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30 16:26:25
序论：在您撰写文化的意识形态时，参考他人的优秀作品可以开阔视野，小编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这些建议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热情，引导您走向新的创作高度。
[关键词]意识形态 文化哲学 总体性 历史性
一、文化哲学研究的总体性
文化哲学作为一种哲学研究范式，是通过对人类文化本质精神的理解和把握，阐明现实人类社会的生存状况，进而解答由资本的全球扩张造成的人类普遍的生存危机问题。因此，文化哲学的研究既不限于某种确定的文化类型，也不限于对一定时段或一定地域的文化研究，而是力图深入到现代人类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的一种总体性研究。文化哲学研究的总体性是根源于其内在的、以人之生存方式为根本的理论品质和深切的现实关怀。具体而言，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文化哲学对人类文化精神理解的总体性。在当代中国文化哲学的研究中。“人们很少国文化指称人之具体的、有形的、可感的、不断处于生生灭灭之中的造物，而是用来指称文明成果中那些历经社会变迁和历史沉浮而难以泯灭的、稳定的、深层的、无形的东西。具体说来，文化是历史地凝结成的稳定的生存方式，其核心是人自觉不自觉地建构起来的人之形象。在这种意义上，文化并不简单地是思想观念和意识方法问题，它像血脉一样，熔铸在总体性文明的各个层面中，以及人的内在规定性之中。白发地左右着人的各种生存活动。”正是由于文化精神的这种历史熔铸性，使以文化精神为基础；的文化哲学研究对人的生存的理解和把握表现出总体性、历史性的特征。一方面，作为历史地凝结成的稳定的生存方式，文化是人在以自然为对象的实践活动之中现实地生成的。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人通过自身的对象性实践活动使自己从自然的必然性链条中脱离出来，创造了一个完整的、属人的生活世界、在对象性的实践活动中，“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就是说，作为一个总体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人对世界的任何一种人的关系――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思维、直观、情感、愿望、活动、爱，――总之，他的个体的一切器官，正像在形式上直接是社会的器官的那些器官一样，是通过白己的对象性关系，即通过自己同对象的关系而对对象的占有，对人的现实的占有；这些器官同对象的关系，是人的现实的实现”。也就是说，正是在人的对象性实践活动之中创造了现实的、总体性的人，因而作为人之形象的文化必然表现为一种总体性的存在。另一方面，人的实践活动也是历史性的，是在历史的进程之中完成的。从现实的人类活动的前提来看，现实的人类实践活动得以展开的前提――物质的和精神的前提――都是人类历史性活动的结果。不但每一个人类个体、每一个时代的文化的形成都根源于人类历史性的实践活动，根源于现实的利：会生活，而且每一个人类个体、每一代人借以开展自己的实践活动、创造属于自己的社会生活的现实条件也都是人类历史性实践活动的结果。正如马克思所说，“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的生产力总和。人对自然以及个人之间历史地形成的关系，都遇到前一代人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本身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由此可见，这种观点表明：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正是在创造自己的现实生活的过程中，人类的实践活动才得以生成。因此，文化必然是历史性，只有在人类的历史进程中才能实现对人类文化的总体理解和把握。
也正是基于对人类文化的这种总体性、历史性的理解，使当代中国文化哲学不仅关注现代人类的生存状况，而且力图深入到历史的维度之中去阐明现实的人类生存之何以可能。
其次，文化哲学对人类文化精神的历史的理解和把握，使其探究的目光不仅限于当代的人类文化，而且必将在对当代人类的生存状况的分析之中。深入到当代人之生存得以形成的历史进程里，力图通过对现代人类文化形成的历史进程的分析，揭示出现代人类文明产生的内在机制。进而阐明现代人类生存危机内在的历史根源。但是，文化哲学对人类历史的理解和把握并不同于传统的意识哲学：传统的意识哲学总是力图置身于历史进程之外，在纯粹的思维领域去推演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并试图以其去规约人类的历史进程。文化哲学则是从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视阈去具体地把握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一方面，文化哲学将人类文化精神的演进与人自身的发展结合起来，通过人类文化精神的演进来说明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另一方面，则通过对现实的历史进程的分析去具体地把握人类文化精神的演进的现实历程，从而形成对人类历史的总体理解和把握。不但如此，文化哲学还力图通过对现代化进程中人们日常生活现代转型的分析，在现实社会生活的层面去把握人类文化精神的整体变迁过程，从而使文化哲学对人类生活世界的理解不但呈现出历史的维度，而且呈现出现实的维度，以实现对人之生存的总体关怀
最后，文化哲学对文化模式的研究形成了对人之生存历史性的总体把握。一方面，当代中国文化哲学提出的原始的文化模式、传统的农业文明的文化模式、现代工业文明的文化模式的划分方式，特别是对传统的农业文明的文化模式向现代工业文明的文化模式演进的历程的分析，阐明了人类文化模式演进的历史进程，其根本就是人之生存方式变迁的历史。这样，就在历时态上揭示了人通过自身的实践活动不断地自我创造、自我生成的过程，也就是人类文化演进的过程。另一方面，文化哲学通过对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文化的比较研究，在充分地展示了人类生存方式的多种可能性的同时，通过对全球化时代现代两方文明与非西方的本土文明冲突的分析，阐明了广大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社会过程中所面临的多种可能的现代性选择。以此为基础，当代中国文化哲学坚守一种文化批判的立场，通过对现代西方文化危机的批判性分析，为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的文化转型提供理论的支撑。可以说，正是在文化模式研究和文化批判之中，现代文化哲学构建了当代人类文化发展的总体图景，从而使文化哲学研究的总体性和当代性有机地统一起来
文化哲学研究的总体性为意识形态问题研究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研究范式。因为意识形态问题无论多么复杂，其终究是植根于现实的人类文化之中的，是人类文化观念的一种表现形式。只要能够真正把握意识形态问题产生的现实生活基础，就可以用文化哲学的总体性研究范式去具体地分析各种不同的意识形态得以产生的文化背景及其在整体性文化之中的地位，从而借助不同的文化精神的分析为意识形念问题的研究提供多种可能的途径。
二、意识形态的生活基础
无论意识形态概念具有多么复杂的内涵，被赋予了多么不同的理解，但有一点是所有理解共同认可的，那就是意识形态是一种观念性的存在，是对人的现实生活的表达，尽管其内容既可能是虚假的也可 能是真实的，其表现形式既可能是包含着欲望、情感、表现等等的知识体系，也可能是巫术、宗教、神话、传说等等。作为观念性存在的意识形态并不是脱离人的现实生活的纯粹的意识，而是现实的社会生活在理论上的表达。正如马克思所说的，“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因此，任何人类社会生活的变化都必然表现为思想体系的变化，而任何思想体系的产生都必然有其现实生活的基础。
从意识形态这一概念的产生及其演变的历程来看，意识形态问题的研究可以概述为两条路径。
第一。作为知识体系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这一概念在其创造者安东尼・德斯图德・特拉西那里，主要是建立在启蒙时性主义观念基础之上的、作为所有其他科学基础的一种新的观念科学。“不过他们乐观的理性主义在盎格鲁一撒克逊世界被浓厚的经验主义加以修正了。这条路径以启蒙运动为开端，经过迪尔凯姆到近来结构主义和经验主义的修订，它强调社会意见的一致本性，对真理作玄想式的阐释：真理与现实相对应，观察和理性应能使所有拥有善良意志的人，通过运用与自然科学中所确立的方法并非截然不同的社会科学方法，认识这现实。”这种理解是建立在对现实人类社会的统一性和人类理性的一致性基础之上的，即认为在人类理性的基础之上可以形成关于人类社会的客观的知识。对意识形态的这种理解正是以启蒙运动以来西方乐观主义的理性信念为基础的，既表现了正在形成过程之巾的理性主义文化的基本精神，同时也使意识形态成为对现实的社会生活的反映。但是，这种乐观的理性主义很快就被社会分裂为对立的两大阶级以及两大阶级之间的殊死斗争打破，从而开启了理解意识形态概念的另一条路径。
第二，作为思想体系的意识形态。将意识形态阐释为思想体系，主要是由马克思及其后继者完成的，早在德法年鉴时期，在批判布鲁诺-鲍威尔等人对宗教问题的理解时，马克思就指出，宗教并不是人类理性迷误的原因，而是其表现，其深刻的根源就在于现实的社会历史进程。 “国家、社会产生了宗教即颠倒了的世界观，因为它们本身就是颠倒了的世界。”因此，对宗教的批判就必然地转向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就变成对政治的批判。也就是要到现实的社会生活之中去寻找宗教得以存在的根据，，正足遵循这样的逻辑，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时明确指出，思想体系对现实生活的描述实际上是遵循着两种不同的思路展开的。 “德国哲学从天国降到人间；和它完全相反，这里我们是从人间升到天国。这就是说，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设想的、所想象的东西出发，也不是从口头说的、思考出来的、设想出来的、想象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有血有肉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还可以描绘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甚至人们头脑中的模糊幻象也是他们的可以通过经验来确认的、与物质前提相联系的物质生活过程的必然升华物。因此，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以及与它们相适应的意识形式便不再保留独立性的外观了。它们没有历史，没有发展，而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前一种考察方法从意识出发，把意识看作是有生命的个人。后一种符合现实生活的考察方法则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本身出发，把意识仅仅看作是他们的意识。”
马克思的这段论述包含两个方面的含义。其一，任何意识形态都植根于现实生活的基础之上，是对现实社会生活的反映，脱离了人们的现实生活，任何意识形态也就失去其“独立的外观”，“没有历史”、“没有发展”。正是由于马克思揭示了意识形态存在的现实生活的基础，从而赋予了意识形态问题研究一种总体性的特征，即必须将意识形态问题的研究纳入到现实的社会一历史进程的整体之中去理解，才能真正阐明各种意识形态所具有的现实生活基础，进而在现实社会历史分析之中阐明各种意识形态之间的相互关系。反之，通过对各种意识形态之间关系的分析，同样可以折射出现实的社会一历史进程，其二。是区分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种不同的思想体系。唯心主义由于颠倒了意识与生活的关系，从而形成了对现实的社会生活的虚假的反映。换一种说法就是唯心主义的思想体系不过是颠倒了现实生活的另一种表达式，只要我们真正看清楚其本质，就可通过对意识形态的分析揭示出现实的社会生活本身的不合理、现实的社会本身的分裂和对立。因为“如果在全部意识形态中，人们和他们的关系就像在照卡相机中一样是倒立呈像的，那么这种现象也是从人们生活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正如物体在视网膜上的倒影是直接从人们生活的生理过程中产生的一样。”由此。也就形成了对意识形态的两种不同的念度，即肯定的意识形态与否定的意识形态。
在意识形态问题研究后来的一系列发展中，无论是的研究还是非的研究，尤不是遵循着知识体系或思想体系两条不同的路径而展开的。从当代中国文化哲学的视角来看。在这两条不同的路径之中形成的各种不同的有关意识形态的理论，都是现代文化的现实的构成部分，是现代文化中不同的文化精神的体现，前者体现的是理性的自然科学的实证精神，而后者则更注重其人文关怀但共同的特征表现为一种总体性的研究，即不再将意识形态问题局限于纯粹的思维领域，而是力图通过揭示意识形态问题与现实的社会生活的联系展示意识形态问题研究所具有的现实意义。之所以如此，就在于无论是作为知识体系还是作为思想体系，意识形态始终是以现实的社会生活为基础的，脱离了现实的社会生活，意识形态问题也就失去了其得以存在的现实根基。也正是对意识形态的现实生活基础的揭示，使我们可以从文化哲学研究的总体性视角出发去关照意识形态问题，从而揭示出意识形态问题研究的总体性。
三、意识形态的总体性研究
从当代中同文化哲学的视角来看，植根于人们现实生活基础之上的意识形态并不是独立于人们的社会生活之外的东西，而是人们的社会生活本身的直接的构成部分。因此，我们必须以文化哲学研究的总体性去关照意识形态问题。从而揭示意识形态问题研究的总体性。
首先，从总体性的视角来看，纷繁复杂的意识形态问题无不根源于现实的社会生活。只有通过对现实的社会生活作细致深入的分析，才能阐明各种不同的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及其产生和发展的历史，也就是要“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理论的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这样当然也能够完整地描述事物(因而也能够描述事物的这些不同方面之问的相 互作用)。……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也就是说，对意识形态问题的研究必须放弃传统的意识哲学的研究路径，必须回归于现实的生活世界之中，以阐明各种意识形态得以产生的现实基础，，文化哲学的研究范式所具有的历史的与现实的维度，为意识形态问题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总体性的研究方法。一方面，以文化精神的历时态的分析阐明各种不同的意识形态产生的历史根源及其在整体人类文化中的位置；另一方面，则是要通过对日常生活的批判性分析，阐明各种意识形态得以产生的潜在的、无意识的根源；并将上述两个方面的分析与文化精神的形成和演进结合起来，从而形成对意识形态的总体的、全面的理解和把握。
其次，各种意识形态的划分实际上是根源于现实的社会生活结构及其所具有的文化观念，是现实的社会生活结构的观念表现形式，因而对意识形态的层次结构的分析也是认识社会生活结构的重要途径但是，这种分析与文化哲学对文化精神的分析有所不同，文化哲学通过文化精神的分析实现了是对不同时代或同一时代不同的文化类型所蕴含的文化精神的把握，进而通过对不同的文化精神相互关系的分析揭示人的生存结构。由于意识形态对现实生活的反映并不是直接的反映，而且由于不同的意识形态的制造者总是有意或无意地隐藏自己的目的，以赋予其意识形态一种普遍性特征；因此，必须具体地分析每种意识形态的所有者的日常生活观念，以透视其意识形态之后隐含着的基本的意识结构，才能真正理解和把握每一种意识形态在整体的文化观念之中的地位，进而揭示同一个时代的意识形态结构，从而通过意识形态形成对现实的社会生活结构的理解和把握。
其次，意识形态的冲突不仅仅是现实的社会生活的物质利益的冲突，其更深层次中包含着不同的文化观念的对立和冲突。从文化哲学的视角来看，无论是在人类历史上还是在当前人类社会的现实生活之中，无论是对于人类的整体还是对于各个不同的民族国家乃至于个人而言，人类所面临的可供选择的生存方式都不是唯一的，皆因其历史文化传统、现实的生活条件的不同而具有多种不同的可能性。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多种不同的可能性之间又是不可比较的，都具有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在全球化时代。现代西方文明由于其强大的扩张性，已经渗透到全球的一切国家的社会生活之中，从而必然带来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之间的激烈的对立与冲突。在这个过程中，西方发达国家为了实现经济利益总是试图赋予其自身的文化精神以一种“普世价值”，从而使现代西方文明本身成为一种意识形态的东西。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则为了保存其自身的文化传统和独特性，在现代西方文明的危机之下从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之中去寻求解决现代西方文化危机的可能的途径，以对抗现代西方文明，从而同样表现出意识形态所具有的局限。因此，必须以文化哲学研究的总体性去分析各种不同的意识形态在整体的文化之中的位置。以在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之中为意识形态问题的解决提供现实的可能性。
【关键词】意识形态 文化话语权 安全视野
现代社会世界各国的竞争方式越来越多样，信息时代给人们带来的机遇和竞争也在此时充分体现出来，在信息科技的指引下，文化思想相互混杂、糅合和竞争。尤其是在现代计算机网络空间下的竞争更是激烈，从世界范围来看，由于许多的欧美国家掌握着先进的技术，同时利用自身发展的经验，在世界文化话语权的竞争中已经处于优先的地位，而我国由于国家发展时间短、技术能力有限，在近期的发展中处于较为被动的境地。但是，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提升，文化竞争力概念的提出，国家对于文化话语权的倡导也越来越重要。
一、倡导意识形态安全视野下文化话语权的意义
文化话语权就是通过交流、传播的方式影响他人或者其他地域的公民，进而形成思想的认同感，其在维护国家的安全、利益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从具体的实践来看，其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于保障国家文化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国家的发展不仅仅依靠经济，经济实力的提升主要是一种外在实力的体现，而文化实力则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真正具有凝聚力、创造力的保障。随着世界各国文化的大量传入，其与我国文化之间的碰撞也更加激烈，在这种碰撞、竞争中必然会对我国文化的发展和传承形成冲击，文化的内涵、精神和所具有的独特之处都会受到其他国家文化的影响。针对这一状况，我国倡导意识形态安全视野下的文化话语权，能够切实提高我国文化建设的重视程度，增强我国文化的内在实力，维护文化安全。
2.对维护主流意识形态主导权具有重要意义
文化话语权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对它所服从服务的社会经济基础具有重要能动作用，不但可以运用文化话语生动概括、反映社会经济基础，提高经济、政治、法律制度的合理性与说服力，引导人们自愿地维护社会秩序，巩固和发展社会的经济基础;而且可以用主流价值观整合个体意识、群体意识与社会意识，推动自发的、感性的和不系统的社会心理稳固化、持久化，并上升为自觉的、理性的社会意识形态，形成并增强与社会主流经济基础相适应的立场、主张、价值观念体系，引领多样社会思潮，整合社会认同，从而维护主流社会意识形态的主导权。
3.对于青年人思想品格的塑造具有重要意义
作为国家未来建设的重点，青年人思想的教育是一项重大的工程，在我国发展的任何阶段，都不能忽视青年人思想品格的塑造。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而且改革开放已经有近四十年的时间，国外的一些文化在我国已经开始占据重要的空间。因此，在此时我国倡导意识形态安全视野下的文化话语权能够将我国文化更好地推进到青年人的生活之中，并通过优秀的思想文化促使青年人正确认识文化内涵，自觉抵制一些劣质文化。
二、提升我国文化话语权的策略
针对日益激烈的世界文化之间的碰撞和竞争，我国应当如何倡导文化话语权，将我国的声音传播给世界，并被世界接受，是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笔者从研究的角度分析认为，可以尝试从以下几个角度进行实践：
1.注重文化内容的整合优化
文化的魅力在其能发挥无穷的力量，这种力量的出现是以具有优秀文化内涵作为前提的。针对国家文化之间的竞争，为了保障我国文化话语权，首先就是对我国现存的和发展中的文化进行整合优化：对优秀的传统文化进行吸收继承，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把传统文化的魅力充分挖掘出来。其次是对现代文化内容进行优化，对于一些优秀的、国家发展需要的重要文化内容作为现代人学习和教育的重点，进行分析、整理、归纳和融合，使文化传播和主导话语权的过程中集中最大的力量。
2.保障文化话语权竞争中的优势
文化话语权的竞争随着军事竞争的冷却而日渐激烈，因此国家要切实重视文化话语权的竞争，并不断创新竞争优势，这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首先是要充分认识到话语权竞争的特点，当前文化话语权的竞争与经济和军事的竞争不同，其具有隐蔽性、长期性和复杂性;其次是做好随时竞争的准备，文化话语权的竞争不是约定时间、地点的面对面的竞争，而是具有随时性，因此国家要时刻做好准备，打好文化话语权竞争之战。
3.注重现代信息技术的作用
中国网民队伍之庞大，网络信息流速之快，数量之多，类型之杂，影响之广，网络与现实生活联系与互动之密切，无一不加剧着掌握和提升网络文化话语权的度。除此之外，一些西方国家凭借强大技术优势及其在互联网领域的有利地位，将互联网打造成实现政治目的，增强其全球领导力的工具，我国也要充分重视信息技术的作用，进而保障国家文化话语权。
【论文关键词】儒家文化；伊斯兰文化；异同点
中国不是一个宗教国家，但是又能以宽容的心态接受各种宗教乃至不同文化。在中国，儒家的正统地位，尤其是吸收佛道精髓的宋明理学，在元、明、清几代被钦定为官方权威思想，形成为定于一体的文化语境。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并与中国传统文化互相渗透与融合，形成了独具特色、内涵丰富的中国伊斯兰文化。作为意识形态范畴的伊斯兰伦理文化与儒家伦理文化有众多一致，二者相互交融，在人们的宗教行为与现实生活中发挥重要影响。
一、伊斯兰文化与儒家文化意识形态的不同关怀
伊斯兰教作为一种外来文化，其教义中某些部分与儒家思想和精神相通，为穆斯林在中国参与政治、经济和文化活动，提供了可能性。另一方面，伊斯兰教在中国的本土化、民族化发展过程，实际上是寻求与儒家相互认同、发展、融合的过程。伊斯兰文化和儒家文化意识形态的不同，具体表现在本体论、认识论、人性论等方面。
(一)本体论
兴起于阿拉伯半岛的伊斯兰教，强调严格的一神信仰，以安拉为本位，以人与安拉的关系为重点，强调对安拉的崇拜和顺从，强调人对安拉的义务，甚至把宗教信仰和功修视作人之本性；而源于农业文明和家族社会的儒家文化的主流，重视现实人生，重视人伦道德，强调家庭亲情，关注社会生活，具有鲜明的人本主义精神。
中国儒家一贯主张是天命就存社会人事之中，不能离开社会人事谈及天命，只有搞好人事关系，才能得到上帝的赞许。近现代以来，对伊斯兰文化基本精神的认识更加明确，著名学者马次伯指出：“不尽人情，不合理性，不切实际，不可得而知的东西，违反了人性的需要的信仰，为回教(指伊斯兰教)所鄙视而认为异端。其基本精神，与儒家‘至诚’、‘尽性’、‘成德’、‘立本’的主张完全符合。不过回教更进一步，很具体地指出了人类对宇宙万能主宰的应有的态度，这就成为他宗教的本质。”
(二)认识论
就认识论而言，而伊斯兰教认为“夫正道之原，自开辟之初，乃真主自立，敕降天仙，……代已极，阐扬至道，道立纲常，而后有教。”即认为知识是由真主创立的，是人类不能企及的。伊斯兰伦理道德要求穆斯林爱真主所爱，恶真主所恶。然而中国儒家相信知识是人们自己创造的，它来源于社会生活。
总之，伊斯兰文化的核心是宗教信仰，儒家文化的重心则是伦理道德。“天即吾教所谓天地人物万有之真宰”，“天”即“真宰”，“天道”就是神道。
(三)人性论
关于人性论，伊斯兰教认为。至善、完美是真主安拉的重要属性，真主是“至仁至慈”、“至睿至善”、“至尊至大”的。人性的问题上，伊斯兰教认为人性具有善恶两重属性，一方面，人由于禀赋了真主的本性，人是天地问最高的典型，人具有最美的形态；但同时，人又是脆弱的、易受诱惑的，人具有作恶的趋向。 人性的善恶问题上，中国儒家在历史上有各式各样的争论，除了孔子以外，孟子、荀子、告子等都各有自己的观点。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孟子认为“皆有善性，但当充而用之耳。”荀子性恶说却持相反的言论，他认为人性皆恶，不以礼义矫正，则不能为善。告子论性则称：人性易变，无分于善不善。他说；“食色性也。”求生存和求配偶是人类的本能，是天命之性。”但宋明以后，“理学家普遍主张‘人性二元论’，即把人性分为‘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理学家所建立的‘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二元结构，”代表了中同古代人性论思想的最高成就。
二、伊斯兰文化与儒家文化意识形态的相同之处
“如果摆脱一元化的思维方式，从多元化的文化结构与宽容的文化立场来看，每一种文化或文明体系都具某一个特定的方向而有其特色，从而也自然具有其局限”人类有着相同的本性，也有相同的人生问题或相似的社会问题，所以伊斯兰文化与儒家文化必有相同之处。
儒家文化虽以人学为主，以伦理为本位，但儒家文化不绝对排斥灭道，儒家主流派不否定宗教，还把发挥宗教的社会功能和情感功能作为圣人教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儒家典籍不讳言“天”的主宰的意义。“儒家在积极关注社会人生的同时，并不否定天道。儒家虽不热衷于宗教，但主张适当保留宗教，而且把神道看成人道的继续和组成部分。”国家甚至把祭天作为国家宗教，极为重视。“天”字包含二义，一指形象之“天”，与地相对；一指造物之“天?，与物相对，是各教尊奉的最本根之存在。所以对于伊斯兰文化和儒家文化共性解释应该“和而不同”的观点，一方面承认东西文化的差别，另一方面主张文化之间应该保持和谐。
三、结语
关键词：政治文化 意识形态 翻译文学
从近现代历史的角度来看，政治文化因素是制约整个社会文化的基本力量，意识形态的力量和作用深刻的投射到了整个文学的发展过程中。“政治文化”一词是美国政治学家加里埃尔・阿尔蒙德于1956年在《政治季刊》上发表《比较政治系统》一文时首先使用。认为“政治文化”是属于“文化体系”的一部分，指涉着对政治行为和政治评价的主观取向。“政治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是指在一定文化环境下形成的民族、国家、阶级和集团所建构的政治规范、政治制度和体系，以及人们关于政治现象的态度、感情、心理、习惯、价值信念和学说理论的复合体；狭义的政治文化则主要指政治心理、政治意识、政治态度、政治价值观等层面所组成的观念形态体系，也就是阿尔蒙德所谓的“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①。“政治文化”不同于明确的政治理念和现实的政治决策，它更关注的是政治上的心理方面的集体表现形式，以及政治体系中成员对政治的个人态度与价值取向模式。进入其研究视野的就不再是纯客观的“活动”，甚至还包括主要关注政治行为的心理因素，如信念、情感及评价意向等。
“政治”是以政治文化的方式对翻译活动施加影响的，即民族、国家、阶级或集团等政治实体所建构的政治规范和权力机制，是通过营造成某种流行的政治心理、政治态度、政治信仰和政治感情来影响翻译活动的，而翻译活动反作用于政治也主要是通过这些政治文化方面来间接实施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政治文化”是连接政治与翻译的桥梁，而政治意识形态则包含于政治文化中。
政治因素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对文本选择的影响。特定的政治文化会对翻译过程起到一定的制约作用。但在不同的社会和不同的时代，这种制约所表现出来的强度会有很大的不同。在中国，政治目的影响翻译活动的例子不胜枚举，从古代佛教最初进入中国，为其推广而用当时政治文化主流意识的道家概念来诠释佛家主张，到近代严复翻译《天演论》，为宣传他的政治主张，让封建士大夫接受西方先进思想这副“苦药” 而“别有用心”地裹上一层语言的糖衣，都是这种制约的体现。
以后，中国文学翻译的政治目的变得更明确，倾向选择翻译苏联、欧美进步作家的作品，如俄国的屠格涅夫、托尔斯泰，苏联的高尔基，英国的莎士比亚、狄更斯，法国的雨果、巴尔扎克、罗曼・罗兰，德国的歌德、海涅，美国的杰克・伦敦、惠特曼，以及大量“被损害民族”的文学作品。尤其典型的是，中国译者对充满革命激情的雪莱、拜伦情有独钟，而冷落了在英国文学史上享有崇高地位的桂冠诗人华兹华斯②。从19世纪20年代的“全盘西化”到50年代的“全盘苏化”到90年代的“富国强民”，各个时代不同的政治纲领下，翻译选目和翻译模式无一例外地说明了政治对于翻译文本的选择的巨大影响和操纵。
特别是1949年后，翻译活动被纳入社会主义建设改造的一部分。在外文局以及各官方出版社有组织有计划的策划下，翻译失去了把各色各样的意识形态及诗学引进来的重要功能，而被来进一步巩固社会文化系统以及加强该系统中的主导意识形态的位置。文学翻译政治化的择取标准使外国文学翻译的范围越来越小，为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俄苏文学、欧洲古典文学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学作品占据中国翻译文学的中心地位。而极为丰富的欧美现当代小说，由于在意识形态上与当时中国社会的主流文学观念相抵触，被完全排斥在译介视野之外。由此可见，占主流地位的政治意识形态对译作的选择和翻译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政治因素还带来了翻译中的叛逆现象。正如法国文学社会学家埃斯卡皮提出的：“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叛逆”。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中的叛逆性反映了译者为了达到某一主观愿望而造成一种译作为原作的客观背离。因为译者在进行翻译活动时，要受到意识形态的制约，考虑译入国的主导意识，考虑“赞助人”的意愿要求，而对原出相应地“策略性创造”③。这也就是说，不是因为译者自身能力有限理解不了原文，而是出于所处的文化价值、意识形态的影响，进行有意识的误译。
关于意识形态，《现代汉语大词典》解释“意识形态，也称观念形态，指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形成的对于世界和社会的系统的看法和见解，包括政治、法律、艺术、宗教、哲学、道德等思想观点。”翻译操纵派学者André Lefevére视其为“一种观念网络，它由某个社会群体在某一历史时期所接受的看法和见解构成，而且这些看法和见解影响着读者和译者对文本的处理”④。他在《翻译、重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操纵》一书中阐述了翻译“三要素”理论，认为翻译是对原文的重写，不能真实地反映原作的面貌，因为它始终都受到诗学观、译者和赞助人。政治意识形态在整个翻译文学史中发挥着巨大作用，翻译文学的出现本身就是被政治需要唤起的，它自然与政治、意识形态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没有翻译，就没有意识形态的构建；当意识形态形成之后，又对翻译起着操纵作用，操纵着翻译文学的内容。意识形态下的翻译文学构建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问题，在各种处于不同地位的意识形态之下，翻译文学有着怎样的不同。在多元系统论的参照下，如何理解近现代不同时期我国翻译文学的特点及其与中国文学之间的关系，翻译经典的地位是如何确立的，它们的文化文学功能如何等等，都值得我们深思。
在近现代许多政治敏感时期，政治形式、政治文化往往是构成翻译文学生成、生存和发展的一个重要生态环境。各种翻译现象基本上是在对这样的生态环境或顺应或违逆、或适应或不适应的反应中得以形成。回顾近现代翻译文学发展历程：在20世纪的大多数年代里，时代的政治需求成为翻译文学择取的首要准则，即外国文学作品的思想性是决定介绍与否的一个重要条件。翻译与政治的特殊关系，无疑是翻译文学发展最为显性的特征之一。因此，在研究上述年代的翻译现象时，应将其摆到与政治文化的关系中加以探讨，即看政治因素对翻译的影响程度，找到近现代许多翻译文学现象的产生根源，以求能对近现代翻译文学做出准确的把握和中肯的评价。
注释：
① Almond GA，Powell GB:《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曹沛霖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29.
【关键词】电视栏目 大众文化 意识形态
电视节目以年度为单位进行改版或者调整，在国内已经成为一种不成文的“惯例”，一方面因为部分节目不适应受众需求，另一方面，众多节目的“短命”也反映了“快餐文化”对媒体的影响。在节目的调整过程中，从业人员经常陷入两难：传播内容需要达到审美趣味的泛化，以获得更高的收视率，同时，受到从业者自身定位和政策需求的影响，传播内容又必须承担一定的提升品位的教化功能，反映在具体节目上，就是“夺眼球”与“夺品位”的对抗。在这一基础上，两种运营方式产生：一是既不放弃大众，又照顾到小众，从业者期望获得“两者兼顾”的制作模式，但显然，这样一种理想化的平衡，在电视媒体这一平台上很难被定义；二是根据不同的平台，对两者做明显的偏重。即大众播出平台和小众播出平台的分离，但这种做法显然也存在弊端：大众平台容易陷入哗众取宠的制作模式，从而受到业界和政策环境的制约；小众平台缺乏盈利的空间，从而限制了其发展的可能。
以2011年上海电视节目调整为例，10档被淘汰的节目虽然处于收视率的下降通道中，但并非是收视率最低和下降幅度最大的节目。如果观察节目内容的走向，以及播出平台的定位，不难发现被淘汰节目与播出平台的品牌文化产生了冲突，或者无法在高端与低端之间找到自身的生存空间。
一、大众文化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传达主流意识
在现实生活中，大众文化经常面临两种声音。以电视节目为例，一方面，几乎每一个吸引大量受众的新节目都会受到所谓专家学者的非议、批判，这一点在选秀类节目展开后几乎达到了顶点；另一方面，在大众中的市场与认同，使节目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这样的生命力缘于对大众文化的呼应。大众文化借助商品经济和现代传媒生成、壮大，通过市场和价值规律运作。利润、市场、效率永远是大众文化的风向标和动力杠杆。说到底，是商品价值规律和商业文化决定着大众文化及其价值取向。
以此为基础产生的节目必然具备大众文化的普遍特征。里查德·汉密尔顿曾进一步把大众文化的特征系统的归纳为：普及的、短暂的、易忘的、低廉的、大量生产的、为年轻人的、浮化的、性感的、欺骗性的、有魅力的、大企业式的。西方著名社会学家洛文塔尔称大众文化“是一种取悦消费者的商品”。①基于汉密尔顿的观点，我们可以为电视栏目的“走马灯式更换”找到依据，即追求开播时的高收视率，在新鲜感消失时果断撤离。这样一种特征在市场经济中显得尤为明显，新名词、新场景、新主持频频出现，在吸引大众眼球的同时，掩盖了节目创造力的缺乏，这种缺乏一旦引发大众的审美疲劳，便又推出新名词、新场景、新主持，形成最省力的更替手段。《智力大冲浪》变成《新智力大冲浪》，便是一个范例。
不可否认，如果电视媒体放任大众需求，就会如赫胥黎担忧的那样，其内容很快就会变成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波兹曼则认为，电视之所以成为电视，最关键的一点是要能“看”，借助电视，人们看的以及想看的是有动感的画面——成千上万的画面稍纵即逝但是斑斓夺目。电视的这种特性决定了它必须舍弃思想，迎合人们对视觉的需求，来适应娱乐业的发展。这样在电视这一平台上，大众文化的消费功能正一步步蚕食着主导文化的意识形态功能和教化功能，主导文化为了保卫自己的领地不受侵犯，必须与大众文化进行抗衡或者妥协。
1957年，美国学者麦克唐纳在《大众文化的一种理论》中，从很多方面展开了对大众文化的猛烈批评。他提出，大众文化破坏了高雅文化的生命力，它是一种寄生文化，从高雅文化中汲取营养，却没有任何回报。②电视节目显然不愿意承认这个观点，他们并不认为短暂、功利是新节目上马的主要原因。必须承认，看似玩闹，形似简单的感观愉悦节目，其实也在自觉或不自觉中表达着某些价值观和对生命价值与意义的看法，以《中国达人秀》为例，尽管目的不同（意识形态希望树立弱者自强的意识，媒体希望获得关注度），但由于在形式上达成了某种一致，这一类型的节目为业界所力推。如果其无法传达主流意识，不具备教化功能，仅仅是博眼球，则容易暴露在批评的炮火中。这些批评可能会对大众产生影响，使其认为收看这些节目是降低品位的表现，导致节目收视率的走低，从而影响其生命力。
正因为电视媒体有这样的考量，人们很容易对电视传递的大众文化持积极乐观的态度。一个观点是，大众文化在策反戏谑精英文化的同时，也从精英文化身上吸收自身所需的营养，增强自身存在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在去精英化的过程中不自觉地加强了自身的精英化。尽管波兹曼担忧电视会在娱乐中至死，但显然，现阶段“至死”的可能性被大大削弱了。
二、主流意识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大众文化
[关键词]民俗文化；《黄土地》；社会意识形态；“第五代”
黄土地，以脆弱而平实的喘息、贫瘠而亘古的命运，诠释了一部生生不息却又生不逢时的民族命运史。因为黄土高原这块古老的土地，成就了一个属于《黄土地》独有的奇迹和传奇；也正是因为这部“大音希声，大象无形”，标志着中国第五代导演崛起的《黄土地》的名副其实，为这个被称为炎黄子孙的民族赋予了时代和历史的印记。
本文站在中国传统民俗文化的视角，以见微知著的模式，浅析这部由陈凯歌执导，张艺谋摄影，于1985年上映的影片中所表现出的社会意识形态。
一、包办婚嫁：社会意识形态的“生存哲学”
影片对于时空的选取已经决定了《黄土地》要完成自己重大的历史任务：对于社会意识形态的深刻表现。故事时间定格在1937年，同年爆发，空间位置选择于陕北，人民生活苦不堪言的“三不管”地带。这是导演陈凯歌对改革开放初期的社会背景精挑细选做出的决定，有助于强化影片独有的“思想待于萌发而不得发芽”的基调――传统走向现代的节点。然而，封建思想仍然深深根植于最广大、最底层的人民，尤其是生活在这片黄土地上的农民的灵魂深处。同时，外界因素如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的压迫、地主的剥削、人们平静而麻木的愚昧……也在作祟。
这种在顾青口中的“南边变了，还没有变的北边也得变”的大环境之下，显然，尚未燃起对于“包办婚嫁”的愤怒的火焰。
（一）第一层“生存哲学”――“活着”对“幸福”的宣战
在残酷的现实生活的压迫下，婚姻状态的和美与否完全不是人们关注的焦点，“活着”的意义远远大于所谓的门当户对，对幸福生活的向往降格为对基本生存的渴求。“嫁”与“不嫁”“嫁给谁”与“何时嫁”等问题完全不需要浪费时间来考虑和解决，原因在于：在未来的日子里朝夕相对的是什么人无关紧要，能够生存即可。这便是当时那个“小世界”里人们的生活观念，是第一层“生存哲学”，也是《黄土地》所表现的社会意识形态之一。
迎亲的戏码出现在影片的前部分，绵长却不松散的送嫁队伍在贫瘠的土地上行进，唢呐喧天、鼓乐齐鸣，披红挂彩的小新娘和繁琐冗长的婚礼程序……一切都表明，在如此这般的仪式中，无所谓快乐，更谈不上幸福，只不过是循规蹈矩地走完约定俗成的从“迎”到“娶”的流程，而这样的流程的标签便是“程式化”。
“程式化”不仅对于这个小新娘是如此，对于整个华夏民族来说，同样在重复诉说着亘古不变的婚嫁规则。今天的人们眼中的“程式化”婚嫁，在那个时代是如此的司空见惯，在残酷的社会现实之下，惟一的“生存哲学”便是“活着”。
（二）第二层“生存哲学”――“逃离”与“桎梏”的碰撞
身穿红袄、头顶红盖头的新娘，从紧遮红帘的花轿上走下，走入一群穿着黑棉袄的男人之中，红与黑的碰撞让人不由自主地产生强烈的联想――这场封建婚姻注定是一出悲剧，渺小的个人被吞入庞大的人潮，预示着她永无翻身之日的凄凉。一只被岁月风霜侵蚀得黝黑皲裂的手，掀开艳红的盖头时，满面的惊愕之情如遭电击，封建包办婚嫁中意料之外的非理性元素淋漓尽致地呈现在银幕上。紧接着，“屈服和顺从”使人们转瞬便将这桩合理的婚姻中的不幸抛诸脑后，眼前的景象鲜活地证明――生存万岁！
对于封建枷锁下的包办婚嫁，仅仅表现逆来顺受的生存哲学又未免过于肤浅。于是，在《黄土地》中，女主人公翠巧走上了一条对于自我而言是救赎，于社会来说是解放的道路。面对被设定的命运，她孤身一人逃离婚姻的枷锁，对于爱和自由的向往能否冲破沿袭了千百年的“生存哲学”的桎梏？在翠巧渡河的同时，憨憨响亮的呼唤，使得我们在个人的“逃离”与传统的“桎梏”的碰撞中，看到了渺茫的光明与希望。
翠巧是否失败了？这个问题的答案历来说法不一。在摸索探寻的过程中，身处20世纪80年代的“第五代”导演，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去表现当时新旧碰撞的社会意识形态了。
二、安塞腰鼓：社会意识形态的“民族灵魂”
“腰鼓――刺眼明亮的阳光，这是翻身农奴纵情的歌唱，这是新生！”（张艺谋）
“腰鼓”是陕北各地广泛流传的一种民间鼓舞形式，尤其是安塞腰鼓，更展现了黄土地上顽强生命的呐喊和奔突。它不仅是一种民间舞蹈，也是一种深刻的文化现象，充满了浓厚的黄土地人民的生活气息。作为中国传统民俗文化中的一朵奇葩，安塞腰鼓具有“粗犷豪放，剽悍威武，刚劲激昂，气势磅礴，浑厚雄壮，威猛刚烈，舞姿优美，潇洒大方，流畅飘逸，快收猛放，有张有弛，群而不乱，变化多端”等特点，使它成为陈凯歌、张艺谋首选的表情达意的形式。安塞腰鼓以其铿锵的节奏，激越的鼓声，完美地展现了黄土地上原始生命的张力，抒发了陕北人民对生活热烈的渴望，谱写出专属于黄土地的精神赞歌和灵魂交响。在《黄土地》中，安塞腰鼓的出现，是整部影片情绪的点，既是影片中人物内心的深切呼唤，又是黄土地儿女的纵情歌唱。
对于安塞腰鼓这场戏的安排，看似有些出乎意料，但又在情理之中――20世纪30年代的历史大背景下，累累的重负没有压垮陕北人民的脊梁，即使爆发，又有着各种侵略势力在压榨，但生活在拔地而起的黄土高原上的人们，依旧沿袭着近两千年的文化传统。在这样的时间点上，人们内心世界的表达也成为影片阐述的主题之一。安塞腰鼓的出现，看似是在表达人们高亢的情绪，而实际上，贫瘠的黄土地一望无际、满目苍凉，黝黑干瘦的汉子茫然地触摸着漫天黄沙……人们内心充满了对现实无可奈何的悲怆，通过这样的“外激昂”与“内悲伤”，以喜代悲的对比展现得更为深刻悠远。
安塞腰鼓一直在舞动，无论远古或是现代，时间的步伐阻止不了它的流传，千载传承累积下来的不仅仅是一种舞蹈形式，更是一种精神的寄托和传达。影片中，安塞腰鼓出现的空间地点是寸草不生的苍茫的黄土地――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人们有着粗犷不羁的性格，哪怕在不毛之地上照样舞得热烈精彩。
这样的选择，对于影片来说是人物性格的展现，对于现实而言是生活本质的还原。震耳欲聋的鼓点，强劲有力的舞步，导演用镜头塑造出的，不是一支腰鼓队，而是一股要征服黄土地的生命力的洪流！这股洪流来源于灵魂最深处，通过安塞腰鼓的艺术形式来表达。安塞腰鼓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缩影，是炎黄子孙灵魂的亮相。
三、祭天求雨：社会意识形态的“”
“求雨――刺眼明亮的阳光，这是精神扭曲农民悲怆的呐喊，这是死亡！”（张艺谋）
农民，是土地之子，生活必需的一切均来自土地，这使得对土地的信仰成为民族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在农业社会，来自上天的雨雪风霜决定了土地的丰与荒，黄土地上人们的命运由喜怒无常的上苍决定，因而，人们又将对土地的信仰转化为对苍天的祈祷。黄土高原上，生理和心理均极度贫瘠的人们唱着如此深沉又如此高昂的“信天游”，“祭天求雨”成为人们生存繁衍的一种依赖，也是穷途末路时的最终希望。
“祭天求雨”属于宗教仪式的一种，带有封建神话的色彩，长久以来的流传，导致宗教在人们心中成为主宰生存的决定性力量，宗教造成的愚昧便也成为决定人们命运的消极因素。
（一）以宗教形式表现民族力量
求雨是我国一种古老的风俗，一直沿袭至今，是传统民俗文化中重要的一种。《诗经》中就有关于农民们庆贺丰收和祭天求雨的记载，通过其描述可以得知：人们往往是在天快要下雨的时候才去求雨。因此，求雨行为本身并不是完全的病急乱投医的愚昧表现，在祭天求雨的过程中包含着欢庆和娱乐的成分。
在《黄土地》中，对于求雨这场戏的内涵表达，可谓言有尽而意无穷。
首先，呈现了蕴藏在农民体内的形成共性的深厚力量。从场景来看，环境选择不具体，在什么地方求雨，并没有做出实质代。而且，求雨的人员组成也有一定程度的夸张表现，不是宗教中巫师求雨的惯常形式。通过画面信息的展现不难发现，这是用宗教形式作为媒介来对生活进行还原的象征表意手法，展现了农民共性力量的存在。
其次，表现出新旧两代人不同选择下带来的不同命运。镜头中展现着干涸得似乎快要冒烟儿的黄土地上，一张张被岁月雕刻得沟壑纵横、虔诚可悲的面庞，“龙王老人家，南畔的草晒死了，北畔的草也晒死了”……哀怜与悲叹之后，镜头转向奔跑的人群，憨憨竭力逆着人潮奔向顾青，虽然渺小的个体与众人背道而驰，但是蕴涵的一股强大而不容忽视的新生力量……用镜头语言表现了两代人及两代人的命运。在祭天求雨的传统宗教仪式上，憨憨的个人行为，创造了影片最后的，冲破传统愚昧、奔向新的希望――唯有这种勇敢的逆行，才能覆雨翻云，成为改变社会，除旧革新的践行者。
（二）以宗教形式表现民族惰性
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客观存在的自然条件不能为人力所改变，人们深沉的叹息一次次、一天天地回荡着。固然，从虔诚的求雨中可见人心的质朴，但是，更能从中看出隐忍和麻木――对于现实生活的无可奈何，导致了对于上天眷顾的虔诚祈求，用愚昧的宗教求雨方式来解决生存危机，切实地表现了其中蕴涵的民族惰性。
黄土地如同一把双刃剑，它哺育着万民的生长，但同时也禁锢了万民的自由。无论是老爹和乡民们，还是翠翠和憨憨，他们生长在这里，死后也要魂归此处。落后、愚昧的封建思想如同黄河水一般，灌溉着一代又一代万民。在他们的骨子里，对上天的绝对信仰牢牢压制着“人定胜天”观念的萌芽，单纯地信仰着上天安排的命运。祭天求雨决定着人们生存与否，并且也是他们全部的精神寄托。
影片中用祭天求雨这种传统民俗作为串联，将社会意识形态中的“”体现出的民族惰性阐释得更加深刻，成为影片的一大亮点――愚昧的万民一味地依赖如祭天求雨这类的，不思进取，故步自封，将导致整个中华民族在惰性的重压下滑入无底深渊。结尾这种独特的表现形式，使得整部影片的主题变得更加深远而沉厚。
《黄土地》这样一部影片，可以对其丰富的内涵进行无尽的挖掘，不同的视角下能看到不同的解读。笔者管中窥豹，从中国传统民俗文化的角度来分析其中蕴涵的社会意识形态，影片中还有许多足以支撑本文论点的论据，由于篇幅所限，不做逐一列举。正如影片中吟唱的信天游，它流淌着苍凉雄浑的艺术血液，承载着厚重深远的文化使命。
[参考文献]
[1] 话说《黄土地》[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6.
[2] 峻冰.电影导演创作与文化思辨[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12.
[3] 徐溧遥.电影鉴赏学习手册[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
【摘要】本文从时尚电子杂志《INTerpHOTO 印象》入手，对其封面内容进行分析，试探讨客观时尚同波德里亚的时尚观点的区别，讨论文化权力对社会的潜在影响。
关键词 时尚 波德里亚 文化权力
在《象征交换与死亡》中，让·波德里亚曾如此描述“时尚”：时尚“腐蚀了风俗，消除了阶级斗争”。因而“各种权力（或者那些梦想权力的人）都必然会仇恨时尚”，因此“时尚”是不道德的。时装作为时尚的重要构建部分，它“近似这种不道德，它对价值系统和判断标准一无所知，……它仿佛是权力的地狱……它所起的作用就是颠覆一切秩序，包括革命合理性。”在其言论中，时尚体现出非权力和逆反性：这种逆反性超越时代的物质局限，而表现出不切实际的张扬。相比商品，其文化更有号召性：时尚中的亚文化成分成为反叛的青年一代藉以与正统秩序相对峙的重要力量，该力量基础是“没有意识形态、没有目标的”。波德里亚的论断很接近其整体著述风格：决绝激进，早早宣布现代主义的死亡，以至于“关于现代时代的理论、范畴和政治也都变得不再切题了”。
为了解释波德里亚对时尚分析的客观实践性，我们试用国内时尚电子杂志《INTERPHOTO 印象》（以下简称为《印象》）为例，结合其于2006 年2 月—11 月的10 期杂志的封面图片、首页推荐等内容，浅析其中的“时尚”成分同社会意识形态及权力的关系。
《印象》杂志发行于2005 年4 月25日，是一本推崇创意视觉时尚的电子杂志，属于知名原创志《POCOZINE》旗下。同其周边杂志的整体风格相符，《印象》意图表现“高端、时尚、互动”品质。由于电子杂志的封面及其封面推荐的杂志图文代表着杂志的分享率，亦意味着杂志在未来的发展前景中能否吸引更多受众和广告商，因此对于定位为时尚性质的杂志而言，这两者成为（至少是该期杂志中）最具时尚代表性的元素。
数据样本为2006 年2 月—11 月发行的10 期杂志的十张封面图片，以及同封面推荐相关的90 张图片。其中封面推荐的内容中，有47 张图片涉及人物。现对这10 张封面图和47 张作为封面推荐的图片进行探讨。
一、人物
在被选取的10 个月的杂志中，封面均以人物作为主体。而在封面模特的选择上，具有欧美人特征的为6 期，亚裔特征的为4 期；如果从性别角度来区分，女性为9 期，男性为1 期。从以上的数据可初步认为，具有欧美特征的女性是封面人物的主导。
对于封面推荐的人物的相关数据如表1所示。表1除了罗列出亚裔特征和欧美特征的模特数据分布之外，在不考虑女性的亚裔还是欧美的特点的前提下，分析了男性和女性的组合特征。对于一幅图片中出现3 人以上的集体性别一致的人群时，以其中作为图片主要人物作为研究对象。
同封面传达的内容较为一致，欧美特征的模特比亚裔模特的出现频率稍微高一些，但是基本持平。在男性和女性的分布上，欧美特征的女性出现的频率最高。这似乎意味着在杂志的时尚取向中，女性和时尚的关联是较为紧密的，而且在总体趋向中，欧美特征似乎要略胜亚洲特征，这亦体现出时尚信息编辑的某种认知。众所周知，时尚并不是女性的专属名词，对于男性亦拥有一致的通用性。但是作为并未采取性别定位的综合性时尚杂志，其在选取时尚内容的问题上表现出了明显的偏向。同时，模特均为青年人，至少其看上去表现出了青年人的整体样态。
尽管这是经由杂志编辑的选择，但是
就杂志本身的销售目的而言，杂志表现的男性相对不关心时尚，以及关心时尚的只有年轻人的现象，使得时尚支持了部分年轻人（尤其是女性），甚至只是部分国籍的年轻人（排除了黑种人，同时承认的是少数亚裔时尚圈的存在）享有时尚的权力。
二、服饰
服装和饰件是表现时尚的辅助信息。
但是，在数据上，服饰表现出了较为不同的偏向。在表述中国本土风格和欧美风格上，前者以强烈的中国传统或民族元素作为标志（如民族传统服装、国画工笔及泼墨元素等），后者以本土欧美地区的民俗、古典风格作为标志（如欧洲宫廷风、西部牛仔等）。但对于经过改良产生的服饰，中外特征不甚明显的情况下就不予区分。
在封面中，除去服饰风格不明确的3期杂志，使用明显偏向欧美风格的有6期，中式风格有1 期。在封面推荐的内容中，具有明显中国传统风格的服饰为5 张图片，22 张图片具有明显的欧美风格，还有20 张图片的服饰地域风格不甚明确。在服饰方面，欧美风格远多于传统的中式风格。此外，对于20 处地域风格比较模糊的图片（不具传统地域特性的服饰），或可以认为这是文化融合的一种标志。
三、背景
封面人物图片的背景只有两种，一种是欧美风格的建筑和家具，另一种是纯色或风格不明显的、不带有地域区别的背景。欧美风格的有4 期，而纯色背景的有5期，风格不明显的封面有1 期。同前面推断的模特身份和服饰佩件得出的结论类似，欧美风格的大件物品更容易引出对时尚的思考（表2）。
值得注意的是，在具有欧美特色的10张背景中，6 张为欧美地区的人文特色建筑（教堂、欧美街区），而在具有中国特色的3 张背景中，均为中国的自然风景（3 张图均摄制于拉萨）。
结语
从《印象》杂志的封面及封面推荐图片来看，杂志对于欧美风格的各类风貌表现出更为积极的兴趣和展现的愿望。尽管这是面向我国境内发售的综合时尚杂志，但它在极力朝向欧美化、国际化的特色努力，而对于具备本土特色的元素的关注相对较少。
当我们谈及时尚问题时，我们更容易想到欧美化的形象；在时尚集会和时尚报道上，亦是同欧美国际化的风格相接轨的。同时在一般综合性杂志的定位上，女性的形象更倾向于受到重视。
当然，我们不可忽略文化交互性体现出来的影响力。随着中国逐渐融入世界，在国内外的风格上出现了某种模糊性。时尚开始成为一种一统化的、拥有共同语言的时尚。
以上现象或可作如下阐释：
1、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全球化进程随着全球化的深入，我们在以可见的速度进入世界化的潮流，这种潮流中携带着文化交互性质，使文化融合在当代时尚中成为重要的组成元素。
波德里亚认为，文化融合颇具积极性意义，这是时展的结果。时尚文化将会是文化交融的结果，这是一种趋近于各种门类兼收并蓄，互相助长的“内爆”。在一个内爆范围膨胀的时代，文化和经济不再被分割，政治不再踏足所谓的文化交融，依靠着自由的交互和共同的愿望相并存。然而当今我们的文化广受欧美风向标的影响，时尚亦难以避嫌：时尚随着占统治性的文化顺流而下，而非所谓那般铮铮的斗争者和反抗者。而时尚的力量亦不如波德里亚所认为的超越经济的囹圄，其所受到的局限亦是强大的。
2、阶级与“习性”
时尚不是我们的自由，反而限制我们，这源于时尚本身掌握的权力：时尚告诉我们某种规律正确，而不遵循则会遭遇社会的不屑。大部分人不会认为时尚是种压制，会认为这是努力的目标。
这似乎能解释为什么会有许多普通人汲汲于获取奢侈品，以奢侈品的拥有代表自身努力的成就感。相关统计显示，对于年轻一代的女性，虽然有些产品以低价和高质量正在面对她们的市场，而这些物品恐怕越来越无法赶超奢侈品市场的架势—或许这正意味着这种阶级距离的逐渐拉大，而使得更高文化统治者的地位更为引人注目了。
时代变迁，时尚代表的价值已经发生了变化。但作为其权力和意识形态——尤其是西方化的意识形态加诸的功能，已经成为了时尚不可或缺的部分。
史蒂文·贝斯特撰文批判，认为波德里亚与其说是过于超前不如说是过于激进，事实上“仿真和超真实最终都不能从对资本主义和政治经济学的更广的分析中脱离出来”，现实中的商业化竞争与意识形态的辐射作用仍然远比文化符号的拟真样态来得更为实质且强烈。观察我们周围的环境，这一阐释亦是可予借鉴的。
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力存在于时尚之中，只是源于我们对于时尚这种表现形式的逐渐习惯，使得时尚的权力中心特征逐渐淡化。但这种淡化意味着它更为深刻的存在性和现实意义，只因为它已经成为了我们自身所难以剥离的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①让·波德里亚著，车槿山译：《象征交换与死亡》[M].译林出版社，2009
②道格拉斯·凯尔纳等著，陈维振、陈明达、王峰译：《波德里亚：批判性的读本》[M].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③Farrell Doss and Tammy Robinson.Luxury perceptions: luxury brand VS counterfeitfor young US female consumers，Journal of Fashion Marketing and Management，2013（4），423~3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