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30 16:26:48
序论：在您撰写辩论的观点时，参考他人的优秀作品可以开阔视野，小编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这些建议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热情，引导您走向新的创作高度。
[关键词]批判性思维 辩论 论题 矛盾命题
[中图分类号]B8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8)05-0036-04
辩论，这门自古以来深受东、西方思想家们青睐的思想斗争艺术，如今在学术活动和其他社会活动中依然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和作用。然而，当今的实际辩论充斥了这样或那样的混乱和错误，作为严肃的科学活动的学术辩论也不例外。其中，最严重的错误当推对辩论论题无意或故意的混淆。前者是在真正弄清应当反驳什么之前，就贸然反驳了；后者是出于自己反驳的主观需要，虚拟了论敌并不主张的论题，接着对它大肆攻击，从而造成自欺欺人的假象：他驳倒了论敌。前者如法盲犯法，情有可原；后者如知法犯法，罪不可恕。为了澄清公众、甚而学界对辩论的普遍误解，规范辩论行为，使之成为交流思想、探讨真理的有用工具，有必要重新考察古代思想家们在辩论方面的研究成果，揭示辩论的性质和特点。
批判性思维认为，辩论的论证和其他论证一样，由论题、论据和论证方式三个要素构成。论题是命题，即真实性有待确定的命题。它是论战中敌我双方证明和反驳的对象，构成辩论的核心内容。在辩论活动中，立论者确立什么样的论题去反对敌论者的论题，或者反过来说，敌论者确立什么样的论题去反对立论者的论题，这是辩论者必须首先解决的根本问题。这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场辩论的性质：是不自觉的谬误或自觉的诡辩，还是明辨是非、探讨真理的思想交锋。这个问题正是本文关注的主题。
命题有模态命题和非模态命题两类。为了与古人的相关论述保持一致，也为了讨论方便起见，本文只论及非模态命题，并且是其中的主谓命题，即直言命题(以下简称命题)。下面我们依次考察中国、希腊和印度古代思想家关于辩论论题的基本思想。
我国战国时期产生的《墨辩》逻辑是研究论辩的逻辑，它是墨家对当时“百家争鸣”这场社会性大辩论的理论总结。什么是辩论?“辩，争彼也。”“彼，不两可两不可也。”“不两可两不可”，是说两个命题不能同真，必有一假，也不能同假，必有一真。因此，“彼”应当解释为一对具有矛盾关系的命题(简称矛盾命题)。“争”，《辞海》解释为“争辩，争执。”可见，“辩”是辩论双方对两个矛盾命题孰真孰假的争辩。在此，墨家差不多给出了辩论的准确定义。例如：“或谓之牛，或谓之非牛，是争彼也。是不俱当。不俱当，必或不当。”两人远远望见一物，甲说“这是牛”，乙说“这不是牛”，这就构成一对矛盾命题，可以进行辩论了。此物要么是牛，要么不是牛，两个命题必有一真、一假。即“不俱当，必或不当”。辩论的结果不是甲胜乙负，就是乙胜甲负。“辩胜，当也。”辩胜辩负，要看是否符合事实(“当”或“不当”)了。
争论者所争辩的命题，如果不是一对矛盾关系的命题，争论就不是真正的辩论。似是而非的辩论有哪几种情形呢?墨家分析了三种具体情形。第一种情形是两个命题的主项不同。“(彼)凡牛，枢非牛，两也，无以相非也。”“凡”，当作“兜”，是一牛类动物，“枢”当作“”，是一虎类动物。“兜是牛”和“骊不是牛”，两个命题主项不同，可同真、可同假，“无以相非”，不能成“彼”，也就无法辩论了。“所谓非同也，则异也。同则或谓之狗，其或谓之犬也。异则或谓之牛，其或谓之马。俱无胜，是不辩也。辩也者，或谓之是，或谓之非，当者胜也。”这提及第二、三种情形。就第二种情形而言，两个(肯定)命题谓项相同。对于某物，甲说“这是狗”，乙说“这是犬”。“狗”、“犬”二名一实，二命题可同真、可同假，不是“彼”，不能成“辩”。就第三种情形而言，两个(肯定)命题谓项不同。如果甲说“这是牛”，乙说“这是马”，二命题不同真、可同假，仍非“彼”，不能成“辩”。对后两种情形，墨家概括说，辩论是针对同一对象，“或谓之是，或谓之非”，一方说它是什么，一方说它不是什么，符合事实的一方(“当者”)是胜家。
辩论活动刺激了《墨辩》逻辑的产生，也刺激了西方传统逻辑的产生。威廉・涅尔夫妇在《逻辑学的发展》中写道：“因为进行证明用的是与主张相反论题的讲话者的对话形式，所以对于什么样的陈述句是已给出的陈述句的矛盾句这个问题就有很大的兴趣。因为根本的问题就是要确定在哪一点上讲话者驳倒了他的论敌。”“陈述句”就是通常所讲的命题。他们认为，这个问题促使亚里士多德对直言命题进行研究。亚氏本人也坚持认为：“如果没有矛盾命题就不可能有反驳。”反驳指辩论中的反驳。这一观点在其著作《工具论》里多有论述。“如若两个命题的主项相同，肯定命题的主项是全称的，否定命题的主项不是全称的，我们就把这两个命题称为相对立的矛盾命题，如‘所有的人是自的’和‘并非所有的人是白的’相对立，以及类似的命题。再如，‘有些人是白的’，在我所说的意义上，就与‘没有一个人是白的’相对立。如若肯定命题和否定命题都是全称的，即在这两种情况下主项都具有全称的特点，则这两个命题便是相反命题。所以，‘所有的人是白的’或‘所有的人是公正的’，与‘没有人是白的’或‘没有人是公正的’并不是矛盾命题，而是相反命题。”“相对立”的命题是传统逻辑所讲的矛盾命题，“相反命题”就是反对关系的命题(简称反对命题)。这里讲得很清楚，在直言命题中，是矛盾命题的，只有全称肯定命题和特称否定命题(即A和O)，或全称否定命题和特称肯定命题(即E和I)。亚里士多德把两对容易混淆的命题――矛盾命题和反对命题――严格区分开来，并明确将反对命题排除到辩论之外，认为有资格充当辩论论题的只有矛盾命题。由此可见，亚氏清楚地认识到辩论中论题具有矛盾关系的重要性。
因明称论题为宗。因明立宗，原则上要求“唯立不顾论宗”，或“随自意宗”，即立论者不管别人不同意见，随自己意愿乐于成立的宗。这样的宗，立论者许可而敌论者不许可，具有“违他顺自”的特点。例如，立“声是无常”(“声音是非常住的东西”)为宗，对抗敌论者的他宗“声是常”，这就是“违他顺自”了。古因明家有以“声”为宗的，有以“无常”为宗的，也有同时以二者为宗的。陈那反对说：“声与无常元来共许，何得为宗?故我取声及无常不相离性为宗，以敌论者不许不相离故。”这是因为．敌论者可以承认“声”和“无常”两个宗依，而不承认“声”和“无常”有不相离的关系，即不承认宗体(即宗)“声是无常”。相应地，立宗做不到“违他顺自”，则犯“相符极成”的过失。如立“声是所闻”为宗，不仅立论者许可，敌论者和中证人也都许可。因明重视“悟他”甚于“自悟”，这样的宗起不到开悟论敌的作用，因而不合立宗的正格。这正如《大疏》所说：“初遍许宗，若许立者，便立己成。先来共许，何须建立。”“相符极成”从反面说明了立宗“违他顺自”的意义。
综上所述，亚里士多德通过对直言命题的考察，明确指出辩论的论题必须具备矛盾关系。亚氏的论
述准确、详尽，可以作为三家的典范。尽管墨家论及的命题(“辞”)仅仅局限于单称命题，但其对论题“彼”的见解无疑密切契合亚氏的论旨。因明家提出“违他顺自”的立宗原则，也反映了对论题具有矛盾关系的要求。简言之，论题具备不同真、不同假的矛盾关系，这是三家对辩论的共同认识。
辩论双方所主张的论题为什么必须具备矛盾关系?先哲们已作了初步说明，下面进一步加以解释。在批判性思维看来，对命题的态度决定了辩论是否发生。在二值逻辑里，命题非真即假，无第三种可能。但是，对于某人提出的一个命题，人们对其真假的意见却有三种：真，真假不能确定，假。相应地，人们对它采取的可能态度也有三种：赞同、存疑和反对。辩论是否发生，由这三种态度决定：当认为它(如“有的鸟不能飞”)真时，就持赞同态度，双方不发生辩论；当认为它(如“外星人存在”)真假不能确定时，就持存疑态度，辩论也不发生；而当认为它(如“有的鸟不能飞”)假时，就持反对态度，辩论才发生。辩论双方主张的论题之所以必须具备矛盾关系，是因为，反对一个命题，必然赞同与它有矛盾关系的另一个命题。拿墨家所举的例子来说：对远处一只动物，甲说“那是牛”，乙表示反对，那意味着他认为“那是牛”是假的，即与之矛盾的命题“并非那是牛”真，也即“那不是牛”真。乙必须首先赞同的正是这个命题，而非“这是马”或其他什么命题；反之，如果乙说“那不是牛”，甲表示反对，相应地，他必须首先赞同相矛盾的命题“那是牛”，而非其他命题。在明确各自的论题之后．辩论双方就可以对之加以证明，真正的辩论由此展开。
论题的矛盾关系，可以从哲学本体论角度来说明。在唯物辩证法看来，一个客观对象具有某种属性的同时不可能又不具有这种属性。因此，反映该对象是否具有某种属性的两个命题必然一真一假。那只动物要么是牛，要么不是牛，无第三种可能，即两种情况有，而且只有一种存在。因此，反映这两种情况的两个命题“那是牛”和“那不是牛”，有而且只有一个是真的。
由于通讯、交通极端落后，国际之间今天这样的学术交流是当时不可想象的。在各自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中国、希腊和印度的古代思想家们研究获得的一致结论雄辩地说明，辩论存在着一个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本质。据此，我们给辩论下定义：所谓辩论就是对一对矛盾命题的证明和反驳。证明一个命题就是确定它真，反驳一个命题就是确定它假。证明一个命题真，就是反驳与它相矛盾的命题假；反之亦然。这一定义揭示了辩论的本质和规律，相应地，也提出了判别辩论真伪的根本标准，确立了辩论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和采取的基本方法。所有这些，都是头脑清晰、热爱真理的好辩者们应当密切关注的。
对辩论论题矛盾关系的理论发现，对当今辩论实践，尤其是学术辩论活动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辩论合乎理性的目的是破假立真：破敌论题之假，立我论题之真。辩论立真，不是立一个与彼假无关的真；辩论破假，也不是破一个与此真无关的假。论题具备矛盾关系，将对实际辩论过程产生这样的影响：参与论战的敌我双方，在证明自己论题(立真)的同时，就是反驳对方的论题(破假)；反之，在反驳对方论题(破假)的同时，就是证明自己的论题(立真)。这就是说，反驳和证明是同时分别地指向敌我双方的。相反，不是矛盾关系的论题，不能产生正确的辩论。它容易给人，甚至给辩论者自身制造假象：立我之真看似破敌之假，破敌之假看似立我之真；并将辩论者引入歧途，使之无法到达本来可以到达的真理殿堂。例如，上世纪50、60年代那场几乎波及我国整个思想界的客观事物是“一分为二”还是“合二为一”的哲学争论，就不是规范的、真正的辩论。这是因为，两个论题是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提出来的，不构成不同真、不同假的矛盾关系。从一个(分析的)角度看，任何一个具体事物都具有(辩证)矛盾的两个对立面(“一分为二”)，从另一个(综合的)角度看，它又是由两个矛盾对立面构成的统一体(“合二为一”)。这样一来，两派都有大量的论据来证明各自的论题，而这些论据同时又不能反驳对方的论题。在一个典型的辩论场合，“合”派举水是氢、氧两种原子的化合体作例证，“分”派则“反驳”说，微观世界中水的两种原子处于分离状态，其对立、排斥的倾向依然存在。这一简单的科学事例，在不同的立论角度下能够适应不同解释，从而证明不同的观点，这是无可置疑的。然而，它在逻辑上能有效地反驳论敌吗?从先哲的观点看，一方从一个角度出发提出论题“一分为二”，另一方要反对，必须就同一角度立论，其论题是与之有矛盾关系的命题“并非一分为二”，而非“合二为一”；如果一方确立“合二为一”为论题，另一方要反对，其论题是“并非合二为一”，而非“一分为二”。这就是说，上述似是而非的一对矛盾论题，应当分解成两对矛盾论题，辩论者只有选择其一，才能展开真正的辩论；也只有这样辩论，才能分清辩论双方究竟谁是谁非，谁对谁错。由此可见，矛盾论题的理论创见可以正确地规范辩论，使辩论不再随意地制造游戏、诡辩和无知的混乱，从而成为追求真理、促进思想发展的可靠工具。
关键词：辩论节目； 关键； 元素
随着我国电视传媒的不断发展，电视辩论型节目这一新的形式逐渐出现在中国的电视屏幕上。所谓辩论型电视节目,是针对有争议性的话题，采用针锋相对、激烈交锋的论辩方式展开节目的一种谈话节目形式。无论什么样的话题，观察的角度不同，理解的方式不同，都会有不同的看法和分析，都有各方的真知灼见。电视辩论型节目正是通过多角度的辩论，使观众对事件的真像本质会有更透彻的了解，同时现场观众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参与到节目中，表达自己的意见，不再只是一个旁观者，一个可有可无的的角色，这就是电视辩论节目的魅力所在。这类节目一出现就引起了广大受众的强烈关注，成为电视节目的收视新宠。
目前，各台的电视辩论节目主要模式基本是：主持人介绍背景和辩题，请来当事人或各界学者、专家、名人担任嘉宾，嘉宾分为两组，各代表正反双方进行辩论。有的电视节目现场有观众，会安排观众发言环节，并且对话题或者嘉宾的观点进行投票或者发表自己的观点，例如辽宁卫视的《交锋》。有的节目现场只有主持人和辩论嘉宾没有观众，例如中央台的《对手》。有的节目还会通过短信网络等平台的场外互动。近几年天津电视台比较成功的辩论节目——《先行一步》，更是将这些环节融合在一起，既有嘉宾的辩论，又有观众的参与，同时场外的微博评论也在节目中出现。
在电视辩论节目中，环节众多，各种元素都决定着节目的成败。其中，辩题、嘉宾、主持人、现场观众可以说是节目成功与否的四大关键元素。这四者中无论哪一方的缺失都会给节目带造成极大的缺陷，一定程度上会制约电视辩论节目的发展。
1 电视辩论节目成败的关键元素
1.1 辩题
随着各种新兴媒体的不断出现，各种事件的传播途径越来越广，传播时间越来越短。受众可以从更多的渠道去关注自己想要关心的问题，也可以通过更多的渠道去参与各种问题的讨论。方便的渠道让人们有了更多参与的热情，国计民生、民主、权利范围内的社会热点话题成为当下的热点。这也就是辩论型电视节目得到观众的认可和欢迎的原因。从嘉宾的辩论中，观众既对各种事件有了更多角度更多渠道的了解，同时也可以把自己对于事件的认识和看法寄托到嘉宾的现场辩论中。与一般的谈话类节目不同的是,辩论型谈话节目有一个共性，对选题、也就是辩题的依赖度非常高。辩题指引着一档节目的走向，影响一档节目的精彩度,并直接作用于受众,影响受众的收视。
我们看到，在电视辩论节目中，辩论的题目大多带有“该不该”，“能不能”等等字眼，不可能存在一种中立的态度。这其实也是电视辩论节目最重要的看点——有足够的冲突。一档电视辩论节目质量的好坏与收视率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冲突程度的强弱，所以能够确定一个冲突性强、同时又具有较多电视因素的辩题则成为重中之重。这就需要电视编导们在确定辩题时必须做好大量的前期准备，对辩题首先进行深入的思考。否则就难免致使节目乏味无趣，或是存在误导，观众无法获得新知识和感悟。
电视辩论节目的选题基本上会围绕新闻人物、新闻事件以及社会热点选择辩论。这些话题要求具有一定的可辩论性，通过嘉宾的辩论，能够让事实在辩论中变得更加清晰，让观点在辩论中产生智慧的火花。但有时候，由于前期准备足，对辩题的剖析不够充分，也常会出现一些失败的辩题。
1.2 嘉宾
电视辩论节目的嘉宾大多是事件亲历者、与辩题相关的各界学者、专家以及一些资深媒体人。嘉宾们对于所辩论的话题应该十分熟悉，有自己更深入的了解，更独到的见解。大多时候，参与节目的嘉宾都能提供给广大电视观众对于辩论事件新鲜的见地、专业的解析。但并不是所有的嘉宾都能如此。在《先行一步》所请的嘉宾中，有些嘉宾在节目中的表现差强人意，能够提供给节目和观众的内容十分有限，观点陈旧、或是本身就对辩题的了解和准备不足，在辩论的时候只能勉强就有限的论点论据进行反复的“陈述”。不仅影响到其他嘉宾的发挥，更让整个节目显得缺乏激情和可观赏性。
除了嘉宾对于辩题内容的掌控以外，辩论节目中嘉宾的辩风也十分重要。有的嘉宾也许是某一领域的权威人物，在节目中表现得过于强势，不容别人有插话的机会。反之也有的嘉宾因为对辩题并没有过多的观点，在和其他嘉宾辩论是反而会强词夺理，咄咄逼人。这两种情况下整个节目中的辩论更像是争吵，嘉宾们同时滔滔不绝，几乎听不清双方都在说些什么。
在《先行一步》的实际操作中，还有一种比较少见的情况，有的嘉宾肚子里确实有真才实料，但表达能力欠缺，根本不能融入现场的辩论氛围，不是被别的嘉宾抢了话，就是情急之下哑口无言，极大影响了节目的精彩程度。事实上，对普通电视观众而言，双方嘉宾谁输谁赢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否从中听到不一样的观点。观众不仅对于嘉宾的思想观点有所期待，同时对于嘉宾在现场的辩风也是有所期待的。
1.3 主持人
主持人是节目制作的核心。辩论节目注重于思想的交锋和观念的碰撞，通过观念思想的相互差异和彼此较量而形成并展开。由于对对抗性的强调，即兴程度会比一般电视节目更高，因而对于主持人对于现场的掌控能力要求也就更高。辩论节目的话题碰触的大多是当前社会的热点、难点、焦点问题，为什么要辩？怎么辩？在节目中如何辩证地把握主脉？如何正确体现媒体的声音和立场？主持人都应该做到心中有数。
主持人应该对于所要辩论的话题有深入地了解和分析。在节目录制中，除了倾听嘉宾的观点，也要适时插入点评和总结，以便于掌握整个节目的节奏和走向。但在实际操作中，我们经常会看到主持人在节目中加入了过多的个人观点，让人不仅有喧宾夺主的感觉，同时也会因为主持人的观点介入，使得节目走向偏向了辩论的其中一方。
主持人不应该明确支持某一方的言论，即使主导他们辩论的主题，也不应该对某一方的观点有偏向，导致辩论实力发生不平衡。同样的道理，在辩论节目中，经常会出现介绍事件背景的短片。这些背景短片也应该避免出现同样的问题。短片的主要作用是介绍新闻事件的背景，引出辩论的话题。假如 短片的倾向性通过解说词就表达得非常明显，实际上既不利于嘉宾双方辩论的展开，也不利于观点的深入碰撞。
1.4 现场观众
现场观众与电视观众不同，电视观众属于纯粹的观看者，而节目现场的观众则不仅仅是观看者，更是节目的参与者。如何发挥好现场观众的参与对节目质量和收视率的提升尤为重要。
《先行一步》的现场观众具有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即对节目的深度参与，他们对于辩题拥有相当大的发言权利和发言空间。《先行一步》的场上不设主席台，弱化了嘉宾和观众的界限，每位观众都有麦克风，强调观众与嘉宾的的互动。由于现场观众的深度参与，他们的观看者色彩被大大削弱，演播室里的每一个人都融入了辩论之中，成为辩论的参与者和主体。在录制过程中，有现场观众的表情、掌声、和提问等作为现场反馈，现场的嘉宾也不会有“自说自话”的感觉，现场表现更加精彩。
从这些方面来说，场内观众与嘉宾、主持人间的互动，在一定程度上能把电视观众与嘉宾和主持人联系在一起。现场观众在与嘉宾的互动过程中，可能会提出电视观众想要表达的观点，这些观点不管是得到嘉宾肯定还是反驳，都会使电视观众有一种认同感，进而也对电视节目产生认同。
2 电视辩论节目的完善和发展
2.1 加强前期策划
电视观众对电视辩论节目的热情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对某个社会热点话题的关注。因此，电视辩论节目的辩题应该贴近时事热点、避免过多的理论色彩。每一个辩题都应该不会只有一种答案，对某些社会现象，可能是理性的观察与感性观察的冲突，也可能是不同的理性观点之间的抗争。
电视辩论节目的选题应具有及时性，公共性和冲突性。及时性，即话题具有新闻实效性。公共性，即新闻事件不论大小都对社会发展和个人生活具有较强的干预性，更能引起观众的关注和共鸣。冲突性，即每个话题背后都具有多元的价值判断标准，能带动嘉宾和现场观众进行有效的争论。要使辩题达到这些要求，编导对于节目的前期策划十分重要。辩题是否具备了相应的元素？从怎样的角度剖析才能让嘉宾的辩论更精彩，都是编导要深思熟虑的。另外在节目录制前，编导与主持人要与嘉宾进行沟通，对辩题进行充分的准备和深入的挖掘，确实达到让事实在辩论中变得更加清晰的目的。
2.2 选择合适的嘉宾
对于辩论的话题，不同的嘉宾会有不同的观点，也会有不同的表达方式。怎样选择适
合的嘉宾可能是每一个编导最为“纠结”的问题。在某一个领域对于某一个话题比较权威的嘉宾不在少数，但是在邀请嘉宾时必须考虑到，他们身上除了话题需要的观点和内容外，是否还具备一定的“电视因素”，是否能和其他嘉宾一起，融入现场的辩论氛围。只有具备了合适的嘉宾，整个节目才能支撑起来，才能出彩。
2.3 提升现场观众参与度
电视辩论节目中的现场观众不应该仅仅只是节目现场的一个“配件”，优秀的现场观众甚至能和嘉宾一样，提升整个节目的可看性。在邀请现场观众时，应该首先考虑的是对于辩题拥有相当大的发言权利和发言空间的人群。在《先行一步》的录制现场，由于现场观众的深度参与，使得他们的观看者色彩被大大削弱，演播室里的每一个人都融入了辩论之中，成为辩论的参与者和表演的主题。现场观众的出现和参与，一方面增强了谈话的现实感，另一方面，也起到了调节气氛和节奏的作用。
2.4 增强主持人的掌控能力
随着信息的发展和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企业管理迎来一次新的变革。文章阐述了社会经济形态与企业管理的关系，分析了管理思想的发展变化和管理模式的创新，探究当代企业管理的重点变革。
【关键词】
企业管理；重点变革；知识经济
0 引言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企业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有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知识经济的飞速发展使得企业的经营管理面临着激烈的竞争和巨大的挑战。企业要在激烈的竞争当中立于不败之地，就要及时改进和完善企业的经营与管理。一方面，社会的发展和经济的进步推动着企业经营和管理的不断变革；另一方面，企业管理的不断变革，使得企业的竞争力不断提升，最终促进社会的不断向前发展。近几年来，企业管理变革的研究与实践越来越多，多种多样的企业管理变革理论层出不穷，有“短板”管理、绩效管理和标杆管理等。每种变革各有优劣，形成了企业管理上的“百家争鸣”[1]。文章主要目的是探究企业管理中的重大变革，促进企业管理理论和管理模式的健全与完善。
1 中国企业管理历程
在20多年的发展变革历程中，中国企业的管理变革已经完成了一次，现阶段要开始新的变革。中国企业管理上一次变革的时间大概在1980年到1995年这一时间段，即自中国改革开放后，当时中国的经济体制刚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企业当时陷入供不应求的情况中，企业的生产效率低下，企业管理方式不够科学，最终导致企业经济效益下降。
随着新世纪的到来，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给企业带来挑战的同时，也提供了新的机遇，这就需要企业在经营管理方面进行改革。21世纪是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经济时代背景下企业管理变革的核心内容是科学管理，即企业要积极引进管理科学，强化职能管理。中国企业管理在以往的管理中以计划管理和粗放管理为主，现阶段，这两种管理方式已经无法适应企业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企业的管理要细化分工，提高企业管理的效率，加强企业职能管理的能力。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市场多元化的到来，尤其是自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企业的经营管理受到国际发达国家企业的强烈冲击，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中国企业管理的变革亟不可待。
2 知识经济和企业管理
2.1 知识经济与企业管理
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讲，人类社会已经经历了两次重大的革命，一是农业革命，二是工业革命，在这两次经济革命的基础上，人类社会已经迎来了第三次经济革命。第三次经济革命的基础是信息和知识，在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社会和知识经济时代的背景下，以信息和知识为基础的新经济逐渐在国民经济中占据着越来越突出的地位。
农业经济时期的关键性资源主要以土地、自然资源和体力劳动为主，农业经济时期的典型组织以早期的农场和作坊为主。早期农场和作坊的主要生产技术已手工作业为主，产品是单件和小量产品的服务，其管理特点以无分工的专制式管理为主。
工业经济时期的关键词资源是材料和能源、蓝领工人为主，工业经济时期的典型组织是大规模生产企业。这种大规模生产企业的主要生产技术以机器自动化生产为主，提供的是大量标准化的产品与服务，大规模生产企业的管理特点在劳动方面进行细致分工，组织管理的模式是以多层次、递进和集中式管理为主。
知识经济时期的关键性资源是知识与信息、知识人才，知识经济时期的典型组织是虚拟企业。虚拟企业的主要和关键性的生产技术是以柔性自动化、人工智能化和计算机及通信为主，这种生产技术所提供的产品与服务具有大量和个性化的特点。
2.2 知识经济对企业管理的影响
知识经济时代对企业管理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环境的变化，二是战略的调整，三是竞争的焦点。首先，在环境的变化方面，主要有两点，其一是关键性和基础性的资源发生了变化；其二是经济时代的主导因素发生了变化。其次，在战略的调整方面，投资战略上，由过去的厂房、设备和生产线为主的有形资产转变为人才的培训和人员的激励创新，成长战略上，由规模经济转变为无形资产的创造与增值。再次，在竞争的焦点方面，从以前的资产和技术的竞争转变为现阶段人才的竞争，除此之外，竞争的焦点还有融入了知识和信息的产品，比如微软公司的软件等。
3 企业管理思想的变革
企业管理思想是管理活动中的基本理念与原则的升华，企业管理思想为企业管理的理论和方法提供了思想基础。在过去的企业管理发展历程当中，企业管理的思想深受历史渊源和当时社会经济环境的影响，从而形成了企业管理思想方面的“百家争鸣”，各种各样的管理思想都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为管理界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但是由于不同时期的管理思想受到当时社会经济的影响，因此，带有强烈的时代和历史烙印。知识和信息时代的到来使得知识经济时期的管理思想诞生出新的理念，比如，变革与创新、集成与融合、以人为本思想理念等。
3.1 变革与创新
首先从管理思想的变革与创新方面讲，在工业经济时期，管理思想的变革与创新是促进企业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推动力，但是，随着工业企业的发展壮大，企业丢产品和技术的垄断，企业追求维护自身利益两个方面遏制了管理思想的变革与创新。企业的管理活动以追求企业生产、经营的稳定和经济效益的提高为主要目的。
信息化和知识经济的到来推动着社会生产和产业结构的调整，知识经济时期的企业在追求企业绩效上，主要以企业的成本，产品的质量、企业的生产效率和服务等几个方面进行改革、完善。知识经济时期企业的管理思想方面的变革主要在于创新，管理思想的变革包括了产品的创新、技术的创新、组织管理的创新和管理制度的创新。而信息、知识和人才则为创新提供了基础，知识经济时代下企业管理变革的一个重要支柱就是创新管理。
3.2 集成与融合
工业经济时期的组织管理以西方自由之父-亚当·斯密的分工论为基本指导思想。工业经济时期，劳动分工与工作效率有着密切的关系，劳动分工越细，工作效率也就越高，但是细致的劳动分工使得企业的协调工作变得复杂化。复杂的协调机制和规模庞大的协调机构使得企业竞争力的提高受到阻碍，由此诞生出一种新的思想，即集成与融合，这种思想逐渐成为企业在复杂环境中提高企业竞争力的指导性思想。
所谓集成，指的是将不同性质的事物在同一目标的引导下实现有机的合成。而融合指的是不同事物在集成的过程中相互渗透、相互影响，从而产生新事物的过程。从上文可以看出，管理思想的集成与融合的作用都是强调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与相互作用。知识经济时代，企业的集成包括了多学科人才的集成、技术的集成、业务与管理过程的集成等，而管理思想的融合包括了传统产业与高新技术之间的融合，现代管理思想和先进的科学技术之间的融合，这些集成与融合为当代企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集成与融合思想具有重要的意义，现阶段很多企业和产品都体现了这一点，比如，计算机集成制造、团队工作等[2]。
3.3 以人为本思想
人既是企业的主体，也是企业管理的主要对象。不管是在农业经济时期、工业经济时期，还是在知识经济时期，人的因素一直受到重视。因此，在企业的管理思想的变革中，要以人为本，强调人的管理。企业在管理的过程中，既要满足客户的需求和投资者的愿望，同时也要满足企业经营者和劳动者物质、文化发展等的需要。在企业的管理当中，减少管理的层次、员工的教育培训等都是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的体现。
4 企业管理模式的变革
企业的管理模式是企业管理的组织与行为两方面特征的总和，市场竞争中永恒的逻辑就是优胜劣汰。在知识经济时期，企业要在激烈的竞争当中立于不败之地，就要准确迅速的对市场信号做出反应，及时更新完善技术，改进经营管理的策略。
4.1 团队工作
团队是企业基层组织和管理形式中的主要管理模式，以团队工作为主要管理模式的代表企业有日本的丰田汽车公司等。团队工作管理模式具有高质量、高效率、精干和灵活等特点，深受国际众多企业的认同。在精益生产系统中的主要支柱就是团队工作。同时，团队又包括了职能团队和项目团队。团队工作的管理模式有利于提高劳动组织的灵活性、员工的主动性、积极性，发挥出创造精神，因此，在当代企业管理中，构建高素质的团队组织有利于提高企业的竞争力。
4.2 分形工厂
分形工厂来源于分形理论，分形在企业的形成过程中受递归机制的影响，可以衍生出变化无穷的复杂结构，分形的主要对象是依据其主要组成部分通过某种方式实现整体相似。有关研究表明，任何经过漫长时间考验的事物都具有明显的分形特征，企业也是一样。分形工厂具有自相似、自组织和动态的特点，分形工厂的结构特点具有动态性和开放性。受分形结构特点的影响，分形工厂具有较强的适应能力和自我发展的能力。
4.3 虚拟企业
企业要生存和发展，就要增强企业管理的灵活性，由于市场和社会的瞬息万变，市场机会稍纵即逝。竞争是市场机制的核心内容，要抓住机遇，就要积极挖掘、合理配置并且有效的利用好企业内部的资源。虚拟企业是由几个成员企业为了共同的目标而组成的经营管理实体。组合的目的在于抓住市场机会，因此，一旦失去机会，这种组合式的虚拟企业也就解散了。虚拟企业主要依靠计算机网络进行联系和合作，在虚拟企业中，组合成员根据市场机会提供自己的核心能力，把经济管理精力集中在核心能力和关键资源中。虚拟企业能够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节约资源，有利于促进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
5 结语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变化，在现代化科技水平和经济时代的推动下，企业的管理也在不断的改革和创新。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企业要想在激烈的竞争与挑战中立于不败之地，就要在管理的思想和管理模式上进行优化改革，实现企业管理的重大变革[3]。
【参考文献】
[1]赵新西.国外产业结构软化趋势及我国的产业结构软化升级探析[D].吉林财经大学 2011（08）7-9
关键词：管理流派；管理丛林；管理理论统一
对西方管理理论发展的各个阶段所形成的流派，研究者有不同的概括。如克劳德·小乔治概括了四个管理流派：科学管理、行为学派、管理过程学派和数量学派。[1]168-182JanesF.Stoner等概括为科学管理学派、古典组织理论学派、行为学派、管理科学学派和管理理论的近期发展（包括系统方法、权变方法）。从纵向发展看，在管理学不同的发展阶段出现的不同学派，它们之间并不是一种更替的关系，后边的学派并未取代先前的学派，各个学派互补共存。
从横向看，同一历史时期也出现了多个学派并生的局面。哈罗德·孔茨在20世纪60年代初将当时的管理理论划分为管理过程学派、经验或案例学派、社会系统学派、决策理论学派和数量学派六个流派或研究方法，由此导致了管理理论丛林的出现。
为克服或改变管理学学派林立的现状，一些流派和管理学家试图以一种理论体系来实现管理学各学派的整合，但丛林现象不但未改观，反而有增无减。20世纪80年代，孔茨再次对当时的管理学流派进行梳理时，概括出了11个不同的理论派系。管理理论丛林的深层原因是什么？能否实现对管理理论体系的整合？本文试对这些关系管理理论发展方向的问题进行探讨。
一、对管理理论体系整合的探索。
对管理理论的整合出自两个动机：一是为了管理理论的健康发展。管理理论学派的分化，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各个学派独立为战，互相排斥，阻碍了管理学的深入研究与探索。没有统一和规范的管理理论又使人们对管理学的科学性产生怀疑。二是实现管理学科体系化的要求。作为一种科学、系统的理论，管理学必须综合各流派的研究成果，使之融为一体，才能成为一种普遍适用的、经得起实践检验的、有效的管理科学。学习组织与管理理论的学生面对的是一些有关组织理论与管理实践的零碎而杂乱的资料。出现在20世纪中期的现代综合思潮推动了管理学派综合、统一的探索。
（一）系统学派的探索。
20世纪60年代在管理学中占统治地位的系统学派曾希望用“系统的观点”来统摄其他所有各个学派。系统学派认为组织由目标与价值、技术、社会心理和结构等各个分系统组成。传统组织理论强调结构分系统和管理分系统，从而重视制订原则。人际关系学家和行为科学家则强调社会心理系统，把注意力集中在激励、群体动力学和其他相关因素上。管理科学学派则强调技术分系统和对决策和控制过程的量化方法。这样，每个管理学派都各倾向于侧重特定的分系统，而不承认其他分系统的重要性。系统学派则把管理看作一个开放的社会技术系统，因而要研究一切主要的分系统及其相互关系。
系统学派没有将管理理论各个学派统一起来，主要原因是该理论本身难以进行应用。由于这一学派概念上的复杂性，管理人员很难在实际操作中加以应用来提高组织的效率。“开放式系统学派没有指明影响组织内部活动的主要变量，也未能够识别出影响组织运作的环境要素。可以这样说，开放式系统理论学派只是一个时髦的概念性学派，其发展还不足以使之成为一种有用的综合理论框架。系统学派在20世纪70年代初趋于衰落。”
（二）权变管理学派的努力。
权变管理学派希望用“权变的观点”来统一管理理论学派。其主要代表人物卢丹斯在1973年发表了题为《权变管理理论：走出丛林的道路》的论文，提出要用权变管理理论来统摄其他各个管理学派。卢丹斯指出：“所谓的权变的路径，有时称为情境的路径，到现在仍只是刚刚兴起。也许1980年后，这条路径将能引导我们从管理理论丛林中打出一条出路来。”与系统学派的结果一样，权变管理理论在管理流派的统一上同样收效甚微。
（三）价值学派的目标。
随着20世纪80年代组织文化理论的流行，出现了一种用“价值观”的思想来统率管理学各个流派的做法。按照组织文化理论影响最大的《卓越丛书》（ExcellenceSeries）的作者之一汤姆·彼得斯自诩的说法，20世纪80年代的西方企业界正在经历一场以他的主张为旗帜的“革命”，即“返回基点的革命”，而基点就是价值观的重新塑造。价值学派是一种“非理性主义”，这决定了它无法与传统管理理论相融合，其对传统管理理论的整合走向失败成为必然。
（四）过程学派的成就。
1961年12月，哈罗德·孔茨（HaroldKoontz）教授发表了《管理理论丛林》论文，详细地阐述了管理研究的各种方法，并认为存在着“管理理论的丛林”。孔茨教授先是承认每一种方法都对管理理论有一定的贡献，然后进一步指出：（1）人力资源方法和数量方法与其说是一种管理理论，倒不如说是管理者采用的一种方法；（2）过程方法能够包括和综合当今各种管理理论。过程方法最初由亨利·法约尔提出的，在他提出的行政管理的五个要素中，计划和组织是着重点。
就对管理理论各流派的整合而言，过程学派是最为成功的。对管理职能的探讨构成了几乎所有的主流教科书通用的管理框架。比如孔茨的“计划、组织、人事、领导及控制”，托马斯·P.罗宾斯的“计划、组织、领导、控制”以及托马斯·S.贝特曼的“计划与战略、组织和人事、领导、控制和变革”。就这一事实而言，过程学派对管理理论的整合的努力是最为成功的。
二、管理丛林现象的客观性
对于管理理论丛林的原因，许多学者作了精辟的分析。孔茨在《管理理论丛林》一文中归结为以下几个原因：其一，组织、领导、管理决策制定等术语的用法及含义不同造成的“语义学丛林”；其二，对管理和管理学的定义和所包含的范围没有取得统一意见；其三，把前人对管理经验的概括和总结看成先验而加以抛弃；其四，曲解和抛弃前人提出的一些管理原则；其五，管理者不能或不愿相互理解。孔茨的分析侧重于技术和主观的原因，笔者就其客观原因进行如下总结：
（一）任务及环境的不同。
管理思想处于环境变革之中，同时又是环境变革的产物。科学管理理论是社会生产力不发达和组织劳动效率低下的产物。当时的经济背景是，社会需要提高生产率、提高工业产量，以满足人口迅速增长的更为基本的物质需要。提高劳动效率是管理的首要任务。当时可使用的人力资源状况是许多工人都是从别的国家来的移民或从农村来的农民。
一、辩论型节目的选题分析
辩论型节目通常是具有很高的互动性，以现场辩论和观众发言为主体的节目形态，泰州电视台《唇枪舌剑》节目每期邀请数名嘉宾围绕某个话题进行针锋相对的探讨争辩，节目以嘉宾点评的方式结束，对辩论话题进行剖析，给出切合实际的结论或方向。
《唇枪舌剑》选题主要分为两种类型。一为议题型，如“学生玩电脑游戏的利与弊”、“剩男剩女是否该降低择偶标准”、“六一儿童节家长是否要放假”等；一为新闻事件型，针对最近发生的热点事件，就新闻中所蕴含的争议焦点进行辩论，如“烟花爆竹该限放还是禁放”、“公考之门该不该对应届生关闭”等。这些话题的选取具有以下特点：（一）新闻时效性，作为子栏目的《唇枪舌剑》对《直播生活》的民生类新闻进行了有效的补充和进一步的深挖；（二）受众参与性，是对新闻事件的思辨，而不是对学术以及逻辑的思辨；（三）通过辩论，新闻事件再次被解构，新闻争议点被逐步放大，从而使受众从新的层面接近新闻真实；（四）力求选题多样，吸引不同层次受众观看、参与。
二、辩论型电视节目话题选择
1.话题选择贴近民众日常生活
民生新闻的“三贴近”原则，对辩论型电视节目同样适用。民众关注的，喜爱的，生活中的大事小事，更容易引起他们的关注。
2009年6月，泰州交警部门为了治理自行车、电动自行车闯红灯、逆向行驶等问题，开始在市区几个主要路口采取拉绳子措施。此举一出，立刻引起泰州市民的热议，《唇枪舌剑》随即录制了一档节目“治理交通问题，交通拉绳是否合理”，邀请市民代表及交警代表进行辩论、讨论。现场嘉宾对话题进行了深入探讨，说出自己所代表群体的想法，在现场参与的社区群众及大学生也积极参与讨论。节目给了交警和市民一个沟通的平台，之后，交警部门取消了拉绳子的做法，改变了执法方式。
此类辩题还有“东城河游泳是堵还是疏”、“无物管小区的保洁工作长效管理能否执行到位，难在哪儿”、“流动摊贩是否应该存在”，这些话题都是民众所关注的，通过辩论使大家的认识达到一定的共识。
2.话题选择不能过于琐碎
民生类节目摒弃了传统新闻的那种“高高在上、冰冷生硬”的报道方式，采用平等的视角来报道新闻，以此赢得老百姓的关注。不过，很多民生节目选题狭隘，把大量精力放在关注邻里争端、夫妻矛盾等琐碎问题上，而忽略了大民生。
《唇枪舌剑》节目把民生放在第一位，尽量做受众感兴趣又不太琐碎的话题。但有时还是难免小众化，比如“西班牙PK荷兰，谁能夺冠”这样一个话题，只限于爱好欧洲足球的群体，容易造成收视群体的流失。
3.国家大政策的地方性解读
地方台与中央、省级媒体相比，资源少，起点低，只能从本土出发，结合本土实际做节目，避免好高骛远、不切实际的做法。例如2011年5月22日《唇枪舌剑》的“楼市拐点是否出现”这个话题，从国家房价控制措施以及“北上广”等大城市房价下跌说起，在嘉宾的辩论以及专家的分析下，观众对泰州房价的总体状况以及今后走势，有了一个直观的了解和认识。
转贴于
这是大选题地方性解读的典型例子，回避了地方台对解读类似政策的不足，将国家级政策与地方实际相结合。
三、创造性地选取辩论话题
信息时代，新闻信息呈几何形态增长，但真正受民众关注的热点话题并不多。热点新闻容易“撞车”，这也不可避免地出现在辩论型电视节目的选题当中。辩论型电视节目时长往往在30分钟以上，容易引起观众的收视疲劳。要想抓住观众，每一期节目的选题至关重要。好的话题应当具有以下特性：
1.公共性
电视是大众媒介，其所关注的一定是大众所关注的，辩题的选择同样也应该具有大众性。上到国家大事，如“中国该不该废除死刑”，下到居民关心的事，如“是否赞同送老年人进养老院”，都应该涉及。
2.争议性
辩论型电视节目最忌辩题不温不火，或者观点一边倒，辩题的选择具有可辩性。要达到这些，选题的时候必须要注意话题争议是否大。否则，容易使辩论观点变得牵强附会，产生歧义，偏离引导社会舆论、疏导和缓解群众情绪的目的，适得其反。
3.前瞻性和预见性
比如“六一节家长是否应该放假”、“打麻将该不该有所限制”等选题，由于其所具有的前瞻性，对观众来说具有新鲜性以及现实意义，容易引起观众的思考。
4.多样性
中国社会关系内涵的起源
虽然“社会关系”一词在中国的人际交往中极为常见，但在中国的传统典籍以及《辞海》等书籍中并未给出明确的解释。许多研究表明，社会关系的内涵不仅仅是“人与人之间的联系”那么简单。［1］社会学者边燕杰认为，中国的社会关系理论是一套关于伦理本位、关系导向、以“熟、亲、信”为特征的知识体系。［2］尽管“社会关系”的内涵在中国随着时间发展而发生着变化，但毋庸置疑，其至今仍延续了传统中国社会哲学的思想，尤其是儒家思想。［3－5］从儒家思想的角度，中国社会关系的内涵主要源于人伦观、差序格局观和“缘”观三个方面。1．人伦观中国的传统文化历来注重人伦关系，传统人际观的“五伦”思想是中国传统社会伦理思想的核心和灵魂。“五伦”的“伦”是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五伦”即指君臣、父子、夫妻、兄弟及朋友关系。纷繁世象，万千人群尽在五伦之中。一个社会，要想安定祥和，就必须要有正常的人际关系，也就是古人所说的要“敦睦人伦”，现代中国社会仍存留着这些思想。此外，作为儒家思想的精髓，“伦”也指中国社会中处理人际关系的道德原则。［1］《礼记•礼运》中说:“父慈、子孝、兄良、弟恭、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者谓之人义”，强调人际关系中各自的规范要求;孔子则强调以“孝悌”为仁之本的家庭伦理;孟子继承发展了孔子的思想，提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重要思想。①这种伦理通则导致人际关系的道德化，这也是区分中西方人际关系的一个重要标志。［6］在西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类似于一种契约关系，故推崇私人权益关系，重视保护个人权利，强调“天赋人权”、“权利本位”，要求把尽可能多的社会活动均纳入到法律的框架中，实现“法治”;而在中国，社会关系更多倾向于用道德来约束，“法治”之外更重视“德治”与“人治”。［7］因此，中国的社会关系主体在交往过程中，更多不是评价双方的交往是否合乎规制规则，而是评价其是否合乎道德准则，是否“和谐”，更多是心理上的满意程度。2．差序格局观在有关中国社会关系模式的研究中，最具概括力、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在其《乡土中国》中提出的差序格局这一观点。［4］他认为中国的社会关系是按照亲疏远近的差序原则来建构的，中国人在处理“己”与“群”的关系时，就“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这“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的关系便产生了差序。每个人都是自己关系格局的中心，与中心距离的远近不同，形成了种种亲疏程度不同、质量不一的差序关系，权利和义务也就由其在同心圆中的相对位置决定。显然，处于差序关系中心的是血缘关系，因为这是一种先赋性关系，不论你是否愿意，出生之后就自然存在。［1］然后，随着后天的交往，波纹中心的“自己”会选择不同的人形成不同亲密程度的关系，波纹逐渐推出去，私人关系不断增加构成复杂的关系网络。与中国传统社会相对应的是西方社会的“团体格局”。认为，“团体格局”像“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在团体里的人是一伙，对于团体的关系是相同的”。因此，每个个体在人格上都是平等的，“团体不能为任何个人所私有”。3．“缘”观中国人有着很强的宿命观念，他们经常用“缘”来对人际关系的建立及其性质进行解释。因此，血缘、地缘和业缘成为情感建立的基础。血缘关系渗透在人们的生活中，中国“血浓于水”讲的就是血缘关系所蕴含的深厚情感。地缘关系是指以地理位置为连接纽带，由于在一定的地理范围内共同生活而产生的人际关系，故土、乡亲观念就是这种关系的反映①。中国人很重视地缘关系，这就是为什么各个地方都有“老乡会”等团体。所谓“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讲的就是这种以地缘为纽带建立起来的关系。业缘关系是人们由于职业或工作需要而结成的人际关系。现代的业缘关系可以包括同事关系、上下级关系以及竞争关系等。血缘关系、地缘关系及业缘关系对中国人建立其关系网络起到了基础性的作用。事实上，对个人关系深入探究会发现，多数人与其关系对象之间都存在某种“缘”。因此，在中国，对社会关系深入探究会发现，多数人与其关系对象之间都存在某种“缘”。建立关系的双方通常要寻求某些种族、地理或工作上的共同社会特点［8］，这与受“神本位”和“个人主义”影响的西方存在明显差异。西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多讲究权利与义务，这在很多方面都有体现。例如，在家庭中“父辈养育子女到18岁，18岁以后就靠子女自己”;在企业中则“完全依据业绩和表现来判定员工的用或不用”等。中国的社会关系则固定在特殊的社会体系中，形成特殊的界限(如学校、城镇以及工作单位等)，这种关系可能基于某种联系而不断扩充，也可能基于个人的经历而重新“洗牌”，因此关系基础有一定的弹性。［1］
中国新企业社会关系的特征
对当前中国新企业而言，社会关系既是一种为了获得市场信息和资源而建立的具有工具性和契约性的经济交换对称关系，又是一种沿袭了数千年的亲情伦理和不对称社会交往模式，同时还是转型时期应对制度性支持缺失和环境不确定性的必要战略选择。因此，其所蕴含的意义和发挥的作用比在成熟经济下更为复杂。［9－11］西方企业的生产运营及交易活动更多建立在公平法则的基础上，依照利益导向进行决策，相关交往方主要是为了实现资源交换，不会对彼此之间的个人情感进行过多考虑，具有明显的工具性社会关系特征［15］;然而，在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中国，企业经营活动则不仅仅是简单的依赖于市场契约性的活动，相关交往方既是一个地位、资源、角色附带的抽象主体，更是具有情感因素的活生生的人，“人情”比“信息”更重要，“认识谁(whoyouknow)”比“知道什么(whatyouknow)”更重要，“信息”的传递往往是“人情”关系的结果，而不是原因;［2］因此，中国企业的社会关系具有既包含工具性成分，也包含情感性成分的复杂特征。1．中国新企业情感性社会关系特征情感性关系主要表现为情感交换，经济活动领域则更多地体现为关系方之间的感情和信任。(1)感情感情是指双方之间相互理解和联系的程度，是关系双方的情感性承诺。［13］这种情感来自于孔子道德体系中的“仁”，所谓“仁者爱人”，讲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态度与感情。两个人有关系不代表有感情，双方关系的质量可以通过感情来反映。在中国，关系的驱动因素不是组织承诺而是交往双方之间的承诺，尤其在新企业创建初期，正式制度缺乏的时候［14］，创业者之间的个人关系往往决定了企业合作的可能性。研究访谈中，常常听到创业者在评价交易伙伴时，有这样的说法:“我们是哥们”或“我们认识多年，关系不错”，话里面更多地表露出创业者关系中蕴含的感情因素，以及个人之间良好关系与企业合作关系的等同。西方的一些企业管理者错认为“行贿”在中国是建立关系的最好方式，这实际高估了“送礼”和“请客”等行为在中国关系中的分量。［13］事实上，物质交换只是建立并维持关系的一种方式，可能对一次易有较大帮助，但受“君子之交淡如水”、“君子重于义，小人重于利”等传统思想影响的许多创业者普遍认为，钱买不来感情，感情才是决定双方关系质量的重要因素。［1］因此，企业之间想要建立质量较高的关系，需要持续性的感情投入。(2)信任信任是构成企业间社会网络的重要维度之一。［15］社会学家巴伯尔研究区分了两种不同类型的特定性信任，即对他人做事能力的信任和对他人友好、善良意图的期待。［16］中西方新企业在经营活动中，对两种信任类型的倾向程度存在明显差异。在新企业创建年限短、资信等级不高的情况下，西方企业对创业者及其创业团队“能力的信任”在组织活动中占重要地位并起主导作用;在中国，对创业者及其团队成员“人品的信任”则更为重要。许多时候，信任主要是通过真诚而非能力得到［1］，典型的表现是“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企业之间可以基于相互之间的信任，在没有签订具有法律效力的契约时，向对方发送货物或者提供帮助，这种现象相当普遍。因此，就中国新企业而言，信任既可能有助于企业获取生存所需的资源以及构建企业的合法性，也可能会带来因缺乏明确的契约约定而产生的经济纠纷。2．中国新企业工具性社会关系特征一般来说，工具性社会关系是一种资源交换性质的市场关系，交往主要是为了满足彼此需要。企业经营活动中有明确责权利限定的契约性关系是最典型的工具性关系。但这里为了强调中国情境下工具性社会关系的特征，我们将重点就互惠和面子的工具性作用展开论述，而将契约关系作为题中应有之意，不再赘述。(1)互惠互惠是传统文化赋予中国社会关系的重要因素，产生于中国人际交换行为的基本模式———“人情”，类似于英文单词“favor”，通过相互之间的支持及利益交换来实现。［17］人情在中国的广泛存在导致了一个个人情嵌入型的互惠关系网络。在互惠网络内，由于相互间的关联及潜在合作利益，形成了一种融洽的人际关系，彼此间主动或被动地给予一定“关照”和“恩惠”［18］，受惠方总要在适宜的场合回报施惠方，这也是儒家思想强调的所谓“来而不往非礼也”。当然，这种互惠交换并不存在严格的对等性。中国古往今来的人情法则是“滴水之恩，涌泉相报”。一旦清算、明算、互不相欠，就成了不通人情的表现，相互之间的关系质量也就大打折扣，甚至有可能导致双方关系的终结。新企业在创建、经营过程中，经常需要与各种资源的供给和需求方进行交往，交往过程中角色并非一成不变，有时企业扮演着资源支配者的角色，而另一些时候则成为资源请托者［17］，这种互惠性的社会关系满足经营活动交往各方的利益需求，从而实现共赢。在中国企业间的互惠性关系不仅仅是履行合同的“责任”，还是一种“债务”，就债务的程度而言，是由双方有着多少及多深的人情往来而决定。［1］(2)面子面子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现象，儒家主张家庭本位，等级制度与宗法伦理，这些思想构成了面子产生的社会文化土壤。面子既是一个人的公众形象，也是通过一个或者多个被他人认可的社会角色累积而成的个人在社会体系中的位置，更是国人用以维持森严的等级差异以及人际稳定的社会意识。日常生活中，如“打狗还要看主人”、“不看僧面看佛面”等很多常用语，都诠释了面子的含义。在我国，面子对新企业市场合法性的构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合法性理论认为，新企业需要不断提高合法性程度，获得利益相关者的认可与支持，从而实现生存和成长。［19］中国创业者的社会关系对弥补新企业合法性缺失起到了重要作用。新企业社会关系中有权势的人越多，越有地位，则面子越大，面子越大则企业合法性越不容易受到质疑。与市场或者社会中“面子”较大者构建社会关系，会对其他利益相关者起到或明示或暗示的作用，企业的可靠性和可信性将得到提升。在中国目前的市场环境中，最有面子的莫过于官员和政府。如果新企业与某些官员或者政府部门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这对于互惠交往方来说是一种体现企业市场实力的积极信号，新企业会因此赢得一个较宽松的经营活动条件或环境，这也是中国的许多创业者和企业家非常乐意成为“红顶商人”的原因之一。当然，在中国企业的社会关系中，情感性和工具性关系并非完全割裂，工具性关系的建立和维护常以情感性关系为基础，情感性关系又通过工具性关系得以不断加深和提升。在人情机制的作用下，中国企业社会关系呈现出工具性与情感性共存共生的微妙态势。
转型情境下中国新企业社会关系的演化
[关键词]变电设备；检修管理；管理水平
中图分类号：TM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5）12-0211-01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国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对于电能的需求越来越大，全国大范围区域已经实现了电网的覆盖，各种电网设备数量激增，对电力设备检修工作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尤其是在高电压以及大容量电力设备广泛应用的今天，更应该重视变电设备的检修维护。一旦对于电力设备维护管理不当，极易造成供电中断甚至是各种安全事故的发生。因此，供电企业电力系统维护管理部门，必须严格按照技术规程，做好变电设备的检修维护管理，优化变电设备管理模式，提高变电设备维护管理水平，确保电网区域范围内用电的正常安全。
1 变电设备检修主要内容概述
变电设备检修工作主要是指对变电设备的定期检修以及预防性检修，以确保供电的安全可靠，避免由于电力设备故障造成供电中断或者是运行安全事故，其主要内容如下所示：
（1）变压器设备检修。对于变压器的检修，应该根据变压器的型号明确变压器的检修项目、检修周期、质量以及工艺要求等技术标准，并按照相关电力变压器检修工艺规定执行。在具体的检修内容上，主要是对变压器本体以及套管进行电气试验，同时检查变压器是否存在绕组变形、密封不良或者是渗漏油等问题，检查变压器各项零部件是否完好。此外，还应该对变压器的有载调压开关、冷却装置以及负载能力进行系统的检查评定，并及时处理故障问题。
（2）断路器的检修。对于断路器的检修，主要是对断路器的绝缘状况、气体以及真空断路器的真空度等进行系统的检修，确认变电设备运行区域的短路容量小于实际短路开断容量，以保证断路器操作机构能够正常动作，同时确保动作形成、电压、气压等各项技术指标满足要求，。
（3）隔离开关。对于隔离开关的检修，主要是检修隔离开关的动作情况、触头接触以及绝缘状况，确保隔离开关能够灵活动作，闭锁可靠，同时外部没有锈蚀以及脏污，各个辅助接点安装牢固，并能够准确动作。
（4）互感器的检修。对于互感器的检修，主要是检查互感器的部件是否完整、绝缘是否损伤、接地是否良好，互感器的油位是否正常，通过检修确保互感器各项参数指标满足。
（5）避雷器。避雷器的检修，主要是确保避雷器的完整，现阶段由于在电力设备中主要使用复合绝缘氧化锌避雷器，因此应该针对高强度树脂内绝缘、金属端头、接线螺杆、氧化锌阀片等部件的检查。其次，要确保接地状况正常，不存在闪络问题，同时检查避雷器的密封是否良好，金属件是否存在不正常变色或者是熔孔腐蚀，确保放电记录器正确动作，各种预防性试验项目结果合格。
（6）电缆。对于电缆的检修，主要是检查电缆护管是否锈蚀、电缆头的绝缘子是否完好、引出线的线夹是否牢固、电缆两端的铭牌是否规范以及电缆的弯曲半径是否符合技术规范要求等一系列的内容。
2 当前我国变电设备检修管理存在的问题分析
（1）变电设备检修仪器设备技术水平落后。近年来我国电网建设迅速发展，各种新型高科技的变电设备，在供电企业变电站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但是由于部分供电企业只是重视电网的建设与运行，对于变电设备的检修管理重视不足，资金设备、工具仪器配备严重不足，只能采用落后复杂的检修试验方法，，导致变电设备检修管理水平低，远远不能满足电网建设发展的需要。
（2）变电设备检修过程中对各种检修质量影响因素考虑不足。变电设备检修质量影响因素较多，例如变电设备检修工艺、变电设备工作环境、变电设备检修时间的要求、配件以及更换件的质量等，都会对变电设备的检修维护质量造成影响，但是变电设备检修管理上对于这些影响因素考虑不足，缺乏有针对性的技术措施，导致变电设备检修质量较低。
3 变电设备检修管理完善措施
（1）重点完善变电设备的状态检修。状态检修作为变电设备最重要的检修方式，也是最具有实际效果的检修作业方式，具有检修成本低、技术成熟可靠等一系列的优点。其内容为通过对变电设备的状态监测，并按照检测以及分析结果，对变电设备开展的状态监控、故障诊断以及检修决策等维护管理。对于变电设备的状态监测，主要有定期解体检点、离线监测以及在线监测等几种手段，应该根据设备的不同等级确定监测手段，并对设备的实际运行状况进行准确的评定。对于设备的故障诊断，可以综合采取振动诊断、噪声诊断、射线诊断污染诊断以及专家诊断等几种方式，准确的查找变电设备的故障问题。通过系统完善的状态检修工作，为变电设备的安全稳定运转提供技术以及管理保障，确保变电设备处于良好的运行状态。
（2）强化变电设备检修实施质量管理。对于变电设备检修工作应该强化基础工作，制定并完善各类管理规章制度，以确保变电设备检修工作时刻处于可控状态。在变电设备检修工作开展过程中应该严格的执行实施标准化的施工作业，严格按照标准化要求确定变电设备检修项目、检修内容、检修标准开展检修工作，对于重要关键设备的检修，必须进行必要的电气设备试验验证，确保设备各项技术参数指标满足正常使用的要求。此外，针对变电设备的检修还应该制定变电设备检修管理制度，组织供电企业自检作为基础，由运行管理单位、电业局等部门总体把握验收工作，以确保对变电设备检修工作质量的提高。
（3）对变电设备检修工作队伍强化技术与安全培训。实现供电企业变电设备检修管理质量的提高，必须依靠高能力水平的变电设备检修管理的队伍来实现。首先，供电企业应该针对变电设备管理队伍建立完善的管理规章制度，尤其是设备缺陷管理制度、巡回检查制度以及岗位责任管理制度，通过责任管理的方式督促设备检修管理部门及时的对变电设备的运行状况以及故障问题进行甄别处理。其次，应该针对变电设备的更新换代以及升级，及时的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对变电设备技术性能指标以及运行管理要求对工作人员进行技术培训，提高变电设备运检修管理维护工作人员的能力水平，提高设备检修质量。第三，由于变电设备检修工作安全隐患较多，因此必须针对安全检修管理技术进行专门的培训管理，以避免由于设备检修管理操作失误造成安全事故的发生。
4 结语
随着电力科技的不断发展，各种新技术以及新设备在供电系统中得到了广泛的使用，变电运行的自动化水平不断提高，变电设备检修技术难度不断增加。为了确保供电企业系统设备正常运转，必须按照供电企业变电设备实际情况制定详细的变电设备运行维护管理方案，并提高变电设备维护技术人员检修技术能力，尤其是对于各种智能化、自动化设备的检修管理，以保障供电系统的可靠性，依靠科学系统的变电设备检修工作实现供电的安全可靠。
参考文献
[1] 李武，苏丽萍.供电企业变电检修现状及发展趋势研究[J].综合研究，20ll，21：215-2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