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29 16:28:40
序论：在您撰写经济学观点时，参考他人的优秀作品可以开阔视野，小编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这些建议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热情，引导您走向新的创作高度。
[关键词] 理 成本―效益分析 不完全信息 最优决策
当你要去肯德基或者麦当劳，走进餐厅内时，在众多的窗口的排队队伍里面，你会选择哪一支？当你在排队等待的时候，又新开了一个窗口，你会怎么做？你是否走进一家快餐店，发现长长的队伍，然后就离开了呢？你是否遇见过排在你前面的顾客点的菜单需要花了很长的时间去等待？
经济学观点在肯德基、麦当劳等快餐店的排队出现的问题和情况非常的有用。总的来说，在面临一系列选择时，顾客一般都会比较自己的从中获得的效益和因此产生的成本，来做出自己的决策。大多数的顾客在做出选择时，都预期自己从中获得的效益高于或等于成本，当时的决策是最优。
一、理论基础和前提假设
1.理论基础
在肯德基或者麦当劳等快餐店里，消费者的行为是理性的。消费者都是从自己效益最大化的角度做出决策。
2.前提假设
(1)消费者的信息是不完全的。消费者事先不了解其他消费者的情况和其他快餐店情况。
(2)顾客之间不存在共谋。消费者之间不会商量来实现共同利益的最大化，如在快餐店里遇见熟人，顾客可以插队。
二、现象分析
1.“不如意”的最优选择
在现实经济中，顾客是在没有完全信息的基础上，做出自己的决策和选择的。举例说明，顾客不会事先对每队队伍里的人进行调查，他们购买哪些食物，从而能判定那支队伍的等待的时间最少。但是，问题出来了。第一，其他顾客会觉得这是个人事务甚至是一项隐私，不会将在自己的所点的食物透漏。所以，这些信息不是现成的。第二，假定你能获得这些信息，但是获得这些信息的所花费的时间远远的大于排队等待的时间，进而使获得这些信息的成本提高，而使你从中得到的效益超过了成本，所以没有顾客愿意这样做。这样顾客的信息是不完全的，便会产生信息不对称，从而决策者认为最好的选择不一定其结果如其所料。举例说明，假定你能运气好的选到了当时相对较短的队伍，但是可能在你前面的顾客的点单需要很长的时间或者工作人员操作不熟练，而因此你花费的时间就大。
不完全信息还可以解释，顾客来到银行发现长长的队伍，然后就离开，如果他们事先知道是这种情况他们就不会来银行。这些顾客他们是在不完全信息的基础上做出的自己觉得最优的决策。他们不了解有可能在这些长长的队伍中的等待只需几分钟，或者在他们冗长的等待中，快餐店新增了一个窗口。但是他们在决定离开的时候，认为他们的效益是超过成本的，是认为最优的。
2.新增窗口时的决策
在肯德基、麦当劳等快餐店里，你还会遇见这样的情况，快餐店会新开一个窗口，来缓解顾客的高峰期。这时，你又面临一次“成本―效益分析”，来做出最优决策。当快餐店新开一个窗口，而假定这个窗口开放没有任何顾客预先知道，你会选择从原先的队伍中离开到新的窗口前去吗？很显然，愿意做这种转变的顾客，他们所预期从中得到的效益高于新增成本（因转移所多花费的）。在决策中，顾客们还要决定怎样才能以最快的速度来抢在别的顾客的前面（因为每个人都是理性的，都会从自己的最大的效益来做出同样的转移），从而能排在新增窗口的最前面，此时，那些还在犹豫自己是否转移的顾客是损失者。
3.“均衡”的队伍长度
最终，所有的队伍的长度通常在一定时间内的是大致相等的。假定某支队伍的长度暂时的短于其他队伍，那么顾客会因此而转移到短的队伍中去，此刻他们预期效益是高于成本的，由此，队伍的长度会进行调整，最终，它们的长度是大致相等的，即各队伍的长度在某个时间内达到的“均衡”。但是，因为各个队伍的顾客办理的业务不同及工作人员的效率的差异，往往又会导致“均衡”的破坏，导致队伍长度的差异，但是顾客会根据这种差别做出转移，从而又会出现一个短暂的“均衡”，如此反复。
即使顾客选出了自己认为最优的队伍，接下来还有购买何种食物的选择，此时，顾客还要再一次的比较效益（从消费食物中得到的效用）和成本（时间上和金钱上的花费），从而做出自己最优的购买组合，来获得最大的效用。
何以将经济活动主体设定为经济人
1776年,在《国富论》一书中,亚当·斯密提出了着名的“看不见的手”的观念,即“每个人在追求他自私自利的目标时,他好像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着去实现公共的最好的福利”[1],用以说明追逐个人利益为动机的经济行为整体上的互惠性、合理性,这一观念的基础是经济人假设,随之发展起来的现代经济学正是建立在这一人性假设基础上的。200多年后的今天,由于现代经济学的巨大影响,尤其是“经济学帝国主义”的盛行,经济人观念在不同的理论中得到广泛应用,形成了所谓经济人神话。韩德强先生认为,经济人观念的实质是“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此乃隐含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中“腐朽的价值观念”。它把“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论证成为社会利益的最大化,使无道德成为道德,使恶成为善”[2]。正是“经济人”教条及其观念逻辑的谬种流传,导致近代以来西方社会道德沦丧世风日下,也带来我们社会日益严重的道德问题[3]。
其实,“经济人”是对丰富多样的人性特征的抽象,是为了说明某一方面的问题,减少观察研究的复杂程度,在认识中突出了事物需要观察的方面,舍弃了非观察方面的结果,是人们抽象的建构起来的以单一人性特征作基础的理想对象。由于把有着政治、经济、文化、道德等多种利益追求和属性的具体的人,变成仅仅追求物质利益的纯粹的经济人,故“经济人”实际只是一个假设。只是这个假设犹如点、线、面、体之于几何学,“质点”之于经典力学一样,是科学研究必不可少的。借助这类并不存在的假设对象建立起来的理想模式,科学能够十分有效的说明真实世界事物运动变化的规律,无论是欧几里德几何学模式还是惯性规律模式,抑或是经济学一般均衡模式,都是如此。经常使用经济人做立论基础的经济学家对此十分清楚:“自私是一个假设——在局限下争取最大的个人利益。人的本质究竟是否自私毫不重要,重要的是假设任何人,在何时何地的任何行为都是以自私为出发点,没有例外。这个一般性的假设,加上逻辑及理论,可以推出数之不尽的假说”[4]
人们何以这样抽象和设定人性,而不那样抽象和设定人性,何以运用利己假设而不运用利他假设,主要是因为:建立在经济人假设基础上的理论解释模式,能够有效的说明人们经济活动的特性及其规律。现代经济学原理的有效应用,尊重个人利益的经济社会政策产生的巨大影响,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人们何以要进入市场?何以要实施劳动产品的交换?原因很简单:不同的生产者之间存在着资源、技术、劳动生产率的差异,专业化的生产以及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商品交换,会给交换双方带来比自给自足的生产大得多的效率与效益。分工不断深化、贸易日益扩大,正是因为更大范围的商品交换会带来更大的经济利益;市场经济条件下,竞争是推动生产力进步的最有力的杠杆,价值规律自发调节生产资料与劳动力在社会生产各部门的分配,“看不见的手”为社会生产的有序运行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这里,竞争与杠杆作用、价格自发调节作用的实现,正是商品生产者所青睐,才能为生产者带来更大的经济价值。只有从供过于求的产品生自利动机使然。因为,只有质量更高、成本更低的产品,才能为市场产中退出来,选择现实和潜在需求远不能满足需要的产品,其生产者才能实现最大数量的产品销售,才能获得最有利的产品定价与尽可能多的利润;承包到户的农民,所以有那样高的生产积极性,重要的原因之一是:有了“交够国家留足集体,剩下全是自己的”这一崭新的收入分配政策。正是充分考虑农民自身利益,将生产努力与个人收入紧密联系的生产关系模式,改变了农民生产经营的态度与热情;面对我国科技创新水平不高,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不多这一现实,人们考虑最多的一个因素是,创新动力与创新人才不足,是否与创新付出的代价同所获回报不相称有关,是否因为知识产权的保护尚存在问题。这一认识的前提就在于,承认科技创新者自利动机与追求自身利益的合理性;国家重奖重大科技创新带头人---袁隆平、王选等,意在明示世人,科技创新不仅为社会为他人带来巨大利益,为创新者带来的崇高社会声誉,同样会为创新者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
当然,不容否认,人是具有多种属性与追求的主体,自利动机并不能说明所有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不少现象与行为,需要运用利他动机或者说需要运用“道德人”的行为模式来解释。比如,以特有的道德追求为目的支配自己的资产与经营活动,捐赠资产给集体或穷人的行为;投资于收益很小社会需要的产品生产或扶贫项目,为帮助穷人而降低自己产品的价格,或者以有利于劳动者的价格购买他人劳动等等。鼓励创新,社会也可以从“人并不都是为了经济利益,而是为了民族国家,为了道德理想”的角度,赋创新者以崇高的政治荣誉,颂扬他们几十年如一日为国奉献不计得失,拿着很少的工资,却做出了改变世界历史的发明创造。这种以道德理想的肯定弘扬,以精神鼓励为主要形式的社会褒奖,亦曾有效的激励着人们从事社会需要的活动。但是,应该看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能够运用利他动机予以解释的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毕竟是个别和特殊的。它能够解释少数乐善好施品德高尚者的经济行为,却不能解释千千万万普通人的经济行为与经济追求;它能够解释一部分经济行为与经济现象,却难以解释广泛存在的经济行为与经济现象。因此,对于以解释普遍经济现象与经济行为为目的的经济学来说,主体的利他主义假设显然不合适。
以为经济人假设的确立,会改变人们的道德观念进而影响社会道德行为,这是把学科假设的现实影响夸大化了。作为构筑解释框架、实施经济关系抽象的需要建立的观念模型——“经济人”,即使具有道德意义,它对现实的影响也极为有限。当年,建立在利他主义人性假设(即道德人假设)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几十年的熏陶,尚且看不出对人们的自私倾向、自私观念或者说自私本性产生过多么明显的改变;今天,现代经济学“经济人”假设就能有那么大的魔力?如果经济学学科假设能够那样强烈的影响社会道德观念与人们的道德行为,为什么管理学中不同的人性假设,不论是“经济人”、“社会人”抑或是“复杂人”假设,都没有能对人们的社会行为与道德观念产生过值得一提的影响呢?为什么医学中的“中国标准人”,法学中的“自然人”等人性假设,没有对人们的健康观念、审美观念、权利观念以及相应的道德行为产生多么大的影响和作用呢?
市场经济的本质
韩文说“冲突是市场经济的本质,而和谐是市场经济的现象”[5],“人与人的冲突是经济学的主题”,“经济活动的核心是一方主导甚至主宰另一方,即一方的意志和目标可以强加于另一方。”[6]这是对一种事物或者社会关系,从特定角度、特定价值观出发予以认识评价的结果。实际上,就是像“拳击”这样真正以冲突、征服为内容的活动,从一个角度说“冲突是本质”的时候,同样不能否定从另一个角度说“联系是本质”的正确性。你说以强凌弱、一方支配另一方是拳击运动的本质,是因为你只看到一个拳手击败另一个拳手,强者战胜弱者这一现象。没有看到拳击运动得以存在发展的物质基础,没有看到拳击手参加拳击运动的真正动机,没有看到拳击手之间联系与互动带来的巨大利益。
1、劳动价值论。
2、劳资关系论。
3、剩余价值论。
4、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的对抗性矛盾论。
5、社会进步论。
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观点所形成的一部巨著是《资本论》，它的研究对象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
关键词：凯恩斯经济学；大萧条；节俭悖论
中图分类号：F113.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6）12-0085-02
当今《宏观经济学》教学中，多数采用新古典综合派的理论观点，其理论主要综合了新古典经济学派的一般均衡论和凯恩斯经济学的主要观点，一般从讲述GDP核算开始，然后讨论国民收入的决定因素，从宏观干预的角度分析两个市场的一般均衡，研究通货膨胀、失业、经济增长与经济周期等问题。由此可知，《宏观经济学》的理论并非凯恩斯经济学的原貌，而是融合诸多经济流派的一种理论体系。因此，本文针对《宏观经济学》教学中一些容易产生歧义的概念和理论进行简单地梳理，以期有助于《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教学和学习。
一、凯恩斯定律
凯恩斯并没有提出“凯恩斯定律”，这是相对于“萨伊定律”来说的。“萨伊定律”的核心是供给自动创造需求。萨伊认为，由于供给能够自动地创造需求，所以，自由的市场经济总能达到充分就业，不会出现大规模的生产过剩，然而1920年以来的大萧条使“萨伊定律”不攻自破。凯恩斯认为，由于边际消费倾向、流动偏好、资本边际效率等心理规律的存在，会导致有效需求不足，从而出现生产过程、大量失业、经济增长缓慢等经济萧条的现象，因此必须进行宏观干预，以拉动需求、刺激供给。这就是凯恩斯的“需求刺激供给”。这在多数教科书中称为“凯恩斯定律”，其一般表达为：当社会总需求增加时，总供给总能以不变的价格水平来满足社会总需求。
在实际教学中，学生无法理解凯恩斯定律，但如果结合大萧条的背景就容易认识其中的内涵。在经济大萧条时，大量生产要素闲置，在宏观干预下，最初总需求增加时，增加的供给不会产生价格上涨的压力，所以价格水平是不变的。这仅是大萧条时期的短期经济现象。随着总需求的进一步增长，要求生产规模扩大，生产要素相对变得稀缺，会产生价格上涨的压力，总供给的价格水平就会上涨。
由此可知，凯恩斯定律所描述的内容仅是在经济大萧条背景下的一个短期经济现象，并不能代表经济发展的长期状态。
二、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
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是具有不同内涵的凯恩斯经济学术语，在现代宏观经济的研究和教学中经常混淆，此处从凯恩斯原著的角度来考察这两个概念的区别与联系。
1.消费倾向的定义。“消费倾向”是凯恩斯消费理论的核心名词，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以下简称《通论》）中定义为：“存在于Y（以工资单位计算的特定收入水平）和C（该收入中用于消费支出的数量）之间的函数关系，用χ来表示，于是C=
χ（Y）或C=W・χ（Y）。”其中，Y是以工资单位计算的由就业量（N）唯一决定的收入水平，C是以工资单位表示的消费量（C）。也就是说，消费倾向被定义为收入与消费之间的函数关系，其实质是就业量与消费量之间的关系。
凯恩斯认为，“消费倾向是一个相当稳定的函数，在通常情况下，消费量取决于总收入量（二者都以工资单位计算）。”而且，消费量与收入量之间存在一个重要的心理规律：“在一般情况下平均说来，当人们收入增加时，他们的消费也会增加，但消费的增加不会像收入增加得那样多。这就是说，如果用C代表消费量，用Y代表收入量（二者皆以工资单位计算），那么ΔC和ΔY就会有相同的正负号，但前者小于后者，即dC/dY为正值，但比值小于1。”
2.消费倾向与边际消费倾向。“消费倾向”与“边际消费倾向”是一还是二？凯恩斯在《通论》的第8章中明确定义“消费倾向”为一种函数关系，即C=χ（Y）或C=W・χ（Y）；在此函数关系的基础上，“消费倾向”还表现出一种心理规律：在一般情况下平均说来，当人们收入增加时，他们的消费也会增加，但消费的增加不会像收入增加得那样多，即0
在《通论》的第10章中，凯恩斯为了说明乘数理论而定义了“边际消费倾向”。他说：“人们有一种普遍心理：当整个社会的实际收入增加或减少时，社会的消费也会增加或减少，但后者的增加或减少不会像前者那样快，即ΔC和ΔY具有相同的符号，但ΔY>ΔC，其中，C为用工资单位计算的消费。这不过是重复了前面已建立过的命题。我们把dC/dY定义为边际消费倾向。”
以上的论述表明，“消费倾向”主要用于描述消费与收入之间稳定的函数关系，“边际消费倾向”则主要描述消费增加量与引起消费增加的收入增加量的比例关系，前者的内涵明显大于后者。但在更多的时候，凯恩斯并不特别区分这两个概念。例如，他在《通论》第9章中写道：“在短期内消费量的变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收入（以工资单位计算）的变化，而不是取决于特定收入量下的消费倾向的变化。”
3.消费倾向与消费收入弹性。有的教科书中这样描述“消费倾向”：随着收入的增加，消费也会增加，但消费增加的速度慢于收入增加的速度。如果用C代表消费量，用Y代表收入量，那么“消费增加的速度”可表示为ΔC/C，“收入增加的速度”可表示为ΔY/Y，前者慢于后者即可表示为：ΔC/ΔY・Y/C
三、节俭悖论与“节俭悖论”悖论
“节约悖论”是凯恩斯最早提出的一种理论，认为增加储蓄会减少国民收入，而减少储蓄会增加国民收入，这种矛盾被称为“节约悖论”。要解释“节约悖论”首先应分析储蓄与投资的关系。
1.投资恒等于储蓄。凯恩斯在《通论》第3、6章讲解“有效需求理论”时，详细地讲解了投资与储蓄的关系。他说：“当就业增加时，总实际所得也要增加……当实际所得增加时，总消费也增加，但不如所得增加得那么多。所以如果整个就业量都用于满足消费需求的增加量，雇主们就要蒙受损失。因此，要维持一定的就业量，当前的投资量必须足以吸收在这个就业量下超过社会消费量的那部分总产量。”“超过社会消费量的那部分总产量”就是储蓄，投资等于储蓄。在《通论》第8章的结束部分，凯恩斯进一步说明动态中的投资与储蓄的平衡关系。如果当前储蓄较多，说明人们更加注重未来的消费，满足未来的消费就必须扩大当前的投资，投资和储蓄就会趋于相等；反之，如果当前储蓄较小，说明人把更多的收入用于当前消费，可用于未来的投资资源就会减少，投资和储蓄也会趋于相等。总之，按照凯恩斯的理论，投资和储蓄总会趋于相等的。
2.“节俭”降低收入的“悖论”。按照国民收入决定理论，如果y、c、α、β、s、i分别代表国民收入、消费、自发消费、边际消费倾向、储蓄、投资，消费函数为c=α+βy，储蓄函数为s=-α+（1-β）y。当投资（i）与储蓄（s）相等时，均衡的收入就会出现y=（α+i）/（1-β），其中，（1-β）称为边际储蓄倾向。节俭指人们更加偏爱储蓄，就是边际储蓄倾向较大。人们越节俭，（1-β）越大，则y=（α+i）/（1-β）越小，这就是所谓的“节俭悖论”。但现实经济发展并非如此。二战后许多东方国家注重节俭，并没有出现所谓的“节俭悖论”，这被称为“‘节俭悖论’悖论”。
3.“‘节俭悖论’悖论”释疑。理解“节俭悖论”应从凯恩斯理论的产生背景入手。在大萧条时期，大量生产要素闲置，生产能力过剩，有效需求不足，急需扩大有效需求来刺激生产和供给。此时如果强调节俭的话，有效需求就会进一步下降，使经济更加萧条。
在现实经济发展中，多数发展中国家根本不存在生产能力过剩，而是急需大量投资。投资有两个来源：一是经济体自身的积累；二是引进外资。经济体自身的积累就要提倡节俭，把当期产出节俭下来，作为下一期生产的资本。一般情况下，发展中国家都会提倡节俭以获得资本积累来完成工业化的发展过程。由此来看，凯恩斯的“节俭悖论”并不适用于尚处于工业化阶段的发展中国家。
四、结语
综上所述，在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和教学中，必须关注经济理论的原创者所处的历史背景，如此才能较为准确地把握其理论的内涵和外延。现代宏观经济学综合了新古典经济学、凯恩斯经济学、剑桥学派、新古典综合派、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学派乃至新宏观经济学等不同流派的观点，其中既有凯恩斯主义对古典主义的批判，也有凯恩斯主义左派与之间的争论，还有西方经济“滞涨”前后新兴经济学派对凯恩斯主义的批判。这些不同时代的经济理论，其间既存在继承关系，也存在颠覆关系。当这些观点放在一部教科书中，不仅会给学生带来许多困惑，也会给研究者带来许多疑虑。如果能够结合某一理论观点产生的背景，这些问题就会迎刃而解。所以，凯恩斯经济学的研究、教学和学习必须结合经济大萧条的背景才能更加深入和理性。
参考文献：
[1][英]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M].宋韵声，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
经济学观点认为，如果谁在某件事情上有绝对优势，就应该让谁来做这件事。
儿子出生后，我们聘请了在照顾新生儿方面有经验的月嫂来帮忙带孩子。事实证明，我们这个决定是完全正确的。在儿子满月之前，给他洗澡、换尿布、打疫苗、哄他睡觉等一系列事情均由月嫂代劳，我只负责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喂奶及向月嫂学习。在这个阶段，孩子他爸由于没有任何特长而没有任何工种分派给他，他也乐得轻松。儿子襁褓期过后，教育问题被提上了议事日程。我和他爸性格不一样，因此，在教育儿子的问题上作了明确分工。我比较感性，情感丰富，思考多于行动，因此，我负责儿子的情感教育。我经常给他讲故事，带他到农村和孤儿院去体验生活，和他一起感受人生的悲欢和喜怒。他爸做事果敢，行动干脆，他负责儿子性格和意志力方面的培养。他经常带儿子去体育场观看赛事，和他一起玩战争游戏，带领他自己动手做玩具、修家电。事实证明，我们这个决定是完全正确的。儿子的左脑和右脑都开发得不错，他热情、善良、睿智、坚强、勇敢、动手能力强，人见人爱。
经济学观点认为，市场具有自我调节功能，总可以在不断的“试错”过程中达到最优的资源配置和效率最大化。
因此，我们对孩子一直采取“放养”的方式，只要他不做什么危险的事，我们就尽量放手让他去做，给他充分的自由和空间。蹒跚学步的他要取10米之外的“天线宝宝”玩具，我们一般不会主动帮他，而是微笑着看着他。孩子扶着墙壁慢慢移动脚步，用双手攥紧柜子的边缘，再然后倚着茶几前行，中间还要转个大弯……中途，他会停下来，用企求的眼光看着我们，我们会拍拍他的身子，鼓励他：宝宝好样的！宝宝再努力！当他终于将心爱的玩具抱在手中时，我们能感受到他的喜悦。通过努力达到目标，这既是乐趣，也是成长，我们不能剥夺。我们家有个16平方米的大阳台，堆满了玩具，那就是儿子的乐园。对他的领地，我们一般不侵入，更不会干涉。儿子在他的领地里，可以随心所欲地设计硝烟弥漫的战场，设计充满温情的童话森林，设计未来的房子和公路，快意无比，充满了自豪。
经济学观点认为，为了一件“好东西”而放弃其他好东西所付出的代价，叫做一件“好商品”的价格。
儿子读幼儿园时，我们让他参加了绘画培训班；8岁后，他不想学画画了，我们同意了他的请求。一位朋友不解：“你怎么能这样纵容孩子，学本领可不能半途而废呀！”其实，我们是运用了经济学上的商品价格理论。我们可以将绘画培训当作一件“好商品”，为了获得它，就要舍弃去游乐场、看书和小朋友交流等一些活动，这就是绘画培训的价格。幼儿园时期的绘画培训是涂鸦训练，我们认为：老师鼓励孩子自由创作，这对于培养孩子的动手能力、观察能力、想像能力、空间思维能力、色彩的敏锐力等都非常有意义，所以放弃其他娱乐活动而选择绘画训练，是值得的。但8岁以后的绘画培训开始注重基本功训练了，对于无意于在绘画方面有所发展的孩子来说，绘画培训就有些贬值了。而这个年龄段，选择健身、和小朋友交往、看书等活动，对孩子的成长帮助更大。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又同意孩子放弃画画。
经济学观点认为，买一件商品，不仅要计算经济成本，还要计算时间成本。时间是有成本的，我们在做某种选择时，必须将其考虑在内。
关 键 词：互助会；耐用品消费；不可分投资；保险；家庭资源分配；集体约束机制
中图分类号：F832．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06)06－0024－08
互助会（ROSCAS）在国外一般被称为轮转储蓄和信贷协会（Rotating Savings and Credit Unions），是一种重要的非正式金融制度。它不仅历史悠久，而且广泛存在，在发展中国家和移民社区尤为流行。互助会本质上是一种具有储蓄和借贷功能的互助（self help）组织，{1}它有效地鼓励和促进了储蓄，同时部分地满足了成员的借贷需求。互助会的成员一般彼此比较熟悉，其相互选择、相互监督、社会制裁等机制，较好地保证了履约问题。在每次集会时交纳会费，类似于定期进行储蓄；所有成员的分散资金被集中起来作为信贷资金来源，利用了规模经济的优势。另外，互助会的成员一般是固定的，只对内部成员提供信贷服务，可见它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信用合作”的特点。国内对这种组织比较通俗的叫法是“会”，如在我国浙江、福建等省份较为流行的标会、抬会、合会等。这种民间自发的互助机构是非正式金融市场中一种非常重要的组织形式。
参加互助会的群体通常是需要资金但又无法通过正式金融机构获得信贷服务的群体，如发展中国家的低收入阶层、世界各国的中小企业等。对于这部分群体的资金需求，互助会等非正式金融制度在利用信息、风险控制等方面的机制设计，较正式机构具有明显的优势。它们扩大了金融交易，缩小了信贷市场无法出清的范围，不仅满足了参与者的消费、投资等需求，还提供了诸如保险、强制储蓄等重要功能。
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研究互助会等非正式金融制度，对于当前的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尤其具有重要的意义。过去人们对互助会等非正式金融制度采取粗暴的态度，认为它们是非法的，扰乱了金融秩序，造成了地区经济的波动。但事实并非如此！只要采取适当的管制措施，一些非正式金融制度是可以很好地填补正式金融机构的服务空白、发挥金融服务功能的。
本文尝试将关于互助会的已有研究作一综述。最早对这些广泛流行的互助会进行研究的是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这方面的经典研究包括Geetz(1962)和Ardener(1964)，[1-2]后者尤其适合作为这方面的基础文献。他指出，“会的最明显的功能是促进小规模的资本形成”以及“在通常银行没有设计的小额信贷方面提供信贷”。[2]而经济学家对互助会的关注和研究始于Besley,Coate and Loury (1993)出色的开创性工作。他首次采用规范的经济学框架分析了互助会的经济功能――为不可分割的耐用品购买融资，指出互助会制度可以理解为具有社会联系的群体面临信贷市场排斥的反应。[3]自此以后，陆续有学者从经济学的角度对互助会加以研究，并在理论模型和实证研究方面不断地拓展了已有的研究，从而使人们对于互助会的理解越来越清晰和深刻。我们的综述将主要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认识和理解互助会的功能和运行。
一、互助会的基本事实
（一）互助会的基本运作
标准的互助会通常是这样的一种组织：一群生活在同一社区的人，约定每隔一段时期集中起来（一般是1个月到3个月，也有更长的，但最短的只有1天）；在每次集会上，所有成员都按照预先的约定交纳一份或几份会费（会费是固定的），凑成“会金”（pool），然后根据某种规则交给其中的一个成员使用。成员每交一份会费就获得使用一次会金的机会。使用过会金的成员就不再有使用的机会，称为“死会”；而未使用过会金的成员在将来总有一次使用的机会，因而成为“活会”。这种集会不断地重复下去，直至组织的每个成员都使用过“会金”，全部成为“死会”为止。从资金的角度看，第一个得到会金的成员是完全的借贷者，最后一个得到会金的成员是完全的储蓄者，其余人则既是储蓄者又是借贷者。会通常由一名信用较好的人组织，俗称“会头”，他负责选择成员、催交会费、组织竞标等，并对逃会事件负责。作为酬劳，他可以优先使用会金。{2}
互助会的组织结构并不复杂，但它的制度安排却可以有很多变化。比如共同基金的次序决定方式可以有三种可能：随机次序、固定次序和竞标次序。随机次序是指成员在每次集会时交纳同样的会费，会金的使用优先权由抽签决定。在任何一期已经中过签的成员不再参加抽签，直到所有成员都中标一次后，互助会解散或者重新开始。这种会称为摇会。而固定次序是指每次集会时成员都交纳同样的会费，但成员使用共同基金的次序在互助会运行之前就已经规定，在互助会运行中不再改变。这种会称为轮会。竞标次序则是指成员使用会金的先后顺序通过竞价决定，愿意提供更多会费或者一次性支付的成员能够更早地中标，但是每个成员只能中标一次。这种会称为标会。
对一个互助会来说，它有如下几个基本的特征：成员的数量、会金的规模、互助会的会期、集会的频率、会费的数额等。其中，会费可由会金除以成员数得到，集会的频率也可由会期除以成员数得到。
（二）互助会在国外的流行
互助会是许多发展中国家最流行的非正式金融制度之一。Ardener(1964)和Bouman(1995)描述了互助会在亚洲、拉丁美洲、非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流行程度。[2][4]在非洲，互助会的参与率异常之高，超乎人们的想象。1986年，50％的刚果成年人参加过互助会；利比里亚、多哥、尼日利亚等国家的农村地区，成年人的互助会参与率在50％~95％之间。1992年，喀麦隆国内的互助会成员占到总成年人人数的80％(Bouman，1995)。[4]Tschakert(1976)估计，1976年Ekubs（当地对互助会的称呼）调动的资金总和占到了埃塞俄比亚全社会产值的8%~10％左右。[5]Schrieder,Cuevas(1992)估计，喀麦隆的非正式金融组织动员的资金占到了国民储蓄的1/2左右。[6]金融互助组织甚至形成了广泛而又全面的福利和保险网络（Shipton，1992）。[7]它们提供应急资金以帮助穷人抵御疾病或其它不幸事件，帮助穷人购买耐用品、支付子女学费，帮助农村移民更好地实现向城市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转变。同时，它还是各种规模的企业融资的重要工具。
（三）互助会在中国的流行
互助会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早在唐宋时代就流行甚广，在近代的江南农村也曾十分盛行（单强，昝金生，2002）。[8]早在1936年描述这种组织是“集体储蓄和借贷的机构”。[9]
近代江南地区的商品经济相对比较发达，资金需求较其他地区相对较高。然而，尽管当地具有较发达的银行体系，{3}但是除了少数专业银行以外，绝大多数银行只是行使调控城市金融市场的作用，无法满足乡村社会的金融需求，这在客观上促成了合会的繁荣。研究表明，江南农民通过银行及其附属机构所得到的贷款仅占全部贷款的10%左右，而农民通过传统金融手段获取金融支持占到了90%以上，其中37.7%的借款以合会为主。仅此一项，就远远超出了现代金融机构所起的作用。合会不仅战胜了现代银行，而且以其低成本（不需抵押、利息成本低）的优势压过了其他传统的金融手段，如典当和高利贷。
20世纪30年代以后，随着江南农村经济的普遍恶化，“农民经济枯穷，会的信用全失，已成者多数瓦解，筹款更难”（千家驹，1936）。到了40年代末，江南地区的合会制度日益颓废。改革开放后，互助会在我国的一些民营经济比较发达的省份如浙江、福建等重新流行起来，有关互助会的报告也体现在不少学者的研究中（姜旭朝，1996）。[10]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2000）对温州民间信用情况的调查，{4}互质的“呈会”非常普遍。由于地区文化传统习惯的原因，苍南一带的农村几乎家家都参加“呈会”。单个“会”一般在3万元左右，最大的也在5万元以下。另据更新的一项人行的调查发现，{5}温州农村几乎每个家庭都参与1~2个互助会，平均每人每季出资1000~3000元，单个呈会的额度在1万~5万元之间。柯荣柱（2003）对温州地区的问卷调查发现，该地区互助会的参与度极其频繁，有一半以上的被调查者参与两个以上的互助会。[11]我们在2004年对福建泉州、永安的调研中，也发现当地的互助会参与人员十分广泛，包括中小企业家、教师、机关人员、城镇居民、农户等各个阶层。人们通过参会筹集资金，用以投资、建房、婚事、疾病等费用支出；也有人通过参会追求高于银行存款的利息。由于手续便利、机制灵活，标会还成了当地许多中小企业融通资金的重要手段，对民营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一定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互助会不仅在发展中国家流行，在实现了现代化的国家和地区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即使像中国台湾这样的现代化地区，人们仍然广泛地依赖于互助会等非正式金融制度。Besley,Levenson(1996)通过对台湾地区1977－1991年的普查数据分析发现，该地区家庭的互助会年参与率达到15%~25％。[12]会的功能不止于通过集体储蓄购买耐用品，它还帮助人们筹集房屋的修缮和建造、婚礼、教育、疾病等相关费用，并且提供了高于其他机构的利息回报。他们还发现，拥有妇女成员、收入稳定的台湾年轻家庭，参加互助会的意愿更高。
二、关于互助会的几种经济学模型
我们已经指出，参加互助会的群体通常是得不到正式部门提供的信贷服务的，但他们还有其它的选择，例如自己储蓄、亲友借贷、高利贷等。那么，为什么互助会具有经久不衰的吸引力呢？已有的经济理论给出了如下几种解释。
（一）购买大宗耐用品
Besley，Coate and Loury(1993)首次用正式的经济学模型（后简称为B-C-L模型）研究了互助会。[3]他们认为，会的作用在于帮助无法得到外部信贷市场支持的个人进行共同储蓄，以购买不可分割的耐用品。由于缺乏外部融资的途径，个人不得不通过各自的储蓄来购买大宗耐用品。此时，由于资金的闲置，与其他人的交易可以改善他的福利。互助会提供了这样一种共同储蓄的交易方式。通过一定的内部规则，一些成员的储蓄可以为其他成员的耐用品消费提供融资，从而使得互助会成员的整体福利得以改善。B-C-L模型证明，与自己储蓄相比，标会和摇会都能够提高成员整个生命周期内的期望效用。他们还比较了标会和摇会的效率，发现在成员个人偏好相同时，摇会比标会更有效。
Besley，Coate and Loury于1994年对原先的工作进行了拓展，[13]考虑了个人既可以参加互助会，也可以求助于非正式的信贷市场的情形。他们发现，此时如果个人偏好相同，那么首先标会和摇会的分配都不是有效的。因为两者实行的都是线性分配方案，与有效分配方案所要求的凸性存在显著差异，这就是互助会的结构过于简单所带来的成本。其次，尽管都没有实现最优的配置，但是从事前期望效用来看，信贷市场比标会更好。信贷市场和标会都假设每个人的事后效用相同，而前者是帕累托有效的，后者则无效率，因此前者的事前期望效用更高。最后，在某些情况下，摇会可能会比信贷市场产生更高的事前期望效应。但如果个人偏好差异很大，上述结论可能会发生改变。
B-C-L模型作为互助会研究的开创性成果，其假设比较简单，例如成员之间的信息是完全的、成员具有相同的风险规避、会金是固定的等等，因此受到了一些批评。但这些都无损于它体现出的思想价值，以至后来成为互助会研究方面的经典参考文献。
Besley and Levenson(1996) 利用来自中国台湾1977－1991年的212046个家庭截面数据，对台湾地区耐用品消费的普及进行了研究，着重分析了家庭耐用品的积累与参与非正式金融机构的关系。[12]用Hazard模型对19种耐用品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参与rosca与耐用品的普及确实具有正向的联系。这种关系，对将近一半的耐用品在5％的水平上显著，对1/3的耐用品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家庭耐用品的积累与参与非正式金融机构之间的联系确实存在。这些结果证实了资本积累与金融制度供给的重要联系，即使是像台湾这样已经实现了现代化、建立了许多现代制度、人民相对富裕的地区，人们仍然广泛地依赖于非正式金融制度。非正式部门也能创造价值，使个人从跨期交易中获益，加速了资本积累的进程。
Handa,Kirton(1999)对牙买加互助会的实证结果也支持了Besley,et al(1993)的消费理论。[14]他们发现，互助会的成员个数越多，会费的数额越小。此外，他们的样本中，有71％的互助会成员宣称使用互助会资金来购买耐用品或者大宗物品。
（二）进行不可分的投资
Kovsted，Lyk-Jenson(1999)提出了另一种模型，即个人参加互助会的目的是筹集资金用于不可分的投资项目。[15]相对于B-C-L模型，K-L模型的最大改进在于假定成员之间的信息是不对称和不完全的，收益率是私人信息；并且成员可以利用在互助会之外的资金市场筹集的资金，来补充投资项目的投入。K-L模型用博弈论的方法解出了标会的序贯均衡出价，并证明了无论哪一种会都能提高成员的福利水平，而且标会总是比摇会有效，除非外部资金的成本很高以及成员的类型不是充分的分散。K-L模型考虑了互助会的另一重要功能――投资，并从理论上预见了标会制度具有事后有效性，即它能够保证投资收益率最高的人出最高的价钱，同时最早中标从而实现投资。但是，尽管它的假设条件距离现实更近了，仍有一些问题没有解决。例如，模型中不存在随着时间的推进才能不断地被揭示出来的信息，所以它把所有的拍卖放在第一期进行，而得到的结果与逐次进行相比并没有实质的区别，这与现实明显不符；另外，按照K-L模型的推论，标价会随着会的进行而逐次递减（与B-C-L的结论相同），但这也不能为经验事实所验证。Calomiris和Rajarman（1998）以印度地区的实际标会例子，证明了标价具有很大的随机性。[16]柯荣柱（2003）通过对中国温州地区的标会数据研究也发现，标价序列不具有显著的时序特征。[11]
（三）保险机制
耐用品消费和投资模型所不能解释的一些问题，使经济学家开始寻找更好的解释，因而互助会的保险功能渐渐得到学者的重视。Klonner(2003)正式地模型化了这一主张，其进步在于考虑了收入不确定性和随着标会运行不断揭示出来的新信息。[17]Klonner模型假定个人在事前是同质（identical）的风险厌恶者，面临着只有私人可以观察到的收入冲击，并利用互助会资金进行消费。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跨时期的风险规避（temporal risk aversion）比静态风险规避（static）更不显著，那么标会较之摇会是一个更好的选择。当存在信息不对称时，标会机制提供了风险分担的功能。
然而，Klonner模型假设不能储蓄，也不能借贷是极其不现实的。我们前面曾经提到，即使像中国台湾和温州等民间借贷比较发达的地区，互助会也广泛地存在，所以应当允许人们有获得外部资金的机会。柯荣柱（2003）基于序贯博弈框架发展了互助会的保险模型。[11]他指出，即使在完全的借贷市场下，仍然存在借贷中的策略，此时最优的贝叶斯均衡标价序列不仅有波动，而且表现出多样性。在这个最优策略下，对个人而言，参加标会事前优于不参加互助会，尽管不一定具有个人的事后有效性；对整个社会而言，事中和事后均优于不参加互助会。他还利用收集到的近100个实际标会的数据，验证了上述结论的正确性。柯荣柱的模型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兼容各个主张，并指出了互助会不一定依赖于外部条件（如没有借贷）才能存在。
（四）影响家庭内部资源分配的手段
Anderson，Baland(2002)指出了B-C-L模型在解释轮会方面的缺陷。[18]尽管从事前角度看，通过加入互助会，成员能够更快地得到共同基金，从而更早地消费耐用品，所有成员的福利都会得到改善；但从事后角度看，至少最后一个得到共同基金的成员的福利恶化了。这种情况在摇会中不会有太大影响，这是因为，如果一个成员经过抽签被排在最后，虽然他可以选择退出，但那样做会受到互助会规则的惩罚，违约成本往往很高。而轮会则不同，知道自己排在最后的成员可以在互助会开始之前选择退出，这样不会受到任何惩罚。既然加入互助会得不偿失，理性的成员肯定不会选择参加。依此倒推，我们会发现所有理性人都不会选择加入，轮会将被解散。然而，Anderson,Baland(2002)在对肯尼亚首都奈洛比(Nairobi)的实地调查中，却发现轮会在当地十分盛行。[18]显然，原有的理论已经不足以解释这类现象。
Anderson，Baland(2002)提出了另一种互助会的经济学观点：影响家庭内部资源分配的手段。[18]在A-B模型中，家庭决策由夫妻双方共同作出，但由于丈夫和妻子对家庭消费品的偏好不一致，妇女对高储蓄率的偏好远远大于丈夫，由此双方产生家庭资源分配决策的分歧，妇女会选择加入互助会以积累更多的储蓄（这里也假设没有外部借贷机会）。这样，尽管丈夫在事前可能不会同意妻子参加互助会，但当事后妻子得到会金后，丈夫的资金已经被强制储蓄了一段时间，他可能不再坚持把资金用于直接消费，而是同意妻子的消费计划。A-B模型证明，如果家庭在互助会中最后一个轮到共同基金，那么妇女的福利得到改善，而丈夫的福利却有恶化；如果家庭幸运地提前轮到，则这种情况会得到缓解，丈夫的福利也可能提高。这就为成员即使排在最后一个仍然愿意参加轮会提供了一个合理的解释。Anderson(2002)还利用肯尼亚的数据为该理论模型提供了实证支持。他们发现，正如理论所预测的，参加互助会的概率和妇女相对收入份额的关系是倒形的；妇女相对收入份额对会费数额的影响显著为正，两者也有显著的倒形关系。
（五）实现自我控制的集体约束机制
Gugerty(2003)整理了1998－1999年肯尼亚西部地区的调查后认为，已有的几种理论都不能完全解释调查数据体现的复杂现象。[19]在他的样本中，互助会并不仅仅意味着为耐用品提供信用，因为它们的轮转次序是固定不变的，参与者并没有要求比自己储蓄更早地得到资金；互助会也不是主要的保险机制，因为参与者几乎不能控制他们得到资金的时间；同时，互助会也不是解决家庭内部消费决策冲突的手段，因为会费一般由家庭成员共同承担，参加互助会的收益也由家庭成员共享。此外，能够证实互助会参与者对违约者实施严厉制裁的说法缺乏充足的证据。因此，个人之所以参加互助会，应该还有另外的动机。Gugerty(2003)由此提出了参与互助会的另一个可能的动机：储蓄需要自我约束。[19]对那些时间偏好不一致（time-inconsistent preference），且没有替代约束技术的个人来说，互助会提供了一种帮助他们实现自我控制的集体约束机制。Gugerty模型假设个人对将来的消费更加偏好，从而在理论上证明了互助会这种集体约束机制能够改善个人的福利。另外，即使不借助于严厉的社会制裁，在重复博弈的情形下，如果因为被排除在将来的互助会之外而损失的收益足够大的话，成员将不会为短期利益而违约。
集体约束机制的假设与调查结果是一致的。首先，大多数互助会的参与者都声称自己的参加目的是约束自己进行储蓄，即“为了得到储蓄的动力”；其次，参与者并不总是很看重自己在互助会的轮转次序，表明信用不是参与的目的；再次，互助会监督并且强制成员向集体按期公开支付会费；最后，许多互助会的成员通过在事前承诺资金的使用方式以及集体的监督，“捆住了自己的双手”。计量分析表明，越偏僻地方的互助会采用事前承诺机制的概率越小，这可能是因为发达地方的人们面临诱惑更多的缘故；同时，种族一致性越强的互助会采用事前承诺机制的概率越大，因为监督本族的人可能要更容易一些。
三、互助会的持续能力（sustainability）和竞争力
（一）履约问题
许多文献发现，现实中互助会的违约极少发生。那么它的履约问题是如何解决的呢？我们首先对违约发生的各种形式作一区分。按照发生时间违约可分为两种情形：一种是成员在得到会金后不再交付会费；另一种是成员在得到会金之前不再交付会费。按照违约意图也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恶意违约，指成员在有支付能力的情况下逃避责任；另一种是被迫违约，指成员确实没有支付能力而不得不违约。
Besley,et al(1993) 考虑了单期互助会的稳定性问题：[3]在随机互助会下，只要第一个得到共同基金的成员愿意履约，其他的成员都会继续留在互助会里，因为前者的违约收益最高（这里只考虑履约意愿，而不考虑履约能力）。第一个得到资金的成员的履约意愿取决于违约收益与违约成本的对比；只要违约成本足够高，成员就会选择履约，互助会也就能够持续下去。违约收益决定于互助会的成员人数和会费水平。在成员人数给定的情况下，只有降低会费水平，或者延长会期，第一个得到资金的成员的违约收益才会降低，互助会才可能持续下去；而在会费给定的情况下，只有减少成员的个数，互助会才可能持续下去。更少的成员人数意味着第一个得到资金的成员享受违约收益的时间被缩短。显然，两者都会降低互助会给成员带来的整体福利，因为最优分配需要服从更多的约束条件。由此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互助会的规模不能无限扩大。虽然增加成员人数能够增加整体的预期收益，但此时违约收益也会增加，并可能超过违约成本，于是互助会将无法持续下去。
Anderson，et al(2003)更加细致地研究了互助会的制度结构与违约行为之间的关系。[20]其运用重复博弈模型对轮会和标会的分析表明，如果没有社会制裁，互助会将不是可持续的(sustainable)；即使将来参加互助会的资格会被剥夺，第一个得到共同基金的成员也总是会选择违约。这一点表明了社会制裁对于互助会运行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一般情况下，标会的履约问题会比轮会严重，因为在轮会中第一个得到共同基金的成员的次序总是排在前面，他的违约动机会减小。{6}另外，对标会来说，如果允许成员在紧急情况下改变次序，会使履约问题有所缓解；但对轮会而言，这样反而会恶化履约问题。这是因为，如果标会成员为紧急需要改变次序，他可以调到自己更偏好的位置，从而增加了他留在互助会的动机；而在轮会中，如果允许改变次序，原来排在第一位的成员会担心将来自己的位置让给他人，所以违约的动机会增强。
Gugerty(2003)基于Anderson(2003)的调查指出，互助会的成员之间一般都有很密切的社会联系，因此他们可以完成银行部门无法实现的信用交易。[19]生活在同一社区关系紧密的居民，在信息和执行方面具有较大的优势，他们可以通过相互选择(Stiglitz,1990)筛选成员，排除那些高风险的潜在加入者；也可以通过相互监督(Varian,1990)来监督成员的努力水平。而社会制裁的力量又进一步加强了信息优势：集体有能力把违约者排除在为人们提供保险和当地资源使用权的社区网络之外。但互助会参与者对违约者实施严厉制裁的事情在现实中很少发生。互助会成员有能力区分违约究竟是出于真实的需要，还是出于机会主义的动机。当成员发生经济困难确实无法支付会费时，集体一般并不愿意通过毁掉声誉的方式惩罚违约者，因为其他成员深知社会关系和社会资本的价值，他们宁愿选择不去威胁同伴的社会保障。但是，互助会也可以设计其他的内部机制来阻止机会主义行为。一是让互助会重复运行，未来参与互助会的收益能够保证成员在当前相互合作；二是制定支付策略，对违约者中拥有债权的成员不再支付会费。有了这些保证成员相互合作的内部机制，互助会就不仅仅建立在事前的社会关系和彼此信任的基础之上，它还有明确的组织边界、有最终的制裁措施、有低成本的冲突解决机制。Gugerty(2003)最后证明，即使不借助于严厉的社会制裁，在重复博弈的情形下，如果被排除在将来的互助会之外而损失的收益足够大的话，成员将不会为短期利益而违约。我国学者胡必亮（2004）也指出，村庄信任是标会运行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21]由于村庄共同体与区域性文化等因素对标会行为的嵌入，小规模、社区性标会在现实运作过程中的风险很小。
以上研究侧重于社会压力、重复博弈的作用，除此之外，独特的机制设计也是互助会能够很好地解决履约问题的关键因素。Van der Brink(1997)列出了互助会的一些风险控制措施，包括事前风险控制――选择较有声望的人担任会头，谨慎筛选成员，将高风险成员安排在后面等；事后风险控制――问题银行{7}和社会压力{8}等。[22]这些机制使互助会的违约率控制在较低的水平。Handa,Kirton(1999)在对牙买加互助会的分析中发现，会头对互助会的影响不容忽视。[14]样本中会头一般年纪较大，比较富裕，且拥有较多的互助会组织经验。计量分析证明，成员对会头的报酬支付与互助会的持续能力{9}显著正相关。此外，当资产专用性{10}较高时，成员与会头之间的合约安排就更加灵活。{11}我们对福建的调查也发现，会头需要对成员逃会负责；如果有会员逃会，会头必须缴足他的会费。通常只要有一名成员逃会，会头组织互助会的收益就基本被抵消了；逃会成员越多，会头损失越大。因此，会头具有较强的激励去筛选和监督成员。由此可见，互助会借助于社会压力、重复博弈和精巧的制度安排，较好地解决了履约问题。
（二）互助会与正式金融部门（银行）的关系
许多标准模型（例如B-C-L、Klonner模型）都是在不存在互助会以外的借贷机构的假设下得出互助会有效这一结论的。那么当存在外部的信贷市场时，互助会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吗？事实并非如此。人们发现，在很多地方互助会与正式金融机构并存。Van der Brink(1997)对喀麦隆一个村庄（Big Babanki）的调查表明，当地互助会受到绝大多数村民的欢迎，每年发放大量的信用贷款。相对于其他金融制度，如银行、非正式信用联合会，互助会运作的交易成本较低，运行效率更高。而我国温州、台湾地区互助会的盛行是另一个例子。显然，互助会制度的经久不衰有其内在的原因。
Van der Brink(1997)考察了银行和互助会的关系。他假设个人为了购买耐用品，可以在三种融资方式中作出选择：一是在银行进行储蓄，等到本金和利息总额足够的时候再购买；二是向银行贷款，这样可以马上购买耐用品，之后逐渐归还；三是加入当地的互助会。结果发现，个人优先选择互助会的条件是耐用品消费给个人带来的效用既不太高，也不太低。由于在多数发展中国家，银行给个人提供的存款利率很低，而贷款利率却很高，因此互助会有较大的生存空间。
Chiteji(2002)的研究也发现，互助会与银行的关系不是简单的此消彼长的关系。[23]由于信息不对称，银行必须使用资源审查贷款人的资质，从而发生监督成本；由于信息不对称，银行将实行信贷配给，一部分企业家将无法得到贷款。这就给互助会提供了发展的空间。被银行拒之门外的企业家通过成立互助会，可以实现投资机会。可见，除非银行的监督成本降为零，互助会才可能销声匿迹，而这在现实中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互助会之类的非银行组织总是能够满足一部分的客户需求。即使一个经济体的银行系统非常发达，即使政府不对银行部门实行信用控制，互助会仍将存在。
事实上，后来的许多学者已经开始意识到互助会机制的竞争力。例如在K-L模型和柯荣柱（2003）的模型中，都已经允许外部资金市场的存在。柯荣柱（2003）还证明，当考虑保险功能时，即使在完全的借贷市场下，对整个社会而言，参加互助会的事中和事后决策优于不参加。
综合上述研究，我们可以发现，互助会相对于银行的最大优势在于它更好地解决了信息问题，且这种优势在面对农户、小企业等群体时尤为明显。即使一个地区的银行系统非常发达，由于信息成本太高，银行为了规避风险，要么对这类群体要求更高的利率，要么干脆拒绝提供服务。而互助会依靠资金供求双方的人缘、地缘关系以获取借方的信息特征，并借助社会压力、重复博弈等增加违约成本，这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信贷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难题，因此可以服务到银行所无法服务的群体。此外，正如前文中概括的，除了借贷之外，互助会还能提供保险、资源分配、强制储蓄等银行所无法实现的其它功能。正是这些原因，使得互助会能够为那些被银行拒绝的群体提供合适的金融服务，并且经久不衰。金融市场的这种分隔状态，其实是非正规金融部门、正规金融部门、借款人三方优化行为选择的结果，而不是其行为选择的前提或原因。
四、总结
互助会是一种在全世界都比较盛行的非正式金融制度。目前经济学家对于互助会的解释已经比较丰富，他们从耐用品消费、不可分投资、保险、家庭资源分配、集体约束机制等角度对互助会制度进行了日益深入的探讨，并结合实证研究，检验了已有理论的假设或结论。在理论的发展中，成员的异质性、不完全信息、重复博弈、收入的不确定性等因素先后被纳入考虑范围，大大丰富了模型的内涵和适用范围。
但是，关于互助会的理论发展远没有达到完美的地步，互助会的秘密至今仍未完全揭开。首先，已有的模型都是假定人们参加互助会的目的只有一种。而现实中，一个互助会的参与者可能怀有各种不同的目的，如耐用品消费、保险等。如果将多目标性质考虑进来，那无疑有助于人们更好地理解会――这一古老而又富有生命力的组织；{12}其次，对于倒会的研究基本还是空白。倒会事件在中国台湾和大陆等地都曾大规模的发生过，给参与者和地区金融市场造成了较大的影响。{13}这方面的研究将为人们如何制定合适的措施以规范互助会的运作，提供了有益的参考。最后需要指出的是，互助会作为一种非正式的民间金融机构，它的机制设计及其功能、绩效，与其制度环境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我们很难说关于互助会的某种理论正确，或某种理论错误。事实上，在不同的地区，互助会面临着不同的制度环境，它总是会自发地选择在特定约束下最有效率的机制，从而发挥其最大的制度优势。由此可见，制度环境在这里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外生变量。
总之，互助会等非正式金融制度安排具有较高的效率、活力和竞争力，它们从整体上提高了面临信贷约束群体的福利。对于这类民间借贷制度，我们应当实事求是地认识其作用，并加以规范和引导，让它们更好地发挥金融服务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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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具有储蓄和信贷功能的互助组织有两种：运行过程中基金不断轮转的为互助会，基金不轮转的为ascra(accumulating savings and credit associations，见Bouman，1995)。后者不在本文中研究。
{2}根据我们在福建的调查，通常的方式是会开始之前，成员首先凑集一笔会金，供会头使用。在最后一期，会头将资金返还给所有成员；也有其他方式，如工资、实物支付等。参见Handa,Kirton(1999)对牙买加的调查。
{3}20世纪30年代中期调查，无锡、吴县、常熟、昆山、太仓、江阴、武进、吴江8县共有银行127家。抗战前，江南地区共有总行94家，分支行424家，占全国银行总数的一半以上。
{4}参见《中国金融年鉴（2001）》。
{5}参见银行平阳支行课题组（2002）。
{6}这里没有考虑排在最后的人的违约问题，因为Anderson,et al(2003)已经证明，轮会中排在最后一位的成员选择留在互助会的净收益（与自己储蓄相比）与第一位相同；而标会中排在最后一位的成员选择留在互助会的净收益甚至比第一位还高。因此，排在第一位的成员的违约问题总是比最后一位严重一些。
{7}问题银行是解决成员遭遇收入冲击、交费发生困难的一种方式。它在互助会内部运行，随互助会解散而结束。它向成员收取很小数额的会费，并向成员发放高利率的应急贷款；其功能相当于面向成员存贷的小银行。
{8}如果成员最终还是违约，互助会制度将对其施加巨大的社会压力，并且将不遗余力地追索负债。违约成员可以推迟偿付时间，但是不能逃避责任。即使本人已经去世，债务还会转移到他的后代身上。在这种压力下，恶意违约的情况非常少见。
{9}他们用成员是否在互助会遇到过违约问题代表互助会的持续能力。
{10}资产专用性可以用会费来代表；会费越高，资产专用性就越大。因为在互助会运行期间，资金将不可能再另作他用。
{11}在一个互助会中，会头的报酬支付方式有两种：一是以礼物的形式；二是以固定工资或者共同基金的一定比例的形式。前者可以看作灵活的合约安排，后者可以看作刚性的合约安排。
{12}例如，标价的多样性可以得到更好的解释。
{13}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曾发生过数次大规模的倒会事件。最近一次是福建福安，涉及金额25亿元的地下标会的崩盘冲击了当地80％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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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校：魏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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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乱砍乱伐
近年来，洪涝灾害在我国有愈演愈烈之势，发生的频率越来越高，危害也越来越大。究其原因，有人认为是由我国特殊的地理特征所造成的，也有人认为是受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当然，人们谈得最多的还是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因为地理特征说明不了为什么洪涝灾害发生的频率越来越高，厄尔尼诺现象也难以解释为什么洪
水的流量不是最大，水位却连创历史新高。不可否认，自然生态的破坏是导致洪涝灾害发生的最主要原因之一，这一点，环境学家早有定论。我们所关心的是：人们明知道环境的重要，为什么仍然乱砍滥伐、乱垦乱牧而不注意对环境的保护。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这是因为我们的有关制度出了问题，现存制度一定在某种程度上对破坏环境起了“鼓励”的作用。从理论上说，这是一个典型的外部性问题。
种树—激励不足
砍树—激励过度
大家知道，经济学所说的外部性是指这样一种情况：一个行为主体实施某种直接影响他人的行为，而且对此既不用赔偿，也得不到补偿。也就是说，该行为主体对其行为产生的后果是不负任何责任的，行为的影响对于该行为主体来说是“外部的”。
外部性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正的外部性，其他人可以从这种行为中受益但并不为此而付费；一种是负的外部性，行为的后果损害了他人的利益但行为主体并不承担相应的成本。外部性是市场失灵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外部性存在的情况下，市场对资源的配置不会是有效的。环境恶化是一个典型的外部性问题。
我们可以从树木的砍伐和种植来说明这一点。砍树人可以通过木材的使用或转让受益，其支付的成本是和砍树这一行为直接相联系的费用，由于树木减少而对环境造成破坏(包括水土流失的增加氧气供给的减少、对空气净化能力的减弱等等)所带来的损失则是由他人来承担的，因此，砍树这一行为有负的外部性，私人承担的成本小于社会总成本。种树则相反，种树人的收益是直接和树相联系的经济收益，由于种树所带来的环境的美化、对空气净化能力的提高、水土的保持等，能够使他人受益，因而，种树有正的外部性，私人的收益小于整个社会的收益。
当存在正的外部性时，由于行为主体承担种树的全部成本而不能享有种树所带来的全部收益，因而存在激励不足问题，表现在人们没有植树造林的积极性；当存在负的外部性时，由于行为主体享有砍树的全部收益却只承担部分成本，因而存在激励过度问题，表现在对森林的乱砍滥伐。这是导致森林资源日益匮乏的根本原因。因此，在有外部性的情况下，市场对资源的配置不是最有效的。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市场失灵。其它环境问题，包括沙漠化问题、草原资源的退化问题、污染问题等，都可以从外部性的角度找到原因。
政府的两手：
大棒和胡萝卜
既然在有外部性的情况下，市场不能有效地配置资源，那么政府的作用就十分重要了。
政府处理负的外部性时，最简单也是最有力的方法是宣布它为非法。据报道，目前重庆已作出了不再砍树的承诺，云南、东北等地已停止采伐森林，四川也宣布自9月1日起，部分地区(阿坝、甘孜、凉山三州、攀枝花、乐山以及雅安地区)立即无条件全面停止天然林的采伐，关闭木材交易市场，全面启动自然资源保护工程。作为应急措施，这种强制命令是有效的，但如果作为长期政策，则会带来很多问题。
1．一刀切的命令使一些可利用的森林资源得不到利用，这一方面造成资源的浪费，另一方面也侵犯了地方利益和消费者利益；
2．仅仅长江流域禁伐，而其它地方乱砍滥伐现象仍然存在，这既在客观上造成不公平，也不能解决其它流域的洪涝灾害问题。而全国范围内禁伐又是不可能的。
3．这种政策的长期效果也值得怀疑，因为它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外部性问题。地方作为利益主体，仍然存在砍树激励过度、种树激励不足的问题。这样，政策的贯彻有很大难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