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9-05 16:31:56
序论：在您撰写当代文学一体化时，参考他人的优秀作品可以开阔视野，小编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这些建议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热情，引导您走向新的创作高度。
作为一个概念并不明确的文学类别，诞生于20世纪的中国青春文学是一种文学样态的宽泛性描述。在百年中国文学史的每一个具体时段划分中，青春文学都呈现出了当下的时代氛围，从内涵上看往往侧重描述青年主人公在社会变迁中的成长和挣扎，抒发鲜明的情感和个性特征，倾向于呈现个人叙事和反抗。也就是说，20世纪以来的中国青春文学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考察时代主题和审美需求最直接的渠道，在艺术手法上往往也展现出超前性和引导性。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影视及网络媒介的兴起，文学作品的被关注度开始下滑，所承担的意识形态功能也逐渐减弱。曾经站在时代风口浪尖上的青春文学也转向更侧重个人体验的情感表达，尤其是高考制度逐渐完善以来，青年人的生活整体上趋于同质化，从社会退回到狭窄的校园和家庭。而90年代大众文化的兴起、新世纪以来消费文化的全面包围又为当代青春文学加注了多元化、市场化的元素。
在市场化的推动下，当代青春文学遭遇了市场份额不断扩大、阅读群体不断增多、而作品水准却并不高的尴尬局面。准确地说，当代青春文学的定位一直比较模糊。从整体上看，“80后写作”的命名为当代青春文学的诞生奠定了基础，提供了青春、时尚、新潮的成分，指向具体的一代人；而青春文学自身又包含着代际更新的要求，因此呈现出来的始终是一种青春常态。具体来说，“80后写作”主要指成名于“新概念作文大赛”，以宋静茹、周嘉宁、韩寒、郭敬明、张悦然等为代表的出生于1980年以后的青年写作者，在写作上倚重个人话语的表达，语言风格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拥有丰富的想象力，极富感染力，具有强烈的唯美色彩；二是极具辛辣的讽刺性，富有强烈的颠覆味道”（《青春文学、玄幻文学与盗墓文学———“80后写作”举要》，《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8，Vol.05）。前者如郭敬明的《爱与痛的边缘》、张悦然的《樱桃之远》等，后者如韩寒的《三重门》、刘嘉俊的《高三史记》等。“80后写作”以展现校园、家庭生活为主要内容，更强调由公共话语向个人话语转变的一个新的写作代际的表达，它强调作者年龄所处时段的特殊性；而青春文学则“是指以青少年为主要阅读对象的文学，它的作者既可以是青少年作家（如韩寒、郭敬明），亦可以是中年作家（如饶雪漫、石康）”（《中国青春文学十年———以“先锋与常态”模式阐释》，《南方文坛》，2011，Vol.05），强调接受主体的定位使其更关注市场。
当代青春文学贴合市场的审美趣味塑造了一系列明星作家，读者眼中的青春文学作家往往拥有不同于传统作家的个性和气质。想要在青春文学图书市场上站稳脚跟，作家们借助自己的人气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写而优则办杂志”的策略，如郭敬明的《最小说》系列杂志，张悦然的《鲤》系列杂志书，江南的《九州志》，韩寒的《独唱团》（已停刊，2012年电子杂志《一个/One》上线），饶雪漫的《17SEVENTEEN》，南派三叔的《超好看》，安妮宝贝的《大方》（已停刊）等。这一系列青春文学杂志内容不尽相同，锁定的读者群也各不相同，整体来看又都有一个共同点———杂志的风格以主编的个人气质为基础，主编的个人风格和定位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杂志的走向，而主编的读者群也是杂志最初的读者群。这种强调个人风格的青春文学杂志和以呈现大写的“文学”形态为主导的纯文学期刊相比，有了明显的区别。风格鲜明的青春文学期刊通常要遵循如下“行规”：装帧精美、图文并茂，尤其重视摄影、影视元素；推介的小说、电影、作家、导演往往以海外、港台为主，以贴合当下文艺青年的阅读品位和偏重轻阅读的阅读习惯；启用新一手，一方面营造有别于传统纯文学的阅读趣味，一方面又结合主编的个人气质塑造杂志自身独特的文艺情调。这使得文学杂志和文化杂志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
这些青春文学杂志（书）一方面在图书市场上卖得风生水起，另一方面却被认为离“文学”的距离越来越远，其中一个不可否认的因素就是杂志在内容上显得资讯过多散而不专。如《最小说》，小说之外有大量的新书广告、作者的专栏随笔以及配合新书宣传的个人专访；《鲤》要推介与当期主题相符的小说、电影或音乐，以供读者形成互文阅读；《大方》创刊号刊登了占一半篇幅的村上春树长访谈。这些资讯有的关于文学，有的则属于泛艺术的范畴，与纯文学期刊对文学纯度的专注相比，让人感觉不够“专业”。
在“2008—2009年度中国出版机构暨文学刊物十强”的评选中，2007年1月才正式出版的《最小说》以6835票高居榜首，超出第二名《读者》一大截，而《收获》《人民文学》等老牌杂志都排在5名之后，一时间“郭敬明打败巴金”成了话题。作为青春文学领军刊物的《最小说》从未进入主流文学视域，在刊物性质上往往被划归流行消费类，然而一本全部刊登由青少年创作的小说、散文的杂志，达到每月30-70万册的高发行量却又不得不让人反思。在2011年末公布的第六届中国作家富豪排行榜上，郭敬明终于凭借2450万元的年度版税收入首度荣登榜首，而位列三甲的郭敬明、南派三叔、郑渊洁也再次证明了青少年依然是目前国内图书市场上最主要的阅读者。
光鲜亮丽的青春文学杂志显得格调不高，而高雅的纯文学期刊又门可罗雀，二者日益扩大的间距指向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学界认可的纯文学日渐远离青少年的视野，而被青少年广泛阅读的作品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都不会被纳入文学研究的范畴，那么这当中是否存在一种断裂？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展现出与以往文学经验不同的新观念、新手法的“断裂”往往伴随着新写作代际的形成，不同代际对意识形态与文学之间的关系有着不同的整体性经验和个体性解读。在裂变的当下，断裂往往被认为是对既定文学话语的“僭越”，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又最终被追认为了文学整体架构内部的探索和创新。
当初“80后写作”以叛逆的姿态初登文坛之时也曾呈现出一种“先锋”的姿态，批评高考制度，逃离家庭的压制，以个人的体验描写老师眼中的“我们”、父母眼中的“我们”以及我自己眼中的“我们”三者之间的撕扯与较量。与其说是先锋，不如说是新鲜更为贴切，这里的“先锋”并不重视文体、语言等形式上的探索，而更注重情节和内容，对于首先作为社会现象而引发关注的“80后写作”而言，他们的写作更像是家长们渴望已久的青春期生活大揭秘。于是充满爆点的“80后写作”迅速打开了当代青春文学的市场，市场又将曾经属于“80后写作”中的独特青春体验塑造成了一种不断更新的青春常态，文学曾经承载的意识形态内涵在这里锐减。那么眼前与市场关系密切的当代青春文学和主流文学之间的鸿沟以及应对鸿沟的方式，是最终有可能被追认为文学内部的自我调整呢，还是归结为一种来自外力的“矫正”呢？
以“郭敬明”为例，最初他作为一种现象，引人关注的是加注其身的“文学场”和“经济场”之间的矛盾张力，一边是频繁跻身作家富豪排行榜，另一边是作品不断遭到批评，尤以《小时代》《爵迹》系列为代表。但二者之间的反差似乎并没有引起更多的探讨，因为这不过再一次印证了布尔迪厄关于文学场“自主原则”的颠倒法则：艺术家只有失去经济地位才能获得象征领域的名望，如果在经济上富足丰盛，那么这种富足就变相“剥夺”了“象征资本”。但又正是这一点让人颇为费解，为什么早就从作品的文本价值里看到了郭敬明的江郎才尽，但却迟迟等不到他的偃旗息鼓，看到的反而是其在图书市场上的越战越勇呢？郭敬明的“最世文化”（“上海最世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简称“最世文化”）正为当代青春文学的“名过其实”困境提供了一个含义丰富的注脚。
二、“一体化”突围
当代青春文学在生产机制上与传统文学大不相同，呈现出一种有针对性的紧缩，其基本特征是用市场凝聚原本松散的环节，以资本回馈度作为主要衡量标准。就传统模式的文学生产机制而言，诞生一个作家，一般需要文学期刊作为平台将其推出，再融入作协以寻求被“规范”和“指导”，经由专业批评以最终加冕，各环节之间结构松散、周期较长。而当代青春文学形塑的新写作流程则极大地缩短了文学产品的制作周期和作者的培养周期，市场以资本为导向使流通更快速更有效。就在纯文学期刊日渐式微，周旋于或靠政府支持或靠企业赞助的困境，年轻的青春文学期刊甫一出生就以市场为导向走出了一条新路，尽管其作为“文学”的身份还有待审查。
而在这些青春文学期刊中，又以郭敬明创办的《最小说》最为特别。郭敬明出任董事长的“最世文化”，其前身是成立于2006年6月的“上海柯艾文化传播有限公司”（CASTOR），2010年7月更名后，更强调ZUI的文化含义，推出ZUI系列刊物和图书，以期“践行文学与人才双赢的理念，逐步实现文艺与商业的结合，形成个性鲜明的企业文化”，追求“最先锋的创意，最新锐的理念，最顶级的阅读享受，最优质的作家，最富进取的团队”（《最小说五周年铂金纪念特典》，长江文艺出版社）。“最世文化”在实践中将青春文学生产机制的各个环节进一步紧缩，整体上呈现为集生产机构、生产者、评介体系于一身的“一体化”生产模式。
当评论界还把目光停留在郭敬明身上，批评他的作品主题庸俗、文辞浮夸、结构混乱、才华尽失的时候，他手中的笔已经悄然置换成了招徕读者的旗帜，建立起一条以《最小说》为平台和母体的青春文学产业链。以2009年为分界点，2006年创刊至2008年的摸索期，无赠刊，签约作者少，其间对杂志结构不断调整。2009年调整开本大小之后进入成长期，经过2009、2010、2011三年的发展逐渐成熟。2009年1月推出的赠刊《最漫画》于2010年10月独立成刊。随着签约不断增加，整体写作水平的提高，2010年底同时推出两本新刊———《文艺风赏》（笛安主编）、《文艺风象》（落落主编）。2012年1月又将《最小说》中偏重青春校园的内容独立出来，推出专门针对中学生读者的《放课后》（AfterSchool），由此推动《最小说》瘦身，试图向严肃文学靠拢。一方面，刊物之间相互勾连，每一种期刊既代表自己，也代表着“ZUI”文化的不同面向；另一方面，期刊群作为一个群像，在青春文学的读者当中也形成一种整体效应，相互之间可以形成“ZUI”文化内部的互文阅读。从《最小说》期刊群的逐渐形成可以看出，《最小说》自身的高发行量并不是其最终目的。以高发行量、多读者群为平台，一方面使《最小说》从一本杂志成长为一个吸引、培养年轻作者的平台，另一方面，以《最小说》为基地的多样化期刊群的形成，又使其成为了一个具有产出新杂志能力的成长性母体：《最小说》担负着“最世文化”生产机构的功能和意义。
在“新概念作文大赛”影响力逐渐衰退的时候，2008年5月郭敬明以《最小说》为平台，举办了第一届“THENEXT·文学之新”新人选拔赛（以下简称TN），在全国文学创作类比赛中首次以“海选”“晋级”“决赛”的方式进行。TN对传统一、二、三等奖设置的放弃正是深刻地意识到了传统奖项符号意义的空壳化，TN的认可是一步到位地成为“作家”甚至“明星”。抛出许多小众“明星”以培养各自的粉丝圈（每个晋级选手都有自己的后援会），根据读者审美取向日益差异化的特点在内容、包装、营销等方面精心策划，通过“分众”以最终达到“聚众”的目的。TN首先把赛场变成了秀场，让选手在“最世文化”的青春文学场域里同时收获物质资本和象征资本。而更为重要的是，比赛的每一个环节都与市场和资本相勾连。TN1共有60237人参赛，收到稿件154572篇（TN比赛的数据来自《最小说》杂志进行的跟踪报道）。2010年1月TN2启动，到9月截稿为止累计参加人数28万人次（由于可一人多稿，所以无法计算实际参与人数），收到稿件289614篇。报名表来自《最小说》杂志或“最世文化”的单行本图书，每张报名表对应一个序列号，不可复印。也就是说，所有投稿的报名表就意味着价值不菲的码洋。TN2采用的读者短信投票方式，总计产生了数十万张选票，每张短信选票的信息费是人民币1元。同时，TN2截稿前，TN1获奖选手已出版长篇小说7本，共计约76万册。TN集赛场、秀场、卖场于一身，对传统写作比赛进行了大改造，凭借这个改造“最世文化”拥有了一条重要的作者生产线，通过比赛筛选出写作风格、发展方向适合公司未来发展预期的作者，将写作者纳入整个生产体系中。
由于当代青春文学作品题材较局限，作者生活经历较单一，整体水平并不高，因此对学界吸引力并不大。另一方面，正由于青春文学作品以描写青少年生活体验为主，与传统的文学审美价值之间有一定的距离，因此学界对于青春文学的理解程度也存在一定的误差，对“最世文化”而言亦不例外。为了走出这个困境，《最小说》尝试在其平台上建立自评价体系，同时以读者评价体系为辅助，从而形成包含生产者和受众的“最世文化”评价体系。《最小说》于2007年11月设立“千元大奖”栏目，获奖作品为当期刊登的文章中最受编辑好评的，附以100字左右的点评。一方面鼓励优秀作者，吸引新人投稿，另一方面也试图在《最小说》内部建立“最世文化”的自评价系统，形成作者之间有比较的竞争机制。2010年“千元大奖”的奖励机制调整为由“金赏（奖金1000元）、银赏（奖金500元）、铜赏（奖金200元）”组成的三级奖励制。以2009、2010、2011三年为例，共计57篇文章获得奖励。这57篇作品并不能完全代表《最小说》的写作水平和作品风格，但又的确透露出了“最世文化”所希望呈现给读者的价值观和评价体系。以优中选优的姿态在发表的作品中评奖，实际上担负着《最小说》对写作者们的引导———什么题材什么风格的作品才是“最小说”的小说。有意思的是，对这57篇文章进行简单归类便发现，在叙事时间和题材上指向一种脱离单纯以校园爱情为描写对象，深入家庭生活、个人内心体验的“成长”，与我们认为其只关注“中学生恋爱”的刻板印象恰好相反。这种夹在中间又渴望“成长”的姿态，正是其焦虑和困境所在。
青春文学形塑的新写作流程要求短、平、快，缩短作品制作周期和作者培养周期，使流通更快速有效。“最世文化”把文学的生产机构、生产者、评介机构三者集于一体———一边有《最小说》作为平台，一边有“文学之新”作为作者生产线，同时辅以自评价体系引导外部评价体系的评价机制———建立起了一个有体系、多层次的作者网，形成一条“培养—发表—出版—推广”的产业流程，最终形成一个集约化生产的“一体化”模式，在青春文学畅销书市场上形成一家独大的局面。一方面回答了为什么“骂”不倒郭敬明，另一方面也使得“最世文化”从一种现象变成了透析当代青春文学生产机制变化的最好“标本”。
“最世文化”在“一体化”模式下形成的文学场域根本上以市场为诉求，形式上借鉴影视作品的生产模式，文学从本体的位置转化为了艺术的准则和产品制作标准。随着市场收益的不断提高，“一体化”模式正在成为“最世文化”的核心竞争力。从开卷网提供的数据来看，“最世文化”在青春文学图书市场上占有绝对优势的市场份额。对郭敬明而言，他所看重的是在不久的将来，市场上的畅销书作者，能长期占据年轻读者阅读趣味的，始终是“最世文化”培养出来的作者。而对当代青春文学而言，其所看重的则是不管这个读者群体如何成长和变更，我永远都能吸引正当最好年华的那个你。
本辑三篇文章，一是对于“文学经典化”的学术理念、研究路径的阐释，一是对于写作中心学术活动的学术论评，一是2012年11月喻家山文学论坛“故事与经典”学术讨论会纪要。（本专辑主持人 李俊国）
重提“当代文学（主要指新时期以来三十多年的当代中国文学）经典化”研究，我们自知，仍然冒着一定的学术风险。因为，十年前国内有少数学者刚刚提出中国当代文学的“文学经典化”话题，当即遭到来自中国古典文学、中国现代文学、文艺学、乃至当代文学学科本身的质疑；而后，又有德国学者顾彬关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垃圾说”的学术观点而且影响颇盛；还有，传统的文学阅读，已经被当下阅读的功利性和全媒体自媒体阅读的性所遗弃；也就是说，当我们的文学处在极度的“边缘化”的时代，我们仍然坚持“当代文学经典化”，似乎文不对题，或者，逆势而为。
即便如此，我们觉得当代文学经典化作为一个学术问题应该而且必须得以正视和重新申论。
当代文学经典化，作为中国当代文学学科的学术问题，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当代文学经典化的文学史事实依据何在？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还是“经典”？如何判断？标准是什么？
二、当代文学研究，为什么应该以“经典化”研究作为必要的研究思路和学理参照系？
三、如何从事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换一种表达，如何寻找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的路径和方式？
四、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的价值与意义何在？
一
新时期以来三十多年的当代中国，是一个能够形成并可能产生文学经典的文学时代。
从社会文化层面考量，新时期三十多年，当代中国社会处于急剧而且全方位的社会文化的变革与转型时期。近代以来，大凡在社会急剧转型期，往往会在诸如中国与世界、政治与经济、民族与民生、文化与文学的多层面，纠集聚合了太多的复杂的多义的，合理的不合理的内容和要素。有如百年前的“五四”时期，更如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如恩格斯论断：这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巨人的时代！因为从中外文学经典的生成时代而言，文学经典往往生成于繁杂而且多元的社会文化转型期。因为转型期社会具有非常态的社会文化性质。非常态，蕴含着方生方死，混沌不清，模糊不定，是非莫辩，已知与未知，新生和老旧等一切的复杂状态――这类状态恰恰正是文学得以生存、赖以发展的社会文化土壤和地带。因为，借用米兰・昆德拉的表述，文学的本体意义在于“发现”：对于人与人性的发现；对于人的“存在”――人与现实，人与历史的网状“存在”的发现；以至于文学的话语形式，表达方式的“发现”。所以，当代中国的转型期社会，更能够为文学创作提供异常丰富的社会文化土壤，为作家提供更为丰富的时代感觉，历史视野，生命经验和话语形式。
从文学发展状态考察，新时期文学三十多年，是中国文学逐渐回归文学本体性的时期――文学本体性回归，应该是文学经典的原创性、超越性等属性得以形成并得以保证的基本前提。可是长期以来，因为中国文化的事功性传统，也因为中国社会历史的有关社会、民族、阶级、民生、经济等方面的“问题”杂多而且沉重，我们的文学不得不被附加了相当的内容和功能。 从“文章，经国之大业”，诗歌“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到近代启蒙者“欲新一国之民，必欲先新其小说”；再到“文学为政治服务”，“文学为人民服务”；以及新时期初期的文学再度成为社会启蒙的轰动性载体；文学一直游离了它的本体，而成为社会公共空间的“中心载体”和事功性工具。
80年代中前期的三种文学现象值得深究和铭记。一是刘再复的“文学主体论”。文学主体论从理论上澄清并确立了作为人的精神活动方式与载体的文学，它的“主体性”（精神主题，价值主体）功能，地位与作用。刘再复在理论上的登高立论，从此召唤着长期被放逐于文学之外的主体性的回归。文学主体性的确立与回归，对于一直游离于文学本体之上的当代中国文学来说，有着为文学“招魂”的意义。二是韩少功等人的“文学寻根”。寻根文学的初衷与逻辑，虽然沿袭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紧贴现实问题的传统理路：从民族远古文化之根寻找现实之病原，但是，它却客观上使中国当代文学挣脱了现实“问题”的羁绊与绑缚，放飞于亘古蛮荒诡谲奇异的文化资源视域，超验在“现实”范畴板块以外的更为丰腴开阔的文化的想象的空间。三是马原、洪峰、孙甘露、残雪等一批先锋作家们的“文学先锋实验”。先锋实验者们吸吮者“异域”文化精神的乳汁，生命哲学的存在性感知和现代派文学的实验性技法，是他们乐在其中的文学先锋实验。即便实验短命，先锋已死，但他们立足在人与文学的本体性操演，其文学意义不能低估而且影响超远。如今活跃的莫言、韩少功、贾平凹、阎连科、苏童、毕飞宇、余华、方方等人文学创作的底子里，依然涌动者先锋的精血，便是明证。
文学主体性的回归与确立；文学与现实的硬性关系的松动，以及题材空间视野空间想象空间的洞开；现代性的人性意识，文本意识的操演与实验；80年代的三种文学事件，为当代中国文学的文学本体性回归确立了实在的基础。当代中国文学，不再是此前的哲学、政治、经济、历史学、文化学、新闻学、社会学等“他者”的附属物；文学，就是文学本身，它已经区别于“科学的”“宗教的”认识反映世界的方式，开始形成自己独特的“审美地把握世界的方式”。
回归文学自身，回归文学本体，才是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文学可能形成并产生文学经典的时代，也是我们重提“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的前提逻辑，是经典化研究得以成立的文学史事实支撑。因为，文学经典应该具备的自由意识，原创特征，超越品质，丰富内涵，恒久影响等经典型特征，必须以回归文学本体为生成前提。而80年代已降的当代中国文学，已经形成并具备了这样的文学经典的生成前提。文学史事实也在证明，这个时期的中国文学，虽然存在着为数很多的，单薄、粗糙、庸俗等近乎顾彬先生所说的“垃圾”的文学；但也出现了为数不少的，像莫言、贾平凹、韩少功、张炜、王安忆、迟子建、阎连科、苏童、毕飞宇、余华等一批优秀作家。在他们各具探索、各有风采的文学创作中，显示着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时代，正在或已经到来。
“垃圾”与“经典”共生并存，或许，就是当代中国的文学事实。
二
正是基于上述文学判断，我们确立了“当代文学经典化”的研究宗旨。
2011年10月，湖北省作家协会与华中科技大学决定联手成立“华中科技大学・中国当作研究中心”。湖北省作协主席方方任中心主任，华中科技大学文学教授李俊国、文艺学教授蒋济永、湖北省作协副主席高晓晖任副主任。中心由华中科技大学中文系10余位教师组成。 经过反复论证，中国当作中心确立了“当代文学经典化”的活动目标与学术宗旨。
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分为文学活动和学术研究这两大系列，体现在文学活动方面，是以“文学春讲”、“文学秋讲”为题的立体性的文学活动计划。计划的具体实施方案为，每年春秋两季各聘请一位著名文学家和一位重量级的文学评论家为驻校作家，进驻华科，为期半月。为本科生、研究生授课，讲授最前沿性的文学专题；与中文系研究生、中心老师座谈，聚焦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的症结性课题；在华中科技大学的“人文素质基地”、武汉大学的“珞珈讲堂”、华中师范大学的“桂子山讲堂”、武汉市图书馆的“市民大讲堂”和我们读书会作文学专题讲演。让著名作家和文学经典“进驻华科，影响高校，汇入武汉”，是中心的文学经典化活动的目标话语和形式概括。
当代文学经典化，体现在研究中心的学术层面，是以“喻家山文学论坛”和《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丛书》为标志的一系列学术工作。
如何从事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是一种富于挑战性的学术工作。
首先，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区别于“时评式”、“随感式”的文学批评。即时性阅读感兴文字、把玩式的文学印象、碎片式的文学体悟，这类赏析性文字当然也是文学批评的一种方式，但它太轻太飘，不是文学经典化的研究方式。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需要大视野、长视距、多学理、厚知识。
其次，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区别于纯“技术性”、“标签式”的文学批评。90年代以来，文学研究的生命性消解、思想价值性退隐、人文理性夭折。代之而起的是技术主义盛行。理论术语、文本分析技术，当然能为文学批评进入文本提供必要的方便，但是，难以进入文学经典化的堂奥。因为任何现成的理论、方法，都难以穿透“当代中国”及其“当代中国文学”，何况术语的简单标签、技法的照搬套用，更难以阐释当代中国文学经典。
再次，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区别于任何西方的、“他者”的理论套用式的文学批评。这绝不是对“他者”的理论排斥，实在是因为“当代中国”及其“当代中国文学”的生成机制、语义成分和显现方式太复杂太纠结。其实，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实质上是文学研究对于“中国话语”的寻找、探索与建构；本质上是对“当代中国”的文学体认，对“中国当代文学”生成土壤、成长机制、作家创作与文本内涵等诸多问题的深度体认、重新抉发和再度阐释。
三
有鉴于此，我们的学术工作重点，放在“喻家山文学论坛”和《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丛书》的策划、组织与实施工作上。
喻家山文学论坛，是文学春讲、文学秋讲的重头戏。为了唱好这台重头戏，我们花大力气做好喻家山文学论坛的主题策划工作。每期一个主题，要求主题明确而且独到，既能够涵盖中心邀请嘉宾的创作实际，又能体现当代文学创作和研究的问题症结。这是论坛主题策划的第一层要求。在更深层次，我们是把论坛主题的策划和提炼，作为“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的具体的路径寻找、方法探索、和实施体现。
2012年的文学春讲，当作中心邀请山东省作协主席、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张炜，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张新颖进驻华科。根据张炜长期创作体现的特质，我们为当期的喻家山文学论坛提炼策划了“百年中国历史经验与当代文学原创”的论坛主题。因为，张炜创作的题材是在近代中国到当代中国近百年的时限之内，我们需要探讨的是，作家近百年的历史经验如何不要成为百年历史的“记录”、“回忆”，而要化为一种文学的“原创”？――这既是张炜创作的特色，也是张炜面临的“问题”。广而论之，“经验与原创”也是中国当代作家普遍感遇到的、也必须解决的创作问题，也是“当代文学何以成为经典”的创作理论问题之一。为此，我们邀请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湖北大学、中南民族大学、江汉大学等高校文学研究专家，湖北省社科院、湖北省文联、湖北省作协、武汉市文联的文学作家、文学研究者，和《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小说评论》等文学研究刊物的专家，齐聚喻家山，纵论“经验与原创”这一学术问题。集社会学术界、创作界的一流专家和文学研究家，共同探讨涉及当代文学创作症结的，涉及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的具体路径的学术问题，并结集出版40万字的“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丛书”之一的《经验与原创――2012文学春讲・张炜 张新颖卷》。
2012年的文学秋讲，邀请的嘉宾是著名作家韩少功和作家兼评论家格非。一位是文坛常青树、全能怪杰，一位是先锋文学实验高手。为此，第二期喻家山文学论坛主题，我们精心策划为“革命or游戏”。从这两位著名作家的创作实际考量，他们的确是“革命or游戏”的创作开创者和实践人；从中国百年文学历史发展而言，“革命与游戏”问题，可以视为继80年代李泽厚提出的“启蒙与救亡”命题之后的又一“中国文学问题”；而且，或许就是在这个悖论式的创作问题区间，形成并产生某种当代中国文学经典。因为，如此问题，西方全无，中国独有。
2013年的文学春讲，邀请嘉宾为著名作家苏童和文学评论家谢有顺。与此前的张炜、韩少功、格非比较，苏童创作那云雨朦胧的题材人物，那潮湿颓废气息，体现的写作路数内蕴气质更为别致。为此，我们把苏童创作的“病江南”，提炼为当代中国文学的“边缘与颓废”的论坛主题。缘此路径 ，我们发现，当代中国大凡引领文学创作的，皆处于“边缘性”（题材与人性的边缘性）与“颓废型”的文学――或许，这又是中国当代文学经典生成的又一路径或形态。
2013年的文学秋讲，邀请的嘉宾是著名作家、茅盾文学奖及多项国际文学奖项获得者毕飞宇和著名文学评论家吴义勤。毕飞宇的创作，看似与先锋为伍，实际上表面不温不火但却内含理性的张力和唯美的诗性。更重要的是，毕飞宇默默地探索着如何把“故事”变为“审美”的文学问题。很显然，如何“从故事型叙为审美性叙事”，既是毕飞宇的创作特质，也是当代中国文学普遍忽视的“问题”。为此，“故事与经典”，成为这次文学论坛的主题。我们坚持认为，在技术化、资讯化、物质化时代，故事虽然是文学叙事的重要构成要素，但它不是文学本身。故事必须被审美性穿透（或者“揉碎”），才是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的必要前提。要不然，文学又等同于资讯，类似于新闻，或者历史文献和现实镜像的克隆品。而且，中国文学必须回到“文学审美”的本体层面，才是当代文学得以产生“经典”的美学前提。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当作中心成立两年来，已经举办4季“喻家山文学论坛”，出版《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丛书》4卷。它们依次为：《经验与原创――2012文学春讲・张炜张新颖卷》，《革命or游戏――2012文学秋讲・韩少功格非卷》，《边缘与颓废――2013文学春讲・苏童谢有顺卷》，《故事与经典――2013文学秋讲・毕飞宇吴义勤卷》。
四
不必讳言，从以往的中外文学经典的生成时间来看，所谓文学经典，大多不是被当代所指认，往往形成于“后世”。“时间”，往往成为衡量文学作品是否能够成为“经典”的检验系数。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经典是“时间”长度与过程的凝聚和沉淀，是“后世时间”的文学历史文本，此话当然不谬。
当然也有例外。19世纪的俄罗斯文学，却因了当世文学批评家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莫夫的富于当代性与前瞻性的文学批评，确立了普希金、果戈理、托思妥耶夫斯基等作家的文学经典地位与意义。这也证明，文学经典的研究和确立，不能全靠“后世时间”，也不能完全依赖后人的研究。为什么？还是因为我们在前述里强调的：在某一民族某一时段的社会文化急剧转型期，因其社会文化的繁杂混沌、多义纷呈，当代文学研究者恰恰最适合于文学经典的当下性阐释与前瞻性研究。因此，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不仅不能缺少，相反更应依靠当代读者尤其当代文学研究者的主体参与。从文学研究使命而言，这也是当代中国文学研究者不可推卸和回避的研究姿态与学术使命。强调这一要义的另一理由还在于，当今世界，因为信息技术等高新技术“在地化”，时间的高速性与时间同一性和平面性，成为人及其文学的当下生存的真实境况。在时间的高速性、平面感与同一性的当代世界，极容易“损耗”甚至“变异”文学的语义真实性和丰富性。那么，人与文学抵御这种境况的唯一能做的，就是对于当下文学经典的自我确认。所以，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不仅可能而且必须。
不得不承认，当代中国文学经典化研究，有着相当的学术难度。我们需要面临和克服的难度之一，是对于文学经典研究的“中国话语”的发现与运用。正如《后殖民写作》所揭示的，虽然后发展国家和地区，难免被发达国家的理论话语“殖民”的宿命；也即，虽然我们承认并继续使用西方发达国家的理论话语，但我们不能只是西方话语的简单挪移套用。西方理论及话语的同质性，不能解释“当代中国文学”的具像性与复杂性。因此，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本质上是文学研究的“中国话语”的发现、寻找与建构。难度之二是，对于“当代中国”与“当代中国文学”，与“当代中国文学经典”的超时距独到性的分析与抉发，判断与阐释。显然，这是一项多学科交汇性的学术工作。一般用以拿来衡量文学经典的说法，诸如审美原创性、精神超越性、内涵的多义性、影响的恒久性等等，只能作为参照，不能用作标准。
正因如此，对于“当代中国”、“文学经典”的深度分析，特别是对于文学经典研究的“中国话语”的发现、提炼、解读、阐释，成为我们从事当代文学经典化的实际的具体的路径。像“经验与原创”（实际上，更接近于张炜一类创作的，应为“游荡与抵抗”）、“革命or游戏”；像“边缘与颓废”、“故事与审美”；当然，还有像王朔、刘震云一路的“日常与荒诞”等等，都是用以阐释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的特殊话语和有效路径。我们相信，对于当代中国文学研究的“中国话语”和“实际路径”的发现与寻找，或许是比较切实的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的研究理路。因为，这一类文学研究的“中国话语”，既是文学创作的“问题”的揭示，也是文学审美和文化情态的概括，当然更是“当代的”、“中国的”、“文学经典”的多种形态和多种品性的形象指认和有效阐释。相信，假以时日，华中科技大学的中国当作中心的当代中国文学经典化研究，会出现一系列的坚实的学术成果。当然，中心一直是一个开放性的学术平台，我们一直期望国内外学术专家的共同参与，协同研究。
尽管教育异化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但当代社会经济文化的高速变动所带来的教育环境的变化频繁，使得教育异化问题必然是一个常谈常新的话题。如为了配合精英教育目标向大众教育目标的转变，在我国高校和中学进行了诸如课程设置等的改革，其结果不仅中学的“应试教育”没有消灭，还出现了高校的“应业教育”（即应付就业教育）。教育改革本来是社会发展的应有之意，但为什么会出现此类问题，导致人们对当前教育改革的诸多非议呢？
其实，在这些表面问题的背后蕴藏的依然是如何处理教育改革的理想图景和教育本身所必然具有的异化问题。根据马克思的分析，在物质尚未极大丰富的现代社会，追求物质的丰富性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人们判别自由与否的标志，但同时，这种单纯的物性追求也导致了在实践中人们往往把手段当成了目的，人沦为物欲的奴隶，从而走向“异化”。这反映到教育上就是教育的异化。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教育行为本身必然会产生出与自己的本质属性相敌对的对立物，这种敌对物又反过来支配人的合理欲求，使教育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背叛教育的完善人性的初衷。实际上，理想中的使人全面发展并从中获得人性自由的教育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应然状态，教育的异化在很大程度上才是当前教育的一种实然状态。它主要产生于两个方面：第一，个人对教育的需求。第二，社会对教育的使用。在资源相对稀缺的时代，无论为了个人需求还是社会需求，都需要把前人总结的知识、经验、技能等通过言传身教传递给下一代，这就导致了教育的功利性。只要人还存在着对自然界的敬畏，教育的这种功利追求就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存在。实践证明，资源越是缺乏，生存压力越大，教育的异化就越严重。教育异化的弊端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受教育者急功近利，受教育目标偏移。作为物化的人，受教育者追求的更多的是短期就能够被量化的结果，所以只重视可以直接应用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而忽视与人未来发展密切相关但是很难被量化和在短期起效用的基础理论。在笔者的教学实践过程中，就有深刻的体味，一方面是教师们感叹现在的大学生太急功近利，一方面是有些在基础理论课上很认真的学生却对老师发出这样的疑问：我很喜欢听这门课，但是学习它有什么用呢？出现以上的情况，很多人认为是目前高校课程设置老化问题严重，不能适合受教育者的需要所致。但笔者认为，所谓的课程设置老化未必全是课程本身的问题，这里的老化有一个相对性。就中国而言，在毕业生还不存在普遍的就业压力的时期，如20世纪70~80年代，中国的大学的课程设置坚持了“高度的延续性”，长期沿袭着苏联的模式，且不论那时的课程设置合理与否，至少鲜有人提出课程设置老化的问题。只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毕业生就业难的压力的时候，人们才高呼课程设置老化，应进行课程改革。现在，课程改革已经如火如荼的展开，但是受教育者却并不见得比原来更加满意。这说明课程设置老化并不单纯源起于课程内容本身，它更是受制于社会经济尤其是就业情况。
其次，社会看重教育的货币效益价值，衡量人才标准偏移。“教育的问题,根子不在教育, 而在社会之中。同理, 人才的培养, 根子不在培养, 而在使用之中。” [1]我国制定的大力发展生产力的战略，虽有力的改善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却导致了用生产力标准裁剪一切的偏差：个人价值的大小往往取决于它对GDP等经济指标增长的贡献程度。而当这些衡量个人价值的指标又和受教育者的收入关联起来时，受教育者自然倾向于偏重那些在短期内就能带来效益的学科，而忽视了对于道德的诉求和能带来长期效益的基础学科，成为异化教育的需求者。
最后，教育者屈从于社会压力，教育目标偏移。“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者应该追求的是学生的全面发展。但在就业的压力下，教师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了短期目标上（就中学而言，是进行“应试教育"，就大学而言，是进行“应业教育”）而忽视了对于道德和精神信仰的诉求。笔者认为，教育者之所以成为在理论上提倡素质教育而事实上支持“应试教育”或者“应业教育”的异化教育供给者，其根本原因并不在于教育者本身，大规模失业的存在才是加剧当代教育异化倾向的罪魁祸首，教育的异化问题的具体症结也是在处理当代教育与就业的二元关系中凸现出来的。所以，必须跳出就教育谈教育的怪圈，把就业与教育的关系作为纠正教育异化问题的关键点。
二、实现充分就业是纠正教育异化倾向的前提
就业是人们安身立命之本，是经济收入之源，是地位、身份、社会认同感等得以确立的关键和通道，一旦这个通道上出现障碍，就会影响到整个个体的生存质量。所以，失业是现代社会人们面临的最主要压力之一。而受教育是增强就业竞争优势的一个首选途径，这就对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产生了很多的功利性的需求。所以，笔者认为，在（岗位）资源稀缺的社会，教育的异化是不能根除的，只能想法纠正这种异化的倾向，而要想最大程度的纠正教育的异化倾向，只能从消除其产生的根源上入手，减少失业以求充分就业。
首先，充分就业有利于缓解受教育者的教育需求异化问题。教育异化，譬如应试教育的弊端有目共睹，但为什么受教育者还要争先恐后的争取考试中的名次呢？无非是要得到社会的认同。这种认同主要就是以就业并获得相应收入的形式体现出来。所以目前普遍存在的失业问题使得人们时时处在一种危机感中，不得不屈从于应试教育的压力下。而充分就业恰恰使学生不再为了就业而学，而是为了完善自身而学，纠正其教育需求异化的倾向。
其次，充分就业有利于缓解教育者的教育供给异化问题。前面提过，由于社会评价体系的偏差和受教育者的现实要求，教育者处于一个相当尴尬的地位，他必须在教育理想和教育现实需求之间进行选择。由于教育者也同样处在失业的重压下，为了保住岗位，教育者可能屈从于社会的现实和功利性的要求，使教育内容偏离教育的本质目标。而如果岗位资源是充足的，教育者无后顾之忧，他就会关注教育的终极目的，纠正其教育供给异化的倾向。
以上分析说明，纠正教育异化倾向，首要的不是教育内部的改革，而是对失业问题的解决。虽然目前解决失业问题的措施很多，但是都没有实现充分就业。笔者认为，要想解决这个问题，最简单有效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缩短劳动工时，保证充分就业。
三、缩短劳动工时是纠正教育异化倾向的有力途径
对于劳动工时问题，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认为，只要存在完全竞争，工资可以自由调整，劳动时间可以自由调整，市场的力量就能保证劳动力市场的出清，这时确定的劳动时间和劳动工资就是自然、合理的。这实际上是假设劳动者并不受固定的劳动工时的限制。但在现代社会，劳动工时并不是完全由劳动者和厂商随时根据自己的意愿来决定，而是政府应工会等组织的要求通过制度的形式来确立的。它使得劳动工时并不能及时地得到调整和缩短，实际劳动工时常常高于满足“市场出清”的劳动工时，造成失业。所以，劳动工时的及时调整是实现充分就业的关键。但是，由于“效率工资”等的存在，依靠市场自身很难实现这一调整，只能在取消最低工资的前提下，由政府调控劳动工时并以法制的形式加以确定。劳动工时的确定遵从以下的公式：
Tq = Tp×Lp / La
（其中，Tp为现行的劳动工时，Tq为达充分就业的劳动工时，La是总的劳动人口，Lp是就业岗位总数，它大致等于实际就业人数，因此，Lp / La可以视为就业率）
例如，在一个小型的社会中有1000个劳动者，其中500人就业，500人失业，日劳动工时为8小时。套用上面的公式，我们可以得出实现充分就业的劳动工时：
Tq = Tp×Lp / La =8×500/1000=4（小时）
根据计算结果，要实现充分就业，只须将日劳动工时缩短为4小时，这很容易。但是，如果每天要缩短的劳动时间不是整小时，而是细微到几分钟甚至几秒，会产生操作上的困难。这时，可以以提供法定假日的形式来减少年劳动工时。[2]
笔者认为，只要政府能够按照上述公式，在一个合理的时间限度内，及时调整劳动工时，并以法律的形式加以确定，那么充分就业就能实现，异化教育等一系列的问题也就能迎刃而解。那时，学生们不是为了能够就业而学习，而是为了提高素质而学习，教师不是为了“培养经济机器”而教书，而是为了“完善人性”而育人，这样就能够实现向教育的终极目标的回归，实现教育大众化的理想初衷。
参考文献：
关键词：“礼”;大学生;礼仪修养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5）08-0249-02
中国，历史悠久的东方古国。中国人，历代传承着古国所赋予的博大精深的文明。而文明是一种文化奠基，从古至今，不断更新。方才有了如今飞速发展的中国以及不断进步的中国人。在四大文明古国中，唯独中国享有“礼仪之邦”的美誉。然而，作为在“礼仪之邦”美誉熏陶下成长的当代大学生。应把“礼”的文化传统发扬光大，并且肩负起传承“礼”文化传统的历史使命。
在中国“礼”文化传统中，对于“礼”的定义不胜枚举。“礼”的内涵包括礼节、礼仪、礼貌以及礼宾。它们在不同的场合和时间，有不同的表现形式。首先，礼节往往无形地存在于我们的日常交际的过程中，表现于人与人之间的相互问候、相互致意以及相互祝愿。礼节不仅可以体现一个人的外在面貌，更能突出一个人的内在素质。其次，礼仪有形的存在于一切社会交往的过程中，它所受制于多种因素的影响。语言（包括书面和口头的）、行为表情、服饰器物是构成礼仪最基本的三大要素。礼仪不仅可以直接表现一个人的外在形态，更能间接折射出一个人的内在修养。再次，礼貌可以分为礼貌行为和礼貌语言。礼貌不仅可以体现一个人在待人接物的过程中所传递的友善与尊重，更能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友好交流。最后，礼宾大多存在于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接待服务中，礼宾不仅能够体现一个人热情好客的积极态度，更能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我们了解了“礼”的概念以及其表现形式。可以看到“礼”文化涉及的范围广、产生作用大。它贯穿于我们日常生活、人际交往、社交交流的始终。中国传统的“礼”文化对当代青年大学生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一、中国“礼”文化传统对当代大学生思想具有积极影响
朱平的《“礼”的再认识及其在大学生思政教育中之要义》一文中提到了“礼”的教化问题。论文中提出了这样的观点：“身体教育、行为教养是人类文化的最基本开端，人们从呱呱坠地到长大成人都是从最初的言谈举止、体态行为等“礼貌”培养走进人类文化生活的。”古有《弟子规》，“规”字即是准则，准则即是“礼”的教化。“冠必正、纽必结”，告诉我们衣冠必须整洁，纽扣必须系上。这是从“礼貌”的角度所提出的要求。“冠必正、纽必结”不仅体现着一个人整体的精神面貌、积极向上的态度，更能彰显出一个人所受的“礼”的教化。然而，不同的场合又要求穿着不同的衣服，这就是我们所提到的“礼仪”。“步从容、立端正”，告诉我们走路步伐应从容稳重，站立要端正。这是从体态行为的角度所提出的要求。良好的体态行为不仅能够促进自身的全方面发展，更能体现对他人所给予的尊重感。然而，对于长辈、晚辈以及同辈，我们又将表现不同的体态行为，这就是我们所提到的“礼仪”。作为当代大学生，我们在学府如饥似渴的汲取着老师授予我们的知识，却逐渐对中国“礼”文化传统越来淡化。往往只懂其思想，而忽略其精髓。
二、大学生是中国“礼”文化传统的必然传承者
“礼仪之邦”这四个字，是每个中国人所耳熟能详的。然而，它是否仅仅适用于三纲五常的古代社会？它是否仅仅是一纸空文？它是否已经渐渐淡出我们的思想？王兰芳的《“明礼诚信”―大学生道德建设的永恒主题》强调“礼”文化对当代大学生思想教育的重要性该文主要讨论大学生应如何继承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同时还提出了如何提高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礼”文化作为大学生思想教育的一部分，它所反映的是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而这种思想道德素质与我们自身的礼仪修养息息相关。修养，是从内而外所形成的。然而“礼仪”就是提升自我们修养的途径。作为当代大学生，我们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传承者。然而，这种传承需要从每个人的自身做起。从自我形象做起，从自我管理做起，从自我行为做起。当代大学生要主动肩负起传承中国“礼”文化的重任，让“礼仪之邦”这四个大字变得更加有意义。
三、学习传承“礼”文化传统对大学生具有多方面的现实作用
徐红的《知书亦须达礼――论开展大学生形象礼仪教育的重要性》一文中有这样的一个观点：“大学生形象礼仪是增强个人竞争力的必备砝码。在当前这个竞争激烈的时代，大学生的个人形象就是自己的名片。它包括内在修养和外在形象。”[3]而其中所提到的内在修养是与“礼”文化密不可分的。通过此观点可以得出，注重个人的礼仪修养，是大学生今后步入社会、适应社会、发展自我的必备技能。由此可见，中国“礼”文化对于当代大学生自身的礼仪修养以及个人发展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我们正处于高速发展的信息社会，我们即将面临面试、求职的种种考验。重视自身的礼仪修养以及个人形象往往可以另我们出类拔萃。在面试中，“形象礼仪”往往可以影响我们求职的成功与否。（1）面试时所穿着的服装有着一定的要求，需要大方得体，并且需要符合所面试的环境。倘若穿着生活装或者居家装，会显得稍显随便。同时，也会给面试官留下消极的印象。（2）面试时的体态行为同样有着一定的要求，正如《弟子规》中所提到的“立端正”，它往往能体现出一个人积极的精神面貌。倘若弓背、站立不正，则会为自己的礼仪形象大打折扣。（3）面试时需注意自己的言谈，既不能太过夸赞自己，也不能保持缄默。由此可见，良好的个人礼仪修养能够在激烈竞争的当代社会提升自我形象。另外，大学生即将步入社会，社会交往的礼仪同样影响着我们的个人形象。步入社会，我们将会接触形形的人，而良好的礼仪修养的体现则是区别于他人的象征。然而，言谈举止则是个人礼仪修养的体现。我们应时刻把“文明”二字牢记于心、应把“礼”文化给予我们的要求牢记于心、应把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美德牢记于心。
四、结语
综上所述，作为当代大学生，“礼”文化将使我们受益匪浅。首先，它引导我们树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规范我们的行为礼仪。其次，它引导我们树立正确的社会道德观，升华我们的思想礼仪。最后，它影响我们的礼仪修养和个人形象，促进我们个人的发展。因此，良好的礼仪修养将会成为我们个人发展中的风帆，引导我们诠释个人的精彩。
中国，享有美誉的文明古国。历史悠久的“礼”文化传统潜移默化的影响着当代大学生的礼仪修养。它作为一个国家和民族文明的象征、作为一个人衡量其道德素质的标尺正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作为当代大学生，对于个人而言，良好的礼仪修养将成为我们个人发展道路上的垫脚石。反之，则会阻碍个人的发展。对于国家而言，传承“礼”文化是我们年青一代义不容辞的使命
本文是南昌航空大学第九届大学生科技创新研究项目：“从中国“礼”文化传统看当代大学生的礼仪修养问题”的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朱平.“礼”的再认识及其在大学生思政教育中之要义[J].长沙铁道学院学报，2011（09）.
关键词：当代文学史；靠近历史；左翼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14-0012-01
一、“史”的研究和文学史写作
（一）历史的真实性与叙事性
面对当代文学的困境，洪子诚针对当代文学史的写作和研究问题探讨了不同立场和方法的可能性。就文学史的写作而言，他坚持信仰历史的非虚构性是我们安身立命的根基，而且十分关注“历史的真实性”这一问题。
但是，文学史又是一种“叙述”，而所有的叙述有一种隐蔽的目的在引导。在文学史研究中，总会发生一部分“事实”被不断发掘，另一部分被不断掩埋的情形。可见，文学史写作的“叙事性”为文学研究的“真实性”提出了难题。同样，历史记忆的“重构”性质对史料可靠性的动摇也为“真实性”设置了障碍。
对于历史，人们往往认为那些有时间和情感距离的“记忆”才是其真实的构成。洪子诚在这样的压抑下，看到了当代人研究当代历史不可取代的价值：当代人的亲身参与的“记忆”以及他个人和同时代人的情感、心理反应，不是后来人通过想象和猜测所能把握的；而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将这些可能成为固执和褊狭的屏障转化为洞见的优势。
（二）“靠近历史”的方法
80年代以来，中国的当代文学写作中“启蒙主义”的视角由于过分信任一种普遍性的理论和法则的力量，而忽视了对象的具体性、个别性。进入90年代，为避免这种将对象和叙述方法“本质化”“实体化”的倾向，洪子诚对当代文学史的研究采取了一种“靠近历史”的方法，即努力把问题、作家作品等放回到“历史情境”之中观察，来看某一部作品、某一种体裁、某一类题材、某一个概念，与历史相关联的形态特征，以及这种特征的演化情况，并关注这种形态产生和演化的环境与条件。这种“历史主义”的“内部研究”的方法通过这种深入对象内部的“清理”来达到否定它的目的。
对于当代文学史的研究，作者指出我们应当把“文学史叙述”包含在研究范围内。这样，我们便不得不考虑当代文学研究的特殊性，即历史事实与历史的叙述这两者在这一时期密不可分，因为这种叙述参与了历史的构成，本身就是研究对象的内在构成部分。可以说在当代，“历史”是一边发生，一边被记录下来的，这为探求过去文学史中“那些被作为事实陈述的事情是如何成为事实”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二、当代文学的生成：从左翼文学到当代文学的演化
洪子诚将文学现象、作家作品放置于“历史情境”中进行考察，对当代文学的分期、概念等问题进行了反思。他认为，当代文学的许多概念和叙述都是在40年代后期就开始确立，而这种确立也正是为着“当代文学”的生成。
40年代后期实际上只有左翼文学有力量去“规范”、控制文学界。50年代之后，左翼文学成为最主要甚至是唯一的文学存在。在四五十年代，左翼文学通过推动文学实现“转折”，来确立他的绝对支配地位。通过把阶级斗争的方式引入文学领域来推动文学的一体化和整体性，不容许“多元”的情况存在。他们对当时文学界进行了类型划分，也就是一个不断对自己进行“剥离”的过程。作者认为左翼文学界的这一文学规范工作，也就是“当代文学”的发生过程，并由此构造了当代文学的基本特征。
“所谓50-70年代的‘当代文学’，其实就是中国的‘左翼文学’（广义上的使用），或者说中国的‘革命文学’的一种‘当代形态’。”四十年代文学的一体化，很大程度上左右了50-70年代文学的整体格局，同时这一时期的文学又有其特殊性，是一种相对独立的文学形态。作者十分重视和“”初期中国文艺界所进行的“革命文学”“大众文艺”的实验，认为这是一种有目的的美学实验，自觉开展的“先锋”性的文艺运动。然而，具有“先锋”特质的左翼文学，确立了在文坛的支配统治地位之后，通过不断对自身的“体制化”“规范化”，把自己逼近了死胡同，最终在“自我驯化”的过程中，革命性和批判性也消失殆尽，走向了自我毁灭。作者将左翼文学的这一演化过程看作是一种普遍的现象，是一切“先锋”的命运。
洪子诚通过横向比较和纵向梳理的方式，清晰地向我们讲述了当代文学的生成过程，即从左翼文学到当代文学的演化。新时期以来，由于“一体化”和“体制化”的倾向，左翼文学一直处于被批判和否定的地位。他将左翼文学放回当时的“历史情境”当中，从新的角度看到了左翼文学在当代的先锋性质从纵向历史发展的视角去考察左翼文学在当代的演化，采取“内部研究”的方法来辩证的解读左翼文学，为我们研究当代文学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方法和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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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作家评论》2009年第3期目录
奥赛罗悲剧的病态人格根源
《纯真年代》的女性主义解读
陈乾初《大学辨》研究
30年来党的民族宗教理论和政策的新发展
试论解放思想在中国化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作用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鲜明的中国特色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开放性
环境侵权纠纷解决机制探究
引入风险的矩阵对策最优策略研究
中国当代文学在海外的传播主要是指改革开放以后，国内翻译界和海外汉学家翻译介绍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少部分作品，国外广泛接受的译本大部分出自于汉学家。国外汉学界和中国文学不同步，他们的阅读和我们落后于我们的创作5年左右。国外的汉学研究受意识形态影响，与中国政治、经济影响不断扩大和海外国家对中国的了解需求关系密切。在美国，汉学研究被称为“地区研究”，美国的学术研究重视实用性，那些汉学家所从事的中国研究就是为现实服务、为美国利益服务。例如开创美国现代中国学研究的费正清，其研究受到美国政府的支助，目的是为美国制定对华政策做参考。当代中国文学是了解中国政治、思想、文化的材料，也是中国输出文化影响力的途径。20年来，“左派”学术是美国学术界的主流，“白种人优越”和“欧洲中心论”成为“左派”学者攻击的对象，他们需要寻找欧洲中心之外的文化参照系，印度、非洲、中国就成了他们关注的对象，目前美国的中国文学研究不可避免地卷入了这个潮流之中。美国激进的学者对本土的学术主流进行反省和批判的同时，中国文学似乎提供了某种可能和支持，了解中国当代文学称为海外汉学家的一种需求。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成为时代的主流，中外文化的交流遵循着一个规律：文化水平高的一方会影响文化水平低的一方，低的一方比较容易成为接受者。中国目前国力充实、文化发达、科技发展迅猛，为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提供了契机。中国在海外建立了上百家的孔子学院，可以发展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平台。汉学家对中国文化软实力提升的作用不可忽视，汉学是伴随着中西文化的相遇和碰撞诞生的，汉学家的观点必然受到当代思潮的影响。中国学术界与国际汉学界加强沟通交流，有利于海外人士了解中国当前文化思潮，提升文化软实力。
二、汉学家与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
汉学家是指翻译与传播中国文化的外国人。汉学有数百年的历史，但从事翻译介绍中国当代文学的汉学家人数不多。中西文化的传播并不对等，中国对西方文学的了解有数百年的历史，而西方对中国文学的了解只有几十年的历史，这种了解的不对等，是许多中国作家所忽视的事实。也正是这种不对等，才使中国文学长久地被世界所忽视。中国当代文学译介具有代表性的汉学家包括高本汉、马悦然、顾彬、葛浩文等人。高本汉是瑞典最有影响的汉学家，曾经担任歌德堡大学校长，对瑞典汉学作为一门专门学科的建立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许多他教过的学生后来成为杰出的汉学专家，在各大学任教，其中比较出名的是马悦然。马悦然是诺贝尔文学奖18位评委中唯一精通汉语的汉学家。他翻译了大量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名作：《诗词全集》、沈从文的《边城》、王蒙的《绿化树》、李锐的《厚土》、《旧址》等。翻译编辑了《中国八十年代诗选》，其中包括舒婷、北岛等“朦胧”诗人的作品。他还翻译过中国著名诗人闻一多、卞之琳、艾青和郭沫若的诗歌。顾彬曾多次到中国演讲。现为德国波恩大学汉学系教授。顾彬用德文、英文、中文出版译著、文学评论和文学史50多部，如《中国文学中自然观的演变》、《中国古典诗歌史》等。他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及现代文学和思想史的研究。他翻译过的作品主要有：茅盾的《子夜》、巴金的《家》和《寒夜》、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以及文学专著：《中国现代文学》、《中国的妇女与文学》、《中国的文化、政治和经济》等。在现实世界被各种文化偏见分割的时候，文学是最没有隔阂和疆域界限的。文学接受是一个双向的过程。一方面要看文学作品本身，另一方面也要看接受的环境。葛浩文翻译的，姜戎的小说《狼图腾》在国外很受欢迎，因为它契合了当下人们十分关注环保、伦理等问题这样一个大环境。莫言是海外汉学家十分关注的作家，其他在海外流行的作家还有余华、贾平凹、王安忆等。优秀文学作品，能够展现出人类相同的情感和对真、善、美的道德追求。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译介，能让异国文化的民众了解和接受中国独特的文化传统。在经济一体化的今天，文学作品的翻译传播对于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互相理解至关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