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15 16:55:24
序论：在您撰写政治哲学的框架时，参考他人的优秀作品可以开阔视野，小编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这些建议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热情，引导您走向新的创作高度。
【摘要】 目的 探讨血乳酸清除率与急性生理和慢性健康评分Ⅱ(APACHEⅡ)对评估危重症患者预后的价值。方法 采集入住ICU室的119例危重症患者的APACHEⅡ评分及6h血乳酸清除率，比较不同APACHEⅡ评分段与乳酸清除率的相关性及预后评估价值。结果 (1)不同APACHEⅡ评分段与乳酸清除率相关性：r=-0.680，P
【关键词】 危重症患者;血乳酸清除率;急性生理和慢性健康状况评分Ⅱ
急性生理和慢性健康评分Ⅱ(APACHEⅡ)系统是根据急性病理生理改变及慢性基础病变进行综合评分，在国内外已经较多的应用于危重患者的评估中。但该评分方法较为繁琐。本文通过对重症监护病房(ICU)收治的危重患者6h血乳酸清除率及APACHEⅡ评分相关的观察，探讨对危重症患者预后评估更加方便、实用的指标。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本院急诊重症监护病房(EICU)2005年3月-2009年2月资料完整的119例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其中男68例，女51例;年龄18~79岁，平均(52.6±21.2)岁。感染性休克38例，上消化道出血伴休克12例，创伤性休克19例，急性中毒25例，重症急性胰腺炎13例，产科重症患者12例(妊娠急性脂肪肝4例，产后大出血6例，围生期心肌病2例);存活80例，死亡39例。
1.2 方法
(1)所有患者入住EICU后取其24h内各项生理参数和实验室检查结果的最差值进行APACHEⅡ评分，病房评分将患者分为4组，≤10分组(A组)，11~20分组(B组)，21~30分组(C组)，>30分组(D组)。(2)记录入院时和积极治疗后6h的血乳酸水平，计算乳酸清除率。公式：6h乳酸清除率=(初始血乳酸水平-治疗后6h血乳酸水平)/初始血乳酸水平×100%。
1.3 统计学处理
运用SPSS17.5统计分析软件处理数据。计量资料以x±s表示。计数资料以率或百分比表示，均数间两两比较进行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相关分析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以P
2 结果
2.1 各组患者血乳酸清除率、病死率的比较及相关性分析
B组乳酸清除率低于A组，差异无显著性(P
2.2 存活组与死亡组患者APACHEⅡ评分与6h血乳酸清除率的比较
死亡组中APACHEⅡ评分高于存活组，而6h血乳酸清除率低于存活组，见表2。表2 存活组与死亡组的APACHEⅡ评分及血乳酸清除率的比较
3 讨论
乳酸是糖酵解的代谢产物，主要产生于骨骼、肌肉、脑、红细胞，经肝脏代谢后由肾脏排泄。重症患者常有乳酸代谢紊乱，产生高乳酸血症。大量研究揭示血乳酸水平与危重病的严重程度和预后密切相关。血乳酸越高，病情越严重，疾病的预后越差。由于患者肝脏、肾脏、既往药物应用史等基础状态不同，受到的应激强度也不同[1，2]。因此，动态观察血乳酸水平或乳酸清除率比单纯血乳酸指标更能反应机体的实际危重程度。有研究发现血乳酸浓度在24h内恢复正常水平的脓毒症患者几乎100%存活，而在6h内血乳酸浓度持续升高的脓毒症患者往往有较高的病死率。
本研究分析结果表明:随着APACHEⅡ评分分值的增高，6h血乳酸清除率显著下降，二者存在显著负相关(P
APACHEⅡ评分是评价患者基础状态和所患疾病严重程度的评分系统，它不仅可用于群体ICU患者预后，而且对个体病死率的预测也有一定价值，其分值与病情严重程度密切相关，分值越高，病情越重，死亡风险越大。但它计算较为繁琐，在快捷性、实用性上有一定限制。
综上所述，联合APACHEⅡ评分及6h血乳酸清除率可以更有效、快捷的评估危重患者的预后，亦可能尽量避免了其他因素对血乳酸水平的影响。
【参考文献】
1 Chen HY.The clinic practice of blood lactates acid and gas in acute critical illness from ICU.Journal of Clinical and Experimental Medicine，2007，6(7):9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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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李润铭，陈琼驹，曾隆桂.早期血乳酸清除率在评估外科休克预后中的临床意义.海南医学，2011，22(15):17-19.
4 周成杰，陈国忠，安敏飞，等.感染性休克动脉血乳酸水平及乳酸清除率与APACHEⅡ评分相关性分析.浙江实用医学，2008，13(6)：410-411.
5 王亚东，黄晓英，韩旭东.血乳酸清除率与急性生理及慢性健康评分对重症患者预后评估的比较.交通医学，2011，25(2)：179-182.
关键词：高中政治；教学质量；方式
新课程改革下的高中思想政治课教学，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中心内容，简明扼要地讲授经济学、哲学和政治学的基本观点，以及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常识，是学校德育工作的主渠道，对增进学生对社会主义社会认同感以及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实施新课程改革以来，高中政治教学更加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其教学原则和教学方法被赋予新的内涵，不断地与时俱进、开拓创新。
一、设法让学生对政治教学的内容充满兴趣
我们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会发现，兴趣作为一种特殊的心里特征，会在一定的情感体验影响下，让人们产生一种积极探究某种事物或从事某种活动的意识倾向，然后人们才会愉快并且主动地去探寻、研究，由此可见兴趣是推动人去寻求知识和从事工作的一种内驱力。
在高中政治课堂教学中，学生的兴趣相当重要。政治教学本来就是一种教师和学生的双边活动，教师让学生对所学内容感兴趣，首先要了解学生实际，这样才会为提高政治课堂教学效率奠定坚实的基础。处在人生发展黄金阶段的初高中学生，他们情绪复杂、情感丰富，并且对外界知识的渴求欲望相当强烈，但是由于意志脆弱、缺乏刻苦精神等因素难免会出现逆反心理等，为此，教师需要从实际出发，在教材中从适当的角度寻找学生学习的兴趣点。
例如在讲述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内容的时候，如果教师照本宣读：（1）保障各国享有平等和内政不受干涉的权利。（2）保障各国享有平等参与国际事务的权利……这样下去，由于不能充分地发挥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即使是内容再有趣，学生也会感到乏味，甚至会很恼火：发出“直接读课本，我也会讲”这样极端的言论。我在进行讲课的时候是从讲故事开始入手的，我给学生讲了伊拉克战争这样学生很感兴趣的事件，通过这场战争学生也明白了建立国际新秩序的重要性，由此也对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内容产生兴趣。我并不就此为止，还让学生进行讨论，讨论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原因。学生通过我讲述的伊拉克战争有所思考，纷纷说出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原因，很快掌握了所学习的知识点。
二、哲学思想要与实践相结合
在高中政治教学中，政治哲学不仅是教学的重点，也是教学的难点。很多学生由于认知有限，对此感到不是很难理解，进而会努力地背得滚瓜烂熟，但是一做题就很容易出错，缺乏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
真理和科学理论正确地反映了事物的本质和发展规律，能够指导人们提出正确的实践方案，在教学过程中采取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式是指从实际生活中概括出理论，抽象出理论，而不只是用实际去说明理论，只有坚持了实践第一的认识论精神，才是全面地坚持了理论联系实际。
例如，哲学的基本问题是什么？（1）思维与存在何者为第一性的问题， （2）思维与存在关系的问题， （3）思维与存在同一性的问题 ， （4）思维能否正确反映存在的问题。这个问题虽然考察的是学生对哲学基本问题的记忆，但是所列举的3个错误选项视觉干扰特别强烈，有的学生虽然对哲学的基本问题背的滚瓜烂熟，但是由于不了解其中的意思，遇到这种情况也会拿不定选项。根据我的调查，学生选（1）不选（2）的情况较多，其错误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他们对哲学基本问题的不理解。此题考察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思维与存在的问题，也叫无知与意识关系的问题，（1）与（3）是哲学基本问题的两方面的具体内容，不是哲学本身的问题，也就是说（2）与（1）（3）之间是整体与局部的关系，（4）是（3）的另一种表达方式.为此，教师在授课的时候就要特别注重根据教学理论和学科知识的逻辑关系组织起来的完整体系，并通过独立教学形式，实现其教育功能。
三、帮助学生构架知识框架，让学生把握好学习的整体
新课程改革后的高中政治教学内容的特点之一——内容繁多并且其重要性和难度值仍值得备考的学生给予足够的重视。如果在复习的时候学生直接打开课本背个不停，这样的学习即使是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依然效果不佳。对框架结构的把握，是文科学习过程中的重要步骤，也是有效的学习方法。这种提纲挈领似的学习，同样可以使学生在头脑发胀的高考政治复习中具有较高的效率。
教师在指导学生进行政治复习的时候，如果多花点心思将知识框架和层次结构梳理清楚，这样学生需要记忆的散乱的知识就变的清晰、有条理、系统。并且在面对任何考试题目时，由于对知识有一种高屋建瓴的把握，很容易把题答正确。
教师在帮助学生构建知识框架的时候不仅要把知识的框架和层次结构的梳理贯穿在政治复习的每个阶段，而且还要求再进行进一步的理解和记忆，只有找出层次结构之中的内在联系与逻辑，才能使这个框架和结构有意义，成为自己的，而不是别人的。
例如政治必修二的框架：
（1）人民民主的本质？人民当家做主。
（2）人民民主的特点？
（3）民主与的关系？
（4）为什么要坚持人民民主？（是正义的事情）等等
这一个框架共10个大知识点，教师给学生罗列后，再就每个知识点进行展开，每个知识点又分成若干个小知识点，这样就是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要达到的一种终极目标和学习效果。这种方法必将极大地提高教学的效率。
教师要不断地尝试各种各样的教学方式，并且取其精华，博采众长，推陈出新，逐渐地形成符合自己教学情况的体系。还要鼓励学生主动学习，为每一个学生提供更多、更频繁、更深入的参与思想政治活动的机会，真正使每一个学生都成为课堂的主人。
参考文献：
[1]林睦哲.新课改下提升高中政治教学有效性的措施探究[J].新
课程（下）， 2011（7）.
《现代中国学术论衡》一书出版于1983年。该书构思的框架很有意思。钱先生将学术视为嵌入在一定文化背景上的知识系统。他认为：“文化异，斯学术亦异。”由于中西文化的不同，形成了“中国重和合会通，西方重分别独立”的不同学术品格。在他看来，“五四”运动所导致的主要学术后果就是“专家之学”的流行。在这一风气的影响下，中国的古代典籍渐渐沦为以西学的理论框架加以分析整理的经验材料，其效用无非是证明西方学术思想框架的普遍有效性。于是乎，哲学界遂有“不先读康德哲学，无可明朱子之思想”的说法。而在史学界，则流行“以西史作准绳，以国史作注脚”的风气。这里隐含着一种“西方独正”的学术观与历史观。
钱穆先生对此加以讽刺说，生在康德之前的朱子，已经预知后世西方会有一位叫康德的出世，所以事先就把自己的哲学弄得与康德相似，这真“可谓极人类之聪明至矣！”其对学术界那种盲目崇新崇洋风气的针砭，可以说是入木三分。
为了矫正现代中国人独尊西学、盲目推崇专家的流俗学风，钱先生从中西学术之异出发，将现代学术的分科分为12目，包括中国的宗教、哲学、政治学、社会学乃至音乐、艺术等等，一一还诸传统，通过对两者的参互比较，衡论短长，使古今中西的学术建立起一种有意义的联系，从而证明“中西新旧有其异，亦有其同，仍可会通求之”。
论本书的写作框架，《现代中国学术论衡》这本书无疑有其长处。
对“五四”以来全盘的整体的反传统主义的知识恶果，对西方学术浅尝辄止生吞活剥的流弊，以及盲目推崇专家之学的荒诞，本书有着相当广泛的揭示。
比如对于古代的“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一语，如钱著指出的，这其实是说古代君主尊礼士人，对有罪者不施肉刑而往往赐其自尽。时至今天，却还不乏学术界中人用“官官相护”来加以曲解。再如古代儒学原本有着“为儒即为政”的传统，但在近代中国三翻四覆的政治潮流中，自居为儒者的人早已经视政治为畏途，使往昔“治国平天下”的儒学，根本丧失了政治的维度。但反过来，如果我们以为在行为主义笼罩下的美国政治学系读过博士，研究过投票行为的人，作为政治家即可胜任愉快，那恐怕也是十分可疑的。
钱先生写作此书之际已经年届耄耋，无论从本书框架设计的要求，还是对西方近代社会科学发展的了解而言，显然都已经力有未逮，所以就全书具体论述的细部而言，不免瑕瑜互见，既闪现作者的灵光洞见，间或也杂有荒诞不经之说，如“通神术”等等。
本书在比较阐释的过程中，有时不免将学术研究的对象与学术理论本身加以混淆。对于学术的中西新旧之间，本书也往往缺乏细致的辨析。比如钱先生推崇中国传统的“通儒之学”，对现代的学科划分多有批评，视之为西方学术的不足。实际上，西方古典时代一样推崇“通识教育”（liberal education ），与其说这是中西学术的区别，不如说是由于现代性的登场给中西古典知识传统带来的共同挑战。他关于中西之辨的许多论述，其实不过是古今之别。所以，我们最好将此书视为一部学术散论或随笔，而非专门著作。
这样说并不是否认中西学术之间存在的差异。华夏文化的终极之物曰“道”，而西方文化的终极之物则是“逻各斯”，借用钱穆先生以前曾指出过的，中国人往往不大相信在现实世界之外有一个本体界的存在，这一中西文化的核心差异，或许才是辨析中西古今的根本所在。
现行社会科学的学科划分，是在19世纪实证主义的主导下，以自然科学为理想范式重新加以构造的结果。由于这一学术分科过于专门化，导致人类知识之源的日益枯竭，甚至可以说已经到了“明察秋毫而不见舆薪”的地步。
经过几十年来对惟科学主义的不断批判和反思，这一建制即使在西方也受到强烈的批判质疑。如美国保守派政治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当年就要求回到古典哲学去。哈耶克则成立朝圣山协会主张打破学科壁垒，以实现知识的广泛交流。晚近华勒斯坦则认为，社会科学正在面临“已知世界的终结”。
赵奎英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おお
赵奎英教授的著作《中西语言诗学基本问题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5月版）从统观中西语言哲学的高度，对中西诗学的基本问题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比较分析，内容宏富、体系完备，并且针对语言诗学中的盲区和难点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在诸多学术难题上取得了重大的突破，提出了诸如广义的“语言诗学”；“名”与“逻各斯”的比较框架；中国古代的“名”言观和“无名本体论”；西方传统的“逻各斯语言观”和“逻各斯本体论”；“有韵的逻各斯”与西方传统的“纯诗学”，“有象的道”与中国古代的“大诗学”；中国古代诗学文化具有“空间化与诗化”特质等一系列富有洞见的论题。这又使得这部厚重之作充满了理论创新的锐气。而在诸多的突破与创新中，该著作为中西诗学比较研究开辟的新领域、提供的新视野、确立的新框架尤应被提及。
赵奎英著作以最广义的“语言哲学”和“语言诗学”作为理论起点，重构了语言哲学与诗学一贯的源始关联性，确立了中西诗学比较研究中的语言诗学领域和语言哲学视角。该著作指出，一提到“语言诗学”人们往往会联想到20世纪西方的俄国形式主义，并且与此后兴起的英美新批评、法国结构主义以及后结构主义等西方的理论流派联系在一起。但这些只是伴随着20世纪西方“语言学转向”出现的“狭义上”或“较广意义上”的语言诗学。语言哲学与诗学的本然关系要远远早于20世纪西方文论对语言产生普遍的兴趣，对于语言观念与文学观念内在关联性的关注，在中外文论史上自古就有。由于文学本来就是一种“语言事实”，人们的语言观总是不可避免地影响着人们的文学观，语言哲学总是不可避免地影响着文学的生成运思方式。因此那种最广义的“语言诗学”，亦即那种“受到某种语言哲学观念或语言学研究状况影响的、从语言角度切入文学研究的文学理论”，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的文学理论史上一直都是存在的。一提到“语言哲学”，人们也容易想到英美分析哲学这种最狭义的语言哲学，但这里的语言哲学同样是在最广义上使用的，它泛指“一切从哲学的角度思考、研究或关注语言的普遍性质或一般问题的哲学和一切从语言学的角度关注或回答了哲学的基本问题的语言学”。这种最广义上的语言哲学观念潜含于文化的最根基之处，通过它可以更清晰地确定诗学研究最基本的命题，透视中西诗学精神传统的生成特质。但这种广义的“语言哲学”和最广义的“语言诗学”在当前学界的研究中都是相对地被忽视的。而赵奎英教授的著作正是选取最广义的语言诗学作为中西诗学比较研究的领域，并以最广义的语言哲学的两大基本问题作为透视角度，对中西语言诗学的基本问题进行全面梳理和比较分析。这种理论旨向决定了此书博大厚重的研究风格。
宏大的理论视野是以对传统理论的重估为前提的，正本清源的理论梳理必然带来理论的创新。在中西文化比较平台的界定上，“道”与“逻各斯”因其代表了中西哲学的最高本体，长期以来成为中西比较文学、比较诗学、比较哲学的基本框架。学界虽有极少数的对这一框架的合理性与合法性的批判质疑，但这一框架的流行性、统治性地位似乎并没有从根本上真正被撼动。该著作对这种几成定势的比较框架进行了一次更彻底的检视，它通过“名与逻各斯”和“道与逻各斯”的重重对比，让人们看到“名与逻各斯”实际上比“道与逻各斯”更适合做中西哲学、诗学、文化比较的基点和框架。该著作指出，“逻各斯”是西方哲学文化的基点，西方传统最初正是以逻各斯领会语言的，也是视逻各斯为最高本体的。西方传统的语言观是一种“逻各斯语言观”，西方传统的本体论是一种“逻各斯本体论”。“逻各斯”亲近“理性”、肯定“逻辑”，是“言说”性的本体，逻各斯语言观和逻各斯本体论共同为西方传统诗学的生成提供直接的语言学依据。而“道”作为中国哲学的最高本体，它混成无形、无极无分，是一种“非名言性”的无名本体。“道”与“逻各斯”虽在本体地位上具有相似性，但相异大于相通，很难建立合理的对话关系。相反，被以儒家为代表的各家推崇为“天地之纲”、“圣人之符”的“名”则与“逻各斯”更具有可比性。“名”渗透于中国古代的语言学、逻辑学与政治伦理学中，具有“概念名称”、“书写文字”以及“名分名誉”的含义。中国古代的语言观是一种“名”言观，中国古代的逻辑学是一种“名”学，中国古代的政治伦理学则与一种“名分”之学难解难分地纠结在一起。“名”对于中国诗学传统以至整个文化传统的生成都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如果说“逻各斯中心”与“反逻各斯中心”构成西方语言哲学的基本问题之一，中国古代语言哲学的一个基本问题则是围绕着“名”与“无名（道）”展开的。“名”与“逻各斯”堪称中西诗学文化精神生成的基点性依据。但同样作为中国哲学文化基点的“名”却长期被掩盖于“道”的光辉之下。“道”与“逻各斯”比较框架的确立，更使“名”对于中国诗学、文化生成所具有的基点性意义得不到有效梳理。而赵奎英著作重新厘定中西诗学比较的平台，把“名”与“逻各斯”作为中西语言哲学、诗学比较研究的框架，在中西文论比较研究上也因此具有重要的突破性意义。
把“名”与“逻各斯”作为中西语言哲学、诗学比较研究的框架，并不是要排斥“道”与“逻各斯”。赵奎英明确指出：道家之“道”排斥“名”，但以儒家为代表的各家所尊崇的“名”却向往着“道”。因此，以“名”与逻各斯作为比较的基点和框架，并不会把“道”排除在外，而是要把“名与道”同时纳入视野，在对“名与逻各斯”、“道与逻各斯”、“名道（无名）悖反”与“逻各斯中心”的同异比较中，说明它们对于中西诗学精神生成的复杂意义。由此可以看出，“名”与“逻各斯”是一个更具包容性的框架，以此为基点，更有利于揭示中国传统诗学精神的整体风貌和诗学结构的复杂格局。
读陈家琪的《当代哲学问题九讲》，很多问题豁然开朗起来。本书第一讲，即“什么是当代哲学问题？”，明确了一个核心思想，那就是哲学是用思想去把握时代，离不开感受性、想象力、回忆能力和概念的框架二者的紧密结合。在我看来，这也是贯穿全书的思想，尽管各讲所涉及的具体问题不同，但是始终围绕这个核心思想展开论述。
2政治哲学用政治的概念把握当下的时代
关于政治哲学成为显学，作者借用了迈尔在《神学抑或哲学的友爱政治》一文中提出的四个方面的原因，一是苏联和原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二是启示宗教问题；三是人们对于新的绝对义务的渴望；四是后现代大潮中，人们对某种决定性的大事件有一种混乱的、朦胧的期盼等。对上述四个方面进行详述，依据的还是“哲学是用思想去把握时代”这个指导思想。如就罗尔斯的《正义论》，陈教授指出“这本书想给出一个能替功利主义的，或能为被称作传统资本主义精神的国家的人提供一种相对公平、公正、正义的社会财富分配方案”。基于对社会财富分配的思考，罗尔斯的确在《正义论》中回答了如何建立一种公平的社会制度的问题。书中指出：“一个社会体系的正义，本质上依赖于如何分配基本的权利义务，依赖于在社会的不同阶层中存在着的经济机会和社会条件。”足见，经济问题关系治国安邦，一直就是一个政治问题。在中国，1978年对外开放以来，市场经济飞速发展，中国选择的道路既不是凯恩斯主义，也不是新自由主义。中国有自己的意识形态主导，有自己的一套概念装置，那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劳资关系为例。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资本论》等著述中，就资本对劳动的控制与剥削关系进行了深入分析，讨论了资本和劳动的本质、资本和劳动的未来等问题，揭示出资本主义劳动关系的本质特征，探究劳动关系结构中劳资冲突双方力量的态势以及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在多大程度上摆脱被迫接受其他人决定工资和工作条件的状态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劳动关系理论体现在以马克思劳资关系理论为基础、以劳资两利思想为原则、以发展和谐劳动关系为目标、以‘企业和职工利益共享机制’为载体的四个方面。”也就是说，中国并未完全照搬，也没有沿着欧美的范式发展，而是根据时代要求，做出了自己的选择。有学者说：“目前我国流行的劳动关系理论,源自欧美的产业关系理论,其研究范式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变迁不断发生变化。”变化不可避免，这点毋庸置疑，然无论怎样变化，和谐的劳资关系一定要展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自身的优越性，那就是以人民利益的保障为中心，体现公平与正义。以上足以证明，政治哲学是用一套政治概念在思想中去把握时代。政治与哲学在柏拉图那里就没有分开，柏拉图构建的理想国以及其中等级森严的制度就是对政治所做的哲学思考。政治更不能脱离现实，脱离时代，政治哲学成为显学足以说明哲学距离现实很近。
3现代性的危机与知识分子的困惑
值得提及的是黑格尔和汉娜•阿伦特。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序言中提到两种态度：一个叫天真心灵，一个叫认真态度。所谓天真心灵就是常识心理，即人云亦云的心理。认真态度在这里指的是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在《反抗“平庸之恶”》中，汉娜•阿伦特指出：“恶是不曾思考过的东西。思考要达到某一深度，逼近其根源，而涉及恶的瞬间，那里什么也没有，带来思考的挫折，这就是‘恶的平庸’”无论是所谓的认真态度还是平庸之恶，黑格尔和汉娜•阿伦特这两位大师的观点指导我们，哲学研究者，尤其是在高校从事哲学课程教学工作的教师，以一种近似简实容易理解的语言将深奥的哲学理论讲透彻、讲明白就是一种贡献，这是一方面；还有就是，不要以为恶一定是十恶不赦，一定是巨大的破坏，平庸之恶常常更多，却极容易被忽视，甚至被接受。知识分子该怎样？不能人云亦云，不能故弄玄虚，将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也不能自甘平庸等等。《当代哲学问题九讲》第五讲专门讨论了现代性危机与知识分子。陈教授认为“在现代性情况下，知识分子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工具理性的知识分子，就是专家治国型的知识分子......还有一类是批判型的知识分子。”，前者把理性当作一种工具来治国，后者敢于批判社会，具有中国传统文化中“士”的精神品质等。现在要阐明的是，尽管后一种知识分子在被边缘化，那么是什么最终导致了后者的边缘化？能否抑制这种边缘化？这些就是哲学问题了。哲学对时代进行把握，把握不是被动地接受或者机械的反映，是基于感受、想象、回忆基础之上，借用一套概念和框架所做出的有意义的表达。即要有“感受性或者敏感性，回忆的能力，展望的、想象的能力......要有概念的框架，这些概念的框架与经验与现象（也就是内容）合成为哲学的理念”哲学要回答知识分子被边缘化的根源，就要用哲学概念进行表达，“现代性”就是这样的概念。第五讲先阐释了现代性的危机，然后引出知识分子问题，因为“现代性”的复杂性，那么知识分子的困惑将继续下去。
4结语
综上所述，哲学是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哲学距离生活其实很近。本书的其他几讲，如世纪的思想情绪及20世纪的主导逻辑、社会转型中的信任问题，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与母语的危机等，从不同的论题展开阐述，但同样彰显了这样的哲学精神。
作者:李莹波 单位:中央民族大学
参考文献
[1]陈家琪.当代哲学问题九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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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利萍,邸敏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劳动关系理论述要[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3（5）.
【关键词】单元总结课；有效导入
高中思想政治必修4《生活与哲学》的内容，由于涉及到专业的哲学词汇，特别是对于初次接触相关内容的高中学生来说，理解和记忆都具有一定的难度。特别是在单元总结课中，需要学生有较强的知识迁移和逻辑思维能力，学生往往有畏难情绪，学习的积极性比较低，使得单元总结课成为政治教师一人的讲授课，学习的效果也不是很理想。
如何有效的导入单元总结课，降低学生的畏难情绪、提高政治课的学习积极性，成为我教学实践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在与学生的互动中，慢慢发现学生对于喜欢的歌曲可以说是百听不厌，很长的歌词也都记得下来，能否借助这个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改善政治单元总结课的教学方式呢？
一、歌曲改编
首先，我收集了学生收听的热门歌曲，了解了同学们的兴趣所在。接下来，根据单元总结的内容，我大胆的用哲学的知识对这些歌曲的歌词进行改编，并请同学们根据我重填的歌词来演唱。例如：
在开始单元总结课之前，首先进行了“哲学演唱会”。同学们参与的积极性非常高，基本都不需要看词就都顺利的唱下来。伴随着欢快的音乐，学生和老师都相对放松，而且学生记忆的效果很明显，还有一部分同学，自己利用前面傻ピ的内容将《演员》、《小幸运》等歌曲进行改编，自己组成演唱团来展示。有同学表示，如果哲学课都像这样进行的话，心里感觉没有那么难，而且也更有兴趣了。
通过歌曲改编，成功发挥了学生在单元总结课中的能动性，不是被动的进行知识的整合，而是用更加积极的态度面对系统性知识的构建。同时，为单元总结课的内容进行准备了良好的心理基础。
二、“图表大师”
高中政治必修4单元总结的重要内容是建立知识体系框架表，从而系统的梳理哲学知识，使得学生从全局上把握知识点。但是知识体系的建立之前主要是老师，要不就是借助现成的资料，如何让学生们自己动手来建构知识框架，从而深化对单元总结课的理解认知就显得尤为重要。
通过观察发现学生有很多喜欢漫画，也喜欢自己画一些小作品。所以，在单元总结课之前，请同学们自主的绘制“知识树”。并在单元总结课上进行展示。
同学们的作品给人很多的惊喜。用语言表述起来非常繁复的内容，通过自己绘制的“知识树”非常清晰的展现出来，还配上了幽默的旁白和生动可爱的人物。这一举措充分调动了学生参与的积极性。不仅展示了他们的绘画、构图和创意，而且训练了逻辑思维能力，增添了课堂的生趣。
单元总结课的知识总结不再是那么生硬，显得更接地气，更有温度了，学生们也更乐于参与到哲学课堂的内容生成中来。
通过歌曲改编、举办“哲学演唱会”、“图表大师”等导入方式，成功的提高了学生学习哲学的积极性，不仅单元总结课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也使得同学们对于必修4的内容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为课程的继续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哲学本就是帮助我们不断反思的智慧之学，通过这些不同的教学实践，在提升学生学习政治的兴趣同时，也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反思自己的教学，从而实现学生和教师的同步成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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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许建明.对高中政治新课程教学中若干问题的反思[J].新西部（下半月），2008（11）
三种理解模式的争论
客观地说，政治理论研究模式是起点，历史主义政治哲学、概念史的研究模式是它的发展及反思的结果，并共存于当代政治哲学之中。一般而言，人们对基本概念的兴趣往往来自于个人境遇、实践经验或制度理想，而非这个概念的理解史。这决定了人们需要借助理性及政治理性的思维方法来“理解”基本概念。政治理论研究模式应运而生，它通过设置和修改某些假设、增加一定的概念设定、采取特定的推论演绎、借助格式化的理论图式等方法塑造政治概念。当理性重建遭遇历史时，“历史重建者”就粉墨登场了。正如洛夫乔伊所言，大思想家和经典文本中对基本概念的阐释不一定具有社会代表性，它们与常用的政治和社会用语之间很可能缺乏钩稽。在这里，历史主义政治哲学和概念史研究的出现就再自然不过的了。只不过前者更加偏重古典政治哲学的传统，主张放弃当代政治哲学，反对当代政治哲学对“哲学技术”和“现代宇宙观”的迷恋，进而回到朴素的古典时代;而后者则试图从历时性和共时性角度考察政治概念，既关注概念的自主的历史演进及其历史语义的嬗变，又注重这一过程中不同阶段概念涵义与其“大环境”(社会背景、语言形态)和“小环境”(文本的语境、作者的意图、作者的行为等)之间的因果关系。需要指出的是，不论是理性重建还是历史重建，从它们的思维方法看，政治理论研究模式是“化约主义”的，而历史主义政治哲学和概念史的研究模式则是“复杂主义”的。政治理论研究模式强调对统一的政治观点的论证，往往具有明显的学理范畴和基本框架，政治概念的历史理解在相应的论证框架内才具有意义，这种融入和应用体现为对历史理解的化约处理。如约翰•罗尔斯提出:“政治观点是关于政治正义和公共善以及哪种制度和政策更好地促进政治正义和公共善的观点。”［8］(P．5)为此，“思考关于正义这样一种政治观念:它试图对这些价值做出合理的、系统的和连贯的说明，试图弄清楚，这些价值如何被组织起来以便应用于基本的政治和社会制度。政治哲学的大部分著作(即使它们历史悠久)都属于一般性的背景文化的一部分。”与此相应，政治理论研究模式的学理范畴和基本框架大都是在政治人性的基础上，从政治理性和政治道德出发，逐渐形成政治平等、政治自由、自由民主等政治生活的规范标准，并建构以政治公正(或正义)为鹄的的政治权力和政治权利的协调关系，由此通向更加文明的政治生活状态［。与此不同，历史主义政治哲学和概念史论认为历史理解是复杂的，而将复杂性因素化约或者进行简单化处理，并不能真正建立一致的概念解释的逻辑体系，概念框架不同于政治学说、政治理论及其背后的政治理性框架。他们主张历史理解成为一种概念解释的历史主义意识，要用历史的方法而不是哲学的方法来研究思想史。由此才催生了复杂主义，即从基本概念历史理解的历史特性出发，展示它的具体性、过去性、变动性、复杂性和多样性。这就要求在研究方法上重视任何历史理解都是发生在具体时间、具体地点和具体氛围中的，尽量按照过去的样子来理解过去，不能在不断变动的时间之上建构绝对的一致性，应该承认历史理解受到史料的制约而具备未知的复杂性，不能用固定的、单一的、整齐的模式对待历史。就概念分析的相关度而言，历史主义政治哲学与概念分析的关系较为薄弱，而政治理论研究模式和概念史研究模式都较为重视政治概念的分析。
政治概念的历史理解有两个基本要件:概念分析与历史分析。尽管历史主义政治哲学十分注重历史分析，但是它对于概念分析的态度却不太明确。这并不是说历史主义政治哲学没有政治概念的分析，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历史主义政治哲学的理论旨趣较为宏大。其核心“是古代与现代之间永无休止的斗争”。而施特劳斯更明确指出:“‘政治哲学’这一措辞中，‘政治的’这个形容词与其说指明一种主题，不如说指明一种处理的方式;从这一观点出发……‘政治哲学’的首要涵义不是指以哲学的方式来处理政治，而是指以政治的或大众的方式来处理哲学，或者说是指对哲学的政治指引。”［就此而言，政治理论和概念史的研究模式都更为重视概念分析。政治理论的概念分析致力于发现某种受到普遍认可的概念意涵，反对存在本质上是争议性的政治概念。韦伯提出的“理想类型”正是对政治概念存在最佳解释的有力论证，它试图通过引入一项逻辑大前提来从另一个几乎无限复杂的现实中抽象出内涵的精神构造，并在剥离概念的价值负载同时强调概念仅仅是用来分析的工具。同时，他们认为对抗和分歧对把握概念的本质是重要的，但并不意味着有什么“本质上”有争议的概念。对概念史研究模式而言，概念分析更是其核心。它的一切研究都是围绕概念展开的，是纯粹的概念分析。即便是近年来出现了其与社会史、政治史合流并逐步关注现实政治的倾向，它的出发点也是概念分析。概念史研究模式的概念分析认为，“概念，就像个人一样，有着自己的历史，并且镌刻着无法磨灭的岁月风霜”。其意在使“人们远离那种静态的、非历史的‘概念分析’事业，而走向一种更为动态的、历史主义的、强调‘概念变迁’和‘概念建构’的‘概念史’。”［由此可见，因为政治理论和在历史分析上的态度不同，所以它们二者的概念分析并不是一致的。就研究模式的逻辑而言，三种研究模式也各有千秋。其一，政治理论研究模式中，研究者一般以经典文本对概念的界定为题材，分析它们的内涵以及相互之间的传承、发展和影响。他们一般认为不同的历史理解都是针对某一政治概念的若干相同基本问题的思考和解答，而集中最多思考和解答的政治概念就是基本政治概念，包括自由、平等、民主、正义、共和、权力等等。这些基本政治概念的根本含义是不变的，只是在定义的形成和传播过程中表现为不同维度、层面和领域的差异。因此，政治概念的历史理解存在确定的逻辑或体系。其二，历史主义政治哲学与政治理论研究模式在历史理解的结论方面恰好相反，认为探索“政治现象的本质以及最好的或公正的政治秩序”必须“面对过去思想的正确性”［。它继承了历史主义的“历史意识”，但并不同意历史主义的价值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历史主义政治哲学认为历史理解存在“显白”和“隐喻”的表达方式，这使得政治知识和政治意见同时存在历史理解之中，它的任务就是从政治意见之中遴选出政治知识。继之，有关政治概念历史理解的政治知识也有“独立的”和“传承的”之分，而历史主义政治哲学旨在探究前者的研究模式。其三，概念史研究模式强调“概念史”真正体现了政治世界(即政治生活及其历史发展)的概念特性，提示人们应保持对政治世界的概念争论及其后果的敏感，它希图说明政治概念历史理解的普遍境况。作为人文科学的新分支，“它从历史的角度考察特定社会语境中的语言运用，探讨概念的历史语义”。“概念史试图用自己的方法彰显其理论假设，即历史见之于一些基本概念;它分析历史经验和理论嬗变的语言表述。不同概念的起源及其含义嬗变，是我们今天认识文化、语言和概念的决定性因素。”其包括了词语(词源、词义)史、概念(概念要义、概念表述)史、范畴(概念场域、概念情境)史、实现(概念运用)史等主要内容。以外，三种研究模式的时间观亦有不同。政治理论承认政治概念历史的理解存在“时间距离”问题。对于这种“时间距离”，政治理论研究模式采取以今涵古的态度，认为概念史的演进就是概念边界不断扩大的过程，“时间距离”是在这种概念意义的包涵与扩张中被克服的。而在历史主义政治哲学的视野中，时间距离是存在的，是政治概念的历史理解成为可能的基本条件。但克服时间距离并非获得历史理解的惟一途径，我们应该承认时间距离的客观性，从不同阶段的历史理解中理解政治概念的整体意义。因而，历史理解的绝对条件意味着历史语义在理解政治概念所有条件中居于首要地位。与它们不同，概念史研究模式将时间距离作为研究的目的、意义和惟一可能存在的领域，以此反对“教义神话”、“连续性神话”、“预期神话”和“狭隘主义神话”。这一模式认为，概念史是“历史的历史”。由“时间距离”带来的理解困难并非绝对的，只要真正理解历史性质的要求，借助那些基本概念存在的时代语境、实践环境和意识形态(或话语)背景，谨慎而持续地加以探讨，就可能描绘出一幅符合基本概念历史理解的画卷。换言之，能够克服时间距离的不可理解性，从而在政治概念的历史理解与现实解释之间建立起一些有益的联系。
三种理解模式的启示
对于理解公正的概念史而言，上述三种模式既有关联，又有不同。它们提出的观点为我们科学地理解公正概念史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提供了原则和方法。第一，理解公正的概念史首先要具有历史意识。所谓历史意识，是指在理解公正的概念史时应将其作为一种意义的“出现”的历史。具体而言，就是要注意公正的历史含义及其侧重的变化，以认识这一现象为目的，力求重现公正的各种基本意涵。真正的历史意识反对片面的、孤立的“自我认识下的历史”和“意识的历史自我认识”，而主张将二者有机统一起来。一方面，不能离开自由、平等、正义、公正、共和、权力等现代政治术语，离开它们就无法真正回到历史文本中去思考相应的概念表述和研究题材;另一方面，应该谨慎使用较新的、当前的概念解释，特别警惕将今人的观点强加给古人，为了建构政治概念历史理解的系统性、融贯性、普遍性和永恒性而做出以今譬故、以新取旧的举动。之所以说概念的历史是作为一种意义的“出现”的历史，是因为这一思维将“自我意识的‘近’路和意识的历史的‘远’路重合在一起”［15］(P．17)，就是说“在理性方面，哲学家假设理性阐明了历史，因为理性属于要求、任务、义务、调节概念的范畴，因为一项任务只有在历史中才能实现;在历史方面，哲学家假设历史通过某种价值的出现和提高获得了纯属人的资格，哲学家能再现价值和把价值理解为意识的发展”［15］(P．18)。这种双重保证和证明体现了历史意识在政治概念历史理解中的重要性，它是理性的概念分析和历史的概念理解的“缝合线”。历史意识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它能够通过描绘具体的历史对象、再现历史主体的说话方式和语言所指、梳理术语符号的多样性以及回归文本当时的词典(或借助工具书、大众媒介)等具体途径和方法加以体现。即便是学术话语或经典文本中的概念分析，研究者也可以借助多种文本的比较和梳理等方式有益于从而形成较为准确的历史理解，减少主观臆断，谨慎避免印证式解释。第二，理解公正的概念史必须认真对待时间距离问题。按照科泽勒克的观点:“所有的概念都包含了一种时间上的联系结构。根据有多少此前存在的体验被融入其中，根据有多少创新型的期待内容被纳入其中，每一个概念都有着不同的、历时性的价值。”［16］(P．21)存在是有时间性的，亦是有限的。这意味着，“时间总是表现为过去、现在和将来，它不可避免地具有一种时间性的距离，这种距离由于历时久远而成为我们读解古典遗传物及古典文本的障碍，它妨碍我们对它们的理解。”［17］(P．129)公正作为基本概念无法在跨越时代的观念或问题而独善其身。三种研究模式都承认时间距离的存在，只是在如何对待和处理时间距离的问题上有所不同。不过，不论它们是主张现实超越历史、古典代替现代还是实现概念史的“串并结构”，它们的任务都在于“克服”时间距离。但是，“时间距离”真的需要克服吗?对公正的历史理解不是“死”的素材而是鲜活的创造。在概念的转换中，历史理解既在索取意义，又在创设意义。由此可见，历史理解创造的知识是理解公正概念史的必要条件和真正动力，在这里，时间不再是一种由于其分开和远离而必须被沟通的鸿沟，并不是某种必须被克服的东西，而是理解的一种积极的创造性的可能性。只有从某种历史距离出发，才可能达到客观地认识［18］(PP．420～421)。总之，时间距离不要被克服，而应被展示，“展示”时间距离中的历史理解自然就能够体现概念演进的逻辑，为概念的解释框架提供“历史前见”的基本内容。第三，理解公正的概念史需要审慎处理概念与语言符号之间的关系。概念与语言符号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对公正而言，在术语层面它可以与正义、公平、平等、公义、公道等术语相互替换，而其符号形式更是难以枚举。在政治理论利用统一的符号形式将概念分析的历史与实践建构成一个有目的性的解释框架，这样就是为什么正义与公正可以不加区分地被使用且justice成为公正概念的普遍符号的原因。历史主义政治哲学发现了“符号”的历史多样性，并主张最原初的语言符号反映出最直接和准确的概念意义，而复合与变形的语言符号则不可避免地具有“隐喻”的性质，因而需要甄别。概念史研究模式则力图从语言学、认识论、符号理论等学理层面上区分“符号”和“概念”。显然，纵然不同研究模式的处理方式不同，但理解公正概念史就必须注重“概念”、“语言符号”及“意义”的相互关系。择要述之:“一个‘概念’是一个已经‘吸融其被使用时的全部意义语境’的‘词语’。‘词语’因而具有‘多种潜在的意义’。而‘概念’则内在地聚合了‘大量的意义’，并且‘与语词相比，概念总是隐晦而多歧义的’。”［4］(P．78)但意义一旦与概念相结合，就从可能的观念转变为一种事物的品质。对于作为确定意义的概念而言，语言符号是其标准化存在形式。简而言之，语言符号具有形式的单纯性，却是复杂的意义合成物;而概念则与之相反，它往往表现出复杂的形式性，却具有单一的意义指向。例如，“分配正义”概念就是符号相同而具有不同概念意涵的术语，“开始于亚里士多德、消失于十八世纪后期的那个概念，和由约翰•罗尔斯根据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的一些直觉而提出的概念存在很大不同”［19］(P．168);而“正义就是给予每个人应该得到的东西”则出现在正义、公道、国家、公权、均衡、平均、公平等很多术语中。显然，处理好“概念—语言符号”之间此种“复杂—合成”的意义关系是进行政治概念历史理解的方法论基础，以符号的一致性证明概念意义的独断性，或者以概念意义的复杂性否定语言符号的确定性都是值得商榷的。在这里，符号选择与概念意义的建构应该具有一致性。第四，理解公正的概念史不能忽视历史理解的所处的语境。语境主义对政治概念历史理解的积极意义在于为抽象枯燥的概念的历史语言理解(例如概念与语言符号)提供了具体真实的理解网络，从而为发现或重建一套完整的概念语汇、意义结构及与之配套的语词符号的概念分析结构提供了较为可靠的依据。语境主义认为:“历史都以高深莫测的方式，融合了经济的、社会的和政治的经验的厚重语境与对这一语境的含义极为重要且常常高度创造性的探索活动，它既力图理解那种语境，又力图促进或阻挠其中的某些特定目的。”［20］因此，语境主义方法的“注意力不应放在个别作者身上，而是放在更具普遍性的他们那时代的话语之上”［21］(P．118)。语境主义充分展现出历史意识、时间距离感与概念意义的复杂性，是“普遍主义”的天敌。正如斯金纳质疑“永恒正义”时所言:“不仅在于每一个思想家都是以他自身的方式来回答关于正义的问题，还因为表述这一问题时所使用的词语在他们的不同的理论中是以如此相去甚远的方式体现出来的，认为可以挑出任何稳定的概念来。不过是明显的混乱。简而言之，错误在于假定存在着以某一组问题，是不同的思想家都会想自己提出来的。”［21］(P．86)不过，剑桥学派的语境主义并非无懈可击，它对文本语境的强调时常会被诟病为“相对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