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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长三角地区 循环经济 低碳经济 不平衡性发展
2008年国务院正式将长三角扩大到苏、浙全省和上海，兼顾区域平衡和互补，提高长三角的实力和发展潜力。长三角占我国经济总量也由19.3%提升到24.2%，号称我国的“金三角”。长三角是我国当前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经济总量规模最大的经济区。在对外开放的沿海发展战略中占有重要地位，其经济发展有着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和资源优势。在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应该看到，由于长三角经济区各省市区域经济发展程度的差异性及产业结构分布的不均衡性，导致循环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平衡，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方面存在着水平和区域差异，随着经济发展，使得整个长三角地区的环境污染问题日益突出。本文以长三角地区循环经济的发展状态为研究对象，系统分析问题并提出应对策略。
长三角地区循环经济发展现状评价
（一）循环经济指标的选取
循环经济本质上是一种生态经济，是以“减量化（Reducing）、再利用（Reusing）、资源化（Recycling）”为原则，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为核心，促进资源利用由传统的“资源—产品—废物”的线性模式向“资源—产品—废物—再生资源”的循环模式转变，以尽可能少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成本，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使社会经济系统和自然生态系统协调发展。发展循环经济是一项综合性的工作，涉及经济、社会和环境等方面，所以反映循环经济发展水平除了强调反映资源环境因素外，还要考虑经济及社会因素。基于上述理解，结合各文献所列示的循环经济指标，选择科学合理的指标，从循环经济的经济社会发展、资源减量化投入、污染减量排放及资源循环利用四方面对长三角地区循环经济进行评价。表1列出了长三角地区2008-2010年发展循环经济的标志性指标。
（二）长三角循环经济现状分析
1.各省市循环经济发展纵向对比。从表1中可以看出，近年来长三角地区各省市的指标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尤其是单位GDP能耗指标方面长三角各地区也都出现了明显程度的降低，这说明各地在落实发展循环经济上已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同时，三废综合利用产品产值以及绿化覆盖率也有了很大的提升。这说明长三角地区的循环经济在总体上呈现出较快上升的发展趋势。
2.各省市之间循环经济指标的横向对比。如表1所示，上海市2010年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达到57.28%，远高于江苏和浙江两省，可见上海的优势是第三产业，而江苏的优势在第二产业，尤其是制造业。关于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上海、江苏与浙江明显高于全国水平，长三角地区的循环经济总体上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就，走在全国前列。但是苏、沪、浙之间却存在着发展的不平衡性，尤其是在各省市内部差异性更加明显，这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实现带来了阻碍。为了评估这种不均衡性，本文运用层次分析法确定各指标的权重，进而计算出长三角2010年的循环经济综合评价指数。
（三）长三角区域的循环经济发展水平评价
层次分析法（AHP）是一种能将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系统分析方法，本文将采用层次分析法对长三角地区循环经济评价。
1.层次分析模型的构建。长三角地区循环经济综合评价的层次分析结构如图1所示。借鉴各省市评价循环经济水平的方法，本模型共选用4个准则层，13个评价指标。
2.构造两两判断矩阵。评价数据是通过问卷调查采集的。为保证调查的随机性和普遍性，问卷共发80份，其中政府环境管理部门发放40份，环境专家、学者25份，高校师生及其他社会成员15份。运用肯德尔和谐系数进行意见集中度的检验，由于样本量大且难以组织重评，因此依次略去专家高差度最大的样本，直至达到预期的意见集中度要求。对保留的样本按照AHP处理，问卷中有15份判断矩阵的一致性检验不符，予以舍弃。长三角循环经济测评的准则层为4个，采用数字19及其倒数作为重要性标度。其中，1表示两元素同样重要；3，5，7，9分别表示一个元素比另一个元素略微重要、明显重要、强烈重要、绝对重要；2，4，6，8表示2个相邻奇数标度的中值。这里以准则层B的各元素对目标层A来构造判断矩阵A-B，同理可得判断矩阵B-C等。
3.层次单排序及一致性检验。以判断矩阵A-B来说明其过程（见表2）。本文采用方根法计算权重，计算的具体步骤如下：
第一计算判断矩阵每一行元素的乘积Mi，第二计算Mi的n次方根Ki，第三对向量K正规化K=（K1K2K3K4）T，第四计算权重值Wi：Wi=Ki/Σ4i=1Ki，第五计算判断矩阵的最大特征根λmax，第六检验判断矩阵的一致性。
结果：CR=Ci/Ri=0.0223
张桂萍（1976-），女，汉族，河北省石家庄人，博士研究生，石家庄信息工程职业学院，讲师，研究方向：语言教育。
摘 要：作为国家十一五发展规划和河北省的重要工程――曹妃甸新区的经济发展吸引着世人的目光。本文在系统阐述了曹妃甸地区的概况以及分析了其主要发展现状和现有人才需求模式的基础上，纵观人才流动区域分布上的不平衡性，得出人才作为重要的战略资源在曹妃甸新区的发展道路上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关键词：曹妃甸地区;人才引进;经济发展;不平衡
一、曹妃甸地区概况
曹妃甸地区位于河北省唐山市南部沿海，是环渤海经济圈的中心地带。毗邻北京，天津两大城市综合体。独特的地理位置造就了曹妃甸先天优越的发展条件。一是交通发达，国内有铁路与高速公路相支撑，京山、京秦等铁路干线东西贯通，京沈、唐津、唐承等高速公路相互串联。不仅如此，国际海运也十分便利，曹妃甸港口距日本长崎港680海里，距韩国仁川港仅400海里，并有航线与澳大利亚、巴西等矿产资源国家相连。二是港口优势显著，港口是曹妃甸发展的最大优势，曹妃甸拥有深水海岸线约69.5公里，是渤海沿岸唯一不需开挖航道和港池的天然不冻港，港区拟建设包括30-70万吨级在内的263个深水泊位，全部建成后，将形成年吞吐能力超过5亿吨的国际化、现代化的综合性贸易大港。三是资源禀赋良好，区内拥有年产200万吨原盐的亚洲最大盐场，冀东油田也蕴藏着丰富的石油、天然气。“面向大海有深槽，背靠陆地有浅滩，腹地广阔有支撑”，则是曹妃甸地区最真实的写照。
二、曹妃甸地区发展现状
曹妃甸新区自2003年启动建设以来，累计填海造陆超过230平方公里，总投资超过3000亿元，高峰时期号称日均投资4亿元，一度被称为“中国最大的单体工地”。这不仅承载着唐山市的发展梦想，更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河北打造沿海经济强省战略的成败，更被视为重塑京津冀区域发展格局的战略之举。
2013年面对国内外宏观经济环境的深刻变化和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加大的复杂局面，曹妃甸新区依然向世人交了一份成绩斐然的答卷。在已竣工和在建的项目为例，13年全年共实施亿元以上的项目170个，总投资约2500亿元。上汽新能源汽车、首钢三冷轧等一批项目竣工投产;LNG码头的建成并已经开始向京津唐地区供气;国泰纸业、三石化工等一批项目正在加紧建设当中;华电重工海上风电产业基地、中国留学人员创业园等一批项目也已成功签约。
在重要的港口建设中，新建码头泊位12个，累计建成并运营泊位60个。与此同时，依托港口优势，曹妃甸新区积极发展港口贸易，已成立曹妃甸矿石交易公司和保税储运公司。
在交通管网建设中，水曹铁路已完成注册，唐曹公路曹妃甸段已完成路基工程，滨海公路、西港路、青龙河大桥等路桥工程也都相继开工建设。
在高附加值，低污染的新型服务业中，曹妃甸地区也有新的动作。曹妃甸湿地因其独特的旅游资源荣获“大中华区最美自然生态旅游景区”称号。另外诸如欢乐渔谷、游艇俱乐部等旅游休闲项目也在有条不紊的进展着。
当然在成绩面前，也有很多不容乐观的事实摆在面前。曹妃甸工业区在建设之初，基于其区位、港口和资源的优势，确定了“大港口、大钢铁、大化工、大电力”的四大战略产业。然而现实却是港口吞吐量快速发展的同时，其实际贸易总量却少的可怜。尽管早在2012年曹妃甸港就跃入全国十大港口之列，但实际吞吐量中绝大部分为过境货物，仅仅是“借港路过”而已，除运输环节外基本不在本区域产生任何经济效益。
曹妃甸新区另一为之骄傲的钢铁产业也面临着举步维艰的尴尬局面。以重点企业首钢为例，一期项目严重亏损，且成本远高于同行业竞争对手。而这些将无疑为曹妃甸的“大钢铁”之梦罩上一层浓厚的阴影。
电力产业，作为工业区的基础配套设施作用不容忽视，但电力行业在经济发展的链条中占据上游位置，在循环经济仍仅限于口号的今天，也无法按照循环经济的要求成为下游产业的原料。
而曹妃甸地区的大石化产业也始终处于不温不火的阶段，先是2007年发现的南堡油田最终被证明是勘探不准确。其次是中石化迟迟不在区内投资，“十一五”期间中石化已经在天津启动了1200万吨炼油、100万吨乙烯的炼化一体化项目，理论上也不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和如此近的距离内在曹妃甸地区再次重复投资。
三、曹妃甸地区人才需求现状分析
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在庞大的资金链条和政府层面大力支持的背景下，曹妃甸新区的发展速度并没有像人们预期中的快，其中最重要的原因莫过于人才引进在整个新区发展规划中的滞后性和不平衡性。
首先从产业结构上来看，曹妃甸的产业布局是偏向重工业化的，这与新区建立之初，正赶上中国开始步入中等收入国家是密不可分的。按照社会正常的发展进程，当国家发展到了一定阶段，就不太需要大规模建设与消化基础能源了，而居民的消费需求也开始从实物消费转向第三产业的服务消费，而这一切都是对曹妃甸传统产业布局的巨大冲击。相应的，产业格局在悄然发生变化的同时，人才队伍的引进却严重滞后，“在传统领域里不缺人，在新兴产业中没有人”，成了新区发展建设中最尴尬的局面。不过，令人可喜的是，在2014年初“曹妃甸地区企业专场招聘会”在唐山市人才市场盛大举行，这也标志着曹妃甸新区加快了吸引高级人才的步伐，本次招聘会最大的亮点在于对人才的需求不仅囊括了传统企业范畴，更多的是把目光转向战略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的领域里来。
其次在培养和吸引人才上来看，曹妃甸新区与只有38公里之隔的天津滨海新区一直处在“心照不宣”的微妙境地。显而易见，良好的城市综合服务功能，林立的众多知名院校，以及几代人辛苦建立起来的与世界180多个国家，400多个港口的紧密联系，都为天津走向世界重要港口城市创造了曹妃甸港短期内无法超越的优势，因此人才在区域间流动的不平衡性成为新区发展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不仅如此，在曹妃甸新区所急需的大量人才中，不仅要有对经济、文化和环境生态协调发展的理念认识，更要为循环经济新区建设打造先头兵的任务，而这些高素质人才在全国范围内都普遍短缺。这就需要有新区领导的大力支持和政策扶持，通过优化发展环境，创新引才机制，并注重现有人才的培养。努力搭建人才引进平台，尝试与名校合作培养人才的机制，着力培养和引进一批在新能源产业、循环经济、现代农业、旅游服务、城市建设等方面的高层次人才，以人才的聚集效应推动各项重点工作实现大突破。
最后从留住人才的方面来看，有句俗话说得好，“事业发展要有平台，待遇留人要有收入，环境留人要有政策”。在新区一些列优惠政策的吸引下，激发了很多海外留学人员来唐创业的热情。留美博士、国际著名无线通讯专家、3G/4G/802.11领域带头人高峡，作为曹妃甸新区引进的首位海外高层次人才，承担着曹妃甸新区范围内“三网合一”网络、终端的研发与应用，并全面负责数字化曹妃甸“智能城市”建设。
四、人力资源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人力资源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在21世纪的今天，已经成为倍受瞩目的焦点，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之事了。在我党的十报告中就明确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紧缺的就是人才，必须把人才队伍建设作为党和人民事业发展根本之举。”党的十报告首次把人才工作单独列为党建的主要任务之一，把人才工作提到了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
河北省省委书记张庆黎同志也曾在去年在唐山调研时，高屋建瓴地提出，“要以开放促创新，面向海外、面向京津、面向高端，大规模地引进人才，把人才资源作为最重要的战略资源。”的确，自然资源和物质资源终归是有限的，唯有人才资源才是社会发展城市创新的不竭动力，唯有人才优势才是最有竞争力的优势。
关键词：地区发展不平衡；低碳经济；LMDI分解法
中图分类号：F06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6）05-0038-06
随着世界经济的持续发展，能源需求保持稳步增长，温室气体排放与气候变化问题成为各国关注的焦点和需要共同面临的挑战。根据国际环保组织“全球碳计划”的测算，中国作为经济快速发展的新兴国家，能源消费增长迅速，中国的碳排放总量于2006年超过美国，人均碳排放于2014年超越欧盟。作为碳排放总量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碳减排方面做出了自己的努力与贡献，相继制定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强化应对气候变化等行动政策。根据《强化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国国家自主贡献》，我国确定于2030年前碳排放达到峰值，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0%～65%，逐步实现向低碳经济的转型。但长期以来我国各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这不仅表现在人均GDP差异巨大，还表现在产业结构、能源结构、能源利用效率等方面，并进一步产生地区间碳排放转移与碳泄漏等问题。因此有必要厘清地区发展不平衡对低碳经济转型造成的压力与挑战，明确各地区碳排放的驱动因素，为各地区制定差异化的二氧化碳减排政策提供依据。
一、地区发展不平衡与碳排放现状
二氧化碳排放主要由经济活动中的化石能源燃烧产生，因此碳排放问题实际上是一个能源问题。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表现在经济活动在空间分布上的差异，并会反映到能源系统上，导致碳排放在地区间的不平等。二氧化碳减排是一个涉及时间、空间和行业的复杂系统，政策制定需要地区间的协调与配合，从而减小地区间发展差距，实现二氧化碳减排目标的分解与最终实现[1]。
（一）地区间碳排放差异
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区资源禀赋、地理条件、国家给予的定位与政策不尽相同，导致各地区发展速度不一致，地区之间存在巨大的发展差异。由于二氧化碳排放与产业结构、能源结构、能源利用效率等方面息息相关，最终在二氧化碳排放方面各地区也存在显著的差异。碳排放的核算问题一直是学界研究的一个主题，目前采用最多的是基于能源消费量的计算方法[2]。参考IPCC和国家气候变化协调小组办公室和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提出的方法，计算出各种化石能源的碳排放系数。由EPS中国能源数据库获得各省各种能源消费量，计算出各省2013年二氧化碳排放量，并进一步计算出碳生产力①（见图1）。
2013年二氧化碳排放最多的五个省份从高到低依次是山东、河北、山西、江苏、内蒙古，其排放量均超过80 000万吨；排放最少的三个省份海南、和青海均只有约8 000万吨，前者是后者的10倍以上，可见省份之间碳排放的巨大差异。考虑到省份之间人口数量与碳排放总量的正相关关系，进一步用碳生产力考察省份之间二氧化碳排放与经济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碳生产力最高的省份是北京市和广东省，两者的碳生产力均超过0.9万元/吨二氧化碳，北京市该指标更是高达1.79万元/吨二氧化碳。山东、山西、内蒙古、辽宁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都位居前十，但其碳生产力比较低，都没有达到0.5万元/吨二氧化碳，不及北京和广东碳生产力的一半。碳排放量和碳生产力的差异揭示出地区间低碳经济转型的差异，而其根源很大程度上在于地区发展的不均衡。
（二）产业结构差异
由于行业间存在的异质性，导致不同行业的能源强度和二氧化碳排放存在差异。从产业结构上看，第二产业是二氧化碳排放的主要来源，但在工业内部，不同行业的能耗强度也是不同的，其中炼焦化工和金属制造业以及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消耗的化石能源数量巨大，其碳排放占工业部门碳排放的80%以上[3]，这些部门就成为减排重点关注的部门，关系到减排目标能否顺利实现。
由于各省经济发展水平不一致，表现在产业结构上就是各产业占比存在较大差异。如图2所示，2013年第二产业占比最高的五个省份是青海、陕西、河南、吉林和辽宁，这些省份或者是处于工业化前期，工业处于扩张阶段，或者是属于传统的工业大省。工业占比最低的两个省份是北京和上海，两个省份都基本完成工业化，产业结构以服务业为主导。其余省份的第二产业占比基本都在50%左右，能源消耗强度相对较高。鉴于工业部门的能耗强度不同，进一步计算出高耗能行业产出占工业产出的比值②。该比值最高的省份是河北省，其值高达83.63%，这不仅给节能减排造成巨大压力，还给周围省份的环境带来负面影响，由此可见京津冀建立联合行动机制治理大气污染的必要性。部分中西部省份如甘肃、青海、宁夏等高耗能产业产出占工业产出的比值也比较高，虽然工业化前期或许需要高耗能产业占比提高的过程，但这无疑给碳减排造成一定难度。北京、上海等的高耗能产业占工业比值在30%左右，相对于黑龙江、重庆等省市而言，仍有一定下降空间，应进一步实现工业向低能耗、低污染转型。
（三）能源结构差异
二氧化碳排放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含碳的化石能源燃烧引起的，涉及到不同能源的利用问题。由于我国资源分布不均，西部和东北地区的煤炭和油气资源比较丰富，而中部和沿海地区在水力发电和核电资源上有优势，地区间的能源结构存在一定差异。我国2013年煤炭消费占能源消费的比重超过70%，在山西、陕西等煤炭资源富集地区，煤炭消费的占比更高。另一方面煤炭的碳含量更高，产生相等的能量，煤炭燃烧所产生的二氧化碳要多于同样是化石能源的石油和天然气。
在不同地区之间，不仅使用的能源品种占比存在差异，在用途上也存在差异。能源既可以用于生产活动，也可以用于消费活动，也就是生产端和消费端都会有二氧化碳排放[4]。各地区由于产业结构和经济活动分布的差异，在生产端和消费端排放二氧化碳的比例也是不相同的。能源用于消费主要包括家庭取暖、私人交通等，其中城镇和农村的能源消费存在一定差距。各地由于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不一致，能源用于生产和消费的比重也存在差异。以北京和四川为例，根据2014年北京和四川的能源平衡表，2013年北京能源用于生产活动的比例超过70%，其中用于农业和工业生产的比例只占30.37%，而用于服务业的比例达48.62%，剩下的约20%用于消费，而消费部分中90%以上由城镇居民消费。与之形成对比的是，2013年四川能源用于生产活动的比例约为94%，但其中约82%用于农业和工业的生产，能源用于私人消费的比例不足6%。能源用途的占比的不同对碳减排的隐含意义是不同的，更多的能源被用于生产活动意味着要在生产端着重落实好减排政策，另一方面在消费端需要加强宣传和强化低碳生活的理念，营造节约能源、低碳生活的社会氛围。
二、地区发展不平衡给碳排放造成的挑战
由于地区间发展不平衡，在碳排放责任划分上会产生如碳排放转移、碳泄漏等一系列问题，客观上给二氧化碳协同减排造成一定的挑战。可以预见的是，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我国地区间发展水平的差距仍会存在，因此在考察地区间二氧化碳减排目标的分配时，需要对这些问题做充分的调查和研究。
（一）碳排放转移问题
由于各省能源富集程度和产业结构不尽相同，在相互之间的经济往来中会产生碳排放转移问题。从碳足迹③的角度观察，我国地区间碳排放转移的规律是碳排放从能源丰裕地区和重化工业基地向经济发达和产业结构不健全的地区转移，并且碳排放在转移规模、层次上都存在一定区别[5]。此外各省处于一个经济体中，各省的需求不仅会拉动本地区的经济增长，还会通过省际间的贸易对其他省份有相互的驱动作用，对碳排放有转入或转出的作用，即贸易隐含碳问题[6]。碳排放转移的规律显示，山西、陕西等能源和重化工业富集区域是碳排放净调出地区，表明这些地区是碳排放的受益者，因此一定程度上需要承担更多的碳减排责任。
地区间的产业转移是减小地区间差距的一种途径，但该过程可能会导致碳排放转移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东部和沿海地区利用政策优势实现率先发展，其产业逐步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技术密集型转型升级，同时由于高劳动力成本、高地价等趋势，东部地区一些劳动密集型行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成为明显的趋势。在地区间产业转移过程中，相应的产业排放的二氧化碳也会随之转移[7]。如果不注意产业转移过程中碳排放转移的问题，就可能导致局部地区碳排放量下降、而另一些地区碳排放量上升的情况，最终全国的碳排放可能不降反升。
（二）碳泄漏问题
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各国间的贸易往来密切。西方国家由于技术较为先进和更为严格的环境规制，中国长期以来在世界价值链低端生产、出口高能耗产品，由此产生碳泄漏问题。碳泄漏是全球范围内的外部性问题，部分发展中国家宽松的环境政策，发达国家的高能耗产品生产被转移到该国，二氧化碳排放也在国家间转移。由于中国各省发展程度不一致，出口所占比重也不尽相同。中国的碳泄漏问题最严重的地区包括广东、江苏、浙江、山东等省份，这些地区都是制造业大省，主要出口金属及非金属制品、化工产品等高能耗产品，诸如此类的碳泄漏问题也是发达国家要求对我国征收碳关税的一个重要依据[8]。
（三）地区间碳减排政策的协调
我国是个负责任的世界性大国，在二氧化碳减排方面做出了自主贡献和承诺。目前我国碳减排措施主要分为行政手段和市场化机制，自2013年以来，中国陆续启动了深圳、北京、上海、广东、天津、重庆七个省市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并计划于2017年建立全国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引入碳排放权交易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节能减排目标的实现。截至2015年，七家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共纳入控排企业一千多家，累计交易额突破十亿元。已有研究表明，碳排放交易相比于行政命令减排，由于碳减排造成的产出和福利损失都是更小的[9]，成本节约也更加明显[10]。
在有序建立全国性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同时，需要注意到地区间发展的差异，在控制全国排放总量的基础上，根据地区的实际情况，有区别地将减排指标分解下去。另一方面需要设计合理的制度和措施，鼓励企业积极参与节能减排，活跃碳排放权市场。在这个过程中，地区间的政策协调成为一个关键，关系到全国碳减排目标能否顺利实现。
三、地区碳排放驱动因素的LMDI分解与碳减排路径分析
（一）双层LMDI分解法
由于地区间产业结构、能源结构都存在差异，为考察各省二氧化碳排放变化的驱动因素，将碳排放量做双层分解。参考Wu et al（2005）的思路[11]，各省碳排放总量可以表示为：
Ci=■■■■■■Yi
=■■CIijkESijkEIijYSijYi，i=1，…，30（1）
式（1）中，C表示二氧化碳排放量，E表示能源消耗量，Y表示产出。对应地，CI表示碳排放强度，ES表示能源结构，EI表示能源强度，YS表示产业结构。下标i表示省份，j表示部门，四个部门分别是农业部门、工业部门、服务业部门和私人消费部门，把私人消费剥离出来是为了考察生产端和消费端对碳排放的影响。k表示能源，8种能源分别是煤炭、焦炭、原油、汽油、煤油、柴油、燃料油和天然气。因为缺失数据，因此只使用剩余30个省市的数据做实证分析。
利用LMDI分解法[12]，碳排放增量的变化可以分解为：
ΔCi=CiT-Ci0=■ΔCl，l=CI，ES，EI，YS，Y（2）
ΔCl=■■■ln■，l=CI，ES，EI，YS，Y（3）
式（2）将碳排放增量（ΔCi）分解为碳排放强度效应（ΔCCI）、能源结构效应（ΔCES）、能源强度效应（ΔCEI）、产业结构效应（ΔCYS）、经济规模效应（ΔCY）。式（3）进一步给出了各种效应的计算方法。通过定量分析各省在给定时间段中二氧化碳排放的变化和增量的构成部分，可以比较得出碳排放的驱动因素，为碳减排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二）碳排放变化的分解结果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年份为2003年和2013年，数据来源于2004年和2014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和各省统计年鉴。根据原始数据计算出碳排放强度、能源结构、能源强度、产业结构等变量，按照式（2）和式（3）进行分解，分解结果如表1所示。可以看出，各省份二氧化碳排放在该时间段都是上升的，并且上升的幅度不同，其中山东、内蒙古、河北三个省份增加量最大，都超过了5亿吨。进一步观察分解结果，促使各省碳排放增加的各效应的构成是不同的。仍以山东、内蒙古和河北为例，虽然三个省份碳排放增加最多，但驱动因素不同，其中山东碳排放增长的主要因素是能源强度效应、产业结构效应和经济规模效应，而内蒙古和河北碳排放增长的主要因素则是能源结构效应和经济规模效应。值得指出的是北京和上海的产业结构效应为负，说明北京和上海产业结构变化减少了碳排放，原因在于北京和上海近十年来工业占比不断下降而服务业占比上升，而服务业的碳排放强度明显小于工业的碳排放强度。
碳排放分解的五个因素中，碳排放强度效应和经济规模效应是无法直接控制的，因为碳排放强度与各种能源的碳排放系数和能源结构有关，最终仍落实到改善能源结构和能源使用效率。在新常态下，可以预见十三五期间我国经济仍会保持稳步增长，重点在于经济增长的质量，即需要通过调整产业结构间接作用于经济增长效应。以河北和贵州为例，河北碳排放的三个控制因素中，能源结构效应和能源强度效应远大于产业结构效应，因此河北在碳减排政策的制定过程中需要着重考虑改善能源结构和提高能源使用效率。而贵州产业结构效应明显大于能源结构和能源强度效应，因此对贵州而言，尽快完成工业化前期和中期阶段，促进经济结构向服务型转变是完成碳减排目标的一个主要途径。
（三）碳减排路径分析
我国各地发展水平不一致，碳排放变化的趋势也不尽一致，碳减排的责任和压力也会有所区别。LMDI分解结果表明各地区碳排放变化的驱动因素有自己的特点，因此在碳减排路径上需要因地制宜，针对碳排放的主要贡献因素制定相应的政策目标，争取碳减排目标的顺利实现。
具体而言，碳排放的减排路径如图3所示。改善能源结构、提高能源效率和改善产业结构三个主要方面是相辅相成的，往往能源方面的调整也涉及到产业结构的调整。三个方面的最终目标都是发展低碳经济，其中改善能源结构可以通过减少煤炭，增加天然气、太阳能、风能等清洁能源来实现。另外发展新能源不仅可以增加替代能源的使用，还可以提高能源效率。关于能源使用效率，合理的城镇化模式和技术进步是两个主要选择途径：合理的城镇化应是结合城市的资源和环境承载能力，引导人口向适宜开发的区域集中，推动主体功能区建设，促进城市的集约化发展；技术进步可以通过研发和自主创新来实现，在能源的开发、使用环节减少损失量。在产业结构方面，高耗能产业占比降低是未来需要努力的一个方向。另外发展服务型制造业和生产业，推动制造业和服务业协同发展，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将是未来碳减排的一个行之有效的途径。
因此各省需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碳减排路径，并做好协调工作，争取顺利完成碳减排目标。以北京和河北为例，北京的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改善明显，2013年北京煤炭在一次能源消费中占比降至20%，服务业占比77.9%，在碳减排方面效果显著。未来北京在碳减排政策方面应该注重提高能源效率，进一步提升自主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推广新能源的使用。河北作为经济大省，在环境压力下能源和经济结构的调整势在必行。2013年河北煤炭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66%，根据2014年国家发改委出台的《重点地区煤炭消费减量替代管理暂行办法》，2017年河北将比2012年压缩煤炭消费4 000万吨，占京津冀控煤指标约60%。同时河北需要着力改变高能耗、高排放的传统产业，包括钢铁、水泥、电力和玻璃四个治理重点，建立绿色、低碳的现代产业体系。
四、地区碳减排的对策建议
鉴于我国地区间发展差距较大，不同的产业结构、能源结构、能源效率对协调碳减排政策带来一定挑战。在做好区域规划，缩小地区发展水平差距的同时，需要因地制宜选择合适的碳减排路径，打破体制机制壁垒，推动区域减排政策的协调与配合，明确各地区碳排放的责任和减排目标在地区间的分解，做好统筹规划和协调行动。
1. 加快建立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在现有的七个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地区的经验基础上，总结各试点地区在实际运行中的不足与缺陷，充分做好试点向全国推广的前期研究和验证工作。进一步完善应对气候变化的顶层设计工作，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和体制机制，创新财税、价格、金融等一系列政策和市场化机制，最大程度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在现实操作层面，需要采取一套激励措施，提高企业参与碳排放交易的积极性，引导民间资本广泛投入到应对气候变化领域，活跃碳排放交易市场。
2. 发展清洁能源和新能源。各地区应结合自己的优势，选择发展可替代的能源，以减少煤和其他化石能源的使用。天然气无疑是替代煤炭的一种现实选择。已有勘探结果表明，我国天然气资源潜力大于石油，并且天然气是相对最为清洁的化石能源，未来减煤增气将势在必行。此外，各地可以根据自己的优势开发新能源，如日照充足的新疆等地区可以加大扶持光伏发电的力度，风力资源最丰富的内蒙古可以选择大力发展风力发电项目，其他有条件的地区可以选择发展潮汐发电、水力发电、核电等项目，推动新能源行业的发展，逐步减少化石能源特别是煤炭的使用。
3. 完善能源品种价格形成机制。加快改革电价、气价等价格体系，充分发挥价格成本的倒逼机制作用，引导企业积极改善能源消费结构。理顺能源价格机制，完善可再生能源发电价格政策，推进天然气价格和电力改革的深入推进。积极疏导价格矛盾，逐步放开与居民生活没有直接联系的专业服务价格，吸引社会资本进入相关领域。
4. 限制高耗能产业的发展。建立严格的高耗能行业准入机制，避免高耗能行业盲目建设和重复投资造成的产业同构化问题。针对传统行业占比高的地区，需要建立一个合理的、有效的高耗能产品淘汰制度，限制高能耗、高污染行业的发展空间。加强对重点高耗能企业能耗的统计监测工作，为限制高耗能产业发展提供决策依据。进一步增加对自主研发和创新的投入，加大对节能技术的支持力度，促进节能技术向企业实践的转化和推广。
5. 发展服务型制造业和生产业。服务型制造业和生产业是未来产业发展的趋势，相比传统制造业和服务业能耗更低，污染更小。各地区在制定产业战略时，应注意差异化和错位发展，如有较好工业基础的东北地区可以推动发展装备制造业以及相应的服务业，有资源禀赋条件的中西部地区可以大力发展现代化农业、食品加工业和配套的服务业。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注意地区间产业的协调发展，防止区域间产业结构的同构化，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与自由流动。
注释：
①碳生产力是指单位二氧化碳排放对应的平均产出，碳生产力越高，各种物质投入和能源消耗的产出效率越高。
②根据《201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报告》六大高耗能行业分别为：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
③碳足迹是指企业或个体在生产、运输、消费等过程中产生的二氧化碳的集合，有不同的计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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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石油勘探行业未来前景
随着石油需求量的增加，石油勘探行业过分重视提高产量，造成了部分成熟油田的产量不断下降，油藏产量的递减速度不断增加，很多石油公司无法通过勘探活动获得利润。全球通过收购和合并等形式进行业务重组等工作，实现投资和成本的节约，优化石油企业经营过程，提高石油企业在世界市场中的竞争水平。从20世纪初期开始，深海作业技术、定向钻技术、采油技术、油藏管理和数据解释等方面取得长足进步，在知识性增加的同时，污染水平提高，因此，石油行业在未来发展的过程中，环保因素为主要推动力。随着整个行业管制的放松，大部分能源公司受到发电和石油等因素的制约，石油资源和其它传统资源相比，具有污染水平低、运输便捷、成本低廉等特征，因此，在提供基础商品等过程中具有较强优势。
二、石油勘探行业发展战略
第一，应用综合管理系统。
将环境管理和质量管理系统整合能够提高石油企业的业绩，使石油生产企业和勘探过程相结合，将单一的管理融入综合性的管理体系之中，实现环保、健康、安全和质量工作的标准化，提高利润。石油企业的生产工作应该立足于尊重人权和保护环境的基础之上，在紧急时刻使用适宜的措施进行保护和整合，避免产生石油储量危机。在开发评价和油藏管理等方面进行需求管理，提高石油的使用效率，挖掘其使用潜能，通过完善的整合过程，使管理标准的经济性和有效性得到提高。通过有效的环境管理能够实现作业控制、过程控制的标准化，使企业的盈利水平和效率水平不断提高。
石油企业不断变化的经营环境为整个行业带来挑战和机遇，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石油供给量和需求量的矛盾增加了石油生产企业和勘探企业的运营压力；经济发展的自由化水平和全球化水平提高，使石油企业生产自由性增加，有助于产业重组，降低成本；石油勘探行业使用新技术，满足环保标准和质量标准的要求，最终通过整合，制定经济、高效的标准。
石油企业可以使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制定行业的环境决策、社会决策、经济决策和技术决策，针对石油行业的特征，使用决策树分析的方式，配合综合管理系统，实现社会责任、环境责任和经济责任之间的平衡发展，了解决策的影响因素，使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方式，对信息价值水平进行分析，最终建立完善的管理体制。
第二，制定排放贸易权机制。
为了降低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应该制定排放贸易权机制，实现国家和企业排放量的降低，石油企业通过以下几种措施降低温室气体的排放。首先，对设备进行替换和设计，及时查找气体泄漏等现象；第二，使能源使用效率不断提高，对生产设备进行改进，提高使用者对热力的使用效率；第三，避免对石油资源的浪费，在满足安全生产的前提下，降低火炬的产生率；第四，将CO2从混合性气体之中分离，并研发新技术，使采收率提高。制定排放贸易权机制能够鼓励企业使用有效、经济的方式实现降低排放量的需求。
一是要塑造全球生态经济模式。将环境融入经济系统的方式，导致经济体系受到破坏，因此，应该转变传统经济模式，将生态原则作为选择经济模式的重要依据。具体来说，实现碳、野生动物、生物多样性、土壤、森林、地下水位和人口等资源的平衡。目前，全世界仅有几个国家成功转变了经济模式，例如，很多欧洲国家实现了人口数量的稳定，将生态经济的基础落到实处。
二是要树立企业环境责任。石油企业可以和社区建立良性关系，在发展业务的同时，树立环境责任，将环境问题作为企业生存的基础。同时，石油企业应该不断对自身承担的环境责任进行评价，建立有利于相互合作的企业文化，避免石油对环境产生的破坏，使社会和经济之间的不平衡水平降低，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创建良好的环境。
三、总结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2008年迎来了中国企业公开披露其社会责任的大潮。中国大唐集团公司在去年首度披露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基础上，今年6月份再次披露其2007年度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并按照国际惯例聘请第三方机构对其报告的质量进行了验证。
2008年5月1日，中国大唐集团公司正式成为联合国“全球契约”的一员。借联合国全球契约的平台，积极借鉴国内外的先进经验，以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科学的方式、更加出色的成绩，全面践行联合国“全球契约”十项原则，全方位履行企业社会责任，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大唐集团公司加合国“全球契约”组织对全世界的郑重承诺。
应中国大唐集团的要求，挪威船级社（DNV），一个具有140多年历史，以风险管理为核心业务的第三方机构，对其2007年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进行了独立验证。
验证依据为《DNV可持续发展报告验证规章》，该验证规章基于AA1000AS和GRI（G3）的可持续发展报告验证和编写原则，标准化、规范化、结构化了整个验证过程，使验证结果更加透明、公平和可信。
DNV组织了具有丰富经验的验证小组在大唐总部范围内进行了报告的验证，并从完整性、响应性、准确性、可比性、中立性等几方面进行了评述，验证采用了企业社会责任风险预评估、风险排序、人员访谈、利益相关方访谈、文件资料查询、平行计算、可靠性评估、敏感度分析等方法进行。DNV认为，《报告》中披露的有关大唐集团企业社会责任绩效信息和数据是基本准确和客观的，DNV未发现任何系统性的或重大的错误。并希望提高利益相关方参与和系统性，充分辨识实质性问题。
中国大唐集团公司是中国五大发电企业之一，在国家经济建设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安全稳定的运行不仅是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保障，也对合理使用资源、环境治理、社会就业、区域经济等领域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提供清洁电力，点亮美好生活”充分反映了中国大唐集团公司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诉求。
在2007年，大唐集团在结构调整、节能减排、和谐企业建设、尤其是经营发展方面实现了新的跨越，继续保持了持续快速发展的良好态势，超额完成了年度投产计划，总装机容量突破6000万千瓦；努力开拓国际市场，境外投资项目实现“零”的突破；积极开展以电量为核心的市场营销工作，发电设备利用小时数逆势而上，发电量突破了3000亿千瓦时大关。
“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中国大唐集团公司伴随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无论在企业规模（装机总容量）还是经济效益（总发电量、净利润）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如何在经济、环境、社会三方面实现平衡的可持续发展是摆在所有企业面前的挑战。身处高能源消耗和高污染排放的发电行业，中国大唐集团公司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融入企业发展战略，通过优化电源结构，大力发展水电、风电、生物质发电等清洁能源，成为中国能源企业可持续发展的亲历者。在实施规模效益、淘汰落后产能方面，以国家整体发展规划为根本，在关停“小火电”同时关注员工利益和社会稳定方面，成功地探索出了一条科学发展之路。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良好的设备运行状况和安全的工作环境是发电企业生存的根本保障。中国大唐集团公司实行安全生产星级考评制度和设备可靠性管理，为电力生产的安全运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虽然发电行业属于高风险行业，但中国大唐集团公司依靠其有效的管理系统和应急机制，在企业先后遭受风暴潮、洪水、冰雪灾害的影响时，能够准备充分、组织有序、处置得当，在关键时刻确保了人身、电网和主设备的安全。
“风物长宜放眼量”----在社会发展中降低能源消耗和减少污染物排放是全人类的共同责任。中国大唐集团公司以“提供清洁电力”为使命，加大投入力度，在节约能源方面通过技术改造和经济运行控制降低了单位发电煤耗；在控制和减少污染物排放方面积极采用脱硫、高效除尘、低氮燃烧等环保技术，使烟尘、废水、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排放总量全面出现下降趋势，在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同时，向环境友好型企业转化。
论文关键词:经济发展水平 差异性 非均衡性 农村社会养老
论文摘要:经济发展水平决定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规模、结构及社会化程度，我国农村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性较大，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收入、农村东中西部收入及各地区内农民收入差距明显。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应区分经济发达地区、欠发达地区、落后地区分别进行设计，建立非均衡性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
为适应农村经济发展，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开始探索研究农村社会养老保障的新途径。然而，由于我国地域辽阔，农村人口众多，地区间差异大，发展极不平衡，尽管自20世纪90年代起各地都在积极探讨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但由于制度设计缺乏可行性，总是问题多多或中途流产，以致1999年国务院中途叫停农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设计、建立与地区相适应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已势在必行。本文从经济发展水平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影响、我国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性等方面着手，对我国建立非均衡的农村养老保障制度进行探讨，以求教于同人。
一、经济发展水平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影响
(一)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着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规模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在实施中需要国家给予财政支持，实施范围愈广，保障规模愈大，所需要国家财政拨款愈多。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社会保障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较高，由此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规模较大，而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弱，其社会养老保障的规模、水平大大低于发达国家。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落后，经济发展水平低，在我国历年的国民收人中，消费基金一般占70%左右，而消费基金的大部分用于以按劳分配为主要形式的工资部分，只有大约占消费基金10%的部分用于社会保障，这一部分仅占国民收人的7%。而这部分的社会保障基金也只有小部分被用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所以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覆盖面很小，只集中在经济较发达地区。
(二)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着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结构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结构指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各种保险项目之间的比例关系。在经济发展水平低的情况下，农民的社会养老保障需求受到抑制，也只能选择低水平的保险项目，无法选择高水平的保险项目，从而使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结构表现为低层次性和不完整性。反之，如果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国家有充足的财力满足农村社会养老保险需求，农民有缴费的经济能力，就可以选择高水平的保险项目，这种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模式就会依据社会成员多方面的需求走向项目齐全化和体系完整化。我国由于农村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农民的财力有限，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保障水平较低，仅能保障老年人的基本生活需要。
(三)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着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社会化程度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社会化程度是反映其模式水平高低的一个重要因素，主要包括筹资的社会化、保障对象的社会化、服务的社会化等。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社会化程度主要是由农村经济发展水平来决定的，当农村经济发展水平高时，农民支付能力高，保障模式水平的社会化程度就比较高，资金来源渠道多，保障对象全民化，保障的覆盖面宽。如瑞典模式，其社会化程度较高，保障对象为全体公民，实现了保障对象社会化;在资金来源上，实行个人和企业纳税并与国家财政补贴相结合的方式，实现了筹资的社会化;在资金的筹措与管理上，普遍采用了基金化、经营化、货币化的方式。由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低，因而其社会化程度比较低，筹资渠道也比较单一。
二、我国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性
1.我国城乡居民收人差距显著
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我国的整体经济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大多数农民生活水平仍然很低，城乡差距逐渐拉大，从表1可以看出，2004年，我国城市居民人均纯收人9 421.6元，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人仅为2 936.4元，由此可见，与城市相比，农村居民人均收人水平还相当低，而且差距显著，因此，不能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养老保险制度，只能建立不同于城镇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2.农村东中西部地区居民平均收人差距明显
党的之后，针对当时的国情，我们党提出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思想的指导下，我国的经济获得了较大的发展，但也出现了不少问题，如全国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极不平衡、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1978年，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收人水平基本持平，但进人1985年以来，地区收人水平差距逐渐拉大。从表中可以看出，西部和中部发展相对较慢，而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较快，1985年，东部农村家庭总收人为西部地区的142%，2004年达到169%(见表2)。
3.各地区农村居民的收人差距不断拉大
我国农村居民的收人差距也在不断拉大，收人分配极不均衡，低收人农户与高收人农户的收人差距进一步扩大。按农户人均收人水平进行5等份分组(每组各占总户数的20 0，6 ) ，2001年高低收人组农户的收人比为6.76:1(以低收人组农户的收人为1)，2002扩大为6.88:1，2003年进一步扩大为7.32:1(见表3)。
由上述可见，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极不平衡，东部沿海地区的许多省市的农村经济发展较快，经济发展水平已经很高，农民的经济实力也较雄厚，与发达地区相比，中西部地区农村经济水平还很低。我国农村地区经济发展的差异性决定了在目前不可能建立起全国统一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只能进行分类设计和实施。农村社会养老保障是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的，经济发展为农村社会养老保障提供物质基础，即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必须遵循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客观规律，非均衡农村养老保障制度的建立必须以一定的经济基础为前提，这种经济主导性规律是导致农村养老非均衡保障的支配性规律，其内涵是农村养老保障实质是一种经济现象，其保障的非均衡形成的根本原因是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性。一般而言，农村不同地区，经济愈发达的地区，社会化养老的需求愈高，保障水平愈高，而落后的地区则相反;农村同一地区，收人愈高的群体，社会化养老的需求愈高，保障水平愈高，反之亦然。
三、非均衡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设计
从当前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水平来看，大体可以分为三类:
(一)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村社会养老制度
我国经济发达地区已经具备了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经济条件，应积极地推进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努力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为了构建城乡一体化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可以参照城镇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具体做法为:
1.保障项目多样化
经济发达地区农民生活比较富裕，观念也比较开放，除了基本生活以外，他们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还有更高的需求，在保障标准上，可以多设定一些档次，并适当地提高每个档次的水平，以适应发达地区农民的保险需求。
2.加大集体补助与财政支持比例
经济发达地区是改革开放的前沿，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带动了农村集体经济的大发展，集体经济的厚实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提供了集体经济支持，集体经济承担部分农民养老保险的保费也是其责任和义务。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部分经济发达地区集体经济对改善当地农民生活质量和水平提供了很大的支持。但对农民养老问题却很少投人，多为直接的现时支付，应该利用集体经济这一优势条件，加大农民养老的集体经济支持力度。同时目前经济发达地区建立的农村社会保障，当地财政很少支持，保障制度抗风险能力很脆弱，必须从制度上规定连续性向基金注人适量财政资金，加大基金的公共积累水平。
3.规范缴费基数，实行与城镇一体缴费
以农村劳动力人均纯收人作为缴费基数，以与农村劳动力的收人状况相适应，一方面保证征缴的可行性，另一方面实现保障与生活水平的对等性，缴费率与城镇一致，实行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的统一性。
4.向农民开征农村社会养老保障税，实现农村社会养老的“社会性”
将现行的社会养老保险费改为社会养老保障税，解决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保费征缴困难和参保群体不稳定性问题，开征保障税在实现扩面的同时，更能强化征缴，降低管理成本，保证基金的征收和稳定。
5.健全基金的保值、增值机制
发达地区的保障资金的各种管理机制比较健全，投资的机会较多，应该健全机制，有效地实现基金的保值、增值。
(二)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
经济欠发达地区是指收人水平介于贫困与富裕之间的地区，这类地区在我国农村经济发展中占据的比例较大。从收人水平角度而言，是介于贫穷与小康之间的一种收人水平和生活水平。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这类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有所提高，农业的产业结构有所调整，收人水平和生活水平得到了一定的改善。这表明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村已经走出了贫困线，但还没有达到富裕阶段。我国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而且区域内部经济差异也很大，不完全具备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经济条件。
欠发达地区应采取以家庭养老为主体，建立多层次、多渠道的养老保障体系。欠发达地区以家庭养老为主体是指在条件不具备或不适合推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地区暂不普遍推行农村社会化养老，当一些地区满足了社会化养老条件后再实施，以及在一些已经满足了实行社会养老的特殊人群中率先实施社会养老。欠发达地区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设计过程中应注意下列问题:
1.以保障其基本生活为基本原则
欠发达地区在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时，在保障标准上，应坚持宜低不宜高，以能保障其基本生活为前提，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生产力水平的提高，逐步提高保障标准。切忌保障水平超出当地经济承受能力，给国家造成困难和负担。
2.加强养老保险基金的统一管理与财政支持
养老保险基金的使用一定要建立监督机制，增强透明度。由于欠发达地区投保档次一般较低，每年收取保费较少，因此，其各级管理机构的人员工资应由财政拨付，其办公费用，每年按所收保费的一定比例由县管理处统一提取，分级使用。
3.优先保障重点对象
欠发达地区农村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还较低，社会保障能力和群众承受能力有限，因此欠发达地区农村的社会保障必须坚持优先保障重点对象的原则，包括五保对象、残疾人、优抚对象、特困户等，这对于稳定社会，促进欠发达农村经济发展，密切干群关系，加强国防建设和促进两个文明建设，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三)经济落后地区的农村养老
我国农村经济落后地区所占比例比较大，20世纪80年代中期农村贫困线的标准为206元，在此线以下的低收人农村人口有1.125亿，占农村人口总数的14.8%，到2004年农村贫困线的标准为668元，在此线下的农村人口有2 610万，贫困发生率为2.8%，其中东部地区人口为374万，中部地区为931万，西部为1 305万。农村低收人人口为4 977万，占农村人口的比重为5.3%，东、中、西部低收人人口分别为837万、1 744万和2 396万。经济落后地区的经济主要表现在生产方式原始，生产手段落后，基础设施薄弱;农民的收人普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收人低，消费差，投人少，自我发展能力弱，生活困难;消费水平和消费质量低，仅能维持最简单的消费。由于收人水平低，有限的收人全都用于生活消费，决定了其生产的低投人，导致了自我发展能力弱。
【摘要】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化程度不平衡以及单一的金融政策，我国区域资金流动呈现出明显的不平衡性，制约着我国经济的全面协调发展。本文对我国区域资金流动不平衡性的现状进行了分析，利用泰尔指数对区域间资金流动的不平衡性进行实证研究，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关键词 资金流动；不平衡；泰尔指数
【作者简介】李兴汉，江苏师范大学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金融学。
资金流动是指其所有者在追逐效益的过程中，使资金由一个部门向另一个部门转移，或由一个区域向另一个区域转移。由于资金在流动的过程中存在着不平衡性，我国区域资金流动存在着明显的收益水平不均衡现象。在此情况下，只有当欠发达地区的资金收益水平比发达地区高，资金才会由发达地区流向欠发达地区，然而这在实际中是很难实现的。改革开放以来，东部地区的经济实现了跨越式增长，但同时也产生了区域经济发展的严重失衡，由此导致资金区域流动的不平衡，反过来资金区域流动的不平衡又加剧了区域经济的不平衡。
一、我国区域资金流动不平衡的现状
（一） 金融机构发展和分布的不平衡
在我国金融发展的过程中，区域金融不平衡的状况严重，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区域金融依然会保持以国有银行和大型股份制银行为主导，间接融资占统治地位的格局。我国的商业银行普遍采用总行-分行体制，由于商业银行与生俱来的逐利性质，各行采用行政或者经济的手段统筹安排其分行的资金，以求全行效益的最大化。在东部发达地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银行贷款收益往往比内陆地区高，风险却比内陆地区低。如此一来，各行会不断加强对各分行信贷状况的调整，从内陆欠发达地区吸收资金投向东部发达地区。各商业银行不约而同地定位于经济发达地区，资金向大中城市流动的趋势非常明显。
如表1 所示， 东部地区存款余额的比重为58.2%，是中部地区的2倍左右、西部地区的3倍左右。东部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数量比重比中部高出几个百分点，比西部地区高出十几个百分点，而且东部地区金融机构相对来说更为多样化，提升了资金使用效率，进一步加剧了资金流动的不平衡性。
（二） 资本市场发展的不平衡
1990 年11 月26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以来，股票市场为上市公司融得了大量社会资金，成为优化资金配置、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中国资本市场逐步向“资产池”方向发展。
但同时应当看到，我国的上市公司大量分布在东部地区，西部的上市公司所占比例很小。券商的分布格局同上市公司基本一致，东部和中西部严重失衡。东部地区不论是券商的数量、分布，还是市场占有率都占有绝对优势，主导着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截止到2012年末，全国共有2494家境内上市公司。东部、中部、西部三个区域的境内上市公司分别是1621 家、512 家、361家。东部地区上市公司数量占到了65.0%，而当年东部地区的筹资额更是占到了66.9%。很明显，我国资本市场呈现出地域上的不平衡性，社会资金通过资本市场从内地欠发达地区大量流向东部发达地区。
（三） 直接投资的不平衡
2012年，东部、中部、西部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分别为18.9%、25.7%和24.9%，中部和西部增速均超过了东部。但如表1所示，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状况依然呈现明显的地域性不平衡。2012年东部地区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5.5万亿元，占全国的41.2%，远超中西部地区。2012年东部地区实际利用外资624.5亿美元，占全国的55.9%，超过中西部地区之和。直接投资的不平衡发展导致了资金流动地区间的差距，进而拉大了地区间经济发展的差距。
（四） 对中西部地区的倾斜政策引发的资金流动不平衡
1994年，我国实行了分税制改革。目前，对税源大而集中的中央税贡献最大的是东部地区，中央通过转移支付将东部地区的资金转移到中西部地区，通过税收的再分配、发行国债等完成对落后地区的财政补贴。另外，我国存在政策性金融机构，通过政策性融资方式把资金投向中西部地区。我国近年来实行的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战略，通过减免税收、扶持优势产业、基础设施建设、贷款优惠等进一步引导资金流向中西部地区，拉动当地的经济增长。
二、导致我国区域资金流动不平衡的因素
（一） 区域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我国幅员辽阔，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很大。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反映在资金流动上，主要表现为资金的来源用途。东部发达地区资金的来源要广得多，信用扩张的范围也较大。欠发达地区资金来源非常有限，信用扩张的余地很小。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引发了地区间资金运行、资金流动的不平衡。
由于地区之间经济水平的差异，资金使用效率也不同。东部发达地区充满了商机和活力，大量的社会资金通过对周围地区的辐射被吸纳进来。而中西部地区的资金所有者为了逐利往往把资金投向发达地区，造成资金的流失。
（二） 区域内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东中西区域内部经济发展也存在着较大差异，通过表1可以看出，东部地区无论在银行业金融机构网点数量、银行存贷款余额，还是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方面都远远高于中西部地区，区域内的资金流动不平衡性也表现得相当明显，甚至超过了区域间的不平衡性。而区域内部资金流动不平衡会带动全国资金流动不平衡。若不能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那么全国区域性资金流动不平衡问题就很难解决。
（三） 市场化程度的不平衡
东部地区最早改革开放，经济结构调整升级较快，市场化程度高，包括银行、证券公司在内的各种金融机构有着较高的拓宽融资渠道的能力。通过规模经营，这些金融机构的运行成本不断下降，资金使用效率不断提高，提升了东部地区整体的资本积聚实力。而中西部地区不论是经济发展水平还是市场化程度都比较弱，没有一个业已成熟的金融市场，融资效率处在较低水平。
三、我国区域资金流动不平衡性的实证分析
为了更准确衡量各区域间资金流动的不平衡性，以及区域间和区域内的不平衡性对总体的不平衡性有怎样的影响，文本使用泰尔指数进行实证研究。
泰尔指数又称泰尔熵标准，一般作为衡量个人和地区间收入差距的指标。目前在中国区域资金流动中，银行存贷款仍占主要地位，因此本文以银行存贷款余额为具体研究对象，设K为全国存贷款余额，R为全国人口数量。Ki为i地区存贷款余额，Ri 是i 地区人口数量。根据国务院对东中西区域的最新划分标准， 东部地区的i=1,2，…，11；中部地区的i=1,2，…，8；西部地区的i=1,2，…，12。用D、Z、X分别表示东部、中部和西部。KD、KZ、KX分别表示东部、中部和西部的存贷款余额。RD、RZ、RX分别表示东部、中部和西部的人口数量。TD、TZ、TX 分别表示东部、中部和西部的泰尔指数。T表示整体不平衡性的泰尔指数。TJ表示东部、中部和西部区域间不平衡性的泰尔指数。T-TJ表示东部、中部和西部区域内不平衡性的泰尔指数。计算公式如下：
通过查询国家统计局网站和《中国金融年鉴》（1999～2012），计算得出我国近15 年来东、中、西部三大区域资金流动的泰尔指数，如表2所示。
根据表2，利用Excel 分别做出我国东、中、西三大区域存贷款区内不平衡性以及分解的存贷款不平衡性，如图1和图2所示。
图1显示，东部地区的存贷款区内的不平衡性整体上大于中部和西部地区，而且东部地区的不平衡性还呈现一个“倒V型”的态势，即先由小到大，再由大到小的一个过程。中西部地区的不平衡性整体上处于一个较低水平，在大部分年份里中部地区的不平衡性略小于西部地区，而且两者均呈现出幅波动态势，即增大和减小不断更替的过程。由于东部地区的经济总量、存贷款区内不平衡性均很大，因此东部地区对全国差异的影响也会很大。
图2显示，中国存贷款泰尔指数在整体上呈现“倒V型”，即先上升后下降，与图1中东部地区泰尔指数的走势比较接近。另外，三大区域内差异的泰尔指数始终大于三大区域间的泰尔指数，说明我国的存贷款不平衡性更主要地表现在各区域内部。
四、政策启示和结论
区域资金流动的不平衡制约着我国经济的全面协调发展，要实现经济的全面协调发展必须首先重视区域资金流动的作用。
首先，金融政策的制定要体现区域化，充分考虑到区域间的平衡以及区域内的平衡。政府要充分发挥宏观调控的职能，建立适应每个区域各自发展特点的相应的金融制度和金融市场体系，有力促进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即使是三大区域内部也存在着较大差异，因此更加具体、更加符合实际的区域化金融政策亟待出台，以打破过去资金基本上呈单向流动的局面。
其次，进一步健全金融体系。深化商业银行体制改革，切实提高其市场竞争力，根据经济需要和区域平衡发展的双重思路设置机构网点。尤其是东部地区，要改变过去区域内资金流动不平衡的现状，同时促进中西部地区的资金流动的协调发展，通过一个完善的金融体系使得全国的资金流动朝着健康方向发展。
再次，要加强各区域间金融合作。东部地区在现有的基础上继续扩大辐射能力和辐射范围，各区域要协调好金融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通过金融和财政的双重协调，进一步发挥中西部地区的金融发展乘数效应，减少地区间金融发展的差距，促进各区域协调发展。另外，要重视对区域内金融机构的整合，以合作促发展，增强中西部地区资本积聚实力。
最后，建立专为落后地区设计的专项基金和政策性金融机构。由于存在地区发展差异的客观情况，很难完全依靠市场对融资进行调节，因为完全依靠市场的结果就是落后地区流失更多的资金，发展更困难。而实行差异化的金融政策，建立专项基金等为落后地区服务的金融机构，无疑有利于改变当前区域资金分布不平衡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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