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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论：在您撰写传统文化特性时，参考他人的优秀作品可以开阔视野，小编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这些建议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热情，引导您走向新的创作高度。
一、新疆传统文化的特异性
（一）新疆文化产生的独特地域特定的自然地理环境是民族传统文化生成和保持的土壤，新疆地域的独特性，使新疆文化作为完整的文化单元，其构成呈现出强烈的大漠绿洲复合风格。新疆境内天山山脉横亘中部，南北疆地理环境各具特色。天山以北阿尔泰山以南的北疆地区，地势高而平坦，气候寒冷。两山之间的准噶尔盆地河流经过处形成天然牧场，是游牧民族重要的活动地区。天山以南昆仑山以北的南疆地区，其中部塔里木盆地周缘的大小绿洲，由雪水灌溉形成良田，以农业为主。这些被沙漠阻隔的绿洲，彼此往来困难，在相对孤立、分散的情况下发展，农业生产的规模和效应相对低下，很难形成统一的经济实体，也无法形成大的邦国。新疆文化的发源地是高山大漠和夹诸其间的绿洲、大河。同中原农耕文化环境相比，终年经历风沙干旱，夏季烈日炎炎，冬季寒风割面，一日之中冷暖多变。各民族的生存空间以沙漠、戈壁为主，人们不得不退居河流两岸、山麓地带的湖泊泉水处以求生存。地理环境使游牧民族无法产生安定、依赖的心理，却在迁徙中培养出同恶劣环境抗争的意志，具有强悍的民族性格和征服欲。与之相应，以游牧为主的生产方式，在流动中缺少经验积累，生产力发展水平相对低下。不断迁徙的族群又使政治统治处于松散结合状态，人的精神生活自由少拘束，民族内部文化规范较严谨，而社会公共规范的意识则比较淡薄。新疆地处亚欧大陆腹地，与东西方相接。除了古丝绸之路，天山北麓还是游牧民族迁徙流动的通道。这里是东西方商业贸易、民族迁徙的通道，也是东西方文化传播发展的平台。物流、人流，商旅、游牧，把“走”的文化因子深深植入新疆各民族的血脉里。现代，牧民虽然有了定居住房，还是钟情于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方式，而农耕民族在商业贸易的过程中也实现着“走”的愿望。
（二）新疆文化基因的多元融合历史上，新疆地区是多种族多部落繁衍生息的家园，在各民族交互影响、共同繁衍的过程中，形成多层次文化并存、多元一体的格局形态。多元是指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各民族文化形成各自不同的民族特色和风格，是相互有别的；而一体则指各民族在参与建设中华民族整体文化的过程中，以开放的心态相互学习、广采博纳，形成交融的文化关系，具有强大的民族凝聚力。所以，开放性成为新疆文化鲜明的特质。史前阶段新疆地区的居民，种族多源民族纷杂。“在新疆大地，古代居民的种族特色是很不一致的，不仅存在蒙古人种、欧罗巴人种的差异；而且，即使同为白种人或黄种人，其中也存在不同支系、地区的特色”。①新疆地区的民族是不同种族融合而成，这种差异不仅体现在种族体质上，更在民族形成过程中影响到文化的定型。新疆居民从汉代开始才有明确的记载，当时主要有：塞、月氏、乌孙、羌、匈奴和汉人。在漫长的历史发展时期，新疆地区大规模、大范围的人口流动，原始土著、呼羯、姑师、高车、丁零、鲜卑、柔然、突厥、西辽、铁勒、回鹘、吐蕃、蒙古等民族人口的迁移变化不断，不同时间由不同民族轮流控制这一地区。先后活动于此的几十个游牧民族，逐渐形成草原文化的基本框架。对于新疆这种边远空旷、人口稀少的地区而言，人口迁入对地区经济、文化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从西汉拓展西域以来，汉族及汉文化对新疆传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是经过长期的交流融合发展演变，才逐渐形成新疆十三个主体民族世居的民族分布现状，而多民族成份的汇聚变迁，最终形成了多元文化格局。任何文化的形成，都经历了文化的扩散与整合过程，通过文化系统各要素的整合，实现文化层次的跃进。新疆文化的多元性主要基于民族性、地域性及其变异性。民族文化先形成局部区域文化，而后形成大的地域文化。新疆地区不同草原文化之间的相互扩散与交融、草原文化圈与汉文化的相互影响与整合，使不同文化经过碰撞、交流、吸收、补充、整合而趋于一体化。在融合各民族、接纳各种异质文化基础上形成的新疆文化，具有一种单一文化所不具备的博大宏阔，既保有本土文化的特质，又在一个开放的体系中，接纳不同文化因子。新疆，将各种不同文化进行熔铸并最终形成独具特色的新疆地域文化。
（三）新疆文化内涵的庞大丰富从生态环境、生产方式和社会组织的层面审视新疆文化，它属于游牧经济、农业经济、宗法制度三位一体的传统文化。北疆以草原游牧文化为主，经历不同民族的不同发展时期，清朝以后农业经济逐渐得到发展。从早期赛人、乌孙的原始部落文化，到突厥文化以及蒙古、哈萨克游牧文化，各种文化间存在承继和整合的发展轨迹。南疆以绿洲文化为主，在原有民族的文化基础上吸收外来文化，逐渐形成新模式的文化。数千年频繁的民族迁徙、融合，使得新疆地区的历史文化积淀极其丰富。由于民族、宗教、社会结构、生产方式诸多因素的极大差异，新疆文化呈现出不同文化并生、共荣的特征。既有极强的各民族文化的独特性，也有同一地域各民族文化的兼容性，还有同一民族在不同氛围中文化发展的差异性。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印度文化、波斯文化、中原文化、埃及和两河流域文化、古希腊及罗马文化都在此交汇碰撞。以龟兹佛教艺术为例，可以清晰地看出佛教文化经过吸纳与调适、交融与变异之后熔铸、成熟的痕迹：建于公元4—5世纪的克孜尔石窟第22窟，壁画中的国王、王后均上身，颈、臂、手腕部有装饰物，与当时龟兹国王与王后的装饰不同，具有明显的印度文化特征；创于公元7世纪的克孜尔石窟第205窟，国王、王后服饰与同期龟兹人服饰完全一样。“越到后期，表现就越少。这是外来艺术在融入本土艺术过程中的适应性变异，但终究是本土审美意识占了上风。成熟期的龟兹佛教雕塑已形成本土化的造型风格。”②外来文化并不是原封不动地移植于这块土地上，而是在对本土原有文化系统、生态环境系统适应的基础上，经过自身调整、取舍而扎根。此外，新疆多样的原生态文化环境本身，就具有对外来文化过滤和重整的作用。在文化发展演进的过程中，新疆各民族以开放的心态吸纳外来文化，基于本民族文化的框架，修正或改造外来文化，使之适合和满足自己的文化需要。多民族对同一（不同）外来文化的不同需求与吸收，造就了新疆文化鲜明的个性化和差异性，这正是新疆文化的魅力所在。从新疆文化发展的总体趋势可以看到：多种民族在此生活，多种宗教文化并存，使用多种民族语言，存在多种文化形态。各种文化在纵向承继与横向整合中形成新的模式，而通过个性化与差异性更加彰显出民族文化的生命张力与个性色彩。
二、新疆传统文化的主要传播方式新疆的传统文化，从地域上可以粗分为：天山北部的游牧文化圈；天山南部的绿洲农业文化圈；天山东部、北部的屯垦文化圈。这只是粗略划分，新疆各地游牧文化、农业文化、屯垦文化成分互有交叉、各有侧重又同时并存。而作为文化一部分的传播方式，经历了从最初的口语传播，到电子传播等各种方式共存的发展变化，这同社会的整体发展紧密相连。
（一）绿洲农耕文化圈以人际传播、群体传播为主绿洲农耕文化圈以维吾尔族为主，维吾尔族形成以地缘为基础的村社组织，生产方式以农业生产为主，牧养牲畜作为重要经济补充形式。在天山以南大小绿洲进行农业生产，而山区草场则供放牧牲畜。维吾尔族手工业生产比较发达，不仅是社会经济活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为商贸活动提供了物质基础。与北部游牧民族相比，维吾尔族建立起较为完备的社会政治、经济、法律体系。南疆维吾尔族聚居地区的政治制度是伯克制，各级伯克占有不同数量的土地以及附属于这些土地上的农户，并对依附的农民拥有进行劳役制剥削的封建特权，这种封建地主统治又往往和宗教统治相结合。以农耕为主的经济形式具有稳定性，在物质文化积淀的基础上，精神文化的积淀和传承具有较为坚实的基础，其传播媒介得到进一步发展，因而维吾尔族地区的文化传播方式以文字传播为主，大量的典章、制度、文学作品使文化传播的范围更为广泛、影响力更为恒定、久远。政教结合的封建政治制度使传播的类型以人际传播、群体传播为主，其中宗教场所进行的传播对文化的影响是极为重要的。维吾尔族的传统贸易集市“巴扎”在今天依旧是人际传播的重要场所。每逢“巴扎”日，来自四面八方的人流、物资云集，从一般农副产品到昂贵的工艺品，应有尽有。“巴扎”的人数甚至可以达到二三十万，周围的维吾尔族群众从几十公里甚至上百公里以外，赶着毛驴车拉上全家人赶赴巴扎。“巴扎”已经不仅仅是进行商品交易的场所，也是各种信息交换的平台，有些人甚至不是为了买卖商品，而是为了约见朋友、交流信息、沟通感情而去“巴扎”“，巴扎”成为维吾尔族民众极为重视且极富民族特色的人际传播形式。
（二）游牧文化圈以人际传播为主游牧文化圈以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蒙古族、塔吉克族为主，其中，哈萨克、柯尔克孜、塔吉克人的传统社会组织保留了较多的氏族部落制度的残余形式，以牧业经济为主，狩猎和农业作为畜牧业的副业，牲畜是重要的生产和生活资料，农作物一般在冬牧场种植，靠自然生长，秋季收割。这种按季节迁徙移动的生产生活方式，和农耕文化表现出的稳定性截然不同。其文化的侧重点不在于典章制度、物质积累和各种符号所记录的思想成果，更多的表现在精神气质、歌舞传习、史诗说唱、民间故事、风俗习惯中，因而更具有流动性、易逝性、变异性。这种文化的传播方式以口语传播为主，其传播媒介具有单一性，传播的类型是人际传播。氏族部落制度在这三个民族中得到较为完整的保存，在这样一个原始的部落群体中，人们缺乏社会意识、公共意识，更多的是原始部族的群体意识、家族意识。在政治制度、典章法律相对落后的部落内部，人与人的关系较少规范约束，而社会组织的不完备又使得社会对人的控制相对薄弱，个体可以最大限度发挥自己的力量，对群体的依赖心理较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相对松散，因而在传播活动中具有更多的随意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例如，哈萨克族的阿肯弹唱，它是“哈萨克民族传统文艺的一个典型形式，它代表着哈萨克族独有的民间文化特色”，“盛行于哈萨克人中的习俗歌、民歌、谜语歌、马歌、山歌、水歌、地歌、牧歌、渔歌、宗教歌、戏谑歌与大量的歌谣，无不包含在阿肯弹唱中”。①阿肯弹唱中包含了哈萨克族历史源流、社会经济生活、律法礼仪习俗以及家庭婚姻观念，两个阿肯在众人聚集的公共场所，在具有竞争性质的对唱中，大量即兴式创作，阿肯们自编、自唱，充分发挥个人的聪明才智，形式上是诗、歌、舞、弹融为一体，内容上则包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种弹唱中优秀的唱词会以创作者的名义在哈萨克族民众中口口相传，广为传播，不仅起娱乐的作用，更多的是一种文化元素和信息元素的传递。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弹唱的内容日益翻新，这种以“阿肯弹唱”为载体的文化活动，具有极强的“为人的需要”而服务的趋势。
【关键词】手机媒体；传统文化；议程设置
一、手机媒体的基本传播特性
“手机媒体是以手机为视听终端、手机上网为平台的个性化信息传播载体，它是以分众为传播目标，以定向为传播效果，以互动为传播应用的大众传播媒介。” [1]随着手机的普及率越来越高，其功能也不断推陈出新，手机媒体的功能在发展过程中出现较为明显的几类传播特征。
（一）传播渠道多样化与便捷化，带来新视听体验
根据国家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于2014年1月16日的《第3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止2013年12月，中国手机网民用户已达5亿，较以往用户总数有巨幅增长，越来越多的手机网民选择手机作为链接网络的平台，体验更新迅速的手机媒体各项功能，感受手机媒体传播渠道的多样化与便捷化。
著名传播学家麦克卢汉曾谈及“媒介即人的延伸”。该观点在手机媒体高速发展的今天，得到了新的印证。随着手机媒体跨媒体化的多样功能的研发成功，广大手机用户只需用手指指尖轻碰触手机屏幕，便可享受多样化与便捷化的手机功能服务。由此，受众亦可体验多种媒介新体验。例如手机微博，带给受众“心情便签”体验，这种可以融入音乐、图片、视频的新视听体验，还能得到其它网友关注的回应。此外，随着手机屏幕尺寸的逐步扩大，越来越多的手机游戏亦为受众带来时尚、炫目、高清的视觉观感，这都是以往手机媒介所不能媲美的。
（二）具移动实时性，能够随时随地实现即时传播
基于移动网络传播技术的飞速发展，现今手机用户可随时随地通过手机收看电视节目。观看手机电视节目过程中所产生的流量费用，则由相关运营商收取。随着手机电视业务市场的扩大，不少手机用户通过手机即可收看电视节目，这对一些忠实球迷而言更是有了不同视听体验。因为传统观看球赛的方式只能是通过电视或电脑，观看的地点大都较为固定和封闭，而手机电视则实现了随时随地、即时移动收看电视节目的功能。
此外，在一些事故突发现场，人们可通过手机微博即时将现场图片和信息快速发送出去，第一时间将事故现场信息传递给外界，以便及时获得帮助。例如发生在2011年7月23日的“温州动车事故”现场，事故发生四分钟后就有一人通过手机微博第一条求助信息，这比国内媒体在互联网上报道事故信息早了两个多小时。与此同时，“23日当晚，身在事故现场的一些微博用户不断更新关于现场的种种图片、文字信息，短时间内，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迅速以图文并茂的全透明方式在全国民众面前得以展现”。[2]
（三）个性化传播方式，调动广大受众的参与热情
不同媒介的使用，会带来不同的媒介使用依存症状，这也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病理现象。以往，人们更多的是对电视或网络过度沉迷而由此产生相关“媒介依存症”。而今，随着手机用户人数的迅速增长，许多手机网民也在不知不觉间患上“手机媒介依存症”。手机体积小巧，资源丰富，功能齐全。人们可把手机装在口袋里或拿在手上，随时随地便拥有了一台“移动掌中宝”。
通过手机媒体传播的信息，尤其是文本语言方面更贴近网络文本语言的后现代性，例如“淘宝体”、“凡客体”、“元芳体”等时髦网络语言文体都被发挥得淋漓尽致。当前，手机网民通过手机图片或文字、视频信息到QQ空间或“人人网页”上时，还可同时间自己的“地点定位”信息。如此，网页版上的信息就会出现的地点位置。这种消息方式，符合年轻人追去时尚、彰显自我个性的特性，尤其受到年轻人的喜爱。
二、借力手机新媒体，有效传播中国传统文化
当前新媒体时代背景下，手机媒体已成为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新兴媒介，成为一个有效引导社会舆论的新平台。借力手机新媒体传播渠道，可为有效地宣传中国传统经典文化，同时这也和时代精神的要求相契合。
“一个不善于研究和总结本土艺术与文化的民族，不可能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甚至不可能很好地吸收其他民族的艺术及文化经验，因为它缺少立足的根基。”[3]中国乃文化大国，传统文化资源丰富，以往单靠传统媒体向广大受众宣传经典文化的效果较为有限。与传统媒体相比，手机媒体能够实现对多种媒介资源的整合和创新，从而衍生出多种具备手机媒体传播特性的媒介新形式。这些媒介新形势，更符合人们的审美需求，因而在宣传传统文化方面也更具传播优势。
（一）手机微博
手机微博可以在发心情文字的同时图片或音视频。并且，皆可转发、分享自己感兴趣的话题。稍有不同的就是，二者的上网终端有所区别，媒介体验也不尽一致。但无可置疑的是，无论是手机微博还是电脑网页微博，都具备碎片化文本语言特征，且这种特征已经被广大受众所接受。这种独特的语言行为方式，当和传统文化融合在一起后会产生一种独特效果，使广大年轻人对传统文化越发感兴趣。
手机网民通过手机微博开展“微拜年”活动，这一行为方式即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的践行。微博发拜年信息，融入中国传统文化的节庆祝福，这一行为方式除了具有一定的文化仪式感，还和新媒介传播特色密切相关。除了过年之外，不少微博网页还会在一些传统节假日开辟“节庆专题”，提醒广大用户不忘在节庆假日给亲朋好友传递祝福。例如，以往中国传统的“七夕情人节”在网络上的受关注程度远不如国外的“2？14情人节”受关注程度高，但如今不少微博官网主页都会大力宣传具有浓郁中国特色“七夕情人节”。宣传方式包括组织网友参加七夕相亲派对活动，鼓励网友通过手中微博接力传递爱的祝福等等。此外，如“元宵节、端午节、重阳节、中秋节”等节日，手机网民也可直接通过手机微博参与相关的线上线下互动。可见，手机微博对宣传传统文化方面开辟了独特新路径，且这种路径易获得广大受众认可。
（二）手机游戏
一部由好莱坞出品的《功夫熊猫》动画电影将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和西方英雄主义文化宣传得淋漓尽致。可见，视频融入传统文化再向广大受众输入后，更容易被接受。
手机游戏属于手机视频的一类，当前，不少手机游戏的开发方都注重将中国传统文化资源移植入游戏场景画面和人物形象、道具装饰等方面。甚至，有的手机游戏直接套用了中国古典精粹文化中的开天地、女娲补天、远古神兽等神话故事资源。例如，《仙境OL》即是一款以上古神话为背景的2D大型玄幻类手机网游游戏。玩家只需在手机屏幕上轻划手指，便可逐渐通过该款手机游戏领略仿真的上古神话世界。通过手机游戏为受众提供一个接近和了解传统文化资源的视窗，这也是对传统文化资源的再开发与延伸。
（三）手机音乐
目前手机音乐的类型主要分为两大类，一是传统的手机彩铃，彩铃业务由用户自由订制，订制时会产生一定资费或免费；二是手机用户通过手机通信终端，以WAP、WEB、APP等网络接入方式获取音乐资源。手机音乐带给广大受众以全新的视听体验，当前不少手机音乐播放器还提供手机唱K功能，支持随时随地播放、搜索、下载歌曲，提供在线音乐MV播放，甚至轻轻摇晃手机就能切换到下一首歌曲……受众携带一台小巧手机出门，随时随地可享受“微家庭影院”的视听音效，
手机音乐和传统文化的结合，在当前手机音乐市场中还较为少见。但是，具有浓郁传统文化气息的音乐铃声的正式上线，为手机音乐市场刮来一阵清新之风。例如，由上海黄嘉历史文化传播公司历经三年创作开发而出的900首中华传统文化手机音乐铃声于2011年8月成功在网络平台上线，供3G手机用户付费下载欣赏。这些歌曲目前已实现用现代工艺打造农耕时代的音响声效，（下转第464页）
（上接第462页）将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精粹融入其中，带给广大受众不同的文化视听新感受。手机音乐铃声融入了唐诗宋词、中华谜语、中华对联、中华佛教梵语等元素，让受众聆听手机音乐的同时领略经典中国传统文化内涵。
（四）手机报
“手机报就是将纸媒体的新闻内容通过无线技术平台发送到用户的彩信手机上，使用户能通过手机阅读到当天报纸内容的一种信息传播业务。”[4]手机报作为新兴“数字报纸”，将传统纸媒的权威可读性与手机移动接收的便捷性优势整合到一起。手机报与其它媒介有着较大区别的是，它有着相对固定的用户群，有利于手机报及时将精彩内容传递到用户手机上，实现“点对点式”的即时传播。
传统文化的宣传不应仅仅局限于传统纸媒传播渠道，还应充分利用手机报这类新兴媒体传播渠道。例如，中国移动陕西分公司就曾于2009年春节期间，在推出《轻松国学365手机报》上增设节日特刊，为广大手机报读者用户精心打造特色民俗专刊，充分融入了“春联的来历、年的来历、压岁钱的来历、迎财神的说法”等传统民俗的专题内容。这于无形中，将“中国传统文化的清风”捎给受众的同时，还促进了手机报的订阅量，更在手机报行业中树立自己的文化宣传口碑。
三、手机媒体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创新策略
（一）打造语言风格审美新范式
当前，由传统媒体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报道形式还较为单一，未能全方位调动起受众参与其中的积极性。手机媒体作为新媒体形态的一种，更应在传播中国传统文化方面，充分适应新媒体时代背景，构建符合人们审美心理范式的多重有效宣传渠道。
通过手机媒体宣传中国传统文化，打造语言传播审美新范式，可以利用其传播媒介的新特性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包装”。这种“包装”并非指的是增添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恶搞元素，而是使中国传统文化更适应现代新兴媒体传播方式的传播，使有关中国传统文化报道看起来更具亲和力和感染力。这便于拉近中国传统文化与受众之间的距离，在重塑其审美新范式的同时广泛调动受众参与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二）融入当前流行的“微元素”
以往，传统媒体在报道有关中国传统文化的宣传报道时，行文大都篇幅冗长、文风平淡。而今，各种“微元素”广泛流行于新媒体网络平台，具碎片化、数字化、个性化等特性。在手机媒体方面，“微元素”的流行受到广大年轻人的追捧。从具体方面来看，“微元素”可以是单幅图片（包括摄影图片或漫画图片、动态图片）、单个音视频等等。
当前，无论是在手机微博平台，还是手机音乐、手机报等平台，皆可支持图片、视音频链接。以手机微博平台的图片博文为例，无需过多修饰，仅是一张与众不同的图片，配上少许解释性文字，就能在短时间内吸引各方关注。如果，将中国传统文化的宣传报道，“裁剪”为更适应当前受众喜爱的“微文本”，更容易吸引广大受众的持续关注。
（三）增强受众的互动交流和反馈
借助手机媒体，提升中国传统文化的高效宣传，还需做到增强手机媒体和受众的互动交流。尤其还需开展调研受众对手机媒体宣传中国传统文化的反馈的调查。如此，有利于手机媒体在今后进一步宣传中国传统文化资源时，满足受众媒介内容期待和需求。具体开展措施如，在手机报板块中增添“读者留言”互动板块，增大与读者之间的互动交流。或者，在手机网络平台，发放相关电子调查问卷，如果手机微博或手机音乐受众积极填写相关调查问卷，可获得活动抽奖机会，等等。
四、结语
手机自身既是具备通信功能的重要通讯技术平台，同时还是兼具跨媒体传播功能性和可移动性的媒体平台。通过手机媒介载体传播中国传统优秀文化，是当前出现的一种文化趋势。它使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渠道有了新的路径，并且这种路径的互动模式、反馈机制、便捷特性较以往传播渠道更为高效。今后，如何更为有效构建手机媒体对传统文化的传播新平台，还值得各方高度关注。
【参考文献】
[1]陶然.全媒体时代手机媒体的现状与困境探析[J].群文天地，2012（2）.
[2]任丽颖，朱峰.网民微博直播动车事故 首条微博比新闻早2小时[EB/OL].新华网，http：//.cn/i/2011-07-24/15245827825.shtml
关键词：中国传统武术 文化特性 发展策略
在大多数人的眼中，武术是一项再平常不过的体育运动，在普通学校里，它的魅力和教学重视程度往往不及篮球等项目，而在不少武术探索者的心中，它却是魅力无穷、源远流长、内涵深邃的民族文化。本文试图从武术形成与演变史着手，以技术体系形成与演变过程和结果为研究主体，从文化视角探析其文化特质与特征，进而探讨传统武术的自身发展规律，结合当今社会环境和文化条件阐述武术未来宏观发展的策略。
中国武术文化的发展历程
纵观中国武术文化的发展，我们可以将其分为武术文化原始形态、准武术文化形态以及武术文化形态的最终形成等几个阶段。由于中国武术文化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形成于复杂的历史条件与社会背景之中，积淀了中华民族的生成、发展、心理、文化、艺术、道德等多方面的因素，因而，具有了独特的魅力，获得了深厚的文化内涵。
武术文化的原始形态。几万年前，甚至更为遥远的史前时代，原始社会中人类的生存环境十分恶劣，原始人必须一方面依靠群体力量抵御猛兽的袭击，一方面还要发挥自己顽强的斗志和强悍的体魄去进行积极的自卫，这就造就了原始人勇猛的性格和格斗技艺。随着生产力的进步和人类自身的文化发展，最终导致了原始武术文化的形成。
准武术文化形态。从时间跨度上看，是指先秦到两汉时期的武术。这一时期武术形式初步形成，武术意识逐渐出现。独立的武术形式的形成是准武术文化形态的一大特征，意味着武术已开始从原始社会多位一体的状况中分离出来，成为一种相对独立的形式。经过秦汉较长时间的相对稳定，武术得到进一步发展并与军事技术分离走向竞技，而且得到交流，出现了系统的武术理论著述，《汉书・艺文志》中就收有“剑道三十八篇”、“手搏六篇”等论述。自两晋到隋唐，武术意识更加成熟。这一时期出现了口诀要领，说明人们已能用较精练的语言把技击精华要点加以浓缩和概述。到了隋唐五代，随着社会的繁荣，武术得到蓬勃发展并出现了套路的雏形。武术意识的出现促成了中国武术文化从原始形态到最终的形成。
中国武术文化形态的最终形成。到了宋元明清时期，中国武术文化形态得以最终形成。它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是中国武术文化体系的完善；二是中国武术文化内涵的成熟。到了宋代，民间武术界就流行着“十八般武艺”的说法。
中国武术的文化特性
中华大地独特的地理环境和社会历史环境孕育出了中国所特有的传统文化。作为一种技击文化的武术，无疑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和独特表现形式，中国武术在成长过程中不断接收和吸取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精髓，跟中国的古典哲学、政治伦理、军事思想、文化艺术、医学理论、社会习俗等互相联系，相互作用，共同组成绚烂多姿的中国文化整体。可以说武术文化是传统文化的一个缩影。武术文化也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性。
“德、艺”的统一。中华武术武德观念最为鲜明的表现为“德”与“艺”的统一。儒家的“仁义思想”，深深地浸透在古代武术的武德观念之中。“学拳以德行为先”就反映出了这样的观念。综观我国传统武术的各个项目，均能呈现出东方文明的气质――争斗而有礼让，有劲而不粗野，艺纯熟而不玄浮，情饱满而含蓄内向，富于观赏且追求高尚的精神气质。传统武术所显示出的美，也具有东方文明的特点，以优美为主；与西方文明所突出的壮烈、惊险，富于强烈刺激性的审美观构成鲜明的对照。可见，传统武术中“德、艺”的统一，使武术在其本质特征之上，又渗入浓厚的理性因素。
“内外合一，形神兼备”。中国武术生长在传统文化的环境之中，它的指导思想无不体现传统文化。武术所体现的是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哲学思想，因此哲理性很强。“天人合一”的观念是道家哲学本体论的一种表现。认为人和自然在本质上是相通的，人应顺乎自然才能获得生存与发展。武术练功是把人作为一个整体来训练，讲究“内练精气神，外练筋骨皮”，“内外合一，形神兼备”。武术练功要求按不同的季节、时辰、时令等，根据自然界和人体机能的变化，采用不同的方法，来达到练功的目的。
传统的辩证思维。我国古代哲学朴素的唯物论和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包含了阴阳对立、阴阳互根、阴阳互转和阴消阳长等基本理论。这些朴素的辩证法在传统武术的劲力运用、技击法则、演练风格及战术思想等方面都得到充分体现。对刚与柔这一矛盾关系的处理，是区别不同武术拳种的劲力标志之一。传统武术认为：“无柔无以至刚，无刚无以即柔。”没有纯粹刚的拳术，也没有纯柔的拳术，刚与柔是相互存在而又相互对立的。太极拳是“极柔软然后极刚坚”，体现了“阴极生阳，阳极转阴”的阴阳辩证观；而刚劲勇猛的少林拳等外家拳，也是“刚中寓柔”的，“柔在他力之后，刚在他力之先。”攻与防的辩证关系，是武术技击术的一个重要原则。提倡进攻与防守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进攻能转化为防守，防守能转化为进攻，“攻不忘防，防不忘攻”，“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攻中寓防，防中寓攻，这蕴涵了阴阳辩证法思想。
养生性。人们从事武术练习，总是把技击实用、健身娱乐等作为主要目的。武术是一种身体运动形式，属于人体科学的一部分。中国武术传统练功的理论是以中医的阴阳五行说、经络学说、脏相学说等基本理论为生理学依据的。中医理论认为，人之一身，“唯精气神”为三宝。武术练功不仅重视内在的“精气神”的锻炼，而且还强调以内形于外、重在外在的攻防技击技术动作的演练，因而收到内外兼修、强身健体的健身效果。
哲理性。中国武术是最富有民族文化特色的体育项目。它的指导思想是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哲学思想，因此哲理性很强。中国武术把人放到自然中去，把人的运动同周围环境密切联系起来。武术练功要求按不同的季节、时辰、时令等，根据自然界和人体机能的变化，采用不同的方法，来达到练功的目的。如孙福全《八卦掌》借助天地之气候形式法，《少林八卦五行功》按不同季节练不同的功法等。此外，从“天人合一”思想引发出“圆”与“空”的观念，是人对天地自然特色的领悟，因而也是动功最佳方式与境界。圆则灵活多变，空则轻灵无阻，圆而又空则做到活泼自如，循环不息。故不少拳种以圆、空为基本架式与手法，如峨眉拳和太极拳等均以圆、空为技击特色。特别是太极拳更是吸取了“易有太极，是生两仪”和“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等太极哲理而产生的。由于中国武术蕴涵着深刻的哲理思想，具有修心养性的功效，因此，它在世界上对很多国家有着广泛的影响，如我国古老的健身术与气功早与印度瑜伽相互渗透，少林拳法于明清时代传入日本等国，都足以说明中国武术与世界体育文化的交流有着传统的思想基础。
技击性。武术的核心是技击性。武术的健身功能、娱乐功能、竞技表演功能、教育功能等，都是通过以技击性为动作设计原则形成的各种攻防技术动作来实现的。虽然各家各派在技击方法和技击原理上各有不同，但都遵循攻防的规律，表现攻防的特点。武术因具有攻防技击的特征而区别于其他体育项目。
健身性。中国武术是一种身体运动形式，属于人体科学的一部分，而中国的人体科学建立在传统医学――中医学的基础之上。中国武术传统练功的理论是以中医的阴阳五行说、经络学说等基本理论为生理学依据的。中医理论认为，人之一身，“唯精气神”为三宝。精气神三者是相互联系的，“精盈则气盛，气盛则神全，神全则身健；精生于气，气化于精，精化于气，气化于神”。武术练功不仅重视内在的“精气神”的锻炼，而且还强调以内形于外、重在外在的攻防技击技术动作的演练，因而收到内外兼修、强身健体的健身效果。
娱乐性。中国武术早在奴隶社会就进入娱乐文化的领域。它以丰富多彩的表演内容、精湛无比的技艺、精深广博的内涵，赢得了古今中外人们的赞誉，这是与武术本身的娱乐性分不开的。千百年来，武术以其独特鲜明的娱乐性体现在社会各阶层的文化生活中。
当今武术文化的发展策略
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是传统武术发展的基本策略，只有认真总结历史，切实结合当今形势才能更好地制定发展蓝图，武术之树才能在原有的高平台上长得更健康、长得更茂盛。
武术的发展要遵循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它的发展首先是一种文化的演变和发展。传统武术可谓是一种“文化体育”，也是一种“体育文化”，它的发展不应背离其文化性，它的发展也不能被小个体发展所代替，否则就是片面的，其发展也会失去平衡。几年来的实践证明，违背其发展规律和舍弃其特质的改革或改良势必给武术的发展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失。就如当前人们把武术分成传统武术和现代武术一样，这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当今武术改革后出现“文化断层”所造成的。
武术的发展应以科学的发展观为指导，进一步加强科学化进程。探析中国传统武术发展史便可知晓，虽然起源、技术体系形成之早，在世界同类文化现象中位居前列，但完善过程偏长，科学化、规范化起步晚，有早生晚熟之感。因此我们必须进一步加强武术科学化进程，加强对武术相关学科研究，重视武术文化的理论与实践研究，重视其科学系统化模式的构建。最关键的是将特色的文化建设的全新理念注入当今武术发展规划，以科学的文化发展观指导武术发展，切莫“以西为模，削足适履”。
武术技术的改革和创新必须建立在保持文化个性和技术特征的基础之上，技术水平评价指标更应体现本项目特征和特色。在技术改良和武术技术适应性演变的具体过程中还应遵守的原则就是万变不离其质，万化不移其根，这是武术文化的根本所在。历史上曾出现过百戏、杂技，元代还有戏剧。把武技中的某部分技术内容、形式借鉴融合而成的如抛接器械表演，其器材可碗、可帽、可刀、可枪，而且可单耍、可对耍，然而其根为“戏”、为“杂技”，文艺界人士成功地创造舞台“武戏”、“武舞”形象不仅得到同行认可，也得到社会大众的公允。因此，本文认为，吸收其他文化、其他项目的技术内容，完善和改良自身也是完全可以的，关键是武术技术的改革和发展必须建立在保持文化个性和技术特征的基础上。
结语
传统武术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浓缩和载体，能充分体现武术的民族性，在现代化社会中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武术源于中国，但属于世界，植根于中华大地的传统武术必将以其独特的健身、养生和技击功效及深邃的中国传统文化内涵而受到全世界人民的喜爱。武术推向世界的先决条件已经具备，武术走向国际化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发展趋势。
参考文献：
1．周伟良：《中国武术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2．张应杭等：《中国传统文化概论》，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3．司马云杰：《文化价值论》，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4．宋广文、王云强：《文化力与教育的相互促进及其融合》，《教育研究与实验》，2005（2）。
5．谢惠蓉：《武术文化对民族文化心理的影响》，《山东体育学院学报》，1998（3）。
论文摘要:从武术文化的形成与演变入手，分析中国武术的文化特征，论述了当今传统武术及其文化发展的策略，最后提出在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美德的基础上，研究和开发具有时代价值意义的武术文化资源，对发挥武术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为武术真正走向世界，被大众所熟知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大多数人的眼中，武术是一项再平常不过的体育运动，在普通学校里，它的魅力和教学重视程度往往不及篮球等项目，而在不少武术探索者的心中，它却是魅力无穷、源远流长、内涵深邃的民族文化。本文试图从武术形成与演变史着手，以技术体系形成与演变过程和结果为研究主体，从文化视角探析其文化特质与特征，进而探讨传统武术的自身发展规律，结合当今社会环境和文化条件阐述武术未来宏观发展的策略。
中国武术文化的发展历程
纵观中国武术文化的发展，我们可以将其分为武术文化原始形态、准武术文化形态以及武术文化形态的最终形成等几个阶段。由于中国武术文化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形成于复杂的历史条件与社会背景之中，积淀了中华民族的生成、发展、心理、文化、艺术、道德等多方面的因素，因而，具有了独特的魅力，获得了深厚的文化内涵。
武术文化的原始形态。几万年前，甚至更为遥远的史前时代，原始社会中人类的生存环境十分恶劣，原始人必须一方面依靠群体力量抵御猛兽的袭击，一方面还要发挥自己顽强的斗志和强悍的体魄去进行积极的自卫，这就造就了原始人勇猛的性格和格斗技艺。随着生产力的进步和人类自身的文化发展，最终导致了原始武术文化的形成。
准武术文化形态。从时间跨度上看，是指先秦到两汉时期的武术。这一时期武术形式初步形成，武术意识逐渐出现。独立的武术形式的形成是准武术文化形态的一大特征.意味着武术已开始从原始社会多位一体的状况中分离出来，成为一种相对独立的形式。经过秦汉较长时间的相对稳定，武术得到进一步发展并与军事技术分离走向竞技，而且得到交流，出现了系统的武术理论著述，《汉书·艺文志》中就收有“剑道三十八篇”、“手搏六篇”等论述。自两晋到隋唐，武术意识更加成熟。这一时期出现了口诀要领，说明人们已能用较精练的语言把技击精华要点加以浓缩和概述。到了隋唐五代，随着社会的繁荣，武术得到蓬勃发展并出现了套路的雏形。武术意识的出现促成了中国武术文化从原始形态到最终的形成。
中国武术文化形态的最终形成。到了宋元明清时期，中国武术文化形态得以最终形成。它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是中国武术文化体系的完善;二是中国武术文化内涵的成熟。到了宋代，民间武术界就流行着“十八般武艺”的说法。
中国武术的文化特性
中华大地独特的地理环境和社会历史环境孕育出了中国所特有的传统文化。作为一种技击文化的武术，无疑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和独特表现形式，中国武术在成长过程中不断接收和吸取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精髓，跟中国的古典哲学、政治伦理、军事思想、文化艺术、医学理论、社会习俗等互相联系，相互作用，共同组成绚烂多姿的中国文化整体。可以说武术文化是传统文化的一个缩影。武术文化也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性。
“德、艺”的统一。中华武术武德观念最为鲜明的表现为“德”与“艺”的统一。儒家的“仁义思想”.深深地浸透在古代武术的武德观念之中。“学拳以德行为先”就反映出了这样的观念。综观我国传统武术的各个项目，均能呈现出东方文明的气质—争斗而有礼让，有劲而不粗野，艺纯熟而不玄浮，情饱满而含蓄内向，富于观赏且迫求高尚的精神气质。传统武术所显示出的美，也具有东方文明的特点，以优美为主;与西方文明所突出的壮烈、惊险，富于强烈刺激性的审美观构成鲜明的对照。可见，传统武术中“德、艺”的统一，使武术在其本质特征之上，又渗人浓厚的理性因素。
“内外合一，形神兼备”。中国武术生长在传统文化的环境之中，它的指导思想无不体现传统文化。武术所体现的是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哲学思想，因此哲理性很强。“天人合一”的观念是道家哲学本体论的一种表现。认为人和自然在本质上是相通的，人应顺乎自然才能获得生存与发展。武术练功是把人作为一个整体来训练，讲究“内练精气神，外练筋骨皮”，“内外合一，形神兼备”。武术练功要求按不同的季节、时辰、时令等，根据自然界和人体机能的变化，采用不同的方法，来达到练功的目的。
传统的辫证思维。我国古代哲学朴素的唯物论和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包含了阴阳对立、阴阳互根、阴阳互转和阴消阳长等基本理论。这些朴素的辩证法在传统武术的劲力运用、技击法则、演练风格及战术思想等方面都得到充分体现。对刚与柔这一矛盾关系的处理，是区别不同武术拳种的劲力标志之一。传统武术认为:“无柔无以至刚，无刚无以即柔。”没有纯粹刚的拳术，也没有纯柔的拳术，刚与柔是相互存在而又相互对立的。太极拳是“极柔软然后极刚坚”，体现了“阴极生阳，阳极转阴”的阴阳辩证观;而刚劲勇猛的少林拳等外家拳，也是“刚中寓柔”的，“柔在他力之后，刚在他力之先。”攻与防的辩证关系，是武术技击术的一个重要原则。提倡进攻与防守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进攻能转化为防守，防守能转化为进攻，“攻不忘防，防不忘攻”，“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攻中寓防，防中寓攻，这蕴涵了阴阳辩证法思想。
养生性。人们从事武术练习，总是把技击实用、健身娱乐等作为主要目的。武术是一种身体运动形式，属子人体科学的一部分。中国武术传统练功的理论是以中医的阴阳五行说、经络学说、脏相学说等基本理论为生理学依据的。中医理论认为，人之一身，“唯精气神，，为三宝。武术练功不仅重视内在的“精气神”的锻炼，而且还强调以内形于外、重在外在的攻防技击技术动作的演练，因而收到内外兼修、强身健体的健身效果。
哲理性。中国武术是最富有民族文化特色的体育项目。它的指导思想是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哲学思想，因此哲理性很强。中国武术把人放到自然中去，把人的运动同周围环境密切联系起来。武术练功要求按不同的季节、时辰对令等，根据自然界和人体机能的变化，采用不同的方法，来达到练功的目的。如孙福全《八卦掌》借助天地之气候形式法，《少林八卦五行功》按不同季节练不同的功法等。此外，从“天人合一”思想引发出“圆”与“空”的观念，是人对天地自然特色的领悟，因而也是动功最佳方式与境界。圆则灵活多变，空则轻灵无阻，圆而又空则做到活泼自如，循环不息。故不少拳种以圆、空为基本架式与手法，如峨眉拳和太极拳等均以圆、空为技击特色。特别是太极拳更是吸取了“易有太极，是生两仪”和“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等太极哲理而产生的。由于中国武术蕴涵着深刻的哲理思想，具有修心养性的功效，因此，它在世界上对很多国家有着广泛的影响，如我国古老的健身术与气功早与印度瑜伽相互渗透，少林拳法于明清时代传人日本等国，都足以说明中国武术与世界体育文化的交流有着传统的思想基础。
技击性。武术的核心是技击性。武术的健身功能、娱乐功能、竞技表演功能、教育功能等，都是通过以技击性为动作设计原则形成的各种玫防技术动作来实现的。虽然各家各派在技击方法和技击原理上各有不同，但都遵循攻防的规律，表现攻防的特点。武术因具有攻防技击的特征而区别于其他体育项目。
健身性。中国武术是一种身体运动形式，属于人体科学的一部分，而中国的人体科学建立在传统医学—中医学的基础之上。中国武术传统练功的理论是以中医的阴阳五行说、经络学说等基本理论为生理学依据的。中医理论认为，人之一身，“唯精气神”为三宝。精气神三者是相互联系的，“精盈则气盛，气盛则神全，神全则身健;精生于气，气化于精，精化于气，气化于神”。武术练功不仅重视内在的“精气神”的锻炼，而且还强调以内形于外、重在外在的攻防技击技术动作的演练，因而收到内外兼修、强身健体的健身效果。
娱乐性。中国武术早在奴隶社会就进人娱乐文化的领域。它以丰富多彩的表演内容、精湛无比的技艺、精深广博的内涵，赢得了古今中外人们的赞誉，这是与武术本身的娱乐性分不开的。千百年来，武术以其独特鲜明的娱乐性体现在社会各阶层的文化生活中。
当今武术文化的发展策略
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是传统武术发展的基本策略，只有认真总结历史，切实结合当今形势才能更好地制定发展蓝图，武术之树才能在原有的高平台上长得更健康、长得更茂盛。
武术的发展要遵循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它的发展首先是一种文化的演变和发展。传统武术可谓是一种“文化体育”，也是一种“体育文化”，它的发展不应背其文化性，它的发展也不能被小个体发展所代替，否则就是片面的，其发展也会失去平衡。几年来的实践证明，违背其发展规律和舍弃其特质的改革或改良势必给武术的发展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失。就如当前人们把武术分成传统武术和现代武术一样，这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当今武术改革后出现“文化断层”所造成的。
论文摘要：中国传统绘画的形象与造型特征主要体现在用笔的书法性、空间的虚拟性、物象的程式性、主体的意象等个方面。这些特征和传统文化、使用工具等因素有着密切的关系。
形象与造型，在某种意义上是同义词。人们习惯用“造型”表示无生命物体的形象，而“形象”多注重指人物精神内涵层面。广义上讲，无论是人还是物在绘画中均可视为一种“形象”．也可称为“造型”。中国传统绘画基于文化基础和使用工具等因素，其形象与造型具有独特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用笔的书法性
中国汉字至今仍保留着原始绘画的痕迹。像这样将文字与绘画有机结合起来的形象，在其他国家的艺术中非常少见。唐代张彦远的《历史名画记》记载：“颜光禄日：‘图载之意有三：一日图理，封象是也；二日图识。字学是也；三日图形，绘图是也。’又《周官》教国子以‘六书’，其三日‘象形’，‘图画之意也，是故知书画异名而同体也。”“书画同体”的艺术理论，对此后的中国画影响深远。这一理论体现在中国传统水墨画中，就是用笔的书法性与绘画造型的有机结合。再如花鸟画，近代吴昌硕与现代齐白石的花鸟画比较接近，但在用笔上，吴昌硕以篆书的圆笔入画，齐白石则常用侧锋方笔，他们的作品都体现出典型的书法性。
形成这一特性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毛笔是书写和绘画共同使用的工具。毛笔有极强的吸水性能，这使它在点、画、勾、勒时能够得心应手地表现出抑扬顿挫、刚柔曲直的节奏变化。也正是毛笔这种极强的表现性，使之既适应了汉字笔画的复杂多样性，也适应了绘画造型的复杂多样性。
其次，共同的审美对象。线在中国传统绘画中是种最原始的表现方法，这种表现方法在书法和绘画中得以保存且进一步发扬光大。直到现在，人们仍将线视为中国传统绘画和书法的基本特征之一。当人们用艺术的眼光来审视书法线条时，它便成了特有的审美对象。人们往往将对书法的审美理想移位于绘画线条之中，这就使绘画中的线条具有了书法性。
再次，共同的创作主体。在先秦两汉时期，绘画多是画工所为．经六朝以至唐宋，越来越多的文人士大夫开始学习绘画。由于书与画都以毛笔为工具，所以，士大夫们很容易将自己的艺术才能从诗文扩展到绘画．于是在文人的带领下形成了一股潮流和风气，即中国画史上讲的“文人画传统”和“文人画派”。
二、造型的节律型
节奏原指音乐舞蹈的音响和动作，在运动过程中有规律地出现强弱、长短的连续交替现象，从而产生旋律：韵律则指有情调的节奏变化。在造型艺术中，我们常常借用音乐的这些概念探究其形式美感，一般来说，节奏是韵律的基础，事实上，在画面中很难把它们分开，所以，我们又常称之为节律。
以线造型是中国传统绘画的主要形式特点之一，在中国传统画中，画家对线的理解不只是作为一种造型手法，同时线的运用又具有自身的审美价值，这种价值除体现物象的轮廓形质外，还具有一种线本身的形式美感。这种美感的获得是作者根据不同的物象，根据不同作者的自身修养及情感体验概括出来的一种洗练而能动的艺术语言。
中国画家历来把线视为一种有生命的元素，中国传统画运用各种线条的组构表现个体的情思，并运用线条的长短、粗细、曲直、方圆、干湿、浓淡、刚柔、强弱、毛光、顿挫、徐疾、迂缓、疏密、虚实、隐显等对比手法，表现物象的气韵、形体、空间、质感等，使线在运动和变化中彰显出自然和谐之美。线的应用一直为中国艺术家所关注．这也是构成中国画迥异于其他民族绘画形式的重要特征。
三、空间的虚拟性
中国传统的道家哲学在传统画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老子》中对美的本质规律的深刻见解，为历代艺术家所身体力行。道家思想认为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无”名无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反映在中国传统绘画上，就具体体现为空白的运用。空白是中国传统绘画的主要特点之一。如我国千余年来常画不衰的《四君子图》，把冬春绽蕾的梅、金秋开花的菊、夏季最为茂盛的竹这些不同时间的花木集于一体，其背景运用了超时空的虚白处理，表现了无限的时间和空间。这种以虚代实的虚拟手法使画面更简练，主体形象更鲜明突出。不仅给画家以更大的自由，同时还给观赏者留下充分想象的余地。引导观赏者和作者一起进入神与物游的境界。
四、物象的程式性
中国传统画的程式是一套由历代画家从大自然中提练出来，经过艺术总结、提炼的相对稳定的规范性艺术语言，它能表达思想感情，并形成特有的艺术风格。中国传统绘画物象的程式性，可以说是千锤百炼的智慧结晶。如古代画家在表现自然风景过程中总结出了山石、树木的表现形式，使它们成为流派的特色语言。这种程式性和一定的装饰意味，如同诗有格律一样，对中国山水画与诗结合的意境起着重要作用。中国传统绘画物象的程式性从产生、成熟．随历代画家的努力而不断发展。这是因为人有性格、趣味、修养的差别．应用时出现千差万别，不尽相同，又有人不满足现在的程式，并加以变化创造，于是又会创造出新的表现程式。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旧的程式被取而代之，成为历史的陈迹；新的程式又为以后的人们接受或改变创新。因此，程式不是一成不变的，传统的中国绘画正是如此．在不断地交替着向前发展。例如传统山水画的程式性形成，历经晋魏初创期，至五代迅速成熟，各种技法相继产生．荆浩开创的小点为皴画法，经过关仝、范宽的继承和发展形成气势雄强的北方画派，与此同时，南方的董源、巨然的水墨、山水画风也已形成中国传统绘画的程式性并具有自己的审美价值，我们必须掌握其基本规律，去粗取精，才能有所创新。也只有深入研究传统程式，才能发现中国传统画的特点和精髓。
五、主体的意象性
“意象”一词表达的是艺术创造中的主观与客观关系问题．是指客观事物作用于人的主体精神时产生出的表现之“意”．被实现于创造出的“象”，即艺术作品。这本是艺术创作包括写实具象艺术的共性。但中国传统绘画与西方传统绘画有很大差别：中国传统绘画的艺术家对外部事物的把握重体悟、崇尚情韵与意境．主张“立意为象”、“随象写意”，故在审美取向上认为“论画求形似，见于儿童领”，追求“似与不似之间”，因而必然导致意象变形、形随神变。这在中国传统绘画的人物画和山水画中都有所体现。
在人物画方面，五代石恪的《二祖调心图》和南朝梁楷的《泼墨仙人》可谓典型。从画面看，这些佛道人物都沉湎于如真似幻的境界。作者也仿佛在转瞬即逝的灵感驱动下，急速捕捉这一意象．故而笔墨迅疾、简洁、活泼。造型也在“似与不似之间”，意到为足。这一风格，当时称“减笔画”，即当今的水墨写意画。
关键词: 传统建筑; 文化; 特征；建筑设计
中图分类号： TU2文献标识码： A
千百年传承形成的、适应各地区人文地理环境的民居空间布局，仍然可资现代建筑借鉴。闽台传统民居中，因地制宜、就地取材所产生的地方建筑的构造处理及施工经验，今天仍有使用意义。闽台传统民居独特的形式风格，继续激发当代建筑师的灵感。民居中精美的木雕、石刻、彩绘、泥塑、剪粘等装饰艺术，是闽台传统艺术宝库中精彩的部分。
1 闽台传统建筑类型特征
1.1 反映“佛教文化”的建筑模式——寺院
佛教文化自汉朝传入中原, 并向着全国各地传播,大雄宝殿供奉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神像, 成为中轴线上的构图中心。佛教文化在闽台两地表现了与其他民间的融合, 呈“三教合一”的多元文化现象。闽台两地人民崇尚佛祖的同时, 更多是敬奉观世音菩萨, 成为影响最大的神祗之一, 尤其是千手千眼观像, 倍受爱戴, 还专为此建了“圆通宝殿”。在福建众多的寺院中, 泉州开元寺是严格按照佛教密宗的规仪进行建筑与佛像的供列, 大雄宝殿中平列五尊大佛, 称“五方佛”, 具有唐代风采, 配祀有诸天菩萨、护法神将以及供奉着密宗六观音的首座圣观音和善才、龙女, 与神态各异的十八罗汉, 这种佛教密宗的规仪, 在国内亦很罕见。安海龙山寺奉祀千手千眼观世音作为台湾龙山寺的祖庙, 不管是寺院格局, 还是祭祀方式都承袭祖庙的特性。福建“开元寺”与安海“龙山寺”的命名在台湾都能找到同样的称呼, 在台湾以列入一级古迹的台北艋舺龙山寺和鹿港龙山寺为佳。
1.2 反映“海洋文化”的建筑模式——妈祖庙
妈祖本名林默娘, 是福建莆田望族林氏后裔, 因救助海上遇险船只而深得沿海渔民尊敬, 并立庙奉祀, 自宋朝下诏赐“顺济”匾额, 到清朝颁诏天下“春秋谕祭”, 编入国家祀典, 成为与祭孔、祭黄齐名的最隆重的祭祀活动。妈祖成为闽台子民走向海洋的保护神,心中的精神支柱, 赴台众多移民在聚居地建祠奉祀, 成为开发台湾最重要的神祗之一, 这是闽台海洋文化造势的结果。在福建众多的妈祖庙中, 莆田湄洲妈祖庙是妈祖庙, 也是世界上所有妈祖庙的祖庙, 正殿主祀妈祖,寝殿内两尊明朝的妈祖神像, 前一尊称“巡天妈祖”,可起驾出游, 后一尊为“镇殿妈祖”, 不能起驾出殿。莆田湄洲妈祖庙与泉州天后宫, 均建有梳妆楼, 成为台湾最早出现的澎湖天后宫及其后建的妈祖庙进香“分灵”之庙宇, 庙址几乎都靠近河流(或面海)布置, 且方位直对码头, 表达了与海洋的联系, 而庙宇格局与祭祀方式都承袭祖庙的特性, 更反映出闽台地域文化的相融性。在台湾以列入一级古迹的澎湖天后宫与北港朝天宫为佳, 除主祭妈祖外, 配祀神祗众多, 呈现出多神共庙之格局与台湾庙宇之特色。
1.3反映“儒家文化”的建筑模式---文庙
孔子是一位历史上伟大的教育家, 儒家思想的缔造者, 被尊为“万世师表”。儒家文化在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发展过程中居于主流文化的地位, 北宋至南宋以朱熹为代表“闽学”学派成为中国后期封建社会的正宗思想, “闽学”向着全国各地传播并融合着海外文化, 对台湾文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自西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 开始了帝王祭孔且确立春秋两季的国家祀典规定, 孔(文)庙由此而产生。文庙是一种礼制建筑, 包含祭孔庙宇(大成殿)与官学教化之所(明伦堂) 学行合一的两条轴线。以“大成殿”院落的祭祀空间为核心, 与“明伦堂”院落的内庭空间为次中心组成了内庙外学、前庙后学、左学右庙、左庙右学等文庙建筑不同的院落空间基本模式, 几乎各地文庙都采取这种相同的建筑模式。在福建众多的文庙中, 以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泉州府文庙、漳州府文庙、福州府文庙、安溪文庙最为突出, 在台湾以列入一级古迹的台南孔子庙和彰化孔庙为佳。大成殿在福建文庙突出“北屋居尊”的布置, 而台湾孔庙总平面“回”字型空间则突出“居中为尊”的布置, 两者同构中国传统的审美标准, 即讲求中和、平衡。大成门门扇有红底金色采门钉108颗,门簪以龙首为饰, 不设门神, 所有的柱子与门窗都不作镌刻, 而屋脊设有通天筒, 喻为藏经筒, 这有别于其他庙宇建筑, 呈现出独特的建筑艺术魅力。
2. 1 民族性文化特征
闽台传统建筑如同中国传统建筑一样, 无论民居、宗祠, 还是寺庙、会馆等, 它们都是由“间”构成幢而成为空间的基本单元, 形式简单且具有通用性。再由单幢建筑围成“三合”或“四合”的方形或长方形院子, 数个这样大大小小院子串联而成庭院, 它们以群体的方式展现和谐的空间形式和外貌。当一个庭院不能满足需要时, 空间的构成讲求纵向扩展, 同时也采用横向扩展来满足人们对建筑的需求。
2. 2 地域性文化特征
福建传统建筑是以方言为特征的七大建筑支系,而台湾汉族移民在与当地高山族同胞的融合中也呈现出以方言为特征的四种建筑类型, 但联系最为密切的属于福建闽南建筑与台湾的闽南建筑类型。这种历史渊源关系取决于台湾汉族移民中80% 属于福建闽南泉、漳人, 早期传统建筑的营建工作多仰赖于闽南匠师和福建的建筑材料。闽台传统建筑都不以宋式之“材”、“丰刀木”, 清式之“斗口”作为基本模数, 因此, 斗木共使用很自由, 依需求而设, 斗木共在台湾的屋架中, 有纵向的斗木共与横向的斗木共且各自独立, 未见有“昂”, 而福建则有不少纵横向的斗木共相连, 结构的整体性强, 斗木共中有“昂”, 但也罕见。台湾独创的椭圆八角藻井, 不施顶板或平板, 而将所有层层出跳之斗木共暴露于外, 展现其结构之韵味。台基部分福建寺庙建筑有设须弥座, 其题材多为佛教故事或信物, 如泉州开元寺东西塔座刻有力神、佛教故事等, 而在台湾则没有。福建闽南建筑之泉州人在建筑墙体上用红砖、屋面用红瓦, 檐墙、门、柱等也用朱色, 即使地面也用红地砖的这种习俗也传入台湾, 构成传统民居与宗教建筑的基本色彩。而建筑的细部装饰与色彩, 尤其是叠斗式将梁架上的“瓜柱”改成相叠之斗木共后, 增加了其雕饰的分量而展现雕彩的艺术。屋顶的正脊脊头、脊身、脊顶与垂脊的堆剪, 以及正脊两端近燕尾处堆剪不同姿态的龙饰, 其色彩浮华而繁杂。
2. 3 传承性文化特征
闽台传统建筑继承了中国传统建筑的木梁柱结构, 因而室内空间的分隔极为轻便而灵活。但在建筑设计、施工技术上突显匠师的作用, 这种世代相传, 师徒相承的传统设计与施工的民间做法, 呈现出独特的地域工匠技艺。台湾早期建筑中的石、木、泥水三匠以及建筑材料, 绝大多数是由闽地延聘施工的, 形成居民祖籍与建筑风格互相对应的关系, 各派匠师手法与风格的差异, 木匠可由“瓜柱”之造型看出, 石匠可自柱础之造型看出, 泥匠可自“燕尾脊”饰或泥塑看出, 因而颇具特色。匠师在闽台传统建筑中既是创作者, 又是营建者,而台湾寺庙建筑常见“对场”或“拼场”之营造方式, 使一座庙宇呈现局部、细节做法与风格之差异。既使在台湾也有泉、漳匠师风格之分, 木作、石作、泥水等匠艺也随着清末之后, 台湾大木结构之构件的装饰化之趋势更加显现出来。
3 结语
台湾不仅在上源自福建, 而且在传统建筑的形制、风格及其营建方法上也承袭了闽南建筑的传统, 台湾传统建筑平面的类型几乎是福建传统建筑的移植, 但表现在建筑细部处理上的不同, 反映了民族性与地域性是一种自然的、社会的文化现象。
参考文献:
[ 1] 林国平. 闽台区域文化研究1M2.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关键词： 中国传统文化教育 青少年足球运动员 个性特征培养
青少年足球被世界各国公认为是足球发展的基础和希望，而对青少年足球运动员的培养不单单是简单的足球技术的训练，青少年的个性特征直接影响到成年后比赛场上的意志品质，赛场上运动员的自觉性、勇敢、果断、坚韧、自制等特征也是决定比赛胜负的关键因素。中外传统文化的差异，造就了运动员不同的个性特征，而我国有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传统文化中的糟粕严重阻碍了我国青少年足球运动员良好个性特征的培养。因此，对于传统文化的教育，我们应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即合理地扬弃，培养青少年运动员良好的个性特征。
1.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特点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长期历史发展积淀的产物，它所表现和提倡的坚韧不拔、锐意进取的坚强志向，与时俱进、不断革新的行为追求，以礼待人、谦和友善的仁爱精神，重人格、尚气节的思想境界，知行统一、三思内省的修养目标，艰苦朴素、勤劳节俭的生活观念，等等，我们都要坚定不移地继承和发扬。但是，在我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文化背景下形成的中国传统文化很多方面强调重伦理，倡中庸，轻竞争。事物的发展在于竞争，没有竞争就没有创新、没有发展，竞争更是竞技运动的主要内容，“倡中庸、和为贵”同时也扼杀了我们在体育运动中的创造精神和竞争意识，“重礼让、轻竞争，重群体、轻个体”的思想与竞技体育强调的竞争、个性和强烈的自我表现欲望是冲突的，从而抑制了个人在体育比赛中的创造性。其次，中国传统文化的有些方面强调重文轻武，“静”不主“动”，而体育运动则强调以动为主，提倡尚武精神。显然，很多方面是与现代体育精神相违背的。
2.中国青少年足球运动员个性特征培养现状
个性特征是一个人区别于他人的稳定和统一的心理品质。个性特征培养是以人的发展为本，不追求个体发展的近期效果，而注重长远发展，因此应该把对个体日后有重要影响的独立性、实践能力、创造能力等品质的培养作为教育重点。中国球员在场上表现得灵气不足，究其原因还是在于场上创造性不足。个性特征的充分发展能极大地激发创新精神和提高创造能力，因此充分发展个性特征是促使青少年成才不可缺少的条件。任何体育项目的训练和比赛都不可能完全一致，比赛的压力、环境、紧张程度都与训练不同。与其他项目相比，足球运动的训练和比赛具有更为明显的非同一性。足球比赛场地较大，技术动作的变化性和随机性强，战术变化复杂，这些要求运动员在高速对抗中能快速做出正确反应。因此运动员是否具有独特的技术，能否在紧张、复杂的比赛中创造性地发挥往往决定着比赛的胜负。
中国足球自进入职业化至今，整体实力仍然处于较低水平，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中国的青少年训练体系不完善。随着现代足球运动的飞速发展，青少年足球运动员的个性特性的培养已成为足球运动训练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尤其在日趋激烈的运动竞赛中，运动员的个性特征因素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而，由于认识上偏差，在青少年足球运动员平时的训练中，教练员很少实施有计划、有目的的个性特性的训练，一味强调身体及技战术的训练。训练都是同一内容，球员被动接受和一板一眼地完成教练员规定的动作和套路。在教学比赛中，很多教练员把打整体放在首位，没有形成鼓励青少年运动员利用个性特征创造性发挥的氛围。通过对其赛场上个性特性的观察，运动员大多数表现为情绪不稳定、不成熟、容易激动，思想僵化、思路不开阔、做事缺乏探索求新的精神，独立性不强、喜欢依附于他人，自制力差、对自己的要求比较松懈，个性特征表现明显不足。
3.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对青少年足球运动员个性特征培养的影响
首先，中国青少年足球运动员个性特性深受几千年封建宗教思想和儒家文化影响，形成了刚柔相济、外圆内方、和谐中庸的东方文化特点，崇尚“和谐”、“恪守中道”、“不为人先”，追求“和为贵”、“尊共性抑个性”、“中庸不鼓励冒险”，表现出安于现状、不相竞争、得过且过的文化个性特性。这种特性影响造就了足球运动员的一些负面个性特性，例如嫉妒、怕出风头、谨小慎微、不敢担当，追求四平八稳。这种个性特征在足球赛场上的表现就是勇猛不足，争抢不积极，保守怯懦，不敢越雷池，没有自信，与西方足球理念追求的强烈刺激性的运动风格有很大差异。
其次，中国的文化传统还强调群体意识，忽视个体，轻视个体权利。虽然改革开放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这种状况，但血液里流淌的中国儒道文化依然顽固地主导着中国球员的心理个性，进而产生了很多负面效应。中国足球在面对激烈的身体对抗时，一方面想突破文化教化的“温文尔雅”，一方面由于多年自我意识个性培养的缺失，依赖心理强烈，因此其场上风格非常尴尬。中国足球一直想通过聘请外教来改变中国足球的风格，但屡屡的失败表明，中国足球风格的改变还要从青少年抓起。
最后中国传统文化的另一显著特征是重视个性特性中的直觉思维，而西方文化则注重分析思维。不同的思维定式会产生不同的足球理念。在直觉思维的判断下，中国足球的理念经常是“重球轻人”，重点在“球”上，因此，比赛时的焦点大多集中在“球”上，进攻和防守套路很少根据队员不同的个性特征制定，进攻时照本宣科，没有特点和灵气，防守时又经常在重大比赛关键时刻漏防了对方最危险的球员，以致铸成大错。在西方文化的分析思维下产生的理念是“人球并重、更重人”。重点是把“人作为施动的主体”，把“球”作为受动于主体的客体，一切技术和战术的应用与发展都围绕“人”进行，根据队员的不同个性特征制定相应的比赛技战术，在赢得比赛的同时，还培养了很多特点鲜明的足球超级巨星。这是直觉思维与分析思维的差异，更是我国足球理念和西方足球理念的差距。
4.结语
几千年的封建传统文化下的儒、释、道文化中的糟粕严重地阻碍了对青少年运动员个性特征的培养。因此，在汲取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精髓的同时，对待西方文化要批判地学习并积极引进西方先进的体育理念，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先进文化有机结合，建立现代社会需要的新文化，为培养我国青少年运动员的良好个性特征服务。教练员在教的同时，还要根据运动员的个体差异，因材施教，培养有鲜明个性特征的优秀青少年足球运动员，切实提高我国青少年足球运动水平，为提高我国足球运动水平打下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严谧莞.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学校教育之思考.考试，201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