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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行政事业单位；固定资产；管理问题；浪费损失
行政事业单位作为非盈利服务性组织机构在社会上起着巨大的作用，社会的正常运转往往需要行政事业单位的辅助。但因为行政事业的特殊属性，单位本身不生产产品和提供有偿服务，不会从社会活动中获取资本，所以其用于运转的资本主要来源于国家的国用资产的划拨。但由于单位对固定资产管理不重视、部分人员思想观念错误、财务管理核算机制过时、缺乏有力的监督机制等原因，在对单位内国有固定资产管理中出现不少问题，造成了公共财产的损失情况严重，因此，如何加强行政事业单位的固定资产管理成了急需解决的问题。
一、行政事业单位固定资产管理存在的问题
（一）行政事业单位对固定资产的重视程度不够
鉴于行政事业单位的非盈利性，所以并不会像企业对成本控制、资产管理等一样进行严格把控。单位内部普遍缺乏对固定资产管理的重要性的认识，甚至有部分领导也错误的认为，作为行政事业单位只需要把单位本职工作做好即可，单位内的固定资产随意使用，不够用便申请国家划拨。另外对固定资产也没有很好的保管使用，像单位的设备、办公用品、车辆不爱惜，毁损情况严重，造成了不必要的财产损失。还有对向国家申请物资随意，导致大批没必要申请的物资批发下来处于闲置状态，也属于固定资产的浪费的表现。
（二）单位内部人员对固定资产使用不恰当
行政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属于国有资产的使用者，基本上也都会涉及到单位固定资产的使用。在对固定资产使用过程中，部分员工存在思想观念不正确：对物资浪费毁损时有发生；对使用的机器设备缺乏保养护理意识；利用职务便利，将公共物资用在私人用途或占为己有等现象也会发生。这些问题都加速了单位固定资产的毁损和折旧，更严重的是，这部分员工不正确的思想观念没有得到及时纠正，还将会把不良影响带到整个单位。
（三）财务部门对固定资产核算机制存在缺陷
财务部门在对行政事业单位固定资产进行核算时，存在许多不合理或者过时的地方，不正确的会计核算方法必然会造成单位物资在账面上的错误，账实不符：譬如在计算固定资产入账价值的时候，没有计算固定资产运输、安装的人工费用；不依法计提固定资产的折旧，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和净现值相差甚远；与固定资产建造发生的相关利息支出没有计入固定资产入账价值，而错误的计入了当期费用支出。以上种种不合理的记账方式造成了固定资产会计核算的失真，不能真实反映单位固定资产的真实情况。此外，因为事业单位特殊的招聘机制，新加入的财务人员往往缺乏专业实战经验，不能有机地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若是没有按照国家统一的会计核算方式计量，大多数情况下做账便会存在漏洞。单位对固定资产的有效控制就会受到负面影响。
（四）缺乏监督机制对行政事业单位固定资产的使用进行监查
固定资产的合理使用效率低，是由于部分资产使用者观念思想错误，单位内部管理力度不够，会计核算存在不合理和漏洞，此类问题主要还是因为缺少有力的内部监督机制，权利缺少了相对应的制衡机制，权利必然会无限放大，并超出原有权利以外。同样，行政事业单位的固定资产也是这个道理，使用合理合法使用固定资产是国家赋予这类单位的权利，但是因为缺少了制衡机制，这个权利就会泛滥，固定资产的使用就会超出合理合法的范围。
二、行政事业单位加强固定资产管理对策
（一）从整个单位角度全面提升对固定资产管理使用的重视程度
虽然有别于企业单位性质，行政事业单位在财务管理方面相对欠缺。但站在为人民服务的角度，有效合理地利用国有资产，是对人民群众信任的尊重，也能减轻国家负担。所以全面提升对整个单位的正确的财产管理使用意识非常有必要。《行政事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试行）》（以下简称规范）也提出需要进一步提高行政事业单位内部管理水平。很显然，固定资产的管理属于行政事业单位内部管理的重要模块，单位必须有足够的意识去提高。在整个单位宣传固定资产对于单位的重要意义，树立严肃对待固定资产管理，妥善使用办公工具，爱护公共财产的良好风气。
（二）树立正确的价值观，避免不必要的物资索取和浪费
利用国用资产的支持进行办公室是行政事业单位员工的权利，但是合理使用，妥善维护，爱惜公共物资也是单位员工应尽到的义务。针对部分员工对单位固定资产不合理使用的情况，首先应该从精神层面上对其进行教育改造，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荣辱观，使其认识到固定资产对于单位的重要性和意义所在；其次，对于已经发生的固定资产不合理使用，必须进行批评教育，因为个人原因造成的单位物资损失损坏需要追究责任；最后教导员工要有节约意识，不随意申请不必要的物资分配，造成国有资产的闲置浪费。
（三）优化财务部门固定资产管理机制，提升财务人员专业能力
行政事业单位在对固定资产进行管理的过程中，财务部门起着绝对的主导作用，准确的核算记录和财务报告能够使单位有效的了解单位固定资产的使用情况，合理规划出下一会计期间的预算。在《规范》中也指出了行政事业单位在经济管理过程需要注意规范的预算、收支、采购、资产管理等问题，这些问题也对固定资产的管理有指导作用。这就要求财务部门工作人员必须提高专业水平，定期对财务工作人员进行再教育培训，了解最新的财会法律法规，及时对单位财务管理制度进行合理优化调整，剔除不正确的核算方式，找出并解决相关财务管理里的漏洞，尽可能的做到账实相符，使有关固定资产的财务报表能够真实反映固定资产的使用情况、剩余价值，方便单位有效地安排预算，国家合理地分配物资。
（四）建立相关监督机制，平衡权利和义务
有力的监督机制能够有效的避免固定资产使用权利下放造成的不合理使用。通过建立监督机制，使得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权利和义务达到一种制衡效果。可以专设监督部门对固定资产的使用进行跟踪检查，对违规违法的使用行为形成威慑力，从源头上杜绝问题的产生；并定期对各相关部门固定资产使用情况进行评估分析，对使用情况存在异常的部门进行调查，查明原因并开出审查报告以作处理，增强固定资产使用的透明度。最终使行政事业单位的固定资产逐步走上科学规范化的道路。
三、结论
行政事业单位在对固定资产的管理上一定要做到：在思想上严格要求，端正价值观，树立正确使用固定资产的风气；制度上，统一规范固定资产会计核算机制，培养财务工作人员专业素养，提升工作能力；纪律上，实行严格的监管机制，对固定资产的使用进行有力的监督，在单位内部达到一个权力和义务的平衡。在《规范》中也屡次提到行政事业单位在管理过程中，与固定资产相管理有关联的条款，这说明了国家对国有资产规范管理的重视。只有通过加强对固定资产的科学管理，才能让这部分财产得到有效使用，在维持单位的正常运转的同时减轻国家财政负担，腾出节余的国有资产用于其他有需要的地方，形成良性循环。
参考文献：
[1]张金福.行政事业单位固定资产管理浅析[J].行政事业资产与财务，2015（31）.
关键词：资产定价；传统资产定价理论；行为资产定价理论
文章编号：1003―4625(2007)01―0011－04
中图分类号：F830．49
文献标识码：A
资产定价理论是现代金融理论的核心内容，也是研究最系统、成果最丰富的领域之一。从1900年Bachelier开始研究到现在的一个多世纪中，有关资产定价的研究汗牛充栋，并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这种局面催生出了诸如现代资产组合理论、资本资产定价理论、行为资产定价理论等成果，这些理论成果可以划分为传统资产定价理论阶段和行为资产定价理论阶段两个阶段。无论是传统资产定价理论还是行为资产定价理论都对金融理论和实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一、传统资产定价理论阶段
传统资产定价理论阶段的特征是资产定价理论大都基于传统金融学的若干假设提出，这一阶段出现了很多卓有影响的理论，如最优投资组合理论、资本资产定价理论(CAPM)、无套利定价理论(APT)和消费基础的资本资产定价理论(CCAPM)等。这一阶段是资产定价理论的产生和发展阶段，开创了资产定价理论专门研究的先河，为后续的行为资产定价等理论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一)现代资产组合理论(modern portfolio theory，MPT)
Markowiz于1952年提出现代资产组合理论以减少投资者总量风险。其风险分散原理是：多种证券组合的总收益等于个别证券收益的加权平均，而组合的总风险可以比个别证券风险的加权平均小。现代资产组合理论的出现标志着现代金融学这一学科正式确立。
Markowiz的模型以资产回报率的均值和方差作为选择的对象，而不去考虑个体的效用函数。一般来说，资产回报率的均值和方差并不能完全包含个体作选择时所需要的信息。但是，在假设效用函数为二次的或者资产回报率服从正态分布的前提下，个体的期望效用函数能够仅仅表示为资产回报率均值和方差的函数，从而，投资者可以只把资产回报率的均值和方差作为选择的目标。“均值――方差模型”自提出以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后期，研究者在Markowitz模型框架中引入不对称信息、流动性限制、交易成本等因素来研究投资者的最优投资组合问题，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例如，Jaganmatham和Ma(2002)研究投资组合权重受限制时的最优投资组合问题。尽管均值――方差不能用来完全刻画个体的偏好，但由于其灵活性以及经验上的可检验性，应用较为广泛。
(二)资本资产定价理论(capitalasset pricing model，CAPM)
在Markowitz工作的基础上，Sharpe(1964)，Lintner(1965)，Mossin(1965)独立地得出了资产均衡定价理论(CAPM理论)。该理论是金融学的支柱之一，自提出以来就一直是实证金融关注的焦点，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CAPM的贡献在于，运用均值与方差的概念并利用求极值的简单思想，推演出一个对应于各种特定风险下的投资资产组合可行机会集合曲线(porffolioopportunity set，即资本市场供给)，和一个由投资者根据相应的风险资产与无风险资产构成的风险资产组合(即资本市场需求)，把证券的超额回报率与市场证券组合的回报率联系起来，并用β系数描述单个证券与整个市场的关系，以及β系数与证券的收益率和风险的关系。但由于该理论建立在信息的完全性、市场参与者的完全理性、市场的无摩擦性、风险可计量性、投资者为价格接受者等严格的假设前提下，使之不仅在理论上存在许多悖论，而且在实践上面，临挑战。
杨策平，刘磊(2005)通过改变和放松CAPM的相关假设，利用Markowitz的组合投资模型将CAPM模型进行推广，证明当投资者具有二次效用或是收益率服从联合正态分布的时候，推广模型的结论与CAPM一致。黎祥君(2006)在CAPM的基础上用时间序列的分析方法对证券收益率的预测作为未来证券收益率的估计，不仅能得出与CAPM类似的结果，而且避免了CAPM对收益率必须服从正态分布的限制，使其应用更为广泛，同时可以有效地反映证券市场的时变特性。
(三)套利定价理论(arbitrage pricing theory，APT)
除CAPM理论外，另一种重要的定价理论是由Ross(1976)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建立的套利定价理论(APT)。套利定价理论是建立在多因素进行个体套利行为之上的一种均衡模型。通过消除套利机会，套利者使市场更具有效率。
CAPM是建立在一系列假设之上的非常理想化的模型，这些假设包括Markowitz建立一期最优投资组合模型时所作的假设。APT所作的假设则少得多(APT的核心是假设不存在套利机会)。APT在更加广泛的意义上建立了证券收益与宏观经济中其他因素的联系，将资本资产定价从单因素模式发展成为多因素模式，为证券走势分析提供便利。因此，从模型的真实、准确度来讲，套利定价模型所得出的预期收益的数据的实用性比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是大大增加了，其不仅能告诉投资者风险的大小，还能告诉他风险来自何处，影响程度多大。可以说，APT是复杂化多元化了的CAPM，在内涵和实用性上更具广泛意义，既是对CAPM的肯定，更是一种补充和修正。
李佼瑞(2002)运用APT模型对深圳成分股中的34种股票数据进行检验，发现股票市场的非系统风险对股票的价格、投资者的投资信心及投资决策都有较大的影响；阳玉香等(2004)基于套利定价模型对我国股票市场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得出了公司规模、市值与账面价值比以及市盈率对股票收益率的影响是不显著的，所有靠查找公司的这些信息及确定股票对不同因素的敏感程度来判断股票价值是被高估还是低估，从而选择投资、调整投资组合的努力都不会有成果的，股价的未来走向是任何人都不能事先预知的，所以股票价格的变动是随机的且不可预测的。
(四)消费基础资本资产定价理论(consumption capital asset pricing model，CCAPM)
继CAPM之后，Rubinstein(1976)，Breeden和Litzenberger(1978)，Breeden
(1979)提出消费基础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其核心思想是把投资视为对消费的一种保障，本质是交换经济下一般均衡理论在资本市场的延伸。
CCAPM通过使用资产收益率与总消费增长率的协方差来描述风险，不仅引入了投资者的效用函数，而且能够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中同时考虑消费和投资的决策，把产品市场、要素市场和金融市场上的各种变量通过消费和投资的关系联系起来，从而简化基本定价方程，使得证券的期望超额回报率和证券的超额回报率与消费之间的协方差相联系，由此获得对资产组合决策的真正意义上的一般均衡分析。但是CCAPM无法解释股票溢价之谜(Mehra和Prescott，1985)和无风险利率之谜(weil，1989)等金融市场“异象”，在CCAPM里，我们并不能保证存在某个证券组合其回报率与总消费完全正相关。这说明CCAPM模型同样存在理论上的缺陷。
二、行为资产定价理论阶段
(一)产生背景
有效市场假说和理性人假说是传统金融学的基本前提。传统金融学家法玛坚持，市场是效率市场，资产的市场价格是一个公平合理的价格，体现了它的真实价值，而另外一些金融学家则认为，市场并非效率市场，资产的市场价格并非总是资产的公平合理的价格，市场可能对资产估价得过高或者过低；如果人们是完全理性的，那么市场上的资产价格应该就是其真实价值的体现，然而，大量研究表明，市场上存在很多异常现象，如风险溢价之谜(equity premium puzzle)、股票市场波动之谜(stock manet volatil―ity puzzle)、无风险利率之谜(risk―free rate puzzle)、弗里德曼－萨维奇困惑(Friedman-Savage puzzle)、 日历效应(Calendar effect)、均值回复(Mean rever－sion)、期权微笑(Options smile)等，很难以传统的金融学来解释。
行为金融理论是在克服传统金融理论的缺陷中而逐渐兴起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行为金融学在对金融市场中各种异常现象的不断探索中蓬勃发展，通过借鉴心理学、行为学、社会学等其他学科的理论方法对传统金融理论的基本假设及分析范式作了修正，形成各有所异的理论解释，成为20世纪最后十几年来最迷人的研究领域之一。
行为资产定价理论是行为金融理论之核心。行为资产定价理论基于人类理性的有限性套利有限性(Limits of Arbi－trage)提出，更加符合实际资本市场和投资者的情况，被视为是更具体化与现实化的资产定价理论。行为资产定价理论从解释实际市场现象和接受实证检验的需要出发，对传统资产定价理论作了开创性的拓展，从而更加符合实际和更具有解释力，因此其后续研究十分活跃，形成了繁荣的行为资产定价家族。这个家族中声名最显赫的成员就是行为资产定价模型(behavioral asset-phcing model，BAPM)
(二)行为资产定价模型(behavioral asset-pricing model，BAPM)
为了更好地对资产进行定价，Shefin和Statman(1994)构筑了行为资产定价模型(BAPM)。BAPM将投资者分为两类，一类是理性的信息交易者(informa―tion traders)，一类是非理性的噪音交易者(noise traders)。信息交易者即CAPM下的投资者，他们严格按标准CAPM行事，不会受认知偏差的影响，不同个体之间具有良好的统计均方差，而且通过套利使资产价格趋于理性价值；噪音交易者则是那些处于CAPM框架之外的投资者，他们不按CAPM行事，时常犯认知偏差错误，不同个体之间具有显著的异方差。
将信息交易者和噪音交易者以及两者在市场上的交互作用同时纳入资产定价框架是BAPM的一大创举，两类投资者在市场上相互影响，共同决定了资本市场的价格。噪声交易者的存在导致噪音估计的发生和形成噪声交易者风险(Noise Trader Risk，NTR)。“理性”的信息交易者无法“量化”这一新的风险因素，只能在真实风险之上再加上额外的风险，它用行为来表示。这样，在BAPM中证券的预期收益决定于行为β系数，即正切均方差效应资产组合的β。换句话说，在BAPM中行为β与均值方差有效组合的切线有关，正切均方差效应资产组合并非市场组合。
(三)行为资产定价理论的扩展
Bakshi和Chen(1996)研究基于财富偏好的资产定价理论，通过求解基于消费偏好的消费――投资组合模型，得到了相应的资产定价模型。在Bakahi和Chen的模型中，投资者的消费和财富都是其效用函数中的变量，那么投资者不但关心其消费的波动，也关心其财富的波动。因此，投资者持有风险资产，不但要对冲资产的消费风险，而且要对冲资产的财富风险。利用财富偏好可以很好地解释无风险利率之谜，但是很难解释股票溢价之谜。
Sundaresan(1989)研究丁基于习惯形成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习惯因素引入资产定价主要体现在效用函数的重新构造上。Sundaresan的模型通过向效用函数中引入不同的习惯测度指标，使之可以运用现实的数据来检验习惯和资产定价之间的关系。基于习惯形成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可用于解释无风险利率之谜。
Abel(1990)提出了基于追赶时髦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其原理是：由于此期和滞后一期的消费增长率都进入资产定价方程，所以代表性投资者的追赶时髦行为会影响经济中所有资产的均衡收益率。在基于追赶时髦的资产定价方程中，通过调整参数可以得到低水平的无风险债券收益率。因此该模型可以很好地解释股票溢价之谜和无风险利率之谜。但是研究表明，参数的调整将对该模型的稳定性造成影响。
Gali(1994)和Collier(2003)研究了基于嫉妒的资产定价模型。嫉妒是指投资者的效用函数定义在投资者自己的当前消费水平和当前的经济中的平均总消费水平之上。嫉妒与追赶时髦都具有消费外在性，只是外在性影响偏好的时间不同，追赶时髦的消费外在性是滞后的，而嫉妒型的消费外在性是即时的。
Kahneman和Tversky(1992)认为投资者不但厌恶风险，而且厌恶损失。于是，Barberis，Huang和Santos(2001)在Lu－cas(1978)基础上，认为投资者不但规避消费风险，还规避财富的损失。他们通过对定义在消费和财富波动下的效用函数修正之后得到了基于损失厌恶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四)行为资产定价理论的应用
理论的价值在于应用。理论用来指导实践并接受实践的检验。从资产定价理论产生的那一刻起，它就尝试着用来指导实践。正如前文所述，行为资产定价理论对传统资产定价理论作了开创性的拓展，行为资产定价理论从解释实际市场现象和接受实证检验的需要出发，从而更加符合实际和更具有解释力，所以资产定价理论发展到行为资产定价理论阶段后，极大地推动了资本市场的繁荣和发展。
Becker和Mulligan(1997)建立了主观贴现因子内生决定下的资产定价模型。Becker和Mulligan的模型中主观贴现因子不再是常数，而是利率水平和投资者收入的函数效应。这些变量的随机性将会使得主观贴现因子随机波动，从而增加了资产价格的波动性。Mehra和Sah(2002)将主观贴现因子的波动称为情绪波动，并进一步研究了主观贴现因子的波动对均衡股票价格的定量影响。通过计算他们发现，投资者情绪的较小波动，可以引起股票价格的很大波动，从而解释了股票市场的过度波动性。
在我国的研究中，张树德(2005)通过研究带有价格波动项的行为资产定价模型发现，股市存在一种风险控制机制，这种机制允许股票存在溢价与风险，但溢价与风险都会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波动，即溢价存在一个临界点，当溢价在临界点之下时，追逐风险将会带来高收益；但是溢价的上升高于临界点时，追逐风险，溢价却减小了。这种内在的风险与收益之间的调节机制可以避免股市大起大落的风险。
姜继娇，杨乃定(2006)将流动性因素纳入股票横截面收益的关键影响因素，构建了基于流动性风险调整的行为资产定价模型，利用欧拉方程确定了模型均衡价格。在一般均衡框架下揭示了买卖差价、交易频率和市场效率等因素以流动性偏好形式对资产价格的影响机理。
王敬，张莹(2006)利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与行为资产定价模型，对不同时期的上证50成分股中的40支股票进行实证研究，发现行为资产定价模型不具有普遍适用性，在股价处于较高价位，噪音交易广泛存在的条件下，BAPM才优于CAPM，而在低价位时期，市场中存在着负噪音，此时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更有效。
三、行为资产定价理论与传统资产定价理论的比较
从以上综述可以看出，传统资产定价理论与其有区别也有联系。两者的区别可以用一句话简单揭示：传统资产定价理论是为了说明资产真实定价是什么，行为资产定价理论则是研究资产应该如何定价。
传统资产定价理论为行为资产定价理论的产生奠定了雄厚的基础，而行为资产定价理论是对传统资产定价理论的修正和完善。因此两者的联系也显而易见：行为资产定价理论并不否认金融市场参与者的理性，但是它给参与者的理性施加了限制。首先，行为资产定价理论不排斥理性假定。早期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不仅假定参与者是理性的，而且这种理性是完全的，任何影响投资者行为的因素都可以通过一个统一的简单的未来现金流的贴现方式加以解决，但行为资产定价理论并不接受投资者仅仅权衡收益――风险的两分法决策，而是考虑一个现实的投资者的行为本质究竟如何?按照新的理论，投资者在决策时不仅要权衡收益风险，而且决策本身要受到消费习惯、财富禀赋、对损益的态度等的影响，这就使得金融学的研究更贴近投资者的真实状态。也就是说，在行为资产定价理论中，参与者的理性受到限制了。但和行为金融学中其他理论不同，行为资产定价理论更倾向于承认投资者的受限制的理性，而不是非理性。其次，以BAPM可以解释CAPM的两个悖论：正是因为市场上普遍存在的不断犯错的噪声交易者，所以交易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经常的；同时正是噪音交易者的存在导致了风险资产的价格与其内在价值的背离是持续的，“套期保值”交易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可以说，行为资产定价理论可以看作是对传统资产定价理论的延伸，行为资产定价理论与传统金融学是兼容的。
四、结论
关键词：资产定价；传统资产定价理论；行为资产定价理论
资产定价理论是现代金融理论的核心内容，也是研究最系统、成果最丰富的领域之一。从1900年Bachelier开始研究到现在的一个多世纪中，有关资产定价的研究汗牛充栋，并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这种局面催生出了诸如现代资产组合理论、资本资产定价理论、行为资产定价理论等成果，这些理论成果可以划分为传统资产定价理论阶段和行为资产定价理论阶段两个阶段。无论是传统资产定价理论还是行为资产定价理论都对金融理论和实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一、传统资产定价理论阶段
传统资产定价理论阶段的特征是资产定价理论大都基于传统金融学的若干假设提出，这一阶段出现了很多卓有影响的理论，如最优投资组合理论、资本资产定价理论(CAPM)、无套利定价理论(APT)和消费基础的资本资产定价理论(CCAPM)等。这一阶段是资产定价理论的产生和发展阶段，开创了资产定价理论专门研究的先河，为后续的行为资产定价等理论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一)现代资产组合理论(modernportfoliotheory，MPT)
Markowiz于1952年提出现代资产组合理论以减少投资者总量风险。其风险分散原理是：多种证券组合的总收益等于个别证券收益的加权平均，而组合的总风险可以比个别证券风险的加权平均小。现代资产组合理论的出现标志着现代金融学这一学科正式确立。
Markowiz的模型以资产回报率的均值和方差作为选择的对象，而不去考虑个体的效用函数。一般来说，资产回报率的均值和方差并不能完全包含个体作选择时所需要的信息。但是，在假设效用函数为二次的或者资产回报率服从正态分布的前提下，个体的期望效用函数能够仅仅表示为资产回报率均值和方差的函数，从而，投资者可以只把资产回报率的均值和方差作为选择的目标。“均值——方差模型”自提出以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后期，研究者在Markowitz模型框架中引入不对称信息、流动性限制、交易成本等因素来研究投资者的最优投资组合问题，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例如，Jaganmatham和Ma(2002)研究投资组合权重受限制时的最优投资组合问题。尽管均值——方差不能用来完全刻画个体的偏好，但由于其灵活性以及经验上的可检验性，应用较为广泛。
(二)资本资产定价理论(capitalassetpricingmodel，CAPM)
在Markowitz工作的基础上，Sharpe(1964)，Lintner(1965)，Mossin(1965)独立地得出了资产均衡定价理论(CAPM理论)。该理论是金融学的支柱之一，自提出以来就一直是实证金融关注的焦点，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CAPM的贡献在于，运用均值与方差的概念并利用求极值的简单思想，推演出一个对应于各种特定风险下的投资资产组合可行机会集合曲线(porffolioopportunityset，即资本市场供给)，和一个由投资者根据相应的风险资产与无风险资产构成的风险资产组合(即资本市场需求)，把证券的超额回报率与市场证券组合的回报率联系起来，并用β系数描述单个证券与整个市场的关系，以及β系数与证券的收益率和风险的关系。但由于该理论建立在信息的完全性、市场参与者的完全理性、市场的无摩擦性、风险可计量性、投资者为价格接受者等严格的假设前提下，使之不仅在理论上存在许多悖论，而且在实践上面，临挑战。
杨策平，刘磊(2005)通过改变和放松CAPM的相关假设，利用Markowitz的组合投资模型将CAPM模型进行推广，证明当投资者具有二次效用或是收益率服从联合正态分布的时候，推广模型的结论与CAPM一致。黎祥君(2006)在CAPM的基础上用时间序列的分析方法对证券收益率的预测作为未来证券收益率的估计，不仅能得出与CAPM类似的结果，而且避免了CAPM对收益率必须服从正态分布的限制，使其应用更为广泛，同时可以有效地反映证券市场的时变特性。
(三)套利定价理论(arbitragepricingtheory，APT)
除CAPM理论外，另一种重要的定价理论是由Ross(1976)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建立的套利定价理论(APT)。套利定价理论是建立在多因素进行个体套利行为之上的一种均衡模型。通过消除套利机会，套利者使市场更具有效率。
CAPM是建立在一系列假设之上的非常理想化的模型，这些假设包括Markowitz建立一期最优投资组合模型时所作的假设。APT所作的假设则少得多(APT的核心是假设不存在套利机会)。APT在更加广泛的意义上建立了证券收益与宏观经济中其他因素的联系，将资本资产定价从单因素模式发展成为多因素模式，为证券走势分析提供便利。因此，从模型的真实、准确度来讲，套利定价模型所得出的预期收益的数据的实用性比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是大大增加了，其不仅能告诉投资者风险的大小，还能告诉他风险来自何处，影响程度多大。可以说，APT是复杂化多元化了的CAPM，在内涵和实用性上更具广泛意义，既是对CAPM的肯定，更是一种补充和修正。
李佼瑞(2002)运用APT模型对深圳成分股中的34种股票数据进行检验，发现股票市场的非系统风险对股票的价格、投资者的投资信心及投资决策都有较大的影响；阳玉香等(2004)基于套利定价模型对我国股票市场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得出了公司规模、市值与账面价值比以及市盈率对股票收益率的影响是不显著的，所有靠查找公司的这些信息及确定股票对不同因素的敏感程度来判断股票价值是被高估还是低估，从而选择投资、调整投资组合的努力都不会有成果的，股价的未来走向是任何人都不能事先预知的，所以股票价格的变动是随机的且不可预测的。
(四)消费基础资本资产定价理论(consumptioncapitalassetpricingmodel，CCAPM)
继CAPM之后，Rubinstein(1976)，Breeden和Litzenberger(1978)，Breeden(1979)提出消费基础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其核心思想是把投资视为对消费的一种保障，本质是交换经济下一般均衡理论在资本市场的延伸。
CCAPM通过使用资产收益率与总消费增长率的协方差来描述风险，不仅引入了投资者的效用函数，而且能够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中同时考虑消费和投资的决策，把产品市场、要素市场和金融市场上的各种变量通过消费和投资的关系联系起来，从而简化基本定价方程，使得证券的期望超额回报率和证券的超额回报率与消费之间的协方差相联系，由此获得对资产组合决策的真正意义上的一般均衡分析。但是CCAPM无法解释股票溢价之谜(Mehra和Prescott，1985)和无风险利率之谜(weil，1989)等金融市场“异象”，在CCAPM里，我们并不能保证存在某个证券组合其回报率与总消费完全正相关。这说明CCAPM模型同样存在理论上的缺陷。
二、行为资产定价理论阶段
(一)产生背景
有效市场假说和理性人假说是传统金融学的基本前提。传统金融学家法玛坚持，市场是效率市场，资产的市场价格是一个公平合理的价格，体现了它的真实价值，而另外一些金融学家则认为，市场并非效率市场，资产的市场价格并非总是资产的公平合理的价格，市场可能对资产估价得过高或者过低；如果人们是完全理性的，那么市场上的资产价格应该就是其真实价值的体现，然而，大量研究表明，市场上存在很多异常现象，如风险溢价之谜(equitypremiumpuzzle)、股票市场波动之谜(stockmanetvolatil—itypuzzle)、无风险利率之谜(risk—freeratepuzzle)、弗里德曼－萨维奇困惑(Friedman-Savagepuzzle)、日历效应(Calendareffect)、均值回复(Meanrever－sion)、期权微笑(Optionssmile)等，很难以传统的金融学来解释。
行为金融理论是在克服传统金融理论的缺陷中而逐渐兴起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行为金融学在对金融市场中各种异常现象的不断探索中蓬勃发展，通过借鉴心理学、行为学、社会学等其他学科的理论方法对传统金融理论的基本假设及分析范式作了修正，形成各有所异的理论解释，成为20世纪最后十几年来最迷人的研究领域之一。
行为资产定价理论是行为金融理论之核心。行为资产定价理论基于人类理性的有限性套利有限性(LimitsofArbi－trage)提出，更加符合实际资本市场和投资者的情况，被视为是更具体化与现实化的资产定价理论。行为资产定价理论从解释实际市场现象和接受实证检验的需要出发，对传统资产定价理论作了开创性的拓展，从而更加符合实际和更具有解释力，因此其后续研究十分活跃，形成了繁荣的行为资产定价家族。这个家族中声名最显赫的成员就是行为资产定价模型(behavioralasset-phcingmodel，BAPM)
(二)行为资产定价模型(behavioralasset-pricingmodel，BAPM)
为了更好地对资产进行定价，Shefin和Statman(1994)构筑了行为资产定价模型(BAPM)。BAPM将投资者分为两类，一类是理性的信息交易者(informa—tiontraders)，一类是非理性的噪音交易者(noisetraders)。信息交易者即CAPM下的投资者，他们严格按标准CAPM行事，不会受认知偏差的影响，不同个体之间具有良好的统计均方差，而且通过套利使资产价格趋于理性价值；噪音交易者则是那些处于CAPM框架之外的投资者，他们不按CAPM行事，时常犯认知偏差错误，不同个体之间具有显著的异方差。
将信息交易者和噪音交易者以及两者在市场上的交互作用同时纳入资产定价框架是BAPM的一大创举，两类投资者在市场上相互影响，共同决定了资本市场的价格。噪声交易者的存在导致噪音估计的发生和形成噪声交易者风险(NoiseTraderRisk，NTR)。“理性”的信息交易者无法“量化”这一新的风险因素，只能在真实风险之上再加上额外的风险，它用行为来表示。这样，在BAPM中证券的预期收益决定于行为β系数，即正切均方差效应资产组合的β。换句话说，在BAPM中行为β与均值方差有效组合的切线有关，正切均方差效应资产组合并非市场组合。
(三)行为资产定价理论的扩展
Bakshi和Chen(1996)研究基于财富偏好的资产定价理论，通过求解基于消费偏好的消费——投资组合模型，得到了相应的资产定价模型。在Bakahi和Chen的模型中，投资者的消费和财富都是其效用函数中的变量，那么投资者不但关心其消费的波动，也关心其财富的波动。因此，投资者持有风险资产，不但要对冲资产的消费风险，而且要对冲资产的财富风险。利用财富偏好可以很好地解释无风险利率之谜，但是很难解释股票溢价之谜。
Sundaresan(1989)研究丁基于习惯形成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习惯因素引入资产定价主要体现在效用函数的重新构造上。Sundaresan的模型通过向效用函数中引入不同的习惯测度指标，使之可以运用现实的数据来检验习惯和资产定价之间的关系。基于习惯形成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可用于解释无风险利率之谜。
Abel(1990)提出了基于追赶时髦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其原理是：由于此期和滞后一期的消费增长率都进入资产定价方程，所以代表性投资者的追赶时髦行为会影响经济中所有资产的均衡收益率。在基于追赶时髦的资产定价方程中，通过调整参数可以得到低水平的无风险债券收益率。因此该模型可以很好地解释股票溢价之谜和无风险利率之谜。但是研究表明，参数的调整将对该模型的稳定性造成影响。
Gali(1994)和Collier(2003)研究了基于嫉妒的资产定价模型。嫉妒是指投资者的效用函数定义在投资者自己的当前消费水平和当前的经济中的平均总消费水平之上。嫉妒与追赶时髦都具有消费外在性，只是外在性影响偏好的时间不同，追赶时髦的消费外在性是滞后的，而嫉妒型的消费外在性是即时的。
Kahneman和Tversky(1992)认为投资者不但厌恶风险，而且厌恶损失。于是，Barberis，Huang和Santos(2001)在Lu－cas(1978)基础上，认为投资者不但规避消费风险，还规避财富的损失。他们通过对定义在消费和财富波动下的效用函数修正之后得到了基于损失厌恶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四)行为资产定价理论的应用
理论的价值在于应用。理论用来指导实践并接受实践的检验。从资产定价理论产生的那一刻起，它就尝试着用来指导实践。正如前文所述，行为资产定价理论对传统资产定价理论作了开创性的拓展，行为资产定价理论从解释实际市场现象和接受实证检验的需要出发，从而更加符合实际和更具有解释力，所以资产定价理论发展到行为资产定价理论阶段后，极大地推动了资本市场的繁荣和发展。
Becker和Mulligan(1997)建立了主观贴现因子内生决定下的资产定价模型。Becker和Mulligan的模型中主观贴现因子不再是常数，而是利率水平和投资者收入的函数效应。这些变量的随机性将会使得主观贴现因子随机波动，从而增加了资产价格的波动性。Mehra和Sah(2002)将主观贴现因子的波动称为情绪波动，并进一步研究了主观贴现因子的波动对均衡股票价格的定量影响。通过计算他们发现，投资者情绪的较小波动，可以引起股票价格的很大波动，从而解释了股票市场的过度波动性。
在我国的研究中，张树德(2005)通过研究带有价格波动项的行为资产定价模型发现，股市存在一种风险控制机制，这种机制允许股票存在溢价与风险，但溢价与风险都会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波动，即溢价存在一个临界点，当溢价在临界点之下时，追逐风险将会带来高收益；但是溢价的上升高于临界点时，追逐风险，溢价却减小了。这种内在的风险与收益之间的调节机制可以避免股市大起大落的风险。
姜继娇，杨乃定(2006)将流动性因素纳入股票横截面收益的关键影响因素，构建了基于流动性风险调整的行为资产定价模型，利用欧拉方程确定了模型均衡价格。在一般均衡框架下揭示了买卖差价、交易频率和市场效率等因素以流动性偏好形式对资产价格的影响机理。
王敬，张莹(2006)利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与行为资产定价模型，对不同时期的上证50成分股中的40支股票进行实证研究，发现行为资产定价模型不具有普遍适用性，在股价处于较高价位，噪音交易广泛存在的条件下，BAPM才优于CAPM，而在低价位时期，市场中存在着负噪音，此时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更有效。
三、行为资产定价理论与传统资产定价理论的比较
从以上综述可以看出，传统资产定价理论与其有区别也有联系。两者的区别可以用一句话简单揭示：传统资产定价理论是为了说明资产真实定价是什么，行为资产定价理论则是研究资产应该如何定价。
传统资产定价理论为行为资产定价理论的产生奠定了雄厚的基础，而行为资产定价理论是对传统资产定价理论的修正和完善。因此两者的联系也显而易见：行为资产定价理论并不否认金融市场参与者的理性，但是它给参与者的理性施加了限制。首先，行为资产定价理论不排斥理性假定。早期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不仅假定参与者是理性的，而且这种理性是完全的，任何影响投资者行为的因素都可以通过一个统一的简单的未来现金流的贴现方式加以解决，但行为资产定价理论并不接受投资者仅仅权衡收益——风险的两分法决策，而是考虑一个现实的投资者的行为本质究竟如何?按照新的理论，投资者在决策时不仅要权衡收益风险，而且决策本身要受到消费习惯、财富禀赋、对损益的态度等的影响，这就使得金融学的研究更贴近投资者的真实状态。也就是说，在行为资产定价理论中，参与者的理性受到限制了。但和行为金融学中其他理论不同，行为资产定价理论更倾向于承认投资者的受限制的理性，而不是非理性。其次，以BAPM可以解释CAPM的两个悖论：正是因为市场上普遍存在的不断犯错的噪声交易者，所以交易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经常的；同时正是噪音交易者的存在导致了风险资产的价格与其内在价值的背离是持续的，“套期保值”交易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可以说，行为资产定价理论可以看作是对传统资产定价理论的延伸，行为资产定价理论与传统金融学是兼容的。
摘 要 本文以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经典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为研究起点，这一时期提出的资产定价模型构成了资产定价理论研究的基本范式。后续很多新的资产定价模型都是在它们基础上派生出来的。进入90年代以来，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主要是围绕解释CAPM异象来进行的，因此本文主要从模型修正方面来讨论这个问题。最后鉴于近几年来行为金融在解释资产定价异象上越来越有成效，本文又介绍了行为金融学方面的一些模型，并且指出传统金融学与行为金融学将进行结合来促进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的发展。
关键词 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多要素CAPM 行为金融学
资产定价理论是金融理论的一个核心内容，是20世纪金融领域最受瞩目的前沿课题。著名的资产定价模型CAPM、APT和期权定价模型，它们为确立资产定价理论在金融理论的显赫地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在资产定价理论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历程中，还有很多重要的模型例如零贝塔CAPM、Merton（1973）的多要素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等目前虽然在实际中还没有得到广为运用，但其理论价值却非常重大。同时各种资产定价异象的发现也同时促进了结合心理学、社会学等研究的行为金融的兴起。行为金融对建立在理假设基础上的传统资产定价理论的研究范式提出了严峻挑战。行为金融认为投资者并不完全是理性的，非理性投资可以影响资产价格。运用过度反应或反应不足等基本工具，行为金融从另一个视角对各种异象进行了全新阐释。进入90年代以来，传统资产定价理论的支持者和行为金融学家围绕资产定价异象的解释更是展开了激烈的论战。其他基于理性基础的资产定价模型或者行为模型可以取代CAPM在金融学中的地位吗？这些问题似乎不能简单地回答。基于这一点，本文尝试从资产定价理论演进发展的角度来探讨这些问题。因为只有比较全面地了解资产定价理论是如何产生和发展的，了解这些理论存在的缺陷及其实证检验上的限制，才可能中肯地得出一些结论。
一、 Sharpe（1964）、Lintner（1965）和 Mossin（1966）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
在 Markowitz 的资产组合理论基础上，Sharpe（1964）、Lintner（1965）和 Mossin（1966）分别独立地提出了著名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即CAPM。CAPM的本质是存在无风险资产和无限卖空的资产组合理论。它不仅仅考虑了单个投资者的决策，还考虑了加总他们确定市场均衡。在资产组合理论中，资产的价格外生地给定，且不受任何投资者的影响。给定这一价格，投资者形成他的概率分布，并且允许投资者的预期不相同，但是CAPM也有很多缺陷，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CAPM是一个静态的单期模型，在现实情况中，投资者往往面临的是动态的多期的情况，假设与现实严重不符。二是资产收益率必须是线性相关的是CAPM 的一个隐含假设，排除了一种日益重要的金融工具－衍生证券的定价。因为衍生证券的收益率往往表现出很强的非线性关系。三是CAPM 中还有一个假设仍然受到批评：即假设所有资产是可市场化的。虽然由外国法规问题导致的某些投资限制在国际CAPM中得到了考虑，但是，诸如人力资本是不可市场化的。因此，市场组合不能准确的确定。
二、Black（1972）零贝塔 CAPM
Black考察了最初的CAPM，他发现，无论是无风险资产的存在还是投资者以无风险利率借款和贷款的要求都不是该理论成立的必要条件。然而，当不存在无风险资产时，就会产生CAPM的另外一种不同的形式。他的观点如下：无风险资产的贝塔为0。由于无风险资产的收益不存在波动性，因此它不会随市场一起变化。假设能创造一个与市场无关的投资组合，那么它的贝塔就是0。可以说零贝塔CAPM比CAPM前进了一步，但是0贝塔组合必须依靠卖空才能实现，在现实中，并非所有的投资者都可以进行卖空的操作。许多机构投资者是被禁止卖空或者在卖空方面受到限制。
三、Fama 和 French 的三因子模型
CAPM 在实证检验上的连续受挫使得很多人对传统单贝塔CAPM理论的正确性产生了怀疑。尤其是70年代末以来，盈余报酬率效应、规模效应、账面市值比效应等大量异象的发现更是对这一理论造成了严重的冲击。这些研究发现很多贝塔之外的变量尤其是公司特征的变量可以更好地预期收益率。相关研究还表明，股票收益率在特定时间段显示出某种变化规律。如“长期收益率反转效应”和“短期惯性效应”。由于传统的CAPM明显不能通过贝塔差异解释上述现象，因此它们被称为“异象”。Fama和French 以1963－1990为样本期运用横截面回归法研究贝塔与收益率的关系，结果发现两者之间并不相关，甚至在控制了规模变量后，贝塔与收益率的关系仍然不显著。而股本市值和账面市值比两个变量联合起来可以更好地解释股票平均收益率的横截面差异。CAPM异象的一个重要的解释是CAPM 错误设定了。Fama和French首先研究了这一问题。他们认为，CAPM异象之所以存在，是因为CAPM中缺乏考虑其他必要的风险因子。基于FF（1992）得出的股本市值（ME）和帐面市值比（BE/ME）变量可以更好地解释股票平均收益率横截面差异的结论，他们在随后1993年的论文中进一步证实了CAPM 异象可以用一个三因子模型来解释。这三个因子分别是（1）市场超额收益率（Rm-Rf）；（2）股本规模因子（SMB）；（3）帐面市值比因子（HML）。
四、行为金融学对CAPM异象的解释
（一）“规模效应”和“价值效应（或帐面市值比效应）”的行为解释
Barberis和Huang（2001）以“损失厌恶”和“心理帐户”的概念来解释个股收益率行为。他们考虑了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投资者关心个别股票，对于个别股票价格的波动有损失厌恶的倾向，而且决策会受到前一次的投资绩效所影响。他们将这种情况称为个别股票的心理帐户。第二种情况是投资者关心整个投资组合，对于整个投资组合价格的波动会损失厌恶，决策会受到前一次的投资绩效所影响，他们将这种情况称为投资组合的心理帐户。他们认为个别股票的折现率是股票过去的绩效的函数，假如股票过去的绩效很好，因为私房钱效应，投资者会认为这个股票风险较低，而用较低的折现率折现未来的现金流量。在这种情况下，因为较低的折现率会推升价格股利比，所以导致下一期的报酬较低，这也使得股票收益率波动变大。
（二）“短期惯性效应”和“长期收益率反转效应”的行为解释
行为金融学家通常运用过度反应或反应不足理论对“收益率反转效应”和“惯性效应”作出解释。最早提出市场长期过度反应概念的是De Bond和Thaler（1985，1987）。他们认为新信息出现时，投资者并没有依照贝叶斯所提出的客观方法调整他们的预期，而是高估新信息的重要性，低估旧有的与较长时期的信息，换言之，他们对结果的概率评估，是根据所谓的“代表性原则”，而不是根据历史概率所作的客观计算。结果股价不是涨过头就是跌过头，不论收益、股利或其他客观因素发生什么变化，反弹都必然可期。Shiller也认为资产价格所具有的过度波动，其实就是市场过度反应的现象。
主流金融学对于资产定价理论的检验以及资产定价异象的解释陷入困境时，行为金融学的出现及发展无疑为新的金融研究提供了思考方向。利用展望理论，行为金融能比较好地解释传统预期效用理论与实证结果的分歧。另一方面，行为金融认为投资者的非理并非是随机发生的，市场发挥套利机制的作用相当有限，因此，传统金融理论赖以生存的基础――有效市场假说并不成立。无疑，自展望理论和有限套利理论提出之后，行为金融的影响力及地位日益提高。利用这两个工具，考虑到非理决策的影响，行为金融为解释资产定价异象也提出了很多新的资产定价模型。应该注意的是，行为金融不应该与传统金融相排斥和对立。行为金融理论过于专注个体行为而忽略了市场的客观条件，而传统金融理论则着眼于客观的市场状况，忽略了“人性”。因此，适当与平衡地结合二者是未来金融研究的一个可行且合理的发展方向。在资产定价研究方面，金融学家Shefrin和Statman提出的BAPM已经朝这一方向迈开了第一步。相信未来会有更多这样的研究出现。
参考文献：
[1]威廉.F.夏普著.投资组合理论与资本市场.胡坚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1:94-141.
关键词：投资者情绪 马尔可夫转换 金融研究方法创新 文化和社会特质性研究
当前提高资产定价理论对国内外股票市场的解释力，具有重要的理论现实意义，然而很少的理论能与实证证据完全一致，最为经典的资产定价理论也不例外，在实践中出现了许多经典资产定价理论无法解决的“异象”。经过近二十年的迅猛发展，行为金融学成为对现实金融市场最具解释力的一种新理论。行为金融学有两个现实的理论基础：有限套利和投资者心态分析（金融心理学）。投资者心态和行为因素的表现形式是投资者情绪（investor sentiment）。投资者情绪一直是行为金融学解释市场异象的主要理论基础之一。
投资者情绪有着不同的定义形式，Shleifer等（1998）认为影响交易者形成投资理念和价值取向的认知过程就是投资者情绪。Mehra和Sah（2002）认为投资者情绪反映的是投资者对未来股价波动的主观偏好，尤其是反映在风险偏好上。Brown和Cliff（2004）认为投资者情绪可以定义为投资者对股票的总体乐观或悲观程度。Baker和Wurgler（2006）认为投资者情绪可以定义为投资者的投机倾向。黄德龙等（2009）认为投资者情绪包含着投资者的投机性需求和对上市公司前景的乐观程度，前者反映了投资者对资本市场（虚拟经济）的预期，后者反映了投资者对基础市场（实体经济）的预期。深入研究投资者情绪理论，对深化投资者行为的研究，提高资产定价理论对股票市场的解释能力，推动金融研究方法的创新与发展，及加强对中国股市的金融监管，有着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从资产定价与行为金融相结合的角度进行研究
对投资者情绪的研究已经成为行为金融学研究的热点问题，采用资产定价与行为金融相结合的角度去研究投资者情绪，应该是现在和未来一段时期内的研究重点，目前研究主要在投资者情绪对股票市场异象的实证研究上，缺少采用投资组合模型体系对投资者情绪的研究，这也是行为金融学今后的一个研究方向。通过对投资者情绪理论的研究，来发展资产定价的理论及其范式转换与演进，构建反映投资者行为模式的情绪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并发展相应的行为金融理论。应该是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的。并且，基于资产定价与行为金融相结合及情绪投资组合的研究相互联系、相互促进，构成了未来研究投资者情绪的基本研究体系。
（一）理论的研究
范式是由美国哲学家库恩（Kuhn）（1962）提出来的，具体是指它是作为一种科学习惯及一种学术传统和作为一种依靠成功示范的工具、一种解决疑难问题的方法，经济学范式包括假设前提、思想逻辑、技术路线，以及相应的实证检验。各种经济学范式的区别就在假设前提的不同，许多理论上的突破都是在对已经有的理论模型假设前提的放松基础上突破的，马科维茨（1952）提出的资产投资组合理论，标志着现代金融学的诞生，其核心思想是提出了均值-方差模型，独创性地采用风险资产的预期收益率和以方差衡量的风险来研究资产选择问题，为金融资产定价分析提供了技术平台。之后投资组合理论开始向动态投资组合理论的发展方向前进，比较典型的研究有Li和Ng（2000），以及基于模糊理论的投资组合模型，代表性的有Watada（1997）、Tanaka和Guo（1999）、Wang和Zhu（2002）、曾建华和汪寿阳（2003）、秦学志和吴冲锋（2003）等。在马科维茨（1952）的基础上，托宾（1958）提出了两基金分离定理。夏普（1964）和林特纳（1965）提出了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ital and Asset Pricing Model，CAPM），从而可以利用市场组合为各种风险资产定价。罗斯（1976）提出了套利定价理论（Arbitrage Pricing Theory，APT），针对APT理论的争论主要集中在模型是否具有可检验性。由于研究视角不同，计算方法各异，不同学者得到的定价因素也相差甚大。以法玛和弗兰茨的三因子模型最为著名，将抽象的APT理论化为具体的带有普遍实践意义的实证模型。在无风险资产存在的前提下，法玛和弗兰茨（1993）建立的三因素模型为：
针对CAPM及其理论基础的缺陷，西方学者开始把资产价格的形成过程与经济个体动态的跨时期效用最大化行为结合起来，在动态的环境中研究资产定价问题。默顿（Merton）与跨期资本资产定价（Intertemporal CAPM，ICAPM）、卢卡斯的CCAPM模型、考克斯的一般均衡CCAPM、和罗斯等人通过研究经济个体的跨时期消费-投资选择行为，利用经济个体在动态环境中的最优化行为规则，提出了新的定价思路和模型——基于消费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建立起一个纯粹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在这个基础上，考克雷（Cochrane，1997）又将所有的资产定价模型都进行了总结，统一到阿罗早就提出的随机贴现因子（SDF）思想上来，实现了资产定价理论的一般均衡大一统（于春海，2006），从而使资产定价的新古典范式得到完美表达。
（二）现代经典资产定价理论的缺陷
经典的资本资产定价理论研究范式的重要特征在于，充分重视了严谨的数理逻辑分析与推导，但在其中起决定性的还是它赖以出发的假设前提。它的四个理论假设分别是，市场参加者的完全理性、信息的完全性、市场的无摩擦性和风险的可计量性，然而在现实中却无法成立但是经典资本资产定价也是有它的不足，其中之一就是以有效市场的假设作为前提即投资者都是理性的，然而在现实生活当中，人们的理性认知能力毕竟受到心理和生理上思维能力的客观限制，从而使得人的行为理性是有限的，而绝非完全理性。同时，假设投资者对风险厌恶是相同的，这些模型大多忽视了对投资者实际决策行为的心理因素分析，认为投资者都是同质的，由于崇尚数量模型，一系列严格的假设前提使其在投资实践中难以有效运用，而且在实践中出现了许多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所无法解释的异象，越来越受到人们的质疑。
传统的资产定价理论表明经济学家能在加总的水平上完全的忽略个人投资者的非理。但是这种争论不被行为金融所采纳，其认为投资战略可能受投资噪声、投资心理学或投资者情绪的影响。一些噪声交易者的模型由此发展起来并论证噪声对股票价格的影响（De long et al，1990）、（Yan，2010）。例如，Yan（2010）提出了噪声模型，这种模型指出个人偏见经常不能够被加总水平所取消。噪声模型的短处是噪声信息很困难识别，并且不能衡量，经常不能被实证检验。行为金融理论就是在对经典资产市场理论的质疑和挑战中发展起来的，行为金融学更好地解释了诸如“股权溢价之谜”、“封闭式基金之谜”等金融市场的异象。因此，采用行为资产定价与经典资产定价范式的相互融合的研究方式就显得更为迫切和需要。
（三）缺乏基于投资者情绪考虑政策、文化因素的资产定价研究范式
经典资产定价理论发源于微观领域，其研究范式长期以来局限于微观领域，及微观变量向宏观变量的传导研究。一直很少涉及到宏观政策因素。很多金融经济学家看来，政策因素属于政治经济学和公共经济学领域。而文化因素更是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都未引起金融学家甚至是经济学家的重视。文化因素一直是社会学研究的稳固阵地，经济学一直未有较深入的涉及过。对于中国股市来说，一直就有政策市的说法，股票市场的价格波动，受政府各项政策的影响很大，同时，在我国的投资文化当中，向来就有集体主义与盲目从重的心理倾向，对投资者的投资决策会产生深远的影响。这也增强了我国股市的投机倾向。
人的自我控制的形成还与文化教育、政策影响、人的心理等因素密切相关，并且对宏观政策的制定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因此考虑基于投资者情绪的政策、文化因素的资产定价研究范式，就显得十分重要。中国股市正处于“新兴+转轨”的阶段，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转型时期，由于各种外在约束条件在不断变化中，投资者的情绪很容易受到波动，新旧文化的碰撞、信仰的缺失都会使得公众自我控制问题变得更为重要。因此，研究基于投资者情绪的政策、文化因素的资产定价范式，对于发展我国的股票市场在理论和实践上是有着重要的意义的。
身份价值认同一直是社会科学研究的范畴。但是，随着经济学研究的深入，经济学者们逐渐发现，在经济学研究中考虑身份、价值与认同是解决一些重要的问题的必要途径。为什么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价值和行为方式（文化）？换言之，为什么不同的社会类型（社会范畴）的人行为方式有系统性的区别？这些问题都是传统的经济学所不能解释的，而又常常被归结为“文化因素”、“社会心理因素”，或者为“非理性的行为”。投资者情绪与其身份价值认同往往密切相关。如果一个社会投资者的身份认同过于多样化，资产的价格波动也就不可避免地更频繁，规律性更差。因此考虑微观包括投资者情绪与宏观相结合包含政策、文化的资产定价理论范式是十分必要的。
基于从行为资产定价与经典资产定价相结合的创新研究展望
（一）行为资产定价模型的推导
谢弗林和斯塔特曼（1994）提出了行为资产定价模型（BAPM），传统CAPM模型的范式没有包括噪声交易者的行动，在BAPM模型中引进了噪声交易者和信息交易者相互作用的市场资产定价理论。传统CAPM认为噪声交易者的非理对市场的影响可以忽略，即认何一种资产的必要报酬率可以表示为无风险报酬加上补偿其风险的附加报酬（风险溢价）。具体的为： Eri=rf+βiC（ErMC-rf）。其中：Eri是资产i的期望收益率；rf是无风险收益率；ErMC是市场投资组合的期望收益率；βiC是资产i的收益率变化对市场组合收益率变化的敏感度指数。BAPM仍然在均值-方差理论框架下，但引入前面分析的噪声交易者行为，通过一个市场行为组合，对风险进行分析，具体如式：Eri=rf+βiB（ErMB-rf）。其中：ErMB是市场行为组合的期望收益率；βiB是资产i的收益率变化对市场行为组合收益率变化的敏感度指数。BAPM与CAPM主要区别是βiB、ErMB、βiC、ErMC，这正代表了两者对市场的不同理解。BAPM不仅考虑了信息交易者，又考虑了噪声交易者。因此它就不仅反映了市场理的基本风险，也反映了非理的噪声交易者风险。BAPM模型产生了行为β，如果模型考虑了噪声交易者，那么BAPM的估价就不再是噪声的，只反映了一个较低的风险，可以认为标准β将高于行为β。所以，可以定义NTR为标准β与行为β之间的差异。
（二）基于投资者情绪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的建立
当前，投资者情绪的系统性作用已经被理论和实证研究所证实。一些实证研究已经证实投资者情绪对股票收益有系统性的影响（Baker和Wurgler，2006、2007；Baker er al.，2012；Brown和Cliff，2004；Kumar和Lee（2006）；Kurov（2010）；Lee et al（1991）；Liao（2011）；Schmeling（2009）Verma和Soydemir（2009）；Yu和Yuan（2011）。另一方面，一些情绪资产定价模型已经发展起来证实投资者情绪在系统性资产定价模型中的作用，如Yang和Yan（2011），和Yang（2012）。但是，相关的情绪资产定价模型仅仅聚焦在同质情绪并没有考虑异质情绪以及股票市场不同类型投资者（如机构投资者和个人投资者）的相互作用。
与以往研究不同，我们研究情绪资产定价模型基于消费基础框架（Campbell和Viceira，1999）。基于消费基础的资产定价模型有两个显著特点：一般性和统一性。所谓一般性是指该理论将消费选择理论拓展到了不确定性领域，可以将传统的消费选择理论视为该理论的特例。所谓统一性是指该理论对CAPM、现代资产组合理论等资产定价理论进行了整合，建立了资产定价的一般性分析框架，因此，在研究投资者情绪资产定价模型时，基于消费基础的框架进行研究。这个模型的一大优势是它准许把模型工具发展到异质情绪的考虑当中。并且消费基础的资产定价模型是一种普遍的分析框架，包括CAPM、APT和MPT。
我们的模型特征区别于以往的许多情绪资产定价模型。首先，需求函数展示受投资者情绪影响的风险资产的需求函数。第二，假定情绪函数是指数型情绪函数，一种分析情绪均衡价格的分析框架考虑了进来。它可以分解成理性的部分和情绪的部分（情绪驱动的），情绪部分对资产定价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投资者情绪将会导致价格偏离内在价值，并且将产生高的波动率和价格泡沫。第三，我们考虑了理性投资者和情绪投资者的内部互动。
基于消费基础框架的模型，我们提出了基于异质情绪的动态资产定价模型。动态情绪资产定价模型证实异质情绪对股票均衡价格有重要的影响。首先，为了检测Friedman（1953）的论证，理性投资者能取消非理性的投资者，我们考虑一个理性投资者和一个情绪投资者的经济模型。这个模型证实情绪投资者的财富份额超过理性投资者，当投资者情绪接近于股票业绩。这个结果与传统的论证不一致。第二，在有一个乐观投资者和一个悲观投资者的经济模型当中，乐观情绪对股票价格的影响部分的由悲观情绪所补偿。异质情绪的净影响取决于投资者财富的比例和情绪水平。一搬来说，不等于0。投资者情绪仍旧对均衡有影响。最终，在许多投资者的经济模型当中，均衡的股票价格是股票价格的财富加权平均，并且异质情绪减少了财富分布的波动，增长了股票收益的波动性，减少了股票收益的均值回归。这个模型提供了对均值回归金融异象的部分解释。
假定投资者i有对数的偏好，这意味着效用函数U（.）是ln（.）。投资者i的最优化消费者问题是，0
情绪收益rts可以由下式给出：
1.基于看涨、看跌情绪的数学模型。考虑一种两期一阶段模型在t=0，1。在经济当中有两种可交易的资产：一只无风险的债券和一种股票，交易发生在0阶段，并且股票支付红利在1阶段，考虑到无风险的债券假定在完美的弹性供给，并且利率rf设定为外生的，这种股票是正态的一种形式，在t=1阶段要求正的红利v。红利假定是对数形式的正态分布。lnv：。股票收益是r=ln（v/p0）在t=1阶段，在这里p0是在t=0时的股票价格。股票价格p0是由股票供给和需求价格均衡时所决定的。
在市场当中，投资者认知到基于异质情绪的股票红利，一般来说，每一个投资者情绪是不同的，例如，一些投资者高估了股票红利，而另外一些投资者低估了股票红利。所以，我们定义了两种型号的情绪投资者：看涨的情绪投资者和看跌的情绪投资者。看涨的情绪投资者将高估股票红利，而与此相对应的是，看跌的情绪投资者将低估股票红利。假定有一种代表性的情绪投资者，有一种看涨（或看跌）关于v情绪SI。投资者情绪SI是一种内部独立于S，是一种随机变量，并且是标准正态分布。均值是S并且方差是σs2。如果SI=0投资者是理性的。如果SI>0，投资者是看涨期权，如果SI
情绪的均值S是一种衡量情绪交易者熊市的平均数，例如，S>0与投资者情绪的看涨期权在牛市的加总水平相一致。并且S
假定情绪红利Vs满足lnVs=lnv+f（SI），在这里情绪函数f（SI）是单调增长的情绪指数SI的函数，并且满足性质如下：如果SI>0，例如，Vs>V；f（SI）>0；如果SI
考虑带有投资者情绪的需求函数。在时间t=0，投资者基于投资者情绪做组合决定，所以，股票的需求函数θ将受投资者情绪的影响。假定投资者有同样的对数偏好，这意味着需求函数是ln（）。这个最优情绪投资者在时间t=0假定是：。0
θ=（E（rs）-rf+0.5σ 2）/σ 2=（E（r）-rf+0.5σ 2）/σ2+f（SI）/σ2；σ2=θr+θs在这里θr=（E（r）-rf+0.5σ2）/σ2。θs=f（SI）/σ2
基于同质情绪的投资者，来论证投资者情绪对股票均衡价格的影响，用许多可识别的消费者的代表来解释。市场清晰的条件隐含着股票的均衡价格在t=0时为P*1跟随着公式θ×W=P*1。结合方程以及市场出清条件，P*1可以考虑为：
W×f（SI）+W [v-rf ]=W lnP*1+（P*1-0.5W）σ2
当投资者在t=0仅仅持有一只股票并且没有债券。令W=P*1，那么P*1可以被定义为P*1=e（v-rf）-0.5σ2×ef（SI）=Pre f（SI）=Pr+Pr（e f（SI）-1），Pr=e（v-rf）-0.5σ2，让FR=Pr，并且FS=Pr（
e f（SI）-1），所以，P*1=FR+FS，这个方程式证实均衡价格能被分解成两种术语，理性术语FR以及情绪术语FS。理性术语部分是由理性内在价值和理性术语FS所决定的，这可以定义为情绪驱动力，是投资者情绪对资产价格的贡献度。
很容易获取下一个，条件SI=0是相当严格的，（Baker和Wurgler，2006；Statman，2008）表明一般在金融实验和实证金融研究中不被保持。下一步，考虑市场稳定性和效率的度量E：得出。例如，当市场的效率是弱式的，（E
为了论证看涨情绪投资者和看跌情绪投资者的内部互动关系，可以考虑一个经济模型仅仅有一个看跌情绪投资者，他的情绪指数是SI1，以及一个看涨情绪投资者，他的情绪指数是SI2。看跌情绪投资者的财富假定是W1，财富的比例是w，看涨情绪投资者的财富假定是W2，财富的比例是1-w，市场出清条件隐含均衡价格P*3将满足θ1W1+θ2W2=P*3，这里θ1和θ2分别代表看跌情绪投资者和看涨情绪投资者的需求函数。
结合方程和市场出清条件，均衡价格满足：
v-lnP*3+wf（SI1）+（1-w）f（SI2）=rf+（P*3/W-0.5）σ2
2. 基于乐观、悲观、异质情绪投资者的数学模型。让我们考虑有两种型号异质投资者的经济模型：乐观投资者（o）和悲观投资者（p）。在t=0，1时，均衡的股票价格由下式给出：Pt=wt0 Pt0+wtp Ptp
，，λ0和λp分别满足 ：
基于相似的论证，乐观（或悲观）投资者的财富份额倾向于增长，当他事后的投资是正确的，如果他事后的投资是错误的，投资者的财富份额倾向于减少。比如，在牛市，在t=1，悲观投资者的财富份额与乐观投资者的财富份额相比，是少的。这时，乐观情绪的影响比悲观情绪的影响大。均衡价格是高的，并且偏离内在价值。而熊市的情况是恰好相反的。
与此相对照的是，方程证明了乐观情绪对股票价格的影响能部分的由悲观情绪所补偿。异质情绪（NFS）的净影响由投资者财富部分和情绪水平共同决定。NFS=wt0 FSt0+wtp FStp，NFS=0是在非常严格的条件，投资基金和异质情绪的横截面收益分布。这时，异质情绪仍然对均衡价格起着决定性影响。
为了论证许多情绪投资者的内部互动。考虑N种型号异质投资者的经济模型。基于相似的论证，乐观（或悲观）投资者的财富份额倾向于增长，当他事后的投资是正确的，如果他事后的投资是错误的，投资者的财富份额倾向于减少。并且，财富波动导致股票收益的可预测性。例如，在第一阶段的低的股票收益之后，在t=1的时候悲观的投资者有大的财富份额。这时，在t=1的时候，平均情绪的财富加权平均份额便得更加悲观，进一步的推动股票价格下跌，导致未来高的收益。所以财富波动减少了股票收益的均值回归。意味着第一阶段的收益和第二阶段收益的负关联性。第二阶段的收益是：，第一阶段的收益是：，而在那种情况下cor（r1， E（r2））
（三）加强基于投资者情绪考虑政策、文化因素的资产定价研究范式的研究
建立一个基于多学科交叉的基于投资者情绪的研究框架，建立金融学、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及文化学等多学科综合融为一体，及互为基础、相互研究渗透的范式研究方法及考虑政策、文化因素的资产定价研究范式，以生理学机制为基础，认知心理学实验、动态情境模拟和问卷调查、关键行为事件等多层次角度，考察我国投资者投资行为的心理机制，为我国行为金融学理论基础的探索提供坚实的依据。加强金融资源意识和资本市场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更好地促进金融研究方法的创新与发展。
结论
综上所述，本文从投资者情绪理论的角度，说明了资本资产定价理论的范式转换与演进，指出了经典资产定价研究范式的不足，即以有效市场为假设，投资者是理性的，然而在现实当中，市场是非有效的，投资者是有限理性的，甚至在有些情况下是非理性的，投资者情绪理论作为行为金融学研究的重点，基于经典资产定价理论范式研究的不足，提出了改进，结合市场微观结构的理论发展，将信息不完全性与市场无摩擦性假设打破了。可以考虑几个主要国家的股票市场，将投资者综合指数进行测度，加入到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当中去，来实证证明投资者情绪因子是股票特征因子还是国家间特别的因子。继续深入研究投资者情绪与市场综合指数的互动关系，开展情绪综合指数的应用研究。情绪综合指数可以用来构建投资组合策略和进行金融风险管理，因此，在这两个方向上具有很好的应用前景，应该值得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关于情绪综合指数系列的拓展与完善。在侧重角度以及数据频率方面，情绪综合指数还有拓展余地。此外，中国资本市场是一个迅速成长中的市场，随着金融衍生品的推出，一些新的更加有效的情绪变量很可能会出现。因此，情绪综合指数需要不断完善，与时俱进。
本文从行为资产定价与经典资产定价范式相融合的角度进行了研究，在基于马科维茨投资组合的不足中，提出了情绪资产定价模型，以及理性投资者和情绪投资者的情绪模型和看涨情绪投资者和看跌情绪投资者的情绪模型。指出了基于投资者情绪的资本资产定价理论研究方法的不足，提出了加强投资者情绪理论与市场微观结构理论相结合、与非线性资产定价研究相结合、考虑政策、文化的资产定价研究范式与研究方法的创新与展望，当前发展我国股票市场及对股票市场资产定价最重要的就是采用“行为金融+资产定价”相结合的模式进行研究。总之，发展和完善投资者情绪理论创新性研究，加大对投资者情绪的应用性研究，针对投资者情绪变化所造成的股票市场非理性波动，制定相应的投资者教育计划，对于完善证券市场投资者保护政策，对中国资本市场健康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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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资产定价理论；价格理论；金融秩序
文章编号：1003-4625(2010)06-0009-05 中图分类号：F830.59 文献标识码：A
资产定价(assets pricing)是指资产所有者为了实现其基本目标而在资产的未来收益和有关风险之间所作的权衡(trade-off)，或者说资产定价理论主要研究投资者最优资产配置和最优风险均衡收益问题。资产定价理论在现代金融学理论体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金融研究中的核心问题，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经典资产定价理论是以有效市场理论为基础，假设完全理性的行为人拥有完全相同的信息，且对资产的未来状态变化拥有准确的预测。因此，至少在理论上不会出现所谓的“异常现象”，更不会发生本质上是定价错误的金融危机。而实际上，金融市场时常会出现资产价格泡沫；当前，肇始于美国次级贷款危机的世界金融危机正在深刻地影响世界经济和金融秩序，甚至导致一些国家金融体系崩溃。这些问题在传统的有效市场理论框架下不能得到很好的解释。从这个角度看，资产定价理论显然存在问题。虽然资产定价理论在许多方面都进行了相关的研究，但是，并没有针对资产定价理论内在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存在的问题进行研究，也很少有对资产定价理论中内在的逻辑悖论进行全面而深入的研究。
一、资产定价理论研究概述
(一)新古典资产定价理论
价格理论是经济学的基础，资产定价理论在金融学研究中处于核心地位。资产的一个重要特征是面临未来收益的不确定性，不确定性构成了资产和金融市场存在和发展的基本特征。然而，“不确定性”本身是无法进行量化分析，必须将其转化成可以定量分析的范畴。因此，资产收益的不确定性对资产价格形成过程的影响，就成为资产定价理论研究的核心。不确定性和收益是金融学理论和实践所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一般称为资产组合理论和资产定价理论。
现代资产组合理论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含义。狭义资产组合理论是指由马科维茨(Markowitz，1952)提出的资产组合理论，这个理论主要是研究追求收益极大化的投资者将如何行事。具体地说，它研究的是投资者应该选择何种类型的资产作为其投资对象，以及各种资产的投资数量在总投资中的分配。Markowitz认为，在分析追求极大化的投资行为时，不能忽略其不确定性，因为在确定的情况下，投资者实际上都不会更加偏好于一种分散的资产组合。人们在实际上采取的分散投资是为了减少不确定性。所以，不确定性的存在对理性投资行为的分析十分重要。在分析不确定性时，Markowitz假设投资者面对的是已知的概率分布。投资者在进行投资决策时，他主要关心的是风险和收益，因此整个资产组合必须测定风险和收益，方差可作为测量资产组合风险的尺度。由于投资者有期望收益和风险这两个决策标准，所以投资者的投资组合决策就相当于从帕累托最优期望收益、收益组合方差，即有效边界上选择一点。
广义现代资产组合理论是在狭义现代资产组合理论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些与狭义资产组合理论密切相关的理论。其中既包括Markowitz提出的有效组合决定模型的各种替论，也包括资本市场理论。资本市场理论主要包括资本资产价格理论和金融市场效率理论。其中，金融市场效率理论主要是指有效市场理论；资产定价理论包括：Arrow-Debreu的一般均衡理论，Sharpe和Lintner的资本资产定价理论(CAPM)，Ross的套利定价理论，Black和Scho-les。的跨期五套利定价理论，Merton的跨期最优消费、投资和均衡定价理论，不完备市场中的投资与定价理论，Shefrin和Statman的行为资产定价理论等等。
资本资产定价理论是金融学的支柱之一，由夏普(Sharpe，1964)首创，经林特纳(Lintner，1965)和莫辛(Mossin，1965)的扩展而成的一种纯交换经济中的均衡资产定价模型。CAPM是建立在一系列假设之上的非常理想化的模型：1 投资者都是风险规避者；2 投资者遵循均值－方差原则；3 投资者仅进行单期决策；4 投资者可以按无风险利率借贷；5 所有的投资者有相同的预期；6 资产交易时不存在税收或交易成本。这其中最关键的假设是，所有投资者遵循均值一方差原则。在这些条件下，有CAPM的一般形式：Ei＝Ri+(Em－Rf)βim
可见，CAPM说明，投资者通过选择适当的资产组合，可以得到一个最优的资产组合。具有不同风险承受力的投资者可以选择不同的投资组合：风险承受力为0和τm(社会分析忍受度)的投资者的最优投资组合，前者为最小方差资产组合，后者是资本市场组合；其他投资者可以在这两者中进行选择以获得适当的组合。此即托宾两资金分离定理。
CAPM得到的主要结论是：1 市场资产组合是有效的；2 所有有效资产组合等价于市场资产组合(包括借款或贷款)；3 预期收益和臼系数之间存在线性相关关系。
CAPM的假设条件太过严格，与实际情况相去甚远。在克服这些不足的同时，也推动了关于经典CAPM范式的进一步研究。其中比较著名的有：林特纳(Lintner，1969)的模型，它侧重于实际回报；布伦南(Brennan，1970)的模型，它研究了税收的影响；默顿(Meaon，1971，1973)引入了投资者对未来投资机会的关注，建立跨期资本资产定价模型(ICAPM)；布莱克(Black，1972)，他考虑了无风险资产；鲁宾斯坦(Rubinstein，1974)的模型，研究了更为一般的效用函数；罗斯(1976)的套利定价理论；列维(1978)的模型，引入了交易费用；布理登(Breeden，1979)和卢卡斯(Lucas，1978)通过分析财富和消费之间的关系，着重研究投资者的消费偏好，建立了基于消费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CAPM)；考科斯、因格索和罗斯(Cox，Ingersoll，and Ross，1985)等将生产技术因素考虑进去，从理性预期均衡中得到资产内生的一般均衡定价模型；默顿(Merton，1987)的模型，讨论市场分割；Markowitz(1990)的模型，考虑了对卖空的限制，等等。这些资产定价理论还是在有效市场范式内对资产定价问题的研究。
(二)行为资产定价理论
行为金融学是金融学、心理学、行为学、社会学等学科相交叉的边缘学科，它是和有效市场理论相对应的一种学说，主要内容可分为套利限制(limits of arbitrage)和心理学两部分。行为金融学理论认为，证券的市场价格并不只由证券内在价值所决定，还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投资者主体行为的影响，即投资者心理与行为对证券市场的价格决定及其变动具有重大影响。而且投资者是有限理性的，是会犯错误的；在绝大多数时候，市场中理性和有限理性的投资者都是起作用的(而非标准金融理论中的非理性投资者最终将被赶出市场，理性投资者最终决定价格)。
行为金融学理论的主要贡献在于打破了传统经济学中关于人类行为规律不变的前提假设，将心理学和认知科学的成果引入到金融市场演变的微观过程中来。行为金融学家和经济心理学家们通过个案研究、实验室研究以及现场研究等多种实证研究方法的运用，使得人们对于经济行为人的各种经济行为的特征及其原因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行为资产定价模型[BAPM，Shefrin和Statman(1994)]放松了完全理性人的约束条件。在BAPM中，投资者被分为两类：知情交易者(informationtraders)和噪音交易者(poise traders)。知情交易者即CAPM下的投资者，他们从不犯认知错误，而且不同个体之间表现有良好的统计均方差性，相当于理性经济人；噪音交易者则是那些处于CAPM框架之外的投资者，他们时常犯认知错误，不同个体之间具有显著的异方差性。两类交易者互相影响共同决定资产价格。当知情交易者起主导作用时，价格呈现效率，市场是有效的；当噪音交易者起主导作用时，价格没有效率，市场是无效的。BAPM中资产预期收益决定于其行为贝塔(behavioral betas)，即正切均方差有效(tangent mean-variance-efflclent)资产组合的贝塔。因为噪音交易者对价格的影响，正切均方差效应资产组合并非市场组合。该模型的主要问题在于，由于噪音交易者的影响，正切均方差效应资产组合随时都在变化，而且很难找到它的有效的替代物，使行为贝塔的估计比较困难。
(三)资产定价的基本方法
所有资产定价理论都基于一种思想：资产价格等于未来预期收益的现值；或者以无风险收益率去贴现未来的收益，再加上一个代表风险溢价的误差因子。为此，资产定价理论中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将表示整个市场的变动情况或系统风险总体变动的随机变量暴露出来。资产定价总体上存在两种基本分析方法：无套利分析方法和均衡分析方法。
均衡定价法试图分析隐藏在价格背后的风险来源，它一般着重于分析影响经济结构的宏观变量，例如消费偏好、效用函数等。均衡定价法的优点是在原理上解释一些结构性的问题，例如外部环境变化时价格如何变动。这种方法通过求解一定假设条件下投资者的选择最优化问题，或者市场处于一般均衡条件下的一组方程，就可得出资产价格的表达式。
无套利(No-Arbitragc)分析方法的基本思想是：在不存在套利机会的无摩擦市场里，当市场均衡时，资产价格与其未来收益一定存在某种必然的内在联系，即定价规律。从本质上讲，金融市场上资产供需平衡关系决定了资产的价值，一旦资产的市场价格偏离了其价值，金融市场上会出现无风险套利机会，投资者会以疯狂的热情，极大量的资金构作套利资产组合，迅速破坏原均衡状态。形成新的均衡状态。
无套利假设是经济均衡的必要条件，即达到一般均衡的价格体系一定是无套利的，但是无套利的不一定是均衡的，因而无套利假设没有一般均衡的要求严格，假设要求的信息也比较少，例如适用于一般衍生证券价格的Blaek-Scholes微分方程，仅仅要求几个容易观察的变量，为后来风险中性定价原理等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套利定价理论(APT，Ross，1976)假定资产收益率受N个共同因素(系统风险)和一个特殊因素(可分散的非系统风险)的影响。由于不同资产对N个共同影响因素的敏感程度不同，所以不同资产应有不同的收益率；反之，对共同因素敏感程度相同的资产或金融资产组合在均衡状态时(即对非系统风险进行剔除后)，将以相同的方式运动，即具有相同的预期收益率；否则，无风险套利的机会便会出现，投资者就会不失时机地充分利用这些机会获得超额收益，直至其消失。这就是套利定价理论最本质的逻辑。
二、资产定价理论的逻辑悖论
(一)实证中的悖论
首先对CAPM提出挑战的是“小公司效应”。小公司效应是指小公司股票比大公司股票的收益率高。Reimganum(1981)发现，公司规模最小的普通股票的平均收益率要比根据CAPM模型预测的理论收益率高，且小公司效应大部分集中在1月份。由于公司的规模和1月份的到来都是市场已知信息，这一现象明显地违反了有效市场假设。Siegl(1998)研究发现，平均而言小盘股比大盘股的年收益率高出4.7％，而且小公司效应大部分集中在1月份。由于公司的规模和1月份的到来都是市场已知信息，这一现象明显地违反了半强式有效市场假设。Lakon-ishok等(1994)的研究发现，高市净盈率的股票风险更大，在大盘下跌和经济衰退时，业绩特别差。市盈率与收益率的反向关系对有效市场理论形成严峻的挑战，因为这时已知的信息对于收益率有明显的预测作用。
同样对CAPM提出挑战并推动经典资产定价理论成果辈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CAPM实证中的一些“异象”(anomalies)。比较著名的有“股票溢价之谜”(the Equity Premium Puzzle，Mehra and Prescott，1985)和“无风险收益率之谜”(the Risk-free Rate Puzzle，Weil，1989)。Kocherlatoka(1996)发现，这些“异象”在很大程度上源于CAPM的三个基本假设：完全市场、无摩擦市场和新古典效用函数。
交易成本是市场不完全的原因之一。Constan-tinides(1986)讨论了交易成本对交易的影响后，发现存在一个非交易区间，在每个交易时间，只要风险资产数量对无风险资产数量的比例在这个区间内，就不需要交易；一旦偏离这个区间，投资者就进行交易，使得该比例回到这个区间内。Constantinides和Duffle(1996)利用不完全市场和持久收入波动，研究了持久收入波动风险的影响，得出一个不同于新古典资产定价模型。
针对效用函数形式对资产价格和收益率的影响的研究主要在两个方面进行。一方面是在效用函数中，把风险厌恶系数和跨期替代弹性分开；另一方面则是改变效用函数的时间可分性假设，在效用函数中考虑跨期消费的相互影响。Weil(1989)，Epstein
和Zin(1989，1991)建立了非期望效用函数。这种效用函数有一个特征：跨期替代弹性与风险规避系数之间可以部分独立。利用非期望效用函数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股票溢价之谜”。Sundaresan(1989)，Constantinides(1990)和Abel(1990a)研究了“习惯的形成”(habit formation)对效用函数的影响，认为投资者今天的消费将对明天消费的边际效用产生影响。据此，Constantinides(1990)、Ferson和Constantinides(1991)解释了“无风险收益率之谜”。
表面上看来，经典资产定价理论实证上产生的问题来源于CAPM的三个基本假设：完全市场、无摩擦市场和新古典效用函数。当更深入地考虑这个问题时，可以发现，这些假设恰恰说明经典资产定价理论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都存在逻辑悖论。
(二)认识论上的悖论
CAPM的逻辑起点是投资者的个人效用最大化。夏普(1990)认为，效用函数既可以被认为是一个原始效用函数，也可以看做是冯・诺依曼－摩根斯坦(Von Neumann and Morgenstern)预期效用的近似值，如果是其他类型的效用函数时，投资者也会按照Markowitz期望效用准则行动。因此，CAPM进行了高度的抽象，从主观的效用出发得出客观的资产价值。而在现实世界中，如果人们离开这种高度抽象而有些许偏离的话，那么实际就会与CAPM的理论值相去甚远。
我们知道，价格是资产成交的价格，是供求双方达到局部平衡的结果；价值则是该资产内在的本质的属性，或者说在一定条件下市场整体均衡的结果。关于个别价格和作为整体的价值之间的关系，奥地利学派著名的经济学家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在《经济学的认识论问题》中指出，“经济行动总是仅仅与行动的人赋予他必须直接从中选择的那个有限的数量的重要性相一致。经济的行动与他支配的全部供给对他的重要性无关”，也与“关于人们所能得到的全部供给对人类的重要性判断无关”。举例来说，一个人在必须只买一匹马时，他仅仅需要做出有关一匹马的价值的判断，无须关注100匹马对其值多少，或世界上所有马的价值几何的看法，也不会因此改变他的叫价。
(三)方法论上的悖论
CAPM事实上假定现实世界上的资产价格能够在资产定价模型中被复制出来。CAPM在一系列假设的基础上，把动态的资本市场上的不确定状态转化为静态的确定状态，用静态分析代替动态分析，在此基础上演绎出CAPM。但是，在考虑到实际的人类行为时，这种方法就会出现问题。当人们试图用人工的量化模型来代替人类的实际行为时，由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经济环境的易变性和复杂性，他们就会遇到许多难以克服的方法论问题。而如果现代资产组合理论也和CAPM一样，把不可用首先方式计量的不确定性转化为可以用数学方式计量的投资收益的概率分布，当做理性经济主体在并不知道客观概率时将按“概率信念”行动，并认为这些概率信念或“主观概率”完全像客观概率一样，这个时候也就忽略了人类有目的的主观活动与客观世界的本质上的区别，在方法论上混淆了人的主观因素和市场的客观因素之间的关系。
在检验CAPM科学性方面也存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悖论。一方面，在理论上，CAPM是对事前预期收益的一种(主观的)预测，属于事前分析；另一方面，在实证分析上所使用的数据却是(客观的)历史数据，属于事后分析。在实证时假设资产的报酬呈正态分布和市场是有效的，将事前的预期形式转换成事后形式。针对CAPM的这种实证分析方式，罗尔在分析了截面非正态证券业绩和CAPM的实证结果后，提出了“罗尔批判”(Roll’s Critique，Roll，1977)，主要有以下三点结论：1 CAPM的唯一合理测试是确定市场投资组合是否具有均值一方差有效性；2 若证券业绩按照事后的有效指数计算，则从有效集的数学观点出发，当偏离证券市场线进行计量时，不存在证券具有正态分布业绩；3 若证券业绩按事后有效指数计算，则任何投资组合都是可能计量的，这取决于非有效指数的选择。罗尔批判表明，即使市场是有效和CAPM是成立的，截面证券市场线仍然不能作为计量证券事后业绩的方法，而且资产组合的有效性和CAPM的有效性假设也是不能计量的，这是因为人们不可能真正计量市场资产组合的有效性。罗尔(Roll，1977)声称，既然真实的市场组合永不可考察，那么CAPM也就永远不可检验，因此CAPM不应被视为用于资产定价的完美模型。这样看来，有关资产定价的理论与实际出现了不可调和的矛盾。
此外，对CAPM的实证分析还面临着与EMH的循环论证的问题。CAPM的一系列假设与EMH的假设非常一致，在理论上，CAPM也是分析市场有效性的基本工具，二者具有密切的联系。如果市场是无效的，CAPM的基本假设也就不再成立，也就不存在所谓的对CAPM的检验。因此，CAPM的成立要以EMH成立为条件。那么，在这个范式内进行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现实数据与模型预测数据如果存在显著的差异时，并不能证明CAPM是不成立的，而有可能是因为市场无效所造成的；反之，如果发现了支持CAPM的证据，有可能是因为市场有效所造成的，也不能说明CAPM是成立的。因此，所有在EMH范式内对CAPM的实证研究，都是对CAPM和EMH的循环论证。
总之，CAPM在认识论上存在着混淆主观和客观、整体和部分之间的关系；在方法论上，用静态分析代替动态分析，忽略了二者间的本质差别而放大了其共性，并进行高度抽象，忽略了实际资产交易过程中本来是十分重要的约束条件。这个悖论，直接和间接导致了资产(组合)的交易价格与理论价格上的差别。因此，CAPM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存在的悖论就不足为奇了。
三、对资产定价研究的展望
不管是CAPM、APT还是BAPM，所有这些资产定价模型都存在着这样或那样难以克服的问题。已有的模型都是建立在诸多假设条件之下的，如果没有这些假设，那么有关模型也就不复存在，而这些假设有时看来是如此苛刻以至于在现实世界中不能够完全找到甚至根本就无法找到。这是抽象的理论和具体的实际之间必然存在的悖论!
资产定价模型的发展是基本假设不断放松求解的过程，但是，直到今天由于资产定价模型的基本假设仍然与真实世界相差甚远，资产定价还是一个谜。资产定价问题的研究必须摆脱原有理论的羁绊，立足于新的研究范式进行研究。这种新的研究范式要立足于市场参与主体的行为，从市场微观结构的角度运用实际交易或实验交易数据进行实证研究，找出影响资产定价的主要因素，为实际投资决策提供理论支持。
那么，资产定价理论又有什么意义呢?
首先，资产定价理论是在一定条件下对金融市场的实际状况的复制，在理论上来说，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该资产的理论价值，这个价值的波动性小。而资产的实际价格却由于种种原因，波动性较大，甚至会产生“泡沫”。所以，利用资产定价理论得出的资产的价值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内容摘要：本文指出了经典资产定价研究范式的不足及研究投资者情绪的必然性；基于经典资产定价假设的不足，提出了行为资产定价理论与经典资产定价理论相融合的角度去研究投资者情绪，提出了加强投资者情绪理论与市场微观结构理论相结合、与非线性资产定价研究相结合，采用马尔可夫可转换模型研究基于投资者情绪的资产定价、考虑政策、文化的资本资产定价理论的发展与演进。
关键词：投资者情绪 行为资产定价理论 市场微观结构 马尔可夫可转换模型
投资者情绪有着不同的定义形式，Brown和Cliff（2004）认为投资者情绪可以定义为投资者对股票的总体乐观或悲观程度。Baker和Wurgler（2006）认为投资者情绪可以定义为投资者的投机倾向。黄德龙等（2009）认为投资者情绪包含着投资者的投机性需求和对上市公司前景的乐观程度，前者反映了投资者对资本市场（虚拟经济）的预期，后者反映了投资者对基础市场（实体经济）的预期。深入研究投资者情绪理论，对深化投资者行为的研究，提高资产定价理论对股票市场的解释能力，推动金融研究方法的创新与发展，及加强对中国股市的金融监管，有着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基于投资者情绪的资本资产定价理论研究范式与方法的不足
（一）缺乏投资者情绪理论与市场微观结构理论相结合
如何将投资者情绪作为多因子风险定价模型中的一个重要的因子，用以解释股票市场衡截面收益以及对股票市场未来收益的可预测性进行解释，显得十分重要。当前，我国股市个人投资者所占的比例远高于机构投资者，这就决定了我国股市投机氛围浓厚，股票市场非理性因素很高，如何对缺乏理性的股票市场进行资产定价，就需要将行为金融与资产定价结合起来，引进反映投资者情绪变化的指数以及综合指数，作为一种风险因子，来寻求正确的估价。这对于提高我国股市的资产定价能力，更好地构建股市波动预警机制，提高我国金融监管能力及风险管理水平有着重要的意义。因此应将投资者情绪理论与市场微观结构理论相结合。如何将流动性因子引入，与投资者情绪结合去对股市收益进行可预测性的研究。
（二）缺乏投资者情绪理论与非线性资产定价研究方式相结合
基于投资者情绪的研究中缺乏采用非线性的定价模式去研究资产定价。随着时间的变化、牛熊市状态的变化、宏观政策的调整和经济结构可能的变化，能够造成估计股票资产收益率计量模型内的系数发生变化。不同时期或者区制（regime）对应的模型系数可能会发生改变。而捕捉这种系数变化的重要模型之一，就是带有状态变量的区制转移模型。在这些模型当中，模型中的系数可以随状态的改变而变化，状态或者说区制的变化由状态变量决定。马尔可夫区制转移模型等非线性时间序列模型，在金融计量领域中有着重要的应用。非线性模型的一个重要的表象就是可能出现“状态”（state）的转变。这种状态的转变，有时候也被称为“区制”（regime）的转变，可以用来捕捉金融时间序列模型中可能存在的结构性变化。最常见的区制转变模型当属马尔可夫区制转移模型（MS），MS模型一般用来捕捉多个结构转变的情况，其使用的基本理论之一是概率论中的贝叶斯法则。当然，有的时候结构转变可能出现一次，在这种情况下，经常使用平滑自回归模型。投资者情绪的变化及其对股票市场的资产定价在牛熊市是不一样的，因此，采用投资者情绪理论与非线性资产定价研究方式相结合是十分必要的。
（三）缺乏基于投资者情绪考虑政策、文化因素的资产定价研究范式
经典资产定价理论发源于微观领域，其研究范式长期以来局限于微观领域及微观变量向宏观变量的传导研究。一直很少涉及到宏观政策因素。很多金融经济学家看来，政策因素属于政治经济学和公共经济学领域。文化因素更是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都未引起金融学家甚至是经济学家的重视。文化因素一直是社会学研究的稳固阵地，经济学一直未有较深入的涉及过。对于中国股市来说，一直就有政策市的说法，股票市场的价格波动，受政府各项政策的影响很大，同时，在我国的投资文化中，向来就有集体主义与盲目从重的心理倾向，对投资者的投资决策会产生深远的影响。这也增强了我国股市的投机倾向。人的自我控制的形成还与文化教育、政策影响、人的心理等因素密切相关，并且对宏观政策的制定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因此，考虑基于投资者情绪的政策、文化因素的资产定价研究范式，就显得十分重要。中国股市正处于“新兴+转轨”的阶段，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转型时期，由于各种外在约束条件在不断变化中，投资者的情绪很容易受到波动，新旧文化的碰撞、信仰的缺失都会使得公众自我控制问题变得更为重要。因此，研究基于投资者情绪的政策、文化因素的资产定价范式，对于发展我国的股票市场在理论和实践上是有着重要意义的。
基于投资者情绪的资本资产定价理论研究范式、方法的创新与展望
（一）加强投资者情绪理论与市场微观结构理论相结合的研究
构建基于Fama和French（1992、1993、1996）和Carhart（1997）的多因子定价模型，同时将投资者情绪加进去，用以解释股票市场衡截面收益和预测股票收益。Fama和French（1996）用三个资产组合的收益率作为因子来解释所有资产收益率的变化：
Z=α+βmZm+βsSMB+βhHML+ε
其中，Z是资产的超额收益率，Zm是市场组合的超额收益率，SMB是市值小的资产组合与市值大的资产组合收益率之差，HML是高B/M（账面值/市值）比率资产组合与低B/M比率资产组合的收益率之差。其实证结果表明，除惯性（momentum）之外，三因子模型能解释许多其他CAPM不能完全解释的因素。Fama和French认为他们的三因子模型与Merton（1973）的跨期CAPM和APT的思想是一致的。由于这一模型脱胎于他们对CAPM的实证检验研究，因此可以看作是CAPM的拓展与改进。Carhart（1997）在Fama-French三因子模型的基础上加入第四个因子，即用惯性来解释资产收益率，并用来评价基金的业绩：Z=α+βmZm+βsSMB+βhHML+βpPRIYR+ε。前三个因子与Fama-French三因子模型相同，第四个因子PRIYR是前一年收益率最高的股票组成的资产组合与前一年收益率最低的股票组成的资产组合收益率之差，也称为惯性组合的收益率。
第一，考虑一个两因子定价模型包括市场组合和投资者情绪衡量的变化，即参考Lee et al.（1991）使用了一个两因子定价模型，包括市场组合和封闭式基金折现率的变化，来估计股票市场衡截面收益，即为：
Rj，t=αj+βj，mRm，t+βj，sentSentt┴+ej，t
其中，j=1，2，…，N；t=1，2，…，T；并且N是可观测的横截面的公司数量，对于每一个公司来说，T是时间序列可利用的观察量的数量；Rj，t代表了资产j在t阶段的超常收益；Rm，t代表了在t阶段的超常收益；并且Sentt┴代表了t阶段正交化的（Baker和Wurgler（2006））的投资者情绪指数的变化。基于参数估计βj，sent，把股票分成10个情绪敏感性组合。基于全样本βj，sent进行参数估计，把βj，sent0的股票被分成组合2-9，这里每一个组合有相等的股票数量，同时情绪Beta在各自组合当中是不断增加的。整个的样本期，一些股票可能表现出与投资者情绪所预测的相反方向的收益。组合2和组合10分别代表了最小和最大Beta的参数估计。
第二，在Fama和French（1992、1993、1996）的基础上的三因子定价模型中，加入Sentt┴，即为：
Rj，t=αj+βj，mRm，t+βj，smbRsmb，t+βj，hmlRhml，t+βj，sentSentt┴+ej，t
第三，在Fama和French（1992、1993、1996）和Carhart（1997）的基础上的四因子定价模型中，加入Sentt┴，即为：
Rj，t=αj+βj，mRm，t+βj，smbRsmb，t+βj，hmlRhml，t+βj，momRmom，t+βj，sentSentt┴+ej，t
考虑基于资产流动性与投资者情绪相结合的收益生成过程，首先构造基于Amihud流动性测度的计算公式：
其中，Amihudi，t为Amihud所指出的非流动性指标，Ri，d，t和Vi，d，t分别指股票i在第t月的第d个交易日的收益率和交易量（以十万元人民币为单位），Daysi，t指股票i在第t月的有效交易天数。如果说行为资产定价范式主要改进的是经典资产定价研究范式中的市场参与者完全理性的假设的话，市场微观结构理论的发展则将信息不完全性与市场无摩擦性假设打破了，在基于投资者情绪的定价中，应该考虑信息不对称、交易成本与买卖价差的关系，隐易成本、买卖价差与资产定价的关系，基于CAPM的流动性与资产定价模型以及基于买卖价差的费雪消费资产定价和基于法玛和弗兰茨（Fama和French，FF，1993）三因子模型的流动性与资产定价模型。将市场微观结理论的发展与投资者情绪理论结合起来，市场微观结构理论的发展虽然为资产定价的研究提供了独特的视角，但市场微观结构理论的发展也与行为金融学的发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信息不对称成本就包含了市场各方对信息的预期，换手率、买卖价差等变量也反映了投资者的许多非理性因素。
为了研究投资者情绪的动态效应，可以研究动态的情绪资产定价模型以及时间变化的情绪效应，把投资者情绪当作一个模糊数，以模糊数学为基础构建基于投资者情绪的行为投资组合也将是一个可行的方向。
（二）加强基于投资者情绪的股票市场非线性定价研究
股票市场价格波动的具体变化，是非常复杂的研究问题。由于股票市场异象问题的存在，从1952年马科维茨提出资产组合选择问题以来，资本资产定价理论（CAPM）和有效市场假说等资本市场理论问题，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质疑和挑战。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将行为金融学的理论引进到资产定价理论的研究当中，如行为金融学当中的股票市场非理与非线性资产定价理论的结合，尤其是使用马尔可夫可转换非线性模型来预测股票市场的收益，而在行为金融学理论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当属投资者情绪理论。非线性理论对资本市场的定价仍在不断的发展变化当中，研究主要集中在股票价格是否存在非线性及建立非线性模型来研究股票价格定价及其变动。到目前为止，股票市场的非线性现象得到了实证上的广泛支持，非线性的资产定价研究为股票市场的价格定价，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框架。因此可以建立基于投资者情绪的股票市场非线性定价，为股票市场定价理论的发展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
（三）加强基于投资者情绪考虑政策、文化因素的资产定价研究范式研究
投资者情绪本身与各国的文化教育、政策影响、人的心理等因素密切相关，并且对宏观政策的制定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尤其是我国这样一个处于经济转型期的国家，股票市场的价格波动所导致的投资者情绪变化受政策、投资文化的心理影响更大。尤其是我国股票市场投资者的从众心理是非常严重的。因此建立基于多学科交叉的投资者情绪研究框架，建立金融学、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及文化学等多学科综合融为一体，及互为基础、相互研究渗透的投资者情绪范式研究方法及考虑政策、文化因素的行为资产定价研究模式，深入研究我国投资者的投资行为，对基于投资者情绪的资产定价理论研究是非常重要的。
参考文献：
1.Baker M.，Wurgler J..Investor sentiment and the cross-section of stock returns.Journal of Finance，2006，61（4）
2.Baker M.，Wurgler J..Investor sentiment in the captial market.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2007，21（2）
3.Brown Cliff.Investor sentiment and the near-term stock market.Journal of Empirical Finance，2004，11（1）
4.Statman M.，Fisher K.L.，Anginer D..Affect in a behavioral asset pricing model. Financial Analysts Journal，2008，6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