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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论：在您撰写农村发展成就时，参考他人的优秀作品可以开阔视野，小编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这些建议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热情，引导您走向新的创作高度。
关键词 新农村建设
中图分类号：S126 文献标识码：A
一、在新农村建设方针指导下家乡的发展及现状
近年来，我村在正确可行的发展方针指导下，发展非常乐观。
1、农业和农村经济方面。着重强调竹业、本季蔬菜两大产业，紧紧围绕“农民增收、农业增收，全村致富” 的主题，制定了“科技兴竹、扩群提质、质量监管、强化改良、多种渠道发展相结合”的发展策略，特别强调竹业基地建设和加工增值，1998—2005年间，我们村在竹业工艺和技术方面了解少，多以出产春笋、冬笋、纯竹子等初级产品为主，从中获得的收益很少；、2005年以来，引进了“浸泡竹子造纸”、“竹帘篾制胶合板”以及“冬春笋加工出产一条龙”等新技术，每家每户年收益增加了20000多元。同时，完成了楠竹改造60亩，新楠竹种植32亩，既实现了本村的发展战略，又一直坚持走国家“退耕还林还草，防治水土流失“的方针。对于本季节蔬菜的种植，生产夏季至秋季的四季豆、豆角、茄子、西红柿等，水果类中的西瓜和橘子在这里也比较普遍了。经过整体的数据统计，至2011年，我村实现的农业总产值51万元，较上一期间增长了36.3%。
2、工业和建筑业方面。2009年，我们村在工业发展上做出了策略性的调整：
在以竹业和蔬菜出产为主，同时开发河沙制造水泥、药材种植、野生金银花等，多角度运用工业流水线的优势进行开发与发展，在与外界保持密切联系的同时，打造本村特色产业，目前我村工业建筑用地占1.23%，是走向全面小康新型农村的很好的起点。
3、交通、邮电、旅游方面。全部居民家有固定电话，平均每家拥有两部手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了13.4%。同时，积极申请广佛山旅游页发展，将佛教和苗族文化结合，把旅游业作为提升自我形象、推进富民强村的重要产业来发展，清脆的山，清澈的水，好玩的庙会和淳朴的苗家风情吸引了许多游客。
4、金融和保险业。2011年，我村邮政机构存款余额达66万元，比上一年增长10.1%，主要体现为村民储蓄存款余额，贷款余额明显下降；同时，建立了包括财产保险、人寿保险、医疗保险，尤其是医疗保险，成功解决了农民看病难问题，政府补贴更是推动了医疗水平的提高和医疗设备的进步。
5、教育和科学技术方面。从2004年开始，我村开始实行“9年义务教育”，普九债务 化解工作顺利开展，学校基础设施大为改善，深入进行教育强村工作，强化教育监督，加强师德师风建设，目前，我村学龄儿童入学率、小学适龄儿童升学率、初中升学率均达到了100%，高中教育升学率达到60%，2009年推出了高考奖励制度，考上重本（一本）奖励1000元，二本奖励500元，对教育发展起到了很大推动作用。在科技方面，采取指导员讲课、科技特派员辅助和迎接“科技下乡”等形式开展村民技术培训。使新技术得到及时、迅速、有效普及，群众科学文化素质得到有效提高，为产业结构调整、乡村特色产业打造奠定了科学基础。
6、文化、卫生、体育方面。我们村建设了一个村委广播站，用于播放各种通知，最重要的是用于文化的传播；还开动网吧整治，“扫黄打非”活动，进一步净化文化娱乐场所。卫生方面，目前我村拥有两个医疗卫生站，卫生技术人员两名，并通过网络实时与镇、县医院保持密切联系，全面推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在引导下将定点医疗机构住院补助率提高到了30%，体育方面，每年举行端午节龙船赛和学生篮球赛等项目。
我们村还不是全面新型农村，我们正在继续执行我村2010年制定的本村发展新战略，主要有：
（1）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使整个村的经济实力增长10%。
（2）“三化”进程稳步推进，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以农业和竹业的发展为主，实现村内一、二、三产业的优化发展。
（3）重点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交通，争取做到每家每户都能开车到家门口，为楠竹的运送与加工提供更大便利。
（4）积极推行文化、教育等各项社会事业的协调发展方针，进一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等。
二、发展中的主要问题及对策
在肯定成就的同时，应该清醒地看到在发展上存在的一些较突出的问题：
1、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与发展早的农村仍存在着巨大差距，2010年儒林镇各个村人均生产值是8350元，而我村只有4660元，几乎只有一半；
2、产业结构不够合理，农业和竹业的比重占70%，其他产业发展比较缓慢，城市化水平还很低；
3、交通、水利、电力的基础设施建设比较薄弱，对大家造成了一定的不便；
4、长期以来教育落后使得高素质人才短缺，外地人才难以引进，严重制约经济发展升级；
5、过于追求经济发展，一定程度上忽略了自然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更导致了相应的自然灾害，如2008年的山体滑坡与泥石流，淹没了将近3亩土地，粮食减产2000斤，且灾后恢复工作花费很大。
家乡发展是新时代的产物，让我们褪去了历史的贫穷，但也带来了不容忽视的发展问题，我们为家乡的发展高兴，但不能盲目追求发展，只有持续性发展才是永久的。
注释：
“农民增收、农业增收、全村致富”是我们整个城步县对于本县新型农村的建设方针，2000年在第十个“五年计划”以来，更加的强调对这一政策的落实与执行，我们村积极效仿，针对本村的发展缺乏基础与动力的实情，努力处理好村民受益与全村致富两个方面
普九债务：指的是贫困家庭因为无法支付孩子们九年义务教育的费用而进行的银行或者其他类型的借款。
参考文献：
关键词农村住房；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住房特征；成就；挑战
中图分类号F328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04（2013）09-0062-07
提高农村居民住房条件是改善民生和维护社会和谐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要内容之一。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农村经济的迅速发展，逐渐富裕起来的农民热衷于建房，落后的居住条件得到较大改善。但是，由于长期缺乏规范化管理，建房热所引发的问题没有得到及时解决，农村居民居住状况与全面小康社会的居住目标和要求仍有较大的差距。此外，还存在着住房攀比，资源浪费，配套不全，环境脏乱等一系列问题。在新的历史阶段，如何合理规划村宅布局，如何有效扩大公共配套设施覆盖面，如何优化人居环境，以全面提高农村居民的住房条件和生活满意度，是我们面临的一项重大课题。因此，本研究通过对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资料[1]和其他统计资料的数据挖掘，对中国农村居民居住条件的变迁、存在的问题进行全国范围的分析，并提出可供选择的对策思路。
1农村居民住房状况内涵及评价指标
住房状况是关于满足人们居住需要的水平及其各种特征的概括和总结，是反映人类居住发展乃至人类生活发展的一个综合概念。因此，住房状况的优劣需要从多个方面评估，包括住房质量、配套设施、公共服务与环境等的供给和保障情况。国内研究中，以前在衡量农村居民住房状况时，只有人均住房面积和人均钢混、砖木结构住房面积等面积指标，这与过去住房水平总体较低，住房仅以满足基本居住需求的国情有关。但随着中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大幅度提高，人们追求的居住目标也发生了变化，不仅追求面积的扩大，而且追求数量与质量并重，已逐步从生存型向享受型转变。因此，近年衡量农村居民住房状况的研究中，就不再单纯使用面积指标，而是构建了包括居住面积、居住质量、居住环境等方面的综合指标体系[2-4]。在国外这方面的研究中，往往是从住房的结构特征、邻里特征、区位特征三大特征来衡量住房的品质。借鉴国内外已有研究，结合全国年度统计资料和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资料，本研究主要从住房特征角度来分析当前中国农村居民的住房状况。
住房特征可从住房的结构特征、邻里特征、区位特征三方面来衡量[5]。结构特征是指住房内部的建筑面积、权属、结构、建造年份、内部设施等；邻里特征是指住房所在社区的内部环境、周边的商业配套、医疗配套、教育配套情况等；区位特征则是从整个区域范围的角度进行评价，包括交通便利程度、信息获取便利程度等[6]。利用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中的住户表中2006年末拥有的住宅情况、居住住宅情况和生活设施和物品以及村表中的“行政村基础设施和基本社会服务类型和数量”等数据，建立住房状况的综合评价体系，以衡量当前中国农村居民的住房现状（见表1）。
2中国农村住房建设的成就
2.1居住空间不断扩大
由于历史的原因，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农村居民的居住条件长期得不到改善，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温饱问题的逐步解决，农村居民建房的欲望十分强烈，住房支出基本呈线性增长。1978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居住面积为8.1 m2；至2011年末，全国农村居民人均居住面积达到36.2 m2，翻了四倍多（见图1）[7]。
2.2住房品质越来越好
在农村经济逐步发展的带动下，农民通过发展种养业、外出务工等渠道增加收入，农村住房情况有了明显的变化，新建住房逐年递增，住宅品质越来越好。平房逐渐转向楼房，竹草土坯、砖木结构逐渐转向砖混和钢筋混凝土结构。2006年，全国农村住房中楼房的比重为30.5%，
砖混和刚混结构的住房比重为45.4%。住房状况得到改善，农村居民住房条件和房屋的抗灾性能（水灾、风灾等）逐步提高。
2.3宅内生活设施逐渐完善
在城市文明的熏陶下，越来越多的农村居民迫切向往与城市一样的居住条件，室内配套设施也逐步向城市靠拢。许多农村居民家庭用上了自来水、天然气，还安装了空调和卫生厕所。普查资料显示，中国自来水普及率达48.6%，89.7%的家庭没有饮用水困难，64.9%的家庭主要饮用安全净化水和深井水；12.8%的家庭拥有水冲式厕所。
2.4公共设施日趋配套
普查资料显示，随着各级政府对农村投入的不断加大，农村公共基础设施的覆盖面有所扩大，给农村居民出行、就学、就医、娱乐和购物等生活带来了许多方便。
（1）交通方面。95.5%的村和82.6%的自然村通公路，25.0%的村地域内有车站或码头。进村公路路面以水泥路面居多，村内道路路面以沙石路面居多。
（2）教育方面。87.6%的村在3公里范围内有小学，69.4%的村在5公里范围内有中学。30.2%的村有幼儿园、托儿所。
（3）医疗方面。50.2%的村距离医院、卫生院在3公里以内，74.3%的村有卫生室。76.1%的村有行医资格证书的医生，16.3%的村有行医资格证书的接生员。
（4）文化业余活动方面。10.7%的村有体育健身场所，13.4%的村有图书室、文化站，15.1%的村有农民业余文化组织。97.6%的村能接收电视节目，57.4%的村安装了有线电视。
（5）购物方面。34.4%的村地域内有50平方米以上的综合商店或超市。50.2%的村在村内可以买到化肥，5-2%的村在村内可以买到彩电。
2.5村居环境大有改善
近年来，中国以新农村建设、集镇建设为载体，使农村旧貌换新颜，逐步改善了农村居民的居住环境和生活质量；同时，一般的农村住房都具有生活居住、农作物生产加工、贮存、晾晒等功能和区域，住房的简单使用功能相对完善，基本满足生产生活需要。在本次普查的19391个镇中，72.3%的镇实施集中供水，19.4%的镇生活污水经过集中处理，36.7%的镇有垃圾处理站。24.5%的村饮用水经过集中净化处理，15.8%的村实施垃圾集中处理，33.5%的村有沼气池，20.6%的村完成改厕。
3中国农村住房面临的挑战
以上数据分析显示：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快速发展，我国农村住房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农民居住水平得到了超前发展。然而，农村居民的居住状况与全面小康社会的居住目标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与此同时，住房领域的深层次问题亦逐渐显露，我国农村住房建设面临着区域发展不平衡、阶层差异显著、土地资源浪费，基础设施和村居环境建设相对滞后等众多挑战。
3.1农村住房区域发展不平衡
3.1.1东、中、西、东北区域发展不平衡
由于东、中、西部、东北地区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文化条件的不同，农村住房呈现不同的形态，存在显著的差异（见表2、表3）。从农村住房状况的综合评价体系分析来看，中国四大地区的农村居民住房无论在结构特征、邻里特征和区位特征上都很不平衡。东部地区经济比较发达，人均拥有住房面积、人均居住面积、住房的价值等结构特征都比较好，且卫生、医疗、文体、商业、教育、通讯、交通等各项配套设施都比较完备。而东北地区农村居民住房的结构特征在四大地区中是最差的，人均拥有和居住面积都是最低的，且平房、老房子居多，2000年以后建造的房子较少，水源多是深井水，炊事用能源多用柴草，取暖基本都用火炕和暖气，绝大多数村都用旱厕或简易厕所。邻里特征和区位特征尚可，98.1%的村村内已通公路，99.7%的村能接收电视节目。
中部地区农村常住户的住房拥有面积和居住面积低于东部地区，位居第二，绝大多数住房的价值都在10万元以下，住房结构以砖混和砖（石）木结构为主，饮用水源主要是深井水和浅井水，炊事用能源主要是柴草和煤，中部大部分地方没有取暖制冷设施，旱厕和简易厕所比较多，水冲式厕所的比重很小，其余的卫生、医疗、文体等设施较西部地区完善，但与东部地区存在一定的差距。
西部地区农村居民住房的结构特征较差，无论邻里特征还是区位特征，都是四大地区中最落后的。超过60%的住房为平房，多是砖混、砖（石）木和竹草土坯结构的住房；水源比较丰富，以深井水和浅井水为主，炊事用能源主要是柴草和煤，有近一半的住户没有取暖制冷设施，有20%的住户使用火炕，基本上都是旱厕和简易厕所。交通、卫生、医疗、商业、文体设施较为落后。农村通公路最少的只有64.5%的村通公路；村内有卫生室比重最少的仅有11.1%；村内完成改厕的比重最低的为5.8%；有幼儿园、托儿所的村比重最低的只有0.5%；有图书室、文化站的村比重最低的青海只有3.5%。
3.1.2省际发展不平衡
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居住水平差距非常悬殊。列举部分可见一斑：人均拥有住宅面积最大的上海市为61.98 m2/人，最低的黑龙江省只有
21.05 m2/人；人均居住面积最多的上海为50.55 m2/人，最少的宁夏只有17.46 m2/人；钢混砖混比重最高的上海为72.77%，最低的竟只有22.40%；上海市使用净化处理水用户的比重高达97.78%，而使用净化处理水的比重最小，只有3-64%；获取饮水困难的比重高达55.7%，上海市使用管道水的比重最高，为98.3%；使用水冲式厕所的用户集中在经济发达的上海、浙江、江苏、广东等地，而新疆、宁夏使用简易厕所或无厕所的比重居然有94.57%和89-07%。
同样，从反映农村公共配套设施和居住环境的各项指标考察，各地区差距也非常悬殊。北京、上海100%的农村通公路，而农村通公路最少的，只有64.5%的农村通公路；村内拥有卫生室比重最高的是江苏省，为92.8%，而最少的该比重仅为11.1%；实施垃圾集中处理的村庄比重最高的是上海市，为99.7%，最低的湖南省为3.1%；村内完成改厕的比重最高的是上海市，为95.9%，最低的为5.8%；有幼儿园、托儿所的村庄比重最高的是江苏省，为51.6%，最少的只有0.5%；有图书室、文化站的村庄比重最高的是北京市，为62.2%，最低的青海只有3.5%。
3.2农村阶层间住房差异显著
改革开放前， 国家凭借强制行政手段，平均分配农村住房资源，农村社会成员对住房资源的占有基本平等。改革开放以来，市场机制开始被引入农村住房资源的配置过程中，农村社会成员的建房自有所扩大，各地农村还不同程度地出现了买卖房屋、宅基地的灰色市场现象。由于受农村居民的经济收入、农村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政策、房屋商品化政策以及农村宅基地和建房政策等因素的影响，不同层次的农村居民获取住房资源的机会和能力存在明显的差异，住房消费的实际水平出现了较大差别[8]。住房已成为衡量农村社会成员社会资源占有和社会机会状况的重要社会指标之一，并日益成为关系农村社会成员切身利益的资源配置核心[9]。在农村社会不断变迁过程中，农村社会成员住房消费的差异还呈现出逐渐扩大的趋势。
当前，农村住房分层结构是一个从低到高依次由无产
权房阶层、有产权房阶层和多产权房阶层构成。一方面，少数高收入者、管理层大量占有住房，造成住房资源的闲置和浪费；另一方面，少数底层农村居民却没有住房。全国99.3%的住户拥有自己的住宅，其中92.5%的农户拥有1处住宅，6.8%的农户拥有多处住宅，仍有0.7%的农户没能拥有住宅。而农村住房贫富差距较大的，1.32%的农村家庭拥有3套以上住房，6.35%的农村家庭拥有2套住房，但仍然有1.35%的农村家庭没有住房。在首都北京，有3.15%的农村家庭没有住房，8.77%的农村家庭拥有2套以上住房。从普查中农户拥有住宅估价，全国18.72%的农户拥有5万-10万元的住房资产，47-43%的农户拥有1万-5万元住房资产，25.25%的农户拥有不足1万元的住房资产。住房价值的差异，在湖北、贵州、广西、重庆等地表现得尤为严重。湖北省18-88%的农户拥有5万-10万元的住房资产，44.13%的农户拥有1-5万元住房资产，33.09%的农户拥有不足1万元的住房资产。可见，住房差异表现出来的贫富差距将导致十分严重的社会问题。
3.3农村住房浪费现象严重
3.3.1一户多宅现象存在，住房空置率高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二条明确规定，农村村民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但在农村现实生活中，由于各种原因，农村的“一户多宅”现象仍或多或少存在。普查资料显示，全国有6.8%的农村家庭拥有二处及以上住房，其中比重最高的是河北农村住户，占13.78%，其次为广东、海南、浙江、天津、山东、福建、北京，分别为12.95%、11-93%、11-20%、10-76%、9-76%、8-93%、8.77%。
3.3.2建设用地超标，土地浪费严重
国家住房与建设部在测算全面小康标准居住目标时，《中国农村全面小康标准研究》指出，“2020年农村居民的居住面积人均以不超过40平方米，户均不超过140平方米为宜”[10]；同时，国家统计局和中央政府研究室联合制定全面小康标准时，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居住目标研究》也指出，“2020年80%以上农户人均住房面积达20 m2” [11]。但是，普查资料显示，2006年末，浙江农村居民户均住房面积达175.46 m2，且49.4%的家庭人均居住面积在50 m2以上，80.9%的家庭人均居住面积在25 m2以上，已远超上述标准。显然，农宅面积的超标与中国保护耕地、缩减占用农地建房的基本国策相违背，应予以及时控制。
3.3.3不合理的住房更新加剧土地资源的浪费
近年来，农村居民在新建住房后又保留原有住房，原有村庄成了“空心村”，这加剧了农村土地资源的浪费。据典型调查，浙江较富裕地区，从1970年代的草房、砖瓦房，到1980年代初的两层外廊式楼房，1990年代初的独立式小住宅，再到21世纪的花园别墅住宅，如此快的住宅更新速度明显不符合住房更新的应有速度，而这种更新多是以原有住宅闲置为基础的，直接造成了土地资源甚至是耕地资源的大量流失。
3.4农村住房安全隐患较多
住房的安全隐患包括地质灾害如地震、泥石流、重力崩塌、山体滑坡等，气候灾害包括洪涝、台风、沙尘暴、雨雪冰冻等，虫灾如白蚁灾害等。
目前，农村住房建筑工程上主要采用四种建筑结构：钢筋混凝土、砖混、砖（石）木、竹草土坯结构。抗震抗火性能最好的是钢筋混凝土结构，然后依次是砖混、砖（石）木，最差的是竹草土坯结构。普查数据显示，中国住房结构以砖（石）木结构（44.32%）和砖混结构 （39.38%）为主，钢筋混凝土结构住房仅为6.04%，仍然有2124.51万户（9.61%）的农户居住在竹草土坯结构住房中。就各省而言，31个省（市、自治区）中，27个省份钢筋混凝土结构住房比重在10%以下。而地震多发的云南、甘肃、四川等省，农村住房中钢筋混凝土结构却非常少。据云南省统计，全省870多万户农户中，约20%的农村民居达不到抗震设防要求，需拆除重建，约60%的民居需进行抗震加固改造①。竹草土坯结构住房在西部和东北地区部分省份占很大的比重，新疆（54.31%）、（44.15%）、云南（38.87%）、甘肃（36.23%）、青海（36.07%）、黑龙江（33.84%）等地占很大的比重。这些耐火等级低的土木建筑，通常也是火灾隐患。
泥石流、山体滑坡、重力崩塌等地质灾害，亦是农村住房安全的几大隐患。
此外，在中国沿海地带或者内陆濒临大江湖泊平原地区，还经常遭受台风或者洪涝灾害的危害。
3.5公共设施和环境配套不同步
农户在热衷投资住宅的同时，却较少关心公共设施和环境的投资，导致农村呈现“只见新屋，不见新村”，“室内现代化，室外脏乱差”的不同步发展景象。
3.5.1公共设施配套不足
农普资料显示，中国22 108万户农村家庭中有2265万住户反映获取饮用水存在困难，占10.3%。全国有一半以上的农村家庭享受不到管道水。只有23.1%的住户饮用水经过净化处理。此外，只有10.7%的村有体育健身场所，13.4%的村有图书室、文化站。
3.5.2村内环境存在脏乱现象
在本次普查的19391个镇中，仅19.4%的镇生活污水经过集中处理，36.7%的镇有垃圾处理站。24.5%的村饮用水经过集中净化处理，15.8%的村实施垃圾集中处理，仅20.6%的村完成改厕。
4新农村建设背景下农村住房问题解决方略
农民住房条件的改善与提升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到社会、经济、文化、技术、自然、精神等多领域，是一个整体、共生、协调的概念，也是一项长期、渐进的持续工程。
4.1统筹城乡发展，提高农村经济发展水平
中国城乡住房质量、城乡居住环境存在非常大的差距。这种差距很大程度上因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和收入水平低所致。当前农村居民的住房消费还停留在比较低的阶段和档次上，大多是为了满足基本生活需要。因此，中央和地方政府应落实科学的统筹城乡发展观，通过城市扶持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等措施，加快农村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农村居民住房消费，提高居住质量，切实解决农民住房问题。
4.2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加强对欠发达地区的扶持
中国幅员辽阔，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比较突出，只有加大统筹协调的力度，缩小各地区的发展差距，才能实现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和谐发展。国家应积极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积极支持农村住房建设的重点和难点地区，加大财政资金对落后地区的支持，帮助欠发达地区完善交通、供水、供电等基础设施，加强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促进欠发达地区的发展，实现农村居住质量的全面提高。
4.3多渠道筹集建设资金，大力推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只有彻底改善农村公共基础设施，才能真正提高农村居民的住房条件。因此，要建立“各级财政补助、村级积极筹集、农民群众出资、社会各界捐助”的多方参与机制，多渠道筹集建设资金。应明确规定各级财政新增事业经费和固定资产投资增量的一定比例必须用于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把道路、给排水、供电、通信、污水和垃圾处理等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并按照适度超前的原则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同步规划、同步推进、同步落实。同时，要完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和卫生服务体系建设，特别是加强村级文化室、卫生室、体育设施等建设力度，为农村居民提供较为便捷的文化服务和卫生保健服务。另外，还要引导农民转变观念，用整体发展眼光，促进农村住房与配套设施的协调发展。
4.4科学编制县市域规划、村庄布局规划，加强中心村建设
在当前我国进入城市化中期加速发展阶段，加快编制县市域规划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用县市域规划取代原来的城镇规划，有利于城乡和区域协调发展，完善城乡功能，增进城乡联系，整合规划资源，提高规划管理水平。同时，还要科学、合理地编制村庄布局规划，明确中心村的布点，使其与村庄规模调整与撤村建居工作相结合，搞好村庄规划与县市域规划、土地利用规划等的衔接。政府还应加强规划和管理，大力提倡农村集中居住，鼓励节约用地，对于农民新建住房设置严格的面积和户型规定。一方面，鼓励农户向集镇和中心村迁移，对一些自然环境恶劣、资源匮乏、交通不便等欠发达地区的农居，以及生态环境敏感区和重大工程建设区的农居，宜采取异地迁移模式。另一方面，要对旧农居用地进行复垦还耕，盘活存量用地，以促进土地资源的节约利用和可持续利用。
4.5实施农村住房累进物业税
经济较发达地区，农村住房投资过度，一户多宅、人均面积超标现象严重。建议政府征收农村住房累进物业税。考虑到农村地区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经济基础相对薄弱，农民负担能力有限，可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制定一些辅减免税收政策，如对农村居住用房免税，对中西部贫困地区免税等。这样不仅能控制农民摊大饼式的占有宅基地现象，同时也可以补充房产税收入，使地方政府有更多的财力投入到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当中。
4.6科学选址、动态监测，提高防灾抗灾能力，加强监管，消除安全隐患
在自然灾害频发地区，要进行村庄的科学选址，对于较易受自然能灾害影响的村庄，首先应鼓励整个村庄以合适方式整体搬迁，对经济困难户政府可以给予适当补贴。对于整体搬迁有难度的村庄，地方政府应加强对自然灾害的动态监测，建立起完备的应急预案，保证在灾害来临之前农村居民能迅速撤离至安全地带，保护其生命财产安全。
此外，政府应大力宣传加强农民自建房防灾抗灾的能力，提高农民的住房质量意识。加大对农民住房质量的监管力度，组织技术力量定期对村镇建设工程进行全面检查。农民新建住房要经过当地规划部门的规划审批，有正规设计图纸，施工队伍必须经过正规技术培训，建房过程要有必要的质量监督，切实改变农村建房无规划审批、无设计图纸、无工程监理、无资质施工的“四无”现象。
4.7建立政府管理下的宅基地市场，规范农宅流转
完善农宅产权和流转制度，为农宅顺利流转提供健全的制度保障。建立以永续使用权为核心的农村宅基地制度，明晰宅基地的产权。建立政府管理下的宅基地市场，规范农宅的流转。此外，还应该通过各种相关配套政策如减免流转过程中的税费、对空置农宅适时开征房产税，鼓励和督促迁出户、一户多宅户、超占户卖出空置的住宅；对购买住宅的农户，则严格按照“一户一宅”的原则加以限制。按照最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规范农村宅基地市场，确保土地资源的合理、永续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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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村；城镇化；产业发展
中图分类号：R127文献标识码： A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镇化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城镇化率从由17.9%上升到51.3%仅用了30年的时间，以平均每年近1个百分点的增长率在提高，我国的城市数量也增加了400多个，这些都说明我国的城镇化水平与发达国家的水平差距在迅速缩小。城镇化率在30%开始加速，达到70%后开始平缓发展，按照我国的城镇化的发展速度，离我国要到达平缓阶段还需要近20年的时间。但在如此快速城镇化发展速度的背景下，如何提高城镇化的质量，克服城镇化障碍制约因素，保障城镇化动力，特别如何提高农村城镇化发展，是今后城镇化发展要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 我国城镇化发展的趋势
（一）数量型向质量型发展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的城镇化迅猛发展，城镇化速率让世界震惊。但是，高速的城镇化发展是建立在低质量和低成本城镇化的基础上的。[1]城镇化不是单一的人口向城市聚集的过程，城镇化的核心应是以人为本，建设人的城镇化而不是数量和规模上的城镇化，这是未来城镇化发展模式的主导方向。这要求城镇化发展要从单纯的数量扩张和规模扩大向城市质量提升转型，建设从空间形态向以人为本转型，建设重点在城市基础设施的配置完善和突出城市特色功能，促进产业发展提高低收入人群的消费能力，降低城市门槛提出利于农民工城市化的途径。
（二）以大都市和城市群推动全域城镇化发展
我国大多是人口主要分布在东南沿海地区和平原地区，这里也是大量产业的聚集地，形成了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超大型城市。以这些大城市作为发展的核心向周边的中小型城市辐射，带动其发展，使其综合能力增强。并在以核心为发展的模式下，周边的城市与中心城市的互动加强，资源共享，设施共用，在解决了小城镇基础设施配置难问题的同时也解决了中心城市资源短缺的问题。但要减弱大都市特大城市的人口吸引力，控制其人口增长和发展规模，把产业和经济主体向外迁移提高周边中小城市的吸引力，使中小城市能吸收更多新增城镇化人口。
二 农村城镇化发展问题
（一）农村城镇化发展的制约因素
城乡二元结构体制成为制约农村城镇化发展的主要制度因素，这种制度从根本上以户籍管理的方式阻碍了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的转化。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来到城市支援城市建设，确不能同城市居民一样享受城市建设的成果，农民被制度拒之在城市的门外，外来务工人员没有户籍关系而不能受到基本保障，子女不能同等受教育，这些都使农转非成为障碍。同时，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极度不完善，医疗和养老保险制度都极度欠缺，这些致使农民离不开土地，某种程度上抑制了农民城镇化的进程。
（二）农村城镇化发展所面临的问题
建设方向问题。在城镇化的进程中，很多地方盲目追求城镇数量和规模以及城镇人口的扩张，重点的建设项目在城镇的空间上，以城镇的空间形态和物资生活环境来衡量农村城镇化的进展。而对作为城镇化发展主要动力的产业发展没有合理建设及运营，农村产业结构亟待升级，农业发展缓慢，农村的经济形态，农民的生活方式，农民的价值观从根本上没有转变，即使是农民住上了楼房与城市居民从本质上还是存在差别，农村城镇化建设还没落到以人为本的阶段上。
产业结构调整不等于简单的工业化。要实现全域的城镇化，特别是农村地区的城镇化，需提高农村生产力，大力发展农业现代化，加快第二三产业的建设，提升农村的经济结构，城乡经济带动城乡建设，实现农村的现代化城镇化建设。
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我国小城镇农村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在很多方面都极其滞后，在交通设施方面，农村的道路等级低，道路的承载能力远低于城镇化发展所需的交通运输需求。在市政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很多农村小城镇缺水合理的排水系统和污水处理系统，同时没有合理的燃气和给水系统，农民的生活基本上还是以自然的生活方式在进行。
区际间小城镇缺少协调统筹发展。城镇化的发展是一个动态的，协调发展的过程。农村城镇化的进程中各地方以自身的利益出发，盲目追求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忽略了地方本身的客观条件，没有考虑当前发展和建设与未来前景的结合，各区域间发展缺少协调性，致使区域间整体城镇化发展缓慢，区域的整体效益提升不高。
三 农村城镇化发展的建议
改革城乡二元结构，整改相关配套制度。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是农村城镇化进程中的必要环节，建立城乡统一的户籍登记管理制度，让农民能自由进出城市，完善农民进程的社会保障体系，降低农民进城农民自身所担负的成本，弱化外来人口管制，实现新增城镇化人口与原有市民的均等待遇，减少农民进城的各项阻力。同时，弱化农民与土地的依附关系，农民进城后可以对土地进行承包转让，完善农民社会保障体系，农民进城能有制度保障养老。允许农村集体土地作为股份有偿参与城镇建设开发，解决城镇建设土地匮乏的问题。还要对城镇化资金合理支配，建设多渠道的融资体制，科学合理的管理体制，增加对小城镇建设的资金投入。
工农业协调发展，加快城镇化进程。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资本密集型企业的发展，乡镇企业对农村劳动力的吸附能力在减弱，乡镇企业的发展应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加工工业和为农业生产提供成产要素的产业，使工农业结合协调发展，工业带动农业发展，农业为工业发展提供原料的模式。同时，放宽政策，转变观念，突破传统发展模式，拓展视野，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鼓励农民利用新的科学技术，理解致富信息，提高农业生产力，发掘自身潜力。
大力推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基础设施的建设是农民民生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农民能切身体验和感知身边实实在在的改变。提高农民科学文化素质。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越来越多的新技术也应用到农业的生产发展中，这无疑需要农民来掌握新的农业现代化技术来适应快速发展的潮流，同时新技术的革新带来的是劳动生产力的提高。所以，加强农民的科技培训势在必行，要健全农村培训基地和配套设施，具备相应水平资格的培训人员来定期举行培训，要注重新技术的先进、实用、易推广性，使农民能够接受和学习并传授给他人。
在城镇化高速发展的背景下，农村城镇化的滞后现象必然是今后城镇化进程中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城乡一体化建设是加速城镇化的有效途径。加快农村城镇化速率才能解决我国城镇化的短板，启动农村市场，增加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提高农民生活水平，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减弱城乡差距，实现全域行的城镇化格局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中国农村实现城镇化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1] 陈甬军，陈爱民.中国城市化实在分析与对策研究 [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114-120
关键词:福建；农村成人教育；战略分析；发展对策
一、福建农村成人教育发展的战略分析
（一）外部分析
1.农村劳动力现状及问题分析
2006年末，福建农村劳动力资源总量1 403.18万人,农村从业人员1 220.63万人，占农村劳动力资源总量的87.0％。2006年末，全省共有农业生产经营户423.07万户，比1996年第一次全国农业普查时减少6.0％。农业生产经营单位5.71万个。在农业生产经营户中，以农业收入为主的户占49.3％，比10年前减少9.4个百分点。2006年末，全省共有农业生产经营户423.07万户，其中以农作物种植业经营户最多，达362.18万户，占85.6％。林业21.50万户，占5.1％，畜牧业19.70万户，占4.7％，渔业17.53万户，占4.1％，农林牧渔服务业2.17万户，占0.5％。农业生产经营单位5.71万个，其中林业和农林牧渔服务业占的比重最大，分别占28.8％和31.5％。
农村劳动力存在的主要问题分析：
（1）农业从业人员年龄偏大，学历偏低，技术人员偏少。2006年末，全省农业从业人员613.87万人，其中按年龄分，20岁以下占3.0％，21-30岁占11.9％，31-40岁占25.4％，41-50岁占27.4％，51岁以上占32.2％；按文化程度分，文盲占9.5％，小学占51.6％，初中占34.4％，高中占4.1％，大专及以上占0.4％。也就是说农村从业人员将近60％在41岁以上，小学学历占了51.6％。农业技术人员9.24万人。占农业从业人员总数的1.5％。
（2）年青并具有初中文化程度以上的农村劳动力外出从业转移速度加快。2007年福建省城镇化进程达到48.7％。2006年，农村外出从业劳动力399.48万人。外出从业劳动力中，20岁及以下占16.2％；21-30岁占41.4％；31-40岁占26.3％；41-50岁占11.5％；50岁以上占4.7%。外出从业劳动力中，文盲占1.0％；小学文化程度占20.5％；初中文化程度占66.1％；高中文化程度占10.2％；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占2.2％。2006年新增转移农村劳动力44万人。①
（3）农村从业人员在沿海从事第二、第三产业居多，在山区从事第一产业居多。全省农村从业人员1 220.63万人，其中，在第一产业就业的占47.1％；在第二产业就业的占28.9％；在第三产业就业的占24.0％。福州市农村从业人员从事第三产业的较多，占40.5％，厦门市和泉州市农村从业人员从事第二产业的较多，分别是41.0％和50.3％，山区的三明市、南平市、宁德市、龙岩市和闽台农业区域的漳州市农村从业人员从事第一产业的较多，分别是70.3％，72.9％，70.0％，60.0％和59.8％。
（4）农村劳动力集中在农作物种植业，加工、营销等人才欠缺。2006年末，全省共有农业生产经营户423.07万户，其中以农作物种植业经营户最多，达362.18万户，占85.6％。农业现代化的目标要求为农业服务的其他行业，如育种、防治病虫害、运输、灌溉、能源、农产品加工、营销等，要有一个大发展，而我们最缺少的正是这类直接为农业服务的人才。
2.农业发展的现状及问题分析
（1）特色农业发展迅速。2006年我省九大重点特色产品的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84％，农民人均纯收入多年稳居全国第七位。其中全年水果产量495.40万吨，产量和人均占有量分别居全国第七位和第二位。茶叶产量20.01万吨，产量和人均占有量全国第1位。食用菌产量58.73万吨，产值和人均占有量均居全国第一位。蔬菜产量1 358.16万吨，人均占有量大大高于全国人均水平。全省各类特色农产品专业村达3 000多个，占全省农村专业合作组织数量的20％以上。以发展特色农产品为主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达1 100多个，参与农户达32万户，收入增幅比没有参加的农户高出5.4个百分点。
（2）闽台农业合作深入拓展。闽台农业合作进一步扩大，农业合作交流走在全国前列。海峡两岸农业合作实验区扩大到福建全省。全省累计批办农业台资项目1 916个，合同利用台资23.9亿美元，实际到资13.6亿美元，位居全国第一。全省引进台湾农业良种2 500个，先进与实用技术800多项。
（3）农村产业化经营组织发展较快。全省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销售收入每年都以20％以上的速度增长，带动了40％以上的农户发展生产。全省农产品出口创汇23.3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1.8％。全省各类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已发展到6 383个，其中，龙头企业带动型2 402个，中介组织带动型1445个，专业市场带动型285个。各类龙头企业固定资产总值达350.6亿元。销售收入543.5亿元，利税总额58亿元，其中销售收入上亿元的龙头企业130个。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带动了种植业基地3 384万亩，养殖业204万亩，牲畜饲养量1 566万头，禽类饲养量19 656万只。②
（4）外向型农业持续增长。福建近年来积极利用对台优势和对外优势，着力在闽台农业合作、培育特色产业和优势品种、推广订单农业、引进涉农资金和技术等方面寻求突破，外向型农业逐渐成形。2006年福建农产品进出口贸易总额超35亿美元，其中出口超23亿美元，居全国第四位，比上年增长18％以上。福建全省出口超千万美元的品种达到30个，其中柑橘、食用菌、大葱出口金额居全国第一位，茶叶、蔬菜、花卉居第二位，蛋品居第五位。全年农牧业（含加工）外资签约项目126项，总投资6.85亿美元，其中合同利用外资3.24亿美元，实际到资1.95亿美元。
农业存在的主要问题分析：
（1）农产品结构不尽合理，市场竞争力不强。福建农业近几年虽然保持着发展的势头，但发展仍然相当程度地保持着数量上的扩张，经营管理粗放，对产品质量重视不够，缺乏科技含量，产品的外观和内在品质不高，造成农产品市场竞争力不强，出现结构性过剩，突出表现在“四多四少”：一是一般产品多，名特优产品少；二是初级产品多，加工增值产品少；三是低档产品多，高质量、高附加值、高科技含量产品少；四是农作物中熟和集中上市的产品多，早晚熟或者能周年供应的产品少。这一结构特征直接导致福建农产品还很难适应日益多样化的市场需求，市场竞争力不强。
（2）农产品加工业发展缓慢，产业化水平不高。福建农产品加工产值与农林牧副渔总产值的比例不到1.5∶1，与发达国家4∶1的比例相差甚远，严重影响农业的增效，制约了产业化进程。表现出的问题主要是：一是规模小，生产经营成本高，产品产量不稳定，难以形成竞争优势；二是基地分散，与集中加工矛盾突出，缺乏专用的优质原料，加工企业与农户之间的利益联结机制不完善；三是技术创新能力不强，加工企业技术、装备、管理水平落后；四是产和销结合不紧密，农产品加工业滞后于市场需求及消费结构的变化，粗加工产品多，精加工产品少，高档产品生产能力不足；五是标准化程度低，质量安全问题仍然突出，名牌产品偏少；六是行业指导和服务滞后。③
（二）内部分析
1.办学思维定势，人才培养已经不能适应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
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以后，农村成人教育的传统优势早已不再。学校办学思维定式，办学模式单一，管理机制僵化，不是主动地去寻求教育与市场的结合点，不是主动地去探求新形势下全新的农村成人教育模式，而是套用陈旧的办学方式，在地方经济和文化建设中的领头羊作用没能得到充分的体现，学校自身的作用和能力也没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师资、设备、阵地等硬软件在教育发展的竞争中日渐处于劣势。
2.办学目标与农业发展目标及规划不能同步或者超前
福建农业发展有三大目标：一是现代化的农业建设，要求建设高标准农田，发展节水农业，发展规模化、集约化、工厂化的现代农业，发展外向型农业。二是沿海蓝色农业产业带。三是闽西北绿色农业产业带。大力发展生态型畜牧业和林、竹、蔬、果、茶、菌等绿色产品和优势产业，建设一批标准较高的绿色食品基地，培育壮大一批特色农产品生产加工营销龙头企业。
3.多部门管理格局，缺乏统筹协调的体制支撑
从现行的农村成人教育管理机构来看，呈现出多部门管理和实施的格局，从主管系统划分，有属于教育系统的，有属于其他行政管理系统的。从类别分有农业职业高中，有中职，有成人教育中心，有劳动部门的，有农技推广站。在现行体制下，农村成人教育机构要接受两个部门的领导，一是教育行政部门，二是属地的领导。这两个机构之间在某些环节上还没有产生令人满意的社会效果。不少地方领导将依附于政府、服务于政府的农村成人学校排斥于政府的工作日程之外，农村成人教育无法可依。
4.乡镇办学点少，在各类教育中处于相对弱势地位
从福建省九个地市有职业技术学校的乡镇分布来看，有职业技术学校的乡镇占全省乡镇比例是11.7％，福州市13.8％，厦门市30.8％，莆田市19.6％，三明市8.4％，泉州市18.8％，漳州市13.3％，南平市5.1％，龙岩市6.6％，宁德市9.8％。农村化技术学校虽然有一定的数量，但分布散，基础差，各自为政，缺乏统筹管理，在各类教育中，相对处于弱势的地位。
5.农民学习动力不足，尚未真正组织起来成为学习主体
农村的信息相对闭塞，很多农民还没有认识到建设新农村是他们自己的事业，他们是建设新农村的主体。有关部门向农民宣传党的新农村建设的精神、宏观的农业发展的政策、发展的规划、农村成人学习的重要性等，还不够深入、细致，总是简单地把农民当作政府关爱和扶持的对象。农村成人学校在办学过程中，对教育的内容、教学形式方面的选择，缺乏对农民的尊重，办学的构想与农民的实际愿望也不是非常吻合，农民学习的积极性相对不足。
二、新农村建设中福建农村成人教育发展对策
1.明确现代农业对现代农民的素质要求
现代农业是由现代知识型农民和现代企业家共同经营，具有较强市场竞争力的一体化、多功能的农业产业体系。它的基本特征具体表现在：大大拓展了农业的发展空间和产业链条，成为从产前、产中、产后密切相关联的、从田间到餐桌的一体化企业。是以合作制为基础的高度组织化产业。是以生产、生态、生息为目标的可持续产业。是以现代科技为支撑的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业，是以高素质农民和企业家为经营主体的集约型企业。现代农业决定了农村成人教育的办学要根据现代农业的要求，大力开发农村人力资源，培育现代农民。
2.统筹与协调管理体制，制定农村成人教育发展规划
农村成人教育要纳入当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之中，纳入国家社会保障体系。对农村成人教育要进行整体规划，明确目标、任务和保障措施。建立全方位的，全领域推进，各层次相互衔接，各类别相互沟通的教育体系；政府需要统筹协调。做到“统一领导，一家总管，大家来办”。各级政府要健全和充实农村成人教育管理机构，建设好农村化技术学校。要重视农业专业化组织的作用。要统筹规划，有效整合、利用农村中小学、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等教师、校舍资源。要创建与新农村相适应的新型多功能的农村成人教育示范基地。
3.根据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区域布局，确定农村成人教育的重点
福建省“十一五”规划明确指出：加强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巩固和加强农业基础地位。加快农业科技进步，转变农业增长方式，推进农业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和产业化经营，积极培育品牌农产品，大力发展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农业，加快建立和完善产加销一体化的高效产业体系，建立粮食增产、农民增收和农业投入稳定增长的长效机制。根据农业区域化布局，农村成人教育要适应农业发展的大局，进行教育重点、教育内容和办学计划、模式的设计。教育内容要分层次，多样化，为全面提升农民素质服务
4.教育经费投入要纳入各级财政预算，安排专项经费
农村成人教育经费要纳入各级财政预算，要按标准安排农村成人教育专项经费，并做到逐步增加。各级政府在安排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村科技开发和为民办实事经费的同时，要列支专项经费用于农村职业学校、乡镇成人教育中心的实用技术推广和劳动力转移培训。在政府增加投入的前提下，再通过政策倾斜，鼓励多渠道筹措农村成人教育经费。鼓励运用社会化、市场化的机制发展农村成人教育，逐步形成多元化的农村成人教育投入机制。要根据农业人口分布、各类农业产值确定成人教育的经费投入。
5.加强农村成人教育师资队伍建设
农村成人教育师资队伍建设，首先要发挥高等农业院校的作用。高等农业教育横跨高等教育和农业，具有很强的行业性和发展的特殊性，担负着为农业现代化提供人才支持和知识贡献的双重使命，是农业智力的依托和培养基地。他们要为农村成人教育培养、培训专业师资队伍，也可以送培下乡，成为农村成人教育的特聘兼职教师。其次，要加强农村成人教育师资队伍和专职干部队伍建设。乡镇成人教育中心校长、专职教师必须具备教师资格，在职务评聘、专业技术考核、福利、评选先进等方面与普通中学、职业中学享受同等待遇。
注释：
关键词：农村金融 城镇化 向量自回归模型
我国正处于快速城镇化的历史时期，城镇化已经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并且对世界经济的发展产生着巨大影响。2011年我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到51.27%，首度超过农村人口。而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在资金筹集、资源配置等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的转变是实现城镇化的重要方面，这一过程不仅需要城市经济的发展，吸引大量的农村人口，更需要农村自身经济的发展，改变原有的生活模式，从而通过发展把原有的农村人口转化为城镇人口。
国内外研究现状
国外学者关注到金融发展能够满足城镇化过程中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大量资金需求。Stopher（1993）认为城镇化进程中，金融发展能促进土地的使用。Kyung Hwan Kim（1997）指出城镇化需要良好的金融环境。国内学者重点研究了金融发展与城镇化的关系。理论研究一方面着眼于金融对城镇化建设中的基础设施提供资金支持。范川（2003）探讨了城镇化过程中存在资金需求远远大于资金供给的矛盾。陈爱莉（2004）城镇化对于巨额资金的需求，能够为商业银行发展创造巨大的空间和广阔的市场。倪凤 （2007）认为只有通过银行贷款获得资金才能满足城镇基础设施建设、产业调整等方面产生的大量资金需求，这将为银行的发展提供无限机会。范立夫（2010）论述了金融在支持城镇化进城建设中的巨大作用，并且指出金融在支持城镇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给出了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另一方面，部分学者指出了金融在支持城镇化进程中存在的不足和问题。如匡国建（2007）通过对珠三角地区金融状况的研究，认为要解决存在的问题应建立健全金融服务体系。实证研究方面，国内学者主要验证了金融发展与城镇化的因果关系。郑长德（2005）的研究表明我国城镇化水平与金融发展水平存在高度的正相关关系，经济货币化程度的提高是影响城镇化水平的重要因素，同时，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促进了我国金融中介的发展。许丽英（2007）通过实证检验认为我国金融发展水平对城市化的作用在不同地区显现了不同的作用程度。刘芳（2008）实证结果证明我国的金融发展水平与城镇化水平在长期内呈正相关，并且指出随着城镇化的发展金融深化程度会逐渐加深。
以往学者的理论研究多集中于以下问题：金融为城镇化过程中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大量资金支持和目前金融体系存在的不足之处，实证分析基本验证了金融发展与城镇化建设的因果关系。但是忽略了城镇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农村城镇化，也较少关注到农村金融的发展对于农村城镇化的作用及程度，这是本文着重解决的问题。
我国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城镇建设作用的实证分析
（一）指标的选取和数据来源
为了研究中国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城镇化建设的作用，拟采用两组指标。一组反映农村金融发展水平，一组反映农村城镇化水平。综合作用于农村城镇化建设的因素，反映农村金融发展水平的指标包括：
农村金融规模指标。结合我国农村金融的实际情况，居于垄断地位的机构依然是银行，金融活动主要是存款和贷款。一般都用金融资产规模相对于国民财富的扩展衡量金融发展水平，借鉴戈尔史密斯的金融相关率，通过农村金融机构的存贷款之和与农村GDP的比率作为农村金融发展规模的指标。该指标简记为RF。
农村金融结构指标。金融结构是反映金融发展水平的指标之一，也是作用于城镇化的重要因素，贷款是城镇化建设资金的主要来源，农村金融结构很大程度上体现在贷款结构。乡镇企业是农村经济发展的主力，本文设计乡镇企业贷款余额与农村贷款余额之比，衡量农村金融结构。该指标简记为RL。
农村金融效率指标。反映金融效率的一个重要的指标就是投资转化率。投资转化率是指金融机构将储蓄转化为贷款的效率。本文采用农村存款余额与农村贷款余额之比表示，该指标简记为RD。
农村城镇化即是城镇化过程很重要的部分，本文选用城镇化率来衡量农村城镇化的程度。即非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简记为UR。
农村存款余额为农户储蓄存款余额和农业存款余额之和，农村贷款余额为乡镇企业贷款余额与农业贷款余额之和，数据来源于《中国金融统计年鉴》1986-2011。由于各类统计数据中缺少对农村GDP的直接数据，因此，本文中农村GDP为我国GDP乘以农村GDP占我国GDP的比重，其中，我国名义GDP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11，1985-1992年农村GDP取值来自《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全国农村社会总产值”包括第一产业及农村二三产业产值， 1993-2008年农村GDP占GDP比重来自《中国农村经济绿皮书》。城镇化率指标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中国统计年鉴》2011。
本文选取的数据都是农村金融发展和城镇化的时间序列数据，但是由于时间序列对数据长度有严格的要求，并且综合数据的可获得性，取1985至2010年26年的数据。为避免数据的剧烈波动，消除可能存在的异方差，将各指标序列取对数。新序列分别记为LUR、LRF、LRL、LRD。
（二）序列平稳性检验
通过Eviews5.1软件，运用ADF 法检验各变量对数序列的平稳性。检验结果整理如表1所示。
在表1中，所选指标的对数序列LUR、LRL的ADF 统计值均小于置信度为95%的临界值，拒绝序列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说明序列在置信度95%的水平上是平稳的。对数序列LRF和LRD的ADF 统计值均大于置信度为99%、95%、90%的临界值，故而不能拒绝序列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说明序列都是非平稳的。对一阶差分后的序列DLRF和DLRD再进行单位根检验，可以看出ADF 统计值可以在99%的置信水平下拒绝原假设，即对数序列LRF、LRD为一阶单整。
（三）向量自回归模型的构建
由以上分析可知，LUR、DLRF、LRL、DLRD均为平稳时间序列，符合VAR模型建立对数据平稳性的要求。因此，运用序列LUR、DLRF、LRL、DLRD的数据建立VAR模型，DLRF、DLRD解释为农村金融发展规模、效率的增长率。经过初步判断VAR模型的滞后阶数，按照LR、FPE、AIC、HQ准则值均选择3为滞后阶数，并且在充分考虑方程及其变量的显著性水平的基础上反复试验，确定模型的滞后阶数为3，建立VAR（3）模型。
回归方程如下：
（1）
方程（1）各系数下方括号内为T统计量检验值，个别T值不显著，按照VAR模型的构建原则，参数是否显著并不是模型最关注的，只要VAR模型是稳定的即可。方程（1）总体的显著性水平和拟合程度也是能够解释问题的。接下来检验VAR（3）模型系统结构的平稳性。模型稳定的充分必要条件是模型所有根模的倒数小于1。根据稳定性检验结果，AR根图显示模型的全部根均落在单位圆以内，因此，可以说明VAR（3）模型是稳定的，根据其得出的脉冲响应函数的结果是稳健和可靠的。
（四）格兰杰因果关系确认
对序列LUR、DLRF、LRL、DLRD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验证变量间是否为Granger因果关系，置信水平为95%，最佳滞后期为5，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由表2中的P值可以看出，农村金融规模、效率的增长率是农村城镇化的Granger原因，即存在单向因果关系，说明我国农村金融规模、效率的增长能引起农村城镇化率的变动。农村金融结构因素不是农村城镇化的Granger原因，但后者是前者的Granger原因，说明我国农村城镇化建设一定程度上引起了农村金融结构的变化，但金融结构的变化不能显著引起城镇化率的反应。
（五）脉冲响应函数模拟
对于VAR模型，它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系统的动态特征，即每个内生变量的变动或者冲击对它自己以及所有其他内生变量产生的影响作用，这可以通过脉冲响应函数加以刻画。为了分析农村城镇化进程LUR对农村金融规模增长率DLRF、农村金融结构LRL和农村金融效率增长率DLRD一单位标准差冲击的反应，本文在上述已经建立的VAR（3） 模型的基础上，模拟脉冲响应函数。为了更充分的观察响应程度和趋势，本文将脉冲响应时间设定为100期，用Cholesky分解法来模拟VEC 模型的脉冲响应函数曲线，图1为基于VAR（3）模型的脉冲响应函数曲线。其中，横轴代表响应函数追踪期数，纵轴代表LUR对DLRF、LRL、DLRD一个标准差信息的响应。
如图1所示，城镇化率对来自农村金融发展规模、结构和效率因素的标准差信息在第一期都没有反应，在第2期开始有明显响应。首先，本文考察我国农村城镇化建设对农村金融发展规模增长的响应程度和趋势。由图1（1）显示，响应在第4期达到峰值，随后响应程度逐步缩小，并且一直呈现了微弱的负向响应。表明，我国农村金融发展规模的扩大对农村的城镇化建设并不具有预期的正向拉动效应。其次，考察我国农村城镇化建设对农村金融发展结构的响应程度和趋势。由图1（2）显示，响应在第10期达到峰值，随后响应曲线逐步收缩，呈现了微弱的正向响应，并且响应程度最小。表明，我国农村金融发展结构对农村的城镇化建设并没有起到大幅度的拉动效应。再次，考察我国农村城镇化建设对农村金融发展效率提高的响应程度和趋势。由图1（3）显示，对金融发展效率提高的响应程度最大，呈现了显著的正向响应，在第10期达到峰值，随后逐步减弱。表明，我国农村金融发展的效率提高对农村城镇化建设起到了正向拉动效应。
（六）方差分解
方差分解是通过分析每一个结构冲击对内生变量变化（通常用方差来度量）的贡献度，进一步评价不同结构冲击的重要性。通过系统中各变量冲击所作的贡献，从而了解到各信息对模型内生变量的相对重要性。为了更好地描述来自农村金融发展规模、结构和效率的一个标准差结构冲击在城镇化的动态变化中的相对重要性，本文对城镇化率（LUR）进行方差分解，结果见表3。
由表3可知，城镇化率的波动在第一期只受到自身波动的影响，农村金融发展规模、结构和效率因素的波动在第二期才对城镇化率的波动产生效果，并且冲击程度较为微弱，只有2.86%、0.06%、5.16%。随后，在城镇化率的波动中，农村金融规模因素波动的冲击程度呈现先扩大后缩小的趋势，第4期贡献度达到10%，第10期又缩小至5.34%；农村金融结构因素波动的冲击程度呈现小幅平缓上升趋势，第10期升至2.37%，冲击程度较小；农村金融效率因素波动的贡献率逐步迅速增大，到第10期，贡献度达到41.23%。说明从效应大小分析，农村金融效率的波动冲击对城镇化率的波动影响较大，而规模和结构因素的扰动效用较小。
（七）基本结论
本文通过对农村城镇化率和农村金融发展规模、结构、效率指标建立向量自回归模型，运用格兰杰因果检验确认变量间的格兰杰因果关系，利用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考察我国1985年到2010年农村城镇化建设对农村金融发展规模扩大、结构调整、效率提升的响应程度及三种因素对这种响应的贡献度。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我国农村金融发展规模的扩大对农村城镇化建设的影响较小，并且呈现了负向效应，说明目前农村金融发展规模的扩大无法有效推动农村城镇化建设，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目前我国农村金融规模的扩大依然多集中在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严格监管农村民间金融市场，缺乏完善的金融市场竞争机制。一方面，由于缺乏抵押品，正规金融机构开展农村信贷业务的风险增大，提高利率可以降低风险，但监管机构严格的信贷利率政策使正规金融机构丧失了开展农村信贷业务的积极性，迫使城镇化建设的大量资金需求转向高风险的民间金融市场，而目前我国农村民间金融市场一直处于非法化的状态。另一方面，由于长期以来国家政策的扶持，农村信用合作社、农业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一致居于农村金融市场的垄断地位，缺乏竞争机制导致了金融供给不足。我国农村金融规模扩大的模式不能满足农村城镇化建设需求，甚至起到了阻碍作用。
我国农村金融发展结构变化对农村城镇化建设的影响最小，呈现了微弱的正向效应，说明我国农村金融发展结构对农村城镇化建设的作用微弱。农村金融结构的调整仍然不能充分发挥金融资源在不同产业的配置调节作用，促进农村地区产业结构优化的作用不显著。我国农村金融发展效率的提升对农村城镇化建设发挥着主要作用。
相关对策建议
首先，建立健全农村地区信贷业务的抵押担保机制，放松对农村信贷利率的管制。农村地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和制度制约，严重缺乏抵押担保物。农民最大的财富住房和土地，均因无产权证明或属于集体所有而无法用于担保，应该完善土地金融制度，比如可以允许农民用合法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做抵押。金融监管机构采取相关手段，激发金融机构对农村信贷业务的兴趣。
其次，逐步放宽对农村民间金融的管制，通过有效的管理，将民间金融纳入到正规金融市场中，降低民间金融风险，引入多样化的金融组织，增强农村金融市场的竞争。通过相对自由的市场，把金融资源引导向有需求的农村部门。
再次，政府要积极进入农村金融市场，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同时注意运用政策性金融手段，保护农村金融的发展。根据市场需求，适时适当的调控，保证国家的大量开发投入流入真正有需求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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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村成人教育；新城镇化；现实问题；转型路径
目前，农村依然有很多人需要成人教育，这部分人普遍集中在30—50岁之间，属于农村劳动力的中坚力量。他们大部分都停留在初中教育阶段，甚至很多还停留在小学教育阶段。对于农村生活与发展而言，这部分劳动力过去十年的劳动经验并不受到学历和学识的限制，但是，随着新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很多农村地区的经济都有了长足发展。现如今，这部分劳动力的学识和学力，已然不足以支撑他们应对新城镇化的发展速度，所以，我们对新城镇背景下的农村成人教育转型发展进行研究，希望可以探讨出更为合适的发展路径，帮助我国农村中大量的中青年劳动者接受新时代成人教育，接轨新城镇发展。
一、“新城镇化”与“农村成人教育转型”的耦合关系
(一)“新城镇化”的时代定义
“新城镇化”全称应当是“新型城镇化”，根据2014年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的指导思想，我们可以将“新城镇化”赋予一个全新的时代定义。在社会主义全面高速发展的今天，实现农村的城镇化，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和精神富裕水平是目前我国重要的工作任务。而“新城镇化”实际上是承接“城镇化”的政策思想，结合新一代的科学技术与产业升级思想，将农村生产与创新进行有机结合，实现农村向城镇发展的转变。而“新城镇化”应当解决的几个重要问题就是：资源再分配、技术升级、现代化设备、产业布局调整以及人才引进与培育。
(二)“农村成人教育转型”的基础概念
我们提出“农村成人教育转型”，是要对原来的“农村成人教育”进行一种教育制度和教育内容的升级。这种升级，不仅仅是对整体成人教育内容范围的补充，也是对教育对象的升级。过去，我们的农村成人教育对象主要集中在18—40周岁之间的农村成年者，这其中，男女比例大概有8∶2。造成这种性别比例的两个主要原因是：首先，农村家庭女孩子成人后打工挣钱嫁人是一条常规道路，认为花时间接受文化教育划不来、没必要。其次，女孩子自身缺乏一种受教育公平意识与社会公平竞争意识，大部分农村女孩子由于从小接受家庭的非正确价值观影响，也十分认同“教育无用论”。她们大部分非常羡慕那些“嫁得好”的女人，却不知道自己也可以靠知识“活得好”。所以，农村成人教育转型，就是首先改变农村家庭对成人教育的负面看法，让农村人不再认为成人教育只是“混日子”，同时也要改变农村女性对成人教育的负面看法，实现教育的性别平等与地域平等。[1—2]
(三)“新城镇化”与“农村成人教育转型”的耦合关系
1.新城镇化对农村成人教育转型提出新的时代要求
新城镇化的过程需要农村整体向城镇发展转型，整体的要求是：一方面经济建设要跟上城镇建设的脚步，产业升级改革要迅速而有布局，尽早帮助农民脱贫致富；另一方面精神文化建设要跟上时代的脚步，农村成人教育应当帮助农村成年人实现精神文明的富裕。
首先，农村成人教育要完成农村的扫盲工作。目前农村成年群体中依然存在大量初级文盲现象，这部分群体集中在40岁以上，尤其以女性居多。所谓初级文盲并不是完全不认识字，这部分群体小时候上过几年学，但是由于家庭原因很快便辍学了，但随着信息化和科学技术的普及，这部分人学会了使用手机等新工具，但对于文字的感知和语言的使用能力，还是处于初级阶段，甚至无法使用普通话，所以，新城镇化首先要求农村成人教育完成成人扫盲工作。[3]
其次，农村成人教育要完成技能与文化知识双普及工作。对于农民群体而言，能实现经济效益才是硬道理。所以，在普及文化知识的同时，应当教育农民群体学习相应的职业技能与农业科技，方便农民通过成人教育获得相应的生存发展技能，实现自我富裕。
2.新城镇背景下农村成人教育转型存在要素整合需求
新城镇背景下，农村成人教育之所以必须进行转型，是因为目前现有的教育要素存在一种矛盾对抗，这种阻力严重影响了我国农村成人教育推进的步伐和速度，所以，我们必须完成要素整合。
(1)办学理念。技能和素质对于目前我国农村成人群体的重要性已不言而喻。实际上，我国农村的城镇化绝不能简单只是进行经济上的补助或公共资源的优化配置，我们要完成农民群体的整体素质优化，就要授之以渔。要改变以往陈旧的办学理念，将技能与素质教育糅合在实践与现实之中，切实帮助农民完成职业或事业选择，提高其自我成就能力。[4]
(2)受教群体。对于新城镇背景下的农村成人教育而言，功利性不能太重，我们不能仅仅将成人教育带给成年男性，却忽视了女性接受教育的需求。同时，也不能因为长者年纪过大，就忽视其对文化知识的渴求。新城镇化，不仅是农村与城镇平等发展，更要农村与城镇一样，实现内部平等自由。
(3)专业性与志愿性问题。过去，农村成人教育的师资团队一般都是由农村中的中小学教师团队或志愿支持或收费进行的教育团队。在这种模式下，成人教育容易与中小学教育混淆，对于成人对象，应当区别中小学生来看待。一方面成年人的心智更加成熟，理解力更快，应当适当改良教育内容；另一方面成年人的自尊心理相较于中小学生更重，所以应当区别对待，避免产生不必要矛盾。
(4)成人教育体制。我们认为农村也是存在市场区别的，这就是新城镇化带来的现实改变之一。市场需求和社会需求是不完全一致的。从某方面来看，市场需求甚至是反社会需求的。比如在社会生活中，国家希望农民群体要稳中求变，一切成人教育知识应当教育农村成年群体安居乐业、积极维护党的正确领导。而在市场需求中，我们认为市场要的是创新，五十年前我们农村同胞学习如何种田养猪，而今天他们学习如何做淘宝，实际上都是一样的道理，我们需要跟随时代的脚步，要创新创业，才能保持活力。
(5)传统与现代两种教学方法。传统成人教育方法针对相应的专业课程，将课程文化通过课堂传授给学生，学期末完成考试，学业结束颁发学业证书，这种流程是常规的成人教育方法。但新城镇背景下的农村成人教育，应当适当改良传统教育方法，运用现代化教育方法，以适应新城镇背景下农村成人教育目标。我们采用现代化的教育方法，一方面是为了加快农村城镇化进程，另一方面，现代化教育方法也可以给学生更多机会实践，巩固知识，毕竟成年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年岁的增长逐步衰退，实践能加强学习记忆。
二、新城镇背景下农村成人教育转型的现实问题
由于研究需要，本文设计了一份简单的调查问卷，针对贵州的安顺市、毕节市以及铜仁市的农村地区进行化教育水平测试。经过1000份调查问卷的筛选，其中仅有670份问卷是有效问卷。而在这670份问卷中，男女比例为428∶242，其中，女性拥有高中以上学历的仅有132份。占比是女性中的54%，占整体比例中的19.7%。而针对家庭年收入的调查中，如下图所示贵州地区的农村家庭年收入大量集中在2万—8万之间，平均下来月收入1600—6666元之间，这样的家庭收入实在难以负担家庭的教育支出，所以，我们也比较能理解为什么“寒门再难出贵子”。
(一)目标定位模糊，效率低下
首先，政府部门对农村成人教育的定位模糊。一方面，政府知道要提高地区教育水平需要推动成人教育，但是农村成人教育本身是什么，地方政府实际上是缺乏有效认知的。缺乏认知，自然就觉得可有可无；对成人教育的必要性认知不全面，就会认为成人教育只是教育领域的附属品，缺乏重视。另一方面，政府对于成人教育的认知不全面，就无法获知成人教育的功能定位。实际上，农村成人教育转型，就是要完成农村成人劳动力的升级转型，要实现就业提升，要促进农村经济发展。这些都是必须建立在政府对农村成人教育有正面认识和定位的基础上的。
其次，社会各界对于农村成人教育的目标定位模糊。如下图，我们在对贵州三市的社会调查中显示，目前社会中超过43%的群体对于农村成人教育的必要性认为“没什么必要”，这种认知直接导致了我国农村地区的成人教育遭遇“冷板凳”。教育者努力争取教育资源，但农村地区固有的农村思想认为教育针对小孩子还比较有用，对于大人就意义不大了。这种错误的思想导致农村成人教育始终无法有效推广。[5]
最后，农村成人教育机构的自我认知定位错误。作为农村成人教育的传播者，特别容易陷入一种自我定位混乱的状态，认为自己就是拿一份工资做一份工作，失去对于教育本身的热情与期望。实际上，成人教育与其他教育类型应当是平等的教育模式，同样是教书育人，不应当存在身份差异。作为老师，应当认清在新城镇背景下自己的教育使命，要提高自己的专业素养，而非自暴自弃。
(二)结构体系混乱，缺乏标准
首先在课程设置上，目前我国的农村成人教育课程结构是不完善的，如下图，在对贵州三市进行调研之后，发现前三名的课程设置都是集中在国家方针政策教育、科技农业知识教育以及职业技术教育方面，三者的占比都是21%—23%之间。从这个比例来看，国家方针政策教育与科技农业知识教育一共占据了超过43%的比例，也就是说，大部分的农村成人教育课程都没有把文化教育与二三产业生产服务教育放在重要位置。
结构体系混乱，同时也体现在农村成人教育的体系联动上。事实上，农村成人教育是存在两种维度的体系联动的，其一是城市成人教育，其二是农村其他教育类型。但事实上，目前的农村成人教育缺乏这两个维度的有效联动。在没有联动效应的带动下，单纯推农村成人教育，就容易陷入自我膨胀的陷阱，最终会因对市场的错判而变得孤立无援。
(三)管理体制不全，缺乏监督
管理体制问题主要还是涉及对象管理、主体管理以及行为管理三个方面。
在对象管理上，存在放任自由的现象，不管农村人口特性，政府部门只管上报总数据，却忽略了数据存在的男女不平等与长幼不平等的问题。农村劳动力作为家庭核心的现象无可厚非，但是随着新城镇化的到来，家庭劳动力是可以进行内部转移的，关键就在于能否提高效率以及是否出现产业升级，比如家里的老人在获得教育启蒙的情况下能充分发挥自己的兴趣爱好，生产质量上乘的手工刺绣，而年轻劳动力能通过互联网将产品进行电商营销，自然就能获取更大的经济收益。所以，农村成人教育的对象管理存在失衡，需要管制。
在主体管理上，农村成人教育单位相比于城市成人教育单位更加混乱不堪，很多单位实际不具备教学资质，但由于缺乏有效管理，所以自由生长。也正是这种不正规成教机构导致了社会各界群体对农村成人教育的偏见与定位模糊。
在行为管理上，一方面是对教学主体的行为管制缺乏法治建设，对于违法犯罪行为打击不到位。另一方面，对于接受教育的对象，我们缺乏保障机制，在他们受骗上当之后，很难通过法律途径获取有效帮助。这种情况主要是由于农村教育当局和地方政府缺乏建立有效的监督管理机制，或者缺乏有效引导群众监督行为导致的恶性循环。[6]
(四)资源保障缺位，投入过少
资源保障缺位主要还是由于国家投入过少的问题，前文已经讨论过政府对于农村成人教育的定位失范问题，在对农村成人教育没有清楚认知的情况下，自然投入就不会充分。实际上，这不仅仅是政府的问题。因为在社会学研究中，我们发现很多社会问题哪怕政府关注不到位，只要社会是认同的，政府投入不足依然会有社会资源和市场资源的进入。但是农村成人教育这个版块并没有，也就是说，不仅仅是政府，社会中的大部分人都对农村成人教育存在偏见。认为农村成人教育就是在浪费时间和金钱，有这个功夫还不如多下地种田，或者不如多建几所希望小学，毕竟孩子才是国家的未来和希望。这种思想有其价值所在，但是从教育平等和时展需求来看，现下，解决农村的成年人口受教育问题，实在更为重要和关键。[7]
三、新城镇背景下农村成人教育转型的实用路径
(一)发挥农村教育优势，注重农技与文化知识
经过对贵州三市的农村成人教育情况调研结果分析，我们发现超过72%的农村成人教育机构几乎都是纯专科、本科教育，而可供选择的专业类型基本都是管理类、土木工程类以及医学类，具体以电子商务、工商管理、土木工程、环境卫生工程、护理、中医药等专业为主。从专业设置的情况来看，首先出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对于农村成年劳动力而言，他们缺乏对这些专业的认知能力，或者凭借自己的社会关系也无法寻找到自己真正喜欢的专业，这种情况下即使勉强入学，也很难凭借自己的喜好去完成学业。其次，这些专业实际上对于农村劳动力而言，真正的帮助并不太大。他们需要的是能为他们的家庭增加收入或者实现自己的能力与爱好的专业，而非简单的一纸文凭。所以，我们提倡要发挥农村教育优势，利用农村的线下实践机会，增加农技学习课程，开设更多农业、手工业或者其他劳动密集型专业，为农民提高专业生产水平的同时，辅以文化知识，提高农村劳动力整体竞争力水平。[8]
(二)引入PPP模式，加快农村成人教育市场化
PPP模式是近几年来比较流行的“政府—私企—合作”三体模式，目标是通过政府的服务外包和市场的有效介入，提高政府的功能配置能力与监督管理能力。在这种模式下，政府不再是政策的实际执行方，而是政策的制定者、外包者与监督者。通过服务外包，可以将政府职能转型为市场行为，而市场行为是具备竞争性的，一旦企业的服务无法达到政府要求，就会有竞争者介入，有利于提高政府的服务水平与群众的满意度。而对于农村成人教育，我们也提倡要进行PPP合作，政府需要建立“城市—农村”“普通教育—成人教育”等一体化管理体系，但是体系的建设过程需要寻找职能合作企业，这种企业能更好帮助政府进行民意调查，根据调查结果进行体系设计，再反馈给政府部门进行审批，提高效率和有效性。政府角色改变，成为标准制定者和监督者，能更好看清群众的真实需求，也能更好发现农村成人教育的意义与时代目的，结合新城镇化的建设要求，重新定位农村成教的转型方向与目标。
(三)打造农村成人教育区域模块化平台
承接上文PPP模式，我们建议还是应当打造农村成人教育区域模块化平台，将地区的成人教育和普通教育共同上线联网。区域模块化的内容具体可以包括农村成教、城镇成教、农村普教、城镇普教等，其中成人教育板块应当进行多专业多领域划分。我们建立平台的动因是随着新城镇化的发展，农村的信息化水平与城镇同步只是时间问题，目前智能手机所构建的移动网络系统已然形成，这对我们构建区域模块化平台提供了非常便捷的途径。
设计与构建平台，首先是要解决思路和理念问题。要将农村成人教育的理念同步更新，完善全成员参与教育学习的体制，健全全渠道全路径学习的功能，调动城市与周边乡镇的资源，为学生提供更为先进和具备经济效益的学习资源。区域模块化，还要求地区要形成共享机制，在区域内的各个城镇与乡镇应当形成定点帮扶关系，这种关系的建立要靠地方政府来维系，所以，我们建议采用PPP模式，由外部单位来设计构建平台，地方政府来检验执行，提高效率，为新城镇背景下农村成人教育转型增速。
(四)优化农村创新创业环境，促使成教成果落地
2007年10月30日，由加拿大国际发展署中加农业项目、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共同主办的“性别与农村发展研究网络成立大会暨农村转型中的社会性别问题研讨会”在北京举行。来自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全国妇联妇女发展部、全国妇联国际部、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民政部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司的领导和专家，加拿大国际发展署中加农业项目、可持续发展项目、小农户适应全球市场发展项目的项目官员，小城镇研究中心、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中科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中国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北京市社会科学院、中华女子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国农业大学等专家和学者以及来自《农家女》杂志社、陕西省妇女理论婚姻家庭研究会、社会性别与发展在中国(CAD)网站、中国扶贫基金会、妇女环境与健康行动小组、宁夏扶贫与环境改造中心等机构的负责人，约三十多家机构、近五十人参加了会议。会议的主题之一是宣布“性别与农村发展研究网络”的成立，其次就农村转型中的社会性别问题展开主题讨论。
“性别与农村发展研究网络”是由中加农业项目发起、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构建的社会网络。网络的宗旨是为促进农村发展中性别平等与发展的机构和个人提供交流和服务的平台，促进农业领域内的性别意识主流化和性别平等。网络有两个层面的目标：(1)政策影响。也就是把性别视角纳入农业和农村决策系统；提高决策者的性别敏感度；开发出适合三农的性别监测和评估指标；倡导性别统计和性别预算；促进妇女参与基层民主政治建设。(2)社区影响。使社区受益于网络的运转，比如在村规民约中体现出性别的视角，使农村妇女真正受益。其次就是帮助、扶持更多的草根组织。网络成员包括高层决策者、专家学者、地方政府官员、民间组织、非政府组织等各个领域。网络将开展培训、编发简报、互访、项目合作和进行政策倡导等方面的活动。与会者对网络的成立均表示了热烈的祝贺和积极的支持，同时对网络下一步的行动计划进行了有益的探讨。
与会者还从行动研究及实证研究两个层面对农村转型中的社会性别问题展开了主题发言和讨论。从行动研究层面，与会者认为，在具体项目实施过程中要融入社会性别视角，促进妇女和男子平等地参与决策，减少在获得和支配资源以及从发展成果中受益存在的社会性别不平等。具体的行动有：编制和落实性别平等手册、开展社会性别敏感基线调查、社会性别平等培训、妇女领导力培训以及支持和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发展。结合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有专家利用实地调查数据重点阐述了农村妇女对新农村建设的需求和期盼。调查显示，“缺资金”是农村妇女生产中的最大困难，其次是缺技术和致富门路(项目)。“盖房子”和“支付子女的教育费”是农村妇女家庭最大的支出；“家里人生病”是农村妇女最担心的事；参加专业合作组织比例低是影响农村妇女增收致富的主要因素；“要照顾老人和孩子”是影响农村妇女外出打工的主要原因。总之，关注农村妇女的需求、关注她们的话语权，确保农村妇女和男子一样参与项目并从中受益是行动研究中实施和发展社会性别平等策略的关键。从实证研究层面，与会者认为，结合中国的转型过程，性别研究的视角主要集中于权利视角、社会视角和经济视角。包含参与决策权利、土地权益、财产权益、家庭、组织、福利、分工、收入、就业、贫困等各个方面。从性别研究的社会视角来看，有学者的实证研究表明，农村女性的社会资本对婚姻暴力的抑制作用总体上看比较有限，但是对预防婚姻暴力仍起到一种象征性的作用。在就业和分工领域，有学者通过了解妇女在农村劳动力市场上的地位的变化，以及妇女在农业生产中的作用探讨中国的农业是否已经女性化。利用：2000年的实地调查资料以及“中国健康和营养”调查数据，他们的实证研究表明，在研究期限内中国农业总体上看女性化的情况并不明显，但是在中年人群(36-45岁)中农业女性化情况已经呈现，同时在畜牧业部门女性化情况也很明显。
此外，与会者还对农村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的教育、成长、出路问题进行了专题讨论。有学者在分析农村地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的教育机会时发现，性别依然是制约农村女性获得更好教育机会和未来发展的一个不利因素。也有学者通过对25位大龄流动儿童(已经随父母流动到城市并进入劳动力市场)的追踪调查，发现教育和技能的缺失是影响他们就业的一个限制因素。因此与会者呼吁，要关注农村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的教育和成长问题，同时要特别关注农村女童的教育机会，以推进性别的公正和社会的和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