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25 16:3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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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夫妻共同债务 认定标准 建议
中图分类号：DF550 文献标识码：A
一、夫妻共同债务认定的裁判现状
笔者以南平市延平区人民法院西城人民法庭近三年受理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为样本进行统计。该庭从2011年5月至2013年5月期间审结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总数为2813件。其中，在立案之初出借人就将借款人及其配偶列为共同被告的有832件（含出借人将已离婚的夫妻双方列为共同被告的142件）；立案后，通过调取借款人婚姻登记信息后，追加借款人配偶为共同被告的有76件。从法院判决结果上看，只要出借人提供了借款人与其配偶夫妻关系的证据材料，且借款发生在借款人及其配偶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法院都支持了出借人要求借款人夫妻共同承担偿还借款责任的诉请，该类案件共有896件。而前述896件案件中，在借款之时，借款人夫妻双方共同在借条上签字的仅有38件。
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借款人的配偶对法院将其列为被告，并判决其承担还款责任的作法，表现出较多的不满，并对法院的裁判的公正性产生质疑。该质疑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借款人配偶并未在借条上签名，对借款不知情；（2）借款并未用于共同生活，单纯的家庭生活不需要对外负债；（3）借款人配偶并未收到法院的相关文书，无法进行抗辩，诉讼权利得不到保障。
二、认定夫妻共同债务的法律依据
针对借款人的配偶提出的种种质疑，法院大都不予采纳。理由就在于现行法律、司法解释关于夫妻共同债务认定标准试作如下规定：
1、《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
通过对前述两个法律、司法解释条款的分析，可以得出结论：借款只要发生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首先直接推定该借款为夫妻共同债务，其次要由主张为个人债务的借款人配偶举证证明出借人与借款人对借款明确约定为借款人个人债务，或出借人知道借款人夫妻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否则均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最高人民法院正在起草并向社会征求意见的《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司法解释》也同样遵循了前述规定中关于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标准。
在论文专著方面，认定夫妻共同债务的标准也高度的一致。如人民法院出版的《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奚晓明主编，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编）》（总第50辑）中关于夫妻共同债务认定的答复，同样是明确了夫妻一方个人对外借款“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的原则，除非存在以下情形：（1）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包括债权人明知债务人借款要用作个人消费而仍然出借款项的行为；（2）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且第三人知道该约定。对前述两种除外情形，借款人的配偶须承担举证责任予以证明。
从诉讼程序角度看，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同住成年家属可以代为收取法律文书。借款人的配偶是借款人的当然的同住成年家属，因此借款人与其配偶之间自然是可以互相代收法律文书的。有时借款人为避免家庭矛盾或者另有目的，将法院送达的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藏匿，拒不告知其配偶。此种情形下，借款人的配偶客观上无从知晓法院正在进行的诉讼，自然也无法进行举证、抗辩。而法院在确认借款人与其配偶的夫妻关系，并确定借款人签收法律文书后，无须另行通知借款人的配偶出庭诉讼。因此，部分借款人的配偶指责法院在未通知到其本人的情况下就草率下判，侵害其诉讼权利，在法律上也是站不住脚的。
三、现行夫妻共同债务认定标准的弊端
现行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标准主要在于保护债权人的利益，避免借款人将资产转移至其配偶名下甚至通过假离婚方式逃避债务，借款人的配偶以不知情为由进行抗辩，使债权无法实现。现行认定标准保护了债权人权益，但却一定程度上伤害了善意的借款人配偶的合法权益。笔者于2009年至2011年期间处理了一系列以延平区城区某小学教务处主任杨某为被告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杨某个人在外借款数十笔，金额达三百多万元。其妻子为乡村小学教师王某，女儿正在读初中。诉讼中王某作为杨某的妻子根本无法举证证明其丈夫所借的款项为个人债务，最后法院全部判决杨某与王某共同承担还款责任。而今，该系列案件已进入执行阶段，杨某却离职去向不明，工资被停发。作为借款人配偶的王某除保留了每月800元的基本生活费外，工资全部被法院扣划以清偿债务。王某和女儿的生活陷入了困境。
法院的任务是适用法律，而非评价法律和修改法律。审判人员虽然知道审判实践中夫妻共同债务认定标准不利于借款人配偶，但并无权修改或拒绝适用该规则，只能依据现行规则进行裁判。笔者归纳现行认定夫妻共同债务标准的弊端主要有如下两点：
第一、对借款人的配偶的举证责任过重。根据《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24条的规定，借款人的配偶要举证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债务人的个人债务”。能够证明这一点的最直接的证据，就是在借条上注明“本借款为借款人个人债务”等类似文字。而作为强势主体的出借人为最大限度保护自己的权益，是不可能允许借款人在借条上注明类似文字的。因此，该规定实际上已是形同虚设，几乎不可能做到。同时由于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国的夫妻实行夫妻分别财产制的少之又少。即便有，司法解释还要求借款人配偶要举证证明该分别财产制（书面材料）的存在，且出借人系明知该分别财产制的存在。在借条中无明确书写前述情形的情况下，出借人也会对此予以极力的否认，从而使借款人配偶的该项抗辩不能成立。再者，我国也无实行夫妻分别财产制的公示制度。因此，借款人配偶的两项抗辩几乎不可能完成规定的举证义务。在审判过程中，法院审判人员会询问借款用途，而出借人只要回答借款用于家庭生活需要或者投资需要即可。即使借款真的用于了赌博等非法用途，法院也是很难查实的。同时，借款人将所借款项是否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出借人在出借款项之后没有办法也没有义务监管，借款人及其配偶也不能以此对抗善意出借人，继而达到不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目的。据统计，笔者处理的这类案件中，至今尚没有一个借款人的配偶成功完成举证责任后免除共同还款责任的。
第二、现行夫妻共同债务认定标准导致了部分人利用该规则进行恶意举债，损害配偶一方的利益。部分借款人为了个人的奢侈消费，毫无节制地举债，也有部分借款人为了在离婚时多分财产或想通过第三人借款的方式变相非法获得配偶的财产而恶意举债。笔者就曾遇到过一个比较极端的案件：夫妻双方结婚不到一个月，婚后女方在外举债上百万，均用于投资，其后双方离婚，其夫因此背上了上百万的共同债务。这种情况在司法实践中是比较常见的，法官虽然内心确信借款人配偶的抗辩理由，但苦于没有证据，根据现有的裁判规则，只能判决借款人的配偶共同承担还款责任。
值得一提的是，审判实践中，现行的送达程序规则在处理夫妻共同债务纠纷中，一定程度上也会更加凸显该认定标准的弊端。如前所述，作为同住成年家属的借款人签收法律文书后，未告知借款人配偶的情况时有发生。借款人的配偶在客观上无法进行举证、抗辩，法院在法律文书生效后对借款人配偶采取执行了措施，如冻结、扣划其工资、存款时，借款人的配偶才知道有一个生效判决存在。才提出没有收到诉讼文书的抗辩。
四、建议
当前法院在认定夫妻共同债务标准的原则推定，虽然给予了借款人配偶举证的权利，但事实上借款人配偶无法完成规定的举证义务，致使该抗辩权利形同虚设，借款人配偶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保障，人民法院的司法公信力亦受到挑战。为此，笔者建议：
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应当以各省城镇居民年可支配收入标准（以各省级统计部门公布的数据为准，以福建省为例，2013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28055元/年）作为基数，借贷数额在上一年度城镇居民年可支配收入范围内无需借款人的配偶签字，出借人主张借款人及其配偶共同偿还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年可支配收入数额的借款应有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才可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否则则认定为借款人的个人债务，与借款人配偶无关。
笔者建议的优点，在于抛弃了复杂的、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举证，以简单的借款数额为划分标准。在上一年度城镇居民年可支配收入范围内，因数额较少，符合家庭生活需要，可适用夫妻间家事权的规定，无需夫妻双方签字，就直接推定借贷属夫妻双方合意，为夫妻共同债务；而超过该标准的，因借款数额较大，夫妻双方均有平等决定权，以共同签字确认为原则，无共同签字则属借款人一方的个人债务。
关键词：夫妻共同债务；债务认定；法律制度
夫妻共同债务所指的是为满足夫妻共同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然而在现实的案例当中，涉及到夫妻共同债务的问题都比较复杂，关系的层面也比较广泛，因此这也在无形之中加大了债务认定的困难程度。再加上我国的相关立法并不完善，仍然存在着缺乏逻辑性、系统性等的问题，再一次加大了民事审判的难度。虽然从表面上来看夫妻共同债务认定是一个相对比较简单的问题，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在近几年中我国民间借贷的数量和方式越来越多，同时法官的判定标准不一，导致出现了大量的同案不同判的问题。笔者认为，想要合理的对夫妻共同债务进行判定，首先就要统一判定的标准。
1 民间借贷中夫妻共同债务认定标准
我国民间借贷中夫妻共同债务认定标准有两种，分别是冲突前和冲突后的标准。然而在实际情况下很难准确时间问题，因此对于冲突前和冲突后的界定就成为了一个而非常大的难题。
（一）法定本质是认定夫妻共同债务的首要标准
夫妻共同债务最基本最首要的标准就是夫妻共同生活。由此推断出夫妻共同生活所需系法定本质。夫妻共同生活主要包括以下两种类型：
1.夫妻双方为满足共同的生活而进行消费、工作等产生的债务。这也是产生夫妻共同债务的最基本的原因。
2.夫妻双方因履行法律义务而产生的债务。其中法律义务主要有对孩子的抚养、对老人的赡养等。
对于民间借贷中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问题要实现对夫妻双方因素的综合考虑，要考虑到夫妻双方是否共同享用了债务所带来大的利益。另外，从法律的角度出发，要对夫妻双方形成法律上的尊重，根据债务合同或者夫妻双方的自主认知进行债务的最终认定。
（二）时间规则是认定夫妻共同债务的补充标准。
夫妻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同时，夫妻财产也具有一定的隐秘性，属于夫妻的隐私问题，夫妻之间很多债务都只有夫妻二人和债权人知晓，因为不能一味地以法定本质这个标准来衡量夫妻共同债务，这样不仅会损害双方利益，会不利于法律的发展，并且会破坏整个债务的交易安全性。因此就提出了时间规则这一概念，设定时间规则来补充对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标准。
时间规则的产生是一种必然的结果，随着社会经济不断复杂化，债务问题也变得越来越复杂，并且借贷金额、借贷数量都在不断增多，因此就更需要保护交易安全，保护交易双方的利益，设定时间规则更加有利于对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也有利于法院迅速做出判断。时间规则并不是以夫妻共同债务的法定本质为基础的，这是一种以时间为唯一标准的认定方式，但是这种方式往往造成了非举债者的财产权难以维护。目前，我国夫妻双方的人身关系正在朝着松散化的方向发展，在司法过程中很多夫妻都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背上了债务，这严重损害了非举债者财产权。
由此可见，时间规则必须要从打定本质出发，在法定本质的基础上制定时间规则。时间规则虽然是认定夫妻共同债务的补充的标准，但是，同时也应当是法定本质的补充标准。夫妻共同债务是否在夫妻共同生活的范围内实现的，这需要做出一个合理的判定，很多情况下夫妻债务都处于一种模糊的状态下，举债的目的、用途等都并不明确，并且很可能存在虚假信息，因此在时间规则的运用上一定要谨慎，一定要科学合理。从我国目前的状况来看，夫妻对于共同债务方面的法律并不了解，同时夫妻双方的人身关系处于一种日益松散的状态，很多情况下都是夫妻当中的一方负下了很多债务，另一方对这些债务并不知情，但是另一方却要对这个债务承担责任，这非常不利于对非举债者财产权的维护。因此就需要从夫妻双方具有一定独立性的角度考虑，以个人的名义为满足共同生活所需的对外举债金额做出一个上限控制。
2 日常家事权制度
（一）日常家事权概念
日常家事权是以夫妻共同生活为本质的，也就是说只有在夫妻共同生活范围内才可以建立日常家事制度。在一个家庭当中，配偶之间通常会因为日常生活的需要而进行家庭事务的，请第三方人作为方，拥有权，同时被者与者共同承担由此产生的债务，这是一种连带责任。国家有关立法规定了家事制度，但是法律上只是一个初步的规定，而实际上并没有对其本质进行规定，在立法上仍然处于缺失的状态，因此家事制度的适用范围非常有限，使用者也相对比较少。在家事制度的使用过程当中一定要首先明确夫妻共同债务，对债务进行透明公开。
（二）日常家事权制度适用范围
日常家事权的日常家事范围是夫妻双方为满足共同生活的消费性活动与生产经营性活动及夫妻双方履行法律义务性活动。而对于不动产或者债款数额巨大的债务以及具有严格人身性质的举债是不可以运用日常家事制度的。因为不动产、巨大数额债务以及具有严格人身性质的举债会很大程度上涉到另一方的利益问题，对于另一方来说这是一种非常大的负担，因此就要从夫妻双方独立的角度考虑，对于这种类型的举债不赋予日常家事权力。目前，我国的经济在不断发展着，人民的生活水平、经济能力等也在不断提高，因此民间借贷的数额在不断增加，我国的夫妻观念比较传统，因此当出现经济纠纷的时候，总会出现一方不认可另一方举债的问题，尤其是在举债数额巨大的情况下，会对另一方造成非常严重的损害。由此可见，大额举债不具有日常家事权会相应的维护非举债者的权益。
（三）民间借贷中日常家事权制度补充
随着当前我国民间借贷比较复杂，相关的法律制度仍然处于有待完善的阶段，因此对于大额举债实行夫妻共同签字的制度是非常有必要并且是非常关键的。夫妻双方中如果有一方以个人的名义举债金额巨大，那么就需要经过夫妻双方共同签字同意，如果非举债者不同意，或者夫妻双方并没有共同签字，那么这个巨额债务就是举债者一人承担。而对于多少金额的债务才可以算是巨额债务则需要根据不同地区、不同人群等方面的因素综合考虑，虽然巨额债务是没有一个准确的标准的，但是仍然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制定。
3 总结
在司法实践中常常会出现同案不同判的问题，这主要是因为割裂了法定本质与时间规则，没有处理好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也没有形成对这两者科学合理的利用。不能过多的使用时间规则也不能过多的运用时间标准，这样都会造成对夫妻共同债务的一个不准确的判断，不利于案件的判断也不利于公正司法。因此在司法实践中需要综合对各方面的因素进行考虑，可以充分利用日常家事制度来对夫妻共同借贷问题做出准确的判断，是判定结果更加公平公正、科学合理。而在日常家事权范围内的借贷也需要根据法定本质和时间规则进行进一步的认定。总而言之无论是什么样的认定标准和判定方式都要实现法定本质和时间规则的有机结合，从而实现对债权人、举债人、非举债人的权益维护，促进法律的公平公正。
参考文献
[1]柴学勇.论夫妻共同债务的立法缺陷及完善.法制与社会.2008（24）.22.
论文关键词 夫妻 共同债务 民间借贷 同等保护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简称《规定》），自2015年9月1日起施行。而于1991年8月13日的《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同时废止。纵观该司法解释，一个重要的不足之处就是关于民间借贷中夫妻共同债务如何认定的问题上并没有涉及，然而这一问题在民间借贷中具有普遍性。
虽然民间借贷关系并不以特定身份为前提，但是夫妻共同财产权利是与配偶这一特定身份相联系的，因此有必要对民间借贷中涉及夫妻关系的问题做出独立的明确规定。现实生活中，绝大部分民间借贷活动绕不开夫妻共同体这一债权债务主体。但遗憾的是，对于债务主体系夫妻共同或夫妻一方如何认定的问题上，《规定》依旧没有体现。仍然只能依据《婚姻法》及其司法解释和最高人民法院的答复处理司法实践中的问题。
对这一问题的界定，除了“婚姻关系存续”这一基本条件外，“是否共同生活所负”的认定上，现有规定存在着随意性较大的选择性推定，而忽略了实际生活中的各种可能性，导致了对举债方配偶的种种不利。司法实践当中，大多是女方为举债方的配偶，因此女性权利被配偶方侵害的居多，客观上不利于婚姻中女性权利，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妇女权益保护法》的力度，下面从两个方面来阐述。
一、现行制度层面的问题
（一）夫妻在举债信息上的地位不对称
不得不承认的一个事实是：中国社会仍然是个男性社会，经济活动的主体以男性居多，个人举债者中男性亦居多，“男主外女主内”仍然作为传统家庭观念被普遍接受。在这种观念影响下导致的结果就是在举债问题上一般由男性掌握着主动权或把控权，客观上使配偶方处于信息不对称的不利地位。在是否举债、举债数额、举债目的、举债用途或方式等方面都是如此。如果立法或司法解释不考虑这些实际情况，那么从制度层面上就可能会造成妇女权益受到损害的结果。
（二）婚姻法对婚姻期间债务的承担只是原则性规定且限于婚姻的范畴内
《婚姻法》第四十一条明确规定：“离婚时，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债务，应当共同偿还。这是离婚时夫妻债务清偿责任的原则性规定。”由此条可以看出，夫妻共同财产的界定标准为“共同生活所负债务”，时间区间上为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这就排除了共同生活但没有婚姻关系的阶段。 “婚姻存续+共同生活”， 成为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的复合条件，仅符合其中一个条件并不能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但是这一原则性规定，并没有明确举证责任。且事实上，证明婚姻关系期间是比较简单的，但是否为共同生活所负债务却非常复杂。
（三）《婚姻法》解释（二）对举证责任的当然性推定的前提出现危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简称《解释二》）在第二十四条中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将认定夫妻共同债务的标准只限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即只要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都可以视同夫妻共同债务处理，这种推定式的逻辑明显扩大了共同债务的范围，同时暗含了这样的前提：夫妻一方对配偶方的经济行为应当知情。这一前提的基础是夫妻关系处于理想状态：夫妻相互忠诚。但事实上婚姻关系走向解体时，这种理想状态早就不存在了。北京、上海等城市中高达40%多的离婚率已经无情地宣告了夫妻忠诚危机的到来。
如果相互忠诚的理想夫妻状态已经不存在，要求一方对配偶方的举债行为一定知情，而这恰恰可能是举债方刻意要隐瞒的情形。势必加重举债方配偶的责任，有点强人所难。仅仅因为有夫妻关系就要承担事实上不可能履行的责任，不是法律的应有之意。
当然，我们防止夫妻间逃避共同债务，方式方法是多样的，但在制度层面的选择上，完全可以依据实际情形制定出可供操作的选择。
（四）司法解释与答复的矛盾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2014）民一他字第10号）则认为：在不涉及他人的离婚案件中，由以个人名义举债的配偶一方负责举证证明所借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如证据不足，则其配偶一方不承担偿还责任。在债权人以夫妻一方为被告的债务纠纷中，对于案涉债务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应当按照《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认定。如果举债人的配偶举证证明所借债务并非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则其不承担偿还责任。在这一答复中前半部分的立足点为“谁主张谁举证，保护举债方配偶的权利”，不难看出其前提是：配偶方可能不知情的判断。
但是，答复的后半部分的立足点为“举证责任倒置，保护债权人的权利”。其暗含的前提是：夫妻利益（包括债务）共同体的当然推定。
答复的前后两个部分立足点明显不同。如果同样一笔债权，债权人提起债务纠纷诉讼，与此同时债务人夫妻提起了离婚诉讼，就该笔债务的承担主体，就会出现不同的司法判决结果。由此可以看出，《答复》本身存在双重标准，对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上存在矛盾。
二、夫妻共同债务认定的制度设计改进
我们必须承认的事实是：夫妻有共同财产但也有个人财产；夫妻应当忠诚但不忠诚大量存在。既然如此，对于民间借贷关系中对于夫妻是否为共同债务人的认定上，就必须正视这样的状况存在，不能盲目地、想当然的推定夫妻债务的共同性。
（一）对举债者配偶方与债权人的权利应当一体同等保护，不能在制度层面存在双重标准
根据《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可以看出立法者重在保护债权人的利益，在很大程度上是将夫妻双方“捆绑在一起”承担对外的债务，并对举债者配偶方的责任采用了当然性的推定。理论上，虽然举债方的配偶可以通过证据证明债务为一方债务与自己无关，但是在现实情况中却很难做到。婚姻中的任何一方不可能保证自己的婚姻处在理想状态，即夫妻相互之间的绝对忠诚。要求夫妻双方对所有对外的债权债务都相互了解并留存证据，是很难做到的。如果夫妻双方分居，各自安排自己的生活或投资举债，相互之间就更无从了解。《解释二》从立法层面明显倾向于保护债权人有失公允且严重损害举债方配偶的权利。
（二）可能导致的问题
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一般举证规则“谁主张谁举证”，当债权人要求夫妻共同承担债务时，应当由债权人承担举证责任，证明该债务由夫妻共同承担，而《解释二》将本该由债权人承担的举证责任，跨越债务人，直接落到债务人配偶的身上，使有可能对债务完全不知情的债务人的配偶证明自己不知道的事，显失公平。
现实当中在离婚时，夫妻一方和第三人恶意串通，虚假诉讼，侵害另一方的财产权利或者借此恶意转移侵占夫妻共同财产的情况亦并不少见。
虽然有人会认为：如果不按照《解释二》，有可能会导致夫妻假借离婚逃避债务。但这一想法本身就是个值得商榷的命题，不能因为夫妻可能假借离婚逃避债务，就伤及大量无辜人的权利。
（三）可借鉴物权登记和金融机构的借款合同的操作，遵守合同的相对性原则
民间借贷既然是一种合同关系，当然应当遵循合同法的相对性原则。突破相对性原则，将合同效力及于合同以外主体的身上，有权利滥用的嫌疑。借款合同的双方只能是贷款人及借款人，对贷款人的配偶和借款人配偶均无约束力。《解释二》的规定突破了相对性原则。通常情况下，债权人为尽可能保障自己的债权得以实现都是按照《解释二》的规定，向债务人夫妻双方提讼。
物权转让的合同，在政府主管部门备案时要求夫妻双方签字；金融机构提供贷款时，借款合同要求夫妻双方签字，承诺为共借人。这些合同行为都没有采用基于夫妻关系的当然性推定，即不论权利主体还是债务主体都必须是明确的签字确认，而不是“夫妻一体性的捆绑式”认定。既然如此，民间借贷为什么要采用“夫妻一体性的捆绑式”认定方法呢？
实践中，法官们对于《解释二》的规定并非机械地照搬，而是灵活务实的运用规定处理个案。在赵某诉项某、何某民间借贷纠纷案一案（2013年）中表明“1、举债方配偶未参加诉讼，举债方及出借方均未明确表示放弃该配偶可能承担债务，应依法追加举债方配偶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以查明案件事实。2、出借人仅提供借据佐证借贷关系的，应深入调查辅事实以判断借贷合意的真实性，如举债的必要性、款项用途的合理性等。出借人无法提供证据证明借款交付事实的，应综合考虑出借人的经济状况、资金来源、交付方式、在场见证人等因素判断当事人陈述的可信度。对于大额借款仅有借据而无任何交付凭证、当事人陈述有重大疑点或矛盾之处的，应依据证据规则认定“出借人”未完成举证义务，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①由此可以看出法院对于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是审慎严格的，并不排除要求举债人证明是否为夫妻共同债务的责任。但并不是所有的法官、所有的法院都能如此灵活务实。毕竟要求规定更加科学合理比要求法官个人自由裁量适当要容易得多，也更具操作性。
鉴于民间借贷关系很难绕开夫妻债务是否共同承担的问题，同时避免虚假诉讼，恶意脱逃债务的情况发生，笔者认为：
1.在民间借贷制度层面上，应当加重债权人的举证责任，其次是债务人的举证责任，免除或弱化举债方配偶的举证责任。
【关键词】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金融秩序 刑法谦抑性 合同效力
一、问题的提出
（一）案情简介
2011年12月28日，郑某因资金周转需要向李某借款人民币2000万元，该笔借款由常山县某房地产公司的一块国有土地使用权作为抵押，三方签订的《借款合同》中详细约定了借款的利率、还款日期及担保责任，当日三方共同到常山县国土局办妥土地使用权抵押登记。待上述事项办妥之后，李某将自有资金2000万元汇入郑某账户。借款合同到期后，由于郑某未能及时还款，李某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讼，要求郑某还本付息，并要求常山县某房地产公司在抵押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范围内承担连带偿还责任。
在民事案件审理过程中，浙江省江山市公安局以郑某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为由，要求将此案相关资料移送该局。龙游县法院认为，因郑某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并已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为由，依照《最高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1条之规定，驳回李某的。
（二）实务界的不同观点
浙江省民营经济发达、民间资本活跃，是非法集资类案件的高发地区，实践中也出现了很多同上面的案件相类似的案例。对于本案是否应当移送的问题，实务中主要有两种不同的处理意见，这两种不同的处理意见直接导致了本案将会出现截然不同的处理结果。
1.借款合同效力应当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是否成立作为依据。对于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中涉及的民间借贷及相关担保合同的效力应当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是否成立为依据，本案应当中止审理或者驳回。即使表面上是正常的民间借贷行为，只要其构成犯罪行为的一个环节或组成部分，那么其签订的民间借贷合同就不再属于普通的民事行为。刑事犯罪是法律最强制的规范，违反刑事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不仅损害了当事人的利益，而且也损害了国家的利益，若当事人的借款行为涉及到刑事犯罪，那么其签订的民事借贷及相关担保行为应当认定为无效。否则，在法律上就有可能会出现针对郑某这一借款行为的相互矛盾的评价。
因此，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涉及到的借贷合同及担保合同的有效性应当以郑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不成立为前提，鉴于郑某涉嫌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尚处于侦查阶段，本案应当依据《民事诉讼法》第150条之规定或者依据《最高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1条之规定，依法裁定中止审理或者驳回。
2.借款合同的效力应当以民商事法律法规的规定为判断依据。即使郑某的行为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也不会影响其签的借贷合同及相关担保合同的效力，刑事民事可以分别审理，并行不悖。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合同效力的认定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法律关系，对合同效力的认定属于民商事法律关系的范畴，应当遵循民商事法律规范。只有当借款人同时向不特定的多数人借款，且其借款行为侵害国家依法保护的金融管理秩序时，借款人的行为才能被认定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而单个的民间借贷行为并未侵害国家的金融管理秩序，从我国现有的法律规定来看，民间借贷行为并不违法。在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完全可以单独通过民商法的规定来得到保护时，刑法应当保持适度的谦抑性，为鼓励商事交易，促进市场经济的繁荣留下足够的空间。因此，即使郑某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成立，也不应当影响其签订的借贷合同及相关担保合同的效力，本案应当继续审理。
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执行现状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规定在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根据我国《刑法》第176条的规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具体或者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
（一）现行司法解释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法益界定值得商榷
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侵犯的法益为“金融秩序”，对于何谓“扰乱金融秩序”，我国《刑法》并没有作出具体的界定，而是留给相关的司法解除作出具体界定。
我国相关的司法解释也没有直接对“扰乱金融秩序”的概念作出界定，而是列举了三种情形，只要行为人的行为具备三种情形之一的，就可以以该罪论处，言外之意也就是，只要行为人的行为具备了三种情形之一，就侵害了“金融秩序”的法益。依据《2001年1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及《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规定，这三种情形分别是：一是个人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数额在20以上的，单位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数额在100万元以上的；二是个人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30户以上的，单位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150户以上的；三是个人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给存款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单位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给存款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在50万元以上的。
根据上述规定，若甲向乙借款金额超过20万元以上的；或者甲向乙借款10万元以上，但是到期无法偿还该笔欠款的，都可以将其列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来追诉。而在现实中，民间借贷的借款金额超过20万以上或者债务人无法按期偿还债务的金额超过10万元以上的比比皆是，由此使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一方面总是在似是而非间争论不休，另一方面却已经是当下金融业发案最高的一项罪名[1]”，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其司法解释对于“扰乱金融秩序”这一法益规定的过于宽泛。
（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追诉标准过于宽泛带来的问题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成为少数债务人逃废债务的借口。由于目前我国法律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涉及的相关借款合同效力认定不一，司法实践中可能被认定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涉及的民间借贷行为无效，民间借贷行为的无效使得相应的担保合同也归于无效。一方面对于债务人来说，债权人只能通过公安机关追缴的资金来得到受偿，减少了自己的债务负担①；另一方面对于担保人来说，担保合同的无效也减少了自己的担保责任。因此，无力偿还巨额债务的债务人很可能利用该罪来逃废债务，减轻责任。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追诉标准过于宽泛，使得大部分的民间借贷都面临刑事追责的可能，造成司法机关选择性执法。容易给执法腐败提供滋生的空间，执法者可以利用和控制执法的疏漏率或者选择执法的对象来威胁利诱管辖的客体，从而实现权力寻租的目的。
三、非法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中涉及民间借贷行为效力应坚持以民商事法律法规的规定为标准
（一）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与民间借贷的刑民交错和分野
个人或企业由于生产、生活的需要，可能会出现融资的需求，当其无法或者不愿意向金融机构借款来满足自己的融资需求时，即产生了民间借贷。根据我国《合同法》的相关规定，一个完整的民间借贷合同应当包括三个步骤：一是借款人向出借人发出借款的要约；二是出借人承诺借款；三是出借人的借款金额实际支付给借款人。按照常理，民商法的法律关系问题都应当由民商法的法律规范来调整，同刑事法律关系一般不具有交错之处。但是，由于在民间借贷合同中，合同关系的客体是货币，基于货币在社会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国家将其列入监管的对象，根国家禁止不具有金融资质的单位和个人吸收存款②，因此，当借款人接受借款行为达到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追诉标准时，其有可能触犯刑法中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民间借贷的交错之处就在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成立首先要以民间借贷合同的成立为前提。出借人基于合同关系履行出借义务后，当借款人接受借款的行为符合刑法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构成要件时，借款人的行为即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与民间借贷的分野就在于：一是刑法中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成立与否与民商法中民间借贷效力所关注的行为不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构成与否关注的主要是借款人的个人行为，关注其行为是否侵害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金融秩序”；民间借贷合同效力所关注的是借款人和出借人双方的行为，包括双方其是否达成借款的合意，双方意思表示是否真实，双方主体是否有意思表示能力等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成立与否是对借款人个人的借款行为罪与非罪的法律评价，民间借贷合同效力不是仅针对一个，而是对合同关系双方当事人行为的法律评价。二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成立后，受到刑事处罚的对象是借款人；民间借贷合同无效后，出借人受到的损失往往要比借款人受到的损失要大，客观上惩罚的对象是出借人。首先，由于合同无效，出借人的利息无法得到支持；其次，本金虽然能按照不当得利主张借款人返还，但是借款人被追究刑事责任后可能早已无力归还；第三，借款合同无效，可能带来相应的担保合同无效，使得出借人原来规避的风险又大大增加。
（二）刑法的谦抑性
谦抑就是指缩减或者压缩，刑法的谦抑性是指刑法应当作为保护社会关系的最后屏障，只有当确无其他方式能够胜任抑制违法和保护法益时，刑法才能将其认定为犯罪。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刑法的谦抑性主要表现为刑法调整社会关系的范围逐渐缩小，总的来说，社会越文明，刑法谦抑性的表现越明显，刑法与其他部门法在体现内相互连通，相互作用，形成了相辅相成的局面。
根据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刑法应当调整各种法律关系中最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只有当一种行为罪大恶极时，才能动用刑法来规制，当一种行为并未达到严重社会危害性的程度，完全可以通过其他部门法来达到规制时，刑法应当保持尽量的克制，由其他部门法来调整。当刑法和民法调整的范围重合时，民法是防止不法行为的第一道堤坝，刑法是防止不法行为的第二道堤坝，两者相互协调，各显其能，以达到防范犯罪之目的，只有当民法不足以抗战犯罪的情况下，才能动用刑法加以抗制[2]。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涉及的民间借贷行为也具有交叉之处，应当以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协调两种之间的关系：第一，民间借贷是否有效完全可以有《合同法》中关于合同无效的相关规定得到解决，刑法没有必要对合同是否有效的问题进行介入；第二，正如本文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和民间借贷分野中提到的，按照《合同法》的相关规定来认定定合同的效力，将更有利于保护出借人（也即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受害人）的合法权益；第三，刑法的谦抑性还要求，当某种不法行为将要动用刑法来规制时，必须考虑到刑法惩罚后能否得到良好的效果，达到预防犯罪的目的。在当今一方面国家对金融机构的垄断地位保持高度保护，另一方面中小企业民营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矛盾下，民间融资是现实存在的需求，即使动用刑法也无法抑制这种现实需求，因此，刑法惩罚后并不能达到预防犯罪的目的。“现实中存在的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以打击民间借贷的方式规制民间借贷，实质是刑事对民事的一种干预，应当坚持刑法的归刑法，民商法的归民商法”[3]。
回归到上文所引出的案例，笔者认为第二种处理意见较为合理，而且在实务中，这一种处理意见也越来越得到更多人的认同，如《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2011年第11期刊载的“吴国军诉陈晓富、王克祥及德清县中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民间借贷、担保合同纠纷案”。由此可见，我国现行司法解释中关于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中“金融秩序”的界定已经不再符合当今的社会现实，有必要重新界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中“金融秩序”的法益，放松对金融行业的高压管控，这样一方面有利于真正的打击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另一方面也有利于保护合法民间借贷，缓解现实中民营经迫切的融资需求。“在涉及刑民交叉的民间借贷案中审理中，不能以刑事评价代替民事评价”[4]。在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中涉及的民间借贷和相关担保合同效力认定时，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成立并不一定导致的民间借贷及相关担保合同无效，对民商事合同效力的认定应坚持以民商法的法律规定标准。
注释
①浙江省高院朱深远副院长在2011年全省法院商事审判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诉争的民间借贷已经被生效的刑事判决认定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事实范围的，原则上不再作为民事诉讼案件处理，依法裁定驳回。
②1996年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贷款通则》第六十一条规定：“各级行政部门和企事业单位、供销合作社等合作经济组织、农村合作基金会和其他基金会不得经营存贷款等金融业务。企业之间不得违反国家规定办理借贷或者变相借贷融资业务。”
参考文献
[1]周阳.《唐万新抑或中国金融的罪与罚》.载《经济》2006年第3期，第35页.
[2]陈兴良.《刑法谦抑的价值蕴含》.载《现代法学》，1996年第3期，第102页.
[3]邓君.《从吴英案看集资诈骗与民间借贷的界限》.2013年江西财经大学硕士学位毕业论文，第19页.
在实务中，民间借贷是常见、也是存在形式最为多样的法律关系，尤其是在借贷利息的约定标准和计算方法上更是五花八门、各式各样。民间借贷多发生在亲人、朋友之间，其形式和内容由借贷双方按照意思自治的原则自行确定，有关利息的约定没有金融借款合同那么规范严格，因此也经常由此产生争议。如何在我国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认定当事人约定利息标准和数额，是司法审判中常见的疑难问题之一。本文通过利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以及有约定三种情形进行分析，来讨论民间借贷利息的问题。
二、借贷双方对利息没有约定的情况处理
在借贷关系中，借贷双方对利息没有约定是指在借贷双方口头或者书面的约定中，未约定利息或者约定不支付利息的情况。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因此在民间借贷关系中，借贷双方未约定利息或者约定不支付利息的情况下，应当视为借款方只需偿还贷款方的本金，无需支付相关的利息。贷款方通过诉讼时要求借款方支付利息的，应当不予支持。
在借贷关系中，在借贷双方对利息没有约定的情况下，借款人在双方约定的期限届满后未如约还款，或者未约定还款期限，但是在贷款人催告后的很合理期限内仍未还款的，贷款人到法院要求借款人偿还本金及支付借款到期后的利息的，是否应当支持贷款人的利息的诉请呢？笔者认为：民间借款合同与金融借款合同是有所区别的，由于金融机构的盈利性，向金融机构借款的，借款人需要向贷款人支付利息。而自然人之间的借款一般并不是出于盈利目的，而是出于亲情、友情等等情感因素，当事人对利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视为无息借款，并无不妥。但是当事人一方超过了约定的还款期限或者不定期借款经催告后合理期限内仍然不予偿还，贷款人向借款人主张支付利息的，应当予以支持。依据我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七条的规定，借款人未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的，应当按照约定或者国家有关规定支付逾期利息。逾期还款利息的计算标准，依据最高人民法院于1991年8月颁布的《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九条的规定，公民之间的定期无息借贷，出借人要求借款人偿付逾期利息，或者不定期无息贷款经催告不还；出借人要求偿付催告后利息的，可参照银行同类贷款的利率计息。 因此在借贷双方对借贷利息没有约定的情况下，如果约定了逾期还款的利息，应从其约定处理；如果没有约定逾期还款的利息，出借人要求借款人偿付逾期利息，应当参照银行同类贷款的利率计算应当支付的利息。
三、借贷双方约定利息的情况处理
在借贷关系中，借贷双方口头或者书面明确约定利息的计算标准或者数额的，约定的标准符合国家法律规定的，依法应当按照双方的约定予以处理。最高人民法院于1991年8月颁布的《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中规定，允许民间借贷的有偿性，借贷利率可以高于银行的利率，但是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利息不得计入本金，超出部分的利息和复利不受法律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二款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约定支付利息的，借款的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限制利率的规定。《若干意见》是对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的解释，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二款规定是对最高人民法院所做的《若干意见》在立法上的确认。
对借贷双方明确约定利息或者利息计算标准的，法律规定应当这样处理。首先对于双方约定的利息计算标准不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的，是受法律保护的正当的民间借贷行为，贷款方依照约定的标准要求借款方支付利息的，应当予以支持；其次双方约定的标准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的，依据最高人民法院1991年8月颁布的《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民间借贷的借贷利率可以高于银行的利率，但是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超出部分的利息不受法律保护。因此笔者认为，在一般的民间借贷案件中，如果不违反国家相关强制性法律规定或者涉及刑事犯罪，对于贷款方要求借款方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应当在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范围内予以支持；再次，对于只约定利息的数额而未约定计算标准的，笔者认为应当先行依据本金、借款期限和利息数额确定计算利息的利率标准，如果计算的利率标准并不高于借款时银行同期贷款利息的四倍，应当按照约定的利息数额支付，如果高于借款时银行同期贷款利息的四倍，则不能依照约定的数额，而应当按照同期利率的四倍计算利息数额支付，超出部分不予支持。
四、借贷双方约定利息不明确的情况处理
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中，约定利息不明确的情况是指的借贷双方口头或者书面确定的借贷关系中，虽然约定要求支付利息，但是对利息的标准、期限等条件约定不明，以致双方产生争议的情形。依据我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笔者认为，应当对约定不明的情形作出深入分析，不能因为某一项的约定不明，导致债权人的利息请求权丧失，以致于侵害债权人的合法利益。
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中，在利息的计算标准不明确的情况下，应当参照约定的其他事项对约定利息的标准进行分析，如果借助其他方面可以确定利息标准的，应当认定双方明确约定了利息，并依法予以支持。如双方在借条或者借款协议中只写明了"应当支付利息"、"逾期不偿还，应当支付利息"等内容，而无法确定利息的标准，自然应当依照我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规定，视为不支付利息；但是如果双方当事人在借条或者借款协议中写明了"按照还款时的银行利率给付利息"、"依照借款期中最高利率标准计算利息"、"不低于银行同期利率的四倍标准计算利息"等内容的。笔者认为对此类情况，不应简单的认为是利息约定不明确而不予支持，而应当借助可以查明的事实，在法律规定的标准下认定双方约定的利息计算标准。即使双方对银行利率是存款利息还是贷款利息、借款时的利息还是还款时的利息等问题有争议，可以借助举证责任的分配予以确定，以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在利息的计算期限约定不明的情况下，如借贷双方在借款协议中约定"借款十万元，期限五年，利息一千元"，双方产生争议，贷方认为是年利息一千元，借方认为是五年共计一千元。如果借方认为属于利息约定不明，要求认定不应支付利息的，应当如何处理呢？笔者认为，尽管双方对利息的计算期限约定不明，以致产生争议，但是要求支付利息的意思表示是明确的，贷方无法证实是年息一千元的，应当认定五年的利息是一千元，而不应当认定为利息约定不明，不支付利息。
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中，关于借贷双方约定利息不明确的情况，最高人民法院于1991年8月颁布的《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八条规定双方对有无约定利率发生争议，又不能证明的，可参照银行同类贷款利率计息；借贷双方对约定的利率发生争议，又不能证明的，参照该意见第六条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的规定。该意见的规定较之合同法的规定应当是更为合理的，双方当事人约定了利息，即使没有明确约定利息的标准，按照银行的银行同类贷款利率计息，对借款方并无利益上的损害，又能保护贷款人的合法权益，较之直接否认债权人的利息请求权，更能体现法律的公平。因此在适用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利息约定不明确条款时，应当本着审慎认定的原则，作出更为公平的裁判。
五、民间借贷本金数额的确定问题探讨
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中，对借贷利息的产生争议，很多情况是对计算民间借贷利息的本金数额产生争议引起的。在一般情况下，贷款方将约定的借款数额如实交付，并以此数额作为计算利息的本金数额，对此双方一般并无争议。但是也有例外的情况，如将利息预先从本金中扣除或者将利息计入本金的情况，对此类情况如何处理，本文将做一下探讨。对于贷款人将预期的利息从本金中扣除，并以约定的本金数额请求双方之间的借贷利息的情况，依据我国合同法第二百条的规定："借款的利息不得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预先在本金中扣除的，应当按照实际借款数额返还借款并计算利息。"因此，在处理此类情况时，应当按照实际交付给借款人的数额作为本金数额，从而计算利息数额。
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中，对于出借人将利息计入本金的情况，也就是常说的在民间借贷中存在的"计复利"的情况，俗称 "利滚利"。对于这种将利息计入本金"计复利"的情况，有观点认为这种行为就是"高利贷"，严重损害了公平原则，本身就是违法的，应当予以坚决的否认；也有观点认为，这种"计复利"的约定方式只是民间借贷中存在的一种计算利息的方式，如果这种约定并不超过国家规定的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应当支持，超过部分才应当不予支持。笔者认为，民间借贷本是一种形式自由多样、体现双方自主自愿性民事法律关系，法律只有在必要的时候才应当介入。"计复利"的利息计算方式是可能导致贷款额急剧膨胀的一种计利方法，但也要考虑借款时间、偿还期限等情况才能确定这种计息方式是否公平合法，如果双方约定的这种计息方式并没有超过法律规定的计息标准，笔者认为应当予以支持；但是如果超过法律规定的标准，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七条规定，出借人不得将利息计入本金谋取高利。在案件审理中发现债权人将利息计入本金计算复利的，其利率超出第六条规定的限度时，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如果说因为使用了"计复利"这种方式，就要全部推倒重来，这不仅对保护债权人的利益来说是不公平的，而且债务人也会认为法律有空可钻，并不利于社会整体诚信的伸张。
六、民间借贷能否约定违约金和违约利息问题
合同法第二百零一条规定贷款人未按照约定的日期、数额提供借款，造成借款人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借款人未按照约定的日期、数额收取借款的，应当按照约定的日期、数额支付利息。一般来讲，合同法关于借贷合同的约定是针对商业借贷合同而言，并非针对一般的民间借贷合同，那么在民间借贷案件中能否约定违约金和违约利息呢？笔者认为民间借贷合同是一种实践性合同，除了借贷双方的意思表示一致外必须有物之交付方可成立；而商业借贷合同则是承诺性合同，仅依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即可成立。因此在民间借贷关系中，如果贷款方未能如期提供借款或者借款方并未收取约定的借款，都表明此借款合同并未成立。民间借贷一般都是亲人朋友间基于对亲情、友情关系的信任而发生，很少存在恶意磋商等行为，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因合同未成立，即使双方有关于违约金或者相关的利息的规定，也不应当予以支持。
参考文献：
[1]杨宇冠．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研究[M]. 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103-104.
[2]章永泉．论我国诉讼中的证据排除与证据禁止 [J]. 政法学刊，2001,06:16-18.
[3] 宋世杰．诉讼证据法学[M]. 武汉：中南工业大学出版社，1997.102-104.
［关键词］民间借贷；财务风险；中小企业
［中图分类号］F275.1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2095-3283(2012)07-0124-02
一、民间借贷简介
民间借贷是指公民之间、公民与法人之间、公民与其他组织之间的借贷。只要双方当事人意见表示真实即可认定有效，因借贷产生的抵押相应有效，但利率不得超过人民银行规定的相关利率。民间借贷是一种直接融资渠道，银行借贷则是一种间接融资渠道。民间借贷分为民间个人借贷活动和公民与金融企业之间的借贷。民间个人借贷活动必须严格遵守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有关规定，遵循自愿互助、诚实信用原则。
二、民间借贷兴起的主要原因
（一）国家货币政策的影响
自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央行采取了宽松的货币政策，用过少的货币追逐过多的商品，国有银行的利率没有进行及时调整，民间借贷便以高息的方式满足这种对货币的需求。
（二）银行贷款额度紧张，放款速度放缓
由于银行贷款额度紧张，放款速度放缓，一些急需资金的中小企业开始将目光转向了民间借贷市场。网上借贷平台“红岭创投”总经理周世平称，近期前往该平台申请借款的人比之前多了一倍。某小额贷款公司负责人也表示，自2011年下半年起，前往小额贷款公司申请借款的中小企业逐渐增多。由于银行不愿意将贷款给规模小而还款风险又大的中小企业，尤其是那些初创或面临危机的企业，这就给中小企业的融资带来了困难。出于对资金的需求，中小企业不得不将视线转移到民间借贷上。
三、民间借贷引发的财务风险
（一）民间借贷市场不规范引致的财务风险
由于监管、立法等方面的缺位，民间借贷出现了诸如借贷行为不规范、借贷资金用途违规等现象。据了解，我国民间借贷多发生于同乡、同业的熟人之间，很多民间借贷行为往往较为随意，借贷过程中没有正规合同，双方大多以“借条”为凭证加以约束，甚至其中很多借贷是以口头约定为主，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借贷行为的顺利完成，导致纠纷时有发生。民间借贷主要依靠个人的信誉和人际关系，一旦有会头或某人标到会之后拿着钱跑掉了，那么对于借款企业来说，无不是一大损失。对于借款企业来说，由于只是口头协议，便以借款为由，实则不还。进而便引发企业的信誉危机，久之便会产生由于信誉问题带来的财务风险，不仅无法从银行借得款项，连民间贷款也会失效。民间借贷活动不规范，带来经济社会的不稳定风险。
（二）中小企业民间借贷多为短期行为，随时引发财务危机
民间借贷立足借贷双方的关系，一般只用于弥补短期的资金缺口，仅依据短期的经济关系来考虑资金的供给和使用，而缺乏对于长期市场变化的预测，而且也忽略了市场的波动以及经营中未知的种种因素的出现，但是这些因素却会影响借贷关系的顺利进行。对于资金需求方来说，借款人可能只考虑短期内借款弥补当前资金缺口来渡过难关，并没有妥善安排资金的按时还本付息。对于资金供应方来说，贷款人可能出于人情关系以及高利率的资金收益等考虑借出资金，而没有充分考虑借款人的偿债能力。由于借贷双方均为短期行为，缺乏长期的计划，资金链可能随时断裂，隐性的财务风险也随时可能发生，这不利于双方企业的长期稳定发展。
（三）民间借贷用途不规范隐藏着巨大的财务风险
部分民间借贷资金用途欠规范，如将借来资金用于以下用途：（1）充当企业招投标的保证金和企业验资、企业开具银行承兑汇票所需保证金等的短期垫资；（2）作为企业的周转资金，“先还再借”；（3）部分中小企业将其作为在银行账户中打积数的“过桥资金”等。此时企业往往不顾其他因素，愿意以极高的利率借入资金以获取收益。而这部分民间借贷资金虽然表面上看确实是帮助企业“渡过了难关”，而实际上却给这些企业埋下了巨大的安全隐患。一方面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形下，银行及相关部门会给予大额度的放款；另一方面，就这些中小企业本身而言，这样的“拆东墙补西墙”行为也是不能持久的，因为不但财务负担沉重，而且在超出自身能力的情况下逞强“做大做强”不利于其可持续发展。
四、民间借贷财务风险防范措施
（一）加快民间借贷立法进程
完善民间借贷的有关法规，明确从事民间借贷的范围和准入条件，对民间借贷利率水平、资金用途等进行严格规范，以立法形式推动民间借贷规范、有序发展。明确界定非法集资和民间借贷的标准。有些非法集资和民间借贷在表现形式上类似，由于我国法律法规对非法集资的规定
模糊不清，导致有时对同一行为的性质有不同的认定，因此必须从行为的对象、目的、资金来源、危害结果或损失等因素综合考虑，详细制定标准，明确界定二者的界限，防止出现执法、司法不公情况的发生。
（二）加大对中小企业的诚信教育宣传力度
不断增强社会公众的法律意识，树立金融风险意识。引导民间借贷当事人使用规范的书面合同进行融资，按照《合同法》规定明确和完善合同书内容，有效预防法律风险，减少纠纷的发生。对于经常欠债不还的企业给予警示，并适时给其提供教育课程，使其了解非法集资的特点、形式和危害性；对于贷款企业来说，也要对其教育，通过主流媒体播放相关案件告诫其在贷款时应考虑的因素，使其做到谨慎贷款且不要因为高利率收益的诱惑急忙贷款。另外，借贷双方都应加强诚信意识，遵守基本道德规范，从长远角度出发考虑问题。
（三）提高中小企业自身经营管理水平，增强其风险意识
首先，中小企业应规范利用民间借贷的资金，并且根据企业自身状况制定明确的资金使用计划，避免超出自身的还贷能力，在盈利前景一般的情形下借入利率过高的资金，对于短期借入的资金要用于短期预算，不能冒风险将其投资于回收期较长的项目上，以确保民间资金的安全有效使用。其次，中小企业在自身经营状况良好、资金充裕的时候也须保持警惕，面对其他企业提出的高息借贷的诱惑时，要结合各方面情况认真进行风险分析和判断，避免一味追逐高利率的收益而盲目地将大量资金出借，否则可能会引发无法收回债务的尴尬局面。尤其是对从银行贷款所得资金及自身从民间借入的资金，在以高息借出时更要谨慎考虑，从而避免在这些企业出现问题时导致本企业的资金链断裂。
民间借贷确实可以解决中小企业的燃眉之急，但民间借贷隐藏着财务风险，需引起中小企业的关注，并采取相应措施加以解决及防范。
［参考文献］
［1］陈康康.民间借贷的现状及其风险防范［J］.商品与质量，2011（11）.
关键词：民间借贷；民间金融；金融监管；法律规制
文章编号：1003-4625（2014）09-0075-06 中图分类号：F832.38 文献标志码：A
前不久施行的《温州市民间融资管理条例》在第三章从民间借贷合同登记报备、公证等角度用了7个条文对“民间借贷”进行规范。然而，7个条文未能也无法对民间借贷主体部分之一“民间借贷”进行重点规范。针对民间借贷活动，我国法律层面的规范仍为空白。民间借贷是专业形态的民间金融中最具社会影响力和亟待法律规制的一类，下文对民间信贷规制的重点、难点和法律路径予以论述。
一、民间借贷规制的重点和难点
民间借贷从法律效力上可区分为合法借贷与非法借贷，民间合法借贷中，主要根据放贷人主体是否以营利为目的采取经营的方式从事放贷业务为标准，可将其区分为民间民事借贷和民间商事借贷。在民间合法借贷的两大组成部分中，民间商事信贷对民间金融秩序和社会稳定影响较大，因而当然地成为民间信贷规范的重点。同时，法律认可的民间商事借贷是商事经营性质的民间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主要表现为机构形态的民间金融，而我国社会中还存在大量隐性的地下经营性借贷活动，其性质是非法的专业形态的民间金融，主要是尚未阳光化、合法化和规范化的地下经营性借贷活动和经营性高利贷，成为我国民间借贷规制的难点。我国地下经营性借贷和高利贷规模膨胀速度惊人，2007年其规模介于7405亿-8164亿元之间，而根据央行数据，截至2013年4月底，其规模高达2万亿至4万亿元，占全国总贷款额的7%。实践中，地下经营性借贷活动行为人往往采取各种手段掩盖其非法经营性借贷和非法经营性高利贷的本质，例如以不同的公民个人名义订立自然人借贷合同（包括欠条等），将其放贷行为“简化”为最简单的民事借贷，一是得以逃避经营成本、工商管理和金融监管，二是得以蒙蔽公安机关和司法机关而逃避法律责任。下文对民间隐性的经营性借贷和民间商事借贷的法律规制予以重点论述。
在民间隐性的经营性借贷活动出现的早期，自然放贷人以其个人名义从事经营性放贷活动，通常构成非法经营性高利贷活动，经过几年的放贷活动在同一法院累积了多起案件，行为人所在地区的受案法院统计后发现，以该放贷自然人为原告的借贷纠纷案件多达十几起，甚至几十起，与该放贷自然人相关的刑事案件也有多起，通常是人身伤害案件。主审法官根据多起案件案情的高相似度、案件证据的高相似度、案件之间的相互印证和关联关系等，可以推断此人是以经营放贷为业的职业放贷自然人，其行为可能涉嫌高利贷，并且债务人在抗辩理由中也提出放贷人（通常为原告）行为系高利贷，但债务人无法提供证明材料，放贷人追讨本利时容易与债务人发生纠纷和冲突，因而与不同债务人发生了多起借贷纠纷和人身伤害案件。非法经营性借贷活动经过一段时期发展后，“业务”老练的放贷人懂得如何从行为外观和证据上将非法经营性借贷（高利贷）行为伪装成合法的民事借贷。据笔者调研得知，在法院已经审理的多起非法经营性借贷（高利贷）案件中，放贷人提供的自然人借贷合同等证据材料从形式外观上完全合法，反映的借贷事实清楚，约定的利率也不超过商业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从法院审判的角度，根据现行法律规定，对原告（放贷人）要求被告（债务人）支付本金和利息的诉讼请求应予支持。有的放贷人还在借贷合同上约定了违约金，审判机关早期的态度是：只要约定利息加上违约金的总额不超过商业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利息数额的均予以支持；如果超过商业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的，只是对超出的部分不予支持。例如，2009年《江苏高院审理非金融机构借贷合同案件意见》第6条规定：借贷合同当事人既约定借款利息又约定违约金的，人民法院根据《合同法》第114条的规定进行调整后的违约金与利息之和不得超过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四倍计算的利息。经法院调查后的真实案情是：被告（债务人）在向原告（放贷人）借款时，从原告那里仅拿到少于自然人借贷合同上的借款金额的现金，少拿的部分作为事先支付的利息（俗称“双头息”），然后还应在债务到期日归还本金和不超过四倍的利息，逾期不还的还应支付较高的违约金（俗称“砍三刀”）。从事实上说，这种情况显然构成了高利借贷，但是被告无法举证，有口难辩，法院也无可奈何，只得依法办案，支持原告的要求被告支付利息甚至部分违约金的诉求。
近年来，实践中还存在“旧据换新据”的案例，即放贷人在实施了上述“双头息”“砍三刀”高利借贷行为之后，在债务到期日向借款人追讨本利，若借款人暂时无力清偿债务，请求宽限期的，放贷人便让借款人重新出具一份新的更高欠款额的自然人借贷合同以换回先前旧的借贷合同，约定新的还款日期，给出一定的还款宽限期。事实上，放贷人没有提供新的借款给借款人，而是在原先的本利上来了个“利滚利”。“旧据换新据”也是一种新的高利贷形式。1991年最高院《审理借贷案件的意见》第7条明确规定：出借人不得将利息计人本金谋取高利。审理中发现债权人将利息计入本金计算复利的，其利率超出第6条规定的限度时，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但是在法院审查时，根本无法看出其非法性，借款人若不能提供相反证据，只能判定借款人偿还本金，并支付利息和违约金。调研中还发现，有的地区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中采取了更加灵活的处理方法，有时也是出于无奈，因为被告（债务人）及其家人在案件开庭审理后，强调对方行为系高利贷，不肯支付高利息和违约金，通过采取在政府门前静坐、到法院闹事、绝食等各种手段要求法院对高利息和违约金不予支持。主审法官出于判决的政治效果、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统一考虑，又基于公平角度考虑，若能确定该案确系多起以同一人作为原告提起的借贷纠纷诉讼案件之一，且能推断原告为职业放贷人或涉嫌高利贷行为，而原告又无法举证证明因被告的违约行为致使其利益实际受损的，则认定：“双方额外约定的违约金属于变相提高利率的行为，违反了国家有关限制借贷利率的规定，该约定显失公平，对原告的违约金请求不予支持，对双方约定的利率高于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的部分也不予支持。”
如今，非法经营性借贷活动行为人更加有经验：为了规避法院推断出其行为的非法经营性和高利贷特征，不再以同一公民身份对外订立自然人借贷合同，而使用不同自然人的身份作为出借人，形成非法经营性借贷和高利贷活动组织，并通过注明不同的合同签订地、异地放贷、约定异地法院有管辖权等手段达到异地管辖的目的，从而使得在同一法院以同一自然人为原告（放贷人）的借贷纠纷案件大为减少；订立“阴阳合同”，例如在其订立的自然人借贷合同之外，另行达成口头协议，对实际执行的利率重新约定，通常该利率高于国家关于借贷利率的限制，放贷人预先从交付的本金中扣除该利率计算得出的高利息，使纸面利率沦为掩饰其高利贷性质和蒙蔽法院的形式；在订立的自然人借贷合同上花心思、大做文章，例如放贷人要求借款人提供保证人，并在借贷合同上作为借款人签字；在订立自然人借贷合同上写明“乙方（借款人）承诺以自己所有的某处房产作为抵押，甲乙双方签字后生效”，虽根据《物权法》第187条尚未取得房屋抵押权，但通常可以震慑并不精通法律的借款人；订立两份自然人借贷合同，一份是借款人出具的借条，写明借款人从放贷人处借到多少金额的现金，从而有利于放贷人作为诉讼请求的证据提供，而借款人因此根本无法提供反证，但实际上到手金额少于借条金额，一份是双方订立的借贷合同，是用来约定形式上借款人应支付的利息和违约金的，变相提高借贷利率，从而有利于放贷人作为请求支付利息和违约金的证据；为了避免借款人提出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而放贷人又无法提供证据证明自己因借款人违约到底遭受了多大的实际经济损失的情况，提前在借款协议上写明“乙方（借款人）确认约定的违约金低于甲方（放贷人）的损失”，以有利于原告（放贷人）在诉讼中要求被告（债务人）支付违约金，并且被告无法向法院申请降低违约金等。这些情况给法院审判带来很大的难度，通常难以识别简单民事借贷下掩盖着的非法借贷和高利贷，即使可以察觉，也由于证据原因而在对借款人利益的保护上显得无能为力，只能叹息被告（债务人）实在不懂得保护自身的利益，然后基本支持原告（放贷人）的诉讼请求。我国现有相关法律规范存在缺陷，无法规制和避免上述实践中发生的问题，只能要求借款人在订立借贷合同时学会自我利益保护，不去借高利贷，而这只是一种消极的期待，在借款人有急迫的资金需求而又无法从正规金融或其他更好的渠道获得融资时，不得不求助于非法借贷和高利贷，放贷人往往就是利用借款人急需资金而乘人之危、趁火打劫，根本无法遏制非法借贷和高利贷，也无法有效地保护借款人的合法利益。据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法官透露，近年来该法院在审判活动中遇到大量借贷纠纷相关案件，约占全部民事案件的1/8。根据法院受理的借贷纠纷案件情况来看，社会中的非法借贷和高利贷活动越来越猖獗。
二、民间信贷规制的法律路径
（一）民间隐性的经营性借贷的法律规制
1.民间隐性的经营性借贷的识别和认定
民间隐性的经营性借贷活动十分活跃，主要表现为未经许可和登记，以营利为目的长期从事经营性的借贷活动，行为主体主要包括：（1）个体形态的职业放贷自然人、个体工商户；（2）组织形态的放贷合伙、合会等；（3）机构形态的非法经营借贷业务的企业法人等。由于我国对设立金融机构实施审批制，对从事金融业务实施特许制，未经相关金融监管部门审批和颁发金融业务许可证，不得擅自设立相关金融机构或从事相关金融业务，否则根据《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和非法金融机构取缔办法》对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予以取缔。然而，实践中少见采取毫无遮掩的方式开展非法金融活动的案例，大多是在地下从事着变相的、隐性存在着的非法金融活动，以降低成本、逃避金融监管和法律制裁？因此，实际上对非法金融活动的认定和识别成为金融监管部门和司法部门打击和惩治非法金融活动的前提，相关法律制度的完善使得金融监管部门和司法部门有法可依也十分必要。对于民间隐性的经营性借贷的法律规制而言，确立法律上的认定标准和识别方法是金融监管部门和司法部门打击和惩治非法信贷和高利贷的基础。
关于民间隐性的经营性借贷的主要特征，实践中，民间隐性借贷以非法行为居多，包括非法经营性借贷、高利贷、非法集资类借贷，否则行为人无须通过各种手段和方式来掩盖其行为性质，更无须通过隐蔽的方式在地下开展借贷活动，并且民间隐性借贷与非法集资类犯罪行为联系紧密，是一种长期的以营利为目的的非法金融活动，故其实际上为民间隐性的非法借贷活动。通过调研和案例总结可以得出结论：隐性、以营利为目的、经营性、违法性是民间隐性的经营性借贷的主要特征。
关于如何识别和认定民间隐性的经营性借贷，民间隐性的经营性借贷与民间合法商事借贷的区别在于其违法性和隐性，行为人通常采取各种手段和方式掩盖其行为性质上的违法性，变相地、隐性地于地下开展活动，使其行为在形式上似乎具有合法的外观或不易被发现。理论上，就民间隐性的经营性借贷的违法性识别问题而言，不管其表现为个体形态、组织形态还是机构形态，其必然在某些方面不符合法律的规定，譬如未经登记注册擅自经营借贷业务、未获得金融业务经营许可证而无借贷业务经营资格、违反国家关于借贷利率的限制性规定、资金来源和用途不合法以及违反国家金融监管规定的其他情形，只要能够证明其行为具有上述任一情形，即可认定其非法性。然而根据笔者调研获知，司法实践中识别和认定民间隐性的经营性借贷困难重重，主要是由于此类非法信贷是“隐性的”开展，司法认定上往往遇到证据不足和法律依据不足的问题。如上文所述，一方面，只有在少数情况下发生在某个人名下的同一类借贷纠纷案件过多，才能推断出该人是从事隐性的经营性借贷活动，并结合借款人的口供和放贷人变相提高借贷利息的具体情况，才能识别出该人从事的是高利贷活动，这确实是司法实践总结得出的一种识别方法，但不是所有法院都有足够的勇气根据该方法裁判相关案件，因为我国尚无具体认定民间隐性的经营性借贷的法律规定或司法解释，法院在法律适用和司法裁判上显得保守。另一方面，从事经营性借贷和高利贷活动的行为人在掩盖其行为非法性方面的“反侦察能力”不断提高，司法机关受理的案件通常在表面上看起来仅是简单的民事借贷纠纷或者债权债务纠纷，从证据角度往往难以认定其行为具有非法经营性或高利贷特征。
从事经营性借贷和高利贷的放贷人之所以能够掩盖其行为的非法性，重要原因之一是借款人明知而没有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从事实上放弃了诉诸法律保护的可能。放贷人往往利用借款人急需用钱的经济紧急状况乘人之危，提出苛刻的借款条件，双方真正执行的是放贷人提出的口头“霸王借贷合同”，变相提高利率的手法包括预先扣息、“换据”“利滚利”“双头息”“砍三刀”、借款反存、设立各种手续费等，为了蒙蔽司法机关和逃避法律责任，多以公民个人名义另立一个利率合法的民事借贷合同作为“外衣”，借款人因急需用钱却融资无道，被迫接受苛刻条件，所以借款人是明知利益受损却难以做到自我保护。纠纷发生后，由于整个借贷关系中非法的部分都以口头方式进行，因而借款人在诉讼中难以提供证据证明对方行为的非法性，又由于双方当事人均以公民身份确立借贷关系，借贷合同内容简单、模糊，从外观上看仅是简单的民事借贷关系，法院也难以认定放贷人行为具有非法经营性，故法院不得不支持放贷人的诉讼请求，而真正作为受害人的借款人的利益却得不到也无法得到保护。分析至此可以得出，实践中由于受多种条件的限制，难以找到理想的识别和认定民间隐性的经营性借贷的方法，这也是民间隐性的经营性借贷猖獗和打击不尽的主要原因之一。要想有效地遏制民间隐性的经营性借贷，规范和促进合法的民间借贷发展，一是要提高公民的自我法律保护意识，不与非法借贷活动发生交易往来，在投融资活动中注意留存相关证据材料；二是国家提供更多的投融资渠道，让资金需求者能够从合法的途径更容易地获得融资，为民间游资创造更多、有吸引力的投资渠道；三是在对商事信贷设定最高贷款年利率的前提下，推进有利率最高限制的利率市场化进程，让资金借贷市场的竞争更加激烈，从而降低借贷的利润空间和回报，使得资金借贷本身不再是有吸引力的投资方式；四是为民间资本进入融资业提供通道，鼓励民间资本开展合法的经营性借贷业务，打击非法的借贷活动，明确非法借贷活动的法律责任，并应将其纳入常规的金融监管视野，我国《刑法》规定的非法经营罪可以适用于非法经营性借贷，未经登记许可从事经营性放贷业务的，应予取缔并给予相应的法律制裁。
2.民间隐性的经营性借贷的阳光化、合法化和规范化改造
民间隐性的经营性借贷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活跃了市场经济，缓解了市场对投融资的需求，为中小企业经济和部分人的生活改善提供了资金支持，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这种不受监管和无序的金融活动更多的是带来了各方面的消极作用：一是其破坏了正常的金融秩序和民间信用，可能引发“民间金融危机”，不利于金融系统稳定和金融安全，从温州蔓延开来的民间借贷危机即是典型的一例；二是其往往导致金融违法犯罪和其他刑事犯罪，容易引发非法集资、高利贷、绑架、非法拘禁、故意伤害等犯罪，威胁着社会的稳定和人民人身、财产安全；三是整个债权债务关系从缔结到消灭都潜伏着各种风险，不利于债务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引发诸多法律纠纷，破坏了社会和谐，提高了司法成本和难度；四是作为借款人的中小企业和自然人若不能及时偿债，便面临着高息压力和人身威胁，往往导致中小企业破产和债务人自杀或逃亡的情况，反而破坏了中小企业经济的发展，增加了企业和个人的负担等。综上，我们应辩证地看待民间隐性的经营性借贷，对其法律规制也应采取辩证的手段，即以打击取缔非法借贷和高利贷、促进民间合法商事信贷发展为出发点，坚持“引导改造为主，打击取缔为辅”的原则，对民间隐性的经营性借贷实施阳光化、合法化和规范化改造，改造能够和愿意被改造的部分，打击取缔不能或不愿被改造的部分。
（1）民间隐性的经营性借贷的阳光化和合法化。
我国仅在相关法律法规中许可了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村镇银行、城市信用合作社、农村信用合作社等银行业金融机构以及小额贷款公司、贷款公司等非银行金融企业的信贷业务资格，自然人和其他组织一律不得经营信贷业务，只能从事非经营性质的民间民事借贷活动，未取得信贷业务资格的企业法人也不得经营信贷业务。实践中，囿于法律规定和资金条件等方面限制，社会闲散资金持有者为了赚取高额利息回报，或出于降低成本、逃避监管和法律责任等目的或因不符合信贷业务准入标准而无法通过设立信贷机构开展信贷业务，采取各种掩盖手段通过个体、组织、机构等形式隐性地开展信贷业务活动，根据1998年《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第4条，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擅自从事发放贷款业务的为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因此，实践中未经批准从事的隐性信贷业务活动均为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包括职业放贷自然人、经营借贷业务活动的组织、变相从事借贷业务活动的企业法人等从事的隐性信贷业务活动。我国关于民间借贷包括民间借贷的法律规范少、漏洞多，认识上有偏差，没有正确处理好金融监管、法律规制与市场投融资需求、信贷业发展之间的关系。我国要想正确处理好这种关系，必须对民间隐性的经营性借贷实施阳光化、合法化和规范化改造，首先是要实现民间隐性的经营性借贷的合法化和阳光化改造，主要应从以下几方面人手：
第一，扩大商事信贷经营主体范围，放宽信贷业务准入门槛。我国应扩大民间商事借贷经营主体范围以增强民间金融的主体力量，通过立法和修法许可个人（自然人、个体工商户、个人合伙）、合伙企业、其他组织等成为民间借贷经营主体，建立多形式、多层次的民间借贷经营主体结构，形成商法人、商合伙、商个人三类借贷业务经营主体并存、互相竞争又互为补充的发展局面，并针对不同类型放贷主体设定不同的准入门槛，在现有准入标准上适当宽松，使更多的隐性商事信贷得以合法化并开展阳光化运作，活跃资金供求市场。
第二，确立民间商事信贷的正当、合法地位，将商事借贷与非法借贷区别开来加以保护和促进。鼓励民间资金进入融资市场，保护由商事借贷行为形成的法律关系，对因商事借贷而取得的债权、担保物权、股权等予以保护，通过出台政策引导和促进商事信贷的发展，而对非法借贷关系不予保护，否定非法借贷行为确立的所谓权利义务关系，主要通过不当得利制度保障资金融出主体融出的资金得以返还。
第三，扩大民间融资渠道，为市场资金需求主体提供更多、更便利、更经济的融资方式，从而活跃民间金融市场，使得有偿还能力的资金需求主体无须求助于非法借贷即可快速地筹集低息贷款。非法借贷的贷款利率往往高于同类银行贷款利率以及民间商事信贷利率，非法经营者通过各种手段掩盖非法性质，通常采取预先扣息和订立“阴阳合同”等手段使得借款人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保障，而且其收债方式不规范，往往掺和着暴力和威胁。扩大民间融资渠道能够使得非法借贷显得毫无竞争优势和生存空间，逐渐自生自灭或转化为合法借贷。
（2）民间借贷发展的规范化。
要实现民间借贷的规范化发展，主要应从以下几方面人手：
第一，建立商事借贷业务登记制度。对职业放贷自然人、组织和法人实施登记管理，对商事借贷经营主体的格式借贷合同实行审查和备案登记制，确立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为登记机关。
第二，建立风险备付金制度，将放贷人经营借贷业务的风险控制在可控范围内。风险备付金与放贷人的经营业务范围和经营规模成比例，并不得抽回或挪用，随着放贷人经营业务范围和经营规模的扩大，梯度提高风险备付金率或额度。有必要对职业放贷自然人、个人合伙、个体工商户、合伙企业和其他组织的风险备付金率或额度提出更高的要求，对他（它）们的经营范围和经营规模也应作出相应的限制。
第三，建立商事借贷市场资信系统，建立诚信管理档案。由金融监管机构对商事借贷经营主体的资信状况、偿付能力、经营风险、风险备付金情况进行实时监控和披露，对商事经营主体和借款人的在借贷活动中的诚信情况作出记录并建立诚信档案。
第四，建立商事借贷主体的退市制度，妥善处理各种债权债务关系，最大程度上维护债务人和债权人利益的平衡，维护信贷市场的信用和秩序，维护社会和谐和金融系统稳定。在个人破产制度尚未建立的情况下，对于职业放贷自然人、个人合伙、个体工商户等经营主体的市场退出制度应作出特别规定。
第五，将阳光化、合法化和规范化改造涉及的各项举措成文化、制度化。出台“放贷人条例”或“非银行信贷法”并修订《贷款通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制定相应的信贷机构设立或职业放贷个人登记、变更和市场退出规则，确立信贷业务经营规范、信贷利率限制、风险备付金制度、放贷人资信评价制度、放贷人和借款人诚信档案制度、监管机构及其职责、法律责任与罚则等。
（二）建构民间商事借贷监管机制
我国民间借贷已经初具资金规模，不可小觑而放任不管。截至2013年7月，根据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的《银行与家庭金融行为》调查结果显示，我国民间借贷参与率高，有33.5%的家庭参与了民间借贷活动，借贷总额达8.6万亿元。问题是，占8.6万亿元大部分的是隐性开展的未与民间民事借贷区别规制的民间商事借贷，而如此之大的民间商事借贷金融规模却未纳入常规的金融监管范围，民间金融风险容易失控，不利于防控借贷危机和金融危机。鉴于此，一方面，我国应将民间民事借贷与民间商事借贷区别规制，并确立民间隐性的经营性借贷的识别和认定规则及其法律责任，为司法裁判提供依据；另一方面，建议我国完善相关法律规定，将民间商事借贷纳入常规的金融监管视野，建构我国商事信贷监管机制。建构我国商事信贷监管机制具体应做到以下几点：其一，制定“放贷人条例”或“非银行信贷法”并修订《贷款通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确立商事借贷的认定和监管规则，加强对变相、隐性的商事信贷监管，打击、取缔未能阳光化、合法化和规范化改造的非法借贷活动，确立银行业监管机构为商事信贷监管机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与地方政府金融行政部门（金融办）一起协助商事信贷监管机构及其派出机构开展监管活动；其二，在法律中明确规定监管机构的权责，由监管机构对放贷人的资信、偿付能力及其存入托管机构的风险备付金实施实时监控，对其经营行为实施适当监管，在其风险发生后及时介入并采取接管、托管、重整、并购、清算、司法破产等监管措施；其三，在商事借贷经营主体市场退出方面，商事借贷监管机构应在放贷人发生严重信贷经营风险、尚未支付不能之前介入并对其采取市场退出监管措施，保障债权人利益和金融安全与秩序；其四，在常规的监管措施上，商事信贷监管机构应对发生经营风险、风险备付金不足、不诚信记录等问题的商事经营主体采取相应的监管措施直至停业整顿、吊销其业务经营许可证、责令关闭等，对借款人的不诚信行为进行记录并通告各信贷经营主体，建议借贷经营主体对于发生二次不诚信记录的借款人不再发放贷款等，涉嫌刑事犯罪的还应追究其刑事法律责任。只有建构我国商事借贷监管机制，才能更好地规范和促进民间借贷的发展，更好地发挥商事信贷对中小企业经济发展和个人生活改善的作用，最大程度上减少非法借贷活动，形成良好的民间金融秩序，防范民间金融危机。
（三）发挥政策在商事借贷发展中的引导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