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9-10 14:40:40
序论：在您撰写大学生家庭情况自述时，参考他人的优秀作品可以开阔视野，小编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这些建议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热情，引导您走向新的创作高度。
【关键词】独生子女父母婚姻状况大学生人格
是否独生子女对大学生人格有着一定的影响。王月云等人研究?譹?訛表明，非独生子女大学生非健康型人格发生率高于独生子女大学生。姚齐和研究?譺?訛表明，非独生子女在恃强性、敏感性、幻想性、紧张性因素的得分均高于独生子女,只有敢为性因素的得分低于独生子女。孙泽军研究?譻?訛表明，独生子在聪慧性、敏感性和兴奋性上得分高于非独生子,差异显著，而在其它人格维度上，两者无差异。
父母婚姻状况对大学生的人格也有着重要的影响。黄悦勤等人研究?譼?訛发现，父母关系不和睦，单亲家庭是大学生人格障碍的危险因素。刘金花调查?譽?訛表明，与自述父母关系说不清的子女相比,自述父母关系好的子女在人格特征上有更多的优越性,心理健康水平和专业有成就的人格特征得分也更高。凌四宝等人研究?譾?訛表明，父母婚姻完整和谐的大学生乐群性（A）、稳定性（C）、敢为性（H）均显著高于在离散型家庭中成长的大学生；持强性（E）、怀疑性（L）、忧虑性（Q1）、紧张性（Q4）则显著低于在离散型家庭中成长的大学生。
如果按照上述研究结果推论，不良的父母婚姻状况（例如离异，父或母去世）加上非独生子女（有兄弟姐妹），人格应该更不良；但从家庭系统角度来看，兄弟姐妹的存在未尝不是一种社会支持资源，也许会对父母婚姻状况不良的消极影响起到一定的弥补作用。为了获得实证的结果，本研究将尝试对是否独生子女与父母婚姻状况对大学生人格的影响及可能存在的交互作用进行研究。
研究方法
被试。采用整群抽样法，在北京市某大学大学生中进行取样。共回收问卷6518份，实得有效问卷6062份，问卷有效率为93.00%。其中样本的基本构成情况是：男生2707人，女生3354人，缺失性别数据1人；独生子4527人，非独生子1535人。被试年龄在19至22岁之间。
工具。本研究主要采用卡特尔16种人格测试量表（16PF）以及自编的家庭调查项目作为调查工具。自编的家庭调查项目主要包括父母婚姻状况（分为正常、离异和父或母去世）和是否独生子女等内容。16PF共有187题，归为16种人格因素，分值越高，表明某种人格因素越突出,对正常人的16种基本人格因素有良好的区分能力。16PF具有较高的效度和信度：重测信度在0.43～0.89；结构效度较好，量表项目的因素负荷在0.73～0.96。
程序。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本研究采用2×3两因素设计模式，以父母婚姻状况、是否独生子女作为自变量，分别以人格的16个因素作为因变量，进行多元方差分析。所得数据采用SPSS11.0进行统计分析。
研究结果
父母婚姻状况在人格因素上的主效应。
从表1可以看出，父母婚姻状况在大学生人格的恃强性、兴奋性、有恒性、幻想性和自律性因素上主效应显著，而在其它的人格因素上则不显著。进一步多重比较发现,在恃强性和幻想性上，离异家庭大学生的得分显著高于正常家庭（p<0.05）；在兴奋性上，离异家庭大学生的得分则非常显著高于正常家庭（p<0.01）和父或母去世家庭（p<0.01）；在有恒性上，离异家庭大学生的得分非常显著低于正常家庭（p<0.01）；在自律性上，父或母去世家庭大学生十分显著高于正常家庭（p<0.01）和离异家庭（p<0.01）。
是否独生子女在大学生人格因素上的主效应。从表2可以看出，是否独生子女在兴奋性上主效应显著，在其它人格因素上则不显著。
是否独生子女与父母婚姻状况在大学生人格因素上的交互作用分析。交互作用检验表明，在聪慧性、恃强性和兴奋性上，是否独生子女与父母婚姻状况交互作用显著（p<0.05）；在激进性上，两者交互作用则十分显著（p<0.01）。交互作用见图1～图4。
进一步分析表明，在聪慧性上，父或母去世家庭非独生子女大学生显著高于独生子女大学生（p<0.05），而正常家庭和离异家庭均不显著；在恃强性和兴奋性上，正常家庭非独生子女大学生显著低于独生子女大学生（p<0.01），而离异家庭和父或母去世家庭均不显著；在激进性上，离异家庭非独生子女大学生显著低于独生子女大学生（p<0.01），而正常家庭和父或母去世家庭均不显著。
研究结果讨论
关于主效应的讨论。在研究结果中，父母婚姻状况对大学生人格的主效应显著，说明父母婚姻状况对大学生人格确实存在显著影响。这与刘金花的研究结果“与自述父母关系说不清的子女相比，自述父母关系好的子女在人格特征上有更多的优越性”是一致的；但在具体人格因素上的差异显著状况和凌四宝等的研究结果是有出入的，究其原因，应该是两研究对大学生的父母婚姻状况分类不同所致。凌四宝等的研究将家庭分为完整和谐型和离散型两种，父母离异和父或母去世都被归于离散型家庭，但这两类家庭其实对孩子的人格发展有着不同的影响，本研究正是注意到了这一点，因而将父母婚姻状况细化为正常、离异和父或母去世三种情况，我们也因此获得有关父母婚姻状况对大学生人格影响的更为细致的结果。
具体人格维度上，恃强性、幻想性和兴奋性，离异家庭大学生显著高于正常家庭大学生，在有恒性上，离异家庭大学生则显著低于正常家庭大学生。恃强性高者好强、固执独立、积极，低者谦逊、顺从、通融、恭顺；幻想性高者幻想、狂放任性，低者现实、遵守成规、力求完善合理；兴奋性高者轻松兴奋、随遇而安，低者严肃、审慎、冷静、寡言；有恒性高者做事尽职，低者苟且敷衍，缺乏奉公守法精神。所以和正常家庭大学生相比，离异家庭大学生更好强、固执，更狂放任性，更随遇而安，也更缺乏奉公守法精神。
在自律性上，父或母去世家庭大学生显著高于正常家庭和离异家庭大学生。自律性高者知己知彼、自律严谨；自律性低者矛盾冲突、不顾大体。由于父或母去世，很多孩子被迫过早接触社会，过早承担部分家庭的责任，过早体验生活的苦乐艰辛，因而，相比其他家庭的孩子，人格上也就更加自律严谨。
独生子女大学生在兴奋性上显著高于非独生子女大学生，在其它人格因素上两者无差异。本研究没有在更多的人格维度上检验出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的差异，这一结果和姚齐和、孙泽军等的研究结果是不一致的。这可能是因为本研究采用的是两因素方差分析，不仅考察是否独生子女对人格发展影响的主效应，也考察父母婚姻状况与其对人格影响的交互作用。而其它研究则是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的形式，没有考虑到这种交互作用。
关于交互作用的讨论。关于是否独生子女与父母婚姻状况对大学生人格的交互影响是本研究比较独特和有价值的结果。从图1～图4，我们可以清楚看到，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人格的差异受父母婚姻状况不同的影响。
对于正常家庭的大学生来说，在恃强性和兴奋性上，非独生子女要低于独生子女，离异家庭和父或母去世家庭则均没有这种差别。说明正常家庭的大学生，兄弟姐妹的存在使其更谦逊、顺从、冷静、寡言。这可能与正常家庭孩子的注意力主要关注家庭内部，彼此要争夺和共享父母的爱有关。而离异家庭和父或母去世家庭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之间恃强性和兴奋性不存在显著差异。
对于离异家庭的大学生来说，在激进性上，非独生子女显著低于独生子女，正常家庭和父或母去世家庭则均没有差别。激进性高者自由、激进，不拘泥于现实；激进性低者保守、尊重传统观念与道德准则。兄弟姐妹的存在使离异家庭的大学生更接近现实、尊重传统、重视道德准则。父母离异，通常孩子会对主动提出离婚的父母一方有一种误解，认为其对家庭不负责任，而兄弟姐妹的团结互助，则必然会增加其对家庭伦理重要性的认识。尊重传统，重视道德准则，正是体现了离异家庭孩子的这种复杂心理。
对于父或母去世家庭的大学生来说，在聪慧性上，非独生子女显著高于独生子女，正常家庭和离异家庭则均没有差别。聪慧性高者聪明、富有才识、善于抽象思维；低者思想迟钝、学识浅薄、抽象思维能力弱。兄弟姐妹的存在影响到了父或母去世家庭大学生的思维智力，使其更聪慧。在这样的家庭，家长由于要承担起养家糊口的重担，没有太多时间去照顾孩子，孩子被迫彼此照顾，相互依赖。这种过早的社会化经历，可能是其聪慧性高的原因。
结论
父母婚姻状况对大学生人格存在显著影响。离异家庭大学生在恃强性、幻想性和兴奋性上显著高于正常家庭大学生，在有恒性上，显著低于正常家庭大学生。父或母去世家庭大学生在自律性上显著高于正常家庭和离异家庭大学生。
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人格存在显著差异。独生子女大学生在兴奋性上显著高于非独生子女大学生。兄弟姐妹的存在使正常家庭的大学生更谦逊、顺从、冷静；使离异家庭的大学生更接近现实，更尊重传统。此外，兄弟姐妹的存在影响到了父或母去世家庭大学生的思维智力水平更高，使其更聪慧
注释
①王月云等：“独生与非独生子女大学生人格特征比较研究”，《医学与社会》，2007年第9期，第38～40页。
②姚齐和：“独生与非独生子女个性特征比较研究”，《健康心理学杂志》，2000年第1期，第54～55页。
③孙泽军：“大学生独生与非独生子女16项人格因素比较研究”，《健康心理学杂志》，2000年第3期，第284～286页。
④黄悦勤,李立明,刘秀芬：“理工科一年级大学生人格障碍及其危险因素的现况调查”，《中华精神科杂志》,2000年第33期，第44～46页。
【关键词】独生子女父母婚姻状况大学生人格
是否独生子女对大学生人格有着一定的影响。王月云等人研究??表明，非独生子女大学生非健康型人格发生率高于独生子女大学生。姚齐和研究??表明，非独生子女在恃强性、敏感性、幻想性、紧张性因素的得分均高于独生子女,只有敢为性因素的得分低于独生子女。孙泽军研究??表明，独生子在聪慧性、敏感性和兴奋性上得分高于非独生子,差异显著，而在其它人格维度上，两者无差异。
父母婚姻状况对大学生的人格也有着重要的影响。黄悦勤等人研究??发现，父母关系不和睦，单亲家庭是大学生人格障碍的危险因素。刘金花调查??表明，与自述父母关系说不清的子女相比,自述父母关系好的子女在人格特征上有更多的优越性,心理健康水平和专业有成就的人格特征得分也更高。凌四宝等人研究??表明，父母婚姻完整和谐的大学生乐群性（A）、稳定性（C）、敢为性（H）均显著高于在离散型家庭中成长的大学生；持强性（E）、怀疑性（L）、忧虑性（Q1）、紧张性（Q4）则显著低于在离散型家庭中成长的大学生。
如果按照上述研究结果推论，不良的父母婚姻状况（例如离异，父或母去世）加上非独生子女（有兄弟姐妹），人格应该更不良；但从家庭系统角度来看，兄弟姐妹的存在未尝不是一种社会支持资源，也许会对父母婚姻状况不良的消极影响起到一定的弥补作用。为了获得实证的结果，本研究将尝试对是否独生子女与父母婚姻状况对大学生人格的影响及可能存在的交互作用进行研究。
研究方法
被试。采用整群抽样法，在北京市某大学大学生中进行取样。共回收问卷6518份，实得有效问卷6062份，问卷有效率为93.00%。其中样本的基本构成情况是：男生2707人，女生3354人，缺失性别数据1人；独生子4527人，非独生子1535人。被试年龄在19至22岁之间。
工具。本研究主要采用卡特尔16种人格测试量表（16PF）以及自编的家庭调查项目作为调查工具。自编的家庭调查项目主要包括父母婚姻状况（分为正常、离异和父或母去世）和是否独生子女等内容。16PF共有187题，归为16种人格因素，分值越高，表明某种人格因素越突出,对正常人的16种基本人格因素有良好的区分能力。16PF具有较高的效度和信度：重测信度在0.43～0.89；结构效度较好，量表项目的因素负荷在0.73～0.96。
程序。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本研究采用2×3两因素设计模式，以父母婚姻状况、是否独生子女作为自变量，分别以人格的16个因素作为因变量，进行多元方差分析。所得数据采用SPSS11.0进行统计分析。
研究结果
父母婚姻状况在人格因素上的主效应。
从表1可以看出，父母婚姻状况在大学生人格的恃强性、兴奋性、有恒性、幻想性和自律性因素上主效应显著，而在其它的人格因素上则不显著。进一步多重比较发现,在恃强性和幻想性上，离异家庭大学生的得分显著高于正常家庭（p
是否独生子女在大学生人格因素上的主效应。从表2可以看出，是否独生子女在兴奋性上主效应显著，在其它人格因素上则不显著。
是否独生子女与父母婚姻状况在大学生人格因素上的交互作用分析。交互作用检验表明，在聪慧性、恃强性和兴奋性上，是否独生子女与父母婚姻状况交互作用显著（p
进一步分析表明，在聪慧性上，父或母去世家庭非独生子女大学生显著高于独生子女大学生（p
研究结果讨论
关于主效应的讨论。在研究结果中，父母婚姻状况对大学生人格的主效应显著，说明父母婚姻状况对大学生人格确实存在显著影响。这与刘金花的研究结果“与自述父母关系说不清的子女相比，自述父母关系好的子女在人格特征上有更多的优越性”是一致的；但在具体人格因素上的差异显著状况和凌四宝等的研究结果是有出入的，究其原因，应该是两研究对大学生的父母婚姻状况分类不同所致。凌四宝等的研究将家庭分为完整和谐型和离散型两种，父母离异和父或母去世都被归于离散型家庭，但这两类家庭其实对孩子的人格发展有着不同的影响，本研究正是注意到了这一点，因而将父母婚姻状况细化为正常、离异和父或母去世三种情况，我们也因此获得有关父母婚姻状况对大学生人格影响的更为细致的结果。
具体人格维度上，恃强性、幻想性和兴奋性，离异家庭大学生显著高于正常家庭大学生，在有恒性上，离异家庭大学生则显著低于正常家庭大学生。恃强性高者好强、固执独立、积极，低者谦逊、顺从、通融、恭顺；幻想性高者幻想、狂放任性，低者现实、遵守成规、力求完善合理；兴奋性高者轻松兴奋、随遇而安，低者严肃、审慎、冷静、寡言；有恒性高者做事尽职，低者苟且敷衍，缺乏奉公守法精神。所以和正常家庭大学生相比，离异家庭大学生更好强、固执，更狂放任性，更随遇而安，也更缺乏奉公守法精神。
在自律性上，父或母去世家庭大学生显著高于正常家庭和离异家庭大学生。自律性高者知己知彼、自律严谨；自律性低者矛盾冲突、不顾大体。由于父或母去世，很多孩子被迫过早接触社会，过早承担部分家庭的责任，过早体验生活的苦乐艰辛，因而，相比其他家庭的孩子，人格上也就更加自律严谨。
独生子女大学生在兴奋性上显著高于非独生子女大学生，在其它人格因素上两者无差异。本研究没有在更多的人格维度上检验出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的差异，这一结果和姚齐和、孙泽军等的研究结果是不一致的。这可能是因为本研究采用的是两因素方差分析，不仅考察是否独生子女对人格发展影响的主效应，也考察父母婚姻状况与其对人格影响的交互作用。而其它研究则是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的形式，没有考虑到这种交互作用。
关于交互作用的讨论。关于是否独生子女与父母婚姻状况对大学生人格的交互影响是本研究比较独特和有价值的结果。从图1～图4，我们可以清楚看到，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人格的差异受父母婚姻状况不同的影响。
对于正常家庭的大学生来说，在恃强性和兴奋性上，非独生子女要低于独生子女，离异家庭和父或母去世家庭则均没有这种差别。说明正常家庭的大学生，兄弟姐妹的存在使其更谦逊、顺从、冷静、寡言。这可能与正常家庭孩子的注意力主要关注家庭内部，彼此要争夺和共享父母的爱有关。而离异家庭和父或母去世家庭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之间恃强性和兴奋性不存在显著差异。
对于离异家庭的大学生来说，在激进性上，非独生子女显著低于独生子女，正常家庭和父或母去世家庭则均没有差别。激进性高者自由、激进，不拘泥于现实；激进性低者保守、尊重传统观念与道德准则。兄弟姐妹的存在使离异家庭的大学生更接近现实、尊重传统、重视道德准则。父母离异，通常孩子会对主动提出离婚的父母一方有一种误解，认为其对家庭不负责任，而兄弟姐妹的团结互助，则必然会增加其对家庭伦理重要性的认识。尊重传统，重视道德准则，正是体现了离异家庭孩子的这种复杂心理。
对于父或母去世家庭的大学生来说，在聪慧性上，非独生子女显著高于独生子女，正常家庭和离异家庭则均没有差别。聪慧性高者聪明、富有才识、善于抽象思维；低者思想迟钝、学识浅薄、抽象思维能力弱。兄弟姐妹的存在影响到了父或母去世家庭大学生的思维智力，使其更聪慧。在这样的家庭，家长由于要承担起养家糊口的重担，没有太多时间去照顾孩子，孩子被迫彼此照顾，相互依赖。这种过早的社会化经历，可能是其聪慧性高的原因。
结 论
父母婚姻状况对大学生人格存在显著影响。离异家庭大学生在恃强性、幻想性和兴奋性上显著高于正常家庭大学生，在有恒性上，显著低于正常家庭大学生。父或母去世家庭大学生在自律性上显著高于正常家庭和离异家庭大学生。
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人格存在显著差异。独生子女大学生在兴奋性上显著高于非独生子女大学生。兄弟姐妹的存在使正常家庭的大学生更谦逊、顺从、冷静；使离异家庭的大学生更接近现实，更尊重传统。此外，兄弟姐妹的存在影响到了父或母去世家庭大学生的思维智力水平更高，使其更聪慧。（作者单位分别为：北京联合大学，北京联合大学师范学院；本研究获北京市人才强教中青骨项目资助，曾美英同志参与写作）
注释
①王月云等：“独生与非独生子女大学生人格特征比较研究”，《医学与社会》，2007年第9期，第38～40页。
②姚齐和：“独生与非独生子女个性特征比较研究”，《健康心理学杂志》，2000年第1期，第54～55页。
③孙泽军：“大学生独生与非独生子女16项人格因素比较研究”，《健康心理学杂志》，2000年第3期，第284～286页。
④黄悦勤,李立明,刘秀芬：“理工科一年级大学生人格障碍及其危险因素的现况调查”，《中华精神科杂志》,2000年第33期，第44～46页。
[关键词]男男者；同性恋；异性恋；性取向；家庭环境
[中图分类号]R167 [文献标志码]A
男男者（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MSM）是指与同性发生的男性，是行为学上的定义：由于MSM易发生无保护的并有多个多，因此成为艾滋病感染的高危人群。从性取向上，MSM包括男同性恋、男双性恋和曾与男性发生过的男异性恋者，其中以男同性恋和男双性恋者为多。男性同性恋成因十分复杂，主要涉及遗传、表观遗传因素、神经生物因素、发育及内分泌因素、社会及心理因素等诸多方面，彼此之间的因果关系不明。青年学生MSM作为这一群体中年龄偏小、文化水平偏高这一特殊群体，具有很重要的研究价值。因此，本文主要研究青年学生MSM的同性性取向（包含同性恋和双性恋）的家庭及成长环境成因及影响因素，以利于对这一人群有更好的了解，从而预防青年学生MSM感染艾滋病。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于2015年5月至7月，以天津市各区级疾控中心和社会组织为依托，通过疾控中心专业技术人员和社会组织同伴教育员采用同伴推动抽样法招募全市12个区的25所大中专院校青年学生MSM 51人，并从5高校招募异性恋学生35人，1名MSM学生因年龄过大（33岁）而被排除研究。全部研究对象对本研究知情同意并签写知情同意书。
1.2 方法
使用自行设计的基本信息问卷和性取向成因问卷（参考张艳辉等的研究）对调查对象进行统一问卷调查。基本信息问卷包括出生日期、民族、户籍所在地、在本地居住时间、所学专业类别、性取向（自我认同的）等问题；性取向成因问卷包含可能与性取向有关的家庭环境、个人性格等问题，对所有研究对象进行一对一的访谈式提问，有效确保问卷的质量。
使用SPSS17.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2 结果
2.1 一般人口学特征
调查对象共85人，全部为男性、未婚，年龄范围为18～27岁，平均年龄（21.18±2.01）岁。MSM组50人，平均年龄（21.60±1.92）岁；普通男大学生组35人，平均年龄（20.57±2.02）岁，两组年龄差异经秩和检验有统计学意义。民族、户籍所在地、在本地居住时间、所学专业类别及性取向等基本情况见表1。
2.2 性取向相关影响因素
经卡方检验，MSM组童年时与父母亲关系融洽的比例低于普通男大学生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2.3 MSM自述性取向成因
50人中，26人（52.0%）自述同性性取向为先天性，均不自觉有任何事件或人诱导，属自然而然、不自觉便喜欢同性，但发觉的时间早晚各异，从小学至初中不等；24人（48.0%）自述为后天性，其中10人是由于后天家庭因素影响（包括父母离异、父亲强势、和父亲关系紧张、父母工作繁忙由祖母或外祖母照看等），网络及影视作品影响的有5人，另有因好奇、被人诱导、与异往受挫等原因而产生同性性取向。
2.4 调查对象对我市大中专院校男生中MSM人群所占比例的估计
MSM组估计我市大中专院校男生中MSM人群所占比例的均值（中位数）为15.7（10.0）%，普通男大学生组估计该比例为11.7（2.0）%。合计为14.0（7.8）%。
3 讨论
本研究选择的人群为在校学生，主要是因为学生的依从性高，而且年龄小回忆偏倚小，有利于质量控制并能减少回忆偏倚，可使收集的信息更真实、准确。本研究的青年学生MSM依托于各区级疾控和社会组织招募，虽为匿名调查，但信息相对可靠，有很高的可信性，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样本量偏小的不足。
同性性取向的成因有先天说和后天说，先天说包括基因、激素和大脑结构，后天因素包括家庭、社会、心理、生理等因素。国外还有研究成长环境和基因对性取向的影响，提出同性人群有更大的精神压力。本研究中，MSM组童年时与父母亲关系融洽的比例低于普通男大学生组，说明了童年时与父母亲的关系会对同性性取向的产生起到一定的作用，在杨泰等的研究中，不和谐的家庭关系、未与亲生父母生活的家庭结构对大学生的心理健康均产生严重影响。幼年时喜欢扮做女孩易造成男性儿童性别角色混乱，这与钱玉燕、张北川等的研究结果一致。除此之外，小时候不爱活动、不喜冒险、不喜欢玩刀枪玩具的青年学生更有可能成为同性恋，这可能是在孩童时期同性性取向的表现倾向。18岁之前接触过有关同性恋的书籍或电影并从中获得性可能是产生同性性取向的诱因。
在自述的同性性取向成因上，认为自己的同性性取向是先天形成的和后天形成的比例相当；而自述为后天因素导致的同性性取向中，家庭因素为主要原因，这也说明了家庭环境因素在青少年成长中的重要作用，排在第二位的后天因素为网络及影视作品，说明了信息便捷化、信息全球化的今天，根据“空白占据理论”，首次性经历对于性取向的形成至关重要。青春期（性朦胧期）的首次性经验对其性别角色的识别认同具有较强的影响，并因随后一段时期内的空白而不断强化进而固化，逐渐形成终身的性取向。由此可以看出，同性恋的形成并非是单一原因的，可能是多种原因导致的。
本研究还设计了对大中专院校男生中MSM人群所占比例进行估计这一题目，估计的比例可能有一定偏差，但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男同性恋人群正由以往的隐蔽化向公开、显现化过渡。这也体现了文化的开放性和包容性。
【关键词】高等教育；大学生；幸福感；影响因素
大学生幸福感就是大学生人生活质量的主观感受与体验，它是衡量大学生心理健康程度、生活质量高低的重要指标。大学生是社会的栋梁，其生活质量的高低直接影响到大学生身心健康状况，影响到大学生成才，因此，国内的许多学者十分关注大学生幸福感问题。比如，苗元江的研究认为大学生是以积极情绪为主导的，最满意的指标是道德、健康与家庭[1]；何英、李景华的研究结果表明，二、三年级大学生幸福感水平最高[2-3]；严标宾的研究认为社会支持与大学生幸福感存在着高度的相关[4]；张雯、郑日昌的研究也表明，大学生主观幸福感与自尊显著相关[5]；等等。这些有意义的研究有力地促进了大学生生活质量的提高。目前，由于高校的大学生群体构成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自信与脆弱、独立与依赖、热情与冷漠、开朗与孤独等心理特点成了当代大学生生活的主旋律，一方面，他们生活衣食无忧，具有较高的物质生活水平；另一方面，他们对幸福的理解与感受超越了传统的认知观念，已经呈现多元化与独特性的发展趋势，这种多元化与独特性的发展趋势使得一些大学生身在福中不知福，从而导致大学生的生活质量下降。因此，研究大学生幸福感问题改善大学生的生活质量，促进其身心健康有着重要的意义。
本文以辽东学院在校大学生为研究对象，采用苗元江的《主观幸福感量表》，运用问卷调查法访谈法对辽东学院的306名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现状及影响因素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旨在通过该项研究，及时了解与掌握辽东学院大学生的幸福感状况，为学校领导的决策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1.研究设计
1.1研究对象与研究工具
1.1.1研究对象
以辽东学院大学生为研究对象，采取随机抽样的方法，随机选取本专科大学生360人为研究对象，共计发放问卷360份，收回346份，其中有效问卷共计306份，有效率为85%。
1.1.2研究工具
本研究主要采用苗元江博士的《综合幸福问卷》（MHQ），该问卷分为A、B、C三个部分，包括生活满意、正性情感、负性情感、生命活力、健康关注、自我价值、有好关系、利他行为、人格成长以及自述幸福感等10个维度。其中， A、B两部分采用7级平分；C部分采用9级平分。总分越高，大学生幸福感水平就越高，反之亦反。
1.2研究方法与数据处理
1.2.1研究方法
（1）问卷调查法
主要是采用苗元江博士的《综合幸福问卷》（MHQ）对辽东学院大学生进行幸福感状况测量，以此测量结果为依据来分析与研究辽东学院大学生幸福感的现状。
（2）数据统计分析法
主要是运用数学的方法对所得到的数据进行分析，包括平均数、百分率以及标准差等具体的数学研究方法。
1.2.2数据处理
本论文的所有数据均利用计算机设备，采用spss/pc+12.0软件进行自动处理。
2.研究结果
2.1丹东地区大学生幸福感整体现状
对辽东学院306名大学生在主观幸福感总分及10个维度上的得分情况进行平均数与标准差统计，其结果如表1所示。
2.2大学生幸福感人口学比较研究
2.2.1低高年级大学生幸福感状况比较
对辽东学院306名低年级与高年级大学生在主观幸福感10个维度上的平均得分比较，如表2所示。
2.2.2文科与理科大学生幸福感状况比较
对辽东学院306名文科与理科大学生在主观幸福感10个维度上的平均得分比较，如表3所示。
2.2.3城乡大学生幸福感状况比较
对辽东学院306名城乡大学生在主观幸福感10个维度上的平均得分情况比较，如表4所示。
3.讨论与分析
3.1辽东学院大学生幸福感现状分析
3.1.1辽东学院大学生幸福感现状总体分析
从总体上来看，辽东学院大学生幸福感指数处于中等水平（见表1）。由于本研究采用维度计分，没有合成总分，因此，采用自述幸福感维度作为衡量大学生整体幸福感水平。本研究测评的分数全距在1-9分之间，平均分5.85，标准差1.65（N=306）。总的看来，本研究显示大学生整体幸福感状况良好，自述幸福感位于中点（包括中点）以上者占87.65%。
3.1.2辽东学院大学生幸福感影响因素人口学分析
在本研究中，影响大学生幸福感的人口学因素主要包括年级、专业、城乡、差别以及独子与非独子等4个因素，从问卷调查的情况来看，这4个因素是影响大学生幸福感的主要人口学因素。
从年级比较看，大学低年级的正性情感高于负性情感，而健康、利他以及自我价值好于高年级；其他方面没有明显的差异（见表2）。出现上述情况的原因可能在于，大学生刚刚从高中进入大学，由于高校十分注重开展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再加上因高考而使身心健康状态没有完全康复，因而大学生都十分关注自己的身心健康；由于刚刚步入校园，实现了人生的梦想，对未来有着无限的憧憬与向往，其幸福程度是最高的。对于高年级来说，已经习惯了大学的“三点一线”的生活，经历了无数的成功与失败，已经没有了往日的激情，因此，幸福感的指数较之低年级，没有明显的变化。
从专业比较看，理科大学生在健康、利他、自我价值以及自述幸福感方面得分略高于文科生，这与其他学者的研究不一致，造成上述结果可能与所选样本的性质有关（见表3）。另外，从社会的实际情况来看，文科大学生了解社会多于理科大学生，对社会认识的程度也比较深刻，面对激烈的竞争，压力较大，而理科大学生正好相反，因而幸福感的指数就高。
从城乡比较看，城市大学生在正性情绪、自我价值、自述幸福感等方面得分明显高于农村大学生；而农村大学生只是在利他方面得分高于城市大学生（见表4）。作者认为，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也越来越高，家长的整体教育素质得到大幅度提升，有效地促进了大学生身心的和谐发展，因而，城市大学生更容易体验到幸福。而农村大学生，因经济等方面的原因造成在校生活困难，为解决生计，不得不走出校园勤工俭学，因而农村大学生很难体验到幸福，但是，由于劳动人民乐于助人的淳朴本性并没有改变，因而农村大学生的利他行为得分明显高于城市大学生。
3.2辽东学院大学生幸福感存在问题分析
（1）大学生幸福感缺乏
目前，“90后”大学生以及成为高校的主体，他们的思想与心理已经打上了深深的时代烙印。他们思想活跃与敏锐，但不具有合作意识；接受新知较快，但缺乏明确的奋斗目标；理想与信念淡薄，抗挫折能力低；等等。从大学生所表现出的这些特点可以看出大学生体验不到幸福。辽东学院的大学生是大学生总体的一部分，也同样存在着上述问题。
（2）大学生幸福感的认识误区
通过个别访谈发现，大部分大学生对现实生活比较满意，其幸福观也是积极向上的，但也有一部分同学陷入了幸福观的误区。其中，问题最严重的是幸福观的拜金主义倾向。他们常常认为，钱是万能的，有钱就会幸福。因此，有许多大学生在思想上崇尚金钱，在行为上追求物质享受，过分强调感官快乐。
4.结论与建议
4.1结论
在总体上，辽东学院大学生的幸福感指数处于中等水平。其中，从年级比较看，大学低年级的正性情感高于负性情感，而健康、利他以及自我价值好于高年级，其他方面没有明显的差异；从专业比较看，理科大学生在健康、利他、自我价值以及自述幸福感方面得分略高于文科生；从城乡比较看，城市大学生在正性情绪、自我价值、自述幸福感等方面得分明显高于农村大学生，而农村大学生只是在利他方面得分高于城市大学生。
4.2建议
4.2.1开展幸福观教育
幸福观是人对幸福有关问题的基本看法，有什么样的幸福观，就有什么样的追求与行为准则，因此，幸福观教育是当前德育的基本内容。通过幸福观教育，是大学生真正懂得什么是幸福，如何才能体验到幸福，从而提高大学生的生活质量，促进其身心和谐发展。
4.2.2开展传统文化教育
在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中，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重要来源是社会规则与其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的统一思维，而决定这种思维的根基在于民族传统文化。因此，在高校积极开展传统文化教育对培养大学生的幸福感有着重要的意义。
4.2.3拓展社会实践活动的渠道
大学生的幸福感归结起来就是磨练自己坚强的意志时得到的幸福；学会做人，学会了怎么样与社会接触，学会了怎么样与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为自己人生目的和奋斗目标而不断面对困难和解决困难带来的幸福感。因此，实践活动是培养大学生幸福感的最佳途径。
4.2.4加强大学生的挫折教育
主观幸福感是人的一种主观感受，是建立在快乐的基础上，因而应培养大学生能够体验到快乐的心态。一般来说，大学生能否体验到快乐与客观的环境、事物的认知相关联。大学生体验不到幸福，主要是由父母的爱太多，自己的生活太一帆风顺所致。如果大学生能多尝试挫折与失败，在去体验成功就会认为自己是幸福的。因此，对大学生的挫折教育是必要的。
参考文献：
[1]苗元江，余嘉元.大学生幸福感研究与思考[J].青年研究，2003（1）：8-10.
[2]何瑛.主观幸福感概述[J].重庆师院学报哲社版，1999，（4）.
[3]李景华.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测试分析[J].西安联合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3）：95-98.
[关键词]高校贫困生；综合幸福问卷；问卷调查
[作者简介]燕玉霞（1984―），女，南昌师范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高校思政。（江西南昌 330032）
[基金项目]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高校贫困生幸福感现状与提升研究”（MKS1556）
一、引言
随着积极心理学的蓬勃发展和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使得幸福感成为大家热议的话题。幸福感是由人们所拥有的客观条件以及人们的需求机制等因素共同作用而产生的个体对自身存在与发展状况的一种积极的心理体验，它是主观、心理、社会幸福感的统一体。目前，中国高校贫困生人数已占在校大学生人数的25%-30%左右，对大学生幸福感的专门研究还不多，尤其是针对高校贫困生幸福感研究更甚。本次研究旨在为高校贫困生幸福感水平提供有价值的依据，有利于解决贫困生的思想、心理、成长成才方面的问题。
二、贫困大学生综合幸福问卷访谈与问卷调查过程
（一）对象与方法
1.研究对象
为保证取样的代表性和科学性，此次调查具体在江西省4所高校中每所高校选取了156名大学生进行访谈和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624份，回收有效问卷592份。而后对贫困生与非贫困生幸福感状况进行差异比较，对人口统计学变量与贫困大学生幸福感的差异进行比较。
2.调查工具
苗元江博士编制的《综合幸福问卷》（Multiple Happiness Questionnaire MHQ）包括一个指数（幸福指数），两个模块（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幸福感），九个维度（生活满意、正性情感和负性情感、健康关注、生命活力、自我价值、人格成长、友好关系、利他行为），可以比较全面地评价幸福感状况。[1]该量表在大学生人群试测，取得满意的信度与效度，并在军人、中学生、大学生、公务员等群体中得到应用。[2]
3.研究方法
访谈法、问卷调查。回收数据用SPSS16.O进行统计分析。
（二）调查结果
三、幸福感比较研究
贫困生在生命活力、友好关系、利他行为、健康关注维度中略微高于非贫困生；贫困生在生活满意、正性情感、人格成长、自我价值方面略低于非贫困生，负性情感显著高于非贫困生。且贫困生的自述幸福指数低于非贫困生。
（一）贫困生幸福感的性别差异
男贫困大学生自述幸福指数略微高于女贫困大学生，女贫困大学生在正性情感、生命活力、健康关注、利他行为和友好关系维度分值高于男贫困大学生，男贫困大学生在生活满意、自我价值、人格成长、负性情感方面高于女贫困大学生。根据调查显示，一是男贫困生的自主性比较高，但较欠缺与他人、团体相处合作的能力。二是男贫困生社会责任感、家庭责任感高于女性，社会包括他们自身对男贫困生的期望更高、要求更高，而社会对女贫困生更加包容，女性易于得到社对她们的支持与帮助。三是女贫困生更易于接受新鲜事物，在生活条件改善上比男贫困生有着更急切的期待。
（二）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贫困生幸福感差异
独生子女贫困生的幸福指数低于非独生子女贫困生的幸福指数。独生子女在生活满意、正性情感、生命活力、自我价值、友好关系方面高于非独生子女，负性情感亦高于非独生子女。非独生子女贫困生在健康关注、利他行为、人格成长方面高于独生子女。通过问卷与访谈显示，一是独生子女贫困生作为家庭里唯一孩子，他们的性格相对内向沉默，不适应与同龄人的亲密相处，二是独生子女贫困生不善于参与到集体中与人分享和接受他人的帮助。而非独生子女贫困生，更加善于参与集体活动，在团队协作方面表现得更加出色，同时也积极给予帮助和寻求团体帮助。三是非独生子女贫困生经济困难和所负担的压力更大，对于家庭成员的考虑更多，非独生子女家庭的贫困范围扩大到其兄弟姐妹中，增加其压力程度，使幸福状况受影响。
（三）城镇与农村贫困生幸福感差异
城市贫困生自述幸福指数高于农村贫困生，农村贫困生的生命活力、利他行为、友好关系、负性情感方面优于城市贫困生。城市贫困生在生活满意、正性情感、健康关注、自我价值、人格成长维度分值高于农村贫困生，结合调查结果显示，大致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城市贫困生获取的社会资源更多，但压力相较更大，易受到与周围环境比较带来的失落、自卑感，他们不愿参与集体活动，认为自己的条件甚至能力都比不上他人。而农村贫困生更乐意接受集体的帮助并参与集体活动。二是，虽农村贫困生作为农村区域这一群体正被给予着越来越多的关注，受到国家政策、社会福利、私人群体的帮助，但分享的社会资源和信息相对欠缺，对个人价值的实现和社会价值的创造受阻。三是，因农村条件不足，农村贫困生的期望相较城市贫困生的低，城市贫困生由于与周围环境的比较，易产生盲目、矛盾心理。
（四）贫困生幸福感的性格差异
性格外向型贫困生自述幸福指数高于性格内向型贫困生，性格外向型贫困生的正性情感、负性情感、生命活力优于性格内向型贫困生，性格内向型贫困生在生活满意、健康关注、利他行为、自我价值、友好关系、人格成长维度高于性格外向型贫困生。调查显示，一是性格外向型贫困生在日常生活学习中善于沟通，但不管是外向型还是内向型贫困生对于家庭贫困情况不喜欢被人所知，甚至刻意隐藏。二是性格内向型贫困生虽不喜欢融入各种团体，但其生活规律性强、自主性强，比较遵循自己的计划和原则，不易被影响。三是，内向型贫困生较少选择主动加入到集体寻求帮助，对于自我价值的实现更加渴求和迫切。
四、讨论与思考
从以上调查现状和分析中我们可以发现贫困大学生的幸福感状况整体低于非贫困大学生，对人口统计学变量与贫困大学生幸福感的状况进行比较分析，男女贫困生、城镇农村贫困生、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贫困生，性格内向型与性格外向型贫困生幸福感状况有着差异。影响因素：
（一）国家、政府及社会的关注和支持
外界有力支持可以帮助个体应付工作、生活中的问题与危机，对维持个体良好情绪体验具有重要意义。许多研究发现，外界关注和支持与贫困大学生的幸福感呈正相关，外界对于贫困大学生的关注度和支持度越高，贫困大学生表现得更幸福。其中，对幸福感影响最大的关系有家庭、朋友、室友以及恋爱关系。因此，要提高贫困生幸福感指数，不能仅从个别方面进行提升，而需要从多方面着手，综合提高贫困生的幸福感指数。
（二）经济状况
于贫困生而言，家庭经济状况是影响他们幸福感的重要因素，贫困生较易因自己与他人条件的差距而产生压力。即使大学期间获得资助，普遍情况下他们的生活仍旧处于最低水平线上，生活的基本需求尚且不能够满足，时常因为生活费而感到担忧，因而，造成了贫困生幸福感普遍偏低的情况。此外，现代部分大学生的价值观取向有所偏差，学生间的攀比现象也相对严重，所以对于贫困生来说，尽管过着缩衣减食的生活，也达不到同龄人的一般水平，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下，压力固然比普通学生大得多，幸福感水平自然就相对低。
（三）家庭环境
研究表明，大学生从家庭生活中获得的理解因子和情感温暖与他们的幸福感呈高度正相关。家庭成员的和睦关系、良好沟通、相互理解等都有利于孩子的成长，能够增强他们的自信心，他们会对生活充满期待，更加努力，因此在日后的人际交往过程中就不易因家庭贫困而感觉自卑，觉得自己不如他人。
（四）贫困生的思想与心理状况
研究者认为，主观幸福感不会随着时间而流失，也不会因为环境的一般性改变而发生很大的改变，从长期来看，贫困生主观幸福感与他们自身的思想与心理状况有重大关系，许多贫困生外表大方得体、自立自强，但实际上内心极其脆弱，甚至自卑。他们不敢主动表现自己，心里的自卑感让他们觉得自己处处不如人，因而难以产生积极情绪。相反，懂得鼓励自己、肯定自己的贫困学生，即便生活较为贫困，依然对生活充满信心，因而对生活的满意度更高。虽然物质生活较为贫乏，但是价值观取向的不同，对幸福的感知度也不一样。
[参考文献]
[1]苗元江.心理学视野中的幸福：幸福感理论与测评研究[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
[2]苗元江.《综合幸福问卷》在中学生中的应用分析[J].校园心理，2012，（10）.
【关键词】青年学生；；安全套使用
Characteristics and influence factors of sexual behavior of college students in TianjinLIU Zhongquan， ZHANG Tianlu， GUO Yan， BAI Jianyun， ZHOU Ning， XIA Jianhui. Tianjin Center for Disease of Prevention and Control， Tianjin 300011， China
【Abstract】Objectives： To understand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sexual behavior of students in Tianjin. Methods： Using the data of Youth Students AIDS Sentinel Surveillance in Tianjin from 2010 to 2014， the proportion of young students’ sexual behavior and the influence factors were analyzed statistically. Results： A total of 8120 students from 2010-2014 were surveyed， 475 of them （5.8%） reported having sex. The average age of having first sexual behavior was （18.35 ±1.755） years old， a minimum of 12 years old. Male， college or technical secondary school and age wer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first sexual behavior. Condom using rate at their first sex behavior was low （45.1%）. Conclusion： The high proportion of young students’ sexual behavior and low condom using rate is the characteristics. Male junior college and technical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should be given more attention to strengthen the safety education of young students.
【Key words】Young students； Sexual behavior； Condom use
【中图分类号】G479【文献标志码】A
青年学生作为艾滋病防治的目标人群越来越受到重视，国家卫计委公布的《关于建立疫情通报制度进一步加强学校艾滋病防控工作的通知》[1]中提到“学校，特别是高等院校艾滋病防控工作出现了新问题”，“一些地方学生艾滋病疫情上升较快”，“学生自我保护意识不强”。为了解我市青年学生特征，评估青年学生感染HIV的风险，探索青年学生防治艾滋病的措施，收集2010年至2014年青年学生哨点数据，对本市3所大中专院校8120名学生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1对象与方法
1.1对象
2010年至2014年天津市三个青年学生哨点监测调查的8120名在校学生。
1.2方法
收集2010年至2014年我市三个青年学生哨点调查问卷结果，哨点抽样方法方案按照《全国艾滋病哨点监测实施方案操作手册（2011）》[2]执行，收集信息包括：（1）调查对象人口学特征，如性别、户籍地、民族和学校等；（2）艾滋病知识，艾滋病传染源、传播途径，安全套使用知识等；（3）特征及安全套使用情况，建立数据库。
1.3统计方法
采用SPSS19.0统计软件进行分析。根据参考文献和研究假设，了解安全套预防艾滋病知识与安全套使用之间的关系，同时将大中专学生的性别、年龄、户籍地、不同学校等作为变量与是否有过进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计算P值、比值比（Odds ratio，OR）及95%可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CI）。
2结果
2.1一般人口学资料
调查的8120名青年学生中，2010年至2014年各年调查人数依次为1607、1608、1643、1645、1617人，其中中专校1641人，大专校2462人，大学4017人；男4287人（52.80%），女3833人（47.20%）；平均年龄（19.90±1.63）岁；未婚8106（99.80%），已婚11人（0.10%），同居3人；本市户籍3282人（40.40%），外省户籍4837（59.65%），外籍1人；民族前4位为汉7608（93.70%），回134（1.70%），满106（1.30%），蒙82（1.00%）。
2.2特征
8120名被调查者中，475人（5.80%）自述发生过，其中包括370名（8.63%）男生和105名（2.73%）女生，9名男生自述发生过同性。第一次发生的平均年龄为（18.35±1.76）岁，最小12岁，最大25岁，有过性经历的475人中，第一次发生的对象， 445人（93.70%）是和男/女朋友，临时性伴17人（3.60%），商业性伴7人（1.50%），同性性伴3人（0.60%），配偶3人（0.60%）。
2.3的影响因素
从表1中发现，男生自述发生过比例高于女生，同时比例随着年龄增长而增加，2012年至2014年调查的青年学生发生的比例较前两年有所增加；大专和中专在校生较大学有更高的比例，不同户籍和民族的学生间发生比例无差异。
2.4安全套使用
全部被调查者中了解正确使用安全套减少艾滋病的传播这一问题的占到96.50%，但是最近一次安全套使用率仅为45.10%，最近一年坚持使用安全套的比例仅为31.20%。比较了解安全套可以预防艾滋病这一问题的人最近一次是否使用安全套（同时回答两问题的186人）、最近一年安全套使用频率时（同时回答两问题的184人），发现是否正确了解安全套可以预防艾滋病知识与最近一次是否使用安全套（χ2=0.143，P=0.094>0.05）和最近一年使用安全套频率（χ2=3.538，P=0.170>0.05）间并无关联。回答最近一次不使用安全套原因的73名被调查者中，本人不愿使用27例（37.00%）为主要原因，其次为已采用其他避孕方式19例（26.00%）。见表2。
3讨论
3.1青年学生发生成为越来越普遍的现象[3]。本次调查显示本市5.8%青年学生中自述发生过，虽然该比例低于广东（8.08%）[4]、黑龙江（9.20%）[5]、太原市（14.80%）[6]，但是同样应该引起重视。男生发生的比例（8.63%）高于女生，特别是存在传播艾滋病风险极高的男男[7-9]，因此应该重点加强青年学生特别是男生的性安全教育和艾滋病防治教育。
3.2此次调查显示，平均年龄最小的中专学生有过的比例最高（9.99%），其次是大专，最低的是大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可能由于家庭和学校疏于教育管理导致中专学生过早的发生[10，11]，而大学生由于过重的学业压力和严格的家庭教育，发生比例较中专生和大专生低，因此艾滋病防治关注大学生的同时不应该忽视年龄更小的中专技校学生。
3.3虽然96.5%的青年学生能够正确了解安全套预防艾滋病的知识，但是实际时使用安全套的比例却不高，最近一次安全套使用率仅为45.10%，坚持使用安全套比例仅为31.20%，呈现知行不一的特点[12，13]，而不使用安全套的原因主要是本人不愿使用，采用其他防避孕措施，说明青年学生对于艾滋病等性传播疾病的防护意识还是比较淡漠，需要培养青年学生的艾滋病风险意识[14，15]。
参考文献
[1]国家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关于建立疫情通报制度进一步加强学校艾滋病防控工作的通知.国卫办疾控发〔2015〕40号.
[2]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全国艾滋病哨点监测实施方案操作手册（2011）. 2011年3月.
[3]Adefuye AS， Abiona TC，et al.HIV sexual risk behaviors and perception of risk among college students： implications for planning interventions. BMC Public Health，2009（9）：281.
[4]李玲，黄艳苹，刘兵.广东省大学生性知识、性观念、现状及性别差异.重庆医学，2015，44（6）：819-824.
[5]代伟萍，闫世春，梁琦.黑龙江省大学生性态度、及艾滋病知识调查.中国公共卫生管理，2015， 31 （2）：215-217.
[6]王妍，燕燕. 太原市大学生现状调查.现代预防医学，2014，41（8）：1450-1451.
[7]Zhang L，Ding X，Lu R，et al.Predictors of HIV and syphilis among 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 in a Chinese metropolitan city： comparison of risks among students and non-students.PLoS One，2012，7（5）：e37211 .
[8]黑发欣，王璐，秦倩倩，等. 中国 2006-2010年男男者艾滋病疫情分析.中华流行病学杂志，2012，33（1）：67-70.
[9]王丽欣，陈官芝，张北川，等. 男男者中大学生与同龄非大学生艾滋病高危行为对比研究. 中华流行病学志，2010，31（1）： 113-114.
[10]储丽琴，左胜梅，胡春霞. 高职大学生性观念及调查分析.齐齐哈尔医学院学报，2014，35 （3）： 430-431.
[11]Sutton MY，Hardnett FP，et al.HIV/AIDS knowledge scores and perceptions of risk among African American students attending historically black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Public Health Rep，2011V126N5 ：653-663.
[12]赵湘，汪宁.中国大学生性意识及与性传播疾病.中国公共卫生，2012，28（3）：350-351.
[13]徐哲，申丽红.河北某大学在校学生艾滋病知信行现况调查.中国性科学，2013，22（7） ：77-78，105.
【关键词】青年学生;;安全套使用
大学生作为艾滋病防治关注的群体越来越受到重视［1］，然而近年来针对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下简称“中职”)学生的HIV检测及特征的报道不多。为了解中职学生的艾滋病感染状况及特征，评估感染HIV的风险，探索这一群体防治艾滋病的有效措施，我们收集2011～2014年本市某中职学生哨点监测数据，对该人群艾滋病感染情况、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1对象与方法
1.1对象
2011～2014年哨点监测调查的天津市某中等职业学校1641名在校学生。
1.2方法
收集2011～2014年我市某中等职业学校青年学生哨点调查问卷结果，哨点抽样方法按照哨点方案［2］执行，收集内容包括(1)调查对象人口学特征，如性别、户籍地、民族等。(2)艾滋病知识:艾滋病传染源、传播途径，安全套使用知识等。(3)特征及安全套使用情况。(4)HIV抗体检测结果。建立数据库。
1.3统计方法
采用SPSS19.0统计软件进行分析。根据参考文献和研究假设，将学生的性别、年龄、户籍地、年级等作为变量与是否有过进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计算P值、比值比(oddsratio，OR)及95%可信区间(confidenceinterval，CI)。同时了解安全套预防艾滋病知识与安全套使用之间的关系。
2结果
2.1一般人口学资料
调查的1641名中职学生中，2011～2014年各年调查人数依次为405、350、466、420人，其中一年级新生1219人(74.28%)，二年级295人(17.98%)，三年级127人(7.74%);男1349人(82.21%)，女292人(17.79%);平均年龄(18.78±1.78)岁;本市户籍624人(38.03%)，外省户籍1017人(61.97%);汉族1586(96.65%)，少数民族55人(3.53%)。
2.2HIV检测结果
1641名学生中，HIV抗体确诊阳性1例，感染途径为男男同性性接触感染，确诊时为18岁。其自述最早发生男男的年龄为16岁，并有多名性伴。
2.3艾滋病知识知晓情况
从表1中可见中职学生对于部分艾滋病知识了解不正确，其中对“一个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人能从外表看出来吗?”这一问题，回答正确的比例仅为10.5%;其次回答一起吃饭会否感染正确比例为37.6%，而对于一个性伴可以降低艾滋病传播正确比例为59.0%，“蚊虫叮咬传播艾滋病吗?”正确比例为60.3%。而本调查显示，最近1年仅有19.1%(314/1641)的学生接受过预防艾滋病宣传服务，7.3%(120/1641)的学生参与过艾滋病宣传服务。
2.4特征
1641名被调查者中，8.5%(140/1641)的学生自述发生过，10.82%(146/1349)的男生和6.16%(18/292)的女生自述发生过。第一次发生的平均年龄为(17.71±1.97)岁，最小12岁。有过性经历的164人中，第一次发生的对象，主要为男/女朋友150人(91.5%)，临时性伴7人(4.3%)，商业性伴3人(1.8%)。4名男生自述发生过同性。
2.5的影响因素
男生自述发生过比例高于女生(P＜0.05)，男生发生的风险是女生的3倍以上(1/0.309);同时比例随着年龄增长而增加，年龄每增长1岁发生的风险提高1.401倍;少数民族中职生发生的比例高于汉族学生;不同户籍和年级间的学生间发生比例无差异。见表2。
2.6安全套使用
自述有过的140名调查者中，第一次使用安全套比例为49.3%(69/140)，最近一次安全套使用率为32.1%(45/140)，最近1年坚持使用安全套的比例仅为16.4%(23/140)，有时使用32.9%(46/140)，从未使用6.4%(9/140)。140名自述发生的学生中79人回答了“正确使用安全套可以减少艾滋病的传播吗?”这一问题，其中96.2%(76/79)的人回答正确，3.8%(3/79)的人回答错误。比较这79名中职生是否正确了解安全套预防艾滋病知识，和最近一次是否使用安全套(χ2=2.127，P＞0.05)及最近一年使用安全套频率(χ2=0.985，P＞0.05)间并无统计学差异。见表3。
3讨论
3.1艾滋病防治工作应向低龄化发展
在中职学生群体中检出HIV感染者，说明艾滋病不仅在大学生群体中，也同时威胁到低龄的中职学生群体。因此有关部门除了重视大学生艾滋病防治工作之外，对低龄的中职生和中学生的艾滋病防治工作也不容忽视。
3.2艾滋病防治工作应更有针对性
中职学生自述发生比例达到10.0%，与深圳中职学校调查结果9.9%相近［3］，高于文献报道的普通高中学生［4－6］。可能相对于高中生，中职学生的家庭和学校教育相对宽松，具有较高的发生比例，而高中生由于过重的学业压力和更加严格的家庭教育，比例较低，但是今后大学宽松的管理可能有更加放纵的行为［7］。此次调查发现中职学生中男生有着更高的比例，特别是存在传播艾滋病风险极高的男男［8－10］，而确诊的学生就是通过这一途径感染，因此应重点加强男生特别是男男同艾滋病宣传教育。同时本次调查显示少数民族学生的比例高于汉族学生，少数民族学生的艾滋病防治也不应该忽视。
3.3中职生对艾滋病预防知识认知度较低
中职学生对于部分艾滋病知识认识错误。从表1中可见对“感染艾滋病的感染者能否从外表看出来”这一问题，回答正确比例仅为10.5%，说明大部分学生认为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都有明显的症状特征，对无症状的携带者缺乏正确认识;很多学生认为蚊虫叮咬和一起吃饭会感染HIV，说明学生对艾滋病传播途径还有很多误解。而最近一年仅有19.1%(314/1641)的学生接受过预防艾滋病宣传服务，低于文献报道的30.0%［11－13］，因此相关卫生和教育部门应该加强中职学生的艾滋病知识宣传教育工作。
3.4需加强中职生预防性传播疾病的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