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24 16:5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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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气管哮喘（以下简称哮喘）是常见的慢性呼吸道疾病之一，目前最重要的2项大型国际哮喘流行病学调查为欧共体呼吸健康调查（ESRHS）和国际儿童哮喘和变态反应研究（ISAAC）。这2项研究均显示，近年来其患病率在全球范围内有逐年增加的趋势。目前全世界有1.5亿～2亿人，即相当于全俄罗斯的人口罹患哮喘病，而且这个数字还在继续增加，每年死于哮喘病的人达18万多。不能以哮喘患者的死亡率来衡量其对人类经济的影响，而要从这种疾病的发作频度来衡量其给人类造成的经济负担。虽然哮喘在较大程度上是可以避免的，但是哮喘多发生在年轻人群，其对人类经济的影响就是严重的。但通过国际和国家的努力，哮喘对人类经济的影响可较大幅度减少。据估计，全球哮喘患者造成的经济负担，超过了结核病、艾滋病病毒感染和艾滋病（HIV/AIDS）造成的经济负担的总和。例如在美国，哮喘造成的经济负担（直接的和间接的）超过了60亿美元。仅2004年因此病就诊的患者就达1360万，急诊科每年约有180万人就诊。从2001到2003年，每年因哮喘住院治疗的达50.4万人［1］，在2007年因哮喘病直接造成的经济损失达147亿多美元［2］，其实通过适当的气道管理，哮喘对人类经济的影响可较大幅度减少。
1 目的
本文主要评估使用短效β2受体激动剂预防哮喘恶化与医疗保健成本的经济学研究。
2 研究设计
横断面研究
3 研究方法
了解《全球哮喘防治的创议》简称GINA方案在基层医院的执行情况，抽检从2009年7月1日到2010年6月30日，在本院哮喘专科门诊登记或以哮喘住院的患者200例，年龄在6～56岁，且已被确诊为哮喘病史1年以上。收集这些患者在此期间的药物治疗史，使用短效β2受体激动剂分类如下5类：0（没有）；1/2－2（低）；21/2到6（中）；61/2到12（高）；超过12（过度），单位是筒/年。多变量分析中扣除年龄、性别、地理区域，特别是咨询、控制药物的使用及哮喘的症状。
4 结果
使用短效β2受体激动剂的患者中，一半的（高）和（过度）的占绝大多数，与没有使用短效β2受体激动剂的患者相比较，使用短效β2受体激动剂的患者有显著的优势比，达95%置信区间。急诊就诊的人次（6.47［5.25，7.98］；7.68［6.04，9.76］），住院治疗的人次（5.37［6.04，9.76］；6.90［4.90，9.73］），使用口服类固醇（2.89［2.72，3.08］；3.71［3.41，4.03］）。通过对收集的数据的统计与分析，我们不难看出，使用短效β2受体激动剂的患者中，（过度）使用短效β2受体激动剂的患者支出是（1791元），（高）使用短效β2受体激动剂的患者支出是（1326元），（低）使用短效β2受体激动剂的患者支出是（595元）。由此可见，（过度）使用短效β2受体激动剂的患者支出是（低）使用短效β2受体激动剂的患者的3倍，（高）使用短效β2受体激动剂的患者支出是（低）使用短效β2受体激动剂的患者的2.2倍。虽然多数使用短效β2受体激动剂的患者无形中增加了总的成本，但在（过度）、（高）使用短效β2受体激动剂的患者和（低）使用短效β2受体激动剂的患者之间仍存在较小的间距差异。
5 结论
随着短效β2受体激动剂的普及使用的增长，与哮喘有关的总的医疗保健成本也随之增长。因此为了减少医疗保健成本的大量支出，应减少因过度信赖短效β2受体激动剂药效的使用机会。
6 讨论
本分析显示，哮喘人群使用短效β2受体激动剂类急救药物来治疗他们的哮喘较多，导致控制发作的药物使用短期内增加，这一现象代表了哮喘治疗的一种模式，说明这种药物是用来治疗哮喘的。Stempel等［3］发现一些使用大剂量短效β2受体激动剂的哮喘患者每年医疗花费是哮喘患者平均花费的3倍（1346.52美元比447.42美元），说明不按照国家和国际统一方案治疗会导致医疗资源的浪费和死亡率的增加。
综上所述，哮喘的社会经济学评价方法能客观地评价哮喘带给人们的一些影响。人们可以用完全经济学评价方法比较现有的诸多的治疗和预防方法，选择出相对花费少且效果好的方法。尽管这项工作任务艰巨,需要严谨地设计、客观地收集和统计分析资料,但是这项工作会产生巨大的社会和经济效益,应该受到广大医务工作者的重视。
参考文献
［1］ Moorman JE，Rudd RA，Johnson CA，et al.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DC）.National surveillance for asthma United States,1980-2004.MMWR Surveill Summ.2007，56（8）：1-54.
[论文摘要]传统经济学认为，家务劳动不像其他可以流转的商品或服务那样具有交换价值，只是在家庭内部有价值，各国也未将家务劳动价值纳入国民生产总值核算体系。法经济学分析指出，家务劳动是一种需要成本、能创造收益、具有价值的劳动。我国婚姻家庭法应本着由夫妻共同分担家务劳动成本，共同分享家务劳动收益的原则，准确界定夫妻家务劳动收益的范围，增设夫妻家务劳动价值的量化方法，增加评价家务劳动价值的考虑因素，放宽夫妻家务劳动成本分担、收益分享的条件。
家务劳动是为直接满足本家庭成员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需要而进行的劳动。这种通常由家庭成员在家庭内部从事的未支付报酬的劳动，主要包括下列活动:煮饭、清洁、整理房间、洗衣物、购物、修理和维护住房、照顾家庭成员、从事园艺、宠物照料及家庭安排等。传统经济学家认为家务劳动只在家庭内部有价值，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的分工越来越细，家务劳动作为人类劳动的一种特殊形式，是一种需要成本、能产生收益，具有社会价值的劳动。夫妻间从事家务劳动的通常是女性。通过立法承认夫妻家务劳动具有的价值是法律公平正义的要求，体现了对女性的保护，有助于实现男女实质平等，被誉为是对经济上依存于丈夫的家庭主妇的“自卑治疗剂”。
一、夫妻家务劳动的成本构成分析
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是，从事家务劳动需要一定的成本，这些成本主要包括家务劳动的精力成本及机会成本。但在现实生活中，这些隐性成本往往为人们所忽略。
(一)夫妻家务劳动的精力成本分析
在时间总量不变的情况下，在某种劳动中的精力成本越大，则投人到另外一种劳动或其他活动的时间就会减少。以全职夫妇为例，在夫妻工作时间相同时，从事家务劳动的时间越长，自由支配时间就越少。而自由时间可以用来进行人力资本的投资，也可以用于“劳动者体力的恢复，智力的提高和个性的和谐发展’。非家务方利用工作之余的自由支配时间休息，可以促使其体力的恢复，产生新的精力，因而在市场投人方面具有较大的精力优势。家务劳动方，因在工作之余从事家务需要花费一定的精力，该方就会有更少的自由支配时间恢复其体力，影响其市场投人的精力，在市场投人方面失去其精力优势。当从事家务劳动和社会劳动都需要花费一定的精力时，从事家务劳动的精力强度大于闲暇时间的精力强度，故从事家务劳动的女性往往选择精力强度不大的工作，甚至因其长期从事家务劳动而根本无精力投人社会工作或早早地退出社会工作。而从事社会劳动的精力成本往往与工资水平存在一定的关联性，由于家务劳动主要由女方承担，在已婚男女参与同样的社会工作时，女性的社会收人往往较之男性低，其中原因之一就在于，已婚女性在婚后较之婚前在市场精力投人的降低。其次是女性在婚后需要花费更多时间从事家务劳动，因而可能会减少对自身人力资本的投资。在一切资本中，只有对人的投资才是最有价值的资本。对特殊的人力资本投资的积极性与花费在该项活动上的时间正相关，“当家庭部门用的时间更多时，主要提高家庭生产率的资本投资的积极性会更大一些;而当工作时间更多时，对主要提高市场生产率的资本投资积极性会更强一些。由于妻子的主要时间是从事家务，其对社会工作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积极性较男性低，加上女性社会劳动精力投资较男性更少，自然会降低他们的社会收人，而低收人反过来进一步减少他们投人市场的精力及对市场人力资本的投入，加大女性从事家务劳动的成本。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认为，只有劳动才创造价值。劳动不是价值本身，而是作为价值的活的源泉。劳动和劳动结果相统一，是劳动者的基本权利和劳动解放的标志。
家务劳动和社会劳动同属于人类劳动方式之一，只是劳动地点及劳动内容等存在差异，属于不同的劳动分工，二者都需要精力成本。如果女性在家庭中以家务劳动这种精力成本进行投资而不能分享该投资的收益，会造成对女性的系统性剥夺，既违背了家庭作为一个经济单位的利益分享规则，也会减弱该方投资家务劳动的积极性，对家庭这一经济组织体也可能造成破坏(导致解体)。如果不对夫妻一方的家务劳动成本给予回报，家务劳动方在夫妻时间配置博弈中处于不利境地，在婚姻解体时也会削减该方在离婚博弈中的能力。
(二)夫妻家务劳动的机会成本分析
家庭是一个经济组织体，但其具有强烈的伦理性，家庭成员之间具有显著的利他性特征。夫妻间可能会因为一方在家庭中具有比较优势而放弃社会工作选择家务劳动，或者基于婚姻家庭的利他思想而由一方主动承担主要家务劳动，“夫妻一方在从事这项工作的同时，另一种更有价值的活动被放弃了”，因而家务劳动存在机会成本。由于从事家务劳动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投人，在时间总数不变的情况，家务劳动者就只能通过改变时间分配的方式以承担家务劳动，如通过不断减少参与社会活动的时间或者减少甚至放弃参与其他社会工作的时间等方式以保证有足够时间从事家务劳动。因此，从事家务劳动的时间越多、年限越长，其机会成本就越大。
夫妻从事家务劳动的选择取决于家务劳动的边际效用价值，“价值并不是商品内在的客观属性，它不过是表示人的欲望同物品满足这种欲望的能力的关系，即人对物品效用的感觉和评价。效用是价值的源泉，效用大则价值大，反之，价值则小。边际效用价值是每增加一个单位物品所引起总效用价值的增量，它遵循效用递减规律。如果夫妻一方从事家务劳动的效用价值比从事社会劳动的效用价值大，其就会选择从事家务劳动，反之就会选择从事社会劳动，而且只有当家务劳动的边际效用为正时夫妻才会选择从事家务劳动。如果家务劳动和社会劳动的效用价值相等时，则无论从事社会劳动和家务劳动都无区别。因此，理性人假设下，夫妻从事家务劳动的效用价值应当大于从事社会劳动的效用价值且其边际效用价值为正，而家务劳动的效用价值越大，表明家务劳动方的机会成本也就越大。
总之，家庭“这一生产单位的最重要的投入完全不是市场产品，而是家庭成员的时间，特别是传统家庭中妻子的家务劳动。贝克尔认为，家庭是由多个人组成的生产单位，家庭中每一成员都在彼此了解、相互信赖下尽其所能，自觉履行投人义务，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婚姻的最大化效益。家务劳动具有精力成本和机会成本，是对婚姻的一种投资。一旦夫妻一方的收益大于边际成本，则意味着该投资是有效益的，就会鼓励投资者继续投资。反之，该方就会减少投资，甚至不再投人而宁愿选择经济组织体的解体。作为经济单位的家庭，要求夫妻共同投资、风险共担、利益共享，才能实现婚姻的最大化效益并能更长久维持婚姻关系。
二、夫妻家务劳动产生的收益
收益通常包括物质收益和精神收益。家务劳动所创造的精神方面的收益，主要是由于家务劳动的分担如家庭安排、照顾子女等可以减轻非家务劳动方精神上的压力，带来清闲的享受，而有些活动如清洁、整理房间、清洗衣物等，则本身可以为家庭成员带来精神方面的愉悦。物质上的收益，主要包括家务劳动带来的分工收益、家务劳动使得家庭经营成本的降低、家务劳动的交换价值及非家务劳动方在家务劳动时间内获得的人力资本等。由于精神收益纯属主观感受，难以客观衡量，本文主要分析物质性收益。
(一)比较优势分工带来的收益
夫妻之间如何发挥各自的优势，实行劳动分工，以增加家庭的产出?通常认为，女性在家务劳动方面具有相对的优势，而男性在社会劳动方面能产生较高的生产力。男女只有各自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才能增加家庭的产出，实现经济收益的最大化。“家庭作为一种社会机构保持下来，表明了它具有重要的经济化效能，而更为重要的因素是家庭促进了劳动的分工，取得了来自专业化的收益。家庭通过丈夫在劳动市场从事专职工作，妻子在家从事家务劳动这种互补活动的专业化而促进了家庭收益的最大化。因此，在男女之间根据各自的优势实行分工，有利于增加家庭的产出，提高家庭的经济效益。根据比较优势理论，家庭的最佳方案是机会成本较低的配偶专于家庭生产。由于女性的工资普遍较男性低，其机会成本相对较低，这样现实生活中从事家务劳动的任务就主要由妻子承担，丈夫则利用其在社会劳动方面的优势参与更多的社会劳动。妇女的时间主要分配于家庭部门，男性的时间主要分配在市场部门的分工模式被认为是获得家庭福利目标函数最大化的一种有效途径。
既然夫妻一方在家庭中根据各自的优势进行分工由一方从事家务劳动，另一方利用其在市场的优势参与社会劳动，夫妇双方通过共同努力，实现家庭产出的最大化。由于家庭分工是根据夫妻的比较优势，发挥各自所长的结果，所以，任何一方的劳动都应具有相应的价值。
(二)家庭经营成本的降低(防止积极财产流出)
在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思想影响下，许多已婚妻子担当着从事家务劳动的主要责任。妻子从事的家务劳动自然可以减少家庭中雇佣保姆的费用，降低家庭经营成本，防止家庭中积极财产外流。“妻为家事劳动，则不须支付对价于他人，家计费用即可减少，则其减少部分，对家庭而言，就是家事劳动的价值。家事劳动之防止家庭中的积极财产流出之功能，即为其获得评价之主要根据。由于降低家庭经营成本是通过投人家务劳动的方式实现的，该降低的成本则为家务劳动的收益之一。
(三)家务劳动的交换价值
虽然家务劳动不具有一般商品的直接交换价值，但通过夫妻之间的资源交换以及“置换”方式，仍然可以实现其交换价值。
1.理性人假设中夫妻之间的资源交换
理性经济人假设认为，从事经济活动的所有人都是理性的，他们具有抽象人的基本特征，即假定每一个从事经济活动的人都是理性、利己的，并且力图以最小经济代价去获得最大经济利益。在婚姻家庭中，夫妻会考虑婚姻的成本及从婚姻中获取的收益。家庭是一个资源交换的场所，只不过这种交换既包括情感等非物质的交换，也包括物质上的交换。现实中的男女有的偏重前者，有的更看重后者。“人是理性的动物，而社会生活是要求互惠关系的，人们的选择是建立在要得到最大的奖赏和最少的代价之下的，以便取得最大的利润或最好的结果。在家庭中，需要通过家庭成员共同投人共同经营，彼此分享家庭收益，获得对方经济上的供养及情感方面的爱与呵护。家庭成员应当共同投资于家庭，以获取投资的收益以分享，这样才有利于实现家庭收益的最大化，增进家庭幸福。家务劳动是对婚姻非物质性的投资，对该投资除了精神与情感方面的回报，尚需要换取其投资应得的经济收益，此种收益是通过家务劳动换取非家务劳动方的社会劳动价值实现的。
2.家务劳动的交换价值
核算国民生产总值的方法主要有两种，即以萨伊的生产要素理论为基础核算国民生产总值和以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为基础的计算方法。这两种计算方法都未将家务劳动价值核算在国民生产总值内。而现代经济学家认为，家务劳动实际也具有交换价值，符合商品的特征。只不过家庭这种生产单位生产的主要“商品”是子女，而不是传统的商品。“忙于抚养孩子的妻子用从事家务劳动的时间‘换得’丈夫在市场上的工作，而丈夫则‘购买’妻子照顾他们共同的子女。通过这样的方式，实现妻子家务劳动的交换价值。对于此，家务劳动虽然没有直接的交换价值，但其通过“置换”方式仍然可以实现其交换价值。事实上，家务劳动价值对准确计算国民生产总值具有非同一般的影响，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有关资料资示，仅一项没有报酬的家务劳动价值就约占国民收入总值的10--35%。
(四)非家务劳动方获得的人力资本
夫妻获得的收益除了经济上的现实利益，还包括一种并非直接以金钱形式体现的资本收益，即人力资本收益。“人力资本是一个人拥有的从事具有经济价值的活动的能力、知识和技能，它主要靠学习、训练和经历来获取和积累，是决定劳动生产率的一个主要因素。在夫妻一方从事家务劳动的过程中，由于夫妻经济方面的共同投人及一方对家务劳动的分担，使得非家务劳动方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人到自身的教育、培训中，积极提高自身的职业素质和技能，而这些素质和技能使得人力资本投人方在将来的生活和工作中终身受益。“学校教育通过提供知识、技能和分析问题的方法提高了人们的收人水平和生产力水平。”“收人分配的不平等与教育和其他培训的不平等之间有着正相关关系……失业与受教育程度通常有很强的负相关关系。在这些资本投资过程中，夫妻对人力资本在金钱方面的共同投资，极易获得夫妻及世人所认可。但夫妻在人力资本获得方身上投人的机会成本和精力成本这些隐性成本往往为人们所忽略。在婚姻期间夫妻双方共同分享该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而一旦夫妻离婚，非人力资本方就不能分享该人力资本带来的收益。基于婚姻共同体的收益分享理论，此种情况下，此种人力资本一定范围的收益应当作为夫妻的共同投资所得。
三、夫妻家务劳动成本的分担与收益的分享:婚姻家庭法相关立法
家务劳动是一种需要成本、能创造收益、具有价值的劳动，这种承认应体现在婚姻法立法中。我国婚姻家庭法应从以下方面考虑由夫妻共同分担家务劳动成本，共同分享家务劳动的收益。
(一)准确界定夫妻家务劳动收益的范围
我国婚姻法规定，除另有约定外，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收人为夫妻共同财产，但现行婚姻家庭法并未将知识产权的财产期待利益(包括尚未投人生成的知识产权和继续性使用的知识产权后期使用的财产性收益)纳人夫妻共同财产范围，也未规定夫妻之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分享一方获得的管理技能、专业技能、执照、文凭、资格等人力资本收益。我国现行婚姻家庭法的规定实际上缩小了夫妻共同收益的范围，减少了家务劳动的投资回报。因为夫妻一方在婚姻期间创造知识产权或获得人力资本的过程，需要夫妻共同的经济投人，家务劳动方在履行协助义务、抚养子女、照料老人等行为中通常也存在机会成本及精力成本。离婚时如果不对家务劳动方的这些成本给予回报，必然会损害其经济利益，降低投人方的自我评价，也不符合家庭经济单位的利益分享规则。因此，我国婚姻法应明确知识产权的财产期待利益为夫妻共同收益。同时，宜借鉴经济学中对管理技能、专业技能等人力资本的估算方法，规定夫妻婚姻期间获得的人力资本在离婚后一定年限内的收益为夫妻共同收益。
(二)增设夫妻家务劳动价值的量化方法
关于家务劳动的计算方法，国外实践中采用替代成本法则和机会成本法则等进行计算。在从事家务劳动一方的机会成本能够确定的情况，借鉴机会成本法则计算夫妻家务劳动的价值较为合理。如果能确定家务劳动方因从事家务劳动而失去从事社会工作的机会，宜以该丧失的机会作为家务劳动价值的补偿。如果机会成本的确立存在难度，则需要考虑相关因素，宜参照替代法则计算，但不宜采取简单的使用家政服务人员的工资标准计算家务劳动的价值(目前我国有学者提出用家政服务人员的工资标准计算家务劳动价值的主张)，因为此种计算方法在很多情况下会降低家务劳动的价值。
对于知识产权财产性收益，经济学主要采用收益法、成本法及市价法等进行评估。对人力资本价值的评价，在稳健、可行和公允的情况较多采用对未来收益进行折现的收益现值法或净现值法进行计算。虽然这些计算方法还无法达到精确的程度，但不失为经济学计算人力资本和知识产权重要的方法，在家庭法领域具有一定的可借鉴性。
(三)增加评价家务劳动价值的考虑因素
在衡量夫妻家务劳动价值时，应增设具体的考虑因素，包括非家务劳动方从家务劳动中的受益的大小，受益的期限及婚姻存续时间等因素衡量家务劳动的价值。
在评估人力资本价值时，应考虑以下因素:首先应考虑对人力资本方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时的年龄，因为该年龄决定了人力资本投资后新增收人流的期限长短;其次应考虑人力资本的折旧现象，一定周期之后又需要新的人力资本的投人，该投资并非总是一劳永逸的;最后应考虑人力资本的取得需要夫妻共同投资、社会其他方面投资、人力资本获得方的主观努力及实现人力资本的前景等。因此，在采纳收益现值法或净现值法进行人力资本价值估价时，宜确定一定年限内人力资本的收益作为夫妻共同收益的范围，而不是所有的现值折算为夫妻共同收益。对此，可以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等相关法律对高级管理人员离职后竞业禁止的年限限制(通常认为该期限与相关人员在前企业积累的人力资本或知悉的经营信息等相关)的规定，确定夫妻离婚后一定期限内获得的人力资本收益为夫妻共同收益。笔者认为，结合人力资本的上述特点，宜以人力资本持有人未来3-5年时间的预期收益折现为夫妻共同收益，对非人力资本获得方给予相应价值的补偿。
关键词: 药物经济学 意愿支付法 隐性成本
在目前的药物经济学成本和收益评估中，许多因素不能用市场价值衡量，这些因素就是隐性成本。隐性成本是指因疾病引起的疼痛，精神上的痛苦、紧张和不安，生活与行动的某些不便，或因诊断治疗过程中带来的担忧、痛苦等。由于隐性成本难以量化计算，现有的药物经济学计算成本时往往仅计算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回避了对隐性成本的计算，对药物经济学成本的计算往往不够准确和全面。
一、意愿支付法的定义：
意愿支付法是建立在健康效用理论基础上,同时考虑了有形收益与无形收益, 能更全面地反映个体的生命价值。通常情况下，采用的是用以货币作为计量单位得出意愿支付法计算结果。由于采用数据涉及的主观因素太多，使所得的测定结果不同,甚至存在显著的差异。因此,用货币作为意愿支付法计量单位在应用上是有一定限制的。实际上每个人可支配的时间基本相同，如果以时间作为意愿支付法计量单位在很大程度上可解决以货币作为意愿支付法计量单位的局限性。
二、以时间为计量单位的意愿支付法的设想：
意愿支付法主要通过调查的方式来进行隐性成本评估，本文将介绍WTP法的数学描述和几种WTP值的可能获取方法。
2.1 数学计算描述
一个可能的解决办法就是以时间为计量单位来进行WTP计算。通过计算出患者希望用多少时间(T)来换取健康，研究人员就可以通过个人社会生产率（p）来计算患者因为消耗时间所损失的社会价值（V）。
V=pT
为了研究个人对健康状况的意愿支付，可以假设他的效用水平只取决于其健康状况和其支付的时间，并且假设这个治疗项目可以使患者的健康状态由不完全健康状态转变为完全健康状态。他的支付意愿就是保持完全健康状态所需要支付的时间。我们可以把健康效用由健康-收入转化为健康（H）-时间（T）。因而健康效用可用以下函数来表示:
U= f(H,T)
2.1.1 期望值
无论是确定情况下还是不确定情况下,患者目的都是为了获得最大的效用。假定各种结果发生的概率分别为p1、p2、p3、pn, 则,
期望效用函数为: E(U) =∑piUi
期望值: E(W)=∑piTi
期望值效用(或称预期效用) : U[E(T)]=U(∑piTi)
假定只有两种可能结果, 且其中一种结果发生的概率为p ,那么,
期望效用函数为: E(U)=pU(T1)+(1- p)U(T2)
期望值: E(T)=pT1+(1-P)T2
期望值效用: U[E(T)] = U[pT1+(1- p)T2]【1】
2.1.2对风险的态度
对于一个具有不确定结果的事物, 每个人对待风险的态度是不一样的,如果某消费者认为无风险条件下持有一笔确定的货币财富量的效用大于在风险条件下的期望效用, 即U[E(T)]>E(T),则该消费者为风险规避者;相反, 若U[E(T)] < E(T),则该消费者为风险爱好者; 若U[E(T)]=E(T),该消费者为风险中立者.从数学的角度看,对于效用函数U=U(T),■>0.当■>0时,消费者为风险爱好者;当■=0时,消费者为风险中立者;当■
2.1.2.1无风险状态下的WTP
假定某药物治疗方案A 能使个体的健康状态从病态H1恢复到完全将健康状态H0, 那么该病人的情况如下:
得病时,
U1 =U(H1,T1) ,
当付出WTP后,即为了达到H0 状态,
而此时该人的时间便减少为T1 -WTP才能保持其效用不变,
此时U2= U(H0,T1- WTP),
令U1=U2 ,求出WTP即可
2.1.2.2风险状态下的WTP
假定某患者为风险规避者，设某一药物治疗方案可使他患某种慢性病的概率从p1下降至p2（H1为当前健康状况）当付出WTP后, 可使健康增加到H2的概率由p3升至p4。
于是E(U1) = p1 (T,H1) + p3(T,H2)；E(U2) =p2(T,H1)+p4(T,H2)
令E( U1) = E (U2) ,求得WTP
2.1.3 WTP值的计算
公共经济学认为: 如果把可获得的资源投入某个项目获得的收益大于把这些资源用于其他用途获得的收益, 那么选择这个项目是有利的。项目的收益可以用受益者的意愿支付来衡量[3] 。假设人们面对疾病或不健康的概率为P1(0≤P1≤1),倘若某一个药物治疗方案可将某人患某种疾病H1的概率从P1 降至P2, 那末增加到健康H2 的概率则由1-p1 增至1- p2,(p1>p2,H1
这样在治疗前, 其预期效用为:
E(U1)=pU(T,H1)+(1-p)U(T,H2)
支付WTP后, 可达到治疗前的预期效用E(U1),
于是E(U2)=pU(T- WTP,H1)+(1- p)U(T-WTP,H2)
令E(U1)=E(U2) , 求解出的WTP 即为意愿支付值。
2.2提问式计算方法
一、传统会计收益评述
在会计学中，对收益有不同的解释。但多数人都认为，收益代表产出大于投入的差额，即如果投入一笔资本，则超过资本额的报酬就是收益。会计收益又称利润或盈利，通常是指来自期间内与非业主发生交易的已实现收入和相应费用之间的差额。其特点为：（1）它是企业实际发生的交易；（2）依据会计分期假设；（3）应用收入实现原则、历史成本原则和配比原则。这种会计收益概念已经过时间的考验，已被管理当局或报表使用者普遍接受；它是基于实际或真实的交易，因此它的计算结果具有较高可靠性。由于依据收入实现原则，符合了会计稳健性的要求；它还有助于反映管理当局对受托资源的使用情况，便于其控制和报告既定的受托责任。
会计收益有以上诸多优点，但它有着不容忽视的局限性和缺陷，尤其是在当今存在不确定性的市场经济环境中，这种不足就显得更加突出。主要有：（1）由于历史成本原则和收入实现原则的限制，会计学收益无法确认在既定期间内持有资产的价值增减，从而不利于反映本期的实际收益，也不得于预测企业的未来现金流量；（2）由于资产成本的计算方法不同，基于历史成本的会计收益不便于比较；（3）会计的稳健处理可能导致会计收益数据失真或误解，或者造成人为操纵期间损益的弊端；（4）基于历史成本原则可能使使用者误认为资产负债表代表企业的价值，而不是仅仅反映资产在特定时日的未分配成本余额；（5）强调收益决定，将对资产负债表项目的计量造成困难，如难以解释递延税项及其他一些递延项目的分配等。
二、对会计收益提出改进的理论依据
(一)主体理论。主体理论认为，企业主体本身是独立存在的，甚至具有自身的人格化。主体理论依据的会计恒等式：资产=权益（负债+业益）。根据主体理论，企业赚取的收益是企业自身的财产，只有股利分派部分才代表股东的收益，因此留存收益应视为企业自有的权益。由于企业收益不增加股东权益，所以，股票股利也应作为股东的收益。债务利息应视为收益的分配而非费用，即对各种权益持有人进行的分配均属于企业收益的分配。既然净收益不被视为直接属于股东的收益，那么收入和费用也就不代表股东权益的增减，这样，收益只是企业的成果，而费用就是企业为获得收入而消耗的物品和服务。
(二)实物资本保持观。资本被视为一种实物现象，而不是一种财务现象。也就是说，它是指所有者投入或再投入资源所代表的实际生产能力，而不仅仅是货币价值。实物资本保持是指在扣除本期内发生的权益所有者增加的出资额及分派给权益所有者的分配额以后，期末的实物生产能力必须等于期初的实物生产能力，才算真正的资本保持。因此，在企业已消耗的实物资产未得到补偿或重置之前，是不能确认收益的。根据实物资本保持概念，持有资产或负债的价格变动应加以确认，但在性质上属于资本保持的调整，应直接纳入业益，而不能作为资本报酬，也不能列入收益。
(三)经济学收益。在经济学中，收益概念长期以来受到重视。1890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最早把收益定义为财富的增加。到了20世纪初，欧文・费雪提出了一种新的收益概念，他认为经济学的收益具有三方面涵义：（1）精神收益，指人的心理需要的满足程度；（2）真实收益，指一定期间经济财富的增加；（3）货币收益，指经济资源货币价格的增加。后来，J.R.希克斯在1946年著的《价值与资本》一书中认为，收益是一个人在某一时期可能的数额，并且他在期末的状况保持与期初一样好。这个收益获得相当广泛的认可，现在仍在西方经济学理论中占支配地位，并对会计收益理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实际上，它还涉及到资本保持涵义。现在的微观经济学教科书一般都这样定义：总收入与经济成本的差额，称为经济收益。这里的经济成本除包括会计成本外，还包括应当支付而实际不需支付的企业自有资源的机会成本和社会成本等，即经济成本包括：机会成本、社会成本、显性成本加隐性成本、生产成本加开发成本加交易成本、增量成本加沉没成本等；而会计收益是总收入与会计成本的差额。会计成本是企业实际发生的支出，而经济成本是实际发生的支出再加上应有的成本。由此可见，经济收益才是企业的实际收益，比会计收益概念更为真实、客观。
三、对会计收益提出改进建议
(一)采用全面收益概念。FASB在1980年发表的SFAC No.3《企业财务报表的要素》中提出两个不同的收益概念：盈利和全面收益。根据FASB的解释，盈利就是现行会计实务中的净收益，而全面收益则是指一个主体在某一期间与非业主方面进行交易或发生其他事项和情况所引起的净资产的变动。它包括这一期间内除业主投资和分派业主款以外的产权的一切变动，也就是说包括已实现和未实现的业益的变动。全面收益=净收益±其他全面收益（包括已实现和未实现的），这时，全面收益除了现行会计上的净收益外，还应包括在各个期间内的其他非业主交易引起的权益变动，如持有资产市价变动、投资价值变动、未实现汇总损益、衍生金融工具持有损益等。1989年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在《关于编制和提供财务报表的框架》中，明确指出收益也包括未实现的利得。1997年FASB的SFAS No.130《报告全面收益》，正式要求企业从当年12月15日结束的会计年度开始必须在财务报表中报告全面收益。全面收益突破了会计收益的局限性，把全部已确认但未实现的利得或损失纳入了企业收益；它还突破了会计收益的收入实现原则、历史成本原则，引入了公允价值。因此，全面收益比会计更能帮助会计信息的使用者准确、及时地预测企业的未来现金流量，增进企业会计信息的完整性和有用性。
在会计学中，对收益有不同的解释。但多数人都认为，收益代表产出大于投入的差额，即如果投入一笔资本，则超过资本额的报酬就是收益。会计收益又称利润或盈利，通常是指来自期间内与非业主发生交易的已实现收入和相应费用之间的差额。其特点为：（1）它是企业实际发生的交易；（2）依据会计分期假设；（3）应用收入实现原则、历史成本原则和配比原则。这种会计收益概念已经过时间的考验，已被管理当局或报表使用者普遍接受；它是基于实际或真实的交易，因此它的计算结果具有较高可靠性。由于依据收入实现原则，符合了会计稳健性的要求；它还有助于反映管理当局对受托资源的使用情况，便于其控制和报告既定的受托责任。
会计收益有以上诸多优点，但它有着不容忽视的局限性和缺陷，尤其是在当今存在不确定性的市场经济环境中，这种不足就显得更加突出。主要有：（1）由于历史成本原则和收入实现原则的限制，会计学收益无法确认在既定期间内持有资产的价值增减，从而不利于反映本期的实际收益，也不得于预测企业的未来现金流量；（2）由于资产成本的计算方法不同，基于历史成本的会计收益不便于比较；（3）会计的稳健处理可能导致会计收益数据失真或误解，或者造成人为操纵期间损益的弊端；（4）基于历史成本原则可能使使用者误认为资产负债表代表企业的价值，而不是仅仅反映资产在特定时日的未分配成本余额；（5）强调收益决定，将对资产负债表项目的计量造成困难，如难以解释递延税项及其他一些递延项目的分配等。
二、对会计收益提出改进的理论依据
(一)主体理论。主体理论认为，企业主体本身是独立存在的，甚至具有自身的人格化。主体理论依据的会计恒等式：资产=权益（负债+业益）。根据主体理论，企业赚取的收益是企业自身的财产，只有股利分派部分才代表股东的收益，因此留存收益应视为企业自有的权益。由于企业收益不增加股东权益，所以，股票股利也应作为股东的收益。债务利息应视为收益的分配而非费用，即对各种权益持有人进行的分配均属于企业收益的分配。既然净收益不被视为直接属于股东的收益，那么收入和费用也就不代表股东权益的增减，这样，收益只是企业的成果，而费用就是企业为获得收入而消耗的物品和服务。
(二)实物资本保持观。资本被视为一种实物现象，而不是一种财务现象。也就是说，它是指所有者投入或再投入资源所代表的实际生产能力，而不仅仅是货币价值。实物资本保持是指在扣除本期内发生的权益所有者增加的出资额及分派给权益所有者的分配额以后，期末的实物生产能力必须等于期初的实物生产能力，才算真正的资本保持。因此，在企业已消耗的实物资产未得到补偿或重置之前，是不能确认收益的。根据实物资本保持概念，持有资产或负债的价格变动应加以确认，但在性质上属于资本保持的调整，应直接纳入业益，而不能作为资本报酬，也不能列入收益。
(三)经济学收益。在经济学中，收益概念长期以来受到重视。1890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最早把收益定义为财富的增加。到了20世纪初，欧文•费雪提出了一种新的收益概念，他认为经济学的收益具有三方面涵义：（1）精神收益，指人的心理需要的满足程度；（2）真实收益，指一定期间经济财富的增加；（3）货币收益，指经济资源货币价格的增加。后来，J.R.希克斯在1946年著的《价值与资本》一书中认为，收益是一个人在某一时期可能的数额，并且他在期末的状况保持与期初一样好。这个收益获得相当广泛的认可，现在仍在西方经济学理论中占支配地位，并对会计收益理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实际上，它还涉及到资本保持涵义。现在的微观经济学教科书一般都这样定义：总收入与经济成本的差额，称为经济收益。这里的经济成本除包括会计成本外，还包括应当支付而实际不需支付的企业自有资源的机会成本和社会成本等，即经济成本包括：机会成本、社会成本、显性成本加隐性成本、生产成本加开发成本加交易成本、增量成本加沉没成本等；而会计收益是总收入与会计成本的差额。会计成本是企业实际发生的支出，而经济成本是实际发生的支出再加上应有的成本。由此可见，经济收益才是企业的实际收益，比会计收益概念更为真实、客观。
三、对会计收益提出改进建议
(一)采用全面收益概念。FASB在1980年发表的SFACNo.3《企业财务报表的要素》中提出两个不同的收益概念：盈利和全面收益。根据FASB的解释，盈利就是现行会计实务中的净收益，而全面收益则是指一个主体在某一期间与非业主方面进行交易或发生其他事项和情况所引起的净资产的变动。它包括这一期间内除业主投资和分派业主款以外的产权的一切变动，也就是说包括已实现和未实现的业益的变动。全面收益=净收益±其他全面收益（包括已实现和未实现的），这时，全面收益除了现行会计上的净收益外，还应包括在各个期间内的其他非业主交易引起的权益变动，如持有资产市价变动、投资价值变动、未实现汇总损益、衍生金融工具持有损益等。1989年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在《关于编制和提供财务报表的框架》中，明确指出收益也包括未实现的利得。1997年FASB的SFASNo.130《报告全面收益》，正式要求企业从当年12月15日结束的会计年度开始必须在财务报表中报告全面收益。全面收益突破了会计收益的局限性，把全部已确认但未实现的利得或损失纳入了企业收益；它还突破了会计收益的收入实现原则、历史成本原则，引入了公允价值。因此，全面收益比会计更能帮助会计信息的使用者准确、及时地预测企业的未来现金流量，增进企业会计信息的完整性和有用性。
(二)引进经济学中的隐性成本概念。为了使提供的会计信息更具有决策价值，在计算企业收益时，除了使用财务上已经显示出来的会计成本即显性成本外，还要使用隐性成本。也就是说，总成本=显性成本+隐性成本。这里的隐性成本主要是指应当支付而实际并不需支付的企业自有资源的机会成本。为了保证所提供的会计信息具有可靠性，这些隐性成本一般使用企业自有资源的市场使用价格。比如，使用企业自有的房屋建筑物，在财务会计上并无租金支出，所以只按惯例计算其折旧费用决定会计收益；而从隐性成本角度分析，这些房屋建筑物可以在市场上出租给其他企业获得租金收入。那么，这些房屋建筑物的折旧费用再加上因自己使用而放弃的租金收入，才是企业计算其收益时所使用的成本。企业的投资者和债权人及其管理当局利用由此而得出的企业收益进行决策时，可以确保他们把有限的资源运用到投资报酬最大的地方去。
教学成本是源于教育经济学的概念，包含教育成本之内，一般指学校培养一定数量合格学生在教学上所消耗的人力和物力的货币表现，属于宏观概念。高校对外汉语教学从教育经济学角度来说是一个特殊的领域，特殊性在于其市场导向的特征较明显。高校除了承担教学、科研任务外，还承担社会服务功能，因此，长期以来高校被认为是以育人为主的非营利组织，成本管理一直受到忽视。随着体制改革的深入，高校已不再是全额拨款单位，教育经费来源出现多元化趋势，教育成本核算和成本控制越发受到重视，市场导向特征在高校局部领域显现。对外汉语教学长期以来一直是高校中市场化较为彻底的一个领域，不必承担为全球育人的社会服务功能，而且教学比重远大于科研比重，因此除了少量奖学金生外，留学生学费要远远高于同校的中国学生，这种以市场为导向的营利模式承担了为高校筹措经费的部分功能。正因为这种市场导向的理性特征，对该领域教学成本的研究要着眼于微观层面最基本的供求双方，需自下而上地审视和评判各类教学行为的可行性。因此本文所指的教学成本和上述一般意义上的教学成本不同，区别在于视角是教育的双主体（教师和学生），而非学校。其“教学”二字包含了“教”和“学”两方面，远非一般意义上的偏重于“教”的“教学”。
二、教学成本收益原理的内涵
教师和学生是教学行为的两个主体，也是我们教学成本研究的主要对象。从货币表现形式来看，学生付出的和学习有关的成本主要是学费，在营利模式下，学生整体付出的学习成本一部分转化为教师的收益（剩余部分支付学校成本和收益，本文不予考虑）。这种货币形式的显性关系很容易判断，但从隐性的非货币形式再来观察，情况要复杂得多。学生的隐性成本包括机会成本、付出的时间和精力，显性成本中除了和学习有关的学费外，还有生活、住宿、交通等费用。学生的收益在于将来，是不确定的，这和学生的预判有很大关系。从教师方面来看，付出的显性成本是和教学无关的生活费用，隐性教学成本主要是时间和精力，而收益基本都是显性的，包括工资、奖金等可转化为货币形式的福利。基本结构如下图：
参考经济学相关理论，教学成本收益的基本原理可简单概括为：剔除情感因素，在理性情况下，对师生双方来说只有在收益或预期收益大于成本的情况下，相关教学行为才有可能长期稳定地发生并维持正常质量。从学生方面来说，因为收益不确定，而且成本中的隐性部分包括很强的不确定性机会成本，因此学生的成本收益分析要比教师复杂得多。在师生这对主体关系中，教师的成本收益相对来说更确定，因此更可控，成为调节教学行为的主导因素。
三、教学成本收益原理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应用
成本收益的基本原理可以用来解释对外汉语教学领域出现的很多现象，其中留学生结构变化方面就有很多典型例子。例1：来华留学生一直以来以日本和韩国为主。由于日本和韩国的国民生活水平高于中国，而且离华很近，因此来华留学的显性成本较去欧美留学低得多。又由于同属汉字圈国家，传统文化和教育理念相近，隐性成本中所花的时间和精力比非汉字圈学生所要花的小很多，再加上日韩在华有大量产业投资，对华经贸往来频繁，将来就业时的预期值较高，机会成本较低。综合起来看，来华留学是一个预期收益要大于成本的理性选择。例2：近几年，来华的韩国留学生明显超过日本留学生。从人口规模和国民生活水平来看，这是反常现象。但最近中日关系陷入僵局，而中韩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因此两国留学生对将来的预期出现截然相反的判断。韩国国内市场狭小，就业竞争激烈，经济对华依存度要高于日本，同时中国经济继续全球领跑，因此留在韩国国内发展或去他国留学的机会成本都比日本小。例3：近几年，欧美来华留学的学生人数大增，和日本留学生人数下滑形成鲜明对比。非汉字圈学生学习汉语的隐性成本一直较高，他们需要花更多时间和精力学习才有可能达到日韩学生相同的水平。之所以来华留学人数猛增，主要还是因为欧美经济发展出现困境，年轻人就业形势不佳，而同期的中国经济发展速度令人瞩目，因此来华留学的预期和放弃的机会成本之比出现了逆转。尽管来华留学的欧美学生人数增加，但他们的隐性学习成本并没有降低，因此最后学有所成的人数比例还是低于日韩学生，这从HSK考试的人员结构比例和通过率可以得到佐证。
成本收益的基本原理还可以用来大致评估对外汉语教学领域众多研究成果、设想、建议的可行性。如有学者早就提出在教学中要大量利用电教设备，多使用PPT等使课堂教学形式多样化，摆脱一本教材、一支粉笔的陈旧模式。这样的想法笼统地看的确很有建设性，而且从学习者角度来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疲劳度，对汉语学习产生更大兴趣，有助于提升记忆力等，也就是说，可以降低学习者的隐性学习成本，一定会受到学生的欢迎。如果做这方面的实证研究，我相信结果应该是肯定的，而且可以从国外同行那里找到大量例证。但我相信这样的建设性意见会受到相当多汉语教师的抵制，最后实施的可行性并不高。为什么？从教师角度来看，这么做明显会增加教学成本。成人的二语学习不同于高校其他专业课程的学习，不同于儿童偏重于兴趣的外语学习，要制作出能明显增强教学效果的PPT，需要花费大量课外时间和精力。一般专业课程关注的是内容，PPT的主要作用是代替教师的板书，以节省板书时间。PPT列出所授内容的章节纲目即可，也可摘抄教材中部分文字材料，或者补充一些其他参考资料，增加一些图片。总体来说，制作这样的PPT不会花费教师太多时间和精力。而成人的二语学习关注的是过程，动态的展示效果很重要，并不是对教材的简单重复。事实上，现在对外汉语教材制作得越来越精美，体例和图片方面有了很大改进，只是静态的展示，单靠教师个人的力量制作出能达到教材水准又不与之重复的动态展示和美化效果，需要掌握很多制作技巧，大多数汉语教师没有这样的技能。即便掌握了这样的技能，花费的课外时间也是巨量的。如果花费大量精力制作出的PPT效果还不及教材水准，反而不如在其他教学环节上加以改进更能增强教学效果。此外，对外汉语教学还有着课时量大、班级规模小、教学内容更新频率快、课型之间相关度低等特点，导致PPT的重复使用率低，更新节奏快，这些也会增加教师付出的总成本。在教师收益不变的情况下，长期增加教师付出的成本是不可持续的，因此可以说精美的PPT更适合出现在公开课或演示课等短期行为中。如果真的要在汉语教学中长期大面积推广多媒体化，那么根据成本收益的基本原理，只有两条可行途径，一是增加教师的收益，弥补付出的课外教学成本，如对制作精美课件的教师给予特殊补贴。如果国内汉语教师的总体收入水准能达到国外同行的标准，我相信多媒体技术在推广过程中受到的阻力会小很多。二是努力降低因采用多媒体化技术而让教师付出的教学成本，使成本的增加量在可接受范围内。如委托教材出版单位或专业技术团队统一制作可修改的标准课件，并提供相应的素材库，任课教师可根据需要随时修改使用；或者对任课教师进行专门技术培训，提高自制课件的熟练度，鼓励教师交流共享课件，降低教学成本；或者重建教师队伍，淘汰不熟悉多媒体技术的教师，引进已具备相应技能的年轻教师。最后一条在目前高校中几乎不可行，但如果在具有企业性质且追求教学技术现代化的汉语培训机构中，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四、余论和展望
关键词：语言经济学；大学生；英语语言消费；成本；收益
英语语言消费指的是人们围绕英语语言学习展开的消费活动，如参加各类英语课程培训，接受家庭英语辅导，购买英语书籍、音像资料与英语学习工具，参加相关英语水平考试等。在我国，对外交流与合作活动的逐渐频繁，使人们学习英语的热情持续高涨。人们在英语学习上花费的时间最长，投入的资金也最多。英语显然已成为我国人民的语言消费热点。其中，大学生是一个庞大而活跃的消费群体。以英语培训为例，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有30万左右的大学生参加英语四、六级考试培训班，按每名学生的培训费用为500元计算，投入培训市场的资金就达1.5亿元。目前，我国在校大学生人数为2000多万，随着其消费能力和消费空间的提升，以他们为重点消费对象的英语语言消费市场潜力巨大。
语言经济学概述
语言经济学（Economics of Language）是一门以西方人力资本学说和教育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研究语言与经济相互关系的学科。20世纪60年代，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经济学教授、“信息经济学”的开拓者Jacob Marschak首先揭开了语言经济学研究的序幕。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尤其是经过Grin和Vaillancourt两位研究者的突出努力，这门学科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分别在语言与收入的关系、语言与经济发展、语言的动态发展及语言政策方面形成了一些理论观点，并为宏观语言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有益的指导。
语言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包括：（1）语言本身是一种人力资本；（2）学习第二种语言（或外语）是一种经济投资；（3）语言的经济价值有高低之分；（4）语言的经济效用取决于诸多因素。
如今，除了经济学界的研究者之外，越来越多的社会学界、语言学界和外语学界的学者也纷纷加入到语言经济学的研究行列，试图从不同角度审视语言与经济的相互作用。
英语语言消费：对具有经济价值的
人力资本的一种投资
根据语言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语言是一种人力资本。所谓人力资本，是指“凝聚在劳动者身上的知识、技能及其所表现出来的能力。”“语言不分大小，也不论其通用程度如何，都能为使用者的经济利益服务。”英语语言作为一种人力资本，一方面使人们具有理解和使用英语的能力，人们可以借助英语从事某种职业、参与某个活动或完成某项工作，直接取得经济效益。另一方面，英语是获得其他人力资本的资本，通过英语这种工具，人们在学习和训练过程中能够获取更多的知识和技能，为社会和个人创造更大的经济效益。可以说，英语语言是一种具有经济价值的人力资本，其经济价值引导着人们的消费倾向。
同时，学习外语是一种经济投资。作为人力资本的语言，其获取必须在有意识地对其投资的前提下才能形成。而教育投资是人力资本形成的重要形式之一。在我国，从小学到大学，英语教育是由国家以公共产品的形式提供给个人的。除了国家投入的社会成本之外，受升学、就业等因素的影响，个人也花费了一定的成本展开各种以英语学习为中心的消费活动，即英语语言消费，这一点在高等教育阶段表现得尤其明显。从语言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英语语言消费是对具有经济价值的人力资本的一种投资。重视英语语言投资将有助于在未来的竞争中处于有利的地位。
大学生英语语言消费：成本收益分析
语言经济学理论认为，语言作为人类经济活动不可缺少的工具，具有经济学本质的因素：价值（value）和效用（utility）；费用（cost）和收益（benefit）。人们决定学习外语，很大程度上受经济因素的影响，即考虑到学习外语的“投资费用”（the cost of the investment）和学成外语后的“投资预期效益”（the anticipated benefits of investment）。换言之，语言的成本和收益高低是影响人们进行语言选择和语言消费的关键因素。
（一）成本分析
大学生英语语言消费的成本由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构成。直接成本取决于消费所投入的资金、时间、精力。其中资金包括培训费和在学习资料、学习工具、水平考试报名、交通、饮食等方面的支出；时间主要花费在培训上，还有往返于学校、住所和上课地点路途中的耗时；精力以学习英语时消耗的脑力为主。机会成本指的是在消费期间失去从事工作所得的报酬，即大学生如果把进行英语语言消费活动的时间用来工作所能获得的收入。这里的工作是指兼职工作。大学生时间灵活，精力充沛，为赚取零花钱或积累社会经验，相当一部分学生都拥有一份兼职。
在这些成本中，直接成本对英语语言消费收益的影响占主导地位，因为资金、精力投入影响的是消费的质，而时间投入影响的是消费的量。所以，大学生应注意把握直接成本要素。
（二）收益分析
大学生英语语言消费的收益主要从个人收益的角度来考察，可分为直接收益和预期收益。直接收益为非货币收益，体现在消费行为给大学生的学业、精神、生活等领域带来的明显变化，如通过各种英语水平考试、获得更高学历层次深造的机会、某种英语技能或综合应用能力的提高等。此外，在消费过程中，大学生还可以有机会充分了解英语国家的文化，与英语国家的人交流，欣赏英文原版电影等，尽情享受英语给他们带来的信息和乐趣。而且这些收益在消费完成之后将一直持续。
预期收益以货币收益为主，与大学生的就业、职称评定、职位晋升等有关，因此往往要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才能显现。当今社会，英语是许多单位聘用人才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标准，已成为求职者获得一份好工作的筹码。大学生熟练的英语水平加上丰富的使用经验能使其在竞争中占有优势，个人收入也会比其他条件都相同但是不会英语的人高。除了获得经济上的收益以外，英语语言消费还能给他们带来非经济福利，如身份改变、社会地位提高等。
需要指出的是，一般的物品消费，人们只要完成购买行为就可以完全占有物品。而英语语言消费者就不一定能获得英语的使用价值。所以大学生要完全占有英语的使用价值，实现英语语言消费的收益，还必须具备两个条件：（1）自身的主动性。（2）卖方（指英语语言培训机构、出版商等）提供的服务、培训等无形产品的质量保证。
大学生英语语言消费策略：
理性消费，力求成本收益最优化
近年来，我国的英语语言消费市场发展迅猛，出现了林林总总的培训机构、五花八门的考试、名目繁多的教辅材料，还有各种各样的学习工具等等，竞争相当激烈，产品质量也良莠不齐。面对琳琅满目的产品，大学生不理性的英语语言消费行为大量存在，盲目消费、高消费的现象比比皆是。一部分学生的消费出于从众心理，认为大家都努力学英语、考证书，自己不学不考就会落后于别人，竞争力就会比别人低。一部分学生消费的目的并不是单纯为了学英语。在他们眼里，学英语是一种比较时髦、比较有品位的生活方式和交际方式。还有一部分学生倾向于高价位的英语培训，觉得价格高效果就一定好。而消费行为完成后，最突出的问题就是虽然耗费了大量的精力、财力和物力，效果却不明显，即产生了所谓的高成本低收益的问题。由此可见，大学生如何树立科学的消费观，合理进行英语语言消费，争取用最小的成本获得最优的收益，是目前亟须解决的一个问题。
（一）增强独立思考能力，明确英语语言消费动机，提高对市场的判断力
大学生具有较高的科学文化知识，具备了对产品的感知、分析和比较评价能力。但是由于消费经验不足，他们当中相当一部分人缺乏主见，易受他人消费行为的影响，缺少消费的理性。要合理进行英语语言消费，首先，大学生应克服盲目从众的消费心理，多一些独立思考的精神，培养正确、成熟的消费心态。其次，在消费决策的过程中，大学生应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需求，认真考虑是否有必要进行英语语言消费。如果需要，必须明确期望达到什么样的目标，做到有的放矢。再次，进行消费抉择时，大学生应尽可能多、广地收集产品的相关信息，提高对市场的判断力，避免消费失误。例如，在英语培训方面，由于在英语培训的生产者和作为消费者的大学生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很多大学生在选择培训机构时非常茫然。他们对培训机构的教学质量、教师水平等方面的信息了解太少，只是根据报纸、杂志、互联网等渠道刊登的广告或宣传册作出选择。结果到培训机构学习后，碰到诸如频繁更换教师、课时无故减少等情况，培训效果大打折扣，不幸成为消费受害者。
（二）正视个人经济条件，树立正确的消费价值观，谨慎选择英语语言消费方式
大学生缺乏独立而稳定的经济来源，不具备自主消费的物质基础。他们虽然可以通过兼职赚取部分收入，但是由于他们没有真正走上工作岗位，在经济上未完全摆脱对父母的依赖，大多数时间花的还是父母的钱。而且有些大学生不能理性地对消费价值与成本进行衡量，不顾经济条件的允许，盲目追求高额的消费方式，结果造成了一定的经济负担。所以大学生应树立正确的消费价值观，更多地考虑产品的性价比和自己的承受能力，量力而行，谨慎选择适合自己的英语语言消费方式。
（三）注重英语语言学习规律，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
学习英语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是没有捷径的。大学生切不可急功近利，被那些所谓的“半个月提高口语和听力”、“三个月教您说一口流利的英语”、“通过率98%”、“名师执教”等虚假广告宣传所欺骗。没有量的积累不可能有质的飞跃。英语语言消费只不过是一种提高英语水平的途径。消费过程很大程度上还是取决于大学生的自主性。花了钱上培训班，如果自己不努力而完全依赖培训机构，最终收益会很少的。所以只有通过自身的努力，加上合适的学习方法，才能取得满意的效果。
当前，英语语言消费已成为一个重要的经济增长点，市场发展前景广阔。人们已意识到，具有经济价值的英语语言这一人力资本对社会、经济、个人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愿意对它长期投资。大学生作为英语语言消费的生力军，在理性消费的同时，也需政府部门加强对英语语言消费市场的规范。政府部门应采取各种措施，建立有效机制，加大对英语语言产品生产者的监督和管理，为实现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共赢创造条件。此外，高等院校也应主动适应市场的需要，不断地加强自身改革，充分利用教学资源，开设多层次、多样化的英语课程，满足学生的需求，提高英语教育的经济效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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