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14 16:4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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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交通肇事罪 财产抵刑 存废
1997年《刑法》在借鉴1979年《刑法》规定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当时交通运输业的客观情况,进一步完善了对交通肇事罪的规定。而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的出台,则明确以司法解释的形式规定了交通肇事罪的财产抵刑条款。这些有关交通肇事罪的财产抵刑条款解决了现实生活中的一些疑难案件,但与此同时,其也存在与我国刑法理论和基本原则相悖之嫌。
有关交通肇事罪财产抵刑的法律规定
《解释》第二条第一款规定:“交通肇事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一)死亡一人或者重伤三人以上,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的;(二)死亡三人以上,负事故同等责任的;(三)造成公共财产或者他人财产直接损失,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无能力赔偿数额在三十万元以上的。”第四条规定:“交通肇事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一)死亡二人以上或者重伤五人以上,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的;(二)死亡六人以上,负事故同等责任的;(三)造成公共财产或者他人财产直接损失,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无能力赔偿数额在六十万元以上的。”
对交通肇事罪财产抵刑条款的质疑
通过《解释》第二条、第四条的规定可以看出,发生交通事故时,在没有造成人身伤亡而只造成公共财产或者他人财产直接损失且肇事人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的情况下,如果肇事人有能力承担三十万元以上或者六十万元以上的赔偿数额,肇事人就不构成犯罪或者虽然构成犯罪但不被从重处罚。同时,肇事人如果无能力赔偿或者有能力赔偿但没有赔偿数额在三十万元以上或者六十万元以上的,国家保留了追究的权力。犯罪数额作为定罪标准和量刑标准的情形在我国刑法典中是普遍存在的,但以犯罪人的无能力赔偿数额作为定罪标准和量刑标准的情形却是本解释的首创。
对此问题,肯定说和否定说之间的争论愈演愈烈。肯定说主张,以犯罪人的无能力赔偿数额作为罪与非罪、重罪与轻罪的衡量标准是刑法谦抑原则的体现和出于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的考虑,对赔偿损失的肇事人不以犯罪论处有利于社会和谐、生产发展,不存在不公平、不平等、不正义的问题,反而是对国家、社会以及受害人有益的做法。①否定说认为,以犯罪人的无能力赔偿数额作为罪与非罪、重罪与轻罪的衡量标准是“拿钱买罪、用钱抵刑”的做法,极大伤害了人们追求平等、正义的朴素情感,与刑法公平、正义的精髓相悖。②笔者赞成否定说的观点。
首先,以犯罪人的无能力赔偿数额作为罪与非罪、重罪与轻罪的衡量标准是对刑法谦抑原则的违反。刑法谦抑原则是指,当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发生时,在民法、行政法可以调整的情况下,尽量不动用刑法;只有当民法、行政法不足以遏制恶的行为时,才适用刑法。在《解释》第二条第二款第三项和第四条第三项规定的情形出现时,事故造成的财产损失被予以弥补后,虽然肇事人受到了一定的惩罚,但这对矫正行为人的行为来说是没有实质意义的。刑罚的目的是预防犯罪,是预防危害社会的行为的发生,而这一目实现的决定性因素不只是尽量弥补行为造成的损失使社会利益恢复到犯罪前的状态,更重要的是消除行为人的主观恶性,使行为人不再犯罪。在交通事故发生且肇事人负全部或者主要责任的案件中,只要肇事人能够赔偿事故损失就不被定罪或者不被重罚的做法,为有钱人大开违法犯罪的方便之门,不仅不能遏制犯罪人的主观恶性,而且会弱化人们的法制观念,伤害法律的权威和尊严。
其次,以犯罪人的无能力赔偿数额作为罪与非罪、重罪与轻罪的衡量标准是对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的违反。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是刑法典的基本原则,任何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具备刑事责任能力的人犯罪,都应当平等地受到法律的追究;《解释》的相关规定,以肇事人的赔偿能力为标准,对相同的肇事行为作出了罪与非罪、重罪与轻罪这样截然不同的规定,从“立法”这一源头上确定了适用刑法的不平等,造成了司法审判难以想象的尴尬。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各地区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均衡,人均占有的社会财富并不均衡。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定罪的标准也以财富多少来设定,必然会严重挫伤人们的法律情感。因此,《解释》第二条第一款第三项和第四条第三项的规定,严重阻碍了当前历史条件下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和发展,必须予以废除。
第三,以犯罪人的无能力赔偿数额作为罪与非罪、重罪与轻罪的衡量标准是对主客观相统一的刑法原则的违反。在司法实践中,衡量一个客观发生的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首先是看这一行为是否被刑法所禁止,其次是行为人在做出这一行为时主观上是否有罪过,如果这两个条件都被肯定,则行为构成犯罪,行为人被处以刑罚。将该行为认定为犯罪,是裁判者依据法律规定对客观“恶”的否定;对行为人处以刑罚,是裁判者依据法律对行为人主观“过错”的谴责;对被判处的刑罚付诸于执行,则是在纠正行为客观“恶”的同时,改造行为人的主观“过错”,使其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最终放弃再次犯罪的念头,能够重新回归社会。如果说在定罪时侧重于考虑客观,着眼于行为侵害的法益的话(侵害的法益不同,成立的罪名不同),在量刑时则侧重于考虑主观,着眼于刑罚执行的实效(实际执行的刑罚种类及期限能否彻底改造犯罪分子的罪恶思想)。所以,《解释》第二条第一款第三项和第四条第三项的规定,只看到肇事行为造成的客观损害结果,只注重对客观损害的恢复,而没有看到肇事人的主观过错,不注重对肇事人“过错”思想的改造,这种做法既不能准确定罪,也不能准确量刑,不仅起不到预防犯罪、遏制犯罪的作用,反而极易成为诱使犯罪再次发生的导火索。
最后,以犯罪人的无能力赔偿数额作为罪与非罪、重罪与轻罪的衡量标准是对刑法典有关交通肇事罪规定的违反。为了让相对稳定的法律能够适应不断发展的社会生活需要,对法律进行解释就成了解决法律的稳定性和滞后性这一对矛盾的捷径。显性的法律规定,由于其法律文字本身就已经清楚地表明了规定的含义,所以一般情况下不需要进行解释。隐性的法律规定,由于其法律文字所涵盖内容的不确定性,在司法适用的过程中极易引起混乱,所以必须进行解释。但法律解释都是针对法律规定而言的,法律解释不该脱离法律规定而存在,法律解释不是要将法律规定本身没有的内容强加于法律规定。③从这一角度讲,本《解释》超越了刑法典有关交通肇事罪的规定,强行赋予了交通肇事罪本不含有的内涵。
现行《刑法》规定的交通肇事罪是过失犯罪,像其他所有的过失犯罪一样必须有危害结果的发生才能满足“罪”的成立,因为只有这样,“恶”的行为才能达到应受刑罚惩罚的程度,才能与一般的民事、行政违法行为区别开来,所以刑法典将交通肇事罪的客观方面界定为“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鉴于对财产抵刑问题的探讨,这里仅讨论“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这种结果。“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是交通肇事行为所造成的客观危害,是一种现实存在的损害事实,也是交通肇事罪成立必需具备的客观方面要件。而根据《解释》第二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此处交通肇事罪成立的客观方面要件是“无能力赔偿数额在三十万元以上”。可见,将“无能力赔偿的损失数额”等同于“公私财产遭受的重大损失”,其实质就是将行为人的金钱赔偿能力取代了犯罪行为造成的客观损害结果而成为了交通肇事罪的客观方面要件。④至此,交通肇事罪的客观方面要件发生了质的变化,这并非是交通肇事罪的隐性规定,而是司法解释强加于立法的。
此外,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法律责任,而且这两种责任是不能互换的。⑤《解释》第二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实质上就是在肇事人赔偿了三十万元以上损失后将刑事责任异化为民事责任的做法。还需要指出的是,使用外国的“易科制度”来阐释本《解释》的合理性也是欠妥当的。⑥“易科”仅仅是刑罚种类的转换,并不涉及罪与非罪的转化问题。
有关交通肇事罪的财产抵刑条款,从立法这一源头就规定了适用刑法的不平等,既造成了司法适用过程中的混乱,也引起了人们对我国刑事法律规定的不满,更是对公平、正义等法律理念的亵渎,废除交通肇事罪的财产抵刑条款是我国刑事法律制度不断向前发展的必由之路,必将得到人们的拥护。(作者单位:唐山学院文法系)
注释:
①⑥曹小清:“关于交通肇事罪若干问题的探讨”,《法制与社会》,2009年1月(上),第368～369页。
法律规定闯红灯罚款，闯红灯扣6分，同时还会罚款200元。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关于道路通行规定的，处警告或者二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罚款。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处罚。
【法律依据】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条，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关于道路通行规定的，处警告或者二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罚款。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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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事 判 决 书
(2006)甬民三终字第2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公司宁波分公司,住所地宁波市江东区桑田路643号。
诉讼代表人周波,总经理。
委托人(特别授权)竺浩兴,浙江金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高峰,男,1972年6月16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霍邱县潘集乡街道。
委托人(特别授权)蔡士勇,浙江红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人(特别授权)姚善挺,浙江红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中华联合财产保险公司宁波分公司为与被上诉人高峰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2005)甬鄞民二初字第48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05年12月20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06年1月1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中华联合财产保险公司宁波分公司的委托人竺浩兴,被上诉人高峰的委托人姚善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认定,2004年2月29日,原告将其所有的牌号为皖N55851自卸货车,以原告和徐泽峰为投保人向被告投保车辆保险。保险期限为2004年3月1日至2005年2月28日,第三者责任险峰的赔偿限额为50万元。2005年1月7日21时许,原告驾驶该保险车辆在宁波市鄞州区姜山环镇路发生保险事故,造成案外人死亡。经交警部门认定,本案原告需对该起交通事故承担主要责任。2005年3月18日,死者家属向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赔偿,后经该院判决,本案原告应赔偿死者家属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抚养人生活费、交通费、住宿费、误工费的损失计270928元。2005年8月3日,被告作出机动车辆保险赔款理算报告,同意支付第三者责任险74513.60元。后该款项由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执行局担存后交付受害人家属。
原审法院认为,原、被告间的保险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本案属合同之诉,双方的权利义务应依合同约定。原、被告签订的保险条款第四条、第三十五条约定:“依法应当由被保险人支付的赔偿金额,保险人依照国家现行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的有闳法律法规和保险合同的有关约定给予赔偿”;“保险车辆发生第三者责任事故时,按国家现行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的有关法律法规中规定的赔偿范围、项目和标准以及保险合同的规定,在保险单载明的方式及赔偿限额内核定赔偿金额”。对于上述条款,原、被告理解不一致。原告认为,此所谓的“现行法律规定”即指“事故发生时”正实行的法律法规,而该起交通事故的发生时间为2005年1月7日,而此时国家关于计算人身损害赔偿数额的法律依据是《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故本案应以此核定赔偿金额。被告则认为,所谓的“现行法律指定”,按照双方签约时的意思表示,应指合同签订当时施行的《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双方亦未在2004年5月1日《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施行后,相应变更保险合同,故本案应以《道路交通奋不顾身处理办法》核定赔偿金额。原、被告签订的保险合同的条款及所附的保险条款均系被告提供的格式条款,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时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本案所争议的格式条款系被告提供,现双方对该条款的含义有不同的解释,故按照合同法关于格式条款的解释的规定,应当采纳对格式条款提供方即被告不利的解释。另原、被告签约时,《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已颁布,原、被告已将第三者责任险的限额提高至50万元,故“现行法律规定”应理解为《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现原告依该解释规定的赔偿标准及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2005)甬鄞民一初字第108号民事判决书依该解释的相关规定判定的赔偿数额作为计算依据要求被告赔款,理由成立。但原告提出的赔偿额的计算方法不妥,应以合同约定的理赔计算方法为准[即赔款=应负赔偿金额270928×(1-免赔率5%)-自负额1000元]。现被告已实际赔付74513.60元,故对剩余部分应当赔付原告。对于被告辩称原告未实际向受害人家属赔付该款,所以该赔付额尚未确定,被告无需赔付的主张,因该赔付额已经生效法律文书判决,是确定的,必须支付的,且原、被告之间的合同并未约定须实际赔付后才能理赔,故被告辩称理由不足,不予采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一条、第六十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原审法院于二00五年十一月八日作出如下判决:一、被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公司宁波分公司支付原告高峰保险金181868元(已扣除原告自负额1000元及5%免赔率及被告已赔付的74513.60元),限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履行完毕。一审案件受理费5148元,由原告负担1元,被告负担5147元。
宣判后,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公司宁波分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被上诉人至今未履行第三者死亡事故的民事赔偿判决,其实际赔偿额尚未确定,故其要求上诉人赔付该民事判决确定的赔偿额,依据不足,且不符合理赔程序及保险理赔原则;二、原审认定双方签订的保险合同的保险条款第四条、第三十五条中的“现行法律规定”应理解为事故发生时的法律规定即《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是没有事实基础的。按照双方签约时的意思表示,应该指签约当时施行的《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而不是尚未施行的《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依法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高峰辩称:一、被上诉人应向被害人赔偿的数额已由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2005)甬鄞民一初字第108号生效判决所确认,且双方的保险合同也未约定被上诉人需实际赔付后,才能要求上诉人理赔,而上诉人已实际履行支付74513.60元的事实,也证明了上诉人提出的被上诉人未向被害人实际赔款而不能要求保险公司赔款的观点,不能成立;二、根据保险合同第三十五条约定,保险车辆发生第三者责任事故时,按国家现行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的有关法律法规中规定的赔偿范围、项目和标准及保险合同的约定核定赔偿金额。该条款中的“现行法律规定”应指“事故发生时”施行的法律法规,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即使上诉人对该条款有其他理解,但由于上诉人系格式保险合同的提供者,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应对该条款作不利于上诉人的解释。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且睛诉人在上诉中也不持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签订的《机动车综合保险合同》合法生效,双方应按约履行。合同履行中,双方对保险条款第四条、第三十五条中有关“国家现行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的有关法律法规”的理解产生异议。本院认为,本案保险条款系上诉人提供的格式条款,在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时,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订立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双方在2004年2月29日签订该保险合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和《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已分别于2003年10月28日、2003年12月26日颁布,虽尚未实施,蛤在保险事故发生时已经实施,原来作为处理交通事故的《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随着新法的实施已经废止,被上诉人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和《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经法院判决向被害人赔偿的。投保人投保目的是为了转移风险,在发生保险事故后能尽可能的减少自身的损失,被上诉人投保第三者责任险的赔偿限额为50万元,在其与上诉人签订保险合同后,有理由相信在出险后,能得上诉人全面的理赔。再从诚实信用原则出发,作为保险公司的上诉人,对法律有较强的认知能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和《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已经颁布,且即将实施的情况下,仍在保险条款中规定容易引起歧义的“国家现行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的有关法律法规”,且未向被上诉人明确说明该条款所指的具体法律法规,系未尽充分的注意及说明义务,结合保险条款第三十五条“保险车辆发生第三者责任事故时,按国有现行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的有关法律法规中规定的赔偿范围、项目和标准以及保险合同的规定,在保险单载明的方式及赔偿限额内核定赔偿金额”的规定,应认双方对“国家现行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的有关法律法规”约定的真实意思为保险事故发生时实施的法律法规。即使双方当事人对此约定理解不一,那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规定,对保险合同的条款,保险人与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有争议时,人民法院应当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理解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的解释,对本案所涉保险条款中“国家现行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的胶在法律法规”为保险事故发生时实施的法律法规,故上诉人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和《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赔偿标准,在保险合同约定的赔偿限额内承担保险责任。上诉人提出本案应适用《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规定的计算方法进行理赔的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字不予采纳;上诉人提出被上诉人未履行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2005)甬鄞民一初字第108号民事判决,被上诉人的实际赔偿额尚未确定,故要求上诉人赔付该民事判决确定的赔偿额依据不足的上诉理由,因该赔偿额款,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实际全部赔付后才能向上诉人理赔,无法律依据,本院亦不予采纳。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实体判决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五十八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关键词】法律法规 合同化 说明义务
案例回顾
2010年6月，范某将自有皮卡汽车在重庆某财保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险。9月，范某驾驶保险车辆与宋某驾驶的两轮摩托车相撞，造成摩托车受损、宋某受伤、摩托车乘车人巫某、程某二人受伤。后巫某、程某经抢救无效死亡。事故发生后，范某驾驶肇事车逃逸，后经反思主动投案。交通部门认定范某承担主要责任，为此范某向死者家属支付474500元赔偿金，扣除重庆某财保公司已经赔付的交强险保险金120000元，范某实际支付354500元。其后，范某向保险公司索赔商业险。2010年12月，保险公司以范某肇事后逃逸，违反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中责任免除第四条第八款为由，判定该事故损失不属于保险责任赔偿范围。范某对拒赔理由不予认可，诉请法院称该保险公司未履行说明义务。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认为，责任免除第四条第八款具有效力，理由如下：第一，该条款是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制定的，系法律禁止性规定在保险条款中的引用，具有广泛性和强制性，该免责条款应属有效。第二，法律规定保险人的说明及提示义务，其目的是为了让投保人充分了解保险条款。《道路交通安全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均确认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后，车辆驾驶员应立即停车，保护现场，抢救受伤人员，且该规定应为驾驶员理应遵守的普遍准则及道德底线，保险车辆驾驶员理应知晓。第三，如果发生交通事故驾车逃逸后仍能从保险公司处获得赔偿，则客观上将放任这种行为发生，为违法规避法律提供了方便之门。结合本案，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驳回原告范某的诉讼请求。一审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一审判决已产生法律效力。①
理论争鸣
本案争议的一个焦点在于：类似“交通肇事逃逸不赔”等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制定的保险条款，能否免除保险人的提示说明义务？目前，对于法律法规合同化能否免除保险人告知义务，理论界存在着不同声音。
持反对意见者认为：首先，从司法运用上来说，最高人民法院法研[2000]5号的批复，关于保险人“说明义务”并未将肇事逃逸、酒后驾车等情形区别对待，因此肇事逃逸、酒后驾车等免责条款保险人也必须履行说明义务。其次，不履行说明义务不利于遏制肇事逃逸、酒驾等违法现象。保险人在缔约时告知投保者如果酒驾则不能获得赔偿，至少能起到警示作用。如果完全免除这种说明义务，则更不利于遏制此类违法现象的发生。最后，知晓酒驾违法不一定知晓酒驾不属于保险赔偿范围。酒后驾车虽说是每个公民都知晓的违法行为，但并非每个公民都必然知道酒后驾车不属于保险公司赔偿范围。所以，保险公司有义务对投保人进行口头告知。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法律法规合同化可以免除保险人的说明义务。其理由是：第一，不存在信息不对称。明确说明义务设置的目的在于矫正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如果保险免责条款只是重申了保险法规定的免责事由，则对于该类免责条款，可以推定为人人皆知，因此不存在信息不对称，故保险人没有履行明确说明义务的必要。第二，肇事逃逸禁止不但是公知规定，也是规章性免责条款在商业保险条款中的延续，保险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对它的强制性规定必须遵守。第三，人不能以不知道法律而获益。作为公民，尤其是在醉驾已然成罪的今天，当然不能以不知道法律作为自己抗辩的理由。同理，作为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交强险条例》，任何人不能以不知道其内容从而获得利益。
各地司法实践中的指导意见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的指导意见认为，法律法规内容合同化不能免除保险人的说明义务。②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如果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出现严重违反交通法规的免责条款，如无证驾驶、酒后驾车、肇事后逃逸等情形，也可以适当减轻保险人的说明义务。③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保险合同中有关法律、行政法规明确规定的保险人不承担保险责任的条款不应认定为《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④。故保险人对此类条款未履行说明义务也并不直接导致条款无效。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如果免责条款是相关法律规定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免责条款不产生效力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⑤
法律法规合同化免除说明义务的条件
法院对于保险人说明义务的履行应注重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出于弥补合同双方信息不对称的考虑，保险人针对责任免除条款履行说明义务能够起到维护保险消费者合法权益的目的；另一方面，保险条款针对某些行为的免责规范是基于法律的禁止性规定，而这些行为的危害性同时也为社会公众所熟知。即使保险人未告知投保人肇事逃逸不赔，投保人也应该清楚其内容。有观点认为，通过比较肇事逃逸、醉酒、无驾驶资格这三种行为的违法程度及其主观恶性，肇事逃逸行为的违法程度及其主观恶性都远比另外两种情况严重得多。醉酒和无驾驶资格充其量只是违反行政管理法规的行为，而肇事逃逸则触犯了刑法。因此，根据举轻以明重原则，既然醉酒和无驾驶资格都不能获得保险赔偿，那么性质更为恶劣的肇事逃逸行为当然更不应该获得保险赔偿。⑥这种观点是从法律原则的角度来思考肇事逃逸行为的后果，对于判断肇事逃逸不予赔偿是否应该由保险人履行说明义务亦有启发。
笔者认为，法律法规合同化免除保险人的说明义务应具备下列条件：一是此类条款具有公开性和普遍性，为公众所熟知，在一定程度上能避免合同双方信息不对称情况的发生。二是相应的法律法规明确规定此种情形保险人免于赔偿。满足上述条件的条款，法院可以适当减轻甚至免除保险人的说明义务，如果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免责条款不产生效力的，法院不应支持。
回到开篇所列案例，免责条款是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制定的，系法律禁止性规定在保险条款中的引用，具有广泛性和强制性。虽然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肇事逃逸保险公司不赔”，但是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条规定“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停车，保护现场；造成人身伤亡的，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抢救受伤人员，并迅速报告执勤的交通警察或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二条规定“发生交通事故后当事人逃逸的，逃逸的当事人承担全部责任。”原本可以由保险公司来承担民事赔偿的内容在肇事逃逸后则由逃逸的当事人承担全部责任。可以说，“肇事逃逸不赔”对于社会大众而言已经达到了“公开和普遍”的程度。虽然范某在诉状中主张保险公司没有履行说明义务，但是正如本案判决所言，该条款是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制定的，系法律禁止性规定在保险条款中的引用。作为一名司机，在发生交通事故时应该在第一时间抢救伤员，而不是逃逸。如果肇事逃逸后仍能获得赔偿，无异于鼓励这种不道德行为的发生。范某明知肇事逃逸行为后果恶劣仍从事该行为，法院对于此类情形可减轻甚至免除保险人的说明义务，故范某提出保险人未履行说明义务的主张不成立。
但是正如反对者所担心的那样，我们也应该防范保险人利用法律法规合同化而忽略说明义务的情形。即条款公开性和普遍性的判断标准有严格的适用范围，其免责条款必须是法律法规规定免责的内容。如果保险人滥用缔约优势将一些法律法规断章取义地引入保险合同之中，再借此免除自己的说明义务对于投保人来说极不公平。
综上所述，法律法规合同化并不必然免除保险人的说明义务。因为保险条款可能存在断章取义、曲解法条等情形，同时保险人说明义务的履行也是对缔约双方信息不对称的弥补。但是，对于那些法律法规明确免除保险人责任且为社会大众所熟知的免责条款，法院可以适当减轻甚至免除保险人的说明义务。
【作者为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注释】
①本案例详见《重庆渝中区法院判决书（2011）中区民初字第05498号》。
②《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保险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试行）》（京高法发[2005]67号）第五条。
③《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财产保险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浙高法[2009]296号，2009年9月8日）第十一条。
④《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审理保险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意见（试行）的通知》（2011年3月2日由审判委员会第12次会议讨论通过）第九条。
⑤《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保险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讨论纪要》（2011年1月7日由审判委员会全委会第2次会议讨论通过）第六条。
笔者认为遗腹子交通事故责任人请求赔偿没有法律根据，但其利益可以通过其母的得到维护。试分析如下：
一、遗腹子不是本案侵权法律关系的主体。
我国法律规定，公民从出生时起到死亡时止，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
遗腹子在出生前既不享有民事权利也不承担民事义务，不是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因此对出生前的法律关系，遗腹子既不享有权利也不承担义务。法律虽规定遗腹子在出生后享有继承权，但这是一个例外的规定，只能适用于特定的情形，不能作为一般规则和依据。
在本案交通事故赔偿法律关系中，遗腹子在事故发生时尚未出生，不是该侵权法律关系的主体，在该法律关系中，遗腹子不享有权利，也不承担义务。因此，遗腹子不具备参与交通事故赔偿诉讼的主体资格，不能成为该案的原告。虽然遗腹子在出生后即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但其诉讼权利能力受其民事权利能力的限制，只能在其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的具体法律关系中才享有诉讼权利。认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的公民当然在所有诉讼关系中享有诉权是不正确的。
二、遗腹子出生后抚养费用的损失应予赔偿。
遗腹子的抚养费用是客观存在的。这一费用可以构成损害结果。依照法律规定，父母对子女有抚养义务。由于遗腹子出生前父亲已经死亡，所以母亲依法应承担抚养子女的义务。遗腹子与父亲没有形成抚养关系，而与母亲形成抚养关系。由于父亲因交通事故死亡，所以原本可由父母共同负担的抚养义务成为母亲一人的义务，其中原可由父亲承担的义务转由母亲来承担，这是由于交通事故而造成的母亲的责任的增加，因而构成母亲的经济损失，交通事故与抚养责任的增加存在因果关系，属于侵权行为造成的损害结果。对这一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不仅符合一般社会公平正义观念，而且具备现行法律的根据。母亲遭受的抚养义务负担增加的损失的赔偿责任的法律依据不是直接基于死者对遗腹子的抚养关系，因而不能直接适用关于死者生前实际抚养人的规定，而是根据全面赔偿原则按照侵权行为造成的损害的实际情况，依其他费用的规定给予赔偿。
三、因人身损害致劳动能力丧失时胎儿抚养费用的对比分析。
因人身损害致受害人丧失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按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及有关司法解释规定只对受害人在丧失劳动能力前实际抚养人的抚养费赔偿明确作出了规定。对受害人丧失劳动能力前形成的胎儿其抚养费用应否赔偿法律和司法解释均未作出规定。在受害人丧失劳动能力前形成的胎儿，其抚养费用上的损失应否给予赔偿？笔者认为，也应当给予赔偿。版权所有
理由如下：
第一、胎儿依自然的生理规律在正常发育的情况下必然会出生，一旦出生，就依法与受害人形成抚养关系，人身损害行为导致受害人劳动能力的丧失必然造成其经济收入的减少从而对其履行抚养义务的能力产生负的影响。这一结果的出现与人身损害行为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因此对受害人抚养能力降低的损害结果，侵害人应当承担责任。这是侵权构成一般理论在这一场合下具体运用的必然结果。
关键词 闯黄灯 法律解释 交通安全
2010年7月，交通信号灯转为黄灯时，嘉兴海盐县舒江荣的车辆尚未越过停车线但继续直行，被监控记录认定其违反交通信号灯规定，作出罚款的处罚决定。其后，舒江荣缴纳罚款，但他认为法律并无明文规定”黄灯亮时，未越过停车线的车辆禁止通行”，交警部门的处罚决定缺乏法律依据 ，故向海盐县公安局申请行政复议。9月9日，复议机关作出维持原行政处罚的决定。9月26日，舒江荣向海盐县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法院撤销交警部门的处罚决定，此后海盐县法院判定舒江荣败诉。舒江荣不服一审判决，向嘉兴市中级法院提起上诉要求二审法院改判 。2012年2月29日，二审法院认为上诉人闯黄灯的行为是否合法，涉及到重大公共利益，故认定闯黄灯系违法行为，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关于“闯黄灯”的解释
（一）反对的观点
由于现行法律法规中关于闯黄灯是这样说的：2003年《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六条，“交通信号灯由红灯、绿灯、黄灯组成，红灯表示禁止通行，绿灯表示准许通行，黄灯表示警示”。2004年国务院《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三十八条，“机动车信号灯和非机动车信号灯表示……（二）黄灯亮时，已越过停止线的车辆可以继续通行”。“黄灯亮时”应理解为黄灯亮的整个过程，即指一个“时段”而非“时点”。正如“绿灯亮时，准许通行”、“红灯亮时，禁止通行”是指灯亮的整个过程而不是灯转换的一刹那，三者的表述是一致的。由此，“黄灯亮时，已越过停止线的车辆可以继续通行”的含义就是“黄灯亮的整个过程，只要车辆在此期间越线就可继续通行”而不是“绿灯灭、黄灯亮的那一刹那，越线的车辆可以通行而未越线车辆不能通行”。其中解释非常含糊，并没有明确说明“未越过停止线”的车辆可不可以通行，凭什么就说“不许闯黄灯”呢？
（二）法的观点
若认为“黄灯亮时没有禁止未越线车辆继续通行，因此所有车辆均可继续通行”，则违反了法条语义及体系上的内在逻辑，使得黄灯与绿灯指示意义雷同。从这里可以看出，在设置红黄绿三色灯的场合，三种灯的意义应该各有区别，因此黄灯不应等同于红灯、绿灯之任一种。在黄灯隔开了绿灯与红灯的情况下，理论上不存在红灯亮时，已越线车辆继续行驶的情况，故黄灯与红灯已区分；进一步将黄灯信号理解为“禁止通行，仅越线车辆可继续行驶”，则又将黄灯与绿灯区分（否则，如将“闯黄灯”理解为合法，则黄灯与绿灯就无从区别了），从而实现了信号灯体系的完整性。
二、审视和措施
回头看看，毋庸置疑，《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关于红黄绿灯的通行规则是为了保障道路安全。即黄灯亮时，只有已经越过停止线的车辆可以继续通行，除此之外，车辆不得继续通行。该项规定实际上意味着，黄灯亮时驾驶人的通行权受到限制，限制的目的在于维护道路交通的安全。立法的价值取向在此非常明显，即为了保障公共安全，必须在合理范围内限制个人的通行权利。因此，现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体系下，闯黄灯系违法行为。有人抓住《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并无“闯黄灯违法”的直接规定，认为交管部门处罚不当，这属于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过分关注驾驶员的权利而相对忽视了公众安全。只要问一句：是规定“闯黄灯违法”，还是规定“闯黄灯不违法”更有利于公共交通安全？答案自然是前者。当然，黄灯亮起时，机动车什么情况下可以通过，还需要更准确具体的解释，在公众中达成共识。只有大家共同遵守交通规则，事关每个人的交通安全秩序才有保障。退一步说，即使没有具体的法律规定，法律也允许执法人员进行符合法律原则的推定。
那么，既然现行交规有问题，“闯黄灯”又确实该治理，那应该怎么办呢？我的建议就是第一，法律出台前要尽力保证语言规范和逻辑严谨，及时补充法律法规空白，如本案第 38条应明确”黄灯亮时，未越过停止线的车辆禁止继续通行”，法律法规的清理予以重视，对于疏漏点和矛盾点及时解决。如香港那样遵循国际一般准则，把现行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关于“黄灯”的含义的规定修改为，“黄灯启亮表示交通信号灯即将变为红灯，碰到黄灯时应该减速停车，除非不能安全停车时可以在黄灯期间通过停车线进入交叉口”；同时并应规定“黄灯期间越过停车线的车辆的车速不得超过交叉目的限速，否则将因黄灯超速而被处罚”。这就既避免了一刀切处罚，但又能够治理路口车速过高的问题。第二，技术操作方面更加人性化、规范化，如交通信号灯的倒数设置和畅通保障：第三，加强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宣传，对于闯黄灯的行为，可以建立登记档案制度，对黄灯亮时，未过停车线而依然继续通行的车辆拍照登记，当违规次数达到法律规定限度后，再采取行政处罚措施。第四，提高社会道德素质和道路交通安全意识，在驾驶员和其他群体中都形成自觉遵守交通法规、相互避让的习惯，避免类似现象发生 。
参考文献：
浙江志远大律师事务所接受李凤的委托，指派程世峰律师处理贵司与其之间的工程款纠纷事宜，根据调查确认事实，结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特致函如下：
一、本案事实
我委托人李凤负责的施工队按照贵司嘉兴中科院项目部相关工作人员的要求，于2006年11月至2007年6月对中国科学院嘉兴应用技术研究与转换中心一期幕墙工程1号楼幕墙进行施工活动，共完成114691.95元的工程量和27295元签工工作，经过贵司提出处理意见和最终确认，贵司总共应付我委托人李凤工程款金额为141900元。工程完工以后，虽然我委托人多次到嘉兴恳请支付工程款，但贵司拖延支付。在我委托人无数次催讨的情况下，2008年2月3日，贵司才勉强支付我委托人3万元工程款，其余款项仍然不愿支付。这种情况下，我委托人于2008年2月3日向贵司递交催款函，要求贵司必须至迟2008年2月4日前全额支付剩余工程款，该函由贵司财务签收。贵司签收催款函后，我委托人又多次以电话等方式联系贵司负责人王绪杰，但要么是电话关机，要么是无人接听，直到现在贵司仍然在躲避支付我委托人工程款。
二、法律依据
1、根据合同法第十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
根据合同法第三十六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
依据法律规定，贵司与李凤的合同关系成立，双方应严格遵守相互关于工程方面的约定和相关法律规定。
2、根据合同法第六十条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依据法律规定，贵司应按时支付李凤工程款，贵司没有按照法律规定支付工程款，没有全面履行自己的合同义务，属严重的违约行为。
3、 根据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依据法律规定，贵司应该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李凤可以要求贵司赔偿损失。贵司应当在2007年6月20日工程完工时支付全部工程款，李凤可以要求贵司支付拖延付款期间的滞纳金和到嘉兴索要工程款的交通费等费用。
三、律师意见
根据本案委托人李凤提供的案件事实，结合相关法律规定。本律师认为，不管因为什么原因，作为合同的一方当事人，贵司的行为明显违约。李凤完全有权利通过法律途径要求贵司支付应付的工程款和要求赔偿损失。贵司应当及时支付，否则除承担工程款外，还需要承担近万元的其他费用，如滞纳金、交通费以及贵司聘请法律服务人员的费用等等。
四、郑重提醒
根据委托人的要求，本律师郑重提示：自收到本律师函之日起3日内，向委托人李凤支付其应得的工程款。如未在本函规定的期限内交付上述合同款项，李凤将委托本所向贵司提起法律诉讼，追究贵司的违约责任。望贵司在收到本函后及时给付，付款事宜可以与李凤或本律师联系。
特此函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