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9-08 17:00:28
序论：在您撰写传统文化的本质时，参考他人的优秀作品可以开阔视野，小编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这些建议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热情，引导您走向新的创作高度。
中图分类号：G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5）21-0248-01
中华传统文化，的确是历史悠久，是博大精深，其中那些精华的东西，让人不能不爱它，也无法离开它。它是我们慈祥的老祖母，是我们睿智的老祖父，是雍容华贵的贵妇人，是风流倜傥的大诗人，是炎黄子孙的传家宝，是中华民族的精气神，是先进文化建设之渊源，是构建和谐社会之金石。中华传统文化林林总总，异彩纷呈，其精髓大致如下。
一、它蕴含着一种伟大的民族精神
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中华传统文化，始终把爱国主义精神作为首要的价值标准。一向主张先爱国，后立家，信奉无国便无家，“家”为小家，“国”是大家。不管是国泰民安，还是国难当头，都要先大家而后小家。中华民族历来反对涣散分裂，追求团结统一，强调群体优势，崇尚众志成城。爱好和平，更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我们的传统文化一向主张“和为贵”，追求天下大国的太平盛世，奉行“仁义礼智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仁”为本，反对战争，反对暴力，反对冤冤相报，主张以德报怨。勤劳勇敢，自强不息，是中华民族世代相传的传统美德和生命意志。传统文化歌颂“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信奉“天道酬勤”，勉励人们“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以上独特的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风骨，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
二、它蕴含着一种深刻的哲学智慧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充满着深刻的大智慧，是东方哲学的杰出代表。这大智慧集中体现在“儒、道、释互补”之中。儒家思想以孔孟之道为代表，其核心是“仁”。以仁义礼智信为主要内容，以“中庸之道”为哲学理念。“仁爱”与“中庸”，均极富智慧。道家思想以老庄之道为代表，其核心是“道”。以太极八卦、阴阳五行天人合一等为主要内容。其代表性著作《易经》，是中国学问之根据，《易经》中的智慧渗透在传统文化和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而《道德经》和《庄子》，亦为两部智慧奇书，其中的奥妙哲思尤为士人与士文化所推崇。中华道家文化之“道”，是深邃的大智慧。佛家思想，即佛教世尊释加牟尼之佛法，其核心是“空”（佛法博大精深，不可思议，难以言说）以“心性”、“色空”、“因果”、“涅”等为主要内容，以揭示生命奥秘，达到了生脱死为终报。佛教的智慧精深奥妙，不可穷尽。儒、道、释，分而观之，各自智慧超群；综合起来，三位一体，交融互补后，其智慧在古代登峰造极。儒道释互补，便凝炼出“外儒内道”、“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天地精神，人间情怀”等修身养性、安身立命的智慧与胸襟。上述儒道释互补的哲理智慧，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风度，充分体现出中华民族睿智的头脑与博大的胸襟。
三、它孕育着一种美妙的美学观念
中华民族是一个热爱自然，热爱生活，热爱艺术，爱美会美的民族。中华民族一向崇拜大自然，热爱大自然，赞美大自然，享受大自然，与大自然具有天然的亲和力。“天人合一”的哲学、美学观念根深蒂固。在生活美学方面，中华民族充满温情与创造，懂得生活的艺术，善于艺术地生活。在五千年文明史中，我们创造出了灿烂的陶瓷文化、金石文化、丝绸文化、饮食文化、服饰文化、建筑文化、医药文化、园林文化，家居文化，等等。从而提高生活品位与生命质量。在艺术美学方面，中华民族的《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戏曲、书法、绘画、雕塑、音乐、舞蹈、曲艺等等，无不出类拔萃，特色鲜明，赏心悦目，美不胜收。这些林林总总的艺术硕果，给予了中华民族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和审美享受。
四、结语
总之，中华民族是一个善于在社会生活和艺术创造中，按照美的规律创造生活美与艺术美的伟大民族。是一个富有审美情趣与审美理想的民族。不论是实用的生活用品和生活方式，还是精神上的艺术作品和审美方式，都闪耀着美的光彩。尤其重要的是，中华民族在生活和艺术中创造的美，充分体现着本民族独特的哲学思想和美学思想，与西方很不相同。其独特的美学思想或艺术精神，着重体现在“天人合一”、“写意传神”、“中和之美”等方面。这些是对人类美学的极大丰富与贡献。上述美学财富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韵，体现着中华民族的优美气质。
参考文献：
[1]马跃.论中国传统文化的现实意义[J].重庆交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03）.
[2]宋银桂.文化・传统文化・文化传统[J].文史博览，2005（12）.
关键词：礼 道 器 中庸
什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什么是先秦儒学？以及其本质何在？
本文认为，只有完整而准确地回答了这一问题，才有可能对中国传统文化作出客观而公正的评判，才有可能做到讲好一部儒学；同时，也才有可能谈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否则，其结果不是五花八门，不着边际，便是语焉不详，不知所云。既不能使人信服，又无法说服自己。北宋大思想家王安石有云：“力去陈言夸末俗，可怜无补费精神”——他所说的，恐怕就是这样一种情形；而战国时代的大思想家孟子亦云：“贤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1]——而他所讲的，大概也就是这样一个道理。
今天看来，所谓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在总体上，已似乎可以被归结为一个“道”字。而且在本文看来，这个“道”大概可以说就是以老子为代表的原始道家之所谓“道德”的“道”，亦可以说就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之所谓“中庸之道”的“道”。而曾在1980年代的中国哲学思想世界异常活跃、名噪一时的“泰山北斗式”的人物李泽厚先生，则更独出心裁、别具匠心地习惯于将其具体定义为“度”，并且认为，这个“度”就是“掌握分寸，恰到好处”、就是“中庸”、就是“过犹不及”、就是“中国的辩证法”，“是难以言说却可掌握的实用真理”；而所谓“中庸之道”，在他看来，就是所谓“度的艺术”[2]——这一说法，从表面上看来，盖本无可厚非；但究其实，本文则认为，却无疑于李氏本人所曾讲到的“制造概念，提供视角，以省察现象”[3]——这是因为，在本文看来，就先秦儒学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或本质而言，一个“道”字便已是足够的了，似“不必舍此而别求所谓新说也”；与此同时，这里之所谓“道”与李氏之所谓“度”，又是貌合而神离，在根本上，又并不是同一个东西。例如，在李泽厚先生看来，这个“度”，“就是技术或艺术（ART），即技进乎道”。一方面，它“关乎人类存在的本体性质，非常明显而确定”；而在另一方面，它又“随着人类的生存、存在而不断调整、变化、扩大、更改”，“是活生生的永远动态的存在”[4]。由此可见，这一认识本身，便是自相矛盾；或者说是含混不清的——既“非常明显”而又不明显，既不变而又可变，既“确定”而又不确定。然而，若从一般逻辑学的角度上看，这又如何可能呢？那么，此何物也？
而本文之所谓“道”与李氏之所谓“度”在本质上的关键不同之处就在于：它与李氏之所谓“技术或艺术（ART）”之间既相互联系、密不可分又不完全等同于其所谓“技术或艺术（ART）”本身。于是乎，在这个意义上，如果我们说这个“道”是“形而上”的（metaphysical）、不变的话，那么其中所谓“技术或艺术”大概便可以说是“形而下”的，是不断运动、变化和发展着的一个变量——对此，端不可整齐划一，一概而论；当然，亦不可望文生义，指鹿为马。
孔子尝有言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5]由此可见，其中，所谓“道”、“德”、“仁”、“艺”，似乎便应当说是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四个相对独立的思想理念——其中，所谓“艺”，本文认为，大概便可以说是李氏之所谓“技术或艺术”；而其中所谓“道”，在本文看来，却又并非李氏之所谓的那个“度”或者其它别的什么神秘主义的东西——这个“道”，在金岳霖先生看来，它乃是“不道之道，各家所欲言而不能尽的道，国人对之油然而生景仰之心的道，万事万物之所不得不由、不得不依、不得不归的道，才是中国思想中最崇高的概念、最基本的原动力。”[6]——这一认识，今天看来，应当说是极为深刻的。
但问题却依然是：“道”是什么——这一问题，常令古圣先贤们浩叹不已。为此，我们恐怕也还得从先秦儒学那里具体说起。
然而，关于先秦儒学及其核心或者本质问题，目前思想学术界的看法和认识似乎却并不统一——其中，有的认为有一个，而有的则认为是两个（但常识却告诉我们，所谓核心或者本质，一般地说，它是唯一的，不可能存在着两个；当然，更不可能是两个以上）；具体地说，有的认为是“仁”、有的认为是“礼”、有的认为是“仁礼”、有的认为是“时与仁义”，还有的则认为是“中和”等等等等，诸如此类，形形、林林总总，不一而足、无所适从。然则《礼记》中不曰“中正无邪，礼之质也”[7]乎？不曰“行修言道，礼之质也”[8]乎？《汉书》中不曰“道者，所繇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9]乎？
对此，本文则明确认为，所谓先秦儒学，从总的理念上说，就是“礼学”；但若就其核心或者本质而言，一言以蔽之，不过就是先秦儒家的“中庸之道”而已。其中，“中”可以说是“礼”的本质，而“礼”则可以说便是“中”的标准和化身。那么，“道”者何谓也？曰：“中即道也”[10]，“道无不中”[11]。如果我们用北宋初年思想家石介的话说，就是“道乎所道也……道于仁义而仁义隆，道于礼乐而礼乐备，道之谓也。”[12]也就是说，所谓“仁义礼乐”者，究其实，不过乃是“道之具也”，是“道乎所道”的具体能指及对象之所在；而所谓“道”、“中”或者说“中道”者，则却乃是“仁义礼乐”的所指、本质与核心，或于其上，或处其中，或在其外——其中，如果说前者是能指、是存在和肉体的话，那么后者则便是所指、是灵魂与精神。若离开了前者，则后者便恍兮惚兮、无所附丽，难以被全面认知、正确解读和准确把握；与此同时，若离开了后者，则前者无疑亦将成为陈旧腐朽、了无生气的东西——这是因为，“中”虽可谓之曰“道”，但“仁义礼乐”，则亦同样不是其他别的什么特殊的东西，而是“道乎所道”之所在；或者我们可以更具体而形象地说，它们乃是所谓“道之器也”或“道之具也”。
《周易系辞上》中有云：“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如果说这里的“道”就是上面的“中”而这里的“器”就是上面的“具”的话，那么在这里，我们大概就可以说，“形而上者谓之中”，“形而下者谓之具”；换句话说，“中”是“形而上者”，而“仁义礼乐”则是“形而下者”。“道”不离“器”正如“中”不离“具”，因而“形而上者”与“形而下者”便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紧密联系、融于一体。“中”就是“道”，合而言之，即为“中道”；同时，“器”则就是“具”，合而言之，即为“器具”。“形而上者”谓之“中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具”。如果说前者是方式或方法，那么后者则便是概念或理念；如果说前者是思想、理论和世界观，那么后者则便是方法、实践和方法论。
然而，所谓“道”，在先秦儒家看来，又无疑乃是其中至为重要的东西。难怪乎，孔子本人对此要极而言之曰：“朝闻道，夕死可也。”[13]其实，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看来，世界观与方法论是统一的。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有什么样的方法论。换句话说，“有道斯有器”；反之亦然。由此而构成为先秦儒学乃至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与核心。
注 释：
[1]《孟子尽心下》。
[2]参见李泽厚《历史本体论/己卯五说》8、151、187页，三联书店，2003年版。
[3]同上书，156页。另据笔者考察，这一想法本系“舶来之物”，并非为李氏所首出。
[4]同上书，8-10页。
[5]《论语述而》。
[6]金岳霖《论道》16页，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
[7]《礼记乐记》。
[8]《礼记曲礼上》。
[9]《汉书董仲舒传》。
[10]《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六，《中庸章句序》。
[11]参见陈荣捷《西方对朱熹的研究》《中国哲学》5辑，208页，三联书店，1981年版及《朱子之创新》《朱子学新论》21-22页，三联书店，1991年版。
一、和谐渊源考：“和”、“谐”探源
和谐是中国古代优秀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和价值理念。从字源的角度探索“和”、“谐”的指物性、象形性及其涵义，对于分析中国传统和谐文化的起源、本质及其意义有很大帮助。
“和”必然有一定的“度”和“量”的要求。做到适中、恰好。这个“度”和“量”的要求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必中节”思想。《中庸》认为：“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和必中节”就是要做到恰到好处，无过无不及。如，儒家对于“乐”的教育就是严格遵守“中节”的原则的，“乐而不，哀而不伤”(《论语・八佾》)，不、不伤就是适中、恰到好处，这样才算是真正的“和”。
从以上的字源分析可以看出，“和”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在多样中“调剂”，兼容各种矛盾关系，调剂以达相成相济的和谐理想之状。
“谐”也有两种写法――“”与“谐”。现在通用“谐”。“谐”与“和”同义，都指音乐的和谐与协调。《说文解字》释“”曰：“乐和也。从龠，皆声。《虞书》：‘八音克。”’可见“和”、“谐”两个字都有音乐或语言调和的意思。同时，《说文解字》对“谐”还有这样的解释：“谐。恰也。从言，皆声。”“凡从皆声字，多有和同义。”《说文解字》释“袷”为“谐也”。这是互训同义的现象。所以，“谐”具有恰如其分、恰到好处、协调一致等意思。
中国传统和谐文化的重心集中在“和”上，其主要涵义由传统“贵和”思想演化而来。《论语・学而》记载：“礼之用，和为贵。”礼的作用，以“和”最为可贵，含有价值判断的深刻意义。所谓“和为贵”，就是说和谐是宇宙和人生的最高境界和价值，是治国处事、礼仪制度的价值标准。中国古代在谈及“谐”的时候，更多与“和”相连。在中国很早以前就有“和”与“谐”互释的情况出现，如《尔雅》“谐、辑、协，和也”，《尚书・舜典》“诗言志，歌咏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伦也，神人以和”，《周礼》“以和邦国，以统百官，以谐万民”(《周礼・天官冢宰》)，《左传》“八年之中，九合诸侯，如乐之和，无所不谐”(《左传・襄公十一年》)，这些都是“和”、“谐”并用的例子。
“和”、“谐”原与音乐有关，指声音相应，伴奏适度，后来逐渐成为一个有着丰富内涵的哲学概念，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念。和谐是一种相对的矛盾状态和破解矛盾的行为过程，“和谐”的意思即通过“调剂”、“配合”等手段，建立“匀称”、“适当”和“恰当”的整体。和谐也是矛盾的特殊表现形式或特殊存在状态，它允许和鼓励差别的存在，它接纳和正视矛盾的出现，它更善于对矛盾进行解决，在和谐的发展过程中也会不断产生新的矛盾，矛盾不断解决的过程就是和谐不断实现的过程。和谐既是矛盾的统一体，也是矛盾的动态发展过程。
二、和谐本质析：“和”、“同”之辩
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和谐”，“和谐”的本质是理解、包容、尊重，即“和而不同”。其实，无论在历史上还是现在，都有不少人将“和”与“同”混为一谈，认为“贵和”就是无原则地追求毫无差异的“同一”。其实，“和”与“同”是两个本质不同的概念。矛盾的两个对立面的统一，是“和”；矛盾的两个对立面斗争，是“异”而不是“同”，但它们又同时处于一个统一体中，这就是“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和”一直与“同”作为一组相对的哲学概念出现，“和谐”的本质也是在历次“和同之辩”中逐渐凸现出来的。
开启中国历史上“和同之辩”先河的是西周末年思想家史伯。《国语・郑语》记载，西周末年，史伯认为：“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国语・郑语》)他对“和”与“同”的区别作了系统而深刻的阐发，认为西周最大的弊端就是“去和而取同”，对和谐的本质有了深入的认识。“以他平他谓之和”，“和”是聚集不同事物而得其平衡，是不同事物或对立之物之间的统一。“以同裨同”即为“同”，是同类事物的简单相合；是单一事物的机械相加，否认事物之间的矛盾和差异。史伯还论述了“和”与“同”的功能差异：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和”能产生新事物，把相同事物叠加起来的“同”却不能产生新事物。此外，在价值取向上，史伯主张“取和去同”，反对“去和取同”。“取和去同”可以使国家兴，而“去和取同”则必使国家亡。
继史伯之后，春秋末年的晏婴与齐景公进行了历史上第二次“和同之辩”，说明“和”是对立之物的相济与相成，将和谐的本质讨论进一步引向深入。齐景公问曰：“和与同异乎?”晏婴对曰：“异。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烨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泻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左传・昭公二十年》)在那次对话中，晏婴引用了一系列诸如“水、火、醯、醢、盐、梅”、“清浊”、“小大”、“短长”、“刚柔”等相反相成的概念，指出“和”不仅是对立物的统一，而且还是对立物之间的“相济”和“相成”。例如烧菜做饭，除了具备水、火、醯、醢、盐、梅等各种原料，还需“(火单)之以薪”，味道淡的，“济其不及”，味道浓的，“以泻其过”，这样才能烹饪出一道美味的佳肴，人吃了才能心情舒畅。“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单一原料相加，就做不出美味的汤来。五味相和，才能产生美食；六律相和，才能形成悦耳的音乐。他强调了“和”本来之“调剂”与“相成”的动态意义，是对和谐本质认识的一次重大深化。
历史上的第三次“和同之辩”是在孔子与其弟子之间进行的，他们对“和”与“同”进行了辩析，对和谐的本质进行了总结性阐释。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这里的“和”，是多样性的统一，包含着不同或差异。孔子从伦理道德的高度将“和”与“同”看成是“君子”和“小人”的区分标准，“君子”之“和”，讲求对话、兼容，从善如流；“小人”之“同”，囿于一团和气。由单纯地区分“和”与“同”，深入到治世与伦常的主体――人的层次。在此，“和”不仅仅是与“同”在本质上相反的概念，更是人们处世待物的基本原则，开始具有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的意义。
从以上三次著名的“和同之辩”中可以看出，“和而不同”是和谐的本质意蕴，也是事物发展的根本要求。尊重和允许不同要素、各种差异存在的“和”是万物产生和发展的根本规律和法则。“和而不同”的本质决定着事物 的发展，它是强调事物多样性的辩证统一，“同”是抹杀矛盾双方的差别性，是无条件、无原则的去异取同，而“和”并不是没有斗争，而是使斗争的各方实现和谐相处，是矛盾双方有差别的统一，是相反相成、互补互济的共生共处，从而能够促进事物向前发展。
三、和谐意义释：身心、人伦、社会、天人
和谐是事物存在和发展的一种状态，是人对自身、他人、社会、自然这四者关系的协调和平衡程度的一种确认。“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中庸》)和是天下万物所应遵循的普遍准则，和谐文化对于身心、人伦、社会秩序以及天人关系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在身心方面，中国传统和谐文化重视通过修身养性实现人的自我身心和谐。自我身心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欲与理、物质与精神的关系。中国古代的儒家首先肯定人们对物质利益的正当欲求，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论语・里仁》但他又强调“欲而不贪”(《论语・尧日》)，反对放念，“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已衰，戒之在得。”(《论语・季氏》)也就是说，人们在追求和物质利益时，不能将它们作为人生的全部追求目标，而要掌握适度的原则，见利思义，保持平衡谦和的心态，实现自我身心的和谐，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将生命价值与道德价值有机结合以实现身心和谐的思想体现。孔子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述而》)可见，修身养性是实现自我身心和谐的关键，这需要做到“修德”、“讲学”、“向善”、“改过”，这是实现自我身心和谐的路径。
在人伦方面，中国传统和谐文化主张“仁者爱人”，提倡宽和处世，创造和谐的人际环境。“仁，亲也，从人从二”(《说文解字》)，所以，“仁”本身就是一种关于如何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思想。“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论语・里仁》)只有实现了“仁”，才有可能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既然“仁”是和谐的基础，那么如何才能实现“仁”，进而达到人际“和谐”之境呢?推己及人的忠恕之道是儒家实现人与人和谐的一以贯之的方法。在儒家看来，推己及人的致和方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恕”，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另一种是“忠”，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中国传统文化以“仁”为基础的人际关系和谐思想，其适用范围可以不断扩大，逐渐延伸至社会、民族、国家和国际社会，对实现民族和睦、社会稳定以及国家之间的和谐都有重要意义。
早在去日本之前，我也像无数的文艺青年一样看了不少日本电影，比如北野武的《菊次郎的夏天》、小津安二郎的《秋刀鱼之味》、是枝裕和的《海街日记》；小说也看了不少，有村上春树的，夏目漱石的；就更别提从小学时就翻过无数次的那些日本漫画了。然而，日本严格的签证政策，一直使得自由职业、收入不稳定的我无缘游览这个国家，而这更让日本在我心目中增添了几分神秘的感觉。
去年冬天，我终于拿到了心心向往的日本五年多次签证，一向喜欢夏天出游的我也顾不上许多，即刻预订了飞往东京的机票。到达东京后，高效又专业的海关人员首先给我留下了好印象：首先会有英语流利的工作人员根据不同的签证类别和国籍，检查我们填写的表格是否正确，随后会引导到不同的柜台进行入关检查，这样效率就大大得到提升；随后入关的时候，工作人员快速核实扫描签证，每个人停留的时间仅为30秒至1分钟。
出关之后，迎接我的是绵绵不断的阴雨和令人瑟瑟发抖的寒风，但恶劣的天气丝毫没影响我愉悦的心情。
东京是我此次日本之行的第一站。此前趁着香港转机的间隙，我就利用“沙发冲浪”的方式找到了在这里的沙发主人――Fabio。他今年28岁，因为工作关系刚刚从家乡搬来东京不久，曾经是一名建筑设计师，业余时间也帮着公司拍拍建筑，做成宣传图册，用来给客户作展示之用，后来愈发喜欢上了建筑摄影，于是便“一发不可收拾”，买了很多书籍进行学习，也购置了专业的相机、广角镜头和水平仪。现在换了新的公司，专门为各类建筑物进行拍照，随后再用Photoshop进行后期处理，去除掉不必要的杂乱背景，制作成小册子或者效果图，用于各类房地产或者楼盘的宣传中。
我抓住了他的关键词：28岁、数码、笔记本电脑，修图软件、智能设备，运用这些现代科技听起来Fabio和全世界发达国家的任何一个年轻人并无二致，毕竟科技和现代化“统治”着我们的生活，而我们也习惯依赖于这些科技使得生活更加便利。
但是只把这些晚饭聊到的话题当作他的全部，那可就大错特错了，尤其是我背着大包进入他家的一瞬间。
他的家安在离市中心有些远但是出行又很便利的地方，而且远离马路，非常安静。这套公寓像所有的男性单身公寓一样，面积不大，但是却给人一种“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感觉。一进门首先是玄关，随后就是客厅兼开放式厨房，厨房的旁边分别是厕所和沐浴间。厕所非常迷你，里面仅有供一个人容身的马桶，沐浴间稍大，既有沐浴设备，也有小小的日式浴缸。右边则是他的卧室和阳台，地面全部由榻榻米组成；屋里没什么家具，只放了一个日式矮桌而已，屋子的右边是占满整面墙壁的日式壁橱，各类杂物都分门别类的收在了里面。窗户上挂的也不是我们通常意义的棉布窗帘，而是日本传统竹帘；打开推拉门就是阳台，阳台上面挂着典型的日式风铃，微风一吹，风铃就发出“叮叮当当”清脆又好听的响声。
当曾经童年看过的漫画中的物品全部变成了眼前的现实，我心里不免激动万分。
随后我又回头看了看Fabio，这个用着智能设备从事建筑摄影的年轻人，为什么家里嗅不到任何现代化的气息？如果你告诉我这是一个赋闲在家退休老人的公寓，我会深信不疑。
当我把这个疑问抛给Fabio的时候，他告诉我，因为现在他的工作必须依赖这些先进的仪器、设备，才能更加高效、准确的完成工作，所以在他感受到高科技便利的同时也在感慨慢慢丢掉的“匠人”精神――对工作的执着、对所做的事情和生产的产品精益求精、精雕细琢的精神。“要知道，瑞士的顶级名表都是匠人用一零件一个零件打磨而成的。”Fabio不无感慨地说道。
“日本其实一直都有把匠人精神发挥到极致的例子，但是现在能传承的也越来越少，全球一体化和扁平化的发展，让能生存下来的匠人也越来越难。对于我而言，我内心是一个非常传统的日本人，对日本文化有着深深的认同感，所以我一直尽我所能在生活中多保留一些日本传统文化的痕迹。”
“那你是怎么找到这个如此‘日本’的公寓？”
“在日本找房都必须通过中介，而且房东也不会把房间信息放到网上。”他告诉我说，“于是我就和中介详细地说明了诉求，当初这个要求可让中介为难了，要知道很多出租的房间，早就顺应了年轻人的需求，拆除了日式浴缸改成了更加便捷的淋浴，节省出来的空间还可以放进去一台洗衣机作为出租的‘卖点’，而榻榻米也都被换成了普通木地板，西式床铺也搬了进来――这些都是适应年轻人的生活而进行的改变。”
当然，日本人的服务精神也是众所周知的，中介承诺会尽量满足Fabio的要求，只是要耐心等待。在漫长的等待期间，Fabio也被中介带去看了几套房子，抛开房租高低不说，都或多或少无法达到Fabio的要求，终于在“考察”了不下30间公寓后，这套房子才让Fabio彻底下了签合同的决心。“不过也不是特别满意，这个日式浴缸就没有我小时候在家用的正宗，我小时候的那个下面不是煤气，而是烧煤的。”Fabio稍微抱怨了一句。
时间不早了，Fabio拉开日式柜门，帮我拿出被子和垫子，在榻榻米上平铺好，做入寝的准备。当他拉开柜橱门的一瞬，好像也拉开了我记忆的大门：那种感觉像是回到了小时候，回到了无忧无虑地吃着冰棍看着日本漫画的夏日午后。我突然想到机器猫不就睡在这样的壁橱里吗？于是我搞怪的决定也要像机器猫一样，体验睡在壁橱里是什么感觉。又加上他没有普通的棉布窗帘遮挡阳光，睡在柜子里正好解决了早上很早被阳光弄醒的问题。我兴高采烈地爬进壁橱，经过一番测试后，发现我的身高刚好比柜子略短一些，伸开腿睡完全没有问题，而且也算是有一个自己的独立“空间”了。
躺在柜子里，我想着一个28岁的年轻人如此执着的在生活中尽可能的保有传统的日本文化，在今天是难能可贵的。正是Fabio的坚持和坚守，才能让我一个异乡人，如此幸运的在来到日本的第一天，就能体验到原汁原味的住家文化。
早在去日本之前，我也像无数的文艺青年一样看了不少日本电影，比如北野武的《菊次郎的夏天》、小津安二郎的《秋刀鱼之味》、是枝裕和的《海街日记》；小说也看了不少，有村上春树的，夏目漱石的；就更别提从小学时就翻过无数次的那些日本漫画了。然而，日本严格的签证政策，一直使得自由职业、收入不稳定的我无缘游览这个国家，而这更让日本在我心目中增添了几分神秘的感觉。
去年冬天，我终于拿到了心心向往的日本五年多次签证，一向喜欢夏天出游的我也顾不上许多，即刻预订了飞往东京的机票。到达东京后，高效又专业的海关人员首先给我留下了好印象：首先会有英语流利的工作人员根据不同的签证类别和国籍，检查我们填写的表格是否正确，随后会引导到不同的柜台进行入关检查，这样效率就大大得到提升；随后入关的时候，工作人员快速核实扫描签证，每个人停留的时间仅为30秒至1分钟。
出关之后，迎接我的是绵绵不断的阴雨和令人瑟瑟发抖的寒风，但恶劣的天气丝毫没影响我愉悦的心情。
东京是我此次日本之行的第一站。此前趁着香港转机的间隙，我就利用“沙发冲浪”的方式找到了在这里的沙发主人――Fabio。他今年28岁，因为工作关系刚刚从家乡搬来东京不久，曾经是一名建筑设计师，业余时间也帮着公司拍拍建筑，做成宣传图册，用来给客户作展示之用，后来愈发喜欢上了建筑摄影，于是便“一发不可收拾”，买了很多书籍进行学习，也购置了专业的相机、广角镜头和水平仪。现在换了新的公司，专门为各类建筑物进行拍照，随后再用Photoshop进行后期处理，去除掉不必要的杂乱背景，制作成小册子或者效果图，用于各类房地产或者楼盘的宣传中。
我抓住了他的关键词：28岁、数码、笔记本电脑，修图软件、智能设备，运用这些现代科技听起来Fabio和全世界发达国家的任何一个年轻人并无二致，毕竟科技和现代化“统治”着我们的生活，而我们也习惯依赖于这些科技使得生活更加便利。
但是只把这些晚饭聊到的话题当作他的全部，那可就大错特错了，尤其是我背着大包进入他家的一瞬间。
他的家安在离市中心有些远但是出行又很便利的地方，而且远离马路，非常安静。这套公寓像所有的男性单身公寓一样，面积不大，但是却给人一种“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感觉。一进门首先是玄关，随后就是客厅兼开放式厨房，厨房的旁边分别是厕所和沐浴间。厕所非常迷你，里面仅有供一个人容身的马桶，沐浴间稍大，既有沐浴设备，也有小小的日式浴缸。右边则是他的卧室和阳台，地面全部由榻榻米组成；屋里没什么家具，只放了一个日式矮桌而已，屋子的右边是占满整面墙壁的日式壁橱，各类杂物都分门别类的收在了里面。窗户上挂的也不是我们通常意义的棉布窗帘，而是日本传统竹帘；打开推拉门就是阳台，阳台上面挂着典型的日式风铃，微风一吹，风铃就发出“叮叮当当”清脆又好听的响声。
当曾经童年看过的漫画中的物品全部变成了眼前的现实，我心里不免激动万分。
随后我又回头看了看Fabio，这个用着智能设备从事建筑摄影的年轻人，为什么家里嗅不到任何现代化的气息？如果你告诉我这是一个赋闲在家退休老人的公寓，我会深信不疑。
当我把这个疑问抛给Fabio的时候，他告诉我，因为现在他的工作必须依赖这些先进的仪器、设备，才能更加高效、准确的完成工作，所以在他感受到高科技便利的同时也在感慨慢慢丢掉的“匠人”精神――对工作的执着、对所做的事情和生产的产品精益求精、精雕细琢的精神。“要知道，瑞士的顶级名表都是匠人用一个零件一个零件打磨而成的。”Fabio不无感慨地说道。
“日本其实一直都有把匠人精神发挥到极致的例子，但是F在能传承的也越来越少，全球一体化和扁平化的发展，让能生存下来的匠人也越来越难。对于我而言，我内心是一个非常传统的日本人，对日本文化有着深深的认同感，所以我一直尽我所能在生活中多保留一些日本传统文化的痕迹。”
“那你是怎么找到这个如此‘日本’的公寓？”
“在日本找房都必须通过中介，而且房东也不会把房间信息放到网上。”他告诉我说，“于是我就和中介详细地说明了诉求，当初这个要求可让中介为难了，要知道很多出租的房间，早就顺应了年轻人的需求，拆除了日式浴缸改成了更加便捷的淋浴，节省出来的空间还可以放进去一台洗衣机作为出租的‘卖点’，而榻榻米也都被换成了普通木地板，西式床铺也搬了进来――这些都是适应年轻人的生活而进行的改变。”
当然，日本人的服务精神也是众所周知的，中介承诺会尽量满足Fabio的要求，只是要耐心等待。在漫长的等待期间，Fabio也被中介带去看了几套房子，抛开房租高低不说，都或多或少无法达到Fabio的要求，终于在“考察”了不下30间公寓后，这套房子才让Fabio彻底下了签合同的决心。“不过也不是特别满意，这个日式浴缸就没有我小时候在家用的正宗，我小时候的那个下面不是煤气，而是烧煤的。”Fabio稍微抱怨了一句。
时间不早了，Fabio拉开日式柜门，帮我拿出被子和垫子，在榻榻米上平铺好，做入寝的准备。当他拉开柜橱门的一瞬，好像也拉开了我记忆的大门：那种感觉像是回到了小时候，回到了无忧无虑地吃着冰棍看着日本漫画的夏日午后。我突然想到机器猫不就睡在这样的壁橱里吗？于是我搞怪的决定也要像机器猫一样，体验睡在壁橱里是什么感觉。又加上他没有普通的棉布窗帘遮挡阳光，睡在柜子里正好解决了早上很早被阳光弄醒的问题。我兴高采烈地爬进壁橱，经过一番测试后，发现我的身高刚好比柜子略短一些，伸开腿睡完全没有问题，而且也算是有一个自己的独立“空间”了。
躺在柜子里，我想着一个28岁的年轻人如此执着的在生活中尽可能的保有传统的日本文化，在今天是难能可贵的。正是Fabio的坚持和坚守，才能让我一个异乡人，如此幸运的在来到日本的第一天，就能体验到原汁原味的住家文化。 在东京体验传统手工艺
传统匠人糖人制作：吉原是日本首家传统捏糖人的专业店铺。在这里有专业老师指导，如何制作日式糖人。这里最具特色的糖人是店内独创的糖衣小兔，穿和服的、抱鱼的、跳舞的，各式各样形态逼真、非常可爱。
地址：文京区千驮木1-23-5 Tomoe大厦1层。
食物模型制作：众所周知，日本的食物模型制作工艺闻名遐迩。元祖食品样品屋就把这项工艺直接做成了开放式体验工作坊，除了可以观摩工匠们一展技艺，还能在老师的指导下亲自制作食物模型，天妇罗、生菜、寿司、比萨，从外形到颜色，亲自尝试一下才会知道『以假乱真可没那么简单。
地址：台东区西浅草3-7-6
和果子体验：日式和果子通常以红小豆为主料，煮沸后制成小豆馅，加以调料，外部由年糕包裹制成各种样式精美的小点心。和果子不仅历史悠久，而且日本人还讲究把和果子和季节风物结合起来。虽然它外观看起来非常简单，但是非常考验手上功夫，如何把季节风物的抽象形状、颜色都揉进面粉年糕的胚料中，亲自在若叶堂体验一次如何制作，才能让你对日本文化有更深的了解。
地址：町田市中町3-24-6 海归派的乡村社区文化
在东京的第2天，手机上的“沙发冲浪”软件就收到了一条消息，一名叫作Shinya的日本人邀请我去千叶睡他的“沙发”。千叶是日本本州东南部的重要工业港市，距离东京只有一小时的车程。但是Shinya也特意强调，“千叶其实没什么特别的景点，如果你对日本的乡村感兴趣的话，欢迎你来。”
本来只计去东京、名古屋、京都、奈良和大阪的我，想着这倒是一个好机会去看看日本的另一面。于是我买了一张车票，跳进了开往千叶的火车。
到达千叶，Shinya已经在车站等我了。他一把抓起我的大包，带我前往他在此地运营的NGO办公室。Shinya今年36岁，曾经在北京大学和浙江大学学习中文，又在美国生活工作过六年。“不过现在中文都忘光啦。”Shinya挠挠头，有点不好意思地说。
当我问他，为什么有了这么多年海外工作生活经验，仍旧选择回到千叶市，甚至都没有去东京、大阪这样的城市发展。Shinya告诉我，他现在是一名自由职业者，在本地运营着一家NGO，主要是希望帮助这座城市发展社区文化，让更多的本地年轻人能更细致地了解和热爱日本传统文化，通过一些社区活动让大家互相认识，产生凝聚力。
说着说着，我们就走到了他位于河边的办公室。一条小路沿着小溪的走向蜿蜒曲折，远处是层层连绵起伏的群山，除了流水和鸟叫的声音再无其他声音。Shinya告诉我，这里300年都没有改变过，我突然有了一种看“活化石”的感觉。
Shinya的办公室是一座日式传统大宅。传统的日本建筑强调整体的生态设计，设计师在设计的时候会以敏锐的感官去探究空间的深层本质，进而转换成建筑空间的元素，以榻榻米、竹、石、纸、木等，简单的构成要素，形成“空、间、寂”这样的独特日本美学。虽然现在很多日本建筑早已融入了西洋元素，但是还会将房间的一部分做成和式，保留自己的风格。
Shinya用来作为办公室的这座宅子就算是比较传统的日式住宅，房东是本地人，搬去了东京生活，Shinya看重了它的建筑面积足够大，格局宽敞明亮，周边环境优美，而且在这里办公和促进社区文化的发展初衷也相吻合――住在附近的年轻人可以随时拿上一瓶清酒，来到这里聊天或者帮忙做些农活。
Shinya的NGO已经运营两年多了，“其实只要有益于社区发展的事情，我们都在做。” 首先，Shinya带我去看了外面的院子，院子里已经种上了豌豆、菜花、南瓜和大白菜。“每周都会有热心的年轻人来这里做义工，帮助除草、杀虫和施肥。”Shinya还告诉我，通过这个有机菜园让从来没有接触过农活的本地年轻人，可以玩着泥土成长。对于他们来说是非常难得的体验。
最棒的就是每当到了收获季节，他们就会把这些蔬菜摘下来，再购买一些本地产的猪肉、牛肉等，在厨房里烹饪传统的日本食物，比如日式南瓜烩饭、盐煎秋刀鱼、魔芋猪肉白菜豆腐锅……在附近居住的年轻人就跟着厨房飘出来的香味儿，加入他们欢乐的吃喝队伍中。
“我和其他的志愿者们还计划着成立一个新的工坊，学习如何制作正宗的腌菜、酱菜、梅子等。”Shinya充满期待地说。原来，在千叶这个看似不起眼的城市中，“小森林”就是这么唾手可得。
在日本，棒球一直是非常受欢迎的运动，但是其他运动就发展得不够均衡，Shinya很迫切地想在社区发展其他运动，但是除了打棒球的场地外，根本没有任何其他的场地可以从事运动。于是他就和伙伴们进行了调研，制定了详细周密的计划，清晰明了的阐述理由，给本地政府发出了一封很长的正式邮件，地区政府收到后，经过调查研究，终于在半年之后，给他的这个小社区配备了一个长28米、宽15米的标准篮球场。就这样，年轻人有了更多样化的选择。
Shinya组织了几次篮球训练和比赛。现在篮球场已经成为了结交新朋友的地方，“每次打完球，我们就约着喝几罐冰镇啤酒。”Shinya脸上有着掩饰不住的自豪。 在千叶体验大自然的美妙
夏日蔬果园：千叶的有机农场众多，近年来推出了众多的有机蔬果采摘体验项目。采摘包括蓝莓、圣女果、西瓜、玉米和当季时令蔬菜。摘下来的蔬菜当然可以带回家，但是可以趁着『水灵劲儿当场烹饪更有趣味。
地址：木更市牛袋野506
丛林冒险：千叶主打就是自然资源，所以不妨来这里体验丛林冒险的乐趣。1分钟之内可以体验全长445米的滑索，绝对刺激。另外还有很多攀爬行走的跳转项目。
地址：长生郡长柄町味庄东台1067
岩井拉网捕鱼：千叶渔业发达，各个海岸都有私营捕鱼体验，南方总的岩井最为热门，小朋友也可以参与其中，捕捞上的鱼还可以免费带回家。
地址：南方总市久枝高崎地岩井海岸。 只爱本国美食的吃货
关西地区的奈良，这个城市以奈良鹿闻名，而和鹿一样闻名的还有它的柿叶寿司。事实上，所有关于奈良的攻略都会提到柿叶寿司不可不尝。柿叶寿司，顾名思义，就是用柿子叶包裹的寿司。因为奈良离海比较远，古时候不太容易吃到新鲜的鱼类，同时奈良又是著名的柿子产地，于是人们就用具有防腐功能的柿叶包裹寿司，为之保鲜、去腥，且增添一股柿叶的清香。
学习完奈良名产后，我便出门去见我的朋友安井。他是我10年前在北京认识的日本人，当年他还在北京语言大学学习经济学。在北京的三年里，我们偶尔见面吃饭，我的目的主要是找个饭搭子，而他的目的则是为了练习中文。
上次和安井见面已是五年前，他从日本来北京出差，“我从来没吃过西班牙菜”，安井的这个理由，让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三里屯的一家西班牙餐厅做东。
这次能在奈良再次相见，我们两人都很兴奋。当即约了一起共进晚餐。见面后，我毫不掩饰地表达了想品尝柿叶寿司的愿望，本以为他会带我去一家专门的寿司店，点上一壶清酒，正襟危坐带着仪式感地吃上一顿。但是当他把我带到了本地老字号“平宗”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柿叶寿司其实就是很普通的一种平民便当。而“平宗”甚至算不上是餐馆，而是一家只有门脸的商店，购买之后客人直接带走。
出了商店，我就迫不及待地打开盒子尝了一个，饭团饱满，咬上一口，除了混合着海鲜和米饭的清香外，还能品出淡淡的柿~清香。即使不搭配酱油、芥末等蘸料吃，味道也不会觉得单调。而且剩下的柿子叶也不用扔掉，可以喂给路边的小鹿吃。
随后，我们两个人边走边回忆上次在北京见面的情景，“不敢相信，你从来没吃过西班牙菜！”我仍旧对我当时做出惊讶的反应记忆犹新，安井则说：“你看这里街上全都是日本料理，根本没有机会品尝西餐嘛，再说，日本菜种类那么丰富，而且实在是太好吃了呀！”
安井此言不假，我一路观察下来，只是偶尔看到了一家意大利菜馆，剩下的就全部是拉面馆、饺子馆、寿司店和居酒屋了。
“那就带我去吃你认为‘实在太好吃了’的日本料理吧！”我向安井发出“挑战”。事实上，我一直相信，由本地朋友带着去一些连旅游攻略书都不知道的饭馆，是特别走运和幸福的事情。本地朋友不仅可以让你品尝到最地道最正宗的食物，而且还会避免因为“踩雷”而花费冤枉钱。
接受挑战的安井先带我去了一家吃鱼子饭的饭馆，而这里又以鲑鱼子饭最为有名。就在我们等餐的时候，他开始教我辨别鲑鱼子好坏的标准：“不能腌得过咸，否则水分流失就会变得干瘪还容易腥，并且有损光泽。上好腌制的鲑鱼子，应该是口感上淡淡保留了其海洋的咸香，而内里的酱液则粘稠。”结论就是，别看它是平民美食，却会让人吃的特别满足特别有幸福感。
听他说完这番话，我已经开始不自觉地咽口水了，又等待了“漫长”的五分钟后，我的鱼子饭终于上桌，只见店家自己精心腌制的红艳艳的一片鲑鱼子，满满地覆盖在米饭上，虽然再无其他的食材点缀，但是看着也是非常诱人。
安井示意我赶紧品尝，我迫不及待地拿起碗，微微倾斜，用筷子固定住几颗鲑鱼子和一部分米饭，便往嘴里倒去：首先是香，丰腴的鱼类的脂膏香；然后是入口时的一声迷你爆炸，“扑”的一响，脆生生地已然是鲜美满溢；之后是浓稠的鲑鱼子酱的微微流动，略带点咸味的海洋芬芳在嘴里延展开来；最后是甜，咽下之后微醺的回甘。而颗颗饱满的米饭又很好地平衡了鲑鱼子的咸，把味蕾体验又推向一个。
这一碗饭简直好吃得根本停不下来，我捧着碗很快就“呼噜呼噜”地吃完了，一贯习惯剩饭的我，这次竟然不愿漏掉遗留在碗底的每一粒米饭和鱼子，一种饱足感油然而生。对于我略显夸张的反应安井一副淡然，因为他已经带了太多外国朋友来这里吃上这一碗上好的鲑鱼子饭。
“明天中午带你去吃烤鳗鱼，是活鳗哦，老板会当着你的面现杀，保证吃起来皮脆脆的肉嫩嫩的。”听到这番描述，我已经又开始下一次的期待了。而同时我也想到，有了日本人精致细心的烹饪和对食物的敬畏，也许安井真的不需要再去探索其他国家的美食了。
在奈良体验和服
和茶道的温婉
和服，在日语中被称为『着物，而夏天比较单薄的和服被称为『浴衣。在奈良租借一天和服，漫步古刹或是樱花树下，一定会为日本之行留下特别美好的回忆。
和服款式繁多，穿戴也只需要30分钟。商家还会提供免费的行李寄存服务，方便客人换好和服，直接前往景点。
地址：高x町1024-1
Join Japan Nara：这是一个同名的志愿者团体自发组织的，每个月一次，让外国人免费体验和服和日本茶道活动。虽然不能穿着和服在外面漫步，但是能在室内体验茶道也是不错的选择。
地址：中部公民馆，三条通奈良市观光中信2楼（每月的第2个周二10：00-14：00开放） 日本人的心思缜密和熨贴周到
1 中国传统服饰的基本形制
从服饰的基本形制来看，中国与西方差异是较为明显的。中国传统服饰大多追求的宽衣博带的形制，服饰表达以“意”为美，朦胧而隐约，通常给人一种委婉含蓄的审美感受。这一服饰特点在六朝时期表现尤为突出，东晋末年与南朝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经济的开发，士大夫生活优裕，衣服宽大，加上当时玄学清淡的风气影响，士人追求自由奔放、自然飘逸的境界，“气韵生动”“以形写神”为当时所崇尚的美学原则，这些更助长了这种倾向。正如《颜氏家训.涉务》所言：“梁世士大夫，皆尚褒衣博带，大冠高履，出则车舆，入则扶持，城郭之无乘马者。”正体现了这一服饰形制的真实写照。（如图1）
由此可见，中国传统服饰不仅反映出当时人们对生活的审美感知，也是一种文化象征。正如，中国溯有“衣冠王国”的说法，“衣冠”一词从常规来说可以理解为衣帽或是一切服饰的代名词，但同时它在某种情况下还被赋予了一定的文化含义。有时我们看到的“衣冠盛事” 、“衣冠扫地”等词汇，这里的“衣冠”不单是衣帽服饰的意思，它还可以理解为古时士大夫和官绅的代称，同时含有“礼教”与“文明”的文化含义。这种通过服饰本身所引申出来的文化寓意或者有望借助于服饰的形制来体现出时下某种文化思想意识是我国传统服饰中普遍存在的一种文化现象。中国传统服饰文化受儒家思想影响最为久远，在较长的一段历史时期中它影响着我国传统服饰的基本形制。儒家重礼仪规范，讲究穿戴与礼应合二为一，所以在中国历代传统服饰中我们通常能够通过在服饰中的色彩、章纹、结构以及不同的配饰配件中体会到当时严格的礼制规范或等级制度，如，冕服，深衣等。服饰背后所蕴含的政治文化含义有时甚过于服饰的外在造型，是重内涵与实质的装饰精神。正如张直光先生所说：“中国与西方不同，其文明的最初聚集是通过政治手段（国家社会）而不是技术突破来实现的。”
2 西方服饰的基本形制
西方服饰多以凸显身体的形态为美，其尽可能通过服饰的造型体现它的体态美。在这一点上，古代西方服装是完全不同于中国的，西方服装更立体，外形富于变化。如古希腊时期的西方服饰，这一时期的服装多为披挂形式，服装大多为不经裁剪、缝合的矩形面料，通过在人体上的披挂、缠绕、通过别饰针、束带等基本方式将其固定，从而形成了“无形之形”的特殊服装风貌。乍从外形来看服饰基本形制也是宽大而平面的，但从服饰细节来看，它与我国传统服饰宽衣博带的服饰形制还是有差别的，这一时期的古希腊服饰，服装只看做是附属于身体之外的物体，身体才是服装的主人，披挂的服饰形制使服装不会约束于身体，让人随心所欲，人体在行动或是衣服飘动的时候在随时都会暴露肉体，这与我国所追崇的含蓄美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如图2）
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它们都会有各自不同的风俗习惯、有着各自神秘的宗教追求和世俗的伦理指向，这些多少都能在各自“衣食住行”之中所显现出来，从而形成各自不同的文化体系。古希腊这一时期的服饰形制正是受到当时西方宗教文化的影响，由于人们对上帝诸神的崇拜为原始宗教的主要内容，希腊人“把肉体的完美看作神明的特性”，认为神也是有人望的。在这一宗教文化影响下，服饰只作为附属品，而尽可能体现出来的是人的形体美。所以，古希腊时期，对宗教文化的崇拜，除了在服装中的影响，我们还能从当时的文学、雕塑、绘画等其它一些艺术形式中有所察觉。西方宗教文化的发展与变化在一定时期内改变和影响着人们对肉体的态度，也深深地影响了西方古代服饰的发展和变化。如，中世纪时期西方服饰，基督教的禁欲主义理念对当时服饰影响较大，男女穿着要满足端庄正派的要求，服饰大都将凹凸有致的身体曲线遮掩起来。在中世纪女性流行一种罩袍，是将多余的长裙在腹前掖入腰带，前面的堆褶使腹部微微隆起好像孕妇（如图3）。这也许与当时妇女地位低下，女子需在家从父，出嫁从夫，认为女人天生就是为了繁衍后代的世俗观念有关；同时，还据说这是因对圣母玛利亚的崇拜而造成的流行样式。因玛利亚在未婚嫁时就从圣灵受孕而怀孕基督，所以她有孕时的形象也被看作是圣洁美好的象征。
在随后西方服饰的发展进程中，在理性主义精神的支配下，西方转向了人文、科学主义，功能主义的探索，其思想核心是“人乃万物之本”，主张以人作为衡量一切事物的尺度。重视人的价值，提倡个性与人权，主张个性自由，反对天主神权；主张享乐主义，反对禁欲主义；提倡科学和文化，反对迷信。伴随这些文化思潮的到来，西方服饰也发生了与前未有的形制变化。倘若以文艺复兴时期为西方服饰文化的转折期，我们似乎可以由此开始感受到时尚的悄然流行。华美繁缛的细节装饰，精致细密的缝绣工艺，也许，此时的服饰只是作为一种特殊审美要求下的产物装点美化着人体，有甚至还通过改变人体自然形态来满足一种极端而扭曲的审美文化。例如，为了体现体态美，女性服饰开始出现表现腰部曲线的倾向，为了凸显和加强这种曲线美，紧身胸衣、夸张繁琐的衬箍开始盛行，当时女性不惜牺牲自我而桎梏于其中。同时，立体裁剪方式出现，也促使这种窄衣文化进一步发展，由此，西方服饰与中国传统服饰也有了本质上的差别。西方服饰是一种多元化的服饰文化，它从诞生之始就受到众多外来文化的影响，它不同于中国传统服饰有较强的的延续性，这与其所处地理方位、政治、环境等方面都有所关联，这使西方古代服饰形制在前后差异明显，但服饰大多以体现人体体态为美。
3 中西服饰基本形制的差异
影响中西服饰基本形制差异的原因众多，各自服饰特色与风格形成是与民族文化风俗，政治环境甚至地理环境、气候条件的不同使各自在历史发展和积淀的过程中体现出明显的差异。不同文化背景影响下的服饰形制差异是其主要原因之一。中西方服饰文化有着各自不同的文化特征和魅力，长久以来，伴随彼此在政治、科技、文化等方面的进步和崛起中，中西交流愈渐频繁，服饰文化也即如此。正如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冲击了封建主义的思想、道德和文化，开启了思想解放的闸门。中国在饱受列强欺凌、被迫开放的环境中不断进行着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的变革，正是在这种特殊的时代背景和外来文化的影响下，中国传统服饰服装也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形制转变，中国的服装开始由松变紧，剪裁的方式吸收了西方三维的立体裁剪形式，服装变得贴体而轻便，改良旗袍正是中西合璧最经典的完美体现；而此时的西方似乎也逐渐摒弃了以往娇柔造作，甚至带有扭曲性的审美文化。尤其是女性服饰，它将女性从损害健康的紧身胸衣中解放出来，伴随女性地位的逐步提高和为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服饰形制也从过去的窄衣文化开始走向宽松，设计以人为本，讲究其功能性和舒适性。如今随着全球经济的一体化，中西服饰文化的本土化和多元化是其发展的必然趋势。在今天，有关“中国风”主题的设计越来越多的出现在国际时尚语汇中，除了本土设计师，也有很多的国外设计师希望通过自己的设计作品传达出自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使设计展现出独特的艺术魅力。同样，在如此开化和便利的社会环境下，也有越来越多的中国设计师正走出国门，吸收和接受着外来文化的洗礼，从中学习别人的先进文明及人文素质，开拓自己的视野，在国际的舞台中展现出中国设计师的设计风采。
4 结语
本文分别通过中西方各自服饰基本形制特征描述来阐述其背后的不同文化现象。从服饰的基本形制来看，中西方差异是较为明显的，中方大多追求的宽衣博带的服饰形制，服饰多为平面的；西方重视凸显身体曲线的服饰形制，服饰多为立体的。中国传统服饰表达以“意”为美，以朦胧隐约，藏而不露给人委婉含蓄的审美感受，通过款式，布局，色彩，线条给人整体的和谐之美。西方服饰则相反，重“形”， 尽可能通过造型体现它的形态美。影响中西服饰基本形制差异的原因众多，各自服饰特色与风格形成是与民族文化风俗，政治环境甚至地理环境、气候条件的不同使各自在历史发展和积淀的过程中体现出明显的差异。本文总结出中西方服饰文化势必伴随着科技、文化的进步与崛起，相互之间的交流也会愈渐频繁，东西方服饰文化进一步互相撞击，互相融合，这是时展的必然趋势，也为时代所需，正是有了这种撞击和融合，才能使当今的服装绽放出一种夺目的光芒，使服装有了个性化、全方位的审美表现。
参考文献
[1] 华梅.中国服饰史[M].中国纺织出版社，2007
[2] 周锡保.中国历代服饰[M].中国戏剧出版社，2002
关键词： 日本；质量管理；文化传统；制度创新
一、文献回顾与问题提出
众所周知，世界上有两个以质量闻名的国家，一个是德国，一个是日本。战后日本之所以迅速成为一个经济大国，很大程度上就与其产品和服务方面的“质量奇迹”有关。是什么造成了这种“奇迹”？
围绕上述问题，学者们发表了不少论著，相关研究主要偏重于日本的现代质量控制体系和制度规范。这大致有两个方面：一方面为宏观层面的政府规制体系，另一方面为微观层面的公司治理结构。就政府规制体系而言，学者们不约而同地指出，日本的质量奇迹缘于广泛的政府规制，通过政府干预一方面对市场失灵进行了矫正和改善，另一方面对相关产业进行了保护和扶植。对此，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课题组（1994）就指出，日本的经济发展和质量奇迹可以归结为一种“制度上的创新”，即“日本作为一个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却导入了一些社会主义制度的因素，采用了一些社会主义的调解手段”。莽景石（2001）的相关研究解释了日本政府规制的兴起原因，他指出，通过战后的改革，日本“成为一个具有权威主义倾向的官僚制多元主义国家，政党与官僚的长期结盟，导致了一种相对集权的政治结构的出现，形成了实际政治经济过程的官僚控制”，这一政治体制使日本政府具有了较强的议价能力，进而在协调与企业的关系和促进经济发展方面具有了较大的优势。车（1998）的相关研究介绍了日本政府规制的具体内容，他指出，日本的经济和质量奇迹主要在于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这些干预措施包括“制定经济计划和提供情报信息；采取适时灵活的财政金融政策；以产业政策进行平衡协调、政府对企业实施行政指导等”。除此之外，徐超平和秦勇（2001）的《日本中小企业技术创新与政府规制透析》和谭珊颖（2002）的《论政府规制在企业发展中的作用――通过考察日本相关企业立法》等文章，则从微观视角和具体案例详细论证了政府规制在保障产品和服务质量方面的作用。就公司治理结构而言，相关的研究也颇为丰富，如杜导正等人的《探索日本》、陈建安的《日本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及其方向》、莽景石的《略论日本的公司治理结构及其改革趋势》和《日本的公司治理结构：对美国模式的偏离与回归？》、胡欣欣的《股份公司制度的机能与股票市场的利弊――关于战后日本股份制特点的思考》，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是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课题组（1998）所编写的《日本经济的活力》一书，在该书中，他们将日本公司治理结构的特点概括为五点：（1）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相比，日本企业的所有与经营的分离更彻底，企业经营者可以放开手脚干，经营者受到来自股东方面要求分红的压力较小，因此有更多余裕来考虑企业的长期发展。（2）以终身雇佣制、年功工资制和按企业组织工会为“三大支柱”的日本式企业经营方式使企业成为富有凝聚力的组织，成为一个通过职工的录用、训练、福利、升迁等各个环节“把职工完全掌握起来的系统”。（3）在日本形成了一种“要忠于企业”的近乎宗教式的社会伦理。（4）与战前相比，战后日本企业不仅消除了企业内部人员的身份等级差别和收入上的悬殊差距，而且企业内部的收入差距明显小于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显然，企业内部的平等化是发展现代化企业的必然要求。（5）为了追求长期发展的经营战略目标，日本企业往往把夺取市场占有率的需要看得比利润还重，把市场占有率当做经营状况的关键指标。
笔者十分认同上述学者的研究结论，即制度规范在保证产品和服务质量方面有着关键性的作用。除此之外，笔者还认为，一个国家能够持续地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服务，意味着它的绝大多数国民具有持久而强烈的、以质量为基本取向的工作伦理，而在这种“质量取向的工作伦理”背后，又是以某种特定的人生哲学和价值观念为支撑。所以，对于日本质量问题的讨论就可以延伸到对日本人的工作伦理及其背后的生活态度、价值观念的讨论。因此，笔者认为，日本质量管理的成功实际上是一种整体的成功，是整个社会的规范体系，包括内在规范（基于文化传统的价值观念）和外在规范（正式颁行的管理制度）体系相互作用、共同产生的结果或“功能”。居于这一规范体系最深层的，是由日本独特的文化传统所型塑的国民的生活态度、价值观念；处于中间层次的是各种社会组织中的科学管理制度，如企业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制、职工中心主义以及全面质量管理体系等；处在表层或宏观层次的是政府的各项规制体系，包括支持型规制和惩罚型规制等。正是这三个层次的相互作用，共同铸就了日本的质量伦理及其闻名全球的质量业绩。换言之，这种日本式的“质量取向的工作伦理”，既是其历史、文化传统持久培育、涵养的结果，同时又离不开科学合理的外在管理制度的规训作用。下面让我们对这一问题展开具体讨论。
二、文化精神与日本质量管理的“先验模式”
在日本文化传统中，蕴含着一些对现代日本管理产生非常重要影响的观念资本，如忠诚的观念，团队合作的精神，强烈的规则与标准意识，以及勤奋、敬业的精神和一丝不苟、追求完美精致的工作态度等等。这些观念显然受到中国儒家文化的影响，同时又是在日本独特的社会历史条件塑造下，发生了某种日本本土化的创造性转换，进而对日本国民的工作伦理、质量意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忠”的观念对于日本人“服从”与规则意识的塑造
日本文化中“忠”的观念虽然来自中国的儒家，但它在中日两国的价值系统中的含义却有很大不同，从而社会政治功能也是不一样的。在中国传统政治伦理中，虽然“忠”的直接含义是“忠君”，但是这种“忠”又是以君主能够“代天行道”、惠民保民为前提的，即必须以君主能够有恩于民为前提条件，否则就会如孟子所说，如果君不像“君”，视人民如“土芥”，人民不仅不应该“忠”，甚至可以视君主为“寇仇”；一个大臣如果不是服从内心良知的判断，处处迎合君主的意志而罔顾天道、民意，恰恰不是“忠”，而是“妾妇之道”、奸佞小人的做法，这就是有些历史人物如秦桧、严嵩、和等生前备受皇帝恩宠，死后却被史家贬斥为佞臣、奸臣的缘故。所以中国文化中的“忠”不是绝对的无条件的，其实质是一种基于良心判断之上，以君恩为前提条件的“忠”。而在日本，“忠”的伦理却逐渐演化为一种对君主或主上的绝对、无条件的忠诚和服从。这首先和日本以天皇制和贵族等级制为核心的政治结构有关。不同于中国的皇帝之上还有个“天”这一最后的主宰，日本天皇本身就是至上的神，在他之上不再有高于他的“天”，天皇所代表的朝廷本身就是“公”（オホャケ）的最高层面（沟口雄三，1995）。因此，天皇像神那样是绝对至高无上的，是不可置疑的。这种绝对的天皇制为日本了树立了绝对观念，即：树立了对原则、对权威的绝对服从、绝对信守的思想观念。与天皇制相配套的是贵族制，它是一种由幕僚、各藩构成的贵族等级制，最高的实际权力掌握在幕府手中，下面是各藩，藩下面是武士，武士下面是农民，“士农工商”的级别森严而分明。在这种纵向等级之下，发展出了日本人的忠诚感和服从意识，全国忠于和服从于天皇，下级忠于和服从于等级制中的上级贵族。这种“无保留的忠”的产生也和禅宗的传入有关。受禅宗“忘我”、断绝生死方能“见性成佛”观念的影响，日本文化传统发生一种“死的觉悟”，其“忠”的伦理才进一步走向绝对化。所以，中国的“忠”说到底是对自我良心的忠诚，日本的“忠则基本上是一种旨在完全献身于自己领主的真诚，是一种无条件、无保留的献身精神、敬畏意识和服从精神（梁漱溟，1987）”。
中国文化中的“忠”固然能够让人面对权威（特别是横暴的君力）时保持某种良心的自由和独立，显示出一定的文化超越精神；但是它把判断忠与不忠的权力交给了每个人主观上的“良心”、“良知”，一旦主观判断出现问题，这样的“忠”就往往在实践中流于每个人“自行其是”、自作聪明，这样的人多了，什么规章制度、法律制度和质量标准都难以落实。日本人的“忠”看似愚昧、武断，但在近代的转型过程中，它所蕴含的对于抽象的规则体系、对法制和权威的敬畏感与服从意识，以及严格遵守规章制度的规则意识等，都非常自然而然地与现代企业制度和行政管理体制相结合，发挥了积极作用。正是在这些敬畏感、服从意识和规则意识的影响下，日本人比较能够养成忠诚于企业和政府组织，服从于上级，以及毫不走样地遵守规章制度的思维和行为习惯，以及为了公共的、公司的利益任劳任怨、不辞劳苦的献身精神和中规中矩的规则意识，而这一切，最终当然会表现为强烈的质量意识和责任意识，从而提供好的产品质量和服务。日本人一般给人循规蹈矩甚至有些刻板、笨拙的印象，很大程度上恰恰是他们的规则意识所致。
（二）“共同体”意识对日本人团体认同和协作精神的塑造
质量意识也意味着一种重视社会整体利益、团体利益的价值观和人生态度。一个人如果自私自利，放纵私欲，没有整体意识或团体意识，自然就会做事懒惰马虎、偷工减料、粗制滥造、损人利己。而日本人的质量意识就与他们的团体取向的价值观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历史上，这种共同体意识、团体意识的发育主要是受其社会政治结构影响。在日本的那种等级式的贵族体制下，一个人生来就直接地隶属于某个藩、某个领地，这些藩、领地有着明显的共同体的范围界限，从而容易形成明确的共同体意识。另外，村落在日本历史上也比在中国独立性更强。对比中日两国的乡村结构，我们可以发现，中国人在乡村之间的自由流动迁移基本上没有什么制度上的障碍，在土地可以自由买卖的情况下，一个人在某地购买了田地，就可以迁居到此地，使得中国的乡村更具有开放性和流动性；而在传统的日本乡村则共同体意识、排外意识相对较强，村落有比较严格的规则体系，对内部成员的行为进行相对严格约束，同时排斥外来人员的迁入，形成了自律性、封闭性很强的共同体，而这也有利于日本人团体意识的发育。这种团体意识延续到现代，也很容易形成日本人对政府和企业组织的强烈归属感和对公共事务的责任意识，使他们在个人与共同体特别是与企业共同体的关系上，更重视团体、共同体的价值和利益，更倾向于从团体中获得生命的价值感和意义感。当1995年阪神大地震袭来的时候，许多日本人的第一反应不是往家里跑，而是往公司跑；看到自己的家变成了废墟，日本人没有哭，而一旦看到公司、企业震垮了，许多人却悲痛失声，支撑不住了，可见企业、公司对日本人来说是多么重要！正是在这种团体意识的影响下，员工们很容易产生以企业为家的思想，将其所服务的社会组织当成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从而形成对团体的强烈归属感和高度责任意识，在工作中表现出勤奋忘我、吃苦耐劳的“工蜂”精神，与企业、与团体荣辱与共、对工作质量一丝不苟的态度，从而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服务。同时，这种团体意识也有助于培养人们之间的团结与协作精神。在现代流水线作业的背景下，一个高质量的产品是每道工序、每个员工相互协调和共同配合的结果，而日本人那种对团体的强烈归属感以及相互配合精神，正好在追求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的现代管理中找到了用武之地。
（三）“职分”思想对于日本人敬业精神与认真态度的塑造
一个企业乃至全社会能够持续地（而非在某种外在强制下偶然地）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服务，也意味着其大部分社会成员必须拥有一种专注的、心无旁骛的工作心态，意味着能够认真严肃地对待每一件工作，并能从中获得满足感和愉悦感的敬业精神和职业庄重感。中国文化传统特别是在儒家思想中虽然也有些“居敬”、“庄敬”、“职分”等观念，对于中国的敬业精神的发育也会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但总起来看，诚如牟宗三（1991）先生这位当代新儒家代表人物所指出的，“中国文化的浪漫性太强，英雄气太重，而‘事功的精神不够’，比较偏重于追求大目标、大事业，缺乏老老实实做好‘平庸’小事的精神”。这使得中国人的敬业精神相对不足。日本作为一个国土狭小的岛国，资源贫乏，而且饱受地震火灾的侵扰，这样的地理环境和国情一方面使日本人具有很强的忧患意识和危机感，同时也促使他们走向一种追求小而精的、内涵发展式道路，从而容易养成把小事做好做精、在“茶壶里翻波浪”的精神。另外，日本人的这种工作态度和敬业精神也与其独特的宗教文化有关。日本是个多神教、泛神教的国家，他们认为万物都有道，都有灵。这使得他们把每一件事里面都赋予神圣的意义。而日本佛教的“职分”思想也对培育日本人的敬业精神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本来，佛教从中国唐朝的百丈禅师开始就倡导“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强调世间法即一切法，“担水砍柴无非妙道”，只要认真对待每一件工作，无论大事小事都可以成佛，从而每一件事都含有“道”，都有其神圣的意义。正是从这一思想出发，日本战国末年的禅宗僧人铃木正三也提出“任何职业皆佛行”的“职分”思想，认为“世法则佛法”、“佛法不异于世间法”（“修业之念愿”），“佛法世法同一”，只要专心于日常之职业生活即为佛法之实践，倡导在世俗生活中开显佛法之真精神。商人只要不违正直之宗旨，其经济活动是合理的。农人以锄镰尽心勤勉播种、耕作、收割，就是学佛和行佛之道。正是在这种思想传统和历史条件的影响下，很容易使人形成对于职业的神圣感和敬重感，做事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到过日本的人恐怕都同意这句话，叫做“日本人无小事”，同时也容易对日本人产生“小气”的印象。这种“小气”的风格甚至经常受到我们一些同胞们揶揄，但是这种“小气”用于工作时，恰恰使日本人能够认真做好每一件“小事”，庄重对待每一件“小事”，表现出一丝不苟、勤勤恳恳的职业精神和工作态度。也正是靠着这种“小气”，使他们在做事时追求精致完美，奉行一种尽善尽美的“完美主义”原则，把工作当做享受，在工作中追求艺术的美感。可以说，这种对工作庄重、认真、勤奋、敬业以及追求完美精致的态度和精神，正是日本质量奇迹的奥秘所在。
正如新制度主义所揭示的那样，制度作为一套实现社会秩序的规则体系，包括内在规则系统（内在制度）和外在规则系统（正式颁布的外在制度）两个基本层面。其中内在规则系统主要包括价值信念、道德伦理规范、风俗习惯等，它们构成了各种正式制度的基础或“先验模式”，各种正式制度实际上是对既存的社会内在规则的正式确认，而绝非被任意“制定”出来的（韦森，2005）。因此，一个社会如果没有起码的道德伦理规范的“社会资本”存量，其正式制度规范再完美也没有生命力。上述日本文化传统中的一些人生哲学、价值观以及由此产生的工作伦理，就是日本质量管理规范体系中的灵魂和基础。
三、政府规制与日本质量管理的宏观层面
虽然日本文化中的工作伦理构成了日本质量规范的基础和灵魂，但这种“内在规则”毕竟是依靠员工的道德自律发挥作用的，难免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和弹性，仍然存在诱发投机取巧的机会主义行为的可能。再加上市场经济条件下，产品和服务的质量本身就蕴含着外部性、自然垄断、不完全竞争、信息不对称和风险性等市场失灵的问题，如果没有政府的适度干预和规制，就无法保证企业等社会组织持续地提供优质的服务和产品，进而为害社会。基于“内在规则”的模糊特点和“市场机制”的失灵可能，作为“外在规则”的政府监管与规制就显得必然与必要。那么，在质量问题上日本政府是如何发挥规制和监管作用的呢？
（一）政府规制的前提：协调型的政府―企业关系
众所周知，由于种种复杂的历史、社会原因，日本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十分独特。它既不是政府对企业的简单规制关系，也不是“消极国家”意义的政府对市场的放任关系，而是介于二者之间，是一种以政府为主导的、政府―企业相互依存的“协调模式”。“在这一模式下，政府和企业形成多元的或多渠道的协调沟通与调控关系。比如在宏观层面上，政府通过各种企业法规、金融政策方面的规制，积极介入企业”（Lee and Yamazawa，1990）。在中观乃至微观层面上，则是在政府各部委与所管辖的民间企事业团体之间形成长期的信息沟通和协调关系，其突出的表现就是企业以产业界为单位，由产业界团体与政府方面进行交涉，而政府（官僚）方面则按产业类别设立被称为“原局・原课”的部门，专门担当与企业的交涉，形成一种“关系型控制体系”（孙丽，2008）或“官民一体”（王德迅，1998）的产业协调发展体制。图1展示了日本政府与企业之间沟通协调的框架结构，这一框架结构具有以下特点：（1）日本政府各部委之间的管辖范围区分严格，各部委与各管辖范围内的民间企事业团体之间形成了长期的关系；（2）日本经济体制中的“政府―企业关系”由代表产业界的产业界团体和代表政府各部委的原局・原课按产业类别进行交涉，具体表现为图中的虚线部分；（3）日本政策的制定权分散于各个掌管工业的部门和其相对应的产业领域中 ，不同部门之间相互协调，执行地位平等。也就是说，与企业联系紧密的政府各部委在法律的制定上具有主导的作用；（4）日本公司和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向来以亲密友好著称，因为政府官僚执行法律主要是用非正式的“行政指导”方式，法律规定外的官员和企业之间的会议不计其数，政府视自己为国内产业的促进者，而非铁面无私的管制者。
上述的特点给我们清晰地勾勒出了一个“具有政策（甚至是法律）主导权、与企业相处融洽并了解企业动态”的日本政府形象，同时也告诉我们，在政策的制定过程中，政府与大企业保有紧密的合作。产业政策、规制体系等一系列政策的出台绝不是政府单方面计划行动的结果，企业在一定程度上也参与和影响了政策的制定。世界银行1994年的报告对此评价道：“日本存在一个能力高、不正行为少的官僚机构，这样的官僚机构一边从政治的压力中保持相对的独立性，一边利用审议会等和民间企业进行情报的交换和协作。”由此，我们不难想象，在这种情报交流通畅、政府企业关系密切，并且知己知彼的情况下，政府能够制定出合理、有效、符合企业发展的产业政策以及规制标准也就理所当然了。因此，协调的政府―企业关系是日本政府规制的前提。
（二）政府规制的保障：健全的法律体系标准
为了保障企业和各社会组织能够提供良好的产品和服务，日本政府在发挥规制功能方面的一个突出特色，就是充分发挥法律的作用，依靠严格而健全的法律体系对生产和服务的各个领域进行全面监管。从国家规制发挥作用的范围来看，日本《东银周报》曾在1995年7月20日的报道中指出，“日本在1990年受国家规制限制的经济领域占所有经济领域的41.8%，而在同时期的美国，这一比例只有6.6%”。这也使得日本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是政府规制最多的国家。从横向上看，这些规制类法律几乎涵盖了日本生产与服务的诸领域，包括电力、铁路、通讯、食品、商业等等；从纵向来看，这些规制类法律几乎涉及从生产到加工，再到销售的各个环节，包括市场准入（认证许可）、生产设备新增、进口、市场售价等等（莽景石，2000）。
日本规制类法律之所以健全，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这是规制的内在要求。所谓规制，主要是指运用法律、规章、制度等手段，直接对微观经济主体及其活动进行规范、激励和约束、限制，修正市场经济的先天性缺陷，引领社会的健康发展。因此，规制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制度依赖性”，它是以法律、规章、制度的存在作为前提条件和重要手段，只有这些法律、规制、制度存在了，政府干预企业、经济的行为才能变得合法、合理；另一方面，这是日本质量管理理念的必然结果。从规制手段实施的时期来看，规制可以分为事前规制与事后规制两个阶段。事前规制主要体现为制定绩效标准、规格以及偏差预警系统；事后规制主要表现为对规格、标准的维持进行确认和监督。但是质量本身具有公共安全性的特点，一旦造成伤害即无法弥补。因此，日本政府在质量管理上，特别强调“事前规制”，以期通过“预防行政”收“先下手为强”之功效。在这一管理理念的指导和诱发下，具体到规制类法律上，就特别强调“法律先行，防患于未然”。因此，日本的规制类法律健全不仅理所当然，更是为政府规制的顺利施行提供了制度支持和保障。
（三）政府规制的手段：支持型规制与惩罚型规制的并用
我们知道，政府对企业的规制可以分为惩罚型规制（矫正）和支持型规制（改善）两种类型。就支持型规制而言，有学者认为，日本政府对企业的扶持和支持，是日本质量管理能够长期反复进行的根本原因（张秀敏、高淑娟，2006）。这些支持和扶持主要有：（1）放手让企业进行竞争的同时，积极编制滚动式的长远规划，以引导和适应企业的发展需求。（2）日本政府以经济为杠杆（包括税收、信贷、经济立法等）对企业进行扶持和支持，政府先是通过各种规制建立了日本银行的“护送船团”方式和主银行制，进而直接控制了银行和金融业，再通过银行和金融业为企业进行各种贷款支持和产业扶植。（3）日本对中小企业采取特殊扶持方针，鼓励其提高质量，向专业化方向发展，日本政府为了解决中小企业筹资难等各种问题，一方面设立了专门的机构，另一方面制定了专门的法律政策（参见表1）；另外，还从劳动力、技术情报、原材料几个方面对中小企业进行扶持，协调大企业与中小企业的关系。（4）日本以“技术立国”为方针，着力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为此，政府将技术开发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由1.7%提高到3%，将技术开发费中政府负担的比例由30%提高到40%，并重点扶植一系列新技术的开发。（5）为促进企业质量发展，日本设置了各种奖励措施，如通产省的“出口企业产品标识制度”和科学技术联盟的国家质量奖――“戴明奖”等，以促使企业提高产品质量，增强国际竞争力。
就惩罚型规制而言，上述已经提到，日本的规制类法律不仅多而且严，除了国家严厉的法律规制外，通商产业省还有相关的产业政策的约束，这些法律和政策，无一例外地强调，企业必须依法照章办事，绝不允许投机取巧，绝不允许违法乱纪。如若有违法乱纪的行为，小的方面而言，将会失去国家政府的信贷支持；大的方面而言，高额的罚金足以会使一个企业及个人倾家荡产，甚至锒铛入狱。通过对于支持型规制与惩罚型规制的并用，日本政府真正做到了奖优罚劣，从而维护产品质量法规的权威性，促进质量管理的提升和发展。
四、企业制度与日本质量管理的中观层面
政府质量监管，在整个宏观质量管理体系中，最重要的职能是保证一个国家或区域总体质量的安全。政府当然有促进一个社会总体质量向更高目标发展的任务，但是由于更好的质量标准，实际上根本没有办法加以静态确定。更重要的还在于，“更好的质量标准并不是政府的直接行为就能达成的，它更多地取决于一个良好的、公平的质量制度环境，以及取决于企业的自身努力”（程虹，2009）。因此，要想从“质量安全”迈向“质量发展”，追求更高、更好的质量标准，关键在于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要依法进行自我约束、自我规范、自我管理，并根据市场规律进行自我经营和自我决策。
日本在经济上具有自由化的特点，市场经济也比较发达，日本各企业为了应对市场自由竞争的压力，提出了“以质量求生存”的口号，积极进行管理改革和制度创新，并发展出了一系列具有共性和特色的制度成果，从中观的企业层面保证了日本的质量管理。概括而言，这些制度成果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一）终身雇佣制
日本企业在用工制度上比较普遍地实行终身雇佣制。这种看似不符合市场逻辑的制度模式，其实内含着深刻的经济理性，符合雇佣双方的权利要求。从企业角度来讲，这一用工制度提供了稳定而优质的劳动力资源，进而推动了企业的技术革新与质量发展。培养一个高技术的员工，既需要高成本的投入，也需要中长期的培训。终身雇佣制度恰恰为此提供了资金与时间的保障，并在企业和员工之间形成了一种受到法律规范和保护的契约关系。因此，企业可以放心对员工进行长期经营和培训，而不用担心企业员工的跳槽和辞职，以及由此给企业带来的严重人力资本损失及其相关的成本代价。反过来说，受过培训的高技术员工又会进一步改进生产技术，进而推动企业的技术革新与质量发展。从职工角度来讲，有利于规避失业的风险，充分调动职员的积极性。这体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方面，有利于企业员工安于本职。日本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较小，从业人员离职很困难。一旦辞离原来的企业，一般只能到中小企业就职，而这些企业工资低、劳动条件差、福利设施几乎没有，并且还要被嘲笑为“懒惰、轻浮”之人，因此，离职的代价是极其严重的，这进而塑造了日本企业员工“既来之，则安之”的思想观念，强化了员工对企业的归属感和忠诚感。另一方面，这一制度也有利于企业激发员工的创造力和主人翁意识。企业的发展繁荣与职员的物质利益密切相关，所以他们为了自身的利益就十分关心企业的经营。如果企业经营搞活了，不仅能增加奖金，劳动条件和福利设施也会得到相应改善。但企业一旦亏损或破产，就会减少奖金，甚至失业。因而日本企业的职员为了自己所在企业的繁荣不仅能尽力工作，还积极参加技术革新，提出合理化建议，进而让企业员工形成了一种“干一行，爱一行”的心理观念。总之，终身雇佣制在企业和员工之间形成了一种契约关系，既规定着双方的义务又保障着双方的权利，使双方都有了安全感，有利于创造相互合作及和谐的组织管理气氛，从而间接地促进了质量管理。
（二）年功序列制
日本企业在报酬体系上实行年功序列制，主要体现为工龄工资制和工龄升迁制。这种工资制度不是根据劳动力的供求关系来确定工资额，而是按照职员劳动熟练程度和对企业贡献大小的工龄来决定的。同时根据定期增薪和提高工资标准的规定，使职工每年工资都有所增加。基本工资的增加，决定因素主要是工龄。在年功序列制的前提下，年轻人员的工资所得比较少，在一定程度上是与其贡献度并不匹配的，与之相反，中老年从业人员的工资所得则会比较多。因此，对于年轻从业人员而言，过少的支付意味着对企业的变相投资，年轻时的“投资”会在年老后的“分配”中得以回收。从业人员的这一显性出资甚至比股东的股票所承担的风险还大，因为从业人员在中途离职和企业破产都可能意味着收益的直接损失，日本企业的从业人员也因此不得不与企业结成长期一体化的命运。除此之外，日本企业还通过工龄升迁制来满足从业员工渴望提高社会地位的要求。换言之，对于企业员工而言，物质酬劳、公司职位与工龄大体呈一种正相关关系，工龄越久，酬劳和职位就越高。这就让企业员工一方面对未来有了预期和期待，另一方面也避免了企业内部、员工之间的勾心斗角，有利于创建和谐的员工关系和企业氛围，在这样一种现在时态和谐、未来时态可期的工作氛围下，质量的提升的也就理所当然。
（三）职工中心主义
日本企业“职工中心主义”观念和制度的形成，源于历史和制度两个方面。就历史原因而言，二战后，日本政府通过解散财阀、农地改革、劳动立法等三大民主改革，对既存权力进行了瓦解，对既有资产进行了分配，进而缩短了专业经营者和职工之间的经济和社会距离，从根本上变革了日本企业的所有观；就制度原因而言，日本企业采用的终身雇佣的用工制度和年功序列的报酬体系，增强了职工的主人翁意识，职工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企业，不遗余力地为企业做贡献。
具体而言，这种“职工中心主义”主要体现在所有观念、实际操作和最终受益三方面。（1）所有观念方面，从业人员虽然不是企业所有者，但是具有所有意识。股东尽管是所有者，但不具有所有意识。1990年日本经济新闻社采用抽样调查对100名企业课长进行有关“企业应属于谁？”和“现实中是谁的？”等问题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参见表2），无论在应然观念上，还是在实然观念上，“属于职工”的回答分别以80%和77%的高比例占据榜首。这进一步表明，日本企业的所有观是以职工为中心的含有其他利害相关者的观念体系。（2）实际操作方面，日本企业中的经营者与职工的关系与欧美等国不同，企业职工进入公司时，没有多少受雇之感，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很多人都能逐渐进入经营管理层，而且还是职工代表。在1990年对日本113名大企业社长进行的调查结果表明：作为社长支持的基础，最需要重视的主体是职工（63%），其次是董事（18%），最后是股东（12%），可以认为，日本公司从实质上而言，已经变成了职工的财产。（3）最终受益方面，公司收入虽然首先要满足投资者的利益，但全部余额则用于确保公司的未来发展和保证职工的未来利益，因此职工是最终控制者和剩余索取者。
（四）全面质量管理
正如日本科技联盟理事长铃江康平在一次管理者大会上所说：“我们国家什么也没有，只有全面质量管理，我们一定要深入地推行和发展它，否则，我们在国际上战斗的武器就丢掉了。”对于全面质量管理，日本学者狩野纪昭曾这样解释到：“它是指以质量保证为核心的经营管理。各部门和阶层都必须在经营者的领导下，以日常管理（各部门管理）和各种职能管理为基础，实行方针目标管理。”（1984）概括而言，就是全员参加、全员管理、全员教育。经过多年的积累和实践，目前的全面质量管理又有了两个新的趋势：（1）向广度、向普及的方向发展。表现为在全社会各行各业都开展全面质量管理；把销售服务工作推进到产品使用全过程，考虑延长“包修期”，乃至考虑到“社会保险”；注重跨企业组织质量管理协作，这是因为日本企业从外部购入的零部件占到制造成本的一半以上，为了保证质量，企业间相互真诚的质量保证就极为重要。（2）向纵深、向提高方向发展。这表现为：重视加强产品形成早期阶段的管理，把质量管理的重点放在设计方案、加工样品、调整工艺流程等阶段，事先把好关；注意生产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不搞形式主义、突击生产、超负荷运转；提高人的素质，进行普遍的质量管理教育，把人当成全面质量管理的核心，强调“把质量意识注入每位员工的血脉之中”。日本企业全面质量管理的推行，也为日本带来了高质量的奇效。
五、结语
总之，日本质量管理的成功是文化传统与制度创新合力的结果。经过上述讨论，我们得出了以下两点结论和启示：（1）好的质量首先源自文化和制度两个方面。一是文化，文化的传统以及文化所产生的价值观、世界观和生活的态度，会对人的质量意识产生濡染，要想有良好的质量意识，必须有能够培养忠诚、服从、合作、求精、敬业等观念的文化土壤；另一方面则来自于制度，这里说的是正式设立的制度，而不是习惯和惯例，好的制度既能对人形成一种外在的控制力，又能对人形成一种激励机制，日本质量管理的成功显然是与政府规制、企业政策等制度离不开的。（2）好的质量又源于整体层次功能的发挥。日本质量的成功是宏观政府规制、中观企业制度以及深层文化传统共同作用并且长期坚持的结果，从结构功能主义的角度来看，这三者是缺一不可的，因为任何一者的缺失都会影响到其他层次作用的发挥。这三个层次恰恰是有序存在、相互作用，共同推动了日本质量管理的发展和进步。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以上两点的结论和启示，对于正处在转型时期、产品和服务质量问题十分突出的中国来说，无疑是值得借鉴的。
参考文献：
[1]车，1998：《日本经济周期研究》，辽宁大学出版社。
[2]陈建安，2002：《产业结构调整与政府的经济政策――战后日本产业结构调整的政策研究》，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3]陈建安，2011：《日本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及其方向》，世界知识出版社。
[4]程虹，2009：《宏观质量管理》，湖北人民出版社。
[5]杜导正、宫策、孙铭惠、高洁、刘延州、吴复民，1981：《探索日本》，新华出版社。
[6]沟口雄三，1995：《中国的思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7]胡欣欣，1991：《股份公司制度的机能与股票市场的利弊――关于战后日本股份制特点的思考》，《日本学刊》第3期。
[8]梁漱溟，1987：《中国文化要义》，学林出版社。
[9]莽景石，2000：《略论日本的公司治理结构及其改革趋势》，《世界经济》第7期。
[10]莽景石，2000：《日本市场复归中的政府规制改革》，《日本研究》第6期。
[11]莽石景，2001：《后发展国家的转轨与政府比较优势――战后日本的案例分析》，《天则内部文稿系列》第17期。
[12]莽景石，2009：《日本的公司治理结构：对美国模式的偏离与回归？》，《比较管理》第1期。
[13]牟宗三，1991：《政道与治道》，台湾学生书局。
[14]狩野纪昭，1984：《日本质量管理的发展过程与问题》，《现代日本经济》第6期。
[15]孙丽，2008：《日本政府―企业关系模式解析》，《现代日本经济》第4期。
[16]谭珊颖，2002：《论政府规制在企业发展中的作用――通过考察日本相关企业立法》，《行政与法》第10期。
[17]韦森，2005：《经济学与哲学：制度分析的哲学基础》，上海人民出版社。
[18]王德迅，1998：《日本的放宽规制》，《世界经济》第6期。
[19]徐超平、秦勇，2001：《日本中小企业技术创新与政府规制透析》，《经济师》第6期。
[20]伊丹敬之，1992：《日本企业体系》，文真堂。
[21]张秀敏、高淑娟，2006：《日本质量管理的三个层次》，《新东方》第1期。
[22]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课题组，1993：《日本的经验与中国的改革》，经济科学出版社。
1.日本文化的特征
个体团体来看,日本传统文化的“忠”、“诚”的观念和身份意识非常顽固。形成自己和团体的相互依存拥有强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以此为基础,日本人是命运共同体意识。“忠、诚、义”的核心伦理体系日本人的理论价值观表示:“忠”。“诚”是行为的评价标准。日本人认为履行义务是人生的最高任务。把追求幸福作为人生重大目标是不道德的行为。幸福仅仅是消遣,是否幸福以国家和家庭的评价为标准。武士道精神武士道是职业中与日常生活中一定坚守武士阶层身份出来的义务。其内容为义——“不害怕或没有顾虑地大胆行事”、“堅忍不抜”的精神,仁——“同情心”、“礼”、“名誉”、“忠义”、“克己”。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精神被全体国民所景仰和得到灵感。“大和魂”成为岛国的民族精神,武士道精神到目前为止一直都对日本人产生影响。
2.日本的传统文化与企业管理制度的关系
没有日本的传统文化,就没有其特有的企业管理制度。但如果说日本传统文化决定了日本企业也是不确切的。客观的说传统文化对企业制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日本文化在日本企业之前生成。与自然的变迁不同,日本企业的管理制度是强制性的制度移植。因此,企业制度和文化之间有关系也有区别。因此,日本文化的特性决定了日本企业制度的特性。然后,雇佣制度,产权制度、企业合并制度、经营制度、分配制度、企业家精神的背后是日本传统的“家”的观念、独特的“继承”的思想,团体主义、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武士道精神等文化观念浮起。这一传统文化对日本近代企业制度的形成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3.日本的传统文化对企业管理制度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