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2-17 11:40:42
序论：在您撰写汉语言文学硕士论文时，参考他人的优秀作品可以开阔视野，小编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这些建议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热情，引导您走向新的创作高度。
1 古代（奈良、平安时代）
把汉字带入日本的，并不是正宗的中国人，所以在以训读为前提的标音方法下，逐渐脱离了汉语的语序，产生了日语独有的语序。到了《万叶集》时，汉字的使用已经相当熟练。为了使表意汉字和表音汉字在形态上实现区别，除了像诏书那样根据文字大小来区分之外，就只有改变字体了。于是就出现了草体化合省略化两种方法。草体化是把真假名的草体尽量简化；省略化就是截取真假名的一部分作为整体。这就是我们现在所用的平假名的由来。从使用汉字记录语音到创造假名是日语标记的一个重大发展，具有历史意义。作了解到汉字作为平假名产生的基础，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内部原因是汉字本身就存在简体和草书，外部原因是日本人精通汉字书法和汉语言文学的写作，这些都促成了平假名的形成。
2 近代（明治时期）
德川幕府末期开通港口之后，西洋文化逐渐传入了日本。外语翻译的各国名着也不断出现在日本社会中，还出版了日英、英日辞典等。但是汉文在日本依旧占权威地位，实用大量汉语直译的直译体也很流行。但是想要限制、废除汉语，把文章翻译的更加通俗易懂的学者却依旧大量使用日语固有词汇和俗语。福泽谕吉就是最早提出限制汉字论的，他在《西洋旅行指南》中，把“会社”翻译成“组合”，把“保险”译成“请和”。但是像这种源于俗语和古语的译法并未获得普遍认可，翻译的时候主要还是要依赖简介严密的汉语。到了后来就不依照汉字字典，直接按照字面意思翻译了，于是造出了许多生硬的汉语词，并开始用汉字来标记外来语。但是随着西洋的学问逐渐代替汉字和汉语，再加上汉字的字体复杂，同音异义语的增多，日本开始废弃汉字，直接用外语的发音来标记外来语。>>>>>五万字博士论文如何通过
3 现代（二战以后）
一、现状分析
众所周知，学科建设在高等学校各项工作中可谓是“龙头”工程。因为，学科建设是高等学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创新的重要基础，学科综合实力体现着高等学校的水平。学科建设，无论是本科教育还是研究生教育，其重要作用都是毋庸置疑的。而且，学科建设是一项基础性和长久性的工作，需要常抓不懈、持之以恒、不断创新。中国语言文学学科是高等学校设置最早、最普及、影响最广泛的学科之一。全国民族高校也都有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只不过和一般院校有所不同的是，一些民族高校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从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中单列了出来。民族高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相对于许多综合性大学、师范院校的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而言，在人才培养、师资队伍、专业建设、教学改革等方面既有相似的问题，更面临着自身特殊的困窘。最主要的在于:第一，在民族高校内部，由于强调和突出民族特色因而对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重视不够，无论是经费或者是项目等方面都很难向其倾斜;第二，民族高校内部一味强调应用性、实用性的学科，没有充分认识到中国语言文学学科的基础性、应用性地位和作用，忽略该学科对其他那些应用性、实用性学科的支撑作用;第三，民族高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往往又不被全国高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主流学术界所认可，处于几近边缘化的境地。因此，民族高校的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在校内被忽略，在校外被边缘。有感于被忽略、被边缘的尴尬境地，西南民族大学才在2008年11月年发起并举办了“全国民族院校和民族地区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科建设研讨会”［1］。此次研讨会由国家民委教育科技司、西南民族大学主办，西南民族大学文学院承办。
在首届研讨会上，西南民族大学文学院(2010年6月更名为“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对于民族高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提出了“坚守与突破”的主张。“坚守”指的是虽然我们是民族高校的中国语言文学，多民族语言文学是我们的特色，但我们必须坚守全国高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的基本旨趣、主要原则和共同追求，否则我们就无法融入主流学术界;“突破”指的是我们在遵守中国语言文学学科主流学术界有关规则的同时，必须在我们自身的学科建设上做出特色、突出优势，从而突破民族高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被忽略、被边缘的困境。其后，2009年11月20日至22日由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主办的“全国民族院校与民族地区高校中文学科及相关专业教材建设研讨会”在中央民族大学召开;2010年8月22日至25日由大连民族学院文法学院、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共同主办的“全国民族院校与民族地区高校中文学科及相关专业教材建设研讨会(第二次会议)”在大连民族学院召开;2011年12月9日至12日由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北京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和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联合主办的“多维视野下的文艺学学科发展暨文学理论教材建设研讨会”在广西民族大学召开;2014年9月19至21日由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举办的“全国民族大学及边疆院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学术研讨会”在云南民族大学召开。这些研讨会，使民族高校学人在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上，达成了许多共识，做了大量实实在在的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毋庸置疑的是，民族高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的现状，与我国众多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生活、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等对人才的需求之间还有很大的差距，民族高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还任重而道远。
二、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之于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的作用
在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举办的“全国民族大学及边疆院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学术研讨会”上，同行专家学者就“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的地位及特色”“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的模式及发展”“少数民族文学与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和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全国民族大学及边疆院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教材建设及编写”等十项议题进行了研讨，共商民族大学及边疆院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与发展问题。我认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和中国语言文学学科是一种唇齿相依、互相依托、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关系。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之于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其他二级学科具有辐射作用和整合功能。首先，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有关理论、方法、理念、思路运用到文艺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汉语言文字学、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等学科研究中，可能促进这些学科在传统研究领域之外开拓出新的研究方向和研究领域，从而产生新的研究成果。“比较的价值和意义就是异中见同，同中见异，从而认识某一或某类事物的特殊本质和共同本质。”
而比较文学最根本的性质和最突出的特征就是“文学性、可比性、跨越性”［2］。如果我们自觉地有意识地把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平行研究”、“跨文化阐释”等理论、方法、理念、思路运用中国语言文学学科下属其他二级学科的研究当中，可能会促进这些二级学科的研究有新的突破、质的飞跃。比如我们可以在“视域融合”的基础上，来寻觅人类共有的“诗心”，发现文学艺术的本质特征和基本规律，形成更全面、更宏观、更理想的文学观念，建立更科学、更完善的文学理论。又譬如我们在从事语言学的研究时，如果有意识地进行比较分析，把不同语系的语料放在一起进行对比研究，找出它们在语音、词汇、语法、修辞等方面的异同或对应关系，从而可能加深对研究对象的理解与把握。再有，现在不少青年学人谈到中国古代文学时都说可供研究的对象和领域很有限了，如果有意识地把比较文学的理论、方法、理念、思路运用到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当中，我们不仅可以继续对大家已经熟悉的文本的情节内容、人物形象、表现手法等方面进行研究，还可以对过去较少涉及的文本的文艺思潮、文学团体、文类结构、美学风格、原型母题等诸多方面进行深入的比较研究，这样也许会发现新的研究领域，使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学术空间得到拓展。尤其要强调的是，有意识地将比较文学的理论、方法、理念、思路等运用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之中，更应该成为民族高校从事民族文学研究学人自觉的学术理念和为学意识。我们曾撰文指出“文学性、可比性、跨越性———比较文学的性质和特征，决定了多民族国家内部自成体系的不同民族文学之间的比较属比较文学范畴，从而内在地决定了民族文学研究与比较文学联姻的可能性、必要性、必然性。”［2］中国社科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扎拉嘎研究员也曾说:“只有从比较文学的角度审视民族文学，才能使民族文学研究不断深入。这就是说，将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与比较文学更紧密地联系起来，对提高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学术理论水平，会产生重要影响。”［3］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副所长汤晓青教授曾说:“中国各民族文学关系的研究，是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的文学研究，其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理念都属于比较文学的范围”。
甚至有学者指出:“中国民族文学史更应该是一部各民族的比较文学史”。比较文学的理论、方法、理念、思路等运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已经有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问世。如果我们进一步自觉地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置于比较视域，有意识地开展研究，肯定能开拓新的研究空间，结出更加丰硕的果实。其次，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有关理论、方法、理念、思路的运用，可以整合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其他二级学科，形成教学科研团队，其整合功能有利于中国语言文学学科人才队伍建设。近年，国务院对我国高等教育的一项重大战略举措就是实施“2011计划”即“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这一战略计划是以协同创新中心建设为载体，紧密围绕国家急需的战略性问题、科学技术尖端领域的前瞻性问题以及涉及国计民生的重大公益性问题，集聚创新团队，形成创新氛围，巩固创新成果，培养创新人才。“2011协同创新中心”主要有四种类型:以自然科学为主体的面向科学前沿的协同创新中心、以哲学社会科学为主体的面向文化传承创新的协同创新中心、以工程技术学科为主体的面向行业产业的协同创新中心、以地方政府为主导的面向区域发展的协同创新中心。这一战略计划，逼使高等学校尤其是高等学校的科研工作者，必须更新观念，打破专业甚至学科界限和壁垒，跨专业跨学科组建科研团队，协同攻关。“‘跨越性’是比较文学的根本属性和区别性特征。跨越性是比较文学之所以能安身立命之根本所在。没有跨越性，比较文学也就无从存在，这在目前国外和国内比较文学学界已基本达成共识。”
至于在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学术实践中，是遵循跨国界、跨民族、跨语言，抑或是坚持跨学科、跨文化、跨文明，甚至要求兼跨这几者，学界与学人至今仍有不同看法，我们完全赞同陈惇教授的观点:“如果从研究实践来讲，只要跨越其中的某一界限，就进入了比较研究的领域，不可能要求每一个课题每一项研究都同时跨越这四种界限”。［7］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这样一种“跨越性”的思维、理念，可以启发我们在当下的教学和研究，尤其是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中，跨越专业界限，消除学科壁垒，多专业甚至多学科地组建教学科研团队，组建以哲学社会科学为主体的面向文化传承创新的协同创新中心，联合申报项目，握紧拳头，齐心协力，超越突破。近年，西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就有意识地跨专业跨学院组建了创新团队，推动科研和学科建设上新台阶。2013年“中国文论传统的民族性与文论研究的范式转型”成功申报西南民族大学学术创新团队项目。当年，在此基础上又成功申报四川省省属高校科研创新团队建设计划项目。2014年“中国多民族文论传统的本体性研究”成功申报西南民族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优秀科研团队及重大孵化项目”。我们组建科研团队集体申报项目，取得了明显的实效。这几个团队，由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四川省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家、博士生导师等担纲领军人物，成员以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的老师为主，同时还有来自学校办公室、研究生院、科技处、彝学学院、藏学学院、外国语学院等单位从事中国语言文学教学与研究的老师，范围几乎涵盖了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所属全部二级学科。由于我们打破专业界线，跨越学科壁垒，根据项目研究和学科建设的需要来组建科研团队，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效，推动了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和发展。
再者，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有关理论、方法、理念、思路运用到文艺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汉语言文字学、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等学科研究中，所获得的新成果，又可反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的发展和建设。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不可能离开文艺学、外国文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等学科研究成果的有力支撑。我国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界许多知名学者，或是在文艺学、或是在中国古代文学、或是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等领域都有非常精深的造诣，然后才成为海内外知名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家。比如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原副主席、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原会长乐黛云教授，就是在北京大学从事中国现代文学教学和研究的基础上走向比较文学;又譬如，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国家级教学名师奖获得者、博士生导师曹顺庆教授，1976年至1980年在复旦大学读书时，是古典文学热爱者，1980年毕业时报考了四川大学的研究生，成为著名学者、龙学泰斗杨明照教授招收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硕士研究生，再后来成为我国第一位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博士，明显地表现出从古代文论到比较文学的学术转向，从最初的硕士论文《〈文心雕龙〉中的灵感论》到后来的博士论文《中西比较诗学》，再到教育部比较文学“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和现在的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曹顺庆教授在2014年9月18日－21日于延边大学举行的主题为“比较文学与中国:百年回顾与展望”的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11届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当选为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无数学界大家成功的学术经历明白地昭示我们，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所属其他二级学科所获得的新成果，能够很好地反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的发展和建设。
三、结语
一、现状分析
众所周知,学科建设在高等学校各项工作中可谓是“龙头”工程。因为,学科建设是高等学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创新的重要基础,学科综合实力体现着高等学校的水平。学科建设,无论是本科教育还是研究生教育,其重要作用都是毋庸置疑的。而且,学科建设是一项基础性和长久性的工作,需要常抓不懈、持之以恒、不断创新。中国语言文学学科是高等学校设置最早、最普及、影响最广泛的学科之一。全国民族高校也都有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只不过和一般院校有所不同的是,一些民族高校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从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中单列了出来。民族高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相对于许多综合性大学、师范院校的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而言,在人才培养、师资队伍、专业建设、教学改革等方面既有相似的问题,更面临着自身特殊的困窘。最主要的在于:第一,在民族高校内部,由于强调和突出民族特色因而对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重视不够,无论是经费或者是项目等方面都很难向其倾斜;第二,民族高校内部一味强调应用性、实用性的学科,没有充分认识到中国语言文学学科的基础性、应用性地位和作用,忽略该学科对其他那些应用性、实用性学科的支撑作用;第三,民族高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往往又不被全国高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主流学术界所认可,处于几近边缘化的境地。因此,民族高校的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在校内被忽略,在校外被边缘。有感于被忽略、被边缘的尴尬境地,西南民族大学才在2008年11月年发起并举办了“全国民族院校和民族地区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科建设研讨会”[1]。此次研讨会由国家民委教育科技司、西南民族大学主办,西南民族大学文学院承办。
在首届研讨会上,西南民族大学文学院(2010年6月更名为“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对于民族高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提出了“坚守与突破”的主张。“坚守”指的是虽然我们是民族高校的中国语言文学,多民族语言文学是我们的特色,但我们必须坚守全国高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的基本旨趣、主要原则和共同追求,否则我们就无法融入主流学术界;“突破”指的是我们在遵守中国语言文学学科主流学术界有关规则的同时,必须在我们自身的学科建设上做出特色、突出优势,从而突破民族高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被忽略、被边缘的困境。其后,2009年11月20日至22日由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主办的“全国民族院校与民族地区高校中文学科及相关专业教材建设研讨会”在中央民族大学召开;2010年8月22日至25日由大连民族学院文法学院、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共同主办的“全国民族院校与民族地区高校中文学科及相关专业教材建设研讨会(第二次会议)”在大连民族学院召开;2011年12月9日至12日由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北京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和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联合主办的“多维视野下的文艺学学科发展暨文学理论教材建设研讨会”在广西民族大学召开;2014年9月19至21日由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举办的“全国民族大学及边疆院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学术研讨会”在云南民族大学召开。这些研讨会,使民族高校学人在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上,达成了许多共识,做了大量实实在在的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毋庸置疑的是,民族高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的现状,与我国众多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生活、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等对人才的需求之间还有很大的差距,民族高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还任重而道远。
二、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之于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的作用
在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举办的“全国民族大学及边疆院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学术研讨会”上,同行专家学者就“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的地位及特色”“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的模式及发展”“少数民族文学与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和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全国民族大学及边疆院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教材建设及编写”等十项议题进行了研讨,共商民族大学及边疆院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与发展问题。我认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和中国语言文学学科是一种唇齿相依、互相依托、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关系。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之于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其他二级学科具有辐射作用和整合功能。首先,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有关理论、方法、理念、思路运用到文艺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汉语言文字学、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等学科研究中,可能促进这些学科在传统研究领域之外开拓出新的研究方向和研究领域,从而产生新的研究成果。“比较的价值和意义就是异中见同,同中见异,从而认识某一或某类事物的特殊本质和共同本质。”
而比较文学最根本的性质和最突出的特征就是“文学性、可比性、跨越性”[2]。如果我们自觉地有意识地把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平行研究”、“跨文化阐释”等理论、方法、理念、思路运用中国语言文学学科下属其他二级学科的研究当中,可能会促进这些二级学科的研究有新的突
破、质的飞跃。比如我们可以在“视域融合”的基础上,来寻觅人类共有的“诗心”,发现文学艺术的本质特征和基本规律,形成更全面、更宏观、更理想的文学观念,建立更科学、更完善的文学理论。又譬如我们在从事语言学的研究时,如果有意识地进行比较分析,把不同语系的语料放在一起进行对比研究,找出它们在语音、词汇、语法、修辞等方面的异同或对应关系,从而可能加深对研究对象的理解与把握。再有,现在不少青年学人谈到中国古代文学时都说可供研究的对象和领域很有限了,如果有意识地把比较文学的理论、方法、理念、思路运用到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当中,我们不仅可以继续对大家已经熟悉的文本的情节内容、人物形象、表现手法等方面进行研究,还可以对过去较少涉及的文本的文艺思潮、文学团体、文类结构、美学风格、原型母题等诸多方面进行深入的比较研究,这样也许会发现新的研究领域,使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学术空间得到拓展。尤其要强调的是,有意识地将比较文学的理论、方法、理念、思路等运用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之中,更应该成为民族高校从事民族文学研究学人自觉的学术理念和为学意识。我们曾撰文指出“文学性、可比性、跨越性———比较文学的性质和特征,决定了多民族国家内部自成体系的不同民族文学之间的比较属比较文学范畴,从而内在地决定了民族文学研究与比较文学联姻的可能性、必要性、必然性。”[2]中国社科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扎拉嘎研究员也曾说:“只有从比较文学的角度审视民族文学,才能使民族文学研究不断深入。这就是说,将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与比较文学更紧密地联系起来,对提高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学术理论水平,会产生重要影响。”[3]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副所长汤晓青教授曾说:“中国各民族文学关系的研究,是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的文学研究,其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理念都属于比较文学的范围”。 甚至有学者指出:“中国民族文学史更应该是一部各民族的比较文学史”。比较文学的理论、方法、理念、思路等运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已经有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问世。如果我们进一步自觉地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置于比较视域,有意识地开展研究,肯定能开拓新的研究空间,结出更加丰硕的果实。其次,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有关理论、方法、理念、思路的运用,可以整合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其他二级学科,形成教学科研团队,其整合功能有利于中国语言文学学科人才队伍建设。近年,国务院对我国高等教育的一项重大战略举措就是实施“2011计划”即“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这一战略计划是以协同创新中心建设为载体,紧密围绕国家急需的战略性问题、科学技术尖端领域的前瞻性问题以及涉及国计民生的重大公益性问题,集聚创新团队,形成创新氛围,巩固创新成果,培养创新人才。“2011协同创新中心”主要有四种类型:以自然科学为主体的面向科学前沿的协同创新中心、以哲学社会科学为主体的面向文化传承创新的协同创新中心、以工程技术学科为主体的面向行业产业的协同创新中心、以地方政府为主导的面向区域发展的协同创新中心。这一战略计划,逼使高等学校尤其是高等学校的科研工作者,必须更新观念,打破专业甚至学科界限和壁垒,跨专业跨学科组建科研团队,协同攻关。“‘跨越性’是比较文学的根本属性和区别性特征。跨越性是比较文学之所以能安身立命之根本所在。没有跨越性,比较文学也就无从存在,这在目前国外和国内比较文学学界已基本达成共识。”
至于在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学术实践中,是遵循跨国界、跨民族、跨语言,抑或是坚持跨学科、跨文化、跨文明,甚至要求兼跨这几者,学界与学人至今仍有不同看法,我们完全赞同陈惇教授的观点:“如果从研究实践来讲,只要跨越其中的某一界限,就进入了比较研究的领域,不可能要求每一个课题每一项研究都同时跨越这四种界限”。[7]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这样一种“跨越性”的思维、理念,可以启发我们在当下的教学和研究,尤其是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中,跨越专业界限,消除学科壁垒,多专业甚至多学科地组建教学科研团队,组建以哲学社会科学为主体的面向文化传承创新的协同创新中心,联合申报项目,握紧拳头,齐心协力,超越突破。近年,西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就有意识地跨专业跨学院组建了创新团队,推动科研和学科建设上新台阶。2013年“中国文论传统的民族性与文论研究的范式转型”成功申报西南民族大学学术创新团队项目。当年,在此基础上又成功申报四川省省属高校科研创新团队建设计划项目。2014年“中国多民族文论传统的本体性研究”成功申报西南民族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优秀科研团队及重大孵化项目”。我们组建科研团队集体申报项目,取得了明显的实效。这几个团队,由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四川省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家、博士生导师等担纲领军人物,成员以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的老师为主,同时还有来自学校办公室、研究生院、科技处、彝学学院、藏学学院、外国语学院等单位从事中国语言文学教学与研究的老师,范围几乎涵盖了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所属全部二级学科。由于我们打破专业界线,跨越学科壁垒,根据项目研究和学科建设的需要来组建科研团队,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效,推动了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和发展。
再者,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有关理论、方法、理念、思路运用到文艺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汉语言文字学、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等学科研究中,所获得的新成果,又可反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的发展和建设。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不可能离开文艺学、外国文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等学科研究成果的有力支撑。我国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界许多知名学者,或是在文艺学、或是在中国古代文学、或是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等领域都有非常精深的造诣,然后才成为海内外知名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家。比如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原副主席、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原会长乐黛云教授,就是在北京大学从事中国现代文学教学和研究的基础上走向比较文学;又譬如,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国家级教学名师奖获得者、博士生导师曹顺庆教授,1976年至1980年在复旦大学读书时,是古典文学热爱者,1980年毕业时报考了四川大学的研究生,成为着名学者、龙学泰斗杨明照教授招收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硕士研究生,再后来成为我国第一位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博士,明显地表现出从古代文论到比较文学的学术转向,从最初的硕士论文《〈文心雕龙〉中的灵感论》到后来的博士论文《中西比较诗学》,再到教育部比较文学“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和现在的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曹顺庆教授在2014年9月18日-21日于延边大学举行的主题为“比较文学与中国:百年回顾与
【关键词】村官，职业发展，问题
一、研究背景
大学生村官政策实施近二十年来，吸引了大批大学生深入基层就业，为新农村建设注入新的活力，同时不可忽视的是大学生村官职业发展问题。为了解和挖掘其背后的问题和成因，本课题组以成都市为例，深入彭州市、崇州市等地，对大学生村官发放问卷102份，回收有效问卷96份（男40、女56份），回收率94.12%，利用SPSS17.0进行数据分析。
二、大学生村官职业发展问题分析
（一）职业现状。参与调查的村官中，超过90%的为本地人，基于方便照顾家人和节约生活开支的考虑；且当地政府也愿意接纳对于家乡的历史、文化、经济背景更为了解的本地大学生。本科与大专学历的大学生村官仍为主要力量，这与村官工作本身的性质及劳动力市场需求分工有关。大学生村官日常工作内容繁杂，多为资料整理、文字起草等，而农业科技、文化教育、自主创业等工作所占比重极低，未充分发挥其专业技能和能力，与大学生村官计划初衷相违背。而薪酬满意度低是当前村官政策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目前大学生村官的平均收入仅为1500元左右，接近60%的人对现行工作标准不太满意。
（二）大学生村官自身素质与能力培养
1、专业技能与基层工作脱节。大学生村官的专业分布相当广泛，其中理工类比例最高，管理类其次，而农学和医学明显偏少，这也解释了当地村官很少集约农村优势资源进行农业创业的问题。只有极少数人认为专业对村官工作开展帮助很大，暴露出政策执行主体在选聘大学生村官时缺乏正确的标准，无法与农村真实需求相对应。
2、大学生村官能力培训与开发不足。现行的村官培养方式多采用上级单方面意识的交任务、压担子，缺少人才培养的科学规划，极可能因压力过大而引发大学生村官的不满。一派了之、撒手不管的方式更是极其危险的，缺少配套的培养方式如结对帮带、岗位培训等，难以促进缺乏社会经验的大学生村官尽快适应工作、发挥自身优势和潜力来实现成长。
（三）大学生村官职业发展过程
1、大学生村官择业动机不纯。择业动机是影响大学生村官职业投入和满意度等的重要前提。为了缓解就业压力，大多数村官表示，刚毕业大学生经验缺乏， 很难寻找到满意的工作，被迫选择村官。考公务员加分等优惠政策成为大学生择业的第三大动机，揭示了部分人择业动机不纯，带有明显的功利性；对基层工作不够了解，尚未摆正对村官工作的认识，导致了其在工作中积极性不高、离职率高的问题。
2、大学生村官自身职业规划不明。参与调查的大学生村官群体中，仅有13.5%的人对于未来有明确而详细的职业规划。由于国家规定了大学生村官的五条出路，所以大部分人都处于在这五条路中选一条的观望状态，缺乏具体周全的职业计划，而未能做好充足的准备应对期满再就业问题。
3、大学生村官出路选择。留任基层当两委对仅仅工作两三年的大学生村官来说难度较大，且偏低的薪酬福利降低这一选择的吸引力。考公务员是大学生村官最主要的出路选择，但随着公务员队伍的越来越饱和，竞争相当激烈，政策优惠难以覆盖到大部分村官。由于在农村基层工作期间，自身市场竞争力提升有限，且面临百万应届毕业生的就业冲击，进入企业求职的道路异常艰辛。自主创业虽然是众多大学生村官向往的出路之一，但存在严重的资金支持问题；且大学生村官也难以寻找和获得合适的项目，又面临当地村民信任的风险而难获支持。继续深造的实施难度更大，基层工作事情繁琐，综合时间、精力、财力等多方面的机会成本考虑，大多数人被迫放弃这一选择。
三、优化大学生村官职业发展对策思考
（一）政策本身合理合法化。首先，应完善相关法律制度，使异地大学生村官能够参加村两委竞选；其次，避免政策或规定相互之间的冲突和矛盾。以此，从根本上保证大学生村官政策的合理合法化，以给予大学生村官在法律上明确的身份定位。
（二）村官摆正观念认真规划。大学生村官应摆正心态，慎重选择。在就职前，应主动了解工作环境和工作要求，做好吃苦准备，并不断提升自身适应力；就职后，应明确职业规划，以良好的心态努力工作，保持学习精神，提升胜任素质，避免与社会的脱节；主动建立人脉关系，把握提升机会，为未来做好准备。
（三）执行主体明确目标规范流程。充分结合农村实际需要和大学生专业优势来选择人才，规范大学生村官选聘流程。当地政府及直属上级不仅要改变认识，尊重大学生村官的价值，更要加强对村官的内部培训、外部交流学习，使大学生村官们能迅速适应工作并成长。政府应对福利政策的实施情况进行监督管理，将村官福利落到实处。
（四）社会加强认同和支持。国家应加大对大学生村官的财政投入，并支持和鼓励地方政府、银行为大学生村官提供创业资金，促进大学生村官自主创业。加大对大学生村官优秀事迹的宣传以增强社会对其的认可。
参考文献：
[1]戴良铁，刘颖.职业生涯管理简析【J】.中国劳动，2001（8）
关键词：当代；语文教师；形象
中图分类号：G648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2-1578（2013）12-0012-01
1.教师形象的概念
形象是指能引起人的思想或情感活动的具体形状或姿态。不同的研究者根据自己的研究需要和研究视角对"教师形象"进行界定，这些概念涵盖了以下方面内容：第一，教师形象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和文化背景下形成的，其具有历史性和文化差别；第二，教师的职业形象是教师形象的核心内容；第三，教师形象是对教师个体特质和群体特质的表征，体现为社会公众对教师角色的印象，并且，教师形象通过教师个人和群体的内在特质及行为方式的外化与社会公众对教师行为的评价、期望和规范二者相互作用形成。
教师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职业，具有鲜明的社会形象，这个形象是其气质、品格、学识等方面的综合表现。教师形象是在一定时期和一定环境下，社会公众对教师的外观形象和内在素质的印象、看法、认识的综合体现。
2.教师形象的构成要素
众多学者都不同程度地分析了教师形象的构成要素。殷尧认为教师形象包括外显层面-体态形象，智能层面-职业形象，个性层面-人格形象三个层面，其中外显层面由端庄的仪表、良好的教态、健康的体魄构成，智能层面由广博的科学知识、较强的教育能力构成，个性层面由高尚的道德、强烈的师表意识、完善的人格构成。张德山指出教师形象包涵着视觉、理念、行为三大识别要素。张烨认为教师形象主要包括教师的理念特征、行为特征、个性特征和成果特征四个有机组成部分。张小光也认为教师形象包括三层，分别是表层形象、中层形象和深层形象，表层形象由仪表、谈吐、举止构成，中层形象由知识（专业知识、文化基础知识和教育科学知识）、能力、行为构成，深层形象由心理、观念、情操构成。
3.语文教师形象的具体内涵
3.1 外显形象
3.1.1 语言形象。语言是一种艺术，它是教学过程中最重要、最常用，然而又最难用好的一种工具，它用声音再现人的思想和智慧。 "语一言是师生灵魂碰撞的媒介，是文化传递的桥梁。教育的存在和发展离不开语言。"在课堂活动中，教师借助的主要工具就是语言。我们可以将教师的课堂语言大体分为审美的语言、引导的语言、评价的语言和维序的语言。语文教师的语言自然要做到生动形象、循循善诱、节奏鲜明、饱含激情。
3.1.2 非语言形象
（1）服饰语言。服饰指人们的穿着打扮，是重要的非语言手段之一。服饰包括服装、鞋帽、发型、化妆等等。因为服饰是附着于人体而显示其意义的，所以我们说服饰是人体语言之一。
（2）目光语言。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是最富有表现力的身体语言。教师的眼神是共鸣、微笑，是精神面貌的反映。因此，眼神成为最基本却又是最高级的教育力。所谓"眉目传情"、"画龙点睛"正说明了目光的表现力。
（3）面部表情语言。面部占人体表面面积不足八分之一，但却可以作出人体所发出的80%以上的表情，是肢体语言的"稠密区"。
（4）手势和身姿语言。
一个合格的语文教师，必须具备得体大方的仪表。特别是女教师，端庄优雅的教姿教态，是每个女教师需要具备的。
3.2 内隐形象
3.2.1 教师信念。信念是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精神支柱，是从事一切活动的激励力量。教师信念：指教师对有关教与学现象的某种理论、观点和见解的判断，它是长期积累的一种教育价值观系统并指导着教师个人的行为。
3.2.2 敬业精神和人格魅力。所谓高度的敬业精神，就是从热爱教育事业、热爱学生这种强烈的情感出发，对事业全身心的投入，工作一心一意，勤奋进取，想方设法地做好、完成好。这种敬业精神对服务于现代学校中不断面临新情况、新变化的教师来说，是十分必要的。人格是指人的性格、气质、能力等特征的总和，也指个人的道德品质和人的能作为权力、义务的主体的资格。而人格魅力则指一个人在性格、气质、能力、道德品质等方面具有的很能吸引人的力量。乌申斯基说："教师的人格是教育事业的一切，是任何东西都不能代替的照亮学生心灵的阳光。"
3.3 教师专业素质。教师的教育理念、教师的知识结构和教师的能力结构三方面构成了教师专业素质的核心。
不仅如此，语文教师还需要具备独特的、创新的而又不失科学性的教风教法。高中生迫于高考压力，对语文学习的重视普遍较低，更别谈对文学的热爱。让学生能体会到文本的美、感知到文学的美的所在，成了很重要的一点。教师对教材文本娴熟的把握，能够让学生体会到课文的美之所在，激发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甚至让他们产生在课外阅读文学经典的欲望。而科学的、创新的课堂教学活动设计，比如有可行性的自主合作探究的课堂等，能锻炼学生对文本美的把握能力，让他们不仅爱上文学，同时能够具备独立正确把握文本的能力，并形成自己的独立阅读观点。
作为一个教师，还需要时刻具备一颗热爱学生的心。爱学生需要三个词：友好，保护和表扬。正确地处理师生关系，用友好的笑容面对他们，一个平易近人的老师才更容易打开学生大的心扉，获得学生的喜爱和尊敬。保护，则是要保护他们对文学作品的独特阅读体验，不要用自己主观的看法或是教参上条条框框的分析束缚了学生自由阅读文学的心。表扬，就是要多看到学生的优点，每个同学身上都有闪光点，特别是后进的学生，更加需要老师表扬的呵护，在教学中，表扬的力量不可小觑。
参考文献
[1] 史晓蓉.语文教科书中的教师形象研究，陕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
[2] 肖秀华.小学语文教师课堂形象及其教学效能研究，南京师范大学硕士论文
[3] 魏福太.论语文教师的课堂形象，【J】.甘肃科技纵横，2007（02）
关键词：语料库 文学作品 分析方法
借助语料库进行文学作品的分析是近些年出现的语料库语言学的一个应用。这些分析主要集中在对外国文学作品（尤其是英文文本）的分析上。分析的方法主要是以语料库为依托，进行一些指标的统计。包括形符数、类符数、类符形符比、句子数、平均词长、平均句长、句长标准差、段落数、平均段落长、段落长标准差等。其中形符数指的是文本中词语的个数，与句子数一起反映文本的篇幅；类符数指的是文本中词语的类别数，单独来看虽然没有什么意义，但与形符数一起构成的类符形符比（也叫词汇密度）则反映用词的多样性和语体的正式程度。由于不同容量的语料库类符/形符比不具可比性，故一般用标准化类符/形符比来衡量语料库的词汇密度。语体越正式，词汇密度越高；反之，词汇越口语化，密度越低。平均词长是反映用词的常用性程度和文本难易度的一项指标。而平均句长与句长标准差则反映了文本句子的长度，是否比一些简易文本的句子要长。
肖普勤 黄凤枝（2005）认为语料库除了可以进行上述文本总体特征的统计，在主题和情节、人物刻画以及修辞分析方面也有用武之地。如可以通过关键词词表了解文本的关键信息（包括故事主题、主要人物、时间地点、背景、一些重要的描述性信息等）和主要情节（杨建玫2002 有例证），如可以通过词图理清故事情节的开始、发展、、结局等各环节，如可以借助人物关键词来认识包括外貌、活动、性格、心理在内的人物形象，如可以通过确定适当的检索项辨识作品中修辞方法的使用情况。
上述指标证明了语料库量化分析的这一优势，除此之外，李晋 郎建国（2010）认为，语料库工具在发现文学文本的语言特征、验证理论模式、支撑以往的文学评论、挖掘文本的隐含意义方面为研究者提供了更便捷的服务。宋沁潞（2008）认为，运用基于语料库的数理统计与分析的方法来考察某个作家的语言特点，可以为文学的计量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开拓语言学与文学边缘交叉学科研究的新领域。杨秀珍 续娜 刘美瑜（2010）认为，语言研究者借助于料库检索工具可以观察到用传统方法无法发现的很多语言事实，能够对语言本身进行更加客观的描写和解释，增加解释的说服力。针对文学作品中的词汇，他们还进一步指出对于外语学习者来说，运用语料库手段分析文学作品词汇的方法有助于提高学习外语的效率，增强选词、用词的能力，从而提高对外国语言文化的欣赏水平。
尽管语料库是一种新颖、快捷、有效的分析文学作品的方法，但前人也已看出其存在的不少缺陷。比如宋沁潞（2008）中提到的论文写作的几大难点都与语料库有关，一是用分词软件进行分词并词性标注后存在大量错误，需要使用人工干预的方法进行校对；二是小说中涉及到的很多专有名词，超出辞典范围之外，很难通过分词软件进行识别，增加了研究难度；三是在小说中创造性运用的词语单靠计算机很难识别，必须进行人工干预进行查找。该文最后针对用语料库分析作家的语言特色这一点上还提到，研究一个作家的语言特色除了他使用的词语之外还应该包含句法、句式和修辞方法的选用等方面，而这些研究仅仅使用语料库和统计的方法很难做出令人满意的结论。杨秀珍 续娜 刘美瑜（2010）提出了语料库的另一个不足，即建立费时费力，且研究方法比较复杂，不易在短时间内普及。
笔者总结了一下上述观点，概括出使用语料库进行文学作品分析的四个主要的优点和缺点。优点包括迅速便捷；采用量化分析手段增强解释的说服力；提供文学作品分析的新思路和新方法以及提高对文学作品的欣赏水平。不足包括会出现分词和标注错误，需要进行人工校对；语料库分析能力有限；语料库建立费时费力和语料库研究方法复杂。
笔者认同曹莉敏 李海滨（2010）的说法“语料库方法仅仅是对传统文学篇章分析的一种补充”，认为语料库对于文学作品的分析能力有限，且以较浅层次居多。如宋沁潞（2008）虽在其硕士论文中用了两章的篇幅来讨论如何利用语料库分析金庸小说的语言，但分析也仅仅停留在对高频字（词）、低频字（词）的研究上，得出的结论如“金庸小说共使用了三万左右的词条，其高频词都是单音节词，结构助词、人称代词和指示代词占了很大比例。……低频字主要出现在金庸小说的专名、诗句、奏章中。这些低频字很多都是我们所不熟悉的生僻字，这部分字的使用一方面说明金庸文字功底的深厚及其文史知识的广博，同时也进一步说明生僻字在构词方面的缺陷。……通过《鹿鼎记》中用词与《现汉》中词语的对比，我们可以看出，金庸所使用的词语主要还是以典范的现代汉语为基础，为了创作的需要在专有名词、习用语、成语、拟声词等方面有所创新。这些创新的词语不会给读者带来阅读上的障碍，反而因其大量使用带有口语色彩的词汇，或者将成语或俗语改造后使用，使得他的作品雅俗共赏，容易引起读者的阅读兴趣。从这一点来讲，这也是金庸作品得以广泛流传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些结论，或者显而易见，并不需要通过语料库检索这样的方式加以验证，或者对于金庸小说语言特色的研究并无太大价值，例如文章的第四章 金庸小说语言特色分析就不是在语料库的基础上进行的。笔者认为全文与语料库相关的部分，只有两点可算作闪光之处，一是作者在人工校对的过程中，发现了金庸创造性使用语言的用法，并通过分析该用法发现人物的形象特点，如“羞月闭花”、“一言既出，死马能追”等词刻画出了韦小宝胸无点墨，语言粗俗的特点。二是作者认为金庸语言特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作品中大量的重叠形式，包括动词、形容词、量词等的重叠，具有用语料库进行研究的价值，但同时指出，目前使用汉语词法分析系统却又无法将其一一挑出从而进行研究。
另外，曹莉敏 李海滨（2010）中对《金锁记》一文一些意象词，色彩词，叠音词，象声词以及人物塑造的分析，其实已经脱离了语料库本身，因而笔者认为使用语料库并无多少意义。
笔者认为这是我们在利用语料库进行文学作品辅助分析时需要时刻牢记的一点。语料库可以从大的、较为概括性的方面，通过一些统计数据总结文学作品的一些大致特征。如杨秀珍 续娜 刘美瑜（2010）可以通过自建语料库与Brown语料库对比分析后得出，《暮光之城》系列小说所用词汇普遍短小，词汇密度较高，口语化特征明显，多采用动词，句子简短，叙事简洁、平实，可读性强，适合青少年阅读。再深入一些可以得出动词中一般过去时的高频使用突出小说神秘感，与吸血鬼和人类相恋的主题不谋而合，增强了小说的趣味性和可读性。但分析也仅限于此，更加细致的分析必须依靠读者自己的体会。笔者还有一点想法，即语料库分析的方法比较适合篇幅较长，或某个作者笔下的一系列的文学作品，这样的数据统计和分析可靠性较高，若对一则短篇小说进行语料库分析似乎就有些多此一举了。
结合语料库进行文学作品分析，笔者认为这可以作为随着时展产生的一种新手段，新方法来看待，但由于其较为粗略的局限性，我们不能完全依赖于此，更不能认为它能替代传统的对于文学作品的深入阅读分析。我们“唯有深入地阅读和分析文本，熟悉包括创作背景等及文学评论界的研究现状在内的内容，才能发现并充分论证文本的深刻内涵。”
参考文献：
[1]曹莉敏 李海滨（2010）基于语料库的《金锁记》语言学分析，《语文学刊》第7期。
[2]贺亚男（2009）基于语料库的文学语篇分析――以《外婆的日用家当》为例，《内江师范学院学报》第5期。
[3]李晋 郎建国（2010）语料库语言学视野中的外国文学研究，《外国语》第2期。
[4]梁健丽（2009）1997――2007年语料库研究标题分析报告――从10种外语类核心期刊的标题看语料库研究的发展和趋势，《吉林教育》第10期。
[5]宋沁潞（2008）金庸小说语言研究，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6]肖普勤 黄凤枝（2005）基于语料库的文学作品分析方法初探，《外国语》第8期。
[7]杨建玫（2002）《警察与赞美诗》的语料库检索分析，《四川外语学院学报》第3期。
[8]杨秀珍 续娜 刘美瑜（2010）基于语料库的《暮光之城》系列小说词汇特点初探，《长春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期。
关键词：任务型口语课堂 意义协商 语言习得 水平配对
一、引言
意义协商作为外语教学中互动际的一种形式，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初，因其对语言习得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所以一直是第二语言习得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大量研究表明：在第二语言教学中，当交际双方在互动中进行意义协商时，学习机会将大大增加。意义协商越多，就越有利于学习者的语言习得。在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中，意义协商研究目前还极为少见，截至目前，笔者尚未见到国内外关于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意义协商的实证研究文献。既然意义协商对第二语言习得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那么，研究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意义协商将有益于提高教学效率。
意义协商在课堂互动中有两种形式，其一为师生互动，其二为生生互动，本文论及的意义协商为后者。生生互动的意义协商在任务型口语课中极为常见，因为任务型口语课以学生间的互动为突出特征。任务型口语课是基于任务的口语教学，学习者必须通过语言交际来完成任务，所以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很有可能遇到理解障碍或表达障碍，从而引发意义协商。
在任务型口语教学中影响意义协商发生的因素很多，如学习者的水平配对、任务类型、学习者性别或语言背景等等。由于参与课堂任务的学习者总是水平不一，因此，研究水平配对与意义协商的关系有较为深远的意义。本文旨在通过研究学习者水平配对对意义协商数量的影响，探索出在何种水平配对条件下可以产生更多的意义协商，从而为汉语任务型口语教学提供参考，并有助于促进留学生的汉语习得。
二、研究方法
1.研究假设
根据大多数前人的研究，笔者作出的假设为：水平配对影响意义协商的数量，三种配对条件下产生的意义协商数量存在显著差异，其中混合水平组产生的意义协商最多。
2.实验设计
本研究主要采用定量研究，实验采用单因素被试间多水平设计。语言水平为自变量，包含三种水平配对，即中――中水平配对（同等水平组）、高――中水平配对（混合水平组）和高――高水平配对（同等水平组），意义协商的数量为因变量。所有被试同一时间在课堂中参与实验任务，任务时间大致为14分钟，整个任务过程用教室里的设备进行录音以收集数据。
3.被试
本实验被试来自于北京语言大学汉语学院二年级汉语言文学专业某一个班的留学生，他们的母语背景不同，共18人，5名男同学，13名女同学，按其语言水平组成9对。
4.实验任务
所有被试结对完成一项信息差任务，该任务来自于尔雅中文系列教材《沟通・上》。该信息差任务是指对子里的两名被试分别看两个不同的故事，这两个故事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被试需用汉语向另一方叙述故事的主要内容，两人都讲述完后对两个故事进行比较，一起找出相同之处与不同之处。经大多数前人的实验证明，该任务较有利于意义协商的发生。
5.数据处理和分析
（1）本研究对数据的处理为以下步骤：①录音转写。录音时长13分43秒，笔者将9对被试的录音全部进行转写。②解码。由于同一时间内每对学习者产出的话语总量可能不同，所以需要先计算出话语产出总量，再用意义协商的数量除之，得出意义协商在所有话语产出中所占的百分比，这样便能对学习者间产生的意义协商数量进行比较。本文采用C单位对数据进行解码以得出每对学习者的话语产出总量。③意义协商的测量。Varonis & Gass（1985）认为识别意义协商的发生主要是识别触发语或明示语。本实验中意义协商数量的测算主要通过统计明示语的数量。明示语一般分为三类：澄清请求、确认核查和理解核查。在本研究中笔者还采用了其他明示语，如求助、自我修正、他人修正。
（2）本研究对数据的分析为以下步骤：首先使用SPSS19中的单因素被试间方差分析对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如果F检验效应显著，再使用事后多重比较对不同水平之间的差异进行检验，以确定究竟差异存在于哪组或哪几组之中。
三、实验结果及讨论
本研究的目的是考察水平配对是否影响意义协商的数量，所以笔者用SPSS19进行了单因素被试间方差分析。一共得出两张表，一张是描述统计表，另一张是主体间效应的检验表。结果如下：
表1：描述性统计量
表1是描述统计表，它表示三种水平配对条件下意义协商的平均值和标准差。其中自变量S代表水平配对，1代表高――中水平配对，2代表高――高水平配对，3代表中――中水平配对。从表1中可以看出，相较于另外两种配对条件，高――中水平配对产生的意义协商数量最多，但是这种差异是否达到显著水平还需看下面的方差分析结果，即表2。
表2：主体间效应的检验
表2是主体间效应的检验表，从中可以看出水平配对效应不显著，p=0.151，即三种水平配对条件之间在意义协商的数量上没有显著差异。那么得出的实验结论为：水平配对对意义协商的数量没有影响。
本研究的实验结论为水平配对对意义协商的数量没有影响，不同的水平配对产生的意义协数量不存在显著差异。该结论与大多数前人的研究结果不同。如牟宜武（2008）指出语言水平对学习者之间意义协商的数量会产生影响，其中混合组（高――低）产生的意义协商最多;王佩、祁世明（2012）的研究结果表明不同的水平配对产生的意义协商数量存在显著差异，高水平组产生的意义协商明显多于另外两个组。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结果呢？笔者认为可能有三个原因：
第一，相对于前人的实验研究，本实验的受试太少，数据不够。由于研究的是自然班级，受试只有18人，直接导致收集到的数据不够充分。
第二，本实验研究中的受试来自七个不同的国家，分别是韩国、日本、俄罗斯、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沙特阿拉伯和印度尼西亚，受试的语言文化背景不相同。而之前国内的相关研究中被试都是中国人，他们的语言文化背景相同。Varonis & Gass（1985）对语言背景与意义协商之间的关系做了研究，研究表明语言背景确实是影响意义协商的变量之一。在该研究中，每种水平配对中既有语言文化背景相同的对子，也有语言文化背景不同的对子，所以这就有可能造成三种水平配对条件下意义协商数量的差异没有达到显著水平。
第三，在前人的研究中，学习者一般分为高水平和低水平，他们之间的语言水平差距较大，高――低、高――高和低――低三种配对在水平上相差较远，所以三者产生的意义协商数量差异显著。而在本研究中，学习者的水平分为高水平和中等水平，没有低水平的学习者。这是因为本实验受试之间的语言水平差距并不非常大。虽然笔者也区分了三种不同的水平配对条件，但由于它们之间的水平差异较小，所以可能导致三者产生的意义协商数量没有显著差异。
第四，本实验中所有水平配对产生的意义协商总量都不是很多，这可能是实验任务较为简单或受试对任务材料中的信息较为熟悉所造成的。如果一项任务过于简单或受试对其很熟悉，不论怎样的水平配对都不太可能产生较多的意义协商。
四、结语
如今任务型教学法在第二语言教学中已占有重要席位，因此我们应该重视任务型课堂教学，更应该了解如何更好地利用该课堂提供的教学条件去提高教学效果并促进学习者的第二语言习得。本文考察了任务型汉语口语课堂中水平配对对意义协商的影响，笔者试图通过对课堂实录的研究分析去发现什么样的水平配对产生的意义协商最多，并以此为基础提出教学策略。研究结果表明水平配对对意义协商的数量没有影响。鉴于本研究只是一次初步性的有益尝试，在实验设计上存在诸多缺陷，日后还亟需进一步改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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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Schmidt，R.W. The Role of Consciousness in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Applied Linguistics，19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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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王建勤《第二语言习得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13]王佩 祁世明 任务型教学中水平配对对意义协商的影响.《滁州学院学报》，2012，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