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07 17:0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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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研究的对象是数据，数据科学顾名思义也是以数据为研究对象，这产生一种直观的错觉，似乎数据科学与统计学之间存在某种与生俱来的渊源关系。Wu(1998)直言不讳，数据科学就是统计学的重命名，相应地，数据科学家替代了统计学家这个称谓。若此，那是什么促成了这种名义上的替代?显然仅仅因为数据量大本身并不足以促成“统计学”向“数据科学”的转变，数据挖掘、机器学习这些概念似乎就已经足够了。问题的关键在于，二者所指的“数据”并非同一概念，数据②本身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只要是对客观事物记录下来的、可以鉴别的符号都可以称之为数据，包括数字、文字、音频、视频等等。统计学研究的数据虽然类型丰富，如类别数据、有序数据等定性数据，定距数据、定比数据等定量数据，但这些都是结构化数据;数据科学所谓的数据则更为宽泛，不仅包括这些传统的结构型数据，而且还包括文本、图像、视频、音频、网络日志等非结构型和半结构型数据，即，大数据。大数据(以半/非结构型数据为主)使基于关系型数据库的传统分析工具很难发挥作用，或者说传统的数据库和统计分析方法很难在可容忍的时间范围内完成存储、管理和分析等一系列数据处理过程，为了有效地处理这类数据，需要一种新的范式———数据科学。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统计学是从处理小数据、不完美的实验等这类现实问题发展起来的，而数据科学是因为处理大数据这类现实问题而兴起的。因此数据科学的研究对象是大数据，而统计学以结构型数据为研究对象。退一步，单从数量级来讲，也已发生了质变。对于结构化的大规模数据，传统的方法只是理论上的(可行性)或不经济的(有效性)，实践中还需要借助数据挖掘、机器学习、并行处理技术等现代计算技术才能实现。
二、数据科学的统计学内涵
(一)理论基础
数据科学中的数据处理和分析方法是在不同学科领域中分别发展起来的，譬如，统计学、统计学习或称统计机器学习、数据挖掘、应用数学、数据密集型计算、密集计算方法等。在量化分析的浪潮下甚至出现了“metric+模式”，如计量经济学、文献计量学、网络计量学、生物统计学等。因此，有学者将数据科学定义为计算机科学技术、数学与统计学知识、专业应用知识三者的交集，这意味着数据科学是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但是这种没有侧重的叠加似乎只是罗列了数据科学所涉及到的学科知识，并没有进行实质性的分析，就好似任何现实活动都可以拆解为不同的细分学科，这是必然的。根据Naur(1960，1974)的观点，数据科学或称数据学是计算机科学的一个替代性称谓。但是这种字面上的转换，并没有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而形成。Cleveland(2001)首次将数据科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提出时，将数据科学表述为统计学加上它在计算技术方面的扩展。这种观点表明，数据科学的理论基础是统计学，数据科学可以看作是统计学在研究范围(对象)和分析方法上不断扩展的结果。一如统计学最初只是作为征兵、征税等行政管理的附属活动，而现在包括了范围更广泛的理论和方法。从研究范围的扩展来看，是从最初的结构型大规模数据(登记数据)，到结构型的小规模数据(抽样数据)、结构型的大规模数据(微观数据)，再扩展到现在的非(半)结构型的大规模数据(大数据)和关系数据等类型更为丰富的数据。从分析方法的扩展来看，是从参数方法到非参数方法，从基于模型到基于算法，一方面传统的统计模型需要向更一般的数据概念延伸;另一方面，算法(计算机实现)成为必要的“可行性分析”，而且在很多方面算法模型的优势越来越突出。注意到，数据分析有验证性的数据分析和探索性的数据分析两个基本取向，但不论是哪一种取向，都有一个基本的前提假设，就是观测数据是由背后的一个(随机)模型生成，因此数据分析的基本问题就是找出这个(随机)模型。Tukey(1980，2000)明确提到，EDA和CDA并不是替代关系，两者皆必不可少，强调EDA是因为它被低估了。数据导向是计算机时代统计学发展的方向，这一观点已被越来越多的统计学家所认同。但是数据导向仍然有基于模型与基于算法两种声音，其中，前文提到的EDA和CDA都属于基于模型的方法，它们都假定数据背后存在某种生成机制;而算法模型则认为复杂的现实世界无法用数学公式来刻画，即，不设置具体的数学模型，同时对数据也不做相应的限制性假定。算法模型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计算机技术的迅猛发展而得到快速成长，然而很大程度上是在统计学这个领域之外“悄然”进行的，比如人工神经网络、支持向量机、决策树、随机森林等机器学习和数据挖掘方法。若响应变量记为y，预测变量记为x，扰动项和参数分别记为ε和β，则基于模型的基本形式是:y=f(x，β，ε)，其目的是要研究清楚y与x之间的关系并对y做出预测，其中，f是一个有显式表达的函数形式(若f先验假定，则对应CDA;若f是探索得到的，则对应EDA)，比如线性回归、Logistic回归、Cox回归等。可见，传统建模的基本观点是，不仅要得到正确的模型———可解释性强，而且要得到准确的模型———外推预测能力强。而对于现实中复杂的、高维的、非线性的数据集，更切合实际的做法是直接去寻找一个恰当的预测规则(算法模型)，不过代价是可解释性较弱，但是算法模型的计算效率和可扩展性更强。基于算法的基本形式类似于非参数方法y=f(x，ε)，但是比非参数方法的要求更低yx，因为非参数方法很多时候要求f或其一阶导数是平滑的，而这里直接跳过了函数机制的探讨，寻找的只是一个预测规则(后续的检验也是基于预测构造的)。在很多应用场合，算法模型得到的是针对具体问题的解(譬如某些参数是被当作一个确定的值通过优化算法得到的)，并不是统计意义上的推断解。
(二)技术维度
数据科学是基于数据的决策，数据分析的本质既不是数学，也不是软件程序，而是对数据的“阅读”和“理解”。技术只是辅助数据理解的工具，一个毫无统计学知识的人应用统计软件也可以得到统计结果，但无论其过程还是结果都是可疑的，对统计结果的解释也无法令人信服。“从计算机科学自身来看，这些应用领域提供的主要研究对象就是数据。虽然计算机科学一贯重视数据的研究，但数据在其中的地位将会得到更进一步的加强”。不可否认，统计分析逐渐向计算机科学技术靠近的趋势是明显的。这一方面是因为，数据量快速膨胀，数据来源、类型和结构越来越复杂，迫切需要开发更高效率的存储和分析工具，可以很好地适应数据量的快速膨胀;另一方面，计算机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为新方法的实现提供了重要的支撑。对于大数据而言，大数据分析丢不掉计算机科学这个属性的一个重要原因还不单纯是因为需要统计软件来协助基本的统计分析和计算，而是大数据并不能像早先在关系型数据库中的数据那样可以直接用于统计分析。事实上，面对越来越庞杂的数据，核心的统计方法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改变的只是实现它的算法。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大数据考验的并不是统计学的方法论，而是计算机科学技术和算法的适应性。譬如大数据的存储、管理以及分析架构，这些都是技术上的应对，是如何实现统计分析的辅助工具，核心的数据分析逻辑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因此，就目前而言，大数据分析的关键是计算机技术如何更新升级来适应这种变革，以便可以像从前一样满足统计分析的需要。
(三)应用维度
在商业应用领域，数据科学被定义为，将数据转化为有价值的商业信息①的完整过程。数据科学家要同时具备数据分析技术和商业敏感性等综合技能。换句话说，数据科学家不仅要了解数据的来源、类型和存储调用方式，而且还要知晓如何选择相应的分析方法，同时对分析结果也能做出切合实际的解释②。这实际上提出了两个层面的要求:①长期目标是数据科学家从一开始就应该熟悉整个数据分析流程，而不是数据库、统计学、机器学习、经济学、商业分析等片段化碎片化的知识。②短期目标实际上是一个“二级定义”，即，鼓励已经在专业领域内有所成就的统计学家、程序员、商业分析师相互学习。在提及数据科学的相关文献中，对应用领域有更多的倾向;数据科学与统计学、数学等其他学科的区别恰在于其更倾向于实际应用。甚至有观点认为，数据科学是为应对大数据现象而专门设定的一个“职业”。其中，商业敏感性是数据科学家区别于一般统计人员的基本素质。对数据的简单收集和报告不是数据科学的要义，数据科学强调对数据多角度的理解，以及如何就大数据提出相关的问题(很多重要的问题，我们非但不知道答案而且不知道问题何在以及如何发问)。同时数据科学家要有良好的表达能力，能将数据中所发现的事实清楚地表达给相关部门以便实现有效协作。从商业应用和服务社会的角度来看，强调应用这个维度无可厚非，因为此处是数据产生的土壤，符合数据科学数据导向的理念，数据分析的目的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增进商业理解，而且包括数据科学家、首席信息官这些提法也都肇始于实务部门。不过，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已故图灵奖得主格雷(JimGray)就已经意识到，数据库技术的下一个“大数据”挑战将会来自科学领域而非商业领域(科学研究领域成为产生大数据的重要土壤)。2008年9月4日刊出的《自然》以“bigdata”作为专题(封面)探讨了环境科学、生物医药、互联网技术等领域所面临的大数据挑战。2011年2月11日，《科学》携其子刊《科学－信号传导》、《科学－转译医学》、《科学－职业》专门就日益增长的科学研究数据进行了广泛的讨论。格雷还进一步提出科学研究的“第四范式”是数据(数据密集型科学)，不同于实验、理论、和计算这三种范式，在该范式下，需要“将计算用于数据，而非将数据用于计算”。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将数据从计算科学中单独区别开来了。
三、数据科学范式对统计分析过程的直接影响
以前所谓的大规模数据都是封闭于一个机构内的(数据孤岛)，而大数据注重的是数据集间的关联关系，也可以说大数据让孤立的数据形成了新的联系，是一种整体的、系统的观念。从这个层面来说，将大数据称为“大融合数据”或许更为恰当。事实上，孤立的大数据，其价值十分有限，大数据的革新恰在于它与传统数据的结合、线上和线下数据的结合，当放到更大的环境中所产生的“1+1＞2”的价值。譬如消费行为记录与企业生产数据结合，移动通讯基站定位数据用于优化城市交通设计，微博和社交网络数据用于购物推荐，搜索数据用于流感预测、利用社交媒体数据监测食品价等等。特别是数据集之间建立的均衡关系，一方面无形中增强了对数据质量的监督和约束;另一方面，为过去难以统计的指标和变量提供了另辟蹊径的思路。从统计学的角度来看，数据科学(大数据)对统计分析过程的各个环节(数据收集、整理、分析、评价、等)都提出了挑战，其中，集中表现在数据收集和数据分析这两个方面。
(一)数据收集方面
在统计学被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分离出来之前(1900年前)，统计学家们就已经开始处理大规模数据了，但是这个时期主要是全国范围的普查登记造册，至多是一些简单的汇总和比较。之后(1920－1960年)的焦点逐渐缩聚在小规模数据(样本)，大部分经典的统计方法(统计推断)以及现代意义上的统计调查(抽样调查)正是在这个时期产生。随后的45年里，统计方法因广泛的应用而得到快速发展。变革再次来自于统计分析的初始环节———数据收集方式的转变:传统的统计调查方法通常是经过设计的、系统收集的，而大数据是零散实录的、有机的，这些数据通常是用户使用电子数码产品的副产品或用户自行产生的内容，比如社交媒体数据、搜索记录、网络日志等数据流等，而且数据随时都在增加(数据集是动态的)。与以往大规模数据不同的是，数据来源和类型更加丰富，数据库间的关联性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大数据的组织形式是数据网络)，问题也变得更加复杂。随着移动电话和网络的逐渐渗透，固定电话不再是识别住户的有效工具变量，相应的无回答率也在增加(移动电话的拒访率一般高于固定电话)，同时统计调查的成本在增加，人口的流动性在增加，隐私意识以及法律对隐私的保护日益趋紧，涉及个人信息的数据从常规调查中越来越难以取得(从各国的经验来看，拒访率或无回答率的趋势是增加的)，对时效性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因此，官方统计的数据来源已经无法局限于传统的统计调查，迫切需要整合部门行政记录数据、商业记录数据、个人行为记录数据等多渠道数据源，与部门和搜索引擎服务商展开更广泛的合作。
(二)数据分析方面
现代统计分析方法的核心是抽样推断(参数估计和假设检验)，然而数据收集方式的改变直接淡化了样本的意义。比如基于浏览和偏好数据构建的推荐算法，诚然改进算法可以改善推荐效果，但是增加数据同样可以达到相同的目的，甚至效果更好。即所谓的“大量的数据胜于好的算法”这与统计学的关键定律(大数定律和中心极限定理)是一致的。同样，在大数据分析中，可以用数量来产生质量，而不再需要用样本来推断总体。事实上，在某些场合(比如社会网络数据)，抽样本身是困难的。数据导向的、基于算法的数据分析方法成为计算机时代统计学发展无法回避的一个重要趋势。算法模型不仅对数据分布结构有更少的限制性假定，而且在计算效率上有很大的优势。特别是一些积极的开源软件的支撑，以及天生与计算机的相容性，使算法模型越来越受到学界的广泛重视。大数据分析首先涉及到存储、传输等大数据管理方面的问题。仅从数量上来看，信息爆炸、数据过剩、数据泛滥、数据坟墓、丰富的数据贫乏的知识……这些词组表达的主要是我们匮乏的、捉襟见肘的存储能力，同时，存储数据中有利用价值的部分却少之又少或尘封窖藏难以被发现。这除了对开采工具的渴求，当时的情绪主要还是迁怨于盲目的记录，把过多精力放在捕捉和存储外在信息。在这种情况下，开采有用的知识等价于抛弃无用的数据。然而，大数据时代的思路改变了，开始变本加厉巨细靡遗地记录一切可以记录的数据。因为:数据再怎么抛弃还是会越来越多。我们不能通过删减数据来适应自己的无能，为自己不愿做出改变找借口，而是应该面对现实，提高处理海量数据的能力。退一步，该删除哪些数据呢?当前无用的数据将来也无用吗?显然删除数据的成本要大于存储的成本。大数据存储目前广泛应用的是GFS、HDFS等基于计算机群组的文件系统，它可以通过简单增加计算机来无限地扩充存储能力。值得注意的是，分布式文件系统存储的数据仅仅是整个架构中最基础的描述，是为其他部件服务的(比如MapReduce)，并不能直接用于统计分析。而NoSQL这类分布式存储系统可以实现高级查询语言，事实上，有些RDBMS开始借鉴MapReduce的一些思路，而基于MapReduce的高级查询语言也使MapReduce更接近传统的数据库编程，二者的差异将变得越来越模糊。大数据分析的可行性问题指的是，数据量可能大到已经超过了目前的存储能力，或者尽管没有大到无法存储，但是如果算法对内存和处理器要求很高，那么数据相对也就“大”了。换句话说，可行性问题主要是，数据量太大了，或者算法的复杂度太高。大数据分析的有效性问题指的是，尽管目前的硬件条件允许，但是耗时太久，无法在可容忍的或者说可以接受的时间范围内完成。目前对有效性的解决办法是采用并行处理。注意到，高性能计算和网格计算也是并行处理，但是对于大数据而言，由于很多节点需要访问大量数据，因此很多计算节点会因为网络带宽的限制而不得不空闲等待。而MapReduce会尽量在计算节点上存储数据，以实现数据的本地快速访问。因此，数据本地化是MapReduce的核心特征。
四、结论
（一）数据科学不能简单地理解为统计学的重命名，二者所指“数据”并非同一概念，前者更为宽泛，不仅包括结构型数据，而且还包括文本、图像、视频、音频、网络日志等非结构型和半结构型数据;同时，数量级也是后者难以企及的(PB以上)。但是数据科学的理论基础是统计学，数据科学可以看作是统计学在研究范围(对象)和分析方法上不断扩展的结果，特别是数据导向的、基于算法的数据分析方法越来越受到学界的广泛重视。
（二）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大数据考验的并不是统计学的方法论，而是计算机科学技术和算法的适应性。譬如大数据的存储、管理以及分析架构，这些都是技术上的应对，核心的数据分析逻辑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因此，大数据分析的关键是计算机技术如何更新升级以适应这种变革，以便可以像从前一样满足统计分析的需要。
（三）大数据问题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商业领域，受商业利益驱动，因此数据科学还被普遍定义为，将数据转化为有价值的商业信息的完整过程。这种强调应用维度的观点无可厚非，因为此处是数据产生的土壤，符合数据科学数据导向的理念。不过，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已故图灵奖得主格雷就已经意识到，数据库技术的下一个“大数据”挑战将会来自科学领域而非商业领域(科学研究领域成为产生大数据的重要土壤)。他提出科学研究的“第四范式”是数据，不同于实验、理论、和计算这三种范式，在该范式下，需要“将计算用于数据，而非将数据用于计算”。这种观点实际上将数据从计算科学中单独区别开了。
（四）数据科学范式对统计分析过程的各个环节都提出了挑战，集中表现在数据收集和数据分析这两个方面。数据收集不再是刻意的、经过设计的，而更多的是用户使用电子数码产品的副产品或用户自行产生的内容，这种改变的直接影响是淡化了样本的意义，同时增进了数据的客观性。事实上，在某些场合(比如社会网络数据)，抽样本身是困难的。数据的存储和分析也不再一味地依赖于高性能计算机，而是转向由中低端设备构成的大规模群组并行处理，采用横向扩展的方式。
[论文摘要]课堂，作为学习共同体，实质上是把教师和学生从一种“客位”的生活状态转向一种“主位”的生活状态。课堂作为学习共同体应该具有：教学目标的整体性；学习系统的开放性；学习过程的有序性；成员行为的主体性；师生关系的和谐融洽等特点。课堂，就是教学主体通过交往和对话构成的一个学习共同体 ，是开展教学活动的舞台，是教师和学生生活的主要场所。
课堂是教师与学生的主要生活场所，从课堂教学活动的视角来审视教师与学生的教学生活与学习生活，我们发现，课堂生活就是指教师与学生在教学活动中非主题性的、奠基性的、主观的、直观的存在，是教师和学生将课堂教学作为其生命存在的展现过程。作为教师与学生的课堂生活应该具有自然、习惯、非课题、非预设、自发本能等特点。然而，“实然”的课堂生活则成为一个完全与教师和学生的生活世界隔绝的目标性、科学性、规范性、预设性、非交往性的过程，成为一个教师与学生为了知识而存在的过程。这种课堂生活状态，一方面，教师与学生的课堂生活与其现实生活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他们的日常生活世界正在逐渐地缩小，日常生活世界的时间与空间正在被无限扩大的教学专业世界所填充，使教师和学生封闭地生活在一个狭隘的、没有生命情趣的课堂世界之中。另一方面，教师与学生的教学生活世界缺乏交往的体验，缺乏生命的表现，缺乏与现实生活的联系。正因为这样，对于教师和学生来说，他们的日常生活世界与教学专业世界同时被异化，在日常生活中他们生活得不像一个正常的社会化了的人，在专业的课堂教学中，由于失去了其生活世界作为基础，使专业世界成为异化人的存在的主要工具。 [1]原本成为学生乐园的课堂成了学生最烦恼的地方，应该是学生健康、快乐成长的地方，却与学生的经验、认知、兴趣、活动、交往、情感等没有多少关系。而且还会使他们纯真的情感和天生的好奇心得到压制。传统课堂的生活是一种压抑的生活、奴性的生活，在这种生活中，教师和学生的角色的异化就决定了他们不可能生活的快乐。我们认为，这种课堂生活状态所赖以存在的一个重要的基础是将知识视为客观性、终极性和价值中立的存在，忽视了知识的境域性，从而使教师和学生都成为知识的奴隶。实质上，传统的课堂主要是“知识”的课堂，教师和学生的生活都是围绕着知识而展开的，教知识，学知识，考知识成为学校生活的全部，在这种状态下的人自然而就异化为认识的工具。
一、课堂：作为学习共同体的内涵
什么是共同体？“共同体”一词 ， 作为社会学的概念进入学科领域 ， 最早来源于德语“Gemeinschaft”，可以追溯到德国社会学大师斐迪南·滕尼斯 (Ferdinad Tonnies) 1887年出版的 Gemeinschaft und Gesellschaft 一书 ， 其基本含义是任何基于协作关系的有机组织形式。作者采用这一概念主要在于强调共同体的自然形成和整体本位，强调共同体中人与人之间的紧密关系、共同的精神、归属感和认同感。最初关于共同体的理解中，具有一种基于某种关系的自然性和封闭性。从发生的角度来看，血缘的纽带成为共同体最原始的形态，其次是基于地缘的共同体，而精神的共同体则是真正的人的和最高形式的共同体，人的结合或关系脱离了可见的空间联系，而发展成为一种心灵生活的亲近。[2] “共同体”在《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朗文当代高级英语辞典》相对应的是“Community”，注解为：①the people living in one place ，district or country， considered as a whole ;②group of people of the same religion， race， occupation ，etc， or with shared interests。“community”译成中文对应有“社区/共同体”，相应的解释为：①在一个地区内共同生活的有组织的人群；②有共同目标和共同利害关系的人组成的社会团体。《韦氏大学词典》（Webster’s Collegiate Dictionary）将共同体（Community）定义为：“拥有共同的历史、共同的特征、共同的兴趣、共同的利益的人或群体”。莱夫和温格（Lave Wenger ）通过对人类学、教育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总结了共同体的特点，即：“共同的文化历史传统，包括共同的目标、协商的意义、实践；互相依赖的系统；再生产循环，通过循环，新来者能成为老手，共同体也因此得以维持”。[3]在共同体中，人们通过社会交往逐步形成相同的观念 ，从而相互理解 ，并视对方的活动状态作为自己评价活动的参照系 ，即站在“他我 ”的立场上去考察“我 ”的行为和原则。通过对共同体定义的梳理。我们认为，一个共同体至少应该包括四个方面：（一）是个体自愿组成的集体。（二）集体中存在着个体所追求和认同的东西。（三）集体中的个体是自由的、得到尊重的。（四）集体中的成员互相帮助、彼此信任。
什么是学习共同体？学习共同体（learning community），是指一个由学习者及其助学者（包括教师、专家、辅导者等）共同构成的团体，在学习共同体中，成员共同学习、彼此沟通、分享智慧、交流情感、体验和观念，共同完成一定的学习任务，在成员之间形成相互影响、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人际联系。一所学校是一个学习共同体，一个班级是一个学习共同体，班级中的每一个小组也可以是一个学习共同体。教育领域对“学习共同体”的探索可追溯到美国教育家约翰＆杜威 (John Dewey) 提出的学校概念。杜威认为: “学校即社会”、“教育即生活经历 ， 而学校即社会生活的一种形式” [4] ， 学校并不是专门去学习知识或技能的一个场所 ，是一个社会组织； 学校教育是一种人与人交往互动的社会活动。虽然杜威当时没有提出“学习共同体”这个概念 ， 但他的许多观点与学习共同体的思想念是一致的。佐藤学教授在描述日本的学习共同体学校时也说 ， 他们正在实现“多种多样的人共同生活的生存方式”。当前，教育学界关于学习共同体的研究也逐渐丰富，但却未能形成关于学习共同体统一的认识。我们比较认同博耶尔关于学习共同体的定义，即，“学习共同体是所有人因共同体的使命并朝共同的愿景一起学习的组织，共同体中的人共同分享学习的兴趣，共同寻找通向知识的旅程和理解世界运作的方式，朝着教育这一相同的目标相互作用和共同参与”。[5]共同的信念和目标，使学习共同体也一定是一个充满关怀和自由的环境。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学习共同体包括三个层次的含义：第一、它是知识生成、传播、理解和确认的共同体。即知识的生成、传播、理解和确认都与知识所赖以存在的场域有关，没有独立于主体、超越时空的知识。第二、它是学习者的共同体。强调学习者互相关心、彼此信任、相互学习的亲密关系。第三、它是文化的共同体。作为文化的共同体也就预示着共同体中的成员有共同的信仰和愿景，这种共同的信仰和愿景使共同体具有很强的凝聚力和生命力。
课堂，作为学习共同体的内涵是什么？传统课堂，在英国思想家齐格蒙特·鲍曼看来也是一种共同体，只是它是靠强制的力量而形成的乌托邦式的共同体，背后隐藏着人的异化和权利的失衡，这种共同体没有几乎没有共同体的亲合力和凝聚力，更没有共同的精神可言[6]。我们认为，课堂作为学习共同体，首先应该是一个自由的共同体。每个学生的个性都能充分的得到彰显，师生之间、生生之间是一种平等交往和对话的关系，教学主体之间不是以自己的观点来征服或消灭对方的观点，而是一种对对方个性的肯定、接纳、尊重和认同。其次应是一个生命的共同体。在传统的课堂教学中 ， 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基本上是一种“事际关系”——为了某种外在的社会性目的而建立起来的社会关系。在这种关系中 ， 教师是教学过程的控制者、决定者和绝对的权威 ， 教师和学生不是以一个完整的人的存在方式出现 ，彼此之间缺乏一种本源性的尊重、真诚、信任和理解 ， 也根本不把对方作为存在意义上的“人”来看待。在学习共同体中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首先是一种“人际关系”而不是“事际关系”。[7]是教师和学生作为人的生命的共同体。再次，课堂作为学习共同体也应该是一个有序的共同体。我们强调共同体中成员思想的自由、个性的充分张扬，并不意味着在课堂共同体中不要规范，但这种公共秩序必须以每一个个体认同作为基础。最后作为学习共同体的课堂还应是一个智慧的课堂。课堂作为学习共同体其实质是把教师和学生从一种“客位”的生活状态转向一种“主位”的生活状态。
设计美学产生于工业革命以后,是一门立足于现代,在现代设计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传统的美学思想和审美理念发展起来的交叉性学科。它涉及的内容相当广泛,包含了功能之美,造型之美,工巧之美,内涵之美等与美学相关的各个方面。但就研究范畴而言,设计美学又不同于纯粹的美学思辨。设计美学是应用型美学,它强调的是以市场经济为导向,通过艺术与技术的巧妙结合,设计出符合现代人的审美标准和精神需要的产品。而传统的美学则侧重于纯粹的艺术方面,看重艺术家个人情感的表现[1]。虽然设计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确立于工业革命之后,但是设计美学的思想却是很久以前就存在的了,并且在中国古代就已经有着非常广泛的应用和体现。
中国古代的设计美学注重抽象化与意境,这有别于西方注重写实和逻辑思维的设计美学。因此古代器物在制造时也会秉承“天人合一”的理念,用有形的东西传达无形的思想,借而抒发造物者的情感、志向,并且关注人与自然平等包容关系。以座椅为例,中国传统比较讲究意向与象征意义,手工也非常精细,会把重点放在椅子材料(木头等)的选用及装饰与做工等,以求更好地达到与自然结合的目的。而西方设计美学则强调实用功能的重要性,在设计的时候会把精力放在研究人的坐姿、椅子的尺寸、舒适度等具体问题上,以此来设计出更符合人体姿态的座椅。
东西方设计美学的差异在文化、艺术、建筑等诸多领域也很明显。如,绘画。受中国古代设计美学的影响,中国古代画家推崇的是意境而非写实。因此他们并不是写生作画,往往是游览了名川大山之后凭借自己的记忆绘画,借画来表达自己的志向、心情。如果说中国画家重写意,那么西方画家则偏写实,看重的是技艺和逻辑。继承了西方设计美学的精华,他们的绘画一种是强调反映物或人在光影下自然逼真的写实画,一种是表现极强逻辑思维的抽象画。同样的设计思想在园林建造中也有所体现。中国的园林建造受到诗歌绘画的影响,追求诗情画意的境界,因此它们通常被设计的曲折含蓄,着重考虑景观在情感上给人的感受,力求“虽由人作,宛自天开”之境界。而西方的园林则过于强调结构、对称、比例,且多会采用轴线对称,以此表现强烈的节奏和逻辑感。
不止这些,确切地说,凡是涉及到设计美学的领域,在东西方范围内,都有着不同的诠释和发展。但尽管如此,设计美学思想却是源于相同的出处——新石器时代。设计美学便是从那时起,伴随着人类历史走过了数千年,并一直指导着中国古代的设计。这些设计在历史的长河中保留下来,且璀璨至今,每一个都饱含了设计者聪颖的思想和辛勤的汗水。然而在这些优秀的器具中,中国古代灯具以现存数量众多,记载之详尽,且拥有着完整的发展体系和脉络,能够充分反映中国古代设计美学的本质内涵[2]。
中国古代灯具起源于火的发现和人类照明的需要。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设计美学思想体系的完善,灯具有了更广泛的作用和内涵。它们不仅仅是用作照明,更多的时候起到装饰的效果。所以古代的灯具也必须要符合设计美学标准,兼具功能和形式两方面才算得上是优秀的灯具。据考古资料记载,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有了成型的灯具出现。那个时期的灯具,受传统设计美学理论的影响,除了少量仿生、象形造型的铜灯以外,大多数灯具造型类似陶制盛食器“豆”。上盘下座,中间以柱相连。后来,由于青铜的发现、铸造技术的提高,灯具和其他器具一样,在美学价值上有了更深一步的发展。唐宋时期,更多的新材料被运用到灯具的制作中,于是出现了大量兼具实用功能和精美造型的灯具[3]。自那以后,灯具广为流传和发展。灯具的功能也随之完善,造型和装饰也更加贴近人们的审美标准、符合设计美学的规律。
中国古代灯具能够反映每一个历史时期的装饰风格以及人们的审美观念,是设计美学体系发展的很好见证, 其蕴含的设计美学思想和观念值得我们深入研究。中国的设计美学思想包括很多内容,尤以功能之美、造型之美、工巧之美、内涵之美为代表。在营造灯具造型之美这方面,古代造物者最常用的一种方法便是模仿自然形态。因此古代的灯具通常是通过具体的形状来营造出一种情景交融的精神境界,通过虚与实、意与境的相互结合,使灯具本身具有较高的情思和理趣,从而表达人们内心祈求融入自然的美好愿望。如图1的十五连盏灯,产生于战国时期,是由青铜制成,以造型独特闻名于世。那个时期中国社会十分动荡,艺术家们的思维也很活跃,他们希望更好的描述自然,与自然融为一体,因此这样一款造型的灯具应运而生。该灯为树形,中间一树干直立于灯盘之上作为灯柱,前后各有十五个灯盏,灯的底座上刻着镂空的龙,底座靠近中心刻着两个小人。在灯架上也分别设计了玩耍嬉闹的猴子和小鸟。从远处看,俨然一幅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画面。在造型的设计上,生动又富有情趣,灯盘的重复也表现出很强的形式美感。可以看出它倾注了当时人们最高的智慧——借助有形的物体传达无形的思想,表达了造物者渴望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愿望。而数字十五在文脉底蕴中也是蕴含着生命以及美好的向往的意思[4]。这件艺术品不仅在造型上构思巧妙,在功能和工艺的设计上也是匠心独运。灯盘高低错落,灯光可均匀地射向周围四方,使照明功能更加完备。在制作中,将工艺、雕刻等技术集于一身,手工精细,灯具连接处也吻合牢固。十五连盏灯将古代设计美学精华反映的淋漓尽致,在设计美学的各个方面都可作为典型的例子和代表。 当然,设计美学的内涵在其它灯具中也有非常显着的体现。以功能之美为代表,中国古代传统灯具的功能美学讲究“重己役物,致用利人”。强调器物是为人所用的,器物最本质的目的是更有利于人的生活,相当于现在设计所强调的“以人为本”。例如图2的汉代长信宫灯。这款灯具不仅在中国,乃至世界上都享有盛誉。该灯集各种美学内涵于一身,堪称“中华第一灯”。在造型美学上打破了传统青铜器具给人的笨重感觉,以宫女一手执灯为造型,含蓄温婉,整个形态极其优美自然。它在设计时比较注重概念,没有刻意追求严格的结构,将形象的东西抽象化,寓情于物,给人更加随和舒适的视觉感受和精神境界,与设计美学所追求的意境相吻合。在功能美学方面,除了基本的照明以外,还加入了蓄烟功能。设计原理是灯火的烟可积聚于器身内腔,然后从袖口排出,减少灯油的污染而保持空气清洁。其在功能方面做出的跨越,为以后的灯具设计提供了方向。它的制作工艺也是相当精湛。《考工记》中记载一个好的器物应该是“材有美,工有巧”的,就是说传统设计美学包括了材料的品质加上完美的技艺。从这件灯具高超工艺中就可看出造物者的审美观念。长信宫灯是通体鎏金的铜灯,整体由六个部分——头部、身躯、灯座、灯盘、右臂、灯罩组成,浇铸后合在一起。表面打磨得非常光亮,细腻,宫女的神态以及衣服袖子上的褶皱都栩栩如生,活灵活现,把工巧美学的内涵表现到极致。
关键词：教学领导；共同体；和谐共生
中图分类号：G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4289（2013）06-0008-03
要实现有效的教学领导，就需要在学校内部形成一种教学领导共同体。哈格里夫斯（Andy Hargreaves）和芬克（Dean Fink）指出，“领导的未来必须嵌入在众人的心灵中，而不能站在个别英雄的肩膀上”[1]。因此，为推动有绩效的教学领导，就必须在学校共同体内部创造与实施一种分布式领导的文化，而不是在每个学校训练与发展一小部分领导精英。但现实情况却不容乐观，学校教育管理都存在着这样的现象：一方面，校长个人权力过重，不会也不想给学校教师赋权，也没有培养学校教师领导能力的想法与动机；另一方，学校教师也抱着“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心态，把教学领导看成是校长一个人的责任。在这种情况下，校长独自推进教学领导，没有充分运用学校成员集体的领导能力，也会因为校长的离职或调职影响工作的开展。为此，就必须在学校培育与建构教学领导共同体，实现分布式领导，营造一种合作、积极、彼此信任的组织文化；要求共同愿景的分享与践行；要求责任共担与合理赋权[2]。
有效的教学领导需要依托于教学领导共同体的建构。为此，深层剖析与探讨教学领导共同体的内涵与特征，有利于我们明晰教学领导共同体的组织架构以及活动开展方式，有助于教学领导的有效推进，从而促进学校整体效能的提升。
一、教学领导共同体的内涵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顺利推进，有待于校长和教师转变自己的角色与行为，把工作重心从关注学生学习成绩转移到学校教学品质与整体效能的提升上来。基于此，学校面临的改革任务就是，要把过去那种行政式的、旨在督促教学规范的组织内涵，转化为以促进教师专业发展和提升学校整体效能为核心要义的组织。教学领导共同体是指一个由教学领导者共同构成的团体，彼此在教学领导的过程中沟通、交流与分享，共同完成学校教学发展目标与任务，在成员之间形成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人际关系，最终促进个体的成长以及学校整体效能的提升。教学领导共同体在交流与互动的团体活动中，有力地凝聚了多方的智慧与力量，共同为达成学校发展目标努力。
为更好地把握教学领导共同体的内涵，我们必须明确学校教学领导主体。领导的内涵是丰富的，因此还没有统一公认的领导观念，但是“设置有意义的方向、对影响或者权力的运用实质上是所有有关领导的观念的核心部分”[3]。这就表明：领导者必须要在组织设置方向、愿景和目标，在与组织成员的互动中，充分运用自身的影响力和权力。当今社会倡导民主与平等，文化多元与价值多样已经深入人心，这就要求学校管理组织从过去的“垂直化”管理走向“扁平化”领导，不仅发挥强制性的权力作用，更要强化专家型权威等非强制性的权力。也就是在一个组织中，一个团体或几个人发挥自身权力与影响，实现领导功能，促进组织愿景地实现。领导的内涵也就发生了延伸与扩展，它不再是某一个人的专制管理，而是走向一群人的民主领导。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要求我们注重教师专业发展与教学品质提升，这就要求我们迈向转型领导，建构教学领导共同体。因此，学校教学领导主体，就是指在学校情境中利用影响力和权力实施教学领导，构建民主、合作、信任、赋权的教学文化，促进学校教学发展，实现学校发展愿景的个人和团体。这些个人和团体能够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学校的教学改革，发挥着各自应有的教学领导作用。
教学领导主体的具体构成包括学校管理人员、教师、学生、家长、社区人员以及专家学者，他们在组织系统内发挥着各自的作用，可能运用制度化权力，也可能运用专家型权威，来影响或左右学校的教学改革，内在性地形成了学校教学领导主体系统。学校教学领导主体系统实质上就是教学领导共同体，在学校层面上，他们透过整体地发挥团体的影响力与权力，来推动学校的课程与教学改革。但实际上，各领导主体距离学校改革的核心事务有“远近”之别，而且各自担负的职责也不尽相同。1.充分发挥学校管理人员的引领作用。学校管理人员包括校长、中层人员以及基层行政人员，其中校长是学校发展的负责者和人，拥有学校发展与规划的法责权、奖惩权等制度化权力，主导着学校课程与教学改革的命脉，同时又要充分发挥自身专家型权威的人格魅力，在学校改革中扮演示范与引领的作用；而中层人员一般拥有较资深的教学经历，可以通过向新进教师传承教学经验，促使学校教学文化的累积与延续；基层行政人员拥有一定的制度化权力，能够为学校改革发展计划的推行保驾护航。2.积极鼓励教师教学的有效实施。学校教学领导应该着眼于三个层面：教学方案的规划、执行与实施。教师作为教学方案的一线实施者，对学校教学改革具有重要的作用，可以说，“违背教师意愿或没有教师参与的教育改革从来就没有成功过”[4]。教师通过自己对学校发展目标与任务的理解与建构，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将教学理念与计划渗透其中，并对教学效果做出自己的评价。3.合理激发学生的参与热情。在传统学校教育中，我们往往忽略了学生的存在，而学生恰恰是课程与教学的感悟者，“学生是难以觉察的，无论从过去到现在，学生所面临的课程内容始终都是新的，他们不可能对新旧课程进行一个比较，因此无法感受课程变革对他们的意义”[5]。尽管“很少有教育者认为学生是改革的人。但人们已经开始慢慢意识到学生也能够在教育改革中发挥作用……如果学生们发现这些准备进行的课程活动与自己无关的话，他们将不愿意参与”[6]。如果在教学过程中，能够很好地激发学生的参与热情，就能够很好地促进学生自主、合作、探究性学习的有效生发。4.有效发挥家长和社区人员的促进作用。学校正在由一个封闭的工厂转型为一个开放的学习型组织，学校教育与社区、社会的联系正变得越来越紧密。校本课程的开发与实施、教学资源的整合与利用、教学环境的培育与建构，这些都离不开社区人员与家长的支持。当社区人员和家长变成学校改革的拥护者、教学资源的提供者、学校发展的谏言者，他们就有效地纳入了学校教学领导共同体，真正参与到了学校教学领导的事务中去。5.积极采纳专家学者的合理建议。教育领域的专家学者长期从事教育理论的研究工作，掌握了丰富的教育理论知识，能够为学校的教育改革计划提供理论支撑，并为其提供顶层的制度设计，从宏观上把握学校发展方向。此外，专家学者还能够为学校生成与滋养教学文化提供哲学支撑，促进学校形成自身办学哲学，实现学校的特色化发展。同时，在学校发展遭遇瓶颈与挑战的时候，专家学者能够为学校把脉，提供咨询建议，为学校改进建言献策。
二、教学领导共同体的特征
为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学校教学领导共同体，就应该理解和把握教学领导共同体的基本特征。
（一）学校愿景的合理性
教学领导共同体的建构需要依托于学校发展的共同愿景，并在此基础上凝聚组织成员的愿望，激发群体积极主动地参与学习与分享经验，引领学校发展的方向。为使得学校发展愿景明确合理，就必须考虑学校发展的历史传统、地理环境、师生实际等历史与现实条件。学校领导者要结合国家教育方针政策、学校所处社区的环境和条件、学校实际发展状况以及师生合理要求，广泛听取包括学校管理人员、教师、学生、家长、社区人员以及课程与教学专家在内的共同体组织成员的意见和建议，在理性倾听沟通对话之后，确立共同且明确的学校发展愿景，让愿景得到大多数组织成员的认同，如此，学校成员才会有责任感和使命感，齐心协力地促进共同愿景目标的达成。
（二）共同体的开放性
为促进学校可持续特色化发展，始终紧紧把握学校发展内在和外在环境的变化，真正意义上的教学领导共同体应该是一个开放的系统，无论是人员组成还是组织运行，都要采取随机应变的姿态。就其人员机构而言，教学领导者一般包括学校管理人员、教师、学生、家长和社区人员以及课程教学专家等，共同体也应该能够随时接纳新的成员参与进来，产生新的话题与思想，而每个成员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也各不相同，不同的教育情境，成员的角色与身份也可能随着发生变化。另一方面，组织运行的方式与方法也应该是多种多样、灵活多变的，以集体协商对话与个体学习观摩等形式，通过正式会议与非正式会议的方式，深入推进教学领导共同体的良性运营，实现有效的教学领导。
（三）共同体内部的和谐共生性
把教学领导当作是不定期的教学管理活动，这不但曲解了教学领导的内涵，而且也使得教学领导成为学校教育教学中的一个短暂的插曲和风景。教学领导共同体把学校看成是一个学习与生活交织共生的世界，是一个既能够增加教师与学生的智慧，同时又能够丰富其情感世界的场域。在学校教学领导共同体中，其组织目标指向学校整体效能的提升，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教师的专业发展与幸福生活，还是学生的学业成就与生活体验，都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提升与达成，组织成员不仅能够得到知识的分享，同时也能够获得思想的交流与情感的满足，这样就实现了组织目标达成与个体需求满足的内部和谐共生。
（四）成员行为的主体间性
所谓主体间性是指主体与主体之间以交往和对话为手段，以理解为目的所达成的一致性和共识[7]。学校教学领导共同体是教学领导者共同确立意义、构筑关系的社会与文化共同体，其人际关系是一种“借助交互主体式的实践构筑的共同体关系”。在教学领导过程中，校长透过权力和影响力来激发教师的生命意识，帮助教师实现自主的专业成长，而教师则在课堂教学中，利用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来唤醒学生的自我意识，激发学生的主体性。学生的学习成就也影响着教师以及校长的教学领导内容和方式，家长和专家、学者因其处于学校教育教学的不同关注层面，也会相应地参与学校事务管理，与师生在相互尊重与关心的前提下，通过宽容、平等、民主的对话交流，从而实现自身对教学领导地有效参与。
（五）学校发展的促进性
教学领导包括理念、行为与结果三个层面，建立理念引领、行为跟进与结果保障的教学领导路径，有利于学校教学领导的整体推进，实现卓越的教学领导。在确定合理与明确的学校发展愿景、确保共同体的开放性、激发成员行为的主体性以及实现共同体内部的和谐共生性等教学领导共同体的规划与运营过程中，也为学校发展确定了适切的学校文化和远大的未来蓝图，制定了一系列合理的制度规章和正确的行为规范，从而为学校整体效能的提升提供了有效的保障。学校教学领导共同体的文化引领、行为规约与制度保障，慢慢浸润与濡化为学校基质，为学校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而有效地推动着学校可持续特色化发展。
参考文献：
[1]Andy Hargreaves， Dean Fink. The Seven Principles of Sustainable Leadership[DB/OL].http：//www2.bc.edu/-hargrean/docs/_seven_pri-nciples.pdf.
[2]陈学军.学校发展的现实困境与可持续学校发展[J].教育发展研究，2010，（8）：37-42.
[3]Leithwood K J，Chapman D C，Hallinger P，Hatr A，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Educ-ational Leadership and Administration[M]. Boston：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96：1-25.
[4]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财富蕴藏其中[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137.
[5]于泽元.课程变革与学校课程领导[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6.序言.
[6][美]艾伦·C·奥恩斯坦，费朗西斯·P·汉金斯.课程：基础、原理和问题[M].柯森，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333.
[论文摘要] 文中所例举的优秀灯具设计，造型独特、工艺巧妙、寓意深刻，这些灯具既将功能和形式的关系处理的恰到好处，还把古代人追求“天人合一”的境界充分表现出来，其设计美学理念合理科学，是现代设计绝佳的灵感源泉。继承、发扬中国的传统文化，我们要做的不仅仅是符号的抄袭、形式的模仿，我们要深入剖析传统设计文化及表达方式，了解其美学内涵和设计语义，走出一条属于中国自己的特色设计之路。
设计美学产生于工业革命以后，是一门立足于现代，在现代设计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传统的美学思想和审美理念发展起来的交叉性学科。它涉及的内容相当广泛，包含了功能之美，造型之美，工巧之美，内涵之美等与美学相关的各个方面。但就研究范畴而言，设计美学又不同于纯粹的美学思辨。设计美学是应用型美学，它强调的是以市场经济为导向，通过艺术与技术的巧妙结合，设计出符合现代人的审美标准和精神需要的产品。而传统的美学则侧重于纯粹的艺术方面，看重艺术家个人情感的表现[1]。虽然设计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确立于工业革命之后，但是设计美学的思想却是很久以前就存在的了，并且在中国古代就已经有着非常广泛的应用和体现。
中国古代的设计美学注重抽象化与意境，这有别于西方注重写实和逻辑思维的设计美学。因此古代器物在制造时也会秉承“天人合一”的理念，用有形的东西传达无形的思想，借而抒发造物者的情感、志向，并且关注人与自然平等包容关系。以座椅为例，中国传统比较讲究意向与象征意义，手工也非常精细，会把重点放在椅子材料（木头等）的选用及装饰与做工等，以求更好地达到与自然结合的目的。而西方设计美学则强调实用功能的重要性，在设计的时候会把精力放在研究人的坐姿、椅子的尺寸、舒适度等具体问题上，以此来设计出更符合人体姿态的座椅。
东西方设计美学的差异在文化、艺术、建筑等诸多领域也很明显。如，绘画。受中国古代设计美学的影响，中国古代画家推崇的是意境而非写实。因此他们并不是写生作画，往往是游览了名川大山之后凭借自己的记忆绘画，借画来表达自己的志向、心情。如果说中国画家重写意，那么西方画家则偏写实，看重的是技艺和逻辑。继承了西方设计美学的精华，他们的绘画一种是强调反映物或人在光影下自然逼真的写实画，一种是表现极强逻辑思维的抽象画。同样的设计思想在园林建造中也有所体现。中国的园林建造受到诗歌绘画的影响，追求诗情画意的境界，因此它们通常被设计的曲折含蓄，着重考虑景观在情感上给人的感受，力求“虽由人作，宛自天开”之境界。而西方的园林则过于强调结构、对称、比例，且多会采用轴线对称，以此表现强烈的节奏和逻辑感。
不止这些，确切地说，凡是涉及到设计美学的领域，在东西方范围内，都有着不同的诠释和发展。但尽管如此，设计美学思想却是源于相同的出处——新石器时代。设计美学便是从那时起，伴随着人类历史走过了数千年，并一直指导着中国古代的设计。这些设计在历史的长河中保留下来，且璀璨至今，每一个都饱含了设计者聪颖的思想和辛勤的汗水。然而在这些优秀的器具中，中国古代灯具以现存数量众多，记载之详尽，且拥有着完整的发展体系和脉络，能够充分反映中国古代设计美学的本质内涵[2]。
中国古代灯具起源于火的发现和人类照明的需要。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设计美学思想体系的完善，灯具有了更广泛的作用和内涵。它们不仅仅是用作照明，更多的时候起到装饰的效果。所以古代的灯具也必须要符合设计美学标准，兼具功能和形式两方面才算得上是优秀的灯具。据考古资料记载，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有了成型的灯具出现。那个时期的灯具，受传统设计美学理论的影响，除了少量仿生、象形造型的铜灯以外，大多数灯具造型类似陶制盛食器“豆”。上盘下座，中间以柱相连。后来，由于青铜的发现、铸造技术的提高，灯具和其他器具一样，在美学价值上有了更深一步的发展。唐宋时期，更多的新材料被运用到灯具的制作中，于是出现了大量兼具实用功能和精美造型的灯具[3]。自那以后，灯具广为流传和发展。灯具的功能也随之完善，造型和装饰也更加贴近人们的审美标准、符合设计美学的规律。
中国古代灯具能够反映每一个历史时期的装饰风格以及人们的审美观念，是设计美学体系发展的很好见证， 其蕴含的设计美学思想和观念值得我们深入研究。中国的设计美学思想包括很多内容，尤以功能之美、造型之美、工巧之美、内涵之美为代表。在营造灯具造型之美这方面，古代造物者最常用的一种方法便是模仿自然形态。因此古代的灯具通常是通过具体的形状来营造出一种情景交融的精神境界，通过虚与实、意与境的相互结合，使灯具本身具有较高的情思和理趣，从而表达人们内心祈求融入自然的美好愿望。如图1的十五连盏灯，产生于战国时期，是由青铜制成，以造型独特闻名于世。那个时期中国社会十分动荡，艺术家们的思维也很活跃，他们希望更好的描述自然，与自然融为一体，因此这样一款造型的灯具应运而生。该灯为树形，中间一树干直立于灯盘之上作为灯柱，前后各有十五个灯盏，灯的底座上刻着镂空的龙，底座靠近中心刻着两个小人。在灯架上也分别设计了玩耍嬉闹的猴子和小鸟。从远处看，俨然一幅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画面。在造型的设计上，生动又富有情趣，灯盘的重复也表现出很强的形式美感。可以看出它倾注了当时人们最高的智慧——借助有形的物体传达无形的思想，表达了造物者渴望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愿望。而数字十五在文脉底蕴中也是蕴含着生命以及美好的向往的意思[4]。这件艺术品不仅在造型上构思巧妙，在功能和工艺的设计上也是匠心独运。灯盘高低错落，灯光可均匀地射向周围四方，使照明功能更加完备。在制作中，将工艺、雕刻等技术集于一身，手工精细，灯具连接处也吻合牢固。十五连盏灯将古代设计美学精华反映的淋漓尽致，在设计美学的各个方面都可作为典型的例子和代表。
当然，设计美学的内涵在其它灯具中也有非常显著的体现。以功能之美为代表，中国古代传统灯具的功能美学讲究“重己役物，致用利人”。强调器物是为人所用的，器物最本质的目的是更有利于人的生活，相当于现在设计所强调的“以人为本”。例如图2的汉代长信宫灯。这款灯具不仅在中国，乃至世界上都享有盛誉。该灯集各种美学内涵于一身，堪称“中华第一灯”。在造型美学上打破了传统青铜器具给人的笨重感觉，以宫女一手执灯为造型，含蓄温婉，整个形态极其优美自然。它在设计时比较注重概念，没有刻意追求严格的结构，将形象的东西抽象化，寓情于物，给人更加随和舒适的视觉感受和精神境界，与设计美学所追求的意境相吻合。在功能美学方面，除了基本的照明以外，还加入了蓄烟功能。设计原理是灯火的烟可积聚于器身内腔，然后从袖口排出，减少灯油的污染而保持空气清洁。其在功能方面做出的跨越，为以后的灯具设计提供了方向。它的制作工艺也是相当精湛。《考工记》中记载一个好的器物应该是“材有美，工有巧”的，就是说传统设计美学包括了材料的品质加上完美的技艺。从这件灯具高超工艺中就可看出造物者的审美观念。长信宫灯是通体鎏金的铜灯，整体由六个部分——头部、身躯、灯座、灯盘、右臂、灯罩组成，浇铸后合在一起。表面打磨得非常光亮，细腻，宫女的神态以及衣服袖子上的褶皱都栩栩如生，活灵活现，把工巧美学的内涵表现到极致。
说到工艺之美，还有一件作品值得一提，便是永乐青花折枝花卉八方烛台。主要是因为其表面精巧绝伦的花饰。烛台通体绘有青花，色泽鲜艳，釉面也是青白色，莹润、干净。烛台的烛插和座壁都绘有蕉叶纹，且纹理间通过线条粗细变化来表现层次。将青花瓷的端庄典雅以及高超烧制工艺在烛台中完美体现出来。而制作为八角，是借数字“八”来寄托祥和富贵的愿望、心意。
纵观这些优秀的灯具设计，它们造型独特、工艺巧妙、寓意深刻，每一个都承载了中国古代丰富的文化内涵和设计美学理念。可以说，这些灯具在设计美学的影响下，既将功能和形式的关系处理的恰到好处，还把古代人追求“天人合一”的境界充分表现出来。而且其设计美学理念合理科学，不仅对当时器物设计有很重要的指导意义，也是现代设计绝佳的灵感源泉。因此对中国古代设计美学进行研究是很有必要的，不但能够让我们对古代的设计理论和美学规律有更深一步的了解，也能更好地启发现代设计，用现在的设计语言来诠释传统，把传统应用到当代产品设计中[5]。在分析研究中国传统设计美学的同时，发掘中国古代的美学精髓，并在此基础之上，继承、发扬中国的传统文化。我们要做的不仅仅是符号的抄袭、形式的模仿，我们要深入剖析传统设计文化及表达方式，了解其美学内涵和设计语义，走出一条属于中国自己的特色设计之路。
参考文献
[1]童友军，李道兵.论设计美学产生背景及原因 [J].攀枝花学院学报，2008，（1）：83-85.
[2]王强.中国传统器具的设计观 [J].包装工程，2009，（11）：152-154.
[3]赵鹏.古代灯具中的传统文化要素[J].包装工程，2010，（8）：32-34，38.
[关键词] 美学 设计美学 传统灯具
doi：10.3969/j.issn.1002-6916.2012.21.043
设计美学产生于工业革命以后，是一门立足于现代，在现代设计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传统的美学思想和审美理念发展起来的交叉性学科。它涉及的内容相当广泛，包含了功能之美，造型之美，工巧之美，内涵之美等与美学相关的各个方面。但就研究范畴而言，设计美学又不同于纯粹的美学思辨。设计美学是应用型美学，它强调的是以市场经济为导向，通过艺术与技术的巧妙结合，设计出符合现代人的审美标准和精神需要的产品。而传统的美学则侧重于纯粹的艺术方面，看重艺术家个人情感的表现[1]。虽然设计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确立于工业革命之后，但是设计美学的思想却是很久以前就存在的了，并且在中国古代就已经有着非常广泛的应用和体现。
中国古代的设计美学注重抽象化与意境，这有别于西方注重写实和逻辑思维的设计美学。因此古代器物在制造时也会秉承“天人合一”的理念，用有形的东西传达无形的思想，借而抒发造物者的情感、志向，并且关注人与自然平等包容关系。以座椅为例，中国传统比较讲究意向与象征意义，手工也非常精细，会把重点放在椅子材料（木头等）的选用及装饰与做工等，以求更好地达到与自然结合的目的。而西方设计美学则强调实用功能的重要性，在设计的时候会把精力放在研究人的坐姿、椅子的尺寸、舒适度等具体问题上，以此来设计出更符合人体姿态的座椅。
东西方设计美学的差异在文化、艺术、建筑等诸多领域也很明显。如，绘画。受中国古代设计美学的影响，中国古代画家推崇的是意境而非写实。因此他们并不是写生作画，往往是游览了名川大山之后凭借自己的记忆绘画，借画来表达自己的志向、心情。如果说中国画家重写意，那么西方画家则偏写实，看重的是技艺和逻辑。继承了西方设计美学的精华，他们的绘画一种是强调反映物或人在光影下自然逼真的写实画，一种是表现极强逻辑思维的抽象画。同样的设计思想在园林建造中也有所体现。中国的园林建造受到诗歌绘画的影响，追求诗情画意的境界，因此它们通常被设计的曲折含蓄，着重考虑景观在情感上给人的感受，力求“虽由人作，宛自天开”之境界。而西方的园林则过于强调结构、对称、比例，且多会采用轴线对称，以此表现强烈的节奏和逻辑感。
不止这些，确切地说，凡是涉及到设计美学的领域，在东西方范围内，都有着不同的诠释和发展。但尽管如此，设计美学思想却是源于相同的出处——新石器时代。设计美学便是从那时起，伴随着人类历史走过了数千年，并一直指导着中国古代的设计。这些设计在历史的长河中保留下来，且璀璨至今，每一个都饱含了设计者聪颖的思想和辛勤的汗水。然而在这些优秀的器具中，中国古代灯具以现存数量众多，记载之详尽，且拥有着完整的发展体系和脉络，能够充分反映中国古代设计美学的本质内涵[2]。
中国古代灯具起源于火的发现和人类照明的需要。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设计美学思想体系的完善，灯具有了更广泛的作用和内涵。它们不仅仅是用作照明，更多的时候起到装饰的效果。所以古代的灯具也必须要符合设计美学标准，兼具功能和形式两方面才算得上是优秀的灯具。据考古资料记载，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有了成型的灯具出现。那个时期的灯具，受传统设计美学理论的影响，除了少量仿生、象形造型的铜灯以外，大多数灯具造型类似陶制盛食器“豆”。上盘下座，中间以柱相连。后来，由于青铜的发现、铸造技术的提高，灯具和其他器具一样，在美学价值上有了更深一步的发展。唐宋时期，更多的新材料被运用到灯具的制作中，于是出现了大量兼具实用功能和精美造型的灯具[3]。自那以后，灯具广为流传和发展。灯具的功能也随之完善，造型和装饰也更加贴近人们的审美标准、符合设计美学的规律。
中国古代灯具能够反映每一个历史时期的装饰风格以及人们的审美观念，是设计美学体系发展的很好见证， 其蕴含的设计美学思想和观念值得我们深入研究。中国的设计美学思想包括很多内容，尤以功能之美、造型之美、工巧之美、内涵之美为代表。在营造灯具造型之美这方面，古代造物者最常用的一种方法便是模仿自然形态。因此古代的灯具通常是通过具体的形状来营造出一种情景交融的精神境界，通过虚与实、意与境的相互结合，使灯具本身具有较高的情思和理趣，从而表达人们内心祈求融入自然的美好愿望。如图1的十五连盏灯，产生于战国时期，是由青铜制成，以造型独特闻名于世。那个时期中国社会十分动荡，艺术家们的思维也很活跃，他们希望更好的描述自然，与自然融为一体，因此这样一款造型的灯具应运而生。该灯为树形，中间一树干直立于灯盘之上作为灯柱，前后各有十五个灯盏，灯的底座上刻着镂空的龙，底座靠近中心刻着两个小人。在灯架上也分别设计了玩耍嬉闹的猴子和小鸟。从远处看，俨然一幅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画面。在造型的设计上，生动又富有情趣，灯盘的重复也表现出很强的形式美感。可以看出它倾注了当时人们最高的智慧——借助有形的物体传达无形的思想，表达了造物者渴望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愿望。而数字十五在文脉底蕴中也是蕴含着生命以及美好的向往的意思[4]。这件艺术品不仅在造型上构思巧妙，在功能和工艺的设计上也是匠心独运。灯盘高低错落，灯光可均匀地射向周围四方，使照明功能更加完备。在制作中，将工艺、雕刻等技术集于一身，手工精细，灯具连接处也吻合牢固。十五连盏灯将古代设计美学精华反映的淋漓尽致，在设计美学的各个方面都可作为典型的例子和代表。
当然，设计美学的内涵在其它灯具中也有非常显著的体现。以功能之美为代表，中国古代传统灯具的功能美学讲究“重己役物，致用利人”。强调器物是为人所用的，器物最本质的目的是更有利于人的生活，相当于现在设计所强调的“以人为本”。例如图2的汉代长信宫灯。这款灯具不仅在中国，乃至世界上都享有盛誉。该灯集各种美学内涵于一身，堪称“中华第一灯”。在造型美学上打破了传统青铜器具给人的笨重感觉，以宫女一手执灯为造型，含蓄温婉，整个形态极其优美自然。它在设计时比较注重概念，没有刻意追求严格的结构，将形象的东西抽象化，寓情于物，给人更加随和舒适的视觉感受和精神境界，与设计美学所追求的意境相吻合。在功能美学方面，除了基本的照明以外，还加入了蓄烟功能。设计原理是灯火的烟可积聚于器身内腔，然后从袖口排出，减少灯油的污染而保持空气清洁。其在功能方面做出的跨越，为以后的灯具设计提供了方向。它的制作工艺也是相当精湛。《考工记》中记载一个好的器物应该是“材有美，工有巧”的，就是说传统设计美学包括了材料的品质加上完美的技艺。从这件灯具高超工艺中就可看出造物者的审美观念。长信宫灯是通体鎏金的铜灯，整体由六个部分——头部、身躯、灯座、灯盘、右臂、灯罩组成，浇铸后合在一起。表面打磨得非常光亮，细腻，宫女的神态以及衣服袖子上的褶皱都栩栩如生，活灵活现，把工巧美学的内涵表现到极致。
说到工艺之美，还有一件作品值得一提，便是永乐青花折枝花卉八方烛台。主要是因为其表面精巧绝伦的花饰。烛台通体绘有青花，色泽鲜艳，釉面也是青白色，莹润、干净。烛台的烛插和座壁都绘有蕉叶纹，且纹理间通过线条粗细变化来表现层次。将青花瓷的端庄典雅以及高超烧制工艺在烛台中完美体现出来。而制作为八角，是借数字“八”来寄托祥和富贵的愿望、心意。
纵观这些优秀的灯具设计，它们造型独特、工艺巧妙、寓意深刻，每一个都承载了中国古代丰富的文化内涵和设计美学理念。可以说，这些灯具在设计美学的影响下，既将功能和形式的关系处理的恰到好处，还把古代人追求“天人合一”的境界充分表现出来。而且其设计美学理念合理科学，不仅对当时器物设计有很重要的指导意义，也是现代设计绝佳的灵感源泉。因此对中国古代设计美学进行研究是很有必要的，不但能够让我们对古代的设计理论和美学规律有更深一步的了解，也能更好地启发现代设计，用现在的设计语言来诠释传统，把传统应用到当代产品设计中[5]。在分析研究中国传统设计美学的同时，发掘中国古代的美学精髓，并在此基础之上，继承、发扬中国的传统文化。我们要做的不仅仅是符号的抄袭、形式的模仿，我们要深入剖析传统设计文化及表达方式，了解其美学内涵和设计语义，走出一条属于中国自己的特色设计之路。
参考文献
[1]童友军，李道兵.论设计美学产生背景及原因 [J].攀枝花学院学报，2008，（1）：83-85.
[2]王强.中国传统器具的设计观 [J].包装工程，2009，（11）：152-154.
[3]赵鹏.古代灯具中的传统文化要素[J].包装工程，2010，（8）：32-34，38.
[4]王乐琼.论传统灯具设计中的文化意蕴 [J].安徽工业大学学报，2007，（5）：70-71.
[5]祝燕琴，杨维平，晏群.中国古代灯具造型艺术研究[J].安徽工业大学学报，2009，（8）：120-122.
作者简介
【关键词】 马克思；人的本质；西方哲学
一、马克思人的本质思想的科学内涵
1．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明确地指出：“费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于人的本质。但是，人的本质并不是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首先人的本质的规定性不是人的自然属性、生物属性，而是人的社会属性。社会是人的社会，人则是社会的人。人离不开社会，社会制约着人的存在，规定着人的本质。如果没有社会，人就失去了自己的本质，人就不成其为人。“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关系”。其次人的本质不是由社会联系的某一方面决定的，而是由一切社会关系总和决定。把人的本质理解为社会关系的某一方面或者各种社会关系的机械的相加，都是片面的。只有以生产实践为基础，把人放到各种社会关系中作综合的考察，才能真正把握人的本质。同样应看到，处于不同关系的人的本质也必然是具体的、历史的、发展变化的。
2．人的本质在其类的区分上是劳动。马克思所阐述的人的类本质就是“自由自觉的活动”，即，劳动。所谓自由自觉的活动，就是指人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活动，就是主体按照自身的需要，价值取向亦即对于课题属性规律性认识所构成的目的而进行的感性物质活动。这种感性的物质活动，就是人的对象化活动，在哲学意义上，这种对象化活动就是劳动。首先劳动创造了人本身和人类社会。任何人类社会并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人和人类社会产生的内在机制，和现实基础是劳动，劳动是整个人类生活的一个基本条件。社会形成过程中，劳动起了决定性作用。其次劳动是人现实存在的根本前提。人必须通过自己的活动变革自然对象，创造属于人的产品。马克思认为：“劳动这种生命活动，这种生产活动本身对人说来不过是满足热爱的需要即维持肉体生存需要的手段。”人的生命的延续、发展首先需要通过劳动获取生存资料，这是人活动的首要目的，也是人存在的根本前提。
3．人的本质在其自然属性上是其需要。马克思认为人的需要是人进行生产和结成社会关系的动因，人们所以进行生产，是为了生活的需要。需要推动了劳动的发生，促使社会关系在劳动过程中得到发展，随着需要的不断满足，社会关系不断扩大、发展。可以说，社会关系的发展是随着需要的增长实现的，从这一角度看，人的需要是人的本质，它是人其他特性产生的前提条件。人在满足需要的过程中改造原有的需要，产生出新的需要，给劳动以新的动力，从而不断地使任何社会得以发展变化，因此，人的需要又是人的自我发展的内在确证和根据。
4．人的本质从相对于群体的个人而言人的本质又在于其独特性与个性。马克思指出：“人是一个特殊的个体，并且正是他的特殊性使他成为一个个体，成为一个现实的的、单个的社会存在物。”个人有独特的思考和感知活动，人由于自己的特殊性而成为一个个体，称为单个的社会存在物。在马克思看来，个人及其个性是在社会和社会关系中得以表现、实现和确立的。“个人怎么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即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么生产一致。”所以，处于不同社会现实中的人，必然具有不同的社会关系，也就必然具有各自的个性。
二、马克思人的本质思想对传统西方传统哲学的发展
