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24 16:50:06
序论：在您撰写民族文化交流时，参考他人的优秀作品可以开阔视野，小编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这些建议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热情，引导您走向新的创作高度。
“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是党的十七大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出的新要求。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鼓励全民族积极进行文化创造，对于充分发挥人民在文化建设中的主体作用，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是充分发挥人民在文化建设中主体作用的现实途径。社会主义文化事业是亿万人民群众的事业，人民群众是文化建设的主体。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人民群众是文化建设的创造主体，为文化发展创造物质基础，并直接参与文化创造工作；人民群众也是文化建设的利益主体，是文化产品的最终享有者和受益者。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的充分激发，可以挖掘蕴藏在人民群众内部深厚的文化创造源泉和高昂的文化创造热情，为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注入巨大活力；可以创造出大量文化物质产品和文化精神产品，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提高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境界，使人民群众共享文化发展成果。
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是切实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基础。软实力是与硬实力相对应的概念，它主要指文化和价值观念、社会制度、发展模式、生活方式、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吸引力和影响力。我国要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就必须在壮大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的同时，大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提高，必须建立在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充分激发的基础之上。一个民族文化创造活力的激发程度，直接决定和影响着一个国家文化的吸引力，进而决定和影响着其文化软实力的内在质量。只有全民族都来积极进行文化创造，形成充满活力的文化氛围，推动文化产品的生产，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才有坚实基础。
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是加快推进文化创新的内在要求。推进文化创新，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是繁荣文化的必由之路。文化创新离不开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的激发。只有把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最充分地激发出来，才能在全社会营造浓厚的文化创新氛围，使文化创新成果不断涌现。同时，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只有在文化创新中才能得到最充分的展示。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是丰富多彩、日新月异的。这种丰富多彩、日新月异的实践活动，必将不断创造出新的文化内容、新的文化形态。
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的充分激发，需要人民群众文化创造意识的不断强化，也需要国家激励文化创造政策的不断完善和市场文化创造机制的不断健全。首先，应强化人民群众文化创造意识，营造有利于激发创造活力的文化氛围。人民群众作为文化创造的主体，其文化创造意识的强弱直接影响文化创新成果的数量和质量。其次，应完善国家激励文化创造的政策，建立有利于激发创造活力的文化体制。通过制订和完善各项政策，鼓励全民族积极进行文化创造，加大文化创造人才培养力度；通过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打破束缚文化创造活力的不合理体制，不断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激发文化创造活力。最后，应健全市场文化创造机制，促进文化产业健康发展。通过转变文化发展方式和培育新的文化业态，提高文化产业的竞争力；通过加强文化市场监管和促进文化行业自律，为文化产业发展提供良好环境。
【关键词】蒙汉翻译 文化交流 作用
语言与文化相互影响，共同作用于民族发展，因此，在各民族交往过程中，对语言的理解将成为推动民族文化发展的重要力量。伴随着国家间经济、政治等活动的日趋频繁，不同民族与国家的文化渗透与交流得益于翻译。翻译作为不同语言相互转换的重要手段，在民族交往与国家交流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文化背景以及用语习惯的不同，要求翻译尊重文化的差异性，因此，在翻译中，对于文化差异的正确理解和认知将决定翻译的水准。蒙汉翻译同样需要尊重民族文化的差异性，因此，两种语言的相互转换实现了不同民族文化的交流。
一、蒙汉翻译的民族文化特色
在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生活中形成的民俗，民风以及民情，构成了一个特有的民族文化。民族文化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地被和建立，在未形成稳固的生活区域之前，与历史演变相携。伴随着民族与国家的发展，民族文化的日趋完善，为了互通有无，形成了贸易往来，在此过程中，语言的不通促使翻译的出现。在跨文化翻译中，注重民族文化特点，深入挖掘其内在的文化底蕴，对于文化交流以及经济、政治等社会活动往来具有重要的意义。例如：我国的成语故事《掩耳盗铃》，故事讲述了一个偷盗的人看中了一家人门上的铃铛，想将它偷取过来，可铃铛在碰触下会发出声音，容易被人发现，于是，这个偷盗的人就想出了一个办法，掩住自己的耳朵，就不会听到声音了，可想而知，偷盗的人很快就被人抓住了。这个故事的告知，不要做愚蠢而自欺欺人的人。如果对历史文化了解不够深入，那么，很难得出故事背后深刻的寓意。在蒙汉翻译中，译者对于两个不同民族的历史典故、朝代更迭、生活习惯等的了解，将决定着译文的欣赏性和研究价值。
二、蒙汉跨文化翻译的意义
蒙汉跨文化翻译在解决语言障碍的同时，也促使了不同民族文化间的相互交流。在人类语言形成之初，语言就与文化相互依存，这意味着语言的流通也将促使文化的交流。对于不同语言的翻译，在增进文化交流的过程中，使得不同文化间产生的碰撞，这种碰撞容易激发人们对不同文化的深入研究，由此引发文化交流的日渐频繁。在蒙汉文化交流中，翻译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从文化交流的意义上看，翻译对不同语言的构成以及使用条件有了一个全面的阐述，在思维层次上向人们揭示了文化的差异性，同时内在的文化信息又向人们阐释了一个民族的发展历史以及深远的民族文化，从而实现了文化的互通。在蒙汉翻译中，对于语义的表述以及语法构成的研究，将决定译文的表述是否符合限定的文化背景。例如：对于语法，从宏观的角度出发，译者要从主语和主题两个方面考虑译文的组合。汉语对于动作的发出者或实施者赋予了决定的权利，所以，具有强烈的主导作用，因此，在蒙汉翻译中，确定主语或主题，对于有效完成译文翻译具有重要的作用。
三、蒙汉翻译的文化传播功能
在各民族与国家交往中，语言上的交流让人们了解了彼此的生活习惯，文化背景以及风俗习惯等，从而使不同民族的文化得到了交流，在相互学习的过程中，促进了文化的进一步发展。蒙汉两个民族很久以来就建立了友好的往来，在蒙汉交流的过程中，两个民族语言上的互通对于社会活动的友好进行创造了条件。蒙古广阔的草原赋予了那里的人们不畏艰难、积极进取、生态伦理的思想和民族精神，而汉族则以农耕为主，他们在耕作中收获希望和幸福，对赋予他们生命的土地极其热爱。在汉耕文化中，大儒思想让人们懂得了顺应农节耕作，才能有所收获，这也体现出了顺应自然发展规律的思想。在蒙汉翻译的过程中，两种文化的交流和碰撞，促使人们的价值观、人生观等发生了改变，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使得民族间的交流更为顺畅，为建立良好的民族关系创造了条件。蒙汉翻译不仅是两种语言上的交流，同时也是两个不同民族文化上的交流，对于文化差异的认知，将决定翻译的好坏，因此，在翻译的过程中，要坚持“文化传真”的原则，以构建良好的文化传播桥梁，使蒙汉文化能够相互影响，共同为民族发展贡献力量。
（1）文化的凝聚功能。在不同的文化领域，文化的凝聚功能使得不同的文化具有了相同的文化传播主旨，通过对文化的凝聚使得民族间形成了和谐的发展氛围，对维护民族稳定以及社会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民族间文化的传播，使得文化不断吸纳新的事物，实现了文化的创新和丰富，在这一过程中，翻译作为重要的交流工具，将推动文化传播向着更为深远的方向发展。从某种角度上看，翻译不仅是语言的相互转换，更是不同民族文化的相互“传真”，所以说，翻译也是文化翻译，也只有这样，翻译才算完成了真正的使命。
蒙汉两个不同民族在社会发展与人类进步的过程中，建立了良好的民族关系，在社会活动交往过程中，翻译有效地避免了两民族文化差异造成的审美以及理解上的误区，进而突破了交流的瓶颈，使社会活动更为活跃。蒙汉翻译将文化交流变得顺畅，实现了不同民族在某以方面思想上的共通，所以，翻译的凝聚功能对民族核心文化的交流发挥着尤为重要的作用。
（2）文化教化功能。文化传播的受众者在对文化的感知中逐渐理解并接受不同文化的核心内容，从而自觉遵守该文化的要求，这就是文化教化功能的作用。在跨文化交流中，翻译的目的不仅是让人们理解彼此的语言表述，同时也要让人们对彼此的文化能够认同，进而能够自觉地将该文化带入到自己的生活范围中影响他人，从而使文化得到进一步的传播，这也是翻译要达到的最高目标。在蒙汉文化翻译的过程中，译者要关注受众者的感知情况，并尽量让其接受文化熏陶，从而达到影响的目的。一般来说，译者要有强烈的文化意识，重视文化差异，才能发挥出蒙汉两种文化的教化功能。
总之，蒙汉翻译作为两个不同民族文化交流的重要方式，在翻译的过程中需要对文化差异有足够的认知，这不仅能使翻译完成基本的作用，同时也能促使两个不同文化相互渗透和影响，从而使接受者能够受其影响并能够自觉接受这一文化的熏陶，成为文化传播的载体，以推动不同的相互交流，为实现不同民族文化的相互促进贡献力量。蒙汉翻译是凝聚蒙h两个民族的重要纽带，为促进民族间的友好发展，文化的相互交流有着积极的意义。
在十二属相中，猴是比较受人尊重的，因为猴子是贵族。您看，他老人家的名字就是由侯爵与子爵两个爵位组成的。所以，尾巴总是翘着。不过，猴子也有着人类几乎所有的毛病，比如贪吃。有桃子必吃，见好处必捞，看见漂亮姑娘更是要围将上去讨要食品，贪心起来甚至去打捞水里的月亮。生活中与猴子相关的常用语有：“猴吃麻花――满拧”“猴吃蟠桃――满不在乎”和吓人的“杀鸡给猴看”等。也有将猴子与食品连在一起的，比如菌类“猴头”、药材“猴枣”。
但在笔者记忆中，印象最深的、与食物相关的猴子，莫过于吹的糖人――“猴吃蜜糖”。
天津吹糖人的小贩，会挑一副担子走街串巷。担子由前后两个木箱组成。前箱下边放置一个小煤炉，炉上放着一只小铜锅，锅内盛有糖稀。木箱上钉着一个H形有孔的木架，吹好的糖人有根竹签撑着，可以插在木架上。这后面的木箱放些煤球、扇炉子的破扇等杂物。
小贩将担子挑到胡同口，放下担子，见有儿童围拢过来，即把后面的木箱移过来当凳子坐，然后将前箱推向前，以便伸手从铜锅里取糖稀。吹糖人的糖稀是以麦芽为料熬制的，吹得时候必须加温，否则硬邦邦的无法吹。吹时，小贩用一根吹管挑出一圈糖稀，根据买糖人小朋友的要求，吹出金黄色的苹果、西瓜、葫芦、小鸟、老鼠偷油、猴吃蜜糖……还有的小贩会在木箱上放一转盘，盘上格中有从简单的糖饼到复杂的龙凤等不同图案的糖人儿，孩子花一样的钱，全凭运气得到糖圈圈或是一条活灵活现的糖龙。
糖人儿分两类，一是用麦芽糖稀吹出来的立体的动物或人物形象。另一种是用小铜勺盛着冰糖稀直接在石板上画出来的糖画儿，粘上小木棍，待晾凉后用小铲一撬即得。笔者幼时最爱的“猴吃蜜糖”是用麦芽糖稀吹出来的。那小贩就是一位心灵手巧的民间艺术家，一团糖稀在他手上捏捏吹吹，瞬间就出现了一个俏皮的猴子，尖尖的嘴，长而弯曲的尾巴，最实惠的是那猴用爪子捧着一个小碗，里面盛着甜甜的糖稀，真是好玩又好吃。上海也有在里弄中走街串巷吹糖人的，他们可以吹出五颜六色的水果和糖人，不过，那种染了色的糖稀有毒，不能吃。现在，街头上吹的糖人因为不卫生，已经很少有人吃了，有些合乎卫生标准的糖艺品会作为装饰物，出现在宴会的菜品碟头上。
大圣的血统
笔者生长在天津南市，是看着连台本戏《西游记》长大的。舞台上锣鼓响处，从后台蹦出一只猴子，连翻筋斗，全场观众顿时喜眉笑眼。再演到孙猴子凭着一根棒子打败了很多凶神恶煞的“大花脸”，更让孩子们看得过瘾。待到上学念书了，才知道舞台上大闹天宫的孙大圣出自吴承恩的《西游记》。吴承恩是中国人，《西游记》是中国小说，东胜神州傲来国花果山是假想的中国仙境。所以，对于孙猴子是国产的，在幼时的笔者心中，是不容置疑的。
但是，对于孙猴子的血统，博士却有自己的看法，他说：“我总疑心这个神通广大的猴子不是国货，乃是从印度进口的。”（《〈西游记〉考证》）学者郑振铎先生1934年在《Y偻集・西游记》中也指出：“孙悟空的本身似便是印度猴中之强的哈努曼（Hanuman）的化身。哈努曼见于印度大史诗《拉马耶那》（Ranmayana）里，而印度剧叙到拉马的故事时，也多及哈努曼。他是一个助人的聪明多能的猴子……在印度，他是和拉马同样为人所熟知的。（至于）什么时候哈努曼的事迹输入中国？是否有可能把哈努曼变成孙悟空？我们不能确知。”只是留给了我们追溯考证的一丝线索。
其实在印度，有关猿猴的故事非常多。直到现在，印度古典舞中还保留有猴神协助拉马攻打恶魔的节目。那么，印度的哈努曼和我们的孙悟空是否系偶然的巧合呢？答案是否定的。我国古代佛坛讲经，常有援引故事阐明经义的通例，它最早起源于印度，然后渐及东方，在汉魏时期输入我国。早在三国译出的《六度集经》卷五的《国王本生》的神话传说中，就描绘了人王和猴王率众猴与邪龙搏斗的故事，它是据此敷演光大的《拉马耶那》的前身之一。学者陈寅恪先生1930年在叙有顶生王升天大闹天宫的故事以及《拉马耶那》哈努曼的故事时，认为：“殆因讲说《大庄严经论》时，此二故事适相连接，讲说者有意或无意之间并合闹天宫故事与猿猴故事为一，遂成猿猴闹天宫故事……此《西游记》孙行者大闹天宫之起源也。”（见《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本第二分册）此说是有道理的。
从现有资料看，孙悟空的形象较早出现于宋元之间。现广东省博物馆陈列着一件元代的唐僧取经瓷枕，上面绘有孙悟空手持如意金箍棒的画面，颇矫捷威武。瓷枕上《西游记》中的主要人物皆已齐备，说明当时取经故事已经广为流传。后来，吴承恩之所以能写出《西游记》，是根植于当时社会现实的结果，体现了作者痛恨秦汉以来的专制王朝，寄希望于神魔世界的豪杰之士，来表达“胸中磨损斩邪刀，欲起平之恨无力。救月有矢救日弓，世间岂谓无英雄？”（《二郎搜山图歌》）的创作思想。
在文学研究领域，曾有人因中国神话散亡仅存零星而谓我民族为“不富于想象力的民族”。其实不然。从中国古代神话中的“夔一足，越人谓之山臊，人面猴身能言。”（见《国语・鲁语》韦昭注）的记载到《吴越春秋》《搜神记》《补江总白猿传》《古狱渎经》《陈巡检梅岭失妻记》等都写过猿猴成精作怪的故事。
可见，吴承恩笔下的孙悟空既不是中国猴，也不是印度猴，而是混血猴。这就是民族文化交流的产物。
远赴印度学制糖
那么，我们日常食的糖，其制糖工艺是否也是民族文化交流的产物呢？答案是肯定的。
糖是人体必需的营养素。营养素包括碳水化合物（糖类）、蛋白质等7大类，而碳水化合物中的一个葡萄糖分子在人体内彻底氧化后即可释放出一定的热量（能量），所以食用适量的甜味食物，对人体是很有益的。
在我国的古籍中，“糖”字出现的较晚，最早出现的是“蜜”“石蜜”“饴”等字。蜜指蜜蜂采集花粉酿成的甜汁。石蜜是什么呢？《异物志》说：“交趾草滋大者尽数寸，煎之凝如冰，破如博棋，谓之石蜜。”那么，什么是饴呢？《本草纲目・谷部》：“饴即软糖也，北人谓之饧。” 饧又是什么呢？《辞海》说：“‘饧’，古糖字，亦作 ，后特指用麦芽熬成的糖。”也就是前面我们讲的制作吹糖人的食材。现在我们清楚了，“饴”指软糖，“ ”是“糖”的古字。“饧”字古时泛指糖，后世则专指用麦芽熬成的糖。
那么“石蜜”到底是糖还是蜜呢？这个答案在《唐书》中有：“番胡国出石蜜，中国贵之。上遣使往摩伽池国取其法，令扬州煎诸蔗之汁于中厨，自造焉。色味逾于西域所出者。”原来，“石蜜”其实不是蜜而是糖，这种“取糖法”是我们派留学生去“取其法”而学来的。这样，我国古代制糖技术的脉络就基本清晰了：“蜜”“饴”“饧”我们古已有之，甘蔗却是不知什么时候引进的。
甘蔗这种植物，其原生地似乎不在中国。“甘蔗”这两个字也很可能是音译，因此在中国古代典籍中的写法也就五花八门，《子虚赋》为“诸蔗”，《杖铭》为“都蔗”，《神异经》为“ ”。同时，甘蔗传到中国之后经过长期栽培，品种繁多，应用也各有不同。
季羡林先生在《季羡林人生漫笔》中说，“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一张伯希和从敦煌藏经洞拿走的，正面写着一段佛经，背面写着关于印度造糖法的残卷，几经辗转传到了我的手里。”季老惊喜欲狂，啃开了这个硬核桃，解决了学术上的不少疑团。季老考证认为，“糖”这个字在西欧各国语言中都是外来语，来自同一个梵文“sarkara”。这就充分说明了欧美原来无糖，糖的原产地是印度。中国在唐代之前能够自制蔗糖。当时，唐太宗派人到印度学习制糖法，说明印度在制糖技术方面有高于中国之处。中国经过学习后自己在制糖方面“色味愈西域远甚”，如此看来，糖本身虽然是个小东西，然而却驮着长达千年的中印文化交流史。
世界各民族的文化是在不断交流中成长的。不能说世界上的文化是由哪一个民族创造的。文明与文化一经发现，人们感到对于他们有好处，就必然会相互学习与交流。可以说，从古至今在世界上还找不到一种文化是不受外来影响的。但是这种交流是复杂的，比如印度的制糖技术是先进的，但也有东学中国的“白糖”（称为“cini”），西学埃及的“冰糖”（叫做“misri”）。如此的文化交流才促进了世界文明的发展。
宁夏民族经济文化发展促进会是经济界、文化界、多个民族的诸多人士相结合的团体组织。在当天的成立大会上，宁夏民族经济文化发展促进会会长马骏廷说，促进会其中的一项总则是：“促进宁夏与全国各兄弟省份的经济文化交流，促进宁夏与中东、东南亚各国间的交流。”意识决定行动，旗帜指明方向。可以说，促进会的成立，将是我区不断扩大对外开放结出的一枚硕果。
2009年11月7日，总理在埃及阿拉伯联盟总部发表重要演讲：回眸近200多年来的历史，中国和阿拉伯国家被耽误的历史机遇太多太多了。马骏廷说：“我们有一百个理由、一千个理由振奋起来，加强合作、加快发展，追上时代前进的步伐，而没有任何一个理由可以心存疑虑、踌躇不前。任何对国家、对民族负责任的政治家，任何有抱负、有作为的企业家和社会各界人士，都应该清醒地看到自己肩负的历史责任。让我们携起手来，把中国同阿拉伯各国的友好合作推向新阶段！”马骏廷说，促进会将大力加强宁夏和全国及阿拉伯各国等穆斯林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吸引更多的国内、国际知名企业来宁夏投资发展，参与宁夏乃至西部大开发建设；积极促进宁夏和国内、国际企业界，特别是中东、阿拉伯国家总商会的多方面交流合作；为宁夏各民族企业家招商引资，寻求合作，吸引阿拉伯国家的资金、人才、先进技术等。促进会还将为各民族企业家提供企业与市场信息、政策法规，加强信息沟通和业务往来，为企业‘引进来、走出去’牵线搭桥，疏通渠道。帮助各民族企业家和文化产业，调整结构，提升产品质量，增强抗风险能力。
除此之外，维护各民族企业、文化产业的合法权益是促进会义不容辞的责任。对于会员企业的诉求，促进会做到积极想办法、出主意，群策群力，积极向各级政府、相关部门，进行多方的反映、建议，从而深化沟通、协作，努力并切实维护到企业家的合法权益，协调处置有关的矛盾和纠纷，排除发展过程中的不良干扰。
此外，促进会还将参与当地的公益活动，举办有影响、有层次的经济、慈善论坛，救助、帮扶弱势群体。促进会还将积极与中央、省级媒体沟通，对各民族企业家进行宣传。
“我希望促进会，能够成为各会员单位忠实的亲友、坚实的后盾、贴心的知己。”马骏廷最后表示，“下一步，促进会的全面工作将逐步进入角色，只要是有利于企业和会员发展的，促进会就会放手大胆地进行工作，促进会也会帮助大家协调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
众所周知，民族是以文化来区别的，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文化。倘若各民族间不能找到文化的共同点，不能互相尊重彼此的文化，学习和借鉴彼此的文化成果，那么民族的畛域就很难打破。反之，若各民族之间能够有文化的交流与认同，那么民族之间的差异就会被认同感、和谐感所淡化而相近相亲。中华民族在历史的进程中正是依靠文化的交流；推进文化的整合和融合，从而形成“一体多元，多元一体”的格局，即各个民族既具有中华文化的共性，又有各自的文化个性，各民族之间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互关系。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和谐与交流是形成中华民族的主要因素，兹仅就中国民族史上的民族融合与文化整合数例，以探讨和谐与交流在其中的主导作用。
一、和谐与交流促进了民族的融合
民族的融合是多民族国家的普遍现象，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古今中外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变化、发展都与民族融合紧密相关。中国历史上有过多次民族融合的大浪潮。而每一次浪潮都发端于民族的大迁徙、大汇合、大交流。例如春秋战国时期、秦汉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隋唐时期以及元代、清代等时期发生的南方、北方民族大迁徙、大交流，都使许多一度活跃于历史舞台的古代民族（部族）融入其他民族之中，例如汉代的匈奴。三国的乌桓、南北的鲜卑、隋唐的吐谷浑、党项等等。还有些古代民族虽然现在还存在，但除了血统的差异外，在文化上已不再具有什么民族特点，例如满族、土家族等等。当满族最初入关。定鼎中原之时，强烈的民族畛域观念，曾因雉发这样的文化习俗差异而大规模流血，但经过300年之后，满汉在文化上已再难找到什么差异。
中国的主体民族汉族其实也是一个混合众多民族成分的民族共同体。现今一般将汉族的祖族认定为“华夏族”，祖先认定为炎帝、黄帝。考“华夏”一称始见于周代文献，到了春秋之时才以“华夏”作为民族称呼。“华夏”一词源于炎帝与夏禹。传说炎帝族兴起于“华山”（古代对秦岭的称呼）之野，炎帝与黄帝是“兄弟”。黄帝之后的禹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王朝夏朝，故中原这一地区的民族被称为“华夏”，《尚书正义》说：“华夏，谓‘中国’也。”《尔雅·释诂》说：“夏，大也。”可知“华夏”一词是用以区别中原地区的民族与其周边的民族（史称“四裔”。即东边被称为“夷”的民族，西边被称为“戎”（羌）的民族，南边被称为“蛮”的民族，北边被称为“狄”的民族）。但“华夏”实际上也并非全为中原之旅，炎帝族、黄帝族都与居于西北高原的“羌”族颇有渊源。“炎帝以姜水成”，而凡从“姜”字均与“羌”有一定关系。黄帝据史载原居于“昆仑之丘”，其先本活动于青藏高原东部，那里亦是“羌、戎”之地。夏代的开国之君禹更是“长于西羌，本西羌夷也”，可见“华夏”之先就已融入了一部分从青藏高原东迁的“羌”系民族成分。此后“华夏”族像滚雪球一样不断地融入许多民族成分，而发展成后来的汉族。可以说在中国的历史上，每一个历史时期汉族所包含的民族成分都不同，随着历史的进程，不断有一些古代民族或部族融合进来。虽然，在汉民族共同体的发展过程中有着依靠强迫力量而使其他民族、部族“同化”于汉族的情况，但从主流和总体上看，则主要是因为文化的交融与吸引而促使民族融合。拓跋鲜卑的汉化就是一个例子：拓跋鲜卑原属于“东夷”民族，最早活动于大兴安岭以北的呼伦贝尔草原一带，以游牧狩猎为生。公元四世纪前期曾一度在今内蒙和林格尔北建立“代国”，不久为前秦所灭。拓跋硅时于公元386年重新建立代国，旋改国号为魏（史称北魏），迁都平城（山西大同）。到孝文帝时又将都城南迁至洛阳，由于北魏国家的统一和扩展，鲜卑民族从边疆逐渐深入中原腹区，与汉族和谐相处，相濡以沫，原有的民族畛域被冲破，原有的生产和生活方式逐渐改变，于是，给民族融合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民族的融合不同于民族同化。前者是自愿的、水到渠成的；后者是强迫性的、灌注式的。拓跋鲜卑的融如汉族是一种良性的民族融合模式。它不仅通过血统的混合，更主要是社会文化的融合来达到。
语言是人际交流的工具，北魏初期仍以鲜卑语为官方语言，但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鲜卑语日益显出不适应社会之需的劣势，汉语文的优点和汉文文化典籍之丰盛，使进入中原的鲜卑人对学习汉语文有强烈的要求。孝文帝时遂改以汉语为国家的“正音”。汉语成为北魏法定的共同语言后，原有的鲜卑语的使用范围愈来愈小，逐步走向淘汰。语文问题的解决又为思想文化的沟通铺平了道路。作为中国传统社会思想主流和核心的儒家学说成为了北魏政权的思想基础。早在拓跋硅时就推崇儒学“以学求为先，立大学，置五经博士生员千有余人”。此后，北魏政权逐步走上了与儒学相结合的道路，各州郡大建学校，儒生数量愈来愈多。作为统治者的拓跋氏也身体力行，钻研儒术，著书立说，按儒学理论治理国家。到孝文帝拓跋宏时，更把儒家推崇到空前的地位，举行了一系列尊孔活动。孝文帝不仅本人充满儒家文化色彩，而且。通过尊崇礼教，提倡孝、礼的思想，使北魏社会全面向儒家理念转化，从而使民间与上层生活都与儒学不可分离。
除崇扬儒学外，北魏还兼奉道、佛两教。北魏诸帝既尊孔又信奉道教。从宗教的方而进一步使鲜卑由原始信仰向华夏正教转化。因为作为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其文化内涵代表着华夏民族的传统理念，道教信奉的普及，使鲜卑民族的信仰汉化。北魏也推崇佛教，史称孝文帝“善谈老庄，尤精释义”。这一时期开凿的石窟和造像之多，可证明佛教在鲜卑社会的巨大影响。北魏的社会文化转变，逐渐使鲜卑民族观念文化转变，加速了民族的认同，最终融入于汉族之中，成为汉族的新鲜血液。
1．民族的流动、迁徙是加速融合的前提条件。在中国历史上愈是流动性大的、迁徙多的民族其融合率也最大。这是因为地域的界限往往限制了民族的深层次交往，难以达到真正的文化沟通。而没有文化的沟通就不可能有民族的融合。
2．政治、经济的互动关系是文化互渗、消除隔膜的必要环境。北魏统一北方的政治活动和由游牧进入农耕的经济变化，加强了汉、鲜卑及其他民族的联系，居处相杂、文化相染，从而催化了民族的自然融合。
3．理念和精神文化的融合，是民族融合的基础。理念的趋同使民族的心理素质走向一致，民族的认同感由此而产生。故作为意识形态的精神文化在民族融合中起了决定性作用，北魏在积极吸取汉文化的儒、道、佛等成分的过程中，使其意识形态向儒学、道学、佛学的理念转化，从而在心理上产生极大的汉化认同，因而这一转化比较平顺，没有遇到大的阻拦。
4．和谐精神是中国民族融合的动力。尽管中国的封建统治者多有“夷夏之别”的观念和大民族主义思想的桎梏，但中国文化中的“和”、“合”精神，冲破了民族畛域，推动了中华民族的融合。孔子的“戎狄怀之”思想对华夏族以外的民族主张采用“怀”，从而导致“怀柔”政策与“羁糜”理论产生，促进了各民族间的亲密与和谐。汉代的《淮南子》更阐发了“夷夏一家”的思想，认为“自其异者视之，肝胆胡越；自其同者视之，万物一圈也”。唐太宗也公开提出对夷狄要“爱之如一”。正是这种和谐的观念，推动了汉、唐时期中国民族的大融合。
二．文化交流促进民族文化的整合
民族融合是文化融合的极至。在更多的情况下不同民族的文化交流主要是推动了文化的整合，即各个民族吸收其他民族的某些文化成果，充实改造自身的文化，从而给原有文化以新的成分、新的面貌。通过文化整合，中国的民族才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例如，中原人原为“粒食”，由于麦子种植的推广，才发展为北方地区普通的“粉食”。而麦类的传播来自西部的羌氏部落。《诗·周颂·思文》说后稷时“贻我来牟，帝命率有，无此疆尔界，陈常于时夏”。“来、牟”俱麦之称谓。据考证，它们的原产地在青藏高原，是藏族先民羌人传至中原的。至今藏语仍称为大麦为“来”（NAS）。《周颂》说天帝赐麦种与后稷，让他引种于中原大地，从此这一作物不再有此疆彼界，大家享有，亦表明原先此物不产于中原，但由于文化的交流、整合，这一作物成为中华大地各民族普遍种植之粮食。
与麦同情况的是稻米，它最先种植于华南和西南的民族地区。至今在西双版纳的哈尼族中还种植一种非常古老的水陆未分稻，研究证明它是现代稻米的远祖。中国南方称稻叫“谷子”或“禾”，即源于壮、侗语。魏晋以后，中国北方与南方的民族大迁徙、大交汇，稻米开始传入北方。隋代以后南北大运河开通，南方稻米大量输入北方，使北方人的饮食习惯有很大转变，至明代时，以稻米为主食的人已占全国人口的70％。稻作文化之区已从一隅之地而扩展到全国大部地方。
再如茶，原产于巴蜀和云南一带。秦灭巴蜀，统一中国后，茶传入中原地区，以后长江流域普遍种茶，北方人与南方人都有了饮茶之习，并发展出南方、北方各具特色的茶文化。故顾炎武说：“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饮茗之事。”唐开元中因禅僧坐禅饮茶而兴起全国饮茶之风，茶成为中国的“国饮”。远在青藏高原的藏族自唐朝传入煮茶之法，进而推广为全民族之风气，以致茶成为藏民族生活中不可须臾或缺的必需品。作为藏族文化主体的藏传佛教也将茶引人其文化内涵之中，赋予它宗教的意义。
物质的文化还不足以说明交流对民族文化整合的程度。精神文化的整合，更能表现文化交流对中华民族的影响。在中国的众多民族中，地处青藏高原的藏族文化充满了神秘的地域色彩，国外甚至有人误认为藏文化是与中华文化毫不相干的一种特异文化。故此以藏文化构建中对其他民族文化的吸收为例，更能说明这一问题。
公元七世纪吐蕃征服青藏高原各部落，形成藏族。因此，一般将吐蕃文化视为藏族文化之根。但据史载，吐蕃初期社会文化十分落后，“刻木记事”，“不知节候”，“其俗重壮残老”，“人信巫觋”。松赞干布即位后，大力开展“”，从吐蕃周边的民族文化中吸取营养。当时盛唐文化与印度文化是亚洲文化的顶峰，尤其是唐文化因唐若境地交接相错，民族相杂，更易于交流吸取。唐文成公主、金城公主“下嫁”吐蕃，给唐、蕃文化交流打开了大门。于是吐蕃派出大量的使节、侍子、商贩、僧人去汉地，唐朝也派出使者、僧人、商贾不断去至藏区。双方的政治、经济交流，带动了文化的交流。汉地丰富的文化成果大量地通过交流渠道被吐蕃所吸取。唐朝的儒学典籍如《毛诗》、《礼记》等一再被吐蕃“求取”。《孝经》《左传》、《国语》等被大量翻译成藏文，供上层学习。许多吐蕃贵族子弟到长安进入国子监，系统地学习儒家学说，使吐蕃从制度文化到精神文化方面都竭力将儒家思想精华融入于藏族社会中。在敦煌发现的8～9世纪吐蕃写卷中，有一幅名为《礼仪回答》的藏文写卷，讲述了当时吐蕃社会中对人们道德标准的一些看法，其中写到：做人要“公正、孝敬、和蔼、温顺、怜悯、不怒、报恩、知耻、谨慎而勤奋”。这与儒家强调的“温、良、恭、俭、让、孝、悌、礼、智、信”几乎如出一辙。可见儒学思想已成为当时社会思想的一个重要部分。
吐蕃时期，宗教已成为藏族社会的文化核心，佛教从印度和汉地两个方向几乎同时传入吐蕃，著名的汉僧大乘和尚对吐蕃佛教的兴起产生了重要影响，他所阐扬的禅宗宗门，对后来藏传佛教举派（白教）、宁玛派（红教）教义的形成颇有影响。儒家的孔子也被藏地宗教吸收为一位尊神，在藏传佛教中，孔子是工巧和占卜术之王，具有很大的威信。《易经》的卜卦被藏传佛教吸收，受到普遍信奉。喇嘛们为人占卜时所运用的《五行算经》和《五行图表》即源于对《易经》的借鉴。中华的道教传入吐蕃后，老子被藏地宗教徒尊为笨教的教主化身。“太极”、“无极”的名词和“九宫”八卦的图形都被融人藏地宗教之中，一位著名的藏族宗教史家认为：老子和道教的基本观点与藏传佛教密法十分相近。事实上我们也可以从密宗的修法中看到与道教相一致的情况。
除此之外，在伦理方面、在医药方面、天文历算方面、习俗方面藏文化都吸收了不少汉族与其他民族的文化成果，加以改造，成为自己文化的一部分，在此不及—一赘述。但即就上述情况，我们也显然可见中华各民族通过交流，进行文化整合的成功。正是因为这些文化整合，才使中国的各民族具有相当的共性。交流对中华各民族文化的发展产生的积极作用，与某些民族因封闭而长期停滞不前形成鲜明的对比。
一、满语文与中华民族文化
语言与文化的关系可以概括为相互依赖、相互影响，语言是文化的重要载体，文化对语言有制约作用。下面就满语文与清代满族文化、汉文化以及中华民族文化的关系展开叙述。首先，满语文是满族文化的重要载体。它不仅全面反映满族的产生方式、社会组织、文化艺术、、思维方式，承载着满族的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各个方面，可以说是满族文化模式中的重要一环。而且有清一代，满语文的发展演变情况也是满文化发展演变的一个缩影。清入关以后，满族生产方式的转变引发了生活和思维方式的改变，满族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吸收了大量异质文化，尤其是汉文化，语言上尤为明显。然而，清朝统治者意识到如果放弃其固有的民族特征（主要体现在“国语”和“骑射”两个方面），满族独立于世的标志将不复存在。因此，在文化发展过程中非常注重保持满族文化的特色，为此制定了保持“国语骑射”的文化政策，正是这种文化政策使得满族文化不是被汉文化全盘取代，而是在借鉴和融合中有所发展，同时也丰富了中华民族文化。
其次，满文与汉文化的关系方面。入关后，满族很快就被融入到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的汉文化的大海之中，汉文化与满文化就是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的关系，反映到语言文字方面，汉语文强势，而满语文则处于弱势地位。在语言方面，清代乾隆年间以后，满语逐渐衰落，从驻防八旗到京旗，从关内到关外，这个过程是满语不断受到汉语这种强势语言“融合”的结果。另外一个方面，对于满文而言，清入关后满文的职能有一个明显的转变，就是与入关前满文主要是满文化的载体不同，满文承载更多的是汉文化。这主要体现在：大量的汉文书籍被翻译成满文，而用满文创作的政治、军事、历史、文学的极少；大量的满文档案、奏章、辞书、谱牒、神词、碑刻等，公文体或应用体的居多，而从深层次方面展示满文化的满文作品很少，乾隆皇帝一生做了约4万首诗，但据目前所知，用满文创作的诗歌却寥寥无几，这足以说明问题。清代的翻译科考试也是将汉文翻译成满文，其目的固然是要保持满语文的“国语”地位，但是依然可以清晰地看到，在清代满文更多地是一个外壳，承载汉文化的因素更多一些。对于这一现象，不能简单地予以肯定或否定，而必须从清代当时的社会环境去客观分析。正是由于满语文在清代始终处于弱势地位，其生命力和创造力与汉语文相比就逊色多了。这也是清代的社会环境和语言环境所造成的必然结果。相反，西迁新疆伊犁的锡伯族却能创造出大量的满文文学、历史等作品，也与新特的地理环境、文化环境有关，这里受汉文化的影响与内地相比就小得多，故而满语文不再弱势，而是呈现出勃勃生机，这也新特的社会环境和语言环境所造成的。
再次，满语文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影响。中华民族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呈现出多元一体的历史轨迹，像“雪球”一样，以华夏———汉文化为核心，不断融合了诸多民族的文化。从这个过程可以看出，汉民族是一个“和而不同”的整体，文化的凝聚作用使汉民族这个“雪球”越“滚”越“结实”。在这个过程中，满族及其先世文化作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另外，从文化融合的角度来看，文化融合是文化调整的方式之一。指两种比较接近的文化体系接触后，原来的文化体系随之消失或改变其形貌，从而产生出一种新的文化体系的过程。文化融合的一般过程为：接触———撞击和筛选———整合。在清代，既存在着满族“汉化”的情况，同时也存在着汉人“满化”的情况[3]，由此可知，文化融合是互动的、渐进的，即在互动过程中经过调适整合融为一体，形成一种新的文化体系。
二、清代满语文对中西文化交流的影响
古往今来的外国人都认为汉语难以掌握，但清初的西方传教士则注意到，满文因其为拼音文字而较汉文更容易被西方人所接受，比较容易学习。以著名法国传教士张诚（J.F.Gerbillon）为例，在汉文与满文的学习上，他认为：“汉文很难学，首先是难说，因为每个字有不同的读音，而每个字依照其不同的读音，要表达15—20个不同的含义。再就是难写，因为有与字同样多的字母。中文的字母和我们的不一样，但相同的是，有多少个字，就有多少个不同的字母组合。”因此汉语文对西方人来说，就像“天书”一般。而满文恰巧没有这些难处。因为满文是一种拼音文字，其动词的变化、动词词尾的变化、连贯语的连接词等语法特点对西方人而言比较容易接受，葡萄牙耶稣会士安文思说：“他们的（指满洲）文字与语言都容易学。”“满文无论从文字或语法结构上看，都比汉语更接近于我们的语言。”另一方而，在宫廷供职的传教士有需要也有机会学习和掌握满语。清廷的统治者与决策人多是满洲权贵重臣，与他们交往，掌握满文甚是必备。加之满语和西方语言特有许多共通之处，所以早在清顺康年间，西方传教士就非常热衷学习满语文。因为满语文比较好学，所以将其视为了解中国文化的桥梁，他们出版了很多著述，并将西方的一些著作如《几何原本》《西洋药书》《割体全录》等译成满文进献给皇帝。
比利时耶稣会士南怀仁（FerdinandVerbies，1622—1688）自康熙十年（1671年）起担任康熙启蒙老师，服务达27年之久，深得康熙赏识。自此之后，他经常谒见康熙帝，进讲天文、数学、地理、乐理和哲学等西洋科学知识。康熙则派专人教他满语和汉语，他学习的效果非常显著，能够同康熙帝用满语讨论西方科技，还用满汉文译了不少欧洲的数学和天文学著作，如满文本《欧几里得几何学》等。数学的乐趣吸引了年轻的康熙，他把处理政事之外的时间几乎全用在学习上。学完了几何学和天文学中最有趣最易理解的东西，又学习了西方哲学和乐理知识。南怀仁接着又竭力给他讲解地理知识，明末传教土利玛窦绘的《万国舆图》、艾儒略写的《坤舆图论》《职方外纪》等，都是他学习的教材。南怀仁还编写了《坤舆外纪》等，来进一步介绍西方地理学和地理知识。频繁的教授活动，使双方关系更密切。南怀仁很得意地炫耀道：“每天早晨，我就进宫并立即被带到康熙的住处，往往要呆上三四个小时。我单独同皇上在一起，给他读并加以解说，直到中午才能离开。他也常留我吃午饭，并从金盘中给我夹些精美的肉”。1696年，南怀仁完成并出版了第一本用拉丁文撰写的满语语法书，为中西文化交流作出了卓越的贡献。继南怀仁之后，法国天主教传教士白晋（JoachimBouvet，1656—1730）和张诚于1688年抵达北京，被康熙帝留京供职。传旨白晋、张诚学习满语，用了不到七个月的时间（也有些资料记载为用了9个月的时间）就将满语文学得差不多了。尤其是张诚，深受康熙帝的器重，曾数此随帝出游东北和蒙古。因为他熟谙满族语言文字，是当时传教士中学得最好的一位，所以得以帮助清政府与俄国进行有关《尼布楚条约》的谈判。他不仅在一些重要场合充当翻译，还指导其他传教士学习满文。1696年，他在巴黎出版了《鞑靼语概要》，在欧洲是满语研究的开山之作，对整个欧洲的满语研究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而且也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发展。此外他还编写了满语教科书和《满语字典》四卷。法国耶稣会士钱德明（Jean-Joseph-MarieAmiot，1718—1793），其老师宋君荣在研究并翻译《尚书》时所采用的版本，就是康熙年间出版的孔安国古文《尚书》的满文译本。他之所以要选《尚书》的满文译本作底本，满文的语言结构与法文相似是重要原因。他说：“欧洲人翻译鞑靼语，不至于像翻译汉文那样，一不小心，就会受对汉文结构的误解而产生的约束。”
他受乾隆帝敕编，第一次将《清文鉴》译成法文，经法国王家图书馆东方手稿部主朗格莱斯补充满文字母后，于1789年至1790年间在巴黎出版，名为《汉、满、蒙、藏、法五国文字字汇》，字典收录了约13000个词条，是最早出版的一部满—西对照字典，堪称西方人研究我国满族语言文字的集大成者。此外他还出版了《满洲文法》和《满法辞典》。德国语言学家克拉普罗特（JuliusHeinrichKlaproth，1783—1835）编著了《满文选集———为学习满文的人准备的满文文集》一书，由皇家出版社出版。在1828年他写的序言里，我们了解到，在此之前，阿米奥（JeanJosephMarieAmiot，1718—1793）已将其翻译的Mandchouisaboukhabitkhe（《满汉词典》）及一份法语版的满语语法摘录寄回欧洲，这些著作后来由热尔比勇（JeandeThévenot，1633—1667）著Relationd’unvoyageauLevant（《特夫诺文集》）。1665年，郎格列（Langlès）又将其列入Mem-oiresconcernanantlesChinois（《关于中国人的纲要》）的第十二卷。因此，当时在欧洲已经有了满语的语法和词汇学习书，不过尚缺满语的文章选集，这便成为了JuliusHeinrichKlaproth决定编写这部文选的动机。这部作品中收录了许多满语文章，其中还包括一些汉语翻译成满语的文章。1789年，郎格列还出版了Dictionnairetartare-mantchou-francois（《鞑靼满法字典》）。在序言中，他再次强调学习满语是研究中国文化的关键：它帮助我们进入中国人文学的土地，并让我们避免学习难度极大的汉字，这种文字系统甚至吓坏本地人。然后，郎格列又接着补充列举了学习满语的众多优势：我们对满文书并无任何认识，这种语言的利益不可比拟，它能代替用来书写古书的其他三个或四个其他语言。作者警告，如果翻译词典时只是简单地去翻译一部现成词典，就会局限于只是对中文释义进行翻译。由上可以看出，以郎格列为代表的西方学者试图以中国多语种的语言资料来进行学术研究，这种广泛收集资料的严谨治学态度值得肯定和效仿。西方传教士充分认识到满文文献的重要价值，所以在中国大量收集满文图书运回国内。满文图书以其独特的优势在历史上帮助了西方人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在一定历史时期内起到了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作用。
[关键词]横山马市；民族文化；互动交流
[作者]凌绍崇，百色学院副院长、研究员。百色，533000
[中图分类号]C95；G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0)04－0144－005
横山马市是南宋时期最大的马市，古称横山寨博易场，通称横山寨。这是南宋时期的名镇，位于今广西田东县城平马镇郊。横山马市的兴起及繁荣，与民族文化互动交流有着极大的关系。其所形成的横山文化，对于宋代以来岭南和西南地区的经济文化建设和发展，都有一定的影响。
一、横山马市的兴起与繁荣
(一)横山马市兴起与繁荣的过程
横山寨的得名由来以久。它先于唐朝(公元622年)设立邕州朗宁郡横山县；后来到了宋代，设立了军事行政单位的横山寨；再后来，在邕州横山寨设博易场。于是形成横山马市。1129年(宋建炎三年)起，朝廷派人在此采购战马，宋代周去非撰的《岭外代答》卷五《邕州横山寨博易场》说：横山寨博易场“蛮马之来，他货亦至。蛮之所赍麝香、胡羊、长鸣鸡、披毡、云南刀及诸药物。吾商人所赍，锦缯、豹皮、文书及诸奇巧之物。”∞反映了大理国与南宋以马市为主，开展多种贸易的盛况。时年交易量约1500匹；到1157年(绍兴二十七年)，购买数量增至3550匹。横山寨成为当时岭南及西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交流重镇，商贸非常活跃，是历史上鼎鼎有名的茶马大集，也是茶马古道南路东端起点站。横山马市除了官方的马匹生意，民间的贸易也是十分兴旺。据考证，这一茶马古道是我国古代西南通往印度、缅甸的一条重要的贸易线路，流通的商品以茶叶、马匹、盐巴、瓷器为主，被称为我国西南的“丝绸之路”。由此，横山寨成了广西的贸易中心，商贾云集，兴旺繁荣，横山寨因此而崛起，成为南宋时期最大的马市。
横山系今田东境内右江河谷的一座山岭，延绵数里，气势横亘在河谷平原上，故取名为横山。清代《方兴汇编写》日：横山“在州城东南10里，山势蜿蜒横烈，故名。”横山寨就坐落在这横山山岭的怀抱之中。横山寨外城应是南北宽4公里、东西长5公里的范围。这方圆20平方公里的城区，已经是一个规模比较大的城市了。横山寨、横山寨博易场、横山马市从唐代武德五年(公元622年)设置的横山县治到宋代开庆元年(公元1259年)的横山寨被毁，历经六百多年，均为右江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有着一定的辉煌的历史和风雨历程。
(二)横山马市兴起与繁荣的原因
横山马市所以能够兴起和繁荣，有着政治、经济、文化、地理等方面的因素。
1、政治因素
横山寨原为军事管理单位，因横山一带及其周边战略地位显要而闻名。由于局势原因，当时南宋已不能从西北的新疆、蒙古征集战马了，只能转而求索于西南。宋朝为了巩固自己统治地位，加强与番国交趾、大理国之间的联系，在这里设置了这一管理机构，这是非常必要的。目的是加强中央王朝的统治地位，与番国搞好关系，巩固国防，安抚边疆。横山马市与横山寨军事管理单位有着很大的关系。横山马市的形成是在中央王朝与地方政权的贸易发展起来的。中央王朝的需求，促进了地方的贸易发展，同时也促进民间贸易的发展。当时，在广西设立了三个大的博易场，其中横山寨的规模是最大的。
从政治上看，横山寨的设置和横山马市兴起与繁荣，有利于国家政治的稳定和多民族国家的发展，有利于增强民族融合，有利于祖国西南边疆的发展，丰富了中原与面西南边疆各族的生活，有利于加强对边疆地区的管理和有利于边疆的发展。宋皇佑四年(1052年)四月，依智高举兵反宋失败后，宋代继续在西南地区实行羁糜制，这是中央政府间接统治岭南这一块由少数民族所组成的政治区域。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横山马市得到了兴起与繁荣。
2、经济因素
横山寨是宋朝中国西南最大的贸易市场，是宋王朝和西南大理、南诏进行物资交流的重要贸易点。随着横山马市发展一直延续至南宋末年。这期间，横山寨成了西南经济集贸中心，商贾往来，马匹、茶叶、日用商品交易日益增长。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商品交换也随之兴旺起来，加上横山县治所在、横山寨驻兵，人口多了起来，横山寨便形成了大集市，这是经济贸易发展的结果。
宋代在这里设立马市，历史上鼎鼎有名的马匹交易市场，从这里运走不计其数的马匹支援北边的战事；云南和广西都是产茶和马的地方，是被誉为南方丝绸之路的古茶马道南路的东起点，当时商贾云集，南来北往的茶叶、盐铁、布匹、丝绸等货物也在此交易，是有名的“茶马古道”，可以说当时的横山寨异常繁荣昌盛。
3、文化因素
经济是文化的基础。政治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总是与文化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文化是经济的反映，文化是民族融合的催化剂。横山马市贸易的发展，自然促进了横山文化的发展。横山文化正是这样发展起来的。可以说，横山文化是壮族文化与汉族文化、岭南文化与中原文化以及西南文化的互动交流的结果。民族经济的融会，推进了文化的发展，推动了社会进步。而文化的交流，语言的沟通，岭南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融合，又促进了横山寨市场贸易的繁荣。
4、地理因素
横山马市交通便利，靠近右江边，是宋代著名的水陆交通枢纽，是邕州通往云南的通道口，南宋决定设马市于横山寨是由其交通地理位置决定的。“运马临安山十分方便”。从水路上看，自横山寨东下可达邕州、梧州，经珠江水系又可从灵渠进入长江水系经湘水、洞庭进入中原，江南的商品，下漓江、郁江进入右江，船运到横山寨；往西沿右江、西洋江、驮娘江可往云南；往南经右江东下拐弯左江可通往交趾。从陆路上看，从横山寨沿着茶马古道这条文化走廊，往今广西德保、云南富宁源源不绝地传播到西南各地，大西南各古国，如大理、罗殿、特磨道以及黔西面直至缅甸、印度直到西亚，重新开辟了一条中国大西南的丝绸之路，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茶马古道。后来横山寨演变成了茶马古道东端的起点站，进而成为南宋中国一个颇具特色的马市大集。这与其地理位置都有很大的关系。
二、横山马市与民族文化互动交流的过程和发展
(一)民族文化互动与交流的过程
随着军事和民间贸易的发展，横山马市汇聚了各路人员，中原汉人来到西南的横山马市，与当地壮族和西南各民族人民集中在一起，进行了贸易经商，这是一次民族文化互动交流的机会。在民族文化互动与交流的过程中，横山寨不但成了南宋官方的交易场所，也成了西南各民族人民文化交流的地方。在当时南宋中国，起到了推动和促进的作用，成了壮族与其他民族互相学习、互相借鉴、共同提高的见证。大量汉人定居横山寨及其周边，带来了中原的先进文化，影响了当地土著民族。如宋朝时道教沿珠江流域从湘粤向桂传播，道士足迹遍布壮族地区，道教在壮族地区进入全盛时期；道教等汉族宗教文化的南传提升了壮族原始宗教文化的层次，促成了麽教这一壮族原生性民
族民间宗教的形成。由此可见，横山寨不仅是壮族古代的经济繁华之地，也是文化昌盛之都。
(二)民族文化互动与交流的中转站
横山寨不仅具有商埠的功能，成为一个茶马大集外，而且还起到了文化中转站的重要作用。所谓文化中转站，就是将先进文化不断向前推进地方，具有运筹、中介、协调、传播的功能。据史书记载，“大理马，为西南蕃之最”，大理“每贾人到横山，多市史记、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本草、王叔和胍诀、千金方等书”，可见横山马市还是一个重要的书市，汉族文化和壮族文化在这里得到互动与交流，这种互动与交流所产生的创新文化，从横山寨沿着茶马古道这条文化走廊，源源不断地地传播到西南各地，深刻地影响了西南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生活。横山马市的交通便利使中原和西南边疆往来密切，促进了西南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
(三)民族文化互动与交流的结果――横山文化的发展
横山文化源远流长。横山马市是南宋最大的马市，同时也是一个文化昌盛之都，这是民族文化发展的一个标志。横山文化由此而来。可以看出，横山文化发展包含着几个特性：即民族性、兼容性、多元性。
1、民族性。横山文化产生于桂西壮族地区，成为岭南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是壮族文化吸收汉族文化和其他民族文化的一种创新文化。融合与交流是横山文化形成之基石。人们对先进文化的基本要求和期望，是继承传统文化中的精华，融合我国各民族、各地区文化的优长，吸收外来文化的积极部分，并使之适合时代的需要。可以说，横山文化正是壮族布洛陀文化、铜鼓文化的再生与发展。壮族的古壮字也正是那时候发展起来的。古壮字亦称土俗字。兴于宋而盛于明清，既有碑刻，且有大量的师公唱本和民歌抄本传世。再如壮族“唐皇调”等音乐曲艺是用壮语演唱的长篇曲艺，唱本有《李旦与凤娇》、《梁山伯与祝英台》等，内容多是内地汉族地区广泛流传的民间故事。这些长篇曲艺是怎么传人呢?那是汉族商人、文化人从外地传入横山马市，然后与壮乡的山歌相结合，成为有浓郁壮族特色的文艺表演形式，长篇曲艺起于宋而盛于明，它是典型的市民文学。长篇曲艺在今田东能广泛流传，说明古代的横山寨及附近的平马已形成了一个人数众多的市民阶层，他们的文化需求直接刺激了曲艺艺术的兴盛，使横山一带成为壮族文学艺术发达的地区。
2、兼容性。横山文化成为壮汉文化互动交流的表现形式，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横山文化是一种包容性较强的文化。民族关系的主要表现形式有多方面，其中包括的“和亲”、民族同化和民族融合等因素都在横山文化中表现出来。民族文化互动交流的主要因素是婚姻。在民族文化互动中，婚姻结合的濡染是最长久的和影响是大的。当中央王朝的兵士和中原的商人，由于各种原因，留在边疆，就会和当地少数民族女子通婚，形成了新的民族关系，促进民族融合。横山马市的兴起和繁荣，使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巩固。有力地加强了中华民族一统。促进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内在统一。在精神文化的创造方面，汉族和少数民族的精神文化绚烂多彩、各具特色。各自的民族语言、文学作品、民族音乐舞蹈等，在这里交汇融会，，如产生在横山一带的壮族《嘹歌》、《排歌》等鸿篇巨著，就兼容了汉族和其他民族的文化的因素。在长期的交往中，壮族和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互相融合，取长补短，共同发展，铸造了祖国的灿烂辉煌的文化。
3、多元性。横山文化之所以成为壮汉文化互动交流的典范，是以其有着多元性的特征。横山文化是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吸收有益外来文化，而成为壮汉文化互动交流比较早的地方文化，促进了民族融合。在集市贸易中，壮族与汉族和西南其他少数民族的经济文化交流，所形成产生的横山文化自然带有多元性的特质。友好的经济文化交流都是多元性文化的基础。民族文化互动交流的重要渠道是经济贸易。横山马市正是具有这样的功能。横山马市的经济文化幅射功能，起到了应有的作用。为了发展生产和解决生活之需，壮族在积极与汉族及周边的其它民族发生了贸易关系，从而在聚居地与其它地方连接的要道处形成了以横山马市为辐射的众多的墟市，马市贸易刺激了横山寨及沿途贸易。
三、横山马市对民族文化互动与交流的意义
民族文化互动与交流体现出一定的民族关系。民族关系是一个历史范畴，即指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不同民族之间相互接触、交往的形式及其历史发展过程的总和。这种关系的影响和作用表现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语言、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等各个方面。横山马市对民族文化互动与交流具有一定的意义。
首先，民族经济发展是民族文化发展的动力。认为，社会变迁归根到底是由社会的经济基础发生变化而引起的，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快或慢地发生变革，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及社会关系也将发生剧变，上层建筑又会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对社会发展起推动或阻碍作用。横山经济贸易发展，促进民族文化发展。我们知道，政治经济关系决定了民族文化发展。民族文化的融合，首先是民族经济的融合。∞这种融合，促进了横山的社会发展。经济发展是个基础，假如经济发展得好，可以给文化发展提供有利的物质保障；在横山马市的贸易发展中，从内地输入的则有汉文书籍、缯帛、磁器、沉香木、甘草等药材和手工业品，内地先进的科学文化传人广西，对文化、农业、科研、医药等方面起了促进作用。可以看出，经济发展是民族文化发展的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