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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演化经济学;合作;社会;起源
中图分类号:F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0)16-0003-05
人类是我们能够观察到的,在没有血缘关系的个体之间,进行广泛而密切的合作的唯一物种(Gintis et a1,2003;Ginfis,2003)。合作在某种意义上,成就了这一生物物种于自然界中的生存和发展。然而,我们习以为常的社会究竟何以可能,其中的合作究竟何以可能,这个被Ginfis(2003)视为puzzle的问题是否能在经济学的框架内得以逻辑自恰的阐释,将成为我们在以下的文字中需要展开探询的核心。
一、问题的提出:社会何以可能
社会科学的基本问题是Georg Simmel(1910)提出的,“社会何以可能?(How is society possible)”。从经济学的逻辑,我们可以这样来表述Simmel问题:社会由众多理性的个体组成,每一个体都努力改善自身福利,追求各自向往的生存状态,但是,每一个体所追求的生活,都必须与其他个体所追求的生活相互协调,那么。仅当全体社会成员各自追求的生活相互协调时,社会才是可能的,然而,在面临资源稀缺的条件时,追求自身福利的个体之间发生了冲突,理性个体为竞争稀缺资源,倾向于将其他理性个体当做改善自身福利的手段,这样,资源的稀缺性导致资源配置的博弈,作为博弈的参与者,理性个体倾向于陷入“囚徒困境”,这就意味着社会将瓦解,或者,社会原本就不能形成,但事实上,社会现象普遍存在于生物界,所以,理性的个体如何能够组成社会,这是一个问题。
同样的问题,在Adam Smith那里也有遇到。Smith在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被认为是经济学领域最重要的启蒙性的纲领式的著作,1776年也被视为现代经济学的起点。而对于在1759年出版的《道德隋操论》这部Smith本人更为重视的著作,却长期少有提及(汪丁丁,等,2005)。我们全部的经济学基本假定正源于“经济人(Homo Economicus)”的核心假说。事实上,Smith本人从来没有提出过“经济人”假说,而是后人从其著作中提炼出来的。Smith在《国富论》说,厨师和面包师不是因为他的仁爱,而是他的自利才使我们每天能够吃到需要的食品,这句话就常常被当做他主张自利是市场经济的人性基础的明证。在Smith看来,“看不见的手”,实际上是一个自利的手,每个人按照自己利益指引去生活,结果公共福利能够提高。然而,为什么一个纯粹自利的人会选择交易这种和平、双赢的方式去对待他人?为什么两个自利的人彼此的行为一定会增进他人的福利?难道,其中不需要某些必要的前提条件吗?如果人性透出的只是单纯的自利,那么合作何以可能,社会何以可能?
Bekoff(2001)的研究表明,合作不仅是人类的行为模式,也是其他许多物种的行为模式,而正是合作以及合作的意识,才是“社会”的开端。之所以我们的合作可以成功,一定是人类具有了某种超越自利的天性。在Smith看来,这种天性就是人的同情共感能力。所谓同情共感,就是一个人对他人的喜怒哀乐有着实时的身心反应的能力,这种能力来源于大脑的镜像神经元(mi=or neuron)提供的他心想象力,从而我们能够对他人的遭遇感同身受,这使得我们自然地形成某种心理和行为倾向。在《道德情操论》中,Smith指出,人类社会的秩序之所以可能,人类之所以能够合作,我们之所以能够组成社会,不仅仅是因为我们自私,而是因为我们时时刻刻都有某种设身处地为别人考虑的能力,始终都有换位思考的禀赋,天生的禀赋,“人之道德心的不可或缺”。于是,我们认为,从生物演化的角度看,道德的产生肯定是具有效率的事件,因为它是维护合作秩序不可缺少的要素。从这点看,道德具有后果论的功利性。社会生物学创始人Wilson(1978)就说过:“人在过去现在和将来,正是用道德来保持人类遗传物质的完整无损,除此之外,道德并没有其他可以证明的最终功能。”但道德偏好一旦产生以后,个体做出的道德选择,就没有任何功利目的了。于是,Smith的“自利人”与“道德人”就实现了统一。那么,社会就在道德推动的合作下得以可能。
二、人类的演化与社会交往
在演化经济学的探索途径上,我们认为,与其将制度演化与生物演化进行类比考察,还不如将人类作为生物或者高智能生物看待,从而制度演化就是在一般生物演化中获得生物特征的同时获得社会特征的演化过程。这样我们不禁猜想,在人类自身的生物演化历程中一定存在着为社会的可能提供证据的事实。
1995年.Tim White与同事在Nature发表的研究报告宣称,他们于1994年在埃塞俄比亚的Aramis发现了一具几乎是完整的骨架化石,报告认定这是一种新的原始人――大地古猿属始祖种(Ardipithecus ramidus),他们生活在约440万年前,是当时所发现的最古老的原始人类。地猿始祖种的枕骨大孔(magnus foramen)的位置比今天的大形猿类动物都靠前,这意味着地猿始祖种可能已经是双足行走,牙齿的牙冠较平,具有原始人类特有而猿类所没有的非切齿的犬齿。而在2000年,Pickford and Senut(2001)宣布他们在肯尼亚的Tugen Hills(图根山)发现了奥罗林一图根人(Orrorin tuge-nensis),从出土的遗物来看,他们应该生活于约600万年以前,他们类似于南方古猿,是两足行走的原始人,能以树为家。其后Haile-Selassie(2001)在埃塞俄比亚新出土了一组约520-580万年前的骨化石,他宣称这些骨头来自一种两足行走的原始人,属于地猿始祖种下的一个亚种,取名为地猿属始祖种卡达巴亚种(Ardipitheeus ramidus kaddapa),化石的颅下和牙齿方面的特征表明,这种原始人在物种史上接近于黑猩猩与原始人类的共同祖先。
1995年,Meave Leakey和她的同事也发现了一个新物种,即肯尼亚北部的南方古猿属湖畔种(Australopithecus aria-mensis)。湖畔种生活在约390-420万年以前,是已知的南方古猿属诸种之中最为古老的。胫骨(tibia)的构造表明,它是双足行走的。之后,White(1997)又有另一个重大发现――南方古猿属加利种(Australopithecus ghari),这种发现于埃塞俄比亚的250万年以前的原始人,表现出南方古猿中体态颀长一
类和强壮健硕一类两种体质特征的混合。
以上人类考古学的证据表明,从600万年以前的奥罗林一图根入(Orrorin tugenensis)开始,古猿或原始人类就已经开始两足行走。或许由于气候变迁,热带雨林消失,果实日益稀缺,或许纯粹偶然地,一些“四足猿”为求生存从树上降落到地面,成为更频繁地使用“两足”的猿类,于是“手”就逐渐呈现出来,这使得石器工具的产生成为可能。而经由不可逆的演化过程,从其后代的解剖学特征来看,手臂相对于腿的长度、肩关节的扭转方向以及手指和脚趾的形状,已经不再容许他们轻易爬树了。现代实验表明,“两足猿”并不比“四足猿”更“节能”,故而“两足猿”的优势几乎全然在社会交往方面。直立的上躯有助于降低相互威胁时的“信息成本”――因为上躯可显示出双方肌肉的力量。而较低的信息成本减少了利益冲突的双方交恶的概率。依此类推,“两足猿”的族群要比“四足猿”的族群具有更大的包容性。更何况,有了“手”的“两足猿”可以向同类以“手势”表明自己的立场。动物行为学家认为,任何动物种群的交往,以前肢相扑都比犬牙相向要“礼貌”得多(汪丁丁,2003)。同时,直立的身体为发声提供了便利,并为语言的出现准备了身体构造上的条件,而语言的出现使得交往的成本进一步降低从而可能大大扩展交往的范围,因为至少语言为主体间客观性的达成提供了更多的素材。
1998年,Leakey和她的同事在肯尼亚东非大裂谷地带的Lake Turkana(托卡那湖)地区的350万年前的地层里出土了平脸肯尼亚人(Kenyanthropus platyops)的颅骨化石,平脸肯尼亚人虽然比南方古猿属阿法种(Anstralopithecus a-farensis)稍古一些,但他们臼齿小,面部大而平,颅骨外观在解剖上更像现代人类,因而得到了原始人类分类中一个新属的地位。人类学家Richard G.Klein(2002)认为,脸部扁平具有重大的演化人类学含义。嘴向前方突出是“四足猿”的脸部特征,而“两足猿”却具有一张扁平的脸部。人类学家以前也许过于关注“手”的作用,从而忽视了“脸部扁平”在人类起源中的重要作用。Klein解释说,“四足猿”由于长有长脸和獠牙,不仅因为面部表情“狰狞”,而且獠牙成为大打出“手”的方便武器,所以社会交往的效率很低;相比之下,脸部扁平的“两足猿”的社会生活却和谐得多,更容易演绎出以“合作”为核心的社会交往模式。在从猿到人的演化史上,石器的出现固然极端重要,但社会交往效率的提高似乎比石器的出现更加重要。
StanleyAmbrose(1998)的研究表明,4万年前的东非高原的智人(Homo spaiens)已经建立了在精美的礼物的交换基础上的社会关系网,他们已经广泛使用“符号”来进行社会交往了。社会交往使原始人类的脑容量从500ec增大到1400cc以上(Klein,2002;汪丁丁,2003)。Kudo andDunbar(2001)的动物行为研究也表明,灵长目动物个体的脑量增长是与个体的社会交往范围的扩展密切相关的。而脑容量的增大又为镜像神经元和他心想象的生成创造了演化条件,于是原始人类的社会关系发生了重大改变,他们倾向于友善、包容,而以某种共有的相似特征作为识别符号共同生活在一个可相互影响的区域内组成族群,在这样的族群里个体获得因遵从某些共享意义行事而致效用增进的锻炼和体会,这使个体更倾向于尽可能留在族群中而不被驱逐,在这样的方式下原始人类在自然选择中得以生物存续进而成功演化。Haim Ofek(2001)中沿着Adam Smith的“人类演化的经济起源”思路的进一步研究也表明了,正是人类独有的商业交换的社会交往倾向,导致了大脑容量的扩大和生存环境的扩大,以及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anatomically modem humans)的出现。
三、合作的社会起源
我们认为,单个个体由于其有限理性的约束,无法单独解决所面临的生物存续和社会存续的诸多困难,于是社会交往就在演化中被选择来改善这一状况。Kadushin(2002)对儿童早期的心理研究表明,人在幼年的时候就已经形成了社会交往的动机。我们有理由相信,交往是具有健全脑组织的现代人通过代际间遗传而获得的一种本能。而正是交往使得人类成功演化。于是在交往中,社会成为可能,合作成为可能。地球出现在45亿年前,5亿年之后,开始有了原生细胞,真核细胞则出现于35亿年前,之后从单细胞到多细胞体的出现花了20亿年左右的时间,而从多细胞出现到大量生物衍生的过程只有1000万年左右。对此,生物学家LeDoux(2002)解释说,细胞之间的交流太不容易,从单细胞世界过渡到多细胞世界需要经历漫长的年代,需要不断地试错,而一旦建立了细胞社会交往的方式,地球生命立刻就以极快的速度开始演化。我们以上罗列的人类考古学的证据也显示,正是因为趋于交往的行为方式以及社会功能的组成结构使得从“两足猿”的出现到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只用了区区600万年。Kudo andDunbar(2001)的报告指出,最初是3～5个灵长目个体构成以血缘为纽带的小团体,这样小团体的规模与脑容量成正比,随后众多小团体之间的交往将进一步组成族群或社会网络,而族群或社会网络之间的交往又将进一步构成社会群体。Klein(2002)也指出,原始人类在大约5万年前脑容量从500ec增大到1400cc以上是与人类的社会交往范围的迅速扩张同时发生的。而连接脑容量增长与社会交往范围扩展的一个极端重要的发生学环节就是社会认知。
RalpbAdolphs(2001)认为,对于社会认知而言,一个群体内的合作精神、基因遗传、文化传统,借助于十分偶然的机会结合在一起,从而使一群生物在自然选择中成功演化,于是认知使他们终于变得合作了。Decety and Sommerville(2003)的研究报告显示,社会认知过程需要激活“自我意识”、“场景记忆”、“他心理论”,从而自我与他人通过场景建立交往关系。Sanfey,etal.(2003)的研究报告也表明,即便是最简单的博弈过程也会激活自我的社会认知能力且使得理性选择依赖于社会认知。Vernon Smith通过一系列科学实验发现,当受试者在特定社会场景内对“合作”或“不合作”这两种策略进行理性选择时,以理性选择功能为主的脑区并没有明显激活,而以道德判断为主要功能的脑区却被大面积激活。而道德本能的首要起源是合作和背叛之间的动态关系。人类考古学的成果已证实5万年前的原始人类的脑容量的增大足以支持他们倾向于社会化合作的社会认知,这意昧着人类社会的合作由来已久。而合作的个体在演化中,被认为可以存活得更长久并且留下更多的后代。Cosmides and A-tooby(1990)的文献指出,基因突变是一个漫长的积累过程,
今天人类的心理结构是数万年前至数百万年前人类生存状况的演化结果,当下人类的许多社会模式,尤其是合作,都可以被认为是在新石器时代(Neolithic Age)的人类社会里就已经形成的。
Simmel(1949)创造了sociability(可社会性)这一概念用以特指人类相互结合的艺术和非利益性形式。Simmel认为.社会是由个体相互作用形成的,它并非一个实体而是一个过程,一种具有意识的个体之间互动的过程,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或者说交往构成了社会。在交往中,每个人都会生动地体验诸如良知、自尊、悔恨、怜悯、羞耻、谦虚和愤怒等情感经历,而这些体验正是有利于有关荣誉、利他、正义、同情、仁慈等普遍道德准则的形成(Wilson,1998)。道德行为内在倾向的另一面是仇外(xenophobia),这种仇外情绪体现了信任的边界,进而人们在其频繁交往的有限人群的边界内,萌生了亲和性(familiarity)和共同利益(common interest),这使得合作在圈子内成为可能。美国Santa Fe经济学家SamuelBowlcs和Herbert Ginfis在1998年借用Durkheim的prosociality(亲社会性)的概念,用以表示人类具有的一种偏好,此偏好有利于合作秩序的形成(Bowles and Gintis,1998)。亲社会情感(prosocial emotion),包括羞耻、负罪感、同情、对社会制裁的敏感性、以及对背叛者进行惩罚的期待等,这将导致个体在群体内采取建设性的交往方式促进合作的达成。两位经济学家认为,如果没有亲社会情感,不管如何加强契约制度、政府法律的强制和声誉,我们都将是(anti-social)的人,而且人类社会将不会存在(Bowles andGinfis,2003)。Eisenberger,et a1.(2003)通过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技术(fMRI:functionalmagneficresonance imaging)对社会排斥(social exclusion)研究的实验报告显示,当个体被排斥在社会交往之外将被激活与物理疼痛类似的痛苦,从而产生相应强度的情感波动。这一结果与Bowles andGintis(2003)的洞见是一致的,他们认为,像痛苦一样,羞耻是一种引导个体去修复导致这种刺激的环境并在将来避免这种环境的负面刺激,羞耻于是成为一种节省成本的群内惩罚的方法,这将引导个体依据群体所共识的合作方式行事,并在日后内化为其习惯而不必反复地进行理性选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群体乃至社会之所以存在正是因为它们可提供减少合作失败的机制,于是采取了合作的群体和社会被选择存续而成功演化。此外,Sa/lly(2001)的研究表明,即使在单次囚徒困境中同情心的存在也可以导致合作,根据作者博弈实验,在单次囚徒困境条件下,参与者的同情心越强,参与者之间同情共感的距离越近,合作就越容易实现。Bowles and Gintis(2003)认为,人类内化规范以及在支持合作行为时运用情感的能力削弱了个体利益同群体利益之间的冲突,并且即使在多层次选择和具有发信号高成本特征的合作诱导效应都薄弱的情况下,也能支持合作交往。
从以上的论述我们认识到,人类在其自身的生物演化中,社会性倾向致使他们采取在群体内合作的协调的行动方案,这种行为取向的意义在于个体由此获得自我生存进而留下后代的更大机会,我们可将如此之动机视为利己的选择。然而当合作仅仅是因为一种习惯或惯例而被群体内的成员采取时,作为被观察到的现象只简单表明该群体是合作的而至于那些利己的算计也许并没有真实地出现过。如同Maehlup(1946)的汽车司机,他是否在超车的一瞬间做过基于完备认知的严密的评估很值得怀疑,他可能并未充分深思熟虑或者说他可能没有充分的时间深思熟虑,而只是重复着相同或类似情景模式下的习惯动作。而正是这样的习惯或惯例经由群体成员的反复实践,合作才得以遗传。
四、结束语
人类的演化留给我们可追寻的线索已经指明了这样一个事实,为了获得生存机会,早期的原始人类就懂得借助交往以建构起规模足够的群体,个体的生存状况当被置于群体之中后得到了明显地改善,这使得他们在猛兽众多的生态环境中成功地留下了数量可观的后代直至演化出现代人,两足行走、脸部扁平以及馈赠精美礼物等人类考古学的发现都表明了原始人类的社会交往行为倾向。同时,社会交往使原始人类的脑容量增大,从而为镜像神经元和他心想象的生成创造了演化条件,这样的脑功能的演化成功,为人类提供了足够的认知和理性准备和神经生物学基础,从而人类可以对社会交往的目的性指向有明确的识别。社会认知的形成使得原始人类已经辨识到留在一个群体里对于个体自身的意义,而达成这一结果的选择就是在群体内遵从合作和利他的行为规范,于是社会得以可能。
Wilson(1998)举例说,五位旧石器时代(Paleolithicband)的猎人组成的一个群体,其中一个人想离开其他人独自寻找一头羚羊,如果成功的话,他将获得很多的肉并把它藏起来――5倍于他留在群体中获得的数量,但是,他从经验中得知,他成功的机会很小,远远少于五位猎人合作获得成功的几率,除此之外,无论他能够成功与否,他都将因减少他人成功的希望而遭受其他人的敌意,于是出于习惯,团队成员继续合作来平等地分享他们狩猎得来的猎物,这样猎人最终留在了群体中。Wilson的例子表明,个体采取群体所认可的合作的方式留在群体里,除了实现其自身生物存续之外,还有另一层考虑,即避免敌意而实现其社会存续,正是出于这样的认知,个体在演化中逐渐培养出了亲社会情感。亲社会情感的存在对于群体内的合作和利他等规范的遵从非常重要,即使亲社会情感在群体或社群的某些部分不能诱发足够的合作行为,至少也可以减少搭便车行为。
这为我们的研究提示了一种基于社会学的理路。社会学使用socielizafion(社会化)来解释在非亲缘之间的合作。从社会学来看,社会化是让个人取得适当的价值、态度、行为模式成为恰当的社会行动者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社会秩序也因而建立起来。个体经由在行为范式上使自身融入群体或社群的社会化过程获取认同感以及动用更多资源、节省成本的途径,即从群体中获得可提供效用的社会资本。而社会化理论的一个关键原则是社会价值是通过内在规范在代际之间传递的,这意味着上述亲社会行为选择在群体中是可遗传的,正因为如此,这样的社会认知所引致的行为将逐渐内化为群体的习惯和习俗,当个体采取合作和利他行为时,可能仅仅是出于习惯而非刻意的算计和评估。Huck,et aI.(2003)的仿真研究报告显示,缺乏理性能力、无知识的合作博弈是可能的。然而站在分析者的立场上,我们坚持认为,人类经由演化已然获得了达成经济学意义上的理性选择所须具备的社会
认知和理性能力,即使在选择合作和利他时并没有真实经历过成本一收益评估,但却会导致同样的结果,某种外在于主体的自然选择力量确保了被观察到的结果是与新古典理论的严格推导一致的。因此,合作和利他的有意识的理性选择和无意识的自发演化在结果上并没有差别,二者是统一的,从而我们可以从前一种理路出发分析得到对后者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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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力资源管理 信息经济学 人才 企业 信息不对称
一、前言
随着当前经济发展迅速，人力资源管理逐渐受到企业组织的高度重视。时代要求企业把人力资源管理作为发展的基础，现代人力资源理念强化突出人才是企业竞争力的核心，强调以人为本，作为企业发展的潜力资源。拥有高端的专业技能、独特的知识是企业培养人才的主要问题。但是，在企业管理人力资源建设的进程中，免不了会发生管理不当的问题，从而导致人力资源的建设不够完善，还有待加强。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许多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存在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对企业的经济建设造成严重的影响，用信息经济学的相关理论来解决是企业发展的根本途径。
二、信息经济学和信息不对称理
（一）信息不对称理论
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的模型。在新时代的背景下，各企业组织由于契约关系的存在，使得信息不对称问题与之紧密相连。信息拥有量决定契约关系，以信息经济学作为理论基础，常常把拥有私人信息量多的一方成为“人”，信息拥有量少或者没有私人信息的一方成为“委托人”。而发生信息不对称的时间也有不确定性，一是发生在合作签约之前，二是发生在合作签约之后。我们把签约之前的不对称信息称作逆向选择模型，而把签约之后的不对称信息称为道德风险模型。例如，老板（委托人）选择员工之前肯定不如员工（人）了解自己的能力，人比委托人对于交易可能出现的风险情况拥有更多的信息。
（二）信息经济学理论
信息经济学。信息经济学相关理论的提出起源于上个世纪40年代，它作为一门经济学的分支学科发展到70年代才基本成熟。在逐渐发展的过程中，信息经济学研究主线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宏观信息经济学，二是微观信息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又称为情报经济学、信息工业经济学，在信息发展的基础上，主要是以信息产业经济为主，把研究信息产业链下特殊信息商品的价值、流通和利用作为重点的对象，是经济学的重要研究领域。微观经济学被称为理论经济学，从微观的角度研究信息技术、实践过程中的产品价格以及成本等信息，并且用微观信息学基调提出了不完全的信息理论，还对市场模型下的信息作出明确的假设。
三、信息不对称对企业人力资源的影响
目前，信息不对称在大多数的企业管理中都会出现。拥有信息量多的一方对自己就会越有优势；人力资源管理资源有限，掌握的信息量也存在一定的差距。用信息经济学的理论分析，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其实就是委托人与人的相互较量。往往员工（人）为了保护自己，会在进入企业前刻意隐瞒对自己发展不利的信息。
（一）逆向选择问题
为了给企业注入新的活力，使企业的创新能力得到加强，招聘成为获得人力资源的有效途径。提高员工的创新能力和素质教育，能帮助企业在发展中得到很大优势。但是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招聘人员和求职者的博弈会成为阻碍企业发展的路障。应聘者隐藏自己的缺点，甚至编造谎言，会给企业带来负面的影响。
（二）道德风险问题
（1）不利于员工工作的积极性和上进心。追求更高的信誉、获得更大的利润是每个企业的发展目标，而员工的追求就是获得更多地利益回报和个人能力的提升。但是由于信息不对称性，雇主只能看到员工的工作成果，不能够真正的了解员工的努力程度。这将导致员工失去工作的积极性和上进心，进而产生恶性循环，影响经济效益。
（2）导致企业工作效率下降。由于信息的不对称的存在因素，员工的敬业程度被忽视，员工的付出得不到相应的回报，企业与员工的利益权衡就会出现偏差，如果员工再继续消极下去，不调整自己的工作态度，最终企业整体的工作效率就会下降，就会偏离发展的方向，达不到自己的目标。
四、应用措施
（1）建立符合企业人力管理的措施保障，有效地保障员工积极工作。
（2）加强诚信和信用体系建设，对员工的档案要加入诚信入档。
（3）强化招聘流程，建立科学的招聘体系。
（4）加强员工的管理，防止弄虚作假。
（5）建立合理的绩效考核评估方案标准，鼓励员工上进。
五、总结
总而言之，面对市场竞争的严峻性，在信息化的经济发展中，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必须要严格的控制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产生，只有解决这一问题，做到切合实际的强化管理体系，完善管理制度，挖掘更多地高端人才为我所用，更好地保证企业发展一帆风顺。
参考文献：
关键词：信息经济学 人力资源管理 提升
我国经济不断发展，各个领域组织产业化步伐高速提升，企业之间的竞争也更趋激烈。在知识经济的时代，企业之间的竞争实质上成为了人才之间的竞争，企业拥有了高素质的人才，就拥有了更强的竞争力，人力资源管理成为了当今企业经营的核心课题。而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看，许多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在理念与具体操作上多存在着一些问题，导致管理效率不足。本文则针对信息经济学在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的应用展开具体探讨。
一、信息经济学及相关理论
1.信息经济学
信息经济学是一门新兴的经济学，起源于上世纪40年代，产生之初历经三十年的研究与探索，逐渐走向了成熟，具体来讲，信息经济学的研究主线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即微观信息经济学与宏观信息经济学，所谓微观信息经济学主要内容为研究信息技术、产品价格成本等方面，利用微观信息经济学的理论提出不完全信息理论，并对市场形势的信息提出假设。而宏观信息经济学则是侧重于研究信息产业经济，促使信息产业的视角下，企业的流通价值与整体经济效益等得以实现。
2.信息经济学视角下的相关理论
信息不对称理论。所谓信息不对称，就是指市场的信息只有一部分参与者拥有，而另一部分参与者没有，这两者在信息不对称的背景下进行市场博弈。在信息经济学的理论当中，通常将拥有私人信息的称作“人”，而没有私人信息的则称为“委托人”，而信息的不对称性有时发生在参与人签约前，也有可能发生在签约后，这两种状态有着不同的研究理论。事前不对称信息模型被称作逆向选择模型，而事后不对称信息模型则被称为道德风险模型，其中逆向选择模型具体针对人与委托人签订合同之前，人相对于委托人来说，拥有者更多的诸如风险状况等的信息，例如，企业在应聘时，人（员工）一定会比委托人（企业老板）更加了解自身的能力从而出现信息不对称。道德风险模型则体现出了现实工作中的某种状态，例如，现实工作当中委托人（企业管理者）无法完全看到人（企业员工）是否有将百分百精力用到工作当中，而只是关注最后的工作成果。其特点体现在委托人无法直接了解人的行动，而只能掌握结果。信息不对称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在现实工作生活当中是客观存在的。针对企业人力资源来说，由于人力资源信息为私人的信息，因而各个参与者会掌握不同的信息，其中拥有信息优势的一方则会尽可能地体现出优势信息而隐藏对自身的不利信息，甚至提供虚假信息来提升自身价值，导致企业经营活动效率的下降。因而，研究信息不对称等相关信息经济学理论，对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有着重要影响。
二、信息不对称对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影响
基于信息经济学视角，信息不对称对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有着巨大的影响，针对信息掌握的差距，企业必须认识到负面影响并寻找优化策略。现对其影响进行具体探讨。
1.企业招聘中的逆向选择问题。招聘是企业获取人才的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高效的招聘能够直接为企业赢得人才与市场的竞争优势。而企业招聘中的逆向选择问题则主要体现在招聘的过程当中，应聘者为提升自己的价值，会在自己的学历、工作经历以及衣着等各方面进行“包装”，体现出自身的优势，而将缺陷与不足之处进行隐藏，由于私人信息存在，企业无法全面仔细鉴定每一个求职者的信息真伪，导致提供真实信息的优秀求职者机会减少，长久的积累则会导致企业应聘人员的素质整体下降，并且，企业由于无法招聘到优秀高素质的员工，在后期培训等相关方面就会投入更大的物力以及财力，进一步增加了企业的招聘以及用工成本，并且还面临着诸如劳动纠纷与劳动争议等各方面的风险。
2.道德风险的不良影响。道德风险具体来讲是指经济活动者为了最大限度地提高自身利益而做出不利于他人的有悖道德的行为。企业当中的道德风险产生原因为职工同企业领导之间的利益不协调，由于员工与企业管理者之间的思想认知差距，导致了利益持有态度的无法协调，在具体的工作当中，不利于调动起员工的积极性，企业管理者无法知道员工的真实工作努力程度，而员工的态度则为以最小的劳动程度换来最大的自身利益，并且，道德风险问题极易产生示范作用，例如员工偷懒并且瞒过了管理者而没有受到处罚，这种示范作用就会使认真工作的员工产生动摇，导致调整自身的工作方式与态度。长此以往，企业将会面临着员工工作效率低下等问题。
三、优化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措施
基于信息经济学，要去除逆向选择以及道德风险所造成的企业损失，必须要对人力资源管理系统与流程进行优化，针对性地建立起完善的各项制度，规避信息不对称等问题。现针对此提出几点优化措施。
1.建立健全诚信与信用管理机制。企业需要发挥道德伦理的约束作用，加强诚信体系建设，促进企业形成一个良好的道德环境。企业可以根据自身情况实行诚信评价机制，对员工进行诚信评价并建立起档案，并且，不同企业之间需要增强交流，分享员工的诚信度，增加信息透明度，从而有效减少弄虚作假等不诚信的现象，从根源处解除信息不对称对企业的不良影响。此外，企业需要加强惩治力度，要求求职者提供完善真实的资料，如果有隐瞒以及欺骗行为，则予以辞退，降低员工的“欺骗”概率，去除员工以及求职者的侥幸心理。
2.规范招聘体系与招聘流程。招聘工作是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重中之重，一套完善的招聘流程需要包含招聘需求、信息、背景调查等各方面调研与评估，首先，企业需要针对不同等级的职位需求设定档次，并且对每一个档次的应聘者进行严格调查筛选，利用诸如情景模拟、心理测试、技能测试等多种方式，对应聘者进行甄别，充分了解应聘者相关信息。同时，企业也需要结合自身情况，在招聘成本的投入与收益间获取平衡。
3.健全员工激励机制，提升工作效率。激励是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的重要内容，实行激励的目的在于激发员工的工作动力，提升整体工作效率。企业需要随时了解并注意员工的多方面需求，针对员工的个性需求变化特征建立起一套绩效评估体系，并且将绩效评估同员工薪酬、晋升以及培训等有效地结合起来。同时，不同的员工有着不同的需求，企业需要有灵活而全面的激励机制，做到人性化管理，积极体察员工工作困难以及家庭情况等，“以事业留人，以感情留人”，从而提高员工的积极性，促进工作效率提升。
参考文献
[1]韩秀洁.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信息经济学的运用 [J].才智，2012，17.
制度起源是一个制度发生学意义上的问题，它要探索的是制度为什么会发生、怎样发生等基本问题。制度的起源至少存在三个层次的含义：一是制度在根本上的从无到有;二是在特定制度环境中新制度的创立;三是从已有的制度过渡到更新的制度。一般认为，制度是沿着演化和构建这两条不完全相同的路径起源的。若追溯最初制度的起源，则是由长期无意识的演化生成的。演化强调行动者的无意识性或无目的性，即使行动者是基于有限理性算计的，互动的结果也不是预先就存在于行动者的目标函数之中。而在特定制度背景下新制度的创建，则有明确的制造主体，即普通个人、社会精英或者利益集团，他们为了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有意识地通过自身的能动性对制度进行设计或者施加影响，从而形成新的制度或者改变旧的制度。构建强调行动者有意识地将互动结果预先固定下来，并存在于其目标函数之中。
关于制度起源的原因，新古典制度经济学家诺思、旧制度经济学家康芒斯等人以资源稀缺性的不断提高为基点，从不同的层面进行了阐述。诺思从经济史的角度对产权制度的起源作了深入的考察。他根据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关于史前人类的研究成果，分析得出最初的产权起源于公有产权，随后才出现私有产权，而产权界定的需求则来源于人口增长所导致的资源稀缺性的不断提高。当动植物相对于人类人口的需求还算丰盛的时候，就没有激励机制去承担因建立和行使产权所产生的费用。只有在稀缺度增大的过渡时期内，才值得去承受建立和行使产权所必需的费用。产权才能够限制资源开发的速度。从历史上看，产权的演变过程包括，首先是不准外来者享用资源，然后是制定规则，限制内部人员开发资源的程度。诺思以人口增长作为资源稀缺性不断提高的内生因素，而因此诞生的产权制度却被认为是限制资源稀缺性不断提高的外生因素，对人口增长本身并不存在任何约束性。那么产权制度的出现对限制资源稀缺性的不断提高是否具备真正意义上的有效性，便直接关系到在理论上对制度起源做出合理解释的可能性。
与诺思对人口增长导致资源稀缺性不断提高的理解不同，康芒斯将人的自私本性作为导致资源稀缺性不断提高的根源。他对利益冲突的解决进行了分析，认为制度用以约束人的自私本性，产生于资源稀缺性所造成的利益冲突。由此将制度与其约束标的，即人的自私本性相关联，一并纳入到限制资源稀缺性不断提高的内生因素中去。无论是演化还是构建，制度起源的两种路径并非是泾渭分明的，制度的起源是自发演化与设计过程紧密的互动，若自发演化的习俗和惯例由法院裁决或凭以解决争端，便带有某种人为设计的性质。
然而，资源稀缺性的本质是什么?它是否可以被理解为一个绝对概念?若是，则即便制度是作为限制资源稀缺性不断提高的内生因素而创生的，又怎会具有其存在的终极价值?缺乏对资源稀缺性本质涵义的清晰理解，是诺思与康芒斯未能分别以人口增长和自私本性两个主要因素加以充分阐释的根本原因。那么，制度起源于对资源稀缺性的缓解，其约束标的究竟何在?制度在其约束标的与资源稀缺性矛盾协调的过程中，又是如何创生的?
本文立足于佛教的经济学观点，依据《大藏经阿含部》的相关经典，采用文献分析的方法，在新古典制度经济学和旧制度经济学关于制度起源于资源稀缺性不断提高的基本论述之上，进一步探析资源稀缺性的本质以及由此起源的制度的约束标的，旨在明确制度创生的一般形式和路径。
二、资源稀缺性：生态循环失律
佛教在《长阿含经世记经》(又称《起世因本经》)中揭示了资源稀缺性的本质内涵，即资源稀缺并非是资源绝对量的不断减少，而是由于对资源的过度采掘破坏了其可再生能力所造成的生态循环失律状态。
在人类生存早期，自然生态呈现良性循环，资源相对于一定人口的需求而言是高度丰盛的。彼等众生余福力故，不须耕种，而有自然粳米出生。若有欲须，日初分取，于日后分，即复还生;日后分取，日初还生;成熟一种，若不取者，依旧常在。由于早期人类适时而取、适度而取，在一定时期内对资源的采掘率远低于资源自身的可再生率，生态良性循环得以持续，因而并未出现资源稀缺的状况。
《长阿含径世记经》中指出，生态循环失律产生于人不自觉的懒惰懈怠，而康芒斯所认为的导致资源稀缺性不断提高的根源人的自私本性，也便由之而生。时彼众生，福渐薄故，懒惰懈怠，贪吝心生，作如是念，今此粳米，不曾耕种，何用辛苦，日初日后时别各取，徒自困乏，我今宁可一时顿取，遂即并取。由于最初在生态良性循环的状况下，资源的生产是自然富足的，以至于人类不需要通过劳动来获取所需，因而逐渐滋生长养了懒惰的习性，要求一次采掘的资源数量在能够满足一日所需之后，还可以提供数日所需，以避免多次采掘的辛苦困乏。过多的采掘是为日后的消费需求预备供给，必然要对剩余数量的资源进行贮存，这就又使人滋生长养了贪吝的心性。
在早期人类的群居生活中，个体的懒惰习性会发生传递效应，使他人竞相效仿。如《世记经》中讲到：时余众生，唤彼人言：食时节至，可共相逐，收取粳米。彼人报言：我以一时，为日初后，顿取将来，汝欲去者，可自知时。彼作是念，此众生等，善作快乐，于日初后，一时顿取，我今应当为两三日，亦可并收。即便悉取。尔时更有别众生，唤彼众生言：我等可共收取粳米。彼即报言：我前总已，取三日分，汝自知时。彼众生闻，复作是念：此人甚善，我今亦宜一时并取四五日分，为贮积故。由此可见，在一定时期内，个体的懒惰习性虽然初始要求一次采掘的资源数量可以满足数日所需，但由于在诸多个体之间的传递效仿过程中不断得以强化，导致受影响者一次采掘所要求的预备供给较之影响者出现成倍递增。于是，时彼粳米，即生皮糩，裹米而住。被刈之者，即更不生;未刈之处，依旧而住。其此稻谷，即便段别，丛聚而生。在一定时期内资源可再生率不变的情况下，群体采掘率成倍累加，均次采掘率急剧下降，使资源可再生能力迅速遭到破坏，最终导致生态循环失律，造成资源稀缺的严重后果。
佛教对资源稀缺性本质内涵的揭示，从理论上预示了制度起源的意义和存在的终极价值。正是因为资源稀缺并非一个绝对概念，制度作为限制资源稀缺性不断提高的内生因素而创生，才具有恢复资源可再生能 力进而 扭转生态循 环 失 律 状 态 的 可能性。
三、制度的约束标的
正如前所述，人的懒惰习性是导致生态循环失律、资源稀缺性不断提高的根源。因此，制度致力于对资源稀缺性的缓解，必然用以约束人的懒惰习性，而这种约束力却是在私有化无序发展的状态下，通过使劳动生产成为必要的谋生手段来实现的。
从佛教的观点来看，人的懒惰习性促使人类的产权形态发生演变。《世记经》中展示了人类最初的产权形态，即把有资源附着的土地作为公有产权或共同产权。正如马克思所说，人类朴素天真地把土地看作共同体的财产每一个单个的人，只有作为共同体的一个肢体，作为这个共同体的成员，才能把自己看成所有者或占有者。在公有产权的形态下，个体对自然资源保持适时、适度的采掘与索取，是生态良性循环得以维护和持续的重要前提。然而，由于对个体而言，资源的消费是缺乏成本约束的，懒惰习性的长养与贪吝心性的滋生使得为贮积故，一时竞相并取，导致生态循环出现失律，资源稀缺性不断提高。虽然恩格斯也认为私有产权出现的根本原因在于有了贮积(即剩余财富)，但在佛教看来，这是一种自然起源，并非人类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而且，私有产权自然起源的初始形态仅仅是附着于土地的资源，并不涉及个体对土地的所有权。随着资源稀缺性的不断提高，人类需要正视生态循环失律下的生存状态，以往非劳动索取的生存方式将逐渐向劳动生产的生存方式发生革命性的转变，而这恰恰说明了私有产权的出现对人类生产力起步与发展的迫切要求。
私有产权自然起源的条件在于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本身能够为每一个体支付生存成本。然而，生态系统在某个特定的阈值内，并不意味着能够为每一个体因懒惰习性而滋生的贪欲膨胀支付相应的成本。在生态循环失律状态下，每一个体都必须要为私有产权的取得而付出合理的代价，这种代价无非在于通过劳动生产来获得生存所需及其之上的剩余财富。问题在于，私有产权的自然起源本身是一种无序状态，劳动生产也并非是每一个体的自觉行为。在私有化无序发展、加剧深化其与资源稀缺性之间矛盾的过程中，又如何才能确立和保障劳动生产成为每一个体必要的谋生手段呢?
可以说，制度就是作为协调私有化无序发展与资源稀缺性之间矛盾的产物而创生的，制度创生的目标在于使劳动生产成为必要的谋生手段。《世记经》中讲到：我等今者，宜应分疆结作界畔，并立谪罚。彼是汝许，此是我分，侵者罚之。诸比丘，此因缘故，世间便有界畔、谪罚名字出生。这其中，所谓界畔即是按群体人数划分公有产权有资源附着的土地，并对每一个体的财产权利进行初始界定，它使每一个体在各自所限定的土地所有权范围内对资源进行采掘与消费，形成了一定的成本约束，各自独立承担因懒惰习性而采取一时并取和贮积等行为的后果。界畔推进并实现了私有化从无序状态向有序状态的转变，使私有产权的形态由附着于土地的资源向有资源附着的土地发生变化，通过将资源稀缺的风险进行分割与摊派，有效缓解了因过度采掘而造成整体资源稀缺性不断提高的恶性状况。其次，所谓谪罚即是针对个体侵犯他人私有产权的行为所实施的强制约束，它以界畔为前提，进一步保障了私有化的有序性，使每一个体不再像先前那样能够随意占用公有产权。个体在面临各自所限定的土地所有权范围内的生态循环失律状况时，只能通过劳动生产这一途径来解决自身的资源稀缺问题，而原来的非劳动索取行为在公有产权被划分界定之后将视作偷盗。
四、制度的创生
所有的制度都是关于产权的制度。在协调由懒惰习性所引起的私有化无序发展与资源稀缺性两者之间的矛盾过程中，制度是通过界畔和谪罚这两种形式将私有产权以有资源附着的土地形态确立下来的。而在此之前，公有产权虽是无形存在的，但并未被意识到，只有当私有产权以附着于土地的资源形态自然起源，并且其无序发展已威胁到整个群体的存亡时，公有产权的存在才开始被意识到。这也就是个体理性会引致集体非理性的所谓囚徒困境，它是经济学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之一。私有化从无序状态向有序状态的转变是一种由无意识到有意识的演化趋势，当囚徒困境中群体福利损失表现为生态循环失律时，人类的认知才得以进化，对制度的需求也异常强烈，此时这种演化趋势为私有产权制度的建构设定了标准，使之具有适应性。从这个意义上看，制度总归是要通过建构创生的，它伴随着经济社会状态的演化和人类认知水平的进化，是历史进程中的驻点。
有关囚徒困境的出路，一般认为可以引入制度的生产者国家或者政府，通过直接构建一种合作性的制度，对不合作者进行惩罚，来调和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然而佛教认为，国家或者政府的引入本身就是一种制度的创生，其初始作用不在于生产额外的制度，而是要确保当前私有产权制度的稳定性。正如谪罚需要一个具备公信力的主体来加以实施，否则就不能保障以界畔的形式维护私有化的有序性，以致造成私有产权制度应有效力的缺失。那么可以说，在私有产权制度的构建背景下，国家制度是作为一种派生的制度需求而创 生的。这一点在 《世记 经》中 有 充 分 的说明：
尔时别有余一众生，自惜己稻，盗他稻谷。余人见已，即告彼言：谓汝众生，汝恶作也，汝恶作也，云何自有，盗取他稻。呵已而放，更莫如此。而彼众生，已复再作，亦且呵放，如是再三，犹不改悔。麤言呵责，以手打头，牵臂将诣众人之中，告众辈言：此人盗他。而彼众生，对于众前，拒讳争斗，语众辈言：此之众生，麤恶言语，骂詈于我，以手打我。时彼众辈，聚集忧愁，悲哭叫唤：我等今者，相共至此，困恶处也。我等已生恶不善法，为诸烦恼增长未来生老苦果，当向恶趣。现见以手共相牵排，驱遣呵责：我等今应求正守护，为我作主，合呵责者正作呵责，合谪罚者即正谪罚，合驱遣者即正驱遣。我等所有田分稻谷，各自收来，彼守护主，有所须者，我等供给。大众如是共平量已，时彼众辈，即共推求正守护者。
可见，若界畔未能使个体侵犯他人私有产权的行为受到行之有效的谪罚约束，那么在群体中就需要一个具有道德威望的主体来主持公正，以保证谪罚实施的有效性，进而保障界畔确立的稳定性。于是，为作正主，诃责谪罚，驱遣平正，无有侵凌。众敛稻谷，而供济之，不令短阙。如是依法，为作田主。以从彼等众生田里，取地分故，因即立名，为剎帝利(剎帝利者隋言田主)。时彼众生，悉皆欢喜，依诫奉行。从中可以看出，国家制度起源于田主制度的确立。田主自身不再占据私有产权，他有别于群体中的其他个体，必须从劳动生产中脱离出来，行使管理者的职能，即凭借自身在群体中的道德威望，维护现有各项制度的有效运行。与此同时，群体中的其余个体将各自产权收入中的一部分支出供养田主，以维持田主的生计，由此便出现了税收的雏形。对每一个体而言，税收支出等于产权收益与生存成本的差额乘以税率，但税收总额用于维持田主的生计，至少要等于个体的平均生存成本，即群体中个体产权收益总额大于个体生存成本总额时，无论任意个体的产权收益是否大于其生存成本，税收总可以作为必要的生产成本而使国家制度的创生具有一定的可行性。
总之，制度是按照其需求层次的不断扩展而逐步得以构建、完善，最终形成一个有机体系的。私有产权制度创生于私有化无序发展与资源稀缺性之间的矛盾中，进而以国家制度的创生为需求来保障自身的稳定性。国家制度的建构是以税收为必要的生产成本的，而税收的来源反过来又是以私有产权制度的稳定性为前提的。
五、结 语
制度的产生、演变及其与经济活动的关系，是制度经济学的一般研究范畴，而佛教在其三藏经典中对此却早已有较为详尽的阐述，主要观点有：
第一，制度起源于人的懒惰习性所导致的资源稀缺性的不断提高。资源稀缺并非是资源绝对量的持续减少，而是由于对资源的过度采掘破坏了其可再生能力所造成的生态循环失律状态。
第二，制度致力于对资源稀缺性的缓解，是以人的懒惰习性为约束标的的，而这种约束力却是在私有化无序发展的状态下，通过使劳动生产成为必要的谋生手段来实现的。
一、基本原理内涵
马克思在研究私有制和资产阶级的辩证关系时候发现，私有制的最终发展必然会带来社会矛盾激化，引发社会革命，最终公有制将会取代私有制。但是从实际的角度来说，要进一步实现这个目标还需要许多主客观因素，来实现更好地认识和发展。通过这个角度，大家不难发现，对于的发展来说，它对经济的指导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经济学中的一些经济理论在今天的发展中仍然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可以对今天的经济发展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促进经济的发展。
1.批判了资产阶级政冶经济学。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不合理方面进行了否定和批判，但是在今天看来，它也有一定的发展合理性，只是对于今天的经济发展理论来说是不相符合的。毕竟在当今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人们不断提倡经济体制的改革，其实对于当时的社会状况来说，恩格斯提出的这个思想是有一定的社会背景和社会现实依据的。在商业活动中的每个人都把自己的利益放在最高位置，对于商品贱买贵卖，因此买卖双方在利益关系上是相互冲突的，这就导致了商业活动中不信任的产生。商人通过采取欺诈的手段，利用他人的无知与轻信来使自己获得最大的利润。因此可以说商业活动处处充满欺诈。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产生是商业不断发展的结果，也是商人们为了让商业活动中的欺诈合法化的经济学，这也是重商主义产生的原因。
2.关于“竞争”的研究，竞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核心内容，也是私有制的集中体现。正是由于私有制的存在，打破了生产领域各生产要素之间的整体性，将资本同劳动，资本同社会财富以及资本之间逐渐走向对立，可以说资本主义的发展正是“大鱼吃小鱼”的资本兼并。竞争带来了社会的分工性，使得每个人都成为整个大生产上的一个环节，人与人、人与机器之间相互奴役，在一定程度上使得部分社会财富被浪费掉。马克思认为，尽管竞争的核心是力图平衡供求之间的关系，正是因为这样，才导致了供求之间永远不会相互适应，双方相互脱节，并且产生了严重的对立冲突，所以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而资本主义过度竞争的后果就会导致垄断，因为每个人都想在资本主义市场中占据着有利地位，这样就会形成垄断。这一个后果的出现，就大大增加了经济发展的危机，并没有促进经济的良性发展，所以说从这个方面来分析就会得出一些经济结论。
一、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促进其课堂参与
书院教学“以学生自学为主、教师指导为辅”的教学方法对于我们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自主学习(autonomous learning)一般是指学习者自己确定学习目标，自主选择学习方法与内容，自觉监控学习过程，自我评价学习结果的过程。语言学家早已证明：外语学习是一种自主的习得过程，习得者往往需要有意识地调节自己的学习方法、学习策略等认知手段来完成学习任务(Littlewood，1984)。鉴于中国学生所学的外语与母语分属不同语系，其文化传统、语言特征，包括语音、语法和文字系统与母语差异很大，外语学习的难度远远超过母语习得。学习者必须具备很强的自主学习意识才能真正有效地学好外语(束定方，庄智象，1999)。但是，长期以来由于受传统的外语教学观念影响，英语课堂上老师只注重给学生灌输知识而忽略了发展他们的自主学习意识，这极大地妨碍了英语课堂教学效率的提高。因此，为了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教师首先要彻底转变传统的教学观念，树立正确的教学理念，即“教为学服务”，“教是为了不教”。教师的最终目的是要把学生培养成为自主的学习主体，而不是单纯地接受知识、技能的容器。其次，我们在外语教学中要树立以学生为本的观念。学生是学习的主体，一切教学活动都必须真正地以学生为中心。在教学过程中采用多种教学方法，如启发式、讨论式、案例式等，因材施教，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发挥其主体作用。当然自主学习并不意味着学习者完全脱离教师和同学而孤立地开展学习活动，相反，它必须依靠一种轻松、和谐、互助的人际氛围来发展。最后，教师要有意识地培养学生运用学习策略的能力和自主学习的意识，使之更有效地学习，
二、改变教学策略，提高教学效率
教学策略用来指教学活动的顺序安排和师生间连续的实质流，指为实现预期效果所采取的一系列有用的教学行为(熊川武，1997：38)。由于学生的背景不同，学习风格有别，在不同阶段表现出的特征也不一样，加之学习目标、课程设置有别，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根据具体情况选择适当的教学策略。但无论哪一个层面的教学策略，属于原则还是属于技巧或程序，其本质是一致的，亦即，为达到有效教学目的而采用的一切有效原则和教学行为。就英语教学而言，英语教师需要掌握以下教学策略：
1 组织策略课堂组织是成功完成教学任务的一个主要因素，没有教师的有效组织，任何活动都无法达到预期效果。因此，教师有必要掌握一定的方法和技巧，合理安排课堂活动，有效地处理课堂问题，保证课堂教学顺利进行。在遵循一定的课堂组织原则的前提下，教师可以尝试各种不同的策略，如课堂结束时的“一分钟问卷”(one-mlnute paper)，此方法有助于教师了解每个学生的具体问题，以便因材施教；“指定参与”(assigned participation)，这是大班教学中促进讨论的一种技巧；“计划参与”(planned participation)，教师可提前宣布下课前五到十分钟用来回答学生地提问，以便使学生在课堂学习过程中注意发现问题；以及“思维小憩”(thinkbreak)等。
2 激励策略动机是成功的前提，是直接推动学习的一种内部动力，它包括学习意向的选择、学习者的积极参与、兴趣的保持和努力的持久等。激发学生的热情，使之积极参与课堂活动是有效教学的保证。因此，教师应该在遵循自主性、自我实现、自尊、乐学等原则的基础上，激发和维持学生学习的动机。当然，不同的对象，不同的课堂，对激励策略的要求也不同，但英语课堂中学生的基本需求是一致的，只要能满足学生的需求，就能激发其动机。英语课堂中常用的激励策略有：“反身参与”(reflective participation)，这是一种不采用“举手回答”的课堂提问方式，有利于所有学生参与到课堂活动中来；“哑剧”(silent solutions)，该策略用于“问题解决”的活动中，要求学生表演自己的答案，而不是用语言叙述，借以减少学生的课堂焦虑感，尤其适合对故事、小说类文章的阅读教学；“预测指导”(anticipation guide)，该活动适用于课文教学，在开讲之前，教师可就有关问题的正误让学生发表各自的观点，通过学习课文，学生检验自己观点的正误，最后再组织讨论，论证预测的观点。
3 提问策略提问是课堂教学最常用的策略之一，也是最富影响力的教学艺术。课堂教学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提问的策略性。提问策略可分为四部分：计划策略、问题设计策略、控制策略和评估策略。有效提问要求教师提前准备，因此，在正式课堂提问之前，教师应确定提问目的、提问内容、问题的组织以及预测可能遇到的问题。一旦进入课堂提问的实施阶段，教师应本着简化、调节、启发思维的原则，根据不同教学内容、教学对象提问不同层次的问题，以便最大限度地激发学生课堂参与的积极性。在提问过程中，教师应有意识地调整自己的提问，如：问题的排序(sequencing)、提问不主动的学生(nominating non-volunteers)、转移(redirecting)、诱导(pro－bing)、增加等待时间(increasing wait-time)等。最后，教师应及时运用表扬(praising)、鼓励(encouraging)、引用(quoting)、身势语(gesturing)等评估策略，对学生的提问或回答给出应有的评价，这是有效提问的保证。
三、调整教师角色，融洽师生关系
就教育工作的效果来说，很重要的一点是要看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如何。平等、融洽的师生关系是提高教学效率的前提和保证，它是学生个性和谐发展的重要条件，也是促进教学活动成功的因素之一。而建立平等、融洽的师生关系的前提又是教师自身角色的调整。现代教学理论认为，教师应该主要担负以下六种角色。
1 组织者(organizer)对教师来说，组织者是最主要也是最难承担的角色之一。作为组织者，教师必须清楚教学活动的目的、学生的情况、可能出现的问题以及可以采取的解决方法。活动开展之前教师应明确地交待活动地内容和要求，必要时加以演示以便学生明白如何开展活动。活动过程中教师要注意观察，适时启发，恰当评价，帮助教学活动顺利完成。
2 控制者(controller)教师要恰当地控制教学活动的节奏和时间，以保证教学活动的顺利进行和高速完成。当然，教师的控制也要随活动的不同而变化。从控制练习(con―trolled practice)，半控制练习(half-controlled practice)到自由练习(free practice)，教师对学生语言的使用和准确性的控制应该越来越少。
3 检测者(assessor)作为一个检测者，教师要完成两个任务：改正错误和组织反馈。改错时要使学生明白错误所在，又不伤其自尊。反馈时要使学生意识到自己的成功和不足。
4 启发者(prompter)当学生遇到困难时，如不知如何开始一项活动、不知如何表达自己的思想时，教师要给予及时的帮助和激励。适时的启发和激励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是有效课堂教学的关键。
5 参与者(participant)教师并不是活动的旁观者，除了监控、帮助以外，还可以参与到活动中去，与学生一起完成任务。参与者的角色有助于缩短师生间的距离，融洽师生关系，创设一种平等、和谐的课堂氛围。
实施校园品质提升工程，推进“人文校园、科技校园、绿色校园”的建设，充分发挥环境育人功能，是当前教育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为了建设“美丽中国”、“绿色北京”，加强实验室建设，减少、消除由于实验造成的环境污染，北京市丽日办公用品有限责任公司积极探索出一条实验室装备人性化、信息化、智能化、能源清洁化的途径。
北京丽日公司是中国教育装备行业协会会员单位，是北京市教委教育装备中心的骨干企业，20余年来从事大、中、小学实验室，专业教室装备的研发与生产。企业在2001年至2007年先后通过质量、环境、职业健康安全、环境标志产品（十环）体系认证，是财政部、环保部、北京市人民政府评定的“定点采购企业”。企业生产的实验教学电源在2006年就取得国家专利。丽日品牌的教学设备、实验装备在北京市覆盖率达到60%，受到学校广大师生的欢迎。
教育部教学大纲中规定，初高中阶段物理、化学、生物实验课时达214节，其中化学实验室课时就有73节，占全部实验课时的34%。大量的实验课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大量的废气、废水、废渣，这些有毒有害的气、水、渣，对学生的身心健康、环境的保护构成极大威胁。随着绿色环保理念的强化，国家对实验教学中产生的“三废”对环境的影响，越来越关注，实验教学的环保指标越来越严格。
近几年，北京丽日公司与高新企业合作，在改进、提高实验室装备方面做了不少有益的尝试。经过多方的研发与运用，我们把“低温等离子体空气净化装置”运用到实验室装备中，从而在大、中、小实验室空气净化技术方面开启了新的纪元。
低温等离子体空气净化装置属于国际第五代非对称低温等离子模块结构，这项技术已通过国家权威部门检测和认证，属于目前空气净化领域的先进技术。
传统的空气净化方法通常是采用活性炭、紫外线、臭氧等物质。但是这些物质在净化空气的同时也有一些无法避免的弊端。例如，活性碳可以吸附空气中的异味，但不能通过物理、化学、生物反应将粉尘等有害物质分解收集，以达到净化空气的目的；需定期更换，费用消耗大；在湿度大或高温的环境下难以维持效果。紫外线有杀毒、杀菌的功能，但对人的眼角膜、皮肤造成伤害，不能人机共存。低温等离子体技术与传统空气净化方法相比有了质的飞跃——各类实验室安装使用低温等离子体室内消毒净化装置可以起到以下作用。
1.瞬间解除有害气体。持续解除空气中苯、甲苯、二甲苯、甲醛、氨、CO等56种有害气体和污染物。
2.快速杀灭细菌病毒。快速消杀空气中的细菌、真菌和病毒。
3.高效祛除异味。高效除臭、除烟、除浮尘、除异味。
4.增加氧气含量。在消除净化空气的同时增加空气中氧的含量。
5.安全、可靠、长效。无有害物质产生，无毒副作用，结构简单，操作方便。
6.个性化结构。可以根据实际需要组装成各款空气消毒净化单体机，并与各种需要进行空气净化的场所实现无缝对接，形成整体内部空气的动态消净化。7.节约能源消耗。风阻小、耗能低，同比可以节约80%的电能。
8.实现人机共存。工作时无需人员离开，不仅可实现对空气动态连续消毒和净化，而且保证实验连续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