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9-05 16:3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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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市政建设；存在问题；解决对策
我国城市化建设事业目前已经进入到快速发展的时期，经过系统的资料分析，我国城市化水平已经超过了51%，城镇人口在全国总人口中也占有较大的比重。从国际标准来分析，城市建设速度超过50%之后，就会进入高速发展时期，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我国城市化发展速度在未来的几年内会出现较大的提升。要想保证城市化发展朝着健康、稳定的方向进行，就要对市政建设过程中存在的不足以及缺陷进行完善，保证市政建设活动更加有效、科学以及持续，从而为我国城市化发展事业奠定良好的发展基础，推动它城市化进程实现可持续发展。[1]城市市政建设过程中所取得的成就主要表现在不断加大的投资力度、体质改革活动顺利进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事业不断完善；建设总体水平显著提升等不同方面。要想在在此基础上提升市政建设水平，就要对实际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综合分析，并结合实际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以及处理措施，保证城市发展以及建设事业取得更大的进步，为统筹区域发展贡献一定的力量。
一、市政建设领域中存在的问题
（一）市政基础设施水平区域有着较大的差距
现阶段城市发展过程中，我国城市基础设施水平呈现严重的不均衡状态，基础设施键位比较完善的区域一般集中在城市中心或者周边一定距离的区域，一些偏远郊区的各种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较为落后，这从根本上给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发展工作带来很大的压力，对于这种发展不平衡的状况，只有制定出较为完善和科学的规划方案以及设计书，对于其余基础设施相关建设工作进行落实，才能够保证不出现任何不均衡问题。
（二）市政基础设施行业发展差距较大
在市政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发展过程中，市政企业一般会比较重视关于城市道路的建设工作，这是保证经济发展持续进行的主要途径，城市基础设施不同建设活动所受到的重视程度各不相同，从而导致基础设施行业在发展过程中呈现不均衡的状况，道路交通设施已经处于较为先进的水平，垃圾处理、城市污水处理等基础设施建设较为落后，虽然，政府有关部门在近几年内已经对城市污水、垃圾的处理意识开始不断提升，但是，与城市基础设施总体水平相比较，其发展速度依然较为落后。
（三）市政基础设建设活动缺乏统筹协调力度
我国市政基础设施建设活动在进行规划方案编制过程中存在一定的缺陷，方案编写内容存在很多缺陷，基础设施整体布局以及选址等工作都不能有效进行落实，提前对各种信息进行，但是具体的实施工作较为落后。各项基础设施在实际建设过程中没有进行整体规划，从而导致工作安排不科学，很难有效对其进行控制。[2]很多基础设施布局存在严重的不合理问题，从而给城市发展带来一定的限制，城市市政单位不同部门之间缺乏协调与沟通，各项基础设施行业分布较为零散，建设活动之间缺少配套以及协调，导致不同基础设施建设存在重复现象，造成严重的资源浪费。
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问题解决对策
（一）提升市政基础设施配置的实际水平
在进程市政建设活动中，首先要对城市建设空间进行充分利用，对规划活动进行合理布局，从根本上保证城市空间实现集约型、高效性的布局分布。[3]对于城市建设速度不断提升的现状，要保证城市空间布局朝着集约化、高效化的方向发展，所以，在市政建设活动中，要尽可能地解决城市发展空间，对土地资源进行合理利用，从而推动城市建设取得更大的发展以及进步。
（二）实施低碳环保的管理模式
市政建设过程中，不仅好考虑经济发展以及城市发展的现状，还要兼顾可持续发展的相关要求，在满足经济发展的基础上，要实现生态环境与城市、人与自然之间的稳定和谐发展。[4]所以，要想从根本上实现这一发展目标，就要保证市政企业在进行实际项目建设过程中，充分利用各种环保节约的材料以及方法，建设能源消耗，对各种再生能源进行充分利用，保证市政建设项目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产生更加显著的效果。
（三）建设社会化、多元化的融资方式
市政项目建设以及施工水平在新时期环境下得到较大的提升，保证建设资金的稳定投入是整个市政建设活动中较为关键的环节，对于市政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发展水平来分析，建设社会化、多元化的融资模式能够保证市政事业取得更大的发展，这样还能够减轻当局政府的财政实际压力，促进建筑行业实现不断发展。通过多种合理有效的途径或者合法的渠道来对社会各界实施项目招标，从而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活动提供一定的资金支持。[5]利用社会化、多元化的融资模式，解决市政建设项目资金不足的问题，给投资者带来更大的回报，保证市政建设带来更大的社会以及经济效益。
（四）加大监控力度，完善管理机制
要想从根本上提升市政建设工程质量水平，就要对质量监督工作加大控制力度，首先进行定期抽检以及随机抽检的检测制度，保证市政工程在两种检测制度的共同约束下提升工程质量，还要对建筑施工质量以及建筑施工材料实施“双保险”，从根本上避免市政工程施工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质量隐患以及损失和事故。改变传统的监测工作方法，实施全程监测，市政工程质量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施工原料、施工过程以及生产过程，要改变传统的通过检测来对工程质量进行评价的方式，从产品形成的不同层面以及不同环节来把握产品质量，从根本上提升市政工程的建设质量以及水平。[6]为了能够从根本上适应现代市政在建设以及管理过程中所提出的各种要求，要对管理机制进行完善 ，建立具有综合协调职能的部门，对项目建设进行科学决策，明确工程管理方面的权利、质量责任、走向社会化、市场化、专业化的建设管理道路。
结语：
我国市政建设活动在发展过程中还存在一定的不足和缺陷，从城市发展总体水平来分析，市政项目在建设过程中取得了较大的进步，但是，在对每一个项目进行分析过程中，还存在较多的质量问题，市政单位或者市政企业在实际工作过程中不能仅仅满足于所取得的各种成就，还要对不同的制约因素进行综合分析，结合我国经济发展以及城市进步的实际状况来对资源进行优化配置，实施合理科学的规划，保证各种制度能够准确落实，不断提升和完善城市建设项目，从根本上推动市政建设事业取得更大的发展和进步。
参考文献：
[1] 周浩.市政工程建设施工管理之己见[J].城市建设理论研究（电子版），2011（32）.
[2] 陈建辉.市政工程施工质量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和对策[J].城市建设理论研究（电子版） ，2014（3）.
[3] 杨子跃.市政工程施工管理探讨分析[J].投资与合作 ，2013（8）
[4] 乔莉萍，陈彩红.试论市政工程施工管理[J].城市建设理论研究（电子版） ，2014（1）
关键词：行政管理 奖励惩罚
奖励与惩罚是现代企事业行政管理工作中最为常见的一种激励手段。实践证明，在整个医院行政管理工作中，随着《院长目标管理责任制》、《职工综合目标管理责任制》的逐步健全与完善，正确操作和实施奖罚机制，已成为各个单位一项不可忽视的重要工作。它对促进医院工作经常化、制度化、规范化具有十分显著的作用。然而，据调查显示，近几年来，由于奖罚不当或不讲标准、不计效果地评先发奖，不仅大大影响了有关科室、班组和个人争先创优的工作积极性，而且还使原有的奖励“含金量”大为降低，应有的荣誉感变成人们心中的疑惑和不屑，应有的示范作用也化为乌有，实是有悖于精神文明建设。针对这一情况，笔者就奖罚不当的主要表现、产生原因、负面影响及对策谈几点粗浅看法，以与大家共同研究和探讨。
1奖罚不当的主要表现
1. 1奖罚制度不完善
据笔者对6家单位调查发现，没有一家单位有完善的职工奖罚制度，3家单位仅在一些管理制度中有“视工作表现给予奖励”的笼统阐述，显然不能也完全不适应现代科学管理。如在奖金的分配上，不少单位仍然采取以考勤为主要内容的平均分配方法，解决不了“出工”与“出力”的矛盾;有的单位虽然以科室为奖金核发单位，虽然解决了科室吃单位“大锅饭”的问题，却仍然解决不了个人吃科室的“大锅饭”问题;有的单位采取了计分核奖的办法。可是由于这些单位人员结构或科室设置不合理，以及定额核算方法不完善等致使有的科室容易增收，有的科室不易增收。另外还有诸如考核办法不够科学等因素，致使在同一单位付出相同劳动代价的职工，得不到相等的奖励，使奖金分配的不合理现象很难得到解决。特别是一些行政职能科室，工作无定额，考核标准又缺乏可定量的客观尺度，造成有定额的科室奖罚分明，无定额的行政人员“早涝保收”的极不合理现象，以至于出现了许多原先为坐科室的人员要到临床第一线去，而一些临床医护人员挖空脑筋想坐办公室的不安定现象。
1.2奖罚不够分明
主要表现为该奖的不奖，该罚的不罚，或者不分青红皂白，也来个平分秋色。常常是在与科室、班组签订责任状时，把怎样进行奖罚兑现条款说得头头是道，致使许多科室、班组开始有些喘不过气来，可时间一过又来个急转弯，让人又成了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例如，年终评奖时，不间这个科室、班组年度工作任务完成情况，一律照样下发20%的先进指标，免得分出个你高他低，影响情绪。而到了下边，科室班组的领导为图省事，怕麻烦、得罪人，干脆“删繁就简”轮流做先进，使得有些被轮流坐上“先进”的一上光荣榜，还出现过真正够格当先进人员要求不上光荣榜的事。
1.3奖罚不够严肃、严格
这主要表现在有极少数单位在实施奖罚时太轻率，动不动就罚、就惩，好像不奖不罚就没有“杀手钢”了;有些单位则把奖罚面搞得太宽，次数太多，奖励有月奖、季奖、半年奖、年度奖、竞赛活动奖、科研奖、单项奖等等。惩罚的有:除了违犯院规院纪的以外还有如延误承诺的、协调不好的、卫生不达标的、无故不参加学习的等等，五花八门，凡事都有奖罚。可就在这也奖，那也奖，这也罚，那也罚的同时，医院整体工作仍无大的起色，常常使医院内部发生一些本不该发生的问题，处境尴尬，十分被动。
1. 4领导层获奖过多
调查发现，在每项奖励中，班组、科室、院级领导所占比例占整个年度奖励的90%以上。也就是说，所有的奖励几乎全奖给了大小干部。评奖时，总是把头头们作为第一人选，一人发言，大家附和，其实很少有人说的是真话。这里不是说干部就不能获奖，只是为了说明一个问题。比如，一个职工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做出了超过本职工作范畴且有利于人民和集体利益的事，则该职工就应该奖励。而作为一个科长、院长，自我工作非常出色或几乎完善，但科室、整个单位或分管部门的工作成绩一般，奖励也就失去了意义。
2奖罚不当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
2. 1领导干部思想方法片面，主观因素干扰严重
主要表现为有的领导以为奖得越多，成绩就越大，医院工作就越好;有的则认为罚得越多，管理就越严格。常常以奖罚论是非，在实施奖罚过程中，不能全面地从勤、绩、德、能等多方面综合评定，总是受他们自身经验、智能、情绪、关系等因素的影响，或是掺人一些亲疏好恶和主观爱憎等因素。再有者，有些领导特权思想严重，习惯于个人说了算，不按组织原则办事，不经集体讨论研究全凭个人意愿决定奖惩。
2. 2管理教育虎头蛇尾，思想政治工作流于形式
一些领导干部常常借故工作忙，单纯依赖奖罚，有的会议一开，任务一布置，好像就万事大吉了，最后用奖罚来吓唬人，忽视了日常的管理工作，忽视做深人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有的遇到问题绕道走，怕得罪人，碰到钉子怕戳手，不敢面对现实，为自己留下后路，不是脚踏实地地去解决一些热点、难点问题，而是在不同场合宣布一下，奖罚了事，结果奖也奖了，罚也罚了，可问题依然存在。
2. 3工作不实不强，优劣心中无数
有的在日常管理工作中，忙在嘴上，动在会上，写在纸上，浮在面上，类似葫芦掉下井，看上去落实下去了，但实际上没有沉下底，差在何处，摸不到点子上。有的检查考核，做做形式，看看样子，不按规定的标准和程序审核打分，你好、我好、大家好，只要不给领导出难题就好。
2. 4奖励也爱搞综合平衡，照顾方方面面
特别是奖，这个科室有的，那个科没有不行，职工有了，干部没有不行。团员有了，党员没有不行，结果是这里出一个，那里冒一个，不管三七二十一，发奖总比惩罚来得容易，皆大欢喜。
2.5不正之风渗入奖罚体系
竞争，这是商业企业永恒的主题。价格竞争和服务竞争是竞争主要形式。目前，在市场成熟度不足的情况下，“双刃两损”的价格竞争仍然是药品零售商家参与竞争的主要手段，但其结果往往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两败俱伤，对药品零售业的健康、有序发展危害极大。而服务竞争作为较高层次的竞争形式，因其后劲持续、影响深远，已日渐引起众多商家的重视。笔者认为，零售药店应根据市场变化，以向顾客提供更为完善的售前、售中、售后服务为支撑点，调整竞争策略，更新服务理念，创建自己的服务品牌，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从而获得更为广阔的生存、发展空间。
调整服务模式
目前，我国药品零售业还处于成长期，由于受传统经营模式的影响，仍然没有摆脱“等客上门”的坐商经营格局。因此，零售药店应针对消费市场需求，及时调整经营思路，开辟形式多样的服务模式和营销渠道。例如，重庆出现的汽车药店，经营者以汽车为店，有目的地选择农村集市，为广大农村消费者提供流动的药品销售服务，方便了农村边远地区群众购药。上海第一医药商店设置的OTC自动售药机，以及江苏、浙江等一些地区推出的“24小时药房”服务，都给老百姓的购药带来了便利。再如，国外比较成熟的经营方法━━超市药店，典型的做法是采用开架方式让消费者自选购药，这种服务方式有效地增加了药店的亲和力和与消费者间互动性，使消费者获得自主购药的便捷服务。
丰富服务内涵
扩充服务内涵，是药品零售企业提升服务品位和档次的重要前提。零售药店应建立以人为本、以消费者为中心的服务理念和以提高药师素质、管理质量、服务质量为核心的服务体系，提升服务层次，用细节来体现服务质量，用行动来强化服务营销，打造零售药店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服务品牌。一是加强从业人员的业务训练，提高专业素质和服务技能，使其能够用自己的知识和技能去帮助消费者，为消费者提供选药、导购、用药的咨询和指导服务，帮助消费者建立安全合理用药的意识。二是与消费者建立稳定关系，经常保持联系，通过对消费者进行跟踪服务，形成消费者用药档案，从而建立了企业稳定的消费群体。例如广东等沿海地区的一些药品零售商家借鉴现代商业营销模式，推出的优惠卡、会员卡、贵宾卡等营销服务，既留住了老顾客，又发展潜在的消费人群，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三是做好药品零售的事前、事中、事后服务。根据来店消费者的病情和需求，向其准确介绍相关药品的疗效、价格、不良反应等信息，并真诚地提出推荐建议，使之想买；在消费者选定所需药品后，能给予其正确的用药指导，使之会用；同时做好对消费者用药情况的及时随访，为消费者用药提供真诚细致的全程服务。
扩展服务范围
关键词：宏观经济政策；益贫式增长；政策模型
中图分类号：F1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176X（2011）04-0017-10
一、引 言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注发展中国家问题的国外学术界和国际机构已从单纯强调“经济增长”，转而重视“益贫式增长（pro-poor growth，PPG）”。益贫式增长要求发展中国家政府不仅要确保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而且要关注穷人能否参与到经济增长过程中，并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成果。这意味着发展中国家需要重新审视以往的发展战略和增长模式，科学地制定益贫式增长的经济政策。
基于经济增长益贫性以及有利于穷人的经济政策来研究发展与减贫问题是当前国际上比较前沿的课题。国外学者就经济政策对益贫式增长的影响作了大量的经验研究，得出了一些有价值的结论。跨国经验分析发现，宏观经济一揽子政策对于益贫式增长有显著效果，Essama -Nssah［1］通过模拟宏观经济政策对总福利和贫困的影响，发现结构调整政策和分配政策对福利影响非常显著。Klasen［2］通过跨国比较分析，指出提高农业生产率、缩小地区差距、减少性别差异、提高穷人资产储备的一揽子政策有助于实现益贫式增长。Dollar和Kraay［3］、Lundberg和Squire［4］结合财政、货币以及汇率政策，创建了一个宏观政策指数，以更宽泛的角度度量宏观经济稳定性，其应用非洲国家样本的实证分析表明，宏观政策对低收入群体福利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开放的贸易政策是否会促进益贫式增长，结论尚不明确。Dollar和Kraay［3-5］以进出口额占GDP比重来衡量贸易开放度，研究发现开放的贸易政策有利于益贫式增长；但Winters［6］采用同样的衡量标准对巴西、海地、墨西哥、秘鲁和赞比亚的研究却发现，当这些国家经历快速贸易开放时，却保持着较慢的经济增长和贫困减少水平。Ernesto［7］指出，有效利用劳动力的政策以及对教育医疗进行合理投资可以实现益贫式增长。Shenggen等［8］的研究表明目前在印度，政府农业科研、教育和道路投资是促进益贫式增长的有效政策措施。
目前，国内关于经济政策对益贫式增长影响的研究还比较少，笔者考察所及只有徐俊武［9］、罗小芳和卢现祥［10］等几项研究。他们都提出有利于穷人的秩序对于益贫式增长的重要性，此外，徐俊武还对二元结构下政府公共支出对益贫式增长的关系进行了阐释，指出政府对农村的公共支出比例与穷人向现代部门的迁移能力密切相关。此外，杜志雄、肖卫东和詹琳［11］进一步研究了益贫式增长的引申概念包容性增长的政策内涵，指出实现包容性增长同时蕴涵着培育和提升人力资本、增强制度设计与政策制定的公平性、建立公平的防护性保障体系三个层面的宏观政策，并对这一政策体系中的政策措施做了分类，但对政策措施对包容性增长的可能影响没有做进一步的分析。当穷人向现代部门的迁移能力较强时，可以通过不断减少对农村的支出比例，增加对城市的支出比例来促进益贫式增长；当穷人向现代部门的迁移能力不足时，必须增加政府对农村的公共支出比例才能实现益贫式增长。
基于上述分析可知，各种政策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同时起作用的，不论基于益贫式增长理念的改革重点关注何种政策（如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政府支出、贸易自由化、金融领域的自由化等），都要求我们说明这些政策对经济增长的综合影响，及其对不同的社会群体福利的综合影响。而就笔者所及文献来看，很少有研究系统地讨论经济政策和中国益贫式增长问题，据此，本文拟开发一个小型的中国益贫式增长“宏观―微观”政策分析模型，并在此基础上以中国为样本开展经验研究。
二、理论框架与测量模型
（一）益贫式增长政策分析模型的理论基础
宏观经济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早已在学界基本达成共识，但是宏观经济政策对穷人福利的影响至今仍是充满争论的课题。Lal和Myint［12］研究了增长、不平等和贫困的关系之后发现各国的经验差异较大，差异主要来自于政策选择的不同。同时，也有证据表明分配政策较公平的国家经济增长更快，经济政策可以对初始收入分配中穷人福利的不利状况进行修补。Demery和Squire［13］指出，在执行改革政策的国家，贫困人头指数降低，而在没有实施政策调整的国家，贫困状况改善很小，甚至更为恶化。此外，有研究表明，减贫策略的各种要素还包括：建立在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基础上的，出口导向的外向型增长策略；鼓励采用新技术的早期的农业和农村发展；基础设施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能够对农民和企业家提供激励的有效的制度；促进医疗卫生、教育和社会资本以及为穷人提供社会安全网的社会政策都可以促进益贫式增长［14］；此外，还包括改善经济增长的微观环境的各种要素，例如通过更好的信贷市场作用来改善资本通道，以及更加公平的资产分配等要素。
基于以上文献提供的经验证据，本文将重点讨论宏观经济政策影响贫困人口福利的各种途径（例如，通胀、总需求、收入分配和宏观经济不稳定，这些途径可以按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加以区分），以及周期和危机的非对称效应和劳动力市场的重要作用。上述各种公共经济政策对益贫式增长的影响和相互作用的关系可以用图1来描述。
宏观经济政策调整影响穷人的最直接途径就是公共部门冻结工资，政府转移支付和补贴支出的削减和公共部门价格的提高。宏观经济政策对穷人的间接效应可以通过许多方面起作用，包括总需求、总产出（假设起初存在超额生产的能力）以及就业的变化；经济增长速度的变化；通胀的变化和对穷人的相关消费价格平减指数的变化；真实汇率的变化；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性及分配效应。此外，稳定政策带来的产出和就业效应也可能是不对称的。同时，越来越多的经验数据表明，周期性衰退和经济危机对贫困会产生非对称效应：衰退或急剧的产出缩减可能会大大提高贫困水平，然而扩张却倾向于产生非常有限的影响。
（二）益贫式增长“宏观―微观”政策分析模型框架
本文所设计的益贫式增长政策分析模型分三个层级。第一层级使用的是一个静态的、加总的、具有宏观经济内在一致性的框架。这一模型的优点在于，它能够将财政账户、国际收支账户和货币账户联系起来，从而确保具有一个内在一致性的国民核算帐户。而绝大部分的宏观经济政策，诸如政府支出水平、税收水平和赤字融资的结构等等，都可以被整合到这些模块之中。而后，宏观一致性框架中的政策信息就会在各个模型之中运行，在此我们选择了两个增长模型：一个是属于长期增长模型的“真实值”模型，另一个是反映短期增长效应的三变量VAR模型。增长模型反映了在相对价格、工资以及产出构成没有改变的情况下，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第二层级是该框架的核心部分，是一个静态的、多部门的、具有一般均衡性质的模型。模型假定经济的总产出水平是固定的，因此，它主要反映的是宏观经济政策以及宏观经济震荡对相关价格和工资造成的影响。在此，首先借鉴了世界银行开发的1-2-3CGE模型。简而言之，从某特定宏观经济政策的国民核算账户开始，运用1-2-3CGE模型，可以得到一系列相互之间保持内在一致的商品的工资、特定部门的利润以及相对价格的数据。但是，1-2-3CGE模型存在一个明显的不足，即宏观经济政策与贫困的因果链条是单向的，而没有考虑到宏观政策对微观模型变量的反馈效应，另外，我们所应用的简单1-2-3CGE模型也缺乏对劳动力市场更为令人满意的描述。第三层级是微观数据（家庭数据或分组数据）。当模型对价格、工资、利润和增长进行的预期变动被整合进代表性组群的有关工资、利润以及商品需求的家庭数据时，就在微观和宏观之间建立起了沟通的桥梁。理论上，通过该框架，就可以在有限的时间里，在可以运用的数据资源的情况下，得到与一系列宏观经济政策和冲击具有内在一致性的家庭福利指标以及益贫式增长水平的预测值。
三、变量选择与计量检验设计
（一）“真实值”模型
“真实值”模型的增长回归方法已被证明在解释跨国的增长率变化时非常成功，因此也很可能在解释增长的跨期变化时非常有用，大量文献使用该方法进行了综合研究。本文将在对中国主要经济政策（金融发展、通货膨胀、汇率、对外贸易、FDI、公共支出等）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应用209个国家的面板数据进行增长回归分析，考察各个宏观经济变量对增长的影响，以及在控制其他经济政策和变量后，某项经济政策的变化趋势是否显著地促进了经济增长。
为确定上述经济政策对增长的影响，笔者通过对世界各国的增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结合世界范围内真实值模型的增长系数，讨论中国上述经济政策对增长的影响。本部分主要的数据来源是WDI和IMF的世界各国宏观经济数据库。选取的样本包含了全世界209个国家和地区的1970―2003年的相关信息，即包括7072个有效样本点的国际面板数据。在回归分析中，对各国的基础设施情况采用每百人电话线这一国际通用变量进行度量；在已有的实证研究中，M2/GDP度量金融发展的作用已得到了有力的证实，因此采用M2/GDP来衡量一国的金融发展水平。
此外，考虑到增长回归中金融发展等变量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借鉴了已有文献中的方法。构建回归方程时，假设Y表示被解释变量，X表示解释变量，由多个解释变量组成的一个列向量，方程中的下标i和t（t=1970，…，2003）分别代表第i个国家和第t年，b表示截距项，于是一个表示X对Y的影响的总模型可以写作：
其中，β即需要确定的真实值模型中各个影响经济增长变量的增长系数，是一个行向量。
增长回归模型中，第一组解释变量包括决定增长的政策：（i）金融发展的衡量（M2/GDP）；（ii）通货膨胀；（iii）实际汇率；（iv）小学教育完成率；（v）每百人电话线（基础设施的变量）；第二组变量在前一部分的基础上，还考虑了可能受到冲击影响而发生较大变动的进出口贸易和资本流动的因素，即：（i）进出口贸易占GDP的比例；（ii）资本流动；最后，考虑到1998年是中国经济增长性质发生改变的重要分界点［15］，为更好地考察中国经济政策对益贫式增长的影响，尝试将1998年前后的国别数据分别进行分析，并将侧重点放在1998年以后中国的益贫式增长阶段。
通过对方程一中第一组解释变量的回归（见表1所示）可以发现，较高的M2/GDP、较低的通货膨胀水平、完善的基础设施供给都与较高的增长率相关，而真实汇率及小学完成率对增长的影响并不显著。
在第二组回归中（如表2所示），加入了表示外部冲击的变量，即进出口贸易、资本流动。二个变量加入方程，得到了以下回归结果（如表2）
表1、表2均为固定效应（FE，fixed effects）估计结果，因为Hausman检验拒绝了随机效应（random effects）模型，因此没有报告随机效应的估计结果。根据解释变量的R2值，加入了外部因素的“方程二”比“方程一”更有解释力。通过对两个方程的综合考察，可以得出以下估计结果：第一，在固定效应估计中，M2/GDP显著地影响GDP的增长率变化，并且，与资本积累、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一样，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也存在着双向的因果关系。第二，不论是否考虑外部冲击，通货膨胀对增长率的负向影响都十分显著，但需要注意的是，虽然研究发现高通货膨胀往往伴随着产出的下降，然而一旦通货膨胀得到遏制，产出又会重新回复到原来的长期增长路径。第三，当引入外部冲击变量如贸易及资本流动以后，M2/GDP即以货币表示的金融政策发展对GDP增长率的作用方向有所变化。第四，进出口贸易占GDP的比例这一变量具有显著的正影响，说明发挥各个国家的比较优势，有利于GDP的增长。第五，资本流动（净流动/GDP）作为冲击变量，它并不显著。
至此，已经能够对影响经济增长的变量和其影响程度有比较明确的认识了，但这还并不是研究的全部。根据刘畅［15］的测算，及对中国经济增长性质的判断，1998年是中国经济增长是否益贫的一个分界点（1987―1997年间的经济增长是非益贫的；特别是1995―1997年间，农村经济增长的成果被收入分配的恶化完全抵消，贫困群体的福利水平显著降低；而在1998―2006年间，出现了9年稳定的益贫式增长）。因此，本文希望能够以1998年作为分界点，观察1987―1997年、1998―2006年间经济政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据此对样本分别进行了固定效应估计，回归结果如表3、表4所示。
其中，在1998年以前，M2/GDP、通货膨胀、实际汇率、资本流动几个变量被证明具有显著性，但资本流动的作用效果却不够明显，对增长率只有微小的影响；而1998年后，除M2/GDP、通货膨胀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影响外，实际汇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变得不显著了，而进出口贸易占GDP的比例则开始表现出对经济增长率的正向影响。这说明1994年汇率制度并轨后，人民币不再出现之前持续贬值的趋势，平稳的汇率水平为经济增长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但未能对经济增长有明显贡献；1998年后进出口贸易占GDP比例的提高对经济增长有良好的促进作用，表明国家的对外贸易政策特征发生了某些变化，使得其对1998年前后经济增长有不同影响；另外，各种政策在1998年对经济增长率的弹性也发生了很大变化，M2/GDP对经济增长的弹性有所降低，通货膨胀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有所加强，这些变化对于接下来进一步考察这些政策对不同群体福利的影响非常重要。
需要强调的是，“真实值”模型其实仅仅是反映宏观经济政策的长期增长效应的方法之一。它是一个简约的模型，并且模型是建立在跨国回归的基础上，因此，各国家的系数都是相同的。
（二）三变量VAR模型
一般的模型仅仅只是描述因变量对自变量变化的反应，向量自回归模型则考虑了模型中各变量间的相互作用，在某些给定条件下，VAR模型能够用来确定一个基本的经济冲击给其他经济变量带来多大影响，即其他经济变量对该基本经济冲击的响应的大小，所以VAR被公认为描述变量间的动态关系的一种实用的方法。为讨论政府支出的增加对经济增长的短期影响，建立三变量自回归（VAR）模型进行评估，三个变量分别是增长率、实际汇率以及政府支出。
1.方法与模型
本文使用1980年Sims提出的向量自回归模型（vector autoregressive model，VAR模型）。模型采用多方程联立的形式，在模型的每一个方程中，内生变量对模型的全部内生变量的滞后值进行回归，从而估计全部内生变量的动态关系。最一般的VAR模型数学表达式为：
yt=μt+∑ki=1αiyt-i+βixt-i+ut（2）
其中，yt为外生变量向量，xt为内生变量向量，ut为随机扰动项，K为滞后期。
1.平稳性检验
在模型中选取中国自1987―2006年20年间的数据进行分析。在建立线性的VAR模型之前，首先检验数据的平稳性，对模型中GDPGR（真实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EX（真实汇率水平变化）以及PE（公共支出变化率）变量的数据做ADF单位根检验，结果表明其均为平稳序列（检验结果见表5所示）。
2.建立VAR模型
以GDP增长率、真实汇率变化率和公共支出变化率作为变量建立VAR模型，其扩展形式如表6所示：
本文重点关注公共支出冲击影响经济增长的短期弹性。VAR模型的扩展形式表明，向量自回归估计中得到的增长对其自身的短期弹性非常显著，分别为0.6718、0.4762；而受到公共支出冲击短期影响的弹性并不显著，第一年为0.0004，到第二年则更小，为0.0001（这两个弹性数值是我们下一步在CGE框架中分析公共支出冲击对低收入群体福利影响的重要参数），这表明我国政府支出政策的变化对拉动经济增长影响很小，至少在短期如此。
3.脉冲影响分析
脉冲响应函数（impulse response function，IRF）用于衡量来自随机扰动项的一个标准差冲击对内生变量当前和未来取值的影响，其内涵是一个变量的扰动通过模型影响所有其他变量，最终又反馈到自身的过程。可以通过脉冲响应函数理解政府支出如何影响其它两个变量，并最终作用于自身的过程。图2描绘了公共支出和汇率对经济增长影响的轨迹。
通过对脉冲响应轨迹的观察，可以得到一些初步结论：（1）经济增长率（GDPGR）对其自身的变化有较强反应，但这种影响是非常复杂的，出现了先降低而后升高，最后趋近于零的变化轨迹，这说明经济增长的速度在短期是有惯性的（前两期），但从长期来看，这种影响会迅速减弱以至消失。（2）汇率的贬值对于提高经济增长速度有一定作用，且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时间更长（约为5期）。（3）公共支出的增加在短期内促进了经济增长，但此后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为负以至逐渐消失。这种变化趋势表明公共支出的增加很可能对财政的可持续性造成了影响，从而影响了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对于这一点，我们将在后文应用CGE一般均衡方法进行更加深入的经验分析。
（三）1-2-3CGE模型
基于“宏观―微观”思想的模型的解决方案提供了联系变量（LAVs）进行微观模拟模块的影响分析。即应用1-2-3CGE数值模型方程组（表7给出了1-2-3CGE模型的方程规范，表8为模型的变量说明），考察了1987―2006年经济政策对益贫式增长运行的影响。
通过1-2-3CGE模型，可以得到工资、利润以及三种商品（国内商品、进口商品、出口商品）价格变动的信息，即LAVs，将这些连接变量与微观数据模块连接起来，就可以得到每个代表性家庭群体平均福利变化的信息。
（四）微观数据模块
微观模块的工作是将1-2-3CGE模型转化为家庭福利。对于宏观经济框架而言，CGE模型计算了各部门相关的收入的变化，以及各种商品价格的变化。家庭模块的计算使用包络方法，其中，间接效用分别是工资率、部门利润和商品价格的函数，而这些都是中观和微观层级之间的连接变量（LAVs）。因此，宏观冲击对家庭层面的福利影响的第一顺序估计等于以下三个组成部分之和：初始劳动收入与工资率的相对变化之积；利润收入的变化；初始消费的商品与商品价格的相对变化之积。
在实证分析时，各群组的收入和消费数据可以从家庭调查数据中获得。共有三种收入来源：工资、国内商品部门的利润以及出口部门的利润。消费支出被分为进口商品和国内商品，家庭之间的异质性反应在收入来源和消费模式的差异上，这有利于我们分析宏观冲击和政策对各类家庭之间的不同影响。但是，目前还很难得到中国居民进口商品消费支出和国内商品消费支出的相关数据，为得到这些必要的信息，即对各组居民消费支出分别各假设了三种消费偏好（偏好假设1中，居民进口商品消费倾向最小；偏好假设3中，居民进口商品消费倾向最大；偏好假设2中，居民进口商品消费倾向居中）下的情况，从而可以得到进口商品消费支出和国内商品消费支出的数据（表7以2006年为例，列示了农村居民收入数据及三种偏好假设下的居民消费进口商品和国内商品的数据）。本文的实证分析是根据2002―2006年偏好假设2的数据进行模拟的，必须指出的是，虽然本文的假设是依据居民的消费偏好拟定的，但不可避免的，基于这一假设的模拟结果与现实的情况会存在一定的差异。
四、结论与建议
（一）主要结论
依靠上述模型及微观数据模块，可以对2002―2006选择2002年为实证分析起始年，主要是从分组数据的统计口径一致性加以考虑的。即1998―2001年间分组数据的统计口径与2002―2006年间统计口径的不一致会导致实证结果的不可比，基于2002―2006年间农村5等份的居民分组数据对于我们考虑不同组群居民福利变化更加直观，故本文仅对2002―2006年经济政策对益贫式增长的影响进行分析。年间经济政策对益贫式增长的影响做综合分析，分别考察了金融发展、通货膨胀、汇率、对外贸易和公共支出等政策出现偏离时，对于当年经济增长和各组群家庭福利的影响。
1.金融深化对PPG的影响
将代表金融深化的指标M2/GDP在2002―2006年每年都提高5个百分点，即2002年由159%提高到164%，2003年由168%提高到173%，2004年由164%提高到169%，2005年由168%提高到173%，2006年由169%提高到174%，模拟结果如表8所示。
从模拟结果来看，货币流速的变化与我国经济增长速度表现出基本一致的波动趋势，说明包括储蓄存款在内的货币存量是经济增长的源泉；此外，从实证结果比较看，三个年度中M2/GDP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逐年减小，说明近年来GDP增长稳定性增强，货币冲击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下降。从金融深度对居民福利的影响来看，其对收入较低群体的贡献比对收入较高群体的贡献更大。可见，金融发展有利于益贫式增长，但其对益贫式增长的贡献呈现逐年减小的趋势。
2.通货膨胀对PPG的影响
通货膨胀是衡量宏观经济稳定性的重要指标，通货膨胀的大起大落往往会对经济增长和居民福利水平造成很大影响。我们将2002―2006年各年通货膨胀水平（平减后）在原有基础上调低50%。即从2002年的0.58%调整到0.29%，2003年的2.61%调整到1.31%，2004年的6.91%调整到3.46%，2005年的4.17%调整到2.09%，2006年的3.28%调整到1.64%，分析结果如表9所示。
通过以上对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及各群体福利变化的实证分析，可以知道：由于近年来我国通货膨胀水平处于低位健康区间，因而继续降低通胀率并未对经济增长和各组群居民的福利水平造成明显影响。从通胀水平对各组群居民福利水平变动的影响看，当通胀水平处于较高水平时，其变化对各组群居民福利水平变动的影响较大；当通胀水平较低时，其变化对各组群居民福利水平变动的影响较小；且低收入群体的福利水平对通胀水平的变化最为敏感。因此，保持稳定且较低的通货膨胀水平可以促进有效的益贫式增长。
3.汇率政策对PPG的影响
将2002―2006年汇率水平每年调高5%，即7.8633、7.8632、7.8627、7.6721和7.4326，分析结果如表10所示。
人民币有效汇率的波动是影响中国进出口贸易和利用外资水平的主要因素之一。人民币有效汇率大幅度升值，不仅会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巨大负面冲击，而且对世界经济特别是与中国有密切贸易往来的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同样是不利的。从模拟结果可以看出，如果人民币按照5%的速度升值，将对经济增长和居民福利有负向的影响，因此，人民币的升值并不是益贫式增长理想的政策选择。当然，实证结果也表明，人民币升值虽然对经济增长和居民福利影响为负，但影响程度均不大。因此，鉴于保持汇率稳定特别是有效汇率稳定，对维护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至关重要，短期内人民币汇率应继续保持相对稳定；如果升值在经济运行中是非常必要的选择，则宜采取渐进式的小幅升值方式，升值的幅度不宜过大，否则将对经济产生较大震荡，亦会对居民福利造成很大冲击。
4.对外贸易对PPG的影响
将2002―2006年进出口贸易/GDP的比例均调高10%，即2002年由48%提高到52.8%，2003年由57%提高到62.7%，2004年由65%提高到71.5%，2005年由69%提高到75.9%，2006年由72%提高到79.2%。考察其对经济增长和居民福利的影响，结果如表11所示。
从模拟结果可以清楚地看到，对外贸易对我国经济增长存在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对于低收入群体福利改善也有重要影响。但需要指出的是，2006年我国进出口贸易占GDP的总额已经达到72.03%，继续提高的空间不会太大；此外，过高的贸易依存度也使得经济运行易受到外部冲击的影响，一旦外部经济环境恶化，一方面将使经济增长遭受重创，另一方面也会令居民福利，尤其是低收入群体福利遭受巨大损失。
5.政府支出对PPG的影响
近年来政府把提高低收入阶层的收入作为收入分配政策的重要措施，实行了减免农业税，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提高失业救济金、提高最低收入阶层的基本生活费等社会保障支出、增加低收入阶层经济适用房等政策，努力使经济增长的成果更广泛的惠及全体人民。由此，政府支出大幅增加。本文模拟了政府支出逐年增加5%的情形，分析结果如表12所示。
从模拟结果可以看出，如果政府支出增加5%，经济增长率和居民福利水平都将有所提高。但是，也应该注意到，经济增长和居民福利水平提高的幅度比政府支出的比例低很多，如果政府支出可以不受约束、无限增加，则最终我们将实现益贫式增长；然而这种假设几乎是不可能的，考虑到财政可持续性问题，政府支出的规模是有限的，因而，进一步提高政府支出政策对益贫式增长的绩效在很大程度上将依赖于政府支出结构的合理调整。
（二）政策含义
本文通过构建中国益贫式增长政策分析模型，考察了金融发展、通货膨胀、汇率、对外贸易、公共支出等政策出现调整时，对于当年经济增长和各组群家庭福利的影响。结果表明，2002―2006年间，金融发展对益贫式增长并没有直接的贡献，高速的金融发展政策并非是很好的有利于低收入群体福利改善的政策选择；稳定且较低的通货膨胀水平对经济增长和低收入群体福利改善有益，从而可以有效地促进益贫式增长；人民币升值政策对于益贫式增长显示为不利影响，即使升值是必要的政策选择，升值的幅度也不宜过大，否则将对经济产生较大震荡，亦会对居民福利造成很大冲击；贸易条件恶化会对益贫式增长产生不利影响，而且对低收入群体福利的损害要大于高收入人口的损害；增加政府支出有利于经济的增长和居民福利水平的提高，但经济增长和居民福利水平提高的幅度比政府支出的比例低很多，在政府支出不能无约束无限增长的情况下，调整政府支出结构使之更加适应益贫式增长的发展目标是未来一项值得重点关注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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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关节炎，类风湿；中医证型；类风湿因子；抗角蛋白抗体；抗核周因子；抗环瓜氨酸肽抗体；相关性；综述
类风湿关节炎（rheumatoid arthritis，RA）与中医文献中“顽痹”“鹤膝风”等相似，但由于中医学的固有辨证模式，使中医对RA的认识停留在辨证施治阶段。辨证施治具有其优势和特色，由于受到主观条件影响较大，如患者自身表现、医疗环境、医者主观判断和医术水平，以及学术流派观念不同等，往往会造成分型和治疗的差异，给临床医生准确判断、交流病情和为患者提供精确、规范化的治疗带来阻碍。
近年来，随着免疫学不断发展，西医对RA的认识和治疗更加注重参考实验室指标，各类临床观察指标也逐渐被纳入诊断和治疗标准当中。为了能更好的发挥中医学的辨证优势，中医学者应当借鉴西医的成果，不断推进中医辨证的客观化。
通过对近10年来的文献检索，笔者现对RF、AKA、APF、抗CCP抗体等几个与诊断相关的免疫学指标进行讨论分析，其他实验室指标如红细胞沉降率、C-反应蛋白、血红蛋白、血小板等不予讨论。
1 类风湿因子（RF）
血清学RF是临床观测和诊断RA最常用也是最基础的指标，RF分IgM、IgG、IgA 3型。临床常检测IgM-RF，在RA患者阳性率为60%～80%，但特异性不高，除RA外还可见于其他自身免疫性疾病（如系统性红斑狼疮、原发干燥综合征等）、细菌或病毒感染性疾病（如丙型肝炎、肺结核、牙周炎及细菌性心内膜炎等）和3%～5%的健康人以及10%以上的老年人。IgM-RF与骨侵蚀有关，IgM-RF、IgA-RF阳性患者预后差，受累关节数多，3型RF同时升高较单独1型升高的患者病情重。IgM-RF、IgA-RF、IgG-RF联合用ELISA法检测可明显提高RA诊断的准确性。隐性RF（HRF）是指与自身IgG结合而活性被遮盖的那部分RF。由Allen将RF阴性患者的血清经酸化吸附后制备含IgM洗脱液显示出RF活性，又可被IgG抑制而证实。HRF的检测提高了RF阴性及幼年RA患者的早期诊断率和准确性[1]。
我国学者多将RA按中医证型分为寒湿阻络、湿热阻络、寒热错杂、痰瘀互结、肝肾阴虚5大证型，有学者通过研究发现，RF在这些中医证型中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姜泉等[2]对475例RA患者进行6种证型分类，RF均数均高于正常参考值，但各证型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按其均值大小依次排序为：气阴两虚型>湿热痹阻型>肝肾两虚型>瘀血阻络型>痰瘀痹阻型>寒湿痹阻型。谢丽萍等[3]对106例RA患者按中医证型进行RF滴度测定，发现肝肾阴虚型RF指标在寒湿阻络、湿热阻络、寒热错杂、痰瘀互结、肝肾阴虚5大常见证候类型中均数最高。胡晓蕙等[4]对122例活动期RA患者中医证型与RF的关系统计分析结果表明，湿热阻络型、寒热错杂型RF阳性率最高，阴性率为12%，寒湿阻络型、痰瘀阻络型、肝肾两虚兼外感型阴性率为33%。鲁丽等[5]对201例RA患者RF指标进行研究发现，RA患者RF指标与病情活动程度相关。RF在寒湿痹阻与湿热痹阻、肾气虚寒证候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对中医各证型的RF进行分析，得出RF-IgG按其均值大小排序为：湿热痹阻>肾气虚寒>肝肾阴虚>寒湿痹阻>痰瘀痹阻。RF-IgM各证型间比较，按其均值大小排序为：湿热痹阻>肾气虚寒>肝肾阴虚>寒湿痹阻>痰瘀痹阻。RF-IgA各证型间比较，按其均值大小排序为：湿热痹阻>肝肾阴虚>肾气虚寒>寒湿痹阻>痰瘀痹阻。 日本有学者[6]将RA分为气滞血瘀、阴虚内热、气血两虚、阳虚寒湿4型，对证型与临床检查、合并症进行研究，报道A/G值阴虚内热最低，阳虚寒湿最高；阴虚内热、气血两虚、气滞血瘀型RF阳性率为70%以上，阳虚寒湿为40%；阴虚内热型合并症发生率最高，其次为气血两虚，阳虚寒湿最低。于秀明等[7]将210例RA患者分为湿热痹阻、肾气虚寒、寒湿痹阻、瘀血痹阻、肝肾阴虚5型，研究显示瘀血痹阻型和肝肾阴虚型RF阳性率显著高于寒湿痹阻型，瘀血痹阻型RF阳性率高于肾气虚寒型。乐惠荣等[8]将143例活动期RA患者分为寒湿阻络型、肝肾不足型、湿热阻络型和痰瘀阻络型4组，发现湿热阻络型RF阳性率最高。黄李平等[9]将80例RA患者分为湿热型、寒湿型、肝肾两虚型、痰瘀互结型4组，发现不同证型间IgA、IgM、IgG、IgE存在差异，其趋势表现为寒湿型>湿热型>痰瘀互结型>肝肾两虚型。胡祖光等[10]对RA 4种证型指标关系的研究发现，湿热阻络型治疗前的IgG水平显著低于气阴两虚型和寒湿阻络型，IgM又显著低于肝肾两虚型和寒湿阻络型（P < 0.05）。
有学者经研究发现，RF各指标因子在中医证候分型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方路等[11]在研究中发现RA不同证候间RF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何羿婷等[12]发现RA患者RF、IgA、IgG、IgM、ESR、CRP相关实验室指标在证候分布上变化不明显。
2 抗角蛋白抗体（AKA）和抗核周因子（APF）
AKA是RA早期诊断和判断预后的指标之一，在RA早期，临床表现出现前即可出现。其对RA患者的诊断特异性为94%，敏感性为47%，也是一种鉴别RA和与多发性关节炎相关的丙型肝炎患者的有效检验标记物[13]。APF在RA患者中的敏感性为52%，特异性为79%，可以出现在RA的早期阶段，大约30%的RF阴性RA患者可以检出，是早期诊断RA的有效指标之一。APF分IgG-APF、IgM-APF、IgA-APF 3种类型，IgG-APF对RA诊断的敏感性为71 %～91%，特异性为73%～99%，是3种APF中敏感性和特异性最高的指标。但IgM、IgA同样对RA有诊断意义，其特异性与IgM-RF相近。对于IgM-RF阴性的RA，两种抗体仍可有部分阳性。说明两种APF均与IgM-RF无相关性，3种抗体不能相互替代，同时检测可相互补充[13]。
一些学者发现，AKA和APF指标在中医各证候间存在差异。李静等[14]研究发现，AKA在寒证中阳性率为52.63%、热证中为11.11%、寒热错杂证中为43.02%、虚证中为30.00%、虚热证中为35.48%、虚寒证中为17.24%。寒证和热证阳性率间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尹虹等[15]对149例RA患者做APF检测并对比后发现，寒湿痹阻型和湿热痹阻型的APF阳性率比肝肾阴虚型、肾气虚寒型和瘀血痹阻型的APF阳性率高。湿热痹阻型和瘀血痹阻型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于秀明等[7]对149例RA患者作APF检测，然后对各证型组间进行比较，湿热痹阻型阳性率高于瘀血痹阻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梁一琳等[16]研究发现，RA的6种证型中湿热痹阻型AKA、APF阳性分布率最高，认为此两项指标与疾病活动及严重程度相关，说明了湿热痹阻型多见于RA活动期，来势急、病情重。姜泉等[2]对475例RA患者分析研究发现，湿热痹阻型AKA、APF阳性分布率最高。
3 抗环瓜氨酸肽抗体（抗CCP抗体）
抗CCP抗体是一种对RA诊断价值较高的实验室标记物，诊断的敏感度为71.40%，特异度为95.20%，可用于RA和与多发性关节炎相关的丙型肝炎的鉴别诊断[17]，也可用于RA和SLE的鉴别诊断[18]。抗CCP抗体在复发性风湿病中有很高的检出率[19]。
乐惠荣等[8]选择RA患者143例，其中湿热阻络型42例、寒湿阻络型40例、痰瘀阻络型33例、肝肾不足型28例，分别检测抗CCP抗体。结果发现，RA患者抗CCP抗体明显高于正常组，不同证型RA患者中，以湿热阻络型抗CCP抗体最高。于秀明等[7]研究210例RA患者发现，湿热痹阻型抗CCP抗体阳性率显著高于肝肾阴虚型和寒湿痹阻型。CPA是一种人工合成的环化肽，是CCP的二代产品，同时对100例RA患者作CPA检测，对各证型组间进行比较，证实湿热痹阻型阳性率显著高于寒湿痹阻型和肝肾阴虚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1）。其余各证型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
4 讨 论
国内外部分学者研究RA中医证型与一些免疫学诊断检测指标的对应关系，研究结果存在有不同程度的差异。就RF而言，不同学者得出的RF与RA中医证型的对应关系多不同，可能因为RF作为临床检查的一项基础指标，多提示患者自身免疫应答存在，指标偏高不仅存在于RA，也可存在于干燥综合征、系统性红斑狼疮、肺结核等疾病当中，特异性较低，所以对RA中医证型的提示影响就更小。大多数学者研究证实AKA、APF和抗CCP抗体在湿热痹阻证中阳性率较高，原因可能是由于这3项指标在RA的诊断异性和敏感性较高，能准确提示RA的临床活动期症状；而中医证型辨证中湿热痹阻属“实”证范畴，而“热”属“阳”，中医基础理论中“阳”具有向外、向上的升发趋势，可能导致机体临床反应活动相对加剧，属RA活动期范畴，所以3项指标具有高度的提示作用。同时，有些学者研究发现，各项指标在不同的中医证候当中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不能找出RA中医证型与实验室指标的对应关系。找出相应关系的学者，得出的结论也不尽相同。可能是由于不同学者在研究上缺乏统一的实验方法与实验条件，样本量、统计方法、中医证型的划分、地区自然环境差异等各项因素都可以导致最后研究结果的不同。这也提示研究人员，找出RA中医证型与实验室指标的对应关系，实现RA中医证型的客观化，是一项极其巨大的工程，需要研究人员不断探索，多学科、多地域的联合协作，制订出统一的分型和实验标准，来推动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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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宏观经济政策； 经济增长；向量自回归模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尽管出现了五次较大水平的经济周期，但从整体上来说，我国经济总量连上新台阶。1979-2012年，中国以每年9.8%的经济增长率俯视全球，而在同一时期，世界平均经济增长率仅为2.8%。201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超过日本，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仅次于美国，这引起了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深思：到底是什么力量令中国的经济实现质的飞跃，政府在这场经济华丽转变的舞台上扮演者什么样角色，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到底对经济增长起着怎么样的作用？本文建立计量经济学模型，考察改革开放以来宏观经济政策，即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国内生产总值的影响。
一、变量的选取与数据的来源
本文研究的重点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GDP增长的作用分析，因此选用国内生产总值（GDP）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总量指标，以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作为衡量货币政策的经济指标，以政府的财政支出作为衡量财政政策的经济指标。选取样本期（1978年―2012年）的变量数据，所有变量取对数，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二、单位根检验与协整关系检验
本文把国内生产总值，即GDP计为Y，把广义货币供应量（M2）计为M，把财政支出计为F，价格指数计为P。通过ADF单位根检验可知，即LNGDP、LNF、LNM都是二阶单整序列。同时采用Johamson（1988）提出的协整检验方法来检验这3个时间序列是否存在长期协整关系。在运用Johamson协整检验方法时，本文运用了包括截距和有趋势的加以限制的模型， Johamson协整似然比（LR）检验法显示LNY、LNM、LNF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
三、VAR模型（Vector Atuo-Regression Model）
本文采用VAR模型进行研究，分析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对GDP增长的作用关系，采用LNGDP、LNF、LNM这三个变量作为VAR系统模型。根据AIC和SC最小值的原则，选取VAR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为2。VAR模型的所有特征根的倒数都小于1，即都在单位圆内，说明此模型是稳定的。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图如下。
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图
图的上半部分从左到右分别是GDP的变化量对GDP自身的变化，货币供应量的增减，财政支出的增减的脉冲响应。下半部分从左到右分别是GDP自身的增减，货币供应量的增减，财政支出的增减对GDP的变化的贡献度。从图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GDP增加一个标准误差，会使第二年的GDP增加0.05，并达到最大，而后趋于下降趋势，而在第二年内，货币供应量则会增加0.02，财政支出会增加0.008，二者分别在第三年，第五年达到最大。同样，在方差分解的图中，第二年的GDP增加0.05，GDP做了85%的贡献，货币供应量做了17%的贡献，财政支出做了3%的贡献。从上述的两幅图中，可以看出，短期内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GDP的增长都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且货币政策对GDP的增长作用比较明显。
四、VECM模型（Vector Error Correct Models）
采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来研究关于货币供应量M、财政支出F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向量误差修正模型一阶差分项的使用不仅消除了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的趋势因素，避免了伪回归的出现，也消除了模型有可能出现多重共线性问题。为了研究分析关于财政支出（F）、货币供应量（M）对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影响，把第一个模型独立出来：
D（LNY）=-0.159640397176*CointEq1+ 0.0519867932071*D（LNY（-1）） + 0.0618339643823*D（LNY（-2）） + 0.365183809368*D（LNM（-1）） + 0.0384847038705*D（LNM（-2）） + 0.120542902673*D（LNF（-1）） - 0.209792665299*D（LNF（-2）） + 0.038698324352其中，CointEq1=LNY（-1） - 0.588224926437*LNM（-1） - 0.301681548449*LNF（-1） - 1.07214719594 。
从上面的方程中可以看出，广义货币供应量（M）、财政支出（F）和国内生产总值（Y）之间不但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而且在短期内，误差修正项的系数为- 0.159，表明误差修正项对GDP的一阶差分值具有明显的负作用，而财政支出的一阶滞后项的系数为0.120，由于数值较小，这表明财政政策对GDP的增长作用并不是很显著，而货币供应量的一阶滞后项的系数为0.365，大于财政支出的一阶滞后项系数，这表明了货币政策对GDP的增长作用较明显。从估算的长期均衡关系看，政府支出和广义货币供应量对GDP具有正影响。从上述分析中，可以很明确地得出如下结论：与财政政策相比，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更明显，更能推动GDP的显著增长。为什么改革开放以来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的有效性更加明显呢？随着改革开放，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和政府职能的转变，我国财政和金融的基本格局从“大财政，小金融”向“大金融，小财政”转变，政府在经济转型期间更加注重金融货币市场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这表明了金融货币的增长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日渐显著。据资料记载，平均来说每增加1个百分点的货币供应量，就会使GDP增长0.4个百分点，这说明了金融市场在国民经济的舞台上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五、结论
从上述的两个计量经济学模型，即向量自回归模型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并对此进行实证分析，本文得出了改革开放以来（1978年至2012年）宏观经济政策对经济的增长具有明显推动作用的结论，说明了政府所制定的宏观经济政策对国民经济具有重要影响力。从作用力大小来看，货币政策在短期和长期内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较财政政策来说更显著些，由此中国政府更注重货币政策对经济的拉动作用。
参考文献：
关键词：肿瘤患者；PICC；异常拔管；并发症
外周静脉置入中心静脉导管（Peripherally Inserted Central Catheter，PICC）是指经外周静脉将导管插入中心静脉，并将导管送至上腔静脉，供给机体药液和营养的技术[1]。恶性肿瘤患者需要长期的化疗，PICC可以减少反复穿刺带来的痛苦，同时可以避免化疗药物对周围静脉的刺激和损伤。本文就恶性肿瘤患者PICC异常拔管的相关因素、预防及对策进行分析探讨，现报告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择2012年1月～2015年1月我院肿瘤放化科收治的肿瘤PICC置管患者145例，其中男85例，女60例，年龄45～75岁，平均年龄（56±7.5）岁。发生异常拔管22例，占置管总例数的15.17%（22/145）。异常拔管病种分布：肺癌10例，肝癌4例，乳腺癌4例，食管癌3例，胃癌1例。PICC导管保留时间7～60 d，平均（55±6.5）d。
1.2方法
1.2.1导管相关材料采用4FrPICC穿刺包，导管末端连接肝素帽或可来福接头，穿刺点10 cm×12 cm的无菌透明贴膜覆盖固定导管，其他用物包括：无菌手套、棉签及消毒液等。
1.2.2穿刺部位穿刺血管中贵要静脉15例 其中左侧5例，右侧10例；头静脉5例，肘正中2例。
1.2.3拔管指标 正常拔管，包括患者预定的治疗结束后拔出导管，或者患者死亡而拔除两种情况。异常拔管，由于出现并发症或一些人为因素而导致的拔管。
2结果
2.1置管与拔管情况 145例肿瘤PICC置管患中，50例仍在使用，73例治疗结束时正常拔管，留置时间21～315 d，平均留置时间（97±36.5）d。22例异常拔管，留置时间7～60 d，平均（55±6.5）d，占留置总例数的15.17%。
2.2异常拔管原因 22例异常拔管的原因依次为导管相关性感染8例（36.36%），导管堵塞6例（27.27%），肢体肿胀4例（18.18%），穿刺点渗液2例（9.09%），导管异位1例（4.54%），导管滑出1例（4.54%）。
3讨论
3.1导管相关性感染原因 PICC导管相关的感染主要有三种类型：局部感染、隧道感染和导管相关的血流感染（CR-BSR）。局部感染是指导管入口处红肿、硬结、流脓，范围在2 cm之内，本组4例发生局部感染，3例发生血流感染，1例发生隧道感染；CR-BSR定义的标准是有全身感染症状，无其他明显感染来源。患者皮肤菌群迁移、患者敷料浸湿后未及时换药及导管种类、穿刺部位、患者体质及疾病等有关或来自患者其他部位的感染等[2]。
3.2预防及护理对策 ①加强无菌观念，提高无菌操作水平，严格按无菌原则进行PICC导管的穿刺及护理；②尽量选择材质柔韧的硅胶管，减少导管对穿刺处周围皮肤的摩擦刺激；③尽量选择在肘窝上进行穿刺，以减少患者特别是躁动患者剧烈肢体运动导致导管频繁进出穿刺点而对周围皮肤的摩擦和细菌进入血管。④选择合适的消毒剂及皮肤消毒方法。采用合适的敷料覆盖导管部位，可选用火棉胶敷料，其可释放银离子抑制细菌生长[3]。
3.3导管堵塞
3.3.1原因分析 导管堵塞是发生率较高的问题之一，本组发生导管堵塞6例（27.27%），居异常拔管的第二位。中老年肿瘤患者血液黏稠度较高，血液呈高凝状态，而频繁的咳嗽使胸腔内压增高，血液反流至导管腔内，造成堵管；另外还可能与药物沉积、血液返流、导管打折等因素有关。
3.3.2预防及护理 ①导管堵塞后首先检查外部因素和患者，导管扭曲打折时，一般阻塞部位在导管的体外段，经仔细检查便可发现，解除扭曲和打折即可解除阻塞。②使用美国巴德公司生产的三向瓣膜式PICC导管，具有防止血液逆流的功能，临床使用受到一定限制。③使用可来福2000型输液接头正压封管是防止某些药物残留在管腔，造成中心静脉导管内阻塞的必要措施之一。④特殊药品如高营养液、甘露醇、血液制品等，因其分子量大，粘稠性高，故容易粘附在导管腔内导致堵塞，输液完毕后，应用生理盐水冲管，减少有形成份的附着，可预防堵管。
3.4肢体肿胀的相关因素本研究当中4例患者出现了肢体肿胀感觉，2例为静脉血栓形成，1例为异位，1例为其他原因。
3.4.1静脉血栓形成是PICC置管后最危险的并发症，有临床症状者发生率在1%～4%。可能的原因有：①血管损伤被认为是导管相关性血栓形成的始动因素，穿刺置管时或导管尖端的错位均可引发血管内膜的损伤。
3.4.2预防及护理 怀疑有血栓存在，行血管彩超确诊，并根据血栓阻塞程度、静脉受累情况、症状严重程度等来根据医嘱作具体的处理。若程度较轻，可先保守处理：重建静脉通路，用生理盐水250 ml+尿激酶50万U持续缓慢滴注14～16 h融栓治疗，这期间患者应避免使用置管侧的手臂并保留PICC导管直到静脉描记图显示血栓已完全溶解方可使用。若血栓程度严重应给予抗血栓治疗。
3.5穿刺点渗液
3.5.1原因分析穿刺渗液为2例，原因是导管头端未到达规定位置，被不明原因的静脉夹层或肿瘤压迫，导致纤维蛋白鞘包裹，药物从阻力最低点流出。
3.5.2对策 ①穿刺前正确评估患者，根据血小板计数及凝血功能来决定是否置管。②置管后及时进行局部按压，保证按压30 min以上，并嘱患者穿刺侧肢体勿频繁活动。③穿刺点可放置小块纱布吸收渗血并及时更换。④如渗液考虑纤维蛋白鞘包裹，可采用导管堵塞处理方法，用尿激酶作为溶栓剂处理。
3.6导管漂移或脱出 ①原因：主要是由于患者肢体频繁活动、导管固定不牢、更换贴膜时手法不正确。②预防：指导患者休息与活动，穿刺侧肢体勿频繁活动，妥善固定导管。定期检查导管，记录好外留导管的位置与长度，发现异常情况及时采取措施。更换贴膜时手法轻稳、正确，顺着导管方向从下往上揭去贴膜，以免将导管拔出。
PICC为长期静脉输液的肿瘤患者提供了一条安全高效的治疗途径，它具有许多优点，但也存在一些并发症。我们在使用过程中应密切观察，及时有效的发现和处理相应的并发症，认真加以维护，使PICC置管发挥最大的价值。
参考文献：
[1]赵丽琴.肿瘤化疗患者PICC置管常见并发症护理体会[J].实用医技杂志，2008，15（21）：28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