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9-01 16:37:09
序论：在您撰写国内经济体系时，参考他人的优秀作品可以开阔视野，小编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这些建议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热情，引导您走向新的创作高度。
关键词：国内；煤炭经济管理；现状；应对措施
中图分类号：F426.21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7）013-00-01
我国煤炭资源的储量十分丰富，煤炭资源的开采以及煤炭行业的发展是国内能源安全的重要基石。但是煤炭行业的发展却不可避免的会受到国内外经济环境变化的影响，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国的煤炭资源发展状况与国内经济发展的总体态势是有相似性的。2013年随着煤炭“十年黄金周期”的结束，国内的煤炭经济彻底陷入了低迷的状态。面对这样的现状除了依靠相关政策的调整与扶持之外，煤炭企业也应该认识到过去自身的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一、国内煤炭企业经济管理需要面对的问题
1.供需相关宽松，市场需求增长放缓，价格不断下滑
从2014年开始，全国各地暖冬的现象频频出现，所以说供暖方面的煤炭的消耗量不断减少。再加上水泥、钢铁以及化工等企业因为受到政策的影响，不断的在节能减排，所以煤炭行业市场需求的增长速度在近几年有所放缓。2013年，国内的煤炭市场出现了短暂的回暖现象，很多煤炭企业对这一现象进行了错误解读，一味的开足马力进行生产，其实更加重了煤炭库存的积压。再加上进口煤在价格上的优势，一直在不断冲击着中国本土煤炭市场，这其实更加剧了国内煤炭企业在经济管理方面需要应对的困难。
2.煤炭企业管理仍较粗放
所谓管理仍粗放，主要体现在精细化管理不到位，开采机械化程度较低等方面。而且当前煤炭行业一线工人的人均工资也很成问题，部分企业管理的创新意识不强，这其实已经成为了安全事故频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职工队伍的素质不高，新技术的贯彻与应用不到位，很多企业为了追求经济效益，习惯于超负荷开采，这其实就在无形中增加了安全事故发生的概率。目前很多煤炭企业的规章制度其实都非常不健全，这种粗放式的管理其实给国内煤炭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很多问题。要解决这部分问题需要从多个方面入手制定完善的工作方案。
二、完善国内煤炭经济管理的重要措施
1.重视煤炭行业人才培养
专业人才缺乏的问题是制约煤炭行业发展的重要因素，知识经济时代下企业的竞争归根结底应该是人才的竞争。要重视煤炭行业专业人才的培养工作，通过培养出高素质的人才，来促进煤炭行业的发展，这样也能够对煤炭企业的管理与经营带来新的动力。而且从另一方面来说，专业化人才队伍的建设也同样是实现煤炭开采机械化的重要前提，对于煤炭企业来说，开采效率如果能够提高，那么与之相对应的配套的管理措施也能够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要做好人才培养的工作，对企业一线员工要做好必要的知识以及技能的培训，特别是一些矿井防灾以及遇险自救方面的知识，推广员工执证上岗制度，才能够有效的降低相关安全事故发生的概率。对这部分工作，煤炭公司的管理层应当形成完善的工作方案，制定出更合理的薪酬制度以及激励制度，吸引具有高技术水准的专业人才加入到煤炭行业之中，能够为这一行业的发展带来新的活力。如果煤炭行业能够及时补充或者培养高素质的专业人才，那么一定会有效的降低经济管理的难度。
2.加强煤矿安全生产管理
想要加强煤矿安全生产管理，稳定煤炭开采企业的收益，首先需要在日常的开采工作中树立起足够的安全意识。因为很多安全事故都是因为一线工人的麻痹大意造成的，其次要通过制度的约束，做好安全事故的行为预防工作，开展安全标准化开采工作的建设，实施安全预控管理。保证相关的安保设施以及器具能够及时到位，这些细节的工作能够在危机发生时挽救工人的生命。当然如果有必要可以根据市场的情况来组织生产，合理的确定开采的进度，这其实也是安全生产工作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内容。
3.强化煤炭企业经营管控
从煤炭行业的总体性质来说，从预算管理方面的工作入手，提高资金的流动速度，能够为企业的经营营造一个良好的局面。可以尝试盘活闲置资产，集中资金，提高资金的利用效率。要强化煤炭质量的管控，稳定出产的煤炭质量，通过这种方式能够有效的提高煤炭企业的收益。要充分贯彻国家的相关政策，及时关闭落后煤矿，净化行业环境。可以尝试发展煤炭集团业务，从开采、运输、销售一直到煤炭的深加工，都能够有效的改善当前煤炭行业的实际状况。要把煤炭的深加工以及其衍生品的深加工当成企I经营战略的一部分，推动煤炭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三、结语
传统煤炭行业粗放式的管理其实造成了很严重的资源浪费，而且还对环境造成了不同程度的污染。这样的状况已经很难适应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面对高速发展的市场经济带来的考验，今后相关的煤炭企业必须要认识到过去煤炭经济管理中存在的问题，针对这类问题制定出完善的工作方案，这样才能够实现煤炭行业的可持续发展。今后煤炭经济管理一定要发挥优秀人才的作用，发挥优秀员工的首创精神，借助于技术创新的优势为国内煤炭行业的发展营造一个宽广的平台。
参考文献：
[1]王美玲.国内煤炭经济管理现状及问题浅析[J].内蒙古煤炭经济，2013（8）：2-3.
1农业附加值低
以小麦为例，目前在我国良田亩产小麦500公斤左右，即使按现在相对高价2.0元/kg算，一亩小麦毛利1000元人民币。现在再让我们算一算每亩的投入：①浇水，一季麦子需浇水6－7次，一次电费15元/亩，7次共计105元。②施肥，播种时施复合肥25公斤/亩，季中需追加一次尿素25公斤/亩，两次共计需160元。③耕种，联合收割80元/亩，播种10元/亩，共计90元。④种子，每亩需种子12.5－15公斤，合40元左右，4项之和共计395元。收入1000元减去支出395元余605元。假设一家5口有6亩地，总共产值是3630元，平均到每一人合726元，这是在各种条件都比较理想的情况下得出。从全国范围来看有很多地方是达不到上述收入的，再加上天灾人祸，农民一年的收入是可想而知的了，这其中还没计算劳动力的问题。有人可能会说，如果能规模化经营就会增加收入。我们暂时撇开不谈此主张能不能实现的问题，那就让我们看看美国的一个农场吧：格雷格夫妇的农场和牧场，加在一起大约有3000英亩（1英亩约合6亩），农场的主要农作物是大豆、小麦、玉米和荞麦。格雷格夫妇共拥有185头母牛和8头公牛，所有这些牛都是肉牛。为了打理这个农场格雷格夫妇拥有联合收割机、四轮驱动拖拉机、风钻机、农用轨道拖车、捆草机、播种机……这些农业机械的总价值大约为22万美元。实际上，已经有20%的美国农场开始用直升机进行耕作管理，很多美国中等规模的农场和几乎所有大型农场都已经安装了GPS定位系统。在这样的现代化条件下格雷格夫妇每年需投入39万美元，收入40万美元，净收入是1万美元，即使就是这1万美元也是由于政府的补贴，如果没有补贴能维持不赔不赚的局面就算不错了。这说明了什么呢？再让我们回到前一个问题“能不能实现规模化“的问题。作者认为实现规模化经营不是不行，但它是建立在一定的前提条件之上的———即剩余劳动力的出路问题，这一问题解决不好谈规模化经营是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
2中国人的“机会主义情结”
我国社会长期以来就是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以自然经济和自给自足为主要特征的小农经济具有天然的“机会主义情结”。有学者把我国的社会总结为“熟人社会”，这也正好契合了一位高校教授的社会调查，在一份调查问卷中设计了这样一个问题：假设你有一头病猪，你会卖给谁a熟人b陌生人，被调查者无一例外都选择了b，由此可见一般。而市场经济又称之为法治经济，在一个不善于遵循规则的社会里，尤其是在一个素质较低的社会阶层里，要想只是通过简单的组成农业协会与市场经济接轨谈何容易啊！基于以上两点，提出以下思路：
2.1仅凭市场经济解决不了我国目前的三农问题，农业需要国家强有力的保护和支持。
让我们先看看美国和日本吧，这两个国家是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国家，也是市场经济发展比较充分和完善的国家。在美国，农业是一个受到高度重视和保护的传统行业。与其他行业如工业、服务业相比，农民所交纳的税明显要少，额度相对较低，也没有专门针对农民的税种。除了税收优惠，联邦政府还直接对农业进行补贴。2002年布什政府颁布的新农业法规定，在今后10年里，政府对农业的各种补贴和财政支持达到1900亿美元，平均每年投入190亿美元，而世界贸易组织规定的每年农业补贴不得高于191亿美元，除此之外还有完善的保险体系。在日本，为了保护农民的利益，日本政府在一些税种中，一旦涉及到农业问题，就会对农业团体或农民个人实施特殊的优惠政策。从事农业的企业或个人可以在法人事业税、法人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继承税和赠与税等方面得到减免。其次，日本政府为了支持和促进农业的持续发展，不断调整农业政策，使日本农业处于一种十分完善的保护之中。日本农林水产省在许多方面制定了一系列对农民优惠的政策，例如：食品安全对策；稳定农业经营，加快农业结构改革；鼓励城市居民到农村和山村落户；接受或与有亏损的农协或渔业协会合并，可以减免企业事业税、法人所得税以及财产的登记注册税，等等。日本政府还对外采用关税壁垒和技术壁垒方式，阻止外国农产品的进人，对内实施高投入、高补贴的扶助政策，为农民建立起多重保护网。日本在工业制品方面一直提倡贸易自由化，但对部分主要农产品却设置极高的关税。例如，日本的花生米关税高达500％、大米关税高达490％、小麦关税为210％。在2003年9月11日举行的世贸组织坎昆会议上，日本代表坚决反对就农产品贸易关税问题设立上限、也表示反对增加重要农产品项目的配额，不惜与美国意见相左。在技术壁垒方面,日本不断提高对农产品残留农药的检验标准，并规定进口农产品禁用日本已经作废的农药，受此影响，中国原来向日本出口的多种蔬菜和水产品被挡在日本国门之外。日本政府对农业和农民的补贴更是惊人。据亚太经合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的调查报告，日本对农民的补贴早已超过了农业的收入，日本农业经济存在着巨大的价格扭曲。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政府每年用于农业方面的补贴总额都在4万亿日元以上。2000年，日本对农业补贴的总量已经达到了6.4万亿日元，约为国内生产总值的1.3％，而同期的农业产值只有9.12万亿日元。日本农业生产者收入总额中有一半以上来自政府补贴。日本的经验表明，农民收入要接近城市水平，一靠政府补贴，二靠农民创业和兼业。
近年来，中国经济在保持快速增长的同时，也伴随着日益严重的失衡问题，这使中国乃至世界都付出了巨大的经济与社会成本。经济失衡是指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各领域、各环节及国内外市场有机联系被割裂，引起资源配置失当、产业结构扭曲、经济运行效率下降、社会发展及资源环境不可持续的现象。与一些国家相比，中国的经济失衡除了其一般性表现外，还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呈现出内外失衡并存、总量失衡（“双顺差”和巨额外汇储备）与结构失衡（高储蓄、高投资和低消费）兼备的特征，且失衡程度更深，失衡持续时间更长，对经济的影响更加明显。对此，必须进行系统深入的观察和研究，并提出针对性措施着力加以解决。治理经济内外失衡问题，首先要对失衡程度进行科学的测度，以期对经济失衡的状况有系统全面的认识，因而构建相关指标体系就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基础工作。由于现代市场经济活动非常复杂，具有系统性、综合性和波动性，在时空上涉及到各产业间、社会再生产各环节间以及国内与国外市场间等诸多领域。要对经济失衡程度进行精确的测度是非常困难的，使得相对于经济失衡其他方面的研究，国内外理论界对经济失衡测度的研究还较为薄弱，尚未形成统一的思路和方法，远不能满足宏观经济分析、决策与管理的需要。本文立足于基本经济理论与分析方法，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力图构建一套经济失衡度衡量指标体系，并对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内外失衡程度进行测度，以更加客观真实地反映现实经济状况，为宏观调控政策的选择以及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提供依据。本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对经济内外失衡测度的现有研究成果进行述评，从中汲取构建经济失衡度衡量指标体系的思路与方法；第三部分讨论经济内外失衡测度指标选择的依据及指标体系的具体构建；第四部分运用所建立的指标体系对近年来中国经济内外失衡状况进行测度；第五部分对测度结果进行分析，并基于分析结论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二、文献述评
经济内外失衡问题一直为学界所关注，也是国家宏观经济管理的难题。现有的文献中，学者们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大多是从经济内外失衡的形成原因、对经济运行的影响、内外失衡的可持续性等角度进行的，如Greenspan和Kennedy（2005）、BenBernanke(2005）、吴宏和刘威（2008）等对经济失衡形成机制的分析，以及姚枝仲（2006）和DavidDodge（2006）等对内外失衡可持续性的分析。[1-5]相对而言，基于定量方法研究内外失衡严重程度的文献较少。其中，Zarnowitz（1996）和Moore（1980）对经济失衡指标体系的功能进行了分析，包括描述功能、评价功能和预警功能等。[6-7]在经济结构失衡领域，RichardClarida等（1999）从产业变化角度，利用显性对称比较优势指数（RSCA）评价产业结构。[8]从国内的研究来看，项俊波（2008）对中国1992-2007年的经济结构失衡程度进行了测度，他将经济结构区分为产业结构、投资消费结构、金融结构、国际收支结构和区域经济结构五大方面，并对每种类型的结构失衡都通过构建指标进行了测度，研究发现，中国经济结构总体上由中度失衡转向重度失衡，表明解决结构失衡问题成为中国经济的当务之急。[9]程实（2007）也对衡量经济内外均衡的指标体系进行了研究，将内部均衡分为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和内部和谐四个方面，将外部均衡分为国际收支平衡、汇率稳定与外部和谐三个方面，并由此构建了一个包含25个具体指标的指标体系，将该指标体系运用于中国经济的测度发现，中国经济整体上看长期处于次级不均衡区间。在经历了前20多年“均衡改善—均衡恶化—均衡改善”的几次起伏之后，自2000年起，内外均衡整体呈现出缓慢恶化的新趋势，这主要是由外部失衡因素引起的，而内部均衡从整体上看表现出一种渐进改善的态势。[10]55-56余霞、余玲（2011）研究了国际收支失衡的测度，选择贸易差额与综合差额作为衡量指标，通过实证分析得出中国的贸易失衡在2004-2007年逐步加剧，从2008年起开始呈现下降趋势。[11]李石凯（2006）运用贸易顺差占进出口比例以及贸易顺差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两个指标对1994-2004年中国对外贸易顺差的相对规模进行了测度与分析，结果表明，中国相对贸易顺差指标在较低水平运行并且呈显著下降趋势，从而对国外关于中国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的指责进行了驳斥，他认为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只会加大对中国的贸易逆差。[12]李宝瑜（2009）从一个更宽广的视角分析了中国宏观经济失衡指数，他将中国宏观经济划分为5大领域、13个类别、32个组和93个指标，提出了确定均衡值的9种方法，基于这些方法测算了每个指标的失衡度，并用组合权重和层次分析方法逐层综合，构建了一个宏观经济失衡指数。运用该指数进行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2001年以后，中国经济的5大领域中，实体经济、资源环境失衡程度有所下降，而货币金融、收入与价格、国际收支失衡程度均有上升，宏观经济总体失衡状态亦呈逐渐加剧的趋势，从而认为现阶段应在全面加强宏观经济调控的基础上，针对不同领域和不同类别采取有效的方法和手段，提高经济的均衡性。[13]以上分析为经济失衡的测度提供了一些思路与方法，并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构建了测度指标体系，为后续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但仍存在一些不尽完善之处。如部分研究只涉及外部经济失衡，且将贸易差额占比作为测度外部均衡的唯一指标，显得说服力不够。一些研究虽涉及宏观经济的各个领域，但因其研究范围过于宽泛，使之在有限的篇幅里对每个领域测度方法的介绍都不尽明确，政策建议亦显得针对性不足。同时，部分研究对经济失衡的内涵与针对性把握欠佳，将内部均衡与宏观经济政策四大目标简单对应，显得较为牵强，忽视了经济失衡的结构性特征。因此，如何从整体和结构两个层面把握经济内外失衡问题？测度指标体系如何确定？具体测度中如何尽可能避免主观性因素的影响？中国近年来经济内外失衡状况及发展趋势究竟怎样？等等，尚需通过深入的研究来进一步厘清。
三、经济内外失衡度指标体系的构建
指标体系的构建是测度经济内外失衡的基础，以下从测度指标选择的依据、指标权数与临界值的确定、指标数据的无量纲化处理等方面依次展开分析，最终建立起衡量经济内外失衡度的指标体系。
（一）指标选择的依据
指标选择是否科学、合理，直接关系到经济内外失衡测度的质量。测度指标选择的依据主要考虑两个方面。一是指标本身的属性及指标间的逻辑关联性。据此，所选指标应符合独立性、可比性、关联性和可操作性的要求。独立性要求指标体系中每一个指标所反映的内容与其他指标具有本质区别，不能通过某种数学推导形成相互转换关系，以避免某一经济参数在经济失衡测度中的重复使用以及指标之间的共线性；可比性包括时间可比性与空间可比性，时间可比性为不同时点的指标数值可直接比较，空间可比性为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指标数值可直接比较，可比性原则意味着要选择同类同属性的指标，或者对不同类型与性质的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关联性要求指标之间具有内在的统一性，指标体系作为一个系统能涵盖内外经济运行的主要方面，以保障测度的全面性；可操作性要求具体指标内涵和外延清晰明确，易于量化，并且指标数据具有采集的可靠性与获得的连续性。二是指标对经济现象的描述和解释能力。对内部经济而言，首先表现为投资、消费和储蓄的总体结构状态，可以用投资率、消费率、投资储蓄比率、全社会固定资产增长率等指标予以反映；其次是产业结构状态，可以用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等指标予以反映；再次是收入分配结构状态，可以用居民政府消费比率、城乡人均收入比等指标予以反映；最后是能源资源消费结构与经济增长方式的关联性，可以用单位GDP能耗、能源消费弹性系数、R&D占GDP比重等指标予以反映。对外部经济而言，主要表现为经常项目差额、资本项目差额与外汇储备规模等，可用经常项目差额占GDP比重、外汇储备余额占M2比重、外贸依存度等指标予以反映。据此，本文建立了一个包含内外均衡2个层次、16个指标的指标体系。表1给出了这些指标及其基本属性，在后续分析中将对这些指标的经济含义、特性、权重、临界值等进行具体阐释。
（二）部分指标的解释性说明
上述指标按其属性可分为三类，分别是正向指标、逆向指标和适中指标。①在这些指标中，由于投资率、消费率、全社会固定资产增长率、经常项目与资本项目差额占GDP比重、外贸依存度等属于常规性经济指标，定义明确，计算公式清楚，因此不再赘述，只对部分非常规指标及自定义指标作简要阐释。1.投资储蓄比率：正向指标，反映社会储蓄资金用于投资的比例。根据“储蓄缺口=外贸缺口”的经济学原理，过剩储蓄如未能全部转化为投资，将对应为贸易顺差。投资储蓄比率数值上取社会投资率与社会储蓄率之比。2.居民政府消费比率：正向指标，反映政府与居民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形成的消费关系。国民收入在居民、企业与政府间分配不合理，会抑制国内消费，导致经济内外失衡。居民政府消费比率数值上取居民消费支出与政府消费支出之比。3.能源消费弹性系数：逆向指标，反映能源消费增长速度与国民经济增长速度之间的关系，数值上取能源消费增长率与GDP增长率之比。4.单位GDP能耗：逆向指标，指国民经济中所耗费的各种能源总量与同期GDP的比值，单位为吨标准煤/万元。5.外债债务率：逆向指标，指外债余额与当年贸易、非贸易外汇收入之比，是衡量一国国际收支可维持性的重要指标。6.出口加工贸易比重：适中指标，出口加工贸易比重是衡量对外贸易结构的指标，数值上取出口加工贸易额在出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表1所列16个二级指标的数据均可在各年度主要统计年鉴中获得。其中，能源消费总量可从《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获得，R&D数值可从《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获得，外债余额可从国家外汇管理局网站中获得，外汇储备、M2数值可从《中国金融年鉴》中获得，经常项目进出口总额、资本项目输出入总额、加工贸易额等指标数值可从《中国海关统计年鉴》和《中国对外经济统计年鉴》中获得，其他指标所涉数据均可从《中国统计年鉴》中获得。②
（三）指标权重及临界值的确定
1.指标权重的确定在内外失衡度指标体系的构建中，指标权重的确定是一个重要环节，不同的赋权方法对测度结果有着显著性影响。指标权重赋权方法有主观赋权法和客观赋权法，主观赋权法可进一步细分为德尔菲法（DelphiMethod）和层次分析法（AHP）等，客观赋权法可进一步细分为主成分分析法、功效评分法等。本文在在赋权法上采用主观赋权方法中的德尔菲法。③之所以采用这种方法进行相关处理，除了基于简便考量外，还包括：（1）不同经济指标重要性大小很难区分，对不易辨析重要性的指标赋予相等权重属次优选择；（2）对经济社会领域的任何测度都很难做到完全精确，只要指标选择合理，权重设置基本反映经济现实，分布对称，无人为扭曲，用主观赋权法是完全可行的。具体权重值见表1。2.指标临界值的确定临界值包括反映经济极度失衡（均衡）的上下限值和反映经济完全均衡的适中值。指标临界值确定标准的选择主要考虑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根据基本经济理论来确定。例如，当外债债务率达到100%时，意味着当年外汇收入不足以偿付外债余额，应视为出现债务偿付危机；而小于30%时，则认为偿付外债不存在潜在风险，故可将100%和30%的外债债务率分别作为经济极度失衡与完全均衡的临界值。二是根据国际经验来确定。例如，国际上发达经济体第三产业增加值的GDP占比多在70%上下，而中国仅为40%左右，可将70%与30%分别作为完全均衡与极度失衡的上下限值；又如经常项目差额占GDP比重，国际上一般认为超过10%意味着该国外贸处于极度失衡状况，因此将0作为均衡适中值，将±10%作为极度失衡临界值。三是根据中国具体国情来判断。如R&D占GDP比重，发达国家或地区的该项指标数值多为4%~6%，而中国仅为1%~2%，若以4%~6%作为上限值，则指标失衡指数在不同年度间区分不大，不能很好体现中国在这方面的进步，故根据中国具体国情，分别确定2%和0.5%作为反映经济完全均衡与失衡的上下限值。对于适中指标，需要确定适中值作为反映经济完全均衡的标准值。适中值的确定同样应符合以上标准。特别指出的是，一旦适中值确定后，上下限值与适中值应当对称，即上下限值与适中值的差值应该相等。具体临界值如表1所示。
（四）指标的无量纲化处理
由于各指标在性质、量纲及经济含义等方面各不相同，导致数值之间不可比，因此采集到指标原始数据后，在对经济失衡度指数进行综合前，还需对指标数值进行无量纲化处理，以消除指标间的量纲影响。无量纲化处理方法种类较多，由于上下限值与适中值选择的对称性，此处参考程实（2007）的极值变换无量纲处理方法。[10]84处理后用[0，1]区间数值表示，其中0代表完全均衡，1代表极度失衡，数值越大，失衡程度越严重。对正向指标、逆向指标和适中指标的无量纲化处理方法分别如公式(1)、(2)和(3)所示。其中，y表示指标无量纲测度值，x表示指标原值，xmax表示指标处于完全均衡（失衡）时的上限值，xmin表示指标处于极度失衡（均衡）时的下限值，xm表示经济完全均衡的适中值。
四、中国经济失衡程度的测算：2001-2010
（一）指标无量纲化处理结果对表1所列经济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得到2001-2010年中国相关经济指标的无量纲化数据
（二）内外失衡指标体系的合成在完成指标选择、权重确定与数值无量纲化处理后，通过加权平均合成方法得到内外失衡综合指数。假定该经济失衡综合指数为E，有：E=ni=1Σwiyi其中，wi为第i个变量的权重，yi为第i个变量的无量纲化数值，n为指标个数。E∈[0，1]，数值与经济失衡程度正相关，取极值0时代表经济处于完全均衡，取极值1时代表经济处于极度失衡。
（三）中国经济内外失衡测度结果经过对相关数据的采集、处理和合成，我们得到中国2001-2010年经济内外失衡指数变动趋势图（见图1）。
五、分析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分析结论
由图1所示，中国经济内外失衡整体状况在21世纪前10年经历了一个渐进恶化的态势，内外失衡总指数从2001年的0.3856上升到2007年0.6188的峰值，之后有所下降，2010年小幅降低到0.5509。如果以0.5作为区分相对均衡与相对失衡的分界点，可知从2004年开始中国经济由相对均衡区域进入到了相对失衡区域，且该失衡状况可能会在未来持续较长时期。从经济结构看，内部失衡指数在2001-2003年快速上升，之后几年保持相对稳定，维持在0.6左右；而外部失衡波动较强，在2001-2007年失衡指数快速上升，之后亦有较大幅度下降，从而带动了内外失衡总指数的同向变化。
1．内部经济失衡状况
从影响经济内部失衡的组成因素来看，失衡指数的变化有以下几种情况：（1）上升时期。由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缓慢，加之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滞后、居民增收乏力，导致进入21世纪后的前几年，一方面投资率、全社会固定资产增长率过高，另一方面城乡人均收入比上升，消费率快速下降，这些指标均对内部经济失衡的加剧起到了推动作用。（2）略有下降时期。2006至2008年，由于技术进步、节能降耗产品与工艺的广泛运用，以及国家对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的大力扶持，使得单位GDP能耗有所下降，R&D占GDP比重有所上升，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亦不断提高，这些指标对内部经济均衡起到了推动作用。（3）先升后降时期。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前，由于出口的扩大，社会总投资控制在一定规模，过剩储蓄资金找不到投资渠道，投资储蓄比率逐步下降；而在国际金融危机后，为了缓解外部市场萎缩对国内经济的影响，国家实行了四万亿投资等经济刺激计划，导致投资储蓄比率快速上升，这些因素使得内部失衡指数出现先升后降现象。
2．外部经济失衡状况
相对于内部失衡指数，中国外部失衡指数在整体上震荡幅度要剧烈得多，在演进过程中经历了“快速上升—快速下降—缓慢上升”的反复震荡。分阶段来看：第一阶段为2001到2003年，外部失衡程度缓慢扩大；第二阶段为2004-2007年，外部失衡程度迅速扩大，在2007年达到0.6269的历史最大值；第三阶段为2008到2009年，外部失衡程度显著减缓，2009年外部失衡指数降为0.4552，仅相当于2004年的失衡水平；第四阶段为2009年后，外部失衡程度又有小幅扩大。表2显示了更为具体的结构信息。从影响外部经济失衡的组成因素看，失衡指数的变化有以下几种情况：（1）趋于上升。由于长期实行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战略，导致进出口总额快速增加，同时，累积“双顺差”使得外汇储备余额快速增长，这些都引起失衡指数的上升。（2）趋于下降。由于国家外汇收入急剧增加，债务余额的增长则相对较慢，使得外债债务率趋于下降，同时，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与技术的进步使得出口加工贸易占比不断下降，这些都引起失衡指数的下降。（3）先升后降。经常项目差额占GDP比重在最近10年表现出“先升后降”的趋势，在第一阶段经常项目顺差额度不断扩大，失衡指数由2001年反映轻微失衡的0.13急剧增加到2007年反映极度失衡的1；之后由于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对外出口进入相对萎缩阶段，经常项目差额占GDP比重有所下降，使该失衡指数在2010年降为0.52；相对于经常项目，资本项目占GDP比重的波动性更强，在演进过程中经历了“上升—下降—上升”的“N”型反复震荡，并在震荡中渐进升高。
（二）政策建议
由以上分析可知，近些年来，中国经济处于较为严重的内外失衡状况，且无明显转变迹象，需要引起各界足够的重视。造成中国经济内外失衡的原因是复杂的，既有全球经济一体化、世界范围产业结构调整等外部因素，又有国内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投资和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滞后等内部因素，需要采取综合措施加以解决。
1．关于内部经济失衡
投资率、储蓄率过高而消费率过低无疑是影响中国经济内部失衡的主要因素，这与国家长期实行投资驱动型和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具有必然联系，导致经济发展的不可持续性。因此，在新的发展阶段，必须努力转换经济增长方式，实现向以内需驱动为主的增长方式转变。一方面，要更加重视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升级对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通过技术进步降低单位GDP能耗和能源消费弹性，通过促进现代服务业发展增加就业，提高居民收入，进而提高消费水平，减少对出口与投资的过度依赖。另一方面，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中国面临着严重的收入分配不均，包括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行业差距、阶层差距等，对经济社会运行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同时也降低了有效需求（彭志远，2007）。[14]对此，应通过税收、社会保障等手段加强对收入及财富分配的调节，不断理顺收入分配关系，为扩大内需奠定基础。
政策和政治：对中国投资的反应
目前对中国在美欧投资的反应体现了这种含糊不清。最初美国和欧洲的政策制定者表示出了迟疑和犹豫，现在他们更多地承认中国投资带来了巨大的机会，政策制定者更加积极地促进中国资本流入。与此同时，中国的投资引发了国家安全部门、商业竞争对手、不明情况的公众谨慎的反应。（一）促进中国投资：认识到机遇欧洲和美国普遍认为欢迎并鼓励外国直接投资是有利可图的。FDI增加了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净福利。FDI使得企业能够开发新的市场，在不同国家进行有效运作，降低生产成本，增加规模经济，促进专业化。对于希望剥离资产的公司来说，由于有更多更有竞争力的投标者，这意味着资产的价格会更高。对消费者而言，外国投资者的进入意味着有更多厂商希望吸引购买者的注意力，消费者可以有更多的选择、更低的价格以及享受创新。在当地社区，FDI会带来新的工作机会、税收收入，而对工人的培训、技术转移和研发活动也会带来技术溢出效应。这是为什么发达经济体（包括美国和欧盟）采取对外国直接投资开放的态度，而监管主要集中在反垄断、国家安全等很窄的范围内。在法律上投资开放是非歧视性的，中国投资者和其他国家的投资者一样享有建立工厂及市场准入的权利。[1]不单对中国资本保持开放，欧美政策制定者还正在积极促进中国投资。欧洲国家素来擅长投资促进。截至2010年，欧盟国家和第三国签订了1100多项双边投资协议（BITs）。除此之外，国家、州、区域、市的各级政府还使用投资促进署（IPAs）或特别税收鼓励来吸引外国投资。近年来，许多国家和地方上的投资促进署将其注意力转向了中国。[2]在2009年“里斯本条约”后，欧洲投资政策的发展有了新的动力，这个条约将投资政策的专属职权移交到欧洲委员会（EuropeanCommission）。欧洲委员会的工作重点之一是，将拟定与中国的双边投资协议以代替现有的26个单独的BITs，目前该组织正在评估这种变化的影响。美国一向对外国投资采取自由放任的态度，招商的压力主要是在州和市两个层级。但是目前美国需要和其他国家竞争获得FDI资本，中国和其他新兴市场国家投资者的重要性也在不断上升，这迫使美国政府重新考虑自身的态度，并在投资促进方面采取更加积极的态度。2007年，乔治•布什在美国商务部的国际贸易部创建了“投资美国”项目，以期更好地协调美国内部的投资促进措施。2011年“选择美国”项目的目的是进一步提高美国联邦政府在投资促进中的作用。奥巴马政府也非常积极，希望消除由于2005年中海油—优尼科交易被阻止后，外界对美国投资政策产生的疑虑。高级别的政府官员包括总统奥巴马、副总统拜登、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都一再重申美国市场对中国投资者开放。[3]一些具体措施降低了中国投资者的行政障碍，包括简化中国投资者在美国商务旅行的签证手续，这些措施贯彻了政府官员的主张。2008年美国开始就一项双边投资条约与中国开始磋商，尽管到目前为止几乎没有取得进展。[4]美国州、市两个级别对于促进中国投资最为积极。目前至少30个州在中国设有贸易和投资办公室，投资促进日益成为州代表最重要的工作。许多州已经开始举行常规的投资会议，组织以州长带头的贸易和投资任务，支持本地的、以加强与中国的投资关系为目的的私人活动与学术活动。市和地区层次上也有多项促进中国投资的倡议。[1]（二）处理国家安全风险：不同的敏感程度和态度欧洲和美国一般都遵守开放性原则，都有一套针对有限种类国家安全威胁的适当的监管体系来监控外国投资。一般来说国际投资协定和双边投资协定接受此类对资本自由流动的额外限制。[2]一国通常特别关注外国资产的四个方面：对战略性资产的控制（如港口、管线）；对关键防御性投入品生产的控制（如军用半导体）；将敏感技术或技能转移到国外有敌意政权手中；间谍、破坏或其他破坏性行动。[3]中国至少在五个方面特别受关注。第一，中国很可能在未来20年内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这使得中国有机会和能力改变全球国家安全状况。第二，中国是一个一党制威权国家，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的价值观和商业准则可能有所不同。第三，中国不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的成员，但却是拥有现代化军事的新兴力量。第四，中国在出口管制规则方面曾有不良记录，美国和其盟国认为中国是将敏感技术卖给危险政权的主要国家之一，危险政权包括伊朗、朝鲜和巴基斯坦。[4]第五，外界认为中国通过欧洲和北美的情报网进行经济和政治间谍活动，因而具有更大的威胁性。[5]在美国，美国外商直接投资委员会（CFIUS）因为国家安全问题而对外商投资进行监控。CFIUS复审框架经过严密设计，反映了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传统态度（也有一些例外）。CFIUS并不由于经济安全原因，只出于有限的安全原因而监控投资，也对外国投资者一视同仁。CFIUS最近的跟踪记录反映了美国对中国资本的开放：2000－2011年的500多起投资中，大多数不需要任何批准。递交至CFIUS的交易得到公平的听证，通常被批准。近年来CFIUS批准了中国在多个部门的并购，包括航天工业、发电和资源开采业。与此同时，技术变化也迫使CFIUS适应新的实际情况，然而重新校正监测复核中的定义和标准需要花费时间。这个过程使得一些投资者对经营前景心存疑惑，特别是电子通讯和信息技术部门的投资者。另外以往有些团体曾试图将监控过程政治化，这些团体主要包括企图利用“恐华”情绪的既得商业利益者，也包括不论及具体的威胁但决心将中国企业排除在外的“安全鹰派”（securityhawks）。最近一些阻挠投资的政治化努力没有成功，包括不负责的言论（例如钢铁核心小组委员会呼吁阻止鞍山在密西西比进行的螺纹钢项目[1]）被公开驳回。中国企业在管理政治风险方面积累了经验，但是交易政治化仍然是威胁美中投资关系的一个主要问题。在欧洲，有关中国投资对国家安全可能造成何种潜在影响的争论不如美国激烈。欧盟对国家安全监控没有一致的方法，而是委托各成员国进行监控。欧盟法律允许出于国家安全原因监控外国投资，但条约没有明确给出国家安全的定义，而各成员国的相关制度也有很大不同。尽管中国在欧投资仅有少数几例是因为国家安全原因而被政治化，但欧洲对国家安全定义相对不清晰，复审过程尚不成体系，却可能为未来实施保护主义大开方便之门。一个一致的泛欧监控框架能够处理相关风险，可以使欧洲在全球投资政策讨论中处于更有利的位置。
经济风险：处理下一步的政策问题尽
论文摘要:以体育社会学为基拙，借鉴已有的社会评价理论，确定竞技体育的资源配置、发展指标、管理体制、社会功能等为评价内容，试图构建竞技体育社会评价内容的框架，目的在于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在竞技体育运行中的合理运用和宏观调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经济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这是我国社会发展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根本性转变。竞技体育的发展交织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之中，伴随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目前社会评价还没有规范的学科理论，竞技体育的社会评价理论、评价方法也未建立起来。若不尽快建立起来，会导致资源的浪费和国有资产的流失，影响竞技体育社会目标的实现。因此，本文以体育社会学为基础，对竞技体育社会评价的内容进行探索。
1、竞技体育社会评价的概念
竞技体育是社会的一部分，社会的发展不断促进竞技体育的发展，竞技体育的发展交织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之中，不断影响社会的发展。
竞技体育具有本体功能(作用于个体)和社会功能(作用于群体和社会)。本体功能，又称为自然功能，主要有健身功能、娱乐功能、教育功能;社会功能主要有政治功能、经济功能、文化功能。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就是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竞技体育的本质是文化的，但具有经济性，它不能成为物业的生产部门，但它又与经济相联系，影响物业生产部门经济的发展。因此，竞技体育的发展与建设是为人民的劳动条件、劳动组织形式服务，是间接为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服务。
竞技体育是一项事业，国家予以投资。对于竞技体育的投资决策，关系到国家资源的合理配置。对于竞技体育投资决策以可行性研究为科学依据，其核心就是对投资项目的评价，即对项目进行经济效果和社会效果评价。在我国，将竞技体育作为一项事业来发展，强调竞技体育事业的公益性，在社会主义市场体制转轨逐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时期，则逐步强调竞技体育的经济性，强调社会对竞技体育的投人。
为此，可以认为，竞技体育社会评价是指竞技体育运动项目发展对国家发展目标的贡献和影响，对社会、生活与自然环境可持续发展影响的评价。这一定义阐明了两点:一是竞技体育的功利性评价，因为竞技体育对国家发展目标的贡献与影响具有功利性;二是竞技体育的生存性评价或可持续发展评价，前者具有纵向性，后者具有横向性，因此，竞技体育的社会评价是一个立体的综合的社会评价。
竞技体育社会评价是项目社会评价的一种。从社会评价的理论来看，社会评价包括经济评价。体育是服务性的行业。由于体育产品的服务性，竞技体育社会评价是在已有的经济评价的基础上，建立竞技体育评价体系的社会评价，因此，根据我国体育发展的实际情况，本文将我国的竞技体育社会评价定位在不包括经济评价的社会评价。
2、竞技体育社会评价的必要性
2.1竞技体育项目的投资决策需要社会评价
投资与竞技体育发展、投资与竞技体育管理、投资与竞技体育社会环境、投资与自然环境、竞技体育对社会生产目标实现的作用与影响等是社会评价的范畴。竞技体育的社会评价在于全面评价投资的综合效益，以减少投资的短期行为和盲目建设，克服投资建设领域各级领导与管理机构决策的种种片面性，加强投资的宏观指导与调控，有效发挥体育的社会功能。在经济体制转轨时期，社会的变革、社会利益结构的变化，导致竞技体育管理体制的变革，竞技体育项目发展的投资结构亦发生了变化，如果对竞技体育项目发展的投资没有一个科学的评价方法，则会导致资源的浪费和国有资产的流失，影响竞技体育社会目标的实现。
2.2竞技体育的可持续发展需要社会评价
对于竞技体育投资的财务评价或经济评价一般采用全国统一的财务评价与经济评价方法。而对竞技体育项目的社会评价目前还没有统一的方法。对竞技体育的投资、资源的有效利用、竞技体育与社会各系统的相互作用、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发展，只运用经济评价方法是不能有效地调控竞技体育的协调发展和发挥竞技体育的综合功能的。只有结合社会评价才能有效地促进竞技体育的可持续发展。因为，对竟技体育项目的建设与社会经济、自然资源利用、生态环境、社会环境等方面的社会效益影响予以分析，使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在竞技体育项目的运行过程得以合理配置，提高投资效益，使竞技体育项目的发展得以整体优化，有助于建立竞技体育与经济、社会的良性运行机制，有助于竞技体育与社会的协调发展。
3、竞技体育社会评价内容体系
我国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竞技体育发展的目标必须符合国家发展的目标，就是说竞技体育社会评价的目标，从根本上不能脱离社会经济发展目标和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竞技体育社会评价的内容体系应是资源配置、发展指标、管理体制、社会功能等(见图1)。
3.1竞技体育资源配置评价
(1)竞技体育资源的界定。
竞技体育资源，是指一个社会用于扩大参与竞技体育活动的人口和提高竞技运动水平，及物资、资本、人力、时间和信息等方面的投入。竞技体育资源是发展竞技体育的物质基础。一般而言，竞技体育资源越丰富，体育活动就容易开展，其发展水平就越高。社会越是发展，人们越是感到竞技体育资源的紧缺。
(2)竞技体育资源几种主要形式。
1)人力资源。是指从事竞技体育工作的专业工作者，如运动员、教练员、科技人员、体育教师和管理人员等。
2)资金。由于竞技体育的规模和科技含量不断加大，需要大量的资本投人，一个国家的竞技体育事业需要雄厚的财力支持，竞技体育越是发展，需要的资金就越多。
3)体育设施。竞技体育训练需要一定的空间，要取得好的训练效果需要一定的场地条件和先进的设备器材。
4)余暇时间。余暇时间是重要的竞技体育资源，有了余暇人们才有可能观赏体育比赛，从而刺激体育消费，导致其他竞技体育资源的增长。余暇时间的增多对竞技体育资源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1)健全的组织体系。
1)建立精干高效、运转协调、调控有力的行政管理组织体系。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人，原有的体育行政管理体制也将进行改革，体育行政管理机构将逐步精简，而精简后的竞技体育组织体系将发生变化:一方面行政机构缩小，行政管理人员必须是少而精;另一方面由于职能调整使管办分离、政事分开，政府的宏观调控将加强。各级政府仍将设立体育管理机构或在政府管理机构中设立体育管理机构或在政府管理机构中设立专人负责体育工作。体育行政组织在发展竞技体育中仍将发挥积极的作用，这是保证国家奥运目标和区域竞技体育目标实现的重要条件。
2)建立政府宏观调控、按照市场规则运作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竞技体育协会化管理的组织体系。我国竞技体育管理向协会化方向发展是总的趋势，协会管理的组织体系将不断得到健全和加强，不仅是在国家一级成立各运动项目协会，在省(区、市)、地(市)，甚至县(市)将分别成立各层次的协会组织，协会组织是各级各类运动训练的直接管理部门，各类业余与职业俱乐部将逐渐取代各级各类运动队，政府管理的主要作用是运用政策和经济手段进行宏观调控;协会则按照市场规则和协会章程独立运作。
3)建立国家管与社会办相结合、业余与职业相衔接的运动训练组织体系。未来竞技体育管理体制是以协会管理为主体，要求训练组织体系与之相衔接，即未来运动训练组织体系应该是业余与职业相衔接，过去那种运动队训练体制将被新的体制所取代，逐步建立符合协会管理体制要求的业余运动训练组织和职业体育发展需要的俱乐部训练组织。
(2)完善的保障体系。
改革竞技体育的统包统配体制后，需要建立完善的保障体系。保障体系包括法律保障、人事制度保障、场地器材保障和经费保障，在人事制度的保障上逐步建立社会保障，如运动员的就业保险、运动员的伤残保障等;运动项目按协会制管理，应提供健全的法律保障，如运动项目协会管理的法规、制度、俱乐部管理的规范化制;在经费保障上，要建立国家对竞技体育的投资制度、竞技体育产业发展制度，以保障竞技体育经费的有效投人。
(3)竞争有序的运行机制。
市场经济鼓励竞争，而公平竞争是未来竞技体育发展的动力源泉。竞枝体育竞争突出的表现是在赛制上，竞赛是运动项目发展的杠杆，运用好这个杠杆，可以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促进运动项目的发展。因此，竞赛体制是调整竞技体育发展方向、发展水平，提高我国整体竞技体育实力的重要保证。
3.4竞技体育社会功能评价
(1)竞技体育价值的社会性。
竞技体育是人们的一种社会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社会的产物，竞技体育在满足主体各种需要的过程中体现出其价值的社会性特点。竞技体育的价值的社会性表现在竞技体育价值活动和内容的社会性。人们总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社会生产方式，一定的社会关系条件下进行价值活动的。竞技体育从它一开始就是人们的一种社会活动，通过人们之间身体运动能力的相互比较而渗透于人们的社会生活中。无论竞技体育活动是满足个体的需要、群体的需要或是社会的需要，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们某种条件下的利益追求。竞技体育的价值的社会性表现在受到社会因素的影响。由于社会历史发展的过程是一个多因素影响及推动的过程，因此，任何一种社会因素都在影响和推动社会前进的过程中受到其他因素的作用。经济、科学技术、政治、军事、文化、教育、宗教、环境等等都在影响着社会的发展。竞技体育作为社会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体现对人的价值的发展过程中，也不可避免的受上述因素的影响。正因为这些影响因素的存在，竞技体育的价值才体现出社会性的特征。
(2)竞技体育产业化发展。
竞技体育产业是最能体现体育自身经济功能和社会经济价值的体育本体产业，大力发展竞技体育产业，有利于培养和建设体育市场。未来10年，我国竞技体育产业的发展应初步形成竞技体育的国家投资、社会资源配置、体育产业经营3大经济支柱，竞技体育自我发展的能力显著增强，逐步提高经费自给率;形成以竞赛表演为核心的竞技体育市场体系，增强竞技体育产业开发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制定和完善符合我国国情的竞技体育经济政策，基本形成我国竞技体育市场管理规范体系。
4、结论
(1)竞技体育资源的配置涉及到资源的种类、来源，影响因素和资源投入后的最终产品，社会之所以要向竞技体育投入各种资源，是希望从投入这些资源会换得理想中的产出结果，社会对竞技体育产出的价值判断及对其性质的认识，对其资源配置具有关键的导向性意义。
(2)评价竞技体育发展水平不能用单纯的某一指标，它应包括竞技运动技术水平(包括奥运会、亚运会成绩、单项国际大赛中的成绩等)，教练员、运动员的知识和素质结构，运动训练中的科技含量，竞技体育管理机制，竞技体育在社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等多方面的发展水平。
(3)评价我国现有竞技体育管理体制的现状，必须建立好我国未来竞技体育管理体制，应逐渐由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统包统配、国家集权的竞技体育管理体制，向以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宏观调控、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竞争有序又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竞技体育管理体制过渡。
(4)竞技体育是人们的一种社会方式，本身就是社会的产物。竞技体育在满足主体各种需要的过程中体现出其价值的社会特点。竞技体育的价值的社会性表现在竞技体育价值活动和内容的社会性。
我国竞技体育产业的发展应初步形成竞技体育的国家投资、社会资源配置、体育产业经营3大经济支柱，使竞技体育自我发展的能力显著增强，逐步提高经费自给率。
5)信息。发展竞技体育事业需要大量的信息，诸如科学训练的信息、社团组织经营管理信息、政府政策法规信息、企业商品信息等。在现代社会竞技体育已经成为最大的信息源，电视台的体育专用频道、报纸的体育专版、传递的都是体育信息。但是，我们也应注意到，有关竞技体育资源及其配置方面的信息，却往往是稀少的。目前世界上竞技体育比较发达的国家都有充足的体育信息资源，信息的收集、处理和公布的渠道畅通，网络完整。
(3)竟技体育资源的来源。
社会对竞技体育的资源投人量及投人方式与对其最终产出的期望有直接关系。由于竞技体育产出既有社会公益性特点，又有巨大的商业开发性，这种双重性的本质特点会带来社会和经济的双重效益，因此，其资源投人有政府和非政府(私人)两种渠道。政府对竞技体育的资源投人，主要基于社会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其资源投人期望兼顾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在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发生冲突时，以社会效益为重，非政府的私人投人除了公益性慈善捐助之外，多出于谋取经济利益的考虑。
(4)竞技体育资源的配置。
由于资源紧缺，而社会对竞技体育资源的要求却与日俱增，在资源稀缺规律的作用下，社会不得不对资源的投向作出选择。一个社会如何给自己的竞技体育事业以必要的资源投人?如何在不同的体育部门间分配有限的竞技体育资源?资源的投人以什么样的机制进行运作?是评价该社会竞技体育发展形态的一个基本线索。
1)计划机制。经济学家将计划机制描述为“资源的分配由政府决定，命令个人和企业按照国家经济计划行事”的机制。在这种机制中，体育资源是由政府行政组织根据其制定的计划强制分配的。
这种根据政府的计划配置资源的机制，一般强调体育的公益性，突出体育的社会效益，容易获得社会舆论的支持。在公有制的社会结构中，依据计划机制进行体育资源的配置，也易于与社会主流思想保持一致，从而在政治上有较大的安全系数。由于这种机制较少，或根本不考虑投人与产出的经济效益，社会各部门的运作均依计划行事，因此以这种机制为基础的体育在一定范围内，可以保持正常运转。它可以人为地制造一个体育环境，如强制性向企事业派遣退役队员，以维持运动训练资源流通渠道的通畅;指令企事业利用部分工作时间开展群众体育，以牺牲部分有效生产资源来弥补体育资源的不足。
2)市场机制。“市场机制就是通过市场价格的波动、市场主体之间对利益的竞争、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而调节经济运行的机制”。市场机制的基本点是主要的价格和分配决策都是在市场上做出的。
由于市场机制以利润和亏损为标准来解决资源配置的各种问题，“具有物质利益性、自主性、平等性、竞争性、开放性等属性特征”，因此它对体育资源的利用与开发极有效率，充满活力。
3)两种机制的互补。计划机制和市场机制，各有其优点和不足。在现实生活中，一般都是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发挥基础性作用，而以计划机制作为间接的宏观调控手段，以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
3.2竞技体育发展指标评价
构建具有代表性的竞技体育发展指标体系和科学方法，对反映竞技体育发展水平的主要因素进行综合的定性、定量评价，在同一评价体系下对各有关因素进行对比分析，是评价竞技体育发展趋势的理论基础，也是确定评价竞技体育发展目标的科学依据。评价竞技体育发展水平不能用单纯的某一指标，它应包括竞技运动技术水平(包括奥运会、亚运会成绩，单项国际大赛的成绩等)，教练员、运动员的知识和素质结构，运动训练中的科技含量，竞技体育管理机制，竞技体育在社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等多方面的发展水平。
根据竞技体育发展指标的评价内涵，就是充分发挥竞技体育为我国经济建设、社会服务的多元功能与作用;竞技体育运动水平继续保持亚洲领先和奥运会“第2集团”前列的地位，努力缩小与美国、俄罗斯的差距;争取全面提高竞技体育的整体水平，努力进人竞技体育强国的行列;竞技体育运动的成绩中科技、教育含量显着增加，运动项目和运动队结构更趋合理，通过发展竞技体育，进一步推动群众体育的普及;体育产业的发展和文化娱乐的多样化;初步形成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竞技体育管理体制和良性运行机制。
评价“发展指标”首先看竞技体育在“两个文明”建设中多元功能和作用，这是用评价竞技体育发展指标的全新标准。即提高竞技体育运动水平，推动群众体育、全民健身活动的普及，发展竞技体育产业，丰富文化娱乐活动，以及健身、教育等多方面的评价，替代“惟运动成绩”或单一金牌数量的评价。其次，对质量和效益进行评价，明确从体制改革人手，调整项目结构和运动队伍结构，以科教兴体作为竞技体育发展的新的增长点(推动力)，促进竞技体育的可持续发展。
［摘 要］本文通过运用蒙代尔模型和斯旺模型来分析中国目前经济内外部失衡的现状,对进一步探讨中国内外部均衡状况之间的相关性以及寻找协调内外失衡的方法和途径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关键词］蒙代尔模型；斯旺模型；内外失衡
［中图分类号］F1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1）39-0109-02
1 我国经济内外失衡的表现
近年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并于2011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伴随着这种高增长,中国经济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也越来越大。自1994年人民币汇率体制改革以来,中国除了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资本项目出现了63.21亿元的小幅逆差外,其他年份均保持着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双顺差”,持续性“双顺差”已经达到16年。我国自2008年以来在内部面临着通货膨胀的巨大压力。这些问题不仅影响了中国经济良好发展的基础,也使得中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选择面临很大的困难。
2 基于蒙代尔模型、斯旺模型和财务数据分析中国内外失衡现状2.1 蒙代尔模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搭配
蒙代尔模型是以预算作为财政政策的代表,以货币供给作为货币政策的代表来论述其搭配方法的。在蒙代尔模型的分析中,外部均衡被视为总差额的平衡。
图1中,IB曲线表示内部均衡,在这条线上,国内经济达到均衡。在这条线的左边,国内经济处于衰退和失业状态；在这条线的右边,国内经济处于膨胀。EB曲线表示外部平衡,在这条线上,国际收支达到均衡。在这条线的上边,表示国际收支逆差；在这条线的下面,表示国际收支顺差。我国目前经济内外均衡状况处于区间Ⅲ中,我们应该先采用扩张的货币政策解决国际收支顺差的问题,再采用紧缩的财政政策来解决国内的通货膨胀问题。直至EB和IB曲线的交点。
2.2 斯旺模型——支出转换性政策与支出增减性政策的搭配
图2中,横轴表示总支出水平，总支出增加意味着需要采取扩张的财政金融政策；纵轴表示汇率,汇率数值变大表示本币贬值。内部均衡线是一条向右下方倾斜的曲线,它表示扩张性的财政金融政策需要本币升值政策的配合才能恢复均衡。在这条线上经济处于充分就业。曲线下方的区域表示存在失业,上方表示存在通货膨胀。对外均衡线是一条向右上方倾斜的曲线,它表示扩张的财政金融政策需要本币贬值政策的配合才能恢复均衡。在这条线上国际收支处于均衡状态,曲线下方的区域表示存在逆差,上方表示存在顺差。两条曲线相交的点表示同时达到内外均衡。我国的内外经济现正处于通货膨胀和国际收支顺差并存的Ⅰ区域。
3 我国经济内外失衡的原因分析
3.1 我国内部需求结构严重失衡
2000年以来,中国GDP一直保持着快速增长的势头,至2011年3月,中国已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事实上,中国内部需求结构严重失衡,主要表现为“高投资、高储蓄、低消费”。长期以来,受传统观念及收入水平等因素的影响,我国总体上偏好将来消费,人民获得劳动报酬后习惯于储蓄而非消费,致使我国最终消费率严重偏低并持续走低。我国近年来证券市场、房地产市场异常繁荣,基础设施建设工作大量展开,投资增幅大大超过消费需求的增长速度,为我国经济健康发展埋下了隐患。
3.2 经济发展模式过于单一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实行的是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战略,依靠自身廉价的劳动力优势,大力引进外资,发展加工贸易型工业。特别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中国对外贸易连年增长,贸易顺差大幅增加,导致了外汇储备居高不下。国内经济增长长期依赖于外资流入和出口增长,而国内储蓄运用不足,金融压抑,金融市场发展滞后,金融机构竞争力低下,其他产业发展缓慢。这也是造成中国贸易顺差的持续扩大进而经济失衡的原因之一。
3.3 财政政策风险大,货币政策收效甚微
根据“丁伯根原则”,我们应该运用N种独立的工具进行配合来实现N个独立的政策目标。根据蒙代尔模型的“有效市场分类原则”,我们应该采取以货币政策实现外部平衡目标、财政政策实现内部均衡目标的指派方案。事实上,在2007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我国政府于2008年宣布采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为抵御经济衰退,政府抛出了4万亿元的投资计划,旨在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但是,各种政策都有一定的时滞性,随着2008年以来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实施,我国财政赤字和债务规模在不断扩大(见下表)。
我们可以发现2002—2008年财政赤字基本恒定且逐渐下降，而在2009年财政赤字急剧膨胀,同比上升300%,主要财政状况指标已出现恶化趋势。在财政政策风险趋大的同时,我国货币政策的实施也面临着困境,2008年的中国上半年5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下半年5次下调利率的货币政策的表现显得颇具戏剧性。在中国,虽然金融监管方面拥有政治优势——由国务院在统筹,但央行的权威性和独立性也恰恰被这种制度所弱化,长此以往,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会产生更大的弊病。此外,我国国际收支常年的“双顺差”弱化了央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有效性。
3.4 外部因素
2004年以来世界经济在经历快速扩张的同时,中国等亚洲国家大量出口和美国大规模的双赤字等问题也日益严峻。而随着中国与世界经济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这种全球失衡不可避免地会给中国经济带来巨大影响。此外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造成的国际金融危机也对出口导向型的中国经济造成了巨大影响。
4 我国经济内外失衡的治理对策
4.1 优化经济发展模式
转变经济发展模式,使其由传统粗放型发展逐渐变为以科学技术指引的集约型发展上来。实现消费、投资、出口相协调,速度、质量、效益相协调,经济、社会和自然相协调,效率与公平相协调。在强调扩大消费和内需的同时，强调通过技术进步,依靠要素质量改进和优化配置来提高产量与产品质量,实现经济增长。
4.2 深化体制改革
首先,转变政府职能,要缩小政府对经济的管制范围,完善市场经济制度,创造公开、公正、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其次,加快金融体制改革,尊重央行的独立性,改变四大国有银行“一统天下”的局面,鼓励设立中小型银行。使储蓄资本得到更充分的应用。再次,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4.3 加快社会保障体制建设
我国居民储蓄率之所以如此之高,除了传统观念的影响外，更主要是因为我国目前的社会保障体系极度不健全,很大一部分的教育、医疗等支出还需要居民个人承担,致使居民消费信心不足,没有安全感。为了防范退休风险、医疗支出风险、失业风险和教育支出风险,中国居民不得不以较多的储蓄来应对。如果中国居民获得了这些社会保障,那么将有助于降低居民的私人储蓄,增加消费,增加国内需求。
4.4 合理使用政策搭配
由于我国目前处于外部经济“双顺差”和内部通货膨胀压力巨大的失衡状况下,我们应当根据我国实际情况,结合理论模型采取符合我国现实状况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这是目前最有效也是最直接的解决办法。
参考文献:
［1］张彩丽.近15年我国内外经济失衡的成因分析［J］.价格月刊,2009(11).
【关键词】企业 环境成本 会计处理 建议
新科技革命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人们在享得工作与生活的便捷的同时，也给周边环境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企业作为推动国民经济向前进步的有力杠杆，理应肩负起保护环境及可持续发展的光荣使命。因此，如何减少经济活动造成的环境污染，确认环境成本的计量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企业环境成本的内涵
（一）环境成本的含义
环境成本，即环境降级成本，是指由于经济活动造成环境污染而使环境服务功能质量下降的代价。通俗地讲，环境成本就是企业在经济活动中，从资源开采、生产、运输、使用、回收到处理，对于造成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所进行修缮的全部费用，既包括为保护环境应该支付的费用，也包括因环境污染而损失的价值。
（二）环境成本的确认
环境成本需要确认，主要是因为企业在进行各项费用的计算时，会对费用的支出给出一个性质的判断。环境成本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从正常会计的核算中“跑”出来，进入环境会计的核算范畴的。新形势下，低碳经济是企业一直追求的目标。一般而言，企业会从“两个是否，一个原则”去落实环境成本的确认。“两个是否”即导致企业环境成本发生的事项是否已经发生，环境成本的金额是否能够合理计量或合理估计。“一个原则”即应当遵循权责发生的原则，在确认时，明确划分本期和非本期的各项支出。
（三）环境成本的计量
计量就是要把环境成本数字化、具体化，企业一般会根据自身发展的不同阶段分别计量。比较常见的计量法有公允价值法、市场调研评估法及重置成本法等。公允价值法多用于企业自愿支出的诸如材料，资源的核算时，因为这一部分的东西有其市场的公开价格，不必深究。市场调研法恰恰相反，为了收集各种污染的指数，破坏的程度，企业的支出必须通过市场调研才能进行有效的评估。而重置成本法就是在现实条件下重新购置或建造一个全新状态的评估对象，所需的全部成本减去评估对象的实体性陈旧贬值、功能性陈旧贬值和经济性陈旧贬值后的差额，以其作为评估对象现实价值的一种评估方法。
二、企业环境成本会计存在的问题
（一）成本标准分类过多，导致计量困难
在企业环境成本的会计计算中，首要影响计算质量的就是环境成本的分类标准过于繁杂。有的企业按生产过程的不同阶段把环境成本分为事前环境成本、事中环境成本和事后环境成本;有的企业按环境成本的形成过程将其分为直接降低排放污染物的成本、为预防环境污染而发生的成本、有关环保的研究开发成本;等等。成本标准分类过多，造成企业很难选择一个合适的计量法去计算评估。而对于新经济背景下的碳成本研究，就更加不成系统，少之又少。
（二）成本信息披露混乱，导致实用受阻
虽然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企业意识到了环境成本的重要性，但对其的披露却显得畏手畏脚。不少企业虽然将环境成本纳入了会计核算之中，却并没有对其进行单独的处理。也就是说，企业在处理成本问题时，往往把环境成本和普通成本费用混为一谈，既不设置单独的环境成本报表，也不明确环境成本的报表项目，这就使得成本信息的披露朦胧化、混乱化，不能严格地起到对环境成本的评估作用。
三、企业环境成本会计的发展建议
（一）统一分类标准
在环境成本的标准上，我国应该在借鉴欧美和日本先进的理论研究及企业自身的实践经验，制定出一个统一的适合我国国情的分类标准。比如，如以行业为区分轴，服务业有服务业的统一标准，制造业有制造业的统一标准，如此类推。以行业作为区分，针对不同行业特色，确定各行业的环境成本分类，这样，环境成本的确认、计量、分配、披露就会变得更加有针对性和目的性。
（二）运用多学科知识
环境问题的复杂性是导致环境成本会计复杂的一大因素，因此，在计量时必须捋清环境问题的脉络，进行会计的科学计量。在这里，要打破会计学一门独大的陈旧观念，看到环境问题所涉及的数量经济学、环境经济学以及其他自然科学的意蕴，善于将这些学科的知识联系起来，在多学科多元化理论的指导下，系统化地进行环境成本会计计量。与此同时，要严格将环境成本剥离于普通成本之外，实现环境成本的单独管理，并制订环境成本会计的相关数据、表格，严格操作，杜绝环境成本信息披露的模糊与混乱的现象的发生。
（三）完善环境法规
完善环境法律法规的终极目的是让企业“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就目前来看，《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等是我国企业环境会计制度实施的法律基础。但2011年发生的蓬莱漏油事件，仅仅20万元的罚款处罚不禁让人们看到了这些法律法规惩处力度的缺陷。为此，有关部门必须设立具体的行政处罚标准和具体的量刑标准给之造成一定的威慑力，从而使企业必须设立环境会计准则，强制企业进行环境成本的核算与披露。
综上所述，环境成本是企业在经济活动中对于造成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所进行修缮的全部费用。成本标准分类过多和成本信息披露混乱是导致环境成本会计困难的主要因素，为此统一标准分类，运用多学科知识进行会计计量，完善环境法规就显得意义重大。
参考文献
[1]任月君，杨琳琳.低碳经济背景下企业环境成本会计研究[J].东北财经大学学报，2012，（2）.
[2]李君梅，孙红梅.我国企业环境成本会计处理探讨[J].西部财会，201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