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28 16:30:12
序论：在您撰写辩论的价值时，参考他人的优秀作品可以开阔视野，小编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这些建议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热情，引导您走向新的创作高度。
关键词：广义价值论 狭义价值论 主体性
中图分类号：F03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5）06-022-02
价值是谁创造的？这是一个古老而又经典的问题。围绕这一问题以及在其基础上展开的关于分配理论的争论由来已久，一些人认为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所以在分配方面应该按劳分配；另一些人认为劳动只是创造价值的一个要素，因此应当形成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分配理论。我们应当形成这样的认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谁对谁错，而在于持有不同观点的人的主体性。广义价值论与狭义价值论之争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很好地认识这一问题的机会。
一、广义价值论与狭义价值论及相应分配理论的概念界定
（一）广义价值论及生产要素按贡献分配的理论
广义价值论由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提出，在他的著作《从狭义价值论到广义价值论》以及《按贡献分配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原则》等书中都有详细的阐述。蔡继明提出：“根据广义价值论，各种生产要素都参与了价值创造。”{1}也就是说，劳动不是价值的唯一来源，劳动降格为一个生产要素，同资本要素、土地要素一同创造了价值。价值理论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直接关系到分配理论，关系到不同利益主体的切身利益，有什么样的价值理论就会有什么样的分配理论与之对应。在广义价值论的基础上，蔡继明教授与谷书堂教授共同提出了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的理论。“所谓按生产要素的贡献分配，就是按生产要素在社会财富（即价值的创造）中所做的贡献进行分配。”{2}这大体上也就是今天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方式的理论基础。
（二）狭义价值论及按劳分配理论
当我们看到“狭义价值论”这个名字时，或许感到陌生，其实所谓“狭义”只不过是与“广义”相对应的一种说法，狭义价值论就是我们所熟悉的劳动价值论。劳动价值论即劳动创造价值的理论，劳动不是一种生产要素，它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但劳动并不是它所生产的使用价值即物质财富的唯一源泉{3}。劳动具有二重性，具体劳动转移生产资料的价值，抽象劳动创造价值。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学者坚持的分配理论是按劳分配的理论，即劳动作是为衡量分配的唯一的标准。
二、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辩论无解
（一）来自广义价值论的各种质疑
其实，所谓广义价值论并不是什么新鲜的玩意儿，它只不过是200多年前法国人萨伊所提出的三位一体公式的一个翻版，但毕竟取了一个新鲜的名字，于是基于广义价值论的学者抛出了种种观点，并对坚持劳动价值论的学者提出了种种质疑。
他们认为劳动价值论无任何逻辑一致性的证明，比如，蔡教授写到“亚当・斯密曾以鹿和海狸的交换为例说明价值决定，认为，1只鹿之所以能和两只海狸相交换，是因为捕获1只鹿和捕获2只海狸耗费了同量劳动，因此只有劳动才是价值的普遍尺度和正确尺度。”但是，他马上指出，“上述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的规律，只适用于资本积累和土地私有尚未发生之前的初期野蛮社会，而在土地私有制和资本积累产生以后的进步社会，价值就不是由劳动时间，而是由工资、地租和利润这三种收入决定了。”{4}由此，蔡教授认为在斯密的价值体系不是二元的，它其实仅存在一种价值理论，即生产费用论，人们通常所认为的二元的价值论只是在不同的前提假设下对生产费用的不同规定。我们通常认为亚当・斯密是相对较早地提出劳动价值论的，但是广义价值论者否认了斯密在研究之初对于劳动价值论的认可，以此否认劳动价值论在斯密那里的存在。而从历史的观点与阶级的观点可以很好地解释这一问题。劳动价值论在亚当・斯密那里确实存在过，斯密之所以在价值理论上背离了他最初坚持的劳动价值论，无非是主体性在作怪。在斯密坚持劳动价值论的时候，他所从属的资产阶级还不是社会的统治阶级，他们还需要辛苦的劳动，社会的统治阶级是无所事事的封建势力，而为了论证资产阶级存在的合理性，斯密才坚持劳动价值论。而当斯密所从属的资产阶级进过艰苦的斗争终于在斯密的有生岁月了封建势力，成为统治阶级后，资产阶级不再需要辛苦的劳动，他们终于有了可以使唤的阶级――工人阶级，于是为再次论证资产阶级的合理性，斯密开始在价值理论上背离劳动价值论。因此，广义价值论者抛出的这个置疑其实是主体性的问题。
广义价值论者又认为，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的理论指的是功能性分配，也就是基于生产要素所有者的所有权，把各个生产要素所创造的收益转归各个生产要素所有者。广义价值论者认为这个要求是合情合理的。好一个“所有权”！谈到所有权的问题，笔者不禁要问：那个被你们叫作劳动力的生产要素的所有权者所创造的价值在谁那里？如果说资本所有者因其资本要素在财富创造中所作的贡献而昂首向前，那么劳动者为何尾随其后？因为劳动力并没有参与分配，它只是进行了可怜的交换；因为工资从来就不是收入，它只是成本。劳动仅仅是资本家手里的一种生产要素，它从来都没有参与剩余价值的分配，它仅仅是作为资本家购买到的一种生产要素而获得了资本家所支付的成本价格。
（二）主体性分析
诸如上面的辩论有很多，但是无论有多少辩论，都会限于一种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怪圈，都是无解的。作为一个劳动者，笔者是劳动价值论的坚持者与学习者，初次接触广义价值论时，试图逐条地用自己所学的知识回应《从狭义价值论到广义价值论》那本书当中对劳动价值论的种种质疑。但后来发现，陷于这场无解的辩论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双方各自站在不同的立场上，有着不同的主体性，对利益问题当然会有不同的看法。
“主体性”的问题就是“我是谁”的问题。我们每个人置身于这个社会当中，不管你承认与否，你都具有主体性与阶级性，没有人是公平的使者，尤其是那些自称为是客观公正的代表全人类利益的学者们更是如此。“迄今为止，政治经济学的主体分别为：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以资产阶级为主体，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劳动者为主体。”{5}我们不应该流于谁对谁错的表面现象，应该对不同观点的提出者进行归类，首先明确一个学者的主体性与阶级归属，然后便可以明确他的观点的立场，他是为谁说话的。我们对现在的政治经济学者可以大体分为两类，代表资本所有者阶级的学者，与代表劳动人民利益的学者。显然，当双方处于不同阶级主体辩论阶级主体利益时，辩论是毫无意义的，问题不在于谁对，而在于你是谁。
三、走出辩论本身，接受理论与现实的考验
（一）强者为王
我们说不同主题之间就主体利益的辩论是无意义的，那么在历史的长河中究竟谁主沉浮？强者为王！正如马克思所说：“一个社会在物质力量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在精神上也占统治地位”，也就是说一个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就是占统治地位的人的文化。是资本家还是劳动者最终能够掌握利益分配的话语权与主导权，这要看哪个阶级最终掌握了物质力量。中国历史上的“盐铁论战”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一谈到中国古代的经济政策，我们很自然地会想到“重农抑商”，农为本、商为末，但重农抑商的政策不是中国古代从来就有的，中国在封建领主制时期的周代、春秋战国时期曾经有过发达的商品经济，《周易》中有大量的关于商业活动的记载，春秋时的齐国，以发达的商业而称霸一时，战国时更是涌现了诸如范蠡、吕不韦等为代表的大商人。但中国的商品经济却在进入集权官僚制社会之后经历了与西欧的商品经济完全不同的命运，西欧的封建贵族们只看到了商业的发展会给他们带来金银财宝，而忽略了与这些金银财宝一起成长起来的另一个与之相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于是，在西欧商业资本发展成了产业资本，资产阶级桎梏他们的封建势力而成为统治阶级。但情况在中国古代却截然不同，封建势力害怕大商贾威胁自己的统治，于是，重农抑商这一基本国策，在秦统一后大体确立。汉昭帝始元六年，由霍光组织召开了一次讨论国家现行政策的辩论大会，也就是“盐铁会议”，“会议上，桑弘羊的重商主义与重农抑商主义就盐铁专卖与农商关系展开一场大辩论。辩论结果是霍光一派获胜，这同时也是儒家道统的胜利。至此以后，重商思想很少再有人提及，重农抑商作为基本国策由此确立。”{6}为什么以霍光一派为代表的重农抑商主义会赢得那场辩论的胜利，当时的封建领主的势力已经由于井田制的瓦解以及各种分权政策而被极大地削弱了，他们在社会当中不是物质力量的统治者。
（二）资本主义经济学在理论上与现实上的没落
那么回到我们这场关于广义价值论与狭义价值论之争，既然辩论本身已经没有意义，那么在辩论之外，究竟哪个阶级主体会最终胜利？我们要回到历史的发展趋势中去一探究竟。
以辩护论为方法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生命已经渐趋终结。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辩护论的方法是建立在“经济人”的假设之上的，经济活动中的每个人都能够充分地利用信息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每个人在获得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的同时也能够有效地利他。我们说利他源于利己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利己不见得能够利他，利己的过程中可能会产生道德的沦丧，因此个体的理性不等于总体的理性，你根本就感受不到看不见的手，因为它真的不存在。辩护论的方法还“将现行资本主义制度规定为自然规律的表现，是天然合理的社会制度，是人的自私本性的集中体现，也是实现个人私利的唯一的社会形式。”{7}从这一点上来看，资本主义经济学家未免太过于确定与绝对化了，那种宣称资本主义制度是人类社会的终结制度的论断是极其露骨的辩护。辩护论的方法留于现象描述的方法，不探讨本质规定，在西方经济学的教科书中，我们看到他们把经济体系分为微观与宏观两个部分，有的加进中观部分，但都是孤立地看问题的方法，看不到个体与总体的联系，没有联系也就掩盖了矛盾。他们分析生产就是生产，分析消费就是消费。辩护论的方法还片面强调数学化，认为应用数学的复杂程度是检验理论是否有深度的一种重要的标准。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现在这种倾向在中国的经济学界已经越来越明显。刚刚高中毕业的中国学生，他们因为还未步入社会而不了解中国的现实情况，他们当中有的人有出国学习的机会，在国外刻苦的学习使他们中的部分人掌握了高深的金融工程，但作为学生，就像不了解中国的情况一样，他们同样不了解国外的情况。他们当中有的人毕业后回国工作，用的就是在国外学会的数学来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这种在不了解国情的情况下的置空的理论是解决不了中国的现实问题的。辩护论的另一个特点是庸俗的实用主义，之所以称之为庸俗，是因为它为追逐创造财富这种有用性而不择手段。
资本主义的没落是资本的没落。资本曾经作为财富增长的手段，促进了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在那个时候，资本与人具有同一性。但是今天，当资本越来越投向既存收入，而不是投向新增收入时，资本是不顾劳动者而在虚拟经济领域牟利，资本的增长与国民财富的增长不一致了。于是，当资本总体脱劳动时，资本不再同一于人。它已经再无合理性而言了。{8}
（三）社会主义经济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社会主义不是忽略个体，而是要实现每个个体的充分发展，它是同一于人类的劳动价值论以及按劳分配的理论应该成为劳动者的理论，这应该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发展走过了许多弯路。如果说资本主义经济学因辩护论的方法而走向没落，那么社会主义经济学的朝阳还没有出现。在很多打着社会主义经济学的旗号名下提出的理论充斥着不合理的因素。但这一切的不足不等于说社会主义经济学没有前途，恰恰相反，社会主义经济学代表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但它必须明确主体性、革新方法、发展理论。代表劳动者利益的经济理论必然成为社会上的主导文化。
注释：
{1}蔡继明.比较利益说与广义价值论.南开经济研究，1987（1）；蔡继明.从狭义价值论到广义价值论.上海格致出版社，2010
{2}谷书堂，蔡继明.按贡献分配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原则.经济学家，1989（2）；蔡继明.从按劳分配到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人民出版社，2008
{3}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2008
{4}蔡继明.从狭义价值论到广义价值论.上海格致出版社，2010
{5}刘永佶.政治经济学大纲.中国经济出版社，2007
{6}刘永佶.政治经济学大纲.中国经济出版社，2007
{7}刘永佶.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教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8}马淮.虚拟经济运行分析.新华出版社，2014
(一)广义价值论及生产要素按贡献分配的理论
广义价值论由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提出，在他的著作《从狭义价值论到广义价值论》以及《按贡献分配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原则》等书中都有详细的阐述。蔡继明提出：根据广义价值论，各种生产要素都参与了价值创造。也就是说，劳动不是价值的唯一来源，劳动降格为一个生产要素，同资本要素、土地要素一同创造了价值。
价值理论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直接关系到分配理论，关系到不同利益主体的切身利益，有什么样的价值理论就会有什么样的分配理论与之对应。在广义价值论的基础上，蔡继明教授与谷书堂教授共同提出了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的理论。所谓按生产要素的贡献分配，就是按生产要素在社会财富(即价值的创造)中所做的贡献进行分配。这大体上也就是今天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方式的理论基础。
(二)狭义价值论及按劳分配理论
当我们看到狭义价值论这个名字时，或许感到陌生，其实所谓狭义只不过是与广义相对应的一种说法，狭义价值论就是我们所熟悉的劳动价值论。劳动价值论即劳动创造价值的理论，劳动不是一种生产要素，它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但劳动并不是它所生产的使用价值即物质财富的唯一源泉。劳动具有二重性，具体劳动转移生产资料的价值，抽象劳动创造价值。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学者坚持的分配理论是按劳分配的理论，即劳动作是为衡量分配的唯一的标准。
二、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辩论无解
(一)来自广义价值论的各种质疑其实，所谓广义价值论并不是什么新鲜的玩意儿，它只不过是 200 多年前法国人萨伊所提出的三位一体公式的一个翻版，但毕竟取了一个新鲜的名字，于是基于广义价值论的学者抛出了种种观点，并对坚持劳动价值论的学者提出了种种质疑。他们认为劳动价值论无任何逻辑一致性的证明，比如，蔡教授写到亚当斯密曾以鹿和海狸的交换为例说明价值决定，认为，1 只鹿之所以能和两只海狸相交换，是因为捕获 1 只鹿和捕获 2 只海狸耗费了同量劳动，因此只有劳动才是价值的普遍尺度和正确尺度。但是，他马上指出，上述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的规律，只适用于资本积累和土地私有尚未发生之前的初期野蛮社会，而在土地私有制和资本积累产生以后的进步社会，价值就不是由劳动时间，而是由工资、地租和利润这三种收入决定了。由此，蔡教授认为在斯密的价值体系不是二元的，它其实仅存在一种价值理论，即生产费用论，人们通常所认为的二元的价值论只是在不同的前提假设下对生产费用的不同规定。
我们通常认为亚当斯密是相对较早地提出劳动价值论的，但是广义价值论者否认了斯密在研究之初对于劳动价值论的认可，以此否认劳动价值论在斯密那里的存在。而从历史的观点与阶级的观点可以很好地解释这一问题。劳动价值论在亚当斯密那里确实存在过，斯密之所以在价值理论上背离了他最初坚持的劳动价值论，无非是主体性在作怪。在斯密坚持劳动价值论的时候，他所从属的资产阶级还不是社会的统治阶级，他们还需要辛苦的劳动，社会的统治阶级是无所事事的封建势力，而为了论证资产阶级存在的合理性，斯密才坚持劳动价值论。
而当斯密所从属的资产阶级进过艰苦的斗争终于在斯密的有生岁月推翻了封建势力，成为统治阶级后，资产阶级不再需要辛苦的劳动，他们终于有了可以使唤的阶级工人阶级，于是为再次论证资产阶级的合理性，斯密开始在价值理论上背离劳动价值论。因此，广义价值论者抛出的这个置疑其实是主体性的问题。广义价值论者又认为，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的理论指的是功能性分配，也就是基于生产要素所有者的所有权，把各个生产要素所创造的收益转归各个生产要素所有者。广义价值论者认为这个要求是合情合理的。好一个所有权!谈到所有权的问题，笔者不禁要问：那个被你们叫做劳动力的生产要素的所有权者所创造的价值在谁那里?如果说资本所有者因其资本要素在财富创造中所作的贡献而昂首向前，那么劳动者为何尾随其后?因为劳动力并没有参与分配，它只是进行了可怜的交换;因为工资从来就不是收入，它只是成本。劳动仅仅是资本家手里的一种生产要素，它从来都没有参与剩余价值的分配，它仅仅是作为资本家购买到的一种生产要素而获得了资本家所支付的成本价格。
(二)主体性分析
关键词：《孟子》 论辩文 必然性 历史价值
战国年代，百家争鸣，儒学宗师孟子凭着其善辩、好辩称雄一世，千古留名。在其《孟子》一书中，对其论辩进行了系统的记录，跟孔子《论语》中反对“用佞”、只求“辞达”、言简意赅的论辞有所不同，跟《墨子》中缺乏文采、语言质朴、逻辑严密的立论也存区别，其以情辞激越、锋芒毕露、逞才使气的辩驳论战为特点，辩论中明确自己的观点，展现自己的才华、风采和思想，是一种独特的论辩文体。被后人称为我国历史上辩对散文的鼻祖，是驳论文体形成的开元者。
一、《孟子》概述
《孟子》一共七篇，其主要是对孟子的经典谈话进行了记录，对孟子的政治行动、政治观点和治国思想等进行了具体的记录，此书属于儒家的经典之作。《孟子》以性善论为学说出发点，主要主张以德治国。到了南宋时，著名思想家和儒学家朱熹将其跟《中庸》、《大学》、《论语》合称“四书”。从宋开始，都将其作为家喻户晓且家传户诵的著作。《孟子》不单单是传承孔子的学说，并且提出了自己独到的学术观点，是孟子独特的儒学，其中充分彰显着孟子的理论和思想。通过《孟子》，人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孟子的思想、精神、情感、个性，能看到一个鲜活的儒学大师形象。
二、《孟子》论辩文的必然性
（一）孟子生活时代的客观要求
孟子“好辩”以及《孟子》论辩文的产生，其实跟当时时代背景和现实斗争有着必然的联系。孟子出生于诸侯争雄的战国中期，为了“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行，放辞”，孟子不得已要跟各类人物展开辩论，就好像孟子自己所说的――“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可见，孟子为了推行自己的政治观点，在当时气象万千、百家争鸣的时代，其不得不跟别的思想展开争辩，不得不进行论辩，这也就是《孟子》论辩文产生的时代要求。同时，孟子也善于辩论，在推广其治国思想和政治理念时，其跟其他思想进行论辩时，不得不以说服对方为目的，通过自身的战术和战略，战胜其他辩方。《孟子》中的论辩正是如此，他基本上是所向披靡，辩无不胜。
（二）孟子好辩和善辩的主观意愿
《孟子》中主要是对孟子游说诸侯以及跟人谈话进行的记录，而他的思想和观点大多在跟别人争辩中表露出来的，因此，《孟子》所记录的大多是孟子本人跟其他思想的辩论，其基本上是以论辩文出现的。可见，《孟子》论辩文产生的一个必然原因是孟子好辩和善辩的主观意愿。孟子论辩首先表现为善于探知到对方的矛盾，将对方陷于自相矛盾之中，使其首尾不可兼顾之境，从而使其自己获胜。这主要是使用了归谬法，比如在《藤文公上》中，其归谬过程是：如果薄葬合理，夷子就该薄葬其亲，但他却“葬其亲厚”，可见薄葬是不合理的。其次经常使用的是类比推理法，比如《梁惠王下》中孟子从现实的日常生活说起，设置了几个不是问题的疑问，使齐宣王按照孟子的思路进行回答。依次类推下去，从而让齐宣王走入了自身矛盾和自我否定的境地。总之，孟子在跟别人或者其他的思想进行论辩，以及游说诸侯时所产生的辩论，这些善辩艺术成为《孟子》重要的也是最主要的内容，因此，《孟子》论辩文体也是孟子本人好辩和善辩的必然结果。
（三）《孟子》论辩文是当时文学文体发展的趋势
《孟子》长于论辩，其文体是辩对散文，具有散文的特征，也有着论辩文的性质。但是，事实上，辩论文体不单单是《孟子》一家的特征，在当时的《韩非子》、《荀子》、《庄子》、《墨子》都存在这样的特征，都具有论辩的性质。历史上先秦出现的说理文中，应用到了论辩之术，其实这种论辩在《墨子》就已开始并且逐渐地走向了成熟，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先秦说理文的产生和发展。可是，当时的墨家重说理而轻文采，文章质朴，却不够生动，使得其论辩逻辑虽然严谨，但文体却不够出彩。因此，在当时的文学背景下，孟子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便创作了自己的论辩文著作，其在逻辑上尽管没有《墨子》的缜密、严谨，可是在论辩艺术上却有着更高的表现力，其论辩性质更为浓厚，出现了比喻、归谬等许多新的论辩艺术手法。因此，《孟子》论辩文是当时文学文体发展的趋势。
三、《孟子》论辩文的历史价值
《孟子》论辩文是我国文学历史上的千古一绝，它在如此浩瀚无比的时空中作为古今之人思想的航标带领着大家走向仁爱，走向光明，哲人思辨精神的精华，是当今社会重要的精神财富。在其《孟子》一书中，对其论辩进行了系统的记录，跟孔子《论语》中反对“用佞”、只求“辞达”、言简意赅的论辞有所不同，跟《墨子》中缺乏文采、语言质朴、逻辑严密的立论也存区别，其以情辞激越、锋芒毕露、逞才使气的辩驳论战为特点，辩论中明确自己的观点，展现自己的才华、风采和思想，是一种独特的论辩文体。被后人称为我国历史上辩对散文的鼻祖，是驳论文体形成的开元者。
（一）《孟子》论辩文对当时文学文体具有创新意义
在当时气象万千、百家争鸣的时代，各家之说大多使用的是散文文体，论辩文体非常罕见，尽管《墨子》中涉及少量的论辩之术，但其文体并不是论辩文体。只有孟子在跟各家思想进行论辩之后，在其思想著作中创造了《孟子》这一论辩文体，其实战国时期文学文体上的一种创新，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孟子》论辩文的诞生，标志着论辩文体在文学中的出现，体现了古代文学历史上的一个新的里程碑。它的出现，带动着诸如《韩非子》、《荀子》、《庄子》、《墨子》等著作中渗透论辩的元素，领引着各家学说文体性质的发展，最终推动着先秦说理文的产生和发展。
（二）《孟子》论辩文对战国时期社会政治发展起着推动作用
孟子通过论辩之术游说诸侯各国，推行他的民本思想、仁政学说、易子而教、道德伦理，对当时各诸侯各国有着非常大的影响。首先，孟子依照战国时期所发生的经验，总结出了各国治乱兴亡的规律，提出了一个富有民主性精华的著名命题：“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十分重视民心的向背，通过大量历史事例反复阐述这是关乎得天下与失天下的关键问题。其次，关于仁政学说，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德治思想，是以仁政为内容的王道，其本质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再次，孟子的教育思想，也是孔子“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的继承和发挥。一方面，主张“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加强学校教育；另一方面，要求当政者要身体力行，率先垂范。最后，对于道德伦理，孟子把道德规范概括为四种，即仁、义、礼、智。同时把人伦关系概括为五种，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论辩中的这些思想和主张、观点对战国时期各国社会政治发展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有着较大的社会效益。
（三）《孟子》论辩艺术对当今社会论辩的启示
《孟子》中最鲜明的特征就是论辩，在《孟子》论辩文中，使用了大量的论辩艺术，这些论辩艺术对当今社会在论辩和讨论上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依仗着这些辩论之术和心理素质，他成为战国时期技压群雄、首屈一指的论辩大师，是当时所向无敌、纵横辩坛之常胜之客，是我国历史上所公认的雄辩家。他所有的论辩艺术都值得现今人们去学习、去借鉴、去继承、去挖掘。总之，探究《孟子》论辩的技巧艺术，在当今社会，对我们探知真理科学，批判邪说歪理，乃至学习和掌握辩论艺术，引导指导社会论辩等等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
四、结束语
孟子通过其独特的论辩艺术展现出雄辩家的英魂和气魄，他那绝妙的论辩技巧附和着先进的思想和人性的主张在百家争鸣之中独树一帜，超群而出。在孟子身上，我们看到了，论辩可以修身，论辩可以齐家，论辩可以安天下。《孟子》论辩文在我国文学历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是我国文学历史中的光辉典范。在《孟子》论辩文中，后世各大家如韩、柳、欧、苏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其论辩艺术的养料和乳汁，从而壮大自己。总之，《孟子》长于论辩，有较强的艺术表现力和文学散文性质。其论辩主要运用类比推理，欲擒故纵，反复诘难，迂回曲折地把对手引入自己的结论中。论辩中，文章风格犀利，有雄辩家的气魄；语言明白晓畅，平实浅近，精练准确；由远及近，先纵后擒；运用大量的比喻和寓言。《孟子》论辩文可谓名副其实的经典之作。
参考文献
[1] 李红英.戴震与《孟子字义疏证》[J].古籍研究，2002（1）.
[2] 高正伟，冯栎钧.《孟子》散文的论辩特色[J].河北科技师范
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2）.
[3] 李军.孔子思想中“个人的整体精神”论析[J].广西师范学
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1）.
论文摘要：当前进行的劳动价值论的争论。具有以往争论的不同性质和特点。实际上，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及其经济学说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草之间矛盾的理论表现。而这一矛盾却是这场争论的实质内容。它表明：这一矛盾在改草之初，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因此。进一步研究、探讨这个问题，并做出正确的回答，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也是社会理论工作者不能回避的责任。
一
当前，以晏智杰教授与卫兴华教授为代表的关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争论，具有已往争论完全不同的性质和特点，突出地表现在:(1)双方争论的焦点，已经不在是劳动价值论的个别问题，而是其根本问题;(2)争论的双方，不再是共同承认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展开的争论，而是其中一方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正确性、科学性提出质疑，认为应该加以修改或突破而展开的争论。
这场争论主要集中在这样一些问题上，诚如晏教授概括的:“你说需要根据实践的发展重新认识经济学的价值概念，他说这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价值概念不相符合;你说价值源泉不仅有劳动，还有其他要素，他说这是马克思早就批判过的观点;你说生产要素价值论并不一定否认剥削，他说这不可能，理由是:马克思就是这样批判萨伊三要素价值论和三为一体分配公式的;你说传统的劳动价值论有历史局限性，应该对之有所突破和超越，他坚决反对，理由是:这样做就是否定劳动价值论，就是反，……”晏教授用“你说，他说”的形式，概括了双方争论的一些主要问题。所说的“你说”的你，指的就是晏教授本人以及和他持有相同观点的人，“他说”的他，指的就是卫兴华教授以及和他持有相同观点的人。双方争论的这些主要问题，即从价值概念、创造价值的源泉，直到劳动价值论是否符合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实践等问题，涉及的都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根本性和实质性问题，即劳动价值论本身存亡筱关的问题，因而，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和注意。
在这场争论中，晏教授表示出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及其经济学说的正确性和科学性的质疑，明确表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及其经济学说不符合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实践的要求，应该修改和突破。如他所说:“其实我对劳动价值论的缺点和不足所做的说明都是一些尽人皆知的基本事实，例如，我指出了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已经超出了马克思经济学说的预见，因为按照马克思经济学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早就应当寿终正寝;又如我还指出了社会主义历史进程同样超出了原来的预想，尤其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成功实践，证明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是一个伟大的真理，而传统观念认为社会主义同商品生产或市场经济是势不两立的，认为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而我根据世界发展潮流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科学论断和重大决策，也难以从传统经济学得到理论的支撑，其间的距离和抵触该是何等的巨大，对我们改革和发展的命运该是何等的关切。”.
在这里，我们不去对所谓“尽人皆知的基本事实”进行是非的讨论，也不想对“一系列新的科学论断和重大决策”是否科学等而展开辩论。需要指出，引起人们关注的是:马克思经济学说对“尽人皆知的基本事实”和晏教授提出的“一系列新的科学论断和重大决策”，“从根本上来说是否定的”，如果不对这些否定，那它“就不是马克思经济学了”。晏教授把市场经济改革的事实和理论与马克思经济学说之间的对立、不相容等说得如此明白、透彻。这正表明晏教授已经深刻地感到马克思经济学说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之间存在着极其深刻的难以弥和的对立和矛盾。
面对这一矛盾，晏教授试图用修改、突破和超越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及其经济学说的办法，使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要求，提出:“传统劳动价值论有历史局限性，已经不能完全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应该对之有所突破和超越……。” “哪怕是劳动价值论这样的基本理论，在新形势下甚至会被要求加以修改和突破同样不可避免。’也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他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科学论断”，诸如“价值源泉不仅有劳动，还有其他要素”，“生产要素价值论并不一定否认剥削”等等。然而，正是这些所谓“新的科学论断”，在卫兴华教授等人看来，非但不是什么“新的科学论断”，而且根本就不是什么科学论断，是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及其经济学说的“丑化、窄化和矮化”，是对的背离和否定，故而加以反驳和批判，从而展开了这场意义重大的争论。
这场争论所反映的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及其经济学说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之间的矛盾，在现实生活中，集中表现在这样一个间题上，即社会主义公有制特别是全民所有制的条件下，能不能搞商品或市场经济?这是在改革之初就已经提出来，但未能很好解决的老间题，现在又被重新提出来了。对于这个问题，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及其经济学说的回答是，社会主义不但不能搞商品或市场经济，而且，还要消灭商品或市场经济。如恩格斯明确指出:“社会一旦占有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会被消灭。”主张并坚持社会主义进行市场经济改革的人们则认为，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在内)的条件下，不但可以也应该搞商品或市场经济，而且，还要大搞商品或市场经济。
这样两个鲜明而又对立的观点通过劳动价值论的这场争论充分地表现出来，一是要坚持并捍卫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及其经济学说，必然是反对社会主义走发展商品或市场经济改革之路。认为马克思经济学说对资本、对私营经济、对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对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从根本上来说是否定的，否则就不是马克思经济学了。反之，而要坚持走商品或市场经济改革之路，必然要提出修改、超越和突破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及其经济学说。因为，改革的行为和理论都“难以从传统经济学得到理论的支撑……其间的距离和抵触该是何等的巨大，对我们改革和发展的命运该是何等的关切。”
二
晏教授等人根据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及其经济学说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之间存在矛盾，并以此为由，提出修改、超越、突破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及其经济学说，这种根据或理由是片面的，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人们同样也可以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不符合基本原理或不符合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及其经济学说，来否定这种改革实践。这两种说法各执一端，都存在一定的片面性，像这样重大的间题，必须要有更充分的不容辩驳的事实，才能进行说明。基于这种要求，像晏教授所指出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成功实践，证明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是一个伟大的真理”，可是，却没有说明“成功实践”指的是什么?是指社会主义已经成功地搞起或搞成了市场经济?还是指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发展，成功地巩固、发展、壮大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这是两种不同的情况，不能混为一谈。如果指的是前者，是不会有异议的，因为，社会主义完全可以把市场经济搞起来，而且，还会使它不断完善、健全。然而，搞起来的市场经济是不是巩固、发展、壮大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这方面需要用建立市场经济以后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发展、变化的事实来说明。
关于这个间题，早在一百多年以前，恩格斯曾告诫过:“如果生产商品的社会把商品本身所固有的价值形式进一步发展为货币形式，最先的和最重要的结果是商品经济的普遍化，于是商品形式和货币就侵人那些为自己生产而直接结合起来的社会组织的内部经济生活中，它们逐一破坏这个社会组织的各个纽带，最初，……货币使个人的耕种代替共同的耕种;后来，货币以最后的分割取消了还实行定期重分的耕地;最后，货币促成了遗留下来的公有森林和牧场的分配。”在这里，恩格斯清楚地阐明了商品经济是怎样一步一步地否定、瓦解公有制，使人们似乎有身临其境目睹其过程之感，首先是商品经济的普遍化;然后，破坏为自己生产而结合起来的社会组织的各个纽带。最初，使个人耕种代替共同耕种;后来，取消了定期重分耕地;最后，把剩下的一点公有部分也分了。
历史的事实也充分地证明了商品经济必然否定、瓦解公有制。在原始社会末期，氏族公社之间发生了商品交换，这是商品经济的萌芽状态。随着商品交换的发展，逐渐渗透到公社内部，其结果，不是巩固、强化了原始社会的公有制，相反，加速了原始社会公有制的破坏和瓦解。当然，商品经济的发展加速原始社会公有制的瓦解，促进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的过渡，无疑是历史的进步。但是，如果不是从社会的进步而是从商品经济与公有制二者之间的关系来考察，它也充分地说明商品经济与公有制二者之间是不相容的，是商品经济否定、瓦解公有制的历史证明。
遗憾的是，现在有些人把原始社会末期出现商品经济和公有制并存这一事实，看作是商品经济与公有制二者之间不存在矛盾、可以相容的历史证明。笔者认为，这种看法欠妥。事情很清楚，假设二者之间不存在矛盾，能够相容，那就一定会相得益彰，即商品经济发展了，公有制也能得到强化和巩固。然而，事实相反，商品经济发展了，公有制却逐渐地被削弱、瓦解。可见，把原始社会末期出现和存在的公社之间的商品交换作为商品经济与公有制之间没有矛盾，可以相容的证明，是不科学的、不恰当的，是对历史事实的严重曲解。
三
中国改革实践也在继续证明发展商品或市场经济，必然削弱、否定、瓦解公有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的事实加以说明。
一是全民所有制经济在数量上绝对地减少。改革以来，采取有偿转让的形式，使相当多的一部分小型国有企业转为集体企业或私营企业，也有的国有企业被私人企业兼并，使全民所有制经济在数量上绝对地减少了。
二是全民所有制经济在相对地缩小。改革过程中，国家采取允许、鼓励个体经济、私营经济、三资企业存在和发展的政策和措施。几年来，它们发展很快，在个别地区还占有绝对优势。就全国来看，在数量、固定资产、商品零售额、上缴税收等方面的比重也在迅速增加。以民营企业为主体的非公有经济部分对当前经济总量的贡献，已经不是1/3了，而是超过了50%。据国家统计局的普查报告显示，截止2001年年末，我国一共有法人单位510.7万个，其中私营单位数量已占总数的43.7% ，首次超过国有企业数量。这一切表明全民所有制经济明显地在相对缩小。
三是中、小型国有企业越来越被个人所控制。在实际存在的中、小型国有企业的改革中，广泛推行着承包等形式的责任制。在这些责任制中，权力、责任和利益越来越集中在承包者个人或私人身上，他们有决定和左右企业和职工命运的权力，承包者越来越成为企业生产.的组织者和支配者，同时，也更明显地成了企业生产资料的支配者。在这种情况下，就有可能发生像恩格斯所指出的那种现象，即生产或生产资料的支配者，将成为企业“本身的主人”。随着这种趋势的进一步加大，恩格斯所说的那种现象发生的可能性也并非不存在。
四是全民所有制企业在向私有制演变，这主要表现在全民所有制经济中，私人成分在不断扩大。如果说在承包等形式的责任制中，私人成分还没有以它本来的面目直接地出现，那么，在改革进一步深人并广泛推行现代企业制度主要是股份制中，私人成分则以它本来的面目出现、存在和扩大着。
就全民所有制企业来说，可能采取的股份制形式，不外有这样三种基本形式:第一种基本形式，是全民所有制的各个企业通过互相参股或出资创办的股份制企业。这种股份制形式能不能解决全民所有制产权不明确的问题呢?显然是解决不了的。因为，构成这种股份制的各个全民所有制企业本身的产权不明确，即资产、资金等产权都是不明确的。当它们拿着自己握有的那部分产权不明确的资金去购买股票，即把产权不明确的资金换成了股票，那么，这些股票的产权是不是就明确呢?显然，是不明确的。因为，这里改变的不是资金的产权，而是资金的存在形式，即把原来的货币形式变成了现在的股票形式。第二种基本形式，是全民所有制企业与其他公有制形式的企业通过购买对方股票或互相参股而组成的股份制形式。同样的道理，全民所有制企业用来购买对方股票的资金，其产权是不明确的，现在换成股票了，其产权依然是不明确的。第三种基本形式，即全民所有制企业与其他各种不同的所有制经济共同建立的股份制经济。为了把问题说得更清楚，我们把其他各种所有制经济只用私有制经济来代表。即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
一是全民所有制经济在数量上绝对地减少。改革以来，采取有偿转让的形式，使相当多的一部分小型国有企业转为集体企业或私营企业，也有的国有企业被私人企业兼并，使全民所有制经济在数量上绝对地减少了。
二是全民所有制经济在相对地缩小。改革过程中，国家采取允许、鼓励个体经济、私营经济、三资企业存在和发展的政策和措施。几年来，它们发展很快，在个别地区还占有绝对优势。就全国来看，在数量、固定资产、商品零售额、上缴税收等方面的比重也在迅速增加。以民营企业为主体的非公有经济部分对当前经济总量的贡献，已经不是1/3了，而是超过了50%。据国家统计局的普查报告显示，截止2001年年末，我国一共有法人单位510.7万个，其中私营单位数量已占总数的43.7% ，首次超过国有企业数量。这一切表明全民所有制经济明显地在相对缩小。
三是中、小型国有企业越来越被个人所控制。在实际存在的中、小型国有企业的改革中，广泛推行着承包等形式的责任制。在这些责任制中，权力、责任和利益越来越集中在承包者个人或私人身上，他们有决定和左右企业和职工命运的权力，承包者越来越成为企业生产.的组织者和支配者，同时，也更明显地成了企业生产资料的支配者。在这种情况下，就有可能发生像恩格斯所指出的那种现象，即生产或生产资料的支配者，将成为企业“本身的主人”。随着这种趋势的进一步加大，恩格斯所说的那种现象发生的可能性也并非不存在。
四是全民所有制企业在向私有制演变，这主要表现在全民所有制经济中，私人成分在不断扩大。如果说在承包等形式的责任制中，私人成分还没有以它本来的面目直接地出现，那么，在改革进一步深人并广泛推行现代企业制度主要是股份制中，私人成分则以它本来的面目出现、存在和扩大着。
就全民所有制企业来说，可能采取的股份制形式，不外有这样三种基本形式:第一种基本形式，是全民所有制的各个企业通过互相参股或出资创办的股份制企业。这种股份制形式能不能解决全民所有制产权不明确的问题呢?显然是解决不了的。因为，构成这种股份制的各个全民所有制企业本身的产权不明确，即资产、资金等产权都是不明确的。当它们拿着自己握有的那部分产权不明确的资金去购买股票，即把产权不明确的资金换成了股票，那么，这些股票的产权是不是就明确呢?显然，是不明确的。因为，这里改变的不是资金的产权，而是资金的存在形式，即把原来的货币形式变成了现在的股票形式。第二种基本形式，是全民所有制企业与其他公有制形式的企业通过购买对方股票或互相参股而组成的股份制形式。同样的道理，全民所有制企业用来购买对方股票的资金，其产权是不明确的，现在换成股票了，其产权依然是不明确的。第三种基本形式，即全民所有制企业与其他各种不同的所有制经济共同建立的股份制经济。为了把问题说得更清楚，我们把其他各种所有制经济只用私有制经济来代表。即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改为股份制时，可以将国有资产折合成许许多多有一定面值的股份或股票，其中国家可以按比例握有绝大部分的股份。比如握有80% 、70%…的股份，其余的20%、 30%…的股份可以以股票的形式由私人经济所购买，这样，原来的全民所有制企业就成了股份制企业，问题是，这种股份制形式能不能解决全民所有制企业产权不明确的问题呢?很显然，也是解决不了的。因为，国家握有的或占有的80%、 70%…的股份，是由全民所有制企业产权不明确的资产或资金转化而来的，这些产权不明确的资产或资金转化成股份或股票其产权显然也是不明确的。
论文摘要：从经济学中价值论的变迁及其原因分析入手，结合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分析的根本目的的认识，探究了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对立的根源所在，提出了对待西方经济学以及坚持和发展经济学的应有态度。
0引言
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经济学被简单化为阶级斗争的学说，与此相关的另一个简单化的观点则认为，以稀缺资源配置为内容的西方主流经济学是真正的现代经济学。那么，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到底是什么关系?
由于价值论在经济学中具有极为特殊的意义，我们的讨论先从价值论的变迁谈起。
1经济学中价值论的变迁
经济学中种种不同的价值理论的分歧和对立，就其主流而言，可以归结为劳动价值论与效用价值论的对立。
劳动价值论不是马克思的创造，而是西方古典经济学的首创。古典经济学家认为，人类财富是人们用劳动适应人的需要改造自然得到的。他们的这种观点，由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最早做了系统的表述，其成果是世界公认标志政治经济学正式诞生的名著《国富论》。他在这部书中指出:“每个国家的国民每年的劳动是供给这个国家每年消费的全部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劳动是为购买一切东西付出的初始价格，是原始的购买货币。最初用来购买世界全部财富的不是金或银，而是劳动——但古典经济学家并未严格区分价值和交换价值(价格)，亚当·斯密第一个明确区分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他明确指出，交换价值的大小不取决于使用价值，在此基础上，他提出劳动是一切商品的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但是他所说的劳动有时是指购买的劳动，也即交换得到的劳动，有时是指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他认为两者是等价的，是无区别的。更为矛盾的是斯密在进一步讨论价值构成时又背离了劳动价值论，认为商品的价值是由工资、利润和地租三种收人决定，并把工资、利润、地租称为商品价值的三个源泉。古典经济学的完成者李嘉图克服了斯密关于价值源泉的二元论局限，提出了劳动价值论的雏形。李嘉图坚持劳动时间决定价值大小，甚至提出决定商品价值的劳动不是实际耗费的个别劳动，而是社会必要劳动。但由于他未能区分劳动与劳动力以及价值与生产价格，所以无法解决等价交换形式下利润的产生与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这两个矛盾，从而导致李嘉图学派的最终破产。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李嘉图的学说，一方面明确指出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另一方面正确区分了劳动与劳动力，并使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从而克服了那两个矛盾。
效用价值论是尔后西方经济学对抗劳动价值论的主流。以1871年“边际革命”为界，此前的效用论主要是客观效用论，此后则演变为主观效用论。无论是哪种效用价值论，都是主要从需求方面研究人与物之间关系的经济理论，只能说明人们对财富的主观评价，无法说明财富的来源和增长。客观效用价值论强调的是商品本身的效用(使用价值)，主观效用价值论强调商品价值的本质是人的欲望及满足程度，并且将这种欲望满足程度归结为个人对物品效用的主观评价。
在西方经济思想史上，价值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便是由马歇尔完成的主观价值论与客观价值论的融合。在马歇尔的学说中，价值、交换价值、价格都是等同的，因此他的价值论就是价格论。他所说的价值或价格指的是一种均衡的状态，其价值指的是均衡价格。这种理论不区分劳动产品和非劳动产品，把价值等同于供求决定的价格，只承认有价格存在，不承认有不同于价格的价值存在。它认为，就市场经济中商品财富的生产来说，成本是供给后面的原动力，而效用是需求后面的原动力，二者通过供求的波动，共同决定了财富的价格即交换价值。生产成本和边际效用是供求规律的两个构成部分，它们的作用可以和剪刀的双刃相比拟。研究商品财富的价格是受效用支配，还是受生产成本支配的议论等于研究剪刀以上刃裁纸或下刃裁纸的议论。
自马歇尔实现了价值论与价格论的合流，以及主观价值论与客观价值论的合流以后，原先意义上的独立于价格论的价值论便不复存在了，从此价格论的讨论代替了价值论，马歇尔的价值—价格论也就成为此后西方经济学价值—价格论的基础和出发点。20世纪30年代后，垄断竞争和不完全竞争条件下的价值—价格理论的提出，进一步强化了马歇尔的价值——价格论、主观价值论与客观价值论双重合流的趋势，形成了当代西方经济学中占主流地位的价值—价格论传统。
总之，在经济学的发展史上，关于价值论的认识是这样展开的:先是以劳动价值论为主流，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支持西方经济学长达一世纪之久;而后是效用价值论成为主流，以1871年“边际革命”为边界，此前以客观效用价值论为主流，此后则以主观效用价值论为主流;再后是马歇尔的价值—价格论为主流，即在综合主观、客观效用论的基础上，实现了价格论对价值论的替代;再后便是当代学者在马歇尔价值—价格论基础上的进一步补充和发展。
2价值论变迁的原因
(1)之所以在资本主义第一次产业革命前后的100多年里，以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劳动价值论能够成为西方经济学中的主流价值论，最为根本的历史原因在于两方面:
第一，在第一次产业革命前后，资本主义制度应不应当替代封建制度，还是有待证明的命题。因此，经济学家必须证明资本主义社会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即必须证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否公正。要说明其公正，就要说明它是平等的。为什么平等呢?因为它贯彻的是等价交换的原则，而等价交换的基础就是价值。所以，价值论的讨论便与证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正义性紧密联系在一起，成为那一时代的经济学的热点命题。
第二，资本主义第一次产业革命时代，是自由竞争的时代，资产阶级面临的最主要的敌对力量是封建地主阶级，因而要联合无产阶级共同对抗封建地主阶级，在价值论中就不能不对无产阶级活动的合理性给以部分的承认，这种承认的集中表现就是承认劳动创造价值。但是他们对无产者劳动的正义性的承认仍是有保留的。这从斯密既提出劳动价值论又同时提出了三种收入决定价值论中可以看出。这一时代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之所以提出劳动价值论，根本目的在于证明资本雇佣劳动制度的正义性、合理性。
(2)为什么西方经济学中占主流的价值论，会由劳动价值论转向效用价值论，并进一步以价格论替代价值论呢?
第一，斯密的价值论的双重性。斯密既提出了劳动价值论，又同时提出了三种收人决定价值论，二者的统一在于斯密认为无论是劳动，还是利润、工资、地租三种收人，都是成本，正是这种成本决定并构成商品的价值。不同的是，在历史的不同阶段，构成商品价值的主要成本不同，原始社会的主要成本是劳动，而资本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劳动价值论就要让位于收入决定价值论。显然，斯密的成本(收人)价值论的提出，主要是为了论证资本和地租存在的合法性，根本目的是为资本的存在，为资本存在的合理性、正义性进行论证。
第二，李嘉图学派的破产。李嘉图坚持一元的劳动价值论，指出地租不过是对劳动创造的价值的剥削，这固然为反封建提供了有力的经济学理论根据，但他的一元劳动价值论也同时意味着否定资本本身的合理性。因为如果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那么资本所获利润也是对劳动创造的价值的剥削。再加之他解释不了经济现实中价格与价值背离的实际现象，从而导致李嘉图学派的破产。这直接导致了主流价值论从劳动价值论向客观效用价值论的转变。
第三，边际革命使得客观效用价值论的主流价值论地位被取代。原因在于19世纪后期经济危机的反复出现，使得人们不仅怀疑客观效用价值论所主张的生产自然创造需求，因而供求会自然均衡的主张，而且进一步怀疑资本主义制度是否是和谐的、合宜的制度。这就要求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从理论上论证。因此，他们对需求问题，对需求与供给的均衡问题便不能不给予特别的关注。相应地，在价值理论的研究上，自然便把人的欲望及欲望的满足程度提到极为重要的位置，甚至归结为价值的本质。目的是要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有价值的，是正义的、合宜的，因为它能在最大程度上满足人的欲望，并使整个社会经济生活达到和谐均衡的状态。可见，客观效用价值论的主流价值论地位被取代的根本动因也还是出于论证资本主义制度合理性的需要。
第四，马歇尔的新古典综合价值论代替边际效用价值论。如前所述，马歇尔的价值论是对客观效用价值论和主观效用价值论的综合。这种综合之所以可能，在于客观效用价值论和主观效用价值论本质上都是为资本主义制度的正义性申辩的，其学说的阶级性和使命使之有可能被加以综合。当然，之所以能够被综合，还包括它们在理论的某些共同点和分析方法上的某些共同之处。马歇尔的价值论实际上是均衡价格论，从此当代西方经济学者关注的热点从价值论向价格论转变。深刻的历史原因在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牢固地取得了统治地位，更为重要的是要论证如何运用资本主义市场机制才能使经济资源配置更有效。因此，重要的不再是价值命题，不再是讨论资本主义有没有价值，不需要通过论证资本与价值源泉的关系去证明资本的正义和存在的必然。重要的是怎样实现资源有效配置，从而证明其制度的有效和优越，而这种有效和谐的运行状态，恰恰是被概括为均衡的状态。所以，均衡价格的讨论替代了价值论的讨论。这种替代，实际上是从回答为什么要选择资本主义制度转变为回答怎样运用资本主义制度。
可见，西方经济思想上，从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到效用价值论，从客观效用价值论到主观效用价值论，从效用价值论到综合的价值—价格论，其主流地位演变的根本逻辑线索，是遵从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公正性、正义性、有效性、和谐性论证的需要。这是西方经济学为什么研究价值论的根本使命所在。据此，我们可以说，一切经济学，一切经济学家研究价值论，根本目的都在于为其所代表的阶级以及所要求的生产方式的历史必然性和正义性申辩。西方经济学的价值论的使命如此，马克思的价值论使命同样如此。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在价值观上究竟要说明什么
在马克思那里，劳动是商品之间的共性，是交换价值的实体。他从抽象劳动中发现了商品世界的普遍联系，把个人劳动和社会劳动之间的对立统一的矛盾运动作为把握商品经济基本规律的基本范式。
价值本身呈现着一种经济关系，价值是抽象劳动的凝结，并不是物理意义上的物质运动，而是社会经济关系的运动。所以，我们哪怕把商品捣个粉碎，也找不到价值的“原子”。所以，商品作为对象不仅是人和物的关系，更是人与人的关系的体现。
《资本论》正文的第一句话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商品的价值形式是深人把握商品世界运行规律的根本。“商品的对象性不同于快嘴桂嫂，你不知道对它怎么办。同商品体的可感觉的粗糙的对象性正好相反，在商品体的价值对象中连一个自然物质原子也没有。因此，每一个商品不管你怎样颠来倒去，它作为价值物总是不可捉摸的。但是如果我们记住，商品只有作为同一的社会单位即人类劳动的表现才具有价值对象性，因而它们的价值对象性纯粹是社会的，那么不用说，价值对象性只能在商品同商品的社会关系中表现出来。我们实际上也是从商品的交换价值或交换关系出发，才探索到隐藏在其中的商品价值。“商品形式的奥秘不过在于: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最后，马克思进一步写道:“在商品生产者的社会里，一般的社会生产关系是这样的:生产者把它们的产品当作商品，从而当作价值来对待，而且通过这种物的形式，把他们的私人劳动当作等同的人类劳动来互相发生关系。
马克思的这类论述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是到处可见的。这些论述力图说明，价值本质上决不是生产活动永恒的自然特性，而是社会关系，是围绕劳动这种活动而形成的社会关系。
可见，马克思把价值归结为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历史关系，通过这种归结，马克思在价值观上告诉我们:一方面，价值是劳动创造的，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因此一切不劳而获，无论是通过资本私有还是通过土地私有来占有价值都是对劳动的盘剥。另一方面，马克思在价值观上告诉我们，人类劳动的社会性质采取自发的人本身不能控制的、异化的形式实现，本来是人类劳动生产的，但却表现为人不能支配却反而受其支配的方式，人们劳动要通过间接交换来证明其价值，这本身就是人的经济活动的某种异化，是不合理的。之所以有这种历史的扭曲，是因为存在私有制，在社会分工条件下的私有制割断了人们生产的直接社会联系，人们生产的社会性表现为迂回间接的外在过程，要克服这种异化，最根本的在于消灭私有制，一切与私有制直接相联系的商品价值、货币、交换关系都是一种历史的扭曲，因而从发展趋势上，从人类理想社会的价值取向上，私有制最终是要取消的。所以，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在价值观上所昭示的是对商品关系和市场交换的根本否定。
4小结和启示
(1)从经济学中价值论的变迁及原因的分析，以及对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分析的根本目的的总结，
使我们看到，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与西方经济学中的价值论的历史使命不同、分析的目的不同，因而是根本对立的。而经济学中不同阵营的对立，重要的不在于其具体分析工具和方法上的差异，而在于其分析背后的价值观的不同，也正因为如此，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其价值理论上形成了尖锐对立。
(2)那么我们应该怎样对待西方经济学呢?显然那种认为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具有普遍的、一般的科学意义，是无国界的、无“阶段性”、无“阶级性”的观点是不可取的。对于西方经济学我们不能持盲目崇拜、全盘接受的态度。因为，西方的经济学理论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它反映了现代化大生产和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另一方面它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体现着资本主义经济中当事人特别是资本家阶级特殊的价值观和利益要求。因此，我们对西方经济理论的学习和借鉴，要以为指导，更加全面、及时和深人研究西方的经济学理论，借鉴和吸收其中合理的和有用的因素，识别和批判其中错误的成份，提高对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分析和借鉴的水平。
关键词： 讨论式教学 制度内涵 制度价值
一、讨论式教学方式的制度内涵
关于“讨论式教学”的表述，在很多学术期刊中都有所涉及。对于讨论式教学方式的内涵，没有形成统一的或者主流的观点。这就导致实践中教师经常将讨论式教学与教学中的讨论法相混淆，误认为讨论式教学就是在教学过程中采取讨论的方式。其实，讨论式教学方法是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以讨论为主的一种具体的教学方法。这种教学方法适用于小学、中学、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等各阶段。本课题讨论的范围则限定在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过程中。在高校的讨论式教学，笔者尝试加以定义：高等学校讨论式教学是指为了实现课程的教学目标，教师引导学生主动参与、思考，并在集体中辩论、探讨，达到互相启发、提高学习能力目的的一种教学方法。
这一定义包含以下方面的内涵：首先，要求讨论式教学方式贯穿教学全过程，而不仅是偶然一现的兴致。也就是说，这种方式对课程而言具备稳定性和普适性。其次，要求讨论式教学方式具备可操作性。也就意味着，在讨论过程中，教师应该对具体讨论过程有所控制和掌握，引导讨论的方向和结论。再者，讨论式教学应具备艺术性。这就意味着，讨论式教学的结果与过程同样重要。在主持讨论式教学过程中，要尽力避免讨论流于形式和讨论久而不决这两种情况，也要避免讨论过程与结果相分离。避免讨论过程热烈，但结论出台坎坷，甚至是结论与讨论不相符。避免在传统式教学过程中强加结论的行为。最后，讨论式教学意味着学生更具有主动性和积极性，让学生通过讨论，将外在事物与内在知识相联系，将书本知识与社会知识相沟通，最终形成完善的知识体系。
从实践看，课堂讨论自古有之。《论语》即为孔子与众弟子教学、讨论的思想的集锦。而西方的讨论式教学方式源自古希腊时期的苏格拉底。充满逻辑、思辨与辩论的《理想国》以对话的方式勾勒了一幅讨论的画面。而近现代的课堂讨论则主要源自欧美，后被很多大学作为经验引入。例如，在哈佛大学，对课堂讨论不仅是教学要求，更是学生成绩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讨论式教学方式的制度价值
1.化抽象为具体，理论联系实际。通过开放式教学，将学生平素了解较少的规定与学生个人的实际生活联系起来。让学生真正感受到，书本知识并不仅仅是枯燥的文字，更来源于生活。传统的教学方法是填鸭式的教学。学生如果处于大二、大三阶段，课程比较多，学习变成负担，只是被动聆听。这种忽视学生积极性的方法，将会导致上课变成除了听讲就是睡觉的折磨。学生缺少学习兴趣和切入点，难以将知识与现实相联系，是造成学习成绩不好的重要原因。
2.调动学生积极性，实现互动。根据相关教育理论，学生作为受众个体，只有当他感觉到自己被重视的时候，才能更有效地调动积极性，才会有更好的参与度。开放式授课，教师并不局限在讲台上，而是随时信步走在学生中间，随机走到学生旁边。一个眼神，就可以和学生的思想碰撞。让学生随时随地地提出自己的问题和见解，消除上课的拘束感觉，引导学生畅所欲言。这种讨论式方式能够激发学生探究事物本来面目的热情和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学生在课堂上通过讨论、分析，提出自己的结论，进而受到老师的肯定和同学的认同，产生成就体验，进而增强学生的学习热情，引领其他学生争相感受这一体验经历。
3.开放式的教学方式，有利于培养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传统教学方式也可以引导学生思考问题。但开放式教学通常会达到出乎意料的效果。在授课过程中，老师是引导者，而不是布道者。抛出话题，引导学生积极从各自角度思考，往往会提出一个在课前准备时未曾预料到的问题，经常在学生之间发生观点的碰撞。这种思想的碰撞，是本科学生难能可贵的经历和兴趣的激发点。更重要的是通过讨论式教学，培养学生辩论和口头表达能力。当学生通过辩论得出一致的结论后，其实是对综合素质的提升，是提升未来就业能力的需要。
三、运用讨论式教学方式的思考
作为财经类学校的法学本科课程而言，在运用讨论式教学手段之前，先要分析掌握法学教育的基本要求和要素。通过多年课堂实践，可以将法学教育的基本要素分为感性要素和工具性要素。感性要素主要是指对法学的基本认识，包括法律信息、法律分析、事实识别、法律的综合能力、法律理论、阐明问题和解决问题等。而工具性要素则主要包括法律符号、法律方法、法律理论、法律过程、法律哲学、法律政策和法律设计等要素。毫无疑问，上述诸多要素中都有实质性学习内容。像这样基础的法学教育功能的实现，只能通过相互互动的课程安排及充满能动性的方法学习，如物权法、民法等。尤其是书本上的法律与实际生活中的法律存在巨大的差异，这种差异将导致人们在法律的作用方面采取更重视经验的研究方法。所以，在法律课程的设置方面，在打破传统法律教育可能和培育具备社会责任感的法学学生之间的平衡，显得尤为重要。
而对于讨论式教学方式的选择，主要是厘清讨论式教学手段与诸多教学手段的差异。
1.讨论式教学与多媒体手段、传统板书手段关系。多媒体手段有自己的优势，可以用形象的手段展示抽象的文字内容，可以用音频、视频、动画、图案等方式多角度地分解知识点。例如，在介绍物权法曲折的立法过程时，插入央视一段关于物权法立法的介绍，内容丰富、形象、翔实，角度新颖。但值得注意的是，多媒体手段并不能取代传统板书形式。在多媒体普遍适用的背景下，适当的板书更容易避免学生对大量应用多媒体产生单调感觉，强调重点，随机灵活。所以，如何丰富教学手段，如何选择教学方式，对于讨论式教学的成败有着重要影响。
2.讨论式教学与案例式教学关系。讨论式授课绝不等同于案例教学。在整个授课过程中，案例仅仅是一个偶尔出现的教学手段，而不应该成为主体。在现实中，还有更多知识点应该来自于现实或者理论争论之间的启发。通过现实中存在的事例，理论的焦点等，引导学生跨学科、跨部门理解物权法，拓展思维。这比案例式教学更重要，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所以对于讨论式教学中案例的选择、数量、设置，都需要进行详细的研究和规划。
3.讨论式教学与实际生活之间的关系。在授课准备过程中，需要精心在每一部分都挑选出最贴近学生实际生活，引起学生兴趣和共鸣的知识点设计开放式讨论的主线。这种开放式教学避免了传统知识点灌输的弊端，单纯的知识点灌输很容易在这种涉农问题上造成学生理解上的障碍及对法律的质疑。在农村，某些现实问题单纯靠法律是解决不了的。而通过这种讨论式教学，既给大家讲解了法律为什么要这么规定，要考虑绝大多数情况，还鼓励大家结合自己家庭的实际情况，明白法律的应用绝不是一纸条文那么简单，让讨论式教学有更强的实用性。
4.课堂讨论式教学与课前准备工作的关系。讨论式教学对老师和学生提出高标准、严要求。老师要参考大量资料，普遍涉猎相关著作。而学生如果没有前期的适当积累，只凭着一种朴素的生活常识，比较难形成思想之间的碰撞。因此，在授课之前，主讲教师一定要给学生布置参考书目。而如何督促检查学生对参考书目的掌握情况，就成为关键点。如何建立科学、系统的资料布置及资料占有情况考核制度，是讨论式教学的精髓。否则，讨论式教学最终变成无水之鱼，成为老师自说自话。
一、校长引领学校教育价值观转变的背景
教育是什么?办学校、发展教育为什么?这些都涉及教育的本质及价值。只有弄清楚这些问题，我们才可能遵循教育的发展规律，回归教育本质，坚持科学发展，构建和谐校园，这些都建立在教育价值观的基础上。实践证明，育人必先育德，育德必先育魂。现在，我们应该把“立德树人”作为整个教育活动最重要的工作来抓。
当前，中学生的政治思想状况主流是好的，是积极、健康、向上的。但有些中学生不同程度地存在理想信念模糊、价值取向扭曲、诚信意识淡薄、社会责任感缺失、艰苦奋斗精神淡化、团结协作观念较差、心理素质欠佳等问题。因此，只有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和引导青年学生，进一步完善和规范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荣辱观，进一步坚定他们的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观点和政治信仰，才能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才能实现国民教育尤其是学校教育的培养目标和根本任务。基于此，校长应根据本校具体实际，制定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中学教育的活动和工作方案，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学校教育价值观的转变。
二、校长引领学校教育价值观转变的做法
1 教育活动要围绕立德树人的指导思想展开
在教育活动中，以坚定学生的理想信念为重点，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主题教育活动为载体，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继续融入中学教育全过程，坚持教育活动创新内容、创新形式、创新手段，把学生培养成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
2 教育活动目标要做到四个坚持
在教育活动中，要力求主题教育和具体教育教学工作做到四个坚持，即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教育师生，让师生了解社会主义祖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培养爱国之心：坚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凝聚人心、整合力量，让师生树立远大理想，开拓爱国之情：坚持用民族精神和时代责任激励斗志、激发学习活力，让师生了解祖国的历史与现状，鼓舞爱国之志：坚持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促进和谐，让师生明确什么是该做的、什么是不该做的，塑造爱国之魂。
3 教育活动要做到重点突出成效显著
一是我校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融入学校的师德建设中，以促进师德师风良性发展。为此，我校在广大教师中积极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为学生树立良好的价值榜样。
第一，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作为学校每周一教职工大会政治学习的主要内容，同时将此学习成果作为教师年终考核、评优和评先、岗位评聘和干部提拔的重要依据。此外，还将教师参加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学术讲座等教育活动记入教师继续教育学分。
第二，学校倡导并要求班主任在工作中充分体现爱心、耐心、细心、责任心、进取心。
第三，学校提倡行政后勤人员要有五种精神：(1)忘我奉献精神。要积极支持教学第一线的工作，做到岗位在人在，人不离岗，岗不离人。(2)学校主人公精神。做到爱护学校一草一木，服从大局。自觉维护和珍惜学校名誉。(3)以身作则精神。做到言行上模范带头，要求师生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4)敢抓敢管精神。不但自己严格遵守学校纪律，对本处室本部门的工作敢抓敢管，不出纰漏。(5)和谐发展精神。工作中做到上下和谐、团结一心，在形成合力的基础上互助互济开展工作，有力地推动学校的发展。
第四，我校启动了新一轮百名教师访千家活动。所有教师继续深入各地进行大面积的家访，增进教师与学生以及家长的交流和感情。
第五，利用新学期第一次教职工大会的契机，南书记作师德师风建设专题讲座，会后全体教职员工签署“师德承诺书”。师德承诺书由教师、职员分别跟年段、科室签署；年段、科室再跟学校签署，形成层层承诺，分级把关。签署师德承诺书旨在激励教职工更好地立足本职工作，爱岗敬业，为人师表，遵守《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更好地完成教育教学任务。为此，我校提出了新学期师德师风建设工作要求，以使每位教职员工都能遵守教师职业操守，主动做好各自岗位工作。教职工们逐渐地变被动工作为主动工作，变要我做工作为我要做工作，主动出击，发扬主人公精神，发扬团队协助精神，为学校的教育教学工作做出了新的贡献。
二是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课堂教学，使学校的教育教学质量再上新台阶。
第一，由于学校德育课程为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起到不可替代作用，因此，利用政治学科课程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成为可能。如初中政治课教学侧重对学生进行心理健康、人生观、价值观、礼仪行为规范等教育。高中政治课教学侧重对学生进行报效祖国的理想教育、世界观教育、政治时事形势教育等。
第二，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融入学科教学，并有机渗透到各个教学环节中，使之成为重要的教学目标之一，贯穿于教学全过程，同时体现在教案上。教务处、教研室每月定期检查。
第三，以学科为单位，开展课堂教学观摩、经验交流、论文评选等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专题教研活动。如继续开展校本课程的研发工作，高中新课程改革鼓励教师编好校本教材，争取年内再有一两本有质量的校本教材问世等。
第四，在教学管理上，我校要继续保持学生诚信考场的创新设置。学生诚信考场内不安排监考教师，由学生自觉考试。教师觉得这样做有利于培养学生的诚信素质，也给其他学生做了良好的示范。学生觉得能进入诚信考场考试是一种荣誉，报名踊跃。开考前，组织学生和家长在考生诚信考试承诺书上签名，并举行宣誓仪式。考试期间，诚信考场十分安静，考生们都认真作答，考场纪律非常好。学生诚信考场达到了“诚信做人，诚信考试，严守考试纪律，汇报真实成绩”的既定目标。
三是在学校的德育工作中继续深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做到立德树人，培育优良校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重头戏是学校的德育工作，我们在保持优秀传统德育工作方式、方法的基础上，还加强活动内容、形式的创新。
第一，增加特色活动。除了在少先队授巾仪式、入团宣誓等活动中有针对性地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教育之外，还在高三年级迎高考百日誓师仪式及初三年级迎中考60日誓师大会活动中，鼓励学生为祖国勤奋学习。
此外。为加强学生文明礼仪、行为规范教育，培养、提高学生的整体素质，做到日常行为讲规范，人际交往讲礼仪，社会活动讲文明，文明礼仪风尚蔚然成风。我校开展了专项文明礼仪教育活动。如利用厦门支教教师在我校开设的礼仪教育课程及讲座，为初一年级开设礼仪课，为高一年级举办礼仪讲座等。我校还利用校会对全校教职员工进行文明礼仪知识培训，利用德育骨干冬令营对班主任进行主题为礼仪与德育工作班级管理礼仪专题培训等。师生经过形式多样的文明礼仪教育及培训后，我校人人懂礼仪、处处讲礼仪的“明礼、向善”的校园德育文化基本形成。
第二，充分发挥学生组织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如继续开展摄影、书画、体育、艺术等学生社团活动，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融入学生的各种社团活动之中，使学生在参与社团活动过程中得到自我教育。
第三，以主题活动为主线有针对性地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①从重大节日人手，结合开学典礼、中秋节、“九·一八”、“9·20公民道德宣传日”、国庆节、国旗下讲话、主题班会等进行教育。②从中学生主流价值观出发，开展各种形式的系列主题教育活动，如感恩教育、责任教育、爱国教育、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月、价值观大辩论等。③利用本土教育资源，让乡土文化走进学校、走进课堂，如开展嘉庚精神、特区精神等主题系列活动。④举办大爱在心中大型演讲会，让师生及家长共同参与。
第四，以社会实践体验为载体加强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在加强青少年德育基地和社会实践活动基地建设的同时，我校还辅之以德育夏令营或冬令营等形式。如继续组织学生到厦门竹坝农场、到部队驻地、到工业集中区开展德育实践活动。走出校园，走向社区；走向社会，回归生活、回归自然。学生们在实践中体验，在体验中感悟，在感悟中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内化为自己的价值信念，并外化为自觉的行动。
第五，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学校文化建设中。我校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导向，以建设优良校风、教风、学风为核心，以优化、美化校园环境为重点，建设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体现社会主义文化特征、时代风貌和学校特色的校园文化。努力建设温馨教室和温馨校园，积极打造高品位的“人文校园”、高质量的“绿色校园”和安全有序的“和谐校园”。为此，我校在各年段、各班级分别制定年段目标、班级目标，并张贴在墙壁上。使之成为师生的自觉行动，也成为学校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