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30 16:26:44
序论：在您撰写西方经济思想演变时，参考他人的优秀作品可以开阔视野，小编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这些建议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热情，引导您走向新的创作高度。
经济伦理(BusinessEthics)~为一种思想体系，在西方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先哲们，并在西方的文化、宗教、哲学等领域都留下了丰富的资源。美籍印度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在其着作《伦理学与经济学》中指出，经济学在历史上是作为伦理学的一个分支而发展起来的，这一事实对于理解经济学的本质至关重要。就经济学的伦理学根源而言，他指出，“有两个中心问题尤为根本：第一个问题是关于人类行为的动机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关于社会成就的判断。”也就是说，对人类的经济行为动机和社会成就的判断总是作为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内容。正如武汉大学的乔洪武教授所说，经济学家们的经济伦理思想不仅构成了经济思想发展史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对他们所处时代的经济决策和经济生活产生着不同程度的影响。研究经济学家的经济伦理思想，已逐步成为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一个重要领域。
回顾整个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的发展，其演变过程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即古希腊时期的经济伦理思想、古典政治经济学派的经济伦理思想、新古典经济学派的经济伦理思想以及现当代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伦理思想。其中主要是围绕着亚当·斯密的“道德人”与“经济人”的关系问题——“斯密难题”而展开的。
一古希腊时期的经济伦理思想
阿马蒂亚·森说：“经济学与伦理学的传统联系至少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eNicomacheanEthics》)的开篇，亚里士多德就把经济学科与人类行为的目的联系起来，指出了经济学对财富的关注。”
尽管现代经济伦理的发展是在20世纪70年代左右，但追根溯源，经济伦理思想的起源是在古希腊。以柏拉图为代表的德性主义认为，善和德性是至高无上的，人应当克制自己的物欲以追求道德、精神生活，超脱物欲诱惑，追求智能与真理；而以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为代表的快乐主义，则有别于柏拉图派的观点，主张道德与物质利益密切相关，“快乐与不适”决定了有利与有害之间的界限。为了调和上述两种对立的伦理思想和体系，亚里士多德提出了总结性伦理学说，他指出：“在财产问题上我们也得考虑到人生的快乐和品德这方面。自私固然应当受到谴责，但所谴责的不是自爱的本性，而是那超过限度的私意——譬如我们鄙薄爱钱的人就只因为他过度的贪财——实际上每个人总是多少喜爱这些事物，如自己的以及财务或金钱的。人们在施舍的时候，对朋友、宾客或伙伴有所资助后，会感到无上的欣悦。”同时他认为，正是人性的“不善”才会导致经济交换过程中的败德行为，他说：“对毁约行为的起诉，对伪证行为的判罪，对富人的阿谀奉承，等等，据说这些现象都是起因于私产。但是这些罪行系出于另一全不相干原因——人性之不善。”
可以说，在古希腊思想家中，亚里士多德第一次比较明确地提出了伦理的经济内涵，并进一步提出经济与伦理之间的关系。经济学研究最终必须与伦理学研究和政治学研究结合起来，这一观点也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Politics)中得到了说明和发展。因此，亚里士多德堪称古代经济伦理思想研究的奠基人。
二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伦理思想
经济学真正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开始于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派。马克思说：“古典经济学在英国从威廉·配第开始，到李嘉图结束，在法国从布阿吉尔贝尔开始，到西斯蒙第结束。”而亚当·斯密在古典政治经济学派中是一个集大成者，他不但穷其毕生精力创作了划时代的经济学名着《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国富论》)，而且以道德哲学教授的身份撰写了伦理学名着《道德情操论》。
纵观这两部巨着，不难看出《道德情操论》是《国富论》的基础，《国富论》是《道德情操论》道德哲学中蕴涵的一种特殊的经济案例。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系统地论证了自由市场经济是唯一符合效率与幸福原则的经济制度，他的《道德情操论》则试图对物质经济的运行予以强有力的精神指导。由此出发，斯密界定了关于市场经济道德基础的六大原则，即自尊、自爱、同情、互利、正义和虔诚，而且斯密认为市场的运行应当以这六大原则为道德前提。这一观点后来在将经济学和伦理学结合得最为紧密的穆勒的功利主义中表现得十分明显。******总理曾经说过：“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各位都很熟悉，他所着的《道德情操论》同样精彩。”温总理的话是对着两部论着的恰当评价。
可以说，斯密同时受到大卫·休谟的道德情操论和哈奇森经验主义功利论的影响，并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也从而实现了经济学研究与伦理道德哲学研究(或者可以称为“经济人”与“道德人”)的“联姻”。正如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布隆克所指出的：“亚当·斯密是把他的经济分析与道德分析作为相互补充，而不是用经济分析取代道德分析。”
亚当·斯密的这两部着作的历史、学术地位是没有人能否定的，但后人对其中的“道德人”与“经济人”阐述的不同理解所引发的激烈争论，形成了经济学说史上所谓的“斯密问题”或“斯密难题”，或称“斯密悖论”。而这场争论，在西方经济思想史上延续了近百年，并形成了“对立论”与“统一论”两种不同的观点。
三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伦理思想
新古典经济学是指19世纪70年代由“边际革命”开始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马歇尔经济学说而形成的一种经济学流派。主要代表人物是英国剑桥大学的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一书中，马歇尔以折衷主义手法把供求论、生产费用论、边际效用论、边际生产力论等融合在一起，建立了一个以完全竞争为前提、以“均衡价格论”为核心的相当完整的经济学体系。从19世纪末起至20世纪30年代，新古典经济学一直被西方经济学界奉为典范，成为当时经济理论的主流。新古典经济学学者主要关注的是如何确定市场交易条件，即如何确定价格；而他们不再关心的是市场交易的公正性和等值性。因为在他们对经济学前提的假设中，新古典经济学提出：市场主体是完全理性的经济人、市场机制在既定不变地运行、是完全竞争的市场、完全信息。由此他们提出了“帕累托最优”的概念。在这里，人们可以看到，伦理道德被看作是完全竞争市场的一个隐含的既定条件，是一种完美的、理想的经济伦理状态。
这一阶段的经济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是：完善了“经济人”的假说，完成了“经济人”的伦理定位；提出了功利主义福利经济学，修正了古典学派的公平观；论证了经济与伦理的相互关系。但是，正如马歇尔在其《经济学原理》中指出的：“道德的力量也是包括在经济学家必须考虑的那些力量之内。”可见，在新古典经济学派，虽然实证经济学占据主流的分析方法，但规范分析仍然是经济学中重要的分析方法；虽然数理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和博弈论得到广泛的应用，但在实证经济学的许多理论和命题中仍然包含着明确的或含蓄的伦理观与价值观。
四现当代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伦理思想
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伦理思想是以凯恩斯的思想为代表，特别是在他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所集中表达的价值观念：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决非是万能的，在市场经济发展到高级阶段时，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理应发挥直接干预和调控市场经济的作用，才能有效保障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转。凯恩斯在经济伦理上还有一个思想，就是鼓励奢侈，反对节俭。他认为节俭对个人来说是美德，但却不利于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因为如果无人消费就组织不起生产。他举了两个例子加以证明。一个是埃及金字塔例子，另一个例子是英国作家和经济学家贝尔纳德·孟德维尔的《蜜蜂寓言》。显然，凯恩斯是用了社会的标准来评价节俭伦理的。
而当代西方经济学别值得一提的，是199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的经济伦理思想。经济与伦理，从古希腊、古典政治经济学派的“合”，到新古典经济学派的“分”，再到阿马蒂亚·森这里，经济学终于向伦理学复归了。正如瑞典皇家科学院在阿马蒂亚·森的获奖公告中所言——“阿马蒂亚·森结合经济学和哲学的工具，在重大经济学问题讨论中重建了伦理层面。”而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索****脆称阿马蒂亚·森为“经济学的良心”。
1987年发表的《伦理学与经济学》是阿马蒂亚·森实现经济学向伦理学回归的标志。在其中，森表达了他的基本观点，“经济学，可以通过更多、更明确地关注构成人类行为和判断的伦理思考而变得更有解释力。”森认为，“随着现代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隔阂的不断加深，现代经济学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贫困化现象。”‘森正是以此为出发点，提出经济学的研究不能忽略伦理的考虑，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存在着内在密不可分的联系，因此现代经济学的使命就是要跨越这种人为的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的鸿沟，实现经济学向伦理学的回归。
古希腊城邦经济正义思想
古希腊城邦以小国寡民为其鲜明特征，在希腊古典时期，城邦之间的战争和城邦内部的争斗，不可忽略的贯穿着古希腊的奴隶社会。贵族与工商业奴隶主是城邦政治和经济生活的中轴和主宰，与奴隶平民追求自己的权利的公民向往共同交织，推进整个人类社会探索历史进步的进程。古希腊城邦在矛盾和冲突中找寻生活安定、经济秩序和谐的城邦因子。经济正义成为古希腊思想家关注与调和城邦危机的实践需要。
梭伦的经济正义思想也是他作为执政官的城邦治理理念和政治理想。梭伦认为城邦内部贫富差距过大是城邦稳定岌岌可危的原因之一。在他的经济正义思想里体现的主要核心是“制衡”。无论是奴隶主还是贫民都要求“适可而止”的追求财富，有“度”的限制和情操。古希腊城邦的经济正义是以城邦政治生活为依托，经济活动受到了一定的约束，缺少相对独立的色彩。
中世纪经济正义思想
古希腊城邦经济正义观过渡到神学色彩浓厚的中世纪。中世纪的经济正义是以中世纪政治经济为背景，其正义思想也体现中世纪的政治经济的需求和历史特征。经院哲学的经济正义观认为，私有财产和经济正义之间的关系存在冲突和背离。中世纪的经济正义主张乐善好施，将上帝赠与人们的财富共享。将大量的财物据为己有定义为非义的行为。仁慈和利他丰富着中世纪经济正义思想的内涵和特征。
托马斯・阿奎那是中世纪经济正义思想的代表人物。提出了自己关于分配正义的理论，认为商品是可以进行流通交换的，一种交换是建立在满足生活需要的交换。另一种交换是以物谋利的商品交换。他不支持第二种交换的选择和方式。这种建立在获利基础上商品交易，将会带来人们无止境的欲望追求。“从商品交换流通中低买贵卖获利是缺失公道的，因而是非义的。”财产权利不能独立于自然法和神圣法之外。但他主张私有财产存在的合法性，相对于神权紧紧束缚下的财产权利，他的观点是历史的进步。也为近代私人财产权的合法性作了证明铺垫。中世纪经济正义思想显示出封建传统和神权权威对新兴商业社会的限制，防止自由市场摆脱传统社会秩序。
近代西方经济正义思想
经济发展和资本积累使得经济正义获得进一步解放。财富带来了经济生活和经济交往的独立化突显，“市民阶级变成一个高度特性的合法阶级。”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启蒙思想家们思想荟萃，对经济正义从不同的角度进行阐述和探索。为经济化进程正义和谐，社会良序发展献谋出策。
近代以来经济正义思想以契约论为代表的霍布斯洛克，以休谟和斯密为代表的促进共同体公共利益经济正义。体现人们对社会整体利益的思量和关注。探索经济正义更深层次的应有之意。扩展和充实着经济正义的效用内核。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在功利主义正义思想中具有同样的地位。以能否给人们带来功用作为衡量是否正义的标准。寻求个人和社会利益的平衡和谐，同时对个人利益予以肯定，为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和私有财产权提供合理性的辩护。功利原则为个人权利的实现提供有力的理论保障，为现实经济生活中的个人，创造一个可以获得权利的正义环境。是继启蒙思想人性解放的又一次升华。但在追逐个人利益的权利背后，体现的是为大工I时期的资本主义发展和资本市场激烈竞争的正当性作出说明。
以边沁为代表的功利主义经济正义观，承上启下。继承与发展了休谟的效用观念。主张“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从私人财产权获得解放中，更加关注社会全局的利益和整体的福祉，实现维护社会整体利益的目的。
西方经济正义思想的当代启示
在追逐财富扩张的过程中，存在着一些不公正与显失公平的市场秩序的无序。竞争良莠不齐，道德无力的现象。例如财富扩张过程中以获得利润最大化，投入最少化，追求经济效率作为至高的目标。以市场优胜劣汰，市场自由竞争作为积累财富、占有财物的手段原则，并以财富和收入的多寡作为人生价值的限定标准。“不义不昵，厚将崩”。
地球村，人是制造危机的主导者，同时也是化解危机的解铃者。当人们意识到危机时刻时，也是有出危机的起点。回顾2008的经济危机，涉及全球化的经济灾难。现代经济存在方式、资本化和人本性之间共同存在所产生的“摩擦”危机。经济正义理念的不明确没有与经济存在方式同步发展。人在超越自我本性的同时，忽视了它们的建构。人们的现实境遇为经济正义理念创造了一个恰当的存在契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让经济正义转化为主导未来经济发展的可行性原则。
回顾整个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的发展，其演变过程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即古希腊时期的经济伦理思想、古典政治经济学派的经济伦理思想、新古典经济学派的经济伦理思想以及现当代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伦理思想。其中主要是围绕着亚当?斯密的“道德人”与“经济人”的关系问题——“斯密难题”而展开的。
一古希腊时期的经济伦理思想
阿马蒂亚?森说：“经济学与伦理学的传统联系至少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eNicomacheanEthics》)的开篇，亚里士多德就把经济学科与人类行为的目的联系起来，指出了经济学对财富的关注。”
尽管现代经济伦理的发展是在20世纪70年代左右，但追根溯源，经济伦理思想的起源是在古希腊。以柏拉图为代表的德性主义认为，善和德性是至高无上的，人应当克制自己的物欲以追求道德、精神生活，超脱物欲诱惑，追求智能与真理；而以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为代表的快乐主义，则有别于柏拉图派的观点，主张道德与物质利益密切相关，“快乐与不适”决定了有利与有害之间的界限。为了调和上述两种对立的伦理思想和体系，亚里士多德提出了总结性伦理学说，他指出：“在财产问题上我们也得考虑到人生的快乐和品德这方面。自私固然应当受到谴责，但所谴责的不是自爱的本性，而是那超过限度的私意——譬如我们鄙薄爱钱的人就只因为他过度的贪财——实际上每个人总是多少喜爱这些事物，如自己的以及财务或金钱的。人们在施舍的时候，对朋友、宾客或伙伴有所资助后，会感到无上的欣悦。”同时他认为，正是人性的“不善”才会导致经济交换过程中的败德行为，他说：“对毁约行为的，对伪证行为的判罪，对富人的阿谀奉承，等等，据说这些现象都是起因于私产。但是这些罪行系出于另一全不相干原因——人性之不善。”
可以说，在古希腊思想家中，亚里士多德第一次比较明确地提出了伦理的经济内涵，并进一步提出经济与伦理之间的关系。经济学研究最终必须与伦理学研究和政治学研究结合起来，这一观点也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Politics)中得到了说明和发展。因此，亚里士多德堪称古代经济伦理思想研究的奠基人。
二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伦理思想
经济学真正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开始于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派。马克思说：“古典经济学在英国从威廉?配第开始，到李嘉图结束，在法国从布阿吉尔贝尔开始，到西斯蒙第结束。”而亚当?斯密在古典政治经济学派中是一个集大成者，他不但穷其毕生精力创作了划时代的经济学名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国富论》)，而且以道德哲学教授的身份撰写了伦理学名著《道德情操论》。
纵观这两部巨著，不难看出《道德情操论》是《国富论》的基础，《国富论》是《道德情操论》道德哲学中蕴涵的一种特殊的经济案例。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系统地论证了自由市场经济是唯一符合效率与幸福原则的经济制度，他的《道德情操论》则试图对物质经济的运行予以强有力的精神指导。由此出发，斯密界定了关于市场经济道德基础的六大原则，即自尊、自爱、同情、互利、正义和虔诚，而且斯密认为市场的运行应当以这六大原则为道德前提。这一观点后来在将经济学和伦理学结合得最为紧密的穆勒的功利主义中表现得十分明显。总理曾经说过：“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各位都很熟悉，他所著的《道德情操论》同样精彩。”温总理的话是对着两部论著的恰当评价。
可以说，斯密同时受到大卫?休谟的道德情操论和哈奇森经验主义功利论的影响，并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也从而实现了经济学研究与伦理道德哲学研究(或者可以称为“经济人”与“道德人”)的“联姻”。正如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布隆克所指出的：“亚当?斯密是把他的经济分析与道德分析作为相互补充，而不是用经济分析取代道德分析。”
亚当?斯密的这两部著作的历史、学术地位是没有人能否定的，但后人对其中的“道德人”与“经济人”阐述的不同理解所引发的激烈争论，形成了经济学说史上所谓的“斯密问题”或“斯密难题”，或称“斯密悖论”。而这场争论，在西方经济思想史上延续了近百年，并形成了“对立论”与“统一论”两种不同的观点。
三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伦理思想
新古典经济学是指19世纪70年代由“边际革命”开始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马歇尔经济学说而形成的一种经济学流派。主要代表人物是英国剑桥大学的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一书中，马歇尔以折衷主义手法把供求论、生产费用论、边际效用论、边际生产力论等融合在一起，建立了一个以完全竞争为前提、以“均衡价格论”为核心的相当完整的经济学体系。从19世纪末起至20世纪30年代，新古典经济学一直被西方经济学界奉为典范，成为当时经济理论的主流。新古典经济学学者主要关注的是如何确定市场交易条件，即如何确定价格；而他们不再关心的是市场交易的公正性和等值性。因为在他们对经济学前提的假设中，新古典经济学提出：市场主体是完全理性的经济人、市场机制在既定不变地运行、是完全竞争的市场、完全信息。由此他们提出了“帕累托最优”的概念。在这里，人们可以看到，伦理道德被看作是完全竞争市场的一个隐含的既定条件，是一种完美的、理想的经济伦理状态。
这一阶段的经济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是：完善了“经济人”的假说，完成了“经济人”的伦理定位；提出了功利主义福利经济学，修正了古典学派的公平观；论证了经济与伦理的相互关系。但是，正如马歇尔在其《经济学原理》中指出的：“道德的力量也是包括在经济学家必须考虑的那些力量之内。”可见，在新古典经济学派，虽然实证经济学占据主流的分析方法，但规范分析仍然是经济学中重要的分析方法；虽然数理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和博弈论得到广泛的应用，但在实证经济学的许多理论和命题中仍然包含着明确的或含蓄的伦理观与价值观。
四现当代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伦理思想
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伦理思想是以凯恩斯的思想为代表，特别是在他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所集中表达的价值观念：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决非是万能的，在市场经济发展到高级阶段时，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理应发挥直接干预和调控市场经济的作用，才能有效保障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转。凯恩斯在经济伦理上还有一个思想，就是鼓励奢侈，反对节俭。他认为节俭对个人来说是美德，但却不利于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因为如果无人消费就组织不起生产。他举了两个例子加以证明。一个是埃及金字塔例子，另一个例子是英国作家和经济学家贝尔纳德?孟德维尔的《蜜蜂寓言》。显然，凯恩斯是用了社会的标准来评价节俭伦理的。
而当代西方经济学别值得一提的，是199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的经济伦理思想。经济与伦理，从古希腊、古典政治经济学派的“合”，到新古典经济学派的“分”，再到阿马蒂亚?森这里，经济学终于向伦理学复归了。正如瑞典皇家科学院在阿马蒂亚?森的获奖公告中所言——“阿马蒂亚?森结合经济学和哲学的工具，在重大经济学问题讨论中重建了伦理层面。”而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索脆称阿马蒂亚?森为“经济学的良心”。
回顾整个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的发展，其演变过程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即古希腊时期的经济伦理思想、古典政治经济学派的经济伦理思想、新古典经济学派的经济伦理思想以及现当代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伦理思想。其中主要是围绕着亚当?斯密的“道德人”与“经济人”的关系问题——“斯密难题”而展开的。
一、古希腊时期的经济伦理思想
阿马蒂亚?森说：“经济学与伦理学的传统联系至少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eNicomacheanEthics》)的开篇，亚里士多德就把经济学科与人类行为的目的联系起来，指出了经济学对财富的关注。”
尽管现代经济伦理的发展是在20世纪70年代左右，但追根溯源，经济伦理思想的起源是在古希腊。以柏拉图为代表的德性主义认为，善和德性是至高无上的，人应当克制自己的物欲以追求道德、精神生活，超脱物欲诱惑，追求智能与真理；而以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为代表的快乐主义，则有别于柏拉图派的观点，主张道德与物质利益密切相关，“快乐与不适”决定了有利与有害之间的界限。为了调和上述两种对立的伦理思想和体系，亚里士多德提出了总结性伦理学说，他指出：“在财产问题上我们也得考虑到人生的快乐和品德这方面。自私固然应当受到谴责，但所谴责的不是自爱的本性，而是那超过限度的私意——譬如我们鄙薄爱钱的人就只因为他过度的贪财——实际上每个人总是多少喜爱这些事物，如自己的以及财务或金钱的。人们在施舍的时候，对朋友、宾客或伙伴有所资助后，会感到无上的欣悦。”同时他认为，正是人性的“不善”才会导致经济交换过程中的败德行为，他说：“对毁约行为的，对伪证行为的判罪，对富人的阿谀奉承，等等，据说这些现象都是起因于私产。但是这些罪行系出于另一全不相干原因——人性之不善。”
可以说，在古希腊思想家中，亚里士多德第一次比较明确地提出了伦理的经济内涵，并进一步提出经济与伦理之间的关系。经济学研究最终必须与伦理学研究和政治学研究结合起来，这一观点也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Politics)中得到了说明和发展。因此，亚里士多德堪称古代经济伦理思想研究的奠基人。
二、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伦理思想
经济学真正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开始于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派。马克思说：“古典经济学在英国从威廉?配第开始，到李嘉图结束，在法国从布阿吉尔贝尔开始，到西斯蒙第结束。”而亚当?斯密在古典政治经济学派中是一个集大成者，他不但穷其毕生精力创作了划时代的经济学名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国富论》)，而且以道德哲学教授的身份撰写了伦理学名著《道德情操论》。
纵观这两部巨著，不难看出《道德情操论》是《国富论》的基础，《国富论》是《道德情操论》道德哲学中蕴涵的一种特殊的经济案例。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系统地论证了自由市场经济是唯一符合效率与幸福原则的经济制度，他的《道德情操论》则试图对物质经济的运行予以强有力的精神指导。由此出发，斯密界定了关于市场经济道德基础的六大原则，即自尊、自爱、同情、互利、正义和虔诚，而且斯密认为市场的运行应当以这六大原则为道德前提。这一观点后来在将经济学和伦理学结合得最为紧密的穆勒的功利主义中表现得十分明显。总理曾经说过：“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各位都很熟悉，他所著的《道德情操论》同样精彩。”温总理的话是对着两部论著的恰当评价。
可以说，斯密同时受到大卫?休谟的道德情操论和哈奇森经验主义功利论的影响，并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也从而实现了经济学研究与伦理道德哲学研究(或者可以称为“经济人”与“道德人”)的“联姻”。正如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布隆克所指出的：“亚当?斯密是把他的经济分析与道德分析作为相互补充，而不是用经济分析取代道德分析。”
亚当?斯密的这两部著作的历史、学术地位是没有人能否定的，但后人对其中的“道德人”与“经济人”阐述的不同理解所引发的激烈争论，形成了经济学说史上所谓的“斯密问题”或“斯密难题”，或称“斯密悖论”。而这场争论，在西方经济思想史上延续了近百年，并形成了“对立论”与“统一论”两种不同的观点。
三、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伦理思想
新古典经济学是指19世纪70年代由“边际革命”开始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马歇尔经济学说而形成的一种经济学流派。主要代表人物是英国剑桥大学的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一书中，马歇尔以折衷主义手法把供求论、生产费用论、边际效用论、边际生产力论等融合在一起，建立了一个以完全竞争为前提、以“均衡价格论”为核心的相当完整的经济学体系。从19世纪末起至20世纪30年代，新古典经济学一直被西方经济学界奉为典范，成为当时经济理论的主流。新古典经济学学者主要关注的是如何确定市场交易条件，即如何确定价格；而他们不再关心的是市场交易的公正性和等值性。因为在他们对经济学前提的假设中，新古典经济学提出：市场主体是完全理性的经济人、市场机制在既定不变地运行、是完全竞争的市场、完全信息。由此他们提出了“帕累托最优”的概念。在这里，人们可以看到，伦理道德被看作是完全竞争市场的一个隐含的既定条件，是一种完美的、理想的经济伦理状态。
这一阶段的经济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是：完善了“经济人”的假说，完成了“经济人”的伦理定位；提出了功利主义福利经济学，修正了古典学派的公平观；论证了经济与伦理的相互关系。但是，正如马歇尔在其《经济学原理》中指出的：“道德的力量也是包括在经济学家必须考虑的那些力量之内。”可见，在新古典经济学派，虽然实证经济学占据主流的分析方法，但规范分析仍然是经济学中重要的分析方法；虽然数理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和博弈论得到广泛的应用，但在实证经济学的许多理论和命题中仍然包含着明确的或含蓄的伦理观与价值观。
四、现当代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伦理思想
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伦理思想是以凯恩斯的思想为代表，特别是在他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所集中表达的价值观念：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决非是万能的，在市场经济发展到高级阶段时，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理应发挥直接干预和调控市场经济的作用，才能有效保障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转。凯恩斯在经济伦理上还有一个思想，就是鼓励奢侈，反对节俭。他认为节俭对个人来说是美德，但却不利于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因为如果无人消费就组织不起生产。他举了两个例子加以证明。一个是埃及金字塔例子，另一个例子是英国作家和经济学家贝尔纳德?孟德维尔的《蜜蜂寓言》。显然，凯恩斯是用了社会的标准来评价节俭伦理的。
而当代西方经济学别值得一提的，是199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的经济伦理思想。经济与伦理，从古希腊、古典政治经济学派的“合”，到新古典经济学派的“分”，再到阿马蒂亚?森这里，经济学终于向伦理学复归了。正如瑞典皇家科学院在阿马蒂亚?森的获奖公告中所言——“阿马蒂亚?森结合经济学和哲学的工具，在重大经济学问题讨论中重建了伦理层面。”而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索脆称阿马蒂亚?森为“经济学的良心”。
关键词：西方经济学；公平价格；公平价格思想；绝对公平；利益公平
中图分类号：F014.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972(2007)05-0012-05
价格是经济学的核心概念。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市场交换的利益关系是通过价格来调节的。所以，公平价格就成为分析经济伦理秩序的逻辑起点。“‘什么是公平’这个一般的问题和‘什么是公平价格’这个特殊的问题，从来都是作为关键的问题深深打动着富于思想的头脑”。纵观我国学界以往的研究成果，大多是从价值规律或供求关系的角度出发来考察商品价格的决定，对于价格机制背后的经济伦理思想，则少有涉及。本文拟从经济哲学的角度，对西方经济学中公平价格思想的演变进行探讨，以揭示经济公平所具有的历史的科学意义。
一、伦理的“绝对公平”价格思想
在古希腊罗马时期，自然经济占绝对优势，商品经济虽已存在，但尚不发达。市场交易仅是个人行为，还没有成为社会生活方式的内在组成部分。人们生活在基于权利和义务的道德体系中。经济学从属于哲学和政治学，并不是脱离一般社会思想的独立体系。思想家对经济问题的研究常常是为了解决更重要的伦理或法律问题，并无经济目的。就整个时代而言，价格思想具有鲜明的伦理特色，追求市场交换的绝对公平与公正。
古希腊思想家柏拉图认为，一切形式的渴望得到的行为，包括获取利润的交换行为，都具有潜在的破坏力，必须加以禁止。“在一个人承做一种作品时，法律给他以和卖者同样的警告，不要提高价格而是应索取其所值”。亚里士多德在《伦理学》中直接论及了交换的正义。他认为，公正的原则要求在交换前和交换后，交换双方都没有盈余或损失。“交换不应该比另一方更难以承受，他们之间的契约应该以事物的平等为基础，给人使用的一件东西的价值是用特定的价格来衡量的。因此，无论是价格超过物品的价值还是相反，都缺乏所需要的公平”。亚里士多德又根据交换动机将交换活动划分为两类：一类是合理地、恰当地运用物品是满足自然的需要；另一类是出于赚钱的理由来交换物品，这就是次要的、不恰当的运用。“如果一切交换都是非自然的，就很难看出人们是怎样拥有正义的品质的”。在他看来，交换必须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才能使它与现行的社会和经济关系相协调。罗马法学家对买卖过程中的价格形成问题进行了探讨。如公元2-3世纪的法学家鲍鲁斯曾说：“在买和卖中，自然法允许一方以低于事物应有之价值购买，另一方以高于事物应有之价值出售，这就是准许任一方哄骗其对方”。乌迫努斯在考虑讨价还价行为之合法与不合法时指出：“一个卖者用来宣扬他的商品的讲话，既不能看作是他的声明，也不能看作是他的诺言。但如他的讲话是为欺骗买者，虽然这不是一种违反其声明或诺言的行为，却是一种欺诈行为”。在分析价格问题时，法学家们总是以两个交换者的讨价还价是否存在欺诈意图为主题，而没有从更广泛的范围探讨市场动向，因而他们考虑价格问题的层面是比较狭窄的。
西罗马帝国崩溃后，支配西欧的是日耳曼民族，其基本经济组织马尔克是自给自足的公社团体。团体成员间不存在、也不容许以利得为目的的交换，这种思想一直持续到基督教产生的早期阶段。早期基督教是“奴隶和解放的农奴，穷人和无权利人，被罗马人征服或被他们驱散的人们的宗教”。它的教义是严格遵循耶稣基督的诫令“爱人如己――无论何事，你希望别人怎样待你，你也要如何待人”。神学家对公平价格的分析着重于经济生活的道德基础。巴西尔强调了交换平均的思想，“爱邻如己的人愿意占有的不多于他的邻人”。哲罗姆则坚持认为，一个人的赢得必定是另一个人的损失。“因为没有人希望取得价格超过其所值的商品，所以没有人应该试着把它卖得贵于其所值”。著名神学家奥古斯丁在《创世纪》的注释中，把“公平价格”看作是商品交换的公平准则。他说：“我知道有这样的人，即当购求抄本时，看见卖主不知抄本的价值，而他却自然而然地给卖主以公平价格”。相似的思想还可以从当时一则普遍流行的寓言故事中反映出来：“一个到罗马朝圣的僧人为他的主教买了一只银制圣餐杯。在与一群商人一道返回德国的途中，他向他们展示了那只容器，并告诉了他花了多少钱。商人们向他表示祝贺，告诉他付出的价格远远低于那只容器的价值，并笑道，尽管他是一个不问世事的僧人，但他比任何人都会讨价还价。僧人吓坏了，马上返回罗马，付给圣餐杯售卖者足够的钱，以达到价格”。僧人重返罗马付给圣餐杯商人更多的钱，也是道德力量使然。
总的说来，在中世纪以前，西方社会对公平价格问题的关注，主要是从个人行为的道德性出发，按照伦理原则，要求每个人在交换中都要对他人承担责任，强调市场交易的绝对公平。他们把获取利得的商业交换看作是欺诈行为而予以非议，“正如钉子钉在石头的接合处一样，罪恶也钉在买卖之间”。这种在道德规范下的公平价格思想，从经济哲学的角度看，其根本目的就是要论证以土地为基础的自然经济的社会秩序的合理性和有效性。思想家通过宣扬商品、市场面前人人平等的交换原则来体现公平、正义，并以此证明人对人的、不变的农业村社关系是公正、和谐的，进而排斥商品经济的运作方式。它对于劝导人们注重社会群体的稳定秩序是适用的，但与财富导向、利润导向的市场经济行为不一致。自11世纪起，西方社会的经济形势逐渐发生了变化，与日俱增的、以市场为导向的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成为个体与个体之间、个体与社会之间的新型关系。基督教神父和教会法学者清醒地看到，是价格涨跌而不是道德原则成为影响人们关系的重要因素。于是，他们不得不屈从世俗，重新考虑公平价格的决定问题。在13世纪中叶，具有调和色彩的“等级公平”价格论登上了历史舞台，成为中世纪经济思想的一个代表性观点。
二、调和的“等级公平”价格论
随着封建社会的发展和商品货币关系的扩大，进入市场交换的商品种类越来越多。在这种复杂的、大量的、经常性的交换中，市场体系对价格的调节作用日益显现。商业意识和宗教观念之间的矛盾也日趋尖锐：一方面，按照当时的基督教教义，一个把全身心奉献给上帝的人要从道义上对他人负责，不可因追求财富陷入贪婪欺骗的境地；另一方面，任何人要想在市场经济中求得生存，就必须胜过他人，精明于他
人，并且要战胜他人。人与人之间是对手，而不是兄弟。道德两难成为社会转型阶段的重要因素。经过半个世纪的宗教辩论，教会原来所恪守的一套说教开始发生变化，出现了商业经营和教会教规相互调和的趋势。托马斯・阿奎那的“等级公平”价格思想作为这种调和论的代表，产生了较大影响。
托马斯・阿奎那从以下三个方面阐述了他的思想：
首先，他接受了前辈神学家反对商人通过不等价交换获取利润的行为，把公平价格归结为与商品的真正价值相符的价格。 “价格是商品本身的一种本质特征……无论把一件物品卖得贵于它的价值或隐瞒所出售的物品的缺点，都属于欺骗行为，从而也破坏了公平价格”。
其次，由于社会现实的变化，导致托马斯・阿奎那不得不关注人们生活中不断增长的市场取向。他以经验事实为依据，把公平价格定义为与产品的必要的社会成本相等的价格――“在不存在垄断和市场控制的情况下，售卖者间的竞争将使市场保持这样的价格水平，即仅仅收回生产成本和实现正常利润的价格水平。生产成本要足以维持工人的生存费用，包括维持家庭生活费用、教育和获取必要技能的费用。如果向工人支付的生活费用过少，工人的人口数量将会下降，市场供给将会下降，价格将会上升，直到必要的劳动力得到了再生产为止。如果利润太低，难以保证交易者去提供为购买者所需要的足够数量的商品，同样的过程将会发生。另一方面，如果价格上升，远远高于必需品的成本，供给将会增加，竞争将驱使价格下降”。在这里，托马斯・阿奎那将公平价格视为保证社会秩序不断再生产的价格，它促使生产者提供足够的生活必需品，得到正常利润并继续进行交易。同时，作为购买者，在保证售卖者必要收入的前提下，能够获得足够的必需品，使家庭得以维系。这种思想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类似于现代经济学中完全竞争条件下的长期市场价格。它在当时的欧洲广泛流传，成为一种影响至今的学说。
最后，作为封建主和神权政治的代言人，托马斯・阿奎那又从等级制观点出发，把公平价格看成是一个主观范畴，由物品的效用，也就是从物品所得到的利益来决定。“物品的公平价格不是绝对固定的，而是要取决于某种评价。……可出卖的物品的价格，不是取决于它们在自然界中的地位，而是取决于它们对人的用处”。物品的卖价比它的价值“稍微多一点或稍微少一点，并不算是破坏公平所要求的均等”。“公平价格是在特定地点和特定时间占支配地位的现时价格，由公正的人的估计决定”。因此，同一种商品由各个等级按照不同的价格出售被看作是公平的，进而说明封建贵族和教会有权从中攫取额外的收入。他觉察到把公平价格解释为效用的均等与前面两种思想之间存在着矛盾。为了调和这种矛盾，他采取了折中的态度。针对教会的观点，即商业必然包含欺诈和道德堕落，阿奎那建立起商人的意图或动机标准，为商业利润正名。“利润既不该谴责也不该赞美，在道德上它是中性的。……牟利本身并不包含任何有害的或违反道德的事情，因此，它也有可能转向某种诚实或必要的目标。……如果商人追求必要的或者甚至是高尚的目的，例如，自立、慈善事业或者公共服务，它就成为合法的、至少适度的利润是这样”。在此基础上，阿奎那为封建主以高于价值的价格出售物品进行辩护。把一件物品卖得贵于它的价值，“就本身来说是不公平的、不合法的”。但是，如果物品“对一方有利益而对另一方有损失，比如，一个人急需某种物品，而另一个人失掉这件物品就有损失的话”，那么卖主就有权把物品卖得贵于它的价值，因为“公平价格不仅根据所出卖的物品来决定，而且还根据由于出卖所给卖主的损失来决定”。“如果不是使用诈术，卖者以高于价值的价格出售，或买者以低于价值的价格购进，均是不违法的，唯在高或低失之过甚时，则按法律可以要求偿还。而且，所谓公正的价格不能以精确数字来决定，只是一种估计，稍有增减也无损于正义，交易上的正义只要求以现实之均等为主”。
可见，阿奎那这种调和的公平价格论，在商品经济有了巨大发展的事实面前，允许价格围绕其价值有所上下，将公平价格归之于客观的生产成本，满足了日益增长的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促进了资本积累。同时，又从等级制观点出发，将公平价格归之于主观因素，断言公平价格必须照顾到出售者的等级地位，保证卖主有“相当于他的等级地位的生活条件”。在其概念的范围内“承认了某一物品对卖者的主观价值因素，虽然没有承认该物品对买者的主观价值因素”。因此，阿奎那的公平价格论尽管为现代经济分析提供了一些线索，但由于历史的阶级局限性，仍不适为一种纯科学性质的运作理论。不过，正如马歇尔所说： “经济学不会突然作巨大的飞跃，它在中世纪是爬行的，但却是按正确的方向前进”。
从中世纪起，人们的经济观念发生了变化，实物主义的个人行为得到了教会认可，但道德问题依然存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使成千上万的人为了个人利益而努力，他们按照自我的决断和价值判断在市场中沉浮，在这种机制背后，似乎存在着无序性和非理性。可是，人类社会的前进步伐是确定无疑的。那么，在个人主义的、竞争的、不断变化的市场体系中，产生有序的社会关系的原则是什么?这个问题表达了一种信仰，即社会进步不应该允许个人道德因市场力的作用而扭曲和泯灭。因此，市场体系自动运行和自我调节的思想在18世纪兴起，亚当・斯密给了这种思想以最有力的表述。他的竞争性市场均衡论为公平价格思想提供了一个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回答了一个世纪以来社会哲学家和伦理学家试图回答但未能回答的问题。
三、经济学的“利益公平”价格论
从16世纪起，在封建社会内部，资本主义关系开始萌芽和成长，中世纪的社会特征消失了，每个人都在弱肉强食中追求私利。传统思想中的矛盾逐渐加深，人们改变了对商业的态度，商业精神已经不是同宗教观念调和折中的问题，而是被置于一个同信仰领域不发生联系的世俗领域内。这种转变提出了一个新经济秩序下的道德问题，即个人利益能否与社会利益和谐一致。18世纪经济哲学的主要任务是“建造一座桥梁，一端搭在自利的经济人上，另一端搭在社会福利或公共利益上”。它促使价格分析从“等级公平”论转向“利益公平”论。
关于个人利益可被用来实现公共利益的观点，在人类学术史上并非没有先例。早在4世纪的教父思想中就可以发现这种论述。约翰・克吕索斯托曾教导说，“为自己的利益而工作同为别人的利益而工作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没有哪个工人不生产出满足别人需要的某种东西而能得到自己的工资。……人由他们的需要相互联系起来。……相互依赖创造了社会，而经济像全部人类生活一样建立在相互取予的基础之上”。世纪有关的思想再度出现。如在皮埃尔・尼科尔的作品《道德论文集》第三卷中，他特地把追求“文明的自私”与有益的效果联系起来，指出其有益的效应与
慈善活动产生的效果完全相同。洛克资助人的嫡孙沙夫兹伯利第三伯爵认为，人是赋有“道德感”的，它使人能够明辨是非，选择正确的行动。这种行动在人的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之间建立了一种完美的平衡，不仅给个人带来愉快，也有助于社会的福利。“根据私人利益和每个人的作用，导向了普遍的利益”。孟德威尔在《蜜蜂的寓言》中指出：私恶即公利。他认为，人类社会“每一部分分开看时都充满着败行恶习，但合拢起来则成了极乐世界”。18世纪20年代，坎提隆在其著作《商业本质通论》中提出了类似于现代经济学的一般均衡思想。他认为，在自由竞争的市场体系中，交易者的理性私利可以形成价格和交易量的协调与均衡，人类的理性可以使经济有序化。18世纪晚期，亚当・斯密在广泛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自然自由体系论”。
在该体系中，他提出了“理性经济人”假定，充分肯定了利己主义是经济生活中的自然的和正当的原动力。企业家们从事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同情和怜悯他人，而是出自对个人利益的追求。“我从来没有听说过，那些假装为公众幸福而经营贸易的人做了多少好事。事实上，这种装模作样的神态在商人中间并不普遍，用不着多费唇舌去劝阻他们”。“我们每天所需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要想仅仅依赖他人的恩惠，那是一定不行的。他如果能够刺激他们的利己心，使有利于他，并告诉他们，给他做事，是对他们自己有利的，他要达到的目的就容易得多了”。他又指出：“对他来说，自己的幸福可能比世界上所有其他人的幸福重要，但对其他任何一个人来说并不比别人的幸福重要。因此，虽然每个人心里确实必然宁爱自己而不爱别人，但是他不敢在人们面前采取这种态度……那么，在这种场合，同在其他一切场合一样，他一定会收敛起这种自爱的傲慢之心，并把它压抑到别人能够赞成的程度”。由此可见，人类的本性是利己的，一个人的私利仅受到别人利益的制约，除此之外，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限制它。既然追求私利来自于人的本性，那么这种追求就是合理的，有它存在的权利和理由。在西方经济学说史上，斯密第一次系统而清晰地论证了“经济人”假设，强调了利益是经济活动的驱动力，尤其是作为经济活动主体的人的私利在促进人的积极性方面的重要作用。对此，斯蒂格勒给予他很高的评价：“斯密的‘经济人’假设是在人的行为方面提供了一个几乎具有无限威力的原理，他创造了在竞争环境中追求自己利益的个人，这个创造就其普遍性而言可以与牛顿的创造媲美”。
如果人是既有利己心，又是有理性的，那么经济运行机制就是自我调节的市场――在商品交换中，每个为自己利益打算的人不能不顾及其他为自己打算的人的利益，从而自然而然地产生了相互和共同的利益。依此类推，斯密提出了“看不见的手”的著名论题，把利己与利他联系起来了。“一般说来，每个人既不打算促进公共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在什么程度上促进了公共利益……他只是盘算自己的安全；在这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引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但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利益”。在斯密看来，市场交换是一个双赢的过程，买卖双方从利己目的出发进行交换，交换的结果会变得更好―卖者为了获得利润展开竞争，提供消费者需要的产品，消费者的愿望得以实现，同时，竞争所维持的利润水平足以对生产者形成刺激。正如布隆克指出： “斯密的‘看不见的手’隐喻自由市场能够自发地调节和平衡竞争的个体在追求自身利益时的要求。而在这个过程中，自我利益的行为可以自然地促进整个社会的经济利益”。“‘看不见的手’就是价格制度指挥经济交响乐的指挥棒”。021ao以此为基础，斯密提出了市场体系自我调节的“自然价格”思想。
按照上述观点，每一种商品都有一种“自然价格”，当商品的市场价格偏离自然价格时，市场的力量就会调节市场价格，并使之回到自然价格。“当市场中的商品数量低于人们愿意支付的有效需求时……人们需要的商品数量得不到供给……就会有人愿意增大供给。在他们之间就会展开竞争，市场价格就会升高……当市场中的商品数量超过有效需求时，商品就无法全部售给那些想按照地租、工资和利润之和的价格购买的人们，情况就会发生变化，市场价格将下降……如果市场上这种商品量不多不少，恰够供给它的有效需求，市场价格便和自然价格完全相同，或大致相同。所以，自然价格就是中心价格，所有商品的价格都围绕这一价格波动。有时一些偶发事件会使价格高于自然价格，有时会低于自然价格，但是，它总是持续、不断地趋向中心价格即自然价格。市场中的全部产品同样按照这样的机制与有效需求相吻合。从而达到充裕的商品供给，既不多也不少，恰好与需求相等”。可见，自然价格不仅是所有商品价格向其不断趋近的中心，也是市场行为的各种动机经过细致的平衡，最终实现人与人之间利益相等的结果。
综上所述，斯密的“理性经济人”假定与“看不见的手”和关于“自然秩序”的思想一脉相通，像一根红线贯穿于他的经济理论体系。在斯密的论证中，自由社会的利己形成有序的市场竞争，不仅可以实现他人利益的最大化，而且可以达到社会整体利益的最大化。从逻辑一致性来看，社会进步和国民财富的快速增长依赖于“看不见的手”的调节作用，“看不见的手”的调节作用依赖于自由的市场竞争，自由的市场竞争又依赖于经济人假设。斯密将这几种关系表述在同一体系中，从而使构筑以现实市场为背景的价格运动模型成为可能，也为从理论上说明以利益公平为核心的价格机制提供了方法论基础。早期学者所面临的道德困境在斯密的分析中得到了解决。“亚当・斯密的天才闪光在于他认识到，在买者与卖者之间的资源交易中――简单地说就是在自由市场上――出现的价格能够协调千百万人的活动。人们各自谋求自身利益，却能使每一个人都得益。亚当-斯密认为，经济秩序可以作为许多各自谋求自身利益的人的行动的非有意识的结果而产生，这在当时是个惊人的思想，直到今天仍不失其意义”。
关键词：西方经济学；范式结构；演变
从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掀起了对经济学范式研究的热潮，西方经济学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下，范式结构也发生了演变和转换，范式结构作为科学的共同体，具有其独特的理论模型，西方经济学的最核心的内容是观念范式，它是稳定不变的界定、思维等方式。随着社会的发展，西方经济学范式结构也发生了转变。因此，必须对其结构和演变进行分析，从而探索西方经济学的发展规律。
一、西方经济学范式结构
西方经济学既是广泛的概念又是经济内容，包含着大量的经济问题和资料，本文所研究的西方经济学只是西方主流经济理论中的一部分。随着资本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不断完善，出现了范式理论。从系统角度来讲，西方经济学范式结构是一个有层次结构的系统，主要包含方法规则、观念范式和基础假设三个方面。西方经济学范式主要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的，它指的是科学共同体在按照范式进行专业活动，范式是一个科学的专业，依赖于学科理论的模型[1]。西方经济学范式是在世界观和价值观的指导下，在经济领域范围内，人们对范式结构和范围进行判断。在西方经济学范式结构中，观念范式是最核心的内容，而方法规则和基础假设则属于。当然，范式结构也具有不同的层次。比如，理性经济人观念和制度文化观念则在非主流学派和主流学派有一定的区别。同时，西方经济学范式结构还包含总收入和需求等内容，所以通过范式结构能够对其进行有效地论证。
二、西方经济学范式运动的形式
不同的历史时期，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会发生相应的变化，而且存在西方经济学范式运动。经济学理论的变化，会出现西方经济学范式革命，继而出现新的范式结构。西方经济学范式存在几种运动形式。首先，对已有范式的继承，继承的内容包含经济人的核心硬核和调整保护带等。同时，在完全竞争市场经济环境下，资源达到最佳配置，也就是帕累托最优；其次，张伯伦和罗宾逊在经济人硬核的基础上，对市场充分竞争的前提假设进行修改，开创了产权经济学新领域。在厂商理论中，对企业物质要素生产和技术的关系予以假设，但在现代契约理论的作用下，将成本交易为前提，通过对西方经济学的范式内部结构进行调整，不断完善现实方面内容。1947年西蒙提出，对于经济学理论，应该将焦点放在人的社会行为理论方面和非理论的界限，而且把完全理性修改为有限理性；最后，范式运动指的是在经济学不同学派理论下，对新经济学框架体系予以统一。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会有若干个研究范式理论体系，它们之间需要相互调和。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和萨缪尔森的《经济学》等都包含市场经济原理，通过对收入再分配的改革，并提出边际效用论和节欲论、供求论等理论，从而对西方经济学范式结构加以完善，然后将效用价值偏重需求分析和客观价值论篇重供给分析作为生产成本的核心理论，使得西方经济学理论得到有效创新[2]。
三、西方经济学范式结构的演变
1.前期西方经济学范式结构
西方经济学范式结构在运动过程中具有一定的历史逻辑，对于前期西方经济学范式结构而言，范式处于发展阶段，尚未形成系统的经济学知识体系，所以在这时期，思想家们通过直觉和生活经验对经济问题予以分析和判断，但欠缺系统的分析范式。随着经济学理论的不断发展，现代西方经济学和古典经济学能够为经济学范式所支配，成为经济学理论体系中的主要系统。到亚当•斯密时期，古典经济学范式已经发展到巩固时期，然后到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对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到了发展时期。古典经济学范式核心是客观价值论，通过范式逻辑，出现了实物经济与货币现象，而且形成货币数量论和两分法，构成系统性的古典经济学体系[3]。1870年，边际革命的核心是用主观心理分析的价值理论，并在经济分析中引入数学方法，通过价值论和分配论，从而实现对西方主流经济学从古典分析范式向现代分析范式的转换。
2.凯恩斯经济时代
随着西方经济学范式结构的演变，凯恩斯革命是时代的产物。在大萧条的经济环境下，工人运动对资本主义制度构成了威胁，西方经济学的复兴，必须对原有的基本前提假设予以修正，从而实现西方经济学范式革命。凯恩斯革命修正的只是与国家干预经济政策相抵触的部分基本前提假设，对西方经济学的硬核并未造成影响。20世纪60年代末，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处于黄金时期，但之后呈现衰落；70年代，出现了高通货膨胀和高失业率，凯恩斯对此感受到不知所措，正在经济理论和经济现实存在双重困境下，理性预期学派和货币学派的经济学家们批评国家干预主义下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负作用，提出单一规律货币供给政策，完善市场机制，从而平衡市场经济[4]。
3.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时代
自2007年以来，全球处于经济危机时期，西方经济学范式也存在危机，明斯基在凯恩斯经济学基础上，融合了经济学、演化经济学等观点，证明西方经济学范式已经进入了宏观经济学的黑暗时代。在现实交易过程中，人们很难对每一个措施产生的结果予以正确地了解和预测，而是通过主观判断来决策通过坚持完美市场和经济人基本假设，进而消除经济危机。因此，西方经济学范式结构必须发生改变，进而适应时代的要求。通过对政治和制度的不断调整，优化西方经济学范式结构，使得经济体制具有稳定性，从而确保西方经济学范式结构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
四、结束语
经济学是一门重要学科，对国家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对于西方经济学而言，其具有一定的范式结构。西方经济学范式结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下，将发生演变。因此，必须对范式结构及其演变进行分析，使得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相联系，进而打破传统思维的局限性，从而促进社会的良好发展。
参考文献
[1]欧瑞秋.基于网络范式的市场结构与企业竞争研究[D].中山大学，2012.
[2]田海华.基于SCP范式的中国水电建筑产业研究[D].中国人民大学，2009.
[3]王泽.中国银行业系统性风险的降低及其原因分析[D].华中科技大学，2008.
关键词：西方经济学；中国经济；经济发展模式
西方经济学理论包括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所包含的内容广泛。本文认为，中国可以充分借鉴西方经济学的学术理论，把握经济发展规律，紧密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来选择经济发展模式。
1.西方经济学的概述
西方经济学指产生并流行于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学范式，狭义指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范式，广义包括政治经济学范式。西方经济学是运用西方线性非对称思维方式建立起来的经济学范式，属于片面反映经济发展规律的政治经济学。以一般均衡理论、配置经济学、价格经济学为基础理论、以理性人都是自私的“经济人”假设为理论出发点、以私有制为经济基础、以价格机制为市场的核心机制、以竞争为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以博弈为经济主体的行为方式、以利润最大化为微观经济的最终目标、以GDP经济规模最大化为宏观经济的最终目标、以线性非对称思维方式和还原论思维方法为方法论特征、擅长数量分析、在"实证化"的名义下把经济学的实证性与规范性对立起来，是西方经济学的基本模式、基本结构与基本功能。线性、抽象性、片面性，是西方经济学范式的基本特征。
2.西方经济学对中国经济发展模式选择借鉴意义
2.1微观经济学的借鉴意义
微观经济学是研究稀缺资源有效配置的理论，所包含的要素见图2-1。微观经济学研究了个体行为和各种市场特征。中国经济发展模式选择时需要尊重个体行为和市场经济发展规律。
2.2宏观经济学的借鉴意义
宏观经济学是使用国民收入、经济整体的投资和消费等总体性的统计概念来分析经济运行规律的一个经济学领域。通过宏观经济学制定宏观经济政策并应用与实践，具体见表2-1：
3.西方经济学对中国经济发展模式选择路径
3.1充分转变政府职能
西方经济学中公共选择理论需要政府重新定位自身的功能，转变观念，建设服务型政府，实现政企分开，政府充分转变职能，解决与企业、个人的冲突和矛盾。政府充分发挥创新引导政策、财税政策的作用，提升企业实际竞争力。加强政策宣传，促进市场自由竞争程度提升。
3.2改变过分依赖外需的局面
改变我国经济增长过于依赖外需的局面，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形成中国国内需求与外部需求协调增长机制，进一步加大力度开发国内市场，不断优化产品或服务的出口结构，提高产品或服务的科技含量，拒绝低价竞争。
3.3注重科技创新引领经济发展
科学技术促进生产发展，加快供给侧改革，鼓励企业创新，开发新产品和服务，不断提升工业企业科技创新实力，提高自主研发实力，加快产品和工艺创新，产生更多高科技智能化产品，进而增进经济发展之后劲，促进中国经济转型发展，不断优化产业结构，实现中经济可持续发展。
结论
西方经济学理论博大精深，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很多的借鉴启示，中国需要运用西方经济学原理，有效地指导经济发展模式，促进中国有限资源实现高效配置，提升市场活力，提高老百姓福祉，共创和谐、美好中国，共筑中国梦。
参考文献：
[1]叶旭阳，李忠霞.基于西方经济学思想的中国经济发展环境分析[J].现代交际：学术版， 2016（20）
[2]丁万鹏.政府干预和自由放任经济思想的演变及对经济新常态下中国的启示[J]. 山西农经， 2015（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