评估,可以监督地方政府在治理过程中是否把地方公共利益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但怎样才能保证良好的治理效果,则需要评估者关心在地方政府治理过程是否遵守了治理的基本准则和基本程序,因此过程纬度的评估可以通过对治理准则和程序的遵守情况的评价促进治理结果的公共利益趋向,具体评估指标及其内容解释如表2所示。
结论与应用前景分析
地方治理在我国的发展与创新在客观要求在理清地方治理的基本内涵、准则与基本特征的基础上,对地方治理的绩效进行评价,以达到总结经验、监督治理过程、激励治理创新的目的。在我国,改革和创新地方政府治理过程,是提高地方政府治理能力,改善地方政府治理绩效,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的关键。因此,对于地方政府治理绩效的评价对于完成地方政府的政治与管理任务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虽然本文提出评估地方政府治理绩效的基本构想,试图从结果与过程两个纬度来界定治理存在的领域以并评价治理绩效,但众所周知,一个好的评估指标体系需要客观公正的评估主体采用科学的评价方法,才能达到客观公正评价的目的。在我国,地方政府绩效评价虽已引入非政府主体,但是企业、公众、第三组织等参与的程度有限,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评价结果的客观性。因此,应鼓励支持社会组织积极参与政府治理过程及其评估活动。在评估主体合理、评估指标体系科学、评估方法有效、评估信息获取成本可控等条件下,地方政府治理绩效评估将成为改善地方政府治理绩效的重要途径。
参考文献:
1.倪星.中国地方政府治理绩效评估研究的发展方向[J].政治学研究,20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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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俞可平主编.全球化:全球治理[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5.杨雪冬.近30年来中国地方政府的改革与变化:治理的视角[J].社会科学,2008(12)
6.郑志龙.走向地方治理后的政府绩效评估[J].中国行政管理,2009(1)
关键词:金融治理;评价指标体系;经济金融总量;金融发展;微观审慎
一、引言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完善全球金融治理、重构国际金融秩序成为世界各国关注的焦点问题。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正在进入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金融业也由高速增长期逐步过渡到局部风险暴露的深度调整期。面对新常态下中国经济金融运行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党的十作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即“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十八届五中全会和“十三五规划纲要”进一步明确指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取得重大进展”是“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作为现代经济核心的“金融治理”,是“国家治理”的核心内容。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完善金融治理体系、提升金融治理能力将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重要保障。那么,立足于“金融治理”的内涵,构建完善的评估框架,准确评估金融治理能力,有助于金融治理的自我完善,能够为金融改革提供方向性指引,更加有效地防范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对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稳步推进和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金融治理能力的评估框架应基于“金融治理”的内涵进行构建。对于“治理”,联合国全球治理委员会(1995)将其定义为: “治理是各种公共或私人机构管理共同事务,制定正式或非正式的制度和规则,调和各种利益主体并促成联合行动”。因此,治理体现为相关各方采取联合行动的过程,主张政府简政放权,培育社会组织,实现政府与社会的多主体、多中心共同治理(宋军,2015)。那么,“金融治理”就可以定义为:“各类金融主体共同维护金融稳定、提升金融运行效率、推动金融发展的一系列制度规则,以及各主体相互协调、共同合作处理金融事务的过程”。其中,金融主体包括相关的政府部门、金融机构、企业和个人等。从经济金融体系运转的全局来看,金融治理应包括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的含义:宏观层面,金融治理致力于维护物价和经济稳定,以及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主要通过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予以实现;中观层面,金融治理着眼于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具体体现为金融市场化程度、金融组织体系发育程度及金融市场体系完善程度三个方面;微观层面,金融治理强调单个金融机构的风险防范,主要体现为基于巴塞尔资本协议的微观审慎监管。
20世纪90年代区域性金融危机频繁爆发,促使关于金融治理能力的理论研究和评估实践迅速发展。受金融危机推动,宏观层面的评估实践发展迅猛。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后,IMF和世界银行于1999年联合启动了金融部门评估规划(FSAP),并于2006年公布了基于宏观审慎监管框架的《金融稳健性指标编制指南》,成为其对各成员国金融体系评估的重要指标;我国于1999年接受了FSAP的首次评估,并于2015年启动了更新评估程序。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世界各国在宏观审慎政策框架下初步形成了可操作性的政策工具体系;中国人民银行在对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机制进一步完善的基础上,于2015年构建了金融机构宏观审慎评估体系(MPA)。中观层面,有关金融市场化程度的测度受到经济学家的广泛关注。国外方面,传统基金会、弗雷泽研究所分别从1995年和1996年开始连续公开经济自由度指数,其中均涉及了金融市场化程度的度量;Laeven(2000)、Bandiera(2000)则利用多个国家的数据对金融市场化程度进行了专门测度。国内方面,樊纲、王小鲁、朱恒鹏自2001年起连续中国市场化指数,其中将金融业市场化程度作为重要的分项指标;黄金老(2001)、周业安等(2005)针对中国金融市场化程度进行了专门测度。微观层面,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BCBS)的巴塞尔资本协议是当前国际银行业最为权威的监管标准,迄今共经历了三次大规模修订。2010年最为严格的巴塞尔协议III之后,各成员国陆续开始实施,而BCBS也依据该协议对成员经济体进行同步评估,并根据实施效果和评估结论对协议进行进一步修订和完善。
尽管国内外有关金融治理能力评估的研究较多,但大多仅从金融治理的某一方面或几方面混合的侧面入手进行指标设计,并未全面体现金融治理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的内涵。此外,成果中有关金融市场化程度的测度均采用人工赋值和简单算术平均法进行指标计算,结果存在较大的主观性。正是考虑到现有研究的不足,本文拟基于金融治理的丰富内涵,参照国内外研究成果,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着手,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金融治理能力评价指标体系。为克服评估的主观性,本文将选取可度量且能够取得客观数据的指标,并分别采用算术平均打分法和因子分析法进行指标计算,最终对两种结果进行比较分析,以保证结果的稳健性和可靠性。基于计算结果,结合现实情况,本文将对中国金融治理能力进行具体评价和分析,并提出政策建议。本文具体安排如下:除第一部分引言外,第二部分基于金融治理三个层次内涵,搭建金融治理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的具体框架;第三部分选取我国数据,分别采用算术平均打分法和因子分析法估计我国金融治理指数,并对两种结果进行比较;第四部分结合现实情况对我国金融治理能力进行评价与分析;第五部分是结论及政策建议。
二、金融治理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构建完善的金融治理能力评价指标体系是准确评估金融治理能力的前提,对于金融治理的自我完善、金融改革的有序推进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金融治理能力评价指标体系至少应当包括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金融治理总指数,即对我国金融治理能力进行综合评估;第二层次是金融治理各分项指数,即立足于金融治理的丰富内涵,参照Blinder(2010)搭建的防范系统性风险的金融治理框架,从宏观层面的物价和经济稳定、中观层面的金融发展水平(金融市场化、金融组织体系、金融市场体系)、微观层面的个体金融风险防范等几个方面出发,全面考察评价我国的金融治理能力;第三层次是基于第二层次的若干个具体评价指标。
金融治理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的具体框架如图1所示。
(一)宏观层面――物价和经济稳定
在宏观层面,金融治理首先着眼于维护物价的稳定,为经济增长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这是各国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重要目标(周小川,2016)。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平滑金融体系顺周期波动也成为各国金融治理的重要内容,但我国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正在探索和建立当中,已经公布的宏观审慎评估体系(MPA)与微观审慎监管的指标体系多有重合,因此暂不予以体现。
物价和经济的稳定状况主要通过一些宏观指标来体现。我们用CPI增长率来衡量通货膨胀水平,用GDP增长率来衡量经济增长。此外,由于宏观层面的金融治理主要通过货币政策予以实现,保持市场流动性水平的合理适度是央行货币政策操作的重要内容,对于维护物价和经济的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我们在指标体系中加入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货币供应量,并用M2增长率来具体衡量。
(二)中观层面――金融发展水平
金融发展水平不但是中观层面金融治理能力的重要体现,对下一阶段金融治理的有效开展也具有重要影响。金融发展水平包含的内容十分丰富,本文将其归纳为金融市场化程度、金融组织体系的发育程度、金融市场体系的完善程度三方面内容。
金融市场化程度。金融市场化通常被国外学者称为金融自由化,它是指一个国家的金融部门运行主要由政府管制转变为市场力量决定的过程(周业安、赵坚毅,2005)。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实践经验普遍证明,金融市场化程度对于金融体系运行效率具有重要影响。本文从政府对金融机构的管制、利率市场化程度、资本自由流动水平三个方面来考察这一指标,并分别用存款准备金率、人民币贷款中基准利率贷款占比、对外直接投资额占GDP的比重来衡量。
金融组织体系的发育程度。金融组织体系(又称金融机构体系)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及金融制度下,由国家以法律形式确定的银行体系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组织结构,以及各类金融机构在整个金融体系中的地位、职能和相互关系。完善的金融组织体系能够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全面的金融服务,不但能够将金融资源配置到高增长的重点领域,还能够支持经济发展的薄弱环节。本文从金融部门的市场集中度、金融机构经营的多样性、金融机构贷款投向的集中度三个方面来考察这一指标,并分别用大型商业银行资产占银行业总资产比重、非主要贷款类资金运用与金融机构资金运用总和之比、主要金融机构房地产贷款余额与人民币贷款余额之比来衡量。
金融市场体系的完善程度。金融市场体系是指金融市场的构成形式,对我国而言特指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和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银行和市场之间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二者能够相互促进发展(Allen和Gale,2000)。两种金融体系各有所长,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可以起到互补的作用。本文从社会融资总规模中直接融资占比、金融发展的深度、金融发展的广度三个方面来考察这一指标,并分别用企业债券和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在社会融资总规模中的占比、货币化率(M2/GDP)、资本化率(股票基金累计成交额/GDP)来衡量。
(三)微观层面――个体金融风险防范
微观层面的金融治理强调单个金融机构的风险防范,它通过制定一系列的监管标准,控制银行的经营风险,保护金融消费者的利益。巴塞尔资本协议是当前国际银行业最为权威的监管标准,微观金融治理就体现为基于巴塞尔协议的微观审慎监管过程。对于微观审慎监管,国内已经形成了成熟的指标体系,本文选取资本充足率、不良贷款率、拨备覆盖率、流动性比例来考察微观层面的金融治理能力。
根据框架及选取的具体指标,本文构建了中国金融治理能力评价指标体系(见表1)。从表中第4列可以看出,为克服评估的主观性,本文选取的具体指标均是可度量的,而且数据是能够实际取得的。
三、金融治理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的应用
为计算我国金融治理能力评价指数,本文选取了2007―2015年的相关数据,所有数据均来自WIND或CEIC。我们首先采取国内外常用的算术平均打分法,通过对金融治理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具体指标的分值进行算术平均(计算权重见表1),从而得到中国金融治理能力的量化评估指标。一方面,由于算术平均打分的方法对于指标权重选择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另一方面,有关金融治理的宏观、中观和微观一级指标评价中又包含大量分项指标,这样我们可以通过主成分因子分析的方法,提取评价中国金融治理能力的共同因素,这样既能够减少分析变量的维度,又能通过因子模型更为合理地对中国金融治理能力进行全面评价。而且,我们还将分别采取算术平均打分法和主成分因子分析法得到的结果进行比较,从而说明分析结果的稳健性和可靠性。
(一)算术平均法数据处理与计算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