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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发展 经济增长 资本积累 全要素成产率动态面板GMM
一、前言
众所周知，世界各国间经济增长速度存在显著差异。以往文献已对这一现象从生产要素积累、资源禀赋、宏观经济稳定、人力资本、法律制度以及国际贸易等角度进行了分析和解释。此外，金融发展程度这一变量也受到广泛关注。
Schumpeter （1934） 提出银行可以通过选择出具有创新优势的企业来促进整个国家的技术创新。Levine （1997）认为金融中介可以通过分散风险，促进资源有效分配，提高企业管理效率，促进资金转移，及降低交易成本等途径促进国内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进而促进经济增长。
尽管众多实证文献都证明了金融中介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但仅有少数文章分析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两个部分，即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此外，在一国金融发展的衡量上，以往文献多集中考虑金融中介，特别是银行，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而较少考虑资本市场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虽然，后来也有文献研究股市的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但他们并没有详细研究股市的发展对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两个部分的影响。因此，本文从改善金融发展衡量和细分经济增长两个方面做出改进，较为全面地研究金融发展对一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具体而言，本文利用2000年至2007年欧洲、亚洲和北美50个国家的数据，借助动态面板技术，探讨了金融中介和股市的发展对资本积累增长，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根据本文的样本数据，我们发现，1）金融中介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但股市对总体经济增长不具有显著作用；2）金融中介和股市在促进资本积累方面均起到重要的作用；3）金融中介和股市对全要素生产均不具有显著促进作用。
二、指标衡量
（一）经济增长、资本积累和全要素生产率
下面式子描述了产出与生产要素之间的关系
在经济达到稳态前，我们可将人均GDP的增长分为两部分考虑：资本积累的增长和技术的进步。
在现实中，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不能完全解释一国经济增长。因此，本文将经济增长分解成资本积累和全要素生产率两部分。全要素生产率是考虑实际人均资本积累率后，残余的实际人均GDP增长。它受许多因素的影响，如技术的发展，人力资本积累等等。本文用实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代表经济增长。资本积累用实际人均资本存量的增长来衡量。根据Beck （2000）全要素生产率由实际人均GPD增长率减去0.3倍人均实际资本存量增长率。
（二）金融发展指标
本文将同时考虑金融中介和资本市场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选用私人信贷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来衡量金融中介的发展，选用股票市值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来衡量股市的发展。
三、数据
本文的数据样本包括50个国家2000年至2007年的数据 。资本存量增长率和政府消费与GDP比率的数据来自EIUCountrydata数据库。人均GDP，人均GDP增长率，通胀率，人口增长率，进出口总和占GDP比重等数据均来自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存款性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对私营部门的信贷占GDP比例及股市市值占GDP比率等数据来自世界银行金融结构数据库。平均受教育年数数据来自2010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人类发展报告。
四、实证模型与方法
（一）模型设定
本文选取的基本模型如下：
x是金融发展的衡量指标。本文首先将私人贷款与股市市值之和（金融系统发展程度）加入模型，考察金融系统发展对三个因变量的影响；然后将私人贷款和股市市值同时加入模型，分别考察金融中介和股市对三个因变量的影响。Xi，t是控制变量，根据Beck （2000）选取初始人均实际GDP，平均受教育年限，政府规模，贸易开放程度，通货膨胀等变量为控制变量。根据经济增长理论，初始人均GDP水平较低的国家通常会有更高的经济增长率。加入平均受教育年限可以控制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更高的人力资本一般意味着更高的生产率和个人收入，因此该国将有更高的经济增长和储蓄。政府规模，即政府消费与GDP的比率，可以衡量不直接促进经济增长的公共消费。贸易开放度，即进出口总和与GDP的比率，可以用来衡量对外开放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加入通货膨胀率这一变量可以控制一国宏观经济稳定与否对该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二）计量方法
为了控制潜在的内生性问题造成的估计结果的偏误，本文使用动态面板GMM计量方法。由于本文使用的数据时间序列较短（8年），而截面单位数量较大（50个国家），因此适用于该动态面板数据分析方法。此外，考虑到GMM模型估计的一致性取决于工具变量的选择和无序列自相关的假设，本文也对回归模型进行了Sargan检验和序列相关性检验，以确保GMM模型的适用性。
五、回归结果及解释
回归结果与本文的预期一致，金融中介和股市均能促进资本存量增长。金融中介的发展能够帮助企业募集更多闲置资金，用以扩大生产，并获得更高的利润，从而累积更多资本。因此，资本存量的增加与金融的发展有显著正相关的关系。股票市值也对人均实际资本存量增长率有着显著的积极影响。从企业的角度来说，股市为流动性不足的项目的融资提供了更多机会，而从投资者的角度来说，股市为他们提供了对冲和分散风险的机会，从而促进更多资金进入股市。因此随着供给和需求的增加，投入的资金量和交易量随之上升。
我们发现金融发展对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并无显著的影响。这可能是由于全要素生产率是除资本积累增长之外残余的经济增长率，影响其变动的因素极为复杂，在学术界的研究中一直未得到很好的解释。虽然有些学者的研究认为金融发展会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但JamesB.Ang（2011）认为随着金融业的发展，金融业的高薪会使得人力资本将从创新部门转移到金融部门，从而导致技术创新降低。
六、结论
本文重点从实证上研究了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发展对资本积累、全要素生产率和经济总量增长的影响。运用动态面板GMM分析方法，本文得到以下结论：第一，金融中介的发展对于人均实际GDP的增长有着显著的积极影响，但股市的发展对人均GDP的增长不具有显著影响。第二，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均会对人均实际资本存量的增长有显著正影响。第三，金融发展，无论是金融中介的发展还是金融市场的发展对全要素生产率都没有显著的影响。
参考文献：
【关键词】 交易性金融资产; 货币时间价值; 会计要素
2007年新会计准则中对金融资产进行了具体的分类,其中交易性金融资产是指:企业为了近期内出售而持有的金融资产。通常情况下,以赚取差价为目的从二级市场购入的股票、债券和基金等,应分类为交易性金融资产,并且一旦确认为交易性金融资产及其直接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后,不得转为其他类别的金融资产进行核算。
在会计准则中有这样的说明:金融资产满足以下条件之一的,应当划分为交易性金融资产。
1.取得该金融资产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近期内出售。
2.属于进行集中管理的可辨认金融工具组合的一部分,且有客观证据表明企业近期采用短期获利方式对该组合进行管理。
3.属于衍生工具,但是,被指定为有效套期工具的衍生工具、属于财务担保合同的衍生工具、与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且其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权益工具投资挂钩并须通过交付该权益工具结算的衍生工具除外。
交易性金融资产一个非常显著的计量特征就是:公允价值计量,也就是在期末交易性金融资产都必须根据市场价格以调整日(即期末)的价格进行账务处理,以合理地反映目前的真实市场价格。
企业在进行会计核算时,如果涉及到了会计特殊中期(半年末)及会计年末的时点时,按现行制度规定,必须按当时市价进行交易性金融资产账面价值的调整,通过“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科目予以调节,合理反映账户的浮盈、浮亏。
2009年1月1日,某上市公司购入10 000股股票,每股价格10元(不考虑相关税费),款项全部通过资金账户划转,企业将其划分为交易性金融资产,所得税率25%。
借:交易性金融资产――成本100 000
贷:其他货币资金――存出投资款 100 000
2009年6月30日,该股票市价13元:
借: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 30 000
贷:公允价值变动损益30 000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贷方发生了30 000元,在上市公司半年利润表中导致利润虚增30 000元,同时导致企业所得税费用增加30 000×25%=7 500元,净利润最终增加22 500元,同时从资产要素来看,导致资产(交易性金融资产)虚增30 000元。
2009年12月31日,股票市值16元。
借: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 30 000
贷: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30 000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贷方发生了30 000元,在上市公司下半年利润表中导致利润虚增30 000元,导致企业所得税费用增加30 000×25%=7 500元,同时从资产要素来看,导致资产(交易性金融资产)再次虚增30 000元。
2010年1月1日,将股票全部售出,出售价格16元(不考虑相关税费)。
借:其他货币资金――存出投资款 160 000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60 000
贷:交易性金融资产――成本 100 000
――公允价值变动 60 000
投资收益60 000
2010年上半年利润表中,公允价值变动损益虚减了利润60 000元,投资收益却使利润增加了60 000元,从利润总额的角度考虑,并没有导致利润的变动,却使所得税费用增加60 000×25%=15 000元。
但其中“投资收益”反映的是真正实现的收益60 000元,从原始的投入成本100 000元及最近售出的价款可以得知,真正收益的确是10 000×(16-10)=60 000元。
从理论上来看,随着时间的推移,“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合计数最终趋于零,对整个企业不会产生任何影响,但新会计准则中,也提醒我们:货币时间价值对企业的资金有着多么重要的影响,因此在不同的经济大环境下进行会计业务的处理时,必须考虑到时间对企业的各项会计要素产生的影响。
在实际工作中,更可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在市价上涨时期。
接上例,如果在2009年3月1日,以市价11元的价格又购入同一公司的股票5 000股(不考虑相关税费),款项全部通过资金账户划转,企业将其划分为交易性金融资产。
借:交易性金融资产――成本55 000
贷:其他货币资金――存出投资款 55 000
2009年4月5日,出售1 000股,市价11.5元(不考虑相关税费),在转出交易性金融资产成本时,可以参照存货的发出方式对比以下不同处理方式,对会计各要素产生的影响:
1.加权平均法
加权平均单价=(100 000+55 000)/(10 000+5 000)
=10.33元
借:其他货币资金――存出投资款11 500
贷:交易性金融资产――成本 10 330
投资收益 1 170
2009年6月30日,该股票市价13元。
借: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37 300
贷: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37 300
在加权平均法下:公允价值变动损益贷方发生了37 300元,在上市公司半年利润表中导致利润虚增37 300元,企业所得税费用增加37 300×25%=9 325元,净利润最终虚增9 325元,同时从资产要素来看,导致资产(交易性金融资产)虚增37 300元。
2.先进先出法
借:其他货币资金――存出投资款11 500
贷:交易性金融资产――成本 10 000
投资收益1 500
2009年6月30日,该股票市价13元:
借: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37 000
贷: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37 000
在先进先出法下:公允价值变动损益贷方发生了37 000元,在上市公司半年利润表中导致利润虚增37 000元,企业所得税费用增加37 000×25%=9 250元,净利润最终虚增9 250元,同时从资产要素来看,导致资产(交易性金融资产)虚增37 000元。
3.后进先出法
借:其他货币资金――存出投资款 11 500
贷:交易性金融资产――成本 11 000
投资收益 500
2009年6月30日,该股票市价13元:
借: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38 000
贷: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38 000
在后进先出法下:公允价值变动损益贷方发生了38 000元,在上市公司半年利润表中导致利润虚增38 000元,企业所得税费用增加38 000×25%=9 500元,净利润最终虚增9 500元,同时从资产要素来看,导致资产(交易性金融资产)虚增38 000元。
通过上述分析,得出:在物价上涨时期,无论采用哪种方法,对于企业而言当期资产、利润要素都会虚增。从货币时间价值的角度去分析,对于企业而言,就可以有相对富足的资金去周转流动,实现货币的增值。
在市价下跌时期:
接上例,如果在2009年3月1日,以市价9元的价格又购入同一公司的股票5 000股(不考虑相关税费),款项全部通过资金账户划转,企业将其划分为交易性金融资产。
借:交易性金融资产――成本45 000
贷:其他货币资金――存出投资款 45 000
2009年4月5日,出售1 000股,市价8.5元(不考虑相关税费),在转出交易性金融资产成本时,可以参照存货的发出方式对比以下不同处理方式,对会计各要素产生的影响:
1.加权平均单价
加权平均单价=(100 000+45 000)/(10 000+5 000)
=9.67元
借:其他货币资金――存出投资款 8 500
投资收益1 170
贷:交易性金融资产――成本9 670
2.先进先出法
借:其他货币资金――存出投资款 8 500
投资收益1 500
贷:交易性金融资产――成本10 000
3.后进先出法
借:其他货币资金――存出投资款8 500
投资收益 500
贷:交易性金融资产――成本9 000
加权平均法下,交易性金融资产将单位成本予以了平均,对于前后各期不同价格的交易性金融资产来讲,起到了一个价格平衡的关系,因此对于资产、利润、所得税而言,前后各期都相对均衡,差异不大。
先进先出法下,在市价上涨时期,出售的交易性金融资产的成本转出的是成本较低者,因此期末资产虚增,利润总额虚增,所得税同样虚增。在市价下跌时,出售的交易性金融资产的成本转出的是成本较高者,因此期末资产虚减,利润总额虚减,所得税同样虚减。
后进先出法下,在市价上涨时,出售的交易性金融资产的成本转出的是成本较高者,因此期末资产虚减,利润总额虚减,所得税同样虚减。在市价下跌时期,出售的交易性金融资产的成本转出的是成本较低者,因此期末资产虚增,利润总额虚增,所得税同样虚增。
对于一个企业而言,完全可以在合理的范围内进行利润的调控及所得税的调节。每个企业都可以在会计制度允许的范围内粉饰会计报表,因此计价方法显得非常重要。
此外,从企业财务管理的角度分析:对于不附带利息的货币收支,与其晚收不如早收,与其早付不如晚付。也就是说,货币在自己手上,可以立即用于消费而不必等待将来消费,可以投资获利而无损于原来的价值,可以用于预料不到的支付,因此早收、晚付在经济上是有利的。目前在财务估价中,广泛地将货币时间价值运用到了记账方法里面,而不像原先会计记账和财务分析有区分。从最新的会计制度看来,货币有时间价值的理念已不再是管理上要考虑的,而是在进行会计记账时就要考虑的问题。
因此,结合这一理念,笔者总结出一条基本原理:应保留更多的资金,前期是资金相对较少的流出企业。在市价上涨时:应采用后进先出法;在市价下跌时:应采用先进先出法。当然,目前会计制度上已将存货发出计价的后进先出法取消了,所以在许多教材上,我们看到的都是加权平均法,这样做使前后期成本平均,比较好处理,但从实际工作中,本人建议不妨在制度允许的范围内根据企业的实际需要,进行合理的会计要素调节。
【参考文献】
关键词：金融资产；经济增长；弹性分析；回归分析；建议
中图分类号：F830.2 F12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07)10-0017-05
在我国，政府一直存在着“大财政、小金融”的观念，货币政策只是从属于财政政策。1992年以来，我国开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货币政策正式成为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标志着我国对金融在经济增长的作用越来越重视。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金融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进一步得到巩固。近年来，国家货币当局相机抉择货币政策。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发挥了重大作用。一方面，货币政策配合财政政策在1994-1995年经济过热、严重通胀的背景下成功实现了经济的软着陆；在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扩大内需，保持经济稳定增长。另一方面，随着中央银行的独立性不断得到加强，其越来越多地对金融资产进行了有效控制，试图保持一个相对稳定增长的金融资产总量，并积极引导金融资产之间的合理配置，提高金融资产的运转效率，使之更好地为经济增长服务。总的来说，在这段期间内，金融资产总量以及内部构成与国民经济存在高度的正相关。
一、文献综述与问题的提出
金融资产增加属于金融发展的范畴，而对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理论界与实务界都进行了广泛的研究，观点众说纷纭。以Goldsmith(1969)为代表的结构主义者认为，金融发展以金融资产的形式直接增加储蓄，从而促进了资本形成与经济增长。以Mackinnon(1973)与Shaw为代表的金融压抑主义者认为，现金余额的实际收益率是资本形成及由此取得经济增长的关键性因素。与上述观点相比比较折中的是，Patrick(1966)认为相对于经济增长，金融发展处于一种“需求带动”地位，即其通过对经济增长所引致的新金融服务需求来产生影响，因此金融发展附属于经济增长。谈儒勇(1999)认为在我国金融中介机构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有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在我国股票市场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有不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我国金融中介体的发展有可能促进经济增长，股票市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有限，甚至是不利的。韩廷春(2001)认为技术进步与制度创新是经济增长的最为关键的因素，而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极其有限。史永东、武志(2002)的实证分析表明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非常高的相关程度，并认为它们之间是一种双向因果关系。杨飞虎(2007)以我国GDP增长率为被解释变量，以我国金融发展指标、金融深化指标、资本边际生产率、经济结构指标、技术进步指标为解释变量，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得出，我国金融发展指标与金融深化、经济结构指标高度正相关，说明金融发展推动了我国经济金融化、货币化程度，推动了我国非国有经济的大力发展；但总体来说，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非显著的非线性关系，认为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资本边际生产率，投资率的提高与技术进步。
当前，经济增长过热，流动性过剩问题突出，由此引发的投资过热、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泡沫令人担忧。因此本文的研究思路是：综合以上的观点，结合宏观经济现状，建立相关模型，试图解释金融资产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以及从金融资产角度提出货币政策调节经济的对策建议。
二、模型(1)――金融资产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
(一)模型设立
在西方经济学中，根据Cobb-Dauglas生产函数Q=ALctKB，社会总产出由劳动和资本创造。但在货币化程度越来越高的今天，单靠劳动和资本创造经济增长的理论已很难解释一些社会行为，这逐渐证明，金融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不容忽视。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一个国家的金融发展程度可以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潜力：货币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对财政政策的替代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市场经济是否完善、是否活跃的重要参考。同时笔者认为，以我国为例，根据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现代金融体系建立以来的经济发展经验表明，金融资产在一定程度上既影响社会总供给又影响社会总需求，从而促进经济平稳增长。
因此，只考虑供给影响，对Cobb-Dauglas生产函数进行补充，建立一个新的经济增长模型：
Y=f(F，U)
其中：Y为国内生产总值。F为金融资产作用的要素，U为非金融资产作用的要素。
也就是说，社会总产出是下面两种要素的函数：一种是金融资产作用的要素。即该要素的获得和应用必须通过金融资产的运转才能实现，属于外显的经济创造要素。根据这一定义，Cobb-Dauglas生产函数中的劳动和资本，由于工资的给付和资本的取得都涉及到金融资产运转，因此属于金融资产的作用要素(F)。另外一种是非金融资产作用的要素，即该要素对经济的贡献不直接依赖于金融资产的运作，如政治经济体制、科学技术、公民素质、企业家本身的才能等。属于内隐的经济保证要素。因此，还可以将模型进一步表示成：
Y=f(f，l，g，e，u)
其中：Y为国内生产总值，f为金融资产，1为劳动生产率，g为资本边际生产率，e为金融机构运行效率，即金融资产转化为资本的速度，u为其他因素，如政治经济体制等。
(二)模型解释
国民经济是金融资产、劳动生产率、金融机构运行效率、资本边际生产率等因素的综合增函数，在其他任何一因素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提高其中的任一因素，都可以增加国民产出。这一模型充分表明了政府(调控金融资产、从事科技开发、政治经济体制优化)、企业(建立现代化企业制度，提高资本边际生产率)、个人(加强科学文化教育、提高劳动生产率)在国民经济创造中的共同作用。同时，也实现了外显要素(如劳动、资本等)和经济增长保证要素(政治经济体制优化、社会生产率提高等)的统一。
三、模型(2)――实证分析：经济增长对金融资产的弹性
(一)金融资产的界定
本文从宏观角度把金融资产定义为具有经济价值的金融产品，不局限于“有价证券”的一般解释，主要包括现金资产、金融机构贷款、证券资产、外汇储备等四个部
分。另外，本文定义的金融资产是从全社会的资金直接作用经济的角度出发的。根据这一定义，有以下四点说明：(1)居民储蓄和企业存款虽然属于个人和企业的资产，但是它们对经济的作用取决于信贷规模，本身不能直接作用于经济实体，因而存款和储蓄不列入金融资产的范畴。(2)黄金储备虽然也是中央银行的一项储备资产，但随着纸币化的进程，黄金储备对经济实体的作用已经大大下降，货币当局若非迫不得已不会动用黄金储备干预经济，而且黄金储备存量通常趋于一个稳定值，基本没有变化，因而也不列入金融资产。(3)保险资产近年来增长迅速，但是其作用经济的渠道仍需要通过证券市场或银行中介，所以贷款资产和证券资产基本上包含了保险资产对经济的作用；当然保险资产有保障经济单位安全生产的间接作用，但无法用数量衡量，所以保险资产也不列入本文规定的金融资产的范畴。(4)货币供应量M。虽然是央行的负债，但它作为居民手中的现金资产，满易需求，直接作用于经济实体，因此属于金融资产。
(二)数据选取与模型设立
表1列出了1993-2006年我国金融资产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情况。
通过表1的数据，可以看出在这段时期内，各项金融资产与GDP基本上保持了一致的增长趋势。以国内生产总值对数为被解释变量，各项金融资产的对数为解释变量分别建立简单的一元线性回归模型，回归结果和检验如下：
即：InY=0.77333 InL+2.54044+u
InY=0.457347 InB+6.97758+u
InY=0.402758 InST+7.401857+u
InY=1.034691 InM+1.580762+u
InY=0.452872 InR+7.979285+u
InY=0.436454 InSe+6.812359+u
(三)变量说明
Y指国内生产总值；L指金融机构信贷资产，B指债券余额，ST指股票市价总值，Se指证券资产总额，M指货币供应量MO，R指外汇储备，u指随机误差项。
(四)模型解释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国民经济的增长率与各项金融资产的增长率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线性相关。同时还可以得出：
1、我国金融机构贷款资产对国内生产总值的实际平，均贡献率在0.77左右，与理论上和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很大。理论上假设贷款资产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个人消费贷款――主要用于自发性消费；企业融资贷款――主要用于自发性投资。根据凯恩斯二部门经济的国民收入决定理论：Y=E=C+I=Ct+BY+I，可得Y=(a+I)／(1-B)，自发性消费和投资的乘数为：k=1／(1-B)，其中B为边际消费倾向。
我们知道，贷款规模的扩大，可以促进消费C和投资I的增加，或者可以这样理解，贷款的增加额AL=自发性消费的增加额(a+自发性投资的增加额(I)，根据乘数原理，Y=1／(1－B)xAL，我们可以得到，在两部门经济下经济增长对贷款资产的弹性应该为：
E=(Y／Y)／(t／L)=(y／L)×(L／Y)
=(L／Y)×1／(1－B)
=信贷资产占国民收入的比重×自发性消费和投资的乘数
以1998年为例，E：(L／Y)×1／(1－B)＝3.33(L／Y)，而实际上E’=(Y／L)×(L／Y)=(78345-74463)／(86524-74914)×fL／＝0.33(L／Y)，存在着明显的差距，而且根据有关资料显示，这一弹性要低于发达国家。其主要原因至少有以下几点：
(1)凯恩斯乘数理论忽略了一个极其重要的现实因素：货币流通速度。他假设货币流通速度足够快：事实上，这些年来我国的资本市场主要是间接融资，与发达国家的直接融资相比，流通速度慢，而且我国的不良贷款问题严重，也阻碍了货币的流通速度。因而货币运行效率的低下造成了实际弹性E’与理论弹性E的差距。
(2)理论上假设贷款资产只用于个人自发性消费和企业自发性投资。也就是说，信贷资产与个人可支配收入以及市场利率无关，这显然不符合实际情况。事实上，在一般情况下，信贷规模与个人可支配收入呈负相关，与市场利率相互制约。同时我国信贷资产的用途也远不止这些，而其他用途的乘数效应与1／(1-B)相比要小。因此，衡量信贷的乘数效应应该是消费和投资乘数效应以及其他用途乘数效应的加权平均。另外，我国实际是四部门经济，如果考虑到政府税收和进出口贸易，乘数会变小。这样，理论上计算出来的E要与现实中的E’接近些。
(3)由于我国人均收入水平不高、社会文化差异和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等原因，我国的个人边际消费倾向B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不高，从而造成乘数效应不如发达国家那么明显，经济增长对信贷资产的弹性不强。
2、在我国，债权资产、股权资产、证券总资产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0.46、0.40和0.44。从上面的分析可以得出，我国证券资产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程度不如信贷资产，这也基本符合我国主要靠间接融资的客观事实。同时，分别考察股权资产和债权资产，可以看到，国民经济对债权资产的弹性要高于对股权资产的弹性。这也是对当前宏观经济情况的一种真实反映――我国的上市公司总体素质不高，而且股权资产存在着很大的投机性质，与实体经济的关系不如债权资产。另外国内投资总体效率低下，强大的政府支出对私人投资造成挤出效应(因为债券余额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国债)。当然，我国的证券市场在不断完善，自2006年以来，随着股改的顺利实现，证券市场的进一步规范和大牛市的到来，企业的价值逐步得到回归，与国民经济的关系也将更加密切，对国民经济所作的贡献将越来越大。
3、我国货币供应量Mo(现金资产)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约为1.03。这一弹性比其他任何金融资产都要高，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该资产用于消费，直接作用于经济实体，货币周转速度最高。但是也应看到，货币供应量Mo对经济增长的弹性刚超过1。这说明我国的货币政策所起的作用还不明显，并不能达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
4、我国外汇储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约为0.45．这基本上反映了客观实际情况。我国的外汇储备增长比较被动，用途仍然是支付国际结算、稳定汇率、防范化解国际金融风险和维护国家经济安全。而用于国内直接投资的比例相对不足，因此其对国民经济增长的作用受到国制。但是，外汇储备的增加仍然能带动国内投资的增长和物价水平的提高，因而促进当年名义GDP的增长。随着对外汇储备的认识不断深化，国家货币当局对外汇储备的规模和运用会更加合理，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将越来越大。
5、按照我国金融资产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将其
由高到低排列：现金资产、信贷资产、外汇储备资产、证券资产。这一方面表明了货币流通速度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我国资本市场总体水平不高，经济单位融资仍然主要依靠间接融资，直接融资规模近年来虽不断扩大，但与间接融资相比力量还比较单薄。同时，纵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宏观经济表明，我国的证券市场渠道单一，效率不高，进而对国民经济增长的作用受到限制。
6、根据1993-2006年间的金融资产总额和分布利用加权平均方法可以求出经济增长对总体金融资产的平均弹性(即金融资产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根据前表计算得：
其中Lt、Set、M1、Rt、Ft分别指在t年的贷款资产、证券资产、现金资产、外汇储备和金融总资产；Et、Ese、Em和Er分别指经济增长对贷款资产、证券资产、现金资产、外汇储备的弹性；以贷款资产为例，Lt／Ft表示在t年贷款资产余额占金融总资产的比重，加总求和再除以总年份T得出平均比重，其他同理。通过计算可得，金融资产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0.7044左右。
四、检验与建议
1、模型(2)中对金融资产的定义使货币当局更加简便有效地调控社会上的金融资产。假设金融资产完全被实体经济吸收，即不存在投机性资产，则在经济不景气时，央行只要通过各种手段增加任何一种或多种金融资产都可以促进经济增长。按照不同金融资产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应优先选择通过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和存款利率来增加货币供应量Mo，其次降低贷款利率鼓励贷款，再次是将外汇储备转化为国内投资，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增加证券资产。在经济过热时，央行可同样按上述顺序进行相反的操作减少社会上的金融资产。
如果金融资产不能完全被实体经济吸收，即存在投机性金融资产(如我国目前股票市场存在结构性泡沫)。央行在调控金融资产以实现调控宏观经济目的的时候，应酌情制定政策优先选择被实体经济吸收程度较高的金融资产进行调控，如货币供应量Mo、贷款资产、而后考虑被实体经济吸收程度相对程度较低的外汇储备和证券资产。实际上，上述两种情况所得出的结论一致。也就是说，不同金融资产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与其被实体经济所吸收的程度成正比，不管金融资产是否完全被实体经济所吸收，央行都应该选择经济增长弹性高的金融资产进行调控。
关键词：股指期货;会计要素确认;会计计量;会计信息披露
2008年12月3日,“第四届中国国际期货大会(深圳)”正式召开,股指期货何时推出成为参会各方关注的焦点,各方认为股指期货已准备多年,希望监管层不要因为美国金融海啸而放慢国内金融改革的脚步,可见,股指期货推出在望。我国一旦推出股指期货交易,就有可能同新加坡、日本等国家一样,其规模可能迅速超过股票现货交易市场,现行的会计理论实务必须做出相应变革以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为此,会计实务必须及时准确地反映这种大量发生的衍生金融产品交易。
一、 股指期货对会计要素确认的影响与改革
(一) 股指期货给会计要素确认实务带来的新问题
按照传统会计要素理论对合约的平仓交易事项则难以确认或无需确认。因为:第一,合约平仓交易属于未来发生的事项。第二,未来发生的平仓交易行为,并不完全是由交易者所能控制的经济资源,例如,保证金不足时的强制平仓终止交易以及合约到期日的终止交易等。第三,合约的终止交易所形成的经济资源的流出流入具有相当大的不确定性。股指期货开仓交易,虽然形成交易者经济资源的流出,但仅仅是极有限的交易佣金、印花税等能够确切计量的费用,然而这种费用的支出并不是交易者的目的,交易者的立足点在合约开仓时的股票价格指数与合约平仓时的股票价格指数的差额所形成的资本利得。然而就会计实务而言,这种合约的未来平仓交易事项,对企业管理当局以及会计信息的其他使用者来说,更具重要性和相关性,在会计实务中必须确认,这就给会计要素确认实务带来了新问题。
(二) 股指期货对会计要素确认实务的改革
为了解决股指期货等衍生金融品交易给会计要素确认所带来的难题,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在第32号准则中提出了“金融资产”、“金融负债”和“权益性工具”等新的会计要素。所谓“金融资产”,包括“从其他企业收取现金或金融工具的契约性权利”。“金融负债”则是指“向另一企业转移现金或其他金融资产的契约性义务”。 “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新概念的提出,突破了“过去的交易和事项”、“已经发生的经济资源的流入与流出”等传统会计要素定义的束缚,我国推出股指期货交易以后,可参照以上准则,对传统会计要素实务进行改革。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简称CAS22(下同)规定,股指期货的确认应分为初始确认、合约持有期间确认和终止确认。
1.股指期货交易的初始确认。CAS22规定,企业成为金融工具合同的一方时,应当确认为一项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由于买入股指期货合约时,与股指期货合约的风险和报酬已转移给合约买方, 按照衍生金融工具会计的一般原则, 投资企业应当在股指期货合约开仓(交易者初次买进或卖出期货合约)同时作初始确认。初次确认时, 应根据合约的实际成交价格确认为一项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
2.股指期货合约持有期间的确认。股指期货合约持有期间的确认,即合约持仓阶段的确认,已初始确认的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若在会计报表日(如果企业在报告期内),其公允价值发生变化且该变化能可靠计量时, 则应对股票价格指数的变动所导致的潜在资本利得或损失进行确认,可称之为“动态确认”。因此再确认就是股指期货合约价格变动当日(其确认时间以报告期的时间为标准)。
3.股指期货交易的终止确认。在CAS22 中, 终止确认是指将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从企业的账户和资产负债表内予以转销。金融资产满足下列条件之一的, 应当终止确认:(1)收取该金融资产现金流量的合同权利终止; (2)该金融资产已转移, 且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23 号———金融资产转移》规定的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条件。金融负债的现时义务全部或部分已经解除的, 才能终止确认该金融负债或其一部分。根据准则的规定, 股指期货投资企业应当在合约平仓(交易者买进先前卖出的期货合约或卖出先前买进的期货合约)时, 必须立即对交易进行确认, 可称之为“终止确认”。其确认时间以平仓交易时间为标准。金融负债全部或部分终止确认的, 企业应当将终止确认部分的账面价值与支付的对价(包括转出的非现金资产或承担的新金融负债)之间的差额, 计入当期损益。
二、股指期货对会计计量的影响与改革
一、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核算的规定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是指一项资产在取得之后的计量，即后续采用公允价值计量模式时，期末资产账面价值与其公允价值之间的差额。我国新准则规定要对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以及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等计算利得和损失，并计人当期损益。
以交易性金融资产为例，在资产负债表日，企业应按交易性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高于其账面余额的差额，借记“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科目，贷记“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科目；公允价值低于其账面余额的差额作相反的会计分录。
出售交易性金融资产时，应按实际收到的金额，借记“银行存款”等科目，按该金融资产的账面余额，贷记“交易性金融资产”科目，按其差额，借记或贷记“投资收益”科目；同时，将原计入该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变动转出，借记或贷记“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科目，贷记或借记“投资收益”科目。
期末，将“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科目的余额转入“本年利润”科目，结转后本科目无余额。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的规定，在利润表中公允价值变动损益要单独披露，即以“公允价值变动收益”项目列示，作为“营业利润”的一部分。
可以看出，当资产公允价值发生变动年度和出售年度一致的情况下，将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作为营业利润的一部分进行列示较为合理，因为此时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是一种已实现的持有损益，将其作为当期损益计入营业利润是合理的；但在资产公允价值发生变动和出售年度不一致的情况下，还作同样的会计处理则存在不足之处，因为此时资产并未出售，其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是一种未实现的持有损益，再将其作为当期损益计人营业利润会使会计报表信息歪曲，丧失了其相关性，报表使用者将会对当期的营业利润产生误解。
二.交易性金融资产相关业务的处理
新准则规定，交易性金融资产是指企业为近期出售，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在交易性金融资产业务处理中主要涉及到“交易性金融资产成本”、“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投资收益”、“本年利润”、“所得税费用”、“递延所得税资产”、“递延所得税负债”等会计科目。(1)购置交易性金融资产时，借“交易性金融资产成本”，贷“银行存款”等；(2)在资产负债表日，持有期内交易性金融资产价值变动时，若交易性金融资产价值增加，则借“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贷“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持有期内交易性金融资产价值减少则做相反的会计分录。“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是损益类会计科目反映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价值的利得或损失，期末转入“本年利润”科目，余额为零。根据税法规定只对已实现的损益征税，因此应纳税所得额会产生暂时性差异，借“所得税费用”，贷“递延所得税负债”，或借“递延所得税资产”，贷“所得税费用”。(3)出售交易性金融资产时，若出售价格大于交易性金融资产的账面价值，则借“银行存款”、贷“投资收益”、“交易性金融资产成本”、“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反之则借“银行存款”、“投资收益”，贷“交易性金融资产成本”、“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投资收益”会计科目反映了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的利得或损失。同时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的利得或损失转入“投资收益”会计科目。同时转回应纳所得税额暂时性差异。
三、引入“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会计科目的意义
(一)符合现代会计目标与会计信息质量特征。
基于环境和投资理念的变化，会计目标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由受托责任观转向了决策有用观。会计目标与会计信息质量特征是一致的，会计目标决定了会计信息的质量特征。决策有用观的核心内容在于要求企业为现在或潜在的投资者、债权人以及其他使用者做出合理的决策提供相关的的会计信息。“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会计科目反映了企业所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的利得或损失，具有相关性、及时性，符合决策有用观的会计目标。
(二)符合新准则对利润要素的定义。
新准则规定：利润是指企业在一定会计期间的经营成果，包括收入减去费用后的净额、直接接人当期利润的利得和损失等。利得或损失包括实现利得(损失)和持有利得(损失)。因此，根据新准则对利润要素的定义，在资产负债表日，应当确认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的利得或损失。若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高于其账面价值，确认持有利得，反之为持有损失，同时调整交易性金融资产的账面价值。
(三)有助于区分持有利得(损失)和实现利得(损失)。
金融构成三要素
金融在本质上是一个“流”，这个“流”在运动过程中，为经济体发展带去所需的能量。经济学家陈志武对金融给出的定义是：金融是跨时间、跨空间的价值交换。对这个定义加以解构可以发现，金融的构成有三个要素特性：跨时空、价值和交换（即“流动”）。
“跨时空”是金融的第一个要素。就是说一个人在本地赚到的钱可以拿到外地去消费，这是金融的“跨空间”；而今天赚的钱可以留到未来去消费（存款形式），也可以把未来才能挣到的钱提前折现消费（信用卡形式），这就是金融的“跨时间”。“跨时空”的特征其实是现代金融市场较早前人类“物物交换”市场的根本优势所在。
而“价值”这个要素很好理解。能够与金融沾边的一定是有价值的东西，而这些价值都需要有一个载体，即金融资产。金融资产可以分为货币和非货币金融资产：货币就是通俗上说的“钱”，而非货币金融资产则是一种能够体现权属关系的财富凭证，如股票、信托、债券、贷款等。货币的最大特点是可以随时、随地与标的物进行价值交换；非货币金融资产则只能通过流动（变现）才能实现价值交换。
“交换”也是金融最根本的属性。金融的目标就是实现与标的物间顺畅的交换，而不断的交换过程就体现出金融作为一种“流”的运动过程。
流动性解决金融资产错配
流动是金融资产存在的一种内在要求。我们常把金融比作国民经济的血液，金融资产就是血液中的红细胞，红细胞所蕴含的养分，只有通过流动才能被运送到经济体全身。
金融资产这种“红细胞”在形成过程中可能存在着先天性不足，即金融资产的错配。如拿银行来说，作为金融媒介，银行资产（包括表内与表外）在进与出之间始终存在着错配，包括时间错配、空间错配、数量错配、收益错配等等，流动性则是解决这种错配的一种有效方式。
另一方面，对市场而言金融资产的流动不仅可以配置资源，也能够配置风险，不仅能增加价值，还能防止腐败。
配置资源是金融资产流动的首要特征。金融流的流向一定是市场中最能创造价值的地方，金融流在流进这些资金洼地的同时，也裹挟着其他各类要素资源一道倾入，所以凡金融流过之处，一定是风生水起，资源积聚。
配置风险是金融资产流动的另一个特征。金融与风险之间是相生相伴的，金融资产的流动过程也就是风险转移的过程，而应对风险的最有效办法就是发展衍生品市场。
增加价值是金融资产流动的又一个特征。不流动的金融资产是难以实现市场化定价的，而对同等收益回报的不同金融资产而言，流动性越强的其价值也就越高。比如高信用等级债券（如国债）与低信用等级债券（如城投债）相比，后者就会由于流动性差而不得不给出较高收益率或折价发行。
预防腐败是金融资产流动的一种“溢出效应”。当一类金融资产处于高流动状态时，它就会由于市场关注度的增加而减少腐败发生的机会。
三个板块层级
流动性也是金融市场孜孜以求的目标。在成熟金融市场中任何一品种均可由三个板块层级组成：一级发行市场、二级流动市场和衍生品市场。
一级发行市场是金融市场的基础，其核心是确定金融资产的初始投资人，与实体经济进行价值交换。比如我国的股票市场或银行间债券市场，其股票或债券的发行过程也就是确定初始投资者和实体经济交换的过程；而信托、信贷和理财等存量型的金融资产也是如此，这类金融资产的一级市场也在于确定资产的初始持有人。
二级流动市场是一级市场的支撑，也是金融市场的核心所在。对金融资产而言，所谓流动性即指其可以实现便捷交易的程度。而二级流动的市场是金融资产投资人重新洗牌的地方。我国目前只有股票、债券等数量占比较少的金融资产具有相对完善的二级流动市场，而占比最大的信贷资产以及理财、信托和保险等其他各类金融资产则都缺乏有效的二级流动市场。
衍生品市场是为对冲金融风险而存在的。以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近年推出的信用风险缓释合约（CRMA）举例，这种信用衍生产品的核心宗旨，就是金融资产的投资人为对冲风险而与第三方签订的一个违约互换协议，当发生信用事件时，第三方必须以约定价格收购参考实体资产。
流动性严重不足导致货币效率低下
金融资产可分为可流动资产和未流动资产。可流动资产包括债券、股票和公募基金等，未流动资产包括信贷资产、理财产品、信托产品、保险资产和私募基金等。
当前我国金融资产的流动性严重不足。可流动资产在金融资产总额中占比相对较小。据统计，我国股票市场2010年融资金额为0.94万亿元，债券市场直接融资金额1.82万亿元，而信贷资产新增规模则达到8.36万亿元。而从金融机构资产总额来看，2010年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达到92万亿，证券公司总资产为2.24万亿，基金公司管理资产为2.51万亿，信托机构总资产为3.04万亿，保险机构总资产为4.9万亿。
首先是流动性不足导致货币效率低下。从经济学角度看，一个正常的金融市场应该是每1元的广义货币（M2）对应1元的GDP产出，即M2/GDP=1。中国的M2高达80万亿，GDP则为40万亿左右，M2/GDP ≈ 2。这一比值显示，我国存在严重的货币超发现象。对比之下，美国的M2/GDP=0.6，相当于美国的单位货币的经济产出比中国大3倍，显见美国的货币效率远高于中国。
其次，流动性不足也极大影响了我国银行业及其他非银行金融业的健康发展。由于受利率管控和缺乏二级市场的影响，我国商业银行对贷款普遍采取持有到期模式，存贷款利差成为银行的主要收入来源。从16家上市银行公布的2011年中期数据来看，存贷款利差收入占据了各家银行业务收入的70%以上，中间业务收入只占较少比例。这使得商业银行一方面缺乏市场转型的内在动力（仅靠高额存贷款利差业务就足以养活自己），另一方面贷款持有到期模式也使得金融风险不断在银行体系内聚集。
在当前银行的这种盈利模式下，银行出于对利润追求和市场竞争的需要，其扩张不得不采用总资产规模无限膨胀的方式进行；而基于监管层对资本充足率的要求，银行的核心资本必须要与资产扩张速度保持同步，于是银行的自有核心资本也会随之不断膨胀。在主要银行均成为上市公司和巴塞尔Ⅲ即将实施的框架下，这种发展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
同时，这种“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再加水”的发展模式由于缺乏一个促进信贷资产流动的市场存在，整个信贷市场的风险就如同“堰塞湖”水位一样被逐步抬高。而信贷市场在我国金融市场体系中又占据绝对主导地位，也就意味着我国金融市场体系的整体系统风险也在不断聚积。尤其是在一些特殊行业领域，如地方融资平台领域、房地产信贷领域和高铁信贷领域等，其风险尤其值得警惕。
在其它非银行金融资产领域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例如在信托市场领域，由于2011年以来房地产信托超量发行，其风险已受到监管层的高度关注。
建设二级流动市场平台
解决我国金融资产流动性不足问题的核心，在于要建设和完善我国的金融资产二级流动市场平台。
存量金融资产的流动市场可以有两种形式：一是初级市场形式，即金融资产直接转让的市场服务平台；二是高级市场形式，即金融资产证券化的市场服务平台。
发达国家的商业银行对信贷资产一般不持有至到期，而是采取流量管理的模式，就是将表内的信贷资产予以证券化后再向市场其他投资者发行，回笼的资金便可以继续对外发放。这样做的效果，一方面银行在不用扩大总资产规模的前提下就实现了信贷扩张，另一方面也通过贷款转让实现了风险的转移。
我国自2005年以来已进行了两批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发行了总计668亿元规模的信贷资产支持证券，但由于受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2008年监管层暂停了这一创新模式。在市场的强烈呼吁下，国务院又批准了第三批500亿元规模的证券化试点，信贷资产证券化雏形形成。
规范交易以避免道德风险
我国的存量金融资产不仅需要一个流动市场，还需要有一个能够保持公开透明的一、二级市场。
我国的金融机构多为国有控股，故市场上的大多数金融资产也都属于“类公有资产”。这种类型的资产在市场中经常会面临的一个问题：即公有体制下，“委托-”关系的不正常所导致的道德风险问题。
在公有体制下，金融行为的决策者并不是金融资产的所有者，这使得权力寻租成为可能。尤其是在当前中国金融市场体系不健全、法制建设不完善以及监督机制也未到位的情况下，这一问题显得尤为突出。当金融资产的人在交易利益关联不正常的环境背景下去做一个决策，如一笔款项该怎样进行最优配置时，会出现像“保姆卖家产”一样的逆向选择可能，人完全可以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拿着委托人的钱去搏短期收益――赢了会有高额的奖金，输了则风险由别人来承担。这种情形在当下的中国市场中其实大量存在，只是因为很多情形都是私下的、人情的和随机性的，难以被发现而已。所以我国的金融资产更需要有公开透明的一、二级市场平台进行规范交易。
此外，我们还可以借鉴金融危机后美国监管当局的经验。在次贷危机发生前，美国金融市场的特点是金融体系高度发达，金融创新层出不穷。华尔街的银行家们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不断地创新出各类衍生品，而美国金融监管当局为刺激经济发展，也有意放松了对这些创新产品的监管。危机后，美国金融监管当局进行了深刻反思，最终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予以纠错，包括对金融衍生品提出了“进场”要求，实现对金融机构、金融产品和金融交易的监管全覆盖，将缺乏监管的场外衍生品市场纳入监管范畴；对金融企业实施并表审慎性监管；调整监管权利结构；成立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完善投资者保护体系等等。这些举措的核心是要将金融产品尤其是金融创新产品放入场内进行交易结算，而非以往那样在场外私下就可以完成。
一、新金融工具对传统会计的挑战
衍生性新金融工具的出现使得金融市场极为活跃。一方面，由于衍生性新金融工具具有以小搏大的高杠杆效应，投资者只要操作得当，价格变化预测无误，便可以较少的保证金（投资成本）带来十倍或数十倍的巨额收益，因而吸引着大量的投资者；另一方面，新金融工具具有筹资成本低，融资手段多样化的特点，为资金需求者提供了廉价的多种融资手段选择机会，吸引着许多融资者积极应用新金融工具融资。同时，由于新金融工具的多样性，还为投资者提供了防范和规避投资风险的多种选择。但必须看到，如果新金融工具操作失误将带来惊人的风险，使投资者遭受巨额损失，甚至导致企业倒闭和破产。英国巴林银行的倒闭事件，日本大和银行被兼并事件，美国奥治郡事件，香港期所87清算危机，以及上海的327事件等，均是新金融工具操作失误的典型例证。由于新金融工具自身的显著特点而对传统会计提出了多方面的严峻的挑战，主要是：
1.对某些会计原则的挑战
传统会计主要是报告已经实际发生的过去的经济业务，因而在对会计要素的确认、计量和报告过程中，要贯彻客观性、稳健性、历史成本等一系列原则。新金融工具会计主要是要披露未来才实际发生的具有不确定性的经济业务，按照传统会计的客观性原则，所有新金融工具的经济业务均不得在会计中确认；按照稳健性原则，不得确认这类业务的可能收益和资产。至于历史成本，则根本就不存在，因而也就谈不上历史成本原则。
2.对会计计价基础的挑战
传统会计主要是以历史成本作为计价基础，凡是会计要素的计量均采用历史成本，对于只确认、计量和报告已经实际发生的经济业务毫无问题，因为这类经济业务在发生时，其历史成本就已经客观地确定。新金融工具会计要揭示的则是未来才实际发生的经济业务，因而也就无法以历史成本计价。
3.对会计报告的挑战
传统会计报表报告的主要是对会计主体源于过去的交易及事项的会计信息，报表体系、报表内部结构及其项目均无法完全满足新金融工具的信息使用者的信息需求。例如按现行资产负债表的项目及其分类，金融资产和负债无法得到充分的披露；损益表中也无法体现因新金融工具可能带来的损益。
4.对会计要素的挑战
传统会计下所有资产和负债确认的基本前提条件是要符合会计要素的定义，其未来经济利益从企业的流入和流出都必须来自过去的交易或事项。而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则来自双方签定的契约，规定的是未来经济活动，不能据以确认购销业务。传统会计要素已经不能适应新金融工具会计对信息披露的要求。
二、迎接新金融工具挑战的对策
面对新金融工具对传统会计的上述挑战，可能的对策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1.调整会计原则
考虑到会计所确认和计量的业务特点，对已经发生的经济业务的会计确认和计量仍应坚持一系列现有公认会计原则，以确保这类会计信息的质量。但对新金融工具业务的确认和计量，则采用与传统会计不尽相同的原则，应更加强调和注重相关性原则和重要性原则。在计价方面应坚持公允价值原则而非历史成本原则，由于这类业务具有风险大、不确定因素多等特点，因而还应坚持适度调整原则，以提高这类信息的相关性。
2.采用多重计价基础
传统会计主要采用历史成本作为计价基础，当然有许多优点，但由于新金融工具业务不存在历史成本，因而也就不能用历史成本计价。新金融工具会计的计价，最可行的办法是按公允价值计价，不论是金融资产和负债的初始确认的计价，还是在新金融工具契约生效后的财务报表日对金融资产和负债的计价，均可采用公允价值计价。这样，会计的计价基础就不再是单一的历史成本，而至少是以历史成本和公允价值并存的双重计价基础。不同的会计计价基础适应了不同的经济业务的计价要求。
有人主张按持有目的对金融工具分类分别以不同计价标准来计价，这种做法在实务中难以操作，因为对金融工具分类本身就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金融工具的创新一刻也没有停止。合成金融工具层出不穷，究竟如何归类计价是个难题。
3.改造会计报表
适应新金融工具信息披露的要求，最可行的方法是对传统会计报表进行改造，如资产或负债不再只按流动性分类，而且还按金融资产或负债和非金融资产和负债分类；对非金融资产和负债，可沿袭现行做法，即按流动性大小顺序排列；金融资产和负债，则可按风险程度大小顺序排列。要按风险程度大小顺序排列，是因为人们对风险往往特别关注。又如改造表外附注，使得属于表外项目的一些新金融工具得以充分披露。对于报表改造后仍无法披露的重要信息，可考虑增设一些诸如“金融头寸”表等报表。
新金融工具揭示的内容，至少应该包括：
（1）面值或合约金额，如果两者均无，则应当揭示名义金额；
（2）金融工具的性质及条件，至少应当包括衍生金融工具的信用风险与市场风险、现金要求、金融工具的存续期间、金融工具的交易不履行合约时可能遭受的最大损失的金额和相关的会计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