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16 17:05:53
序论：在您撰写经济理论的发展时，参考他人的优秀作品可以开阔视野，小编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这些建议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热情，引导您走向新的创作高度。
绿色经济是一种新经济，它既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知识经济，又是人类创造绿色财富的经济。绿色经济作为人类文明演进的一个崭新阶段，它既包含着物质文明，又包含着非物质文明，是物质文明与非物质文明的有机统一体。
绿色经济的内涵延伸了对经济大系统全面创新与效率最大化的内容和要求，它具有以下一些特征：
(1)绿色经济是以人为本的经济。绿色经济的主旨是服务于人的需要和人的发展的，偏离了这一目标来讨论绿色经济毫无意义。因为经济发展的动力来自于人们对经济利益不断增长的追求。一个社会只有当它能使大部分人的福利有所改善时，经济发展的目标才能够实现。
(2)绿色经济始终强调经济发展的生态化。绿色经济始终把环境与生态因素作为经济发展的基础，明确指出，经济持续发展的关键在于生态环境与资源的永续性。因此，绿色经济追求的不是简单重视自然资源的价值，而是从动态上强调对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的永续利用、代际公平。
(3)绿色经济努力追求高层次的社会进步。绿色经济不仅仅追求经济发展，而且追求人的发展和生态环境的进步。绿色经济认为，社会进步不仅包括生产和分配的体制改革，而且国民财富的分配除了要求公平，还要有益于教育、健康、就业。另外，绿色经济理论认为，环境保护应成为社会的自觉行为，其目的在于预防、恢复或补偿由于经济行为所造成的环境损失。
(4)绿色经济是效率最大化的经济。绿色经济不仅包含了绿色，即包含了生态文明和循环经济的内容，以及以人为本，以发展经济、全面提高人民生活福利水平为核心，保障人与自然、人与环境的和谐共存，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公平最大化的可持续发展内容，又包含了经济的内容，即以最小的资源耗费得到最大的经济效益，只不过与传统经济学不同，是建立在绿色、健康、更有效的基础上使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得到永续利用和保护的效率最大化、利润最大化的经济。
二、绿色经济涵盖了循环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的内容
绿色经济与循环经济虽然在5R，即节约资源、减少污染、绿色生活、环保选购、重复使用、多次利用、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万物共存等方面有着共通之处，但绿色经济的内涵还包括了以人为本、以科技手段来实现绿色生产、绿色流通、绿色分配的内容，即在社会公正和效率最大化方面兼顾，并以科技手段实现资源代换，在动态中实现人与自然的平衡。
从另一方面来看，有的经济学家把绿色经济与可持续发展作为同一事物看待。绿色经济内涵虽包括了可持续发展的内容，就像绿色经济涵盖了循环经济的内容一样，但两者还是有许多原则上的区别：
首先，可持续发展论是从全体人类和社会利益来维护人类利益的。而绿色经济则是传统经济学的扬弃者，绿色经济既要使个人利益最大化，又要使个人利益与全人类利益和社会利益相一致。
其次，绿色经济作为一种文化，是强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而经济可持续发展则是强调以社会公平为主要目的，虽然可持续发展论也论及机会平等，但其重心强调的是结果公平。
正是绿色经济效率优先的机制，才使得它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有效动力。这种机制会推动人们为了获得更多的利益，在有效利用资源、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方面进行有效的竞争，并在此基础上展开制度创新、理论创新、组织创新和技术创新，从而推动经济发展，为社会创造更多的绿色财富。
三、绿色经济理论的实践
(1)绿色消费。需求是拉动经济的源泉。绿色消费所产生的需求会大大刺激绿色生产，加快绿色经济的发展。绿色消费有三层含义：一是提倡消费者在消费时，选择未被污染或有助于公众健康的绿色产品。二是在消费过程中注重对垃圾的处置，不造成环境污染。三是引导消费者转变消费观念，崇尚自然，追求健康。在追求生活舒适的同时，注重环保，节约资源和能源，实现可持续消费。
(2)绿色技术与绿色生产。要进行绿色生产必须拥有先进可行的绿色技术，这包括几个层次的含义：一是指生产技术系统的运转对生态系统的消极影响很小或有利于恢复和重建生态平衡;二是指产品技术系统功能的发挥以及报废后的自然降解过程对生态系统的消极影响甚微;三是单元技术在产业技术系统中的应用可明显减轻和部分消除原技术系统的生态负效应;四是可以实现物质的最大化利用，尽可能把对环境污染物的排放消除在生产过程之中。
迪克斯特与斯蒂格利茨(Dixit&Stiglitz,1977)《垄断竞争与最优产品多样性》(Monopolis-ticCompetitionandOptimumProductDiversity)一文在《美国经济评论》上的发表,标志着新贸易理论及相应的新经济地理理论的产生。与传统的以新古典经济理论为基础所决定的企业区位选择、区域生产力布局及区域发展模式观点不同,该理论从运输成本的降低及由此所引起的聚集经济、递增收益、规模经济性、外部性或者说溢出效应(如技术的溢出效应)等角度探讨企业区位的选择及区域经济增长模式等。许多经济学家对此作了深入的研究,如克鲁格曼(Krugman)、马丁(Martin)、阿明(Amin)、弗塞尔(Feser)、伯格曼(Bergman)及沃纳伯尔斯(Venables)等。
1•新经济地理理论中的区位理论。克鲁格曼(1991)在《政治经济学杂志》上发表的《递增收益与经济地理》(IncreasingReturnsandEconomicGeography)一文通过一个简单的模型说明了一个国家或区域为实现规模经济而使运输成本最小化,从而使得制造业企业倾向于将区位选择在市场需求大的地方,但大的市场需求则又取决于制造业的分布。所以,中心—边缘模式的出现依赖于运输成本、规模经济与国民收入中的制造业份额。他与大部分经济学家所运用的马歇尔(Marshall)的外部性经济概念不同,马歇尔的外部经济认为,企业区位聚集有三个原因:第一,几个企业集中于一个区位提供了特定产业技能的劳动力市场,确保了较低的失业概率及劳动力短缺的可能性;第二,地方性产业可以支持非贸易的专业化投入品的生产;第三,信息的溢出可以使聚集企业的生产函数好于单独企业的生产函数。①而克鲁格曼却注重一般性的外部经济,而不是特定于某一产业的外部经济,所以,其外部经济概念是与需求及供给关系相联系的,而不是纯粹的技术外溢效应。格斯贝茨与施姆兹勒(Gersbach&Schmutzler,1999)通过模型探讨了存在产业外部与内部外溢效应条件下的生产与产品创新的地理分布,以及对产业聚集的影响。他们认为,递减的联系成本支持产业的聚集,同时也存在产品创新的多重均衡。产业群内企业的竞争与合作效果可以达到两阶段博弈的子博弈完美均衡,这通过美国硅谷的经验而得到证明。瓦尔兹(Walz,1996)的研究结果表明,地方的经济增长起因于产业部门的地理集中所表现的持久的生产率增长,这同样与技术等要素的溢出效应密切相关。
他认为,区域经济一体化会导致递增的生产与产品创新的区域集中。弗塞尔与伯格曼(1999)通过区域与产业群的概念,系统地阐述了形成聚集优势的理论基础:外部经济、创新环境、合作竞争与途径依赖等,并且还通过价值链与投入—产出途径来确定产业群的存在,通过区位系数、网络分析等对产业群进行分析。马丁(1999)探讨了存在聚集经济条件序列区位竞争的结果,他通过模型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存在聚集经济时,赢得第一次的区位竞争使得一个区域对下面的企业更具吸引力。所以,第一个企业可能获得较高的财政激励,而第二个企业则可能获得的补贴较少,但其却从产业聚集的外部经济中获益。对较早的投资吸引所获得的动态的或者说长期的效果可能超出其直接的经济效果,因为这对以后的产业吸引形成一种区域环境。而这种第一次区位竞争的动态竞争力也使得对序列竞争的补贴或者说激励趋增,从而引起区域之间的恶性竞争。马丁的模型对企业区位选择的决定及产业的地理集中进行了预测,指出了第二个企业选择与第一个企业相同区位的可能性,因此也就有可能形成一个产业群,在同一区位的企业随着外生的(自然的)相对成本优势与内生的(获得的)聚集优势的增加而增加。由于赢得第一次区位竞争对区域发展具有如此的动态经济效果,因此各区域内为吸引新企业进入提供各种激励措施。但埃利斯与罗格斯(Ellis&Rogers,1997)利用博弈论分析了各区域利用激励措施吸引新企业进入所面临的囚徒困境状况:它们为吸引新企业进入而提供激励,各区域之间为争夺企业而进行的竞争便从此开始,区域提供给企业的激励最终可能会超出其对该区域的真正价值,使得区域清晰地知道如果没有区位竞争它们或许会更好。传统的区位理论侧重于工业区位。而新经济地理理论则将工业区位理论延伸到办公区位(OfficeLocation)、零售区位(RetailLocation)等。泰姆泊尔(Temple,1994)在把办公活动分为三类的情况下分析了办公区位的选择。她认为,传统的工业区位决定因素对于决定诸如会计、广告及市场营销等服务部门的办公区位并没有多大作用,这些部门本身会产生自身的外部规模经济,而正是这种外部经济性的存在,使得金融与市场营销等部门会聚集或定位于城市中的相同地区,即这种外部经济性产生了自身的动向或推动力,从而成为决定办公区位的一个决定因素。当然,对产业聚集地也有另外不同的观点,如哈德、瑞斯与斯文森(Head、Ries&Swen-son,1999)推测群居行为(HerdingBehavior)可能导致产业群;而Decoster&Strange(1993)则提出了问题可能是隐藏在聚集之后的一种重要作用力的观点,这主要涉及经理人员决策制定的声誉成本问题。
2•新经济地理理论中的贸易理论。新经济地理理论将距离因素以运输成本的方式自然地纳入到整个理论体系中去,从而改变了传统的不考虑运输成本对贸易产生影响的看法。而运输成本的减少也就成为新经济地理理论中聚集现象发生及增长方式转变的原因,并以此来回答传统的贸易理论所不能回答的事实:(1)贸易量随距离的增加而迅速递减;(2)价格在区位之间并不相同,地点之间的距离越远,差异也越大;(3)要素回报在国家之间并不均等;(4)不同国家的行业生产率差异很大。地理位置虽作为贸易量的一个重要解释变量,但在传统的贸易理论中,其理论含义并没有得到强调。距离及其相联系的成本不但决定着贸易流量,而且也决定了不同国家之间的区域贸易方式、产业结构、要素价格与收入差异等。克鲁格曼(1991)利用简单的两区域模型、农产品无运输成本假定和萨缪尔森(Samuelson)的“冰川”(Iceberg)型工业品运输成本来说明区际贸易的产生及最终的中心———增长模式,即每一单位的工业品从一个区域转移到另一个区域,只有一部分能够到达。而这部分工业品与区域运输成本呈反比例关系,或者说是运输成本的倒数指数,它也是决定区域收敛或发散的最终参数。且有两种作用力———本国市场效果与价格指数效果使得区域趋向发散,而另一种作用力———本地农产品市场的竞争度使区域趋向收敛,而最终是否收敛或发散则取决于两种作用力的比较。
沃纳伯尔斯与李冒(Venables&Limao,1999)在利用传统的李嘉图及赫克歇尔———俄林模型并将运输成本纳入到理论中去时,发现要素禀赋与要素密集度并不是确定贸易方式及生产方式的充分条件,这也依赖于国家或区域的位置———特别是与经济中心的距离及物品的运输成本。而且,他们还给出了运输倾向性的确切定义,它依赖于运输最终产品及用于生产的中间产品的成本。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距离还降低了实际收入。它对不同要素价格的影响却显得较为复杂,这依赖于运输密集度与要素密集度之间的相互作用。运输成本使偏僻地区的实际收入降低,但减少运输成本却并不能必然使所有区域受益,由此所引致的供给反应将导致贸易量的变化,典型的情况是运输成本的降低可能会导致相对偏僻区域的实际收入增加,而却减少了欠偏僻区域的实际收入。当然,偏僻区域并不必然是一个活动贫乏的区位,因为它们的距离已经反映在它们的要素价格水平上。新贸易活动的区位选择相对于已有活动的密集度而言,依赖于要素密集度与运输密集度。伊顿与考图姆(Eaton&Kortum,1999)不但将地理因素而且还将技术因素纳入其贸易模型,并探讨了贸易获益、贸易使技术的收益扩散、技术与区位决定专业化的模式、移民对工资的影响、关税减少的结果等五个方面。他们认为,自由贸易使各国都会受益,小的国家可能比大的国家获益更多,这与后面要讲的新区域主义的观点相类似。而一个国家(或区域)的技术进步可使整个社会福利水平提高,技术扩散的受益大小则取决于受益国的资源与扩散国之间的相似性等状况。
3•新经济地理理论中的收敛及发散理论。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威廉姆森提出区域收入趋同后,随着以罗默(Romer,1986)与卢卡斯(Lucas,1988)为代表的内在增长理论的延生,在20世纪80年代小阿莫斯(AmosJr,1988)提出了“在经济发展后期阶段区域收入趋异”的假说。罗默指出标准的索罗增长模型的技术假定会导致贫困国家或地区将经历较快的增长,但由于递增收益概念的引入,并且通过利用该概念建立的理论模型所得出的结论与战后各国的经济增长情况基本上保持一致,没有出现较贫困的国家与较富裕国家收敛的趋势,也即现实中的区域发散性。这与新经济地理理论相似,因为新经济地理理论主要从聚集经济、外部性等内生增长的角度探讨区域经济增长。对于区域发散的观点主要有三种解释:(1)生产技术内生地有利于技术领先者,这使得存在递增收益条件的结果是富者越富,差距越来越大。这是因为技术因素是决定区域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技术能否扩散影响到区域不对称性的延续,进而影响到区域的收敛与发散。基凡奈蒂(Giovannetti,1999)则在区域不对称的演变过程模型中指出,作为由不同区位企业适应性决定的结果,区域不对称(主要是技术方面)具有四种均衡状态:持续不对称(PersistentAsymmetry)、蛙跳式(Leapfrogging)、保持进步(ForgingA-head)与追赶式(Catchingup)。他认为,持续不对称不会被企业所采纳;蛙跳式是低质量企业采纳的方式;保持进步则是高质量企业采取的方式;追赶式是每个企业都能采纳的方式。(2)鲍默尔(Baumol)与巴罗(Barro)等人认为,虽然收敛是最终的结果,但只有拥有一定人力资源基础的地区或国家才能够利用现代技术保持收敛趋势。一个贫穷的国家只有在一定的人力资本基础上才能比较富裕国家增长得更快。而多瑞克与圭根(Dowrick&Ngugen,1989)则认为,收敛只会发生在最富裕的国家,特别是经合组织(OECD)国家,所以被人们称作“俱乐部收敛”(ClubConvergence)。(3)巴罗与萨拉—艾—马丁(Barro&Sala(I(Martin,1991和1992)等人提出的条件收敛(ConditionalConvergence)观点认为,尽管国家现在的收入水平与长期趋势之间的差距越大,其增长也就越快,但由于没有长期增长的潜能,致使最终趋向发散。但不管是哪种观点,如果从内生增长或递增收益的角度探讨区域收敛或发散问题,这些观点所得出的结论对于贫穷国家的来说则是较悲观的。
二、新区域主义的兴起
随着北美自由贸易区、欧盟的形成,经济学家及贸易理论家特别关注两个问题:一是世界区域贸易新格局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社会福利?二是区域主义是有利于还是不利于多边贸易的自由发展?这种新区域主义(NewRegionalism)观念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末期,它与二战后传统的或者说是旧的区域主义观念(OldRegionalism)的不同之处在于:一是多边的自由化更加完全;二是经济欠发达国家已经放弃了闭关自守、反对市场经济的做法,其政策也是尽量加入到多边贸易体系。埃思尔(Ethier,1998)认为新区域主义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1)当代区域主义一个典型的特征是,一个或更多小国家把自己与一个大国联系在一起;(2)小国正式或者已经实施了重大的单边改革;(3)区域协定很少只强调贸易壁垒,这通常涉及到深层次的一体化问题;(4)成员国之间的自由贸易还并不是全部,自由化的程度是适度的;(5)所达到的自由化基本上因小国的让步而实现的。这种新区域主义的形成也许是对多边贸易体系所作的一种内生反应,它能将转轨国家成功地纳入到多边贸易体系中,而多边主义自身却不能完成这种使命。当然,新区域主义的形成同样影响到企业的区位选择、区域经济增长方式选择及收敛性问题等等。汉森(Hanson,1998)通过实证分析探讨了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形成及经济一体化对各国产业区位选择所产生的重大影响。随着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签订,加拿大、墨西哥及美国生产的空间组织发生了变化。在墨西哥,与美国的经济联系使得原来的墨西哥城工业带就业人口迅速减少,而与之相对应的是北墨西哥工业区就业人数的迅速扩张以及熟练工人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经济一体化对美国与加拿大的产业区位影响则相对较弱。当然,与墨西哥边界邻近的美国城市,其就业的增长与邻近墨西哥区域的进口密切相关。
关键词：安全视角；循环经济；传统经济；经济发展模式；立法分析
一、引言
当前，世界许多国家都面临着人口、粮食、能源、资源和环境等危及人类自身安全的五大问题。尽管国内经济连续多年快速增长，但在片面追求增长率思想的指导下，中国也未能避免上述五大问题的出现，情况甚至更为严重。
中国人大常委会审阅（第三次）了“循环经济法草案”，并将其改名为“循环经济促进法草案”。这表明该法的通过将指日可待，这无疑是中国解决上述问题并追求经济循环持续发展途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但同时这也只是起步，对循环经济理论进行基于安全和立法角度的严谨思考依旧十分必要。
二、循环经济理论发展对传统经济理论安全性的挑战
（一）从循环经济的概念内涵看
循环经济是对物质闭环流动型经济的简称，本质上就是一种生态经济，要求运用生态学规律指导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是在可持续发展的指导思想下，按照清洁生产方式，对能源及其废弃物实行综合利用的生产活动过程。循环经济要求把经济活动组成一个“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反馈式封闭流程，必将导致传统线性经济增长模式的根本变革，是一种新型的、先进的、社会经济与环境相协调的安全发展模式。
（二）从传统经济学面临的安全挑战效应来看
1、循环经济挑战传统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说，力求社会安全持续发展。传统经济学最基本的前提是“理性经济人”假定，它只重视经济当事人利益的最大化，对其他人包括后代人的社会利益、环境污染以及生态破坏等安全问题基本不予考虑，这就在理论上助长了经济当事人在向大自然索取资源过程中的不可持续行为，对全社会的安全持续发展构成了威胁。而循环经济建立在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基础上，它要求经济当事人在经济活动中必须考虑自然资源的耗费及环境污染问题，保证社会的安全持续发展。
2、循环经济挑战传统经济学的资源配置模式，谋求资源的安全耗用。资源配置模式的传统代表是“帕累托最优”，它寻求在给定资源配置条件下既能让某些人比原有配置下得到更多福利而又不损害其他人福利的最优资源配置模式。在现实情况下，这是很难做到的，特别是自然生态资源在以循环利用为标准进行配置时，“帕累托最优”理论受到了致命限制，可以通过分析传统经济的物料流动模式（如图1）来解释这种局限的致命性。由图1可以看出，传统经济模式下企业和部门之间物质供应是一个线性开放系统，他们的食物链条呈线性非封闭状态。在这种模式中，物质与能量流动的方向是单一的“下流式”的，没有实现物质的封闭循环，其结果必然是资源致命地不断减少和废物致命地不断增加。与此不同，循环经济实行资源循环利用和综合利用的资源配置策略，其物料流动模式（如图2）中引入了“分解者”（即对“废物”和副产品等进行处置、转化、再利用等的企业，如废物回收公司、资源再生公司等），这样一来废物会明显减少。对于系统内成员分解不了的废物，则由更大的循环系统的其他成员利用作为资源，并生产出系统内其他企业的原料，就可以维持系统与环境的相容性，还可以实现物质循环的封闭，避免传统经济先天不足导致的发展失衡，从而为经济的安全持续发展提供可能。
3、循环经济挑战传统经济的“效用”和“效率”理论，寻求生态安全。传统经济学的精髓就是在资源约束的条件下通过资源的有效配置，寻求实现经济效用最大化的途径，但往往忽略甚至极大地损害了生态效益，二者关键在于取得合理的平衡，可以借用图3来进行分析。由图3可以看出，如果片面地强调经济效益，追求“效用最大化”，会使得F移向F″，生态效益降低；如果片面地追求生态效益，将使得F移向F′，经济效益降低。由此可见，任何单一目标的抉择均会引起对应目标的负效应，从而不能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统一的循环经济效益，必然导致严重失衡。传统经济往往过分强调个体、短期或局部效益的最大化而导致整体，长期或全局的低效率。而这种整体和全局在长期和未来可持续发展机会的失去，最终也将导致个体的终结低效。与此相反，循环经济在局部或短期内不一定能确保最优，但却为长期或整体的高效留下了生存空间，使得整体的可持续发展成为可能，因而是高效率的，其高效率带来高安全性。因此，无论从循环经济的概念和内涵看，还是从传统经济学面临的安全挑战效应来看，整个国家乃至国际社会的持续发展都离不开循环经济理论的指导。
三、安全约束下循环经济理论发展及立法的必要性
从国外的循环经济发展过程来看，德国走的是从个别到一般、从工业实践到法制巩固推广的发展之路；日本是从整体到具体、从目标法制化到实践部门化的发展之路。二者都充分利用了法律在实现循环经济社会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出于自身可持续发展的安全考虑，中国循环经济正处于由倡导、理论探讨向实践全面推进的时期，参照国际经验，中国现阶段十分需要从国家实际出发，研究并解决循环经济所面临的理论发展和法制建设问题。
（一）循环经济模式作为一种主动的社会变革，对法律具有特殊的依赖性
现代社会已经步入法制文明时代，生产行为己被纳入整个法律框架之中，原有法律体系对非循环型社会体系的承认，是进行循环型社会和循环经济建设的法律障碍。没有一定程度的法律创新，循环经济社会的建设就会增加突破法律障碍的社会成本，从而使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只能是个别现象，而难以在全社会进行推广。探索循环经济模式的成果需要用立法的形式巩固下来，才能从法律制度的形式提升全社会对环境问题的执行力度，从强力措施的角度推行循环经济成功模式。只有用法律制度的形式不断巩固社会改革的成果，才能提高全社会参与循环经济模式的积极性，从社会成本上减少对循环经济模式的阻力。
（二）循坏经济模式作为一种经济发展模式，有其自身法律体系的结构要求
国外循环经济模式日益呈现出社会性的产业理念和产业结构调整的新形势，其对社会的调整不是局部的，而是全面的，因此更需要对这种结构体系之间进行明确的法律线条区分。从循环经济模式的建设情况来看，循环经济所要求的法律是作为整个社会得以遵从和坚持的循环型社会基本法律制度，其地位等同于部门基本法，但又具有跨部门法的特征，表现为依据宪法性文本与部门法律法规之间的“链条”，起到指导多个部门法律法规的作用。
（三）从国内外的发展情况看，循环经济立法有其自身价值与必要性
德、日两国不同的循环经济建设方式均表明循环经济法律法规系统的建设具有重要的地位，起到了既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原则提供指导性原则的作用，又为具体部门法律法规改革提供了指导，循环经济法律法规体系作为一种特殊的基本法体系发挥着重要作用，发挥循环经济法律法规系统的法律约束和保障作用，有助于在法律的强力作用下推进循环经济建设。
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资源环境问题却日益严重。据保守估计，中国因环境污染导致的经济损失大约占GDP的2.1-7.7%，因生态破坏导致的经济损失相当于GDP的5-13%，两者之和大约为GDP的7-20%，也就是说，每实现1万元GDP，大约需要造成700-2000元的不必要损失。由此可见，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以环境的巨大损失为代价的，是以环境要素资本来支撑和推动的，这必然加大了经济增长的投入成本。因此，发展循环经济并提供法律制度上的保障势在必行。
四、安全约束下循环经济理论发展及立法的经济学破解
国际国内的形势要求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发展循环经济。中国目前的循环经济立法还只处于萌芽阶段，法律、法规对循环经济的规定零散而可操作性弱。因此，中国应该借鉴国际经验，吸纳经济学和安全发展理念，制定一个整体的框架和规划，确立循环经济立法的基本原则，制定操作性强的循环经济基本法规，完善各项配套立法。
（一）以建立循环型社会的经济理念为循环经济立法的基本原则
循环型社会要求保证环境发展优先于经济发展，防止以破坏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发展。要求国家调节环境社会关系的活动遵循客观经济规律并具有普遍效力。国家和各级政府在制定相应计划和推进循环社会政策的实施时以此为目标。再通过法律知识的普及，让企业和公众都有建立循环型社会的参与意识，并自觉地循环利用社会资源、保护环境和相互监督。
（二）以安全的发展观为循环经济立法的指导思想
安全的发展观，其重大创新就在于把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作为核心内涵，解决了要发展、为什么要发展以及怎样发展的重大问题，明确了增长和发展的关系。改变了过去单纯只求经济增长为目标的发展观，将人与自然的和谐作为基础，以区域、城乡、集体与社会统筹发展为内涵，以国内外相统筹为手段，实现安全稳定发展。发展循环经济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重要出路。因此，开展循环经济立法必须以安全发展观的理论为立法的指导思想。
（三）以法律法规的指导性作用形成循环经济发展的激励机制
通过法律法规引导循环经济的发展，相关产业政策应强调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和环境保护，以利于循环经济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提高经济的竞争力。应从国家发展战略、规划和决策层次系统地规范循环经济发展的法律原则，建立以循环社会为目的的、以区域性循环经济法律法规及政策措施为保障的社会激励体系。
五、结论
总之，循环经济是对传统经济发展模式的一次变革，建立和发展循环经济需要基于安全考虑的理论创新与发展，更需要在遵循循环经济自身规律的前提下建立完整配套的循环经济法律体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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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空间经济理论；演进；发展
中图分类号：F0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02-0008-02
一、空间经济学的产生
空间经济学发端于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京都大学教授藤田昌久（2004）回忆了空间经济学诞生的过程[1]：保罗·克鲁格曼于1991年发表了《规模经济和经济地理》（Increasing Return and Economic Geography），提出了“核心-边缘”模型这一空间经济学中最基本的模型。几乎是与此同时，英国伦敦大学教授维纳布尔斯也开始将空间经济学的模型应用于国际经济问题的研究。1991年11月，藤田昌久在波士顿召开的北美地域学会上认识了克鲁格曼，两人于是开始了合作研究。经过近5年的努力，他们三人完成了对空间经济学初始阶段的研究。1996年，在东京召开的一次国际会议上，他们商定将三人的研究成果整合成一本研究生院水平的系统的专著。从那一年的6月开始，他们通过3年的共同努力，完成了由三人合著的《空间经济学：城市、区域与国际贸易》一书，并于1999年出版发行，标志着空间经济学的正式成型。
二、空间经济学溯源
空间经济学的产生时间并不长，但在经济学产生的初期，先贤们就将空间与经济问题结合在一起进行分析了。亚当·斯密在其1776年发表的历史性巨著《国富论》中，以及在后来的大卫·李嘉图还有之后的卡尔·马克思都把地理空间和经济问题结合在一起进行了分析，并没有忽视空间这一客观存在的因素。追根溯源，应该说德国的古典区位理论是空间经济学的源头。德国学者杜能通过自己亲自经营农庄10年，来研究德国农业的经营模式和产业化问题，并于1826年发表了《孤立国同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关系》一书。这标志着区位论的开创。在书中，杜能认为货物运输的花费将消耗一部分李嘉图经济租，他还开创了城乡联系研究的范式，其提出的“杜能圈”成为了区域经济学以及后来的空间经济学的理论基础。由于杜能的开创性的贡献，他被著名的区域学家沃尔特·艾萨德（Walter Isard）称为“区位论之父”。
到了19世纪末，德国完成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并迅速成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策源地之一。是时，资本主义也正由自由竞争向垄断竞争过渡，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不断深入和铁路系统的不断完善以及国际贸易的增长引发了产业转移和工业布局等一系列的问题，这些问题使研究区位论的学者们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成为了他们研究的重点。19世纪80年代，德国学者劳恩哈特（Wilhelm Launhardt）利用“结点原理（node theorem）”对区位的分布问题进行了几何求解，并首次提出了基于资源供给和产品销售约束的运输成本最小化的厂商区位择优问题。在劳恩哈特之后，1909年阿尔弗雷德·韦伯（Alfred Weber）出版了《工业区位论》（Industrial Location Theory）一书，这标志着工业区位理论得以开创，这也使韦伯成为了第一个对工业区位理论进行系统分析的经济学家。韦伯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对一般区位理论进行了科学的表述。他将影响区位的因素归纳为区域性和集聚两类因素，他认为，工业在区域层面上如何布局，受区域性因素的影响，而厂商在区域内何地集中，则受到集聚因素的影响，也就是这一地方一定是集聚力和分散力均衡的结果[2]。
1933年，沃尔特·克里斯塔勒（Walter Christaller）出版了专著《德国南部的中心地》，系统地阐述了中心地理论。后来的奥古斯特·勒施于1939年出版了《空间体系经济学》一书，勒施创造性的将一般均衡理论应用于空间问题的研究，并建立和发展了工业区位理论、经济区理论以及市场区位理论。
1956年，美国经济学家沃尔特·艾萨德（Walter Isard）发表了《区位和空间经济》（Location and Space—Economy）一书，将前人的研究整合成为一个较为容易处理的框架，区位问题被处理为一个标准的替代问题，即厂商可以被看作是在权衡运输成本与生产成本。这是艾萨德的开创性的贡献[3]。作为西方区域经济学创始人的艾萨德反对在一般均衡分析的过程中不考虑空间因素，而主张将地理学和经济学结合起来。艾萨德尽管最终也没有能将空间因素成功地纳入经济学的主流之中，但他却成功地开创了曾经一度非常流行的区域科学。1964年，阿隆索（W.Alonso）在其出版的著作《区位和土地利用》（Location and Land Use）一书中，建立了一个“单中心城市模型”，与杜能的模型相比有了相当的进展。
1969年，雅各布斯（Jane Jacobs）出版了其专著《城市经济》（The Economy of Cities），这意味着城市经济学科的兴起。该学科将城市系统和城市内部空间结构列为了研究对象，但是与杜能模型一样对于城市形成的原因并没有能给出很好的解释。特别是模型中关于单中心城市的假设与现实世界偏离太大，削弱了对现实的解释能力。
三、空间经济学被成功纳入经济学的主流分析框架
空间要素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没有能够被成功的纳入经济学的主流的分析框架，这并不是主流经济学家们故意忽视的结果，而是由于它本身存在着主流经济学家们所无法处理的技术难题，即存在收益递增条件下的市场结构。对此保罗·克鲁格曼有一个非常贴切而形象的表述，他认为，如果我们没有找到某种方法来处理规模经济和寡头厂商的问题，那么我们就根本无法找到研究空间经济学正确的方向，这也正如地理学家没有去认真研究山脉的位置是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手中并没有可以能很好的解释山脉成因的模型一样，经济学家没有去研究经济的空间方面的问题也是因为他们深刻的认识到空间因素还无法纳入经济学主流的分析框架之中[4]。这样的局面一直到了1977年才得以彻底地改变。这一年迪克西特（Avinash Dixit）和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发表了著名的论文《垄断竞争和最优产品多样性》（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and Optimum Product Diversity），他们为剑桥大学的罗宾逊（J.Robison）和哈佛大学的张伯伦（Edward Chamberlin）提出的垄断竞争思想赋予了近乎完美的模型表述，该模型被称为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垄断竞争模型。这一技术工具的提出为把空间要素纳入主流的分析框架成为内生变量提供了可能。
四、空间经济学基本框架的初步形成
1991年，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在《政治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了《规模经济和经济地理》一文，创新性地在空间经济问题的研究中运用了规模收益递增与垄断竞争的分析工具以及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1952）的“冰山运输成本”（萨缪尔森认为可以想象货物在运输过程中像冰山一样“融化”了一些，最终到达目的地后这些损失的部分就是运输成本）交易技术来研究空间经济问题，提出了“中心-”模型。此后，通过克鲁格曼、藤田、维纳布尔斯、福斯里德、马丁、奥塔维诺、蒂斯等学者的不懈努力，1999年出版了克鲁格曼、藤田昌久和维纳布尔斯的《空间经济学：城市、区域与国际贸易》，2002年出版了藤田昌久等人的著作《聚集经济学：城市产业区位与区域增长》（Economics of Agglomeration：Cities，Industrial Location，and Regional Growth），2003年出版了鲍德温等人著作《经济地理与公共政策》（Economic Geography and Public Policy），2005年出版了森知也和亚历山德罗的《技能、集聚与分割》（Skills，Agglomeration and Segmentation），还出版了亨德森和蒂斯主编的区域和《城市经济学手册》第4卷《集聚与经济地理学》（Agglomeration and Economic Geography），至此初步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空间经济理论的基本框架。
结语
将空间与经济问题结合在一起进行分析可以一直追溯到亚当·斯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一代又一代的经济学者试图将空间要素纳入经济学的主流的分析框架，但都没有取得决定性的进展。这并不是主流经济学家们故意忽视的结果，而是由于它本身存在着主流经济学家们所无法处理的技术难题，即存在收益递增时的市场结构问题。直到1977年，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的垄断竞争模型克服了技术障碍，而保罗·克鲁格曼所提出的“中心-”模型最终解决了这一问题，并经过克鲁格曼、藤田昌久、维纳布尔斯、福斯里德、马丁、奥塔维诺、蒂斯等学者的不懈努力，初步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空间经济理论的基本框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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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梁琦，刘厚俊.空间经济学的渊源与发展[J].江苏社会科学，2002，（6）：61-66.
关键词：分享经济；发展；启示
传统分享经济理论的形成以1984年美国麻省理工大学教授的马丁•威茨曼的《分享经济》一书的出版为标志。该理论的产生主要是为消除西方国家“停滞膨胀”现象提供一种理论的方法。认为产生“滞胀”的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制度中现存工资结构的不合理，提出了采用分享制度代替工资制度的主张。如果说如何分享企业利润是分享经济研究的内容，那么马克思应该是研究分享经济的鼻祖。因为马克思毕其一生所研究的《资本论》，就是在探索一种没有剥削的，更加公正、公平的经济形态。那么在指导下，所建立的社会主义经济就是一种典型的分享经济。社会主义分享经济理论是1981年由中国学者李炳炎提出的。他提出的“净收入分成制”就是将净收入在国家、企业、职工个人三个经济主体之间按一定的比例分享发展成果。但是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广泛普及，及大数据和云计算等领域的应用，传统分享经济理论的内涵与外延在不断扩大。从传统企业内部利润分享的模式发展到现在“使用而不占有”的模式。
一、威茨曼分享经济理论
马丁•L•威茨曼是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麻绳理工学院的经济学教授。他的分享经济理论是西方发达国家最有代表性的。先是针对失业间题发表了《报酬递增和失业理论基础》(1982)一文，对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关于失业的观点进行了总结，认为经济系统自我调整能力的有限性(工资豁性)是非自愿失业存在的重要原因。次年，他又发表了《选择性薪酬制的宏观经济意义》(1983)，对传统工资制和分享制进行比较，并提出了分享经济的几个主要观点。当哈佛大学1984年出版了他的标志性成果《分享经济》著作后，作者又补充发表了《利润分享的朴素宏观经济学性质》(1985)等文。由此，马丁•L•威茨曼教授的分享经济理论正式形成。马丁•L•威茨曼教授的分享经济理论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出现“滞胀”是因为现存工资制度的不合理。传统工资制度下，工人工资与企业经营好坏无关，只与外部经济环境有关。如果遇到经济萧条，总需求减少，企业出于盈利的目的只能通过裁员的方式来节省成本，工人的大批失业势必加深需求不足，使经济进一步恶化。那么如何改变现存工资制度呢，威茨曼认为“我们要选择一种具有自动抵制失业和通货膨胀功能的报酬机制，即工人的工资与某种能够恰当反映厂商经营的指数相联系。”
二、传统分享经济理论对现代分享经济的启示
威茨曼的分享经济理论并未触及西方经济学原有的经济范畴，只是为了对资本主义制度加以改良，通过分享制调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挽救资本主义私有制服务。所以难以克服资本主义“滞胀”危机。而李炳炎社会主义分享经济理论的分享经济理论以科学的劳动价值论为基础,从社会主义商品特殊的价值构成出发，是对传统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出重大突破和发展基础上的新设想。可以通过改革分配制度,实现按劳分配，以巩固壮大公有制，使劳动者致富，为劳动人民的共同富裕服务。所以，传统分享经济理论给我们的启示主要有两点：一是必须适应我国国情；二是必须具有中国特色。
三、分享经济理论必须契合中国经济新常态背景
传统分享经济理论主要是通过企业内部利润分成来改善现有工资制度，从而提高工人的抗风险能力与积极性，进一步促进公平。传统的分享经济理论仅仅停留于企业的微观层面，现有的分享经济理论无论在广度、深度还是影响力上都远远超过以前，是传统理论的深化发展。现代分享经济理论更多聚焦于整个社会层面，是通过全社会层面的闲置资源使用权分享，通过化解产能过剩、提高资源使用率以及树立绿色发展理念，进一步促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真正适应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战略背景，从而避免中国经济出现“硬着陆”的风险。我国分享经济的发展，分享经济理论体系的形成，必须充分适应我国国情，必须充分契合经济新常态的背景。要从国家战略高度对分享经济的发展进行谋篇布局，才能真正解决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
四、加快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分享经济理论体系
我国分享经济的发展，在立足于我国国情的基础上，必须加快中国特色话语体系建设。这就启示我们要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个大背景，根植于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土壤，必须加强理论的指导，努力培塑具有中国特色话语权的理论体系。一方面是加强“理论自信”的使然。如何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必须通过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来实现。如何促进我国分享经济的健康发展，同样必须增强中国特色分享经济的理论自信。这种理论自信就根植于理论的指导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支撑。另一方面是增强我国分享经济核心竞争力的必然。从数量与体量上看，我国分享经济在全球名列前茅。从参与人数和参与广度与深度上，我国分享经济在全球也是名列榜首。可谓正在领跑全球经济。如果我国分享经济的理论基础只是建构在西方理论体系之上，如何能保持我国的核心竞争力？理论体系就是话语权，就是核心竞争力。要想真正领跑全球经济，抢占分享经济的跑道，就必须抓住分享经济的话语权，用理论说话。
参考文献：
[1]李炳炎.社会主义成本范畴初探[J].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文科版),19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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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李炳炎.关于建立以净产值为中心的企业核算新体系的设想[J].财政与会计,1983(6).
[4]李炳炎.新成本论—-一种新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及其实践形式[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7,4.
[5]代明,姜寒,程磊.分享经济理论发展动态纪念威茨曼(分享经济)出版30周年[J].经济学动态,2014(7):106-14.
适足经济理论是可应用于个人、家庭、社区、国家等各个层次的处世哲学和治国理念。它包含三项基本原则，即适度、合理和有内在的免疫力。该理论指导人们重视正直、诚实、勤奋、知识、智慧、敏锐等方面素质的培养。
适度，是一切行为都应适可而止；合理，是表明行为造成的后果不但影响自己，也影响他人、社会与环境；免疫力，是指自身应具有的对风险的抵抗力。适足经济理论指导人们对自己的行为有清醒认识，为人处事诚实勤奋，恪守中庸之道，理性决策，并要构建抵御震荡的抵抗力。
适足经济并非是闭关锁国的自给自足经济，而是在全球化大潮中争取成功之道。它强调每个人要有应对市场经济的能力，国家也必须具有应对全球化的策略。在泰国，适足经济是扩大社区自和强化社区作为地方经济重要基础的途径。适度即中庸之道，这是在内部资源与外部力量之间以及国内社会需求与全球经济之间寻求平衡的指导方针。适足经济也是全球化时展经济的中庸之道，旨在实现更加平衡、更加公平的经济增长。
过去20年，泰国经济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就：3／4的家庭拥有了自己的住房，99%的家庭拥有安全卫生系统以及水电供应。从1957～1997年，泰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7.6%，人均收入提高了7倍，贫困人口占比从1962年的57%降至2004年的11%。然而，社会经济的不均衡现象也随之而来：处于最上层的5%人口拥有总收入的55.2%，国内的自然环境和森林也受到急速破坏。1997年金融危机爆发，适足经济理论就是在当时泰国社会经济变化的背景下被提出的。
经济发展本身并非最终目标，它只是实现人类发展的手段。适足经济理论能够指导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以提高国家对外部震荡的抵抗力，规划更为公平和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包括：减少外债，增加外币储备；加强通货膨胀目标管理，设定通货膨胀率的中期目标；审慎管理国家财政；维持政府债务对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低于50%，政府债务偿还比率低于15%，政府预算中至少25%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等。
哈罗德—多马模型及资本形成分析
哈多模型强调资本的重要性。这种模型由于忽视技术进步、知识与教育的重要性，特别适合落后地区。此时，资本内含了技术，机器设备与经过培训的人力相结合，就可以生产出技术含量高的产品。落后地区缺少技术、人才、资本，必须吸引外来资本与人才，营造生产要素良性聚合机制（赢利企业）。资本形成，即实业投资，是人力资本、先进机器等的集合。
对于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存在着后发劣势。类似德国崛起、日本崛起等以重工业崛起为特征的后发优势，在知识经济时代已经不存在。例如，在软件业领域，核心技术一直掌握在美国手中，我国的应用软件开发一直跟在美国的后面；钢铁、水泥、重化工等产业现属夕阳产业，污染高、能耗高、产能过剩、利润空间少，且对环境影响大。后发地区在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都存在劣势，且经济资源外流，还要面对强大的竞争对手。如果这些地区不找准、不培育自己的竞争优势，地区发展将不可持续。我国西部地区的主要优势是矿产资源优势和旅游优势，主要劣势是市场容量不大，人口不多，人力资本不足，资金、技术不足等等。
总之，从资本形成角度来看，我国西部地区实现持续发展的难度相对较大。在先期大规模投资的基础上，最终经济能否实现腾飞及可持续发展，取决于前期投资的利用率和区域竞争优势的培育与保持。
索罗-斯旺模型及分析
模型分两种情况：一是当不考虑人口增长与技术进步时，主要结论有：人均储蓄率越高，人均投资越高；人均投资越高，人均收入越高，但人均收入随着人均投资的增加边际递减；投资越高，折旧越高；存在一个最佳的投资规模，此时，长期可持续性消费水平达到最大化。二是考虑人口增长和技术进步时，主要结论有：人口过快增长降低了人均资本，从而降低了人均收入；在人均gdp不变的情况下，经济达到稳态时，人口增长带动产出总量增长，这也是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资本需要更高的产出率（折旧率与人口增长率之和）才能维持可持续的最大消费能力；技术进步是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源泉。
索罗-斯旺模型存在诸多不足。一是资本的边际收益递减假设。在该假设下，穷国应该比富国增长得快，这个推理结论与现实并不符。穷国比富国增长快是有条件的，必须打破穷困恶性循环、低水平均衡陷阱、循环积累因果效应，或者对多个互补的部门（主要是基础设施和轻工业）在政府主导下同时“大推进”（p.n.rosenstein rodan，1945），并要达到“临界最小努力”（利本斯坦，1957）。二是模型忽视了市场问题。西方经济学普遍忽略市场问题，似乎生产出来的产品可以自动销售出去。实际上，市场是一种重要的战略资源。英国、德国、日本的崛起都是从国内市场保护开始的。中国对外开放市场，只是因为这个市场非常大，容纳了大部分华商企业、欧美跨国公司，还有国内的中小企业。
索罗-斯旺模型告诉我们：一是在人口资源得到充分利用的情况下，人口增长是经济总量增长的促进因素。人口密度低的我国西部地区要制定一系列人口政策，想尽办法吸引外地人口与优秀人才，重视利用市场手段笼络社会稀缺人才。二是技术进步是经济持续增长的源泉。故应利用金融、财政甚至非经济手段，促进技术进步。三是对应于长期最大可持续性消费的资本存量有一个最优值。
另外，也要注意市场问题，注意通过配套政策与机制、投资驱动等来打破穷困恶性循环、低水平均衡陷阱、循环积累因果效应。主要方法有：培育外部市场，通过人口政策培育内部市场。
内生经济增长模型
内生经济增长模型起因于经济学家不满足于索罗-斯旺模型将技术、储蓄等作为外生变量而提出的一整套思想。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开放、劳动分工、技术进步、知识溢出、边干边学、人力资本投资等有利于经济增长。它否定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所有地区和国家最终经济增长率趋同的思想。由于人力资本等要素的引入，改变了过去资本边际收益率下降的传统经济学假定，知识具有递增的边际生产率。
内生知识增长理论强调教育投入和专利技术发明的重要性。对于基础性研究，由于需要更大、更长期的投入和更高智商的人才参与，越来越呈现被发达国家垄断的局面。发达国家占据了知识的源头，发展中国家在知识下游有所作为的难度越来越大。即使日本模拟技术在20世纪60-80年代风光过，90年代在数字技术上也无法与美国抗衡。
根据现代科学技术发展规律，军事科技往往是技术革新的源头，美国新技术的起源就在于军事技术革新转民用。对于中国来说，加大军事科技立项和支持力度，是哺育民用技术的一条综合效用很高的道路。科技研发体制改革是一项复杂的影响因素众多的系统工程，难以短期见成效。这种情况下，我国西部地区引进国际人才，特别是留学人才归国创业，是比较现实可行的路径。我国重大科技发明创造，如导弹、芯片都离不开归国的留学人才。
要争取研发基地、国家重大科技攻关项目和人才落户到我国西部地区的省会城市。对于落后地区来说，技术引进和消化是最好的选择。此外，大力发展教育、开发新技术、提高管理水平，都是促进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选择。
经济地理学与区域经济学
国际贸易与经济地理学的研究者克鲁格曼2008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反映了经济地理在现代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西部地区经济与金融发展的理论研究自然要考虑到经济地理的作用。经济地理在地理学里与政治地理、城市地理等学科同处于人文地理学的范畴（见图1）。
经济地理学与区域经济学各有侧重。区域经济学更加理论化、抽象化，经济地理则更加实用化、个性化；区域经济学涉及到的学科主要是经济学，经济地理学则涉及到多个学科，如心理学、管理学、社会学、地理学等。经济地理学的地理思维过程大致是：针对具体区域，从具体条件出发，深入分析研究诸地理条件，再结合经济思维，从而形成对区域的正确认识。
转贴于
西部地区的经济地理特点：旅游资源丰富。矿藏资源丰富。长期被边缘化，一直是发达地区的原材料产地、劳动力来源和市场。一般有广大的山地为腹地，盛产水果、中药、林木等。生态脆弱，如果被破坏，恢复困难。
鉴于上述经济地理特点，我们认为：一是与发达地区存在协作的可能，例如，可以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国家要把东部地区的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产业向西部地区转移，避免在东部地区内部转移。二是因本地市场空间不大，西部地区的产品主要应销往内地、珠三角或国外。此时，市场将成为巨大制约因素。三是西部地区初期应主要依靠本地优势资源发展经济。四是应注意清洁生产，发展循环经济。渔业产品的深加工，很可能会由于沿海钢铁产业带来的污染而受到重创。新经济地理学强调3r原则（即减量化reduce，再利用reuse，再循环recycle）的小区域循环经济。因此，钢铁产业、镍加工产业要遵循循环经济的原则，不可破坏环境。五是经济起飞过程中，投资规模、产业规模、集群规模都要达到一定的临界值，才有可能实现规模报酬递增。没有发达的工业，就不可能有现代服务。要在现代工业的基础上，配套现代服务业，如金融、教育、高科技、研发、咨询、销售等。
增长极理论及分析
增长极理论主要分为三个学派：一是“法国学派”，其主要观点是在落后地区建立大型推进型工业，以此作为“增长极”来推动周围地区的经济发展；二是“美国学派”，其主要观点是区域发展计划应围绕着城市之建立来进行，以使城市成为所在区域的“增长极”；三是“联合国学派”，其主要观点是，增长极在区域发展中不应仅起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而应起综合性的发展中心的作用。实际上，法国学派推崇的是增长极的产业涵义，美国学派推崇的是增长极的空间地域涵义，联合国学派则重点强调的是增长极的作用，三者并不矛盾。
增长极的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是增长极作用机制的两个方面，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技术的创新与扩散。二是资本的集中与输出。三是产生规模经济效益。四是经济集聚效果。西部地区要关注中心城市和产业园区的技术创新与扩散、资本集中与输出、规模经济效应以及经济集聚效果，这是增长极的核心思想。要从这四个维度去培育增长极，力求避免“拉郎配”。
产业集群的区域实践、转本文由收集整理移及升级
产业集群的发展需要政府为之提供一系列的良好的区域发展环境。区域发展环境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完善的集群基础设施，如道路、供水、供电设施、通讯设施，以及其他一些配套的生产生活服务设施。产业集群之所以能比单个企业节约成本，关键的一点就在于各企业的集中，可以共享集群中的各项基础设施。地方政府在为产业集群提供服务时，要着力于提高集群内基础设施等公共物品或准公共物品的建设水平；二是完备的信息咨询等服务设施，政府要支持和鼓励集群内信息服务组织和网络的建设，为企业提供尽可能完备的产品供求、政策导向、新技术的更新等最新消息，减少企业在这些方面所付出的搜集成本；三是培育和规范社会中介组织，当集群发展到一定规模后，一些公证、仲裁机构、会计师事务所、人才交流中心和各种机构就可以在某些方面代替政府发挥作用；四是健全的产业配套体系，包括政府为企业举办的贸易交流会、与国外市场互动的交流访问等。
我国第一产业集群如云南的花卉产业集群、普洱茶产业集群、山东寿光的蔬菜产业集群等。而分布最多、最广的是第二产业集群，特别是制造业，并且绝大部分都为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中低端的生活消费品产业集群，产品附加值不高，且主要集中于轻工产业领域的化纤纺织、服装、机电、家具等和重工业领域的交通运输设备产业集群等。这些产业集群的产品主要是最终消费品，其中与居民生活紧密相关的纺织产业集群数量最多、分布最广，且主要都依靠低廉的劳动力来获取竞争优势。而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只分布在几个高科技园区，规模和数量都十分有限，发育比较滞后。第三产业的产业集群主要集中于金融、物流、文化创意产业集群，但发展情况不理想。如文化创意产业等，现在还只分布在较少的一部分城市中，如北京、上海、广州、长沙、深圳等。金融服务业集群虽然这几年也表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但也仅分布在北京、上海、深圳等经济发达城市，数量较少。
原来的一些劳动力和土地密集型的纺织服装、家电、陶瓷水泥等产业集群，包括一些具有一定技术含量和资本需求但劳动力和土地成本在收益结构中仍占主要比重的产业集群，如电子制造、机械制造等相对成熟的产业集群，开始向劳动力和土地成本较低的中西部地区转移和辐射。但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技术创新能力不足、融资能力差、资本积累不足、缺乏规模经济、信誉不高，转移较为困难。
这种转移要积极主动地完成，否则，可能会造成东西部双输的局面。第一，由于欠发达地区收入增加缓慢，消费结构的变化缓慢将减缓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第二，发达地区较早地享受到了政策优惠，现在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的期望如果得不到尊重，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的矛盾将会加剧，同时落后地区的产业结构与发达地区将更加雷同，整个国家的产业布局效率下降甚至出现紊乱。
在发达地区将过去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等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同时，本地产业要进行产业升级，包括过程升级（生产过程更加效率）、产品升级、功能升级（改变价值链中自己的位置）、价值链升级等。
其它经济发展理论
（一）经济增长阶段理论
该理论研究经济的起飞准备阶段和起飞阶段。其主要方法是在投资驱动下，主导部门实现规模经济，提高生产率，产生新产业，扩大出口，并在投资乘数作用下带动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的发展。如广西北部湾产业规划通过钢铁、冶炼等巨型企业的引入，配套基础设施，带动配套企业发展，从而带动地方就业、技术水平的提高及其它产业的发展。这种规划是合理的、可行的。这种投资的主要特点是生产对先进设备的高度依赖，技术蕴含在设备和生产流水过程中，对工人和管理层的创新能力要求不高。但是，其前提条件是发达地区对该产业的主动放弃。对于北京、上海等城市，经济已经到了服务业占主导的阶段。但是，对于大多数东部地区的城市来说，轻工业与重工业都不发达。中部地区，如安徽也在吸引水泥、核电等大型企业入驻。转贴于
（二）二元经济理论、三元经济理论
二元经济正视传统部门与现代部门并存的经济现实。传统部门包括自给自足的农业，简单的、零星的商业、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很低，边际劳动生产率接近零甚至小于零，是维持生计的产业，主要存在于农村地区。现代部门包括技术较先进的工矿业、建筑业、近代商业、服务业、容纳的就业劳动力较少，劳动生产率较高，工资水平较高，主要存在于发达地区。传统部门工资低，现代部门工资高，剩余劳动从传统部门流向现代部门。三元经济理论引入了知识经济的概念。传统部门要么主动升级，要么被挤占或淘汰。
（三）大卫·李嘉图的边际报酬递减规律
李嘉图坚持认为报酬递减规律约束了利润增长，从而制约了投资增长。边际报酬规律只有人力资本或者技术革命能够打破，技术革命能将边际报酬放到另一个轨道上，实现报酬递增的飞跃。按照这种规律分析，美国现在如果能够领导高科技革命的话，就不会发生金融危机了。
世界性金融危机发生的根源在于世界经济结构失衡的现实与原有世界秩序发生了矛盾：中国在现代工业领域进步太快了，而美国的高科技革命所提供的动能却相对不足。美国的国策似乎就是制约中国这种快速发展势头，以给美国高科技更多的缓冲时间。因为信息技术只是知识经济的敲门砖，美国从信息技术中获得的利益并不足以维持目前的世界旧秩序，其地位相对于中国、俄罗斯、巴西、印度来说，已经衰落了。而基因技术、海洋技术、现代医学技术的巨大市场空间将远远超过信息技术，美国还觉得自己很有希望。美国未必愿与中国一战，但是使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放缓符合它的利益。中国要摆脱在目前世界格局的不利局面，技术上一定要后来者居上。同时，我们要强调，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处在中国大发展的背景下，一旦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发生变化，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必然受到涉及。因此，可以说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仰仗于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与质量。
（四）新制度经济学
gdp不仅要有量的增加还要有质的内涵，即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政治制度创新要在坚持党的领导的情况下，有所思考和创新。电子政务与网上监督、政策公开、投诉解决机制等结合起来，执政水平还可以上一个台阶（北京经验）。新制度经济学的公共品供给、寻租、法的经济学分析、信息不对称、交易成本、有限理性等概念与思想对我们有一定启示。但是，要在私有化基础上解决我国公共产品（如医疗和教育）供给的问题，是注定要失败的。我国构建现代社会所需要的道德元素目前主要来自美国等西方国家，培育了国民的自私自利、破坏规则、没有道德底线等性格。“物欲横流”的西方文化风格与中国国家整体利益不合拍。中国要成为世界超一流强国，“文化力”、“制度力”、“管理力”必不可少。
（五）仍然是指导金融与经济关系理论的基石
在2008世界金融危机中，中国损失最小，是与中国正确处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等分不开的。按照经济学说，在金融与经济关系上，经济始终第一性的，金融则是由经济所决定的，并为经济服务的。因此，在本部地区发展经济与金融的过程中，一方面，必须把发展实体经济放在第一位，并以实体经济的发展带动金融业的发展，否则，金融的发展将成为无源之水；另一方面，也应当充分重视金融在当代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通过大力发展金融业，为实体经济提供资金支持和金融服务。
结论
（一）西部地区的人口、资本、市场都依赖外部环境
人口数量与质量是本部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移民政策、人口政策、人才政策、教育政策是解决劳动力质量与数量的一揽子政策。西部地区必须借助外来资本，因而资本净流入是经济腾飞的前提条件。西部地区产业发展的市场往往在外地，因为本地市场规模容纳不了大规模产业投资所对应的市场扩张。
（二）扬长避短、扎实推进
以重大军事科技立项、军用技术转民用、归国留学人才创业等手段来推动知识内涵式增长。西部地区往往拥有一些国家重要的军事工业，须做大做强，以点到面，带动高科技产业的发展。这个切入点要比笼统地投资高科技产业园区更加可行。以地产为驱动力的高科技园区建设，与高科技的内在规律恰恰是矛盾的。这是我们的高科技园区不“高科技”的内在原因。
经济在起飞准备阶段需要主导工业部门实现规模经济。要把自然资源密集型产业办成技术密集型产业，延长产业链，并争取形成具有一定特点的垄断优势。西部地区发展自然资源密集型产业有优势，但前提条件是不能污染环境。旅游业季节性明显，且难以维持长期稳定的增长率，故可以惠民，但难以富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