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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论：在您撰写科学技术的社会治理时，参考他人的优秀作品可以开阔视野，小编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这些建议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热情，引导您走向新的创作高度。
【关键词】教学质量评价 灰色理论 数字媒体技术专业
【基金项目】本文系湖北民族学院科技学院校内教学研究项目“数字媒体技术专业设计性课程考试改革与实践”（编号：KJY201418）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6）32-0225-01
为了提高教学质量，许多高校采取了各种形式的教学质量评价方式[1]。目前高校评教主要采用统一的评价结构，这影响不同学科评教的合理性。数字媒体技术专业不同其他专业，数字媒体技术专业的各个课程比较重视艺术设计和软件的综合操作能力，采用统一的评价模式难以评价该课程是否能提高学生的艺术素养和实践操作能力。另外，在评教过程中，评教样本较少，不适合采用数理统计方法。灰色理论的基本思路是以小样本为基本出发点，实现对系统行为的正确认识[2]。数字媒体技术专业设计类课程教学质量评是根据该专业的教学目标为准则，判断课程教学效果与目标的实现程度。由于教学评估过程中既有已知明确的信息，也存在许多未知信息，因此，对数字媒体技术专业设计类课程教学质量评价是一个典型的灰色系统。
1.教学质量评价指标设计
数字媒体技术专业设计类课程教学质量评价的基础是评价指标的设计，评价指标应该具体化和可操作化，既有客观指标，也有主观指标，根据国内高校评教体系，我们将数字媒体技术专业设计类课程教学质量评价指标分为4个一级指标和16个二级指标。一级指标包括：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态度和教学效果，二级指标分别表示为：教学内容（反映学科的新思想和新成果;内容充实、深浅适中;突出重点和难点;准确性和科学性）。教学方法（合理使用现代化教学辅助教学;注重学生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培养;教学方法形式多样化;注重理论联系实际）。教学态度（对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做了充分准备;教学认真、有耐心;教学中充满活力;遵守教师行为规范）和教学效果（学生注意力集中、学习兴趣浓;学生掌握了本课程知识内容和方法;学生的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得到提高;对学生实践能力有较强的指导意义）。
2.灰色理论综合评价方法
采用主观与客观结合的方式确定评价指标的权重。主观方法采用层次分析法，客观方法采用熵权方法。采用灰色理论进行评价的基本思路是对教师评价数据进行灰色聚类，判断教师教学质量属于哪个灰色类。下面以某次评教的4名教师得分为例，来说明灰色理论综合评价过程。首先构建评价特征向量，如表1所示，表示4名教师在各个评价指标上的得分（按照百分制计算）。
表1 教师的各个评价指标得分
其次，对原始特征向量进行标准化处理，使标准化后的数据在[0，1]之间。接着求序列差、最大差和最小差，以表中最大值作为参考序列，求出每个评价指标值与参考序列的差值，序列差Δij。接着可以求出教师的关联系数如表2所示。
表2 教师的灰色关联系数
关联度越大表示教师教学质量越接近最优值。教师的灰色关联度为：
教师1为0.61107，教师2为0.62644，教师3为0.62864，教师4为0.60978。
最后进行白化权函数聚类，将评价结果分为“优”、“良”、“中”、“差”等灰类，可以计算出这4个教师的评价得分都属于“良”类。
结论
评价教师的教学质量，不仅需要一个系统科学的评教体系，也需要有一定的评教水平，但是目前对教学评教体系的研究还不完善，有许多问题还不清楚，这说明评价系统是一个信息不完备、不确切的灰色系统，本文正是基于此而采用灰色理论评价方法，这能够提高评价效果。
参考文献：
一、安徽区域经济发展问题
安徽区域经济发展是理论界、实务界关注的焦点，与会代表基于不同的研究视角对如何促进安徽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卫教授从创业环境的角度提出了安徽省城市创业环境评价及其优化政策设计：基于GEM框架的实证研究。他运用GEM研究框架将创业环境综合为金融支持、政府政策、政府项目、教育与培训、研究与开发转移、商务环境、市场开放程度、有形基础设施、文化与社会规范等九大因素，并运用回归方法分析了创业环境因素对创业机会的影响，最后，提出了优化安徽省城市创业环境和创造创业机会的政策建议。唐根丽老师利用GEM专家问卷调查数据，对安徽省芜湖、合肥、亳州等三个城市创业环境进行了实证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改善创业环境、缩小城市间创业环境差异性，进而推动中小企业成长的政策建议。刘冬华博士从不同利益相关者对城市创业环境的评价差异性比较分析入手，对安徽省创业环境问题进行了探讨。
万红先副教授从新型工业化水平测度指标体系研究出发，提出了建立一套适用于安徽地区经济发展特点的新型工业化评价指标体系，并根据该指标体系采用层次分析法，测度了安徽新型工业化发展水平现状，提出了进一步促进安徽新型工业化快速发展的战略措施。
马慧敏老师按照我国第三产业的分类标准，选取了14个有代表性的指标，对安徽省17个市分别进行了聚类分析和因子分析，通过对各市第三产业的发展状况进行分类和排序，反映了各市第三产业的现状，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调整的方向。
秦超副教授对安徽省1985―2007年实际利用外资的状况进行了定量分析，总结了安徽省“十五”以后实际利用外资金额的现状，提出了利用外资促进安徽省经济又快又好发展的政策建议。
胡登峰博士在分析了汽车产业集群发展必要和充分条件的基础上，结合苏皖浙沪三省一市汽车产业发展态势，运用“区位熵”、“积聚经济效应”、“关联效应”比较分析了这三省一市汽车产业集群情况，最后，提出了发展对策。
二、安徽中小企业发展问题
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是安徽经济腾飞的一个新的增长点。如何加快安徽中小企业发展，与会代表分别从中小企业外向国际化、融资以及信息化等方面提出了各自的观点。
冯德连教授认为，安徽中小企业外向国际化的影响因素主要有国内经济发展水平、企业家素质、税收优惠、东道国潜在消费数量、国内政策扶持和企业资本运营能力等，促进中小企业外向国际化成长的对策主要有健全与落实中小企业外向国际化的政策体系、健全中小企业外向国际化的服务体系，以及鼓励企业家创业和中小企业吸引国际化人才等。
孙君老师分析了安徽省中小企业融资的现状、困境及其存在的原因，并结合国外中小企业融资的经验，提出了解决安徽中小企业融资困境的对策。
程昔武副教授分析了安徽中小企业信息化发展的现状和趋势、信息化过程中中小企业面临的内部控制问题以及信息化对内部控制五要素的影响，提出了中小企业信息化进程中基于COSO内部控制的安全对策，并引入IT治理模式，致力于促使安徽中小企业借助现代信息技术发挥核心竞争力，从而实现更好更快地发展。
三、安徽金融市场发展问题
安徽经济的兴起离不开金融市场的改革、发展和完善，构建科学的金融生态环境是促进安徽经济发展的重要步骤。
潘淑娟教授以安徽省农村信用社为例，对农村信用社改革的绩效进行评估，结论是，农村信用社改革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这种成效是表面的，并没有达到改革预期的理想目标，而是沦为了主要相关利益主体博弈的工具，也不符合农村金融的需求。因此需要把握好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方向，另辟蹊径,建立真正的农村合作金融组织。
曹强老师指出，安徽省的民间金融在弥补正规金融供给不足、满足弱势群体对资金融通需求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各种形式的民间金融所隐藏的金融风险和由此引发的各类社会问题也不容忽视。因此建议采取切实有效的对策，进一步规范监管民间金融行为，完善安徽省金融体系，使其健康发展。
郑瑞坤老师用单积自回归移动平均模型（ARIMA）对安徽房地产开发投资总额进行了时序数据分析，为安徽房地产投资提供了较为准确的预测结果，对于预测未来、分析安徽房地产投资状况提供了较为可靠的参考依据。
虞文美老师在借鉴中国社会科学院编制的衡量金融生态的九个通用指标评价方法的基础上，按照数据的可得性和便于比较的原则，对安徽省金融生态环境的现状、困难和主要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提出了加强安徽省良好金融生态环境的政策建议。
四、安徽经济社会环境和谐可持续发展问题
安徽省已正式展开了“生态省”建设工作，研究安徽省经济、环境和能源系统的协调发展状况，对加快建设“生态安徽”的步伐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与重要意义。
鲁峰教授提出了适宜低洼地生态经济发展的几种模式，以及借助自然力，改变沿淮低洼地生态面貌的新思考；协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修复和重建低洼地生态系统；提高低洼地的自然生产力、经济生产力、景观吸引力、可持续发展力，完成土地功能的转变；低洼地景观开发应与旅游开发充分结合，二者相互促进。
李超老师提出了基于AHP的安徽省经济―环境―能源协调发展能力的测度与评价理论，他在对安徽省近十年（1997―2006）“经济、环境与能源”的相关数据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构建了安徽省经济、环境与能源系统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利用层次分析法（AHP）建立了系统层次结构评价模型，根据AHP评价结果计算出各系统间的协调度，对安徽省历年的经济、环境与能源的协调发展能力进行了测度与评价。
张士杰老师对安徽省构建和谐社会与优化能源结构进行了相关分析，提出建立完善的能源评估体系、制定符合和谐社会的能源战略、降低能耗，建立节约型能源系统以及发展多元能源结构是解决和谐社会中能源问题的必由之路。
五、科学兴皖的法治保障及其他问题
为了有效实施科学兴皖战略，与会代表还就科学兴皖的法治问题、新农村建设、促进合作经济发展以及和谐社会构建等方面展开了讨论。
关于科学兴皖的法治保障问题，胡建老师认为，和谐社会不是没有纷争的社会，而是具有一套良好的纠纷解决机制能尽量减少纠纷并使社会长期处于和谐状态的社会，仲裁制度就是其中一种较为重要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相较于诉讼和其他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仲裁因其具有突出当事人意思自治、简便快捷、分散和制衡司法权等制度价值而在化解民事纠纷，构筑与维护社会和谐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构建和谐社会，有必要从理论和制度两个层面进一步完善我国仲裁制度。
梁家贵教授指出，新时期农村宗教发展迅速，出现民众信仰呈多元化趋势、宗教种类以基督教为主、极易出现异化、不同信仰存在潜在矛盾、境外势力加大宗教渗透等五个特点，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影响了农村社会的稳定与发展。要加强管理、切实关心和保障广大农民利益，铲除腐败，努力营造良好的农村社会风气。只有如此，才能有利于构建安徽和谐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实现安徽经济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 血塞通注射液； 血液流变学； 下肢深静脉血栓
【Abstract】 Objective：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Xue-sai-tong injection on the hemorheology of patients who were treated with lower limb orthopedic operation and the nursing experience.Method：69 patients who were treated with lower limb orthopedic operation in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3 to February 2014 were injected with Xue-sai-tong injection，and intervened with specific nursing management.Result：No one had deep venous thrombosis occurred in the 69 patients.After treatment，indexes of whole blood viscosity，plasma viscosity，erythrocyte aggregation index and fibrinogen content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before（P
【Key words】 Xue-sai-tong injection； Hemorheology； Lower limb deep vein thrombus
First-author’s address：The Third People’s Hospital of Yiyang City，Yiyang 413002， China
doi：10.3969/j.issn.1674-4985.2015.21.039
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Lower limb deep vein thrombus，LDVT）是周围血管疾病中发病率较高的疾病，其发病率呈逐年上升趋势。本病发病后会引起程度不同的全身反应，例如体温升高、脉率增快、白细胞计数增多等。当静脉血栓不断滋长、蔓延，累及下肢整个深静脉、浅静脉及其分支，甚者可引起强烈的动脉痉挛，若导致股青肿，数小时内整个患肢出现肿胀、发凉、紫癫、皮肤出现水泡、足背动脉搏动减弱或消失，甚至有出现休克、肢端出现坏疽而需要截肢的严重后果，后期因血栓形成后综合征，影响生活和工作能力[1]。LDVT是骨科下肢手术患者围手术期严重的并发症之一[2]，其中髋关节骨折、髋关节成形术和膝关节成形术达48%、51%、61%[3]。骨科术后形成LDVT的主要原因是血管内壁受损、血液高凝状态及静脉血流缓慢[4]，以上原因均能够不同程度影响血液流变学指标。本文对2013年1月-2014年2月69例骨科下肢手术患者应用血塞通注射液，观察其对患者血液流变学的影响，以及骨科下肢手术术后预防下肢DVT形成的护理体会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3年1月-2014年2月下肢骨折手术住院病例69例，男36例，女33例，年龄22～60岁，平均（48.40±16.30）岁，股骨干骨折22例，股骨粗隆部骨折16例，股骨远端骨折8例，胫腓骨骨折15例，胫骨平台骨折8例。
1.2 治疗方法和检测指标 患者术后第1天起静脉滴注血塞通注射液（昆明制药），400 mg/（次・d），14 d为一疗程。常规使用抗生素抗炎。所有患者术前和术后15 d凌晨空腹8 h以上经肘静脉使用无添加剂真空采血管采取血标本3～5 mL左右，室温下静置2 h后，经处理后进行血液流变学检测，结果数据由医院检验科统一提供。
1.3 统计学处理 采用PEMS 3.1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以（x±s）表示，采用t检验，P
2 结果
69例骨科下肢手术患者均无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的发生，手术切口局部无渗血、无感染、无血肿或坏死，修复良好。结果显示，骨科下肢手术患者治疗前各项指标均有不同程度的异常，其中全血黏度低切、红细胞沉降率和纤维蛋白原值增高最为明显。治疗后各项指标均明显降低，与治疗前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3 护理方案
3.1 心理护理 随着医学模式的不断转变，心理因素在各类疾病的发生、发展和转归过程中越来越受到临床医护人员的重视。骨科下肢手术患者的心理因素同样也影响着疾病的转归，故患者的心理护理在临床护理中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骨科下肢手术患者，常因为遭受意外受伤及手术创伤的双重打击不能及时缓解，往往存在恐惧、急躁、抑郁以及焦虑等不良心理，对突发的躯体运动感觉功能障碍不能接受，经常忧虑躯体运动感觉功能障碍会影响到出院后的社会工作和日常生活能力等，而不良心理因素可以加重病情，甚至导致各种并发症，而疾病又影响着心理状态，非常容易形成恶性循环，影响着疾病的正常转归，因此，临床护理人员应该根据骨科下肢手术患者的心理状况，对其术前加强健康宣教及必要的心理疏导，尽可能的消除其不良心理障碍，并介绍本院成功的案例鼓励患者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鼓励患者积极参与活动，制定健康活动计划，术后指导并鼓励患者主动进行早期肢体功能锻炼[5]。具体为：术前应进行预防宣教，向患者详细讲解下肢DVT发生的原因及后果，术后详细讲解静脉血栓常见症状及术后早期活动的重要性，克服患者的抑郁、急躁、恐惧、焦虑等不良心理，让患者以健康、向上、愉快的心情主动积极配合治疗、护理及康复训练以预防LDVT的发生。
3.2 饮食护理 科学合理的饮食护理是满足患者最基本生理需要的重要护理措施之一，是实施整体护理重要环节。护士应该在全面评估患者营养与饮食状况的基础上，确定存在的健康问题，制定护理计划，并采取相应的护理措施，帮助维持或恢复患者良好的身体。具体饮食护理原则为：（1）低脂、低胆固醇膳食：术后早期适当限制荤食摄入，控制血脂在适当水平，是预防术后下肢深静脉血栓的有效措施之一。饮食中少吃富含胆固醇的食物，脂肪占总热量20%为宜，并且以含多链不饱和脂肪酸的植物油为主，动物脂肪不应超过总脂量的1/3。（2）高纤维膳食：膳食中纤维可与胆汁酸结合，增加粪便中胆盐的排泄，有减少血栓形成的作用。膳食纤维含量丰富的食物主要是粗杂粮、米糠、麦麸、干豆类、海带、蔬菜、水果等，每日摄入纤维量35～45 g为宜[6]。
3.3 观察护理 骨科下肢手术术后临床护理人员应该严密观察患肢末梢血液循环情况，包括患肢远端皮肤温度、颜色、足背动脉搏动、血氧饱和度以及毛细血管充盈情况等；定期测量患肢周径的变化，并同健侧肢体比较，做好记录。同时观察患者生命体征，如血压、呼吸、心率、血氧饱和度等，应高度警惕肺栓塞发生。
3.4 功能锻炼护理 （1）腓肠肌挤压：康复训练师左手将患者患肢抬高并固定患肢踝部，右手贴附于患肢腓肠肌做从下往上、有节律的挤压，以不引起疼痛为度，挤压与放开交替进行，频率为20次/min左右，每次持续3～5 min，约4～6 h/次。（2）足踝的被动运动：康复训练师左手固定患肢踝部，右手握住患肢前足做踝部关节屈伸运动、足内外翻、外伸运动和内屈、内翻、外翻、外伸组合而成的环转运动，频率为10次/min左右。如患者神志清醒，应指导患者行踝关节主动运动，用力背伸、趾屈，配合做深呼吸锻炼，可加速下肢静脉回流[7]。
3.5 机械护理 （1）高危患者可运用循序减压弹力长袜，通过弹力作用刺激小腿肌肉加速静脉回流，预防DVT形成；（2）尽早使用间歇充气压力泵，通过有节律的进行充气膨胀挤压、放气，形成对肢体组织的循环压力，达到促进静脉回流、加强动脉灌注、改善血液循环和淋巴循环（包括微循环）、防止凝血因子的聚集及对血管内膜的黏附，增加纤溶系统的活性，预防深静脉血栓（DVT）、消除水肿，促进愈合，防止肌肉萎缩，改善周围血管功能的疗效；（3）足底静脉泵的及时使用，根据个体差异，每天2次或3次，每次12 h，疗程10 d，动静脉脉冲系统能在瞬间产生高速血流，消除静脉淤滞，促进血液回流，形成血液湍流对静脉瓣膜后方进行冲刷，防止血栓在这里形成[8]。
4 讨论
血液流变学（hemorheology）是研究血液宏观流动性质，人和动物体内血液流动和细胞变形，以及血液与血管、心脏之间相互作用，血细胞流动性质及生物化学成分的一门科学。血液流变学主要包括微观血液流变学和宏观血液流变学两个重要方面。前者研究血液有形成分的流变学特性，如红细胞的变形、聚集、表面电荷，血小板聚集性、血小板黏附性等，又称为细胞流变学（cellular hemorheology）；后者有血液黏度、血浆黏度、血沉、血液及管壁应力分布。随着生物技术的高速发展，后者发展到从分子水平研究血液成分的流变特性，如红细胞膜中骨架蛋白、膜磷脂对红细胞流变性的影响，血浆分子成分对血浆黏度的影响等，故称为分子血液流变学（molecullar hemorheology）。血液流变学在临床中的应用广泛，从疾病的预测预防到疾病的诊断、治疗乃至预后判断；从相对集中于心脑血管性疾病的研究，拓展到对临床各科疾病的探讨；从宏观逐步深入到细胞乃至分子水平[9]。
作为临床上常见的血管外科疾病，深静脉血栓形成，又称血栓性深静脉炎，是指血液在深静脉内不正常地凝结，属静脉回流障碍性疾病。深静脉血栓形成是骨科手术后的主要并发症之一，临床上轻者无症状，严重者可导致死亡[10]。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在临床上常常可以分为两类：近端深静脉血栓形成和远端深静脉血栓形成，其中，近端深静脉血栓形成部位位于N静脉或以上，远端深静脉血栓形成部位位于N静脉以下。而下肢近端深静脉血栓形成，是急慢性肺栓塞栓子的主要来源[11]。骨科术后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的血液流变学机制主要有：下肢静脉血管内皮受损，全身血液高凝状态和下肢静脉血流缓慢。具体为：首先，血管内皮细胞在生理状态下具有防治血栓形成的作用，而当其损伤时引起血小板的聚集激活凝血系统，在下肢骨折病例中骨折可引起邻近血管的直接损伤除此之外，手术牵拉对血管的刺激也能造成间接损伤；其次骨折术后机体处于高凝状态可能是DVT形成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之一，术后静脉血D-二聚体增高是血液高凝状态的反映；再次，静脉血流缓慢在DVT形成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患者术后因为疼痛或肢体活动受限导致卧床和不敢活动肢体血液失去肌肉泵的泵血作用或肌肉泵的泵血作用减弱动静脉血流变慢甚至瘀滞，成为血栓形成的基础之一[12]。
血塞通注射液主要成分为我国传统名贵中药三七的提取物――三七总皂苷，具有活血祛瘀，通脉活络之功效。血塞通注射液广泛应用于临床，目前主要用于脑梗死，视网膜中央静脉阻塞，创伤性脑损伤，支气管肺炎[13-16]。现代医学研究显示其能够显著抑制血小板凝聚、降低血液黏稠度、抑制血栓形成的作用，临床用于气滞血瘀、络脉瘀阻证[14]。曹洪等[17]采用股静脉结扎法形成下肢深静脉血栓模型日本大耳白兔研究血塞通注射液在预防深静脉血栓形成的作用及其机制，结果显示血塞通注射液可能能够通过减轻机体内脂质过氧化（MDA）及提高机体抗氧化能力（SOD），以达到保护静脉血管内皮细胞、抑制其损伤的作用，从而起到预防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的作用。黄有荣等[18]通过探讨静脉注射三七总皂甙注射液对左后肢体股骨近端骨折石膏外固定模型新西兰大耳兔创伤性深静脉血栓形成的影响，发现三七总皂甙能够较好的降低血液黏度及改善血液流变学指标的作用，说明三七总皂甙具有减少创伤性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的作用。但是血塞通注射液应用于骨科下肢手术患者预防DVT的临床研究尚未见报道。
在临床医学研究中，血液流变学常用的检测指标主要有全血黏度、血浆黏度、血清黏度、红细胞比压积、血沉、红细胞变形能力（刚性/变形性）、血浆纤维蛋白原含量等7项，而临床上最基本和最核心的指标主要有4项：全血黏度、血浆黏度、红细胞压积和血浆纤维蛋白原含量[19]，而全血黏度、血浆黏度、红细胞压积等作为血液流变学的重要客观指标，可以作为监测病程、判断预后、指导用药的重要指标之一[20]。本研究中，笔者拟通过观察血塞通注射液对全血黏度、血浆黏度、红细胞压积和血浆纤维蛋白原含量4项最基本和最核心的指标，研究其对骨科下肢手术术后患者血液流变学的影响，以及预防下肢DVT形成的作用。结果发现血塞通注射液能够有效地改善骨科下肢手术患者术后的血液流变学指标，包括全血黏度、血浆黏度、红细胞压积和血浆纤维蛋白原含量，缓解骨科下肢手术术后患者血液的“高凝”状态，有效地预防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的发生。同时中药三七具有止血之功效，不会引起血液凝固学异常，导致出血危险性增加。
国内对深静脉血栓的形成及其可能所致的危害，大部分临床医护人员和高危患者均尚未引起足够重视。因此，应加强对术后深静脉血栓形成研究并积极大力开展相关知识的宣传工作，同时针对DVT发病原因，笔者对骨科术后患者早期实施护理干预，从心理调护、饮食指导、功能锻炼和动态监测评估等不同角度最大程度地干预DVT形成的因素，达到预防DVT形成的目的，从而有利于患者肢体功能迅速的康复，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达到较为理想的治疗效果。这就要求临床护士在骨科术后患者的日常护理工作中，能够通过不断加强自身的业务水平，对患者的病情进行综合全面且专业性的评估，切实了解专科疾病的并发症的危险因素及其可能的危害，并能够提供正确有效的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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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科技部等部门关于国家经贸委管理的10个国家局所属科研机构管理体制改革意见的通知》（〔1999〕18号）和科技部等12个部门《关于印发〈关于国家经贸委管理的10个国家局所属科研机构管理体制改革的实施意见〉的通知》（国科发政字〔1999〕143号）的规定，科研机构转制后实行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为做好这些单位职工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统筹和离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发放工作，根据《研究国家经贸委管理的10个国家局所属242个科研机构转制过程中有关问题的会议纪要》（国阅〔1999〕47号）要求，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基本养老保险费的缴纳
转制的科研机构，从1999年7月1日起，单位和个人按当地人民政府规定的比例，分别以1999年7月的工资总额和个人缴费工资为基数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建立基本养老保险个人帐户。1999年7月1日前的连续工龄视同缴费年限，不再补缴养老保险费。
二、养老保险待遇的支付
（一）转制前已经离退休的人员，原离退休费待遇标准不变。对有事业费的单位，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按所在城市1999年7月企业人均养老金标准支付离退休人员养老金，与原待遇标准的差额部分由原单位用事业费或自有资金支付；没有事业费的单位，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按国家规定的事业单位离退休费标准支付养老金。离退休人员的基本养老金调整按企业的办法执行，所需费用从基本养老保险统筹基金中支付。
（二）转制前参加工作、转制后退休的人员，基本养老金计发按照企业的办法执行。为保证离退休人员待遇水平平稳衔接，在5年过渡期内，按照企业基本养老金计发办法计发的养老金，如低于按原事业单位退休金计发办法计发的养老金，其差额部分（以下称待遇差），采用加发补贴的办法解决，所需费用从基本养老保险统筹基金中支付。其中，1999年7月1日后退休的，发给待遇差的90％；2000年7月1日后退休的，发给待遇差的70％；2001年7月1日后退休的，发给待遇差50％；2002年7月1日后退休的，发给待遇差的30％；2003年7月1日后退休的，发给待遇差的10％；2004年7月1日后退休的，不再发给该项补贴。有条件的单位可建立补充养老保险。
过渡期内退休的人员，核定补贴标准时，企业平均基本养老金按所在城市1999年7月的标准计算；事业单位离退休金以1999年7月本人缴费工资为基数计算，一次核定后不再变动。
（三）转制后参加工作的人员，按照规定执行当地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
三、组织实施及管理
（一）科研机构转制后的养老保险工作，政策性强，涉及面广，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劳动保障、经贸委、科委、财政等部门，要在当地政府的领导下，认真贯彻落实国家有关政策规定，密切配合，加强协调，使转制科研机构参加养老保险统筹的工作平稳过渡，保证改革的顺利实施。
（二）各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要加强基础管理，认真核定单位和个人缴费工资基数，尽快为转制单位职工建立基本养老保险个人帐户；要实行全额收缴的基金结算方式，及时拨付应由基本养老保险统筹基金支付的养老金并实行社会化发放。
在科学技术发展速度越来越快，全球化已成为不可逆转趋势的今天，人类可能遭遇的风险也会越来越复杂，就风险的来源而言，既有与人类行为无关的来自自然界的风险，也有因人类行为导致的人为风险，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件就是典型的“因为我们自己的知识和技术对自然界的影响而引发的风险”，在当代，这种风险的影响已经不断地从人类的物质生产和生活领域向文化领域渗透。对这种文化风险，20世纪以马尔库塞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进行了深人批判与反思。在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话语中，科学技术发展所产生的技术规范不仅是技术本身的遵循，也成为被社会广泛接受的意识形态和行动规则。技术进步与生产进步的融合，在有效推动社会进步的同时，逐渐成为影响人们思想和行为的控制系统。科学技术带来物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不断丰富的同时，却又使人类的思想日益受到禁锢，思想的自由本性受到压制。然而，法兰克福的这种文化批判仍然聚焦于哲学话语的抽象叙事和负面效应之中，对科学技术可能产生的风险，尤其是文化风险缺乏更有说服力的说明。随着上个世纪中期新一次技术革命的发生，核技术、电子技术、基因技术等新技术进人人们的生产生活过程并产生革命性影响，核技术风险、化学产品风险、转基因食品风险、工程风险等问题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并进人学者们的研究视野，但这些研究的核心仍然在于经济利益和自然环境的破坏，即集中于物质性损失的关注，对文化风险，特别是科学技术发展对社会核心价值观培育带来的影响则缺少应有的重视，这种情况显然不适应文化发展的现实需要。
所谓科学技术文化风险，指科学技术在迅速发展过程中及其成果应用过程中，由于科学技术内在的不确定性因素和人为因素对人类文化发展产生的威胁以及使文化发展偏离正常轨道的可能性。在当代，科学技术文化风险随着风险的扩展也日显突出，表现出与其它风险不一样的特征。
(一)内隐性
就科技风险发生与传播的时空界限而言，传统科技风险往往局限于一定的时空界域，因而很容易被人所感知，但随着全球化大潮的推进，科技风险的感知度则随着传播范围的扩大而逐渐减弱，在文化领域的风险则隐藏在技术的光芒之中，如网络技术所带来的文化危机常常被人忽视;就科学技术在不同领域的风险感知而言，在经济和技术领域的可认知性显然高于文化领域，新技术带来的社会经济和技术风险很容易被感知甚至被计量，但文化风险，尤其是在思想文化领域的风险由潜在性向现实性转变的时间较长，并且要通过各种物质形式和人的行动来体现，因而这种风险不容易被人觉知而具有突出的内隐性。
(二)广泛性
在风险社会理论视域中，全球化的发展使风险社会的出现成了可能。全球化的核心是资本和技术的跨国流动，国家民族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依赖，在这样的技术与社会背景下，过去局限于一个国家和地区的风险就很容易跨越政治地理边界扩散到更多的国家和地区;而当今社会，科学技术渗透到人类文化的方方面面，其风险所波及的范围自然涉及人类文化的各个层面，对人类社会进步和个人全面发展都产生了广泛影响。
(三)多样性
文化的内容是丰富的和多样化的，加上科技风险本身具有的复杂关联性，因此，科学技术文化风险的表现形式也是多样化和复杂的，从风险的认知程度看，许多风险已经通过负面效应被人们普遍认知，如核技术风险，但某些技术，尤其是新兴技术本身被公众认知的程度较低，对文化的威胁更加不能被有效认知，如转基因食品技术;从风险所涉及的范围看，科技文化风险已经渗透到文化的各个领域，在每一个领域的表现形式也不一样。这种多样性必然带来风险认知与风险防范的难度。因此，认识风险的发生机制并规制风险势在必行。
二、当代科学技术文化风险的表征
长期以来对科学技术风险的关注主要集中在环境保护和经济利益的权衡，随着科技风险向文化领域的拓展和对科学技术风险认知的推进，人们开始关注科学技术产生的文化威胁，综合各种观点，我们认为，当代科学技术的文化风险主要表现在:
(一)人对自然的态度随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存在异化的风险
人与自然的关系理念是人类精神文化的重要元素，自然界对于人的优先地位和人对自然的依赖关系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认知，这是坚持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认知前提。马克思在《isa}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曾经这样描述到，“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什么也不能创造。它是工人的劳动得以实现、工人的劳动在其中活动、工人的劳动从中生产出和借以生产出自己的产品的材料。n[2](P.53)但自近代以来，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日益提高，从原始状态下对自然的依赖关系，到与自然的“分离”，再到对自然的超越与控制，每一个阶段的变迁，科学技术都扮演着决定性的力量:电力开发使人类获得了新动力，汽车的发明使得世界四通八达，化工技术的进步满足了人类对自然物加工和再造的欲望，核物理的突破性进展展示了人类科技发展最辉煌的一页，网络技术实现了时空的跨越，然而，这一切都埋下了巨大的自然生态和文化生态的隐患，人与自然关系的对立以及由此产生的人—自然关系的错位，对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无疑带来不可估量的风险，也对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的盛行提供了支撑，对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勤俭节约等优良品质的继承与弘扬带来负面影响。
(二)文化遗产受到破坏所带来的文化符号消失的风险
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历史的积淀物，是人类发展的历史见证，特定地域的文化遗产总是同该地域的民族历史与文化相对应，是文化的物质符号，但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这些文化遗产的保护当前正受到日益严重的威胁。据资料显示，印度泰姬陵由于周围工厂排放大量有毒气体导致酸雨过多，原本洁白的泰姬陵出现片片黄斑。中国的世界遗产有多处受到空气污染的危害，象龙门石窟、武陵源、乐山大佛等均处于酸性物的污染之中。人类物质文化遗产存在消失的风险，面对历史，我们有可能失去证据，没有证据的一切辩驳，都将显得无力，文化的说服力，也将变得虚弱无比。
(三)文化主体一人的全面发展面临新的风险
科学技术活动就其终极目的而言是为了人的全面发展与进步，是人类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工具与手段，从原始技术到当代高新技术，从近代科学到现代科学，科学技术越来越昌盛，作用领域和影响范围越来越大，从人对自然的认知和应用能力的视角，人的主体性确实得到了增强，人依靠科学技术的手段不断克服生理上的局限性，不断提升人的认知能力，努力地接近真实的自然。然而，当技术手段成为人们的唯一选择的时候，人事实上成了被技术控制和支配的对象，理性成为人类行动的绝对遵循，人的丰富的想象力与创造力，灵光咋现的灵感，都很可能被一项项技术规则和标准所湮灭。在当下，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发展改变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但随之出现的网络依赖、手机控等问题无疑给人的全面发展敲响了警钟。
(四)核心价值体系的建构和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不断受到来自新技术的威胁
新技术，尤其是新媒体技术对人类精神生活的改善有目共睹，但这种改变所带来的一系列新思想、新价值交互作用可能引起价值观念混乱的风险日益显现，精神迷惘和“意义危机”成为当下精神领域存在的社会性危机。在新媒体时代，先进通信网络的形成使传统大众传媒走向没落，新媒体话语的社会影响力越来越大，电子媒体已成为具有社会影响力的重要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主宰社会舆论和引导话语权的工具。然而，这种文化生态所体现的文化样式对传统价值产生了颠覆性挑战，当社会主流价值取向不能主导的时候，价值多元化带来的价值观念混乱出现的概率显著增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践行将受到严重威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构有被技术焕发出来的魅力所消解的危险。
(五)技术突破使伦理道德底线不断受到来自技术的挑战
从信息技术、网络技术、基因工程技术等新技术领域的发展来看，技术进步的步伐越来越快，技术被突破的时间越来越短，技术突破的空间不断向人类道德底线所能承受的空间视域逼近，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的伦理道德问题。如克隆人技术的发展使我们面临了许多道德难题，迫使我们做出道德决定，人类遗传规律受到来自自体繁殖的挑战，人类婚姻家庭伦理准则也由此而受到被颠覆的危险，依托于克隆人技术而滋生的人的生存准则和交往方式也将受到威胁;互联网技术飞速发展，技术的不断突破，一方面拓展了人的生存空间，丰富了人的生活内容，但另一方面也造成人类传统道德无法跟进不断改进的技术成果，对网络世界的许多事件难以进行有效的道德规制，因而出现了对人类生活带来困扰和精神污染的网络事件，所以吉登斯这样认为，“一方面，互联网带来了探索世界的令人振奋的新机会，另一方面，它也成为毁坏人类和社区关系的威胁。
科学技术的不确定性以及对人类伦理道德底线的这种逼近对伦理道德的冲击是巨大的，如果不加约束，人类本身会逐渐沦为技术的“奴隶”和“牺牲品”，科学技术也就背离了造福人类的发展方向。
三、当代科学技术文化风险的规制
科学技术文化风险的规制需要通过科学技术发展过程中的内部控制和外部治理两个方面来实现，只有依靠内外兼治，才能从根本上减少文化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并从根本上消除科学技术发展对文化构成的威胁，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一)科技文化风险的内部控制
科学技术成为“重要的风险源”不是一开始就有的，在科学技术发展的早期，虽然科学技术也存在风险，但由于科学技术应用的范围较小，危害性极其有限，因而风险也不突出。但随着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成为决定人类社会生活的重要决定力量，科学技术的风险就突显出来了。其内在原因在于人类认识的有限性决定了对自然和社会规律把握的局限性，并由此带来风险由可能J性向现实性的转化。要防止这种转化，必须提高人类认识规律和运用规律的水平，加强对科学技术文化风险的预测研究，提升科技风险的辨识能力，完善现有技术体系，提高科学技术运用系统的稳定性，减少因为技术本身的不稳定性所导致的科学技术负面效应的出现，尽可能减少科学技术风险的发生。
加强对科学技术风险的评估是近年来控制风险的重要手段之一。建立风险评估机制的目的在于对风险发生进行科学的评判，进而实现有效的预防。在风险评估机制的建立中，首先要充分认识和准确把握科技风险的不确定性，将不确定性定位于一种潜在的威胁;其次要鼓励社会公众参与其中，转变科技专家和公众在风险分析与评估中的不平等地位，允许公众的合理建议和现实诉求反映到技术评估的具体实施中，进而提高针对不确定性科技风险决策的合理程度，维护广大公众的利益。最后，从评估取向上支持和鼓励那些能实现长期社会和生态价值的技术，彻底放弃那些可能招致人类灾祸的技术。
科技活动主体—科技工作者对于科学技术文化风险的规制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在风险社会理论视域中，专家系统对于风险的预防发挥着关键性作用。就科技风险认知而言，专家系统与普通公众间的信息具有不对称性，公众对专家系统产生了建立在“依赖”关系上的信任，就其根本原因在于公众对于“知识基础”的模糊不清和缺乏全面系统的了解，在这种信任关系中，作为被依赖方的专家系统处于主动地位，掌握着科学技术及其风险的主要信息资源，而作为依赖方的公众则始终处于被动地位。因而，专家系统的风险认知与规避，主要是发挥专业技术优势展开的技术创新与风险回避，对于科学技术文化风险的规制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二)科技文化风险的外在治理
在当代，政府治理在社会治理中发挥主导性作用，政府治理所具有的资源集中性和强制性的特点是其它治理不能比拟的。就风险治理而言，国家、市场和社会对于科技文化风险的规制无疑仍然具有重要的作用。
风险的政府控制已成为风险理论研究中的共识，政府作为现代技术研发与应用的最主要倡导者，对科学技术的良性发展起着重要的引导作用。为了避免技术发展产生危害性后果，相关政府部门必须加强管理，合理规划，遵循真、善、美相结合的价值选择标准，鼓励科学技术向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和人的全面进步的方向发展，充分应用现代科学技术的最新成果，尤其是抓住新媒体技术在信息传输上的便捷性特点，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尽量控制和约束可能造成严重后果的科研方向和技术应用领域，同时设立风险评估机构，将风险评估纳人科学技术发展战略规划和技术应用评价之中。
在科技文化风险的外部治理体系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带有根本性的关系，它决定着政府与社会，以及市场与社会的关系。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科学—技术—生产的一体化，由基础研究到技术应用再到生产越来越集成化和短时性，科学技术成为社会生产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科技活动与生产的结合越来越紧密。科研部门由原来的纯科研机构向多元化方向转化，生产性科研机构和民间科研机构大量涌现，因此，市场往往成为科学技术，特别是新技术发展的直接动力，不断催生新的科学技术成果的出现。市场的这种刺激作用在推进科学技术活动与生产的紧密结合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往往也是科技活动无序化的推手。因此，要发挥市场在科学技术文化风险治理方面的作用，必须实现“两只手”的有效结合，即把政府的正确引导与市场的内在需求有机结合起来，鼓励科技资源向有利于文化安全的行业与技术研发领域转移，鼓励有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的技术应用，通过市场的有效调节实现科学技术文化风险治理。
随着科学技术发展的社会化程度越来越高，科学技术的社会影响力越来越大，科学技术与社会的融合不断加深。科学技术的风险也随着这种深度融合而不断扩散与放大，特别是在全球化和网络化时代，科学技术文化风险的传播比以往任何时代都快，科学技术负面效应的影响范围比以往任何时代都广，所以风险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将当今世界称之为“全球风险社会”。他认为，随着技术变革的进程不断加快，人类将面临许多共同的风险，许多新的风险形式也随之产生，更为重要的是今天的风险已经不受时间、空间和社会的限制，所有国家和所有社会阶层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事实上已经无法避免风险所带来的影响〔}l(P.sa)。当前应该通过增强社会公众的风险意识和科技文化素养，发挥各种社会组织的监督作用，密切注意科技风险并主动采取防范行动，不断地提高分析预测、评估和抵御科技风险的能力，形成良好的科学文化与科学伦理氛围，形成全社会维护文化安全的自觉意识。
关键词：环境监测；环境保护
一、环境监测的重要性
1、在治理环境污染中的重要性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人们的生活水平进一步的提高，相应的出现不少的环境污染问题，环境保护成为21世纪最重要的过程之一。环境监测是决定环境质量各因素的测定，因此，当出现环境污染时，就需要环境监测对造成影响污染的各因素进行全面、持久的监测。比如当某一地区出现环境污染问题时，我们可以利用环境监测测定影响环境污染的各因素，如大气、土壤、森林、水资源等等，通过对测定结果的分析研究.及时地制定出解决环境污染问题的方案，科学有效地治理环境污染。在还没出现环境污染问题的地区进行必要的预防措施，防患于未然。
2、在科学研究中的重要性
在新时期，科学技术被提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时代的发展离不开科学技术。环境监测是一种以高科技为手段的监测，自然，环境监测离不开科学技术，但同时环境监测又反过来促进科学技术的进步。环境监测在对决定环境质最各因素进行测定的时候，收集到比较全面的、科学的数据，这些科学数据为人们研究科学技术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加快人们研究科学技术的步伐，促进社会的不断发展。比如，在对环境进行监测时，可以为地质学家提供相应的地质信息。在监测生物资源时，可以为微生物提供重要的数据信息。
3、在城市环境规化中的重要性
经济与环境是紧密相连的一对，经济的发展需要一定的环境基础，而环境也必然反过来影响和制约着经济的发展，经济与环境的关系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相互促进的。因此，我们必须搞好经济和环境的关系。在城市经济建设中，我们有必要制定相关的环境规划。城市环境规划的制定离不开环境监测。通过环境监测，城市可以收集到更多的城市环境信息，这些环境信息对城市环境规划有着重要的指导和监督的作用，它能使政府在制定城市环境规划时少走点弯路，提高城市的整个环境质量。
二、环境监测在环境保护中的重要作用
1、环境监测在环境污染问题中的作用
环境监测可以对污染问题严重的环境要素进行持续的、稳定的监测，例如可以对土壤、大气、水资源等环境要素进行监测，对发生污染的环境要素进行及时的治理，对将要发生环境污染问题的要素进行维护，对还没有发生环境污染问题的要素进行预防等，在环境监测的监控范围内，利用各种先进的科学方法去治理、维护和预防各种污染问题的发生，从而制止环境污染源的进一步扩散，扼杀引起环境污染问题的源头，将环境污染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进而一步步的去治理，最终建立一个良好的、和谐的生存和发展的环境。
2、环境监测在城市环境规划中的作用
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经济和环境是一体两面、相互促进的，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是统一的，而不是对立的。国家在坚持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提出了将环境保护作为一项基本国策来执行。在发展经济建设和环境建设时要齐头并进，“两手都要硬”，即实现“三同步”与“三同时”。“三同步”即同步规划、同步实施、同步发展；“三同时”即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因而，环境监测在城市环境规划中可以起到监督、指导的作用，为城市环境规划提供合理的、正确的发展策略。
3、环境监测在科学研究中的作用
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社会的进步与科学技术的发展具有紧密的联系，环境监测作为高科技的监测手段，与科技具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同时环境监测对科学研究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当进行环境监测时，可以将所得到的各种科学数据（自然资源、自然环境）作为科学考察的重要依据。因此，必须做好各种环境的监测工作，这样可以为科学的研究和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持，从而推动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
三、提高环境监测质量的措施
1、提高环境监测的技术水平
新时期背景下，我国的科学技术得到不断地发展，在环境监测技术上，虽然我们拥有一些先进的技术，也取得一些令人欣慰的效果。但总体来说，我国的环境监测技术水平还处于比较落后的状态，与国外相比，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对此，我们应该努力提高我国环境监测的技术水平，在已有的技术水平基础上，不断研制出新的、先进的技术，寻找适合我国环境监测技术的最佳路线，完善环境监测技术的体制，提升我国环境监测的整体质量，促进我国环境保护工作的顺利进行。
2、改进环境监测的方法
目前，我国环境监测的方法相对的落后，其先进程度与国外有一定的差距。因此在环境监测工作中，我们必须改进落后的监测方法，建立自动监测的体系，提高其在噪声、空气以及地表水、地下水等方面监测的准确率，提升整个环境监测系统的自动化能力，促进环境监测质量的提高，使我国的环境保护和环境污染治理工作更好地进展。
3、培养环境监测人才
环境监测是一项技术含量比较高的工作，只有专业的技术人才才能实施。在新时期，我国缺少专业的环境监测人才。因此，我们有必要培养一批专业的环境监测人才。这些环境监测人才不仅要具备专业的理论知识，而且要具备过硬的监测技能，并且具有国家持证上岗证件，在实践操作过程中能够做到正确的使用监测仪器，认真分析监测的结果，并且根据监测的结果制定出高效的防治方案。
结束语：
总之，环境监测在环境保护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通过不断加强环境监测质量的管理，确保环境监测质量管理体系的有效运行，提高环境监测的水平，从而可以有效提高环境的质量。
参考文献
关键词：科学与治理；科学与社会；科学咨询；公共参与；预防原则
Abstract: The issue of Science and Governance has attracted the community of policy and academic research during recent years and is growing as a front topic， which is driven by the fundamental change of the relationship of science and society .This paper examined the dynamics of science and governance ，and described the main factors as advice， precautionary principle ， public participation and research control .The paper highlighted the meaning of science and governance.
Key words:science and governance ， science and society ，science advice ， public participation， precautionary principle.
近年来，“科学与治理”（Science and Governance）成为欧盟及其成员国科技发展战略与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受到国际政策界的广泛关注，并成为日益吸引学术界深入研究的前沿课题。2000年7月，欧洲委员会提出“面向欧洲的研究区”（Towards a European research area）的发展战略，并提出建立欧洲科学技术参照体系（the system of science and technical reference）作为政策制定与实施的支持系统。2000年10月16~17日，欧盟在布鲁塞尔召开名为“知识社会中的科学与治理：欧洲的挑战”（ Science & Governance in a Knowledge Society: The Challenge for Europe），主题是“走向科学、公民和社会之间的新联盟”，来自欧洲各国的450名代表参加了会议。2001年，欧洲委员会发表题为《欧洲治理》的白皮书，把科学治理作为欧洲治理一个重要的部分[1]。2002年欧洲委员会发表《科学与社会行动计划》[2]，作为实施白皮书的行动计划。同样，“科学与治理”议题在美国也受到很高的重视。近几年在美国科学促进协会（AAAS）科技政策年会上，都有包括国务卿在内的政府高级官员就科学与治理议题（集中在科技对外交政策的影响）发表演说，这也是对美国国内正在进行的关于科学与治理高层次讨论的一个反映[3]。同时，科学与治理议题也受到社会团体和学术界的普遍地重视，一些国家的权威机构和国际组织纷纷发表有关的研究报告，如英国文化委员会（The British Council）于2001年3月发表了《科学与社会：走向民主化的科学》[4]。一些有影响的国际学术会议也开始举行，例如，哥伦比亚大学于2002年3月5~7日召开名为“与神怪共同生活：21世纪科学技术的治理”（Living with the Genie: Govern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the 21st Century），会议的主题是以有益于社会为目标理科学技术，300多名代表参加了会议。在著名国际学术刊物上（例如，Research policy ，Science and Public Policy ， Technology in Society等）有关论文开始不断出现，同时有关科学与治理方面的专著和论文集也在问世。[5][6][7][8][9][10]
“科学与治理”的根本动因是科学与社会的关系正在发生的一些根本性变化。这些新的变化不仅对传统的科学技术观提出了广泛的质疑，而且对现有的管理结构和管理机制提出了新的挑战。为此，需要发展一种各有关利益方（政府、科学界、企业、社会团体、公众等）相互协调的机制，，使科学走向民主化，确保科学为人民的健康和福利服务。
本文以发达国家的经验为依据，分析和研究“科学与治理”兴起和发展的动因、核心内容及其重要意义。
1. “科学与治理”的提出
“科学与治理”这一议题是应对现代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带来的新挑战而兴起的，同时也是在“治理”这一概念成为社会科学各学科普遍采用的共同语言的学术氛围内涌现的。为了充分理解“科学与治理”的含义，有必要首先对治理理论的提出和发展做一概括分析。
1.1 治理理论的提出
治理理论的提出是现代社会正在发生一些根本性变化的反映。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刻画了工业社会之后的现代社会正在发生的一些重要变化，如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社会”（1973年）、界沃太一的“知识价值社会”（1985年）、乌尔里希贝克的“风险社会”（1986年）和彼得德鲁克的“后资本主义社会”（1993年），以及现在耳熟能详的“后现代社会”、“信息社会”和“知识社会”等。治理理论关心的问题主要是社会是怎样组织和管理的。可以说，各种关于治理的理论在不同程度上都是以现代社会某些重要变化的特征为出发点。
学者们讨论“治理”的概念兴起大都会以“‘统治’（government）向‘治理’(governance)”的转变为开始。英文中“治理”（governance）一词源于拉丁文和希腊文，原意为“控制”、“引导”和“操纵”。长期以来它与统治（government）等同使用，主要是指政府的合法化的指挥和控制行为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的分立化（decentralization）发展趋势越来越明显，现代社会的各个子系统和网络日趋独立，许多社会和经济领域的管理靠单纯的政府权力控制和管理机制已是不够的，需要公、私双方的协调管理，需要政府以外的一些其他机构和行为者参加经济和社会调节。由此，具有崭新意义的“治理”概念开始出现。
罗茨（Rhodes）在“新的治理”一文中指出：治理意味着“统治的含义有了变化，意味着一种新的统治过程，意味着有序统治的条件不同于以前，或以新的方法来统治社会。”[11]不同的学科（制度经济学、新公共管理理论、国际关系学等）从不同的角度对“治理”下了不同的定义。按照全球治理委员会（the Commission on Global Governance）1995年给出的权威定义：“所谓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物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过程。这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统一或认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它有四个特征：治理不是一套规则，也不是一种活动，而是一个过程；治理过程的基础不是控制，而是协调；治理既涉及公共部门，也包括私人部门；治理不是一种正式的制度，而是持续的互动”。[11]与统治相比，治理是一种内涵更为丰富的现象。它既包括政府机制，但同时也包含非正式、非政府的机制，随着治理范围的扩大，各种人和各类组织等得以借助这些机制满足各自的需要，并实现各自的愿望。治理的实质在于，它强调的是机制，强调的是不同社会角色为了共同目标的协调行为，而不是自上而下的权威和制裁。
法国学者阿里卡赞西吉尔精辟地指出：治理模式的优势在于，它更能应付千差万别的现代社会中的决策问题。在现代社会的各个子系统和网络日趋独立的情况下，治理的能力，除了政府机关和各种机构外，还需要公共社会的参与，各种利益集团、网络以及部门间的协商。治理于是促进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成为形形社会者（agents）如公共治理部门、私人公司、半公共机构、公民、社会群体和协会之间的一种协作方式，使政策的制定更为有效。这种模式比传统的统治方式更能适应社会环境，既强调了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纵横协调，也强调多元和不统一。其根基在于协商而非上令下行。它是在公和私的者五花八门的情况下处理公共决策过程的一种努力。它的要旨不在于机构，而在于过程和实践。它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结构。[11]
1.2 现代科学发展的挑战
随着现代科学的飞速发展，科学已成为国家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科学在国家各个领域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进入政府的核心功能。科学不仅在传统的经济与贸易、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政策领域成为一个重要的不可少的因素，而且在新出现的食品安全、电子商务、知识产权、全球变化等领域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据Padilla 和Gibson于2000年的研究，在过去的10年间，英国议会含科学内容的提案、动议和辩论上升了6倍。由1988~1989年的1%上升到1998~1999年的6%，其中生物科学（医药和食品）和环境科学（包括能源）上升最快。[12]
与科学有关的政策议题不仅逐渐成为政策的中心，而且其中许多议题具有新的特点：（1）在科学上有重要的不确定性；（2）（涉及不同的利益）具有广泛不同的意见；（3）对于敏感领域（普通百姓健康与安全、动植物保护和环境等敏感议题）的公共政策有着潜在的重要涵义。
这些议题充分反映了科学与社会关系正在出现的一些根本性的变化。一方面，科学发现充满着丰富的、令人激动的机会，科学的应用和技术发展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深入而广泛地影响到人类生活的各个层面，给人们带来很多好处和便利；另一方面，科学应用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强，风险并不总能事先确定，在一些重要的敏感领域（如环境和公共健康领域）可能对人民的生活和健康带来潜在的危害，公众关心意识增强（例如对生物技术的应用）。而且，一些重要科学技术领域的发展和应用明显涉及不同的利益群体，例如，转基因作物和食品涉及政府有关部门、公司、消费者、科学家，科学不再被视为是价值中立的，科学家也不再是毫无自身利益的中立者。这样，现代科学的发展不再单单是科学共同体的事情，也不再仅仅关涉到政府，而且涉及到社会其他角色（企业、社会团体等），涉及到公众。由此，带来了社会与科学之间出现新的问题和紧张关系。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疯牛病事件的爆发、转基因作物大面积的播种和转基因食品的大量上市以及基因组研究和基因治疗、干细胞研究和克隆技术等生物技术的飞速发展，社会与科学出现十分紧张的关系。疯牛病（BSE）事件的案例表明，被作为决策基础的科学证据的确实性是不令人信任的。自1985年疯牛病被发现以来，英国政府及其科学顾问一再宣称BSE不会传播给人，而科学界迟迟不能给出有关疯牛病传染的精确答案。直到1996年，英国政府才根据越来越多的证据承认人吃了受感染的牛也会患上同样的症状。疯牛病引发了公众对政府和科学空前的道德信任危机。转基因作物和食品则带来了不确定的风险性和伦理难题。尽管政府和专家声称它们对人们健康无害，但并没有消除人们对风险的疑虑。而不加标注地把转基因食品与天然食品混在一起上市的做法，更激起了消费者的强烈抗议。尽管转基因食品和天然食品可能会同样安全（事实上现时没有一个政府或联合国组织会声称转基因食品是完全安全的），但是这样做意味着科学足够可靠，消费者无需选择，剥夺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这表明科学的应用引发出复杂的价值观冲突和社会问题。而克隆技术、干细胞研究更是带来了严重的道德、伦理和宗教信仰的根本性问题。这一切表明，科学的发展和应用越来越与社会、伦理和价值等因素联在一起，与公众的态度、价值标准和日常生活联在一起。
这些发展表明，越来越多的科学议题与道德、社会、伦理因素以及其他利害关系紧密结合在一起，特别涉及到不确定性问题时，诸多因素混在一起，使议题更为复杂。要解决这样的问题，单靠科学界是不够的，传统的同行评议以及科学家的利益公开（即申明研究资源的来源及资助方是谁）并不能扭转公众对科学的信任危机。同样，传统单一的自上而下的政策制定与管理机制对于解决这样的问题也是不充分的。为此，需要新的机制——治理机制，发展共同的知识基础，协调各有关利益方，使得科学发展和决策过程互相支持，确保科学为人民的健康和福利服务。
2．科学与治理的核心内容
科学技术塑造着社会变化的步伐和方向，治理是以一种方式或机制把有关不同利益的角色带到一起，以使科学技术为保护和促进人民的幸福和安康服务为目的，管理这种变化的所有决策过程。“科学和治理”指的是建立一种机制，使科学和决策过程以有效、可信、负责和透明的方式一起工作。[13] 换句话，“科学和治理”是建立科学与决策的新型关系，形成两者相互支持的机制和网络。
科学与治理的核心内容主要包括：制度化的咨询、信息公开和预警原则、公众参与和对研究的规范等，这些内容之间存在着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
2.1 制度化的咨询
治理的实质就是发展共同的知识基础，坚实的科学咨询或科学建议（Science advice）是治理的不可缺少的重要组织部分。
科学咨询是为决策提供科学证据，包括提供专业上的信息，解释重要科学数据、信息的意义和重要性，确保它们的质量等。科学咨询有助于保证科学上的可信性，澄清争论，促进政策的可接受性。坚实的科学咨询是政策制定的合法性和可靠性的保证，同时也有助于科学技术自身的发展。
合法化和制度化的科学咨询体系是科学决策的必要保证。在发达国家，科学咨询占有比较高的地位，一般都有明确的法律规定。许多国家已经形成了制度化的咨询体系，在最高决策层、立法机构以及政府部门三个层次都设有科学咨询机构[14]；同时，国家科学院、民间思想库等外部咨询组织也履行科学咨询的职能。例如，美国1972年10月6日通过的《联邦咨询委员会法案》（FACA）对咨询工作做出了明确的规定。美国最高决策层设有总统科学顾问和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PCAST），国会设有国会研究服务部和国会技术评估办公室，能源部、国防部、国家宇航局等政府部门都有自己的咨询委员会机构；国家科学院（以研究理事会NRC为执行机构）和民间思想库（如兰德公司）等也为政府的决策提供着重要的咨询。
现代科学发展带来的新的议题以及环境和公共健康领域决策中暴露的一些问题，对现有的咨询体系提出了改进和发展的要求，不仅要保证科学证据的充分、有效，使咨询的组织方式适应发展的新特点，而且要保证咨询体现出责任感和赢得信任。其中，有两个重要的变化：（1）对政府履行征求咨询的责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政府的决策应该主动寻求科学咨询，像在其他公共政策领域（经济、公共管理、国际事务等）设立高级顾问及顾问机构和广泛咨询那样，应该在科学相关领域设立类似地位和能力的科学顾问和科学咨询机构并积极征询咨询。决策者必须按照法律赋予的职责衡量各种不同咨询意见，并做出选择。为使决策建立在更为有效的咨询基础上，一些国家的政府已经开始制定一系列关于咨询的方针、规则和程序，在政府体系内需要主动地促进科学咨询，明确部门和机构实施这些方针的责任。例如，英国政府1997年发展出的一套原则，对科学咨询的重要问题（例如，需要科学咨询尽早地确认的议题，如何使牢固的科学证据与决策整合在一起，解释科学证据的开放性的重要性等）提出了指导意见。[15]随后，加拿大政府也制定出类似的咨询方针和规则。［16］（2）咨询人员不仅限于科学专家，咨询程序也多样、灵活的组织方式。例如，用胚胎干细胞进行研究这一崭新的政策议题，由于这个议题涉及的不仅仅是研究所带来的潜在的医学上的收益，还有一系列道德和伦理上的难题，因此，咨询就不能仅仅限于科学专家。在法国、英国、瑞典、德国、意大利和美国关于干细胞实验议题的立法讨论中，所咨询专家都包括了伦理学和法律专家。每个国家使用的咨询机制各不相同，所有的国家都有现有相应的咨询机构负责（例如，美国由国家生物伦理顾问委员会负责），英国和意大利还特别建立了专门的咨询组。[14]
2.2信息公开和预防原则
科学技术在给我们社会带来好处的同时，也带来了不确定性和新的利害关系，带来了对环境和健康新的危险。风险问题常常是科学与社会紧张关系和冲突的根源。因此，需要认识评估和管理这些风险。
“风险”一词意味着不确定性，对风险的认识不是对“它安全吗”这样的问题给出“是”与“否”的回答（若是能直接回答就是没有风险了），而是“它究竟有多危险”，“它有足够的安全吗”。风险有一定的主观性和视具体情况而定。我们每天都会遇到风险，有一些风险我们是可以接受，有一些不能接受。当我们考虑风险时，考虑常常不只是可能受到的损害，而且还有可能的受益。
风险评估和管理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充分认识和理解不确定性，识别和判定什么是知道的，什么是不知道的，并使信息公开。英国政府对疯牛病（BSE）问题处理的一个教训就是隐瞒信息。当疯牛病传染给人的事实通过英国医学杂志引起公众注意时，政府有关部门还是否认。政府决策者认为没有必要给公众带来不必要的惊慌，这样做的一个诱惑是想坚持等到所有的不确定性都消除后，再公开信息。结果，这大大丧失了政府和科学界的信誉。英国上议院科学技术特别委员会1999－2000年度科学技术第三报告《科学与社会》中指出，疯牛病给人的教训是“如果1996年前政府对疯牛病的立场更够准确地反映背后的科学的不确定性，那么公众和权威就能更好地为科学舆论的转向做准备了。而正是科学舆论的转向促使那次声名狼籍的政策的转变”。[17]
疯牛病的危机促使英国政府的立场发生变化，1997年3月英国科技办公室发表题为《政策制定中的科学咨询》的指导性文件，中心议题是保持科学咨询的公开性，提出：“对于敏感议题的政策决定，政府部门应该公开支持这些决策的所有科学证据和分析，并说明是如何把这些分析纳入到政策形成过程中的。” [15]
即使科学证据还不足以支持决策，也要公开可能的危险，采取预防措施，这是在过去10多年里不断的实践考验中逐渐成为共识的所谓的预防原则（Precautionary Principle）。1998年，来自美国、加拿大和欧洲的社会活动家、学者、科学家和律师们在美国威斯康星州Wingspring举行的会议上发表“关于预防原则的宣言”，把以前在环境领域已广为采用的预防原则扩大到包括公共健康领域。宣言指出：
当一种行为威胁到人类健康和环境时，就应该采取预防措施，即使因果关系在科学上还没有充分得到验证。在这种情况下，行为的创始者而不是公众，应该负起举证的责任。应用预防原则的过程必须是开放、提供信息的和民主的，必须包括潜在的受影响的团体。这一过也必须包括考察所有可能的替代方案，包括不行动。[18]
预防原则为防止对健康和环境的威胁提供了有效的的保证，并会带来更有理性和明智的解决方案。预防原则贯彻到底就是让可能会受影响的公共参与到决策过程中。
2.3 公众参与
当科学技术发展带来具有广泛、深刻影响的伦理和社会议题时，需要公众参与争论、参与决策。近年来，随着欧洲和美国一系列争论和惊慌（转基因食品、基因疗法、疯牛病、口蹄疫等）对公共的影响，各种公共团体和私人组织都要求研究人员对研究工作给出更大的负责任说明（accountability）。同时，随着商业利益越来越渗透、影响科学研究过程，传统上那种根据职业来判断科学是公共利益的代表而自然相信科学家的观念不再有效。各国的政府都开始寻找更有效与公众交流和传递科学信息的途径，恢复公众的信心，公民参与决策成为一个重要的途径。另一方面，新近的研究表明，以往只把公众当作一个被动接受信息、受教育的受众的观念是不正确的，公众对科学知识的理解有自己的态度和价值。［19］同时，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社会其他职业中的受过很好教育的公众越来越多，公共应该在与科学有关的决策中发挥主动的作用。
公众参与科学技术决策并不是新鲜事，早在20世纪60、70年代就开始，但最初只限定于特殊的领域（例如核电站），但是现在具有普遍性和新的含义，被越来越多的国家采纳，并发展出一系列新的方法，例如，社区为基础的研究（Community-based research， CBR）；共识会议（Consensus Conference）；情景研讨班（Scenario workshops）等。实践表明，各种形式的公共参与十分有效。例如，起源于丹麦的共识会议证明了就科学技术议题创造与公众的对话会带来更好的决策。与这个词表面意思相反，共识会议通常是就某个还没有确定规则的科学技术议题让公众（通常由10~12个市民组成）参与讨论，并提出具体政策建议，这些建议被纳入决策者的决策中。［20］
公共参与的实践表明，欧洲公民获得科学技术知识单单靠信息从专家传播给公众是不够，必须形成真正的对话，形成公共参与。改进科学与社会的关系并不在于提高公众更好地理解科学，不能只是简单地谈教育。科学家必须学习听取公众意见，特别是与公民直接相关的地方和区域的议题（例如，环境、可持续发展、健康等），公共的意见是十分重要的。
英国上议院科学技术特别委员会1999-2000年度科学技术第三报告《科学与社会》指出，公共参与对于决策具有重要的价值。报告考察了各国已存在的公共参与形式，指出各种不同形式的公共参与都具有价值，它们并不是代替决策，而是帮助决策。它们帮助决策者聆听公众的价值和关心，并对之迅速做出反应。同时，它们让公众得到一些确信，相信他们的观点受到了认真考虑，这就提高了政策被接受的可能性。报告因此提出建议：“我们建议，与公众直接的对话应该成为关于科学的决策过程的正常的和完整的一部分，应该成为研究组织和学术机构活动的正常的和完整的一部分，而不是可有可无的附加物。” [17]
2．4 科学家的社会责任和对研究的规范
科学研究的根本动力是对自然奥秘的好奇和求知，是自由探索的精神，这是数百年来科学发展的根本动力。但是，完全由好奇心导向的研究活动可能会带来潜在的负面效果，并对社会伦理的严重挑战。在科学研究可能会带来潜在危害后果的现时代，科学家肩负着比任何以往时代更大的责任。科学家需要对自己的研究工作省察：这个工作目的是什么、是在什么条件下进行的，如何确保这些研究是以正当理由、以正当的目的做的。正如中国科学院院士朱作言教授所指出的，科学家的社会责任包括基本的两个方面：一是科学家应对其科学研究本身的行为负责，在研究中一旦意识到此类研究会威胁到人类生存，或者对人类生活环境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害时，就应该自觉约束自己的行为，甚至终止此类研究；二是科学家应该充分利用所掌握的知识，将自己意识或预见到的、由研究带来的各种可能后果，负责地告诉公众。［21］但是，单靠科学家自身的行为是不够的，因为在一些情况下，在研究开始时可能比较难以断定会有什么负面影响，或者科研活动受到其他方面的利益（如商业利益）的支配而可能故意隐瞒信息。因此，必须对一些敏感领域的研究活动进行规范和控制。
3. 科学与治理的意义
科学与治理的兴起表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仅与经济因素紧密相连，而且与社会和伦理的因素也紧紧结合在一起。科学技术成为社会中的科学技术。要使科学技术对人民生活和社会发展长期有益，一个国家科学技术的发展战略与政策就不再只是包括科学和创新两方面的内容，还要加入第三个因素——“社会”或“公众”，实现科学技术、经济和社会三者的协调发展。这需要转变观念，采取新的行动措施。
3.1 需要加深对科学在社会中所起作用的认识
现代科学的新发展表明，科学既带来了发展机会，同时也会带来潜在的威胁。，传统上认为科学是纯粹客观的、与人类的价值和责任无关的观念正在破产，包括人的价值和远见在内各种复杂的力量塑造着科学发展，同时象“科学技术是双刃剑”、“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这样的论述仍是停留在表面，需要一种建立在对科学过程和不确定性更深入理解和认识基础之上的科学观。
3.2科学与社会需要建立新型的对话关系
传统的公共理解科学的途径，认为公众无知，用教育弥补就行了，而近年来许多的调查研究表明，正是受过教育的公众提的问题更尖锐，对新技术的接受也更为谨慎。这表明公众对科学的接受还有科学之外的更重要的因素，必须保证公众能够在获得充分信息的情况下做出选择。公共对有关科学的政策争论提供的并不仅仅是意见，可能还有相关的知识、价值或问题，这些可能是科学家忽略的。因此，科学与社会的关系不仅“公众理解科学”，而且包括“科学理解公众”，科学与公众需要新型的对话关系，这不仅有助于科学的发展，也有利于决策的民主化。
3.3 建立科学与决策相互支持的机制
科学发展带来一系列新的议题，涉及更多的利益相关者，对现有治理机制提出挑战，呼唤建立新的价值观念，建立传统决策机制和公共机构、私有机构和公众协作的治理机制，使科学发展与决策相互支持。尽管每一个国家体制、经济状况、社会发展水平以及文化价值观不同，但是，各国的实践表明，科学与治理机制的共同价值观包括：更大的公开性和透明性；承认（识别）风险和不确定性；决策的社会-技术复杂性；承认伦理学和公共价值；超越“利益相关者”等。建立包括吸引公众参与等新因素在内的治理机制并不是代替已有决策，而是帮助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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