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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论：在您撰写经济协同发展时，参考他人的优秀作品可以开阔视野，小编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这些建议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热情，引导您走向新的创作高度。
根据经济区的同质性和集聚性特征，区域经济可分为同质性经济区和异质性经济区或极化性经济区(陈秀山、张可云，2003)。随后，同质性和极化(集聚)性两种基本方法被许多国家在对经济区进行划分时采用。两相比较而言，以同质性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区发展更具有竞争性(孙红玲，2012)，而以集聚性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区发展则更需要加强以区域互补和合作为重要内容的区域合作。(一)同质性划分思想同质性划分强调的是区域经济发展内部的一致性和外部的差异性。同质经济区依据区域之间的某一种或某一类经济活动、经济要素、经济问题等的一致性或相似性进行划分的。从这种意义上看，中国国民经济的东、中、西三大经济地带是采用同质区域方法进行划分的同质区域经济。同质经济区的“匀质”特征具有相对性。例如，按照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中国国民经济可以划分为东、中、西三大经济地带(经济区域);在具体区划实践中，也按照发达程度将经济区域划分为发达经济区域和欠发达经济区域。在中国国民经济的区域经济板块划分中，纵向划分的东、中、西部三大经济地带被广泛接受，国家分别针对东、中、西部三大经济地带制定了不同的区域经济政策，并产生良好政策效应，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但是，这种同质区域的划分方法，在认识经济区域的一致性或相似性特点时，忽视了经济区域内实际存在的异质性，不能完全反映出区域的经济要素和经济活动的空间联系性和内聚性。而且划分时往往照顾到省级行政区划的完整性及地理空间连续性(杨开忠，姜玲，2010)。如果舍弃区域的一致性或相似性，去关注区域内的差异性，那么区域内的经济板块的存在也是客观事实。以我国西部地区为例，从整体上讲这是一个典型的欠发达区域，属于同质区域。但事实上，西部地区内部经济发展水平和自然地理条件也是有较大空间差异的，有发展水平较高、集聚程度较强的城市经济板块，也有发展水平较低且处于贫困状态的农村经济板块。因而，对同质经济区的“匀质区域”特征的理解不能绝对化。(二)集聚性划分思想极化经济区是中国国民经济中具有内在经济功能联系的经济区，是由若干互补性强的异质区域构成、在功能上联系紧密的经济集聚区。极化经济区是以在某种区域的共同利益和集团意识基础上所形成的内聚力作用而形成的，由经济中心、经济网络和经济腹地等要素构成(刘本盛，2009)，对这种区域进行划分的主要依据是组成极化区各部分之间在经济上的相互依存程度。因此，它强调的是区域内事物的相互联系性和内聚力，它所反映的是一种结构(郝寿义，安虎森，1999):极化经济区的区域内各组成部分存在着高度相关性，即不同行业按其内在的相关性共占同一区位而相邻、相互影响，以至共同发展，具有一种在共同利益或系统基础上形成的内聚力。极化经济区具有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内在要求。从空间过程来看，区域经济一体化表现为各种生产要素的空间流动;从空间状态来看，则表现为生产要素流动所形成的经济集聚核心和经济扩散点(聂华林、王成勇，2006)。极化经济区形成的关键机制是市场机制作用下经济主体的自组织行为过程中形成的空间相互作用。综上所述，两种经济区划分思想都具有各自的适用性和合理性，应根据国民经济不同发展阶段的差异化需求来确定。经济区划不是目的，而仅是识别特定经济区域、制定相应的差异化区域政策的必要手段，应根据不同时期、不同发展目标的战略需要而加以调整。
二、中国国民经济的空间结构特征
在生产要素区域流动基础上，区域发展过程中的空间关联日益深化，区际经济联系模式也不断演化，形成经济发展的空间依赖。而区域经济发展的空间依赖最终表现为经济空间结构的规律性特征。考察我国国民经济空间结构特征，可以对区域经济发展中形成的联动模式加以识别，进而为区域规划、区域政策制定奠定基础。城市经济增长是国民经济增长的核心空间(李郇，徐现祥，2011)，选择城市经济作为考察基本空间单位，分别从人均GDP、人口密度、经济密度及区域发展度等4个指标加以分析(如图1－4所示)，国民经济空间结构呈现人口、经济等的空间分布具有相似性与规律性，以城市为基本单元呈现出空间组团化趋势。第一，三大极核区域已经形成。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与环渤海城市群已经成长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三个核心“牵引空间”，不仅是经济重心区域，也是要素集聚中心、经济集聚中心与创新中心，是牵动国民经济发展的空间“动力核”。第二，核心区域经济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已逐渐显现。区域联动发展过程中，距离衰减效应显现，临近区域经济发展相对快于距离稍远区域。随着极核区经济发展过程中伴随的产业结构转换与产业升级过程形成的产业扩散日益加强，空间溢出效应不断引领各区域经济板块式演进。这一产业升级过程与区域比较优势变化相协同，从而确保新产业中的企业具备自生能力(林毅夫，2012)。这一过程更多依赖的是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是建立在区域经济发展空间关联关系基础之上的。要素的空间集聚与扩散成为推动空间联系及相互作用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这种经济自组织机制的宏观表现是区际发展的空间依赖程度日益加深，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尤其在一国内部，区域的相互作用强度日益增强，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空间相互作用在空间取向、强度变化等方面都呈现出规律性。由于区域主体消费者及企业，其空间流动的规模往往受到一定约束条件的限制，如空间距离、转移成本、适应成本、政策引力等等，在其空间取向、转移规模上往往具有一定的空间特征，形成毗邻效应，即空间位置靠近的区域之间更易于成为相互作用的方向，相互作用的强度往往随距离的增加而衰减，这就是很多学者由实证研究得出的“距离衰减率”。获取经济相互依赖和增长传递在一经济系统内运行的渠道，最好的方式是研究跨区组织的空间结构(Pred，1976)，如企业跨区域组织生产行为的空间结构等。第三，依托重要交通干线，形成经济扩散通道。通过城市群内部交通网络连通整个城市群，通过城市群间网络连通全国(程前昌，2013)，形成以城市群为发展核心，沿交通干线溢出格局，城市化与区域一体化进程有效融合。中国经济空间结构呈现又一典型特征是城市群经济在区域经济中的战略地位日益显现，无论是沿海的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环渤海城市群，还是中部的中原城市群、武汉城市群、长株潭城市群、环鄱阳湖城市群等，已经成为区域经济发展重要的“牵引空间”，在人口、经济集聚力日益提高的同时，其规模效应产生的增长极作用对区域经济发展发挥着战略核心作用。城市群经济区是城市经济向区域一体化发展的重要形式。城市群中的每一个城市通过生产、流通方面的协作和合作，形成城市经济板块之间的内在联系和城市经济一体化运行机制。近年来，中国国民经济中的城市群经济区的内在经济联系得到增强，尤其是城市群的一体化基础设施和制度创新不断取得突破，从而不断深化区域城市化与城市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例如，长三角经济区中的长三角城市群的内在经济联系的强化，推动着长三角经济区一体化发展，就是城市群经济区这种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形式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例证。通过重要的交通干线连接作用，构成城市间、城市群间空间经济联系的要素流通道基础，如横向的新亚欧大陆桥快速交通束(主要由铁路、高速公路构成)、长江快速交通束及纵向的京沪、京广、京九快速交通束等形成的网络化、现代化交通体系，在我国沿海－内陆城市群间形成有力的空间经济联系基础，为增长传递的实现提供了通道，也为空间协调发展的实现提供了支撑。综上所述，中国国民经济发展的空间结构特征已呈现出区域城市化、城市集群化发展趋势，因势利导制定相应区域经济空间管治政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中国国民经济横向划分的“三大泛经济区”
在国民经济发展空间结构特征考察基础上，调整区域规划战略思想，破除行政区域经济发展思维的制约，以区域联动发展为纽带，遵循集聚性经济区划思想，重塑中国经济区划，将中国国民经济横向划分为“三大泛经济区”:泛长三角经济区、泛珠三角经济区与泛环渤海经济区，将适应区域经济发展新阶段的内在要求。泛经济区是经济区的特殊形式，是具有极核区及其经济腹地区的区域板块。中国国民经济已经或正在形成“泛珠三角”(泛珠江三角洲)、“泛环渤海”和“泛长三角”(泛长江三角洲)经济区等，这些泛经济区的形成与发展标志着中国区域规划与管治向着更广域化的方向发展(方创琳，2007)。泛经济区极核区与其经济腹地的内在联系日益增强，区域合作及其一体化发展的程度日益加深，区域治理、区域政府等区域协调发展的路径日益拓展。从这种意义上说，泛经济区是具有内在的经济区性质和“宽泛”外延特征的极化经济区。按照区域经济的横向集聚性或异质性划分要求，中国国民经济中的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经济区是极核区，三大极核区各自的极化和辐射区是经济腹地，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经济区与其各自的经济腹地构成泛珠三角区、泛长三角区和泛环渤海经济区。因此，“三大泛经济区”是中国国民经济横向划分的三大极化经济区。(一)“三大泛经济区”的空间范围界定(见图5)珠三角经济区率先提出建立极化经济区即构建“泛珠三角‘9+2’模式”的战略设想。泛珠三角经济区由珠江三角洲的广州、深圳等14个城市经济板块为经济极核区，以厦、漳、泉等福建沿海岸城市经济板块为副中心，极化和辐射带动粤、闽、琼、桂、湘(部分城市)、赣(部分城市)、黔、滇等珠江流域经济带的省、市、区和港、澳特别行政区经济板块组成。泛长三角经济区由长三角经济区及其经济腹地区组成。以“22城市”、“一市两省”内涵的长三角为极核区，长三角城市群经济的快速发展“牵引”着长三角经济腹地发展和空间结构演化。以长江流域经济带和新亚欧大陆桥经济带(主要为陇海－兰新经济带)为“动力轴”，极化和辐射的苏、浙、皖、豫、鄂、湘(部分城市)、赣(部分城市)、渝、川、陕(部分城市)、甘、青、藏、新等省(市、区)域经济板块组成(朱舜，2009)，具有“一极两带”空间结构的经济区，是中国国民经济的举足轻重的极化经济区之一。泛环渤海经济区，即以环渤海城市群为区域经济中心并连接黄河下游区域和华北、东北平原腹地的经济区，主要包括京、津、辽、鲁、冀、晋、陕(部分城市)、吉、黑、蒙、宁等省(市、县)域经济区，形成以北京、天津、济南、青岛、大连等构成的环渤海城市群为增长极的大扇形经济区板块。从整体上看，泛珠三角经济区、泛长三角经济区和泛环渤海经济区的现有人口、经济规模和政府财力都接近，因而无论是总量指标还是人均指标，“三大泛经济区”基本处于同一竞争平台(孙红玲，2005)。概括地说，极化经济区是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类型。发展程度不同的增长极总是极化和辐射着一定的经济腹地。因此，从空间经济意义上看，中国国民经济中的区域经济不具有同质经济区的特征;从内在经济联系看，中国国民经济中的区域经济板块是快速发展的极化经济区，因而“三大泛经济区”由具有极化经济区特征的极核经济区及其经济腹地组成。(二)“三大泛经济区”划分意义1.与区域经济空间结构特征相协调。“三大泛经济区”的形成是区域经济空间关联与相互依赖的结果，以三大核心区域港口群及区际快速交通网络形成的要素流为物质基础，在核心区与腹地区间形成紧密的空间经济联系，再加上地方政府的政策导向作用，推动着核心区与腹地区间的极化与辐射作用的发挥，形成一体化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泛长三角经济区的形成和发展显示出明显的极化经济区的区域发展梯度特征，从整体层面来看，一方面存在长三角经济区、长三角经济腹地和长三角经济弱影响区(以新亚欧大陆桥中国段西安以西部分及与之相连接的青藏铁路和高速公路等基础交通束形成的经济带及其极化和辐射区域)。长三角经济弱影响区还不具有长三角经济腹地的特征。随着长三角及其经济腹地的快速发展，长三角经济弱影响区与长三角经济区、长三角经济腹地的内在经济联系必然增强。长三角经济区和长三角经济腹地的内在经济联系与日俱增，形成极化－腹地区，即长三角及其经济腹地。长三角经济腹地不是具有长三角经济区性质和特征的经济区，而是受“一极两带”极化和辐射的经济腹地。另一方面，长三角经济腹地中有类似长三角经济区性质和特征的经济区，例如，皖江、环鄱阳湖、长株潭、武汉、成渝、东陇海(淮海经济区)、中原、西安等城市群，是次一级区域的经济发展核心区域。泛珠三角与泛渤海经济区亦具有类似层次特征，形成多极带动区域经济发展格局。2.与劳动力等要素空间关联模式相协调。劳动力、资本、技术等要素的空间流动取向取决于经济发展的梯度差、交通便捷度、社会资本等，中国目前已基本形成要素流动的板块化，表现为三大泛经济区内部、在不同发展阶段城乡间、城市群间形成较密集的劳动力流、资本流、商品流、资源流、技术扩散等，要素空间配置模式不断随经济发展演化，两者形成相互促进的自组织过程，且不断自我强化。以劳动力流动为例，皖、豫、鄂、湘、川等人口流出构成中，相当比例流向长三角经济区，而长三角经济区的资本、技术等要素也成为推动经济腹地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三大泛经济区”的划分不但反映了现实中要素空间关联模式，而且通过区划与合作网络的协同，为各区域发挥比较优势、实现优势互补集成奠定了基础。3.行政区域经济与经济区域经济的有机融合。“三大泛经济区”的划分在保持市级行政区划的完整性基础上，充分考虑城市经济辐射形成的集聚区特征，以地级及以上城市作为经济区划的基本单位，实现行政区域经济与经济区域经济的有机融合。“三大泛经济区”的划分并不追求省级行政区划的完整性，而是以城市经济发展空间关联模式作为识别基础。现代区域经济发展与竞争，日益表现为城市及城市群竞争力之比较。城市经济活力的增强、经济实力的提升，推动行政区域经济下较固化的行政等级系统管理模式不断演化，以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而这一过程正是经济区域经济不断形成发展的过程，将有力破除行政区划刚性约束作用产生的消极影响。4.城市化与区域一体化进程的耦合。横向划分的三大泛经济区具有促进区域和城乡协调发展的内在机制，可以使中、西部拥有内在联系的东部沿海城市群极核区。三大泛经济区的经济腹地也是东部沿海城市群极核区空间结构扩展的必然要求。区域经济板块的内在经济联系的加强有利于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从而推动经济腹地的农民工进城务工和落户，使“三农”问题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中得到解决。以城市群协同发展为战略取向的“三大泛经济区”内部，在集聚与扩散机制作用下，形成空间关联基础上的区域分工与合作关系，在城乡间、城市间、城市群之间，以及由城市群空间关联形成的区域间，不断深化一体化进程，同时也是区域城市化与城市区域化耦合发展的过程。尤其是处于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发展水平城市群之间横向合作联系的加强，更有利于区域比较优势的发挥，避免低水平竞争造成的资源配置效率低下问题。(三)“三大泛经济区”与“三大经济地带”的比较中国国民经济纵向划分的东、中、西部三大经济地带和横向划分的泛珠三角、泛长三角和泛环渤海三大泛经济区在空间结构、协同发展机制等方面存在显著的差异性。1.经济区空间结构差异。泛珠三角经济区、泛长三角经济区和泛环渤海经济区由各自起龙头作用的经济极核区和广阔的经济腹地构成，是有内在经济联系和协调发展机制的极化经济区。从整体上看，东、中、西部三大经济地带的同质经济区特征十分明显，与泛珠三角经济区、泛长三角经济区和泛环渤海经济区的空间结构差异十分显著。泛珠三角经济区、泛长三角经济区和泛环渤海经济区从整体上看属于异质经济区，各经济区内部表现为异质性或集聚性;东、中、西部经济地带内部表现为同质性。这就说明，在纵向划分的三大经济地带的同一个大经济地带板块内，经济同质性就意味着更多的竞争，而异质经济要素和资源的互补性又不在同一个大经济地带;在横向划分的三大泛经济区空间结构中，由于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经济的异质性和互补性是在同一个大经济区板块内，因而有利于协调经济极核区与经济腹地的分工与合作，在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市场的基础上，推动区域经济空间结构指向优化方向演化。2.协同发展机制差异。同质经济区的三大经济地带缺失增强区域经济核心竞争力的内在机制。区域经济核心实力主要表现为产业规模优势、企业群体优势和产品质量优势，而这些优势又取决于区域专业化分工与合作的程度和范围。同质经济区的三大经济地带划分，割裂了东部沿海区域资本、技术优势与中、西部自然资源、劳动力优势的互补关系，造成东部资本、技术要素和中、西部自然资源、劳动力要素空间异质特征难以协同，环境资源利益补偿机制缺失，核心城市群带动中西部经济发展作用不明显，不利于区域经济整合(张子云、于武、杨柏，2007)，难以保证经济要素高效使用和升级换代，使国家实施的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战略并没有实现缩小区域差距的政策预期。三大泛经济区的经济本质是具有拓展横向经济分工与合作内在联系的经济区，具有人流、物流、资本流等内在联系机制，一体化运行从而有利于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和提升区域经济综合实力核心竞争力的“驱动力”，具备协同发展的内在机制。三大泛经济区中的东部经济极核区拥有广阔经济腹地，不仅使经济腹地能更好地接受沿海经济极核区的辐射和带动，更重要的是伴随着经济要素的有序流动，沿海城市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条件和腹地空间，从而使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等沿海大城市群得到更大发展。
四、政策启示
[关键词]经济；环境；有序度；协同
[中图分类号] F06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461(2008)09-0059-03
本文是徐州市科技情报所项目《徐州生态环境对城市化建设承载能力的评估研究》的研究成果。
一、引 言
近年来，中国经济得到了迅猛的发展，而发展背后所面临的环境问题日益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在经济发展初期，我国用资源高消耗和生活高消费来刺激了经济高速增长，为了追求资本生产率与利润最大化，忽视了资源利用率与环境的损失。现在中国虽然成为了制造业大国，同时也成为了世界上自然资源损耗和环境污染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这并不是我们所要追求的目标，我们的目标是经济与环境的协同发展。许多发达国家的经验告诉我们，尽管环境污染和破坏日益严重，但环境与经济最终是可以协同发展的。
二、协同学理论
协同学[1](Synergetics)是由赫尔曼・哈肯(Harmann-Haken)在20世纪70年代创建的一门交叉学科，它是研究开放系统通过内部子系统间的协同作用而形成有序结构机理和规律的学科，是自组织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表示在一个系统发生相变时，会因大量子系统的协同一致引起宏观结构的质变，从而产生新的结构和功能。赫尔曼・哈肯对协同学概念和研究对象的表述是：“协同学是一门横断学科(交叉学科)，它研究系统中子系统之间怎样合作以产生宏观的空间结构、时间结构或功能结构(即怎样产生“自组织”，它研究由完全不同性质的大量子系统所构成的各种系统。通过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整个系统将形成一个整体效应或者一种新型结构，这个整体效应具有某种全新的性质，而在子系统层次上可能不具备这种性质。赫尔曼・哈肯还强调：协同学从统一的观点处理一个系统各部分之间的相互作用，导致宏观水平上结构和功能的协作。协同学的理论核心是自组织理论(研究自组织的产生与调控等问题)，这种自组织随“协同作用”而进行。“协同作用”是协同学与协同理论的基本概念，实际上就是系统内部各要素或各子系统相互作用和有机整合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强调系统内部各个要素(或子系统)之间的差异与协同，强调差异与协同的辩证统一必须达到的整体效应等。据哈肯协同学的役使原理，系统在相变点处的内部变量可分为快、慢驰豫变量两类，慢驰豫变量是决定系统相变进程的根本变量，即系统的序参量，系统由无序走向有序的机理关键在于系统内部序参量之间的协同作用，它左右着系统相交的特征与规律。系统协同度正是反映这种协同作用的度量。因此，仅研究少数序参量变量的方程，就可以确定系统的演化行为。
三、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分析
普林斯顿大学的经济学家格鲁斯曼(Gene)和克鲁格(Alan Krueger)在对66个国家的不同地区，14种空气污染物和水污染物质12年变动情况进行研究中发现，大多数污染物质的变动趋势随人均收入增长先增加，后下降。污染程度的峰值大约位于中等收入水平阶段。他们首次提出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2]。即环境与经济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库兹涅兹曲线之所以有如此高的地位，就是因为它与人们的感觉相符，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的历史相符。
经济发展与环境的相互促进关系虽然社会可以在一定阶段用牺牲部分环境的方式去换取经济的发展，但到一定阶段，这种关系会发生逆转。那时，经济的发展不仅必须以环境的不断改善为前提，而且必须以牺牲部分自身的发展为代价。当环境的恶化到达一定程度时，它的继续恶化不仅不能换来经济的继续发展，反而会严重阻碍其发展。因为环境是经济发展的自然基础，如该基础被破坏，必然使经济的发展失去支撑。此外，由于技术的进步，环境的改善变得相对容易一些，这也是经济发展为环境改善带来的物质和技术基础。所以，当经济发展到较高水平时，环境与经济发展对福利的重要性发生变化时并由此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时，社会会将牺牲环境来换取经济发展的做法转变为以适当降低经济增长速度来换取环境质量改善的政策，这时经济发展才能与环境的改善相一致。所以当经济与环境不协同时，会促进整个社会的发展会受到受到一定的制约，而如果经济和环境协同发展则会促使
四、徐州经济与环境协同发展的实证分析
1.徐州经济发展与环境现状
(1)经济发展概况
徐州市位于江苏省西北部，现辖4县、2市、5区，面积11258平方公里，总人口934.73万人，其中市区面积1038平方公里，人口167.33万，是国务院批准的全国较大城市，也是江苏省重点规划建设的四个特大城市和三大都市圈核心城市之一。近年来，徐州市的国民经济保持了持续快速增长的良好势头，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产业结构，为各地客商来徐投资创业创造了较为优越的基础条件。2006年全市生产总值达到1212.15亿元，财政收入145.26亿元，经济发展跨上了高速增长的起飞平台。2004年徐州入围了“中国十大经济活力城市”的20个候选城市，并被提名为“公众最向往的城市”；荣登《福布斯》2004年度“中国大陆最佳商业城市”排行榜；被台湾对大陆投资环境与风险调查评估权威机构评为台商14家“极力推荐投资城市”之一。
(2)环境现状
徐州是以能源和资源消耗为主的工业城市，是国家113个大气污染控制重点城市之一，结构性大气污染比较突出，粉尘、烟尘、扬尘等“三尘”污染和二氧化硫污染严重。近年来，徐州启动了“蓝天工程”，大力实施大气环境综合整治。截止到2006年末，已成立各级环境监测站11个，建成烟尘控制区23个，面积274.95平方公里，比上年增长6.6%。对重点排污单位进行了排污达标治理。全年完成环境污染限制治理项目44个，工业废水排放总量23500万吨。工业废气排放总量1658.85亿标立方，工业粉尘排放量6.6万吨。
2.徐州经济与环境协同评价计算过程与分析
(1)计算过程
①系统子系统的序参量与子系统的有序度[3][4][5]
设其子系统发展过程中的序参量变量为ej，ej=(ej1，ej2，……ejn)，其中n≥0，βij≤eij≤αij，(j=1，2)。不失一般性，假定ej1，ej2，……ejl的取值越大，系统的有序度越高，其取值越小，系统的有序程度越低；假定ej(l+1)，ej2，……ejn的取值越大，系统的有序程度越低，其取值越小，系统的有序程度越高。则可以计算ejt对sj的有序度uj(ejt)为：uj(ejt)=i∈[1，l]i∈[l+1，n](1)
由uj(ejt)取值的大小，可以说明ejt对sj有序的贡献程度。当然在实际的系统中，会有若干ejt，其取值过大或过小都不好，而是集中在某一特定点周围最好。对这类ejt总可以通过调整使其成为上述两类中的一类，从而用上式计算其贡献值。例如，设ejt的取值以接近于标准值e为准，则定义=(2)
可见的取值越大，系统的有序度越高。
采用几何平均法计算第j个子系统的序参量对第j个子系统的有序度的“总贡献”，即：uj(ej)=[uj(eji)](3)
同样uj(ej)∈[0，1]，uj(ej)越大，ej对系统有序度的贡献越大，系统有序的程度就越高。
②系统协同度模型
设对给定的初始时刻t0，各子系统序参量统有序度为u(ej)，(j=1，2))，则对整体复合在发展演变过程中的时刻t1而言，若此时各子序参量的有序度为u(ej)，(j=1，2))，定义cm为复合系统协同度： cm=θu(ei)-u(ei)(4)
式中：
θ=(5)
(2)实证分析
本文选取经济系统与环境系统的指标均从徐州市统计年鉴上查到或经过二次计所得，同一城市不同年份之间可以进行比较(见表1)。表1. 经济系统与环境系统指标
(3)经济与环境系统协同发展分析
根据系统协同的模型的步骤，首先以根据原始数据计算出的标准化值为基础，结合每个指标的权重，计算出每年的经济系统和环境系统的有序度，根据公式计算出两系统的协同度如表2。 表2. 经济系统与环境系统的有序度和协同度表
根据表1数据，作如图1。
图1、徐州经济系统与环境系统协同度图
从上图可以看出，1996年到2004年经济系统的有序是一直处于发展态势，由1995年的-0.947到了2006年的1.512.而环境系统的有序度却没有明显的规律性，反而在1995和1996年期间，处于较高有序度，而到1997到1998年又出现了有序度的降低，在1998和1999年环境系统的又出现了有序度出现了提高，而2001和2002年却有出现了负值，与经济系统的一直处于上升态势是完全不同的。而经济系统与环境系统的协同度也可以看出环境系统和经济系统两系统的协同发展没有一定的规律性，在1996-1997年是处于上升趋势的，而1997-2001年处于协同度是逐渐上升，说明经济系统与环境系统是处于协同发展的阶段，但在2002年由于环境系统的有序度较差，又出现了明显的下降趋势，说明经济系统与环境系统的发展出现了不协同的现象。过了2002年以后二者的协同度大幅度提高。这说明环境和经济之间协同关系处于极不稳定状态，开始随着经济的发展，环境的有序度开始降低，在1995-1997年间，然后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环境状况有所改变，1998-2001年间。但到了2002年以后，环境系统状态开始有所反复，总体来看，十二年来，徐州经济系统与环境系统二者之间的协同关系是波浪形。
五、结 论
通过对利用协同学的观点，徐州1995-2006年以来经济系统和环境系统分别计算其有序度，然后计算经济系统与环境系统之间的协同度，经济系统的有序度是一直处于逐渐上升的阶段，而环境系统的有序度却是处于不断波动，且波动的幅度不等，有加大趋势，二者的协同度分析可以看出徐州的经济系统与环境系统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处于波动的阶段，没有明显的倒U型曲线而属于波浪型曲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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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earch on Synergetic Development between Economy and Environment in Xuzhou
Zhang Jing
(School of Environment Science & Spatial Informatics，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Xuzhou 221008，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researches the synergetic relation between economy and environment in Xuzhou from 1995 to 2006 by using the synergetic method and calculates the order degree and synergetic degree between them in that period. The research has found that the economic system order degree develops steadily， by contrast the environmental system order degree is unstable， and the synergetic degree between economic system and environmental system fluctuated in those 12 years.
关键词：区域经济；协同发展；驱动机制
从概念层面分析，区域经济的协同发展，是指对相邻区域的经济发展情况进行系统性分析，通过资源的合理配置，推动各个区域经济的共同发展。推动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是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也是推进共同富裕的有效措施。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将各个区域放在平等的位置，坚持客观公正，通过内部子系统与外部系统的互动，推动相互协作，实现整体发展。
一、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理论依据
协同理论对于区域经济发展有着不容忽视的指导作用，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一是区域经济的发展不可能独立进行，任何一个区域想要获得长远稳定发展，就必须对外开放，推动人才、技术、资金、信息等的自由流通；二是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一方面需要对区域之间的良性竞争与合作关系进行维持，另一方面需要确保各个区域的高度自主性，对区域经济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进行强化和巩固；三是区域经济协同发展需要满足客观事实，不能盲目进行，通过合理有效的措施，实现经济的有序发展，提升经济运作效率[1]。协同理论为区域经济的协同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也为深入探究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驱动机制奠定了理论基础，对于相关部门而言，想要真正对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驱动机制进行明确和完善，就必须做好全面细致的分析，尊重驱动因素在经济发展中的推动和促进作用，分析区域经济协同发展中的序参量，提升驱动机制的可靠性和有效性。
二、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驱动因素
1.区域比较优势。在区域经济协同发展中，自然资源、技术、土地、劳动力、资金等共同构成了区域比较优势，是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主要驱动因素之一[2]。在区域经济协同演变的过程中，不同的演化阶段所对应的区域比较优势也有所不同，其演化特征包括：（1）静态向动态的转变。初级阶段的区域比较优势为核心层、中心层和层的静态比较优势，高级阶段的区域比较优势则可以根据实际需求进行适应性变动，属于动态比较优势，能够依照大区域经济发展中的整体效率要求，对子区域的资源配置进行即时调整。（2）资源向知识的转变。资源型比较优势主要是通过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知识型比较优势则是通过能够体现区域核心竞争力的高级要素，如信息、技术、经验等，带动区域经济的持续发展，与自然资源等初级要素相比，高级要素和核心带动作用更强。同时，在初级阶段，区域经济一般都是依靠自然资源进行产品的开发，比较优势的核心是自然资源，信息、技术等高级要素的作用并没有真正体现出来，具备较大的提升空间，同时也需要对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状况进行改善；在中级阶段，依靠区域比较优势，各个区域都加强了对于产业分工的重视，加强了与其他区域之间的协调与配合，推动了经济发展结构的持续调整，使得大区域内的经济发展环境更加稳定，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资源等初级要素的作用逐渐被知识、信息等高级要素所取代，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状况有了很大改善[3]；而在高级阶段，区域经济的发展逐渐稳定，需要做好发展要素的合理规划和配置，形成区域自身的区域比较优势，确保其能够根据实际需求进行动态调整，从而使得经济子系统之间的协同作用大大增强。2.区域经济联系。一方面，区域经济联系的强度和能量损耗直接决定了其演化阶段，对应了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不同阶段，从整体层面分析，区域经济联系在不断的演化过程中，表现出了几个比较显著的特征，一是强度的提升，区域之间的经济联系越发紧密和牢固，子系统之间相互依赖和相互影响的程度大大提升；二是损耗的降低，区域经济联系的效果越好，能量的损耗也越少，实现了对于有限资源的充分利用，减少了资源浪费问题。另一方面，区域经济联系使得信息的交流变得更加便捷和高效，完善的信息支持也使得区域经济的发展更加合理，逐渐由初级协同向着高级协同的方向转变，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趋势越发显著。如果区域逐渐能够形成完全通畅的要素流动，则不仅可以实现资源配置的最优化，降低能量损耗，还可以实现对区域经济的高度整合，完成协同跃升[4]。3.区域产业分工。在演化过程中，区域产业分工呈现出几个比较显著的特诊，一是持续优化的分工模式，从原本的杂乱无章变为规则有序，产业分工更加明确也更加合理；二是持续增加的子系统数量，各个区域基本上都开始融入到了大区域经济的分工协作中，需要明确的是，子系统始终都处于大区域产业分工中，并不存在逐步加入产业分工的情况；三是持续弱化的个体特征。与网络整体不而言，子系统的个体特征在产业分工过程中逐步弱化，更多地突出了整体效率[5]。
三、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驱动机制
针对上述三种主要驱动因素，虽然明确了其各自的演变特征和动态作用机理，但是从构建完善驱动机制，推进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角度分析，需要深入研究系统序参量的识别问题。1.驱动因素间的序参量识别。三种驱动因素都可能成为系统序参量，而实际上，在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不同阶段，系统序参量会出现动态变化，遵循区域比较优势—区域经济联系—区域产业分工的动态演变规律。在初级协同阶段，子系统之间尚未建立起紧密的联系，产业分工也没有形成，子系统个体特征显著，区域比较优势是决定子系统发展的关键因素。换言之，在这个阶段，系统序参量是区域比较优势。在中级协同阶段，子系统之间的经济联系逐步加强，个体特征持续减弱，区域经济联系与区域产业分工在大区域经济发展中的推动作用越发凸显，也使得系统序参量产生了动态变化，在这种情况下，系统序参量相对模糊，既可能是区域经济联系，也可能是两种或者三种驱动因素的融合。在高级协同阶段，经济子系统的区域比较优势更加明显，区域经济联系也得到了强化，区域产业分工成为了系统序参量，这也是实现整体功能大于局部功能之和的关键驱动[6]。2.驱动因素间的协同作用。伴随着区域经济协同阶段的变化，系统序参量也会发生相应的转变，而无论系统序参量是三种驱动因素中的哪一种或者哪几种，驱动因素之间的协同作用始终是实现序参量与相关变量可靠连接的重要纽带，不仅充分体现了协同学伺服原理的经济学内涵，同时也成为了决定系统协同演变的关键环节。驱动因素之间的协同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区域比较优势与区域经济联系的相互促进。区域比较优势是由资源禀赋决定的，能够推动不同区域之间区域经济联系的建立，而可靠的区域经济联系又会反过来锐化区域比较优势。在区域间，要素的交流主要用来商品贸易，而在利益的驱动下，各个区域会加强相互之间的经济联系。与此同时，区域经济联系使得不同区域的比较优势得到了更好的发挥，可以实现优势互补，共同发展。（2）区域经济联系与区域产业分工的相互引导。子系统之间的信息传输使得反馈的数据量不断增大，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加强必要的引导工作，实现对经济系统的优化和改善，以保障了分工的合理性和科学性[7]。不仅如此，通过对区域产业分工的优化，可以提升产业结构的合理性，实现资源的科学分配，对子系统的要素流动可以得到持续改进，形成良性循环，从而实现区域经济联系与区域产业分工的共同升级和转变。（3）区域产业分工与区域比较优势的相互依托。区域产业分工与区域比较优势是相互提托的关系，前者是后者的保障，后者则是前者的依据。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中，想要切实提升区域产业分工的水平，需要以区域比较优势为依托，确保其能够参与到产业分工中，使得区域在经济系统中发挥出最为高效的节点作用，而保证节点的稳定性，则是实现大区域经济系统高效性的关键。区域产业分工可以为节点的规划设置提供指导，并且为区域比较优势的充分发挥提供良好的保障。可以说，区域产业分工和区域比较优势互为基础，相互依托[8]。
总而言之，在区域经济协同发展中，应该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构建完善的驱动机制，针对不同的协同阶段，采取差异化的发展策略。在发展初期，应该强调区域比较优势，提升核心竞争力；在发展中期，应该完善要素流动机制，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强化区域经济联系，构建起高校的信息交流机制；在发展后期，应该优化区域产业分工，为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不同的区域应该结合自身特点，选择相应的产业转移模式，从改进大区域经济的整体效率出发，构建区域间产业协调机制。
作者:梁卫平 单位: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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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区域经济;协同发展;协同发展机制
协同发展是区域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主题,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不断深化,区域之间的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信息交换越来越频繁,技术交流越来越广泛,生产要素的流动更加顺畅,世界经济已成为相互渗透交织的密切的复杂体系,任何区域都不能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独善其身。协同发展,就是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促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互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互衔接、相互促进、良性互动。
一、区域协同理论的研究现状
(一)区域经济发展理论
区域经济发展是区域经济学研究中的重要领域。区域经济发展,一方面表现为区域经济总量的增长,另一方面表现为区域产业结构的不断演进和升级。区域产业结构一般有主导产业、关联产业、基础产业所组成,因此,发展不仅包含了增长,还包含了功能的变化(Herrick&Kingder berger,1983)。一般认为,德国经济学家杜能(J.H.V.Thunec)开启了区域经济发展的研究。因为其于1826年发表的著作《农业和国民经济中的孤立国》中首次提出了“区位”问题,自此之后便产生了众多区域经济学理论流派。
(二)区域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研究
1、中心推动或不平衡论――增长极理论及其发展
1955年,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佩鲁(F.Perroux)在《增长极概念的解释》一文中认为,经济的增长不可能同时出现在所有的区域、部门、厂商,它将以不同的强度进行分散分布,在某一特定的经济空间内总会存在着若干经济中心或增长极、点,它会产生类似刺激作用的“磁力场”,呈现出“极化效应”,增长极、点快速发展之后,会通过不同的渠道向外扩散,产生“扩散效应”,对整个经济产生不同的终极影响。之后经过罗德文(Rodwin)、缪尔达尔、赫希曼等发展了增长极理论(张聚华,2002)。
2、线性推进论――梯度转移理论与点轴开发理论
极化推动的思想显然是非线性系统性,是一系列复杂地变动。梯度转移理论以一种层层递进的思想来强化发展,与极化思想有相似之处,但是其避免了极化理论的复杂性。点轴开发理论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采取空间线性推进方式,它是增长极理论聚点突破与梯度转移理论线性推进的完美结合(周旬,2006)。点轴开发理论在形式上与梯度转移有相似之处,是增长极理论的延伸,但在重视“点”(中心城镇或经济发展条件较好的区域)增长极作用的同时,还强调“点”与“点”之间的“轴”即交通干线的作用。
3、网络结构开发论――网络开发理论与圈层结构理论
网络结构开发论综合了网络开发理论和圈层结构理论,它们分别以一种严格意义和非严格的网络结构呈现出来。增长极开发、点轴开发都是以强调重点发展为特征,在一定时期内会扩大地区发展差距,而网络开发是以均衡分散为特征,将增长极、增长轴的扩散向外推移。网络开发理论注重于推进城乡一体化,加快整个区域经济全面发展。该理论的适用应选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区域之间发展差距已经不大,区域经济实力已允许较全面地开发新区的时候。郝寿文、安虎森(1999)在界定区域经济学概念的时候,强调了区域经济结构的重要性。他们指出,区域结构的存在,区域内任何经济活动通过区域结构的联系网络,带动区域经济的发展。圈层结构理论最早由德国农业经济学家冯・杜能提出。他的主要观点是,城市是一个不断变动着的区域实体,由建成区至,由城市核心至郊外,各种生活方式、经济活动、用地方式都是从中心向呈现圈层状的有规律变化的。“圈”实际上意味着向心性,“层”体现了层次分异的客观性特征。圈层结构反映着城市的经济社会景观由核心向呈规则性的向心空间层次分化。
4、大推进开发论――大推进理论和平衡发展理论
大推进开发论有两种代表性理论,即罗森斯坦-罗丹的大推进理论和纳克斯(R.Nurkse)的平衡发展理论。大推进理论的核心是外部经济效果,即通过对相互补充的部门同时进行投资,一方面可以创造出互为需求的市场,解决因市场需求不足而阻碍经济发展的问题;另一方面可以降低生产成本,增加利润,提高储蓄率,进一步扩大投资,消除供给不足的瓶颈。由于平衡增长理论,避免了片面强调工业化、忽视其他部门发展的倾向,强调大规模投资和合理配置有限资源的重要性,重视市场机制作用存在的局限性和实现宏观计划化的必要性,为发展中国家实现工业化和经济迅速发展提供了一种发展模式,并对一些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政策制定产生了一定影响,因而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张聚华,2002)。平衡发展理论的出发点是为了促进产业协调发展和缩小地区发展差距。
(三)协同发展的研究回顾
1、协调发展与协同发展
协调发展强调以系统论的方法用全局性的视角来处理发展中的问题,并以自组织理论为核心,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的的,通过区域内的人口、资源、经济、科技、环境、资源等六个系统及各系统内部各元素间的相互协作、相互配合和相互促进而形成的社会发展的良性循环态势,它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社会发展系统。由人口、社会、经济、科技、资源、环境元素构成,使系统内部的物质流、能量流、信息流、人流和价值流这“五流”的运转合理有效并且形成协调发展系统。协调发展系统是一个自组织系统、开放系统、复杂系统、灰色系统、非线性系统(王维国,1998)。“可持续发展”和“科学发展观”代表了当代“协调发展”的最高理念,作为其内核的“协调发展”,也被赋予了最新内涵,“协调发展”不仅必须“以人为本”尊重客观规律,而且既要顾及当代人,实现“代内协调发展”,又要顾及后来人,实现“代际协调发展”,还要保持“发展”在空间(包括地理空间、产业领域等)上的“协调”(熊德平,2009)。协同发展与协调发展一样同样大量应用了系统论和自组织理论,同样以“可持续发展”为最终目标,但协同发展更强调协同理论的应用。协同理论认为:慢变量支配原则和序参量概念,认为事物的演化受序参量的控制,演化的最终结构和有序程度决定于序参量,并由此形成的协同效应、伺服原理、自组织原理,由于其聚焦于发展问题的本质,使协同发展更具有操作性。
2、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研究
(1)区域经济协同发展与产业发展
张平(2005)从胶东半岛区域产业结构同化、特点同化、职能同化的现象突出,各地区对生产要素竞争激烈,甚至不正当竞争等地区壁垒提出了解决策略:建立一个超越地方利益之上的组织;出台政策对地区的发展方向、规模与结构等合理引导,必要约束;建立信息互联互通平台,建立高效的交通物流网络;建立要素可以自由流动的区域大市场,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刘慧怡(2006)界定了区域旅游协同发展的基本含义并指出了区域旅游协同发展要遵循的一系列基本原则。余志勇(2005)在红三角区域旅游发展协同论中试图找出协同论中的“序参量”(Order Parameter),并认为各级政府、旅游企业、旅游人才和资金等因素是影响甚至支配红三角区域旅游协同发展的主要“序参量”。粟路军,柴晓敏(2006)认为区域协同发展是区域旅游合作的高级形式,探析了区域旅游协同发展模式:以地方利益为基础,协同发展为目标,以市场交易为协同方式,以政府机制为协同保障,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分析区域旅游协同发展的条件与障碍因素,构建区域旅游协同发展的区际协调机制,区域旅游协同发展的实施与监督调控。产业的有效互补是实现区域产业协同发展的基础;产业竞争力的协同提升是促进区域产业协同发展的核心;战略与对策的制定是推进区域产业协同发展的保证(朱斌,2006)。产业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协同效应主要表现为隐性协同和显性协同(邹树梁、高阳,2006)。巫文勇(2006)建议出台《区域产业结构调控法》以促进和保障中国区域产业协同发展。白晋湘(2007)将协同理论引入区域农业品牌中,并认为“区域农业品牌发展的核心问题是怎样协同不同营销主体在满足目标市场消费者需要的前提下与区域品牌的资产最大化目标保持一致”。高明、刘俊杰(2008)得出协同发展的动力来自于市场驱动力和政府调控力。
(2)区域经济协同发展与城市发展
城市发展是区域经济发展在空间上的增长极,城市在区域经济中的充分发挥其作用,发挥城市之间的潜能和优势,促使区域经济快速高效可持续发展。“协同和发展是城市持续成长的“因”,是城市成长的基础和前提,是城市成长的保证和制约,是城市成长的关键和具体工作,是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陈迪,2006)。
陈玉和等(2006)认为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应基于城市间的资源禀赋,实施差异互补,追求协同发展,并注意坚持市场机制和政府职能的差异互补。柳新华等依据烟台市在环渤海经济圈中的定位可以利用交通运输枢纽的而形成辐射线来增强烟台市与环渤海经济圈协同发展中的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柳新华,2007)。建立金融协调机制,加强地区的金融合作,实施区域金融一体化战略是其重要途径(刘俊芳,2007)。
(3)集群视角下的区域经济协同发展
许雪琦通过实证分析有力的证明了协同发展能够提升物流服务业和制造业集群之间各自的生产效率和利润,从而提升整个区域经济的总体竞争力(许雪琦2007)。建立区域产业集群的统筹发展体制主要用来解决区域内各地的“诸侯经济”,根据各地的资源禀赋和原有产业的发展现状来培育产业集群,实现区域内产业协同(张桂梅,2006)。有研究认为产业集聚的目的是通过群体协同效应而达到共同发展的目标,产业集群的演化动力室竞争合作协同,通过协同演化可以促进双方效率的不断提高和达到集群整体的最优资源配置。
(4)区域与区域之间的经济协同发展
钱亦杨、谢守详早在2004年就认为长三角大都市圈应该开展跨行政区规划,加速区域经济一体化;加大城市联系,增强大都市的内核功能;快速都市圈内的通道的建设;加快金融改革步伐,促进资本自由流动;积极发展本地区主导型产业,加快产业集聚进程。冷志明认为区域经济协调最主要的形式是区域产业协调,这是因为产业范畴直接或间接包括了商品流、资金流、信息流等各项地区经济活动(冷志明,2005)。在中国省区交界地域的经济发展问题上他提出利用密切的区域空间关系,打破行政区划限制走协同发展的道路,实现区域间优势互补,发挥整体优势就成为了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冷志明,2005)。卢中华通过建立地市区域协同的内部影响因素模型,并以山东省临沂为例,找到了影响区域协同的主要因素有区域文化教育水平、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政府治理环境污染的投资和农民的人均收入(卢中华,2006)。“准确的把握区际关系,是科学认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机制的前提与基础。”经济先发区域和后发区域协同发展有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彭荣胜,2007)。后发区域的发展滞后,会引致区域消费结构断裂,不利于先发区域产业结构的升级;后发区域在劳动力供给方面对先发区域的经济增长形成桎梏,产业的梯度转移延迟,以及地方保护主义、区域市场分割和产业同构,会弱化区域间的经济联系从而影响整个区域经济的增长。先发区域也应当在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战略中承担更多责任。
(5)我国区域经济协同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纵观研究我国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论文中,目前我国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瓶颈,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方面:
首先,政府干预产生的主要问题。中央政府的财政倾斜政策不利于一些地区的思想观念真正想着市场化方向转变。长期以来,一些贫困落后缺乏主动进取意识,依赖思想严重,认为外部支持和国家援助是天经地义和理所当然的,而不重视对当地优势资源的积极开发以及利用,从而并不利于这些地区想着市场经济体制思想的彻底转变。地方政府的引资目标责任制容易引发短期化行为。招商引资不应是短期,企业、资金和项目不是被引进来就可以了,更要能发展,只有这样才会真正促进地方经济的持续增长,否则的话,靠这种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只能是短暂的和粗放型的增长。地方利益驱动导致重复建设和产业结构趋同。地区产业结构趋同化主要表现为地区之间工业结构的相思程度呈现出不断提高的趋势。据统计,我国中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工业结构的相似率高达93.15%,中部与西部地区工业结构相似率高达97.19%(马广琳、刘俊昌,2005)。其次文化与思想观念障碍。不同地域、不同发展水平的地区之间文化与观念的差异是客观的存在的。这种差异将直接影响不同地区之间的沟通与合作,给区际协同发展带来障碍。宏观领域主要体现在传统观念、价值观、、民族团体优越感、创新或变革精神等方面,微观领域主要体现在经营理念企业文化、管理模式等的差异(张绪胜,2001)。与此同时对于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理念上有待迅速提升。正视问题,认识到并明确区域经济的发展方向;根据资源环境人口等客观因素的承载能力和发展潜力,进一步明确区域的功能定位,制定相应的政策和评价指标,逐步形成各具特色的区域发展形势。生态保护、环境保护需要更有约束力,强制性的保护措施。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定位清晰,政绩考核具有针对性。坚持“先有理念,再有实践,逐步总结”,继续探索。
其次,区域经济协同发展史无前例。由于没有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涉及一个自组织系统、开放系统、复杂系统、灰色系统、非线性系统,需要区域内各行业,各部门,包括政府以及企事业单位的通力配合,这使得协同这些子系统具有很高的难度系数。也由于这样的系统中,不仅在推出协同发展战略后会很长的滞后效应,而且该系统受到的干扰的因素,故区域经济协同发展作用的效果往往难以在短期中体现出来。推行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战略后,不仅在衡量其运行效果评价上比较困难,而且在改进和调控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按照规划的方向进行上,也具有相当的难度。不断调整操作对象,使得标的指标符合协同发展战略,并促使区域经济能够在能够适当的控制下,有序地发展。
二、目前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研究不足之处
第一,目前研究多为当地决策者提供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对策。所得出结论都是一个范式。从分析本地的资源禀赋,历史文化定位开始分析,然后从全局出发考虑得到最后的对策:建立一个区域机构,协调统一;建立法规制度,减少内耗;加强区域内基础建设;便捷区域各要素的流动;保护生态等等。这样的对策在实际操作方面存在困难,涉及面广,难于掌控。
第二,协同理论中最主要的一块是自组织理论和伺服原理,然而目前的这方面的应用比较少。自组织理论的应用可以在重新组织系统内部子系统的结构而达到更佳的实际效果。找出区域经济中自有的发展规律,然后合理的调控各个子系统,使之符合区域经济系统自组织规律,从而自觉组织,又好又快地发展区域经济。同时在寻找区域经济协同发展中序参量,从而更好地为区域经济的协同发展创造条件。
第三,定性分析比较多,定量分析比较少应用到区域经济协同发展。同时定性分析也不够深入,对于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概念的界定,对于区域经济协同发展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之间的区别,对于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战略目标的确立,对于区域经济中各部分该如何组织,如何发挥出协同效应,对于区域经济协同发展中引入实证分析不仅能增加说服力,而且能做出一些经济预测,有利于决策者分析当前形势做出正确决策。
三、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机制研究的必要性
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的创新战略,而可持续发展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必将得到长期贯彻执行。但是由于区域经济协同发展仍然属于初创阶段,不仅研究内容需要进一步丰富,研究案例需要进一步的扩展,研究方法需要进一步创新,加强有益的探索;而且因为在我国区域经济的两极分化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继续存在,我国幅员辽阔,各地的资源禀赋差异巨大,后天的经济基础又有天壤之别,所以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战略将在我国长时间的坚持。充分利用“政府宏观调控”和“市场调控”,充分调动区域经济内的有利因素,高效率的配置区域内资源,不仅能确保效率更能兼顾公平。
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机制是实现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方法,是将协同学与区域经济学有机结合的理论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和福利的有效手段,也是为执政者提供建议的有效途径。依据“先有理念,再有实践,逐步总结”,将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理论应用于区域经济发展中,积极探索,逐步总结,找出适合本地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机制,对发展我国区域经济颇有裨益。区域协同发展是一项综合研究,协同发展论将人们对社会系统、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的认识,提升到了一个新的综合性、整体性和系统性认识的高度。社会生态经济系统的协同发展包含了自然协同、经济协同和社会协同。协同发展是区域经济发展得以顺利、快速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前提条件,区域协同发展是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创新战略。国内外部分专家学者及实际部门的工作者对此问题作了大量的研究和探讨,主要集中在:区域经济差异、区域(区际)联系、区域经济一体化、区域协同发展内容和方式、缩小地区差距的协同发展、经济与环境系统的协同发展、区域协同发展战略研究等。目前区域协同发展的定性和实证研究较多,而针对特殊的经济区域协同发展能力的提高以及如何根据区域经济发展的非均衡及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展开实证研究较缺乏。针对转型时期区域协同发展水平的判定和综合评价,协同发展网络的构建,协同发展的趋势分析,协同发展模式选择,展开实证研究与评价是一个新课题。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机制的研究有助于构建区内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各要素全面发展的机制和框架,形成一个结构优化、富有活力、高效持续的区域经济系统,有效地解决区域持续发展的资源与环境约束。针对区域协同发展程度的综合评价分析有利于提高政府对协同发展的认识并树立新的协同发展观,促进有关政策法规的进一步完善,并为各级政府制定区域协同发展战略规划提供可靠的数据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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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作为我国三大经济圈之一的京津冀地区其经济合作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还存在体制、机制、观念等方面的障碍。本文从地区一体化发展规划、相互接轨的政策法规体系、区域内产业结构优化、资源配置优化及可持续发展优势建立、区域整体联合协同优势发挥等方面,探讨京津冀联合的模式及域内资源整合方法。力图在政策法规、经济体制、要素利用结构、社会文化与技术等方面寻找能保障京津冀地区多方合作、促进共赢的区域合作发展模式。
关键词:打破恶性循环机制 多梯度蛛网式发展 梯度衔接
作为我国正在成长的经济增长第三极,环渤海地区的发展近来受到广泛关注。而处在这一地区经济核心地位的京津冀地区,其发展现状及面临的问题颇具代表性。只有解决了这些问题,本区域的经济发展才能和长三角、珠三角一样走上良性循环的轨道。
京津冀区域发展亟需解决的问题
(一)京津冀区域内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状况及其负面影响
将北京或天津和珠三角、长三角地区的城市来比较,人均GDP均居前列,但是从整个京津冀区域来计算,人均GDP则远落后于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北京、天津与河北的经济存在过高落差,这使得三地的企业、产业在人才利用、技术、金融等各个方面的发展状态也存在较大差异,产业对接存在断带。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比如,北京市长期以来在城市发展规划上以自身城区内的循环规划为核心,不大考虑与周边城市及省份的匹配关系。而北京市的发展却需要外部周边省份和城市提供大量的资源,在从外部获取各种资源的同时,其城市的发展和规模扩张仍然以城内循环为指导方针。这就致使周边资源被吸收,但周边省份却没有从北京的发展获得辐射效益,相反却造就了北京周边大量的贫困区域。
从长期来看,被贫困区包围的富裕地区其可持续发展已经给北京的发展带来了相当大的障碍。一方面,专注自己区域的封闭策略导致周边省份技术、产业发展落后于北京太多,产业对接无法实现。比如很多高科技含量的研发成果在周边省份根本无企业可以承接,不是浪费掉,就是舍近求远到南方找制造商加工。另一方面,北京的发展没有注意为自身培养周边辅助力量,孤立单干,后劲就小。目前京津冀经济圈整体发展落后于长三角、珠三角,这和北京、天津对周边的经济辐射作用比吸收小有很大关系。
实践证明任何城市的长足发展都不可能孤立的实现,只有实现核心城市对周边的辐射作用,带动周边共同发展,才能使自身有充足的发展后盾。即核心城市经济发展要考虑改善周边经济环境,周边经济发展水平不佳一定会制约核心城市自身经济发展。所以,联合经济圈核心城市功能定位应将眼光放远一些,眼界放宽一些。京津冀区域内各省市不仅要考虑自身的发展,更要考虑整个京津冀地区的发展和自身发展的互相影响,考虑整个环渤海地区的发展和京津冀区域发展的互相影响,考虑自身在整个国家发展中的优势定位问题。这样制定出的发展战略和规划才可能使城市发展所面临的各种环境越来越有利于自己。
按照唯物辩证法的解释就是:核心城市发展战略会影响周边环境,这个环境反过来又成了核心城市发展的基础,二者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这一规律不仅适用于经济领域,在技术、人才、文化、环境、资源等方面都是适用的。北京周边的沙漠化带来的环境问题已经证实了这一点。
(二)协同规划使三地共同发展
必须打破条块分割、各自为政、只顾自己发展的做法。以统一、有序、互利、共赢的原则规范区域内各省市发展规划的关系,减少区域内各省市发展水平的差距,促进域内经济均衡、协调发展,形成核心城市和区域的互相支持的发展关系,保持整个地区的可持续发展的后劲。
(三)既定区域经济环境可能加剧不平衡的恶性循环倾向
1.产业发展差距加大与产业对接困难相伴而生。目前,京津冀区域内河北与京津两市的发展差距已经很突出,产业对接的断带已经出现,这种状况可能会形成加剧不平衡的恶性循环。比如,北京的某科研院所开发出颇具市场价值的科研成果,想要在河北寻找制造企业作为合作对象,但结果可能发现在资金、技术、信誉、市场条件上不切实际,仍然只能在京津或其他两个经济圈内找合作伙伴。河北得不到加工制造高科技成果的机会,其加工制造的技术、人力资源、经验、投资等各方面运作就得不到提升,水平差距会进一步凸显,和北京实现产业对接的机会也就进一步减少。 2.落后区域被动的研发、制造和地方保护加剧了恶性竞争。为了减少与北京的差距,河北自己发展高科技产业,自主研发、自己制造,很有可能在研发力量上造成和北京水平重复建设。当产业制造技术成熟时,结果却在研发上形成与北京的竞争,产业对接还是无法实现,产业竞争倒是形成了。为了保护已开发的力量,地方壁垒可能相继出现,条块分割变成保护手段,区域内的经济合作被竞争取代,条块分割进一步造成发展差距。
3.对已有重复建设整合的矛盾促使域内竞争加剧。为避免区域内的重复建设和恶性竞争,各地积极商讨区域经济一体化规划。在规划当中,必然涉及到各方的产业分工问题,涉及到重复建设的部分如何整合的问题。在都希望联合,都有相同产业的情况下,都希望自己的投资能实现最大效益,为此争论不休。联合协作会议经常召开,重复建设的项目不停上马,恶性竞争不断加剧。
4.落后地区承接产业转移吸引力差与吸纳产业的落后状态循环。“新北京功能定位”以后,北京作为国家首都将在产业结构调整方面出现重大转变。天津和河北都面临着承接北京产业转移的机会。相比较而言,有实力、技术好的企业大多更看重市场和发展机会,对核心城市周边落后地区的招商引资政策积极性不高,转移出来的可能性不大,而实力较弱、技术落后、高污染、高消耗的企业转移出来的积极性却是很高的。
在产业梯度转移过程中,河北如不对转移过来的企业进行有效审核监督,很可能使产业结构趋向高污染、高能耗、低技术、低实力状态发展,严重影响可持续发展能力。另外,天津和北京两市距离太近,产业梯度转移过程中,天津的吸引力比河北大,且滨海新区享有非常好的招商引资政策,这可能会使好的企业首先以向天津转移为目标。目前,京津两市的合作欲望很强,因相互之间很容易找到产业对接的突破口。而发展差距相对较大的河北在参与合作过程中,往往优势不突出,进一步加剧河北吸纳产业的落后状态。
综上所述,这些恶性循环的结果只有一个,就是加剧京津冀区域内各地方的进一步孤立发展和差距,造成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路径拥塞。必须打破这些循环延续下去的基础,然后建立一个新的良性循环机制来取代这种状况,才能彻底解决区域内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问题,才能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理论与成功范例
在域内各城市关系方面,可以借鉴西欧各国在区域经济发展中总结和提出的许多有价值的区域开发理论,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增长极理论”和“增长区理论”。
20世纪60年代初期,法国政府首先提出了“增长极”发展战略通过8个“增长极点”的规划,促进边缘地区城市的发展,建立起依托多个增长极点的新的区域经济格局。 然而,这一战略也有不足,使城市与农村的差距进一步扩大。因此,英国、德国、荷兰等国家更注重“增长区”的规划战略,即在大区中进一步规划出小区或发展中心作为地区经济发展的“增长区”。20世纪70年代后,“增长区”战略特别强调发挥小城镇的作用,以缩小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差距。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荷兰的发展模式―城市圈发展模式:其基本格局包括94个城市和乡镇体系,主要大中城市分布于沿海和南北两侧,中间是集约化农业区及游览区,其中散布着众多小城镇。合理和切合实际的城市圈发展模式,充分发挥了荷兰的地区优势,扬弃了其资源贫乏等发展的限制条件,利用国际市场,发挥农工贸一体化的经济结构,使之成为荷兰经济的心脏区。
京津冀区域内的城市在发展过程中,也应借鉴这些成功经验,注重小城镇发展,注重区域内大中小城市的同步提升与梯度衔接。
京津冀区域协调发展的理想模式构建
(一)在城市发展关系方面
从目前的京津冀经济发展的状况来看,有了作为“增长极点”的中心城市,但“增长区”的规划不够,所以,应在中心城市多极化发展的同时,促进周边城镇的共同发展,建立梯度发展的多层次的多个极点,加快每一层次中心城市与周边城镇的经济往来,增加往来项目与频率。如以北京和天津为第一个层次中心城市,石家庄、唐山、秦皇岛等为第二个层次中心城市,多层次中心城市呈梯度发展,以点连面,形成多梯度蛛网式发展,解决中心城市孤立发展的境地。国家在政策上应对河北与京津给予同等优惠政策,使资源配置趋向在政策因素上处于同等地位,建立行之有效的区域协调机制,扫除行政和地区壁垒,真正形成一体化的经济格局,加快要素在区域内自由流动。
(二)在市场方面
必须建立统一市场,减少行政干预对区域内要素流动的各种阻碍。可以考虑在区域内省市交界的地方建立由双方共同管理的、共享收益、对各方统一政策、统一价格的各种要素交换市场,一方面规范交换行为,一方面使要素流动更加自由。
(三)在产业引导方面
各方应以互利共赢的合作规划为突破口,引导区域内产业集聚,最终形成多个产业集群,发展外向型经济合作。在这方面,三地已经在港口建设、汽车、电子、高科技研发等方面形成内部竞争,应考虑将有竞争的产业在地域范围上进行合理转移、集聚,促进各地方的产业合理分工,实现产业分工和产业集聚同时进行,互相促进的局面。
(四)在基础设施方面
加快建设京津冀域内多层面、多样化立体交通网,实现域内快速便捷交通,加快域内经济流动。密切各城市和省份经济关系。现在京津与河北之间交通网建设仍较山东及东南沿海落后,交通方便程度不佳,这成为阻碍经济交流的重要障碍之一。
(五)在文化、教育和培训方面
目前,京津冀经济圈内,科研和文化实力最为明显,但所发挥的优势却略弱,这也是缘于资源配置的不合理。北京有20多所211工程高校,科研院所比任何一个城市都多,但所培养的人力资源绝大多数都是配置在北京,河北很难吸引到高科技领域的专业人才,即便是高级技工也都是类似的配置方式。因此,加强域内教育与科研培训的交流至关重要。
京津冀三地在文化上的差异是导致三地联合经济优势发挥不畅的潜在因素,虽然文化差异在短期内不能消除,但在教育以及科技、培训资源利用上,在人力资源开发与利用上是可以先行一步的。而且产业结构的调整必然也伴随着专业人员就业及培训的地域转移调整,没有配套的人力资源,产业转移和调整就无法实现。
在这方面,河北已提出了“但为所用,不求所有”的人才利用模式。在未来如果能将这种模式的使用范围扩大到实现京津高级人才对河北人才的传帮带上,在促进京津人才更广泛范围利用的同时,不断缩小河北与京津人才状况的差距,最终才能实现人才及技术的自由流动。
(六)在行政及法规体系方面
首先,要建立多方协调机构,确立协调的组织保障。同时,在域内一体化发展政策,建立统一经济惯例、规范,建立各方参与的有效的、合理的、权威的经济争端解决机制,破除地方保护,减少行政干预,保障合理有序的竞争机制。统一协商地方法规、政策制定、实施和监督,为建立统一开放的区域大市场建立行政体系基础。
鉴于此，笔者从二者协同发展的角度出发，创新性地运用耦合理论中关于容量耦合的理论，以2009—2013年数据为样本，构建川西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耦合协调度模型，定量分析二者之间的协同发展关系，以期为政府相关部门提供决策参考。
1研究方法
在物理学中，耦合是指2个或2个以上的电路元件或电网络的输入与输出之间存在紧密配合与相互影响，并通过相互作用从一侧向另一侧传输能量的现象[2]。从协同性的角度看，耦合作用及其协调程度决定了系统在达到临界区域时的走向，即决定了系统由无序走向有序的趋势。系统由无序走向有序机理的关键在于系统内部序参量之间的协同作用，它左右着系统相变的特征与规律，耦合度正是反映这种协同作用的度量。因此，本研究构建经济发展-农业现代化耦合模型，分析经济发展与农业现代化2个子系统通过各自的耦合元素产生相互影响的程度，最后通过协调度函数计算2个子系统的协调发展情况。
1.1耦合度模型借鉴物理学中容量耦合（Capacitivecoupling）概念及容量耦合系数模型，得到n维系统相互作用耦合度原始模型。定义C2为经济发展与农业现代化的耦合度，由公式（2）可知，C2介于0和1之间。当C2趋向于0时，则认为经济发展与农业现代化的耦合系统处于耦合失谐状态，即经济的快速发展并未能有效地促进农业现代化水平的提高；当C2趋向于1时，则认为经济发展与农业现代化水平的耦合系统处于高效耦合状态，即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农业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二者高度耦合。
1.2权重确定计算权重通常采用的方法有专家咨询法、层次分析法，但这2种方法的主观性较强，往往会使评价的结果发生偏差。本研究采用熵权法计算各指标的权重。熵权法的基本思路是根据指标变异性的大小来确定客观权重。信息熵是指事物属性及标识的集合或反映事物信息量的集合。一般来说，若某个指标的信息熵Ej越小，表明指标值的变异程度越大，提供的信息量越多，在综合评价中所能起到的作用也越大，其权重也就越大。相反，某个指标的信息熵Ej越大，表明指标值的变异程度越小，提供的信息量也越少，在综合评价中所起到的作用也越小，其权重也就越小。
1.3协调度函数根据前述模型可计算出经济发展与农业现代化的耦合程度，它对于判断经济发展与农业现代化耦合作用的强弱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但耦合度并不能反映2个子系统之间的整体协同发展情况。因此，需要引入耦合协调度函数，通过计算2个子系统之间的协调程度，真实反映2个子系统间的协同发展情况。耦合协调度函数计算公式如下。式中，D为耦合协调度；T为经济发展与农业现代化的综合调和指数，反映了经济发展与农业现代化的整体协同效应；a，b为待定系数，考虑到经济发展与农业现代化对整个社会发展而言同等重要，因此，a，b同取0.5。参照相关研究成果，根据经济发展与农业现代化耦合协调度D以及2个子系统之间的关系，将耦合系统按照协调度的高低划分为4个一级分类层次和12个二级分类层次（表1）。
2指标体系的构建
根据川西地区的实际情况以及历年的相关统计资料，遵循科学性、实用性、多层次、连续性、独立性、系统性等原则，兼顾方便在GIS中存取表达和计算，本研究从区域经济增长、区域经济结构、区域经济效益、区域可持续发展4个方面共计11个指标衡量经济发展水平（U1），从农业投入水平、农业产出水平、农村社会水平、农业可持续发展水平4个方面共计11个指标衡量农业现代化水平（U2）。具体指标体系列于表2。
3结果与分析
根据信息熵理论，求得指标体系的权重（表3）。再根据耦合度函数、协调度函数求得2个系统耦合度（C）、综合调和指数（T）、耦合匹配度（D）（表4）。将2009—2013年川西4个市（州）的耦合协调度导入ArcGIS，分析5a来川西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农业现代化水平耦合协调度的时空变化特征（图1）。从表4和图1可以看出，川西地区的阿坝州、甘孜州、凉山州、雅安市2009—2013年中经济发展水平与农业现代化水平的耦合协调度跨越了几个类别，可以从地区及时间跨度2个方面进行分析。从地区上来看，雅安市、凉山州的经济发展与农业现代化耦合协同发展的程度要明显好于甘孜州与阿坝州。2012年以后，雅安市与凉山州的耦合协同发展的水平达到了优质协调发展的程度。从具体协调类型上可以看出，凉山州除2012年外，其他年份的数据表明，经济发展要快于农业现代化建设，而雅安市正好相反，5a间农业现代化建设都要略超前于经济发展水平，说明雅安市对农业现代化建设的重视程度要高于凉山州、甘孜州和阿坝州。甘孜州与阿坝州截止到2013年，经济发展与农业现代化仍然处于濒临失调的状态，从具体协调类型上来看，都是经济发展严重超前，而农业现代化发展相对滞后。从时间跨度上来看，2009—2013年5a间，耦合协调度上升最快的是雅安市，凉山州略有上升，甘孜州与阿坝州则基本维持在同一水平。雅安市在2009年处于失调发展阶段，经过5a的发展2013年已达到优质协调发展阶段；凉山州虽然上升幅度较缓，但除2009年处于勉强调和阶段外，其他年份都处于优质协调发展阶段；甘孜州与阿坝州5a来基本维持在同一阶段，耦合协调程度并未有明显的改善。
4结论
序参量选取协同学理论是1947年德国物理学家赫尔曼•哈肯(Hermann•Haken)创立的，是系统科学的重要分支理论。协同学理论的核心思想即开放系统通过内部子系统间的有机联系、协作和配合，自发地形成时间、空间和功能上的有序结构。而决定系统的最终结构和有序程度的变量称为序参量，它是描述系统的宏观行为并表征系统的有序化程度的参数变量［10］。重庆保税港区港口物流系统的运作涉及到运输、仓储、配送、港口装卸、包装加工、商检、海关监管、信息交换等供应链服务的各个环节，国内目前尚未形成科学统一的统计体系。从港口物流的功能出发，本文选取港口集装箱吞吐量(φs1)和货物吞吐量作为重庆保税港区港口物流系统的序参量指标，他们不仅反映了港口规模状况和经营状况，而且可以衡量港口的经济发展状况和趋势。此外，基于重庆保税港区独特的空港+水港模式，将货物吞吐量序参量细分为空港货物吞吐量(φs2)和水港货物吞吐量(φs3)两个指标。至于区域经济系统，本文选取地区生产总值(φe1)、工业生产总值(φe2)、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φe3)、进出口总额(φe4)和固定资产投资(φe5)等具有权威性且得到专家广泛认可的序参量指标。由式(3)可知，U∈(0，1)，且U越大，复合系统的协同发展水平越高，反之则越低。模型同时考虑了两个子系统的有序发展程度，当一个子系统有序度提高幅度较大，另一个子系统有序度涨幅不大甚至降低时，整个系统的协同状态较低或者根本不协同。从而可以从整体上定量分析复合系统的协同水平和变化趋势。
二、实证研究
(一)数据来源及处理数据来源于《重庆市统计年鉴》及重庆保税港区年度统计资料，见表1、表2。表中的上、下限指标值分别取2008—2013年各项指标的相应数值。为了弱化数据计量单位不同对分析结果造成的影响，首先利用SPSS19．0软件对各评价指标的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数据处理的矩阵表达结果如下。
(二)子系统评价指标的赋权在计算各子系统的有序度之前，需要合理赋予各序参量指标不同的权重。本文采用常用的客观赋权法、CRITIC法来确定各序参量指标的权重，CRITIC法的基本原理为。如图1所示，重庆保税港区港口物流—区域经济系统整体处于协同状态(C＞0)，但复合系统协同度不高，系统协同度平均值不到0．2，系统协同度最大值为0．26219，最小值为0．0527，波动较为平稳。此外，区域经济系统有序度大于重庆保税港区港口物流系统有序度，说明重庆保税港区港口物流对区域经济的带动作用不强，系统有序化发展程度尚有较大提升空间。
三、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