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18 17:26:13
序论：在您撰写投资银行前景时，参考他人的优秀作品可以开阔视野，小编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这些建议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热情，引导您走向新的创作高度。
（一）缓解我国流动性过剩的压力
目前国内银行业的流动性普遍过剩，首先表现在银行存贷差持续增大，存贷比持续降低（见表1）。到2007年3月底，存贷差达11.47万亿元，且存贷比仍有下降的趋势。其次商业银行库存大量超额准备金，银行的负债成本较高。尽管央行已采取了紧缩的货币政策，连续上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但状况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要解决这个问题，应将目光转向境外市场，充分利用国外市场的消化能力,以助于解决流行性问题。
（二）有利于平衡国际收支，防止外汇缩水
在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和股市的不断高涨等因素的推动下，外汇储备激增。截至 2007年9月末，外汇储备已达14336.114亿美元。但近期美元持续贬值，在短短的几年内对欧元贬值幅度达38.1 %，对日元贬值24.3%。因此，商业银行要积极利用已有外汇对外投资，以进一步平衡国际收支，利用投资收益实现外汇的保值增值。
（三）有利于“走出去”战略的实施，提升改革开放的水平
实施“走出去”战略要以龙头企业为先导，培养一批优势跨国企业，这离不开国内金融的支持。而股份制商业银行在国内竞争日趋激烈的形势下，要想进一步发展壮大，必须积极开展海外业务，推动海外的兼并与收购。因此，商业银行进行境外投资，能使自身和跨国企业相得益彰，相互推动，共同发展。
二、境外投资的可行性分析与汇丰银行发展历程的实证分析
《商业银行法》第四十三条规定：“商业银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得从事信托投资和证券经营业务，不得向非自用不动产投资或者向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投资，但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可见《商业银行法》并没有限制商业银行的境外业务，这就为其海外扩张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即可走混业经营之路。
纵观世界顶级银行的发展历程，境外扩张是必经之路。以汇丰银行为例，从20世纪50年代起，汇丰银行开始了一系列并购活动，如1959年收购了英国中东银行和印度的商贸银行，1965年购买了恒生银行多数股份等。在20世纪90年代，汇丰在新兴市场和发达市场并举特别是1992年收购英国米兰银行，使汇丰银行成为世界第一大银行集团。1997年在巴西成立了汇丰百慕大银行，1999年6月从马耳他政府手中收购了该国最大的商业银行--地中海中部银行，1999年底收购了萨法拉控股公司，2006年12月收购巴拿马银行。通过一系列的境外投资，汇丰银行获得飞速发展。1969年汇丰银行资产额为30.32亿美元，居世界第82位；1985年居第30位；20世纪末，汇丰银行提出了以收购和在不同国家提供适合当地特点的服务为主旨的“世界性本地银行”战略取得极大成功。2004年7月英国《银行家》杂志公布了全球1000家大银行按一级资本排名的排名，汇丰银行跃居世界第3位。
综上可以看出，汇丰银行的收购史也是汇丰银行的壮大史。由此，我国的股份制银行要想发展成为世界顶级银行，必须走海外扩张之路。
三、境外投资面临的风险与挑战
国际金融的发展给我国银行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但也使银行要承担着更大的经济风险，如通胀风险、经济周期风险、汇率风险、游资风险，及非经济性风险，如自然、文化、政策、法律等风险。值得提出的是，在境外投资的初期，尤其要注意操作风险，即由于不当的内部操作而导致损失的风险，巴林银行的倒闭就是一个惨痛的教训。就当前国际金融市场来看，要尤其强调以下风险：
（1）美国“次债危机”造成的金融动荡
“次债危机”自爆发以来已给美国、欧洲、日本、澳大利亚以及香港等国际和地区的金融市场造成了很大的冲击。截至8月 23日，为了救市美国共注资1300亿美元，欧洲3434亿美元，日本433亿美元，澳大利亚70亿美元，加拿大37亿美元,美国新世纪金融、美国房屋按揭公司等国际顶级金融机构已陷入破产、清盘的困境，高盛旗下基金、花旗银行等均遭受重大损失,中国的金融机构也遭受几十亿元的损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官员表示，这场危机造成全球性金融大动荡的可能性不大，但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仍会造成不小的损失。美国的金融市场是全球金融市场的核心，在国际金融一体化日益加深的今天，要警惕多米诺骨牌效应。
（2）美元贬值的汇率风险
“9.11”事件以来美元呈疲软态势，美元对欧元、日元、英镑持续贬值。在升值的巨大压力下，人民币对美元的中间价持续下降。尽管相对于美元而言，日元和英镑也是在不断的升值，但是升值的幅度小于人民币。而和人民币相比，欧元面临着更大的升值压力，升值幅度比人民币更快，因此相对于欧元来讲，人民币仍处于贬值状态。当前商业银行的境外资产以美元为主，在美元资产缩水的巨大压力下，调整境外资产结构成为当务之急。就眼下，最可行的就是把美元资产转化为欧元资产。而从远期来看，欧元区政治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以及一贯的良好的货币政策，欧元也会相对坚挺。
（3）国际游资对金融市场的冲击
目前，国际游资高达数万亿美元，仅以套利为目的的对冲基金就有8000多个，大量游资在世界流动，寻找投资机会，特别是利用发展中国家在金融制度缺陷方面的机会。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发生，使东南亚大部分国家和地区的经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许多投资商遭受了惨重的损失。因此，股份制银行在境外投资时要特别注意所投资地区的宏观金融状况，在大量国际游资涌入的地区要保持谨慎，不可以盲目追随。
四 、股份制商业银行境外投资的战略
（一）风险控制战略
我国商业银行的风险控制还是以传统的定性管理为主，无法对风险进行有效的量化测量。目前世界广泛采用的流行的风险定量测量方法是VaR方法。VaR，即Value-at-Risk，被称为“风险价值”。对于商业银行而言，VaR就是在正常的市场环境下，自己的投资可能遭受的损失。用数学公式表示：
Prob(P≤-VaR)=α或Prob(P>-VaR)=1-α
该公式的数学解释是：在一定时间和一定置信度（1-α）下，一种金融工具或者投资组合的潜在的最大投资损失。当然，该方法还要建立一个可靠的数学模型，特别是测算出某种资产组合未来收益的概率密度分布函数，这也是该种方法在实际的应用中能够成功与否的关键。
（二）投资组合战略
根据马克维兹的投资组合原理，证券组合会使个别证券的风险会彼此抵消，从而使得平均风险下降。在证券选择中，各种证券的相关性越差，风险分散的效果越明显。以股票的投资组合为例，风险分散的效果见下表：
根据上述原理，在境外证券投资中，标的选择上要采取投资组合战略，切不可孤注一掷，以有效地规避非系统性风险。
对于股权投资为言，要进行宏观、中观和微观分析，以进行有效的组合。
（1）宏观分析。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金融市场发育程度和整体风险不一样。一般发达国家市场发育成熟，风险较低；发展中国家市场相对不成熟，风险较高。投资收益也不同，前者收益较稳定，获得巨额回报的可能性低，而后者收益虽不稳定，但有可能相当丰厚。
（2）中观分析。首先明确行业的特点和所处的周期，分析风险与收益，其次找准投资行业，尽量实现投资多行业化。例如，在发达国家可以重点投资一些信息技术产业；对于发展中国家，可以重点投资一些劳动密集型行业兼顾资金和技术密集型产业。
（3）微观分析。要综合考察企业的发展阶段以及产品的生命周期，判断企业的盈利能力，以此选择多个企业进行投资。例如，可以投资一些发展成熟的大企业，以获得稳定的收益；同时对一些规模小，但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和高增长性的企业进行适当的风险投资。
（三）人才战略
国际化人才是商业银行跨国发展的关键，大批精通外语、国际金融业务、国际贸易、法律、市场营销、信息技术并能够按照国际惯例行事，善于经营管理的复合型金融人才是商业银行跨国经营成功的关键因素。
一、A、B股价差形成的原因分析
为了分析A、B股价差形成的原因，我们从理论角度提出几种假说，并在此基础上做出实证验证。
第一、流动性差异假说，我们认为对股票溢价最简单的解释是流动性假说，结合该假说，我们考虑中国股市的情况是，相对于B股，A股存在溢价，反映了相对于交易不甚活跃的B股，A股有着更低的交易成本和更高的流动性。这种溢价现象的存在并不要求，国内投资者或国外投资者有不同的资产基础价值和不同的风险规避程度。
这种假说可以放在扩充的CAMP模型来考虑，考虑流动性风险，CAPM模型变为：R=Rf+β（Rm-Rf）+ω，其中ω为由于流动性成本存在投资者所要求的额外收益。从该模型来看，由于存在流动性成本（一般流动性越低，则成本越高），投资者必然要求更高的收益，从而对价格较低的股票才有需求。同时、相对于A股投资，B股投资的交易成本更高也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我们也可以从实证角度来论证该假说，我们用同一公司A股价格与B股价格之比来反映A股溢价水平，用同一公司A股的月平均交易量和B股的月平均交易量来测量A、B股流动性差异。实证的结果是A、B股流动性差异显著地影响到他们的价差。B股相对于A股的流动性越低，则B股投资者就会承担额外的流动性成本，仅从这一点看，B股的投资者要求的收益必然要高于A股投资者所要求的收益，而收益和价格成负相关关系，所以A股相对于B股有更高的溢价。
第二、信息非对称假说，我们认为A、B股之间存在着显著的信息非对称，即A股投资者掌握的信息比B股投资者更多，由于存在较大的信息搜寻成本，所以，B股投资者要求的收益会更高，从而出现了B股价格存在较大的折扣现象。一般地，对于国外投资者来说，知名的大公司的信息往往容易获得，而知名大公司一般也在信息别注意其信息披露的准确性和及时性，从而给投资者一个好的印象。所以，我们可以预期规模大的知名公司或资本化比重较高的公司A、B股价格之差较一般公司来得小。这在我们的实证中得到了验证。
我们用公司的资本化规模（即流通实值）和A、B股价差的相关性来反映两类投资者之间的信息非对称程度，其中A、B股价格的相关性越强说明信息在A、B股之间传递的越快，非对称信息程度越弱。我们的实证结果支持信息非对称假说，即信息非对称显著地影响到了A、B股的价差，而且信息非对称程度越强，A、B股价差越大。
第三、需求价格弹性差异假说，A股相对于B股的溢价反映了国外投资者对B股的需求曲线较为水平，即弹性较大,而国内投资者对A股的需求曲线却有明显的向下倾斜的走势，即弹性较小。在中国股票市场，国内投资者的资产组合中A股占有重要地位，并且其他投资工具较少，所以国内投资者对A股的需求价格弹性较低，而国外投资者的资产组合中B股的份额并不高，而且他们的其他投资工具很多，所以国外投资者对中国B股的需求价格弹性较高。所以综合来看，A股的供给所面对的是需求弹性较低的需求者，而B股的供给面对的是需求弹性较高的需求者，从垄断差别定价的角度看，需求弹性较低的需求者须付出更高的价格，从而造成了A股的价格要高于B股的价格。许多学者在讨论一些新兴市场国家的限制性股权和非限制性股权价差的模型及实证结果都表明了这一假说的成立，即可观察的股票升水反映了非限制股权的供不应求。但是限于条件，我们的实证结果暂时无法验证这一假说，但从实际的观察看，该假说确实成立。版权所有
第四、投资理念差异假说，中国投资者的投资理念与国外投资者的投资理念存在明显的差异，从技术角度来解释，就是两者的风险规避系数不同。从现实情况来看，A股市场的投机性更强，这可以从极高的市盈率看出，所以A股投资者有着比B股投资者更低的风险规避系数，或者说前者更喜好风险。这样在获取相同收益的情况下，A股投资者愿意冒更大的风险，即表现为愿意接受更高的价格。
这一假说也得到了我们实证结果的验证。我们用公司净资产收益率和A、B股价差的回归关系来验证两类投资者的不同投资理念对A、B股价差的影响。实证的结果是，公司净资产收益率越高则A股溢价越低，即说明A股投资者相对与B股投资者对公司净资产收益率并不看重，正因为如此，才产生公司净资产收益率越高，A股价格变化不大，而B股价格会提高，从而使A股溢价降低。
第五、风险报酬差异假说，该假说源自于资本资产定价理论。在一个简单的折扣现金流模型中，国内投资者的资产溢价来自于相对于国外投资者而言的更高的预期现金流和更低的经过国内风险所调节的要求报酬率。假定A、B股支付相同的红利，国内和外投资者所面临的所的税和资本利得税没有过分的波动。我们将精力集中在导致不同要求报酬率水平的各种潜在风险因素。这些风险因素主要有A、B股投资者面临不同的汇率风险，政治风险以及不同的利率风险，由于这些不同的风险因素，可能存在国外投资者所面临的风险要高于国内投资者的情况，最终导致A、B股价差的产生。
二、B股市场投资前景预期
对于B股市场未来的发展方向，很多人认为A、B股市场合并是必然趋势，从而A、B股的价差会消失，不管他们的价格变化的方向如何，在A、B股市场间无风险套利机会总是存在的，最近投资者对B股投资的极大热情也反映了这一认识的广泛接受程度。我们不否认这一趋势的最终到来。但是证监会主席周小川近日说A、B股市场在未来5—10年内不会合并。看来A、B股市场分割状态暂时无法消除，那么A、B股之间的价差在B股市场对国内自然人开放的政策出台后如何变化，以及B股市场未来的投资前景如何，这是我们以下分析的重点。
第一、A、B股价差形成的原因没有消失，A、B股的价差也不会在短时间内消失。我们前面分析了A、B股价差形成的原因，据此，我们认为在B股市场对国内开放以后，A、B价差形成的因素会产生一定变化。这些变化主要有：B股的流动性会增加、投资者的需求弹性会变小、投资理念向A股投资者看齐，这些变化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A、B股价差，而其他因素基本不会变化，比如信息非对称仍然存在，因为国内的自然人投资者也就是一般的散户投资者，他们对上市公司信息的获得并不见得比原来投资B股的国外投资者多；投资者所面临的风险差异也不会变动。所以，投资者应该正确认识到那些因素变化了，而那些因素没有变化以及他们对B股市场产生何影响，只有做到这点才能更理性的投资B股。
第二、在开放政策出台以后，对B股投资会有一过度反应过程，即在利好消息带动下，B股价格会有一急升态势，然后在更长期时间内，它的价格会回落到合理的价位之上。过度反映在很多股市都存在，我们认为B股开放对B股投资者来说是一重大利好消息，投资者对B股价格上升的预期形成了共识，加之股市各种消息的推波助澜，会刺激投资者纷纷投资B股，在短期内B股价格将一过度反应方式上升，但是长期内必有一定程度的回落。所以说投资者短期介入的风险很大。
第三、投资B的国外投资者可能增加。在政策出台以后，国内投资者会进入B股市场，从而会增加B股的流动性，这样，国外投资者会考虑到，在B股流动性提高之后会降低他们额外承担的流动性成本，所以会考虑进场。这样以来，B股市场受到国外股市以及国际经济环境变化的影响会加深。对于投资者来说，投资B股时，必须具备更宽广的眼光，既要认清国内经济环境也要了解国际经济环境。同时，国内投资理念也会受到国外投资者理念的影响，从而使得B股市场能更健康的发展。
一、投资者关系管理的含义
有关投资者关系管理含义的界定和解释较多，全美投资者关系协会（NIRI，2001）对投资者关系的定义是：“投资者关系管理是指运用财经传播和营销的规则，通过管理向财经界和其他各界传播的信息内容和渠道，实现其相对价值最大化的一项重要管理工作”；加拿大投资者关系管理协会（CIRI）认为“投资者关系管理是指公司综合运用金融、市场营销和沟通的方法，向已有和潜在的投资者介绍公司的经营和发展前景，以便其在获得充分信息的情况下做出投资决策”；而根据我国证监会的《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工作指引》，“投资者关系管理是指公司通过信息披露与交流，加强与投资者及潜在投资者之间的沟通，增进投资者对公司的了解和认同，提升公司治理水平，以实现公司整体利益最大化和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重要工作。”
综合已有的定义，投资者关系管理（IRM，Investor Relations Management）可以理解为上市公司的重要战略沟通工具，是强制性信息披露的补充机制，在保护投资者基本权益的基础上，运用营销手段，不断地向投资者介绍公司的财务状况、发展前景等，通过信息的有效沟通，实现股东价值最大化的行为。
对于上市银行来说，开展投资者关系管理有利于获得投资者对银行的支持与信任，持续增强投资者对银行的信心，为银行再融资奠定良好的基础。同时，上市银行良好的投资者关系管理对于促进与投资者之间的信任，降低危机事件的影响是尤为重要的。
另外，自2011年起，各上市银行都陆续结束了股权禁售期，这意味着股东可以自由出售所持有的股票。如果解禁的股票大量被抛售，将对上市银行的股价大幅波动，会影响上市银行的资本市场形象。如果上市银行能始终保持与股东的良好沟通与协商，将会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出现股票大量集中抛售的情况，从而维持股价的稳定，并树立良好的资本市场形象。
二、商业银行开展境外投资者关系管理的挑战
（一）商业银行引入境外投资者的积极作用
1.改善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结构
公司治理结构的建立与完善要求商业银行具备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能力。引进海外战略投资者，尤其是拥有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丰富的管理经验以及经营业绩良好的国际一流金融集团，可以使商业银行尽快实现公司治理结构的改善。从目前国内上市商业银行引入境外投资者前后的变化来看，境外战略投资者在改进中资银行的公司治理结构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2.提升商业银行的品牌知名度
引入国际知名的战略投资者，还能提升国内银行业在国际上的市场形象，增强国内商业银行在海外上市与融资的能力，进而提升国有商业银行本身的价值。同时，引进境外投资者还有利于银行资本的扩充和发展，帮助商业银行走出资本约束的困境。
3.改进商业银行的产品和技术
我国商业银行创新的动力不足，商业银行开发新产品的能力有限。引入境外投资者，能够学习国外银行先进的技术，从国外丰富的金融产品中得到启发，从而提升银行产品与技术创新的能力。
4.人才的引进与培养
境外投资者在投资国内商业银行时，一般都会派出在经营意识和管理能力等方面都很优秀的高级管理人员参与银行的经营与管理，这有助于加强国内商业银行的人才队伍，学习国外先进的管理经验，以及进行高级管理人才的培养，实现国际先进管理经验和经营理念的转移和转让。
（二）商业银行进行境外投资者关系管理的挑战
1.境外投资者的投机性问题
银监会的报告指出“有部分海外投资者进入国内商业银行缺乏长远战略目标，短期趋利性较强，有的因竞争利益冲突渐行渐远。”不仅引入战略投资者的预想效果没有达到，反而滋生了投机者的“寻租”现象。“战略投资者”逐渐蜕变为“战略投机者”。如何使境外投资者保持战略合作目标，是商业银行境外投资者关系管理的重要目标。
2.双方磨合期问题
境外投资者进入银行之后，从思想观念到整个经营环境都会有很多不适应，存在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从资本的结合到理念文化的融合需要一个很长的磨合期。这就需要处理好与境外投资者的关系，在实现理念文化融合的基础上，结成中外战略合作伙伴。
3.语言沟通方面的问题
语言沟通方面的问题使得境外投资者与国内商业银行的沟通成为难题，很难实现流畅交流。并且由于在许多情况下，一些资料不可能达到实时翻译，降低了境外投资者的知情度和与国内商业银行沟通的效率。
4.信息传递方面的问题
银行经营等方面的信息是影响境外战略投资者投资与否和制定投资决策的重要依据。境外投资者对银行信息传递方面有很高的要求。但是由于国内银行在信息传递渠道、途径、方式等方面还不健全，尤其是国际间的信息交流技术还不完善，银行信息公开程度较低，并且投资者关系管理还处于起步阶段，导致信息传递和信息交流不畅通，影响了投资者对银行状况的评估。这些都将直接影响银行进行投资者关系管理的效果。另外，还需要注意，不同国家的投资者所关注的银行信息也不完全相同，“如美国投资者在关注财务数据外，多数注重战略、管理结构等长期效益；英国投资者更注重公司历史和员工激励等内容；日本投资者关注公司的理念和文化；香港投资者则注重技术操作，关注公司近期动向，对股价敏感。对这些差异给予适度关注，有助于上市公司根据自身股东结构特点妥善制定自愿性信息披露工作策略。”
三、商业银行开展境外投资者关系管理的现状与问题
关键词：组合投资 技术本质 管理理念 应用分析
一、组合投资技术概述
当代的投资组合理论是在马克维茨的理论基础上产生的，其经典的论点是证券投资组合的选择，其中提出了均值与方差的模型，奠定了投资组合的理论基础。在上个世纪的中期，这一理论被延伸，提出了相关的资本资产定值概念，从而影响了资本投资的研究方向与深度。市场化的金融体制完善使得投资组合理论进入了银行的管理系统，尤其是贷款管理上，其针对性的投资分析与风险控制为银行信贷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分析与评价依据，从而使得贷款的定价、资本配置等被量化。在贷款管理领域的成果被总结为：贷款组合风险最小化的研究；单位风险收益最大的研究；基于风险价值约束的贷款组合最优。
二、组合投资技术的本质理念
（一）风险计量
在贷款管理中组合投资的技术可以帮助分析信贷的风险，及对风险进行计量，其中被应用的技术有结构模型和统计模型，前者的提出是在公司资产价值与股价映射关系上建立起来的，针对变量建立数据库，对上市公司的信用风险进行计量分析；后者则是建立在数学统计基础上，利用样本与历史数据的建模，对客户进行人为的分类，从而对其违约概率进行统计，由此形成了今天的风险组合分析，即风险不再是单一资产风险，而是组合资产带来的风险；其次是对风险因素的多元化处理，也就是将多种风险因素纳入到风险计量中，目前应用的风险控制模型多为组合风险管理模式。
（二）贷款组合资本的计量
投资组合的基本理论就是对两个要素进行分析，其中一个是组合收益的期望值；一个是组合方差，代表的是风险即投资不确定性。贷款是否可以在有限的风险中获得最大的收益就取决与二者的关系。此时投资组合技术认为资产组合是否成立，则是对比其他组合在同样风险条件下是否获得更高的收益，亦或是同样收益下风险更小。所以从组合投资的角度看，不是消除某个贷款投资的风险，而是如果利用组合投资来降低风险增加收益，帮助贷款管理选择最佳的投资组合，这才是其针对资本计量的本质。银行实务中各种业务组合数量庞大，计量的组合风险大大低于单个风险的单纯合计，因此其可以帮助贷款管理降低风险提高收益。
（三）信用风险的组合管理
贷款管理中信用风险是重要的评价标准，而组合投资技术可以帮助其对信用风险进行计量，一方面可以对个体进行综合风险评价，一方面则可以进行风险分类评价。在这个过程中，按照资产的属性进行分类，将其按照不同的风险类型进行逐一评价，从而形成一个相对固定的风险评价标准，从而帮助银行的贷款管理来准确评价投资对象的信用风险，从而降低贷款的风险程度。
三、组合投资技术在银行贷款管理中的应用
（一）贷款产品选择
商业银行在贷款经营管理中所面临的问题就是产品设计，也就是贷款组合的优化，也就是让提供的贷款风险最小而受益相对大，从众多贷款对象中选择合理的组合形式是其经营的核心问题，所以按照组合投资的基本原则，单笔贷款最优不等于组合最优。所以现代商业银行多数都在依靠效益、安全、流动三者平衡的模式来选择贷款对象，也就是借助组合投资技术来进行最优化的选择，从而降低整体的风险等级。
（二）贷款产品定价
商业银行贷款定价中，主要考虑单笔贷款风险；综合贡献；客户对银行影响等三个方面对贷款产品进行定价，其本质就是成本定价和市场定价。当然市场定价符合市场规律，但是其风险控制的需求也就越大。同时也不能忽视市场定价中必须考虑成本因素，一味的追求低价虽然可以获得市场空间但是不利于商业银行的发展。因此必须综合考虑，此时就必须利用组合投资的技术对风险进行综合性的评价，从而确定产品的合理定价，以此保证商业银行贷款产品的获益能力。
（三）资本配置管理
资本配置的基本目标就是风险调整后提高收益；其次是资产组合的风险控制最低。所以资配置在管理中应建立在银行资产组合的基础上，其本质就是分析抵御非预期经济损失的资本总量是否可以保证银行资本的安全，在经济资本的总量固定的条件下，银行的各种业务线都应在一个相对优化的条件下，也就实现了配置合理。国际通行的思路是合理资本配合引导银行各个业务的发展，按照风险收益的比例进行扩展或者收缩，当然贷款业务也在其中，且贷款管理是资本配置的重要组成，当然必须满足风险与收益的最佳收益比例。
（四）行业性贷款管理
上面所述，组合投资技术可以为银行提供一个行业性的评价计量，这样就可帮助银行进行行业性的贷款管理。之所以对行业组合管理加以重视就是因为，行业之间存在一定的依存度，随着产业链系统的建立于拓展，行业关联性也随之增加，因此必须关注行业贷款的组合管理，如果将行业中贷款的会受到相同的系统风险影响，就可将贷款组合分解成为不同的行业板块进行管理，按照各个行业的相关性，利用模型可以计算并减少非系统性的风险，从中选择出最为优化的投资组合，在实际操作中，组合管理应匹配不同的行业系统风险，选择相关度较低企业进行贷款组合，从而降低风险。
四、结束语
组合投资的技术起源于对资本的合理控制与管理，旨在降低投资的风险并增加收益，这与商业银行的贷款经营与管理的目标是一致的，其所提供的风险评价与经营思路完全可以应用于银行的贷款管理，在应用中可以帮助银行降低风险并实现整体管理的最优化。
参考文献：
[1]刘宇.浅谈银行信贷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与应对策略[J].大观周刊，2012（24）
[2]谢刚，李勇.基于贷款交易业务模式创新的信贷资产组合管理研究，金融论坛，2009（1）
我国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结构，提升我国银行业的国际竞争能力。
一、 我国商业银行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的现状
在我国商业银行的改革历程中，有关法律法规的颁布实施，为完善公司治理，引进战略投资者提供了依据。1995年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为商业银行的进一步发展确定了其地位和依据。《商业银行法》明确规定了四家国有商业银行的性质为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不设股东会，而是由国家授权的投资机构或部门授权董事会行使股东会的部分职能，有关合并、分立、解散、增减资本等重大决策，则由国家授权的投资机构或部门决定。同时明确规定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设立监事会，这样就使得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结构在组织形式上具备了现代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结构的外观，并在法律上得以规范和保障。2002年6月，中国人民银行对外正式了《股份制商业银行独立董事和外部监事制度指引》，对股份制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结构、独立董事和外部监事的设置等一系列问题做出了指导性规定，以推动商业银行从自身实际出发完善公司治理，有效维护股东和存款人的利益。在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方面，中国银监会2003年12月颁布的《境外金融机构投资入股中资金融机构管理办法》从资产规模、资本充足性、盈利持续性等方面规定了境外投资者的资格条件，规定了投资入股中资银行的具体比例，为中外资银行股权合作提供了法律依据。
我国商业银行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大体经历了3个阶段：一是2001年以前,由于我国法规禁止外国金融机构入股中资商业银行，亚洲开发银行（ADB）入股光大银行和国际金融公司（IFC）入股上海银行均报国务院个案审批。当时外方投资者的股权份额较低，虽派驻了股权董事，但双方基本没有业务和技术合作，外资入股的象征意义大于实质作用。二是2001年至2003年（中国银监会成立前），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确定了银行业对外开放的时间表，放开了外资金融机构入股中资银行的限制，中资银行开始尝试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进行技术和业务合作。三是银监会成立后至今，及时依法制定了《境外金融机构投资入股中资金融机构管理办法》，并在实践中大力倡导引进合格境外战略投资者，这是我国商业银行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最活跃的阶段。外资金融机构从早期财务投资者逐渐转变为战略投资者，从最初仅谋求在董事会发言的权力，发展到与中资银行在业务和技术层面进行多项合作。我国商业银行也实现了从单纯引入国际金融资本向引“智”和引“技”转变。截至2007年底，已有35家境外机构投资入股23家中资银行，入股金额210亿美元。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开展中外银行间的合作，不仅推动中资银行在经营管理理念、公司治理结构、资本约束和风险控制手段、业务水平和金融创新能力等方面得到提高，促进了中资银行综合竞争能力的增强，还对我国银行业深化改革和银行业长远发展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二、境外战略投资者对我国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影响
商业银行公司治理一般包括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高管层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信息披露机制等方面。下文分别从以上几个方面来分析境外战略投资者对我国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影响。
1.股东大会
良好的产权结构是建立完善的公司治理机制的重要前提。大量研究表明，股权集中度会对公司治理产生重要影响。股权结构过于分散，会使每一个股东都缺乏积极参与公司治理和驱动公司价值增长的激励，导致公司内部治理系统失效，并极易产生管理层“内部人控制”问题，形成公司管理层强、外部股东弱的格局。在股权集中度高的情形下，则容易导致大股东对小股东利益的侵占。
股份制改革以前，我国商业银行股权结构不合理，普遍存在“一股独大”的问题。股改后国有股的比重已经大幅度下降，但大部分银行的国有股及法人股比重还相对较大。由于我国股东大会实行的是“一股一票”制，不进行累积投票，广大的中小股东因所持的股份相对较少，无法以“用手投票”来体现自己的意志，中小股东的权力与大股东相比非常有限。分散的股东缺乏足够的能力和精力对银行管理者实施有效的监督，银行内部容易出现委托―问题，中小股东的利益容易受到严重侵害。
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作为银行的股东，不仅可以改善出资人虚置的状况，明晰产权界定，还可以改善上市银行股权构成单一的缺陷，形成多元化的股权结构。股权的多样化可以增强股东之间权力的制衡，实力雄厚的境外战略投资主体能产生对其他控股方的实质性牵制作用，减少大股东侵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发生。战略投资者通常持有大量股份，为了保证大额投资的回报率而有足够的动力监督管理者，同时，他们也能负担在信息、监督管理者方面的投资费用，有足够的经验和专业知识对目标公司进行监督。这些都有利于我国商业银行逐步形成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的基础，内在地改善单一产权结构条件下的银行治理结构及其运作机制，从根本上进一步解决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这一制约我国商业银行发展的关键问题。
2.董事会和监事会
在现代公司中，股东大会虽然是公司的最高权利机构，但是由于股东大会一般每年才召开一次，所以股东大会对公司的治理作用有限。董事会作为股东大会执行机构，代表全体股东行使管理公司的权利，在公司治理中处于中心地位。监事会是公司的监督机构，它以保护股东利益，防止董事、经理为职责，与董事会一起共同向股东大会负责。目前我国商业银行董事会中以内部人和控股股东代表为主，外部董事、独立董事占比较低，使中小股东权益得不到保障。另一方面，根据我国现有规定，监事的权力与独立董事存在交叉，党委起的作用同董事会发挥的作用有存在交叉，可能发生角色的重复和冲突。缺乏相应的长期激励，董事和监事的监督动力不足。监事会工作流于形式，还没有建立起以监事会为核心的监督机制，监事会发挥作用的有效性甚至存在的必要性都受到质疑。
境外战略投资者可以通过推选成员进入董事会，直接参与公司在发展战略、财务、人事等方面的决策。外方董事的存在会对原有的股东形成一定的约束，在利益最大化原则下，当银行经营管理者的经营目标偏离经济目标而转向行政目标或私人目标时，外方董事可以凭借其在董事会中的影响加以阻止或纠正，以保证公司的发展方向与公司价值最大化的目标相一致，维护股东的利益。外方董事一般都具有长期的国内和国际银行管理经验，专业素质突出，对于董事会决策的科学性、正确性有很大的帮助和提升。另外，董事会的独立性直接影响到公司内部治理机制的效率，战略投资者进入董事会可以增强董事会的独立性，通过优化董事会成员结构，在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建立合理的制衡关系。
战略投资者可以利用自身在公司的发言权，提高监事会的地位，强化监事会的监督作用。加强监事会的职能，具体包括：保障监事会的独立性；赋予监事会一定程度的管理人员罢免权；建立监事会的选拔考核和责任追究制度；建立监事会与监管机构的独立汇报路线等。同时，战略投资者有必要从保护自身利益、维护公司整体利益不被个人利益所侵占的角度出发，通过监事会机制参与上市银行治理，借助监事会强大的监督作用，获得有关公司的及时有效的数据信息，对董事会中的大股东和管理层实施有效的监督，防止大股东对中小股东利益的侵吞以及“内部人控制”现象的出现。在监事会监督作用充分发挥的同时，战略投资者的利益和广大中小股东的利益也得到了保护。
3.高管层
高管层成员来自公司最高层，属于公司战略制定与执行层，负责整个公司的组织与协调，对公司经营管理拥有很大决策权与控制权。公司高管层是决策层的执行者，他们的治理水平和执行能力实际上关系到整个公司的利益。银行经理层在适当的激励与约束机制作用下能够为公司带来良好的表现。中国银行业公司治理中激励机制不足是造成银行经理内部人控制的重要原因。对国有股份制商业银行来说，高级管理人员继续实行行政任命制，董事与经理薪酬体系的构成类似于公务员的工资，其个人收入没有完全与银行经营绩效挂钩，难以产生高管人员从个人收益最大化的角度出发实现银行利润最大化的“激励相容”的效果，经济性激励激励不足，手段单一。再者，商业银行尚未建立针对管理层的股票期权制度，员工持股计划等，因而从激励机制上引致银行的管理人员只注重短期利益而忽视了对长远利益的追求，造成银行普遍缺乏实质性的长期发展规划。在约束机制方面，目前对商业银行的约束主要是内部约束，主要通过股东、董事会与监事会来实施，从理论上说董事会可以而且应该能有效地监督经理层，但是在实践中可能难以避免经理层控制董事会或两者的合谋。由于不存在公司控制权市场和破产威胁，所以外部的相关约束机制作用有限，对上市的国有商业银行来说也只能是增加了投资者“用脚投票”的约束，而在政府的担保下外部约束更难以发挥作用。
作为股东利益强有力的代表，战略投资者使管理者薪酬激励出现了有能力和有动机的有效实施主体。我国银行引进的战略投资者通常在高管层薪酬设计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这可以改善我国落后的薪酬制度，对高管人员实施有效的薪酬激励。另外，战略投资者作为大股东对高管人员的任命和解雇有一定的发言权，因此如果战略投资者的利益因为管理人员疏于管理、管理能力有限或者使公司的经营目标偏离股东利益而遭受损害时，他们可以向董事会提议更换管理层，起到有效地约束管理者行为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高管人员以公司整体利益换取个人利益的代价，从而刺激了高管人员提高公司绩效的动力。
4.信息披露机制
信息披露是现代公司治理的重要标志，随着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入、银行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以及中央银行加大对银行风险的防范力度，商业银行信息披露的质量与要求也得到提高。2002年5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了《商业银行信息披露暂行办法》，对信息披露的原则、内容、方式和程序均做出了总体规范。但是目前我国商业银行对信息披露内容、格式和方式不规范，对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披露不够，普遍存在缺少严格符合国际惯例的外部审计、信息披露机制不健全、经营数据失真和管理缺乏透明度的情况，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仍然十分突出和严重。战略投资者普遍十分重视银行信息的披露，认为增强银行的透明度不仅有利于提高银行本身的价值，更有利于降低银行的风险，因此商业银行引进战略投资者将增强其信息披露的规范性，加强社会对银行风险的监督，促进银行外部治理的不断完善。
关键词：非径向SE-BCC；DEA；上市银行；投资价值
一、 引言
国内学者对于企业价值评价的研究方法很多，如张人骥、刘浩、胡晓斌运用剩余收益比率（RIR）模型对企业价值进行研究，杨学锋运用灰色评估模型对股票价值进行研究，赵旭则运用超效率DEA方法对上市公司的价值进行研究，并证实了该方法是一种可行的方法，本文在研究方法方面，沿用了超效率DEA方法，但给出的模型假设条件和解决方法不同。赵旭使用的模型是基于规模报酬不变条件下的超效率模型，但由于受到不完全竞争、资金等问题的约束使得上市银行不在最优规模上运营，规模报酬可变的超效率（Super Efficiency）DEA模型即SE-BCC模型更接近于实际，但SE-BCC模型与规模报酬不变的SE-CCR模型相比，有可能面临解不可行的问题，本文提出非径向SE-BCC模型。该模型有两个优点：第一，允许决策单元不在最优规模上运营；第二，该模型可以对样本银行进行全面排序。本文拟运用该模型对2008年的14家上市银行经营效率进行测算，以得出有投资价值的上市银行。
二、 非径向SE-BCC模型
1. DEA方法和BCC模型。数据包络分析法（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简称DEA）是以相对效率概念为基础，用于评价具有相同类型的多投入、多产出的决策单元是否技术有效的一种非参数统计方法，其本质是要根据样本数据构建效率前沿，并根据各决策单元DMU与有效生产前沿面的距离状况，确定各DMU是否有效。基于投入产出的DEA模型分为投入导向和产出导向两类，前者是指在给定产出水平下实现投入最小化，后者则是指在给定的投入水平下实现产出最大化。Charnes、Cooper和Rhodese(1978)发展得到了在固定规模报酬（CRS）下的DEA模型，即CCR模型，Banker、Charnes和Cooper（1984）放松了CCR模型中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提出了规模报酬可变（VRS）条件下的效率计算方法，即BCC模型。
模型（3）和（4）具有如下优点：第一，可以摆脱投入产出按相同比例变化的限制；第二，将评估单元的测量值分解成投入效率和产出效率之后具有良好的解释特性。
模型（3）和（4）并不总是可行的，要进行效率的排序，需将两者结合起来，具体步骤步骤1：对于给定的决策单元DMU0，用模型（3）计算效率值。如果?籽*1?燮1，则?籽*1就是决策单元的效率指数，并转到步骤3，否则，转到步骤2。步骤2：用模型（4）计算效率值，?籽*2就是决策单元的效率指数。步骤3：对下一决策单元重复上面的步骤，直到得到所有决策单元的效率指数。最后，依据效率指数越大，决策单元越有效的原则进行排序。
三、 中国上市银行效率及投资价值的实证研究
1. 投入产出指标设置与样本数据。本文选取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等14家上市银行为研究对象，同时，把测度上市银行有效性的投入要素界定为总资产和主营业务成本，产出指标为营业收入、净利润、每股收益、加权平均资产净收益率、资本充足率和不良贷款率。依据2008年数据，测算各样本银行的效率值。
2. 实证结果分析。考虑到规模报酬可变的假设更接近现实，本文根据规模报酬可变的BCC模型和规模报酬可变的超效率模型SE-BCC和本文提出的非径向SE-BCC模型，对样本的投入产出数据，运用LINDO11.0软件进行实证研究，测算出样本上市公司的相对效率值，结果见表1。
从表1中可以看出，根据BCC模型的结果，2008年中国14家上市银行中有11家银行的经营是有效的，相应的效率值为1，而其余3家上市银行的经营是无效的，包括深发银行、民生银行和中信银行。即传统的BCC模型只能将上市银行区分为有效和无效两种类型，对于处于前沿面的11家银行的经营效率无法进行区分。再用规模报酬可变的超效率SE-BCC模型进行计算，从计算结果可以看出，超效率SE-BCC模型面临解不可行的问题。最后，利用本文提出的非径向SE-BCC进行计算，结果表明，原来在BCC模型下无效的银行仍是无效的，在非径向SE-BCC模型下有效的11家上市银行中，南京银行的有效值要高于其他银行，也就是说，对于投资者来讲，上市的中国商业银行中比较有投资价值的是依次为南京银行、浦发银行、北京银行、中国银行、兴业银行、工商银行、宁波银行、招商银行、建设银行、华夏银行、交通银行。
根据BCC模型的结果，2008年中国14家上市银行中有11家银行的经营是有效的，相应的效率值为1，而其余3家上市银行的经营是无效的，包括深发银行、民生银行和中信银行。即传统的BCC模型只能将上市银行区分为有效和无效两种类型，对于处于前沿面的11家银行的经营效率无法进行区分。再用规模报酬可变的超效率SE-BCC模型进行计算，从计算结果可以看出，超效率SE-BCC模型面临解不可行的问题。最后，利用本文提出的非径向SE-BCC进行计算，结果表明，原来在BCC模型下无效的银行仍是无效的，在非径向SE-BCC模型下有效的11家上市银行中，南京银行的有效值要高于其他银行，也就是说，对于投资者来讲，上市的中国商业银行中比较有投资价值的是依次为南京银行、浦发银行、北京银行、中国银行、兴业银行、工商银行、宁波银行、招商银行、建设银行、华夏银行、交通银行。
四、 结论
通过上述实证研究，本文得出如下两点结论：第一，本文运用非径向SE-BCC模型评价上市银行经营绩效及其投资价值的相对有效性，可以得到上市银行相对投资价值的高低。第二，对投资者而言，树立科学的效率投资理念相当重要。传统“价值投资理论”的核心在于通过寻找股价低于内在价值的上市银行或者上市公司进行中长期投资，本文倡导所谓的“效率投资理念”，就是从公司内部投入产出的角度入手，通过研究公司运行效率的高低变化作为股票投资决策的依据，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和应用性。
参考文献
1. 杨学锋，欧阳建新.股票价值的灰色评估模型及应用.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05，（3）:37-39.
2. 张人骥，刘浩，胡晓斌.充分利用会计信息的企业价值评估模型——RIR模型的建立与应用.财经研究，2002（7）:68-74.
3. 赵旭.基于超效率模型的上市公司投资价值评价. 统计与信息论坛，2007，（5）:71-76.
4. Andersen P， Petersen NC. A procedure for ranking efficient units in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Management Science，1993，（39）:1261-1264.
5. SEiford LM， Zhu J. Stability regions for maintaining efficiency in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 1998，（108）:127-139.
关键词：非径向se-bcc；dea；上市银行；投资价值
一、 引言
国内学者对于企业价值评价的研究方法很多，如张人骥、刘浩、胡晓斌运用剩余收益比率（rir）模型对企业价值进行研究，杨学锋运用灰色评估模型对股票价值进行研究，赵旭则运用超效率dea方法对上市公司的价值进行研究，并证实了该方法是一种可行的方法，本文在研究方法方面，沿用了超效率dea方法，但给出的模型假设条件和解决方法不同。赵旭使用的模型是基于规模报酬不变条件下的超效率模型，但由于受到不完全竞争、资金等问题的约束使得上市银行不在最优规模上运营，规模报酬可变的超效率（super efficiency）dea模型即se-bcc模型更接近于实际，但se-bcc模型与规模报酬不变的se-ccr模型相比，有可能面临解不可行的问题，本文提出非径向se-bcc模型。该模型有两个优点：第一，允许决策单元不在最优规模上运营；第二，该模型可以对样本银行进行全面排序。本文拟运用该模型对2008年的14家上市银行经营效率进行测算，以得出有投资价值的上市银行。
二、 非径向se-bcc模型
1. dea方法和bcc模型。数据包络分析法（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简称dea）是以相对效率概念为基础，用于评价具有相同类型的多投入、多产出的决策单元是否技术有效的一种非参数统计方法，其本质是要根据样本数据构建效率前沿，并根据各决策单元dmu与有效生产前沿面的距离状况，确定各dmu是否有效。基于投入产出的dea模型分为投入导向和产出导向两类，前者是指在给定产出水平下实现投入最小化，后者则是指在给定的投入水平下实现产出最大化。charnes、cooper和rhodese(1978)发展得到了在固定规模报酬（crs）下的dea模型，即ccr模型，banker、charnes和cooper（1984）放松了ccr模型中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提出了规模报酬可变（vrs）条件下的效率计算方法，即bcc模型。
模型（3）和（4）具有如下优点：第一，可以摆脱投入产出按相同比例变化的限制；第二，将评估单元的测量值分解成投入效率和产出效率之后具有良好的解释特性。
模型（3）和（4）并不总是可行的，要进行效率的排序，需将两者结合起来，具体步骤步骤1：对于给定的决策单元dmu0，用模型（3）计算效率值。如果?籽*1?燮1，则?籽*1就是决策单元的效率指数，并转到步骤3，否则，转到步骤2。步骤2：用模型（4）计算效率值，?籽*2就是决策单元的效率指数。步骤3：对下一决策单元重复上面的步骤，直到得到所有决策单元的效率指数。最后，依据效率指数越大，决策单元越有效的原则进行排序。
三、 中国上市银行效率及投资价值的实证研究
1. 投入产出指标设置与样本数据。本文选取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等14家上市银行为研究对象，同时，把测度上市银行有效性的投入要素界定为总资产和主营业务成本，产出指标为营业收入、净利润、每股收益、加权平均资产净收益率、资本充足率和不良贷款率。依据2008年数据，测算各样本银行的效率值。
2. 实证结果分析。考虑到规模报酬可变的假设更接近现实，本文根据规模报酬可变的bcc模型和规模报酬可变的超效率模型se-bcc和本文提出的非径向se-bcc模型，对样本的投入产出数据，运用lindo11.0软件进行实证研究，测算出样本上市公司的相对效率值，结果见表1。
从表1中可以看出，根据bcc模型的结果，2008年中国14家上市银行中有11家银行的经营是有效的，相应的效率值为1，而其余3家上市银行的经营是无效的，包括深发银行、民生银行和中信银行。即传统的bcc模型只能将上市银行区分为有效和无效两种类型，对于处于前沿面的11家银行的经营效率无法进行区分。再用规模报酬可变的超效率se-bcc模型进行计算，从计算结果可以看出，超效率se-bcc模型面临解不可行的问题。最后，利用本文提出的非径向se-bcc进行计算，结果表明，原来在bcc模型下无效的银行仍是无效的，在非径向se-bcc模型下有效的11家上市银行中，南京银行的有效值要高于其他银行，也就是说，对于投资者来讲，上市的中国商业银行中比较有投资价值的是依次为南京银行、浦发银行、北京银行、中国银行、兴业银行、工商银行、宁波银行、招商银行、建设银行、华夏银行、交通银行。
根据bcc模型的结果，2008年中国14家上市银行中有11家银行的经营是有效的，相应的效率值为1，而其余3家上市银行的经营是无效的，包括深发银行、民生银行和中信银行。即传统的bcc模型只能将上市银行区分为有效和无效两种类型，对于处于前沿面的11家银行的经营效率无法进行区分。再用规模报酬可变的超效率se-bcc模型进行计算，从计算结果可以看出，超效率se-bcc模型面临解不可行的问题。最后，利用本文提出的非径向se-bcc进行计算，结果表明，原来在bcc模型下无效的银行仍是无效的，在非径向se-bcc模型下有效的11家上市银行中，南京银行的有效值要高于其他银行，也就是说，对于投资者来讲，上市的中国商业银行中比较有投资价值的是依次为南京银行、浦发银行、北京银行、中国银行、兴业银行、工商银行、宁波银行、招商银行、建设银行、华夏银行、交通银行。
四、 结论
通过上述实证研究，本文得出如下两点结论：第一，本文运用非径向se-bcc模型评价上市银行经营绩效及其投资价值的相对有效性，可以得到上市银行相对投资价值的高低。第二，对投资者而言，树立科学的效率投资理念相当重要。传统“价值投资理论”的核心在于通过寻找股价低于内在价值的上市银行或者上市公司进行中长期投资，本文倡导所谓的“效率投资理念”，就是从公司内部投入产出的角度入手，通过研究公司运行效率的高低变化作为股票投资决策的依据，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和应用性。
参考文献：
1. 杨学锋，欧阳建新.股票价值的灰色评估模型及应用.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05，（3）:37-39.
2. 张人骥，刘浩，胡晓斌.充分利用会计信息的企业价值评估模型——rir模型的建立与应用.财经研究，2002（7）:68-74.
3. 赵旭.基于超效率模型的上市公司投资价值评价. 统计与信息论坛，2007，（5）:71-76.
4. andersen p, petersen nc. a procedure for ranking efficient units in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management science,1993，（39）:1261-1264.
5. seiford lm, zhu j. stability regions for maintaining efficiency in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 1998，（108）:127-1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